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题头为一部电影，英、法文原名：TheFrench Revolution, La Révlution française, 法意德英加五国合摄于大革命二百周年,。上集导演为法国Enrico，下集美国Heffron。演员阵容集各国一流，群众演员数万，包括法国前总统（有影片一分钟视频，网上：Nicolas Sarkozy Figurant 萨科齐跑龙套）。 十多年前看过一遍，本地Télé-Québec播放。这家电视台独特，无新闻，但有政论，科教文节目多，电影从不插广告，而且定期播一部原版中国电影，配法文字幕。也曾播过法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纪录片，资料丰富。 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家对本国别国历史，始终关心反省。对这场革命，议论纷纷，史家、社会学家更其努力探讨。而中国对自己那场浩劫，也是大革命，似乎忘怀。个中有民众的麻木，更有食肉者（今食特供者）蓄谋掩盖、歪曲、强迫失忆，试图让易解的历史变成考古难题。 正如《三国演义》是文艺作品，与历史有点出入，但爱看的人多，而有几人去读《三国志》？比如，处决国王时曾有保王党劫法场，但影片只字未提，可能考虑情节不宜跌宕过多。评论一般认为该片基本符合史实，故本人在此推荐。 何况听说中文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几度脱销。国家大事找书找资料，总比“你解放军不跟我，我去找红军”（挽袖拔拳，凶相毕露），要好得多。美国不早已有国会图书馆？只是，此书系“论”而非“史”，托克维尔开卷就声明。治史当以史带论，根据史实导出理论。一般人读史头疼，而这段历久，曲折、反复均属罕见，最好看完电影再看书。 英美法革命比较 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颁布《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给予教会与贵族一些权利。 1215年,各路贵族兴兵，伦敦泰晤士河畔，约翰王在羊皮纸《大宪章》（Great Charter）上签字钤印。后者内容源出前者，但加上一条：贵族会议有权否定国王之命令。 1688年，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加强集权，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继位无望，资产阶级邀请其夫婿，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与玛丽共同执政，詹姆斯二世出亡法国。旋即议会提出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 确立“议会至上”准则。兵不血刃，史称“光荣革命”。英国以宪法约束国王，历时几百年，方修成正果。其对世界贡献良多，影响深远，美国宪法中就有大宪章的影子。 美国革命得天独厚。远隔重洋，也曾向英王上书陈情，不成就干脆反了，打独立战争。 开国先辈们气吞山河，慷慨表态：要说是反叛，就索性一反到底。（If this be treaoson, make the most of it!）保王份子也有，往北退，今天加拿大仍属英联邦，女王陛下不时来巡视，纳税人仍要养总督和上议院，此辈不敢作威，仍敢作福，时闻挥霍浪费，反不如女王俭朴低调。 法国革命一波三折，回肠荡气。论起迄则说法不一。最短从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至1794年7月热月政变，电影按此说。因为虽有波旁王朝复辟，甚至拿破仑称帝，但共和已确立，深入人心，宪政不可动摇。英国至今称“王国”，而中国招牌不但“共和”，而且“人民共和”（“贵族共和”都谈不上），但专制却超过秦始皇。考其背景，多位革命人物深受启蒙思想影响，虽然卢梭、伏尔泰等均已谢世。究其原因，大抵不外天灾、饥荒、民不聊生、王室奢侈等等，但有一点史家忽略了，即革命期间重大事件均发生在夏天。开头攻占巴士底狱，至末了热月政变（热月，炎热可想而知），一波推一波。所谓闹革命，包括文革等，天热容易闹起来。盖气温升高，人心也焦躁，不肯安份守己，夏天犯罪率高。此系本人比较大革命事件而发现，引用者请注明出处。至于对这场革命的观点，褒贬不一。有人（包括托克维尔）赞不绝口：彻底、广泛、热情。有人则贬之为一场闹剧：生灵涂炭、玉石俱焚。在此不赘，现介绍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再来看电影就有头绪。 关键人物： 路易十六 国王路易十六（LouisXVI）。路易十四、十五两位系集权君主，前者称“朕即国家”，后者有名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但路易十六人品不坏，信教虔诚，有文化修养，只是受王后与周围小人左右。此君热爱机械，尤其喜欢制作各种锁，还修改过断头机的铡刀，有点像中国明朝那位皇帝爱做木工。这么个人，绝对不是暴君。他在替路易十四、十五还债，民众几代怨恨积聚，此时发作。法国学者勒庞（Lebon）所言不虚：吾人受先辈德行荫庇，代先辈劣迹受罪。正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拉法耶特(Lafayette)：贵族，君主立宪派首脑，风云一时，后急流勇退，得以全身。他设计三色徽记，曾向国王进呈三色帽徽，说其中白色代表王权。而今巴黎有条Lafayette街，西端有豪华商场，华人阔佬称为“老佛爷”。 丹东（Danton）：雄辩，热豪爽，团结一批温和份子，与激进份子争论不休，后反对恐怖专政而与罗伯斯庇尔生分。有论者认为影片抑罗扬丹，其实罗的人品学识均佳，实在是性格悲剧。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洁身自好，生活简朴，能仗义执言为穷人说话，笃信启蒙思想，力求社会公正。可惜是极端理想主义者，剧中有次与丹东讨论，丹说：是否要求过高？罗答：存在就是为了完美。为了崇高，不惜人头落地，有人曾为其作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必为我悲伤，倘若我活着，你们就活不成。 重大事件： 上集：启蒙年代（LesAnnées Lumières） 电影开场点出两人：国王御驾途经学校，罗伯斯庇尔代表全校，雨中跪地，诵读拉丁文献辞。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三级会议。王居上首，下有教士与贵族两厢打横，然后平民。财政大臣长篇报告，王后昏昏欲睡。国王意图简单——要钱。未果，愤而解散会议。国王已经让步，平民代表人数增至约六百，其他两级各三百，而且付表决将一人一票。但平民、不少教士以及一些贵族，仍不买帐，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拉出去在网球场另起炉灶“制宪会议”。 与中国秦汉以降的专制不同，法国封建制度有三级会议，其代表性亦货真价实，教士与贵族不可能冒充平民代表。第三等级选民资格：法国本土出生，或归化法国，年满25岁之男性，在居住地纳税并投票。这平民等级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专业人士（律师）和大资产阶级等，其间人才济济，不乏有资产以及有技艺、专业知识、思想理念人士。 攻占巴士底狱 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财政大臣希图改良，劝说无效而辞职。国王不愿再退让，调动军队对付民众。群情激昂，纷纷夺取武器，或以铁棍、菜刀等揭竿而起，涌向巴士底狱。典狱官说牢内仅关押7名囚犯等等，终究谈不拢，官兵枪炮镇压。起义者浴血奋战，夺得胜利。消息传到王宫，国王问：在造反？内侍答：在革命。 娘子军围攻凡尔赛宫 10月5-6日，娘子军围攻凡尔赛宫。镜头从街角展开，一群巴黎妇女，手持长矛钢叉之类，一女童击鼓开路，更无一人是男儿。尽管雨天，队伍逐渐扩大，但仍以妇女为主，武器也增加了枪支，居然还有一尊大炮，团团围住王宫，呼号震天：leRoi, à Paris（国王，回巴黎）。拉法耶特调停，王室无奈，迁至巴黎杜伊勒宫。此系大革命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事件，据史料，达数万人之众。王权神圣至此荡然无存，但也可见对国王仍抱希望，要他参与制宪。 1791年6月，国王全家乔装出逃，投奔境外敌对势力。制宪会议得悉，拉法耶特命令：“捉拿绑匪，解救国王”。近法奥边境处，国王被识破，押回巴黎。拉氏坚持君主立宪，坚称国王被绑架。诸侯勤王犹有可说，国王此举无异引狼入室，失策。 9月底，制宪会议解散，《1791年宪法》就绪，基调为“一切权力由全民产生”。翌日“立法会议”开始，君主立宪确立。 1792年6月，民众攻占杜伊勒宫。8月10日，王室成阶下囚，波旁王朝灭亡。君主立宪派倒台。 9月，为制订新宪法，立法会议解散，由普选产生议员组成国民公会（Convention，美国革命时，费城制宪会议也用此名），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是为第一共和。七百多议员大致分三派，右、左、中次序轮番上台，搬演下集重头戏。 下集：恐怖岁月（LesAnnées Terribles） 1793年元月，国王被移解监狱、审判，最后处死。 6月，民众再次起义，推翻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甚至保王的右派。 行刺马拉 雅各宾派上台，外省叛变、右派捣乱、王党挑唆、外国干涉。乱纷纷，只得采取恐怖政策，局势如麻，也就杀人如麻。失势者亦反扑，如雅各宾健将马拉遇刺身亡。 形势稳定后，内讧开始，恐怖政策改为对付异己。右派被镇压后，左派雅各宾自身内斗。罗伯斯庇尔左右开弓，先整激进份子，再整丹东为首的温和份子。丹东等人被逮捕，由革命法庭判死刑。其实罗氏与丹东及德穆兰（丹的挚友）私交甚笃。德与丹等醒悟而反恐怖政策，为罗所不容。行刑日，德妻求情，望刀下留人，罗伯斯庇尔扭头拂袖而去，听任囚车载同志与朋友赴刑场。 热月政变 1794年7月26日，热月政变。罗氏地位如日中天，但急转直下。是日罗在公会宣称：还有一些议员要整肃。全场哗然，有人带头喊“打倒暴君！”一呼百应。罗只得夺门出逃。鉴于丹东等被整先例，惶惶然，议员们策划政变，次日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第三天就送上断头机。 断头台 下集气氛肃杀，儿童不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刀剑枪炮加绞架。断头机太忙，（图7）王公贵族、革命党人，列队引颈受戮。此物并非Guillotin医生设计，革命前早已在欧洲使用（法国1977年最后一次用）。G氏只是推广，盖当初只有贵族犯死刑可享用，剧中向国王进呈模型，说：减轻临终痛苦，也该人人平等。国王御笔将刀刃由半月形︵改成斜直线╲，道是：如此更好。当年发明者考虑人的颈项呈半圆形，路易十六看出问题，可惜君王未能洞察历史潮流。 后来此君断头台前驻足仰望，但见高处寒光一闪，内心感慨何止万千。登台后仍不失王者风范，面众陈词：我死于清白，我原谅迫害我的人。突然鼓声齐作，原来监斩官急令行刑。从前你不让人说话，现在人不让你说话了。 丹东及其支持者们囚车途经罗伯斯庇尔居处，丹东抬头说道：接下来轮到你啦！头脑清醒，浩气长存，刑前谓刽子手：莫忘记，待会儿提我头颅让民众看看，好头颅！ 果然，不久轮到罗伯斯庇尔，披头散发，面目全非，昏昏沉沉由人架上台，全无往昔气概。铡刀下滑，应声落地是木偶头颅，原来镜头跳至几个小孩，在玩模型断头机，也是编剧神来之笔。法国作家巴比塞在小说《火线》中，说是看到儿童游戏认真，大为感叹：孩子们把游戏当正经事，倒是大人们把正经事当儿戏。 重温二百多年前这段历史，令人既振奋，亦悲哀，更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订阅号：TimeAcademy

追寻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 文：枫子（蒙特利尔） 读普鲁斯特，不可能是为附庸风雅——虽然这是某些时尚小编为小资们拟定的必读书目之一；也非盲目跟风——某些崇尚法国文化的研究者终于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那些法国人哪，都穿紧身泳裤，都在地铁里读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他的读者不是与他性情相若，跟他灵魂的振动有着相近的频率：都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忧伤，有一点自恋，有一点神经质……那么他们是一行字也读不下去的。那些文字里鲜有具体情节的完整描述，鲜有人们期待的逻辑理性的展开方式，就似梦呓一般，他可不随正常人的思路来讲故事，而是从自己那分不清是梦境还是模糊往事还是潜意识中攫取到的瞬间灵感，想到什么写什么，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潺潺流水般一味汩汩地流淌，流淌。多亏了他这跟着感觉走的随意挥洒，于是世界文学中就多了一种写作形式：意识流。 可他的文字却不似流水那般流畅顺滑。很多人抱怨他的书阅读起来很累人，那些句子太冗长臃肿，文字太繁复艰涩，再加上多是时间空间里的心理意识的大段描述，枯燥乏味。然而他吸引我的地方偏偏正是这些不受人待见的“缺点”，刚巧我就有这么一份变态的自虐倾向，每每读得快把自己憋闷窒息之际，那份因尽兴阅读而带来的美感与快感便从心中油然升腾，身心四肢面容毛发里都洋溢着满满的愉悦与自足。 巴黎拉雪兹公墓里普鲁斯特的墓地 喜欢他精致绵密的文笔，喜欢他书中描绘的跨世纪巴黎黄金年代的故事，喜欢他用音乐和绘画来描述人和事，也喜欢他书中野兽派风格的插图（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克希翻译的版本，采用的是Kees Van Dongen的绘画）。那些文字和插画，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那些气味和旋律，因了他的缘故，皆成了我所喜欢欣赏并心心向往的事物，成了我发现自己找到自我的介质，亦成了我赖以精神生存、并将其艺术升华的基础和依托。 其实就连普鲁斯特自己也曾如此这般地去吸取精神滋养的。当写到绘画，他说：“一个绘画爱好者，比如克劳德·莫奈的风景画的爱好者，将不可避免地熟悉并爱上那些帆舟划过水面、两岸绿草茵茵的河流，爱上鲁昂地区的某些风貌……仿佛它们成为神圣的地方，让我们急欲前往朝圣，于是我们便出发去这些有如神启的福地。” 一样地，就因着那样长久地执着痴缠在他的似水年华里，爱屋及乌，连带着他的人，他的事，他生前的居所，他身后的长眠地，甚至和他沾亲带故的姑妈外婆家，都成了我神往已久意欲虔诚拜谒的地方。今年夏天在巴黎，我就这么着手执地图，双脚踏遍了大街小巷，虔心诚意地去寻访曾留下他生命印记的地方，在那真实场景里还原书中曾描绘过的彼情彼景，将我兀自的想象还原到实际的本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去追寻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 《追忆似水年华》插图：聆听斯万夫人弹奏凡特伊的奏鸣曲——Kees Van Dongen 书上说普鲁斯特青少年时期就住在玛德莲娜广场附近，可我在那流连了两天也没能寻到一丝线索。在被众多人指点东冲西撞之后，我终于在奥斯曼大街102号的门前看到了一块牌匾：MarcelProust(1871-1922),habita cet immeuble de 1907 à 1919（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07至1919年居住于此）。哦，这就是他写作整套《追忆似水年华》的地方！我兴奋地跳了起来：就是这！这时刚巧大楼里走出一位男子，见到我兴奋的样子报我一个友好的微笑：Oui,c'est ici没错，就是这。 可这栋楼没有一点名人故居的样子，大门紧闭着，上方是CIC银行的蓝灰招牌。见我围着这门打转，男子告诉我：这里曾经是普鲁斯特居住的地方，可现在早已改作银行了。我一听大失所望：可我是他的超级FANS，专门从中国飞来探访他的呀！男子沉吟片刻，说：那你跟我进来吧，不过我们已经下班，你只能呆五分钟。 普鲁斯特于巴黎的居所 踩踏着红色的地毯，顺着白色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这就是普鲁斯特曾经走过千百次的地方，这黑色雕花铁艺的扶手也曾被他抚摸过无数遍吧。我怀揣着庄严和肃穆，满心仪式感地朝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前进。男子说，从前二楼这几个房间都是普鲁斯特的寓所，自从他搬走后这里就改做银行了，只余一间他的会客室，还按原样布置着，算是向这位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致敬的一种方式吧。我不禁感慨：也许法国的文化遗产实在多不胜数，普鲁斯特写作巨著的地方居然都被拿来做商业办公用途，真是暴殄天物啊！ 虽然从没见过他寓所的照片，但我对这房间并不感到陌生，你看那轩厚的墙壁，上面是普鲁斯特搬进来第三年时命人加装的软木贴面，那时他神经衰弱，长夜难寐，怕光，怕尘，怕噪音。还有那厚重的窗帘，将屋子遮蔽得严严实实，以致他呆在这屋子里颠倒了朝霞暮霭，忘记了日月晨昏。睡眠是他的一大问题，辗转反侧之时，昏昏沉沉之际，“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我的身边。” 马塞尔·普鲁斯特 “通常我并不急于入睡；一夜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追忆往昔生活，追忆我们在贡布雷的外祖父母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东锡埃尔、在威尼斯以及在其他地方度过的岁月，追忆我所到过的地方，我所认识的人，以及我所见所闻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往事。”正是在这些难眠之夜，他肆意地放飞着千万缕的思绪，“那几辈子的思想，经过还魂转世来到我的面前”，于是，我们便有幸读到：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花影下，在盖尔忙特家那边，索多姆和戈摩尔，女囚，女逃亡者，重现的时光……在他的文章里，普鲁斯特把这个寓所称作laboratoirecharbonneux炭疽实验室，他整天“se retrancha”缱绻盘踞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亲笔写下、后因身体严重抱恙便气喘吁吁地口授他百万字的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追忆似水年华》。 男子在一旁耐心地看着我惊呼，抒情，我也不敢耽搁他太多时间，匆匆瞥过这有如神启的屋子，在他神圣的写字台前小坐一下，在那隔音的墙壁上轻抚一下，用眼睛摄下那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家居装饰：吊钟，地毯，壁炉——我又一阵欣喜，那白色大理石雕琢的壁炉与我家里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发现令我好似与普鲁斯特的心又贴近了一层。 我给了男子一个深深的拥抱，真心感激他赠给我这难得的机会。男子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这间银行的经理。我们下楼来到街上，一个久等在路边的女子迎上前来给男子一个深情的拥吻：我才明白，那是星期五的傍晚，原来男子挪用了他约会的时间给我做了一次私人导游（这寓所从不对公众开放）！ 与CIC银行经理在普鲁斯特的“炭疽实验室” 循着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的描述，我从他的寓所出来后，就直奔香榭丽舍公园，去感受一下普鲁斯特与吉尔贝特约会玩耍的地方。如今因为小说的缘故，公园里的一条小路被命名为Allée Marcel Proust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路。在这里，18岁的普鲁斯特与他心爱的姑娘一起散步，谈话，读信，还有玩捉人的游戏……吉尔贝特是巴黎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会花花公子斯万的女儿，而斯万正是普鲁斯特乡下姑妈家的常客。 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便是从回忆普鲁斯特小时候去姑妈家度假的往事开始的，而那段往事又是由一块玛德莲娜蛋糕的味道引起的。如今很多文艺小资们，就如同80年代的文学女青年们都会背诵简·爱的“你以为我穷就没有感情吗？”那样，也会大段大段地引用普鲁斯特那一段经典的“玛德莲娜椴花茶”的叙述： “然而，回忆却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一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玛德莲娜’的滋味，我到莱奥妮姨妈的房内去请安，她把一块‘小玛德莲娜’放到不知是茶叶泡的还是椴花泡的茶水中去浸过之后送给我吃。……我一旦品出那点心的滋味同我的姨妈给我吃过的点心的滋味一样，她住过的那幢面临大街的灰楼便像舞台布景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还有教堂，还有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为了那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玛德莲娜蛋糕和椴花茶，为了一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景致，我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买了车票，在一个阳光大好的早上，坐火车去探访普鲁斯特的姑妈家——贡布雷。 贡布雷镇 从巴黎过去要转一次车，2个多小时吧。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在田野间奔跑，极目望去一派梵高笔下麦田里的乌鸦的景致。来到贡布雷，只有我和朋友下车。还好小候车室里有一个人，见我们这东方面孔，二话不说就递过来一张复印的小地图，上面标示着去普鲁斯特姑妈家的路线。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是啊，远方游客来到这小镇子不是为普鲁斯特还能为谁呢？ 贡布雷小镇古朴幽静，梧桐的斑驳映衬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墙“同古画中的城池一样”。镇子地势高低不均，使那红砖青瓦的屋顶、烟囱、教堂及其钟楼勾勒出一幅幅抒情的天际线。“贡布雷，从十里开外远远望去，所见只有教堂一座。”被普鲁斯特用无数笔墨描写过的教堂就矗立在小镇的中心广场上，全镇人的精神物质生活都是围绕着这教堂展开的。顺着教堂大门右前方的石子小路一直走下去，只消三分钟的功夫，就来到了普鲁斯特姑妈家。它占据在街角的一隅，是一座三层高的小楼，庭院深深，如今已做博物馆之用。 贡布雷姑妈家 我看到了大门上那个铃铛，在童年的小普鲁斯特记忆中，每当“那声音像鹅卵石般润滑，依稀闪着金光”的门铃响起，就是斯万先生来访了。走进院子，我又看到了丁香树下那张长椅，那是小普鲁斯特饭后“透透空气”的地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一般，我感觉精神恍惚起来，如果此时给那场面配上音乐，那一定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里的主题曲。虽从未踏足此地，却仿佛依稀认得，从普鲁斯特细致的描绘中，我其实早已熟悉了这里：一进门左手边就是属于佣人弗朗索瓦丝领地的厨房，她在那里为大家精心制作“像一首短小、轻盈的应景诗”的个人作品：餐后甜点；右前方是会客室，在那里，小普鲁斯特总是趁着大家出去散步的档，偷闲享受片刻清静潜心阅读；从右边楼梯拾级而上，就是各位的起居室了，“那是乡绅家常见的那种房间，有千百种气味令人心醉，那是从品德、智慧和习惯中散发出来的芳香，氤氲中悬凝着一个人内心深处隐而不露、丰富至极的全部精神生活。” 姑妈家的客厅 在姑妈的房间里，我倚窗望向外面的街道，体会着姑妈那温暖、单调的“我的小日子”，“她从早到晚就像波斯王公批阅史册那样地研读贡布雷街头的日常要事，尔后，同弗朗索瓦丝一起对见闻进行评述。” 姑妈床头柜里展示着：玛德莲娜蛋糕，椴花，维希矿泉水 小普鲁斯特的房间就在姑妈的隔壁，这间房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充满着忧郁酸楚的味道。多愁善感的他多次提及对母亲的依恋：他每天最怕面对的时刻，就是晚饭后要与母亲告别自己上楼睡觉；而每天最期待的也是这告别时刻，因为会得到母亲的亲吻。可他多次写到在那些有客人来访的日子里母亲不能来跟他问晚安，他独守着空房流泪思念母亲的情景——儿时的心酸情绪陪伴了他的一生都未能释怀。 小普鲁斯特的房间 在贡布雷附近，有两个“那边”供他们散步：斯万家那边，和盖尔忙特那边。我们离开镇子中心朝“斯万家那边”走去。经过普鲁斯特公园，来到郊外的大路上。路旁是一簇簇的刺山楂花篱，“她（指斯万的女儿吉尔贝特）的名字在我和她一起听到呼喊的那片桃红色的山楂花下留下了芳香。”每回普鲁斯特度假结束要返回巴黎时，他都要“流着眼泪，搂住长满尖刺的树枝向山楂树告别”。当走过一段陡坡来到大路的尽头，一阵清风吹来，顿觉豁然开朗——眼前这一片无垠的田野起伏的麦浪正是被普鲁斯特父亲“形容成他生平所见最美的平原风光”。 贡布雷田园风光 这田园风光正是普鲁斯特少年时代每次来贡布雷时见到的第一眼风景；这第一眼风景亦正是整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个回忆。热爱了普鲁斯特这么多年，辗转流连，如今我终于脚踏实地地站在了这里，终于追寻到了他似水年华的本源。

你看云时很近 ——读《三诗人书简》 文：倪志娟 《三诗人书简》一书我向往了很久，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都是我喜欢的诗人，真正读到他们之间的通信，却有些须失望。私人通信总是太随意，情感的表露也太直接，作为置身事外的读者，很难在其中找到一种稳定的阅读立场，反而有窥视别人内心的负疚感。信件是不适于公开的。我再次确信这种想法。 不过毕竟是三个优秀的诗人，在信中，他们用文字展现自己的面貌，用文字塑造自己的内心，用文字确证爱。他们之间的爱，多少修正了我对于爱的理解。爱不一定要落实在现实的一餐一饮之中，爱也可以不是自私和占有，爱甚至可以不是唯一的，爱可以像阶梯，使生活通往白云。两颗相互靠近的心灵，可以习惯在白云上的生活。 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总是被无限夸大，在生存第一的堂皇理由下，人们习惯了接受自己妥协于世俗的姿态。读读诗人的书简，对疲惫的心灵会有所触动，越是在艰难的物质生存境遇下，精神生活的充盈越是必须的。我想起西班牙诗人洛尔加朴素而优雅的话：当我流落街头一无所有时，我需要的不是一整块面包，而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 茨维塔耶娃 在爱的表白中，偶尔会闪现很多悲伤的话语，茨维塔耶娃说，“与人的每一次相处，都是一个岛，一个永远沉没的岛，完全沉没，无踪无影。”她还说：“爱情靠例外、特殊和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却死在行动中。”女性的梦想始终如一地在，而她不同于一般女性之处则在于她对永恒本身的追寻和体证，她是“一个飞逝的容貌”，她大于她本身，她是女性硕大精神的外观，使强大的物质世界卑微不堪。在两个男性之间，她的爱，真实而又停留于云端。 里尔克 里尔克的信和他的诗一样飘忽不定，在本质化的语言中，延伸出无数个空间，彼此交织，在世的思随意穿透生与死的大门，浸透孤独的汁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依旧如此自足，满怀虔诚地接受了来自一个遥远的优秀女人的爱，他对爱的宽容和绝望都包含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言语中，他说：“对你（茨维塔耶娃）所想、所思的一切，都要说声好的，好的，再一个好的……但是，其中又同样包含着一万个未曾预见到的不。”时空的距离使里尔克的爱安然无恙。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在我眼中曾是一个强大的人，他的日瓦戈医生驻留在我心中的，是白雪原中一个落寞而坚强的身影，而当他在信中，对茨维塔耶娃说：“我只是一个我，这叫我多么悲伤”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柔弱，也许在三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无法走向抽象生活的人，他的生活、情感与他的诗同在，谁也无法离开谁，因此，在三人的情感纠纷中，他是真正受伤的人，而他的克制与善良也同样令人惊叹，他在剧烈的内心挣扎中，将生活、情感和诗歌同时持续下去。现在，我可以更深地理解他的诗歌：你步量着寂静走来，好像是未来的幻影。一个深陷于生活泥沼之中的柔软灵魂，在怎样的孤寂中，梦想那不曾到来的邂逅，而梦想，不经意间，完成了一生的建构。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世界，这是一个孤独的世界，自我的领悟愈深，孤独愈深，彼此的抚慰永远不是来自于彼此的理解，而仅仅是来自彼此的相似，“只有一条划定的路，穿过永不睡眠的旷野，通向生存的饱满”。相似的灵魂走在同一条划定的路上，如一弯细小的月，渐渐充盈为满月。 三个孤独的人，最终成为诗人——“诗人，就是在超越生命的人。”茨维塔耶娃如是说。她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三人之间的“游戏规则”。

中国移民文化的变迁 文：任不寐 文化问题都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不需要争吵，只是在包容中分享。移民讨论移民问题首先需要一种忏悔精神——我们不仅告别了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我们自己也是失败者。我们放弃了改变自己家园的指望，寄身于别人经营成功了的文明。英语中移民有两个对应词：emigrant与immigrant。对于一个美国的中国移民来说，进入美国的是immigrant；而从中国来看，移居去美国的是emigrant。Emigrant代表弃绝和否定，immigrant代表投靠和肯定。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个双重的“扬弃”过程从来没有止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报道，目前全世界有大约2亿移民。最近20年，移入美国的亚洲工人增长了37%。美国是移民的首选国家，加大拿位居第二，最近10年，每年大约有25万新移民进入加拿大。令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日本同样是一个移民向往的国家，在“日寇”的祖国，200万移民中相当数量是来自中国的移民。铁一般的事实不仅粉碎了种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调，也粉碎了18世纪以来人类整体上的乐观主义情绪。移民的增长告诉我们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类对现状不满——现代性没有给人类提供安全，全球居民对自己居住地状况的评价正在恶化。事实上，移民不仅代表移民自己对居住地的绝望，也是对自己本身的绝望——这个运动在宣告我们放弃了“管家的责任”。而我们可能将这种无能和失败迁入新地。这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弄脏了一个地方，就转向新的地方。推动移民潮背后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文化-政治问题，但自然灾难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过程将继续加剧，而中国人将在这场大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偶像的幻灭 事实上，所谓上下五千年来，绵延和维系中国文明的有两条支柱。第一是精神文化，其根本就是家族主义或居住地崇拜；我称之为“族性温情”；族性自恋与道德无关，而是对族群性自私的文学抒情。第二则是无神论框架内对经济目标的无限制贪求，食为天，只有钱是真的，经济是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等等。换言之，就是“玛门崇拜”。今天，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是，经济崛起不仅没有将中国变成一个immigrant国家，相反，今天，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总是emigrant。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有6.5万人，其中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较2008年增长数倍；另据加拿大移民部的统计数据，1999年至200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永久居民连续10年居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首，目前加拿大约有100万华裔人口，已成为该国第三大族裔。今天，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而其中大部分是这个国家的精英。有一个半加拿大从“统一”中分裂出去了。伴随人的流失的是资产的流失，有“爱国人士”统计，近年来，从中国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大约8万亿美元，超过50万亿人民币，是30万亿GDP的1.7倍。这是一个不能完全证实但可以想象的数字。显而易见的结论有两个，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泡沫化，不安全感与经济繁荣同步增长。中国的移民运动如此彻底的宣告了族性温情和玛门崇拜的同时幻灭。利用人的罪性（自私与物欲）无法建造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目前仍然有很多人还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包括那先反对现行体制的人，以为存在另外一种偶像的安排，可以让这个古老的移民国家有朝一日也万国来朝。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事实上，中国一直是一个未能顺利定居的国家，24场内部大移民告诉我们，“家”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个理想。正因为如此，家族主义才能上升为信仰。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希腊的哲学，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唯物主义成为哲学是对哲学的羞辱。同样，家族主义或安居乐业成为信仰，乃是因为一个灾民国家，从未长久地进入这样最基本的生命安全。 2、族性的变态 不仅如此，偶像的幻灭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本土（emigrant）来说，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这个国家由一个子孙及其资产不在祖国的“贵族”统治。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奇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殖民统治，对族性温情的意识形态以及大众心灵的影响是深刻而具有毁灭性的。族性温情成为谎言，而谎言成为民族共识。不仅如此，按理性的逻辑，外国人统治，或者外国人的父辈的统治，无法说服国人他们如何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中国制造”造成的各种资源和文化悲剧都与此有关。今天，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力来过日子，对此无动于衷又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没有必要为后代承担责任的狼外婆。而对所在国（immigrant）的中国移民来说，族性温情的传统教育和玛门崇拜之间在那里发生的断裂，造成了一种最伪善、最可怜的“海外爱国贼”现象。移民爱国主义无法克服“脚”与“心”的冲突：脚恨祖国，心爱移民国；脚爱移民国，心爱祖国。这种现象可以称为“马楠现象”。北大94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恶劣；马楠成为当时闻名遐尔的北大“反美”姑娘。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嫁给了美国人Byron Cole（中文名字:寇白龙），并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还当起全职太太。马楠现象也是一种族性的悲剧：一方面，中国移民永远是汉奸，即永远是居住国的离心者与白眼狼，他们甚至利用这里的政治自由声援绝对禁止这种自由的祖国，而无论居住国怎样尊重他们的人权，他们永远无归属感。但是，这种爱国伪善的地方是，他们哭着喊着要住在他们不爱的这个异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基督徒在入籍誓言中撒谎，他们心目中要顺服的掌权者竟然在北京，而不在渥太华与华盛顿。他们显示自己一点儿也不能容忍别人说中国不好，但他们移民出来已经肯定了这个事实，并宣告了自己的道德逻辑的无耻。作为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明白认罪悔改出真理，他们的真理是——但美国人首先要悔改。有人这样说：中美两国人民拥有一些一致性：两个国家的媒体都骂美国政府；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以骂美国政府表示爱国；两个国家精英的子女和财产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海外爱国华人”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蝙蝠困境极为奇特——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美国人对欧洲故乡的爱国热情与文学乡愁——其根本原因，乃是族性温情与玛门崇拜两种偶像的冲突，而没有任何一种偶像能成为真正的神，能够给族人带来真正的安慰。所谓迷信，就是自欺欺人。但心灵的冲突暴露了一个真相，就是中国人仍在寻找精神的家园，眼泪仍未擦干，移民仍在路上。我遇到过一位口水横飞的爱国姐妹，在她抨击完美国也有臭虫之后，我问她一个问题——你的女儿长大之后，要回你爱的中国，还是生活在你讨厌的美国。她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此拒绝和爱国贼讨论问题。他们首先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是爱国，而是诚实。 3、圣经中的移民 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创世记1-11），地球上的人们都是移民。圣经的移民潮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我们都是从伊甸园、随后从巴别塔被驱散出去的。另一方面，从创世记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我们正在从世界各地被迁回。而我们这个世代正在加速这个过程——当人类将整个地球的所有地方都标示在地图上的时候，从理论上说，在地上寻找乐园的移民事业已经终结，但我们的不安却在成倍地增长。今天，移民只是生存上的次优选择。地球上无险可探，乐园理想走入尽头——远方除了遥远以外一无所有。但是，乐园的理想并没有熄灭，毋宁说更为炙热。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旧约里的三场移民，覆盖了从伊甸园到迦南的历史，出发点先后是迦勒底、埃及、巴比伦。值得注意的是，选民的移民方向与中国人的移民方向相反。中国移民的方向是中心化（也以山林文化和出世文化平衡），但旧约的移民文化是祛中心化。亚伯拉罕一族离开的都是国际主流文化；但是同时，神也禁止他们融入迦南当地文化。上帝在整本旧约中的移民计划中似乎有这样一个目的：要在上帝的移民中彰显出第三种文化：家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群人。圣经宣布了人在世界上寻找家园的完全不可能性，但同时，给了选民在地上寄居的身份和责任。 纵观中国当代移民潮，中国移民融入当地文化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今天可以走的更远：这种融合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民族融合，不过是从一种居住地崇拜进入另外一种居住地崇拜。我甚至想象，当中国人真的融入本地文化，对本地文化业可能是一个灾难。华尔街变成唐人街只是进一步消灭了我们寻找家园的指望，直到这世界再没有一块飞地。地上的移民运动不是无止境的，地球正变成一个越来越有限的村落。18世纪，从欧洲到新大陆需要5周时间，今天几个小时就够了。人类正以加速度将地球搞得山穷水尽。但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居住地找到真正的安慰。所以我的观点是，让我们从这种努力中转回。事实上，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奔跑了5000年、我的故乡和祖辈是从山东闯入东北的，如今，东北也“沦陷”了。今天的移民仍然在继续，户口壁垒和海关不能阻挡。一方面是国内移民，包括自愿的城市化与非自愿的拆迁。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地方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你可以想象这种移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就是全球化和西方化，其中的热情不再是为了寻找安慰，仅仅是为了免除恐惧。但是，上帝是否在这场移民潮中也有美好的祝福和旨意呢？神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以赛亚书43：5-7）。 注：本文作者任不寐先生为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牧师。本文《圣经中的移民》部分在编辑时略有删节。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任先生博客”不寐之夜“查阅原文：http://blog.ifeng.com/article/8721679.html

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文：怀素 薛忆沩的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2012年由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小说。这部小说具备了优秀作品的两个标准，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小说写了三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在特殊历史阶段，在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影响下的悲剧命运和曲折历史。它横贯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近四十年的跨度，或者可以称做“一个年代的副本”。作者站在中国“纪念白求恩”和西方“白求恩传”的两极，用哲学和思辨再现历史，重新阐述个人在历史中的错位和历史判断的双重价值。中国版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西方版中骄傲任性，追求个人价值，把战争当做生命的驱动力的白求恩，作为同一个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被塑造的不同形象，在作者笔下有极富含义的注解。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了一代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加拿大人，在白求恩精神中长大，在精神上，他们是白求恩的孩子，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白求恩是怎样的人。历史的双重标准及复杂，让这个时代显示出荒诞的合理性。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孩子们》重建了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 薛忆沩 个性化写作与历史的重建 以个人生活再现历史的写作，可以上溯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情感在历史中的再现。它不仅有历史的高度，还有文学特有的温度。小说不是历史，但它比历史更丰富也更复杂，小说是历史人性的解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小说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定义。薛忆沩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一段特殊历史进行了历史学做不到的精彩描述。他打碎了一个时代的偶像，把神还原到人本质。他解剖了一个时代，让读者从一个个细节，重新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对历史的颠覆，同时是对历史的重建。 作者用我，扬扬和茵茵三个形象在不同时期对白求恩精神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都在对利己和利人的定义上，比如扬扬的死，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遗书中质疑了生活和偶像的关系。“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高尚的人”，“我要去找白求恩，他会好好照顾我的。”而茵茵，对生活的真实提出质疑，“我的生活像假的一样。”虚幻和真实，成为历史的奥秘，也是人生的奥秘。而我，带着生命的重负来到白求恩的故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此来，就是要还原历史的错位。 薛忆沩的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受到加缪、茨威格很深的影响，而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乔伊斯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如《尤利西斯》一样，作者在寻找他的精神之父，而白求恩，就是他的精神之父。作者用给白求恩写信的第二人称的亲近形式，三十三封信组成一个长篇，“一个女孩”，“一个演员”，“一个雕像”—— “一个”是所有篇章的定语，“一个”人或“一个”物组成的个性化历史，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也是小说中的“这一代”。 中西贯穿的大格局 构架工整，文笔绵密，是薛忆沩小说一贯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十字架，纵横缠绕，绵绵不绝。在空间上，从中国来加拿大的作者，与从加拿大去中国的白求恩，在这本书的书写中相遇，最终以精神上的父子相互理解，而所有具有意义的日期，都被钉在时间之轴上，一代人可能遇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人物生或死的前提。历史如此强大，个人命运在历史中虚妄缈小，却印证真实。 这部书有四条线索，杨杨一家的命运，我的命运，白求恩的命运，中国的命运。这是经线。而由时间，特殊的日期等数字的对照，形成全书的纬线。作者在谋篇部局上极为用心，显示出作者的美学格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我的加拿大和白求恩的中国，茵茵的死亡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生的命运，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和加拿大的白求恩的孩子——都在复调形式中展开。而分开的每一封信中都含有多重线索，使情节在有序中错综展开，引人入胜。薛忆沩曾说过，乔伊斯不厌其烦的细腻和一丝不苟的节奏，是他永远钟情的偶像，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奥秘，传播语言的隐私，展示时间的魅力”。这也是薛忆沩小说呈现的特质。 小说描写了一段历史，一个家庭的毁灭，扬扬，茵茵和他们的父母。小说以扬扬母亲的死，一个预言家和前瞻者的离世而告结束。白求恩的时代终将消逝，白求恩的孩子们将成为历史的句号。 语言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 薛忆沩的文字拥有一种很特殊的风格。初初看来，感觉很西化。细细读来，才发现，这其实是作者最能表达思想的方式。 西方语言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是中文是灵动的情绪性表达，尤其是小说语言，追求的是描写的传神和诗化的神来之笔。而西方的语言，传承了拉丁语的结构严谨和定义清晰，它的介词和从句的使用，使语言表述的逻辑性很强，这就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欧化语言。 薛忆沩的语言就是这样严谨和逻辑化的语言。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西化，或西而化之。这当然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喜爱有关，也与他的西方教育背景有关。 但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到，他的貌似西化的语言，其实来自他内在思辨的表达和理性的追求。从根源上讲，他的语言的形成是表达思想的结果。或者说，薛忆沩找到了表述他思想的最佳语言形式。薛忆沩本人酷爱数学，在文学创作之余，用解数学难题来休息大脑。他又极度追求完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重写之作。这样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他的语言常常含有多重含义，这样的语言，并不能简单地的用西化来定义。我认为这其实是个性化语言，它与内容完美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个人色彩。 这实在是一种好的语言，正如何怀宏所说，它干净，温暖，美丽。它在表达中丰富而准确。有人评价说，薛忆沩的文字有“数学的精确和浓郁的诗意”，这是对薛忆沩文字准确的评价。也正是这样的文字，才有可能让“语言和故事达到平衡”。 哲学思想与多重的主题 《白求恩的孩子们》突破了薛忆沩早期写作中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他的写作追求不再仅仅展现“他人即地狱”或者每个人生命中黑暗的部分、隐秘或荒谬。当然，这些因素还隐匿在他的书写中，却被另一种思想夺去锋芒。作者更多的，开始表达他对历史观的新概念，一种打破传说的真实，一个人性化的主题。同时，作者在精神上走到另一个高度，这就是悲悯，宿命和无常。比如扬扬母亲听到哀乐时的“疯话”：“又一个孩子死了”时，表达的悲悯。又如茵茵的命运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孩的死亡的对比（编者注：1989年12月，蒙特利尔埃科勒大专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中，14名女生被打死，然后凶手开枪打死了自己。）——作者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去思考。用这样的概念来诠释和表述的文字，自然更阔大而深邃。这是作者在学贯中西之后必然呈现的气度，这样的视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 把中国的命运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让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作者制造了一个思辨的迷宫，在大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开阔的思想，而从每一个细节描写，作者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思辨和质疑，思辨无处不在，质疑亦然。 作者精神的探索，最终得到了宿命的结局。最后的章节，面对加拿大和中国交叉的世界，面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立而不能求其解，作者一度沉入宿命和生死轮回，一种对精神不死的探索，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神秘。比如，茵茵在金发女孩身上的复活，扬扬笔记本的丢失与其母亲的去世，结尾处的节奏更是急弦繁管，更加不可控制地的走向未知之境。人物在生命不能承受之下，世界不再因为他人的存在而荒谬，世界被一种力量控制，世界是宿命的，而我与白求恩的所有故事，都是因为注定的“必须”。 附： “必须”之谜——《白求恩的孩子们》代序 文：薛忆沩 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个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 在与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紧排在四位伟大革命导师之后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他更不会想到，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精液”）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遭遇过的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一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我一直想写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恐惧它的真实。我知道，那严酷的真实会限制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自由。所以我一直在推迟我的写作，推迟过去的重现，推迟意义的实现……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噩耗，那疯女人的噩耗。那噩耗激起我的忧伤，又唤醒我的灵感。我突然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出“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刹那之间，真实与想象因为那奇特生命的死亡而融为了一体。 现在，大多数“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而且都还生活在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主宰着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命运。而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白求恩的中国。他们中间的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那最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自杀；另一个死于八十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误伤”。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物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背负着那两种死亡的包袱，在九十年代初，走了一条与当年的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在白求恩的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他登上横越太平洋的客轮的当天给他的“小种马”的告别信。信中的第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为什么白求恩“必须”去中国？我的写作告诉我，我已经在接近那用任何其它方式都无法接近的谜底。 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这“必须”之谜是我们共同的资源。它肯定会激起我们同样的惊叹，会让我们的想象力突破语言的边界，为文学发现更广阔更奇异的空间。 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共同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 （本文摘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

七月谈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7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比如三个国家的生日：7月1日的加拿大国庆日、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顾这三个国家的建国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义的解读，那就是——殊途同归。 美国在1776年决定和宗主国英国决裂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在此十几年后的1789年决定废黜帝制建立共和；加拿大在此很久以后波澜不惊地把1867年的7月1日追认为自己的建国纪念日。 美国的独立是一群官和民用武力和他们的祖国决裂：统治者对我们不公，我们不想忍受了，我们独立了；法国革命则是一群底层民众的暴力革命，以此推翻帝制而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加拿大则没有任何以上的暴力行为，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对他们家长式的宗主国英国说：我们长大了，决定离家出走了。 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可谓“殊途”，但是他们却走向了同一个目的地，或曰“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它们当时的不同的情感和策略，让它们“同归”的是它们持有的共同的价值观。 在这些价值观中，有着“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法制、民主、人权”。正是这些在今天被称作“普世价值”的理想，让它们殊途同归。 美国有着强烈的英国传统，而法国和美国英国非常不同。法国人迥异于美国人，也不同于英国人。而加拿大则同时有着英国和法国的血统和传统。这三个国家的殊途同归是否昭示着一种普适的人类社会的进化？ 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能肯定如果没有美国的革命是否会有法国后来的道路。至少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法国革命后的道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共和、复辟、再共和、再复辟、再共和。我不知道法国最终的道路是否受到了，或者是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无疑近代这些国家的道路没有一个是完全不受别的国家影响的。那么，如果没有美国的榜样，加拿大是否会是今天的样子。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如果看看英国，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加拿大即便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也不会差别太大。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流血革命的国家，但是它的进步却是世界上最为瞩目的之一。英国人所采取的理性的道路，值得每一个国家借鉴。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起来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有着革命的实质而完全没有革命外表的变革。这让人想起公元前580年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是一场真正的变革，却风平浪静。这也令人想到东欧的巨变，那“颜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其实和雅典“梭伦改革”和英国“光荣革命”异曲同工。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进步可以取不同途径：暴力的，非暴力的，介于之间的，而目的却并无二致——宪政和民主。 此乃“殊途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其民族性格和文化积淀，让它们“同归”的是共同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使得殊途同归成为必然，也正是这些价值被后世称作“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站在加拿大名城Kingston的亨利城堡（Fort Henry）上，遥望圣劳伦斯河对岸的美国，自然会想到当时的战争：彼岸是用暴力从英国分裂出去的美国，而此岸是英皇属地加拿大。当立志独立的叛国者和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在为不同国家战斗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今后彼此会成为友好的邻居——好到长达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不必设防，好到把两国许多城市共同参赛的职业冰球联赛称作“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俨然合二为一。亨利堡上狰狞的火炮和雄踞的炮台亲历了这世事沧桑，成为了这段历史沉默无语却心知肚明的见证者，以它特有的幽默向我们坦陈这段历史：在普世价值的感召下，刀戟转化为玉帛，敌视演绎成友谊。亨利堡也顺理成章地从军事要塞变成了游览胜地。 位于加拿大Kingston城外的Fort Henry，今天仍然飘扬着英国国旗。 这一切，只有在普世价值下才会有可能，只要在普世价值下就会变成现实。 7月，不管你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法国，你都会感到普世价值的真实存在。当然还不仅仅是这几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一个民主的美洲国家，一个民主的亚洲国家，一个民主的非洲国家，你都会感到这些价值的坚韧张力。当具有了这些价值，彼此曾经的战争最终会被和平取代，一时的敌意会被友谊溶解。 我不禁会想到贝多芬1824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不管你是否喜欢音乐，今天请你听一下《第九交响曲》，你应该会被这伟大音乐所感动。请你也倾听加拿大国歌、美国国歌和法国国歌，你是否从它们的不同中听到了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的共同价值——“自由”，亦即这三首国歌体现的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人类价值的普适性。 “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那旗帜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飘扬！”（美国国歌），“自由，挚爱的自由，与你的守护者一起战斗吧！……”（法国国歌）。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席勒作词的《欢乐颂》也是《自由颂》。 如果你还不懂“普世价值”，那么今天是你接近“普世价值”的时候了。尽管华夏历史上不曾有过为“自由”而战的经历，但是，它不应永远没有。 当我们今天再来看那些诅咒包含“自由”在内的“普世价值”却鼓吹独裁专制的“宇宙真理”的团伙时，不禁哑然失笑。这些人，今天只剩北韩的金家和其同伙了。“宇宙”到如此狭隘的地步，也该悔改了。他们其实从来不糊涂，看看他们为家人和钱财以及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退路——都是“普世价值”的国度，绝非“宇宙真理”的地方。 这个7月，似乎风平浪静，但潮流汹涌。如同圣劳伦斯河，流过Kingston，流过蒙特利尔，奔向大洋。让我们以加拿大国庆日的名义，向加拿大的价值——或曰“普世价值”——致敬。

冥想的玫瑰 文：嘉橙（蒙特利尔） 我上班的地方位于充满艺术风情的mile-end 区。在工作之余，我经常徜徉于洒满阳光的小街小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小区里都显得那么迷人、那么让人回味，好像你在这里度过了你的童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生长的地方与这里相距十万八千里。由此我想到，人类的灵魂深处一定是相通的，要不然这地方怎么会给我儿时的感觉，好像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第一次看到达利的画《冥想的玫瑰》也是在这儿的一家小画廊里。当然，那不可能是原作，是张印刷品，原作据说是私人收藏的。但即使是张印刷品，这幅《冥想的玫瑰》也给了我极强的艺术冲击和心理震撼。我惊诧于我的内心竟由一个第三者以如此鲜明的艺术形式展示给我看。再一找艺术家的签名，他是Salvator Dali！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多久，也没有意识到泪水是如何夺眶而出，直到店里那个年轻人把它卷起来放到我手里。他说一张印刷品值不了多少钱，况且他已经得到了补偿。 在这幅梦幻、夸张的画作中，蓝色天空几乎占去了画幅的全部，用以彰显冥想的状态。而悬浮在空中的玫瑰，异常鲜艳，与蔚蓝天空形成色彩上的强烈对比。 此外，玫瑰的形体之大与画面下方的土地山河，亦形成强烈的大小对照。无根的玫瑰抵抗住了地球引力，绽放在沙漠上空。 阴郁、干涸的地上，那对渺小的情侣，愈衬托出玫瑰的夸张和强大。冥想本身是一种无有挂碍的境界，而以玫瑰为主题，是一种超越凡俗之爱的表现，甚至超过地面上的一切。玫瑰飘浮在空中，除了象征没有负担没有重量外，也是一种冥想状态的心理显现。 初看这幅画时，我还不知道艺术评论是怎样解释这幅画的。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面旗帜、一种决心、一声呐喊，它张扬着顽强和超越。这里，玫瑰并非代表爱情，而是象征着女性生命的升华，她超越世俗、超越尘世，永恒地上升。她突兀、不成比例地悬挂于大地之上，就像是一种勇敢的宣言，宣称她要挣脱一切世俗的羁绊活出女性精神之美。玫瑰上那一滴晶莹的水珠，不单是相恋情人的眼泪，而是代表对人生终极悲剧的领悟。即便如此，她仍要顽强地生活、自由地绽放。这朵巨大的玫瑰无根无源，却依旧饱满鲜艳，凭借的只有她的精神、她的意志。那种对生命的热爱才是她生命之源；那片蔚蓝是她赖以生存的理性的天空。 萨尔瓦多·达利 人都说达利是个疯子，是个拜金主义者，可是他的旷世绝无的画风曾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对概念的超现实的诠释又怎能让后人企及？！他把不能言喻的思想通过意想不到的变形，出奇的分解，曼妙的组合，配上童话般的梦幻色彩传达给后人。他在画布上清醒地表现意志的混乱和癫狂，表现梦的不可理喻。他摆脱常规的束缚，把人类最底层的心思、也是最真实的一面挖掘出来。我总觉得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充当上帝的信使，他们是上帝派来启蒙世人的。我们凡人只要忽略他们的躯壳，而专心留意于他们所传达的信息。

试说古希腊民主制的启示意义 文 / 毕卓（蒙特利尔） 图注：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度的古希腊城邦 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发生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比较一下当时世界东西方的两个文明，发现它们当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制度。它们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奴隶的存在，阶级及阶层之间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看似特征如出一辙的社会，为什么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分道扬镳，谬之千里！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那段时间，是人类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先哲们不仅探索了民主、民本的思想，而且还勾画出模糊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蓝图，古希腊有理想国，古中国有大道之论。不论历史演化的如何，中国先哲们那悲怜苍生的情感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不亚于古希腊思想家们。然而高尚的立意和苍白的理论在历史上始终处于被高高挂起的地位。从“秦王扫六合”开始，思想探索、精神追求就停滞了，曾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诸子百家写荣光”的局面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在接踵而来的焚书坑儒的灾难中基本上荡然无存！!除了留下“楚虽三户能亡秦”的仇恨，文化精神的传承也开始堕落蜕化，变身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专制集权鼓舌摇唇。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民主梦依然是“同志仍需努力”，一个多世纪来的社会动荡和大变革牺牲了无数生命，换来的却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证明，必须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推演实现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为此目的，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范围寻找民主的根，把它嫁接过来。为此，我也尝试着回顾古希腊历史上的民主制度，用现在的思维，发掘出它应该显示的意义。跳出我们长期形成的固有的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民主。 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首先，民主制度虽然只能从阶级属性的起点开始，但它却有着超越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最高形式，是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共存形式之一。 历史已经证实，民主的发展只能从一部分人开始，从少数逐步扩大；既然社会人群分成为阶级、阶层，那么民主就只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民主制度不仅是阶级的产物，也只能是阶级的产物，这一点无须讳言。但是它的诞生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它带有所谓阶级的属性、利益的污点、时代的局限，但它的历史发展却越来越明显地的展示给世人，它可以超越阶级，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公共行为形式！这就是古希腊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不过，千万别把这种全民性想象得的那么简单，古希腊的民主制也是经历了几个世纪才成熟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它越来越显示出所具有的全民的功能，越到后来，就越明显。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所述，最初，民主权力的享有者是贵族和城市平民，地域限于平原，随后沿海发展和崛起，参与民主制度，后来山区也争取到了民主权力。这就是所谓古希腊三个民主派别的形成过程。最初，执政官只能由贵族院的人担任，不久就扩大到平民的第二等级，到了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大约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史书微不足道的介绍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意义长期被后世所忽视，也许是因为它走向全民性的趋势未能展开就随着文明的中断而结束，我们非常遗憾没有看到它正常的的发展应该走到的辉煌的顶端，但我们看到了它昭示的历史意义在一千多年后喷薄而出，人类终于在歪歪扭扭的前行中逐步回归到走向光明的方向。 翻开近现代世界史，民主的全民方式也是逐步实现的，这一点和古希腊民主制一脉相承。民主走向全民的步伐在美洲大陆继承了古希腊的精神。美国的黑人解放成为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那时起，民主的全民性的意义才得到展现，这正是古希腊民主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如果有人强调说美国黑奴的解放是被迫的或是其它种种原因，那就想想历史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吧，在此无须赘述。 民主政治的超阶级意义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希望，消除人们的顾虑。它告诉我们：即使有阶级阶层的存在，人们依然可以共生共存；即使有不同的要求、利益、追求、好恶等，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和平、公平的方式获得较完美的解决。 其次，不要把民主想得的多么完美高尚。 由于集权制度的需要，中国的传统观念习惯把执政者描绘得的完美高大。民主制度的千年演变给了我们活生生的注解：民主就是不同利益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民主在萌芽阶段，既说不上高尚也谈不上美好。说它不高尚，是因为它的根源在于私利的不同要求（实际上私利没有什么不高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利益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平民阶层的兴起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出现的最根本原因，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讨价还价迫使日益衰落的贵族答应平民参与政事，这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也用了八十多年才最终完善（从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到公元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所以民主不是要给予民众什么，它只是受到民众的约束而不得不做些什么，它是民众中每个参与者维护自身利益而认可的公共形式。有了它，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有了它，才有了哲学家思想家们升华它的可能。说它不美好，是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下还存在着大量的生命毫无保障的奴隶们，他们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生死由人；它甚至还以多数人暴力的方式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无辜送上了绞架，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仍然是当今社会条件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都遮盖不住它本质的光彩。民主的普遍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是在历史上逐渐展示出来的客观结果。即便是现代民主也不是万灵药方。如台湾的民主产生了陈水扁，日本南韩等移植民主的国家常常出现政治献金丑闻。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利益！反过来说，利益并不是坏东西。没有对利益的争取，民主制也不可能产生。古希腊原本是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世袭奴隶制，后来平民的力量壮大才有了民主制，这正是利益争斗的结果。进一步来说，也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障正当的利益，限制非正当的利益，使人间的罪恶，即使不能根除，但却不敢招摇过市，使我们的人类的文明，虽然历尽曲折，但总是能向着光明前行。 图注：梭伦和他发起的社会政治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没有利益也就不会有民主，这在中国有了生动又相反的演示。人民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共同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但没有了个体间利益的差异存在，也就没有了私利的不同和要求，从而也就没有什么私利需要争取，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就没有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私利的存在才有可能带来真正民主制的进步。 第三，不给予、不赠予民主权力是民主的本质。 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权力是争来的，不是给予的。古希腊的几百年民主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的人群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从卢梭伦改革开始只是个标志，而实际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君主制的废除、贵族院的集体掌权，国王和贵族的争斗就开始了。后来的平民参与，只是争斗的范围一直在扩大。这个民主制参与人数不断扩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人群相互争夺利益的过程，贵族和国王、平民和贵族、法庭和议会及公民大会等，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纷争都是在民主体制下进行的。民主制要争，争得的民主制又来确保合法地争。任何超出体制之外的行为和专权的企图都会受到各种形式不同的抵制。如果不是因为外来的野蛮文化明所终止，古希腊民主制只会在这种文明的争取利益的方式中更加臻于完善。可惜我们看不到也不能假设延续的古希腊民主制会是什么样子，但近代史上的民主制无可争辩地成为古希腊民主制的延续。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君主立宪、美国的独立和黑奴解放都是世界民主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它们无一不是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相互争斗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成为主流的时候，认识和强调古希腊民主制给我们的启昭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让我们认识到，民主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远古时代，在稍微有点平等意识的部落，人们通过很简单的民主方式就可以得到公平的结果。所以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问题就成了愿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做得成的事情。 民主从来就不是灵丹妙药，扬言民主能治百病是对民主的歪曲，它只是相比较集权专制制度而言是文明社会的“取其轻”的选择。即便从民主的形式功能来看，它也不是能选出最好的，而是避免选出最坏的，仅此一点就是其他政治体制无法比拟的。 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也暴露出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端，“多数人的挟持”仍然难以解决，选票所造成的媚俗作用，非理性的情感投票现象，凡此种种但仍然改变不了民主制的本质。 民主制得以生存，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文化中的神性信仰和对人性的认同、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适度的社会规模等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章节问题，不再多述，之所以探讨以上几点，主要是围绕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制度里长期被忽视或被曲解的意义以及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欢迎谈论商榷。 补言：以上所述是我二十年前的观念，这些观点在西方很可能早已广为人知。只是对国人、尤其是近年来出国的长期接受中国所谓传统教育的同胞有一定的意义，希望对读者转变观念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注：本文为时代学园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到市政府解手去 文 / 张庭华（蒙特利尔） “到市政府解手去。” 这是我听老外说的一句话。这话是在讲事实？还是在嘲弄政府？我不得而知。回忆当时老外说话的语境是在谈论物价上涨，语气是在抱怨政府对社会贫困关注不力。所以我想，这俩老外是对政府有意见，发牢骚。如果是这样，我则要把这句话译为“到市政府撒尿去”了。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能去政府机关大楼里解吗手？没有见过，我不知道。 8月16日上午，我和老伴到老港去观光人造沙滩。10点钟，我途径蒙特利尔市政府时，见市政厅大楼修葺一新，看上去漂亮多了。我拿出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市府大楼的新姿。这座西洋味十足的宏伟建筑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壮美。据说，这座大楼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蒙特利尔市政厅 蒙特利尔是北美大都市，七十年代前曾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也举办过世界夏季奥运会。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老外说是“city hall（市政厅）”，它座落在一个山头上。我坐在附近广场的树荫下回望大楼，忽见市政厅的大门开了。这时，我想到了“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我跟妻子说：“你等着，我到市政府解手去。”我心里想的是，去体验一下老外说的“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是真还是假？ 妻子说，能让你进去？我说，不让进我再回来。 横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我走向市政厅。大楼门前的花坛里鲜花盛开，两个植物造型花瓶形象逼真。我壮着胆子踏上台阶径直向大楼里走去。市政府大楼门前没有设岗，我顺利地进去了。进门我见一左一右男女两尊黄铜雕像。向里进了第二道门，有位老外绅士般地坐在弧柜桌内。他看我一眼，说了声“Good morning！”我赶忙回话，随问：“Where is the washroom？”老外向右侧指了指，态度和蔼可亲。 从厕所出来，我慢慢地环视政府大厅。古老的吊灯，雅致的议会厅。整个厅堂装饰得简单朴素，没有我想象中的堂皇与奢华。我问能否照相，老外说OK。我想我是外来移民，一个尚未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平民老百姓，今我借口入厕，也登上了市政厅这大雅之堂。我很自豪。 这时，来市政府大楼的人多了。人们进来各行其事，有来解手的，有带着孩子来的，有两个孩子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拿大的普通老百姓确实是能自由地出入市政府机关。蒙特利尔市政府就是一座楼，没有院子，也没有挂牌子，墙上没有政治标语和宣传口号。这在我亲身经历之前是想象不到的。 听说我进了市府大楼，我老伴很惊奇。她说：“我也去政府大楼里看看。”老伴的腿刚换了膝盖骨，她拄着拐棍向市政厅走去。老婆子好奇，她大概也想去体验一下加拿大政府与她所知政府的不同情况。40多分钟后，老婆子才回来，等得我心焦。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问。 “那楼里大着呢，我都看了看。你去地下室了吗？”听了老伴的话，我后悔没有在市政府大楼里多走走。比如说地下室。再如我能否坐电梯上去呢？老伴手里拿着折叠画页，她说是在市政府大楼里的架子上取来的。打开画片来我看，一份是介绍市政府服务职能的指导册子，一份是市长等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照片。加拿大市政府没有人造的威严。市政府也没有感到老百姓对自己有什么不安全。权力在这里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到市政府解手去。”这句话在加拿大我真的做到了。看来老外说的确实是事实。我真没想到，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里的厕所竟然是对市民开放的，这不是公共厕所吗？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牛！”难怪有人这样说。 退休前，我在中国工作的三个单位都有门卫。门卫就是守门人。门卫的主要工作是把守大门不让闲杂人员入内，兼做收发邮件。像省、市政府这样的大机关，门卫都是武装卫兵站岗放哨。一次我去省委组织部找老乡，卫兵拦我问找谁，我告诉他姓名，他打电话给那人，征得允许后，卫兵让我填写登记。姓名、年龄、单位、事由、身份证号、来去时间等一应俱全。后来，我去省人民政府取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加拿大签证。省政府卫兵拦住我问何事。如实相告后，卫兵领我进了接待室，柜台里一个人让我出示身份证，也要我填写来客登记。另一个人从柜台后出来，警惕地上下地打量着我，让我拉开提包检查，又让我从一个安检小门里走过，跟登飞机过安检门一个样。我是国家公民，又是一个老人，政府对我不相信，如临大敌一般。 北京的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前有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华门门里门外两侧站着四个持枪荷弹的卫兵，让人望而生畏。 中国是一个多“门卫”的国家。历史上的城门有卫兵，相帅府大门有军卒，侯王爷门口有家院。现如今“把门人”叫“保安”，统一着装，戴大盖帽，威严了许多。上次回国，我听到一个农民说的顺口溜： 一进城，吓一跳，到处都是大盖帽。 有黑的，有兰的，到处都是要钱的。 自从我来到加拿大，应邀我到市政府开过会，市长和我照过相。在魁省议员召开的听取民意会议上，我发过言，我表达了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凡事一经比较，孰优孰劣也就十分清楚了，您说是吗？

飞越贝加尔湖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搭乘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加航AC087，起飞后一路向北，取道北极。冬至将近，正是极夜最长的时节……该到北极了吧？舷窗外，一片漆黑。我躺下居然还睡着了几个小时。 醒来打开舷窗已是白昼，极地已过，飞机正在俄罗斯境内。我好奇地观察着地面的景色，从逾万米高空，仅见灰白两色相间的广漠，那是雪原和未被雪完全覆盖的植被。 从加航AC087俯瞰的贝加尔湖。图的左侧是湖的北岸。 突然，一片巨大的蓝色水域印入了我的眼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贝加尔湖吗？我拍摄了这难得的景色，然后从飞行实时地图上找到了当前位置——确是贝加尔湖，飞机正飞越湖的西段。 “贝加尔湖”，耳熟能详。我想到了“苏武牧羊”和那个时代。 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汉朝和匈奴交战，苏武被匈奴俘虏后发配在北海牧羊。而这个“北海”，就是“贝加尔湖”。苏武在北海一过便是19年，期间，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李陵多次游说苏武，让他皈依匈奴，苏武坚决不从。这正是苏武后来被尊崇的理由。 李陵则没有苏武的福气，浴血奋战后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而为此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家人和族人。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广为汉朝打天下之贡献无人出其右，而后人却被汉朝皇上灭族。 相比汉武帝，匈奴的单于远显得开明和仁慈，李陵投降了被重用，苏武不投降也未被杀戮。苏武在匈奴19年总体未遭虐待，而苏武也并不像后世描绘的那样忠贞。单于劝降不成，也以礼相待，还给苏武撮合了一位匈奴女子做夫人。有家室的苏武也没拒绝，与之还生了一子苏通国。苏武后来回汉，单于也准许了。苏武只身一人回到汉朝，不是单于不肯放家室，而是苏武不要胡妻也不要其子，以表对皇上的忠贞。只是后来皇上开恩问及“是否有子嗣在匈奴？”苏武才说“和胡妇生有一子通国。”既然皇上恩准，苏武乐意，单于便把苏通国还给了汉朝和苏武，但苏武并不要他的匈奴妻子。不管苏武曾被粉饰得多么高大，此事足以展示其渺小。 在北海期间，苏武曾被告知家人被朝廷所害，然而无动于衷。后来听到汉武帝死了，却面南跪哭，昏死过去。这是什么奴才人格？令人想到今天在朝鲜上演的哭哭啼啼的驾崩闹剧。这闹剧当年中国也上演过。1976年，我还在太行山苟延残喘。一日，闻哀乐袭来，便盼好消息，果然是“万寿无疆”，窃喜“终于死了”。举国上下一片嚎啕，或被迫，或自觉，前者被迫无奈，后者令人齿冷。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苏武们越来越不屑，他们对生灵涂炭无动于衷，却对主子热爱有加。一个人如此，就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而一个民族如此，则是一个道德有缺陷的民族。 毛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在文化上类同，前者的只崇毛教和后者的独尊儒术如出一辙。苟延残喘的子民无处遁逃，只好逆来顺受。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永远健康”也终于混不下去而出逃，目的地就是贝加尔湖北畔的伊尔库茨克。不过他终未抵达目的地。 飞机已经掠过伊尔库茨克，这个地名，恐怕很多国人已经不记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一切和真实有关的都会被忘却，历史真相便是；而一切和颂圣有关的却会被牢记，粉饰忠君即然。 中国所谓的“大义”，不在正义，而在忠君。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仅以他对朝廷的忠诚为标准。华夏两千年来对苏武的歌颂和对汉武帝的崇尚源于同一目的，前者要臣民只效忠君主，后者仅歌颂铁腕统治，皆为巩固统治。这种忠君和慑服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和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我赞同资中筠先生在《方孝孺和布鲁诺》中所表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信仰之迥异，在于尊皇上为至高无上还是崇真理为不可妥协，这也是中西文化之本质差异。 司马迁和李陵苏武是同时代人，虽然我对《史记》并无多少褒奖，但我钦佩司马迁的勇气。他为李陵的投降开脱，明知会因此获罪，却仍直言不讳，也许体现了那时的“士”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压垮。但是，司马迁遭遇宫刑却正说明了汉武帝们要消灭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的阳刚。秦始皇要消灭异见的读书人，而汉武帝要让知识分子失去自我而为他所用。 如果说秦始皇从肉体和人格上消灭了异端儒生，那么汉武帝从制度和文化上消灭了思想自由。正是他们穷凶极恶，才被后世的独裁者尊为“秦皇汉武”。 我可以歌颂那个时代汉人抵御匈奴入侵者的浴血奋战，因为那是保卫他们的家园，但我谴责汉武帝为扩大版图的战争，因为那是别人的家园。我绝不和汉武帝为伍。 贝加尔湖，和它数百公里的长度相比，它几十公里的宽度显得狭窄。飞机向正南只用几分钟便飞越了贝加尔湖的西段。对我来说，飞越的还不只是这堪称宽阔但在现代文明面前却显得狭窄的湖面，还有这两千年时光。苏武、李陵、司马迁和汉武帝，相继隐约在贝加尔湖上空。两千多年过去了，并未烟消云散， 该进入蒙古了吧，再向南，就是现代的中国了。谢天谢地！汉武帝的事业没有扩大到全世界，否则独尊儒术和奴颜婢膝就会到处泛滥，甚至连出国都不可能了。与其让所谓同祖同宗的暴君统治，绝不如和素昧生平的善念为伍，我说的是——自由平等博爱。

知识分子的真正悲哀 本文为雷颐老师《孤寂百年》新书沙龙上与刘瑜老师的对谈及与读者互动的实录。第一部分为刘瑜老师主讲，第二部分为互动，和大家分享。 　 part 1 1.百年前的很多见识，比现在要高明 谢谢理想国和雷老师的邀请。我对民末清初和民国的历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师粉丝的身份来打酱油的。 刚才雷老师反复提到这本书里的很多人物与我相关，因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国的留学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国待过。我就想，如果这么攀亲戚的话，连奥巴马都是我的师兄。他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转学到哥大，应该说是我的师兄，而且是“亲师兄”，因为他当初也是政治学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奥巴马，可以给我打电话。 关于《孤寂百年》这本书，我也是这两天才真正坐下来看。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看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牵涉到的很多争论，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样的争论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复活了。 比如这本书讲到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在我们今天，就是所谓的“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再比如书里讲到19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斗争，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方舟子。还有这本书里讲到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内部有一场关于“民主还是新式独裁”的争论，换到今天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强调民主还是强调国家能力”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真的带来时光穿越的感觉，仿佛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认识的原点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百年前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比如关于爱国。我读一下梁启超“爱国论”里的一段话，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他说，什么是国家？民众的积累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政治？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爱国是什么？民众爱自己就是爱国……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压制民权，等于是放弃了这个国家。如果说民众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今天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认识水平？ 再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儒宪派在论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宪政，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虽然古代有类似于诽谤木、敢谏鼓、御史台等等限制君权的设置，但这些设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一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之发生。”这些机关的首领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没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使举其职难矣。” 联系到中国的反腐，用他的观点来说，如果下级机关来监督、约束上级机关，能监督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的提问。从他对爱国这个问题，对所谓宪政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意识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这让我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 2.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权力的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现实，甚至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雷老师这本书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如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但是，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始终在寻找愿意听从他的当权者——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还有雷老师的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但是我觉得，除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以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高度就是不够，比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包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哪怕是像中国当时非常少数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坚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适，他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认识也是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立刻想到“强权拯救世界”，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说理的时候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3.说理和强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强权是最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说理，而说理没用，对牛弹琴的话弹得再好听也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百无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长线的历史去思考，强权真的那么厉害？比如斯大林厉不厉害？他当然掌握了强权，苏联不照样覆灭了？希特勒厉不厉害？最后第三帝国不照样衰亡了吗？毛主席厉不厉害？照样不是要改革开放吗？ 当然你可以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灭是因为美国更厉害——可是，难道美国的厉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基础没有关系吗？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那些在短期内成王败寇的人真的经得起历史长期的检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说理，还是理性的力量，还是观念的力量。那种完全靠强权取得的暂时的胜利，的确知识分子对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违反人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绽放的，最后你还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所以知识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自负，要么是极端自卑的两极状态。极端自负时，就觉得我要治国平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极端自卑的时候，就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对工农要自我改造。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言兴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说理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也不是太悲观。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可能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可能是95%，还有市场经济的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众观念的变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 part 2 1.左翼思潮和中国传统能接上轨 刘瑜：20世纪上半期左翼思潮，在中国格外严重。因为左翼思潮和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是能接上轨的，所以它格外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比如中国传统上讲“不患寡患不均”，左翼讲“财富再分配”；还有中国传统讲“日省三身”，共产党讲“思想改造”，都是能接上来的。包括像社会主义经济，且不说王莽他们搞的社会主义，朱元璋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主义者，这都是左翼思潮的传统土壤。在西方，虽然20世纪初期也有知识分子向左转的趋势，但他们毕竟还有自由主义的根基，所以即使最左的时代，也还有哈耶克、奥威尔的脉络。一旦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结束，自由主义的脉络就重新抬头，到80年代有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回潮，就是自由观念重新占据明显上风。 虽然总有人讲西方的危机、西方的没落，但我觉得西方人对自由、宪政、人权的观念，还是他们最核心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全世界，也还是具有不可匹敌的吸引力。比如我们媒体上看，似乎全世界人民都恨死美国了。但是你看皮尤调查中心每年的调查，象2013年，问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度，还是有66%左右，也就是66%左右的全球民众是喜欢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观的，这还是中东地区拖了后腿，因为中东地区大概只有20%的民众喜欢美国。相比之下，同年全球50%的民众喜欢中国——这是一个参考数据。 像福山，最近几年写关于国家能力的书，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他的书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他的问题意识，如果用比较简化的方法来说，一个是来自于中国的崛起，他需要解释这个问题；第二个是伊拉克、阿富汗所发生的灾难，他也想解释它。所以他就找到了国家能力这个维度。但他自己也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要国家能力、民主、法治这三脚支架同时发展。他也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能力的传统太强大了，民主和法治的两个脚太薄弱了，中国应该发展这两方面。但是因为他讲了三只脚，盲人摸象，各取所需。 2.左翼的声音特别大 刘瑜：整个西方知识界、媒体都是对所谓温和左翼抱有同情态度。即便是美国，也是左翼的声音特别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西方媒体偏见很严重。如果让我们对这个偏见倾向做一个判断的话，一般我们会讲，媒体是资本家养活的，肯定媒体是偏向资本主义、偏向资产阶级。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调查的结果，就会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甚至正相反。比如在美国普通民众当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数是不相上下的，中间可能是2、30%，这边可能30%多，那边可能30%多。但是，在新闻记者里面，民主党可能占了75-80%，而共和党的记者只有10-20%，大学老师也差不多。在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中的左翼偏见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可以另说。作为媒体记者，如果你不能成比例地呈现社会观念和社会问题，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在西方，恰恰是温和左翼的兴起压抑了激进左翼的兴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左翼偏见则未必是坏事。比如美国很多右翼非常讨厌罗斯福新政，因为它将很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引入了美国，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比如美国学者Martin Lipset就说，如果没有罗斯福崛起，可能结果就是美国的斯大林崛起。 3.老大哥与民主化 刘瑜：从70年代开始就有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有几十个国家从威权体制走入了民主体制。有一些是比较成功的，有一些就不太成功。如果我们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比较失败，一般来说我们会找到几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发展的程度——像东欧，为什么民主化比较成功？显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非洲、中东要好。还有国际体系，从7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我认为国际体系是有利于民主化的。说白了就是美国霸权的时代——当“老大哥”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时候，它所提供的安全体系有利于什么制度发育，不言而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文化，我自己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在向民主靠近，比如最近你看到中国很多环保方面的运动，不要把化工厂建到我家门口；当城管、警察打人的时候，引起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和抗议；又比如今年的春晚，当时有一个节目说女神和女汉子，嘲笑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在网上引起很多的争议——春晚嘲笑残疾人、嘲笑胖子，每年都是这样的，只有在这两年，成为了争议性话题，这本身也显示民众观念的变化，观念的水位在变化。再有一个因素，是收入差距。比如，拉美的民主化，虽然80年代以来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质量始终还是有些问题，腐败比较严重、民粹主义比较严重，尤其是这几年，在拉美发生了一场所谓“粉红色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拉美的贫富悬殊严重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用这些条件来分析中国。我觉得，经济水平、国际体系、文化条件方面，中国的准备已经有相当基础。但是贫富差距来说，中国的条件不太有利，贫富差距太大。 因为我研究美国比较多，所以谈论美国比较多。很多人说，你不能老拿美国来说事，美国发生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但是紧接着，他们就拿菲律宾、印度和肯尼亚说事，似乎这些国家发生的可以套用在中国身上。我觉得正如美国的“国情”和我们差别很大，印度、拉美、菲律宾和非洲的“国情”和历史，跟我们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真正谈可比性的话，一个是东亚地区——文化跟我们相近；一个是前苏东地区，跟我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拿这两个稍微有可比性的地区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历程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一定强调可比性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地区找到一些经验教训。 4.民粹和民主的区别 读者：现在总是有些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民粹的思想，每当有人在网上为弱势群体说话，他们总是说这是民粹。我想请教两位老师，你们觉得现在中国是否存在民粹的风险？ 刘瑜：我觉得任何社会都存在民粹的危险。民粹和民主的区别是很微妙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大学老师，如果我跟学生说，今年不用期末考试了，大家每个人都得90分，这就是民粹。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没有理性的力量在背后作为决策的基础，仅仅是为了讨好民众，这就是民粹。民粹和民主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社会是否有一个协商机制，并且在这个协商机制当中，理性的力量能够占上风。但是前提是要有一个协商的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在有一个协商机制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时刻、所有的问题上都一定会是那个理性的声音占上风。但是，民主机制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内置的纠错机制。比如由于民众对核电的原理、对核电的危害并没有真正了解，导致某个核电站没能上马。假如这被认为是民粹的表现，至少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面，人们可以辩论这个事情，不同的意见可以呈现；当核电不能上马，导致经常停电，或者是国家的工业生产上不去，人们有可能在四年、八年或者十年之后重新决策这个事情。 相比之下，威权体制下的民粹主义不但可能程度更严重，而且缺乏内在的纠错机制。举例来说，暴力土改在我看来是最显然的“民粹”例子。“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小姐的床我也可以滚一滚，把你们家的地都拿来分，这还不够民粹妈？但是我们发现，暴力土改往往发生在专制极权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反而在民主化比较成熟的国家，很少看到那种通过暴力强制性剥夺别人土地的事情。最近的暴力土改发生在津巴布韦，这也是发生在它的体制最威权的时期。在威权国家，恰恰是因为一个政权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所以它要从效果上、从福利分配上去收买人心，所以民粹常常成为极权国家建立和维系政权的手段。 而威权体系的纠错能力是很差的。当然威权体系也有纠错的可能性，比如下一届领导人更开明了、更开放了。但是，威权体系的纠错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中国是怎样才走向改革开放的？是文革、是大饥荒、是大跃进这种极高的社会成本之后才走向了纠错。我不能说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一定不会出现民粹主义政策，但我认为这个机率在威权体制下更高，而且纠正起来更困难。 雷颐：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有没有合法的程序，民粹和民主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能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他们发言的权利，他们的言论能不能获得保证，能不能说出来，而不受到各种压力，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区别。民粹往往是和威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贪污腐化横行，很容易激起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如果发生冲突，首先会说这个人是不是官员，如果是官员，网上就一片谴责之声。 5.为什么还要强分你我、他者？ 读者：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似乎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主导的。两位老师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进行的文化选择呢？ 雷颐：我反复强调“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没有超过从戊戌变法到辛亥这个时期。“五四”那个时候的识字率还是有所提高，杂志更多了，这跟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五四”把激烈的、全面的反传统推动得影响更大，从社会思想变成了社会思潮，所以人们习惯性地用“五四”。我这本书（《孤寂百年》）谈到反传统，恰恰想纠正的就是这一点。 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还要强分你我、他者，谁是他者，谁不是他者？北京受西方的影响，相对于外地，北京又是一个他者。只要是我的，通过我吸收了、消化了，就变成我的东西了。这就是人的文化选择、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哪里没有变化的？我们现在说话，按照强分你我的观点，我们都没办法说话了。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词，解放、卫生、健康、逻辑、经济全部来自于西方，来自于日本的新词，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最近才知道我们用的“地下室”都是来自日本。 这些强分有意义吗？实际上在近代已经分不开了，我经常写文章举例子，张之洞是最开明的。他在湖北办新学，有很大贡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批日本的新词流入中国，比如中国的传统叫做明学，就不行，就被来自于日本的逻辑所取代了。他有想分开这个，他办新学，而不想用新词。他办学校，他让幕僚起草办学的大纲，幕僚就说要注意健康。张之洞看了就非常生气。觉得“健康”这两个词就是日本名词。他就批了，健康乃日本名词，用它可恨。这个幕僚说“名词亦日本名词”，名词也是从日本传来的，用之也非常可恶。我们今天在这个咖啡屋，它是西方的吗？咖啡又是来自埃塞尔比亚，我们就追溯咖啡是东方的。非要追究它是东方的，然后说我们在这个咖啡屋里讨论政治的正确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异国情调。 我还是强调人的文化主体性就表现在我可以吸收其他的。只要我吸收了就变成我的了。 刘瑜：我非常同意雷老师说的。我觉得中国人已经是文化上的混血儿了，很难分清楚哪些观念来自西方，哪些来自中国传统，哪些来自于所谓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国有一批比较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本土的传统文本当中找到支持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似乎中国人还只能通过传统的棱镜去认识自己和世界。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误解。 有多少中国人的世界观还主要是被“传统”所定义？如果我问大家，你们如果生了女孩子，你们觉得女孩子应不应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回答是。以后你的孩子，你想让他学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会说，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呗。你对同性恋怎么看？很多人会说同性恋就同性恋呗。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至少在城市受教育阶层里，已经生长出来了对自由、对自主性、对平等观念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西化”了。如果很多人已经能够接受平等、自由、开放、自主性，为什么一定舍近求远地找到孔子、孟子说了什么，用它来说服当代人呢？难道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说过，我们对同性恋、对孩子的专业、对女孩子教育权利的认识就应该不同？ 至于变化从哪里开始的，刚刚你提到五四。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开始时讲到的，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思想、观念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思想文化传播者在社会中的作用。西方发明了汽车，我们也想开汽车。并不是因为胡适说开车好，你才去开车，而是因为开车真的方便。我们“照搬”了来自西方的电梯，也不是因为蔡元培说电梯真的很好，你们去坐吧，而是因为坐电梯就是方便。西方的很多东西在中国的传播，未必需要知识分子的媒介，而是因为在制度竞争和器物竞争的过程当中，人们根据趋利避害原则自然有自己的选择。 注：本文转载自“理想国”公众微信号。

午夜巴黎 文、图 / 枫子（蒙特利尔） 每个人对巴黎都有自己的演绎。他（自从那幅《自由引导人民》油画反映的1830年法国革命后，Paris在法语中就由阴性词变成阳性词了）是知识分子倡导的“革命之都”，是奥斯曼改造的“现代之都”，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罪恶之都”，亦是雨果眼中的“文明之都”，是埃菲尔缔造的“神话之都”，又是现代艺术家们集体描画的“魔幻之都”。 这样一座“集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于一体的城市”（——维克多•雨果），概括了人类最主要的文明和历史。关于他，地球上每个角落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来诠释。 76岁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选择了一个既魔幻且浪漫的角度来描绘巴黎：1920年代——---他心目中巴黎的Golden Aage（黄金年代）。 这部Midnight in Paris（《午夜巴黎》）的电影叫我足足看了四遍。明明它就是一部拍给文艺青年看的浪漫轻喜剧，可我看得并不轻松：影片中再现的那些作家们偏偏是我挚爱的，那些画家们偏偏是我崇尚的，那些老旧的音乐偏偏是我最钟情的，还有，还有巴黎那雨，那夜，那街灯，那石板路，那大街小巷里的一切！太多讯息，太多回忆，每一个镜头都自有它真实历史的出处，每一个人物都连带着他背后的作品和思想。这简直是一场太过华丽的饕餮盛宴，全是山珍海味，没有萝卜青菜，一时还真叫人难以招架难以消化。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组巴黎明信片式的展示，在萨克斯风吹奏的Si Tu Vois Ma Mère的音乐伴奏下，伍迪•艾伦整整用了3分又10秒来一一展示巴黎的地标：塞纳河，古街道，卢森堡公园，圣心教堂看出去的巴黎全景，红磨坊，香街及凯旋门，花神咖啡馆，塞纳河畔书亭，协和广场，卢浮宫，蒙马特，埃菲尔铁塔，……整整60个场景，从晴天到雨天，从白天到夜晚。一上来就堆砌就罗列，毫不掩饰地把伍迪•艾伦心中最美的巴黎强加给你，好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闪动着亮晶晶的眼睛对你说：看哪，这些全是我的宝贝！ 他不在乎这是否太Hard sell，是否不够深沉委婉。这加了美国爵士乐元素在里面的巴黎，叫人炫目，使人凌乱，是一个美国佬的演绎，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浪漫巴黎。 同他的系列城市片一样，《午夜巴黎》中描绘的也是美国人在他乡的境遇。Gil是好莱坞的编剧，有着Golden Aage Ssyndrome（黄金时代情结），最神往1920年代的巴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是他崇敬的伟大文学家。当他一次次在午夜时分被古董车载走穿越回巴黎的Golden Aage，当他亲见那些只有从书本中读到的一个又一个文学艺术大家，那种热切神往变成现实后的不可置信，欣喜惊惶，令我怀疑这一切就是伍迪•艾伦自己曾无数次做过的白日梦里的情景。 画家可以用绘画，音乐家可以用旋律，作家可以用文字来描绘自己的梦。而伍迪•艾伦不只是导演，还是编剧，还是著名的爵士乐手（定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演奏，更在2008年来过蒙特利尔“国际爵士乐节”献艺），所以幸运的他可以用电影——这集大成的综合艺术形式——来充分描绘他的梦。他描绘得放肆，我更看得贪婪！ 在电影里，伍迪•艾伦借着一个好莱坞编剧之身，实现了一次自己对1920年代巴黎音乐、文化、艺术的穿越之旅。 整部影片里他一共在午夜穿越了四个晚上，亲见了20来个偶像，以巴黎所有知名地标为背景，所选音乐都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不单止置身其中的男主角Gil看得眼花缭乱，一时间醒不过神来，像我这样对那些人，那些景，那些音乐或了解或熟悉或有点印象或完全不甚明了的观众，感觉更像是一下子跌倒在云里雾里，懵懵懂懂，一时间分不清这都哪跟哪、谁是谁了。 菲茨杰拉德（左） 他穿越见到的第一个大人物就是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他和他那神经质的太太Zelda正在幻觉派艺术家Jean Cocteau的Party上，Gil不敢相信坐在钢琴前的正是他的偶像音乐家Cole Porter，唱的正是那首有名的You've Got That Thing……你看，一上来就是一股脑名人名作的堆砌，以致于影片中不得不频繁地打出字幕。然即便字幕也不足够，比如菲茨杰拉德的妻子，那个嫉妒多疑固执自卑、直接导致了伟大的菲茨杰拉德创作的枯竭和早逝的红颜祸水，影片中没有对她做专门的交代，好在我读过海明威关于他们夫妇的详细描述，我也猜想会不会伍迪•艾伦也是从《流动的盛宴》里攫取了许多的细节和灵感。因为影片中Zelda的台词虽不多却被演绎得栩栩生动有血有肉。 遇见海明威（右二） 还有斯坦因。海明威把Gil带去斯坦因（美国女作家，“迷惘的一代”的提出者）的家里，海明威对斯坦因的信任，及斯坦因对毕加索绘画寥寥数语一语中的的批评，文学青年向斯坦因讨教时的虔诚和小心翼翼，电影中将这些发生在100年前的事情、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与我在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中读到的一模一样。我私下里猜想这本书也被伍迪•艾伦读了又读，我甚至都猜想他会不会从这本书书出发，为《午夜巴黎》首先塑造了一个崇敬海明威的剧作家，然后由海明威带着他回到1920年代的巴黎。他后来爱上的那个女子，他后来几次的午夜穿越，都是从海明威带他去斯坦因的沙龙开始的。 斯坦因（右一）的沙龙 好在海明威在自杀之前出版了这本《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不单止是他自己于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生活的一段回忆，其实更是关于1920年代巴黎文化艺术界的珍贵史记。就像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的记述，是观照19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心态与命运的一面镜子，那关于史实的记载意义远大于小说的写作成就，可以说巴黎颁给她龚古尔奖应该不无这方面的考量。而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虽是生活散记，在文学价值上无法与他的恢弘巨著相提并论，可它赠予我们多少真实历史的回忆，因而书中的那句“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已经成了巴黎名片上唯一一句导游词。 海明威是电影里男主角的偶像，我猜想他也是伍迪•艾伦的偶像。《午夜巴黎》里各路名人大家如走马灯似地出场，片长所限不可能每人都能给予充分展现，而海明威却有着大段独白的机会。他说：“（我的）书之所以是好书，因为它是诚实的书。只要故事是真诚的，只要行文干净而率真。”我想伍迪•艾伦在编导这部电影时的用心，与海明威写作时一样，都是真诚而率直的。 76岁的他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童真的一面，借着男主角的傻劲尽情地表达他的率直。比如一个场景，Gil的女友问他：明天我们去凡尔赛宫吧？Gil说：不行啊，我们不是要去利普啤酒馆吃午饭吗？我认识一个教授，在那吃饭时见过乔伊斯（爱尔兰作家）在吃他的德国泡菜和法兰克福香肠……看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了，觉得自己和Gil，和伍迪•艾伦都是一伙的！我太能理解为什么这样拐弯抹角的一个故事都足以驱使男主角想去那里吃顿饭，这么天真的想法，在那些“正常的”老于世故的人看来真是幼稚到极点。可我能明白Gil的推理：他认识的一个教授见到过乔伊斯，也就等于他和乔伊斯之间有了间接的联系；而乔伊斯用餐的餐厅，他所享用的食品，便被乔伊斯迷赋予了神圣感。所以Gil想去利普啤酒馆吃餐饭，点一客乔伊斯吃过的菜肴，这样做就仿佛一场仪式，一个能与偶像心灵最贴近的神圣方式。 我也正是常常这样犯傻的，以我几十岁之身做出一些天真幼稚的举动。对我来说，那些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的作品精神已经融入了我的骨髓，任何与他们有牵扯的事物在我看来，就是能最近最直接触摸到他们思想和灵魂的媒介。朋友怪我总去墓地闲逛，可是我最爱最敬仰的人都躺在那啊。蹲下身抚摸一下他们的墓碑，轻轻拂去积在上面的尘土和落叶，那一触，就好似与我的偶像产生了灵魂的共振，能量的连接。又好比一些地方，因记录了一堆的历史，牵扯着一堆的名人，诞生过一堆的主义和流派……于我就是神圣的所在。所以我愿意坐在Le Procope，在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们用餐的餐厅里享用智慧美食；我也会慕名跑到花神咖啡馆，坐在萨特和波伏娃的专座上，好像那样我就能深得他们的真传；也曾为了海明威找到丁香园咖啡馆，手指抚过他常坐的吧台，我知道他在这里喝牛奶咖啡，在这里写《太阳照常升起》；我也专程去拉雪兹公墓看望斯坦因，只为她曾经帮助过年轻贫穷的海明威。这样的举动于别人也许毫无意义，于我却是神圣无比。 所以我这样津津有味孜孜不倦地看了四次的《午夜巴黎》，也是因为里面再现了太多我所敬仰的人物，在内心里我曾与他们那样感情深厚。Gil爱上了Adriana，我对她发生兴趣不因为她是毕加索的情妇，Braque（立体派先锋）的情妇，是因为她还曾是Modigliani的情妇。Modigliani是我极其喜爱的意大利画家，我的前屋主留给我一幅他的画，其笔下细长变型的人物令我着迷，于是从此我深切关注他，找他的画来赏，找他的传记电影来看。所以当这个名字从Adriana的嘴里一说出来，就仿佛将我带进了一个并不感到陌生的环境，我和她一下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 Adriana与Gil 《午夜巴黎》讨巧的地方也在于此。那些鱼贯而出的一个又一个名人大家，其中总能有谁正好与某个观众的思想灵魂相契合。但这也正是难于把握的地方。都是名角，都是各自山头的大王，导演对谁都不忍舍去，可又不能全都一一正式推出，于是只好委屈一大帮名人来衬托少数几个名人。于是我们看到： 跟达利一起喝酒的是超现实电影大师Luis Bunuel和先锋派摄影师Man Ray。陪伴在劳特累克（画红磨坊闻名）身边的是高更（象征主义先驱）和德加（擅画芭蕾舞女孩）。其他大人物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T.S.艾略特，野兽派先驱马蒂斯等，都只能以微笑示人，一笔带过。 关于巴黎的什么都重要。好在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立体全方位地表现事物，于是那些举世闻名的地方就成了故事发生的所在：莫奈池塘，凡尔赛宫，罗丹博物馆，橘园博物馆，杜乐丽公园，红磨坊，莎士比亚书店。那些旧时代最迷人的歌曲就成了不同场景下的背景音乐。 别忘了伍迪•艾伦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爵士乐手。猜想男主角最钟情的美国爵士乐大师Cole Porter一定也是伍迪•艾伦所钟情的，不然为什么贯穿整部影片的都是他的歌曲：You've got that thing，let's do it，以及他向巴黎致敬的I love paris。当我看到Cole Porter就是百老汇著名歌舞剧Anything Goes的作者，自觉得在心里与他又贴近了许多，因为我曾在百老汇看过他的这部音乐剧。这种拐弯抹角的连带关系带给我的惊喜，就像我7岁的宝宝每当走进一家熟悉的地方定会欣喜地喊道：我去过这里！而吉他曲Bistro Fata又是Stephane Wrembel的杰作，他与伍迪•艾伦在《午夜巴塞罗那》里面合作过的吉他曲已经深入我心。 影片里我最爱的音乐是Parlez-moi d'Amour。这首写巴黎的老歌经手风琴的演绎更加深情悠远。每当男主角Gil一个人漫步时，当雨天，当夜晚，在石子路上，在塞纳河畔，这手风琴声就伴随着他，烘托着他悠悠的思绪。他心目中巴黎的Golden Aage是1920年代，而Adriana心中巴黎的美好时代是1890年代，而1890年代的艺术大师们心中的黄金年代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家都在追踪着自己心目中的过去好时光。每个人赋予巴黎的想象都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大家都深深迷恋着旧时代、从前的那个巴黎。 美好的巴黎是难以言说的。旧日的巴黎，雨中的巴黎，夜晚的巴黎——我心中美好的巴黎与伍迪•艾伦的刚巧一样。

东方活化石（2） 文：王亭苏 满清三百年最值得同情的是女人。三百年的光阴女人们似乎只能穿一种未经过多少改良的服装——旗装。 旗装的鲜明特色是宽和大。色彩的搭配上似乎也不讲究审美，任何色彩都可以被杂糅在一起，然而缺少东方繁复富丽的韵致，呈现出一种乡气和时髦的土气。样式上似乎也都大同小异，不见深刻变化。宽阔的袍褂下女人被隐藏起来，只露出一张有几分畏缩的脸。宽和大似乎更能代表文化上的意义，里面除了装着女人的肉体还同时装着四平八稳和三从四德。 中华文化似乎很排斥女人的触目，然而在盛唐时似乎女人在着装上有另一番景象，从敦煌的壁画上可见一斑，盛唐服饰明丽富贵，尺度上也更见开放和大胆。女性柔美婉约的气韵扑面而来，神情体态轻盈飘逸，脉脉含情。与大清女人的呆板和拘谨形成鲜明对照。反衬的是文化上的示范。其实是对女性的犯罪。 女人是造物主洒在世间的花朵的种子，开放在任何一个角落。填满天和地的空白，填满疮痍和种种恩怨。 汉代的服饰应该是传统服饰的代表，它超越了盛唐的宫廷气质和大清的墨守成规，更亲民，包容性更强，因此影响也更久远。 古老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是现代化近邻。然而这个王朝的女人只能在宽衣解带后露出真容。三百年的时间，她们被装在宽袍大袄里，大袄退去后还有中袄的层层包裹，在夜晚摇曳的红烛中，你才可见到紧致俏皮的小袄，大多是艳艳桃红或传统的大红或是朱红。总之，似乎红才是最合时宜，最能衬托女人的美好。然而总有几分暖暖的顶安全的暧昧。体贴地为你送上一瞥，让人联想到情色。 年画里的肚兜绝不是胖胖的可爱娃娃的专利，更是女人的权利，女人有权在夜晚里让自己从袍袄中解放出来，现代女性更是直接把它穿在外面，露出纤细雪白的胳膊和大面积肌肤，招摇过市。然而没有丝毫唐突，你只觉得这才是中国，被解放的中国，一种古老的又有几分冒险的美的呈现。击退任何想入非非，让人变得安宁和安静。 几千年的文化史，女性服装的演变过程更是文化的演进过程，然而，对于穿皮制的服饰，我总觉得有几分恐惧，把动物的皮毛穿在身上于我而言像一种无情掠夺，有一种阴沉的美丽，更像暴发户的做派。 现代服装的多样化破坏了传统的审美，总是觉得没有衣服可穿，缺少笃定的气质，设计毛糙粗鄙。随意性更强，缺少经典服饰的典藏气质。 服饰是女人的一缕诗魂，穿裙子似乎比穿裤子更显女性气质。未经改良的旗袍要比改良后的旗袍还可爱些，因为至少还保留了时代性，经过改良的旗袍就像东施效颦，穿在烫得满头卷曲的头下面的身体上，总是那么不协调和唐突的冒犯。 历史上最哀怨的女人是大清的女人，她们在隐去的时光中，从掩盖身体曲线的袍袄中探出头去，身前身后开满千姿百态的花朵，墙角那支也许就是她自己，她们来过，三百年，在文化的桎梏里痛苦地呻吟着，然而也终于开成了盛大花园里一朵，自有芬芳。

海尔森寄宿学校和儒家文化 文：子禾（蒙特利尔） 有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游荡，因为行程里的半天空闲，就走进电影院，看了一部至今难忘的科幻电影，never let me go（别让我走）。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电影中弥漫着的呛人的哀伤气氛击中。除了男女主角们的悲剧命运外，诗情画意的海尔森寄宿学校教会他们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懦弱和顺从，也让人心疼得几乎窒息。残缺的玩偶，雨中流泪的雕像，枯萎的花朵，迷茫的音乐，无不暗示着剧中男女主角们悲哀的命运，让我看完电影后久久不能平静，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 电影用平淡简单的方式描述了三个为人类提供器官捐献而生的克隆人的短暂人生和情感纠葛。剧情建立在克隆人的器官捐赠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因此完全超越了对此现象进行道德评判和伦理争论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女主角克隆人kathy的回忆，用非常节制平和的语气讲述了在海尔森克隆人寄宿学校一起长大的三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感情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三角感情纠葛。他们拥有正常人类的一切喜怒爱恨，却唯独没有正常人类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就像海尔森学校永远不能跨越的围栏，有一道看不见的界线把克隆人的命运和正常人类世界所拥有的爱恨离别生老病死的选择权利隔离开来，围栏外的我们可以放纵地喝酒抽烟，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 可以每天拥着相爱的人睡去，直到慢慢变老；围栏内的他们，人生是在出生前就被制定好了的：通过克隆的方式被制造出来，在身体发育成熟后开始为原身捐献器官，通常在捐赠三四次主要器官后，他们就会孤零零地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死去…… 看过电影后的接下来几天，我从伤感中缓释过来，慢慢地开始觉得，影片中最让人悲哀的不是克隆人群体在被制造出来后短暂地活过，然后在捐赠器官中死去的命运，却是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懦弱和顺从。那些克隆人基本上没有对器官捐赠体制作出任何抗争，也没有仇恨和逃亡，甚至很少看到争吵，就一个个驯服地走上了自己被预设的宿命。虽然他们有过不同的心理挣扎，但剧中人对捐赠体制的最大抗争，也不过是一直都逆来顺受的男主角汤米最终与从小就两情相悦的女主角相爱后，把两个人在一起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关于克隆人有了真爱后可以延捐的传闻上。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延捐只是个谣言。当所有的努力都付诸流水，当满怀的生命希望都落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捐赠器官中相续死去，此时的Tommy在空旷无人的车站发出了最绝望咆哮，让人在刹那间心碎万分。 由此可见，他们为改变自己命运所做的最大努力，也只是在顺从克隆人运作体制的前提下。这一切，应该是海尔森学校教育的成功之处。 生而特殊的克隆人们从小在如诗如画的海尔森寄宿学校过着与世隔绝的平淡生活。他们跟正常孩子一样地欢笑，成长，情窦初开，憧憬未来。但是与正常人不同的是，在成年以前，他们完全不允许跟真实的世界有任何接触，海尔森学校的教育，也刻意地完全杜绝现实世界的生活常识：他们的童年是由用塑料代币换来的外界世界遗弃的废旧玩具废旧磁带，和注重关怀与奉献理念的艺术课组成。关于他们的身世和捐赠命运，海尔森给他们的信息缺失而含糊，只用“我们生而特殊”一笔带过。所以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是为有一天发育成熟后，毫无反抗地走上捐赠的手术台做的理论和实践铺垫。海尔森学校对待他们的方式，跟养殖场的肉用动物并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从小被灌输的“我们特殊”的观念，他们被教育着做个伟大的捐赠者，却从来没有被教育为自己的生命权利抗争。海尔森学校的教育是如此成功，就像海尔森学校的围栏，学生们被恐吓被误导关于跨越围栏后到了外面世界得到的悲惨命运，所以从来没有人敢越过那个栅栏试图逃脱，就像长大后，也从来没有人试图逃脱器官捐赠人的命运围栏。 初看这是一部伤感的文艺片，再读，我却由海尔森寄宿学校联想到了我们的文明进程和人类为了自我解放，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了反抗像海尔森学校愚民洗脑式的统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血泪代价。海尔森学校的教育理念，完全违背了文明社会里教育的意义。海尔森寄宿学校的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愚民和洗脑系统，是为血腥的克隆人捐赠系统服务，而绝非启发蒙昧状态的孩子们。教育本身的意义，应该是启蒙处于蒙昧状态的人，让他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周围的环境，以此启发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自己的选择；教育决不应该是被某个系统某个组织利用，用片面蒙蔽的信息诱导那些蒙昧无知的人为某个目的和某个系统牺牲自己。 在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之前，我们整个人类文明，都曾经是一所海尔森寄宿学校。 中国古代创立的儒家思想和海尔森寄宿学校的教育法则，也有极大的类似之处。它们都是否认个体选择权，推崇预先制定好的人生道路，最终在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里，牺牲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达到为统治者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目的。 如果说海尔森学校是一种知识和理念的误导，那么儒家思想更是对人性的一场阉割，它完全忽略了个性自由发展，是把个性完全不同的人生统一化和制服化，去除了勇气，抗争精神和探索精神，把人变成服务统治阶层的顺民，也就是一所成功的海尔森寄宿学校的学生。从这所学校出来的每个人不但循规蹈矩对现实毫无反抗，而且会自发地监控他人，以达到提升社会地位的目的。这样的哲学影响下，大家除了拥有活下去的权利，其实跟生为器官捐赠的克隆人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捐赠的是器官和生命，一个捐赠的是独立思考的大脑和人身自由。 因为儒家思想崇尚社会等级排位而完全忽略了个体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追求。这样的思维意识的影响下，儒教文化塑造出的社会体系，其实要比海尔森寄宿学校成功得多。如果说海尔森学校只是单纯地怀着通过洗脑达到目的的目标，那么儒教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复杂的相互监视系统，儒教社会体系里的每个牺牲品，都在自发地用儒教教义和原则监控着其他牺牲品，儒教社会有一个看不见的行为围栏，每个围栏内的人却都在监视着围栏的界限，把走出围栏，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抗争精神的人冷落孤立甚至抛弃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 在这个相互监控体系下养成的生存本能，使得成年人对孩子的行为规范的教育方式，也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式的提示：别做出格的事，否则别人会笑话你。道德教育不是基于根本的善恶观念，而是别人的看法带来的羞辱感和荣耀感。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长大后用别人怎么看取代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忘掉了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选择权利。他们为权势阶层活着，为他人活着，为面子活着。儒教社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超越这个规范，就会被社会抛弃。因此，中国文化永远都是人斗人，人挤人，夸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对自我的挑战和完善，对自我感受的尊重。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下，很多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看到别人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看到统治者号召什么就跟风而动。由于忽略了尊重自己内心的教育，中国人大多盲从而功利。再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异类，特立独行的人和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同情和尊重。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要向上向主流向比他们更强大的人看齐，追求的是众人眼里约定俗成的成功。因此中国人永远缺乏对独立个性的尊重和宽容。 儒家思想更像一种管理方式，或者企业老板最大限度利用员工榨取剩余资本的企业文化，绝对提升不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儒家完全忽略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背景，把人放置的背景永远都是社会人际关系，阶层，等级，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的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大家的生存目的主要是追逐仕途而忽略了身边的自然和科学探索。矫情的中国读书人，多是出于“学而优则仕”的功利目的，或者把读书看作是比别人更有优越感的自傲的工具而已。所以中国历史上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贡献很少。 剧中的一个克隆人在三次捐献之后就要死去的过程中，女主角Kathy给了他最后的死亡陪护。陪护的过程中，他不断回忆的，是海尔森学校的一草一木。貌似每个克隆人都深深地爱着海尔森学校，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有儒家思想情节。其实，并不是海尔森学校给了他们多么美好的回忆，而是因为毫无选择的，这是他们对人世唯一的回忆和对人生唯一的体验！他们全然不知海尔森学校外人类的生活，就像儒家思想是唯一深入中国人内心并囚禁了我们几千年的思想。海尔森学校的学生和儒教统治下的中国人一样，其实都不知道自由的人生是什么。 在爱人，友人以及很多海尔森学校的昔日好友都相续捐赠器官死去之后，女主角kathy在自己的生命落幕之前，平静地说，谁都不应该规定一个生命的选择道路，谁都不应该限制一个生命应该去做什么。而被类似的海尔森学校囚禁了几千年的我们，也该到了认识和摆脱那个无形的围栏的时候了。

自由人的生命关切 文：李文倩 自由是现代人眼中最核心的价值，甚至借用传统的哲学术语说，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一个人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代人。自由意味着自我主宰，自我主宰则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自由人理应享有基本的保障自由的权利。在纯粹概念的层面上，上述说法毫无问题。不过，如果从经验的维度出发，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则好像有点儿问题。一个人在未成年之前，因为尚未发育成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正因为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这还不算，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有血有肉的，都有七情六欲；因此即使是成年人，在许多情况下，也很难克制冲动和抵御诱惑。如此一来，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是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臣民被视为是理智不健全的人，因此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君主在许多情况下，都充当“父亲”的角色，替自己的子民们做选择。在《利维坦的道德困境》一书中，吴增定指出：“不管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还是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尽管他们在具体立场上存在分歧甚至严重对立，但在一个根本原则上都保持一致——它们都是秘而不宣的‘家长制’。”在政治领域如此，在家庭领域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等伦理原则，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家长才有资格决策。上述观念，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不承认人作为自由的个体这一普遍的观念。作为首领的君主或家长，同样不能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无疑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 正因为有上述看法，政治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功能。但现代政治的基本前提，正是对这一点的反对。吴增定说：“洛克之所以坚决否定‘家长制’、进而否定政治的教育功能，正因为他觉得，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力和资格教导被统治者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正确’（right）或‘美好’（good）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人不过是冲动和欲望的奴隶，这当然不错；不过，既然统治者也是人，就难免不犯错。如此一来，洛克的反对就相当有力。但反对归反对，人何以在根本是自由的，这一点尚未得以阐明。 根据吴增定对洛克《教育漫话》的政治哲学解读，在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中，他人的承认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自由人身份的确立，是他人承认的结果，而非自我确认。“名誉要靠他人‘承认’，虚荣则是自我确认或‘自我中心’。”这种承认是相互的，或用流行的哲学词汇说，是主体间性的。普遍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必定以自由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为前提。因此，洛克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即“所谓教育，就是在肯定孩子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家长权威培养他的自由，最终使得他不再需要这种权威。”从这一观点出发，吴增定指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自由，而是在于是否被‘承认’为自由——这一点适用于孩子，焉知不能适用于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 对自由的个体而言，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一定是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但光有这种承认尚不够，任何一个个体，如果想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人，还得有充分的独立意识。周保松在《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写道：“……人要为自己而活，就一定要有独立意识，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我有能力走自己的路。”独立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自由个体的成熟。 做个自由人，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对苦难的担负。在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寻求，是对诸多困惑的尝试性解答。周保松说：“所有意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之所以困扰我，说到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在活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对“我”之存在的自觉意识，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生活，亦无所谓未来。在跟陈特先生的对话中，周保松说：“人之所以会追问意义的问题，之所以要努力摆脱各种内在外在的限制，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个身份，很多价值便无关宏旨。” 在概念的层面上，人生而自由。但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养成，是教育的结果。完备的现代教育，塑造出崇尚自由的现代公民；没有完整而合理的现代教育，就不可能有具备自由意识的现代公民。但中国目前的教育，在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自由人的教育，而是在大批量制造掌握一定技能的工具。人在这里，尚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在自由人的教育中，知识一定不只是一种外在于人之生命的应试能力，而是根植在人的生命中。周保松指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这是我的教学理想，多年来为此倾注心力。” 自由教育的根本，是个体性独立意识的养成，而对一所大学而言，就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学生。正如周保松所言：“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不在于高楼，不在于大师，而在于学生，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在真正伟大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中，一个人得以看清自己，也得以看清他人。周保松说：“……教育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这些，那么读多少理论修多少学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没有触及教育的根本。这是一种人性教育。我们透过‘教’来‘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开始谈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设公正社会。” 正如上面已谈及的，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在逻辑上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而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培养，在完整的现代教育中成型。但以上两个“条件”，尚不足以成全一个完整的自由人。一个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做人和做事的过程中，有所坚持有所担当，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价值，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要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真诚地面对自我。这正如周保松所言：“人常常自欺，也常常不知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从何而来，更不知它们为何是好的和对的。这需要很深的自我理解，以及真诚地面对自己。”而要真诚地面对自我，需要以世界为参照；没有外部标准的自我反省，有可能正是自欺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快乐，世界就少一分苦；我们做了对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恶；我们帮了一个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们站起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就少一分力量。” 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真诚，因为他没有辨析能力。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借助于学术进行思考，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学术，而是说一个人要进行有效思考，如果有一定的框架或结构，则要有益得多。对这一问题，周保松指出：“思考一定要有结构，而结构的搭建，有赖理论。不少同学有理论恐惧症，总以为那些都是高大空的艰涩东西，可以说没有理论，我们不知如何理解社会和自我。” 周保松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在他那里，政治哲学不光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人生实践。关于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看法上：“政治的本质，不是权力争斗，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关系人类如何好好活在一起。”如此一来，他对政治哲学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政治哲学不是关心权力如何操作，而是关心权力如何才能具有正当性。换言之，我们不将社会当作自然状态式的斗兽场，人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贪婪恐惧当中，彼此奴役互相压迫。不是不会如此，而是不应如此。现实政治当然有暴力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然就是应然，也不愿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而总是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克服和超越这种状态。” 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周保松上述有关政治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在黯淡的现实中，对未来保持一点信心。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在何种黑暗的生存境遇中，对现实做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每一个自由人生存的必需。因为对一个自由人而言，我的生命是我的，我的生活是我的，我的未来是我的，我必须为其负责！ （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我”什么意思？ 文：嵇少丞（蒙特利尔） 汉字中“我”字很有意思，左边为“手”，右边为“戈”，两者有一横紧密相连，意思就是只有手中紧握枪杆子，才能成“我”，否则就失去自“我”，成为别人的奴隶或附庸，受人统治。这个“我”字自甲骨文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写的。有时候，手握枪杆子的人对手不手握枪杆子的P民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我是你们的公仆”，这种忽悠谁信谁倒霉。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说：“有权幸福，无权痛苦”。无数中国历史证明，有枪就是草头王。所以，因为这个“我”字，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先有了枪杆子，然后才有了政权，一旦有了政权就竭力维护其政权，用枪杆子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有枪杆子的人对没枪杆子的P民绝不让步，我要拆你的房子，你还敢反抗怎的？没枪杆子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坐拥几千万粉丝的大V，还照样逆我者嫖娼。 上下5000年中国历史，人人都想做名符其实的“我”，所以苦苦“找”寻的东西就是要枪杆子，有了枪杆子就“成”功了，于是江山各领风骚一二百年，然后再被枪杆子推翻，以暴易暴，恶性循环。关键问题是中国“我”与非“我”之间从来无法通过谈判达到妥协，社会矛盾无法化解，最终引发总爆炸，只能通过枪杆子“你死我活”地解决， 于是发生了“战”争， 争啥? 还不是枪杆子与地盘。“战”争就是“伐”、“戕”, “戗”, “戳”, 总之都是拿枪杀人。拿了枪就是从“戎”，持枪抢钱的人就是“戝"，大者有卖国戝与窃国大盗。 英语中的我就是一个简单的“I”，就是一直立行走的人（也是象形文字），但是顶天立地，无需手握枪杆子也能自立，于是就有了三权分立与民选总统与各级政府。

以食为天与数典忘祖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早年我在太行山上曾合伙养过猪，那年开春时母猪生了几只小猪，为了吃肉，我们“全心全意为猪服务”，每天给猪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猪们也不负希望，每次见到我们端去泔水，就好像奴才迎接高官、子民朝见皇上，倾巢而出，夹道欢迎，摇头摆尾，欢声雷动。我看到猪们，恨不得说“好好长肉，天天上膘”。 到了年末，那母猪和大一点的小猪要首先成为盘中餐了。被选中的两只发现我们不怀好意的捕捉，满院子狂奔，声嘶力竭地狂嚎，几只没被选中的也恐惧地四处逃散。想必猪的智商不低。最后，目标被捉、捆好，村里有杀猪经验的来了。被捆好的猪在挣扎嚎叫，这种惨叫我此前从未听过，我也惊讶猪会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如此“勇敢”地“抗争”。但是一切都晚了……几分钟后，活猪变成了死猪，开水烫上，毛被褪掉，黑猪变成了白猪。晚上，我们开始吃猪肉了。难得一年都吃不到肉，我们吃着肉，自然不会关心猪的悲惨命运。 再看那几只没有被宰的猪，刚才还声嘶力竭，现在都坦然平静，情绪相当稳定，好像刚才对它们母亲和兄长的屠杀不曾发生过，一个个胃口丝毫不受影响，依旧看见我们就倾巢而出、夹道欢迎、摇头摆尾、欢声雷动。一个哥们恶作剧地把吃剩的猪骨头丢进食槽，几只猪也抢着吃。“它们连自己妈和兄弟的肉都要吃！”几个哥们鄙夷地嘲讽着。看到这里，我心安理得了——猪这样的东西，生来就是让人吃的。 但是，我也困惑和不安，并且随着世事和时间居然愈演愈烈，伴随着我渡过了太行山的艰难岁月，也随我背井离乡，再和我走遍世界——中国的历史和这些猪的经历不很相似吗？这是我的“太行山启示录”中的一条，它每每让我陷入沉思，常常令我不寒而栗。 中国人自豪地称呼自己是“以食为天”的民族。那么什么是“以食为天”的？猪！ 中国人自豪地标榜自己是“不计前嫌向前看”的民族。那么什么可以迅速忘记历史？猪！ 从太行山开始，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国人标榜自己的优点其实都体现在猪的身上——“以食为天”和“向前看”。它们比中国人还彻底：母亲和兄长才被屠杀不到几个小时，它们就可以“不计前嫌”地“向前看”了。不仅可以忘却，而且可以啃被害同胞的骨头，并且向屠杀者欢呼。它们真正做到了“以食为天”和“不计前嫌”。 何谓“不计前嫌”？此即“数典忘祖”！对自己祖辈和民族过去的悲惨遭遇和难言罪过的搪塞忘却，是最经典的“数典忘祖”。大度原谅可谓美德，刻意忘却则是罪恶。而统治者提倡的“不计前嫌”和“向前看”正是后者。 不过，“数典忘祖”的含义常常被刻意颠倒，主子告诫子民不要“数典忘祖”，目的是要子民感恩戴德皇上，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而这些统治者的斑斑劣迹，你则要立即遗忘。你要忘记你祖辈的悲惨下场和始作俑者，然后为果腹之食而山呼皇上万岁。你做到了这点，你就是一个好子民；大家做到了这点，你们就是一群好人民；世世代代都做到了这点，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 这完全符合对猪的逻辑：你要忘记你祖辈的悲惨下场和始作俑者，然后为了猪食而山呼万岁我（养猪吃肉者）。你做到了这点，你就是一头好猪；众猪做到了这点，你们就是一群好猪；世世代代都做到了这点，那就是一个伟大的猪族了。 因此，他们希望子民“以食为天”并“数典忘祖”，而且喊他们“万岁”，当他们回以“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就是猪一样的人民。当然，我庆幸猪猡“以食为天”并“数典忘祖”，如果猪们喊我“万岁”，我也一定回以“猪猡万岁！”——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万岁了，而猪猡到了七千年就绝种了，那么剩下那三千年我吃什么？ 其实，中华民族的很多人是没有资格骂猪的。比如，成吉思汗屠杀了无数中国人，却被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了起来；康熙乾隆用屠刀和文字狱建立残酷统治，却被歌颂为“盛世”。这些奴才的所作所为和猪并无二致，后者只要我们手里端着一盆泔水，就摇头摆尾、欢声雷动，全不顾我们曾杀了它们的父母兄长。可悲？可怜？可恨？屠杀了无数中国人的成吉思汗被奉为民族英雄。 所有“以食为天”的都必定“数典忘祖”。就如同那些猪，也如同一些人——他们对回顾历史悲剧深恶痛绝，甚至不愿意看审视历史的文章。显然，直面历史既不符合“以食为天”，也不符合“数典忘祖”。他们热衷于“向前看”，无暇反省历史教训，不敢正视历史事实。正如猪一样，当有人在食槽里倒下一桶泔水的时候，与其反省刚才的惨剧，还不如享受当下之丰盛。既已“以食为天”，何惧“数典忘祖”？ 奇怪的是，那些虚构的清宫戏，那些子虚乌有的格格阿哥的言情剧，却可以博得他们大把眼泪；一部胡扯的皇上文攻武略，令他们热血沸腾。看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只是都用在了主子和食物上面。因此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悲剧和教训，既无回顾之心情，亦无正视之勇气。就像猪一样，一盆泔水就可以让它们热血沸腾地对屠杀者满堂喝彩，而对它们的父母兄长的悲惨下场则早已忘却。 不反省历史则必将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悲惨的过去，那就一定会迎接悲惨的将来。 猪就是最好的例证。文章开头那些没有被宰的猪，在一年后被红烧了。猪的祖祖辈辈都终了于这样悲惨的结局，而世世代代都重演着这样不变的过程。 如果一个民族活成猪的德行，那也一定会有猪一样的命运。看看中国数千年来的“以食为天”和“向前看”的结局，实在不能说比猪强多少。 一个民族，如果“以食为天”，必定“数典忘祖”。

苏凤的诗 文：苏凤（蒙特利尔） —— 泪与水—— 哀悼长江船难亡魂 宇宙有情亦无情 生命的气息养人 却也如风中的烛光 捲入江河,一旦龙翻了个身 潺潺柔水也有 惊涛骇浪之时 来不及思索存在 存在已不告而别 泪漫上江边 一致戴孝的家乡 今天太阳不能面向河水 星月已经沉没深渊 ——这个城市 —— 回到阔别的小旅馆 似乎像自己的地方 许多人以眼神招呼 电话响了又响 球鞋只是动了一下 这里已是黑夜 那边还是白天 暴雨清洗了昨日 看两页书就有人开始 起来准备早点了 ——镜·病 —— 看看镜中 一颗心贴错了方向 魔，不停嗤笑 叨絮你的恐惧 寒冷的肝肠被攫食 记住真实的那個我 夜莺和星光 拆穿镜的谎言 信念来自太阳 自然落下病的面具 ——什么是诗？—— 母亲手中缐 花间。芳郁 微闪的泪光 风雨。宁静 温暖的臂弯 心灵。默契 燕子归来时 还未构成完整的 诗…… 四时的递变。交叠 诗。孤独的呜咽 无常。凄美 ——花市—— 清晨 走过姹紫嫣红 早安茉莉 你好,栀子花 久违了, 芍药 蓝色的绣球花 百合, 喇叭花和剑兰 应盛大的鸡尾酒会 来歌咏春天哦！ 上苍给与的赞礼 生命 一连串的惊叹 ——背带 —— 婆婆取出一条和 她年纪一般长的土背带 斑驳柔软绑过风霜 紧紧绑过肚间的爱 节奏的背脊体温 乳汁混合汗水 一条背带,一个家的延续 天然的摇篮 接过长长的背带 从此我便由少女接任 一个天经地义的 神圣职务 一辈子无语的 婆婆过世 她把信物传給我 传给儿子选择的爱

东方活化石（1） 文：王亭苏 我看戏剧从不敢在现实中着眼。中国的戏剧大多脱离生活的茧，让你在舞台上演绎另一段梦幻人生。且大多出自理想主义，令人不自觉陷于狂热，想要砸碎这现实中碎屑的生活，换上华服，凄沧地或高昂地在聚光灯下演绎另一场人生。 有人说中国人很擅长表演，习惯在生活中也做个演员，习惯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而愿意放弃做一个真正的“我”。而这种放弃对于己似乎很是心甘情愿，因为总能在无意中获得一点仰慕或赞叹！所以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困扰中，长期疲乏不安！不如舞台上利落地一转身，便投靠了一段新的光明那般简单大气！ 然而中国人的舞台是如此广阔，超出自己视野所及，因为总能身随境迁，为自己迅速找到新的表演天地。仿佛此身非己身，而是完全要托付给看客的！而收获的也许仅仅是漫不经心的一瞥，一个轻浅的笑或者也许是一声赞叹，或者是冷幽默式的嘲弄！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要继续做好广阔舞台的演员，似乎唯有此才不辜负此生吧！因此，中国人有“寄生”人格，寄生在他人的目光中生生死死，或狂欢或悲情都应受到极大的膜拜才算得上轰轰烈烈！才是没有虚度流年。而自己是谁，好像已经被注定遗忘，而中国人的理由总是恰如其分，而且总是有几分高冷的，令人不敢怀疑。 东方文化的特质被一双双游离的眼睛诠释得完美真切，只有仰视和膜拜才对得起自己和别人。而那个人后冷清的自己早已经酣畅地沉睡在东方的朱红旧梦里，也许眼角不经意地挂着一串泪珠。 少年时看唐婉和陆游，相离十年后的邂逅，一下子就被这段爱情打动得泪眼模糊，再配上壮大凄婉的背景音乐和柳姿漫漫，你只觉得被人拉着，来不及回想便已经陷落在一场巨大的人生无常的变化里，难以抽身，只有哭湿了手帕和衣襟，仿佛才有一丝甘心！而成年后就觉得唐婉和陆游的相遇是被后人有意安排的，我无法去考证这次相遇的真实性，然而有诗为证，似乎也无话可说了吧。只显得自己无聊的卑索。 中国人的爱情更多时候是一种妆点，因为中国人不肯做自己，即便在宋代如唐陆，恐怕在凄怆的背后也总有一些保留，顾全是一种命运的诅咒，顾全而终难得全，但是中国人很少想，因为缺乏足够理由爱自己，自己都无法给自己，如何给得了别人？所以，你看，舞台上那一声“咿呀”，令人回肠荡气，血脉贲张！然而，我总以为中国人更接近神，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其实就是超凡入圣之旅，不断在他人眉目下求得完善，完成生命的壮丽！而鲜少想到自身。然而谁说这不是悲哀呢？即便做了神，恐怕在夜晚的梦里也偶尔会悄悄地骂娘吧！因此中国的英雄主义往往禁不起推敲，因为没有自我的价值，实在难担人生的重担。这就形成了病态，脆弱，封闭的人格！ 因此，崇拜偶像是中国人干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把自己塑造成偶像也干得不动声色，相当拿手。因为都很“忘我”。就像舞台上策马扬鞭的英雄，只要一个“义”字当头（义字后面大多是权力的梦想）管你父母老子妻儿，我且先去也！ 儒家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人性至后的，所以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就是现实，而现实永远不是舞台那般斑斓夺目。民族文化就像是一件量身定做的衣裳，只有黄皮肤黑眼睛才能演绎这件衣裳的神韵！舞台上的光华是中国人的大梦，而现实中那个最喜欢皱眉的苦着脸的有几分畏缩的或茫然的必是这张东方的脸！ 离开舞台的人生也许是东方文化应该得以重新洗刷的一条必由之路！

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 文：枫子（蒙特利尔） 去普罗旺斯，对于驴友小周，是因为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对于我，则是因为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A Year in Provence)》。 尽管那本不是普罗旺斯亚维侬的纯洁少女，而是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的妓女，然而就冲着这幅奠定了毕加索立体派绘画作品的赫赫名声，我们背包上路了——---在巴黎里昂车站乘TGV火车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 啊，普罗旺斯，这样浪漫的字眼！这四个字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一番憧憬和想念：她是梵高的色彩之源，那里的光和热，燃烧着他的生命，给予他一生中最辉煌快乐的时刻；她是塞尚的家乡故里，圣维克多山是他眼里色块与体积和谐共谱的交响曲，赋予这位绘画界“现代艺术之父”无限的灵感与滋养。她亦是英国作家彼得•梅尔逃逸都市，享受南部乡间慵懒生活的精神居所；她更是一些小资女孩的白日梦想，梦里漫山遍野都是薰衣草，连风也氤氲着香气，连天空也染成了紫色。而所有这些的梦想和憧憬，合在一起便是我对普罗旺斯的长久想望！ 中世纪古城艾克斯 只消2小时45分钟，我们便从喧嚣的巴黎来到了600多公里以外的中世纪小城艾克斯（Aix-en-Provence）。 对于外人来说，普罗旺斯的概念可大可小。大至包括尼斯、戛纳在内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小呢，则指艾克斯、马赛、阿尔勒、亚维侬、尼姆等城市及周边农庄组成的这一片地区。令我神往的不是尼斯的英国人散步大道，因为大道对面尽是弥漫着钞票味道的林立商店；也不是戛纳的市内海滩，毕竟那赤条条的背后难掩诡黠的交易与计算。我心心向往的普罗旺斯，则是那些依旧淳朴的中世纪小城，以及周边掩藏在山谷里的葡萄园，橄榄林，樱桃林，和薰衣草农田。 艾克斯就是这样一座依旧散发着中古遗风的城市，质朴，闲散，古罗马遗迹随处可见，置身其间，仿佛时光倒流回中世纪的某一年。走在市中心的米拉波林荫大道（Cours Mirabeau）——---这条号称“全法国最漂亮的大街”上，老梧桐交织繁复森森密密如科罗的风景画，用那浓重的树荫为我们遮挡着六月的炽日；一座座石头喷泉本身就是杰出的雕塑文物，立在大道的正中央流淌着清泉淙淙。梧桐树外侧的一边是两三百年前的豪华宅邸，低调地彰显着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豪华奢靡；另一边则咖啡馆餐厅和书店林立，南法人慵懒惬意地点缀其间自成一道道动态鲜活的风景。这天适逢周末集市，马路中央支起了一座座临时摊档，摆卖着各式手工土产：普罗旺斯传统花布，衣裳，挂毯，被子，首饰，草编手袋……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艾克斯，是前普罗旺斯郡的首府，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城”（这里的泉水能治病），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洗礼，如今仍充满着浓浓的罗马风情，连人们的长相也很地中海，与法国内陆的人种大不相同。 米拉波林荫大道上的周末集市 这座城市太小了，我们横走竖走各20分钟就走完了，流连了几回后感觉都熟悉得可以给别人做导游了。看得出来，来这里观光的游客主要还是来看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地图上都是围绕着他的故居的种种标识，而整个城市的地面也有序地铺着标有“Cezanne”字样的金属牌。我们一路沿着这些标识追踪塞尚，闲散抒情地就把他的出生地、博物馆、工作室及“塞尚之路”（艾克斯市区通往圣维克多山）参观了一遍。 圣维克多山高耸于艾克斯城之上，塞尚一生中一遍遍地画着家乡的这座山。在现代艺术中，它已经成为山峰的典范，象征着处于文明世界之中的崇高的自然。塞尚画山体的本身，而非从山上看到的风景。他认为山本身的形式和一幅肖像一样，仍然可以是独特的，因为美源于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 塞尚在现代艺术史上的地位斐然，被尊为“现代绘画之父”，皆因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想：画家不再仅仅模仿再现客观对象，而是转向表现主观世界的情绪，通过概括和取舍，从结构的观点来描绘事物。正是由于塞尚这种绘画的主观性改变了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进程，对他以后的艺术家产生了观念上的震撼（尤以对毕加索的立体派、马蒂斯的野兽派影响最为直接），这种震撼导致了艺术思想的全面解放。可以说，现代艺术起始于塞尚。 令人遗憾的是，博物馆里只有塞尚求学期间的习作，没有一件作为成熟画家时的作品。在法国旅游时常见到这种情况，如在莫奈晚年居住的Giverny看不到一幅他的睡莲池塘画，尽管那些画就出自那里。临城阿维尼翁的教皇堡也一样，只余巍峨冷漠的石头壁垒，却不见往昔教皇们珍藏的艺术瑰宝。当然，那些宝贝都在巴黎呢。 教皇城阿维尼翁 只因着《亚维侬的少女》这幅画的名称（“亚维侬”又译作“阿维尼翁”），我和小周便忍痛舍弃了近邻的阿尔勒(Arles)——---梵高画向日葵的地方，坚定地来到了阿维尼翁（Avignon）。 阿维尼翁没有毕加索的少女，这个城市其实很阳刚。谁能想到在这个咫尺小城，历史上竟然曾经住过七任的罗马教皇？ 十四世纪初，波尔多大主教Bertrand de Got被推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克莱蒙五世(Clément V)。可是他不被允许住在罗马的教皇行宫，于是选择落脚在离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不远的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因着共有七位教皇在此居住，阿维尼翁一夜之间成了天主教徒们的朝拜圣地，连带着饕餮食家们喜爱的教皇新堡红酒，也因其产自教皇的夏日行宫教皇新堡而得以闻名。 阿维尼翁教皇城堡 如今教皇城堡人去楼空，那高耸的城墙壁垒掩不住内在的空虚惆怅，与旁边罗纳河上的断桥相互守望，一起回忆往昔教皇们走过时那神圣的辉煌。站在阿维尼翁断桥的桥头，我哼起了那首在法国和魁北克民间流传甚广的法语歌谣： Sur le Pont d’Avignon 在阿维尼翁断桥上 L'on y danse, l'on y danse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Sur le Pont d’Avignon 在阿维尼翁断桥上 L'on y danse tous en rond 我们围着圆圈在跳舞 挥别阿维尼翁时我在心里说，在某年的七月份我还会回来的，就因那个听 闻已久的艺术节：Festival d'Avignon。先不说它是法国最大的戏剧节，世界四大戏剧节之一，单只读到那些对节目的描述就已经心潮澎湃心向往之了：在三个星期21天的白昼与夜晚，平均每天有400多场的戏剧表演。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们将整个阿维尼翁小城变成了他们的剧场：太阳月亮是射灯，大地街道为舞台，遗迹、窄巷、庭院、山坡，甚至行人都是道具和背景。这时阿维尼翁的人们多幸福啊，谁都是演员，谁都在戏里做了一个关于普罗旺斯的夏日美梦。 吕贝隆：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 在彼得•梅尔(Peter Mayle)之前，普罗旺斯人民一直隐居山间，偷偷享受着岁月静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简单快乐。1989年，随着这位英国作家《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的问世，普罗旺斯，尤其是彼得•梅尔所居住的吕贝隆（Luberon）地区，开始被世人、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人们所关注、青睐，直到今日这块淳朴的乡下地方已然成为了一个时髦的热点旅游区。 那些来自大都市的游客身着名牌休闲服，脸上摆着精明与傲气，一边忙着讲电话，一边用目光漠然地扫过这朴素的乡间景色。他们的普罗旺斯假期只是旅游清单上的一条，浅尝辄止，来过了划掉了就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为的是给自己贴上一个到此一游的标签作为日后的骄傲谈资。普罗旺斯最珍贵的阳光成了他们“晒多了头脑会迟钝，得皮肤癌”的避忌；普罗旺斯最闻名的美食美酒成了他们“喝酒太多会得肝硬化，进食太多会发胖”的托词。 然而彼得•梅尔却不这么认为：“变笨也好，增添皱纹也好，可能得癌症也罢，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快乐幸福。在普罗旺斯，人生是值得回味的。” “夏天，悠缓炎热而愉快；冬天，悠缓寒冷而愉快。”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岁月就是这样：“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旺斯做个时间的盗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普罗旺斯的挚爱不是三分钟热血，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小憩，他在这里一住就是近20年！这个前英国伦敦某著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在事业最辉煌、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带着妻子和两条狗举家迁来普罗旺斯，彻底告别了伦敦上流社会的“高尚”生活，在吕贝隆山区的梅纳村Menerbe（后搬去邻村鲁玛汉Lourmarin）安家落户，踏踏实实地做一介快乐的村民。 苍仓劲浪漫的梧桐，赭黄色的老房子，斑斑驳驳，枯老古拙，是典型的南法小城特色。 在这里，他享受阳光普照（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日照），“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时光在欢愉中朦胧过去，活着是如此的美好，其他都无阻挂齿，慢慢岁月几乎是无知无觉地流逝了。”他享受慵懒：早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到林间遛狗漫步，周末去邻村的集市采买土特产品。也享受美食：夏天吃“用土地里新鲜采摘的芦笋，蘸融化的奶油，配才出炉的本地面包，喝山谷里葡萄酿造的红酒。”冬天吃“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普罗旺斯式肉汤，喝茴香酒。”更享受丰收的喜悦：他自家的葡萄园每年可酿造1000公升的红酒和香槟，自家的橄榄林每年可以收获2吨橄榄。与此同时，普罗旺斯的生活亦带给他灵感，码成文字后更是带来不菲的稿酬：《山居岁月》在全世界各种版本大概卖出了600多万本，加上其他十几本的普罗旺斯系列如《重返普罗旺斯》、《永远的普罗旺斯》、《茴香酒店》、《面包人生》等，他总共卖出1000万本关于普罗旺斯的书。 如今漫步在吕贝隆山间，我得以亲身体验着彼得•梅尔笔下的普罗旺斯风光：连绵的橄榄树在风中闪动着烁烁银光，莫奈笔下火红的罂粟花绽放在连绵的葡萄园樱桃园间，空气中弥漫着迷迭香、薰衣草、百里香的气味和芬芳，一座座古老而秀美的村落掩映在崇山田野之间。探访薰衣草的路线里没有彼得•梅尔住过的梅纳村和鲁玛汉，而是他们的左邻右村：石头城Gordes，Sault修道院，石头村Bories和鲁西荣村Roussillon。那是在6月底，仅有三分之一的薰衣草在开放。人们经常在明信片上看到的Sault修道院的薰衣草还泛着青绿，好在一片赭红色的鲁西荣村薰衣草田已经把天空都染成了紫色。 石头城Gordes 在普罗旺斯，做一回等待爱情的少女。 自从在那个夏天探访了普罗旺斯，她便驻在心中成了我一个永久的想望。我憧憬有一天可以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在那里有一间属于我的农舍，我与爱人过着闲散浪漫的乡野生活：读书写作，耕田劳动，性随所致，自由自在。在这块美丽福祥的土地上，享受阳光，享受普罗旺斯慵懒惬意的快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