见微知著说诚信 文 / 陆岩（蒙特利尔） 国内朋友的女儿生孩子了，可母乳不足，要以奶粉补充。中国“毒奶粉”的风波虽已平息，可没有多少家长愿拿自己的婴儿冒险，除非万不得已，是绝不会买国产奶粉的。于是，我们在大洋的这一边开始忙乎。还好加拿大并未开始限购奶粉，买多少都行。 但在如何送达国内问题上却让人犯了难。用邮寄的方式不仅费用高、时间长，还有人说可能会被掉包。不得已只能四处打探有没有回国的朋友，问人家行李多不多，能不能给带两罐奶粉。而朋友们都表现出十分理解的态度。 一边为奶粉忙乎着，一边不禁想到，中国这是怎么了，连孩子吃的奶粉都无法让人放心。我们当然不能埋怨那些外购奶粉的家长，包括在香港因带超过两罐奶粉被海关“逮捕”的同胞，他们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才作出这样“舍近求远”的选择。没有厂商的诚实，怎会有消费者的信任。因此这场 “奶粉危机”表面看是厂商无德，监管不利，而深层原因则是社会诚信的断裂。 感受加拿大社会的诚信环境 加拿大也偶尔出现食品质量问题，但那多是因为疏忽，而非故意。这里商店退货的政策如此宽松，有些商品诸如服装甚至期限可达3个月。生活在加拿大，常常为这里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感慨不已。这里举两件笔者亲身经历的事。一次是在华人超市购物时，交完钱有一箱柿子忘了拿，回家后第二天要食用找不到才想起来，回去找售货员， 她马上说有这回事，不用看发票就把一箱柿子还给了我。 我还曾收到一张市政府寄来的“奇怪”的支票，既不是退税，也不是福利金，而是因为我交停车的罚款不知怎么搞的交了两次，在银行的机器上交了一回，又到市政府交了一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把交重的款给我寄了回来。 在加拿大很多工作单位，通常是只要雇员说与医生有约就可以请假，并不需要任何证明。请病假也不要假条，除非超过三天。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不舒服，不上班了。这使我们大陆来的移民感到不可思议。以前在中国工作时，就是请一天病假也要有医生的假条。可这也挡不住一些人，想方设法走后门找医生开假条。 从报上看到有来这里探亲的华裔老人，到Tiger商店买东西，那里有对60岁以上长者减价10%的优惠，付款时售货员只是问一句顾客，是否已过60岁，根本不看任何证件。这让我想起回国时有学长告诉我，很多人不到60岁，就弄了假的老年证，以便免费乘车，进公园；还有的到处去旅游。 近来加拿大匿名豪客在咖啡店自掏腰包几百元，请后面进店的陌生人消费的“善举”也频频见报。报道中更多地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举动传递的善意，而我也由此想到，这种事情出现要有社会诚信之基础。起码付款请客的人相信咖啡店会如数送出数量相等的咖啡。 这样的事在加拿大遇到得多了，使人感觉到这个社会人们之间有一种诚信的关系——因为大家都以诚相待，才有相互的信任，社会的和谐。 诚信缺失的社会成本 古语道：“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曾唱道：如果失去相互的信赖，我们将一无所有。诚信就是社会良好运行的润滑剂。没有诚信的社会，就像缺了油的机器，运转困难，无形中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 中国的奶粉危机的社会成本就是：厂家已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不倒闭也要减产，甚至生产合格奶粉的厂家也受到牵连。对一般大众来说，本来如此简单，上街就可买到的奶粉，却要辗转费力从海外购买，不仅要多花钱，还要费很多心思，搭很多人情。 买奶粉的社会成本其实还算低的。曾看过一则报道，湖北武汉一名大学生与同学一起玩水时溺水，有同学连打56个电话给其父亲和亲属，都被认为是骗子。打电话的人为了让对方相信，还说出死者的老家及出生年月日，以及上大学的详细情况，可对方依然不信。直到遗体打捞上来，家人赶来查验遗体确认无误后才嚎啕大哭。 这些个案已显示出中国社会信任度出了问题。而从总体上看有多严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月7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对此已有回答。这份报告提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正在进一步扩大，怀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成到三成的人信任陌生人”。报告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贵州一个迷路的11岁女孩，要求警察拿出身份证明才肯接受帮助。而群体间的不信任也正在加深和固化。以医患关系为例，许多医生感觉自己任劳任怨，却得不到患者的信任，有时还会受到武力威胁。这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还催生出一个专门的职业“医闹”。 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缺失 虽然一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等，但更直接的因素应是社会的透明、奖惩的公正、法制的完善，舆论的监督。这四个方面的完善程度决定着社会的诚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下层民众，而是来自社会的管理者。因为他们不仅掌握着司法断案、奖惩判别的权利，而且他们本身的所作所为也对社会运行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中国前两年曝光的上海法院法官们集体嫖娼说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也已毫无诚信可言。法官接受律师的贿赂，与律师串通一气；他们干嫖娼这样违法的事已经互相之间不用避讳，也不觉得羞耻。而曝光者从跟踪偷拍到把视频放到网上，更是因为不得已才想出的办法，因为他的冤案已不可能通过司法和上访的渠道得到申诉。 其实，中国司法界的问题连政府也心知肚明，否则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落马高官异地审判的主意呢？官方的解释说，这是“为了预防和排除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其实这种说法真的经不起推敲。先不说法律系统独立性何在，竟要躲避“干扰”，后半句则更是空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可能性能有百分之几呢？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里说，执法公正是稳固信任关系的防火墙。其实，保证司法公正并非什么难事。如果真想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审判，那就把法庭的大门向国内外记者和民众敞开，还怕有人干扰吗？ 可说到底的问题是，真正的干扰到底来自哪里呢？ 中国的民众肯定也希望有一个透明的社会环境，但现在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也确实起到了一些曝光贪官，揭露真相的作用，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说网络上的内容本来就真真假假，如果它真的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信任的消息来源，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诚信度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飞吧，思想 ——纪念威尔第诞辰202周年 文：廖康 熟悉歌剧者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是威尔第的《纳布可王》(Nabucco)中那首著名合唱的第一句（Va, pensiero）。那首合唱使威尔第一举成名。在歌剧里，战败的犹太人成为巴比伦的俘虏，铁链虽能锁住他们的身体，但却锁不住他们的心。他们向往自由，向往家园，坚信必然会获得解放，回家复国。1840年9月首演《纳布可王》那个晚上，演出结束后，听众们走上街头，兴奋地唱起这支歌，彻夜难眠。这首合唱深受意大利人民喜爱，几乎成为意大利的国歌。1901年，威尔第去世。意大利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人民把他当作民族英雄来悼念。在葬礼上，托斯卡尼尼指挥意大利空前绝后的巨大乐团与合唱团，唱的也是这首歌。 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在众人看来是一位福星高照的作曲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塞托（Busseto）附近的小村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跟本地教堂的管风琴师学习音乐。当地一位热爱音乐的富商巴瑞奇（Antonio Barezzi）欣赏他的音乐才能，出资让他学习，并让他去考米兰音乐学院。那年威尔第十八岁，但居然没考上。学院嫌他岁数太大了，别的学生十四岁就已经比他琴弹得好，乐理知识也更扎实。多亏他的赞助商巴瑞奇慧眼识珠，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培养，让威尔第住在米兰，自费跟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家学习。之后不久，威尔第开始写他的第一部歌剧《奥贝托》（Oberto）。威尔第二十三岁时与他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他的音乐学生、也是他的恩人的美丽女儿——玛格丽塔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一女，又一年后生下一子。锦上添花的是，斯卡拉歌剧院接受并开始排演他的《奥贝托》。 威尔第 然而，这位似乎倍受上苍眷顾的作曲家突然遭到巨大的不幸。他的女儿和儿子先后得病夭折，给威尔第歌剧《奥贝托》于1839年获得的成功蒙上浓重的阴影。虽然斯卡拉歌剧院的经理兼音乐指挥马瑞里（BartolomeoMerelli）非常赏识他的才华，还与他签订合同写三部歌剧，但上苍仿佛故意和威尔第作对，竟然让他妻子得了脑膜炎，于1840年骤然去世，年仅二十六岁。两年之内，威尔第一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孓然一身。其痛苦，没有相同经历者是无法想象的。更可悲的是，那年威尔第创作的偏偏是部谐谑歌剧《一日国王》（Un Giorno diRegno）。不难料想，歌剧惨败。这一连串的打击几乎断送了年轻作曲家的创作生涯。幸亏有慈祥的岳父和识人的指挥不断鼓励，威尔第才渐渐振作起来，一年半后，完成了他的第三部作品《纳布可王》。威尔第在1879年的自传概述中回忆道：“排演时，歌手们唱得要多差有多差，乐队的声音与舞台工人们干活的噪音混成一团。然后，合唱队开始心不在焉地唱起《飞吧，思想》。才唱了两句，剧场就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工人们一个个停下手里的活儿，他们坐在梯子和脚手架上一动不动地聆听。合唱结束，他们爆发出我所听到过的最响亮的欢呼：万岁！大师万岁！同时用工具狠命敲打着。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了。” 随后三十年，威尔第创作了二十一部歌剧，包括广为人知，至今仍经常上演的《弄臣》（Rigoletto, 1851）、《游唱诗人》（Il trovatore,1853）、《茶花女》（La traviata, 1853）、《化妆舞会》（Un ballo in maschera, 1859）、《阿依达》（Aida, 1871）。这些歌剧中任何一部都足以使一个作曲家永垂不朽。无论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是仇杀、嫉妒、牺牲、背叛，无论是儿女情长、悱恻缠绵，还是英雄命短、壮怀激烈，威尔第都能够谱之以恰当动听的曲调；让人一听就喜欢，真正是雅俗共赏。从1871到1887沉寂了十五年后，威尔第老年变法，一改谱曲风格，改编莎士比亚的话剧《奥赛罗》（Otello, 1887）为歌剧，突出戏剧性和音乐的整体性，使宣叙调和咏叹调融为一体，被人称之为瓦格纳在意大利的回响。威尔第的天鹅之歌是《福斯塔夫》（Falstaff, 1893），这是他在《一日国王》失败五十二年后谱写的第二部谐谑歌剧。虽然广大观众不是特别喜爱，但它一向得到专业评论家的赞赏和音乐演奏家及演唱家的热爱，终于让威尔第确信自己不是不会为喜剧谱曲了。 然而，威尔第最受人喜爱的合唱曲《飞吧，思想》是庄严、肃穆、深沉的。人民喜爱这首歌也和意大利的民族振兴有关。当年，意大利仍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人民渴望自由独立，渴望国家统一，就像歌剧中的犹太人渴望摆脱奴役，回到家乡一样。意大利人在烧炭党——即后来的青年意大利党——的领袖马兹尼(Giuseppe Mazzini)和加里坡第（GiuseppeGaribaldi，《牛虻》的原型）等人的领导下正在做艰苦卓绝的斗争。不难想象，这首合唱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高呼“威尔第万岁！”也是因为作曲家的名字VERDI是后来成为统一意大利的第一个国王名字Vittorio Emanuele Re D’Italia的字头缩写。当然，歌曲的最大魅力还是音乐。 这首合唱曲的音乐非常简单：一连串对称的旋律，在节奏及和声上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就是一些间杂断奏的三联音乐句，产生了哽咽般如泣如诉的效果。而且合唱几乎始终是齐唱，没有分部，仿佛是一个强大的集体的声音，或如罗西尼描述的那样，与其说它是合唱，不如说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共同的咏叹调。这首合唱不仅一下就攫住了意大利，而且很快也攫住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反抗奴役、反抗压迫、反抗专制的人民都在这首歌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斗争的勇气，找到了信仰的力量。它不像《国际歌》那样激昂振奋，但它更可能深入灵魂，让人知耻而近勇，令哀兵必胜，使人因信仰而得救。如果说《国际歌》是狂怒的浪涛，那《飞吧，思想》则是浪涛下汹涌的海潮： 飞吧，思想，插上黄金的翅膀， 飞到远方高高的山岗； 那里有故乡和煦的微风， 吹来一阵阵甜蜜的芬芳。 向着约旦河的两岸歌唱， 向着锡安坍塌的塔楼歌唱。 噢，我的祖国，这么美丽而可怜！ 噢，我的记忆，这么亲切而悲伤！ 先知的诗人，你金色的竖琴， 为何无声无息，挂在柳树上？ 再次唤醒我们心中的记忆吧， 再对我们讲述往日的辉煌！ 或者弹一支悲伤的曲调， 就像当年为耶路撒冷悼亡； 愿上帝激发你谱一首歌， 帮我们度过这受难的时光。 飞吧，思想 威尔第在家庭横遭不幸，事业遇到坎坷时曾经发誓再也不作曲，而且拒绝了好几个剧本。当马瑞里交给他索莱拉（Temistocle Solera）写的《纳布可王》时，他也没有兴趣，把剧本扔到桌上。后来他回忆道：“手稿张开，我的眼光恰巧落到‘飞吧，思想，插上黄金的翅膀’那一行。我浏览了那段歌词，深受触动……但我还是不想谱曲，我强迫自己合上剧本，去睡觉！……可是没用……《纳布可王》在我脑海里跳动不停！……我睡不着；我起身，阅读剧本，不是一遍、两遍，三遍，而是无数遍，你可以说我把全剧都记在心里了。”就这样，个人的痛苦、另一个民族古老的痛苦和意大利人民现实的痛苦融为一体了，他们解除痛苦的希望也融为一体了，并在威尔第的笔下升华为一首大合唱，升华为一部大歌剧。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

文字不过是思想之流 文：许锡良 杨绛先生曾经这样告诫年轻人：你们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确实如此。年轻人读得太少，而做梦又太多。然而，钱钟书先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读得太多，而想得太少，这种缺乏生命在场的海量阅读，终于使得钱钟书先生变成了活着的两脚书橱。钱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几乎无不浏览，尽收眼底，然而，他提出了什么思想？创造了什么方法？给社会创造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但是，也不能够怪他了，那样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如果有思想，有创造，那么他的结局可能是早早夭折。是中国社会环境把钱钟先生逼成了两脚书橱，虽然装了许多，却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按照叔本华的说法，钱钟书先生一生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大脑当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中国人却视之为学问很大，崇拜得不行，而且有好事者还开发出了一门新国学，号称“钱学”，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 不要怪我的学问做得不深，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做多深的学问。在一个常识都无法得到承认的社会，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者，你还能够研究多深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时间精力花在维护常识上，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倘若无视常识而故意玩高深，玩深沉，其实那不过是换了种种说法的文字游戏而已。好的文字直指现实世界，并不需要在故纸堆里讨说法。如果古人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够说，如果古人说错了的，我们现在就不能纠正，如果前人不述，后人就不能够作，那么，人类社会还会发展吗？要相信古人总有一些东西，是不适用现在社会的，也要相信现在总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当下社会的。 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活着的人，不要总是拿死人与传统来压活着的人。活人受死人牵连太过于沉重，就无法过得轻松。而中国儒家的孝文化，正是准备拿了死人与传统来压活人的一套学说。中国人迷信传统与古人，是与孝道文化直接相关的。这一套东西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情感，说白了就是走回头路。判断的标准就是越古老越好。这种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很可怕，因为，他极容易造就一代代的怨妇，总是抱怨自己生存的时代不如过去。孔子就抱怨自己的时代是“礼崩乐坏”，远不如500年前的周公好。所以，他才会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抱怨完了之后就是消极逃避现实世界。谁能够让时光倒流呢？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都是在这样的怨妇情结中度过的，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因此，我对此采用的态度就是尽量爱活着的人，努力批死去的人。人活着不易，无论批还是赞，总是难免带有利害冲突。然而，死人已经作古，他的所作所为，盖棺定论，应该为后人所批评。越是有名，越是影响大的人，越是要深刻地批评，死者不会回应，不会再伤害他，还因为，死者影响大，死得久，就越容易成为文化符号，这个时候对死者的批评，其实只是思想文化符号的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自然人的批评。倘若对死人不加批评与分析的话，他的思想及所作所为，就可能会误导后人。中国要形成这样的风气，就是针对活人的批评要特别慎重，对死人的批评可以大胆放开。中国人似乎对古人，对死人情有独钟，喜欢用温情与敬意款待他们，而对自己活着的同胞，则喜欢残酷无情地给予打击。现在要反过来，宽容活者，反思死者。 如果一个人心中有上帝，他立即就会发现，一切世俗世界里的权威都不再是什么障碍，更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顶峰。因为真正不可跨越的顶峰是上帝，因为造物主的原因，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孤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下地上唯我独尊的一份子。除了对造物主及造物主的创造物——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这个世界其实是任由我们去审察与思考的对象。越是敬畏上帝，尊重生命，越是有蔑视权威的力量与胆量。越是敬畏，越是没有恐惧感。 我为什么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是证明我的生命的方式。生命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那么人的思想也不应该停止。不要总是一下笔就要写出终极真理来，那些文字本来无非只是此时此地的思想轨迹与点滴的思想花絮，随时记下来就是，有如河流奔流不息，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流动而已。写作过程就是一个人思想之流，记下来的就是在思想之流里舀到了一瓢饮而已。一个人思想枯竭之日，才是他停笔之时，其实，这个时候也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结了。写作首先是面对自己的，是让自己阅读的，不要动辄想做圣人，总想“内圣外王”，给他人以特别的教训，板起脸来装B。 我们中国人，总是感觉学习多么痛苦，写作是多么痛苦，研究是多么痛苦，非勤奋与刻苦，无法度过这个人生的劫难。然而，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做出一个示范来，那就是还学习以快乐，还写作以乐趣，而研究的过程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这些事情是多么修身养性的事情啊。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需要什么奖赏呢？中国儒文化把一切学习的事情当成是一种敲门砖，是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当然是感觉苦逼了。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儒文化的熏陶下，颠倒了人类的本性，破坏了人类社会中许多自然秩序。比如，人天生有好奇之心，有创造的冲动，有丰富的想像力，有探究的欲望………然而，都被圣人文化扼杀了。人类社会还有市场交易与相应规则的制定，也被儒家圣人君子文化给取缔了。人类社会本来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与生活幸福的，然而，却被儒家圣人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居金字塔顶端的几个圣人君主贤相便擅自为民作主，剥夺他们思考的权利，探究的权利与选择的权利，把人之本性中明明是主人的那些特质，变成了一个人奴性十足的动物。 “天赋人权”是多么好的思想学说，这个学说能够让最大多数的人获得幸福，然而，反对这个学说的，不仅有“天赋君权”、“天赋圣权”，还有“预付人权”。这些说法，无非就是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需要圣君施舍给你，你才能够算什么。你就是一条狗，主人不施舍，你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这个说法正是这个逻辑的结果。因为国家本身是不会有自己的声音的，有声音的只能够是代表国家的圣贤君主帝王们，其实换个说法就是“没有圣人君主帝王，你什么也不是”。你的生命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杀你，你就要学会感不杀之恩。

旷代的忧伤 文：林贤治 世界上没有哪一位画家，乍读之下，会使我立刻想起年迈的母亲，行将荒芜的田园，和久别的胼手胝足的兄弟，除了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以锋利无比的雕刀，侵入石板、铜、坚韧的木质，而直抵内心。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蝴蝶、春天、蔷薇园，都斑斓在别一世界。这里则是黑暗的中午，是展开在哑默中的广大的底层：种植饥饿的耕夫，褴褛的织工，失血的妇女，早夭的儿童……人类弱小而纯良的部分，苦难覆盖他们一如绵亘的岁月；反抗的意志，乃在无从察觉的最沉重因而最稳定的处所萌芽。乌黑而深垂的手，纷纷抓起武器，从铁镰木斧直到随处可见的石头，复着先人猎兽般充满激情的原始动作。在铁栅外面，奴隶们怒吼、欢呼，跳断头台之舞；然而，节日尚未诞生，就已经被勒死在绳圈里了。既然全身光裸的母亲双手高举自己的孩子，作为牺牲奉献给了时代的祭坛，那么孕妇，那位身著袍服的未来的母亲，为什么仍然温静、安详如冬日的稻草垛？ ——等待会是有意义的吗？ 珂勒惠支一生作了50多幅自画像。这些画像，无言地纠缠着所有受难的妇女的灵魂，正如画家给妇女造像时，着意保留自己的影子一样。她们是如此相似。我看见她们常常交叠双手，抱着前胸，仿佛永远在护卫着怀中的生命；一俟无力与死神争夺，遂以手加额，在极度的疲累和无望中作不屈的沉思。母性博大、慈爱、坚忍、庄严，渴待生命的热情，于她们是上天的赐予，徒劳然而无尽；即使燃着逼人的愤怒，她们的目光，也一样流露着旷代的忧伤。 版画原本是男性艺术。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明显地具有对抗性质：坚定、沉着、富于锋芒。珂勒惠支以天生的大悲悯，容涵这一切，浸润这一切，于是，她的版画制作，通过粗犷而细腻的描线，单纯而丰富的颜色，遂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女画家承认，自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她决心以此在人们普遍彷徨失措和急待援助的时代中发挥作用。显然，艺术的作用被她过分夸大了，实际上，艺术很少有机会进入森严的社会。即如珂勒惠支，虽则没有放弃当一名“律师”的责任，所有作品都服务于“控诉”、“警告”和“呼吁”，倘使法西斯政府如后来所做的那样，把强令退出艺术机构，禁止举办展览等等措施提前实行，那么，什么劳什子版画，都将完结得无声无息。然而，艺术的本体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一个艺术家，即使剥夺了可供他利用的所有的传播媒介，也无法剥夺艺术本身。也即是说，一个艺术家的出版自由可以被剥夺净尽，但是创作自由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在创作的任何一个瞬间，作为艺术家，他已经表达过了。毕竟已经表达过了。 真正伟大的艺术，是以某种具体的艺术媒介，对人类苦难所作的最富于个人特质的强大的反应与深刻的诠释；即使这苦难牵涉到了生命的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部分，也仍然同人类当下的存在密切相关。珂勒惠支的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她以一位母亲的无限阔大的襟怀，遮没了美术史上所有的男性画家。 巨人米开朗基罗，他的痛苦与狂欢也许永远无人知晓，但是，光华灿烂的绘画天才，毕竟为教堂和陵墓而照耀；垂死的奴隶石雕，不过小小的缀饰而已。可怜的提香，一生绘画都献给了王公贵族。而那些阔人，据传对他也很敬重，弄到尊贵的查理五世大帝居然亲自为他捡拾画笔。于是，冈布里奇便得意洋洋说是“艺术的一个胜利”。到底谁是胜利者呢？雷诺阿的浴女是有名的。然而，漂亮而已。在画布上，她们与洁白的细颈瓶、花束、红苹果一类毫无二致。高更老远跑到塔希提岛，出于对文明的厌憎，一打—打地画了许许多多半裸的女人。其实，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一些富于水分的热带植物更合适些。凡高用旋转的笔触把一切画成自我，唯吃土豆的人一如土豆，安静而淳朴，而人却遁逸了。视觉艺术一旦把象征性背景撤离视野，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蒙娜丽莎的微笑，一半像上帝，一半像魔鬼，美在什么地方呢？仅在于猜不透的诡秘么？所谓美，乃是世界上最没有分量的东西；它纯然是一种快感，而快感是不负责任的。米勒恐怕是第一个赞美农人的画家了，遗憾的是，他笔下的兄弟没有惊恐，没有愤懑，没有悲痛神色；一个个全是那么高贵、肃穆、虔诚、顺从！ 谁像珂勒惠支呢？ 看看本世纪最著名最富有的画家毕加索吧。他的大多数作品画的都是女性，男性少得惊人。关于这点，与珂勒惠支颇相类似。可是，毕加索的女性只是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对人体所作的幻想与拼凑，是纯粹的性角色。珂勒惠支也写性。她的《农民战争》组画之二，画的一个裸女，仰卧在地有如静物；然而，另一批静物如狼藉的花草，包括凡高未尝画过的葵花，都在暗示：此间并不平静。可以断定，裸女曾经有力地挣扎过，动弹过。由是，我们便进一步窥见了画板的隐面，裸女之外的系列的人们。可以说，珂勒惠支雕刀下的形体，都不是单个的存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人的生活，构成为复合的处延的成分。——大约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内涵罢？毕加索自离开西班牙之日起，就被一群女人、猴子和马屁精所包围，以致完完全全失去了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正常的感受能力。他是一个天性聪颖的顽童，追逐刺激、新奇、满足而又永远无法满足的浪游者，他活在性欲、虚荣心和一个接一个恶作剧般的胡乱涂抹的行为之中。立体主义的发明，便是题材匮乏和激情枯竭的明证。悲剧无法进入他的作品。一个对政治社会不感兴趣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然而，艺术家的品格注定是悲剧性的。是人类的普遍受难使艺术家的产生成为必要和可能；倘使状况已经改善，海晏河清，光天丽日，那时艺术家大约也就可以沉默了。 真正的艺术家，心目中是没有“艺术”的，唯有人世间的苦难而已。珂勒惠支曾经作过一次罗马之行，可是古典的完美的废物对她并不生什么影响，因为她始终在注视现实中的缺陷和污秽。其时，现代派的抽象艺术早已流行，而她，竟也浑然无觉；对远离生命实体的新生的东西，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迟钝和淡漠。她总是一个人，固执地默默地走着写实的道路。作为苦难的承担者，珂勒惠支是孤独的，所以是强壮的。 法西斯当局所以迫害珂勒惠支及其版画，就因为充分地意识到了她的艺术力量。无论如何，那样一批摧残艺术的党徒和警棍，是颇懂得她的艺术力量的。相比之下，自诩为艺术美的创造者和批评家倒是一群呆鸟。他们普遍传染上了一种专业性疾患，开口闭口动辄光、色、刀法，煞有介事地做着所谓艺术分析，其实是对艺术的最精致最残忍的肢解，乃至不惜抛弃整体，艺术中的人格与精神。 珂勒惠支的伟大地位，无疑地遭到了压制和贬损。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十月随想 文/ 林炎平（蒙特利尔） 风瑟瑟，十月已至。十月，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月份。1911年的这个月份，武昌起义揭开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序幕，至今已是百年诞辰；1949 年，在中国大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逾一个甲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文的遗训依旧在故乡和海外回响。 今天在海外生活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不管是已经数代生活在海外还是第一代离开故乡，都与台湾海峡两边的故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一个人以何种心情离开中国，此时此刻对故土的思念也许会更加强烈一些。 我们，是爱我们的故国和故乡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腰缠万贯或身无分文，总会把故乡带在心里。但是，我们也许是不够爱故国和故乡的，否则为何浪迹天涯，为何在抉择时几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故国而选择了这片本来陌生的土地？ 我们念念不忘故乡，却又自愿背井离乡。于是故乡成为了一种怀念和憧憬，因此，故乡变成蜃景，比真实的更加可爱。然而，我们心里明镜似的，在真要抉择时，蜃景就还原成现实。于是，我们都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来到了这个陌生却友好的国度。尽管有人不遗余力地诅咒他乡的不尽如意，但底线是“绝不始返”，亦即绝不回故国去做主人，至多只去做客人。 我们也许不能指责这样的表里不一，其实自古那些声称怀念故乡的人，多数是不回故乡的。唐朝的李白写下了多少思乡的名句？但他从来没有回过，甚至没想过要回他的故乡——远在中亚的碎叶城。但是，在故乡这个话题上，我们很难指责李白为语言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侏儒。李白有李白的道理，正如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但是李白是值得崇敬的，因为他对他脚下他乡的热爱实实在在。一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便胜却了多少“低头思故乡”。能够对自己选择和拥有的感激和自豪，才更使得李白对无法选择和不曾拥有的故乡的思念显得超脱和高贵。 故乡碎叶城对于李白来说一定是朦胧的，李白不知道故乡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故乡当天发生了什么。他唯一可以肯定是，今夜的明月也同样照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知道故乡过去发生了什么，近来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正发生着什么。甚至我们比故乡的人们知道得更多。于是我们比李白更加现实，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欢欣鼓舞，更加义愤填膺。…… 不管故乡如何，我们的关心丝毫不减。都说“往事如烟”，其实不然。往事从来都不曾如烟逝去，而是久久地积淀在经历者的心底，成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的依据。 说到李白赞颂华山的诗句，不禁感慨万分。华山就在我故乡，在人生和故乡最艰难的时刻，我登上了华山。那也是一个十月，是夜明月当头，次日晴空万里，置身峥嵘之上，遥望黄河如丝，目睹华山的劫后余生，想到李白的不朽诗句，我从此打定主意——背井离乡。 是什么人可以如此作贱故乡？华山所有的古迹都被砸烂，甚至护栏。山上原有“下棋亭”，何时建造，已不可考。传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早年是个游民，和人在此下棋赌博输光后用华山作赌资。后来果然得了天下，华山也成了他家的私产。红卫兵秉承旨意，砸烂一切，连下棋亭也掀进了深沟。时过境迁，在新造古迹的浪潮中，近年又新造了个下棋亭。 我不可能热爱赵匡胤，他不过是一个窃国大盗；我不能容忍毁坏下棋亭，那是故乡的遗产；我更不能容忍那些砸烂一切的愤青和他们的始作俑者，他们无视历史和他人，因此注定将被历史和他人蔑视；我也不能不嘲笑新造古迹的荒唐，只有刻意要忘记历史的人群才会乐此不疲这样的蠢事。 于是，我只爱华山，而不爱他们。于是，我浪迹天涯，并不曾忘记华山，却不屑与他们为伍。不难理解，对华山的感情，就是对故国的感情。我们并未忘却故乡，不管多少恩怨，它至少给了我们背井离乡的勇气，和牵肠挂肚的思念。 于是，我们思绪万千，在这个十月，在每一个十月。

三 亨 利 之 战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从左至右：亨利三世，吉斯公爵，纳瓦拉亨利 拙文《法国大革命》，介绍同名电影。文中提及，该电影序幕揭示两位主角：路易十六与罗伯斯比尔。 影片开头，平民与一些贵族、教士先获按人头计票权，后组建制宪会议。他们受过启蒙，要求平等，并以宪政来落实。奈国王调兵违抗，末了举家出逃（其实可以将妻儿等送出国，自己留下来），因为此君笃信天主教的“君权神授”。 近结尾小段，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节”庆祝场景。花车游行，罗伯斯庇尔率一众议员参与并演讲。恐怖时期信仰危机，人心不安，教会靠边。罗氏深信自然神论：灵魂存在以及神至高无上，欲以此作法国国教。 至上崇拜节 一个靠信仰维持权力，一个凭权力创建信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政治革命，翻遍全部史册，找不到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因而只有将它与宗教革命相类比。作者提到“十六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在法国，便是宗教战争。法国人行事独具一格。论重要性，16世纪宗教战争仅次于18世纪的大革命。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瓦洛瓦王朝（les Valois，1328 - 1589） 出了个法朗索瓦一世，文治武功，海外殖民。他派杰克·卡迪埃来北美（蒙市有座Jacques-Cartier桥），创建“新法兰西”（今天的魁北克），并先后接纳受迫害新教徒约二十万。此君还有一桩大事，为其子订亲，意大利名门，而且独女，美第奇家卡瑟琳（Catherine de Médici）。家族祖上务农，后经商，再从政，迁居弗罗伦萨（港译翡冷翠），叔父教皇克莱门七世（Clement VII）。政治婚姻，老王谋划朝廷与教廷联姻，未料此女日后给法国带来腥风血雨，断送瓦洛瓦王朝。其子15岁继位后十二年，命丧一场比武，卡女守寡。王位父传子，不料隔年把驾崩，好在卡女多产（共十名），就再来个兄及弟，称查理九世。 卡瑟琳 卡瑟琳摄政，恰似慈禧垂帘。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有个马基维利（Machiavelli），研究权术，颇如中国秦代韩非子。太后谙此道，长于弄权，也就深为民众痛恨。另外，法国人觉得她生于文艺复兴发源地，竟然修养欠缺，就说钱吧，带来嫁妆太少。克莱门果然抠门，巨额许诺，但分期付款，不料次年自己蒙主宠召，嫁妆也就化作断线风筝。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秦坑儒，汉开始尊儒，不过即使佛教，在中国也受皇权控制，于今更甚，官员要去佛寺视察、作指示，况儒教虽然称教，实质仅为一家之说，统治者工具而已。而基督教原先备受迫害，逐渐成为国教。天主教自称最早、至圣、直接传自使徒，正式名称：“公教”或“普世公教”，Catholicism 一词原意为“普世”。罗马帝国东征西讨，在欧洲大陆成大一统，版图曾遍及欧亚非，今天的欧洲诸国当年均系帝国行省，也只有天主教配做精神领袖，跨越民族、习俗、文化、疆界国土，直指人心。 多少世纪以来，权势与财富增长，腐败就加深，教会获丰厚捐赠，还接受教徒遗产，取得大量土地，享豁免权。此帝国税收减少，到后来只有教会办得起慈善，甚至社会福利，变成下层民众知音。它也吸引世俗贵族皈依，竟相捐赠，在教会中谋取神职。 如此，一些靠钱财换取神职或晋升者，图享受甚至淫荡，进而经营酒店赌场，有薄伽丘的《十日谈》揭露这种状况。最公开而荒谬的是出售赎罪券，无须修行积德，与生俱来的原罪可用金钱一笔勾销。 16世纪初，德国维登堡大学讲师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迅速遍及全欧，所作“九十五条论纲”抨击赎罪券。法国新教先驱加尔文比路德更激进，信徒俗称胡格诺，尤其在法国南部众多，有市民、农民还有贵族，后者利用新教对抗国王专制。 加尔文 新教强调信仰得救，否认罗马教廷权威、废除繁琐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及朝圣斋戒、实行教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建立简化、廉洁教会。 天主教对此十分震怒，教内也有如耶稣会之类提倡改革，重申教士仍须生活贫穷、贞洁、服从（加上一条：绝对服从教宗）。此外开了十几次会，内部搞了些整冠、洗澡之类。但同时，开列禁书名单、恢复异端裁判所（即：最高宗教法庭），最后武力征讨新教徒，凶相毕露，重弹十字军老调。 教廷召见路德，后者倒也坦然要去罗马，被人劝阻。公元1414年，宗教改革的先驱，捷克的胡斯，就是被诱骗，让教廷以异端罪烧死。 宗教战争（1562-1598 ） 1562年，洛林的吉斯公爵，铁杆天主教派，其部队在Wassy残杀胡格诺，死伤约二百多人。战争由此触发，三十余年内大小战役不断，自始至终双方均借助于外邦教友，天主教派靠西班牙，胡格诺则有英、德及荷兰。 1570年，南方胡格诺由科里尼将军率领逼近巴黎，太后妥协，承认信仰自由，更施怀柔，将女儿玛戈（Margot，Marguerite 的乳名）许配胡格诺领袖，纳瓦尔国王亨利（Henri de Navarre），此为三亨利之一。 玛戈王后 公爵次年即被胡格诺刺客杀掉，其子吉斯亨利（Henri de Guise）继位，是为第二个亨利，比乃父更铁杆，更有野心。太后继续控制已成年国王，局面如慈禧与光绪。她既疑心吉斯亨利欲染指王位，又担心纳瓦尔亨利日益获国王同情，于是在两者之间玩权术，此一番竟趁大批胡格诺来巴黎庆婚礼，让天主教派大肆屠杀。卡瑟琳对胡格诺恰如慈禧对义和团，而且更毒辣。 1572年8月24日，圣巴特勒缪节。凌晨，鸣钟为号，按事先在每家胡格诺居处门前所作记号，天主教人马对毫无防备而且熟睡的胡格诺下手，不论男女老幼贵族平民，一律格杀。巴黎并非今天那么大，且夜间城门关闭，逃生者极少。加上深夜有些市民误认胡格诺肇事，随大流追杀（随大流者常常助纣为虐）。血流遍地，塞纳河染红，街头尸体堆积。太后白日穿黑袍，宫女伴随，巡视检阅。如此连续几天，且向外省蔓延，史家倾向总数为七万人丧生，其中巴黎三千。 圣巴特勒缪节大屠杀 科里尼第一蒙难。纳瓦尔亨利多亏玛戈保护。两人虽毫无感情，且各自有情人，但玛戈向查理王（自家兄弟）为夫君求情。 科里尼第一蒙难 玛戈拯救亨利 教廷有否幕后操纵？天主教甚至否认其教徒参与，说此系王室为剪除异己之极端举措。但是，吉斯家族不但阵前逞凶，而且参与幕后预谋。 另一疑点：胡格诺头目中不乏深明事理之士，更兼科里尼前几天遇刺，刺客明显来自天主教派，何以不防范？本人觉得并非能力问题，而是自由派往往心地善良，且指望他人也如此，而倾向专制者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尤其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要当心那些守旧、唯上、极左的人，此辈不但人品差，更是欲望强而见识短，因而靠告密输诚、卖友求荣来助纣为虐。笔者多年阅人，更有亲身经历。 这是宗教战争高潮，梅里美有长篇小说，中译本名《查理第九时代轶事》（梅氏另有《嘉尔曼》，改编为歌剧《卡门》），大仲马有《玛戈王后》（La Reine Margot，有同名电影），以大手笔勾画离奇故事。 1574年，查理九世驾崩，再兄及弟，称亨利三世（Henri III），是为第三个亨利，卡瑟琳先后有三子称王。不久便是三亨利之战：朝廷、新教与天主教。吉斯亨利因其父在巴黎供职，纳瓦尔亨利因家庭变故，都在巴黎度童年，又兼原本有血缘关系，哥儿仨一起，三小无猜，谁料日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且每逢两军对垒，都祈祷上帝保佑，上帝为难，不知保佑谁。 亨利三世 此时胡格诺派在南、西部组成联邦，对抗王权（共和倾向）。1573年查理九世签和约，准许一些地方信仰自由。1574年胡格诺再起事，次年来个总动员，为圣巴托勒缪屠杀复仇雪恨。1576年亨利三世签署了Beaulieu敕令，谴责圣巴托勒缪屠杀，为死难者平反，除巴黎和王室驻地，其它城市允许新教活动，并给胡格诺担任公职权，就此承认了胡格诺占区为国中之国。然而吉斯亨利在北方建“神圣同盟”，自行征税募兵，力图全国宗教统一，由此重开兵燹。 1585年始，三亨利混战。吉斯亨利在南特重组同盟，巴黎等城市归附。同时，国王撤销前两次敕令。胡格诺在纳瓦尔亨利旗下应战，1587年在Coutras击溃同盟军。后吉斯也重创胡格诺军。1588年吉斯进入巴黎，亨利三世逃到Rouen签一道敕令，委屈求全，但年底便遣人暗杀吉斯亨利与同盟所有头目。巴黎发生暴乱，吉斯党人掌权，亨利三世遂与纳瓦尔亨利联合。 Coutras战役 1589年8月，亨利三世遇刺身亡，法国习俗与法律并无女王，纳瓦尔亨利继位，称亨利四世（Henri IV），头衔为: 法兰西及纳瓦尔王(Roi de France et de Navarre)。波旁王朝开张，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整二百年，不多不少。 亨利四世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无法攻克巴黎，盖市民九成以上信天主教，遂于1593年改宗天主教。未几新旧教达成协议。1594年，亨利四世进巴黎，受隆重欢迎。此后各地归附，至1598年南特赦令（Édit de Nantes）颁布才告尘埃落定。 此系第一部承认信仰自由的法令，法国开实行宗教宽容先例，对于解放思想、破除天主教会大一统影响深广。 窃以为，信仰既然尚待证实或证伪，就不可强加于人，或凭权力搞举国体制，如李慎之所说：不能把社会主义作为国策。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组织公社实验，失败也无妨，后来伟人想出“科学社会主义”，要夺权，再全国全球推行，说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悲剧就来了。教与政不分，教训惨痛，故法国大革命确立政教分离。 其次，信仰与信仰鼓吹者不能等同。基督教不等于基督教会（共产主义不等于共产党），后者不消说混进一些自称有信仰的江湖术士，神棍党棍。若说教义尽善尽美，教会就难说了。共产主义令人向往，共产党则已经异化到资本家可以入党了。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1）——初到非洲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将陆续在本刊登载。 至今我还留恋塞内加尔的阳光，明媚的，热烈的，即便常常有飞扬的尘土扑面而来，仍然处处是灿烂的晴朗，让人的心情不由自主欢快起来。 我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在非洲西岸之角那个叫塞内加尔的国度生活过两年时间。离开生活了四年的瑞士，我们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我头脑中全是电影中的场景，计划四年的生活让我很是憧憬，我甚至还置办了白色的长衣长裤和精致的布鞋，想像着在沙漠或是丛林里能拍出多么美丽的照片。飞机落定达卡（DAKAR）国际机场，非洲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机场居然像个大集市，有人扛着大箱水果，有人背着乐器，还有抱着一卷地毯出现的，机场外全是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小贩，有的追上来就很兴奋地说个不停，那时我的法语还在起步阶段，鸡同鸭讲，我只能回以傻笑。先生嘱咐我：“跟紧了，这里不是欧洲，小心你的包。”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一直都是倒背着我的小包，诚惶诚恐地体会着这个完全不同于想像的世界。 我的精致的小布鞋完全派不上用场，达卡虽然是赛内加尔的首都，号称非洲的小巴黎，但还是不同于我生活过的所有城市，干季处处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桌子每天擦，每天一抹一手黄，我们这些刚来的菜鸟，买桶装水喝，吃欧洲带来的米面，所有蔬菜瓜果能削皮的削皮，不能削皮的做熟了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拉了一个月的肚子。达卡的物资严重依赖法国，你可以找到法国人开的肉铺、面包店、各个国家的餐馆、欧洲进口的零食、调料、生活用品，但价格贵得离谱，作为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我开始像当地人一样，每天趿拉着夹脚拖鞋，四处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 我们租住的大宅就在海边，步行两三分钟就是渔船码头。我的非洲生活就是从家门口的鱼码头开始。九十月份的达卡，日均气温25度左右，是旱季时节，每天早起，一派艳阳天，海风轻柔而温暖，我带上大沿儿草帽，双肩包倒挎在胸前，手上拎了个购物袋，出门打渔去。大海就在眼前，还能愁没鱼吃吗？路边有几个木板搭就的简易桌子，桌上竟是些我不认识的鱼。但我立刻就被桌后坐着的黑人大妈吸引了，非洲女子似乎天生就有极好的色彩感，她们要么穿剪裁合身的长裙，要么穿巨大的风袍，衣服花色和细节搭配总是恰到好处，配上她们黝黑的皮肤，煞是好看。卖鱼也穿得这么漂亮，我顿时觉得非洲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美好。不过眼前的鱼就没那么养眼了，它们就这么躺在木板上，没有任何保鲜措施，大妈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上的一枝芭蕉叶，她们缓缓地摇着叶子，象征性地驱赶着成群的苍蝇。我不识海鱼，也从未买过未加工的鲜鱼，看着眼前这些被苍蝇覆盖，味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鱼，我望而却步。 海滩上有几艘描绘着艳丽图案的渔船，我决定去寻找打渔人，但这里的渔村着实冷清，沙滩上简易的鱼摊只有几位妇人和身边的小水桶，我正想去看个究竟，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他高大帅气，黝黑的脸上有双迷人的大眼睛。他热情地招呼我，自我介绍叫马马杜，看我法语比较困难，马上改口说上了英语。听说我要找鱼，他一脸自信地说：“我就是打渔的，跟我来。”我跟着马马杜看遍了大妈们面前的水桶，终于买了条大鱼和一只螃蟹。热情的马马杜拿出本子，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说一旦打了新鲜的鱼虾，会上门服务。马马杜年纪轻轻，高大帅气，能说会道，行为举止绝对绅士，他不但会说法语，英语，还会点意大利语，中国话也能比划几句，更厉害的是，这些都是自学的。漂亮的马马杜带给了我非常漂亮的非洲印象，即便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渔船的拥有者，而不过就是守在海滩边等候外国人的众多“生意人”之一。他们大都叫马马杜或者瓦里，逮着老外去鱼摊当导购，因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的渔民只会说土语，你如果不懂行情，他们真能赚不少“差价”。但我一点儿也不怪马马杜，多聪明的男孩儿啊，他懂得自我包装，懂得顾客心里，殷勤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个商机。当然我也像其他外国人一样，很快就不需要马马杜了，但我仍祝福他，那个坐在海滩边等待着陌生身影的男孩儿，可以在不断的磨砺中成长，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孤 独 文：倪志娟 在北京参加了三天的哲学研讨会，就象看了三天的表演，最好的表演者并不是坐在台上讲课的那几个学者，虽然每次讲完后，求合影的、求签名的崇拜者都围满了他们左右，但相比于演艺界中追星族的疯狂只能算是小巫，没有什么新意。真正有趣的是另外一些和我一样坐在观众席上、却并不甘心做观众的人。每次讲课结束后的提问时间，他们总是很踊跃地站起来发言。 这些发言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首先就申明自己是哲学的外行，但对哲学非常向往。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我才知道来参加会议的并不是清一色的高校教师，还有商人、政府官员，甚至还有一个渔夫和一个73岁的农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老农民，长得瘦小精干，一点也不显老。跑到台上，用一口非常地道的方言讲演，他说话的时候很投入，全身都在动，两脚跳跃着，拿着话筒的手上下摇动，另一只手也不闲着，在空中左抓一下，右抓一下，表情异常丰富，声音也抑扬顿挫，时而还自我陶醉地大笑几声。这人应该是个天生的小品演员，只是站错了舞台。我们完全听不懂他的方言，却被他的样子逗得大笑，会场一时很乱，和上面写着高级研讨会的横幅很不相称。终于有人站起来冲着他吼，让他讲普通话，他仿佛辩解了几句，依旧用的是方言，很无辜的样子，我们又忍不住笑，他坚持说完自己的话，才下去了。 还有一类人是哲学的痴迷者，喜欢上台发表自己的新观点，口气都很大。有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说他发现了相对论的九点漏洞，还有一个年轻的军人，说他要重新定义哲学体系，哲学应该数字化，至于怎么将哲学数字化，他又说不清楚。还有一个笑眯眯的男人，每天都要发言，每次发言又很罗嗦，大意是说哲学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本土哲学，他从89年至今，一直关心哲学的动态，已经找到了发展哲学的新方法，积累了150多万的读书笔记，恳请在场的领导和专家关注他。 这些人发言时，台上的专家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而其他与会者则不耐烦地用嘘声驱逐。我记得有一个名人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强调人的言论自由：大狗有叫的权利，小狗也有叫的权利。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这些“小狗”可以付出金钱购买“叫”的权利（三天研讨会的会费是三千多元），可是他们自叫他们的，没有人重视他们的声音，绝大部分人是冲着“大狗”的叫声而来的。 晚上聚餐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起他们，直接用了疯子一词，有时候会加上一个修饰词：可爱的疯子，大家一边调侃着他们，一边也夹杂着一些难辩悲喜的感叹。 也许人的确是一种矛盾体。一方面，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不可能与其他人真正理解和沟通。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处在群体之中，只有得到群体的认可，内心才能圆满。这些行为怪异的疯子，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中自得其乐，但他们一定只拥有一个自适却并不自足的世界——他们努力想得到关注、认可和理解，正说明他们不能自足。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人的孤独了，有人又非要去求得理解，这就使孤独的人生又具有了一种悲哀的意味。这样，当我们反观一切孤独者的行为时，仿佛都在观看一部悲剧的上演，而无论其中的主角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疯子，有些可爱，有些并不可爱，绝大多数是不可爱的，非得等他们死后，隔了生死的界限，他们才逐渐可爱起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人们都恨他们，厌恶他们，或者忽视他们，他们享受着孤独，也受着孤独的折磨。从会上这些活生生的“疯子”身上，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疯子们的遭遇。比如庄子，尼采，康德，卡夫卡等人。 先说庄子。庄子和惠子在壕梁之上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可以看到庄子是深刻地理解人的孤独的宿命的。在辩论中，他关注的是鱼之乐能否被“知”、以及如何被“知”的问题，假如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如何可以了解他人的内心呢？我们又如何传达我们的内心呢？假如不能了解，也不能传达，那么人内心的乐与悲又有何意义呢？庄子一生看似洒脱，其实他一生就挣扎于人性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对立之中：“梦蝶”是对梦与醒的思索，“鼓盆而歌”是对生与死的思索，“无用之材”是对苟活与成就生命之意义的思索……有限的生命，无涯的宇宙，两极的对立多半是让人“殆矣”，“一生死，齐万物”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庄子才会向往逍遥游。 再说尼采。我喜爱尼采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因为在生活中，对具有尼采气质的人我一向敬而远之。但这并不妨碍我被他的思想所激动，这大概是由于他的思想中注入了他的整个生命的缘故。身体病弱的尼采，一生遭尽冷漠与白眼，他的内心却依旧蕴藏着伟大的爱，在他彻底疯掉之前，他在街头泪流满面地扑向一头被鞭打的驴子，试图用自己的身躯去保护它，显示了一种强大的博爱精神。或许他真的希望做太阳，可以拯救一切处于阴暗之中的人们，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理想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然而他说：即使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也要快快乐乐地去演。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地快乐过——应该有过，当他写作的时候，但他的确把孤独当作了家，最终流着泪回到了他的“家”里——在疯人院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 孤独且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人，多半是智者，而智者毕竟只占人类总数中的极少数，那么，其他人即所谓芸芸众生又如何呢？鲁迅笔下的阿Q也许算是芸芸众生的典型，是千百万蒙昧的孤独者的绝好画像。 阿Q一定不知道孤独是何物，但他又确实是孤独的，他想姓赵，想革命，想和吴妈困觉的行为，都是想寻找同类。同时，阿Q又清高得可以，不愿和小D王胡同流，不喜欢小尼姑，为头上的癞子自卑又自傲，他分明无法和别人同类。到最后，他莫名地被抓，也不觉得有多么难过，因为人都是要死的，他终于可以和其他人做同类了，所以死反而是他的一点安慰。他是迟钝的、可怜的，无法自己做主而将一切被动当作了理所当然，让人看着想笑，更想哭。在他身上，时时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阿Q的刻画显示了鲁迅的伟大：一切伟大的作家都不止表现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暗示出这种批判的徒劳，因为现实的残缺其根源在于人性本身的残缺，人性既然无法圆满，现实当然也是无法改变和抗拒的。 研讨会上，有一个教授提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那个教授说所谓“现象学”就是从现象入手，一层层挖掘，最后还原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我发现这种方法很有效，将研讨会上的各种怪异现象还原，出现的就是所有人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孤独。无论你沉默，或者言说，孤独不可逃避。

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 文：杨恒均 近读曹长青先生长文《鲁迅是打不到的巨人》，觉得耳目一新，甚至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鲁迅和胡适，无疑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与公共知识领域的两个图腾，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界甚至政界影响最深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但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最近这段，把两位巨人对立起来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虽然这两位生前身后都被对立起来，追随他们的人也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人生前还有嫌隙，但从一个更大的框架看，他们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不但相辅相成，而且缺一不可。 鲁迅是投向黑暗的标枪，嫉恶如仇，战斗到最后还丢下一句“一个都不宽容”；而胡适则是引进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从善如流，主张“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鲁迅从教育部愤而辞职后，一生都同权力保持绝对的距离，长期生活在爬格子的清贫中，直到死亡；而胡适则从一开始就同权力“勾肩搭背”，一有机会就出任他批评的独裁蒋介石政府的要职，从接受蒋介石资助到出任驻美大使，一直与权力共舞。 鲁迅在当今政治光标中无疑会被归纳为“左”，且长期得到毛泽东的推崇，但毛也好像亲口讲过，“如果他活到今天，要就是闭嘴，要就是进监狱”，更重要的是，鲁迅揭露的那些黑暗恰恰依然笼罩着“左倾思潮”占上风或者最终取胜的国家。从这一点来判断，鲁迅一直是“打不倒的巨人”，是他作为文学与思想巨匠的成功，却同时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他一生中试图刺破的黑暗依然存在，有时甚至象雾霾一样更加浓重。他当时只塑造了一个阿Q形象，而如今，阿Q几乎都多到可以成立一个“阿Q共和国”了…… 与此相反的是胡适的越来越“成功”，被学界从新认识，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其实也是同国家、民族有关的，远非他一己之力可以做到。根源在于他一生中试图引进的“光明”终于照亮了部分中国大大地，他的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并且避免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剧烈变动，完成了国民党政权平和的转型……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反思鲁迅、从新认识胡适风潮，都源都在于此。大多知识分子是从“成败论英雄”的：鲁迅揭露的黑暗依然故我，胡适引进的光明部分照亮了大地。 我深受鲁迅先生影响，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且不止一遍。在我的文字中，至少有一半是受他影响并被打上了烙印的。这部分文字被不少读者看出来“有鲁迅之风”，也是我最受读者欢迎的那部分。相反，我几乎没有读过多少胡适，但后来我却更加认同他的那种文字、文风、理念与处事方式。这说起来有些奇特，所以得说明一下。 我不是科班出身，一直受到中国大陆的正统教育，是读鲁迅长大的。后来学习国际政治，也几乎是只读马克思与海外政治学著作。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国的时候，还几乎连一篇胡适的文章都没有仔细读过。不过到了国外的这十几年里，（由于无聊和无书可读）我几乎读了那些影响了胡适的大多外国学者的原著（有的是节选本，有些是为了学英文），等到胡适热兴起后，我发现胡适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从西方宝贵的文库里可以找到的，而且人家都比他说的还要经典，还要透彻。所以我虽然认同胡适的思想，但读他的书始终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惊喜与额外的收获。 可鲁迅就不同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虽然也读了不少海外文学、评论与杂文，也多次从价值理念与制度建设层面批评过鲁迅“只会批判而缺少建设性”，可我不得不承认，鲁迅是唯一的，而且是中国的！鲁迅对我们所处国家甚至当今时代的黑暗揭露至今无人超越，而胡适的大多闪光的思想都是“抄袭”自西方经典的。说到这里，我得再次强调，我更倾向于胡适的温和理性与改良思想。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鲁迅那随时冒出足能点燃革命的思想火花，改良何来动力？ 而我则无可救药的徘徊在鲁迅与胡适之间，这并不是望自己脸上贴金，而是我既受鲁迅影响，对黑暗一个也不宽恕，更受胡适的老师们影响，不但宽容，更学会妥协。从我的座右铭“嫉而如仇、从善如流”中就可以看出我无法逆转的“悲剧人生”与矛盾心态。口号有如心灵鸡汤，朗朗上口，随处可见。“嫉恶如仇”与“从善如流”固然都很好，但世间哪里能有几个真正做到两者兼而有之的？ 如果处处“嫉恶如仇”的鲁迅动不动就去“从善如流”，他的“脱离了愤怒”哪里能够持久？随着年岁渐长，鲁迅晚年的小说与文字也试图脱离讽刺阿Q的模子，减少一些刻薄与“不妥协”，甚至开始写英雄人物，给社会来点正能量，可惜就没有多少人看了。更可惜的是，鲁迅英年早逝。不过，活不到1949年之后，看不到今天的中国，也是他作为文学与思想巨人的幸运吧？！ 胡适的处境何尝不是一样？一个处处要接受独裁蒋介石资助和等待召唤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当局作出正确的政策调整，不但“嫉恶如仇”时要处处小心，甚至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同这些“恶”混在一起。胡适就职中华民国的各种职位时，也是蒋氏政权侵犯人权、打压异议、镇压民主人士最严厉的时期。但这并没有减少胡适作为一位文化与思想巨人令人尊重的一面。 鲁迅与胡适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刺破黑暗为的是透进光明，嫉恶如仇才能从善如流。用鲁迅来打压胡适，和抬高胡适来贬低鲁迅，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思维，是可叹、可悲的。但更可叹、可悲的是，由于对言论的打压与控制，我们早就没有了揭露黑暗的鲁迅；由于利益集团的“家天下”与鼠目寸光，我们也看不到生于这个时代的胡适们能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在一个既无鲁迅又无胡适的时代，我们凭吊文化巨人，也凭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多艰……

扼杀善良，人类就是在自我毁灭 文：转载自网络 在南美州，有一种很珍贵的动物叫树虎，现在，这种动物灭绝了。灭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它的善良，人类利用树虎的善良灭绝了它。 一百多年前，人们在亚马逊河砍伐树木，电锯的隆隆声吓跑了那里的所有动物，唯有树虎不跑，而据说树虎是最怕人的。最怕人的反而不跑，这个反常现象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解。于是他们找来动物学家桑普，问这是怎么回事，桑普的话让人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桑普说，这些树虎之所以不走，是因为有一只树虎被树胶粘住了，别的树虎要找食物轮番喂养它。在这个森林里，总有这样被树胶粘住的树虎，救助受难的树虎是它们的传统。工人们被树虎的精神感动，他们找到了那只被树胶粘住的树虎，把它连同粘它的那段树木一起移到了树林的深处，从此，所有的树虎也就都跟着走了。 几十年后，树虎灭绝了。由于它的皮毛很珍贵，人们利用树虎善良的特点，把活着的树虎粘在树胶上，诱捕别的树虎，很快就把树虎捕光了。人们的这一做法，不仅是灭绝了树虎，同时也在灭绝着善良。 一只北极鼠，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后腿，夹子又被缠在了树上，除了等死，北极鼠别无选择。但它没死，直到一年后，它的后腿脱落，一瘸一拐的逃生了。而这一年中，总会有几只母鼠来喂养它。于是，人们又利用北极鼠的善良，将北极鼠捕获。慢慢的，北极鼠同样也被灭绝了。 南非沙漠里还有一种动物叫沙龙兔，沙龙兔之所以能在沙漠里成活不被干死，完全是因为一种团结的精神。沙漠每两年才会下一次像样的雨水，这对于任何生命都极为珍贵。每次下雨，成年的沙龙兔都会跑上几十里，不吃不喝，不找到水源绝不回来。每次它们都能把好消息带给大家。它在返回来时，连洞也不進，因为沙漠中的雨水有时会在一天内蒸发掉。这又是沙龙兔一两年中惟一的一次正经补水。于是，为争取时间，平日很少见到的沙龙兔群集的景象出现了。大队大队的沙龙兔，会在这只首领的带领下，跑上几十里去喝水。 而那只成年沙龙兔，一般都会在到达目地地后，因劳累而死去。又是人类，利用沙龙兔的这一特点，故意设制假水源，当大批沙龙兔到达地点后，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水而渴死在沙地上。于是，捕猎者便不费吹灰之力的把它们装入口袋。 动物的善良与奉献精神，让人类感动。而人类的残忍，却让人类自己胆寒。据世界动物组织的调查表明，许多动物，如此善良、如此献身的精神，正是它们繁衍的需要。这种善良与献身，是它们代代相传，永远生存下去的基础。世上没有任何天敌能够战胜善良。只有人类做着灭绝善良的事。世上的许多动物，都是在善良的奉献中被人利用，被人类灭杀的。所以人类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杀生与不杀生的问题，而是灭绝还是保护善良的问题。 在我国的古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汤显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汤显祖集》中，记载了一种生活在西北边，名叫“逊”的动物，性情仁慈善良，不好争斗，一旦看到别的动物争斗，就去排解。也是由于它的皮肉珍贵，人们就设计出动物打斗的场面，引诱“逊”来排解，乘机杀死它，吃它的肉，用它的皮。汤显祖说，西边的将官喜欢奢华，用来当坐垫的“逊皮”竟达一寸多厚。现在没有“逊”这种动物了，大概也是由于人们的乱捕滥杀才导至灭绝的吧？ 古书中记载的许多动物是我们今天的人类所没见过的，比较典型的有麒麟。很多古书上都有记载，说它“含仁而戴义，音中钟吕，步中规矩，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垮池，不入坑阶，不行罗网”（《宋书·符瑞志》）。史书中还记载这样一件事：鲁哀公十四年春，哀公郊外狩猎，有个叫商的武士捕获一怪兽，请孔子观察，孔子视之曰：“麟也。”以袖掩面，涕泪横流，叹曰：“吾道穷矣！” 那时有“麟现于野则王者出”的说法，如此仁兽，却被捕杀。孔子有感于获麟而叹天下大道不行，极为悲伤。有人说麒麟只是传说中的动物，而实际没有。我看不见得，先秦诸书记载颇多而又言之凿凿，怎能武断说没有呢？说不定也是由于人们的捕杀而灭绝了。 透过树虎“逊”等物种的灭绝，我们看到了人类良知的倒退，人类应该反思自己，面对树虎、“逊”以及麒麟的善良人们应该感到羞耻。遗憾的事，有些人对自己损阴丧德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发展到把对待动物的这一方法，用来对待自己的同类上。 几年前，媒体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老李晚上开车，发现一群大孩子围殴一个瘦小的孩子。老李看不过去，他就大声喝喊，猛按喇叭，赶走了打人的孩子。他抱起晕倒在地的伤者，打算送他去医院。正要上车，孩子突然醒来，一把推开老李，转身跑开。让人不解的是，刚才打他的那群孩子，居然一个个从小巷中出来，表示了对这个孩子的热情的欢迎。直到后来，老李才发现，那个被打的孩子，利用老李抱他的机会，偷走了他的钱夹。那个打人的场面，本来就是孩子们为偷钱而设的局。孩子居然也学会了利用别人的善良犯罪，其社会道德败坏程度可想而知。利用别人的善良做坏事，就是自己不善良，也不让别人善良，比起一般的做坏事来，其性质恶劣百倍。 善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人可以脱离人群而独立地生存下去。灭绝善良是人类的自杀行为。人本来就有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当善的一面得到发扬而恶的一面得到遏制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会出现良性发展；而当恶的一面得到发扬而善的一面得到遏制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会出现恶性发展。 良性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走向美好繁荣，恶性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走向混乱和毁灭。不管你信不信神佛的存在，也不管你信不信因果报应，但有一条你必需承认，那就是到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善念，为了自身利益什么也不顾的时候，那就是人类的末日，因为这是用一般的道理就能说的通的。

时间之外的小镇——瑞士楚格（1） 文：王亭苏 题记：楚格，位于瑞士联邦中部，在琉森和联合国总部苏黎世之间。群山环抱，湖水清澈明媚。教堂，钟楼，樱桃白兰地，风味独特的香甜蛋糕。彬彬有礼，绅士风的俊朗的男人和温和文雅的女人。世界级富商巨贾的聚集地，平均两人一间的知名企业。不事张扬的富庶，宁静的天幕下可回望千年不化的山顶积雪，洁净出尘。被盛誉为欧洲的好莱坞。 昏沉的夏日，楚格是个例外，是醒在时间之外的觉者，如同混沌大梦里唯一的清醒，悄然的跷足眺望你，而你在此时就是它的整个世界。 楚格是专情的，它从来都是用心不二的，它温柔地对待一切有缘的众生。它又是长情的，它注定要和你天长地久的。然而，天长地久有时尽，只有楚格有着不同凡俗的心，它接纳你如同接纳它本身，它视你是她的孪生。所以，你尽可以放纵自己，它懂得如何安放你在它的世界。因为，你的悲欢就是它自己的，它对你的一切都感同身受。 站在城中，你便可看到楚格峰顶千年不化的积雪，一片安详的光色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数不清的尘埃死在这片洁净里，它们的魂魄化作精魂镐赏这个世界。 楚格又是与世无争的，它安静地守候和送别，安静地于名利的角逐中谢幕和开启，安静地生死循环，安静地抚慰你的悲伤，欢欣你的欢欣。安静地爱，无尽地爱在时光中穿梭，化作点点星光，浩瀚无穷。安静地变老，然后又不断衍生新的面孔，新的智慧和力量，罪与罚，一切都乖觉地和着时间的节拍，走着生命千百年来的既定轨道。 楚格的宁静是骨子里的，由内而外，自然而然的，是尘寰喧哗巅峰的一处田园小舍，它的宁静能让你感受到时间的指针滑行的莎莎声，一声连一声，密切而舒缓，紧致而有度，不错一分一毫，就像它骨子里的爱恨，鲜明，有序，兼容并蓄。 楚格，这个时间之外的小城，位于瑞士联邦的中北部，清澈的楚格湖水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一切都被它裹挟在怀里，它照得见每一粒尘埃，每一个甜美的笑容，每一个过往，一切记忆和回忆，一切曾有过的幸福和甜蜜，一切细节，一切空的和满的情怀，一切繁华和衰败，最终一切纠结都化为乌有，因为，它深知，一切的痛苦都是暂时的，就如一切的花朵。甜美的，丰盛的，都如过眼云烟在它的明澈里一闪而过，而意义，就是拖着虚妄的长尾巴飞向高远天际的巫女，有极大的欺骗性。然而，它接纳欺骗和谎言，因为它是它的一部分，就如黑夜和白天无法分割。疼痛和甜蜜如影随形。 生命以极其虔诚的姿态在这里开放，一小段或是一生都是永恒。因为它接纳过你的贫乏的无力，无力的悲伤，悲伤的撕扯，撕扯里的绝望，这一切都被注定。是命运里的命运，是千万年来千万人的命运，一切都无可逃遁，美丑善恶融汇成楚格湖终年流荡的湖水，千万年不衰的奔流而去，又有无数的相遇和回忆在同一片天空下发酵，重复，美满和理想如同谵妄般窃窃私语，你只能在午夜梦回时聆听到它深沉的惋叹。它照得见你的本来面目，它就是尘寰里的赤子。 因此，楚格是容纳万千的。 两万多人的小镇，汇聚了全世界顶级的富商巨贾，星罗棋布的近万家企业在这里生存，博弈。然而，它们都被楚格吸纳到天幕般的宁静里，无声无息，按部就班地走着自己的轨道，像是与世无争的僧侣，其实是深知一切的，是恬淡的了然，是一种波澜不惊的壮丽。因为它早已经参透成败得失，因此楚格又是充满禅机的，它静如处子般安静地四季循环着，永远都是等待和守候，时间的松针在残冬里坠落然后又在早春露出迷惑般的新绿，让你确认生命的无常，其实无常就是规律，是铁的定律。你永远不要企图改变它，无常里的一切都是生命巨大画卷上每一笔不可或缺。 钟楼悠扬的钟声唱着，和着生命的胡弦，每一丝音律都像是绝唱，唱响的是不朽，是不甘，是寂寞，是流离，是悲欢。钟楼的塔顶上你尽可以把楚格收入你的眼底心里，收入每一个梦醒的时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古老的城池别具一格的面目，被时光浸透的完满和缺憾同时呈现。 楚格峰像个王子般在天际的一端向你垂目，封顶上积雪千年就是他不老的凡心。楚格湖是它亲密无间的情人，和它呼应着，完成天和地的对接，它们又是知己般欣赏彼此超凡脱俗的品格。 楚格湖潋滟的水光让人想起西子的容颜。楚格，就是一个痴情的女子，立在岸边，等候你，一等就是万年。万年只是瞬间。无尽的，难尽的，轮回着，转瞬即逝的一切里的我，隔着岸看百花繁盛。

吉维尼畅想 文：枫子（蒙特利尔） 那年的欧洲之行中，在意大利我重点看雕塑和建筑，在东欧则体味着优美的音乐旋律，在法国，主要是欣赏绘画。近代法国，横空出世了无数引领各流派各风格的伟大画家。第一个令我痴迷的，当属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 – 1926）。 克劳德·莫奈 这一个大胡子老头，却有着一颗与外形相去甚远的温柔绵软的心。莫奈笔下的画作，如果套用文学流派的名称，当属鸳鸯蝴蝶派，或婉约朦胧派吧。因着那浅淡的色调，细碎的笔触，迷离的意境，光与影斑斑驳驳的交织与重叠，营造出月朦胧鸟朦胧晚风叩帘栊的梦幻般的氛围。这样抒情写意的唯美风格，自是吸引着一众浪漫温婉的有情人，如我等女人的热切追捧。 然岂止是我，目光所及，在很多人家的客厅卧室，在写字楼在诊所，在酒店在餐厅，……莫奈或者莫奈风格或曰印象派风格的装饰画，被普罗大众广泛接纳且热爱着，相当受用。 可百年前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那时，习惯了欣赏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这样写实绘画风格的观众，第一次看到莫奈这含混不清、恍兮惚兮的《日出》，自是立马产生理智与情感的双重抗拒。有史以来，人们还从未见一幅画如此地不像画！没有线条没有形态，没有景深没有透视，没有三维的立体而是平白一片，没有光与影的明暗而是颜色的交替变换，……就那么模糊不清如天地伊始洪荒中的一片混沌，这也叫画？！“连毛坯的糊墙纸也比这海景完整！”艺评家气愤地说，“他画的哪里是日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印象罢了。”瞧，一个划时代的绘画风格就这么在诅咒和讥讽中诞生了：这就是风靡法国跨世纪的一代绘画流派：印象派。 印象派，顾名思义，画的不是具体的形态，而只是画家看待事物时的一种模糊印象罢了。它不同于之前的古典写实派要求精准的素描和严谨的构图；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那灰黑色调寒冷而空旷的悲凉感；更不同于巴比松画派关注着农村以及无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印象派，其在绘画技法及主题上都有着不同以往的革新诠释。印象派不在意画得像，因为在这点上它比不过刚刚发明的照相机；也不意在要表现什么深刻的主题，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记录下这繁荣忙碌的时代节奏。它关注的只是光线的反射，色调的变换，以速写式的笔触捕捉那惊鸿的一瞥，回眸的一刹。 说到印象派，言必称莫奈，皆因在所有印象派画家当中，只有他是真正完全实现了印象主义的理念和技法，并且一以贯之，坚持始终的。 那年夏天在巴黎，为了追踪莫奈，在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我看了他的《草地上的午餐》、《鲁昂大教堂系列》、《打阳伞的女人》等；在号称“现代艺术的西斯廷教堂”的橘园博物馆（Musée de l'Orangerie）我欣赏了他最大幅尺寸的睡莲池塘画系列；在莫奈博物馆（Musée Marmottan-Claude Monet）则拜访了引发“印象派”一词的名作《日出》！这还不够，我还一路追到了吉维尼（Giverny），这个莫奈晚年居住的诺曼底风格小镇，距巴黎50公里的地方。当年，搬去吉维尼后，莫奈开垦土地，挖地造渠，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英式花园，里面满是各种浪漫花草；还有一泓睡莲池塘，上面架着一座日本桥。在那花园与池塘，莫奈用他余生的40年，观察着天光水影，一心一意、淋漓尽致地画他的睡莲池塘画系列。 都说印象派绘画就像照相时焦距没对准后出来的那种模糊状态。在莫奈花园里，我眼所见，其实那池塘水面的粼粼波光，倒映在水波中的绰绰花影，那淡蓝，淡紫，艳粉，鹅黄，层层叠叠，斑斑驳驳，氤氲飘渺，闪烁迷离，收录在镜头底下，那相片自然天成就是一幅幅典型的印象派作品（见图1和图2）。是这里特有的空气，光线和色彩给了印象派画家以灵感吗？无可讳言，法国这“上帝的后花园”自是承蒙着老天的厚爱，恰当的地理位置与宜人的气候条件，滋生出繁花茂叶，天象也作美，光线也柔和，印象派画家于是独享着这份恩赐，捕风捉影，尽情地描画着气候的变化，季节的更替，空气的流动，和光线的折射。莫奈于1883年定居吉维尼以来，就流连徜徉在自家的花园池塘，通过观察水中的不稳定元素，水面上光的镜像效果，大量的光线反射，以及光所造成的色调变化，穷极其力地把印象派独特的“瞬间性”和“空气的外罩”（莫奈语，即以光线折射造成的色调包围要表现的对象）两元素表达得淋漓尽致，誓要把外光派关注的光与色进行到底。在吉维尼的40年里，他共画了200多幅的睡莲池塘画。 图1，我拍摄的睡莲池塘 图2，莫奈的睡莲池塘画 吉维尼常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印象派拥趸前来朝拜。对游客而言，与其说是前来瞻仰莫奈的画室，感受印象派画作的创作过程，还不如说是来逛植物园的。这里没有一幅莫奈的真迹，我们除了参观他日常的起居场所，其实也看不到太多与创作有关的彼情彼景。现在它俨然成了研究法国植物生态分布的基地。吉维尼莫奈花园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英式花园和住宅——圆拱形的长廊上开遍了粉红的玫瑰，罂粟、紫薇、铃兰、牡丹、春桃、秋菊，竞相诉说着她们芬芳的心情。另一边在马路的对面，是日式风格的睡莲池塘：拱桥、小船，紫藤、垂柳，睡莲、风信子，斑驳的树影、水中的花影，一派幽远朦胧，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莫奈擅于从很多画风流派里面吸取精华和营养，其中就有很浓的日本和风元素。其实很多印象派画家都曾是日本迷，如马奈、德加、梵高、高更、劳特累克……在莫奈的家中，陈列装饰着大量日本风格的物件：折扇，日本侍女图，日式杯盘碟碗……日本浮世绘那动感的线条，明亮的色块，强烈的装饰性，都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我是在巴黎参团去吉维尼的，那团里大部分是金发碧眼，稍有几个东方面孔，都被他们当做日本人，而事实也确实差不离，除了我之外。巴黎人对神秘东方的崇拜，说白了更是对和风文化的崇拜，那里大小博物馆美术馆里即便没有中文标识，也都有日文的标识，更何况这莫奈的水塘里更是直白明了地架着一座取名叫“日本”的小桥，自是吸引着众多东瀛粉丝了。 在莫奈花园漫步，在睡莲池塘，在柳岸花堤，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色彩和光线的魅力，将这些诉诸于笔端，便呈现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的诗情和画意。在这样如梦如幻的所在，理应有印象派音乐的陪伴。然而我摒弃了德彪西，却拣选了较早于它的浪漫主义音乐：肖邦的钢琴曲。作为钢琴诗人，肖邦素描式的即兴创作，色彩般的华美旋律，梦幻般的朦胧意境，与莫奈的画风气质确实很搭。我准备了最挚爱的Nocturne,Op.9,No.2和Nocturne in D-Flat Major, Op. 27, No. 2作为漫步吉维尼花园的背景音乐。这肖邦混搭莫奈的尝试，令我忽然茅塞顿开：怪不得印象派粉丝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女性，你听这婉约的钢琴曲，再体会一下这印象派所呈现的那么一份阴柔的静美，是不是很像那如水的女人，柔软慰贴，亲和温顺，不张扬，不突兀，静静悄悄地送来一份清凉的慰籍。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曾说：“一件艺术品是通过某种气质所看到的自然的一角。”印象派的绘画便具备这谦驯的气质，甘为配角的美德：无论将它们挂在什么场合，装饰在哪样的空间里，都有着一份与周边环境恰如其分的融洽与和谐。我想，正是其特有的这种装饰性、兼容性，令印象派发展百多年来仍广受爱戴与欢迎。 图3，我拍摄的日本桥 图4，莫奈笔下的日本桥 回首我自己对莫奈的亲近，想来首先也是感动于其画面的美感，执着于其意境的朦胧。对外行来说，接受一门新的艺术形式，总得先从好的第一印象开始吧。除了好看，很多印象派画作所呈现的摩登的都市性主题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些作品是我了解跨世纪巴黎市井生活的一扇窗口。 印象派出现在巴黎的时间，正是老城市开始改头换面的时候。自1853年起，城市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指示，对巴黎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改造，林荫大道、广场车站相继出现。印象派画家受到这股新风尚的影响，刻意回避了以往学院派绘画对历史、宗教、神话主题的关注，锐意创新，与时俱进，描绘着时下大都市的时尚，世俗化的生活：摩登的街景，咖啡馆，音乐会舞会，花园，郊游，野餐，桥梁，塞纳河风光……按照印象派画家们的好朋友波德莱尔的说法，作品就是要体现“时尚生活的瞬间”。盲目崇法的我，欣赏着这些对巴黎生活场景淋漓尽致的描绘，心里自是满足喜乐的。 这样新式的主题（日常生活）与技法（速写式直接画法，关注色彩与光线），在绘画界是对所见事物的看法与再现方式的一场革命，是印象派对现代艺术发展的主要贡献。 印象派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袭了先前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和巴比松画派的自然明朗；同时因为印象派中也有各种分支，每个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各有不同：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高更对形式和符号的强调影响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后印象派的梵高那纯净的色彩和粗暴的笔法影响了野兽派和表现主义，另一个后印象派的代表塞尚对体积和色块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立体主义的发展。 作为印象派之父，莫奈开发的“颜色的艺术速写”摆脱了不必要的细节，精简、概括，尤其晚期的睡莲作品，常以急促的手势化的运笔，在不同的系列中展现出自由且几乎毫无道理的颜色。这种不关注主题内涵，而旨在凸显独特的表现手段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后来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表现主义的先驱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都认为自己通过莫奈的作品明确了抽象的方法。 在吉维尼的日子里，莫奈致力于捕捉光线及天气对物体外貌的影响，并把这些观察按时辰、月份、季节描画下来，于是形成了他著名的干草垛系列，白杨树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以及睡莲池塘系列……他不在意画评人对其“主题不够深刻、技法简略粗糙”的指摘，倾心专注于他自创的“颜色的速写”，于是，就有了百年之后我们在各大博物馆里有幸欣赏到的这些不朽名作。而吉维尼也因莫奈40年的居住成为印象派拥趸朝拜的圣地；而那被莫奈一遍遍描绘的英式花园、日式池塘亦因此成为爱画人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曼妙境地。 图5，莫奈吉维尼故居

纳斯鲍姆论教育 文：李文倩 玛莎·纳斯鲍姆，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学家，伦理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 这十多年来，我们时常能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有关“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讨论，一些相关的教育机构，也组织实施了一些实验性的教育计划。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重视教育的国度，总是能够引发广泛的关注。但事实上，关于教育的讨论是全球性的，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教育难题，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只是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C.Nussbaum），除了在其专业领域出版多部论著之外，还充分运用古典学的思想资源，介入当代公共问题的讨论。关于教育问题，纳斯鲍姆著有《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忧思录》”，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和《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李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以下简称“《人性》”，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这两本书。在如下的讨论中，我们将较多地援引纳斯鲍姆的观点，来思考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教育难题。 一 正如其书名所示，纳斯鲍姆提倡要告别的“功利”，首先是指对技术教育的过度强调。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技术教育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合格的技术工人，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事实上，也不仅是美国，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技术教育。当然，发展技术教育本身没有错，但纳斯鲍姆所批评的，是技术教育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有用的技术，而漠视受教育者其他素质的培养。 极度功利的技术性教育，其所带来的最大危害，是人本身的工具化。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论断，为现代社会奠定了人性基础。但是在功利主义主导的技术教育中间，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一最根本的人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漠视。人似乎不过就是一件有用的工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于是乎，人之工具性存在，成为主导技术教育最根本的价值观。这样一种观念，其所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在技术教育主导之地，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如果不能通过人文教育，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认识到他人和我们自身一样，是一个个有灵魂、情感和欲望的自由个体，那么人之工具化将在所难免。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当我们将他人看作工具的时候，我们在他人眼中同样也就成了工具。一个由工具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同情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有的只是冷漠。而对他人作为自由个体的极度漠视，有可能会瓦解一个社会。 功利的技术教育鼓励一种服从的文化，而将自由思考视为异端。在课程的设置和评价上，功利教育强调模式化和标准化，而不允许有多样的思考和个性展现。纳斯鲍姆指出：“追求经济增长的文化非常热衷标准化考试，而不易通过这种考试做出评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则会遭到冷遇。”（《忧思录》，第55页）这似乎说的正是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正在成批量的生产“乖孩子”。而在公立教育系统之外，热衷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培养更多的“乖孩子”这一点上，与公立教育有着高度的共识。 将高度服从视为最大的美德，以这种价值观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一个缺少自由竞争的社会，的确会因其善于服从而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好处。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一短视的功利目标，即可发现这样的“人才”，其实不过是十足的庸才。而从社会的角度着眼，正如纳斯鲍姆在《印度的民主恐惧》（吴万伟译）一文中所指出的，“高超的技术加上绝对的服从”，将对民主形成极大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只有我们想一想赫胥黎、奥维尔们笔下的极权世界，即可获得不少想象性的认知。 纳斯鲍姆所倡导的人文教育，旨在视人为目的本身，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倡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即在辩论中学习。辩论式学习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它对口语表达的高度强调。与书面语的静止性和可能形成的僵化效应相比，口语是灵活的、即兴的，带有强烈的语境性。更重要的是，在口头辩论的形式背后，是对每个人作为自由个体之绝对价值的承认。在这样的对话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哪怕你引用孔子的话，也并不能保证你就是正确的化身。唯一重要的是每一论点本身的质量，而非你的身份和权势。在逻辑和理性面前，人人平等。 纳斯鲍姆说：“逻辑分析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人性》，第23页）我也相信，只有在允许自由论辩的地方，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可能得到良好的培育。而且，也只有在理性得到认真对待的地方，弱势者的正义呼声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和聆听。正如纳斯鲍姆所言：“理性有其特别的神圣之处，使之超越于权力的倾轧。只有当理性在社会上得到尊重，少数派才能让当权者倾听自己正当却不受欢迎的要求。”（《人性》，第24页） 二 在对功利主义主导的技术教育进行批评的同时，纳斯鲍姆呼吁社会重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科尔盖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纳斯鲍姆指出：“我们如果不坚持认定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它们不能赚钱。它们的作用远比赚钱宝贵，那就是：它们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使人们将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与同情；它们能造就这样一种国家，它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讲理的辩论。”（《忧思录》，第170-171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文学科对于造就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知道，现代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即人生意义的失落。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在一个价值虚无的世界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寻求着信仰。于是，各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此起彼伏，给这个乏味的世界带来刺激和血腥。最近的一例，比如ISIS主导下的恐怖活动，竟吸引许多自由世界的年轻人参加。在一个没有Sense（感觉/意义）的世界里，人们寻求刺激。另外，人文学科还能让我们对人性有更丰富、完整的理解，学会尊重和善待他人。而在一个人文学科遭致贬低和污名化的社会里，那里的自由状况一定极度糟糕；理性毫无力量，恐惧和怀疑主导一切。 纳斯鲍姆认为，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中，文学艺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学艺术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并有助于培养一种批评性的思考习惯。而这两点，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对于一个自由人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说，比单纯的接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而想象力在创造性的活动当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则只有在坚持独立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与接受技术性知识所强调的高度服从不同，文学艺术则要求接收者的积极思考和高度参与，也只有在独立的思考和参与之中，我们才能进入文学艺术的世界，让心灵在想象的世界中丰盈、成长。 但在现实生活中，艺术品似乎不过奢侈品的代名词，或者是腐败环节中的一个基本道具。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艺术本身的角度讲，这似乎源于人们对形式的过度强调，以致放弃了伦理上的批评性立场。针对种种倡导纯艺术的观点，纳斯鲍姆说：“经常有这样的主张：认为以‘政治立场’来看待文学是不恰当的。然而，如果不拥护一种枯燥乏味的极端美学形式主义，很难证明这种主张有道理。西方美学传统在其历史中始终高度关注个体和社会。在当代‘文化战争’中，维护该传统的做法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人性》，第74页）这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在面对许多令当代人困惑的难题时，有独立发声的权利。而那种无关世界或伦理的文学艺术，其价值则必然有限。 纳斯鲍姆高度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但她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多有批评。她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今日学术界一个危险的趋势，是放弃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在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人文辩论缺乏最基本的严谨态度，结果使大学的文学课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夸夸其谈。针对这一现状，纳斯鲍姆建议：“我们应该在关于相对主义的文学讨论中更严格地进行哲学要求，否则有可能会流于肤浅和琐碎。”（《人性》，第94页） 纳斯鲍姆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旗帜下，唯一重要的思想家是福柯。对于大名鼎鼎的德里达，她则报以极大的不屑：“如果某人一直在钻研奎因、普特南和戴维森，那么德里达关于真理的思想就不值得学习。”（《人性》，第27页）纳斯鲍姆还认为，在哲学之外的人文领域，德里达们之所以影响巨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与专业的哲学著作相比较，似乎显得比较容易接近。而这一巨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却使学生们远离了逻辑。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对西方世界的教育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是些参加过一九六八年动乱的四十来岁的男男女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知读书为何物，也不具备一技之长。一个从不学习的人怎能教书育人呢？他们整日热衷于激进主义、冒险、争执、政治等等，把文化拒之门外。”（《巴黎评论》加布里埃尔·莫托拉：《普里莫·莱维：唯有物质是诚实的》，李玉瑶译，《书城》，2012年9月号，第117页）其实，何止是西方，在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上，许多一知半解的教师和学生，不也同样热衷于西方学院左派们的激进“思想”吗？ 三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缺乏传统的人想要一个传统，正如一个悲伤的人去恋爱一样。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事实上，在今天人类所生活的现代世界里，许多传统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确成了过去式。在这样一个传统稀薄的社会里，如何对待传统，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一种简单的思路，即像一个悲伤的人饥不择食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恋爱之中以寻求安慰一样，缺乏传统的人急切地投入传统的怀抱，在想象中得到些许温暖和安慰。但乡愁虽美，却不真实。 在纳斯鲍姆看来，基于个人身份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她指出：“我们的出生之地只是偶然之事，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国度出生。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应该让国籍、阶层、民族或是性别等方面的差异成为我们人类同胞之间的障碍。我们都应该对人性予以承认——包括其基本内容、理性和道德能力——无论出现在何地，而首先效忠于人性的社会。”（《人性》，第45页）照此推论，一个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对普遍人性的漠视。而纳斯鲍姆则强调，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放弃过分强调特殊性的情感和身份认同，而对普遍的人性给予更多的尊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强调人类所具有的共通性的时候，应当忽视彼此间的差异性。与此相反，充分认识到个体、民族间的诸种差异性，是我们相互尊重的基本前提。没有对他者的充分认识和了解，所谓的尊重就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纳斯鲍姆对于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她认为这一“主义”走到极端，成了一种“反人文”的观点，即在夸大文化间差异的同时，否认了人类成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这事实上绝不是对他者的尊重，而是另一种傲慢。 纳斯鲍姆继承了古希腊斯多葛哲学的传统，强调要教育年轻一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呼吁尤其迫切。但遗憾的是，在今日中国关于人文教育的讨论中，关于此点极少有人提及。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而对于普遍的人性和伦理，则甚为漠视。尤其糟糕的是，在人文学术界，学术民族主义势头强劲，盲目的排外倾向极为明显。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先在预设，必将极大地扭曲人文学术本身。而且，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反过来又会对人文教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尤其是在官方话语中，“个人主义”在不少时候，都被视为“自私自利”的同义词而遭到贬斥。但纳斯鲍姆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死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另一个人就要死，或者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和责任，那么“个人主义”就不仅是人类环境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也是东西方许多道德传统所应许的。从这个角度看，那种吹嘘传统文化如何高明而漠视个人价值的做法，事实上本身就是很不传统的。 关于人文教育，纳斯鲍姆既批评激进主义，也不赞同布鲁姆等保守派的观点。因为在她看来：“在文化保守派口中，今天的人文科系不过是赶时髦，没有实际内容，受一帮激进精英分子的掌控——他们同时呼吁回归到更传统的文科课程——这实际上使人文学科受到普遍轻视，导致相关科系和课程被缩减，而狭隘的职前教育有所增加。”（《人性》，第288页）简而言之，一种关于传统的浪漫主义观点，对于解决我们当下的教育危机，不仅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加剧这种危机。 注：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小鸟之死——壮哉麻雀！ 文：周善铸（蒙特利尔） “ 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我曾经历过一场荒唐的“麻雀反革命事件”。 事件起因是我研究所的一些同事们，逮住了误闯入的一只麻雀后，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耿耿忠心”，在小鸟头上贴了一张“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的小纸条后放回了天空，希图借助小鸟的满天下飞翔来宣传毛泽东思想。 不幸的是，麻雀放飞后不久就跌落大地，肝脑涂地壮烈牺牲了；更不幸的是，此事被进驻的工、军宣队发现了，立即被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案件” ，因为“把一张敬祝万寿无疆的纸条公然贴在了一只死鸟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我的这些同事们一律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遭到严厉追查和批斗达数月之久。 事后，我的这些同事一直感到非常冤屈和迷茫：“小麻雀放飞的时候明明强劲反抗，健旺异常，怎么顷刻之间说死就死了呢？” 去年底，我把这个事件回忆成一篇文章刊登在北美一家报纸上。一位读者见到后，立即打电话给我，郑重纠正了我认为麻雀是被吓死或者累死的分析。 他说，麻雀的生存力和生命力非常之强，但是秉性却异常刚烈，一旦被人逮住并且蒙受“羞辱或磨难”，它与众不同的壮 烈秉性必然导致它“自杀身亡”。 所以他肯定这只小麻雀之死是自杀行为，是“自绝于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为验证他的说法，我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所有资料果然都表明，麻雀具有“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是当今自然界“最后的烈女”，“是傲气十足的小精灵”。它有脾气、血性、骨气和自尊，你可以杀死它，却不能战胜它，它“宁为瓦碎”的勇敢和坚强，“不为玉全”的尊严和节操，被誉为鸟类乃至动物界的“精神之王”。有诗赞美说：鹰没有它的骨气，鸽没有它的傲气，鸡没有它的自由，布谷没有它的节烈，画眉没有它的坚贞，杜鹃没有它的惨烈……我的那些“反革命”同事，后来也回忆说：“小麻雀被抓后，始终保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态，至死也没有发出一声乞怜的哀叫。” 如果说，“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是麻雀一个令人尊敬的秉性的话，那么它还有一个令人类汗颜的高贵精神，那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动物都有一种求生的欲望，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毕竟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可麻雀是个例外，它珍视自由，热爱自由，在它失去自由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 麻雀知道自己非常弱小，在强大的人类面前，根本无力抗争，所以只得采用可悲的自杀方式，就像被我同事逮住的那只小鸟一样，为保尊严，以头击石，肝脑涂地，令人产生由衷的同情和敬佩。 固然，“士可杀，不可辱” 的士大夫精神，在伟大的人类中也不乏其人，但凤毛麟角，只体现在极少数的具有坚定信仰的精英身上，目前更已沦为一种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品格竟然无一例外地普存在每一只麻雀身上，试问，有谁养活过一只麻雀？没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条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在麻雀身上成了例外。在麻雀的思维逻辑中，自由飞翔是上帝赋予它的天职，要么获得自由，要么就是死亡。麻雀曾经是很多善男信女喜欢买去“放生”的动物。结果发现，所有被放生的麻雀几乎在三天之内，全部毙命于田野或树林。因为在被俘的过程中，失去过自由，承受过屈辱，遭遇过欺负。“雀可杀，不可辱”，为了保持气节和尊严，冰清玉洁，气绝身亡。 麻雀虽小，却没有丝毫的奴性，是不向暴力屈服的硬汉，是人类难以制服的很少数动物之一。我不知道，在它生命终 止的那一刻，这只小精灵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否对人类充满了愤怒? 麻雀的这种精神、风骨和品格，足以让芸芸众生，包括被尊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及我们这些人类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自愧不如无地自容。于是，不少人建议“借鸟反思，见贤思齐”，尊麻雀为国鸟，让麻雀精神成为我中华民族国民精神的一种象征。在一片赞同声中，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除了因为它“既没有艳丽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灰不溜秋、貌不惊人”形象欠佳之外，主要理由是麻雀曾被归类为“四害 ”，崇“害鸟”为“国鸟”，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总之，外形和声 誉都难以服人！ 其实麻雀虽然吃掉一些粮食，但也为保护庄稼捕食了许多害虫，按照三七开的原则，麻雀是功大于过所以早已获得平反。 还有人认为，麻雀精神固然值得推崇，但不适合人类，甚至可能误导。因为麻雀这种不珍惜生命的行为是愚蠢的，是低级的。民生为本，民生更重要，没有民生，自由何用！此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当前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是谋发展，吃饱了才可能有争取自由权利的念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没有生存权，争什么自由权，有意义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我们学习麻雀的自由精神，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吧！

帆船和翻船以及中西教育差异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纪录片在英国和中国都十分火爆，其讲述的是英国某个中学借了5位中国的中学教师，让他们用中国的教育方式去教英国学生，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一些经验，以改善英国的中学教学质量。其起因是这样的：在全世界中学水平测试中，上海成绩最好，而英国的几个城市成绩最差，那么如何提升英国的中学教育水平呢？是否可以从成绩最好的一方学一些经验呢？于是就有了这么回事。 2015年的8月初，BBC的纪录片第一集刚刚播出，要播几集还不知道。但是第一集的教学结果似乎是英国的学生并不买账，他们不适应中国的教学方式。比如科学课英国是在实验室先动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逐渐摸索结论。而中国老师的方式是，在讲台上演示，把结论告诉学生，让大家记住。前者注重的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后者是一种结论的传授。 如果说从考试成绩来说，那么很可能是后者比较有利，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生得到了关键的结论，如果学生记住了，成绩就会不错。前者就不同了，在课程中所获得的很多是失败的教训，整个过程充满着失败，而这是无法直接提高考试成绩的。 BBC的系列纪录片最终将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尚未可知。但是BBC的纪录片是以批判和思考见长的，最终可能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束。 就在BBC播出这部纪录片的一周前，我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也正好在感慨这个问题。这就是发生在蒙特利尔一所暑假帆船学校的事情。 帆船学校所在地在一个帆船俱乐部里 我那两个小子（Alexander 12岁，Oliver 10 岁）坐不住，除非玩电子游戏。既然他们对帆船运动有兴趣，就去学学。学校其实是在西岛尽头的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帆船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大人小孩都可以各取所需，有水平很高的，也有初学者。专门给暑期的小孩子开的帆船学校时长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可以学什么呢？据说可以拿一个帆船驾驶二级证书。反正我没有什么参照系，不知道这二级能干什么水平多高。我觉得就是一个暑期给小孩子消遣的活动而已，培养一下爱好而已。 第一天他们从帆船学校回来，说是很没有意思，就是讲课而已。但是，第二天回来，他们就说很好玩了，接下来就更好玩了。我想，好玩就好。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老师不知道是怎么教的，只需要一个星期他们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小帆船，圣劳伦斯河，每船两个人，老师在远处管安全。剩下的就是小孩子自己操作。初学的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男孩女孩都有，就这样，一个星期多点就都像水手了。 学生们在圣劳伦斯河上航行 小孩子自己在操作驾驶 这个结果令我感到意外，但是让我更感慨的是其教学方法。我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的，我当然知道西方教育方法和中国的不同，但是我毕竟是在教育的顶端体会中西方差别的，我并没有在初等教育中有直接的体会。他们初等日常教育方法当然也和中国的非常不同，从小孩子开始就这样。关键就是动手和实践，让他们自己去想象和尝试，让他们体验他们自己操作的结果，包括失败和成功。但是这个帆船学校却把这种不同推向了极致。 他们说的很没意思的第一天是讲基本原理和安全，小孩子不爱听是肯定的，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老师对此不厌其烦。安全第一，逃生方式必学，这是西方教学的开场白。接着，既然安全有着落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了。 我因此想到几年前他们参加足球学校的情景，老师开始讲规则，完了就让小孩子比赛。根本没有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到最后比赛结束，老师才出场，让小孩子列队和对方队员一一握手。对他们来说，人格培养是重要的，尊重对手，尊重自己，别的技术战术都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会的，有了足够的体会到了一定的水平才需要指点。我总觉得在西方学点东西与其说是学的，还不如说是摔打磨练出来的。 等到家长在第十天应邀去坐他们驾驶的船，以体验他们的学习成果时，真的不可想象他们在十天前对帆船还是一窍不通。他们的表现十分像样，各种术语和操作，那动作让人觉得他们已经是有点历练的水手了。 Oliver在用身体重量抵抗风的力量以保持帆船的平衡 Alexander在掌舵 圣劳伦斯河的水流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河面非常宽广，风也比较大而且不太稳定。老师那淡定肯定让不了解西方教育的家长蛋疼：这么宽的河面就让这些初学者自己操作？更不可思议的是船翻了老师还很淡定。当然他们的淡定也有理由，首先孩子们的入学条件是必须会游泳，再者必须穿救生衣，还有，船是设计好的，会翻但是不会扣过来底朝天。有了这些条件后，船翻了就翻了，老师淡定地看着，小混蛋们在水里使劲折腾，想方设法把船再正过来。有这样当老师的吗？有这样教学生的吗？要是在中国，家长早就领着孩子走人了，嘴里肯定还叨唠着“作孽啊，作孽啊！”搞不好还要投诉。 正是这样的教学，让这些小家伙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还特别有冒险精神，很有创意。他们试着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翻船，不断地寻找翻与不翻的临界点，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肯定会翻的。翻了，临界点就找到了。他们说他们翻过几次船，其实不说我也知道。我在船上的时候，这两个家伙说要试试临界点，我说今天不行，我手机在身上，否则你们可以试试。我当然知道，如果不翻船，这“试试”是不会结束的。 我怀疑500年前的哥伦布和麦哲伦都是这样开始学习帆船的。更早的维尔京人也应该如此。驾驶帆船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翻船的精神才是真正应该学习和继承的。如果说哥伦布和麦哲伦仅仅靠他们的技能和国王的命令完成了伟大的航行，那绝不正确。麦哲伦为了进入那个传说中的“大南海”（现在的太平洋）而一直沿着美洲大陆向南航行，天气越来越冷，食物淡水越来越少，船队中越来越多的人说他是疯子：哪里有什么大南海？只有疯子！船队大部分船无法忍受这毫无希望的远航而逃跑回到西班牙，但是麦哲伦依然坚定。正是这种勇气和痴迷使得麦哲伦在美洲的最南端找到了通向太平洋的海峡——今天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然后便是那一望无边的“大南海”——由于他们航行期间风平浪静而被不公平地重新命名的“太平洋”。冒险家也冒不该冒的险，胜利在望的麦哲伦居然在靠近印尼的太平洋岛屿上卷入了一场土著人的内讧，结果身亡。这也算是英雄气短吧。如果真的没有这些缺点，也许英雄也不成立。 这俩小子对这些英雄人物似乎还没有到感兴趣的年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懂的还很多，以便显示尽管我不会驾驶帆船，但并不是一窍不通，理论上还是可以胡说八道一顿的。 我想你们真这样厉害？就把我所有知道的和推理的帆船知识都搜肠刮肚出来考考你们： “如果你从A到B，航向正北，但是风向正北顶风，你可以抵达B点吗？” 回答让我非常吃惊。“这当然可以，你就这样航行，这样。”Alexander比划着。额滴天啊！我在大学才搞明白的东西他们这会儿就明白了？ “你们老师这也教？”我悻悻地问。更过分的是“不是老师教的，是我们自己搞明白的。” 我真的对中国的教法彻底绝望了。他们的老师其实就是放任自流适当指导而已，这些家伙就学会了。想象力其实真的比知识更加重要。如果可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那老师确实可以事半功倍。看这些老师淡定的样子和学生们的成就，你真的没法不蛋疼。 你说要用填鸭式的教法，那得多费劲才可以把学生说服其实顶风也是可以让帆船抵达目的地的。当然你可以告诉学生，可以顶风航行，这就是结论，考试必须这样答。这样当然可以得高分，但是这和学习有什么关系吗？我肯定关于顶风航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可行的。读者你们知道如何航行吗？ 我总不能这么不体面地被这两个小崽子打败吧。 我又问：“帆船的航行速度可以超过风速吗？” 这次我得意了，因为他们抓耳挠腮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估计明年他们肯定会带着这个问题去航行的。其实我也只有理论的答案。读者不妨思考一下。 教学真的是应该启发式的，让学生自己思考想象和动手实践。学生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胜利返航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由BBC纪录片引出的话题。这些差别基本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教育系统培养的学生通常考试成绩不错，但是越向前走路却越窄。其实，这问题就在教育过程本身。中国式的教育在于复述知识，在训练这样的复述而获得好成绩的同时，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了。当学生的好坏仅以分数来衡量，而分数可以从记忆和复述知识获得，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还会有多少学生愿意思考问题并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已有的知识呢？在结论如此容易获得，而过程的崎岖又不能带来任何奖励的情况下，还会有人热爱认知过程吗？ 当我们看到那些以欧洲人名字命名的定理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式的教育目的是把人培养成螺丝钉，而不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数千年来一直如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师从和复述，把学校变成了考试训练场，最终变成了智力屠宰场。 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方教育给了学生一条相对艰难的获取知识的道路，教学并不急于把正确的结论告诉学生，而让学生在过程中学习，包括犯错。而东方教育给了学生一个相对容易的获取知识的过程，教学就是把现有的知识以不许质疑的方式告诉学生。这其实就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的差别。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好，但是在教育这个领域，中国一直没有想明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结局。在全世界的测试中，最好的城市都是亚洲的，而欧美的城市则都比较差。这很有意思，其实如果要是两千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考试，那么结果一定一直是这样的。越是侧重师从和复述的文化，学生考试越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奇怪的。这些考试成绩很好的国家的下一代还是好学生，但是他们在学习考试成绩比较差的国家的上一代学生们所创造的知识。代复一代，后者永远是好学生，前者却辈出创造者。 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是培养出高分的考生，还是独立的思考者？我不知道完美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中国的教育方法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公众微信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微信号：TimeAcademy

把敌人当公民 天马（蒙特利尔） 开学之前，带儿子最后一游：美国华盛顿和费城。让儿子见识一下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是两位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也是领导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南北内战的总统。我们同时还参观了美国最负盛名的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 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是美国100多个国家公墓中最负盛名的公墓，长眠在这里被视为是安息者的光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家，美国前国务卿，二战前后驻中国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等都埋葬在这里。 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里原是美国开国元勋，总统华盛顿曾孙女安娜和他的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罗伯特•李接受南方分裂州的任命，担任南军将领。作为叛军将领，他的庄园被国家没收，并被辟为国家公墓，安葬阵亡的北方将士。将士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于是在阿灵顿山山岗建造了一座无名将士墓，墓中埋葬着2111名北军阵亡将士。这里随后还埋葬了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的无名将士。墓地上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墓后有一座古罗马式的洁白大理石的恢宏建筑——无名战士纪念堂，里面的露天剧场设有4000个座位。这是一个非常壮观典雅的建筑，令我想起刚近距离看过的美国总统府白宫。都是白色建筑，但是档次却是天差地别。所谓美国白宫，其实这是中文中不正确的翻译，正确的译法应该译成“白房子”，这英语中的“White House”——House 本意无任何宫殿的意思，宫殿在英语中称“Palace”。这是中国人一相情愿的错误译法。如果你近距离看美国的总统府，它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白房子”，绝非“白宫”。 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天你看到的是用白色油漆把周围的所有砖墙粉刷成白色而已，不是白色的汉白玉，不是白色的大理石。非常简陋的白色油漆粉刷。实在没有半点贵气和恢宏。而这个无名战士墓，确是用了上好的汉白玉建筑，非常的高贵， 令人肃然起敬。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国，总统府倒是如此的简朴，令人生敬！ 说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离不开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至少有550,000人丧生。人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南方蓄奴，北方废奴而造成的。其时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战争一开始就有的口号。而是战争开始一年以后林肯为北方刷的一层漂亮的油漆而已- 林肯把战争由一开始“爱国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变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 如果真正究其深层原因，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内战，是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同的模式导致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本质是新兴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对决传统的农业资本。南方是农业经济——种植业，北方是工商业经济——大工厂，银行。因为长期的种植园经济造成了南方对奴隶制的过度依赖，地方政治体系也呈现出严格的等级阶层结构。如果强行取消奴隶制，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惧怕会由此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南方的资金来源是北方银行，以种植园收成向北方抵押获得贷款，收成之后和银行分成。 由于利息实在太高，南方诸州对北方银行的盘剥深恶痛绝。说白了，南方各州想保护自己的利益，摆脱联邦的集权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被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束缚，比如税赋等。当时的联邦，南方认为已经彻底被“北佬”绑架。而当时北方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它并不需要终身奴隶制下的奴隶为它工作，相反，它更需要的是打零工式的现代化工人，有活雇人，没活走人，这样工厂老板不需要终身养工人。只要季节性的雇工。至此，由各自经济利益不同而造成的尖锐矛盾，导致南方想从北方分裂出去， 独立行事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在当时的状况下，林肯认为“分裂的家庭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绝不能持久”，开始了“南北战争”。一年以后林肯才把这场阻止国家分裂的战争提高到人道主义的“蓄奴和废奴”的战争。其实蓄奴和废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宏观来看，是主导北方工业的新生工业资产阶级，对应南方农业州的庄园主地主阶级。他们的立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生产方式对社会制度的需求。当时南北双方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子，南方以爱南方自己所在州为爱国，而北方则以爱联邦为爱国——在当时这个联邦确实是如南方所称的被“北佬”绑架的联邦。每一方，都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我在这里不想复述这场战争死伤了多少无辜美国公民。而真正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场战争的亮点——结尾。 美国南北内战后期，南方联军败局已定。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领袖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南方军队和人民中出现一种呼声，主张不投降，在将军的领导下，把南方的妇女及青少年也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战斗，进行游击战即人民战争，拖垮北军，希望以此反败为胜。对此，这个原阿灵顿庄园主，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罗伯特•李将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绝对不能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来，更不能让妇女儿童搞什么游击战争。那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那是军人的耻辱，也破坏了战争的规则和目的。作为捍卫人民生命和自身职责声誉的军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与日本曾经有过的“一亿三碎”的做法和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联盟的国家，其宗旨是各州由自由意志加入联盟。当时林肯以阻止国家分裂为名发起内战，是否违背了这个国家最初的精神和宪法：自由联盟。非常值得探讨。按照现代文明来看，这场战争的合理性非常值得怀疑。 所以战争一开始，北方政府对发起这场战争是否道义是有争议和担忧的。但是也许在这一点上，受民主自由熏陶，律师出身的林肯比现在的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战后的框架：把战败者作为公民而没有作为敌人来处理。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废奴，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事，而非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是逆历史潮流。 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刻，为美国的历史写下了非常令人尊敬的跨时代的一笔：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３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 而罗伯特•李将军，在有关投降和结束战争的协议书上签完那历史性的一笔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的小镇。小镇的人民并不把他看作失败者，而仍然看作是将军和英雄。当地人民在这个小镇建立了一所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大学，并邀请将军出任大学校长。最后将军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哺育莘莘学子的事业中走完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如今，以罗伯特•李命名的学校，仍遍布美国各州。很多童子军团，也都打着李氏旗号，号召年轻一代要效法李将军忠诚、勇敢、严于律己的风范。在华盛顿的街头广场上，有罗伯特•李将军骑着战马的铜像，傲然耸立。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给予统筹欧亚两大战场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最高评价称他是李将军以来最伟大的将军。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傲然耸立，受到人民的瞻仰。 在我们的历史书里，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是一场正义抗争非正义，是解放奴隶制的北方终于战胜了邪恶的，妄想保持奴隶制的南方的战争。而罗伯特•李将军，就是这邪恶方的最大代表。就有如当年战败的国民党，这是螳臂挡车不自量，除了彻底的否定，还要痛打落水狗，对这些反动派，不光要打倒在地，而且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敌人当公民，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台湾称大陆的“共匪”，还是大陆称台湾的“蒋匪”。这里都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国共战争结束在1949年，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在1865年，这里人类的文明跨越了快一个世纪。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追溯回84年都无法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媲美。在1949年当时的中国，战败方的人，怎么会是一国公民？这些战败者，连人都不是，连狗都不如。连抗日战争的英雄，在过去的中国，也是遮遮掩掩。因为他们是反动派！ 1865年的美国，没有以“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来看待内战的将士，没有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方法来一面倒地颂扬战胜者。而是以美国这个国家博大的胸怀，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拥抱每一个战败的美国公民。而罗伯特•李将军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是军人的职业、道德和荣誉，什么是永恒的伟大！

不尽秋思滚滚来 文 / 原上草（蒙特利尔）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火红的枫叶点燃了秋天，树上的枯叶颤抖着离开枝干，在风中一片片飘落，挣扎着用仅余的一丝力气跳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支舞，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这个白云飘逸、金风送爽的美丽季节，思绪又飞回到了九八年秋天的巴黎。八月三十一日，黛安娜去世一周年纪念日，迷人的塞纳河上的阿尔玛桥头鲜花环绕，人头攒动，怀念戴安娜王妃的民众自发聚集在“自由之火”雕塑周围。一年前的那个夜晚，戴安娜与男友多迪离开巴黎里茨饭店后，被狗仔队追踪至阿尔玛桥隧道内失控撞上了第十三号立柱，车毁人亡，双双驾鹤西去。英格兰玫瑰香消玉殒，在生命里最灿烂的季节随风飘零，与这个世界的相遇仅仅三十六个春秋。是十三的怪圈？又或是年届本命？命运最终也没有让仍保有皇室成员身份的一代王妃获得救赎，一纸死因调查报告裁定可怜的司机保罗酒驾超速。“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像同是三十六岁离世的梦露，人们也许将永远无法得知当时在法国的隧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的老法耶德悲痛欲绝，坚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剑指英国王室和军情六处。结伴同往的友人接过缅怀现场戴粉递来的哀悼留言簿，稍作思考后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英格兰的玫瑰，威尔士的骄傲”十二个方块大字，萧瑟的秋风掀动起页角，映衬着傍晚天边如血的残阳。转眼已是戴妃离去的第十八个秋天，英伦民众仍在思念“人民的王妃”，思念心中永远的“平民公主”，阿尔玛桥头似海的鲜花仍一如往年的艳丽。 生命无常，天行有常。出生于英格兰，归去在法兰西，戴安娜短暂而传奇的生命轨迹的两头牵手英法，恰巧又与英法双语的枫叶之国岁岁年年同过一个生日，一个热情、包容、多元的英联邦成员，兼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 英伦草根多巾帼。君不见，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门荫可依，更没有背景可靠，身为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前年春上仙逝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跻身仕宦之列，在英国这个重门第、讲传统、不乏性别歧视的国度里，实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功，并以“铁娘子”的强硬风格流芳大英政坛，发出了女人不是软弱和无能的代名词的强音。 大笨钟哀伤暂停报时，伊丽莎白二世更亲率国内外政要两千多人齐聚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相送最后一程，备极哀荣。位列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和二战后在位最久的首相，她以明澈的理性与智慧，一生贯彻自由的精神，书写了人类历史的重要章节，一曲权力与魅力的交响乐，非同凡响。如同平民王妃，平民首相也名列大英历史名人和世纪杰出女性，因为她们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斯人已去。时钟拨回到一九六一年，风诡云谲，暗潮汹涌，八月十三日，作为冷战表征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把一个完整的民族一隔为二，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角力使这个东西方对峙的桥头堡上的应力高度集中，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不堪回首的围墙年代，记载了德国曾经分裂的历史岁月。勃兰登堡门作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抵御外敌而是防范内部垒砌的墙，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张专为东德公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德国勃兰登堡门 无独有偶。时光继续倒流到一九一一年，民国初年，浩瀚的太平洋东岸诞生了一个名叫罗纳德的男孩，多年后，迈着坚毅的步伐，他从影视界走来，“推倒这堵墙！”这句铿锵名言随着他在西柏林响彻世纪的呼喊传遍了世界。风云际会，撒切尔首相与里根总统共同构筑了西方世界最为坚定持久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世界政治信仰：市场经济的根基不容动摇，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容动摇。两人形同莫逆，一个决绝的右满舵，联手合力推倒了东德柏林高墙；他们似有神助，一招漂亮的二过一，高度契合拖垮了极权国家老大。东起白令海峡，西至德国中部，共产主义试验田上回荡着“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那无奈的叹息。 二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网络柏林墙”依然横亘。康德曾有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感到无上敬畏，一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是深埋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何日君再来？人们呼唤着当年拆“墙”业的黄金搭档再度归来。 难忘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风雷激荡，惊涛拍岸，十一月九日，全世界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东欧各国纷纷巨变。翌年十月三日，又是一个秋天，两德已然统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旗下，“雅尔塔格局”曲终人散。从莱茵河畔的科隆重回这座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满街四下寻觅探访，看着商贩们兜售柏林墙的盖戳封装纪念品碎块和前苏军的镰刀锤子红五星帽徽，亲身实地感受着这个当年曾把世界拖到核战边缘的弹丸之地。漫步走过蒂尔加滕公园铺满彩叶的秋径，信步穿越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柏林大教堂前草坪上的轻风送来了日耳曼语的放飞心声：这里没有监视器，只有上帝的望远镜！亚历山大广场上那高耸入云的柏林电视塔想必也留下了铁幕后的思想启蒙者仰望星空的足迹，以理性的光明引导人们摆脱专制、走出蒙昧和黑暗。今天，美国驻英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上，三米高的冷战英雄里根总统的青铜塑像底座上刻写着撒切尔夫人的名句：罗纳德•里根没有用一颗子弹就赢得了冷战。 格罗夫纳广场上的里根像 岁月长河的浪花淘尽英雄无数，莎士比亚说：“以往的只算是序幕”。风流人物留下的人类遗产和世纪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历史长廊中。他们折射了过去，未来仍需要新的思维，历史的车轮滚滚，无法也不能仅凭借后视镜前行。 风自大洋来，吹拂着思想启蒙的这片沃土。此时此刻，正是收获的季节，普世价值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头挂满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科学的累累果实，斜阳西照，一树斑斓，又到了北美大地醉人的秋天。 天高云淡，西风长天，望断追赶悠悠白云的大雁。几片飘零的落叶打着旋在阵阵凉风中做着告别的旅行，仿佛在诠释着草木一秋的宿命——归根，那是每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回家的路……

一泓注入心灵的泉水 文：婉冰（蒙特利尔） 出国以后，我对国内的文学刊物看的不多，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已经离我很遥远，其中包括政治、文学和其它。唯有电视剧除外，因为我是电视剧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李娟写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以后又看了《冬牧场》等一些作品，我带着一种奇特的感觉，随着她的文字走进了阿勒泰——那个纯净天然的草原牧场。 李娟 十年前，在漠北荒原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收集来的纸片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发生在她身边的一些故事，投给报刊和杂志社，被采用发表。她不是作家，她和母亲在当地做裁缝和经营小百货；她没有读过大学，仅仅高中文化；她没有博览群书，只读过金庸和琼瑶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山村女孩，以独有的天资和灵性，给我们再现了广阔而真实的异域风情。 2010年冬天，李娟跟随一家熟识的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南部冬季牧场，度过了一段艰辛而迥异的放牧生活。这与世隔绝的荒野，极其恶劣的环境，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素材。 在《冬牧场》中，她描绘了茫茫旷野傍晚的景色：“天空严丝合缝地扣在大地上，深蓝，单调，一成不变。黄昏斜阳横扫，草地异常放光。那时最美的草是一种纤细的白草，一根一根笔直地屹立在暮色中，通体透明，它的黑暗全给了它的阴影，它的阴影长长地拖往东方，象鱼汛时节的鱼一样整齐有序地行进在大地上，力量深沉。”我对大漠草原的认知，只停留在唐代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宏伟画面里，还有就是《敕勒歌》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中。李娟的文章，让我从另一个视角，领略到茫茫草原无比壮丽的风光。 李娟的散文，形象生动地刻化了身边的人物。不论是爱吐舌头的外婆、外强内柔的母亲、骑手、顽童、老人……都栩栩如生，亲切感人。她笔下小动物更是鲜活，她用天使般的爱心，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丰富巧妙的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了那些可爱、可怜、甚至可敬的小生灵。 在《冬牧场》“羊的冬天”章节里，作者写了一只肋骨历历的濒死的病羊，在人们精心照顾下度过严寒冬天的故事：“尽管这只羊让人伤心，大家还是没有放弃它，每天羊群晚归时，大家总是在星光下，耐心地寻找它，总得找很长时间……于是我建议，在羊脖子上系一大团红布或花布。嫂子思忖了一下，这回倒采纳了，她在毡房里，翻了半天，却翻出一条孩子们小时候戴的红领巾……给羊系上后，羊立刻肃意，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完全习惯了家庭生活的少先队员，再也用不着我强行推回家，或又拖又拽地骑回家了。只消在它背上拍几巴掌，就一路小跑，跟着我直奔有火炉和玉米粒的地窝子。它一回到家，跳下高高的台阶，先缓步走到床边，和前来迎接它的梅花猫亲个嘴，再走到地窝子右侧角落，喝几口留给它的干净水，相当自在！等它逛完房间，若再不系住，这家伙还会踩到床上再遛达一圈。寂静温暖的夜里，我们吃饭，聊天，它在一米远处“刷刷刷”尿尿。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冬牧场》，是长篇记实散文，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 在《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中作者写道：“我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过完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又有了别的新鲜好玩的事情并因此快乐幸福……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下一点一点，忍着饥饿和寒冷，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黑夜。我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却在绝望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感觉到春天一点一滴地来临……” 李娟的文字，有人说如精灵吟唱。她笔下“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呈现出异样的精彩。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和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写出自己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她笔下的贫穷、死亡、疾病、灾难，呈现出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字的高贵。 李娟的文字，有种超然的力量，在灰暗的底色上，呈现出来的是色彩斑斓的画面。我觉得自己已被融进那绿色的文字里，思绪悄然回到北方一个偏远的山村。那是我们知青下乡所在地，辽宁省西丰县，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地方。那里有连绵的山峦，清澈的河水，我们常在河边游玩、洗衣。那里不通火车，也没有工厂，非常洁净，蓝天白云，一尘不染。尤其在放蚕时节，漫山遍野的桑树，有身处画中的感觉。奇怪的是，在青山秀水中，却缺少灵魂的感动。我自谓天性愚钝，但我深切明白，自己已不再单纯。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一切，政治、思想、经济和人的心神，虽然身在农村，却早已心飞天外。我佩服李娟的文字，她摒弃了哀愁和无奈，超越了控诉和煎熬，显露出一种源于内心的情愫和坚忍的幽默感。贫困、严寒、酷暑、风霜，这不是她文章的主色调，而亲人、草原、羊群、牧场……才是她文字的灵魂、精神的圣地和快乐幸福的源泉。 这是流往心灵的泉水，使我感受到了清新、纯净和安宁。

美国的和平演变 文：亦远 概要：1954年出生的赖斯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感受到美国黑奴解放之后依然存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2004年11月，她被小布什总统提名为美国国务卿，2005年上任，成为美国政坛二号人物。读了她的回忆，笔者深切感受到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的深刻变化。笔者认为，赖斯对她和她的家庭的回忆，实际上等于阐述了美国寻常的变化如何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进步。概括地说，美国是如何进行和平演变的。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是美国第66位国务卿，也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她的回忆录《非同寻常》的英文原文是Extraordinary,Ordinary People； A Memoir of Family，直译是一个家庭的传记，不平凡的普通人。 美国国务卿主管美国外交，但由于其政府结构和美国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国务卿是美国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实权人物。而美国副总统并没有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只是储君，可以代行总统指定的任务。 赖斯于1954年出生于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家庭。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感受到美国黑奴解放之后依然存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前者，属于法律上或行政上的不平等，后者是文化和世俗上的不平等。 1994年，赖斯已经是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了，到2004年她则担任美国安全顾问三年了（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时担任的也是这个职务）。2004年11月，她被小布什总统提名为美国国务卿，次年2005年上任，成为美国政坛二号人物。可以说赖斯的身世见证了美国这半个世纪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读了她的回忆，笔者深切感受到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的深刻变化。笔者认为，赖斯对她和她的家庭的回忆，实际上等于阐述了美国寻常的变化如何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进步。概括地说，美国是如何进行和平演变的。 赖斯小时候，南方的黑人尽管有自己的汽车，却很难开车长途旅行，因为南方城市没有允许黑人住宿的旅馆，就是出门就餐也只能到有限的黑人餐馆。为了长途跋涉，赖斯的母亲要自己准备好“野餐”，加油站清洁的厕所是给白人用的，这迫使赖斯全家只好冲向大自然解决问题。 那时，在美国南方一些州，警察竟然可以公开表示对黑人的厌恶，而不去协助汽车中途抛锚的黑人；虽说都可以享受免费中小学教育，但黑人只能在黑人的简陋学校学习；虽然人都是上帝的信徒，但是黑人和白人的教堂是分开的；白人和黑人各自的篮球队甚至被禁止互相比赛；设备良好的医院和诊所也只为白人提供，市政的游泳池不是拒绝黑人使用，就是要隔离开。 可以想见，这必然激起黑人群体的抗争，甚至有些激进的黑人宣扬采取暴力反抗。于此同时，白人的激进分子如三K党和“夜行骑手”也采取恐怖活动，枪击黑人，爆炸黑人的社区、教会和学校，杀死了很多黑人学生。在种族主义者执政的城市，如赖斯所在的伯明翰市，在市长的命令下，出动警察维稳，大规模逮捕参加示威游行的黑人学生。1963年伯明翰市的警犬和消防龙头的镇压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63年11月22日，关注民权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那时美国刚刚卷入越南战争，当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 接任的美国总统是约翰逊，他是南方人。通常很多美国南方白人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更为美国黑人带来了不安。赖斯的老师赖尔斯太太当下就哭了，她说：“剩下个南方人在白宫里，我们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但是就在196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设施使用法》，即《民权法》。由这个南方出身的总统约翰逊在7月2日签署，成为正式法律。几天之后，赖斯全家盛装到一个相对较新的餐馆吃饭，虽然引起餐馆里白人的注意，可是他们意识到法律变了，继续就餐。就这样美国公民接受了终结种族隔离的法律，社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4要全体公民从内心深处接受黑人和白人完全平等不是通过法律就会马上达到的，种族的融合还需要时间：黑人和白人的学校要慢慢混合；甚至有恶劣的市长为了对抗，下令停办公共游泳池，这使得年轻的赖斯一直没有学会游泳。 在这些变化事件中，尽管有个别激进分子抗拒，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包括顽固的种族主义政客都能遵守法律。到了七十年代，当赖斯全家在丹佛生活时，种族歧视已经无法拿到台面上来了。不愿意租给他们房子的白人女房东要找借口，被揭穿后生怕被起诉。 七十年代是美国越战失败的时代，爆发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为此成为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从六十年代末兴起的嬉皮士文化在种族平等，两性关系，不信任政府，衣着简化，反对征兵，宗教多元化，强调人权等等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回顾起来笔者认为对当时的嬉皮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三，为四。但是在那时美国的大城市反对种族歧视已经成了主流。赖斯对大学，研究院和专业的选择已经和种族的顾虑无关了，她可以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来选择，尽管成功的黑人还不是很多。 先是有了黑人成为美国驻外大使，然后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大学高级行政人员。赖斯依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不但被全美著名的大学斯坦福接受为实习教授，还同时申请到了在五角大厦和白宫短期工作的机会。这使得赖斯凭借她的俄文和苏联问题专业知识见证苏联垮台的历史时刻并参与了当时苏美关系的调整。 到了21世纪，美国不但有了黑人大法官，驻联合国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还有了黑人总统，这可能是林肯也无法想象的。奥巴马总统不但是黑人，而且他的父亲根本不是美国人，他不过是来自非洲很不发达的国家-肯尼亚的一个学生。奥巴马是他在美国学习时留下的后裔。赖斯作为这段美国黑人走上美国政治舞台的历史见证人写下了她切身的体会。借用中国的形容词来说，这是翻身黑奴得解放。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从法律到文化的根本改变。 这个变化不是革命带来的，是社会的演变，是和平演变。笔者二十多年前在广州遇到一个年轻的美国驻华官员，他是个白人。对笔者说：我们美国的进步就是和平演变来的，所以我们不怕和平演变。 看赖斯的书，笔者认为这样的和平演变需要几个前提： 首先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公民能够尊重法律并守法。这并不意味全体公民对社会现象都有共识。 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按正式的名字，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美利坚合众国来解释，美国的各州其实都是国家，是放弃了外交和军队的国家。英文的State，中文很难准确地表达。它不同于像中国由中央政府统一治理的省，不知是谁，把State翻译为州。美国各州的州长和美国总统不是上下级关系，州长由本州的公民选举，他们只对本州的选民负责，无需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认可。 这样一个廻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国家组织结构，使很多中国人对美国发生的事往往难于理解。虽然美国唯一的内战之后解放了黑奴，但是各州其他形式种族歧视的法律却不是能够一扫而清的。在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南方很多州就保留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法律。在全国范围内也提出了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 equal）的政治口号注。 历史表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大法官是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先锋。联邦政府通过制定对各州有约束力的法律，不断推动种族平等。也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掌握军权，曾经多次动用联邦军队和警察把黑人学生送到了白人学校上课。这是从五十年代中就开始的。赖斯就提到，1957年是联邦警力在小石城协助黑人孩子到中心学校学习。这个州，阿肯色州就是后来克林顿总统发迹的地方。1962年，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命令下，按法律解除了密西西比州州长调动国民警卫队的权力，由联邦部队保护被大学接受的第一个黑人大学生进入白人大学。整个对峙，宣读总统命令和军队为黑人学生保镖入学通过电视即时在全国转播。 其二，大部分公民反对暴力，而反对暴力的前提是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 赖斯的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是大学的教师，属于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他曾对赖斯说过，面对暴力，他不相信非暴力。这位老赖斯还邀请非常激进的斯托克利到刚刚安静下来的黑人传统大学斯蒂尔曼讲演。为此当地的警察局长都找老赖斯表示担心。尽管斯托克利发表了攻击美国越战的讲演，在讲演中暗示如果他被征兵，可能会掉转枪口，但并没有引起动乱。 老赖斯认为应该让人自由说话，这可能是他在实践中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相信华盛顿（联邦政府）。人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诉诸暴力。 赖斯在当斯坦福教务长时，记得她父亲这样的教导：不打击学生的评论。尽管他们的说法可能非常不合适。打压学生，就会让其他学生失去活力，害怕丢脸。以笔者在美国学习的经历，深深感受到美国的教育是提倡质疑，提倡挑战权威，注重分析能力，而不计较具体的结论。笔者知道要想获得进入研究院的推荐信，不在于考试的成绩是多少个A，而在于能否提出对教授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笔者课上的问题使教授当场无法回答，如果为此教授要求你在指定时间到他办公室继续讨论，那么笔者就有把握拿到有价值的推荐信了。在这个气氛下，很难想象学生会和教授调皮捣蛋。师生的辩论自然就处在一个彼此平等和尊重的学术水平上了。换句话说，只有思想上的激荡不受压制，才会维持多元社会的真正稳定。 其三，社会的包容。 赖斯并没有阶级仇，民族恨的概念，展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包容。在回顾过去的种族隔离时，她不只一次提到这种隔离还有正能量，那就是如何激励了黑人的努力。以笔者观察，目前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一个自身问题就是过分依赖了对少数民族的特别照顾政策。无论如何，化解仇恨，是和平演变得以巩固的基础，如果搞清算，进步的演变就会止步。种族歧视不是一两个人的观念，是一个群体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观念。中国不是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疑”的传统吗？错误的法律要修改，落伍的观念要假以时日才能改变。 可能再过一百年，二百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还会存在于某些美国人的心里。消除这样的歧视不但需要美国白人的改变，也需要美国黑人的改变，还需要美国亚裔的改变。这是美国和平演变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停止。 行笔至此，CNN现场转播在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纪念马丁·路德·金在那里喊出《我有一个梦想》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编者注：指2013年8月28日的纪念活动，此文写于2年前。）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克林顿和卡特都出席了这个活动，并讲了话。五十年前， 1963年8月28日，路德·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集了为了工作和自由的大游行，作了这个著名的讲话。他的梦想就是追求美国人的平等。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说：“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所有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 “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保障。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决非侈谈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现在是把我们的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拯救出来，置于兄弟情谊的磐石上的时候。” 应邀前来的马丁·路德·金女儿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打破暴力循环，前总统卡特讲话则指出马丁·路德·金的奋斗不仅解放了美国黑人，也解放了所有的美国人。前总统克利顿的讲话追怀了当年的辩论，肯定了辩论的必要。这一切可能就是美国和平演变的威力来源。当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应邀在这里讲演时，可以看到美国对自己公民开出的这张支票已经开始兑现。 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有着很多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影响，可是从私德上讲，他显然不是一个模范。最为现代中国人忌讳又最感兴趣的污点就是马丁路德金招妓，不只一次，而且为美国警察发现，跟踪，录音，可谓证据确凿。当时美国警方也企图用这个污点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可是无论什么政治观点的美国媒体都拒绝以个人污点来抹黑其政治观点和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面对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和平演变，不能不说美国媒体素质是高的。 赖斯的书能够出版，也是美国媒体对自己国家和平演变的一份责任。中文版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发行的，由译林出版社在2011年11月出版。显然这是一个演变。是不是英文全译？笔者没有核对，只是对书中没怎么讲中美关系觉得有些奇怪。书中只提到一个把《飘》当成美国资产阶级压迫黑人的故事的周女士。赖斯觉得这只是个爱情的故事，问周女士对美国黑人历史是否感兴趣，遗憾的是，周女士回答说：“没什么兴趣。” 今天（2013.08.29）上网，中国各大新闻网站，除了《网易》都对昨天美国纪念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盛大活动没有兴趣。 注：b]隔离但平等（英语：Separate but equal），是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试图通过为不同种族提供表面平等的设施或待遇，从而使实施空间隔离的做法合法化。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隔离但平等”于是成为南部各州的一种普遍现象。各州以“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之名将黑人和白人从空间上分割开来，避免产生接触。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裁决这种做法符合美国宪法，于是这种行为正式取得合法地位。 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不断推进，“隔离但平等”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中，以9：0一致裁决：由于“黑白隔离政策表示黑人低劣”，所以原告和提出诉讼而处境与此相似的其他人，由于受所述种族隔离之害，已被剥夺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与平等保护条款所保障的权利。此案的裁决突破了普莱西案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认可，取消了在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此后最高法院又通过一系列判决，实质上否认了“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合法性。（引自维基百科中文版）

勇气 文：平仄 在泊车场看到一辆车突然停下，下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她径直走到一辆黑色吉普车前。“Excuse me ”，她对着已经关闭的车窗说，那车窗没有反应。“Excuse me ”，她在车窗前反复道。车窗摇下来，我看到里面坐着四个歪戴着帽子，挂着粗大的金链，嘴角刁着香烟，膀阔腰圆，充满野味的黑人青年。坐在驾驶上的那位问：“what ？”那女士说：“我想，你们掉了些东西。”我看到一团纸巾在车窗外不远处。“你们掉了些东西”，女士坚持说。 那四个青年相互看看，终于，有人打开车门，走出来，弯腰捡起那团纸巾。 女士转身走了。我在五米之外，向她行注目礼，我的眼神里充满敬佩。 我敬佩这样的精神，她把这片土地看成自己的家，对她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心怀关注。我敬佩她的勇气，不管对方与自己是怎样的对比，多寡强弱，都不惧怕，敢于坚持真理，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一个年老的女士，做这样有勇气的事。第一次，是我来加拿大不久，在一辆公车上，一个年龄四十开外的粗壮男子，喝光手中的酒瓶之后，用酒瓶砸车窗。车上有母亲和儿童，有青年，开始时没人阻止他。后来，我听到一个不大但很坚定的声音，说：“别做傻事，不要做这样的事。”我回过头，见一个年近七十的女士，弯着腰拄着拐杖，走到那醉酒人的身边，一双蓝眼睛直视着他，目光坚定安祥，不容辩解。那一刻车里很静，我的心为她悬起来。 奇怪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年老瘦小的女士，那醉酒人居然垂下头来，停止了他粗暴危险的动作。 这一幕让我很震撼。我问自己，在她那弱小的身体里。是什么在闪闪发光？是勇气，是勇气的力量。这力量不是身高九尺，膀阔腰圆；不是声高八度，声嘶力竭。这力量是站在勇敢后面的明确的道德观，清晰的价值观，是坚定的信念和不畏强权的精神。 这让我想起马丁•路德•金曾说过的话：历史将会记录，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也许有人说，夸张了吧？只是一张纸巾，一个酒瓶的事情。不，一点没夸张。如果每个人都扔 一张纸巾，我们就会被垃圾淹没；如果每个人看见醉酒人砸车窗不管，有一天就会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而围观的人或噤若寒蝉，或视若无睹。而这，将是一个民族道德衰落的开始，社会走向混乱的开始。 第一个年老的女士，让我开始思考“勇气“是什么。它绝不只是一个概念，它还有支撑这个行动的思想，就是内在的力量。第二个女士，让我懂得，当我们感叹空气如此透明，草地如此碧绿时，想一想，为什么这片土地是如此清洁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