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细化开始 文：Donna 在我的想象中，远古的世界是危险但单纯的。危险，因为自然界的种种不测和弱肉强食法则都是人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单纯，因为当我们的祖先看到云、雨、雾等自然现象时，当他们见证各个物种，包括他们自己的生老病死时，当他们以各种仪式和自然界的“精灵”或逝去的“亡灵”沟通时，他们并不会把其背后的原理，或观察这些事物的技巧归类为科学、艺术或宗教，更别说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生命科学了。 从六岁起开始上学，一直到二十一岁大学三年级，我花了十五年才发现这“单纯”其实是世界的真相。在那之前，所有大学里的学科，书店里一架架的教材，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不同方面的问题要去不同的办公室问不同的老师…… 然后，有一天，我意识到所谓的“流体动力学”与“热与物质的传递”是同一门课，而表面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流程建模（Process Modeling）” ，则是在为以上那门“大课”提供一些计算的方法。在那之后，我这种类型的“顿悟”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其实烹饪是化学更为感性化的一个分支，管理学是政治的近亲，而宗教可以视为包容了其系统化风俗传统的哲学，就连科学方法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宗教。 不同的学科拿起了不同的工具，就像画家拾起画笔、厨子拿起菜刀、吃货展开筷子，但是我们与之互动的都是同一个流动的变化的不能被大卸八块，分块贩卖的世界。 如果我所受的教育，一直没能把这一点传授给我，哪怕是花了十五年，二十年。那么我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充满了知识碎片和专业术语的世界，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世界。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我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强调的是专业化，而不是通识？这就牵涉到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目的，从而可以上升为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每个年代的政治制度折射又是同时期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集体哲学…… 在个体方面，每个人选择的个人哲学，和他自幼年起就接受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的集体哲学，和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也是息息相关……而这些因素又都是被其他因素所影响的…… 反思到某个程度，人类的思考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指涉，死命拽住自己的鞋带，希望能够就此腾空。这反思有意义吗？这反思没意义吗？有意义没意义是由自由意志决定吗？自由意志存在吗？…… 哲学反思的根本最终需要某种信仰，不需证实的固若磐石的一切其他思考的根基，好比数学中的公理。 千言万语，化作一个问题。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到这世上，将什么作为你的使命？ 如果问我，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被无条件接收，被爱，被重视，接受这种爱和给予这种爱将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但是，我还相信理解，理解宇宙的运作和其间的万物，不管穷其一生是否能够达成，哪怕注定不能实现，也是一件让我充满爱与能量的事。理解我身边的人和世界另一端的人，理解社会、自然、我自己，和超出我们自己的能量，就先这样子吧。

契约精神与社会诚信 文：王开东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我们的国家也缺少契约精神。网上有一个段子，非常形象。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信了；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也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让我们活到老干到老。能够对着12亿人一变再变，还有什么契约可谈？公信力还在哪里？ 社会如此，更不必说个人了。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泽东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简单就是美 文：亦乐（蒙特利尔）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还幸运地居住在一个富有的国家（编者注：指加拿大），这足可以让我们沉浸在物品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是“需要”还是 “想要”，为其辛苦不已并且难以自拔。 摄影讲究减法，简单就是美。生活何尝不是这样。有个日本人叫金子由纪子的，就提倡大家过“不持有的生活”。 “不持有”并非省吃俭用或者搞得家徒四壁，而是不持有“非必要物品”，用“少量物品过悠闲生活并从中获得快乐”，把一些我们不是很想要的东西舍弃，把时间或空间留给更重要的人、事、物。 生活里属于我们真正需要的物品究竟有多少？回想起我只身从中国到纽约学习的时候，全部身家就是两只箱子，它们装着我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衣物被单、锅碗瓢盆、参考书籍……，用当时微薄的津贴住在世界最贵的城市之一，我准备好尽可能地少在那里买东西。 其实后来我常用的还仅只是一只箱子，租住的公寓没有衣橱，它是我的“衣橱”，每天我穿着从那里拿出来的衣服，光光鲜鲜地去医院上班。虽然与美国医生同事们在经济上有着天壤之别，但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我依然是穿戴得体，自制的午餐盒饭色香味营养俱全，常让他们羡慕得直咂嘴。不用多少钱我就能活得有滋有味还很有尊严，感觉自己很棒。 另一只不常开的箱子里装着不合季节的衣物，和一摞准备着某种场合穿而始终没有穿出来过的服装，比如说旗袍。 这两只箱子跟着我转战南北，紧张的学习，简单而充满新奇的生活，我并没有时间和金钱添置多少东西，也从未感到过缺乏。 只是每一次搬迁我都没舍得精简从中国带来的衣物， 直到N 年以后，在花了不少钱到处托运过它们之后，那堆不合时宜的衣物，最终还是进了“救世军”， 我那两只箱子里居然还有一大堆是废物！ 定居蒙市多年，家，从小公寓搬进大公寓，然后搬进了House。人有个习惯，爱拥有而不爱丢弃，最后从住了六年的公寓搬出来时，一家四口全上阵，清理了半个月还居然塞满了一大货车，劳烦之余我写下了这篇感叹： “我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东西？” “搬家最好的别名叫垃圾大盘点，扔掉一些，再把另一些挪个新地方供着。两周以来，我们一家四口房前屋后翻遍，盘得筋疲力尽，反反复复问的只有一个主题： 这个还要吗？要了干什么？每天都扔出去几大袋，最后还是让人头疼的一地“精选”。 看着这堆难以割舍的“财产”，我不禁自问：我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买又不停地扔？再买越来越大的房子来存放生活的奢侈或复杂。最关键的是，为了这个无聊的循环，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挣钱，承受压力，放弃我的爱好。 朋友在电话里祝贺：“终于有了自己的House，你一定很兴奋！” 我无言以对，能让我真正兴奋的是背起背包走遍天涯，去探究世界无穷的奇妙，对我，这是好房好车永远也无法取代的乐趣。 世上之事，有得必有失，我今后也许有了舒适的居所，但离我梦寐以求的自由，首先是财务和时间的自由，却大大地走远了，我正式沦为不折不扣的房奴，会有人因成奴而兴奋的吗？我希望我的理想今后不会在那美丽的大壳里窒息！” 改变习惯首先得改变观念，我既然在仅有两只箱子的日子里可以过得充实而快乐，现在的条件可谓很奢侈了。忘了是谁说过：“我们拼命奋斗不是为了生活的必须，而是为了生活的奢侈。” 那次搬家以后，我严格控制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摆设，朋友送的礼物如果实在用不着就及时转送给需要的人。几年来，除了愈加茂盛的植物和越来越多的书籍，以及墙上严格精选搭配的几幅自己的“作品”，家里基本保持着刚搬进来的简洁，通透明亮，令人神清气爽。 金子由纪子总结的几种习惯对我们迈进“不持有”的生活很有帮助： 1. 不拿。免费得到的东西，很少被人珍惜，因此往往囤积不用，不拿免费塑料袋，不拿免费发送又用不到的赠品。 2. 不买。只要是“没有也无所谓”的东西，就坚决不买，这样家中就只会出现真正喜欢、真正必要的东西。 3. 不储存。不囤积保鲜膜和卫生纸这类消耗品，也许大减价时买了一堆，像占了便宜，却容易造成使用上的浪费。 4. 丢弃。养成丢弃的习惯，杂志或小册子超过一定数量，就丢掉，用不着的漂亮糕饼盒子、过期的食物和调味料也丢掉。让丢弃这件事，变得轻松愉快。 5. 替代。添购一样物品前，先想想家里是否有其他东西可替代？避免多持有一个东西。活用现有物品，不是为了弥补贫困，而是为了创造丰足。 6. 借用。不常用的东西，可以借用或租用，和其他人一起使用更多物品，每个家庭或许就会减少囤积不常用物品的情况，避免占据居住空间，减少无谓的浪费。 不持有的生活不仅是提倡绿色环保、节俭、乐活，更重要的是减低物欲会让精神压力得到释放与解脱，有利心灵的成长以达到各方面的平衡。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体验，多经历，少持有，因而，不迷失。

东方活化石（4） 文：王亭苏 欧洲女人的胖和高大总使东方女人有种压迫感，一种不甚放松的感觉。西方的面目是一种对自身的深刻的描述，不比东方的婉约清丽。尤其站在一起时，东方的纤细秀美在磅礴的侵犯性的的美面前，有一种较怯的伶仃感。 东方的风情是人间四月天，一点点在日益舒缓的温度里舒展自己，一点点绽放，直至华枝春满，花好月圆。 东方女子的一生，更像是一场雨后的落红，虔诚，诗意，安静，飘逸。无论怎么慈悲的描述，总是难以摆脱一点凄切感。东方女子的一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生，是舞台上的花旦和神话故事里的仙子。被现实挤压出离到一种精神上的完满，因而被塑造，被无数文人墨客称颂，那藏在大片的月色下的影子是一幅永远的水墨丹青，是古老东方的永恒情节，然而，却也过于形只影吊了。然而，自己甘愿把这情结留着，是一点梦幻，是自己对自己的称颂，发自内心的，超越了世俗成规的，是一点诗情画意。 极至现代化的今日，男人和女人皆抱了同样的怀想，从前的，古老的历史中缓缓走远的典型的东方女子，是所有人的怀想，甚至是东方古国的象征。 东方的底色是明艳的鎏金的朱红，最具魅力和诱惑，只有东方人敢使用这两种明艳富丽的色彩表达东方的深情。这上面有东方女子的梦，少女的青涩的梦，爱情的幻梦和美满婚姻的梦，是灵魂里一点羞怯的诗意，泅染的艳丽的红。醒目，典雅，一往情深。然而总是缺点什么，也许缺点果敢和清醒，拘谨地化做丹青上的一点红，心甘情愿地僵死在大红烫金的喜悦里，化做上面的一点幽静的月色，守着自己的命运，直至终老。 东方女子最具牺牲精神，从生下来就肩负使命，不可对抗的神秘的归宿。是东方文化里最轻描淡写然而最厚重的一部份。千百年来压着所有人的神经，因而东方人总是用点莫名的小情调调配自己的人生。这种情调里充满了神经质般的诗意，也许是最接近内心的那部分被弹压的过紧而释放出的天性。是交织在唐诗宋词里的颂不完的千古愁万载恨。在既定的成规和枷锁里扮演优美，是天赋的一部分，谁说天赋和命运扯不上关系？ 东方女子的命运就是天赋的使命。然而，她们看不见那束来自天国的悲悯照见自己午夜的叹息，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踩疼了窗前的月光。战战兢兢地从古代走到现代的东方女子，带着古老的文明基因，洒脱任性中永远留着点怯意，深刻地映照在人生的深处，代代相传，是朱红鎏金上的一点魂魄，一点自尊，一点骄傲，一点风情。 东方女性蜚声海内外，温良，雅致，秀美，含蓄。削肩，细腰，柳眉凤眼，薄面平胸，含情脉脉，柔软馨香.......仿佛任何讨巧的字眼用来赞美都不够用，远远不够。 在这个没有月色的晚上，两个东方女子自驾，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曲折前行，沿着这条路的前方就是东方女子的乡愁般的向往。是朱红烫金里的一点梦幻般的温情和回忆。

故乡是一个理念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故乡并非一片土地，亦非一群人们，而是一个理念 。—— 作者 故乡还是异乡，这是个问题 对于所有背井离乡的人，故乡都是一种复杂和沉重。这样的复杂和沉重，不同个人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直面方式。对于华人，不管你在海内还是海外，故乡总包含着更加复杂的色彩和更加沉重的隐含。这当然是由于文化。 离开故乡并不容易，无论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如此。但是权衡利弊，背井离乡也可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或无奈的退路。十分看重故土的华人也一样，“走为上”么，看来祖先也是理解的，甚至兵法也是推崇的，毕竟这是无计可施时的上策。因此，很多时候背井离乡在感情上是被迫的，在利益上是理智的。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的博弈，使得本来复杂沉重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沉重。 在中国文化中，其实“背井离乡”和“变卖家产”一样，都隐含不肖子孙的意思。所以当“远走高飞”的时候，你有两个结局，一是“颠沛流离”，二是“飞黄腾达”，如果你要被认为是后者，你还必须要有“衣锦还乡”这一出戏。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过去，你出去闯荡，高中进士，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你一定要荣归故里。这样，你的人生就完整了，你就是“衣锦还乡”了，否则就是“背井离乡”了。 但是时过境迁，这样的“衣锦还乡”，中国人是做不到了。他们不可能回到故乡去养老，去置田产，当大地主，富甲一方。再说，他们在外面看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不想回去——“此间乐，不思蜀”。阿斗还是诚实的，他至少直言他不想回故土了。但是我们比阿斗智慧，也比阿斗虚伪。既然“衣锦还乡”做不到，何不在异乡的时候就拿出一副“热爱故乡”的架势，以证明自己从未曾“背井离乡”呢？他们要做的是，坚决不承认自己“背井离乡”，而是“故乡就在肩上”，俨然是“肩负故乡走遍天涯”。这样一来就英勇了很多，一下子就从“落荒而逃”，变成了“所向披靡”；从“利益所趋生活所迫”，变成了“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瞬间，阿斗自不必说，阿Q也不在话下了。 与其说这是一种勇敢，不如说这是一种怯懦。他们永远带着故土的烙印，他们也许有勇气离开故乡那片土地，但是他们没有勇气离开故乡的观念。逃离故乡是由于故乡的现实不尽人意，甚至忍无可忍。而这现实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源是由于故乡的理念出了问题。现实问题的背后永远是理念问题。一切物质的结果都是由精神导致的。这听起来很唯心，但确实就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永远是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倒过来。 背井离乡却对故土依旧十分依恋，以致誓言落叶归根，这无可非议。问题是由此导致的永远认为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而从未决心归属于脚下的土地。这才是问题。在远离故乡的人生旅途上，他们不停地回首那个已经无法看见的故乡。随着空间的广漠和时间的久远，故乡居然梦幻般地变得越来越美好起来。甚至故乡的火灾也可以被当做烟火来欣赏了。“距离产生美”？也许如此。 无论他们闯关东，还是走西口，还是去海外，他们总是背负着一个叫做“故乡”的沉重，怀揣着一个叫做“故乡”的复杂。他们带去一切故乡的沉疴和珍藏，以躲避新世界的挑战与残酷。这不是故乡的过失，而是理念出了问题。 他们不厌其烦地美化着故乡，却并不回去。他们不断地在权衡居住地和故乡之间的得失，美好的言辞送给故乡，现实的利益却藏在异乡。他们总把自己比作过客，觉得自己远离故土，寄人篱下。他们终其一生，没有对自己选择的居住地的归属感。总是期期艾艾地呻吟：远方游子，寄人篱下，落叶归根。 为了表明自己是如何不能认同脚下的异乡，是如何在心里怀念遥远的故乡，他们甚至美其名曰“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关云长是被迫留在曹营的，而他们是自愿挤破脑袋才进了曹营的。前者称作“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实至名归，而后者纯属无病呻吟。关云长一有机会便逃出曹营回了蜀汉，而后者打死都不肯放弃曹营的居留权。其实，我尊敬那些身在异乡怀念故乡的人，我只是无法赞同那些在异乡捞世界却不热爱异乡的人。 当然，故乡绝非仅仅故土，也是故人。 “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柳永想回故乡，因为他惦记那位“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佳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想念故乡，想的是朋友，用今天的话说，相当“基情”。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想念故乡，想的是配偶，还有点色情。 看来除了李白这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纯粹的思念家乡外，思念故乡基本上是由于思念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于是有人说，故乡是一群人。没有人的故乡还美吗？“山美水美人更美”，其实也许前两者是铺垫，最后那才是关键。其实很多时候，故乡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既然故土是遥不可及了，来自故乡的人也许可以缓和这种失落？他们需要一群和他们一样的来自故乡的人，在异乡营造故乡的氛围。正是由于相信“故乡是一群人”和他们可以多少替代故土，“同乡会”才会令人神往。而多如牛毛的“同乡会”，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特产。 在具备伟大的精神和理念之前，对故乡的热爱的最高境界也基本就是这样了。 归去来兮，皆非问题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我特别钦佩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远离故乡，而决绝地面向未知的世界。比如，那些数百年前远离欧洲故土起航奔向新世界的移民们，面对的是未知的挑战和敌意的荒漠，他们却视其为故乡。他们远离故乡，在大洋的另一边建立了一个故乡。他们肯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也肯定知道一切在这里都要从零开始。投奔更好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而在荒漠上从零开始，只有勇敢的心才敢于面对。而在一片荒漠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则只有具备了伟大理念的勇敢才可以实现。 如果说维尔京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伟大航海并非背井离乡，而只是冒险闯荡，那么那些乘坐“五月花号”等邮轮告别欧洲故土的人，他们基本上不会指望有生之年还会再见故乡。从他们离开故乡港口的那一刻起，地理上的故乡实际上已经不再在他们心里占有很大的分量了。甚至他们也不依赖同船去的老乡，因此他们甚至要在船上拟就一个契约——到了新大陆，咱们就这样办了。那个契约，就源于理念。 还有更加伟大的一些人，是靠着对神圣的信仰而远离故土的。比如利玛窦等，为了信仰而背井离乡，并且葬在异乡。我们总要说他们是客死他乡，但是对他们来说，脚下都是上帝的土地，肩上负着神圣的责任，心中充满虔诚的信仰，他们绝不会觉得脚下是异乡。我很高兴中国的鉴真和尚也是其中之一，他东渡东瀛，把一生献给了他的信仰，他所到之处，不可能被他认为是异乡。 他们为了一种信念，远离故土，走向远方。他们没有衣锦还乡的奢望，因为即便回来，他们也绝不会有任何物质财富。他们更不恐惧是否还会回到故乡，对他们来说，走到哪里都是神圣的使命，无处不是托付一生的地方。 但是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美国人用《独立宣言》证明了这点。他们是一群普通人，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和故乡格格不入但是他们自己确信不疑的理念，于是他们彻底和故乡的统治者决裂，也彻底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故乡，而属于这个新世界。自由女神也向世界宣告：其实你是否来自故乡也未必重要。 是什么给了他们如此的勇气？他们之所以敢于面对敌意和赤贫，是由于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信念——这片新大陆将由于他们的努力而成为富庶的故乡。对他们来说，故乡是一个理念。哪里有自由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哪里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哪里就是故乡。 因此，我们想起那句不无争议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似乎我们更加明白了其中的合理性。 故乡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当少年的我离开儿时的故乡杭州时，我真的觉得丢失了什么；但是当青年的我离开第二故乡太行山时，我觉得解脱了很多。我知道这还不是扬帆远航的理智的勇敢，而是逃离时慌不择路的果断。一个人逃离赤贫时可以是义无反顾的，而当一个人从并非一无所有而奔向赤贫时，那才是真正的勇气。我想到的便是早期到北美定居的移民。 我认定,在太行山之后我不再为故乡所烦恼，我既不想念我儿时的故乡，也不牵挂第二故乡。于是，我对同乡会兴趣索然。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人组织同乡会，把来自自己省份和县城的人组织起来，为的是给身在异乡的同学提供故乡的慰藉。按照道理我可以参加浙江，江苏或者山西的同乡会，但我无动于衷。也许是由于我自己也无法确定哪个故乡更加故乡，而且我对任何以怀念故乡为名目的事物一概不感兴趣，于是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同乡会。于是有人称呼我为没有故乡的人，而我很不在意这样被称呼，我觉得故乡一点都不重要。到了加拿大，我觉得故乡更加模糊了，更加不重要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这样一个对故乡毫不在意的人，却比任何声称热爱故乡的人更多地回到根本没有利益可言的故乡。其实那不是我的第一故乡，那只是一个山西太行山的小村子，是我被迫在那里度过4年的地方。我在那里没有任何利益，但是我居然在移居加拿大后回访了许多次。无论是为了那位已经过世的当年帮助过我的老大爷的墓塚，还是为乡亲们办点实事，我回去的理由无非是如此。与其说是为了他人，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良心的平安，为了晚上梦醒时分少一点愧疚。故乡也许是一种职责，但绝不是一种炫耀。 那些当年从太行山里出去做了大官的人，是不回故乡的。他们在做报告时洋洋洒洒地回忆故乡如何养育了他们，但是为故乡做点好事，那是很难的。但是他们用故乡来炫耀自己，确是不遗余力的。 一个人是否爱故乡，并非看他嘴上说得如何。我总觉得那些经常把故乡挂在嘴上的人基本上不太会对故乡负责任的。那些鼓吹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绝对是不爱故乡的，因为他们并不想为故乡做点什么，而总想着是否靠吹嘘自己的“心在汉”，从而从故乡得到一些利益。 我没有故乡，因此到处都是我的故乡。我也许没有勇气像早年那些欧洲移民一样拥抱荒漠，但是我应该有勇气把自己选择的地方当作故乡。我把那片遥远的土地称作我的故乡，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片脚下的土地称作故乡，因为她给了我尊严和希望。 狭义的故乡是一个起点，让人魂牵梦绕，仅仅是由于我们从那里开始。我们总是用和故乡的距离来丈量我们的征程。但是对旅者来说，每一个新的目的地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最初的起点比起最终的目的地并没有更多的意义。不管是最初的起点还是最终的目的，比之这两点之间的过程，便会不再那么神圣。我并非不热爱我的故乡，只是我更爱我的征程和目的地。如果你不爱你的征程和目的地，你为何启程？也许启程时，你还不确定你对目的地的感情，但是你一定是带着一种期望，一种理念。 那个总是“思故乡”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如今不在中国境内。他总也不回故乡，终其一生也没有回乡。他是我最喜欢的华夏诗人，但是很难判定他是一个热爱故乡的人。但是至少他走到哪里爱到哪里，他这么爱他脚下的异乡，他已经把异乡当作了故乡，这还不够吗？能有几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可以写出堪与李白媲美的赞美华夏的诗篇吗？那是因为李白更加热爱脚下的异乡。如果一个人可以如此爱脚下的土地，那么他一定是会爱故乡的。并且他的爱，一定是不狭隘的。 无论是不归的还是回来的，有两种人是我最钦佩的，一种是哥伦布麦哲伦，一种是早期欧洲移民们。前者，起航就是为了回来的，只是征途艰险，回程其实充满着莫测。一种是杨帆就是诀别，面对未知的征程的海域和抵达的荒漠，一去不复返。 唯有理念，才是根本 我曾经在渥太华参加过华人合唱团，有一次演出是各个族裔的合唱比赛，华人合唱团唱的是华语民歌，其他族裔的也都是自己族裔的民歌。而参加活动的唯一欧洲族裔的爱尔兰合唱团却建议以Song for Canada（歌唱加拿大）作为这次活动的主题和结尾。 歌词如下： 译文大意如下： Sing! Sing a new song, Sing loud and strong, Sing of this land of our hopes and our dreams. Rich harmonies of races and creeds Join in the chorus from sea unto sea: Where the whale’s ancient lullaby Meets the song of the wind in the whispering pines, All our voices come together, always singing, "Land of tomorrow, your time has come." 唱吧！ 让我们唱一首新歌， 激情嘹亮。 歌唱我们的大地——希望和梦想。 不同的族裔和信仰， 形成丰满的和声， 从东西海岸汇为合唱： 古老的鲸鱼摇篮曲和着清风耳语的松涛， 所有的声音欢聚一堂，永远歌唱： “希望的土地，我们的时光。” 当时觉得爱尔兰人的建议和选择很得体，也感慨咱们怎么没有人家大气。很多年过去后，我逐渐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会如此好地融入新大陆社会，并且出类拔萃，比如美国的里根和肯尼迪，加拿大的马尔罗尼。爱尔兰人在政治上的瞩目成就必定源于他们对新大陆的真诚热爱。如果你不爱加拿大或者美国，加拿大人或美国人怎么会相信你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为他们奋斗呢？爱尔兰人也许热爱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对背井离乡是义无反顾的，对新大陆的热爱也是毫无保留的。他们把故乡远远留在身后，毫无顾忌地拥抱加拿大。由于他们是如此彻底地热爱新大陆，以至于人们对里根和马尔罗尼在会见时共同上台演唱“你那爱尔兰的眼睛”毫无芥蒂。人们不会由于他们唱着爱尔兰民歌而认为他们会把爱尔兰置于美国或者加拿大之上。人们确信他们首先热爱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的国家。 然而东方民族却难以做到这点，以至于他们受到西方人的质疑。比如在二战中，美国和加拿大就把在北美的日本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关进了集中营，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忠诚的优先级不是加拿大或者美国，而是日本。但是美国和加拿大并没有这样对待德国裔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因为徳裔移民的忠诚度不容置疑。甚至一战的盟军统帅潘兴和二战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都有德国血统。 多年以前，一位法裔加拿大人向我提出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中国来的人总是认为你们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你们现在不是加拿大人吗？”我很吃惊，反问：“这好像很自然，难道你不觉得你和法国有很大的关系吗？”他严肃地说：“法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一个会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一个会说法语的北美人。”他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国际主义了，其实不然。我逐渐终于明白：若无理念，难有故乡。 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是在纽约写成的，一个不热爱新大陆的人士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乐曲。如果不信，请欣赏这部交响曲。 此后到底德沃夏克回到了哪里或在哪里居住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也许不必再深究他感情中到底多少波西米亚或多少美洲大陆。看看那些欧洲移民们在美洲如何淡化自己的祖籍和原籍，就可以知道他们其实真正在意的就是脚下的土地，这才是他们的故乡，不管他们最初来自哪里。 明朝从西方来华夏的传教士，神圣的信仰让他们确信脚下就是归宿。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是故乡。 唐代的鉴真，神圣的信仰让他远渡东瀛，永不还乡。哪里有佛祖，哪里就是故乡。 古希腊人按照德尔菲的神谕向西航行到了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到处航行，抵达北非，黑海北岸（今天的克里米亚半岛），所到之处都建立了他们的理念的城邦。哪里有荷马，哪里就是故乡。 希腊化时代，当亚历山大城取代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后，多少哲人奔赴亚历山大城，把那里当作自己的故乡，在那里奉献一生，无意落叶归根。哪里有理性，哪里就是故乡。 故乡其实是一个理念。哪里有自由和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哪里可以创造自由和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因此，只要伴随这样的理念，所到之地都是故乡。 我们相信，有一些价值和理念对于全人类是普适的，因此，哪里有普世价值，哪里就是故乡。 我觉得狭义的故乡过于狭隘，同乡会过于狭隘，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故乡不是一片土地，也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理念，我们才可能拥有广阔的胸怀去容纳世界。否则我们会永远不断地细分故乡，以窝里斗作为结局。 故乡，如果你真的爱人类，那么故乡从来不是一片土地，也从来不是一群乡党。故乡只能是一个理念。如果有一片土地是你的故乡，那就是你脚下的地球；如果说有一群人是你的同乡，那么就是所有的人类。你真正的乡亲是这样一些人：你的小同乡是志同道合者，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你的大同乡是全体人类，不管他们意向何方。因此你没有狭义的故乡，你也没有狭义的乡亲，你的故乡只能是一个理念，这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人世间美好的爱情都值得祝福：蒙特利尔，同性恋者的天堂 文：枫子（蒙特利尔） 来到蒙特利尔，我才有了此生与同性恋人士的第一次接触。不过我当时一点都没有大呼小叫，只记得那感觉是非常兴奋，非常好奇的，因为这是我所不熟悉的事情。 宽容，多元的文化政策一直是蒙特利尔乃至魁北克省建市建省的基石。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第一个批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省份，在这里，不仅政府和世俗社会对同性恋者持开放宽容的政策和态度，就连教会组织对此也是支持的，很多牧师本人就是同性恋者。他们认为：尊重性取向就是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有权利定位自己的自然属性。 全世界同性恋者的天堂 这个浪漫的法裔城市，历来就有着拒绝规矩的另类思维。北美最早的同性恋据点就起源于1869年的蒙特利尔；每年七月的“同性恋国际电影节”，以及八月的“同性恋大游行”都在这里举行。在我们看来，同性恋游行和其它的那些游行：什么加勒比海人民大游行，双胞胎游行，国庆节游行等等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场盛装的嘉年华，热闹好看。不过，在同性恋游行上，我们可以得到好多的“礼物”：大批的避孕套，还是名牌的，外加润滑剂----同性恋者特别之需的！ 每年8月份，就是来自全世界几十万人的同性恋游行。 我在这里共看过两次的同性恋游行，一头一尾，加一起也算看全了。对我而言，那些奇装异服的打扮，性感出位的表演倒不是去猎奇的主要因素，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游行者们的脸上总带着那样的自信和快乐。可以说，没有路边八十万观众的理解与包容，没有上至循循老者，下至摇篮里的小Baby真心的祝福与笑脸，就没有这30万载歌载舞特殊性取向的人们发自内心的畅快与欢愉。每次看游行，我都觉得蒙特利尔的天空是最宽广的，蒙特利尔的空气是最自由的。平等，包容，文化多元，这些理论，这些字眼，正被朴实善良的蒙特利尔人真诚地诠释着，无声地实践着。 蒙特利尔是全世界同性恋者的天堂。在市中心的同性恋村（The Gay Village，法语Le Village gai），居住着35万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士。从密度及规模上来讲，这里都可以说是北美甚至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村（在美国，纽约拥有最多的同性恋人群，共27万，洛杉矶则有15万）。村子里除了与外界一样的公共商业设施外，还有专门供给同性恋者使用的桑拿，浴室，俱乐部，酒吧，以及四间脱衣舞厅。“村委会”Ville-Marie区政府为了表达对同性恋者的支持与友好，专门在政府会议厅悬挂了大幅的彩虹旗；在城市地图上专门标识了“同性恋村”的字样。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饱受打压的同志们来到蒙特利尔，感觉就像来到了天堂一般。蒙特利尔市政府的官方网站这样说：“作为加拿大最宽容和最开放的大都会之一，蒙特利尔的同性恋村庄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不管你来自何方，这个村庄定会让您宾至如归。” 秋日的一个午后，我和好朋友Mike溜达着来到同性恋村。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连天空都是彩色的：象征着同性恋标志的彩虹旗随处可见，随风飘荡。村子里的地铁站也是不一样的，地铁标志的旁边是一串醒目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柱子。那些商场啊，小店啊，为了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友好场所（Gay friendly），都在门口显要处挂上了彩虹旗的标志。我们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厅，来到二楼临窗而坐。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这一男一女的搭配有点别扭，仿佛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一种怪怪的感觉。 表面上虽然装着满不在乎，眼睛却也不忘斜瞄着身边的几对同性情侣。人家置身在自己的村子里，反而落落大方，悠然自在。我们俩喝着咖啡，眼睛忙碌地乱瞟着，嘴上却也没闲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应景的话题：从《蓝宇》讲到《断背山》；从哥哥和唐唐讲到同志们一向以来所受的排挤与压抑，不禁唏嘘，从人性的角度。抬眼再看这现实，一副梦里天堂般的理想所在赫然展现眼前。 但见那从十字路口走过的，大部分都是一对对的男性情侣。手牵着手，肩并着肩，配合默契，步伐一致。我把自己躲在柱子后，居高临下，象狗仔队一样咔咔咔地按着快门，兴奋莫名。想看帅哥型男，就来这里吧，我一边拍照一边感叹着：好靓啊，太帅啦！ 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哪。无论从穿衣风格，还是内在气质来看，他们这一对对的怎么就那么和谐，那么登对：胖的找胖的，瘦的找瘦的，纹身的找纹身的，T恤的找T恤的；蓝领牵着蓝领，眼镜挽着眼镜，斯文伴着斯文，力量携着力量……这些绝配们骄傲地走在这自由的世界里，随性所致，毫无避忌。一高兴，就会情不自禁地当街来个Kiss。 一对小年轻，英姿勃发，帅气逼人，从远处款款走来，在十字路口停下，站在等绿灯的人群中。可当绿灯亮了他们也不走，自信地站在那最当眼的地方，有时看着风景，有时聊个不停，说到兴起时还会来个长长的拥抱。娇小一点的穿着斑马条纹的露肩背心，舞动着兰花指，款摆着小腰肢，每讲一句话都要扭上一扭。另一个则沉稳一些，对这小精灵的撒娇报以爱抚的眼神，适时地给上一个哥哥般温暖的抱拥。 Mike说，这两人是在示威呢，专门站在这最显眼的地方炫耀着他们的爱情！ 然而在这一对对高调表达爱情宣言的情侣当中，我却很少见到疑似中国人的面孔。朋友小方是一家华文报社的记者，她曾经采访过“蒙特利尔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协会”下面的亚裔协会组织时，令她感到惊讶的是，组织里有台湾人，香港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是阿拉伯人，但就是没有中国大陆来的人。她说：其实大陆来的同性恋者为数不少，可他们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也许这与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者所持的保守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有关。就在她采访过的台湾人香港人中，也有一些为此感到非常痛苦的。为了向家人有个好交代，也为了自己能够传宗接代，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描绘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将是这样的：一对男同志找到一对女同志，大家商量好，由一男一女组织一个家庭，共同生育抚养孩子；除了与孩子相关的家庭生活之外，男同志与女同志都有权利保持他们原有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如此这般他们则一举两得，既有了体面的家庭，又保住了真正的爱情。 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只是理想，现实生活中同志们过得却挺艰难。本来具有这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就不多，在有限的可选择对象里，再找到两情相宜的则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中，一厢情愿，单恋苦恋总是常事。那些志趣相投又心心相印的则是难得的幸运儿了。 我认识的中国朋友中，就有被单恋的，也有幸福圆满的。其中有两则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阿林 阿林斯文秀气，阴柔内敛。这样一张美好的面孔深受中外人士，男女老少的欢迎。90年代初，大学刚毕业的他似一朵鲜花新鲜欲滴，含苞待放。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老板对他的嫩肉垂涎三尺，欲以三十万元包养他三年。那时单纯的他对这天文数字没有任何概念，未加思索便一口回绝了。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我们逗弄他的笑柄，看着他在加拿大过着赤贫的生活，忘我读书的同时还要去餐馆打工，便埋怨他当初实在是太天真，失去了这样一个发财的机会不说，还白白浪费了青春嫩肉，未待开发却已经开始粗糙沧桑。 单身人士最怕蒙特利尔的冬天。面对着将近半年的阴霾与风雪，没有一定的勇气与意志，是难以捱将过去的。每当瘦削单薄，形单影只的阿林抱怨冬季午后的孤单，我们就会笑着嘲弄他：去找你的老头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废物利用嘛！ 阿林的艳遇不断。在地铁里一老头主动与他搭话，说阿林的样子勾起了他对以前在越南生活的一段美好回忆。那是一个法裔老头，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他邀请阿林去家里做客，给他看在越南时一个好朋友的照片，那是个眉宇间有着与阿林一样纯情气质的青春少年。还带他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比如与英王室成员共进的午餐；本地某著名女校的周年庆典。阿林总觉得老头对他热情有加，开始怀疑他动机是否纯良。我于是便给他出了个主意：下次你们再出去玩也叫上我，我帮你观察观察。结果老头倔强得很，找了一大堆不能带上我的理由，说什么女孩子娇气啊，没走几步路就走不动了；女孩子麻烦多，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人操心，云云。由此我们已经大概猜得出老头对女孩子的反感排斥了。 一天，阿林拿来一首诗歌，说是老头写给他的。那时我在新东方备考托福，阿林想要我的老师用专业的英语水准来帮他评判一下老头子字里行间潜藏着什么动机。 Why, telephone, you don’t answer me? 为什么，你不接电话？ Why, telephone, you just only bell? 为什么，只有铃声在空响？ Why, if you please, tell me why?为什么，你可否告诉我为什么？ I just wanted to chat with you,我只是想与你聊一聊 I just wanted to imagine我只是想象 I was hopping我希望 Hearing the sound of your smile听到你微笑的声音 So，I have tired and tired 于是，我试了一遍又一遍 Many times, during the so long hours of the day很多时候，在漫长的一天时光里 Your number I have dialed 我一遍遍地拨打你的电话 But in the solitude of my apartment 可是，在我寂寞的房间里 You only bell and bell again. 电话，只是一次次地空响 I have played harpsichord, 我弹了琴 Met some friends, wrote and read, 见了朋友，写写读读 Prayed at the Church, 又去教堂做了祈祷 And then I have tried again.然后，我接着拨打你的号码 But… 可是。。 Why, telephone, you don’t answer me ?为什么，你不接我的电话？ Why, telephone, you just only bell ? 为什么，只有铃声在空响？ Why, if you please, tell me why ! 为什么，你可否告诉我？ Tell me why, I’m begging you. 告诉我为什么，我在这里恳求你！ With love. 老师看完了，给出诊断：这封信很暧昧，但我们也不能就说人家是同性恋，他的言辞在似有似无之间，很可能是在试探你朋友的反应。“With Love”在普通朋友间虽不常用，但也不能就说是I Love You的意思。总之，看你朋友自己的态度了。 这话说了也跟没说一样，阿林还是没找到答案。对那老头子送来的一往深情，阿林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万一人家不是同性恋呢？如果这样武断地给人家下个定论，因而失去了一段真正的友谊那又未免太可惜了。所以阿林偶然还是会接受老头的邀请，跟他出去吃吃饭，喝喝咖啡。作为一个新移民，他也愿意多与本地人接触，练习语言的同时，也可以尽快了解一下这个社会。 转眼间，老头63岁的生日到了。阿林受邀前去庆贺。那夜之后，双方缘分就尽了。根据他后来断断续续地叙述，我进行了一下整理还原，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枫红枫绿的秋日午后，阿林来到了老头位于西山的家。老头亲自给他煮咖啡，给他看自己出版的书籍，给他讲从前在越南做法语老师时的故事。讲到那个越南青年，老头开始动情，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感情经历。他们深爱着彼此，立下了海誓山盟，意欲与对方执手偕老。可是后来，青年却迫于家庭的压力与一个女孩子结婚了，悲伤绝望的老头在越南呆不下去了，孤独地返回了加拿大。哪知命运竟安排他有一天遇见了阿林，这个长相颇似越南青年的广东小伙子，他那快要忘却的旧情重新又点燃，伤心的往事再次被勾起。讲着讲着，老头泪湿了，抱住阿林，哽咽着。阿林想推开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知道有时候老外一动情，会就近找个人抱着，旁人也多愿把肩膀借出来，帮助他们把情绪释放。老头抱着阿林，全身发抖，感觉得出他是太激动了。他把手在阿林的背部摸来摸去，然后慢慢地把脸凑上去，开始亲吻起阿林来。这下阿林总算彻底弄明白老头的意图了，赶紧闪身躲开，羞愧难当，涨红了脸低头往门口走。老头拦住他，压低声音，放下尊严恳求他：我不求你爱我，只要你答应我们在一起。你可以免费住在我这，我会教你很多东西，我会负责你生活的一切，求求你，不要离开我。阿林简直要哭了，他不善言语，憋了半天，终于冲了出去。 阿林并不恨老头，他说：人家有追求爱情的自由。他不忍回忆那天的事情，老头那绝望的眼神令他心痛：大家都没错，怪只怪他爱错了人。这特殊的性取向是老头的悲哀：世界上能有几个人真正地被他爱上，同时又肯爱上他的呢？ 瑜 所以说瑜是幸运的。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性恋者。 2004年刚登陆加拿大，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瑜来探望我们。他带着一个高个子的男朋友，以及另外一对更加高大的同志。那天是情人节，我们一行六人，一对夫妇，两对同志，浩浩荡荡结伴去寿司店过节。那真是养眼的两对好同志。瑜是耶鲁在读的博士，身材瘦削高挑，弹奏得一手好钢琴，还曾经在国内的钢琴比赛上获过奖；他的男朋友在多伦多工作，举止优雅斯文，像极了《蓝宇》里的胡军。而另一对同志更是不用说了，那个叫帅啊，我总是忍不住把他们偷眼相看。那个“女方”白皙面庞，细皮嫩肉，高高的个子，样子真叫漂亮；而他的“男朋友”则高大挺拔，沉静内敛，绅士气质，样子像张国荣的唐唐，却比唐唐更英武，更深沉。那个难忘的情人节之夜，我都没心思跟老公恩爱缠绵了，满眼帅男，满心欢喜！ 瑜没明说，我们也已经心领神会了。第二天，他们回到多伦多后，我们在网上聊天，因看不见对方，反而轻松起来。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对瑜进行了“逼供”，他也异常配合，态度比我还积极，仿佛憋了很久的话语终于找到了知己来倾诉。 所以我知道了人的性取向是与生俱来，上天注定的，这种既成事实，是没法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的。青春年少的瑜也曾像其它男孩子一样，对美丽的女孩子充满了幻想与期待。当某天，他有机会去拉一下心目中神往已久的女孩子的手，当双手触碰的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说那是令人绝望的一刻，因为等来的不是预期的兴奋与慌张，而是苍白的没有波澜的冰冷与淡漠。这种感觉令他恐惧，他从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此，他明白了，原来他，并不爱女人。 瑜的男朋友很疼他。我们一起坐车游玩的时候，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哎呀，开车开得肩膀都酸了。坐在后排的男朋友马上伸出手来给他按摩脊背，还嗔怪着：他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 男朋友通过“配偶团聚移民”的政策申请瑜移民来到加拿大。着实有感于加拿大尊重人性，人权至上的理念：他们既非婚，又是同性恋，居然也可以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来移民。当然，为了充分显示他们的“配偶关系”，两人准备了大量的资料，如共同的银行帐号，共同署名的资产证明，往来书信邮件，等等，只为能够表达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伴侣关系。 空间也阻隔不了两人的恋情。男朋友一直在赞助读书的瑜。为了一解相思之苦，瑜总是趁着学校的假期跑来加拿大与男朋友相聚。有时候两人就开着车来蒙特利尔看我。非常怀念和他们两人一起结伴游玩的美好日子。他一来，我就像久旱逢甘雨，可找到知音的感觉了。我们大谈特谈American Idle“美国偶像”，他会告诉我好多选手背后的故事，评委们的背景与资历，他投票给了谁谁。还讲他在国内弹琴走穴的故事。又告诉我他们耶鲁的趣事，说一次在校园的草坪上，一个老妇人穿着古代宫廷的长裙，高高坐在一个椅子上看书，旁边是雇来的小提琴手为她演奏优美的乐曲，任过往学生投去艳羡的目光。还讲他一来自英国的同学，充满贵族礼仪与修养的逻辑分明的演讲，让那些高傲的美国人是又羡慕又嫉妒。还有他们男同志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他们有一固定的同志圈子，大家周末聚在一起，打篮球，打排球，然后一起去吃中国菜，生活得健康有朝气。 一次瑜和男友带一年轻小伙来蒙特利尔。那孩子穿着天蓝色的裤子，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颜色。自从上大学时读了复旦大学甘伟的《黄梅雨季》，我就一直梦想着能够买到一条湖蓝色的裙子。可印象中那是属于女孩子的颜色，于是猜想这一定是个扮演女性角色的同志了。那天，我也把朋友David也带去了。大家见面相谈甚欢，天蓝色裤子还偷偷问瑜：David是不是（同志）啊？心里开始产生涟漪…… 2006年暑假我回国度假，收到他们的邮件：瑜和男朋友专程来到蒙特利尔注册结婚了！作为庆祝与纪念，他俩还一起参加了八月份的同性恋大游行。很遗憾没能前往参加他们的登记仪式，不过我可以想象那是多么难忘的一刻：一对不敢在国内亲友面前承认对方的恋人，却在这异国他乡美丽的蒙特利尔，宣誓着I Do，I Do，结成了终生伴侣。 旧金山市长纽森曾经说过：“我们从不根据性别和种族将伴侣分开，怎能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性取向来剥夺他(她)结婚的权利呢？” 是啊，我从来也认为，人世间的爱情，只要是真挚的，两厢情愿的，不管它是发生在老少间，男女间，男男间，或女女间，都是值得尊敬与祝福的。爱情，或者性取向，从来都是天生的，我们怎能用强行定制的所谓道德枷锁来予以打压和否定呢？ 蒙特利尔，因着其信奉罗马天主教市民的开放态度，因着其城市人口的年轻化（北美人均拥有最多大学适龄人口），因着其对多元文化共存的真正尊重，成为了全世界同性恋者的精神家园与天堂。在这里，同性恋的人们是幸福的；在这里，人世间美好的爱情都会得到祝福。

午夜惊魂 文：苏凤（蒙特利尔） 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掀开 惊魂动魄的历史事件 身躯和石砾一起喷成 半空熊熊的烈焰 绝非 元宵的烟花 红与黑 惊醒长夜 谁也听不到彼此的 呼喊 柏油路裂成 战壕的血渠 回过神 意识片纸之遥的 生与死 肉身的悲苦 以及 天佑的生之真意

这受难的国度 | 我们该如何丈量死亡？ 转载自译林出版社微信号 8月13日，天津滨海新区，两名消防员走过在爆炸中被烧毁的汽车 图片来源：CNN网站 19人死亡，400人受伤；44人死亡，500人受伤……很遗憾，这个数据恐怕还会一直更新下去，其中除了那些的无辜受害者，还会有很多的无畏牺牲者。有时候，当没法看到现场的画面，没法听到前方的报道，关于伤亡的数据，或许是我们直面灾难最好的方式。 然而，这些数据绝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每一个“1”，都的的确确代表了一张已经消逝了的人类面庞。 ————————————————————————————————————————————————————————————————— 统计学与国家责任 安德森维尔，死难者13363人，其中12912人身份得到确认；波普勒格罗夫，死难者6718人，其中2139人身份得到确认；葛底斯堡2935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被重葬在了好莱坞；303536名联邦士兵被埋葬在了国家公墓。 这是一份有关美国内战死难者的统计名单。 在语言无法描述的情况下，统计似乎能帮助人们理解哀伤的程度，并使人们超越个人的丧亲之痛，努力找到死亡对社会与国家的更大意义。统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全体，从死亡转向“死难者”。 “多少田园如今荒芜不堪？”1863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年轻女性诘问道。她所寻求的不仅包括对死难者人数的统计，也包括对死亡影响的解释。“自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多少母亲、姊妹与妻子不得不去哀悼死去的亲人？死亡数字节节攀升，我们的灾难尚未结束。”当战火最终止熄时，这个国家需要对她的恳求给出答案。 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统计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统计学的兴起同一个扩张中的国家之观念紧密相连，同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资源、实力与责任的评估密切相关。这种定量分析常常集中于人口普查、人口学与死亡记录——这些攸关生与死的问题，在内战爆发后开始占据显著地位。 当面对着这场战争及其死亡人数时，美国人倾向于用数量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之中，统计数据不只是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损失。它们所提供的似乎客观的知识，能够成为人们在一个超出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沃尔特·惠特曼曾将内战的坟墓生动描绘为“无数的死难者”那“数不胜数的坟墓”，而数字则代表了一种赋予这种情景以意义与秩序的方式。 超越个人伤痛的，共同的国家损失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美国人都在进行着大量的战争死难者统计工作，但他们却远没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总数。对那些在全面的、可理解的数字中寻求慰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些总数的细节而非其准确性。数字可以帮助人们开始从整体上理解如此众多的死难者，并言说这场战争的巨大代价。 然而，即便是在美国人进行着统计期间，他们也在思索着这些他们如此热切地聚集起来的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约瑟夫·琼斯进行士兵及其死亡的统计，既是为了展示南部人的英勇，也是为了解释在兵力上令人绝望地处于劣势的南部邦联之战败。团指挥官进行统计，是为了讲述“[他们的部队]是怎样英勇作战”的故事，继而使自己被视作损失最为惨重、因而也是表现最为英勇的人而流芳千古。无论北方州还是南方州，对死难者的进行统计，都是为了纪念他们。一份名单上的姓名，就如同一座墓碑上的姓名。它承载着记忆，预示着那些做出了最高牺牲者的不朽。数十万内战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纳入统计。他们的姓名可能仍无人知晓，但他们的数量却不会如此。 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之唯一方式。 数字不是抽象符号，而是代表着人类的面庞 数字解决了一些理解上的难题，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威廉·福克斯担心，这场战争死亡数字之巨大，会使人们无法理解它。他写道：“数字越来越大，可是无论变成两倍还是三倍，它们所传达的意义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在团的层面思考死伤情况，将这些数字降低至他认为更具人性的规模。“众所周知，团的规模是有限的，它的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 福克斯劝说他的读者不要“对这些统计数据不耐烦”。他使他们确信，这些数字“与普通数字”不同，“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了一名死难士兵那朝向天空的苍白面庞”。他指出，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符号，而是的的确确代表着人类的面庞。 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 * 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 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 ...... 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 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 《这受难的国度》 [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 张聚国 译

小资与昆德拉 文：倪志娟 米兰·昆德拉 一 我不了解小资，就像我不了解昆德拉一样，然而他们一起进入了我的视野，不知道究竟谁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当我开始阅读昆德拉的时候，昆德拉在中国已经像一场熄灭的瘟疫，只剩下一些模糊暗昧的阴影，停留在某个怀旧的角落。人们厌倦于谈论他，不是因为人们真的理解了他，而是因为小资的时代已成为昨日黄花，在未来得及完全盛开之前，就提前凋谢了。 昆德拉最初被介绍进中国，曾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欣喜若狂，昆德拉的术语“媚俗”、“不能承受之轻”成为当时文化批评的时髦语，这两个词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精英文化失落的文化生活现状，而“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之类的词又恰好地表达了知识分子中心地位丧失之后的怅然，他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昆德拉。 然而，文化变迁的进程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随着文化的沉重使命感日益消失，知识分子在不断提高的薪水保障下开始满足于象牙塔里玩味抽象的概念游戏，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风花雪月的点缀，装饰着某些人的行为或心灵，小资群体应运而生。 小资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过渡阶层，他们需要昆德拉和其他任何他们不理解的大师，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另类、和文化的优越感，他们依旧想承受一点生命中的沉重。 二 可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和懂得昆德拉，就像没有人可以了解生活和世界的真实样子。 人类的思想走过了几千年，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意识，在历史上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对未知世界探索的结果仿佛只是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和无知，一颗心和另一颗心，一颗心和一个外在的世界，总是被很多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永远隔膜着。 于是，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我们总会感到难以释然的孤独，当我们面对整个宇宙时，我们即使穷尽思路也无法想象时间、历史和空间的永恒，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视线所及的一小块，那更遥远的更辽阔的，只能去猜测去幻想，这种玄思会使人产生一种抽象的悲伤情绪，一种谜和无解的悖论。 昆德拉的文字便是不停地在描述着这种抽象的悲伤，这种谜和悖论，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虚妄感。《无知》破灭了人们对归宿的梦想，《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否定了人们对理想和意义的追求，《生活在别处》宣告了一个形而上的世界的虚伪，《为了告别的聚会》则辛辣地指出人们带着面具如何自欺欺人地生活着。 纳博科夫（另一个被小资们喜欢的人物）说过：“最现实的小说应当是透明的，有点像镜中的事物，既酷似真实又带着梦幻的色彩。”从这个角度而言，昆德拉的小说的确是最现实的。除了这种真实而又带着梦幻的色彩之外，昆德拉一直站在他的小说之外，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召唤着某种原始的宗教情怀、某种终极的解脱和出路。 三 小资们喜欢昆德拉，也许因为昆德拉和他们一样，具有一种叛逆的姿态——昆德拉叛逆地开始写作，小资们叛逆地开始生活。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昆德拉曾强调写作要反一般人之常态，反一切之常规，向敌手挑战并激怒他们的朋友。正是这种写作的宣言，使昆德拉的小说处处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 小资们也想叛逆地生活，可是他们的叛逆往往只是一种做作的姿态，他们不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而是一群文化的消费者，最终难以承担生命之本质的沉重，因为这种沉重不仅有具体的形式，且要付出具体的代价。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结尾，特丽莎与托马斯相聚之后，“她只是感到奇异的悲凉和奇异的快乐，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是注入在悲凉之中。” 小资们的生活，已不复悲凉的形式，那快乐必然是浅薄的。 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斯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他说他在年轻时的流浪中参加过一个乡村舞会，那些年轻姑娘们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表现自己，卖力地跳着舞着旋转着，想成为众人中的王后。终于，有一个姑娘耐不住跳起来大叫道：“你们看哪，你们看看我呀，看看我跳得多好。” 小资们就像这个姑娘一样，他们读昆德拉，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先锋和前卫，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但最终的结果是所有的小资都去读昆德拉，都说着同样的昆德拉似的经典名言，直到昆德拉和这些经典名言一起，因为被重复多次之后不再具有经典的格调。 最后有人下了一个“经典”的结论：小资读昆德拉是显摆，文人读昆德拉是矫情。昆德拉在中国就这样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置起来。 四 据说，小资们的时代已过去了，他们的咖啡和红酒被统一冰红茶代替，他们刻意维持的优雅和情调在呼啸的电子音乐中分崩离析，疯狂和叛逆的新新人类成为小资们的继承者——继承了他们的一切缺点，却抛弃了他们的全部优点，包括他们的一点点沉重和他们钟爱的米兰昆德拉。 总之，这个世界在日复一日地失去确定性，人们一方面力求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正常，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太正常而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从前人们拥有一套稳定的道德判断标准，认可诚实就是美德，谦让就是高尚，真爱一定永恒，但在眼前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里，曾有的普遍标准涣散了，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一套处事哲学，那套哲学有时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又让人敬佩之至，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互相隔绝的空间，无处生活，无处相逢，无处告别，无足轻重。 那么，面对生活，难道我们注定了要陷入一种茫然么？ 假如不想接受这种宿命，我们就不应遗忘昆德拉，正如阿多诺所说：“被思考过的东西会被窒息，被遗失，被冲淡，但是，不可能逃避某种东西还存在的事实。”只要生存之谜还存在，对这种谜的思考就不会停止。

归途 文 / 简卓( 蒙特利尔) 几年前，我7 岁的女儿幸福地坐在奶奶的怀中，看着她满头的银丝，突然问：奶奶，你这么老了，你什么时候会死呢？吓得我急忙呵斥，而女儿却一脸无辜。奶奶温和地回答她：等你长大了，奶奶就可以安心地死了。我感激地看了一眼婆婆，她老人家真没生气，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孩子对于死亡的理解，也许正是它真正的含义：它属于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自然的归属。作为现代人，我们太惧怕死亡了，似乎谁死谁倒霉。 记得几十年前十几岁时，回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总是看到奶奶亲手缝制她的寿衣，她慈祥安静柔和的眼神专注地为自己的另一段航程备行，又时常责备舅舅还不赶紧将他们的棺木备好。那时丝毫不诧异那些举动的我，现在想来我如何可以那么的淡定。如今焦虑的我们，焦虑到明知生是偶然，死则是他人的必然，但求自己长生不老。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不能脱俗的我在偶尔生病的时候，甚至是感个小冒，就……说真的，真的是怕，怕自己有一天真的“挂”了。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永永远远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化为一粒尘土从宇宙消失了，反正我一想到时空宇宙的无限和我的渺小和消亡，总能惊出一身汗来。所以有时很羡慕有信仰的人，看看基督和天主教的信徒，面对死亡，几乎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夏明翰烈士一样“: 面对死亡，我仰天长笑。”我欣赏信教的人们把自己的身和灵交给万能的主，何等的放心，何等的喜乐。可惜，我也算慕道多年，但无法真正走进神的国度，唯一能做的是“活出上帝的荣耀”，美食美服美差啊。我祈祷并忏悔！阿门！ 几个月前，看了一本中医爱好者写的书，对生死问题多次提及，我算有茅塞顿开的迹象，对待死亡的态度开始有点“安详”的念头。她提到：一个真正懂中医内涵的医生，一定有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不执着于生命，不执着于青春和名利，否则何以做到治病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文中作者提及一位中医大师，六十大寿前夕交代徒弟们：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将绝食辞世，请徒弟们每日为他驱赶蚊蝇，让他安静离开。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玄，但我的确能理解一个淡泊功名的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老而不死为贼。 “人类面对死亡，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死亡。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是科学给予人们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压力？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摘自《问中医几度秋凉》。）我开始想，今后我如果得了不治之症，我将拒绝在医院痛苦医治，而是回家静静地和亲人们在一起， 给人生画一个温馨的句号。 而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也不应该讳莫如深，如临大敌。如今看到网上调侃死人和活人的段子和小品越来越多了，希望能借此调和一下我们和死亡的关系：死亡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段落。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能如同西方人一样：墓地建造在风景秀丽的地段，与民居和谐共处，因为死去的人们也一样需要美和尊严。对于死，本应像孩子的发问一样坦然，本应如臧佛僧侣所做的：每夜临睡前，将自己的杯子倒过放在桌子上，这意味着，每天都有可能不再醒来，永远地不需要这只杯子了，因为生命本无常。 几年前，有一次我开车险些轧在路当中一只松鼠的尸体上，我随后说：“还好，轧上也没事，它死了。”儿子立即反驳我：“死了，你就可以 disrespect（不尊重）它吗？如果我死了，你愿意车子从我身上压过去吗？”我当即赔礼道歉，并敬仰地看着他，说：“对死亡的问题，你和妹妹都是妈妈的老师。”

为啥中国教授贬值？ 文 / 嵇少丞（蒙特利尔） 不久前我在搜狐博客上读到一篇文章——《国产“黑鹰”何时出现》，感慨良多。“黑鹰”是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生产的双涡轮轴引擎、单旋翼直升机，其最大起飞重量达9185公斤，转场航程大于500公里，外部货物钩可起吊3630公斤重的货物，内部油箱1370升。该机配备两名飞行员，货舱内可搭载12名乘员，紧急情况下可搭载19名乘员。关键是“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安全可靠性超群，在高原与山区等地势险恶的地方飞行，“黑鹰”所占的优势更显著。1984年，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为了联手抵抗苏联，美国向中国出售24架S-70C民用“黑鹰”直升机，每架600万美元，再加上3套单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以及维护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中国总共花了1.5亿美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啊。之后中国还想高价购买老美的“黑鹰”直升机，可是老美硬是不卖给中国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款直升机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的高原性能最好的直升机，“黑鹰”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一旦高原山区发生诸如汶川地震、芦山地震这样巨大的灾情，依然还需伏枥老骥的“黑鹰”披甲上阵，因为实在派不出能力比它更强的直升机了。这就是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第一时间待命的总是“黑鹰”直升机的原因, 可是，当年买回的24架“黑鹰”除了摔毁的4架，现在能飞的越来越少了，毕竟持续服役太长时间了，加之老美不卖给我们“黑鹰”的零部件，所以坏了无法修。 美黑鹰直升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广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9462.3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资源5550.4万人，高技能人才资源2863.3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1048.6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88万人，也是世界第一。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达到1万亿元，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另外，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大学教授总数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发表科技论文越来越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掌控在西方人手中。从1984年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自行研制不出“黑鹰”这样的直升机，而且连模仿制造也搞不来？痛心啊！教授满街走，真才有几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悲哀！中国大学的悲哀！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聪明勤奋吗？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还这么落后？中国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不缺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从来就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海战术）说了算，中国不是不缺一流人才，而是太缺一流人才。从国外引进几千“千人学者”，又有几人真正全职回国？有的被引进的“千人”甚至有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被国外大学与研究所勒令下岗。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海龟（施一公、饶毅）还常被网上的泼皮土鳖骂得狗血喷头。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钱学森之问迄今无人回答。中国科技人员的整体业绩太让人失望了。在中国科教界，很大一部分科研经费没有用到科研的刀口上，不幸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甚至还有大学校长，接受建筑商的大量贿赂，花大钱到澳门赌博，包养80后女学生，被判处无期徒刑。网络上人们常常把教授写成“叫兽”，社会上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大学教授们自己不争气。 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老牌的西欧国家如德国对大学教授非常尊重。本人曾于1998－1999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度过一年的教授学术假，所在的国立研究所在我办公室的门上写着“Herr Prof.Dr.Shaocheng Ji”（嵇少丞博士教授先生）。每次旅行，秘书给我买好的飞机票、火车票上我的名字之前也印明“Herr Prof.Dr.”，如此“不厌其烦”标明头衔，德国人对教授的尊敬由此可见一斑。 欧元之前的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头像。在德国大小城市中，用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园比比皆是。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头像。 德国人为何对大学教授如此尊重和尊敬?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授们用他们的实际业绩赢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尊敬，二是民众从教授们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果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 德国历史上出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柯亨、那托尔普、卡西尔、文德尔班、卡尔纳普、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伟大哲学家；产生过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著名思想家。德国产生了像欧姆、赫尔姆霍茨、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一定律）、伦琴（X射线）、狄塞尔（柴油机）、普朗克（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相对论）、玻恩和海森堡格（量子力学）等著名物理学家；高斯、莱布尼茨、哥德巴赫、雅可比、狄利克雷、黎曼和希尔伯特等杰出数学家。德国也有过许多伟大天文学家，如天体力学的奠基人开普勒，星云假说的提出者康德，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大师史瓦西等。德国还是世界化学王国，出现过经典化学大师李比希，光化学巨匠本生，生理化学先驱科塞尔。德国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诞生了比较胚胎学之父贝生、细胞学说创始人之一施旺、细胞病理学之父微耳和细菌学奠基人之一科赫等著名生物学家。德国也有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巨匠，例如，大诗人歌德、戏剧家席勒、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童话大王格林兄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希曼。德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王国。世界音乐发展史上好几个代表人物都是德国人，例如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等，德国出现了光照世界的大画家如丢勒和贺尔拜。德国的洪堡大学（1949年前叫柏林大学），一个学校就有29位诺贝尔奖得主。可是，一个人口十几亿、高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年的大国至今依然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既然德国的教授为世界文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怎能不受人民尊重和尊敬呢？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 德国之所以在学术和思想界名人辈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很早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教育系统。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便厉行教育改革。根据洪堡理念，大学的基本特征有二：寂寞（独立）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大特征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一定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 19世纪初,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的法国，虽然当时普鲁士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国王威廉三世依然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下决心要办好普鲁士的教育。柏林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威廉三世不仅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而且每年还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而在教育大臣洪堡为学校做的预算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于聘请真才实学的一流教授。在洪堡大学的预算中，比人员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的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经费。洪堡明确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 “为科学而工作”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上世纪20－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惜，近60年来人们把这样的理念几乎忘了, 更甚者——出大官者，乃杰出大学也。 孕育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德国洪堡大学（原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刚创建时，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可是当时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仅需150塔勒，也就是说，一个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生活在一个经济收入“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中国，教授是很难有足够的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尊敬的。德国和西方国家大学的教授名额有限，每个专业一般只有一个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太多太滥，同一专业往往有20几个教授，有的正教授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文。在国外找不到助理教授位子的博士后，往往一回国就成为正教授，就以为和国外正教授对等了，其实不然。所以，中国存有严重的“职称泡沫”。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为什么当今教授越来越贬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莱布尼茨、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和海森堡格等那样杰出的科学与文化大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照相机、计算机、手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几乎毫无贡献。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再看中国大学校园有些教授，不用谈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了，简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没有差别，拉帮结派，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热衷官场，勾心斗角，或滥竽充数，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他们哪里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如果连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这种氛围中又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 教授贬值如同货币贬值，实货不多，还猛印钞票，货币就贬值了。中国教授学术不高、贡献不多，却人数很多。所以，教授贬值就呈必然之势。

特洛伊之夜 文：林炎平 2009年仲夏，我独自探访地中海东岸的古希腊遗址，到达特洛伊古城遗址时，已近黄昏，那一夜，阴错阳差，这静谧被古尔邦节的嘈杂暂时打破，此后居然难以入眠。 这就是特洛伊？ 就是那个如雷贯耳， 却从未谋面的特洛伊？ 那木马的阴谋是否遗迹尚存？ 那海伦的美貌是否弥久依稀？ 特洛伊， 由于空间的遥远， 和时间的长久， 令荷马史诗显得更加神秘。 自从我知道了古希腊， 特洛伊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自从我朝觐了迈锡尼， 就决心拜访特洛伊。 于是， 我从伯罗奔尼撒半岛， 海伦、莫奈劳斯和阿伽门农的故里， 奔来特洛伊， 帕里斯的王国， 也是海伦随他私奔的目的地。 风尘万里， 与其说是为了那遥远的故事， 不如说是为了海伦的魅力。 并不是每个男人， 都会为了美丽的女人而忘乎所以， 但似乎每个女人， 都会为了心仪的男人而无所畏惧。 而我，跋涉了半个世界， 只为寻找四千年前的流岚虹霓。 那个帕里斯并无定论， 却成了所有男人永恒的妒忌， 而海伦定义了美丽， 永生在每个男人的心里。 我不会去寻找海伦的墓冢， 因为这样美丽的女人 永远不会故去。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 海伦和阿芙罗蒂特依然风姿旖旎。 我确信， 老去的可以是岁月， 但绝不会是她们的美丽。 这是一个寻常的夜晚， 四周一片静谧； 这也是一个独特的夜晚， 静谧中也有嘈杂的间隙。 我再也无法入眠， 于是摸黑像幽灵一般 游荡在特洛伊遗迹。 头上的星空璀璨， 让人想起康德的不朽名句1； 脚下的小道难辨， 令人回首世事的坎坷崎岖。 这一夜， 便阅尽了数千年， 穿越荷马史诗的悲情朗夜， 沐浴今天的雾霭晨曦； 道别久远文明的坚韧烛光， 迎来眼前的晴空万里。 我站在特洛伊的城墙脚下， 这历经鏖战的古城南麓， 已没有了阿喀琉斯战车的轮辙， 也难寻赫克托尔枪矛的痕迹。 只有那按照记载和想象复原的木马， 耳语着那破城的诡计。 那是何等惨烈的战争！ 值得吗， 为了一个私奔的美丽？ 古城因此焚为灰烬， 英雄从而相继故去。 惹得千年后的古雅典剧作家， 为此写下著名的悲剧， 让人世世代代面对悖论和哲理。 一场由于私奔而导致的冲突， 与其报以战争毁灭， 不如让情侣结伴永远离去。 让有情人都各自私奔， 这将导致一个美好的世界， 还是如火如荼的妒忌？ 荷马以特洛伊的名义， 定义了史诗和悲剧—— 置理性于道义的两难， 让正义在磨难中质疑。 这是四千年后一个无月的静谧夜晚， 一个看似和特洛伊毫无瓜葛的我， 在为这荷马史诗所述的故事叹息。 不为曾经的轰轰烈烈， 只为永恒的落雁沉鱼。 特洛伊， 谁说你今天只有废墟？ 你的断壁残垣依旧矗立， 仿佛诉说着海伦的美丽和勇气—— 既然曾憧憬天堂， 就不必再恐惧地狱。 这个世界， 不需战争， 不需妒忌， 只需美丽。 这个世界， 不需男人 为妒忌而进行的战争， 只需女人 为爱情赴汤蹈火的勇气。 以及世人， 为美丽舍弃一切的离奇。 1 康德的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在特洛伊遗址边的小旅馆落脚。 晚餐简单但是可口。 按照想象重做的特洛伊木马。当时的木马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曾经鏖战过的古城南侧。

为何中国护着北朝鲜 文：林炎平 中国护着北朝鲜表面上看来很不理智，但实际上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可能也是迫不得已的算计。 这个世界上比北朝鲜更恶劣的国家恐怕已经没有了。北朝鲜和韩国同属一个民族，前者饥荒不断，而后者富得流油；前者愚弄人民，后者社会开放。造成这些不同的只是它们制度的不同。 50年代初的那场韩战，现在可以看清谁站在正义一方，谁站在邪恶一方。当然，韩国并不是经过了韩战就一蹴而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独裁和骚乱的时期。正如有人所说，“民主并不完美”。尤其是韩国向民主前进的道路更加不完美，东方民族缺乏民主的传统而导致的问题在南韩走向民主的旅途中层出不穷，当年的很多示威和暴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解释为不如北朝鲜，也让不少善良的人对南韩心存疑虑。 但是美国和西方坚定不移地敦促韩国走向民主，韩国民众的决心也转变成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走向民主。走向民主不是没有代价的，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的代价是最小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走向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保持独裁的代价。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旦放弃了独裁，他们就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老百姓追求民主而统治者惧怕民主。 韩国在民主化之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中国的台湾一样，他们无可争辩地显示了韩国人也是可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中国和韩国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还要支持北朝鲜这样一个无赖国家？中国和韩国的交往中互惠，而从北朝鲜得到的只是伤害。中国在韩战中死亡了数十万军队，但是连一个像样的陵园都没有，北朝鲜甚至在奥运会的投票中都不屑帮中国的忙，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力挺北朝鲜呢？ 这并不是向一些人声称的那样，北朝鲜是中国的一道屏障，因此中国要极力维护。这么小的一个地区，怎么可能成为屏障？就如同一个大院子，把院子东北角的一个鸡窝叫做这个院子的屏障一样可笑。然而，北朝鲜的存在确实是一道另类屏障，这就是道德屏障和注意力屏障。 北朝鲜的存在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提高。西方总是认为，对北朝鲜唯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中国。只要这个观念还存在，中国就可以用北朝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看看朝核六方会谈就知道了，实际上并没有中国多少事情，但是每次都把中国拉上，这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幻觉。中国实际上并没多少对朝鲜的影响力，而且每次的所谓影响力都是要靠中国的纳税人掏腰包来实现的。而且中国也不想彻底解决任何问题，否则就失去了一个和西方讨价还价的砝码。 中国什么时候不满足北朝鲜了，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但是中国需要这个赔本的买卖，因为赔本的只是普通老百姓，而受益的是决策人的利益集团。试想一下，如果北朝鲜完蛋了，这样一来西方就没有必要拉中国做什么有关朝鲜半岛的事情了。中国就会被西方更加冷落，因此地位也就更加不妙。 比这更糟糕的是，一旦北朝鲜这个垃圾国家完蛋，接下来的注意力就在中国了。就如同一个班级里，对倒数第二的差等生的最坏消息是那个倒数第一被开除了。因为现在他自己成了倒数第一了。这才是所谓“屏障”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唇亡齿寒”。所以，捍卫北朝鲜是一个战略任务，一般中国人理解不了。 北朝鲜还必须时不时弄出一点响动来，挑衅一下，这样就更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呵斥一下，北朝鲜就安静数日，那就更好了。这样就更显得中国的价值，更会赢得西方的好感。但是北朝鲜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明白他们对于中国的价值。他们有自己的优先级。他们要让中国知道，他们不是中国的走狗，而是代价不菲的“临时工”。你要他干事了，就得给钱。不给不干，其实给了也未必干。但是它知道你需要它，没有了它还真的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北朝鲜对中国有恃无恐的原因。所以，北朝鲜很多时候还真的不像“临时工”而像“大爷”。在西方都认为中国能够说服北朝鲜不再试射导弹，北朝鲜却不给中国面子。中国愤怒至极，但又没有办法。放弃北朝鲜，显然更加不利。 北朝鲜现在不怕，它有彻底封闭的国土，有被彻底愚弄的人民，有巩固政权的军队。没有人会打他，谁也不希望去打一个穷光蛋地癞子。一个地癞子在自家院子里耍泼，一般都不会有人愿意去对付他的。只要它的人民不起来反抗，谁又能把它如何？既然它的人民饿着肚子还可以山呼万岁，外人犯得着管这些贱民吗？所以，北朝鲜是安全的。而不安全的是中国。 中国的社会既开放又封闭，你说开放，确实大家有了一定的自由，信息也是管不住了；你说封闭，大家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自由，信息还是受控制。这样的若即若离的状态，使得老百姓对社会问题既了解又没有办法，对腐败众所周知却素手无策。因此对比北朝鲜，中国更加不稳定。老百姓知道得太多了，但是倒退回去又不可能。如何是好？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好办法。向前走向民主？利益集团不答应，而改革者自己也不踏实，一旦失控如何是好？向后退？如同薄熙来的折腾，那是文革的回光返照，死路一条，本来就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而是如何死的问题。早就令有识之士极度反感。现在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北朝鲜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让世界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到中国。但是，这又能坚持多久呢？“唇亡齿寒”，或曰“狡兔死良狗烹”。其实那个大院子东北角的“鸡窝”对抵御外界是没有用的，当你自己成为普世价值大家族的一员的时候，也就不存在“狡兔死良狗烹”的问题。 至于那“鸡窝”，就让它早点塌了吧。

孔尚任谈“楼塌”被罢官 文 ：达路仁 孔尚任 清初的诗人、戏曲家孔尚任，是孔子的64 代孙，受到康熙皇帝赏识，官任“国子监博士”。虽然这是在国子监管教学的官职，但是那时只有三个人有这个职称，还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该在当今的“院士”之上。并且像当今的院士一样，也有不少兼职，孔尚任还兼任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等。他的名作《桃花扇》，是一个有实事实人依据的爱情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也是“十年磨一戏”，三易其稿。上演之后，风行京城、甚至全国，“岁无虚日”，可见盛况空前。不过第二年，就被免职。孔博士叹息“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看来被罢官与这出戏有关。这是为什么呢？ 在《桃花扇》中，有一段老艺人苏昆生的唱段： 俺曾见， 金陵玉树莺声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过风流觉， 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鬼夜哭； 凤凰台，栖枭鸟！ 残山梦最真， 旧境丢难掉。 不信这舆图换稿， 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曲中对统治者（包括皇帝和高官）的腐败、豪奢描述得淋漓尽至。从盖楼、到大宴宾客、到人去楼塌，“五十年兴亡”， 美景不长。《桃花扇》通过社会底层艺人之口，吟唱控诉了官员腐败导致亡国的不义恶行。指出了腐朽奢华所带来的灭亡命运，对昏君佞臣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桃花扇》中这样的唱词，虽然唱的是明朝晚期的衰败，清朝统治者听了同样不顺耳，于是罢了孔尚任的官。 由此看来，听起来不顺耳的事，自古有之。到了1962 年，毛主席和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可见说错了。 清初的孔尚任，好像就已经利用戏剧讽刺和反对奢侈腐化的当政一党了，还被识破“揪”了出来。用戏曲反党是不是他发明的，还有待考证。好在那时没有批斗，但是也有撤职的惩戒。几百年后的现今，“人民”政府虽然到了耳顺之年，可是听到的不顺耳的话越来越多了。于是就拿了纳税人的钱，养了一批国安，以施行言论控制来维持“和谐社会”。不过这已经算是进步许多了。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如果说了不顺耳的言论让政府或者觉悟高的人听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仍会把你整个半死。 所以，最近有人发表研究成果，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已经达到了62.75%。看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跟几百年前的《桃花扇》事件相比，估计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复兴”到了清初的水平。再继续努力“复兴”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达到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了。那时虽是奴隶社会，但是可以“百家争鸣”，而且还没人用“阳谋”来“引蛇出洞”，或者秋后算账。只可惜到那时候，国安和网管谁来养着呢，恐怕就要失业了。 其实，不管哪个党派的个体利益，比起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是不足挂齿的。而民族复兴确是一件伟业。为了国家和民族，如何摆正心态，接受现代政治文明，跳出团体的既得利益和最终难堪的腐败灭亡的怪圈，避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危机给人民带来新的伤害，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的人来用心思考的。

谨以此诗纪念不久前辞世的本诗作者张宏志先生。请在网上收听由师勇先生配曲的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msKab9Q0E http://www.shiyong.co.nr/ 张宏志，加中商会创会会长，吉林北美经贸促进会创会会长，蒙特利尔文学沙龙发起人，加拿大LIMAC CANADA LTD公司董事长。因病于2015年7月3日晚在中国去世，时值盛年。为表哀思，8月1日晚6点到9点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宏志先生追思会，欢迎张先生生前好友参加。地点：1625 Maisonneuve Ouest ，Suite301，Montreal，H3H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文：张宏志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的痛就是一棵梨树的痛 是一棵忍耐着渺小的盆景 我低头凝视自己的凋零 我的芬芳被肢解成惨白色的记忆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穿过吊孝的花瓣走廊 我看见被低密度影撕毁的张枣 德国酒庄的那把桌椅 不再等待诗人的到来 没有人再弯下腰去 构成和这花园匹配的景色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踩踏这注定消失的泥土 顺着花的脚印 我身跨白马 试图制造 你眼里的闪电 把命运的堡垒击穿 被炸开的岁月 似乎满天的花雨 湿润我的祖国坚硬的睫毛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怀疑我是误入歧途的小溪 正在护送一尾迷路的鱼 看见那断流的山谷 我在树下打起绝望的旋转 我在石头底下安上不可能的家 而你却是始终快乐的 在我的泪水中游泳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是谁如此酷爱悲剧？ 匆忙铺成如此残忍的背景！ 我一直设想我站在树下 设想梨花何时把我压垮？ 但我不会躺卧 因为 那片惊人的白色 早已 把我的肺部撕破... 就这样吧 亲爱的 请去南山 找那个站着的我 那个白色的我 那个和梨树一样坚硬的我 并且 和梨花一起 悼念我...

蒙城华人画家王安东先生的画廊即将开业迎宾，定于7月25日周六下午2:30举行开业酒会，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参观助兴。

狗、弱势群体和社会文明 文：子禾（蒙特利尔） 时下最流行的伴侣动物，当属猫狗这两类哺乳动物。在现代社会中, 狗被带进人类社会走入人类家庭，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感情陪护或者人身安全保护。鱼类和两栖类动物也被人当作宠物来养，但在与人类建立感情纽带和进行感情交流上，远远不如温血动物的猫狗。 在很多地方，把属于两栖类动物的大蜥蜴当作宠物带入家中是不合法的。但也有人偷偷养在家中，蜥蜴更是刚进门就咬了主人一口。主人觉得伤口很小就放松了警惕，加上不想被人发现在家里养了非法宠物，就没有去看医生。转天当他强撑着下班回到家时，伤口已经发炎的非常严重，人也变得非常虚弱，进门就倒在了地上。这时，家里的大蜥蜴就扑上去把他吃掉了一部分。等他被发现的时候，只剩下被大蜥蜴啃得残缺不全的零乱尸体了。 原来大蜥蜴的捕食方式就是看似不经意地咬伤猎物，伤口小到足以让人忽视，却通过唾液把很多恶性细菌传给了对方，随后大蜥蜴会悄悄尾随猎物多达数天，直到猎物伤口发炎变得很虚弱的时候，上去把猎物吃掉。 蟒蛇也曾被不少人当作宠物来养。有位养了蟒蛇作宠物的女士非常担心地来到兽医那里，焦急地咨询道：她的蛇宝贝突然不肯进食了，而且一改往常盘成一团的状态，现在总是伸长了身体试图躺在她身边。她几乎带着眼泪伤心地问：它是不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在留恋地跟我告别？兽医非常严肃地告诉她：这条蛇不吃东西是在清空肚子，伸长了躺在你身边是在测量你的长度能不能装进它的肚子。不是它快死了，是它正在计划吃掉你。 谁敢想象那个每天跟你同床共枕，倾注了爱和精力当作宝贝的宠物，正一步一步地计划着把你变成它们肚子里的美食呢？然而不同于这些被现代人类随意纳入生活，还分不清人类在他们的食物链上角色的两栖类宠物，狗，却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考验和人类的选择而走进人类生活的。 狗走进人类的生活大约始于3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起因是人类在居无定所的狩猎迁徙过程中，周边留下来的骨头吸引了的一群寻找食物的灰狼，慢慢的，灰狼们在长期固定地跟着特定的原始人群迁徙和互动中，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来源，开始参与人类的狩猎活动，并且与入侵原始人类的野生动物作斗争，起到保护人类的作用。在跟随人类的漫长时光中，灰狼的基因慢慢发生了变化，演化成了新的物种——狗。 由此可见，狗与人类漫长的相互驯养历史，足以确保狗不会思维错乱地把人类纳入他的食物链中。实际上，自从人类有图片记载开始，狗就频繁地被很多民族和地区当作忠贞和信任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也记载过狗对人类的忠贞：在奥德赛结束了十几年流亡回到家的时候，唯一认出他的，不是妻儿家人和朋友，却是他的狗，这一幕常常被雕刻于古希腊花瓶上；古罗马时代更是把狗详细分类，大型狗被广泛用于战争中，小型狗被当作伴侣；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章纹和袍徽上，狗也经常被当作责任和支撑的象征出现；英国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在1838年给一条叫做Bob的狗画了著名的肖像画，纪念在14年的时光里，Bob在英国海岸上救起溺水人23次的事迹，Bob也被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了终身成就奖的杰出会员称号。文艺复兴以后，狗更是作为人类的伴侣频繁地出现在西方的肖像油画里。 人类社会的杰出成员——埃德温·兰西尔爵士画作 因为人类和狗漫长的驯养历史，也因为狗来源于社会化的动物狼，狗与人类的协调合作非常默契：从协助原始人类打猎，到今天每次天灾人祸时候搜救犬奋不顾身的身影，再到人类史上在探索自然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艰辛进程，都有狗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只送上太空的地球生物，是一名叫做莱卡的狗，她在卫星到达目的地的几个小时后，就失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太空；电影《极地求生》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南极探险队在恶劣的气候下无法使用机械摩托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借助于八只雪橇狗前行；最后却因为救生飞机空间有限，不得不把狗狗们留在了原地；雪橇犬们在极地艰辛求生，最终在来年春天等来了良心谴责的男主角的救援； 911恐怖灾难后300多只搜救犬从美国各地被带到纽约世贸大厦的废墟里搜救生命，他们用绝对服从的工作精神，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工作，冒着受伤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到人类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搜救寻找生命的迹象，安慰焦虑的人群；此后人们忙着疗伤，灾后重建，等一切重要的事情处理妥当的10年后，才得以正式感谢这些参与911搜救的搜救犬；可是他们等不了那么久，十几年的时光，可能就是它们短暂的一生了，表彰仪式上，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年的300多只搜救犬，仅仅还有12只活在人世。 911搜救犬的暮年时光 狗的寿命很短，但他们的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人类全力以赴，它们对人类的要求却很少很少，少到可能仅仅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守在人类的身边。 大地震后的废墟上，总有一些狗久久地哀伤徘徊在掩埋主人的废墟上不肯离去，一只狗甚至在屡次获救后又重新叼着自己的食物回到主人和家的被掩埋的地方等待，哀鸣，直到饿死；一次水灾后，主人因为不肯弃狗逃生，跟他的六只狗死在了一起，唯一幸存的小狗把救援人员带到了死亡现场：六只死去的狗紧紧的把主人的身体环绕在中间试图保护他…… 人类在大自然中艰辛求生和探索，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在每次天灾人祸的时候，总有一个叫做狗的生物选择坚定地跟我们站在一起，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保护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狗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狗对人类的忠贞奉献精神，和它们完全依附于人类社会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待狗的态度和狗的地位，常常从一个侧面昭现了一个民族高尚与否，以及他们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地区，流浪狗的多少和精神状态是最能从一个侧面快速展现给游客这个国家和民众文明程度，生活状态和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的了。欧洲和北美在历史和文明程度上一脉相承，在宠物文化上也非常的类似，走在这些国家的城市里，鲜有看到风尘仆仆的流浪动物。总是看到狗主人温和耐心地牵着自己挚爱的狗走在大街小巷里的身影……能把自己的狗打理安置得井井有条的人，也一定是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建立起稳定和谐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的民族了。 只有被温和地善待，处境良好的群体才会温和地善待和回馈他的周围。如果某地的流浪狗成群，个个肮脏龌蹉瘦骨嶙峋对人充满敌意，一般来说，这个国家通常政治不稳定，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恶劣，导致人民生活贫苦，精神压力大。埃及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毒杀和枪杀流浪狗事件，等到他们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和受伤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发生在意料之中；希腊的经济危机也同样举世瞩目，可雅典街道上的流浪狗干净友好，雅典人民的游行请愿，也在温和文明的气氛下没有任何伤亡；尽管土耳其对希腊和欧洲极力否认，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无人问津的流浪动物或生病或残疾或无依无靠地在街上徘徊，而冲动的土耳其人民游行起来，也总能上升成涉及人身安全的暴乱。高尚的民族能善待依附于我们的狗，也因此能创立井然有序善待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 就像不要拿文化不同作为不善待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理由，也不要拿社会文化的不同作为虐待和吃掉狗的借口，因为文化从来不应该被滥用成原始和野蛮落后的遮羞布。在人类历史上人忍饥挨饿为食物奔波的艰苦时光里，为了生存，确曾出现过吃掉自己宠物甚至强势吃掉弱势的行为。在食物已经不再匮乏的当今社会，不吃狗肉已经成为了很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社会，进入人类生活的动物们的角色分工已经很完善，但在文明程度比较低下的国家，混淆动物角色，把伴侣动物狗当作肉用动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概念不清的混淆，如果发生在忍饥挨饿的原始人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实脱离原始社会并没有多远。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选择了驯养狗，接纳他们作为走进人类社会的动物。而狗，也选择了人类作为它们的主人。请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善待他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不仅因为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更因为这也是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最基础的一步，只有懂得善待狗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善待他人，善待弱势群体的文明社会。

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文 / 李文倩 《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河西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压力，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所谈情况，针对的是海外的情况。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海外海内，道理是相通的。 历史学家许倬云 而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社会学家赵鼎新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伪善的胜利是对善的最大伤害，至少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是如此。 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在我看来，这一判断，相当到位。“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 思想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 历史学家余英时 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既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碎片化时代，如何抗拒思维的碎片化？ 文：Lachel 你所接受的一切信息，构成了你的思维方式。 所以，长期接受碎片信息的后果，就是让你的思维变得狭隘，难以进行复杂的思考。 碎片信息通常具备这样的特征： •它们往往是一些事实的集合而非逻辑 •它们往往大量简化了推演过程 •它们往往将多路径简化为单一路径 •它们往往不够严谨、全面 简而言之，碎片信息为了达到易于习得的目的，通常会显著降低认知成本，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它们往往只告诉你表面上的东西，却不会告诉你背后的原理，以及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 我们所说的“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事实”（或曰“观念”），二是“联系”。事实就是一个个点，联系则是把点连接起来的线，它们所构成的网络，就是我们的知识结构。 “事实”决定了你的知识广度，“联系”决定了你的知识深度。如果你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即使你只知道 ABC，你也可以根据这三者的内在逻辑，得出 DE，甚至 F，这个过程就叫做思考。但如果你不了解它们的内在逻辑，即使你知道 ABCDE，你也是没办法得出 F 的——你不知道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更不知道放在一起之后它们能够呈现出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 这就是碎片化信息的弊端。当我们接受碎片信息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扩充“事实”，但并没有增加“联系”。长此以往，会使我们的知识结构变成一张浮点图：孤零零的知识点漂浮在各个位置，却缺乏一个将它们有序串联起来的网络。 这样的结果是： 1. 碎片化知识通过连续的新鲜内容，不断刺激你的大脑，让你始终处于“啊！又知道了新的东西”的喜悦中，从而难以自拔，这也就是我们难以抑制刷微博、刷朋友圈的缘故，因为我们只需要付出很少，就可以沉浸在“获得了新东西”的刺激里面。 2. 但是，这些获得的信息，因为它们缺少跟其他信息的“联系”，因此难以被我们“提取”，而“提取”得越少的内容，会被提取得多的内容挤压在记忆的底部——因此，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极其容易被我们遗忘。你以为你得到了很多，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3.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的知识网络，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那么，长期接受碎片信息，对你的思考能力并没有提升——你的“网络”并没有扩大；甚至是有害的——你已经习惯了用孤立的知识点去看待问题，习惯了一层、两层的思维，难以对事物进行五层、六层乃至更深入的剖析。长此以往，你将弱化对于复杂事物的思考能力。 这里要注意一点：碎片化信息，其实跟来源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习惯了接受“A 是 B”、“C 是坏的”、“因为 A 所以 B”的简单观念，那么，无论你是在刷微博，还是在读书、看公开课，其实接受的都是碎片化知识。 我之前在一个“聪明人的思考方式是什么”的问题中，提到过：聪明人的思考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三个字：元认知。同样一个问题，较为聪明的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可能性，等等。他们会拔高一层去看待这个问题，从而更容易找到一根线条，将它和远处的某个固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拓展自己的思维网络。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那么其实无论刷微博还是读书，都可以避免碎片化认知。 具体的方式是： 1. 先花一点时间，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梳理一遍。如何梳理呢？以你能够说出某个知识点的影响因素，以及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为准。顺着这样的知识点捋一遍，这个网络就是你已经构建完成的知识网络。 2. 找到知识网络的触点。亦即自己感兴趣的、但尚未进行探索和了解的知识点。阅读、学习的时候，有意识地去接触这些触点的知识，延展自己的知识网络。 3. 当接触到一个新的知识点时，先考虑如何将其纳入知识体系。亦即在脑子里回想你的知识网络，思考它可以如何跟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联系起来。 4. 如果找到了对应的点，弄通路径。亦即，将这个新的知识点，跟已经知道的某个点之间的路径，查清楚、弄清楚，将它们连接起来，使这个知识点成为你新的“触点”，拓展你的思维网络。 5. 检验并输出。将这两个点之间的联系讲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口述、写文章，去教会别人这个知识。或者，在心里把它讲一遍，看是否能够讲得清晰易懂，没有障碍。只有能够输出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6. 不符合以上方式的内容，果断舍弃。如果一个东西无法纳入你的认知体系，那说明你现在还不能掌握它，那就果断放弃，因为它对你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记忆的）成本是远高于收益的。 再多谈几点： 1. 读书不用追求“读完一本书”，而应该追求“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什么东西”。 一本书的内容不可能 100%对你有用，其中肯定有你所不感兴趣的东西，也有你所无法接受的东西，没关系，接受你所能接受的即可。不用务求全部读完。甚至，读一半，放回去，再跳着读别的书，也是很好的方式。读书应该为自己所用而不是让自己去迁就它。 2. 如何处理微博上、知乎上那些有趣的碎片化知识？个人建议，最好的方式，是将它们作为起点。如果你觉得一个知识很有趣，就以它为出发点，去探索它背后的原理、背景、应用，去查资料、Google，顺藤摸瓜。这个知识点本身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有价值的是你去探索的过程。你经过探索了解到的东西，才能纳入你的知识体系，成为你思维的一部分。 3. 以上种种都需要不菲的时间，但学习本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所以优秀的人永远是凤毛麟角，所谓聪明的人，无非他们把走路、等车、休息等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上面罢了。再说，学习本身，岂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文章来源｜灼见、知乎 原文作者｜Lachel ——————————————————————————————————————————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订阅号：TimeAcademy

东方活化石（3） 文：王亭苏 中国人的人生和中国戏剧里的人生，我总是于纷纭里难以分清。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被认为是很会做戏的民族。有着复杂的细密的心思，就像那舞台上盛装的哀哀嚎啕的古典美人，一身的绮罗和满头的珠翠，就是东方最古老的韵致和神秘的风情。然而，你似乎永远无法厘清那套行头底下的肉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哀痛和心思，永远是不确定的，摇摆的，激荡的，无法自圆其说的，飘忽不定的，神秘莫测的。 我喜欢戏剧的开端是因为爱上戏里的服装和插在头上的珠翠。炫目，色彩斑斓，变化万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姿态和叮当作响的环佩声，很容易让人在充满幻想的年纪入迷。觉得这世界太绮丽和丰富，莫名生出无限憧憬。觉得自己就是戏里的人，咿呀唱着，苦苦怀春，期待情郎早日功名成就，拜高堂，迎佳人。 中国人的人生就是戏剧人生的衍生和延伸，无限地被放大，被夸夸其谈。在情感的漩涡里迷失再迷失，甘愿迷失，这样才符合民族的精神，诗意的，温存的，是是而非的，无论对错的，甚至是不求真假的态度，只是满足一种心灵的需要但还不够彻底的糊涂。因此哀痛是戏里的主旋律。于现实，恐怕也难以摆脱这样的基调，中华文明的种子在农耕文明时期的生发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变迁，相糅合产生的张力因过分内敛而使国人总是低眉顺眼，以礼以仁，就像夹生饭，消化困难，和现实格格不入。因此中国戏剧的舞台多呈现幻觉和理想，而正剧偏多。似乎想把现实社会的人格断喝出去，然后扬鞭上马，踢踢跶跶的舞出一片欢腾。 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就是结局往往圆满，有人因此断言中国人缺少承受灾难的能力。其实是不无道理的。因在现实中往往不得圆满，何不在戏里满足一下？东方的微妙心理总是很奇妙。中国人喜欢逃避，抗拒面对灾难和过错，因此很多个人和社会问题积累下来，以至满目疮痍。不忍内视。因此发展出的戏剧在结局上往往出乎所有人意料，果断跳出逻辑的圈子，来个美满的大团圆。这就是中国戏剧里的因果。 记得小的时候，八九岁的样子，偷偷约上邻居的伙伴一起跑到戏院看戏，一连两场，挤坐在夹道的空隙里，看狸猫换太子。看刘妃和李妃之争，宫廷复杂多变的命运。然而到了结局，到第二场时便觉得乏味，好人终得好的报应。但是总是显得匆忙和突兀，因此把现实里的我割裂得生疼。总是糊涂着懵然着。不知道怎么就在绝地里逃生的。东方精神在戏里达到极致，讲礼仪，知善恶，惧因果。然而，戏剧于我而言终是外行，唱作念打于我都是纷繁的热闹，华服美人才是我的主要目标。然而总是揪心，生怕美人夭折，因此也往往很入戏，看着看着便看出些门道，极致年长时，恍然大悟般突然想起某个情节，哦，原来如此。 几年前迷上京剧《锁麟囊》程派唱腔，优美华丽，也是突出因果之报。中国戏剧其实是扎根人的心底的，明目繁多的艺术形式，串联出东方的优雅风情，然而不时露出点粗俗，喜欢打探，喜欢于暗处窥探，毫无罪恶感。无论戏里戏外，皆是一派繁忙热闹。婚丧嫁娶无不热闹非凡。而且大多都有不可救药的从众心理。瞧：他说的！如果此话出自某个尊长之口，便更有无限权威性，他都说了！彷佛不容置疑。戏剧看得多了，回到现实里，便觉得生厌，因为仿佛都经历了一遍，有些沧桑的感觉。 几年前看《大宅门》，白老太太的葬礼，觉得真是奇异的景观，一个人可以死的如此热闹，气派，被很多人缅怀，恐怕也是死得其所了吧。然而还是觉得有些深冷气从心底冒出来，死都可以搞得如此戏剧和热闹的民族，果真是活在戏里的，于现实而言，无论怎样挣扎，总是有距离的吧！也许，东方的美就在于此，被艺术的光芒笼罩在坚硬的现实之外，超然地，忘我地活个惊天动地，活色生香，谁说不是一种强大的能力？！然而，又是担着风险的，现实永远不会因为艺术的再创造而发生丝毫妥协，因此，活在戏里的中国，应该时不时猛醒一下，对自己说，回到现实！ 2008年在苏州，有幸看到昆曲《杜丽娘》，这一沉浸便是六年多，我时时想倒退回去，就为那句独白：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看戏而知趣味，活着而懂真趣，恐怕是人之所愿吧！戏里戏外，混沌大梦，因果循环，善恶昭彰！ ——————————————————————————————————————————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订阅号：TimeAcad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