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普世价值 文：赵敏（蒙特利尔） 有关普世价值和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关系的论证已经汗牛充栋。其实，普世价值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是唇齿相依。 由于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学习和工作过多年，最近几年又长期在中国出差，我一直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各种差异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科学之潮流、执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呢？ 我发现除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晚、教育体制僵化等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践行普世价值。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是否社会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个性形成、人格锻造、自信心培养、创造力发挥，成才的环境等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 只有社会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会，消除官本位，每一个科技从业者才可能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阳光心态的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勇于进取且敢于担当的人。而在中国则常常看到另一种景象:在领导面前，工程技术人员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很多技术问题无论巨细，都等各级领导来拍板定论，技术人员不愿也不能承担责任。不少技术人员以领导意志为准则，还有人为弄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严丧失，精神萎靡，权利敬畏和人格压抑。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怎么能有科学创新的勃勃生机，和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担当呢？难怪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复制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开会，如果领导迟到而座位已满时，是没有任何人会为领导让座的。领导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进来，否则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会议。因为在这里无论职务高低，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员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几年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科技会议，当一位高官到会时，我被其怪异的场面惊呆了：他不是一个人来到会场了，而是一艘由数百人组成的“大船”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船首”是若干保镖和众多摄影记者，“船舷”两旁是密集的随从和警卫，“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镖。旁边人都与他保持一种预先精心设计的距离，以便留出一个以他为圆心、直径约五米、并不断向前匀速移动的圆形空间突出他的领导人地位。而他走在这艘人形大船的中间，昂首挺胸、双目朝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位的幻觉，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倒退到几个世纪前的“某某王朝”：他换上了顶戴花翎，套上了织锦朝服，旁边人穿上了长袍大褂，“肃静”和“回避”牌开道，锣鼓和唢呐声齐鸣，一幅“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的排场和气势。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距落后封建社会仅相隔咫尺，离现代公民社会还路途遥远。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辨争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科技人员想象的翅膀，完全释放科技人员创造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认识和观察这个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寻找其规律和奥秘。 只有在一个多维宽松、包容异质的社会环境里，科技人员才能张扬个性敢于创新，才能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科研氛围和生机盎然的科研能力。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软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呼唤单一。 其实，这也是之所以产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当中国的同学朋友问我中国和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都会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时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级讨好谄媚的同时又对上级卑躬曲膝，最后都是一个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于天地之间、被大自然拥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既不需要讨好谄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阳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创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困难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发你锐意创新。 我眼中的“盛世”标准不是基于引进西方技术、利用廉价民工、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GDP 总量。我觉得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研发中贡献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创或首创。到那一天，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进入了一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而遵循普世价值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力。

六月晒衣断想 文：王亭苏 夏还是这么来了，没有猝不及防，是一种按部就班，天时地利人愿。春缓缓地隐去，在炙烈的骄阳的深处无畏地灿烂地一跳，便走得远了。 我习惯在夏季来临时翻腾衣橱，从上到下，一层层地翻腾，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沉年的影子，一段故事的开端或结局。就像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爱上一首曲子，反复听颂而从不觉厌烦，等到很长时间过后，也许是在经年之后的某一天，你突然在一个古旧的街道边听到从一家小店里传出的熟悉的旋律，一下子仿佛魇住，再也无法挪动脚步，岁月慢慢的倒退回来，不管不顾地拉上自己回到从前。这样的触碰致命的美好也致命的疼痛。一件衣服一段音乐都是一小段人生，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心情。因此，在夏天来临的这个午后，你翻腾起的是从前的岁月的影子。 中国有六月六，家家晒红绿，人晒衣服龙晒袍的风俗。各地在方式上也各有不同。古老中国在这一天隆重地在辽远的大地上翻腾起一派热闹。那一排排衣服的墙是隔不断的岁月，像是在和你捉迷藏，硬要把你拉回去重温从前的旧时光。你也许会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出生开始的每一件衣服都保留下来，该是魏巍壮观吧！尤其晒衣服的时候，你看着那一排排竹竿上全是自己的影子，从老旧的岁月里走过，磕磕绊绊地，痛伴随着快乐走过，经过生命给予你的所有。你该是如何地欢欣呢？我想不出来，想象力限制了我的借题发挥。然而，你总能在晒出来的祖父母的衣服上看到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么滞重，迂缓，安静，那么单调，清澈，无聊到时时爆发出悠长的诗意。是的，不可阻挡地涌向心头的诗意，是对那段岁月的最好纪念。 生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流逝，然而却是可触摸和纪念的。晒虫之说不如晒时光来得透彻和丰满。虫是要晒的，否则生命便被一点点吞噬掉，你回望大太阳底下的虫洞，会越发觉得生命的荒凉。我喜欢在五颜六色的竹竿下穿梭，那些蒙着灰尘吊子的墙，纪念着一段段时光，然而，你再也无法回去，只能在下一年，再下一年，一年年地多出一些款式不一，颜色各异的新装，新装再变成旧装，岁月就这样流逝掉。把时光翻出来晒晒，不是更贴切和传神吗？ 每一年的六月六，你都会有新的发现，尤其是现在，刚买一件衣服也许还来不及上身，就已经错过了时尚，然后它便成了晒衣杆上最不理直气壮的一件，像是埋着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岁月越发地显得无比仓促。这个时候也许你会怀念起另一排竹竿上的灰黑的土得掉渣的衣服的墙，岁月仿佛凝固，再推向前，大清三百年的历史中女人的服饰，好像从未见过深刻的改良，她们是如何地在单调乏味中走过生命的华年？盛年？及至暮年！然而，你却觉得踏实，稳健，生命一天天都是心头的一抹色彩，迂缓与质朴滋养了身心， 当你放缓脚步时，其实你和世界正在彼此安静地倾听。你听，你听，微风过处旧衣服的莎莎声，呢喃着吟唱。像初夏的脸，含着羞涩。 时尚实在不能晒在竹竿上，因为它的草率的有些轻浮的操守。如果你是个喜欢和时尚结缘的人，那么请你绕开晒衣杆，这里更像一个永恒的世界。恒久地壮美和舒缓！永恒的美和生命力！

难忘的统计数据“谎诞”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虚假数据的文章。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2015年一季度GDP数据，18省份的GDP增速大于全国水平。引起不少网民质疑，同样的统计对象和口径，年年统计，年年“打架”。今年数据显示，全国一季度GDP为140667亿元，而31个省份一季度CDP总和为143072.91亿元，竟超过全国总量2405.91亿元。这个数据“打架”的毛病，又出现了在哪儿？ 经济统计数字，应该准确反映经济运行、民生发展等情况，数据客观真实是最基本的要求。纵观以往，数据的虚假已是老生常谈，想忘都忘不了。前不久凤凰卫视播出一集焦裕禄专题片，怀念和学习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委书记好榜样，很跟形势。片子里说当时的县长张钦礼，1958年坚持实事求是，对吹嘘亩产上万斤的“卫星田”，就说了一句亩产没有这么多，便被打成右派。还是书记焦裕禄鼓励他，做了兰考县政府的搭档。 大跃进时期本人尚小，又不在农村，当然不知道什么“卫星田”。记得1963年在长辛店一小读书，很爱吃又甜又香的白薯，就把母亲学校食堂的馒头，拿去跟家贫的小朋友换着吃。七十年代中期插队的农场，有一个从河北投亲来的农工大哥，姓祝30多岁，我和他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他说老家在滦县，就是“杨三姐告状”的地方。一次谈起“馒头换白薯”的事，他笑道“你真傻”，接着讲了他知道的一段往事—— 我小学毕业就念不起书了，家里穷啊，那时候老是挨饿，十五六岁当小队记工员，跟着大人一样干农活，别说白面馒头，连榆树叶掺窝头、白薯都吃不饱。各个公社、大队和小队，都要以领导的名义，搞几块当样板的“卫星田”。我村的大队书记，是我家族的一个二哥，他的两亩卫星田由大队农场管理，上面种的是扒堆白薯。二哥栽的白薯密密麻麻，下面施了不少肥料。夏天白薯秧子长得又大又壮，社员们见了都说地里白薯小不了，兴许闹个高产田呢。谁知到了秋收时，白薯个头不大，产量也不多，一过泵，还不如平常的产量高，亩产才1500斤。原来是因为栽的薯秧太密和肥料过多，反而坏了事。公社要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汇报卫星田的粮食产量，这咋办？急得二哥抓耳挠腮，最后还是大队会计有办法，把产量的数字后面添了个0，一下子就提高了10倍，成了亩产白薯15000斤。 大伙以为二哥一定能受到公社表扬，可见他晚上回家时一脸的丧气，我爸问他才知是挨了一顿批评。原来，县领导也参加了卫星田汇报会，刚开始时，我村西邻一个大队书记汇报先声夺人，说自己的卫星田白薯亩产2.8万斤，没想受到了县领导的训斥，说他思想保守，干劲太小，这样子啥时能进入共产主义？轮上我村东边的大队书记汇报，他张口就说亩产5万斤白薯，县领导听了露出笑脸。这离奇的数字，让参加会议的人悄悄议论，5万斤白薯地里也搁不下呀！这位书记倒是挺机灵，他说，白薯长得都是二尺来的长块，是竖着长的，有什么搁不下？这下大家没得说了。 接着，又一个大队书记汇报，说是亩产3万斤，县领导一听没有刚才的数量多，脸又耷拉了下去。这个人随即话头一转：“他们说的是鲜白薯，我说的是白薯干！”这样一算，产量可就比任何地方都高了，因为每三斤鲜薯才能晒一斤薯干，如此说来，他们亩产3万斤白薯干，就等于亩产9万斤白薯，这个“卫星”放的实在太高了，立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坐在旁边的二哥人太实诚，不会临场发挥，仍然汇报1.5万斤的产量，心里还打着鼓，毕竟不是实产，已经虚报了10倍。但县领导一听1.5万斤数量，立刻皱起了眉头，说你们大队的干部群众思想落后，大家都在大跃进，你们落在别人后面，关键就是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二哥无话可说，只能低下头任凭县领导训斥。来年一开春，二哥的大队书记就给撸下去了，你说二哥窝囊不窝囊？ 祝大哥讲的这件事，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是说白薯而引起，又是第一次明白“卫星田”这个词的涵义。1500斤到9万斤，听起来真是荒诞，但我相信他讲的都是事实。随着后来揭露的大跃进、浮夸风以及谎报数据，这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深刻于脑海之中。 看来统计数据的虚假来头不浅，是一个沉疴顽疾。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党政为了“响应号召”，就开始玩起数字游戏，只要上级喜欢我就骗，那个“闻假则喜，听真便怒”的县领导是个活生生的典型，一级骗一级。兰考县的张钦礼县长反对不实的数据，即被划右；农民干部祝二哥虚报的亩产数少，也挨训被撤职。现在的一些部门及领导，为了营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用华丽的数字粉饰政绩，不但继承并且创新了数据造假，一直欺骗到国家。 有句俗话“习惯成自然”，虚假“养成”了习惯是很可怕的。财政收入、经济数字，往往被看作是政绩的依据，政绩自然首先归功于“首长”，而数据造假大概是最简单的事了。当统计资料逐级上报，不是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反映现实，不是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而是为了“突显”一级级官员的政绩，成为升迁的砝码时，这样的经济数据和“为人民服务”还有人信吗？ 虚假数据能够占领“历史舞台”，除了假大空的根源、“数字出官”潜规则外，还有统计造假追究乏力的支撑。国家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公布有明确规定，2009年、2010年实施了《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统计法》等，规定对虚报、瞒报、篡改统计资料的，编造虚假数据的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开除处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的最高“问责”不过是行政处分，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要刹住数字造假，可谓天方夜谭，事实也在证明着。 统计数据的造假，可以说是另一种深层的腐败，它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欺瞒，还带来许多内外的极坏影响，其“粉饰”与“假数字”的背后折射出私欲和无诚信。对统计造假也应采取“零容忍”，又得扯到“完善法规”的老话题，强化对统计腐败的惩处力度，既要追究数据弄虚作假的行政责任，还要追究在刑法层面的刑事责任。当下中国开展海上丝绸“一带一路”，更不能让“数字游戏，造假出官”不断兴风作浪，这也我是难忘“卫星田”的缘由。

儒家的基因缺陷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儒家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和科学无缘；儒家没有胆量超越权势，所以和宗教无缘；但儒家又不甘寂寞热衷入世，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儒家？ 儒家从孔子开始，经历了孟子和后世的陈朱理学发展和修饰，最终成为了“五四”运动之前的儒家，也就是“五四”要打倒的“孔家店”。儒家也许是历史上最受统治者青睐的学派，除了短暂的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和统治者有着不解之缘。我们这里暂且不评说“五四”，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褒贬暂时按下不表，这里仅仅说一下儒家，或曰“孔家店”。 其实，“五四”时候的儒家学说和孔子最初的学说应该有着很多的不同点，当然也有很多的相同点。这些不同，可以比喻为一个小孩变成了老人，虽然他们确实彼此有着很多的不同，但他们是同一个人。从基因上来说，他们没有不同。 “五四”之后，儒家式微。但是历史进展到了今天，在中国经历了如此的跌宕起伏后，儒家似乎又有着卷土重来的迹象。如今有势力再次要把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以恢复这样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文化自信”，这确实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如果你看了如下的分析，你的困惑一定会减少一些。 儒家的学说最根本在于：君主好好做君主，臣子好好做臣子，黎民好好做黎民。 这样的教导，对那些没有政权却想夺取政权的，那是绝对要砸烂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在没有政权的时候，儒家是不会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得到政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过，第一代开国皇帝，都不太会对儒家有多少尊敬。毕竟，他们是靠砸烂儒家起家的，政策总得有点延续性吧，否则不是太出尔反尔了吗？ 政权到手后，一切独裁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奴才。由于政权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政权下生活的人全部死亡，因此任何要遵循“礼制”的说法对新统治者来说都值得怀疑。清朝的时候怕的就是复辟明朝，任何能够让人想到前朝的都是弥天大罪。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林彪的“克己复礼”当然是重罪。于是批林，把孔也捎上了。 毛要“批林批孔”并不是要摧毁儒家的等级制度，而是嫌这个礼制培养奴才速度太慢，而副作用太大。很明显赶不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节奏。在他看来，用雷锋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日记”来取代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肯定比儒家培养奴才要来得更加彻底和快速。毕竟，毛是以砸烂旧世界的名头来得到合法性的，他喜欢奴才，却不能借助于来自旧世界的儒家。 更让毛不能容忍的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类的东西，他要所有人都以他为纲。“爹亲娘亲不如XXX亲”，这方面显然儒家还不够明目张胆。 但是，运动不断，奴才是培养了很多，但是天下也不太平，文革的惨烈也证明了其欲速而不达。这些运动培养了很多砸烂旧世界的奴才，但是没有培养出和谐社会需要的黎民。 这些挫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到底哪个学说可以培养使得政权稳定天下太平的子民。因此，当其政权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进而几代以后，儒家学说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的历史就一再证明了这点。 你想，有这么一种学说，其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而这样的话子民也愿意听，这样的东西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且还“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儒家总是受到统治者宠幸的最终理由。 儒家是什么？ 外人看来从孔夫子到朱熹到后来的儒生都是儒家。但是儒家自己却认为有的是正宗的有的是冒牌的。我们并不想介入谁是正统的儒家之争，那是他们的内讧，如同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他们为了争谁是正宗而打得头破血流。在这点上，儒家肯定比他们强。 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正宗，这点谁也不能否认。那么我们就从《论语》开始吧。 作为儒家的发迹和经典之作，《论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论语》是由很多篇彼此没有多少联系的的对话组成的。这里仅举几例： 官僚的选拔：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冷落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会服从统治了；提拔把邪恶的人，冷落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从了。” 这句话恐怕是《论语》里最正面的话了。但是即便如此，诸位听懂画外音了吗？首先是手段：提拔，谁提拔？皇上。其次是目的：服从，谁服从？黎民。 那些鼓吹儒家宪政和声称华夏自古就有民主的人可以就此罢休了。儒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政。一个由皇上以自己统治为目的以自己的意愿为手段的社会，结局如何？我们可想而知。 确实，当黎民的利益和皇上的利益一致时，如果皇上还清醒，那么其制定的政策对黎民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皇上的利益和黎民的利益冲突的时候，皇上的手段和目的加上其绝对权力，结局如何？只要你的脑子还没有彻底出问题，你也知道皇上的决定将会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论语》中最好的且如此，别的可想而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不必翻译了。意思是要每个人按照礼数来做事情。谁定礼数？谁有权力决定天下礼数应该如何？且看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天下的礼数：君臣父子。子要无条件服从父，臣要无条件服从君。黎民如何，不言而喻。这给后世的“爹亲娘亲，不如XXX亲”提供了足够的条件。那么如何服从呢？且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如风，黎民如草。皇上指东，黎民绝不向西。如果皇上作恶呢？岂不“子欲恶而民恶矣！”怪不得子民们都是顺着最高统治者的风向而动。如果道德就是顺从统治者的意愿，这样的道德可想而知是什么东西。 由此可见，儒家的最根本的理念是：第一，对平民来说，不管世事有多艰难，你必须寻求你内心的平衡和快乐。第二，对统治者来说，你尽量要让民众快乐。 问题是，有了第一条，则第二条就不重要了。如果统治者让平民安居乐业了，那么真是皆大欢喜。如果统治者没有做到这点，那么平民们也要自得其乐，要理解统治者的难处，要使得自己内心快乐。只要内心一快乐，一切就稳定和谐了。 当然，儒家对统治者还是很有谏言的，要这样要那样。但是，如果统治者根本不做也不想做呢，那么大家就参照第一条。 如果一个统治者既要独裁，又要伪善，其就不会不喜欢儒家呢。他也会标榜自己按照儒家的条款一一努力了，至于是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做到否，黎民要俯首帖耳感激涕零。 但是，统治者在自己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真的有哪个权力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会舍自己的利益而取平民的利益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未发生的可以称作“梦想”，有的“梦想”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梦想”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果这是梦想，你就继续做梦吧，梦想成真是不可能的，成为噩梦倒是极可能的。 不喜欢儒家的统治者不是没有，秦始皇和毛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两位。秦始皇不可一世，觉得儒生也是一种麻烦，干脆彻底清除，由他自己来统一思想。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现代秦始皇以彻底革命起家，他不能留下孔夫子作为他不彻底的话柄，而且他需要奴才，并且认为儒家培养奴才太慢了，不如他自己的奴才理论来得快。 但是儒家似乎非常有吸引力，统治者或迟或早都会爱上儒家。真爱儒家，那是未必，但是发现儒家是一个很好的统治工具，这是肯定的。 首先统治者会声称自己按照儒家的要求尽心尽力在做了，那儒家说的是很好的，看起来也挺动人。统治者要的就是这个动人。平民们如果知道了统治者是在用儒家的规矩在要求自己，那么也会感动的。至少已经被感动了2000年了，除了历史上个别时期。因此继续被感动也是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但是，这些说教不是统治者喜欢的地方，统治者喜欢的是这些说教可以用来教育平民：你看，我已经在努力了。 但是，如果儒家仅仅是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统治者肯定不会喜欢的。统治者真正最喜欢的是儒家的对平民的说教。三纲五常，这才是统治者对儒家趋之若鹜爱不释手的理由。如果世事艰难，那么你们要寻找内心的快乐。你们不管有多么不幸，你们都要按照《论语》来要求你们自己。三纲五常确实是儒家的精髓，这是儒家的硬指标。儒家更重要的是其软指标，亦即懒于抗争却寻求内心的快乐。这就是鲁迅说的阿Q精神。 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儒家彻底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首先，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这个君臣父子的社会规则；其次，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快乐的心情这个心理准则。 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没有错的。只要平民们能够按照论语的要求做到50%，天下肯定太平，统治者肯定高枕无忧。因为即便统治者残暴无比，平民们依旧逆来顺受内心快乐。这样的天下如何不太平？这样的理论如何不会得到“独尊”？ 但是，论语解决不了统治者内部斗争的问题，一切说教一旦到了统治者内部，就全部失灵了。秦始皇是觉得儒生们妨碍了他的伟业，而毛则认为儒家妨碍了继续革命和政权内打倒对手的斗争。本来就觉得儒家培养奴才太慢，后来又有副统帅扬言要“克己复礼”，最后“图穷匕见”，对儒家的痛恨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自己在图书馆当馆员期间的所受的大知识分子的傲慢，当然要对儒家下手。狗腿子并不总吃香，有时候狗腿子挨骂挨打都是正常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能没有狗腿子的。而儒家正是这样的狗腿子。 儒家的本质缺陷 在历史上，大凡学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向科学，一种是走向宗教。 古希腊的艾奥尼亚学派和很多别的学派，走向了科学。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批判精神。它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崇尚批判，不怕批判。它们在批判中诞生，在批判中成长，这就是它们最终走向科学的理由。它们的批判是彻底的，任何权威都不能幸免，甚至神也不能幸免。古希腊的宗教最终无法成为典型的宗教也在于其和批判精神不离不弃。 犹太和基督的学说最终成为宗教，其最本质的理由是：藐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视世上任何证据，唯其信仰独尊。 但是，儒家恐惧批判，也不敢唯信仰是尊。如果儒家愿意遁世，那么还可以做个逍遥的学派，但是儒家不甘寂寞而热衷入世，因此不能洁身自好而且也不可能超脱。 结果就是： 儒家想成为真理的化身，却忌讳批判，缺乏逻辑，因此和科学无缘； 儒家想成为不可质疑的权威，却没有胆量崇拜超越人间的神圣，所以无法成为宗教； 但儒家又不甘寂寞，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所以儒家肯定颂圣，从而儒家和宪政无缘，和正义无缘。 因此，儒家的本质决定其表现：附庸权势，反对理性，不容批判。儒家的本质也决定了其绝不可能“中庸”。“中庸”从来不是儒家的特点，更不是儒家推崇的理念。儒家从来没有要求统治者中庸，它自己也不在意中庸。孔子杀少正卯也是儒家真实面目的体现。 既然已经如此，那么甚嚣尘上的“儒家宪政”就一定不是宪政。所谓宪政是将统治者置于法律之下，儒家没有这个勇气。对统治者来说，儒家确实是最好的工具，因为要寻找一种不敢质疑的，也不敢逾越的，而又要足够入世的，这样才有利于统治。 今天的儒家，不管他们在前面是否冠以“新”，如果他们不崇尚批判，不超越皇上，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和过去的儒家没有区别。如今的新儒家，也具备了所有历史上儒家的基因。因此新儒家的颂圣肯定十分热烈。 如果新儒家想彻底改变儒家的基因，那么其实也是简单的，从今天开始崇尚批判，从今天开始超越皇上，把批判落实在行动之中，要把皇上置于规则之下。如果新儒家真的做到了这点，那么就和传统的儒家彻底不同，那么才有宪政的可能。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些，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新儒家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没有必要称其为“儒家”了，因为其在基因上已经不属于儒家。 儒家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其走向现代宪政的例子。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都不是儒家宪政，它们既不是儒家的宪政，也不是儒家导致的宪政。正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的繁荣不是由于儒家传统，而是由于英国人的法治传统”。他这句话不仅适合新加坡，而且适合于别的实行宪政的亚洲国家。 为儒家说句公道话 今天我们来苛求历史上的儒家是不对的，儒家作为一种学说，不管其如何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我们今天都不能因此而贬低儒家。儒家是一种古老的学说，如果不是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的存在对于学术是有意义的。“百家争鸣”就好，我们不能“独尊儒术”，也不应“独贬儒家”。让儒家伦理治国，让《论语》治国，本来就是“逮个耗子当牛使”，耗子拉不动车，这不是耗子的错，而是试图做此梦的人的错。当然，他们的本意并非治国，而是治民，就这个目的，儒家是胜任的。 今天我们重温“五四”运动，我们也不能认为“五四”中的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五四”运动本身泥沙俱下，和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一样，均可以被理解，却不应被赞颂。只是“五四”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最后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是，“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和后来的“批林批孔”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具有进步意义，而后者只是对进步的双重反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次“独尊儒术”，那么我们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

遁入文字的世界 ——阅读、写作、思考 文：倪志娟 阅读的快乐 我们喜欢阅读穿越时间雾障的传世作品，通过阅读我们企图抵达作者隐秘的内心深处，也企图抵达某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然而，我们更希望得到的是阅读的快乐。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我记得最快乐的有两次： 其一是读《红楼梦》。初一的暑假，母亲生病住院了，父亲在医院照顾她，晚上也不能回家，外婆从舅舅家过来料理我和哥哥的饮食起居，她住了我的房间，我便住进了父母房间。 为了透气的缘故，父母房间的窗子，只有下半截挂着窗帘，最上面的两扇窗，总是开着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房间里心神不定，母亲的病情，让我有隐隐的忧虑，从敞开的窗子看外面黑洞洞的世界，总是担心会突然闪现一张脸或是其他什么吓人的东西，这种恐惧一点点加重，最终变得难以忍受，我只好躲到床上去。 父母的床是那种老式的样子，四个角立起四根柱子，撑着一顶棉纱做成的蚊帐，我躲在这四方形的蚊帐中，逐渐摆脱了窗外那无可名状的威胁。就这样，我开始彻夜读《红楼梦》，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生病的母亲和隐隐的忧虑，我为黛玉和宝玉的爱情伤痛。每每读到黛玉之死便心如刀绞，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后面的部分没有了黛玉，觉得索然寡味，不愿再读下去。隔两天，再从头看起，这样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我不记得了，每一遍都是只读到黛玉之死。 读《红楼梦》的感觉，印证了那句很时髦的话：痛并快乐着，书中的情节越让我痛苦，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 第二次是读《百年孤独》。大一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在他推荐这本书之前，他还推荐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厚厚的几大本，我看的苦不堪言，之所以耐着性子看完，主要是不服气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文科生居然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然而在我耐着性子读完后，我并不觉得那本书有多么好。《百年孤独》却不同，我一下就被它的开头所吸引了，然后被那神奇的情节牵引着，左右着，身不由己。阅读的过程，就自己变成了一片轻盈的树叶，正向一个幽深的山谷缓缓飘落。这本书，我读得很慢很慢，当剩下的书页越来越薄时，我陷入了一种怅惘之中，我预感到，以后难得再有如此快乐的阅读过程了。 果然，后来再也没有一本书让我同样沉迷过。 其实世界上的好书，只要愿意读，穷尽我们的一生也是难以读完的。以后的阅读之所以不再有那样强烈的快乐，我想原因之一是随着我的阅历加深，读的书越多，心中的杂念干扰也越多，那种单纯被感动的时刻越来越少了，我的心智日益成熟，也日益迟钝和麻木了；原因之二是阅读也需要缘，与一本书相遇，喜欢它并被它感动，就好像一次恋爱，要在恰好的时间遇见了恰好的对象，才是完美的。对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因性情的不同喜欢它或冷漠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假如在不恰当的时间遇见了不恰当的书，于书和读者来说也许只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不过，阅读与爱情终又不同，即使在不适当的时候与一本好书相遇而不能见其美好，以后，还会有机会与之相遇，终会发现其好，因为书出版之后是不会改变的。恋爱则不同了，一旦错过，再见时，也许人事全非，难续前缘了。 如此看来，阅读比恋爱得到的快乐要稳妥得多。 曾和一个朋友说起读书一事，他说现在哪怕是对着一件很差的文学作品，他一样可以从中感到深刻的含义。这样的阅读其实已经摆脱了作品本身的限制，或者说作品本身只成为一种抽象的载体，阅读成为读者填充自己的思想和内涵的过程。对读者而言，这是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同时，也是性情品格定型了的表现。 但是，当我们对着拙劣浅薄的作品可以发现无限的含义，对着穷山恶水可以发现细致生动的美，对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卑微渺小的善时，我们也许做到了个人的宽容和智慧，而我们的批判意识和变革的需求是否降到了最低？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不再受身外之事影响，真正达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时，究竟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呢还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表现？（这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的人生态度的困惑之一。） 写作的痛苦 写作对于我这种明知自己写得不好、努力地想写好却还是写不好的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要给这种痛苦加一个期限，也许是一辈子。 很早，我就知道写作需要天赋，很早我也知道我没有写作的天赋。我热切地观察这个现实世界，渴望像其他的人那样仪态从容，踌躇满志，但是，更多时候我发现，我只是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流浪，我对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迷恋，具体的现象则被我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我以为我在注视着现实的世界，其实只是在注视着我自己的内心。而对于我自己的内心，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冲动把它表现出来，很多年，我习惯了写日记，隐秘地包藏起自己个人的体验。 我曾经想过给自己归类。 最初尝试着和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交往时，我就发现我和他们格格不入，在他们成立的文学社里，在很多次聚会中，其他朋友可以举杯邀月、对花吟诗，他们以具体的方式和行为很投入地演绎才子佳人的旖旎幻梦，而我总是做着无言的看客，默默地感受，默默地感动。他们说我太理性了，不适合文学。 可是，在哲学圈子里交流时，我同样感到了言说的障碍，对我而言，我更关注的是人如何可以“诗意地栖居”，如何沉浸在抽象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怀抱中体验孤独的深长意味。对那些哲学命题、原理和体系我毫无追根溯源的兴趣。因此，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圈子里的朋友总说我太感性了，适合学中文。 感性或是理性的评价对我无足轻重，要命的是这使我不能属于任何圈子。我不能写，无疑做不了作家，我不能理性地探究，无疑也做不了学者。或许最终，我只是一个精神的漫游者，是自己内心的倾听者，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无论如何，我期望自己可以超脱形式的虚饰而把握住生命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比如幸福，比如纯粹的美和爱。 思考的尴尬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者的命运是无常的，因为他难以被命名，难以被归类。 生命本身有着光明和黑暗两个面存在着，思考者在这两个面之间穿梭，努力洞穿一些真相，然而，他也许更乐意在黑暗中存在，因为他相信，这是生活更恒久的一面。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堕落方式。二战以后，人们一直以众声喧哗的方式述说着理想丧失之后的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故事。其结果却是使人生变得象一场结构与解构的游戏那样无足轻重。 理想的“城堡”永远闭合了。理想幻灭的结果是商业化的大肆侵入。为商业效命的工具理性创造出神奇的高科技媒介，筑起了一面巨大的生存之镜，在经过精心设计与策划的广告、影视、装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以及种种便利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内心的一切非理性欲望都被反射出来，一切最希奇古怪的想象力都得以实现。生存的图景，成为现实与虚拟难分彼此的混合物。——当现实本身可以被操纵为一个镜像、一个虚拟与现实模糊交叉的梦游之境的时候，理想和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终于和解了，人的存在之域里降下庸俗的和平。 我们的心中还剩下什么呢？是悲伤？——言情剧中的眼泪已经为我们泛滥了，真实的眼泪难免有些矫情。是深刻？——摆酷的造型随处可见。是孤独？——心理学家说孤独是可耻的，是一种疾病，孤独的人必须接受治疗。城市这么大，交通这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要找到的人，得到自己的安身之所。生存的艰辛苦痛无法回避，因此人的媚俗当然也情有可原。 这时候，不甘沉沦的思考者遁入文字的世界，依靠阅读和写作，形成一个强大的城堡，以抗拒现实生活的平庸，文字使他们背离自我，塑造另外一个自我，一个不属于现实生活的我，他孤独、感伤，他推开身边的爱，或者肆意地毁灭身边的爱，而一无所知。他生活在阴郁的地下室（卡夫卡似的），或者他以生命的毁灭为代价体验生命的限度（福柯似的）。他们整天忙着虚构一个城堡，消耗自己有限的体力，以此作为生命的支撑。 在一个喧嚣狂躁、规则散漫的时代，这些甘愿或被迫与流俗对抗、默默独行的人，已不再可能被赋予英雄的荣耀，他们最多只能被称为“无法命名”者，像加缪笔下那个不予反抗的西绪福斯一样，成为自我幽闭者、流浪汉或貌似冷漠的局外人，背负着被放逐的命运，固守仰望理想的姿态。 他们偶尔发现的一些真理碎片，无法支撑理想和价值的坍塌，而在若干年后这些碎片是否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历史也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行为的意义，大概不过是认命而执守，如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对阿甘的教诲：“The stupid just do stupids.”（傻人做傻事）。在做尽了“傻事”之后，生活的酬劳或许是那枚从无名之地飘来的白色羽毛，它象征着爱、纯真、慈悲或者其他许多种美好的东西，轻轻触动这些柔软而敏感的心灵，生命于是变得晶莹剔透了，哪怕仅仅是一瞬间，也应是值得期待的……

美妙五月的早晨 文：枫子（蒙特利尔） 维也纳街头的施特劳斯金像 每年的五月份，我必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在内心里把自己装扮成一枚少女，怀揣着细密的心事，来到在丁香树下，一边寻找我的五瓣丁香，一边唱着那首歌：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That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这首属于五月的情歌，每一次唱起它都有一份新的感动，那惆怅婉转的旋律总使人有种青春已逝、年华不再的无奈与眷恋。在电影《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中，这首歌是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1825-1899）送给他的歌唱家爱人Carla Donner的。我之所以没用“情人”这个字眼，是因为他们彼此心灵相通，互相懂得，真心倾慕，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当施特劳斯不得不为保全家庭而放弃Carla的爱情，在分别的一刻，Carla面带微笑，对爱人深情地唱出这首忧伤的歌：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从小最喜欢的音乐家就是约翰•施特劳斯了。听他的圆舞曲，总有一种欢快向上、如沐春风的感觉。其实，《蓝色多瑙河》的德文歌词里并没有“春天”这样的字眼，可我歌唱的中文版本里尽是春天：“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春来了，多么美好。”在电影《翠堤春晓》中，《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春夏之交的森林的早晨，更不用说《春之声圆舞曲》了。想来也是，华尔兹嘛，就是那样地跳跃富有青春的动感，一如万物复苏活力四射的春。 维也纳街头穿着戏服的小贩在兜售音乐会的门票。 我少年时代的最大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去到奥地利，去维也纳，到施特劳斯的家乡亲耳聆听那些动听的华尔兹，亲眼去看那宫廷舞会的霓裳翩翩。2010年6月份，在维也纳的EMI MUSIC音像店里我问售货员：哪位作曲家的CD最受欢迎？她说：当然是施特劳斯了，其次是莫扎特。那次在维也纳的音乐之旅中，我也切身感受到这个城市是在竭尽所能地把这两位音乐家当作他们的旅游金字招牌：大街上是盛装兜售圆舞曲演奏会门票的贩子；巴士车厢上是《唐璜》歌剧演出的广告；到施特劳斯金像前拍照，去莫扎特故居一览，都是最热门的旅游景点。维也纳出产的音乐家实在太多了，这一个通俗、一个古典就足够招徕游客，财源广进了，连海顿、舒伯特、卡拉扬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我，施特劳斯就是我的少年时代。除却轻歌剧，他一生最多产的就是圆舞曲了，计有150多首。少年的我爱上的纯粹是他那优美的旋律，就像我当时认识世界的角度一样，只要美丽，只要旋律好听，就够了。他真是一个天生的旋律之王啊！除了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蓝色多瑙河》，他还有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春之声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皇帝圆舞曲》、《闲聊波尔卡》、《蝙蝠序曲》……首首经典，朗朗上口。人们会说那是他的天赋异秉，而他自己的解释则是：“我必须写出经常萦回于观众耳际的旋律，因为坐在顶层楼座的穷人没有钱去买钢琴谱。” 记得上高中时，80年代的中期，我是文娱委员，在其他班级都高唱时代歌曲的时候，我在班里教大家唱《蓝色多瑙河》和《多瑙河之波》。这事儿对我东北小城那疙瘩的同学们来说是挺刺激的，这异域风味的旋律是挺怪异的，他们也感觉我这个文委有点不太正常。 约翰•施特劳斯 可我就是如初恋情人一般炽烈地恋着这个音乐王子！“他浑身都充满了音乐”（勃拉姆斯语）---作为作曲家，那些优美的旋律如涓流一般不可抑制地汩汩流淌，面对着这一件件伟大的作品，我们只能用“他同雅典娜一样，是从宙斯的头颅中生出来的”来解释了。作为“全体维也纳人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一边指挥一边拉琴，翩翩风度迷煞多少女性观众啊，听说维也纳的贵妇们都为能拥有他的一根头发而骄傲自豪呢（实际上他送出的是他宠物狗的毛发）。作为精明的晚会组织者，他在维也纳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华尔兹舞潮。在他的舞曲中，维也纳人旋转着无际的疯狂，忘却烦恼尽享现世欢愉；就连孕妇都是跳到最后一刻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孕妇舞厅”，急急赶去分娩的。 虽然圆舞曲这种蹦嚓嚓的娱乐性音乐，一直遭受着古典派音乐家的不屑和诅咒，认为它太简单太直白没有高深内涵，可那动听的旋律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定义为好的音乐了。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少年就当是一首欢快的圆舞曲，放情旋转，随性恣意。 当有一天青春渐远，不再年少；当有一天我开始懂得旋律不是音乐的全部时，维也纳于我，便不仅是约翰•施特劳斯了。她还是沃尔夫冈•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 1791）。 与施特劳斯的音乐相比，莫扎特的作品不仅旋律优美，它的艺术性更强。套用“海顿爸爸”（莫扎特这样亲切地称呼音乐家海顿）的话来说，就是“他既有鉴赏能力，同时又有广博的作曲知识。”莫扎特的音乐涵盖面太广了，什么风格都有，任何体裁他都能驾驭自如，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并且，还非常可口，可乐——---他的音乐可以陪伴人类从婴儿（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一直到墓地（安魂曲Requiem，最动听的是第六乐段《痛苦之日Lacrimosa》）。他的作品里有纯真（我5岁的宝宝喜欢《Eine Kleine Nachtmusik-Romance Andante》），还有梦想（我最偏爱的是Piano Concerto No. 21: II Andante），有轻快（Eine kleine Nachtmusik:I Allegro），更有雄壮（Symphony No. 40: Molto allegro）。从他的音乐里，除了能欣赏到纯正的德国音乐特色，我们还能感受到土耳其军乐的气势（《土耳其进行曲》），和那不勒斯歌剧的高亢（《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沃尔夫冈•莫扎特 在我的心里，我与挚爱的音乐家们早已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各司其职，陪伴着不同情绪、不同心境下的我：抒情时有舒伯特，感慨时有拉赫玛尼诺夫，伤感时有肖邦，振奋时有施特劳斯。然而我亲爱的莫扎特，却时时刻刻都在陪伴着我：在布达佩斯凭吊古堡的时候，在尼泊尔崇拜天神的时候，在横跨太平洋上空的时候，在地中海小船上飘荡的时候……莫扎特的音乐里有人类全部的情感，有放之四海而皆宜的诉求。他的音乐于我，岂止是春天，更是四季；岂止是人生的一段时间、一个片段，而是一生，一世，一辈子！ 与莫扎特同时代的“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曾说，“莫扎特是我所见过面、知其名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天才。他是音乐的上帝！” 每一次聆听莫扎特的时候，我都要在心里虔诚地感谢上帝，感谢他为人类创造了这个“音乐神童”；我亦感谢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感谢他以卓识的远见和不懈的努力将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音乐上帝”。从6岁开始，小莫扎特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在欧洲各地巡演、游学。二十来年的学习经历，丰富了他的学识，开扩了他的眼界，沉淀了他的思想，历练了他的创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涉猎面如此之广，而在各个音乐体裁的创作上又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原因。 莫扎特的音乐结构严谨，配器复杂，他可以创作任何类型的音乐作品：交响曲，协奏曲，歌剧，及可用于各种乐器的五重奏、四重奏、三重奏，等等。而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即兴创作的功力。音符就如他身体里的细胞，随时随地由他调动。他通常在脑子里谱曲，体现在稿子上就是一气呵成，干干净净，几乎没有改动的迹象。（这一点不似某位写《命运交响曲》的大师，人们在他的手稿上常能看到修改十几、二十次的痕迹。）人们问他怎么能谱写得这么卓尔不群、完美无缺，他说：“我只能这样写。”所以说如果施特劳斯是从宙斯头里生出来的，他的音乐智慧与生俱来，那么莫扎特就只能是音乐上帝了！ 音乐神童 奥地利人说，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易使人产生怀乡之情，而莫扎特的作品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因为他是属于全世界的。这种观点是从音乐的属性上来说的；而当年，当他们二人在世时，维也纳人也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施特劳斯是他们爱戴的“圆舞曲之王”，而莫扎特呢，从来都不曾得到维也纳太多的待见。 在奥地利的音乐之旅中，在美泉宫，导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6岁的莫扎特曾在这里为皇后玛利亚.特雷西亚（Maria Theresa，1717-1780）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在胡浮堡皇宫剧院，导游说：这就是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地。可是导游并没有告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当年莫扎特是怎样苦苦恳求皇上准许他在这里上演《费加罗的婚礼》的？ 当年维也纳宫廷乐队主要由意大利人掌管，他们一方面自恃音乐素养更高，一方面竭力阻止莫扎特所推动的德国歌剧的发展。皇上的宫廷乐队不肯给他职位，皇室子女的音乐教师也必须由意大利人担任。即便喜爱音乐的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被称为“音乐皇帝”）也不太能接受莫扎特的另类创新。当《唐璜》在布拉格的首演获得空前成功后，约瑟夫二世却这样说：的确美妙绝伦，可是它太难了，它并不是我的维也纳人的便餐。 那时的莫扎特不像同期的其他音乐家那样，要么受雇于人，领着固定的俸禄；要么由赞助人长期供养。他为了创作的自由（可以自行选择创作题材和形式）和尊严（宫廷乐手与厨师、贴身伺从一样被归为仆役），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宫廷乐队首席小提琴职位），来到维也纳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凭借举办家庭音乐会，给学生上课，或接受为歌剧谱曲的委托书等方式来养活自己。可这样的选择必然决定了他生活的动荡和不稳定。当他拮据窘迫，积劳成疾时，皇上也不肯给这个才华横溢却“不听话、想法多”的莫扎特一个乐师的职位，而宁可起用稳当顺从的意大利人。让我们听听他在对维也纳、对皇帝绝望后说出的这番话吧：“那些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不过主要还是皇上——---应明白这一点：只是不要以为，我只是因为维也纳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更愿意为世界上的君主效力，而不愿为皇上效力，可是我不愿乞讨任何差事。我所钟爱的祖国不接受我，因此以上帝的名义，法国或者英国将不得不再一次增加一个聪明的德意志大师---而这也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耻辱。” 可敬的大师，可悲的莫扎特！他生前得不到祖国的厚爱，身后也无一处安身之地。可怜这一世英才，人类最伟大的“音乐上帝”活不安生，死不见尸，被遗弃在维也纳郊区的乱葬岗里，叫后世的朝圣者们都叩拜无门。而如今的维也纳却知道怎样充分地利用这位大师敛财，街边巷角到处充斥着他的名字：莫扎特咖啡，莫扎特红酒，莫扎特香肠，莫哈特啤酒，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胸罩…… 莫扎特不是维也纳的，他属于全世界！ 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大主教府官邸，莫扎特父子曾无数次走过的路。 年年岁岁，季节更替，又一个草长莺飞的五月来临了。在这美妙秒的五月早晨，丁香树下，我心有所属：在春天，它属于约翰•施特劳斯；在一年四季，它都属于沃尔夫冈•莫扎特！

谁把谁关在笼子里？ 文：一沙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职期间，曾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话：“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这段话，既彰显了自1789 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立国延续而来的宪制精髓，又不失小布什一贯的诙谑。在赞赏之余，我们不由得要问﹕几千年来，身份永远卑微的中国老百姓，可曾有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 一件沦落民间的玉玺，此时此刻，决意要向世人透露某些讯息。此方玉玺青白玉质，卧式螭龙纽，圆面径 9 厘米，通高12 厘米，造型浑厚高古，气势夺人，颇有西汉皇家玉玺丰韵。阳文线条的章法稳健匀称，文曰﹕“朱由检柙”。朱由检，即明思宗崇祯，是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276 年的大明王朝，随着他自缢在北京那颗歪脖子树后灭亡。他绝对不是昏君，相反，是一个出类拔萃、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年轻有为的明君。 1944 年 3 月19 日，在明朝灭亡整整三百年后，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公开发表，遽然引发一场国、共两党翰林的公开论战，两大集团都不欲背上类似朱由检亡国亡族的千古骂名。1945年7 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踌躇满志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果说，华盛顿总统因毛泽东这番宣言而老怀堪慰的话，那么，华盛顿总统必将为朱由检的那个“柙”字而倾倒。柙，古文象形，本义关闭猛兽的笼槛，亦指押解犯人的囚笼或囚车。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对笼子的概念从来就不含糊。那么，莫明其妙的朱由检“柙”，究竟暗藏着何等扣人心弦的天机？玉玺那只龙，兀自仰望星空，任后人如何去评说。 朱由检未登基前，虽有其迂腐的兄皇朱由校庇护，但随时都会被魏忠贤控制的东厂鹰犬斩成肉酱。他早就对魏忠贤和客氏一群祸国殃民的阉党恨之入骨，但又不得不以“柙”字明里向魏示弱， 暗中忍辱以铭志：“ 我把自己关在笼子里！”。17 岁就被历史推向风口浪尖的崇祯皇，登基三个月内，迅即干掉魏忠贤及其余党；执政17 年里，总共换了50 个大学士，讽刺的是，这些被崇祯贬谪的文臣，又偏偏多是魏忠贤的死对头——东林党人！他还没来得及把大西王张献忠镇住，就被大顺王李自成攻入京城。当他亲自擂鼓急召百官救难时，竟无一官员临朝，只有一个贴身太监相随。他逼后宫妻妾自尽，亲手砍杀最痛爱的几个公主，随即去煤山上吊，陪伴上路的就是那唯一追随他的太监。 当欧洲开始摆脱中古愚昧、大步跨入文艺复兴的光明大道时，郑和的舰队七次下西洋。世界为此惊呼：郑和发现了世界！遗憾的是，三宝太监偏偏就不曾发现刚开始走向文明的欧洲，号称文明古国的华夏大地，时钟从此比西方文明慢了4 百年。 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果然没有忘记朱由检的惨痛教训，他实践了朱由检、华盛顿以及小布什共同开发的笼主义，他把国家主席关在牢笼里，把打江山的哥们关在牛棚式的笼子里，把治下所有的人都关在无形的笼子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没逃出那个“周期率”，就被人成功地关在水晶笼子里，永世不得翻身。 到了该找人写一篇《甲申三百七十年祭》的时候，笼主义与时并进了，笼子“量化”了，也“宽松”了。君不见，这笼子，可能就是你自己的车、你自己的家、你熟悉的胡同、你热爱的土地，甚至是你喜洋洋地搭上的奔向死亡的和谐号…… 好一个朱由检的“柙”！那似笑似哭的螭龙，似乎在嘲笑我们至今仍然不能破译一个“柙”字。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本来就是在同一时空下起跑，很多理念，本来就是相对应的，相交融的，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像 cage( 笼子) 和柙一样，两种文明所不同的地方，并非搞不搞笼子的问题，而是究竟谁把谁关在笼子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有一篇《甲申四百廿年祭》，但是，我们坚信，如果有的话，它一定不会漏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叫做正义。

托马斯·阿奎那：信仰与理性的调和 本博点评：理性和信仰在本质上不可调和，阿奎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努力调和了这不可调和的。如果说他的800年前的前辈奥古斯丁引入柏拉图是为了小心翼翼地让理性成为基督教的装饰，那么阿奎纳就是明目张胆地让理性登堂入室。理性最终将彻底改变宗教，但是没有理性的宗教无法与时俱进。阿奎纳并非不知道这风险，而是他更相信亚里士多德是无法被永远拒绝的。对神的信仰无需理性，但是神学不能摈弃理性。阿奎纳面对已经堆积如山的古希腊文献，他知道抵抗是徒劳的，而与理性合作是必须的。他成功地抵御了美女的诱惑，但是他无法抵御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的美丽，因为他自己就是理性的。——林炎平 最初，一说到我们或许该向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会让人觉得很怪异。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一位圣师，据说他在极度兴奋时会漂浮到空中，与圣母玛利亚相见。他热衷于解释天使们的所言所行。可是…… 现在，阿奎那依然有用武之地，因为他可以帮我们解决始终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怎样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阿奎那既是哲学家又是圣师。因为不愿放弃信仰也不愿愚信，他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来理解人类生活中理性的位置。阿奎那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他使西欧的人民认识到，不只是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利用理性——上帝赐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都可以获得真理。基督教思想认为，非基督教徒在不信仰或是不了解耶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拥有智慧的，而阿奎那打破了这一思想僵局。他使人认识到智力是人所共有的，也使基督徒们认识到任何年龄任何地方的人都具有理解力。阿奎那对当今世界影响巨大，因为现在的人们不管教义或背景，坚持认为优秀的思想可以来自世界任何角落。 正被天使安慰的托马斯•阿奎那 1225年，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曾前往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创造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那时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学者刻意回避了这些作家。在大学期间，阿奎那也受到了多明我会[1]的影响。与其它教派不同，多明我会是一个新型的僧侣修道会，它的会员认为他们应该住在外面的世界里而不应该住在修道院里。 在违背他家人意愿的情况下，阿奎那决定加入多明我会。传言，他的家人为了表示其对基督教的虔诚，绑架了阿奎那并把他监禁在他们家的一个城堡里。阿奎那写了很多急切的信给教皇，陈述他的理由，请求释放。然而，教皇政务缠身，顾不上理他，因此阿奎那继续被关押着，通过给多明我会的僧侣写信和辅导妹妹们消磨时间。据传，在这段时间，他的家人甚至派穿着低胸衫的娼妓去诱惑他，试图让他放弃做僧侣的想法，但是阿奎那却用铁条把她赶走了。 由于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他的家人只好把他放了。之后，刚愎任性的阿奎那（在他家人看来）永远地加入了多明我会。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阿奎那去巴黎大学继续学习。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将近两百篇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文章。他起的书名既漂亮又奇怪，叫《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他也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和极具影响力的老师，最后，多明我会的领导人允许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他自己的学院。就这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知识的事业中去。让人赞誉有加的是，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刻（45岁），阿奎那还在给《雅歌》[2]作注释写评论。他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现在，他是教师的守护神。 阿奎那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智力上的志向就是：弄明白人们是怎么分辨是非的。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他有这个志向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想知道人们是怎样确定他们的行为能够使他们进天堂的。阿奎那意识到许多看起来十分正确的思想却不是来源于基督教徒。例如，他十分钦佩亚里士多德，但是这个人却完全不了解福音书上的真理。为了处理这种窘境，他就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兼容性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 阿奎那知道，许多哲学家都是异教徒，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拥有洞察力，因为，正如他所提出的那样，单靠理性，人们也可以成功地探索世界。为了解释单靠理性人们如何探索世界，阿奎那指出宇宙和它的一切动力都根据两种法则运行：“自然的法”和神圣的“永恒的法”。 对阿奎那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然的法”是“永恒的法”的一部分，利用独立的理性进行思考，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这点。阿奎那拿耶稣的训诫举了一个例子。耶稣曾训诫其门徒说“要像你要求别人对你那样对待别人”。耶稣可能已经使这句话变成了一条特定的重要的法则，但事实上，它始终都是大多数社会团体的道德原则的奠基石。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奎那指出，这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可以了解自然法则。只要通过仔细的推理，人就可以自觉地遵循上帝的意愿。阿奎那承认在少数情况下上帝只利用神法行事，超越了人类理性的界限，而且他举了先知的启示和天使来访的例子来证明。然而，大多数有用的知识都可以在自然法管辖的领域里找到。 攻占巴士底狱 阿奎那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推断什么是真实的能力，这一思想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因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强者还是弱者都毫无区别的拥有这种判断力。他认为，奴隶应该服从主人，孩子应该听从父母，但是如果他们被要求去做违背自然法则的事，他们不应该服从命令。这就为道德政治异议说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至今，我们仍然在用抗议、非暴力抵抗、甚至反对暴君统治的正义革命的形式来延续这一传统。 阿奎那的思想出现在伊斯兰文化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面临着如何调解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3]在西班牙、摩洛哥和埃及的统治扩大起来，由此促使许多新科学知识和哲学的产生。但是，由于严格的宗教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到阿奎那出生的时候，伊斯兰教徒变得十分暴虐和教条化。例如，他们激烈地反对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阿拉伯名字叫伊本•鲁世德）。像阿奎那一样，阿威罗伊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定理性和宗教是相容的。然而，对此感到焦虑的哈里发——从不偏离上帝话语的字面意思——禁止阿威罗伊思想的传播，焚毁了他的一切书籍。 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 阿奎那读了阿威罗伊的书，明白他和这名穆斯林学者在进行着同样的事业。他知道，伊斯兰国家日益渐增的对理性的偏激排斥会损害它曾经繁荣的理性文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阿奎那的思想，基督教才没有经受像伊斯兰教那样愚昧的发展过程。 例如，将近四百年后，伽利略将利用阿奎那的作品来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追求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在圣经里包括。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所重视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是阿奎那的遗产：他提倡的思想方法正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多元主义的早期形态。 虽然阿奎那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却因此设定了一个哲学框架，使得人们对宗教的怀疑不至于发展过度，而又有助于开放的科学探索。从个人层面来说，阿奎那提醒我们，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的思想）的来源有很多个。智慧来源于直觉，也来源于理性；来源于科学，也来源于神启；来源于异教徒，也来源于僧侣：它同所有的这些不同来源的思想都意气相投；它只管吸收利用有价值的东西，毫不关心它们来自哪里。这听起来很简单，等我们意识到在生活里有多少次我们没做到这点时，就不觉得简单了：有多少次我们轻视来自一个看起来是“错误”来源的观点：这个来源或许是一个有着错误口音的人，或许是一份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的报纸，或许是一篇文体太过简单或太过复杂的散文，或许是一个戴着羊毛帽子的老太太。 译注： [1]多明我会：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特别提倡学术讨论，传播经院哲学，奖励学术研究。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都有该会会士任教。 [2]《雅歌》：是圣经66卷中很独特的一卷书，全书中心是讲男女间爱情的欢悦和相思之忧苦。全书很短，只有117节，内容深奥，体裁奇特，文字秀丽，富含东方色彩。 [3]哈里发：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 注：本文由weiyayun译自《哲学家邮报》，转载自“哲学园”微信公众号。

一种制度， 两样医院 亦远（蒙特利尔） 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医疗上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国有制。两国的大部分医院都属于国家，包括联邦（中央）和省市政府所有，医护人员相当于准行政人员，其雇佣，工资，福利，退休都不同于私有企业。可以说，中加两国的医疗部门具有相同的制度，是一种制度来管理的。 不幸中万幸，笔者今年在中国和北美都和医院有了亲密的接触，其中还涉及美国的公立医院。对此做个比较，应当有所启发。 2015年初，回国探亲，没想到八十岁的表哥突然瘫在床上，不知原因（不似中风）同样年龄的表嫂不知所措，在家中已经几天了。笔者闻讯赶来，建议马上去医院急诊检查。他们住在没有电梯的六楼。哪想到急救车上只有一个担架工，需要家属一块抬。表嫂八十，从天津赶来的二表哥和妹夫加上笔者年龄过二百，无能为力。最后找到下班的保安，总算抬到急救车上。救护车给出的理由是人手不够，令笔者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需要急救的人能自己行走上下楼的不多，需要担架抬的是常态。 到了表哥合同医院，这是北京著名的骨科和烫伤专科医院。第一件事是付押金租病床。整个急诊大厅没有护士，需要家属推病床前后上下求诊，化验，付费，透视，打印。整个一个DIY。 最后表嫂无奈拿出表哥司局级退休证明，虽然令笔者脸红，但往返交涉几次后，终于同意在一个高干病房留住观察。于是我们三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把表哥从急诊室推出了，再推一百来米才到病房。那时已经天黑，冷风刺骨，表哥躺着病床上，身上裹着家里铺在担架上的棉被，头上罩着笔者脱下来的夹克，四人齐努力，终于推上坡道，进了病房。 第一件事是找临时护理，那时已经九点多，茫茫中只好请了在现场的一个外地男人。他显然没有任何卫生训练。但无论如何，我们七老八十，筋疲力尽，十来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的四人是无力承担守夜的职责了。 安置好了，值班医生很负责地向我们了解发病过程，谈论她对病情的看法和治疗建议。看得出来，医生有顾虑，怕治不好，家属不理解。笔者当下表示，医生治病不治命，关键是不要老人痛苦，对八十岁的老人，我们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希望知道发病的原因。 由于病人需要靠枕支撑，需要尿壶，需要防湿垫，医院告诉必须病人家属自行到外面购买。笔者不解为什么医院不提供，可以方便家属，收费就是了。回答是避嫌，避免说乱收费，真令人哭笑不得。再深入一步，是不是为了逼嫌，病人家属要跑到外面买注射器，药，甚至手术刀呢？ 夜深了，大约接近凌晨。我们要回家了。没想到，一楼空荡荡，大门却锁了起来，出不去了。急切间看到地下室有灯光，赶紧下去找人。只见一位职工模样的人坐在一个宿舍样的床上。笔者道了声对不起，请教如何开门，那位男士说：“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出去呢？” 男士回答地很麻利：“我不出去！” 怎么办？忽然看到楼梯尽头有一扇窗户可以拉开，外面隐约看到窗台还不太高，于是在笔者带领下，四老推推拉拉，竟然钻出了露台下的窗口，偷将出去了。好像自文革以来，这种“撬壁钻洞”的营生还是四十多年头一次。看来还是得了锻炼过的好处。第二天和朋友说起，几个人都扬眉质疑，觉得笔者提前步入老年痴呆症了。 这一天的近二十个小时，令笔者体会到做国人的艰难，幸亏表哥是过气的司局长，幸亏八十岁的表嫂还有我们哥们帮忙，不然，她一个人，叫了急救车也无法去医院，到了医院也无法去化验透视，被收留住院也推不过去，住了院，她也无路可逃。可是过几年独生子女的父母爷爷奶奶怎么办？ 医院门口有大批医护用品商店，很多24小时营业。 两周前，笔者参加同事在拉斯维加斯的婚礼，然后和朋友开车到犹他州的Zion国家公园游览。不料下山时，右腿打滑，左脚前跄，顿时折断脚腕，行不得已。那里比较僻静，但还是断断续续有人经过，多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时过来两对老夫妇，说他们有三个大夫，坚持架笔者下山。看看实在走不动，一位健壮的老人决定背笔者下山，他太太说：他能跑马拉松，没问题。就这样，歇了三次把笔者背到停车场车前。我的朋友非常感谢，想请他们来卡尔加里做客。他们谢绝了。 朋友沿山路开行二百公里，才到了一个叫Page的小城。问到医院，赶去急诊。立刻有护士推轮椅出来把笔者接进去。简单问了病情，马上透视，无论护士，医生还是技师都非常和蔼，不停地安慰，讲笑话，使笔者安定下来。他们把X透视传到凤凰城的专家会诊，决定只给笔者打石膏，可以回家再动手术。 上石膏当然很痛，护士一边用力，一边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告诉笔者，她来这山里工作就是因为喜欢爬山。 在离开医院时，他们才询问笔者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笔者把医疗保险卡给了他们。这是笔者出行前买的医疗保险，一年中每次离开笔者居住的省30天内有效，是世界范围的。最高保险额为500万加币（大约400万美金）包括急救时使用救护车或直升飞机。保险费用是230元加币。 凌晨三点了，刚上了汽车，一架直升飞机正向医院停机坪缓缓降落，看来在山区，比笔者还不幸的人总是有的。 长话短说，两天后，返回加拿大阿伯塔的卡尔加里。安检，登机和过海关自然都有照顾。根据网上搜索，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的朋友开车把我送到省立的落基山景医院，据说骨科是其专长。 医院在山坡上，很大，但有一个匹配的停车场。我的车可以方便地停在急诊室入口，由医院护工用轮椅推进去，我的朋友再去停车。前台首先询问受伤经过，测量我的血压，脉搏和供氧，接受了我带过来的美国急救档案，再让我登记。从我的医疗保险和在其他医院治疗的记录，他们几乎找到了我所有的信息。 大约等了十分钟，我被推到X透视室。我注意到每一个参与的医护人员都会和蔼地与我核对姓名，生日，问题，并和我手上戴的信息带核对。石膏打开，这次是更全面地透视，很快医生告诉我，三处断裂，需要考虑动手术。他解释说，上螺丝钉固定可以减少关节炎并发的可能。在我同意后，护士立刻推我去病房，穿过曲折的走廊，上电梯，下电梯，到了八楼病房。笔者不由想起几个月前，我在噪杂的医院推着表哥到处找的情景。 进了病房，才知道这个医院为什么叫落基山景，因为一面墙的大窗户对着西面的落基山，白皑皑的雪山，窗前是一个大水库，树林刚刚发绿。病房是二人间，另一个病人当时不在。按照全民医疗保险，通常是四个人一间房，除非有雇佣单位或自己购买的附加保险。笔者虽然退休了，原来的公司不再承担责任，但年龄过了65岁，由省政府给买附加保险，因此可以有较好的条件。 从病房看出去，摄于手术后第二天早晨。这可不是高干病房，也不是昂贵的私立医院 晚上八点，护士说今天不可能动手术了，我们安排你吃饭，然后就要禁食禁水，明天动手术。住院部门有医生值班，有护士，有护理，也有清理病房的工人。分工清楚，态度不仅和蔼而且积极，每次来都要问长问短，和病人聊几句不相干的话题。有电视，有各种器皿，病人无需操心，更不会要家属跑腿买什么。 第二天快到中午通知笔者去手术室，有专门的护工来接。记得我表哥去检验，雇的护工说一个人推不动，表嫂只好按他的要求再雇一个他介绍的人。 到了手术室，接收的护士再一次核对身份，还询问是哪条腿，是否对任何药物过敏，目前服用什么药。然后麻醉师来，再一次核对，提出全麻和局部麻醉两个方案，并建议局部麻醉。笔者表示比较紧张，麻醉师微笑着说：“这个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先给你镇静剂。” 然后医生来解释为什么动手术，有什么风险，要求笔者签字。手术顺利，因为镇定剂，笔者其实睡着了。术后回到病房，及时使用强止痛药通过点滴输入，所以没有太大的痛苦。 第二天，笔者被送到理疗科，由一名娇小的理疗师耐心地教如何使用拐杖，轮椅，扶架，如何上下楼梯，如何使用马桶，如何淋浴。由她示范，然后在笔者身上绑上带子，由一位结实的小伙子拉住，叫笔者一遍遍练习。 然后理疗师开出一个单子，是笔者回家需要的轮椅等用品。她根据笔者的地址为笔者寻找就近的医护器材出租店，并通知那里按笔者的身材准备。尽管医生认为第二天可以出院，但理疗师认为只有一切准备齐全她才放行。于是笔者又多住了一天，多上了一次理疗课。 出院了，医生通知在拆线之后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做七次免费理疗。免费？笔者听着有点迷糊，因为从受了伤到现在，横跨两个国家，全部的化验，医疗，器具，拐杖，住院，饮食，医药（包括平时吃的药）还没花一分钱。 中国和加拿大在物质条件上当然相差很多。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按人口一平均就原形毕露了。不过一个国有制度下的医疗体系，两个医院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躺在床上，麻药尚未全退时，迷迷糊糊觉得年初钻病房窗户好像是个梦，而值班护士一面为我上石膏，一面道歉却又历历在目。麻药消退后，想来想去，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如果这是真的，无论条件差不差，很多事情都可以改进。如果只是口号，七十岁推八十多的病人跑来跑去就不是谣言。

名字散谈 文：王亭苏 中国人的名字因为语言本身的形象写意总是较西方人更加真切地描绘出一个人的气质。有更多人乐于随声附会说：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这话显然未经过深思。如果是符号，也是一种有表情并且着了色的符号。是和主人本身打成一片的，带着鲜明气质的符号，活着的生命的符号。 譬如我，当有人叫我的英文名字Alice的时候，我就蜕变成一个活泼泼地二十岁的女孩，一个中世纪的不满上流社会沉闷压抑生活的时刻想逃跑的女孩，爱丽丝透着一股明媚的朝气和俏皮。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当有人叫我亭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来自东方的安静的女子，不善言谈，如一缕幽明的天光水色，环绕着寂寂芳草。亭苏的书卷气于我是一种冒险，我急于想逃脱名字的圈套，可是似乎被它念了紧箍咒，再也无法和自己分离。 我喜欢研究名字的目的性，名字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从前人的名字，生于富贵之家的上层子弟官宦小姐，往往都有一个风雅的符合身份的名字。而世子和庶子也有区分。否则便混淆了礼教。比如贾府中贾政的两个公子，宝玉和庶出的贾环。贾府中从宁荣二公贾演贾源开始至第五代孙贾兴贾蓉为止，全部使用族名，只有宝玉使用了小名，因为宝玉代表了这位衔玉而生的公子的尊贵，符合人物特性，又说明了名字的缘由。叫声宝玉，眼前立刻现身一位翩翩少年，英俊帅气，温柔多情，又透着一点纨绔。贾环之称立刻便在宝玉的光芒下暗淡下去，有一种卑微的命色。嫡庶之别立竿见影。从前的封建社会的平民家的女人，往往没有名字，如果姓马，嫁了张家，便呼之为张马氏。娘家的小字从此便被夫权剔除，留在心底作为从前的最好的怀念。但如果出身贵族的小姐，又不同。比如皇族的女性等都有一个诗意且充满贵族格调的美好的名字，是阶级社会最好的标签。可是我总是困惑，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抱着康熙大辞典，却为难地在浩如烟海的词汇里穿梭，而总是用秀珍，玉兰，立华，爱国，秋生来打发自己的子女？总是少了古老中国的韵致底蕴？毛统治时代的名字更是带了鲜明的“革命”气质，例如卫东，爱东，红岩等，多无文化底蕴，一代人铿锵无畏，勇往直前的样子渗透在名字的深处，和人恰如其分地融和在一起。及至现在起名字仍然是一件特别为难的事情，总是难免落入俗套。一个不甘庸俗的人也难免因为名字变得有几分灰头土脸。孔子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名字各个都像一部史，宏大渊远的中华气质立显，令人仿佛闻得书香辽远。有人按易经索字，因为名字是命运。我虽然于此不甚了然，然而也终于在现实中明白，何不取个安心？中国人的名字，往往一个人拥有几个，在家的名字俗称小名的往往很随便，带着父母的几分溺爱或是本人的一些鲜明特色。也有乡间因为民俗的缘故，给孩子一个很贱的名字，比如狗剩之类的恶俗，因为据说越贱越容易养的缘故，总是被人轻易接纳了，但是却容易一辈子作为别人嘲笑的把柄。而进了学堂后，又有一个学名，古时还有字，有号，有别名，有笔名，当然现代人用字的不多了，多半用的也是为了名头，或是附和一种新文化运动的产生。 中国人喜欢用名字把自己分身为几个人，这真是一种智慧。随时改变身份和心境，改变角色，总是于现实中的一种解脱吧。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名字中不该少了民族的气韵，这种根一样的膜拜来自最为深厚的血缘。 我时常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掉，就像要换一种身份和人生，总觉得名字用的太久于无意中旧掉了或者变的不合时宜，像开得过了季的花朵，慢慢退了颜色，慢慢地枯萎。慢慢的在自己的名字里变得有几分沉重。我总觉得叫一个八十岁的人小平或阿欢有戏谑的嫌疑，所以中国人的名字应当在适当的阶段换一换，因为中国的文字写意象形的缘故，总比西方人多点选择性，包括因为名字而可能改变的命运。 对于西方人的名字，我从未在其中读出过任何审美，一大串，音译成中文后尤其不堪，没有任何内涵和图画美感。因此我庆幸自己拥有一个相对不错的英文名字，但是每当人写音译的字，把丝写成斯的时候，我就觉得愤怒，想不明白为什么爱丽后面跟着一个有几分疏冷淡漠的斯，爱丽丝更娟秀和恰如其分一些。然而，我厌倦了每次的矫正，显得过于矫情，索性叫回了中文名字，争取耐心一些叫到老，如果中途出离世俗，唯愿伴青灯古佛，也只能听下回分解！

音乐数学物理老毕和二（四）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毕达哥拉斯幽灵 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数的规律的表象。毕达哥拉斯肯定会说这句话。 在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弟子发现了无理数之后的2000年，人们又发明了另外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数，这就是虚数。我在这里之所以说无理数是“发现”，而虚数是“发明”，这是因为无理数是自然存在的，而虚数是我们为了使用而发明的。当然你也可以争辩：其实所有的数都是发明的。 虚数的单位是，它等于“根号-1”（√(-1)）。我知道你肯定说这个发明这个的人比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弟子还要“二”。确实，-1是没有平方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制造一个平方根，规定它的平方就是“-1”？你不开心吗？那你就不开心吧。 事实证明，这个的作用极大，使得原来的数一下子从一维扩展到了二维。你这会看出来了，“二”又来了。没有了这个虚数，拉普拉斯变换也就不可能产生，没有了拉普拉斯变换，电子学电工学和控制论都可以歇菜了。因此我们看到，数学是多么伟大。伽利略没有错，毕达哥拉斯没有错。 这些都太枯燥了，这样下去真的读者都跑光了。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跑掉，那么你已经是那5%坚持到最后的。先别跑，这就结束了。 但是在结束前，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个伟大的方程，这就是欧拉方程。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数中，有5个是最重要的常数，它们是：0,1，π（圆周率3.141592…），e（自然对数的底2.718281828…）， i（虚数单位√(-1)）。其中两个有理数，两个无理数，一个虚数。欧拉居然把他们写在了一个方程式里。而且，在这个方程式里只有它们，外加一个加号和一个等号： 你还不相信上帝通过数学创造了宇宙吗？如果你还不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分割”和“斐波那契级数”。黄金分割和斐波那契级数其实是一回事。看过《达芬奇密码》的人一定知道斐波那契级数，那是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 1170 - 1250）发明和发现的。 斐波那契级数是这样的： 1，1，2，3，5，8，13，21……Fn 其中 黄金分割则是由古希腊人发现的，也和毕达哥拉斯有关，欧几里得对其是这样定义的： 将某个长度被切成两部分，使得整体比长局部等于长局部比短局部，那么这个比例就是黄金分割。求解可以获得这个比例 有意思的是，在斐波那契级数中，后一项和前一项的比，随着n的增加，总是在黄金分割值上下浮动，而且逐渐接近黄金分割值，最后在n趋于无穷时收敛于黄金分割值。 上面我们提到了欧几里得。这是一位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的“二”的集大成者。他的《几何原本》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原封不动地作为教科书教导我们。欧几里得几何是“普世价值”的最好诠释，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地位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你都必须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当然你可以说还有“非欧几何”，亦即“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没错，这是欧几里得几何的两个“孙子”，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就不多说了。）欧几里得几何是逻辑思维的榜样和科学方法的典范。 顺便说一句，欧几里得用不到10行字词，就证明了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有兴趣的自己查找，那方法绝妙无比，用的也是我们开篇举例中的“反证法”，实在是精彩绝伦光辉夺目，这里不予展示，免得亮瞎你的双眼。 当代的“好事之徒”们认为斐波那契级数和黄金分割是伟大画家们实际遵守的规则，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那个海螺式的图形就是所谓斐波那契级数“地砖”。他们号称波特切利和达芬奇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构图的，因此这是美术的Canon。 至于达芬奇，这是一位我们不需要讨论的人。他是伟大的画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他还是工程师、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建筑师……，还有，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看到没有？数学！看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子了吗？这位伟大天才的事迹和创造实在太多太精彩，建议童鞋们找来看看。 图表7：达芬奇的绘画和手稿 我刚才提到了毕达哥拉斯的“影子”，那其实不是影子，而是幽灵。这是毕达哥拉斯幽灵，一个古希腊幽灵，诞生于古希腊的爱琴海，穿越过漫长的中世纪，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滥觞于我们现代。我们到处都有这样幽灵，到处都受惠于这个幽灵，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公民。当然包括我们说的音乐数学物理，还有绘画。这个幽灵的副作用就是很“二”，它根本不知道“以食为天”，从不安分守己，时刻异想天开，到处寻衅滋事。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喜欢音乐，请向毕达哥拉斯致敬，向“二”致敬。如果你不喜欢音乐，那么是你开始喜欢音乐的时候了。因此，也是你开始喜欢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幽灵的时候了。

音乐 数学 物理 老毕 和 二（三）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音域和音色 我们人的耳朵只能感知一定范围的声音频率，基本上就是在20Hz-20,000Hz。20Hz以下的叫次声，20,000Hz以上的叫超声，这两种声音我们都听不到。但是它们确实存在。次声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而超声有很多用途，比如医学上的B超成像检查，用的就是超声波。 乐器的频率非常有限，太低和太高的频率都令我们不悦，因此就不使用。比如我们的钢琴有88个键，其音域频率从最低的27.5Hz到4,186Hz。童鞋们不妨敲打一下钢琴上的最左侧和最右侧的键，已经可以感觉到太低和太高了。 钢琴确实音域很宽，有7个八度加4度，但是和耳朵可以听到的频率相比还是有限的。而我们人可以发出的声音频率就更加有限了。童鞋们可以一边敲钢琴的键，一边跟着唱，看看自己的音域有几个八度。如果你有一个半八度的音域，那就不错了。如果到两个八度，那就十分好了。如果可以到两个半八度，你就很有天赋了。不过记得不要在周围有人的时候试，免得把人吓跑了。也不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试，免得有人报警，因为你努力唱高音的时候恐怕不会比喊救命更加优雅。 试试你能唱几个八度 如果你有两个八度的音域，而且发现你可以唱到C5，（亦即440 X 2 X 2 = 1760Hz）那你是男高音，而且天份好极了。要是你可以唱到低音C2（亦即440/2/2=110Hz），那你就是男低音，并且值得骄傲了，因为中国人低音好的不多。如果你可以唱到C6，（亦即440 X 2 X 2 X 2 = 3,520Hz），那你就是很好的女高音了。 图表4：男低音和女高音的音域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男低音和女高音的音域实际上是有一段是重合的。但是，为什么即便在重合的这一段，我们仍然可以分出哪个是男声，哪个是女声呢？这就是音色的不同造成的区别。这就如同我们很容易分辨小提琴、钢琴、小号、长笛的声音。它们可能发出的是同一个频率的音符，但是我们仍然很容易辨别是哪个乐器发出的。童鞋们，这是为什么呢？ 当小提琴和长笛都奏出同一个频率的音符，比如C4（所谓Middle C）时，它们的基波相同，但是高次谐波却不相同。听起来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入直接从音乐爱好者变成疯子的节奏。在童鞋们变疯以前，我还是要再说几句。不想变疯的可以不听。 按照法国数学家傅里叶（Fourier，1768-1830）的发明和发现，任何一个振动都可以表述为数个或者无数个简谐振动的叠加。这里的所谓“简谐振动”就是正弦波振动。我们过去调钢琴的音高用的标准音叉产生的就是简谐振动，一个标准音叉只产生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而没有高次谐波，这样就避免由于高次谐波产生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共鸣的可能性。只有简谐振动可以做到这点，因为它没有高次谐波。 如下是傅里叶级数的表达式，说的就是上一段的意思。看到没有？N就是简谐振动的个数，它可以趋于无穷。 你相信吗，一个方形的波可以由无数个正弦波的叠加获得？我知道你不信，这就是你还没有变疯的证据。但是你很快就会变疯的。你看如下的图解： 图表5：一个方波可以由无数个正弦波叠加组成 图中蓝色的方形波在挑战我们的红色的正弦波：你要模仿我？你来啊！ 好了，我们第一个正弦波（红色）来了，频率和方形波显然一样，两个波形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很好，没有变疯。接着，第二个正弦波来了。这个正弦波具有两倍于方形波的频率以及较小的振幅，其和第一个正弦波叠加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好像是方了一点？我是说疯了一点。接着再来第三个正弦波，其频率是方形波的三倍，振幅更小一些，以上三个正弦波叠加后显然波形更方了。我是说更疯了！经过四次叠加，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相当方的波形。你还不信再叠加下去红色波形会越来越方并且最终和蓝色的方波彻底重合吗？傅里叶级数的误差分析就证明了：只要N趋向无穷，红波和蓝波之间的误差就趋于零。也就是说彻底重合。 我知道你已经变疯了！恭喜了！你向毕达哥拉斯迈进了一步。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音色和音高的关系，以及音色的秘密了。那第一个正弦波，就是音高。后面所有的正弦波的叠加，就是音色！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听出长笛和小提琴的差别，这也是为什么你不会弄错男声和女声。 但是，未必。有的男声听起来像女声，反之亦然。这就是因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高次谐波也相同了。比如太监。 正是有了傅里叶级数，我们现在可以用电子合成任何乐器的声音。这就是你可以买一架电子琴，可以选择奏出各种乐器的声音。有电子琴吗？试试。合成的音色非常像原来的乐器，几可以假乱真。这就是用了傅里叶级数的原理，把钢琴的高次谐波加上去，你就听到了钢琴的声音；把小提琴的高次谐波加上去，你就听到了小提琴的声音。 令人不安和快乐的振动 振动既令人不安，也与人快感。如果你想到了地震和车震，那说明你还挺幽默。不过我们这里不说这个，只说广义的振动。 这种令人不安和与人快感的两难，却构成了某种人类创造文明的原动力。在不安和快感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音乐，正是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亦即：让不安和快感产生刺激，却又达到和谐。这应该就是音乐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 振动不可避免，英雄让振动成为音乐，并告诉你这样的美好可以通过理性获得；而枭雄让振动成为噪音，并告诉你这样的灾难不可避免。一个伟大的制度是让个体的振动保持足够的独立，并形成共同的和谐；而一个卑劣的制度是让所有个体都失去自由的振动，而让个别人去折腾所有个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群会有伟大的合唱，比如巴赫的大合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有的人群却只有在万马齐喑的集体静默和声嘶力竭的山呼万岁之间徘徊。 毕达哥拉斯在2600年前的那些对振动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数学、物理和音乐之间关系的启迪。我不知道老毕当时把哪个作为他的优先级，数学？物理？音乐？我觉得这都不是他的所要追求的。他真正追求的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奥秘。他把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从具体的物质转向了抽象的概念：在物质的表象背后有着更加真实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可以不是物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泰勒斯和米利都学派。他是如此地极端，居然把世界和物质一刀两断，却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数认为是世界的本源，而物质只不过是其表象。以至于他的后来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几乎可以认为是泰勒斯们和毕达哥拉斯的思想的折衷。我不知德谟克利特是否真的折衷了毕达哥拉斯和泰勒斯，但是毕达哥拉斯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论断应该足以让德谟克利特在提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相同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这一理论时少了一些犹豫。 老毕：追寻世界本源 我相信当时老毕也是非常痛恨无理数的。但是那个出格的门徒正是由于老毕的精神才发现了无理数。我不知道老毕应该是感到骄傲还是沮丧，无论哪种，都是他那个学派的光荣和悲伤。他们的探讨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后的人类社会。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还会复述老毕和其门徒的证明，不少甚至忘记了老毕，但是老毕仔细论证过的音程和它们之间的和谐或者协和令我们绝大多数人心驰神往。很少有人对任何音乐都不感兴趣。 据说“不懂音乐的人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我非常相信这点。尽管我觉得老毕很二很疯，正是有了这样的疯子，我们这个世界才变得理性和明亮起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没有毕达哥拉斯也会有音阶，也会有音乐。但是，如果没有了毕达哥拉斯这些人所代表的精神，人类对于音乐的理解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而且那些伟大的作品未必会问世。 老毕的发现是极其基础的，基础到没有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会想到他。但是，如果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优美的散文，贝多芬的音乐是伟大的史诗，那么毕达哥拉斯的音阶和和弦就是文字和语法。没有了文字和语法，任何散文或史诗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在欣赏优美的散文和伟大的史诗时，很少会想到文字和语法，它们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记住毕达哥拉斯吧！正是他，给出了音乐的文字和语法。这是音乐无法撼动的基石和永恒的理念。 确实，振动带给了我们的不安和快感。而和谐的音乐使得这种不安和快感升华为震撼心灵的天籁。我很愿意建议读者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体验人类是如何将这种不安和快感登峰造极为如此伟大的音乐的。但是，在这里我却建议你在此时听一首很短小的曲子，其是众多伟大的曲子中的一首。我建议它，既是无意也是有意。请品尝和思考这首曲子。这就是Pachelbel（1653-1706）的“Canon in D”（D大调）。这是交响乐之尚未问世的1700年以前的曲子。Pachelbel比巴赫早30年，比贝多芬早100多年。它是音乐作为文艺复兴的成果的重要代表。 【1】 这首曲子和它的同时代的音乐一起，造就了巴洛克时代的音乐，也为巴赫和海顿铺平了道路，为贝多芬的登峰造极做好了准备。 贝多芬的音乐是令人极其不安的，它令人振奋，令人思索。他的音乐就是宣言：让令人不安和与人快乐的振动永远激励我们！ 那些美丽背后的数学 我们介绍了Canon in D，其实，Canon并不是这首乐曲的名字，而是一种规则，Canon in D的意思是用Canon这个规则写的D大调乐曲。Canon是音乐应该尊重的完美的规则，并且，Canon作为一种美学规则，也不仅仅用于音乐，同样可以用于绘画。而实际上，Canon在绘画上的运用要比在音乐上早得多。 文艺复兴的绘画在艺术领域里最先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波特切利在1482年创作的《春》和1486年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是这个伟大新时代的先驱 。【2】在这里也顺便纪念一下吧。插图是这幅画的局部，当代好事者在画面添加的斐波那契级数地砖（Fibonacci Tiles）是为了说明Canon在绘画审美上的运用。（这将在下一节阐述）。 Pachelbel在此200年后创作的Canon in D，似乎是音乐对绘画先驱们的一个回音。至于为什么文艺复兴的精神在音乐上的体现要比在绘画上晚了200多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为什么音乐的进步滞后于其它艺术的进步？这仅仅是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的一个特例？还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希望大家来寻找这个答案。 在公元前800年，古希腊的行吟诗人荷马在希腊城邦间云游的时候，我们今天只知道他吟诵的内容，以及使用的乐器，但是并不知道他吟唱的旋律。那些旋律永久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而这些史诗所传唱的古希腊理念却在希腊地区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进而产生了独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理念。如果没有荷马和他的史诗，我相信古希腊不会有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也不会有梭伦以及后来的克里斯蒂尼和伯利克，也不会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不会有埃拉托色尼和阿里斯塔克。当然，也不会有毕达哥拉斯。介于荷马史诗的传唱和此后城邦政治的繁荣之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也许是一个无法彻底在这里讨论清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毕达哥拉斯的意义跨越了当时的空间也跨越了此后的时间。 图表6：波特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局部和可能的斐波那契级数的审美意义（Canon） 【3】 古希腊和毕达哥拉斯时代的音乐已经不可考了，音乐不像建筑，后者几乎与世长存，但是前者却瞬时即逝。但是伟大的音乐一定以其的深厚和振奋把自己凝固在当时的建筑中，我相信任何时代的建筑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振动在时域中表现的动感，而建筑是振动在频域中表现的静态。（我这里提到了“时域”和“频域”，这是两个术语，不谙数学物理的童鞋可以不理会它们，只要知道“时域”是关于动态时间的坐标，“频域”是关于固定频率的坐标。） 毕达哥拉斯证明了音乐和数学物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和“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意义同样深远。 如果没有数学，也就不会有物理。没有了数学和物理，人类社会还剩下什么？洪荒一片，这而绝非危言耸听。而没有了数学规律，也就没有了音乐，人类社会将只有噪音。 音乐一定是通过数学和物理更加长久地成为我们人类精神上的永久建筑。 数学、音乐和物理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毕达哥拉斯之后2000年，文艺复兴时代的伽利略如是说“上帝是通过数学创造了宇宙”。他的时代还不能接受他真正想说的话“只有数学不可怀疑”。这是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之源”在2000年后的伟大回音和共鸣。 如果以上写的让你对音乐的物理数学原理有了一点了解，让你有了一些探讨音乐背后的理念的理由，让你对音乐本身有了一些兴趣，那就请你谢谢毕达哥拉斯吧！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NQLJ1_HQ0（Pachelbel Canon in D Major - the original version）国内的朋友只好在别的音乐网站上找，或者直接在iTune上下载。 2 https://artislimited.wordpress.com/2012/10/03/the-canons-of-beauty-in-the-history-of-art-the-golden-mean/ 3 参见卡农的美学意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Aesthetic_canon （未完待续）

音乐 数学 物理 老毕 和 二（二）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老毕的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1”（do）乘以(1+1/2)，就成了“5”（so），我们一直这样乘，就可以得到所有的音阶。 图表2：老毕音阶的上行和下行的误差 我这里只列出了自然音阶，加上#F，别的半音阶我都没有列出。读者可以自己试试，只要不断继续乘以(1+1/2)，就可以得到所有的音阶。但问题是，高音c（do），按照老毕自己的理论，必须是中音C的二倍。（这里我们再次出现2，整个音乐实际上就是由2组成的，不二就没有音乐）。但是，我们一直乘以(1+1/2)（包括超过音域后不断除以2以使得其回到我们需要的八度中）得到的高音c（do）的频率参数是202.73，而不是200。同样，上行得到的F和下行得到的F也是如此，前者是135.15，而后者是133.33。 这就是老毕音阶的麻烦。本来这也没有什么，我们上行得到一部分音阶，除F（fa）以外，而下行得到F，就是完整的自然音阶了。最多再多上行和下行几步，就可以得到所有的12音阶。但是，这个环是不封闭的。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上行得到的F和下行得到的F有大约2%的误差。 这本来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并不影响我们对音乐的欣赏。但依旧是一件不完美的事情，尤其是对古希腊人，这样的不完美是不可容忍的。这不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们产生了什么负面的影响，一点都没有。但是从理论上，古希腊人不容忍这样的不完美。但是老毕无法解决它。老毕其实也没有试图采取任何妥协的方式来缓解它，因为对古希腊人来说，这样的妥协是不可容忍的。 但是这样的妥协在17世纪就变得十分现实了。特别在制作键盘乐器这样的有固定音阶的乐器的时候，上行的半音和下行的半音不相等就等于固定音阶的定位问题。比如，#6和b7不是一个频率，而是差了2%弱。显然不可能为了这不到2%的误差在6和7之间制作两个键，而且这两个键所发出的音频的差异是人的耳朵无法辨别的。 12平均律的产生 正是这样的麻烦，导致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毕竟，总不能为了这人耳无法辨别的2%频率误差再在A（6）和B（7）之间做出两个琴键（如果是钢琴的话）。用12平均律音阶代替老毕的音阶，实际上就是用可以容忍的错误代替过于麻烦的正确。在人类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回到图一来看看这些频率：老毕的参数和频率都是有理数，而12平均律的参数和频率（除了A440外）都是无理数。因此老毕的音程都是有理数，而12平均律的音程都是无理数。 老毕的音程生成是按照某一个主音的频率开始，然后不断乘以（1+1/2），就可以了。 12平均律就更加简单，其关键是一个参数，亦即2开12次方，然后在某一个主音的频率上不断乘以这个参数即可。比如2（re）的频率，就是在1（do）的频率上乘以两次，亦即而5（so）的频率，就是乘以7次，亦即 那么这个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12平均律”就是把中音C和高音c之间的频率“平均”分成12个间隔，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也就是其名字的由来。但是这12等分不是算术等分，而是几何等分。也就是说，每一个音符的频率和前一个音符的频率之比例相等，而不是差额相等。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计算这个比例： 即： 这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比例的由来。至于为什么相邻音符的频率增减的比例相同而不是增减的差额相同，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耳朵对音程的感觉和分辨。我们的感觉是和几何差距相关而不是和算术差距相关。比如我们对声音的强度就是如此，50分贝比40分贝实际上音强增加了10倍，50分贝比30分贝增强了100倍，但是我们感觉到的却是40分贝比30分贝所增强的和50分贝比40分贝所增强的是等值的。再比如，你在10岁的时候对一年的感觉，和你在50岁的时候对5年的长度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小时候觉得一年很长，而大了以后觉得一年很短，越随着年龄增加，越觉得日子飞快。再比如涨工资，你一个月拿$1000的时候，给你涨$1000，那是什么感觉？简直是欣喜若狂。但是当你一个月拿$100,000的时候再给你涨$1,000，你肯定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贪得无厌就是这样来的，越多就觉得越不够多。紧跟多多益善的就是快快完蛋。 但是也有不贪的，那些很二的就属于这样的人。可喜的是，中国也有这样比较二的人。据说12平均律的最先提出者是中国明朝的皇孙朱载堉，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朱载堉是中国皇家里最“二”的皇孙，和唐玄宗完全可以媲美。当然，在中国这些很“二”的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唐玄宗弄了个安史之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没有保住。朱载堉也不可能当上什么皇帝。因此中国的问题是“二”的人没有什么好结局，因此“二”的人越来越少。不像希腊人，你不二，就不能独树一帜受人尊重。于是“二”的人越来越多。那个特别二的毕达哥拉斯只是众多二的哥们中的一个，你翻翻古希腊历史，真的找不出几个不二的来。 翻翻古希腊历史，真的找不出几个不二的来 比如那个更二的芝诺给出了一个悖论，楞是证明了他们祖上的国王和英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你说要是在咱这里，你要是想说秦始皇追不上乌龟，你就全家玩完，你要是碰上汉武帝，你还没有说出来就被腹诽治罪满门抄斩了，到了康熙乾隆，你一句“清风不识字”刚写完，就让你变成青烟了。 反正，据说是朱载堉发明12平均律比西方早了几十年，还把21/12的计算精确到了25位数。如果属实，这还真的有一点祖冲之的精神。但是毕达哥拉斯没有这个兴趣，不仅毕达哥拉斯没有兴趣，到了阿基米德也没有对具体数值的兴趣。你要是穿越2000多年回去，问古希腊数学家√2的具体数值，他们肯定给你一个边长为1的正方形，然后画一条对角线，告诉你这条对角线就是√2。 尼玛。你能够说他不对吗，这可是最正确的√2。古希腊人对任何近似值都不感兴趣。阿基米德早就知道怎么算圆周率，但是这哥们算了几步就不算了，他的想法很清楚：反正我都知道这个方法了，具体计算没意思，只要你肯花功夫，多少位数都可以算到。这种计算工作在古希腊被认为是一种“蓝领工作”，被认为应该是奴隶们干的。 中国的皇帝都像朱载堉就好啦 总之，要是中国的皇帝可以像朱载堉这样比较二，把时间花在计算音阶的频率上而不是放在宫廷政变和抢班夺权和焚书坑儒上，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办很多。中国问题就是在于皇帝不够二，子民也不够二，并且子民不喜欢二的皇帝。子民们总是为那些发动宫廷政变和权力斗争的胜利夺取皇位的阴谋家喝彩，而很少为那些没有政治野心而只是想把自己的兴趣玩好的个人喝彩。总之，这个民族不够二，太一，于是就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声音，一个思想，反正后来就成了一统天下，然后一筹莫展，最后就一塌糊涂了。人家很二，后来就二党制；咱们不二，就…… 调性和和弦 由于以上的原因，也就是由于我们的耳朵对于频率是否悦耳的判断，使得我们有了音阶。汉族的传统音阶比较简单，亦即所谓的五声音阶：1,2,3,5,6。没有4或7。别的民族的音阶可能比较复杂一些。西洋音阶不仅有4和7，而且经常有#4和b7。为什么#4和b7比较经常出现？因为它们最接近自然音阶：7（si）上行纯五度就是#4，而4下行纯五度就是b7。 尽管钢琴上的白键和黑键都是人为的，但是用来说明问题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是C大调，那么就是以C为1（do）按照大调音阶生成的。在钢琴上就是全部白键。如果用绝对音高来表示，就是 C,D,E,F,G,A,B，这就是C大调的1,2,3,4,5,6,7（对照表一）。 但是我们并不想总是这样谱曲或者唱歌，比如一个人想把G当做1（do）来唱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时的绝对音高就会是这样的了： G,A,B,C,D,E,#F 这是由于，大调音阶要求在第六和第七音之间是一个全音，但是却碰到了E到F是一个半音的现实，于是不得不把F升半音，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如果一个人想把D作为1来唱歌，那么音阶的情况就会是： D,E,#F,G,A,B,#C 不仅F需要升半音，而且C也需要升半音。 那么有人想把F作为1来唱歌呢？这时音阶就变为 F,G,A,bB,C,D,E 我们看到自然音阶在第三和第四音之间需要是半音，而碰到的却是全音，于是就必须将B降半音。 如下是一个相当好用的办法，让你立即知道哪个调性需要有几个升降音，并知道升降哪几个音： 在一张纸上，先写1,2,3，然后把4,5,6,7错开插入，就变成： 4,1,5,2,6,3,7 或者写成绝对音高的形式： F,C,G,D,A,E,B 好了，我们开始。我们从C开始。C大调没有升降号。那么在C右侧的G大调呢？G的位置是C+1，这里的1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左侧的第一个位置，也就是F。这意味着：G大调有一个升号，升在F上。不信你打开你们家的钢琴盖子，仔细核对一下。 D大调：这是在C+2的位置上，我们就取左侧两个音符，也就是F和C。这意味着：D大调有两个升号，升在F和C上。 如果是F大调，此时是C-1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取右侧第一个位置，这是B。因此，F大调有一个降号，降在B上。 如果我们再降一个调，但是我们发现F左侧已经没有东西了，此时我们就绕到右侧，第一个是B，由于是从左侧绕道右侧的，这个B实际上是bB。这个降B调比C调左移了2个位置，既C-2，我们需要找到最右侧的两个，即B和E。因此，降B调有两个降号，降在了B和E上。 同样的原理，大家可以试试#C调的升降号。应该可以发现，其需要有7个升号，升在所有音阶上。 小调音阶和大调音阶的差别在于：其第三音总是降半音，而其第六音和第七音也经常降半音。如果审视一下C小调和C大调的区别： C小调为：C,D,bE,F,G,bA,bB，而C大调是C,D,E,F,G,A,B。 按照我们以上的分析，c小调实际上是bE大调的音阶。于是，C小调和bE大调是很接近的。因此便有规律：一个大调和其下行小三度的小调拥有基本相同的音阶。比如C大调和A小调拥有基本相同的音阶。以此类推。 想知道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用的是什么调式吗？ 图表3：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的调式 和弦又如何呢？由于这在维基百科上已经说得很多很好了，我和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因此就不必多说了。和谐给听众一种快感，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常常使用和弦。但是纯粹的完全的和谐却略显单调，比如对位和谐的是八度，比如C和c。拉过小提琴的人知道，当你在D弦上拉G这个音的时候，G弦（最里面的那根弦）会震动。而且振幅相当不小。这就是共鸣。 完全和谐是单调的，于是我们经常采用比较不单调的饱满的纯五度，也就是频率差为1/2的两个音符组成的和弦。比如C和G，这就比八度要饱满一些。但是这还不够，更加饱满的是大三和弦，也就是由三个音符组成，他们的音程是纯五度，大三度和小三度。这是一个十分明亮饱满的和弦。 再说，看到现在，你们头也大了。你们现在得出的结论不是音阶很容易，而是林炎平很二。但这不是林炎平的错，而是毕达哥拉斯的错，老毕才是始作俑者。 （未完待续）

音乐数学物理老毕和二（一）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从那个很二的老毕说起 多年前，有一个很二的叫林炎平的人，发现了音乐的音阶其实并非基于12平均律，而是另外一种规律。他觉得这简直是革命性的发现。为了确保在告诉别人之前确认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他去查了资料。结果很受打击，因为在2600年以前，已经有一个叫“老毕”的人做了这个工作。2600年啊！都2600年过去了，你还重新发现，这不是重新发明轮子吗？ 是的，是2600年以前的一个叫“老毕”的人发现并论证的。最近“老毕”这个名字很火，但是此“老毕”不是彼“老毕”，而是那个如雷贯耳的毕达哥拉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毕达哥拉斯是干什么的，请立即停止阅读，回去重上初中。 此“老毕”不是彼“老毕” 说到这老毕，也就是毕达哥拉斯，我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小子先是毁了“勾股定理”的华夏发明权，现在又毁了林炎平的音阶发现权。 说到“勾股定理”，中国人都知道。兴许一些人也知道那其实是毕达哥拉斯首先证明的，因此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这个老毕先给出了普遍的证明： 亦即：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我们华夏的祖先只是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亦即：如果两个直角边分别是3和4，那么斜边就是5。但这只是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特例，不是普适的充分必要条件。知道“普适”吗？知道“充分必要”吗？都是老毕和这些很二的古希腊人的理念。 老毕肯定是一个有钱的疯子：据说他为了这定理的证明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完了还宰了100头牛庆祝。你说你证明这干嘛呀？“勾三股四弦五”不就够了吗？再说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更早就已经知道几十种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关系，你费这么多的神整那个普遍的证明干嘛？还宰牛庆祝？不仅疯了，而且不轻。你不懂“民以食为天”吗？整这定理是能吃还是能喝？ 老毕是疯子另一个证据是，他居然认为这个世界是由数组成的。他自己疯了还不够，还成立了一个学派，网罗了一群门徒，让大家和他一起发疯。因此他的学派里的弟子也都是疯子。你造吗？老毕有个弟子，觉得当时有关数的理论还不够疯，居然心怀不满。当时认为：所有的正数都可以表达为正整数组成的分数。也就是说，任何小数都可以表达为B/A(B比A)。这看起来很合理啊。比如： 1.5=3/2 1.33333…=4/3 但这位弟子不这么认为，他有一天终于找到了别出心裁恶作剧的办法，证明了“根号二”不能表达为B/A。你说你和根号二过不去干嘛，不就是证明你比根号二还要二吗？啊？这二哥是这样证明的： 他用的是反证法，反正这个“反证法”也是这些疯子们发明的，这群疯子我们权且叫他们“希腊疯子”，因为那块地方那个时代盛产疯子，而别的地方找这样的疯子极其困难。 假设根号二可以表达为B/A，其中B和A都是正整数而且没有公约数。（假设很逻辑，他们那种疯子的特点就是很逻辑严谨想象力丰富。）亦即： √2=B/A 那么 你看见了吗？这公式里一共就6个符号，其中就有三个2，这就足够证明老毕和老毕学派有多么“二”了。好了，这小子继续： 因此，B一定是偶数（B的平方是偶数，那么B当然是偶数），于是可以将B表示为“2b”（b是正整数），你看见了吗？2b！又是一个二，而且是“二b”。无疑“2b”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继续，上式就变为： 亦即 因此A也必定是偶数。由于A和B都是偶数，那么它们就有了公约数，于是和我们一开始的假设不符。因此，√2不可能表达为B/A。 结论：根号二不可能是有限循环小数。也就是说根号二是无限的不循环的小数。尼玛！ 于是，“无理数”的概念诞生了！ 你说这多二啊！简直令人痛心疾首啊！好好的世界就让老毕和他的门徒给毁了。本来好好的只有有理数的世界，从此没了。无理数啊！就这个名字就该多让人痛恨啊？老毕不是疯子是神马？毕达哥拉斯学派不是疯子是神马？那群希腊人不是疯子是神马？ 那群“希腊疯子” 连老毕的另外一些徒弟都看不下去了，他们把这个发现无理数的小子扔进了爱琴海里，喝饱了水才捞上来，不知算是惩罚还是奖励，反正总归很二就是了。 但是世界上可能只记得疯子的事情，弄得2600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人都学过这个证明，不过我们没有他那么二得不成样子，基本上学了也就忘记了。我们又回归正常了，又“民以食为天”了。记得以上证明的童鞋们请举手！没有？基本没有？这就对了。回去补习吧！ 自从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后，我就恨上了老毕和古希腊。你整这个没用的干啥？你要是不整，700年后的东汉赵爽的证明不就拔了头筹吗？那样，“勾股定理”不就会是华夏的了吗？啊！ 想不到更加痛恨的是后来。我以为发现了音乐音阶的秘密，结果一查，这老毕早就干过了，你说你2600年前整这事情干嘛？你说我现在整这事情是吃饱了撑的，还算有理由。你们那个时候吃穿都不富裕，居然不“以食为天”，却去整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疯子，一群疯子！一群深井冰啊！ 老毕的音阶理论 骂完了老毕，总也得描写一下当时的老毕都是如何发现音阶的秘密的。也顺便吹一吹林炎平是如何重新发现老毕早就发现的音阶构成的秘密的。 童鞋们，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频率的音都可以组成乐音。那么到底什么频率的音可以组成乐音呢？老毕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音符1（do）的频率是f，那么上行1/2，也就是f乘以（1+1/2），就是另一个乐音，那就是5（so）；（看见没有，又是2。如果你不足够二，到此为止，回去洗洗睡吧，不要再读下去了。）然后你再上行1/2，那就是2（re）；继续，就是6（la）；再继续，就是3（me）；然后是7（si）。再继续，就是#4了。 当然也可以下行，1（do）的频率除以（1+1/2），就是4（fa）；继续，就是降7（si）；再继续就是降3（me）。 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因为再继续，很多人就要疯掉了成为“深井冰”了。“深井冰”的意思就是“不断深入进行，然后越来越冰凉了”。就是这个意思。 老毕说，所有的乐音都是这样形成的。我们看看上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所有大调音阶，1,2,3,4,5,6,7，甚至包括#4，b7和b3。 老毕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1/2的音程是完全协和音，这样的音当然好听，因为协和或者叫和谐么。我们现在把这个1/2的频率音程叫做“纯五度”。 因为和谐（harmony）如此之好，对音乐如此重要，以致现在的交响乐团多用这个词根，称作“philharmonic”，亦即希腊语的“philia”（爱）加上希腊语的“harmony”（和谐）。听说过“柏林爱乐乐团”吗？就是这个词；听说过“卡拉扬”吗？就是这个乐团的“子飞”。记得这哥们的名言吗？“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意思就是好的子飞发现乐团里有人技术不行态度不对就直接开除了，不开除的限期达标，不达标的继续开除。啊？哦，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一个不是很出色的乐团在一个很好的指挥手里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乐团。就如同不怎么会打仗的美国北非集团军到了巴顿手下就成了威武之师了。 和谐如此之好，好人坏人都要用；就比如科学（另外一个古希腊创造）如此之好，反科学的也要标榜自己科学。就如同冰箱席梦思抽水马桶如此之好，以致东方西方都要用，反西化的也用：白天声嘶力竭高喊反西化，晚上睡在席梦思上。慈禧太后当年没有冰箱，就只好在冬天库存很多冰供她夏天享用。如果有冰箱，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也肯定第一个用。于是和谐就变成现在的“河蟹”了，这解释了一个伟大的理念是如何被吃货贬值为食品的。至于抽水马桶，至今还有哪个国学卫道士蹲在茅坑上拉屎吗？ 言归正传，如下是老毕方法的音阶相对频率和绝对频率表，以及12平均律的相对频率和绝对频率表。这是使得童鞋们变“二”的第一步，先不要管12平均律，那样会立即变疯的。我们的策略是逐步变疯： 图表1：频率和音高的关系以及毕达哥拉斯音阶和12平均律音阶的误差 左列中的Middle C是钢琴上中间的那个C，那个A44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符，其是一个绝对音高，是后人规定的标准。就如同测量海拔一定要有海平面，没有它就不知道山峰的海拔高度了。而A440就是测量音阶的基准，所有别的音高都是根据它衍生的相对值。A440也就是大A音符，其频率定为440Hz。知道Hz吗？中文译作赫兹，是一个德国科学家的名字，为了纪念他而以此作为频率的符号。440Hz就是每秒震动440周。 如果记不住这个频率，就想想“二”，再看看这个440。 440 = 2 X 220 这得多“二”啊！我相信你已经记住了。记住，如果不足够二，那么你既不能搞音乐，也不能搞数学，也不能搞物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柏拉图当年的学园里必须要学数学和音乐，如果不懂数学那是绝对不合格的，因为你不懂数学和音乐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坏人或者是蠢蛋。童鞋们，这是否有点太严厉？但是不能说人家不对吧？ （未完待续）

普金阅兵——强奸大军的历史回顾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今天普金要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在这个世界上，阅兵的国家总是令人担心的。在那些和平民主的国家，阅兵是很少见的。而那些动不动就阅兵的国家，好像没有什么是靠谱的。 我在加拿大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规模的阅兵式。在国庆日，也只能在议会山附近看到一些很少数量的军人，而他们也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却也从来没有阅兵式。 阅兵也就罢了，但是普金要纪念的胜利到底是一个什么胜利？二战结束70年了，现在可以比较客观地来看问题了。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张牙舞爪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其周围的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苏联的胜利和辉煌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滚蛋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这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历史事实是，苏联是比纳粹坏百倍的法西斯，斯大林是比希特勒坏百倍的独裁者。 苏联红军所到之处，作恶多端。而强奸是他们作恶的主要的内容之一。把苏联红军称作“强奸大军”是名副其实的。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 [1]， [2]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一位12、13岁的女孩子，被苏军轮奸后奄奄一息，恳求索尔仁尼琴结束她的生命。索尔仁尼琴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大家一定还记得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南斯拉夫的铁托对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大规模强奸行为极为愤怒，要斯大林干预，但是斯大林说他没有办法。其实，这些暴行都是斯大林默许的。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大规模强奸妇女，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看到陈列着一位中共烈士，别的烈士都注明事迹，唯独他没有。我参观后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中共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这才是他的事迹无法书写的原因。这是一位勇士，但他的同志对此却讳莫如深。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这些历史事实的不仅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西方在战后的行为也是极不光彩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实际上的巨大错误，为苏联掩盖罪行。他们知道，如果真相让人们知道，首先的质疑就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让更加残暴的独裁者取而代之？”让数千万人的生命毁灭的战争就是为了让世界上最凶恶的法西斯苏联取而代之？这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因此西方选择了掩盖和欺骗。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而且受到了西方的鼓励。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事件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这是苏联干的。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为苏联撒谎，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了，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普金上台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环境每况愈下，人民自由越来越少。这个时候，阅兵变得很重要了。普金的独裁需要在外面树立敌人，以便吓唬普通俄罗斯人。凡是这类人，都需要树立敌人，要树立一个海外的敌人，好把境内的百姓吓唬住；也要树立境内的敌人，好把对手限制住。 苏联红军极不光彩的暴行总会越来越为人所知。BBC最近推出的纪录片也详细地回顾了这段历史。 中国参加普金的检阅并参与受检，令人匪夷所思。我只好善意提醒看检阅的人，那是在纪念他们的强奸大军，那是在纪念他们的强奸罪行。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是他们的无耻。但是我们去凑这个热闹，那是我们的无耻和无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2] Anonymous, A Woman in Berlin -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美国梦与中国梦 文、图 / 言破空（蒙特利尔） 编者注：此文原稿写于2013年底骆家辉提出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际，新近作者又稍做了修改和增补。 2013年底，骆家辉请求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引起纷纷舆论。这里不谈大使自述为孩子升学，或者外界捕风捉影说无法忍受北京天气、筹划候选总统、甚至骆或其妻婚外恋。玩政治会有暗箭中伤，媒体则喜爆料。要说的是，骆氏驻华经历提供了研究文化冲突的标本，从中可窥见中国官场的排异，以及中美文化上的冲突与官员间的折冲樽俎。 血缘、姓氏以及理念 姜太公有子姜骆，其后以名为姓。历史上有骆宾王，作讨武则天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武女拍案叫绝，责备臣下让这等人才流落民间（古代专政者也有爱才而非赶尽杀绝异议人士者）。骆姓源头尚有其它说法，但古来不乏改姓者。司马炎篡魏，大杀曹魏后裔，曹操众多后代改姓操。年前曾见报道，湖北一党官名操尚银（何不尚金？）因受贿获刑13年。当年汪精卫做了汉奸，不少姓汪的就改姓王。还有少数民族归化后改汉姓，如苗族姓兰，回族的白、马两姓。所以血统与姓氏未必相关。   刘备逢人便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他这么说，人就这么听，没人去考证过。靖王与汉武帝同辈，与刘备隔了多少代？靠这张口头名片算起来，眼下汉献帝是其侄子，凭此混得人称“刘皇叔”，无形资产哪。盖因古代重血统，按生物学规律办事，子宫是走向王宫的第一步。史料里你查不到谁封刘备“汉中王”，自封，后来还称帝。自封特别要自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脉相承又如何？孔子77代孙孔德成，嫡系长孙，1956年其子考不上大学，向蒋介石求情，免考，改为保送大学中文系，入读后学业差而校方不敢令其退学，次年另一子考大学也名落孙山，再度求保送。鲁迅这点上值得敬仰，发觉其子并无才气就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生物学已发展到在基因层次作研究。通常子一代有父母基因各50%，孙一代为25%，以此类推。更何况，遗传中会发生变异，甚至返祖如新生儿有了个尾巴。几十几代孙这种说词只有招牌意义了，而且不如“李记王麻子”、“周记张小泉”来得诚信。硬把祖辈抬出来颂扬，乞灵借光，正是缺少自信。 美国官员在中国官场   骆姓如今多分布于粤、黔两省，骆、罗粤语保留古音入声，故两姓广东人移居海外爱套用发音相仿的Locke。字母K透出日耳曼渊源，而这一姓氏出了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洛克的思想造就了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骆家辉这位locke的经历可资比较文化研究。在此不谈茶与咖啡、山水画与油画之类外在表象，而是内在的思维理念等。骆氏公开说过：我要向中国人民展示美国的价值观。   2011年夏，大使抵北京，几张照片叫人刮目相看：西雅图机场，背负双肩包、手持减价券买咖啡，已是先声夺人。坐经济舱、妻儿们肩担手提，哪里是大使到任？简直在跑单帮。无警车、加长礼宾车，打了部面包车，说是一家人和行李一车就解决啦。后来索性乘巴士、开易拉罐招待记者、陪副总统小巷品小吃、不住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全家不带随从外出……   罢了，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叫中共官员情何以堪？简直是面照妖镜，不是习总的“照镜子”。官媒惊呼“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进而教训他“当好大使”。CCTV记者 公开场合第一问就指骆：是不是因为美国欠中国钱，所以大使坐经济舱?     骆家辉与副总统在陋巷小吃，这在美国及其平常，而且这样才能有选票。香港毕竟是英国经营了百年，政府公用小车一直保持在30辆左右，其余公务外出实报实销。不必唱什么“接地气”， 脚踏实地，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梁上君子！   但中国媒体亮出照片，沿街一排警车与保安（加便车和便衣），道是你巴登街头吃碗面的安保开支，远高于在钓鱼台国宾馆享用美食。事先告知，或事后开帐单给美方？不会，所以叫潜规则，只是暗中骂“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按美国规矩办，总统请同事街头吃麦当劳，我们啥级别就啥享受，决不走邪路。包装是西装革履，骨子里是朝廷命官，只少了“肃静”、“回避”大牌。   前驻法大使赵某就说：国家之间观念不同，我当大使，国家出钱，肯定头等舱，我是代表国家的。听明白吗？代表国家靠的不是德与才、办多少事，是钱多排场大。若还有特等舱，这位共官也肯定坐，有国家出钱，共产党的官有几个不贪图享受？     即便如公布PM2.5那档子事，稍后被恶化的雾霾证明做得很对，但不讨好。而今大城市污染加剧，出门就腾云驾雾，未到共产主义，先到蓬莱仙境。自称代表先进的政权，行事弗如帝皇，从前朝廷设言官，左拾遗、右补阙，万岁爷日理万机，生怕挂万漏一。中共即便自知有错，就不准别人讲，谁讲就枪打出头鸟。官民冲突，问题可解决，但领头的必遭整肃。骆到任不久就公布使馆测得的数据，中方抗议，美方回驳。而2013年“两会”上习总要人用“淡定去面对”，理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PM2.5但有PM250”。这毫无逻辑的语言，居然博得代表们大笑，麻木到拿民众健康开玩笑。老百姓以往不知PM2.5为何物，今后会念着骆家辉的好。   在上海与九岁女童交谈，大使跪单腿。这还了得？男儿膝下有黄金，何况全场地位最大的官，下跪九岁小女孩？小女孩懂事，说“美国大人都这样，这是教养”。中共官员自视甚高，总想万民仰望。   有人骂骆大使忘本、不爱中国。 无真才实学而当上官的，都很刁钻，整不了你个老外，就刁难让你呆不下去。倘若骆是纯种洋人，中方倒不至于，即使宾馆酒店，也把人分三等：洋裔洋人、华裔洋人、本土华人。所谓媚外，媚的是第一等。   骆家辉是美国人，因为黄皮肤就要接受中国价值观？十足皮相之见。   血统是天然，价值是文化。一是Nature, 一是Culture。官员不懂文化，只有属本能的饮食男女与物欲享受，所以一查就露馅。   黄种血统照样可具有普世价值观，骆家辉并非孤证。马英九穿旧西装、吃盒饭、住公寓楼、用电子表、骑自行车上班，其妻坐巴士上下班等等，尽人皆知。   就骆而言，加快签证速度、促进两国贸易、公布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等，似乎已是极限，对中国就爱莫能助了，何况不获信任，更兼王立军与陈光诚两案中，已开罪中共。    骆家辉怎能看得惯中国的游戏规则、潜规则？2012年12月，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的一次论坛上，骆说“中国是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统治的”、“很难预料习近平要做什么”，在另一场合他说：在中国当大使这几个月，感觉办任何事情，能够很顺利办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有钱的人；二是有权的人。委实一语中的。但对如此这般的规则、潜规则，骆家辉觉得困惑无助。   美国梦    美国媒体如何评价？试看《大西洋月刊》与《西雅图时报》两种：有史以来最棒的美国驻华大使、这样的软实力花钱买也买不到；骆是好样的，代表美国价值观简直再好不过了（simply too good at representing U.S. values）；无须置疑，他在为美国选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银行帐号卖力（serving American voters, not his bank account）。前者为美国最受欢迎杂志之一，讨论政治与学术，后者华盛顿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它众多媒体也多有口碑。   早先骆的祖父飘洋过海来美，骆家辉对其第二任太太李蒙说，他要实现美国梦。这位肩荷手提，夫唱妇随的，系1986年美国亚裔小姐。在此提一笔，因为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大陆有人研究过，经济收入男女须成 1.5比1，方可无情变或婚变之忧。而当年李女收入是骆男的两倍。论家世，骆的爷爷替人当仆役，李女祖母蓝妮是苗族公主，而蓝女系孙科第二任夫人，国父孙中山儿媳。一个惨淡，一个显赫。李小姐必然彻底抛却门当户对、郎财女貌的观念。骆由华盛顿州长、联邦商务部长而任驻华大使，得力于贤内助良多，自不待言。在中国不具备美国梦的社会因素，此其一。   骆氏仅以两代的时间，从中国穷乡僻壤迁入美国州长官邸。骆说：我的故事就是美国梦的故事。奥巴马称道骆家辉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主角。  五月花   17世纪，英国一乡村的信徒们认为，英国国教步当初天主教的后尘，逐渐腐败并崇拜偶像，决定投奔新世界。有位商人垫款备两条船Mayflower与Speedwell。出发不久，因后者漏水而返航。大家挤在Mayflower上，时已近风暴季节。此船排水量仅180吨，原用作酒与干货运输。 惊涛骇浪中的“五月花”号   1620年11月再次扬帆，共载102人。为避开海盗，起锚后先向北绕弯。途中一人经不起颠簸晕船而丧生，另一被巨浪卷走，命大而得重返甲板。苦海两月余，抵达彼岸，不是预定的弗吉尼亚，而是今天的麻省。Plymouth(普利茅斯）是启程的英国港口，登陆处也就以此为名。   41位成年男性在船上立约，后来被称为Mayflower Compact（五月花协议）。In the name of God(以上帝的名义)开头，落款一串签名。概要为：自愿结成自治团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为此一殖民地利益而制定之公正、平等的法律、规定、宪章。这就是互相提醒，不要出“毛泽东”，不要唱“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船上签署《五月花协议》   这便是美国梦的来源，第一批理想主义者相信，经过努力能在新大陆获得更好的生活，靠自己勤奋、聪明、创意等迈向富裕，而非依赖血统姓氏、门第地位或他人援助。此后欧洲移民很多是抱着美国梦而来。美国梦一是靠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二是机会均等（公平），两者同样重要。12月4日，奥巴马就警告：贫富差距问题将根本性威胁美国梦。  中国梦？   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梦也拿得出手？技穷矣。要百姓按党的要求做梦，还告诉了美国总统：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得见《什么是中国梦，怎样理解中国梦》一文，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载《人民日报》，该是官方注解了。但标题有“怎样理解”，便知道这个中国梦不好懂。通篇满是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末两段算揭晓，引用习的解释：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一条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义这条路，但又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最根本的梦想（仍回到老地方，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先国家，后民族，最后不是你我他，而是“人民”）。   谁理解这是什么梦？怎么同美国梦相通？一大堆“主义”加些空洞修饰词。比如“梦想成为现实”就写成“使这一梦想最终成为伟大而光辉的现实”，长得读一口气回不过来。未练过气功的朋友，可服用补中益气丸试试。   某虽学识浅薄，但对学术界甚为关心与担心，曾著文提及两人，那社科院副院长写的东西，算什么玩意？由官方网站见其职务一箩筐：党组书记、党委书记、此处组长、彼处副会长、某某会顾问…… 其人出身军界。同样是军人的刘亚洲倒有点看头，却诡异得很：谈改革的新思维，又不像戈尔巴乔夫，策划《较量无声》重唱冷战老调，片子公开几天就停播。听说其人长相清瘦、生活俭朴、谙英语、爱思考，该是体制内的异数了。 在此摘抄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一段：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普世价值无不涉及社会关系，而官方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赫然将“富强”放在第一。富强，谁富强？少数权贵如周永康们富强起来？ 贵党不正是号召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吗？压迫是政治，剥削是经济，两个层面缺一不可。 而由美国梦的产生、发展、实现可见，社会公正不可或缺，譬如：不需要大救星。 最近央视毕福剑事件便是一例，也是舆论纷纷，但在下以为，诸如批判告密者之类并未涉及要害。要害在于：至今仍借尸还魂于一个什么领袖，本身就荒谬而可悲。先请看有案可查的一宗公案：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会议，有人报告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区，生活极为艰苦，很多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能够穿出去的裤子，只让大闺女出门时穿。江青立刻插话：那是极个别现象！邓小平立即打断江青：极个别现象也不能容忍！ 当年毛死，笔者居闭塞深山，一位数学教师对我说：如今这片大地上不知有多少人私下咒骂毛呢。今日看来，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乃至习仲勋、习总，哪个不骂毛？ 既然如此，问题就变成：私下骂可以，公开骂不行？但政治、社会问题是公众事务，难道要人们倒退到古老童话“皇帝的新衣”时代？ 而今当局进退两难，不追究，怕开先例；若追究，怕引起争议，而一切争议将聚焦在毛是救星还是灾星上。随着时间推移，档案的解密（你不解密，不能阻止别人）、资讯的普及、民智的提升，毛越来越经不起争议，毛这个坑，越掏越臭。

一个清华学生留学香港后对人生的思考 转载自网络 98年本科毕业，又顺利地被保研，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憨憨的书呆子，纯洁的如同高中生，在清华这种和尚庙一般的理工学校里呆了四年，女孩似乎是山下的老虎，神秘得让我一见就脸红心跳。未来是什么对于我就是“读完研再说”，反正成绩还行，不读白不读。天上掉了馅饼，用我的兄弟的话来说。香港正好回归一周年，教育部要选派一批本科毕业生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以加强两地的教育和科研交流。清华当然要占不少名额，系里的几个牛人去了美国，所以这个饼就掉到了我头上，确实是个不错的饼，不用考G、考托、全额奖学金，连什么手续都是学校和教育部包办了，我分文不花，后来香港科大的联络人抱怨中国的办事效率和程序烦琐，至于怎样的麻烦过程，我至今都一无所知。 香港科大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来到了香港。依山傍海的科技大学美得如同世外桃源，现代感的建筑更让我们爽眼。当时的一个哥们说：“妈的，就是用银子在荒山野岭堆出来的，这样的物质条件算是让我满足了。”后来得知就是亚洲最美丽校园，倒也丝毫不怀疑。据说是香港政府感到了贸易和服务的优势正受中国沿海城市的挑战，而科技就是竞争力，就下了狠心投钱建了这学校，请来了学者。耗资400亿港币，相当于微软公司一年的纯利。组织的参观，教授的讲话，英语的培训很快就过去了，当时的新奇兴奋也褪得干净，每天面对这青山海景，最后也麻木得没有感觉了。由此可以推测娶一个漂亮老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不是为了炫耀。教授大多是华人，台湾和大陆出身的不少，反倒香港人是少数派，很多都是在北美的名校里拿了PhD,奔这里的高薪来了，他们的PhD头衔总要和名字相片挂一起，挂一辈子，Harvard和Standford之类的当然就香了。正教授可以一年拿到一百多万港币，也就是一个月可以买小汽车，比一般的美国大学高。知识真的值钱了，让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 有回和教授们吃饭，谈及大陆大学教授的待遇，他们就感慨：“知识分子真被廉价到了可耻的地步。”我们也无话可说，反正不是我的错。然而钱不是好拿的，很多教师正是三十出头，教授职称还未到手，和学校只是几年合同，其他的学者也不断在申请进来，所以压力颇大，辛勤程度比公司打工仔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自己做学问要紧，培养学生的事就要往后排了。刚进来时很多教师和我们亲切讲话，之后就不见了，好久不见就不认得。研究生当然有导师的，只要自己不去找他，他是肯定不会找我的。上课之后就是绝对的自由，当时自由得很是惬意。 萧伯纳说人生的苦闷有二，一是欲望没有被满足，二是它得到了满足。这话的确是部分的真理。当我住在这绝世美丽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商店买东西不用担心付不起帐，可以任意的支配自己时间时，最初的半年里，却发现情绪每况愈下。西方化的建筑设计将个人的所谓privacy保护发挥到极致，进了宿舍就基本感觉不到他人的存在，同单元的人也有独立的卧室，大家都是进了房，将门一关，隔离了，谁也不好意思去敲门。刚来时认识的一伙人，后来发现根本遇不着，如同消失了一般。同住一起的是三十好几的叔叔级人物，偶尔可以说上一两句话，却永无可能说很多。大家都像是住在不同的空间里做研究，忙碌的无瑕顾及他人。 平心而论，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者，如果他有确定的目标和兴趣，对生活人生都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投身科学研究中，那么这里真是一个好环境。但是我种茫茫睁着无知的眼睛的毛头小子，却是完全另外的感觉。那种茫然的苦闷感觉真是难以描述，找不到人玩，只是将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停的喝水，仍然感觉不舒服。 怀念在清华的破楼里相互串门打闹的日子，怀念抱着篮球在走廊里叫一声就应者云集的日子，可是怀念解决不了问题。以孩子的心理去进入成熟严谨的环境，不可不说是一次考验。 多年的功利教育的辛勤培养，我一路顺当地走过来，发现完全的上当。我在成功的通过了一次次考后，最终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通过这些占距人生的考试，这个所谓的优秀学生只是在不停地让自己去符合那个“优秀”的外在标准来麻痹自己的虚荣心，而自己，那个真正的自己却一直没有存在过，没有发育过。我学的任何课程都无法帮我解决当时的苦恼，那么每天学那些微分方程又是为了什么？还去为了父母的微笑，人们的赞许吗？年年得奖学金的清华毕业生是了这么一个怪物：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生活是什么，对社会毫无接触，二十出头，可是见女孩子就一身不自在，会解各式各样的方程，却不能解决自己的困惑，硕士博士的路就在眼前，可是不知道还应不应该这样走下去，这状态难道就是我的追求？一个智商还不错的人努力多年就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问题，很早就有了，只不过太晚地暴露出来，我相信这样的问题依然将被很多师弟师妹们面临，我相信在清华依旧有很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学生。当看到他们天真的讨论： G 2***, 托 6**，GPA 3.*, 学校名次Top **, 仿佛几年的辛劳就只为那么点数字，人生的终极标就是goabroad. 我无法不为他们忧虑。这也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没有对做研究的真正兴趣，但是用尽了精力去获得一个去国外做科学研究的机会，就洋溢在掩饰不住的喜悦里，甚至对人生毫无真正规划，对自己的兴趣一无所知，为出国而出国，那将在告别父老乡亲后去迎接苦闷的开端。 　　 香港的学生很实际，决大多数本科毕业就去赚钱，三十之间为结婚买房奋斗，如果告诉一个香港人说你二十八了还在读博士，他会觉得你很失败，可能是根本不会赚钱。而留下来读博士的香港学生，就是真的很喜欢作研究的人，扎实地做事，他们的认真让我们一批朝三暮四，心猿意马的大陆学生汗颜。 生活在香港 　　 都说香港是弹丸之地，其实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也不算小，不过大多是山，可利用的地方不多，很多商业区都是添海造出来的。亚热带的气候，又在到处是山和海湾的地方，风景当然好。香港的气候比北京舒适一万倍，冬天冷不了，夏天也不太热，甚至没有明显的四季感。只是上半年天气有些潮。成天都有湿湿的感觉，北方人有点受不了。 　　 香港的交通极其发达，公共车从不拥挤，也很少堵车，可是香港的道路比北京的窄得多，车也不会少，布局和管理更好而已，看来北京走向国际化还须努力。这里是名符其实的购物天堂，东西也不算贵，电器和服装可能比北京便宜，特别是国际名牌，由于没有关税，肯定要比大陆便宜。所以不必带很多衣服来，足够便宜了。但是服务业，比如吃饭，理发，涉及到员工劳动和地租的就要比大陆贵好几倍。可以随便往来深圳也是在香港的一大好处，一天可以轻松来回好几次，在香港读书的学生可一得到香港的临时身份证，加上护照上盖个章，就可以自由出入境了。 　　 常有人问及香港的影视明星，可是到了香港就觉得那些人也只是打工仔，背后是更有影响力的老板，一旦老板不想捧了，明星就会很快消失，新人会取而代之。看到他们卖力地载歌载舞，其实也是生存需要，在商业社会里那是绝对的驱动力。 　　 香港的金融和资讯服务相当发达，在所谓第一世界里也算相当突出，可以很便宜的享受到信用卡，电讯，互联网服务，因此有些人在香港呆久了再回来反而不适应了，主要就是这些方面，当然还有其他制度等软件原因。 　　 说到学校的生活，物质条件比国内任何大学好，甚至条件好过美国不少学校，香港的学生很少住宿学校，所以一到周末放假学校就很冷清。通常大陆学生独享学校设备，偌大电脑房和运动场，舒服的游泳池，都有不少美好回忆。学生宿舍条件不错，可以做饭，自己做比在餐厅里吃来的便宜，所以大陆学生会乐此不疲，周末常三五成群，做吃的为乐。餐厅里中西餐都有，中餐以广东口味为主，忙起来时以营养为重，口味不对也只能将就吃了。 　　 现在在香港的大陆学生不算多，总共有四五百人，各个学校都有学生联谊会，是比较松散的组织，也有一些机会认识朋友。周末会组织放放电影，搞舞会。临近考试或论文时，谁也没心思搞活动。香港的学生很好打交道，在成熟的社会里长大的人，心理相对简单且好玩，不像一些大陆学生常常过分盘算自己的明天，将自己逼的很累。他们对大陆也渐渐感兴趣，虽然他们常常不知道湖南和四川，只说得上秦始皇和毛泽东。只要主动点和他们交流，是可以结识不少朋友的，粤语不是障碍，很多人可以听普通话，而且，广东话不难学，不留神就长进不少。 　　 关于工作机会 　　 很多人就终于跳到北美去了，大多还是接着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只是跳板。 　　 在香港留下工作的机会不多，如果在进香港的第一天了解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也有回祖国的，我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写文章了，看到很多朋友询问去香港读书的问题，作为过来人，就写了这些，如果能给这些朋友提供一点有益的信息，就很满足了。 　　 上次写了文章发表在海外学子版，很多朋友给我回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真的没想到过自己的东西会给别人带来影响。留学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几乎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一篇文章里是不可能都讲完的，所以我再写一个续集，好莱坞搞续集纯是为赚钱，我呢是什么都不图，万一有ppmm看了之后找我，最爽不过。将心底里的一点点“龌龊” 都暴露出来，可以痛快讲了。 凡事都是虚空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难免在神情上都多一丝生存紧张，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尤其让人感觉到这一点。看不到出自内心的笑，连谈话时也似乎只有一个主题：今后有什么打算？每做一件事，都在问自己：对我有没有好处？ 　　 坦白的说我自己刚到香港时就是这样，只觉得自己多么没着落，无根无底的飘在他乡，我要努力啊，绝不可浪费自己的任何精力，房子，车子，名誉，地位，还有漂亮老婆，我什么都要啊。要学最能给我带来利益的东西，去做最有利自己的事情，直到我成功。当时我就是这么典型功利，到现在我都想这样痛骂自己。 　　 数学指出函数的极大值往往在最不稳定的点取到，人追求极端就会失去内心的平衡，到时候就不难体会到数学原理的深刻。我很快让我的功利心理逼到无路可走了，对所学的东西怀疑，担心自己变成书呆子，对自己有信心，找不到真正的朋友，找不到让身心平静的乐趣，每天都在心潮起伏。 最后我去找学生辅导员。愚蠢的诉说倒不多提了，不过我记得他大胡子的脸有了微笑，眼睛里放出宽容而温和的光。他告诉我觉的我很有意思，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坦白的学生。“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你怀疑得很好。“之后就翻出圣经来，给我读某些章。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竟是圣经里的话语。那是我看到的最为震惊的一句话，也是我后来觉得最深刻的一句话。中国人很难理解，对在功利教育里熏陶过来，缺少人格教育的中国学生，更无异于晴天霹雳。成绩，offer, 学位，这样那样的好处，每天拼命算计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假设你突然死掉，世界将会怎样？世界将一样绚丽，地球转的一样快，太阳系每天在宇宙中换一个位置。大海还是大海，波涛还是波涛，一样的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你的亲人可能会掉眼泪，但是周围的人在三个月内将你忘个干净，那是你曾经那么在乎他们怎么看你的一群人啊。如果上帝存在，在他的眼里，你是多么可怜的小虫子，在活着的短暂岁月里，在最美好的青春里，都不曾快乐过，用尽心力去聚集一大堆外在和心灵没有关系的小东西，只是出于对未来的没有信心，小小的心灵在接近熄灭的一天还在发出那个愚蠢的声音，让你忙碌，让你忧虑的声音：我要，我还要。天底下充满了这样的小虫子，当一个离开了，又有一个来了，做着同样的事情，汹涌着同样的小小念头，受着同样的煎熬。于是上帝要感慨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圣经•旧约•传道书 　　 我不是在传教，当时的辅导员也不是在传教，但是让我立刻看到自身的渺小，物质追求的虚妄，内心的愚昧。看看资本主义的学生辅导，是不是比我们这边高明多了？马哲曾帮助过我们什么？ 　　 不要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不耕种也不收获，上天尚且要养活它，田野里的百合花，从不忧虑它能不能开花，是不是可以开得和其它一样美，但是它就自然的开花了，开得比所罗门皇冠上的珍珠还美。你呢，忧虑什么呢？人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多了，上帝会弃你不顾吗？”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等美国 offer 的时候，常常梦到接到牛校offer, 过度兴奋到醒，更为郁郁，感慨“但愿长醉不复醒”。这样的故事大家听了不会太惊诧，由此不难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进中举了。而得到offer的人到了海外，往往要经历更多的梦醒时分。 　　 为什么活得这么累？生命本是如此美丽，连飞鸟和野花都可以尽情地享受上天的恩赐，而这些有高等思维的聪明人，却活活让思维搞得神情郁郁，哀声叹气。 　　 常有人感叹西方人笑起来那么真实，那么出自内心，探讨起来，又归结到他们更有钱，他们的社会更发达。可我觉得那不是原因。原因就是他们比中国学生更接近飞鸟和野花罢了，更接近《阿甘正传》里的弱智罢了。他们更天真，相信那个万能的上帝会永不遗弃他，所以他们可以少想很多的问题，反而过得更顺利，在团队里表现得更凝聚，因为过分的私心是无法向大家共同的上帝交代的，他们可以很快做出一个Microsoft，一个Dell，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北大方正，联想，新浪，管理层一年的地震比台湾还多, 这么多年来，连冲出亚洲的野心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这难道不是上帝给西方人带来的好处，耶稣说信我就可以得救，不管这个上帝是不是虚拟的，但他在事实上填补了人性的巨大空白，人家的Microsoft就证明了他的存在，正如计算机的虚拟内存，尽管虚拟，但事实上的作用是巨大的。中国学生总是怀疑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是否存在，更在私下里说，他对我能带来好处吗？其实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只信好处，从古时的考八股起，读书就是为了好处。因此，大家每天活在害怕没有好处的忧郁里，想靠自己小小的思维，在着巨大的世界系统里去谋取好处，上帝忍了泪水，背过脸去。 思维的无奈 　　 我并不主张虚无，尽管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尽力去指出物质追求的虚妄。正如萨特认为，人生本是本无意义，但是怎样摆脱虚无却是有意义的。王朔的意义在于砸碎那些没有意义的假崇高，伍迪.艾伦的意义就在于不断指出人生的荒谬。如果一切都是那么可笑，我们怎样面对每天的24小时？但是活着就是这么简单，它只是一个过程，简单而自然地发生，以至于任何干扰和关注都是多余。就像飞鸟掠过天空，野花静静地开放。能把什么东西叫做现在吗？你能占有什么东西吗？一切的意义只在时间的流动的河中。就像一团火，哪个燃烧的过程才叫火，一旦过程停止了，火不存在了。人的思维在作怪，它是一个双面的东西，它不总是带给我们好处，虽然我们对它有那么多自信。 思维在很多时候严重地干扰了那个自然的生命过程，它在想单个的状态好不好，值不值得，合不合规范，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所以我们很快变得不快乐，不安稳，再也无法享受那种自然的喜悦了，正像被摄像的人，他的表情立刻不自然起来。恐怖片里的鬼魂可能一直不曾出现，人们却开始牙齿打颤，是被自己思维折磨而已。学计算机的朋友肯定知道操作系统将一个进程悬挂起来的意思。人的那个蠢笨不堪的思维，凭什么要常驻内存？它那么长期的运转，又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为什么不在必要的时候悬挂它，去享受生命的自然？明白这一点将改变你的生活，思维会使你陷入矛盾，很多时候它是多余的，用心去体会，甚至用毛孔去感受就足够了。当你不再判断，不再分辨，不再比较，不再权衡，你就立刻、和谐起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时，还用考虑什么呢？“此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连言语都是多余，因为言语来自思维。佛陀的捻花一笑，详和的神情，虽静坐，似乎已飞跃世间一切，他坐在了那个生命的根本之上, 再也没有一丝的不和谐。 　　 读书的时候，我常常到海边听涛声，坐下来看着太阳落下，那会是我一天最美好的时间，当太阳没下去，晚霞渐渐褪去颜色，波浪依然轻轻拍打岸边，幕色从四周将我围过来，静默中我会在心灵里升起喜悦，感觉到冥冥中那个永恒的力量，它在紧紧将我抱住，天地万物和我一样同在，也被温和地抱着，我将永不孤独，永不伤心，永不绝望，因为那力量就一直在那里，将永远在那里，我是它的恩赐，我的灵魂从未像那时一样枝繁叶茂，内心从未像那时一样宁静和谐。 　　 我不用去分辨那种力量，是上帝也好，上天也好，老子说的道也好，有什么关系呢？分辨只是是思维常干的蠢事罢了。所有的心灵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所有人都有那个和谐的状态，就像收音机有那个频道一样，只不过太多人没有调到过。太阳，大海，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生生不息的物种，是多么大的恩赐啊，只在我们断暂的生命里才可以感受到，可是太多的人从不念及。他们将自己全部地交给了少得可怜的脑细胞，心灵交给了那个拙劣的 CPU,时时刻刻在做狭窄不堪的运算和判断，所以才会长时间挣扎焦虑，只看到85分和90分的区别，5000元月薪和10万年薪的不同，牛校和烂校的分辨。所以“郁闷”，“无耻”，“倒霉”，“不爽”，“急”，这样的词汇就开始在嘴边泛滥了，就像破电脑的出错提示一样多。 本没有打算再写很多了，关于人生的刨根问底本来就是沉重的课题，无异让学业繁多的学子们再怀疑自己，平添忧虑。倒不如多说点逗乐的事，每天多嘻嘻哈哈一阵。 前不久见到北大的一个女生，说我前面介绍香港的文字很实用，后面的文章就越来越看不懂了，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像我一样想这些问题的，特别是女孩，一天多说几声“挺好的”“好温馨哟”就算过得不错了，古今中外都不曾出过一个女哲学家。但是，这位未曾谋面的北大师弟在等我的续集，谢谢你，xmdl(阿扁鱼）, 我不愿让你失望这一篇是为你而写的。 　　 我们看的人文书前面提到的女生就问我，在留学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是长了见识。就像在小地方呆久的人出来见了大海，这个收获大得很。所以我渐渐地学会了真正的谦虚态度，越来越承认自己所可以理解到的，可以认识到的只是这世界的太小一部分。在我的脑力范围外有太大的空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过多的自负，每天都在或多或少的干着作井观天的蠢事，争论着盲人摸象的争论。 　　 清华北大的学生的人文素养，我想，很多来源于图书馆的人文书籍，因为喜欢读书的学生多半在那里搬书回来看。可是那些书多产于七十，八十年代，基本上是被一把姓马的刀阉割了的太监式的书，我不怕得罪人。怎么阉割法？举个例子，“总体而言，宗教是唯心的，错误的世界观，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从此，你知道了这一点，你么读释迦，读耶稣，读老庄，都觉得如同太监一般阴阳怪气。 在红色的年代里，马刀所向无敌，包括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曾国藩到蒋介石，都少有可以逃脱的，因为他们有“阶级局限性”。 　　 但是我到了香港，就看到了很多台湾的书，很多香港的书，原来这些书本不象太监的，甚至不比姓马的书少阳刚之气，可以读得让人忘食，哎，可怜它们的被阉。这些都是我以前脑子以外的东西，所以我立刻知道要谦虚了，人总是受着他的经历和环境的巨大局限，他甚至不意思到，没有选择地被限制隔离着。 　　 耶稣呢，用我们的眼光看，他太失败了，没有妻子，没有儿子，没有房子，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最后还要被钉死，他只是游走于四方去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他有余的眼光总是看到了世界的外面，因为他也到过更高的维度里。 　　 庄子至今看来还是活得最浪漫最洒脱的中国人，他是超脱的同义词，他也是高维空间的蚂蚁。 　　 去读他们，去体会那种来自另外一个维度的智慧的震撼，尽管你可能无法改变无奈的现实，但是可以深刻地改变自己，尽管无法摆脱沉重的肉身，依旧无选择地活在平面上，但是，心灵获得了自由。愿意升起你的心灵吗？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永远只能是自己，卢梭说的，对于整个世界我微不足道，但是我对于自己确是全部。事实上我们只对于自己重要，如果我死掉了，没有几个人会在三年后保持对我的记忆，如果我痛苦，没有几个人会有真正的同情，因为太难了，每个人都无法了解我的意识。所以我们要独立，活着就是成为自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寻找自内在的完美与和谐，去实现句那没有选择的话： I am who I am。 　　 Simply because I am not and can not beanyoneelse.可是我们受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教我们忘掉自己，去变成一个称为标准的人，不是这样吗？从小学起我们就要评三好，树标兵，学雷锋，学赖宁。老师总是看到我们的恶习，“你那样子不合行为规范，不可耻吗？” 　　 到了大学，我们又自由了多少呢？我们依旧看别人，看典型，看所谓成功者，我们依旧活在要忘掉自己的标准包围中，去bbs看看，似乎所有人都统一了口吻，GRE 2400,拿了牛校offer, 签了著名外企，找到了ppmm,牛啊，羡慕啊，爽啊,历史走到了21世纪，北大和清华人只剩下一副面孔了，每年招了很多新生，最后就剩下了一个。 　　 比较是有意义的吗？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全部主宰，为什么要什么都和人家比才可以找到意义？为什么当别人考G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考，为什么考不过2200就要郁闷？为什么Billgates成功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学计算机？可是自己和别人是多么的不同，些不同难道可以在一些欲念的驱动下轻易的忽略？ 　　 崇拜是有意义的吗？明星是需要那样追捧的吗？中国的那支烂球队是需要那么多关注的吗？ 　　 当我们倾注希望的时候，他们借此赚到了更多的银子，活得更加嚣张，更加让我们失望，我们是在给富翁们献爱心，爱心那么多，为什么不献给需要爱心的更多的人们，为什么不献给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我们崇拜自己，热爱自己，追捧自己，关注自己，我们就都也是明星了。这样盲从将无法发生，起哄将无法发生，个人崇拜将无法发生。这个意义大的很，至少大跃进将不发生，文革将不发生，我们的经济有可能早三十年走上正轨，现在我们不需要拼命飞跃重洋，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就不要象现在一样，在亿万人没有工作时还竭力吹嘘7%的GDP增长，就像阳痿的人，为了脸面，郑重地去声名：请看我浓密的胡须，年增长率7%。

回到五四 重新启蒙 文：李慎之 李慎之 编者注：这是一篇李慎之先生写于上世纪末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的文章。时已过，境未迁。五四的话题依然沉重，启蒙的路途仍旧遥远。这是我们今天重温此文的原因。 标志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始的五四运动今年80周年了。虽然时光过去了不少，但是启蒙的目标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2200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3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不能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觉悟到专制主义的弊害。从王充到李贽到戴震，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觉悟是有的，但是系统的觉悟只是在与异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后才发生。真正明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病根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中国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朝野震动以后作了一个断案：中国所以从1848年的鸦片战争与西方国家交绥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 用虽然没有思想家的名称，但是洞察力极其深刻的陈寅恪的话来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做奴隶。中国的历史尽管也有变动，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与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几千年的奴隶生涯严惩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使之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 五四运动的主旨就是要打破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解放作为一个人的个性。五四的先贤们更发现了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要振兴，要赶上先进国家，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得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位请进来。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了，为了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中国来，也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力气，甚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艰苦与壮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见的。然而结果是“五四”先贤的初衷仍然没有达到，只好套用两句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什幺事情会这样难办？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70周年的时候，海内外兴起了一种论调，说原因是“五四”启蒙者引进的思想太激进。这种激进思想以主张“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中国价值的失落，以致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维系，外来激进思潮亦即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思潮乘虚而入，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社会都濒临崩溃，中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悲剧。 然而，持这种论调的人实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估计太低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品四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的躯体之中，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给了它一个小小的刺激。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躯体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这个刺激，又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要不停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集体主义”。 中国传统价值，还有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但有人所共知的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特别邪恶阴暗的一面，两者交替为用。说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只是陷中国历史于循环往复的停滞之中的隋性力量。对这两方面的历史与实际都还缺乏研究，尤其是后一方面几乎还没有着手。 这在20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曾提出要重新审视所谓“封建社会主义”，这个论断从大方向上说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我个人不赞成“封建”二字），但是，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探索中断了，没有能沿着这条思路深入发掘下去，只有到这一两年，以出版顾准的遗着开始，才有人重拾堕绪，继续从事研究。然而就其任务之艰巨来就，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在“科学”方面，情况也并不好些。这要感谢热爱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他尽几乎毕生之力研究中国古代的发明，结果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在近5百年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以后才落后了。为何从如此先进掉到如此落后？这使他大惑不解，因此而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他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神魂颠倒，大大高扬了中国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这是自以为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结论的五四先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害得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科学思想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浓雾，伪科学与反科学的思潮又在中国变本加厉，大肆流行。今天的中国，人口已达12亿之众，可是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在做这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远，其艰苦可以想见。然而如果不做这个工作，历来长于明善而短于求真的中国文化是很难培育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来的。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老早超越了五四，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也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科学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有另一种说法，可称甚嚣尘上，认为五四已经过时了，我们应当超越五四，返回到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价值，因为它必将成为全世界未来的共同价值。这两者都近乎异想天开。 我们不愿意说，五四运动已经夭折了。因为从物质的层次上说，中国也还是有进步的。只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的目标来说，我们不能不感到要在中国这样古老而庞大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有多幺困难，然而正是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80年的经历虽然使我们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五四先贤所要进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成功可以推迟，但是决不会归于失败。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扑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的教训对于有心人、有志者来说，正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假如没有卢梭 文：陈秀燕 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我惊异于他的新奇的思想，却又常常假设，假如没有卢梭，是不是就不会有马克思，那也就没有列宁和十月革命，那历史上太多的革命事件是不是可以避免?假如没有卢梭，那么法国大革命是否可能有别的方式?假如没有卢梭，那么当下的文明是否不会让我想到枷锁，不会让我的心情如此失落？可惜，当我以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时候，恰恰证明这些历史已经真切地发生过。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究竟是那些民众，那些英雄背后的平民造就的历史，还是英雄本身；他们是该青史留名还是“千古罪人”？何以，振臂一呼，就让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流血。 一、暴力革命 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卢梭在书中的种种论证其实不过是为了论证暴力推翻政权的合理性。而卢梭这看似合理的暴力革命，其实不过是使人们留了血，放光了热情，换了人，又继续回到不平等状态罢了。 暴力革命是最为激进的方式，也似乎最容易激起民众的热情，进而参与到其中，但人们没想到的是，暴力革命之所以能成功，那么只能说明一点，新生的武装力量，要比旧的强大得多，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新生力量的控制权在少数人手中，当这个少数人终于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的政权，建立新政权之后，人们亦只能祈求他是好的当政者，但是，又有多少当政者有“以独裁的方式结束独裁”的魄力和勇气呢？由头至尾，民众都没有主动权，民众又能享受到多少革命胜利的效果呢? 那么，回到中国现实来。我们同样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封建帝制，然后呢，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民众依旧在官僚的压迫下生活，而后，国共联手北伐，结果却迎来“四月政变”，再然后是国共的十年内战，最后终于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么多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不过十余载，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又有多少人牺牲？！这漫长的历史，每每让我不堪回首，何以每次的留血牺牲换来的不过是片刻的安宁？或许，暴力革命的问题就在于暴力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权，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不高，以致当权者担心，今日我以暴力革命推翻他人，难保他日，别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在这里，革命胜利之前是正义的，胜利之后就只剩下被镇压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胜利后，个体的公民又能获得多少的自由和平等呢? 反观中国现状，中国当今社会，官民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致很多人都担心是否会有流血事件出现，甚至有人期待这样事情的发生来拯救处于边缘的底层民众，殊不知，暴力革命的出现，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底层民众。 假如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人想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对抗，并且多人响应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民族的悲哀而非幸运。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政府已经不得人心，人民群众才揭竿而起；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取得成功，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和伤痛已然被我们忘记。这两方面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二、文明 “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是否有人听说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想过要抱怨生活，想过自杀”卢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文明的落寞。每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的人都感受过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副作用。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我想这应该是对文明最好的概括。我们受益于文明这把剑的一面，必然同时被另一面割伤。我们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逐渐脱离出来，克服了环境的恶劣，经过一代又一代文明成果的积累，我们得到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可是也正是这些所得，让我们的欲望愈益膨胀，让我们越来越难得到满足。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他们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创造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许多舒适条件，但这也给自己套上了未曾预料到的第一副枷锁”，于是追求享乐为我们套上了一层层的枷锁。 这些层层的枷锁，让我们困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但是，这个文明的世界，是否真的是进步，面对这样的文明的落寞感我们是否要无力抗争？是，所以承认你的渺小吧。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不用受那么多的煎熬，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找一个信仰吧，这样的灵魂，我们的精神才能有所依托，才能从枷锁当中寻求拯救。 三、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经典名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处处可见卢梭对自由的歌颂。“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野兽受不了监禁，在铁笼的栅栏上撞得脑浆迸裂；当我看到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享乐生活，忍饥挨饿，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冒死抵抗火与剑：我就觉得，奴隶是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这段精彩无比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卢梭对自由的珍视。 卢梭对自由的论述，在《社会契约论》里更加清晰。“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一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 “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即恢复了他原有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这些条款无疑地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使其它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这几段话，其实很清楚地显示了，卢梭的自由，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或者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不是个体的自由；但是，这里就存在和暴力革命一样的困境，假如人民意志是绝对权利，而且个体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谁掌握了人民的意志，谁就可以任意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同时，人民的意志又流于虚无，在那种情况下，既不是普选，网络又不发达的情况下，谁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这篇文章里面写的一段，罗伯斯庇尔与人民的对话： “法律是什么?”人民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回答说。（人民在下意识地背罗伯斯庇尔的语录，所以，这句话其实是罗伯斯庇尔说的。） 罗伯斯庇尔掌握了政权，就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那么个体的自由还有可能得到保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和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相似，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情况。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名义却做着不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同样存在因为强大的民意而对司法程序造成影响的事件。我们要真正追求个体自由，就不应该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推进民主，只有推进民主，才能使“人民”不会流于虚无，才能让权力真正“为民所用”。 看完书，总觉得有点若有若无的失落感，是为那历史上留血的人儿，还是为我们现在国家的现状而担忧，或许都有，又或许是为历史推进的无力感而失落。我们从小的教育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有其必然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历史似乎从来不曾属于过人民，在历史上留名的只是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甚至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而“人民群众”永远只是“人民群众”。而他们或许为着同样的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却不能在今天得到我们的缅怀。历史就是这样向前走，正如时间这样一刻不停地往前走，而这些人儿终有一天还是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上;又或者今天甚至未来的美好光景，足以让他们永眠。

蒙特利尔华人作家婉冰获奖作品《圣诞琴声》 近日，蒙特利尔华人女作家婉冰以其描绘海外生活风情的散文作品《圣诞琴声》入选《中外当代文学艺术家代表作全集》（2015年卷）， 并被编委会评选为一等奖。 婉冰飞赴北京参加了4月21日至24日召开的2014年中外当代文学艺术家高峰论坛暨《代表作全集》颁奖大会。这是她从会上给“时代学园”发回的获奖照片。 和许多海外华人作家一样，婉冰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为维持生计而经营的“seven days a week”的便利店并未束缚住她的心灵。她利用碎片的闲暇时间读书和写作，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感受诉诸笔端。许多洋溢着爱与美，流淌着思与诗的文字，就诞生在她工作的收银机旁的电脑上。 下面是她的获奖散文。 圣诞琴声 Wellington 街，是一条古老而繁华的商业街，它西起 Lasalle 西面的Woodland ，向东一直延伸到McGill。这条街店铺林立，行人川流不息。因为是一条老街，所以会给人带来神秘的感觉和种种遐想，犹其是矗立在Wellington 和 De L' Église街角处的Notre Dame des Sept Douleurs 大教堂，更叫人觉得庄严肃穆。 我喜欢这条大街，它经历了数百年沧桑，沉淀着多民族文化。这条街的周围，住着密集的居民，以法裔为主，几乎世界上各个种族的人都有。犹其让我高兴的是，这里的中国人特别多，很多商店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我发现我们的同胞真是很了不起，哪里生活方便、哪里适合居住、哪里便于经商，他们就集聚在哪里。由于中国人多，这里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唐人街。我感觉Wellington 大街像个独立王国，它不但有政府服务机构、各大银行分理处、连锁大超市，还有无数的咖啡店、餐馆、疏菜水果店、服装店 …… 总之，应有尽有。走在这条大街上，那种生活在人群中的感觉，真好！ 但这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行乞的人挺多，可能是由于贫困人口多的原故吧。行乞，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我无权妄加评论。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是年富力强的人，正当年，为什么不工作呢？乞者中有一位中年女人，看起来精力特别充沛，她整天在街上走，见人伸手就要钱，甚至在交通路口，尽管亮了红灯，也从不懈怠，让人啼笑皆非。刚出国时，见到乞者，我真的很动容，我女儿也挺慷慨的，有一回给了一位老人五块钱。我的思想转变，是因为一次坐地铁。记得当时车厢里人不多，乘客有的读书看报、有的低声闲聊、感觉非常悠闲惬意。突然，我旁边一位先生站起身来，他把本来戴得好端端的礼帽翻转过来，拿在手里，然后礼貌而有序地走到每个乘客跟前。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不慌不忙的神态，一下子就把我给弄懵了。我没有给他钱，说实话，我不但当时发懵，就是现在我还懵着。看那位先生的样子根本不是穷人，很体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没人给他钱，那顶礼帽最后又端端正正地戴回到那位先生的头上。关于行乞者，后来我也想开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权当是一道风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应该给予尊重。打那以后，在路上再看到行乞的人，我的心情就觉得坦然多了。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常常从大教堂走到田园超市，再从田园超市走回大教堂，大教堂，是我上下班必经之路。清晨、白天、傍晚、午夜，这四个时间段，古老的Wellington大街给我的感受不尽相同，我觉得夜晚的感觉最好。午夜，街上只有少许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安静，我可以尽情地放松自己，胡思乱想、东张西望。我特别喜欢在午夜仰望大教堂的两个尖顶，那种直插苍穹的气势，常常使我如醉如痴，我会放飞思绪，享受那种神秘、宁静与高远。每逢下大雪的时候，漫天雪花飞舞，天地浑然一色，银装素裹中的大教堂更显得深不可测，置身于那银白色的世界中，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 要说Wellington 街最美的夜晚，应该属圣诞节了，那时彩灯辉映、白雪皑皑，整个大街都披上了绚丽的晚装，我常常在大街上逗留很久，享受那种充满梦幻色彩的氛围。 有一年过圣诞节，和孩子们在商店里享用了节日大餐，我让他们先回家休息，然后自己一个人慢慢地独自踏雪。快走到教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优美的琴声，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在教堂门口弹奏，我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敬意。小伙子很年轻，大约有二十几岁，为什么在这亲人团聚的最温馨的时刻不回家，难道这里没有亲人吗？我满腹疑问。我是一位母亲，当时觉得心里非常酸楚，我把包里的零钱全给了他，又加上一张二十块钱的纸币，足够他在饭店里吃顿年夜饭了。“圣诞快乐！”我含着泪说。小伙子放下手里的小提琴，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我吻了他，像吻自己的孩子，这时，我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他彬彬有礼地说：“谢谢您，夫人！圣诞快乐！” 我和他告别，慢慢地向前走，这时背后又响起了那优美的琴声。这是我在圣诞节所听到的最动人的旋律，在那个神奇的夜晚，这优美的琴声伴我入眠。 古老的 Wellington 街，巍峨的大教堂，那位在寒风中弹奏的小提琴手，这幅异国他乡别样的风情画，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每逢圣诞节，我从大教堂走过时，耳边就会响起美妙的圣诞琴声，那么感人、那么悦耳、那么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