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罗素 文：左建龙（蒙特利尔） 提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人们就会想到一连串与他相关且名副其实的学术头衔和称谓：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推动者；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一长串由他撰写的学术专著和大众作品，它们思想深刻，涉猎广泛，除了数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名著外，他还写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教育、道德伦理和人生意义方面的作品以及三卷本回忆录；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没有一本小说或诗集，由于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光，罗素荣获此奖。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罗素的著作及其读者群体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再加上他参与倡导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无疑使他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在其漫长而又精彩的人生岁月中，罗素的性格特点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件，既五彩斑斓、神奇迷人；又让人迷惑不解，感到不可思议。本文不想对罗素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一番面面俱到的介绍，只想对罗素人生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这几个重要方面包括：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他的《西方哲学史》以及他的世界知名度。 首先我想谈谈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 罗素四岁时失去双亲，六岁时祖父辞世，所以罗素在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之前，主要由祖母抚养长大，接受的是由各类专门家庭教师任教的私人教育。他的祖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在精神上无所畏惧，她曾将“不可随众行恶”题赠给罗素。为了更好地培养罗素的人品，他的祖母在行为规范、学习安排、个人卫生习惯、家庭祷告等方面为罗素定下了很多清规戒律。尽管如此，其祖母对罗素的这种贵族式的定向培养并没有驯化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相反在性格上，罗素却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蔑视和反对各种权威的叛逆之路。罗素在道德上的叛逆集中反映在他对性关系和婚姻的观点上。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与婚姻》一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拒绝将邪恶与性快乐等同起来等。罗素的这种性道德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离经叛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招致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正是这种饱受争议的性道德观，1940年罗素被剥夺了在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的资格，而当时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罗素来说，这个教授职位是很有诱惑力的。1949年，《道德与婚姻》在美国出版发行，书名改为《婚姻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爆发了一场性革命，罗素无疑是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 罗素一生有四段婚姻，前三段婚姻的破裂都与他用情不专有关。罗素的性道德观在其感情婚姻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滥情、杯水主义和纵欲主义。尽管有世俗的婚姻框架，但罗素依然风流成性，激情四射，到处拈花惹草，疯狂追求异性，所以他在婚姻关系之外和许多其他女性有染。在感情婚姻生活中，罗素着力追求的是性的狂喜和快感（感官刺激和肉体享受），道德伦理的约束和两性关系的其他美感显得苍白黯淡。在对待婚姻这个问题上，罗素没有萨特那么坦诚、真实和自然。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的自主选择和绝对自由。在他看来，作为一种世俗的制度安排，婚姻是对人的私生活领域的干涉，所以他索性不结婚，感情生活靡烂不堪。但罗素不同，他游离于婚姻和偷情之间：一方面他要享受婚姻的好处，例如妻子在感情上的陪伴、在家务上的承担以及在他著述活动中的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婚姻不忠诚，不愿接受婚姻的道德责任。在处理婚姻危机时，罗素是直率的，但这种直率中包含了很多傲慢、冷酷和自私的成份，这在他与第一任夫人艾丽斯的分手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 谈论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我并不是想用一个阴暗的心理来刺探名人的私生活，也不是希冀从中挖掘出一些有娱乐价值的史料。罗素一生出版了七十多本书，并且撰写了上百篇论文和演讲稿，这样突出的学术成就可能与其丰富多彩的感情婚姻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美”植根于性冲动之中，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围绕着性冲动而来，并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罗素对性关系的狂热追求，尽管很多情况下是不道德的，但却刺激了罗素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使其一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心态年轻，才思泉涌。罗素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其学术方面的成功也帮助巨大。罗素和其老师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奠定了罗素的学术地位，其写作过程长达十年，其间罗素殚精竭虑，辛苦异常，第一任夫人艾丽斯勤劳持家，悉心照顾，对于这部巨著的完成功高至伟，尽管当时罗素已经不爱艾丽斯了。在罗素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西方哲学史》的撰写过程中，第三任夫人皮特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我要谈论这本书。 《西方哲学史》在西方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多少让人有点看不懂。在严谨和正统的哲学史家看来，这本书绝对属于旁门左道或奇端异类，它不注重对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和客观描述，而对哲学家的个人生平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环境不惜笔墨。然而此书是罗素后期国际声誉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之一，其一版再版所带来的版税成为罗素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一项稳定收入。 在《西方哲学史》的美国版序言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在绪论中，罗素把哲学理解为“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罗素对哲学的这种宽泛界定，在他心中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使他的《西方哲学史》创作大大偏离了传统哲学史的写作规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定《西方哲学史》的初始写作大纲时，罗素可能雄心勃勃，想对自古希腊以来到他那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和阐释，但可能由于学术资料和自身研究范围的局限，他无法沿此思路进行下去，所以他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之外的很多东西，例如哲学家的社会背景、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情况等，因此《西方哲学史》还被赋予了另一个更长的全名，即《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西方哲学史》中讨论的重要哲学家有四五十位之多，除了莱布尼兹，罗素对其他哲学家都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评述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及其相关重大事件时，他对历史文献的选择和解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对于那些他有一定研究或者历史资料翔实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可以专辟几章详述；对于那些他研究不多或者与他的哲学兴趣相距甚远的哲学家，主要是那些感情派或意志派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和本格森，他基本仅用一章。罗素还把那些他认为深刻影响了当时哲学思潮的非哲学家，例如卢梭和拜伦，也包括在内。这些都与他对哲学的宽泛理解相关。 《西方哲学史》的写作方法是不正统的。当读完罗素对一个哲学家的评述后，人们还是很难厘清这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精髓及其嬗变的来龙去脉，所以这种方法遭到了哲学界的批评。但是，这种“不正统”难以掩盖此书的匠心独运之处，也不影响此书在哲学史领域中应有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主张对历史的评价应站在一个同情的立场，他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在解释其他哲学家时他是严谨的，尽量真实并且眼光独到。本书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其语言风格。对于抽象深奥的哲学问题，罗素没有采用“概念套概念”的传统阐释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文学化的处理方法，其叙述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机智敏锐，文笔优美华丽，语言生动幽默，不失为一部哲学史方面的通俗读物。 想到《西方哲学史》的写作和成书过程，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当大部分同龄人都在享受恬静安逸的退休生活时，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正在书房的一隅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个老人没有他的同胞邱吉尔那样幸运，他不可能雇用几个漂亮的女秘书帮他打字，因此写作八十万字的巨著，既是一场快乐的智力探索，又是一个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这个老人像大雪中的青松那样坚韧不拔，像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民”那样意志顽强，他完成了这部巨著，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人就是英国勋爵伯特兰·罗素。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罗素的世界知名度。 由于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超人天赋和悟性，罗素刚过三十岁就获得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小有名气。后来罗素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享誉全球，而且长久不衰，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实属少见，有必要分析探讨一番。我觉得罗素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卓越研究为其早期的声名奠定了基础；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其后期的国际知名度大增；1950以后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行动使罗素的国际知名度达到了顶峰。 罗素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他的几个著名思想中：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悖论、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1916年7月罗素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之前完成的，它们出现在罗素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名论文和著作中，例如《论指称》一文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原理》等书中。莱布尼茨认为，大量的人类推理可以被归约为某类运算，复杂的观念可通过模拟算术运算从简单的观念中推衍出来，而这种运算可以解决看法上的差异。罗素的哲学研究深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符号思维和形式逻辑等思想的影响。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世界和事物在人类的认识里是逻辑的，是由一个个逻辑命题构成的，这些逻辑命题又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命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原子”命题；与原子命题对应的是原子事实，它们分别构成了复杂命题和复杂事实的基础。罗素悖论被通俗化为“理发师悖论”，它表面上揭示了“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但本质上它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承认无穷集合，承认无穷基数，大大削弱了数学的确定性，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的类型论是罗素本人试图解决罗素悖论的一种尝试，但由于它借助于太多的设定，而这些设定的有效性并未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因而类型论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哲学意义上很好地解析了专名词与摹状词的特性和区别，因而被同时代的哲学家同仁摩尔认为“摹状词理论是很新颖的。这是罗素在哲学上最大的发现，比他后来所说的一切都更重要”。 在人类知识发展史中，能够同时在哲学和数学领域都有建树的天才人物寥若晨星。我们会想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笛卡尔，他同时又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我们又会想到莱布尼茨，他不仅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之一，而且他与牛顿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况且他创设的微积分符号远远优于牛顿的符号；当然，罗素也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罗素的哲学内容丰富，但形式相对粗糙。与他同时代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们，例如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和杜威等相比，罗素的哲学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素1916年前在三一学院的研究，主要是哲学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为其早期的显赫名声奠定了基础。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后，尽管没有在其他大学任教和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但他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1920年被邀请出访了俄国和中国；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被邀请在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学府和世界其它地方讲学；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涉猎教育、宗教、婚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得以顺利出版，尽管这些书多为糊口而写，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罗素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大大提升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尽管这一事件让很多诺贝尔奖分析评论家跌破眼镜。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授予“在文学領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的人”。所以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般都是那些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如小说家或诗人，但罗素怎么也不能算一个文学家，他的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本算得上是纯文学作品。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它提到《西方哲学史》在罗素获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史》中表现出的简洁明快和机智敏锐的华丽文笔，使其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因而它是罗素获奖的主要原因。如果照此推理，我想很多著名学者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仔细阅读授奖词，我们会发现罗素荣获此奖，主要是因为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被认为发扬光大了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其实，这种授奖理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宗旨也大相径庭，不相吻合。当然，罗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以哲学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在他获奖之前的1927年，法国的柏格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纯纯粹粹、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他获奖之后的1964年，萨特也被授予文学奖，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等原因，他没有认领这个奖项。尽管萨特也创作了很多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但他主要是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闻名于世的，其文学创作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阐释和演绎。为什么罗素会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1944年，罗素与三一学院改善了关系，重新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1945年，《西方哲学史》的出版影响广泛，好评如潮；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获得“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再加上他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非常迎合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凡此种种，使罗素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耀眼眩目，声名显赫，以致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认为应该是时候给罗素颁发一项奖项，最后他们于1950年决定授予其文学奖。其实，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授予罗素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要比1950年授予其文学奖自然得多，合理得多，因为反战维和的努力贯穿罗素的一生。下面我们要论述一下罗素在反战维和方面的活动。 罗素出身贵族，浑身充溢着高贵、优雅和傲慢的气质，但他有一颗热诚柔软的赤子之心，他对威胁人类文明的各种痛苦和灾难，如孤独、贫穷、暴力、战争、核武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充满无限同情和深刻忧虑；罗素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但他并未生活在象牙塔中，而是一个社会活动的践行者：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道主义理想，并且总是付诸行动，不遗余力去实现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士，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反对核威慑是贯穿罗素一生的一根主线，这是罗素国际声誉和影响巨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授予其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根据。对于罗素在这方面的活动，我想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1914年到1918年，由于旗帜鲜明的反战宣传和抗议活动，罗素不仅失去了三一学院的教职，还遭受六个月的牢狱之灾。1955年罗素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联合发表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并获得世界各国很多著名科学家的签名支持，唤醒了人们对原子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重视。1970年一月底，罗素发表了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声明，两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由此可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素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操劳呐喊。 罗素一生精力旺盛，著述甚丰，感情狂奔不羁，声誉长盛不衰。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名人，罗素的个性有时是矛盾的：贵为勋爵，却对大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对人类充满同情心，却对与他有感情关系的很多女性表现得很冷酷。本文无意诋毁罗素的私人生活或贬低其作为文化名人的巨大贡献，本文只想对罗素一生中几个重要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面进行一番解读。在其《自传》的序言中，罗素概括了驱使他一生的三种力量。他说：“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怜悯。”这种概括是恰当和客观的。

龙图腾、狼图腾和墙图腾——中华民族的性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龙图腾”是对上的怯懦和婢膝，“狼图腾”是对内的仇恨和自私，“墙图腾”是对外的恐惧和敌意。不要让这成为近代中国的写照吧！ 龙图腾 中国的龙，是由人编造的“怪物”——马面、蛇身、鹰爪。真的龙一定很恐怖，无怪乎有“叶公好龙”一说。国人多“叶公”，明知自己并不愿和龙在一起，却仍然对龙崇拜歌颂。为何？ 中国的龙年邮票。恐惧和臣服？ 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依附龙，让这个怪物成为他们的靠山，恩赐给他们安宁，赋予他们吓唬别人的资本，以便他们可以匍匐在龙的阴影里享受片刻的安宁，享受看到别人恐惧而带来的快感，从而感到自己的强大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 于是，龙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敬畏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龙，成了华夏的象征；华夏，成了龙的故乡；而国人，自喻为龙的传人。 “龙之初，性本恶。”探究龙的原型，中外并无不同，都是指一种神通广大的害人怪兽。在西方，屠龙是正义勇敢的行动，屠龙者是英雄。然而华夏则不同，先民匍匐在龙的脚下，放弃了人的尊严而以爬虫自居。于是，“龙图腾”诞生了。 或许由于龙毕竟太过丑恶和恐怖，于是聪明的国人创造了华表——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构成了中国的图腾柱。柱子似权杖，龙代表了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而附加的祥云，倾诉了人们对龙恩的期待和对龙本身的祝福。 其实华表最初并非如此。尧舜时代，华表上盘踞的并不是龙。华表只是设立在交通要道的木柱，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和信息，因此它又称“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并非贬义，仅指发表意见。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华表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形式：“不同意见”被代表皇权的龙所取代，“诽谤”从褒义的进言沦为贬义的“谣言”。这就像一场悲剧，诠释了民族心理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无恶不作和无所不能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于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也就这样诞生了，统治者就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于是，他像龙一样独断专行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至此，“造龙运动”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但是，这场运动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就是制造匍匐在地的子民。在这场“造龙运动”中，华夏谁都没有闲着，皇上成了“真龙天子”不可一世，达官贵人搭上龙尾巴也鸡犬升天，黎民百姓自喻“龙的传人”，成了匍匐在地的子民，并为隆恩浩荡而感激涕零。 由原始的恐惧，加上刻意制造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亢奋、怯懦和服从，使得国人迫不及待地认同这种恐惧并把自己称作其传人，以乞求恩赐的平安，并以此恐吓别人。龙，就这样被国人请上了神坛。于是，恶龙驾着祥云“君临天下”，这极不和谐的组合就成了中国图腾柱的内涵。国人创造的华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信念——逆来顺受就会繁荣昌盛。 华表上的“龙”和“祥云”所代表的“恐惧”和“恩赐”构成了国人特有的对于现实和理想的诠释。于是，俯首帖耳和苟延残喘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底线——服从恶龙，它总会给你一条生路；趋炎附势和飞黄腾达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最高境界——追随权势，它很可能让你鸡犬升天。“龙”和“祥云”就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其贴切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唱遍华夏大地，红遍大江南北，很多子民们为之潸然泪下亢奋不已。可是追溯龙图腾的起源，华夏先民出于趋利避害的心态，把这样形态丑恶的凶神奉为祖宗，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 对于龙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理念冲突。在西方，人为了自由尊严，舍生忘死和恶龙搏斗；而在中国，人为了苟且偷生，放弃自由尊严，匍匐在龙的脚下。被西方彻底击败的恶龙却在华夏找到了俯首称臣的子民。于是西方人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公民，而华夏人成为了附庸权势的子民。 华夏历史上也有仁人志士，但少如凤毛麟角，他们的出类拔萃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平庸昏聩之中；他们的英勇睿智被沉沦在了整体的苟延残喘之中。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对屠龙者的歌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与龙搏斗的英雄销声匿迹了，而龙却被世世代代歌颂着。 狼图腾 中国的“龙图腾”正方兴未艾，又来了一个“狼图腾”。虽然这个“狼图腾”还没有像“龙图腾”那样危害深远，但是其所代表的心态却值得关注。 “狼图腾”的倡导者觉得“龙”还不够凶恶，“狼”才是出路。他们把狼性作为中国社会的良药，大加赞美，并崇其为“图腾”。 其实，这个“狼图腾”很难说是其倡导者的发明，而实际上是整个华夏的民族性格在近代难以阻止的流露。许多中国人都说自己“太善良”、“太诚信”，把不幸都归因于他们自己不够坏和不够狠。 在普遍和严重缺乏善良和诚信的现代中国，居然大多数还觉得自己“太善良”、“太诚信”，简直匪夷所思。当一个社会在道德崩溃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人人争先恐后逃离道德和责任，把善良和诚信看作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而对于丑恶和欺骗却如蝇逐臭。“狼图腾”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吃别人和被别人吃两个选择。如果你不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别无选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双赢，只有你死我活。至于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和睦相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对狼的厚爱，大概是从多年的物质和精神压抑后突然的欲望释放和爆发后对于权势和利益的向往。那些过去曾经属于“真龙天子”的一切，现在似乎都唾手可得了，不管是巧取豪夺还是坑蒙拐骗。既然龙的时代他们没有成功，那么狼也许可以让他们弥补过去的遗憾。 国人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隔岸观火、趋炎附势，都是这种内心缺陷的外部症状。国人的狼性不是不够，而是太严重了。那些提倡狼性的人也许不理解，所谓狼性就是穷凶极恶和奴颜婢膝的结合，是贪婪和愚蠢的共存。 狼从来不贡献什么，却贪得无厌。狼可以吞噬倒下的同伴，实际上，狼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同类。狼会在饥饿时吞噬同伴，也会自相残杀。狼群成员平时对狼王毕恭毕敬，一旦狼王失势，就会被罢黜甚至杀死。可以这样说，每只狼都是野心家。 勤劳、狡诈、锲而不舍、不择手段、同室操戈，也许这正是“狼图腾”崇拜者所推崇的狼的形象和榜样。用狼来代替龙的期望表达了一种现代国人的心态，忍辱负重、巧取豪夺、刁钻古怪、背信弃义。正因如此，“狼图腾”崇拜才会在中国有市场。 所谓狼，就是在一幅猥琐的外表下，掩盖着贪婪的内心。如果还有人希望再用这样的图腾来让国人崇拜，那么大可不必，因为许多当今的国人本身就是这个图腾。今天的中国社会还需要狼的贪婪吗？ 鲁迅曾经这样批判国人：“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他给中国青年开了治疗此病的良方：“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不幸的是，那些崇拜“狼图腾”的人，不仅没有吸取“龙图腾”的教训，而且在这条“图腾之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把“人”作为社会的行动标准和终极目标。在“狼”面前，他们永远是奴颜婢膝的奴才，只有在弱者面前他们才显现出作为奴才的另一面——“狼”。 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了对强大丑恶的依附，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没有“龙”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狼”也可以带来和“龙”一样的效果和更加可观的实惠，那么狼也未尝不可。只有把奴才做稳，日子才可以过得下去；只要能把奴才做稳，“龙”或者“狼”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龙图腾”还有一些想象力，龙能飞，能泳，能走，能爬，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那么这些“狼图腾”的崇拜者就如同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平庸野心家，尚存的后怕、眼前的艰难和未知的恐惧令他们不知所措：“既然龙不行，就试试狼吧。”但是，把凶兽堆砌在一起编造出来的“龙”不行，“狼”就行吗？从“龙”走到“狼”，是一蟹不如一蟹。从“龙图腾”走向“狼图腾”，只是从没出息走向更没出息而已。 墙图腾 华夏还有一个图腾——长城。长城自古以来颇有争议，而在近代才上升为图腾。国歌里有长城，钱币上有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民间谚语，显示出国人对长城的情深意长。回顾长城的历史，如此褒奖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修建长城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就可以建造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体量巨大的神殿则不同，它们的修建有着极高的难度。 再者，长城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什么正面的作用。秦以前，这些长城没有制止秦国的大举入侵；秦以后，也没有阻挡北方民族的南下。中原强大的时候，中原的版图向外越过了长城，此时长城成了无用的内墙；中原积弱的时候，北方民族向内越过了长城，此时长城成了别人版图里的内墙。无论哪种情况，长城都没有用处。 长城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华夏的版图在心理上就是由长城界定的。然而，这是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的。 关于长城的神话还影响到了现在，不知道是谁振振有词，美国的宇航员在登上月球后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长城。这可让爱国人士欢欣鼓舞了一阵子，甚至至今还沉湎于这个胡编乱造的美丽瞎话之中。 长城的宽度不过6米，从月球上看长城就如同从38公里外看0.6毫米粗的细线。这个视角，只有用现代强大的天文望远镜才可以分辨。不要说从月球上看不到长城，就是从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卫星上，肉眼也无法看到长城。就算卫星的近地点约300公里，这时看长城就如同从15公里外看一根30厘米粗的电线杆。这个实验并不困难，你找一根你喜欢的电线杆，驾车开出15公里后回头试试你的眼力。 那么到底为何长城在国人心目中地位如此崇高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许已经太久远了，对有着选择性忘却习惯的国人来说，已经记不太清了。国人对于长城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愿意回顾。那愚蠢的动机，残酷的过程和无用的结果至今最好忘却，仅留下那臆想中“龙”的象征和辉煌。在“龙”成为图腾千年之后，长城也成为了图腾。 图腾，也许这才是答案？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长城在现代给我们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收入，也许因此我们就可以给长城平反？当然还远远不是平反，而是给予其以民族象征的礼遇。但是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洗刷昨天的罪恶吗？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使得昨天的罪恶成为辉煌的业绩吗？ 这大概就是地标建筑的神奇。华夏的达官贵人和草芥子民对地标建筑和塔楼牌坊的热衷可能是更加根本的原因。他们对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进步毫无兴趣，但是对流芳百世却心有独钟。而长城，恰好符合他们的标准。 现代的权贵们，大楼越修越高级，地标建筑物越来越豪华。即便这些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铸就他们的辉煌。他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劳民伤财，很可能像长城一样载入史册，在今后享有长城今天的待遇。回顾和审视华夏的历史和现实，谁敢说他们的指望不能实现呢？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此后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长城迎合了人们内心的封闭和对外的恐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造墙的民族，不仅喜欢造物质的墙，也喜欢造精神的墙，以此制造小圈子，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进而在小圈子中继续制造更小的圈子，比如形形色色的同乡会。墙，是国人难以解开的情节，而长城，更加艰难。 无可否认，凡是热衷于造墙的时代都是封闭和恐惧的时代，凡是热衷于造墙的人都是封闭和恐惧的人。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国人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告别“龙”“狼”“墙” 龙和狼再加上长城，这是一幅多么不和谐的图景。这不仅仅是它们本身不和谐，而且是这些图腾的含义与人类的理性格格不入。 这些图腾解读了中华民族的心理：“龙图腾”是对上的怯懦和婢膝，“狼图腾”是对内的仇恨和自私，“墙图腾”是对外的恐惧和敌意。不要让这成为近代中国的写照吧！如果中华民族还继续对“龙”、“狼”和“墙”顶礼膜拜，必将在背离人的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这个世界不必有刻意的恐惧，更不必有对刻意恐惧的宣扬或崇拜，于是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

西方价值观 文：安南德 2015年是安兰德诞辰110周年，特重发这篇深刻阐述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自由女神，愿其不朽思想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么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人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作为第一种制度的典型例子（请参见《独立宣言》）。 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第二种制度的见证。 在苏联，数百万农民或“富农”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富农的。在纳粹德国，数百万犹太人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犹太人的。 苏联和纳粹的法律是集体主义原则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中，无视道德标准和个人权利的原则最后只能导致暴力。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么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着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么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着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着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么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么“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么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么承认个人的权利，要么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么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么警察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想呢？那么，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么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么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抽象的理论，那么就请看看欧洲，去那里你可以找到实证。在苏联和纳粹德国，老百姓做着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肮脏勾当，互相监视，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送到秘密警察手上，送进可怕的行刑室。这就是集体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空洞罪恶的集体主义口号的实际运用。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么，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么是不可剥夺的，要么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功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么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么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一旦有了最初的不诚实和回避，人们就已经掉进了集体主义关于独裁统治是否合理的陷阱。大多数人只在口头上反对独裁统治，很少有人明确表明立场，认识到独裁统治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为了何种目的，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十恶不赦的。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些奇怪的问题，如“好的独裁统治”和“坏的独裁统治”之间有什么差别，以及什么样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使独裁统治名正言顺。集体主义者不问“你想要独裁统治吗”，而是问“你想要怎样的独裁统治”。他们改变了讨论的出发点，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很多人认为，如果独裁统治的动机不良，这样的独裁就是恐怖的，但如果动机纯正，独裁统治就是合理的甚至受人欢迎的。那些倾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声称，如果集中营和行刑室是用于“自私”的目的，“为了某个民族的利益”，就像希特勒所做的那样，那么它们就是罪恶的；但如果它们是用于“无私”的目的，“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它们就是高尚的。那些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声称，鞭子和工头使用“不彻底”时就会无效，而使用“彻底”时，就是十分有效的，如纳粹德国的情况。 在你讨论什么是“好的”或“坏的”独裁统治时，你就已经接受并认可了独裁统治的存在。你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邪恶的前提——为了你的利益，你有权奴役他人。从那时起，这就变成了一个谁来支配盖世太保的问题。你永远无法和你的集体主义同伴在什么是实施暴行的“正当”理由、什么是“不正当”理由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你的定义他们也许无法接受。你也许认为为了穷人杀人是正当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为了富人杀人才正当；你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阶级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民族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你们达成共识的只有屠杀，这是你们唯一能做到的。 一旦你赞成独裁统治的原则，你其实就已经鼓励所有人和你采取一样的立场。如果他们不想接受你的思想或者不喜欢你的某种“良好动机”，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冲上来打你一顿，逼你接受他们自己的“良好动机”，在你奴役他们之前奴役你。“好的独裁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怎样的目的去奴役人民才是合理的？”我们的问题是：“奴役人民是否合理？” 如果独裁统治因为有了什么“良好动机”或“无私的动机”就可以名正言顺，那么这样的道德堕落实在令人发指。人类所有那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拼命摆脱的残暴和犯罪倾向，如今又找到了一把“社会的”庇护伞。很多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杀人或折磨他人是罪恶的，但如果是为了他人去做这些就是高尚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暴力，但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尽可大胆去做。也许我们听到的最让人作呕的话是：“确实，斯大林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最新式的野蛮行为。 不要认为集体主义者是“真诚但迷茫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绝不是一种理想；残暴不是“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千万不要说通过武力“做好事”是一种良好动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愚昧无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动机。 本文1946年原载于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市一份以保护美国理想为宗旨的电影协会刊物《警戒》。文章的目的在于定义和阐明政治领域的基本原理，所以主题仅限于政治。这里选登的十二个问题是原文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原文因故未能全部完成。

春晚如屁 文：阎连科 二〇一四年的春节是一月的末尾，看完这年的央视春晚，我在初一那天，因为学习书法，顺笔就在一张纸上庄重儿戏地写了四个字：春晚如屁。 之后我为自己的粗俗而后悔，觉得对不起冯小刚，对不起这年春晚所有为演出而负出的人，就在二月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想着这件事：为什么不取消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呢？它如此劳民伤财，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全国人的热情和期待，难道目的就是花钱费力，给人民创造一个发泄、辱骂的机遇和窗口？ 如同西方远航的艇舰，因为在旷寂海上昼行夜漂的茫茫深邃，与世隔绝，所以会以昂贵的价格，在舰板上塑造一对或几对逼真的男人和女人。男的是拥有权力、霸主地位的某位将军或高官，女的是某位明星或绝代貌美之佳人，以使舰船上的水兵们，对权力和军官们，压抑、牢骚到不能不有所发泄时，就出来朝那将军或高官的橡胶肚上踢几脚，朝他的脸上吐口恶痰再或掴去几耳光；或因为士兵们正当年少，情难寂寞，荷尔蒙多到将要漫溢时，就对着那美女佳人，做爱发泄，解决解决。如果央视春晚，也有如此之目的，那倒也就罢了，也是一桩人性而善意的好事，或多或少，也算达到了初衷和目的。 可是春晚，初衷绝非这样之初衷，目的绝非这样之目的。一如足协的年年月月，人事更替，都是为了中国的足球之好，而非为了让全国球迷们去咒爹骂娘——然其结果，又终是被人和人民，咒爹和骂娘。 于是就想，当一桩行为物事，再二再三地事与愿违，果非初愿，那为何不息止、停办、去除呢？为何不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办与不办，怎样才对这现实的世界和国人更有益处呢？去除和停止，不是有很多理由并已恰到好时了吗？ 春晚是一筐时过境迁的烂桃 众所周知，央视春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十亿国人的节日和文化生活里，曾经有过精神与文化核源的意义。正是这样，也才会使一首歌曲，一个明星，在那短短几分钟的春晚演唱后，可以一夜爆红，名扬华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中国时置改革开放的元年初始，经济枯干，文化漠沙，人们的精神追求，只能在望梅止渴的沙地里跋涉与翘盼；信息来源，如同四壁黑狱中的一缝光隙。春晚的如期而至，从天而降，必然是旱天甘雨，狱门之光，让亿万的中国人看见了欢乐，看见了世界，看见了不一样的文化与生活。 如此的一年一年，一个除夕和又一个除夕，一个春晚和又一个春晚，表面看，它让亿万个家庭团聚在一起，围着这个精神的火炉，丰富了千百年来炭火柴烧的除夕的火盆和壁炉，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与精神的肌缝间，它使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比如富裕、平等、自由与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春晚的成功，是建立在十年文革坍塌的废墟之上。 十年的坍塌上，终于迎来一朝之建立，一如茫茫黑夜的海面，不要说黎明之光，就是一渔灯火，也可以引来万千夜航的聚拢。然而今天，中国已经不是那时的中国，观众也不是那时的观众，人们也不是那时的人们。 富裕似乎已经富裕，可富裕后的不公，已经昭然在了天下；欢乐已经欢乐，可欢乐中人们有了太多的扭曲和被扭曲。人们在春晚中深层的想像，在生活中没有实现，在之后春晚的节目中，也没有给人们新的暗示和寓意。 往年春晚中相对单纯的笑和美，被今天春晚中夹杂的权力与他意取代了，如说教与政治，虚假和歌德，成了春晚潜在的主题。寓教于乐，对幼儿园和未成年的孩子，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对于今天已经完全成熟的观众和人们，你把你小学的文化当做教授的资本，而把经历万事的人们，当做涉世未深的孩童，这未免有些本末倒置，把鸭子误做了天鹅，将上帝当成了屌民和教民。 春晚和那些做着春晚及管着春晚的人，你们真的不是人们精神的上帝，不是人们思想的辅导员、指导员、教导员和职高权贵的政委。你们也是观众，也是人。也是人们中的一员。把观众视为弱智，那是你们比观众更弱智；把观众视为白痴，那是你们比观众更白痴。 旧时候，那些戏台上耄耋的艺人，一生都不敢漫待台下的人们，可是你们随时都可以真心实意地把观众当做由草根和屌丝组成的屌民们，教育他们的世界观，提升他们的人生观，强加给他们审美观；而把自己当老师、当领袖、当执政者的代言人、家仆、喇叭和号子。 经常可以看到从春晚捞到资本与名份的演员们，在电视上和舞台上，一边为自己一生上过几次春晚而自豪，又一边抱怒和诉说，自己为了春晚牺牲了这个和那个。既然如此，你就别去参加吗？过一个常人的生活，在春节前后，日日地守着亲人，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就那么不好吗？ 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春晚的创作者对审查的不满，如小脚媳妇样在边旁的叽喳唠叨，然对审查制度公开的言论与辩说，却几乎没有从那些受审查的演员和创作者的嘴里，二二得四地讲出过。且一边是私下的抱怨，又一边是为了能挤入春晚的阿谀、行贿和献身，其行为一如头带鲜花的妓女，在谩骂来自花地的牛粪的气味。 何必呢，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们还是作为艺术家的明白人。 何必呢，中国人大都被现实历炼成了世事通达的精灵了，谁都不要去做得了便宜的卖乖者。 何必呢，现在离最初的春晚都已过去三十余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话不光是一句民间谚语，还是一道历史的训诫，是有着一些哲学意味的对世界认识的方法论。因为今天已经不再是昨天了，今天的时代不是三十年前的时代了。今天的百姓、观众，到底在年节间能不能离开春晚很难说清楚，但他们一定不再喜欢你们这样“观念守旧、立场鲜明”的春晚应是肯定的。 既然春晚已经是一筐过了季节的烂桃子，人们不仅不吃它，还要把它摔在脚下边；既然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季里，又要“春晚草发，岁岁枯荣”了，那就与其因袭，不如变革。 不能变改，不如放弃。 可以以最近十年春晚为案例，丢弃不计成本的人力和物力，仅把春晚的财政开支（纳税人的钱）向人们公开报一报。然后取一平均值，每年在放弃春晚后，把这笔钱财，都用到边贫地区的教育上，如此也好给人民有一个停办春晚的借口和理由；也有一个好台阶，让那些从春晚的舞台上下不来的演员和创作者们可以体体面面走下来。 停办央视春晚更有利于全国观众的选择和竞争 央视春晚的根本弊端不是那些导演、演员和艺术家们的动力、心力和敷衍，全国人都相信那些演员们，甘愿在春晚中倾其所有后，还乐意把自己的肠子当做幕绳来拉扯。之所以春晚终于耗尽导演、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力才把它弄成一筐烂桃子，是创作、选择自由的限制之结果。是央视太想把春晚国有化和垄断化。甚至在权力和思想上，也太想把十几亿人（观众）的思想集体化、垄断化和国有化。不要去深究他们想国有人的思想、想象的政治根由和来源，但这和垄断、国有中的经济、名利的丰厚也必然是瓜葛相连的。 为什么不可以让央视停办春晚、由各省和地方自己视情去办呢？ 一省去办也好，数省联办也罢，不可忽视的有几点。一是各省、市和地方电视台，也都是在同一政党领导下的宣传文化机构，用不着担心他们会“荒腔走板”到哪儿去，会把火车头开到汽车公路上。二是不可忘记，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元，“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的爱。”八十年代那些年，春晚几乎可以把人的思想、情感、情绪都聚拢在你央视的旗下和门下，那是因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已经把人的思想僵化统一了；而今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思想的多元、分化和地域文化在人思想上的再次根植与生成，已经不再是芝麻地里只有芝麻了。 套播与套种，混合与融合，乃至于混乱与杂交，前所未有，后会更盛。正如没有南方人更了解南方人的味觉样，只有北方人才更知道北方的文化和需要。我们不能把喜爱超女选秀的年轻人都聚拢在“二人转”的舞台下，那样就是文化权力的专制了，就是对人的精神强奸了。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让东北二人转的观众都去看京剧，让京剧观众都去看豫剧。各取所需，文化多元，这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和必然，而春晚，走的却是“思想艺术国有”的“大一统”。 一年一度的除夕到来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都以血脉和文化的名义分散或聚拢在一起时，你要给他不看春晚的权力和选择。这种权力不是他不看他可以关掉电视机，而是他不看这个春晚，可以选择另外的。要允许地方电视台办春晚。并允许它在除夕的同一时段播放和竞争。 要给观众一个选择权。 这不是你办与不办、放权不放权的文化问题，这是一种文化权利的垄断和专制。当央视不办春晚了，也许这种文化垄断和欲要将人的思想、精神统一和国有的策略、计划、想法也就放弃了。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也就藉此又一次真正地放开、宽泛了，精神的天空也就多多少少阔大舒展了。 现在——以春晚为例，是地方春晚和央视春晚没有竞争权，是你在文化垄断中独有与霸主。不知道地方电视台在整个国家电视制作和播放中有怎样的自主和自由度，但央视春晚走到今年春晚这样的“绝处”时，实在是该主动放弃而把制作权交给（下放）各个地方台，让大家据实而作，彼此竞争，市场机制，劣者淘汰，使作为中国人的中国观众，在春晚有个选择权，有不被你说教的权利和娱乐、审美选择之自由。 让春节成为民间自己的节日和庆典 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今天民间的生活，如节日、婚丧、娱乐、习俗等，都正在被规划、改变、删除和被袭暴而来的现代的文化所整治，如市场被城管整治样。 以某一地方为例，早些年我有两次到那儿过正月十五时，都遇到县里在元宵节里一边组织灯笼、高跷会，一边又在这民间节日中，组织各乡镇的民兵在简易的体育广场进行正步行进大阅兵。从形式到内容，这两个元宵节，都几近成了天安门广场的十·一国庆大阅兵。那县里的主要领导站在阅兵台上检阅民兵方阵时，如将军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荒唐可笑如耕牛的嘴套变成了皇宫帽子样。 还有端午节、七夕和各方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地方性传统节日，这些极具民间意义的节日和文化活动，都正在被人为造成的消费性假日旅游所取代。如当年盛行在北方乡村的“二月二”、“三月三”和一年一度收麦后的各村自行庆典的“吃麦饭”等，这些节日除了县志上的记载外，似乎都已不再存在了。 当然，在与不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现代文化优选进程中对本土性、民间性文化的认知和态度，是保护、放弃和剔除的选择。回到央视春晚这一议题上，当春晚如今年的春晚一样被万人吐槽和唾弃时（谁能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收视率？），人们大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春晚确实丰富过中国亿万人的节日生活，但也开始在破坏着亿万人固有的、传统的节日生活——春节。它破坏的不是春节的存在，而是这个中国人千年来最大传统节日的地域性与多样性。 因为央视春晚的垄断性和霸主性，又因为央视在春晚中的政治单一性和蠢笨的说教性，它的存在，如国家银行垄断、霸有丰富多样的民间资本样，使那些地域偏僻、文化多样的节日和传统被它挤占了，不再有意义而渐次消失了。这如同普通话对方言的侵袭样，只要国家普通话的存在，便必然会使一些更具地域文化意义的方言逐渐的消亡。我们不能为了某种方言存在而去除普通话，但一个民族不重视和保护地域的传统和方言，必然是未来文化的可悲和哀伤。 可对于央视春晚言，急流勇退、临败即收，在该停办时停办，却正可以让春节更加多样化和民间化，让民间和百姓更拥有一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自由性。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公众号 ‏ “时代学院”新近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时代学园Time Academy。在这里我们将为朋友们提供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优秀文章，同时也会将“时代学院”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信息及时提供给您。 对话和批判，是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创办宗旨，也是我们“时代学园Time Academy“公众平台的追求和理念。它是一座平台，让我们自由表达和对话 ；它也是一座桥梁，让我们彼此理解和合作 ；它更是一个乐园，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意义和层次。 通过查找“时代学园”微信公众账号：TimeAcademy，或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加入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订阅。

留·心间 ——瓦伦丁节的由来 文：苏凤（蒙特利尔） 情人 给了她眼睛 一枝馨香在心之深处 无常的皓月 爱情是一潭不消失的 深渊

纯洁的爱 作者：爱弥儿·内里根 译者：林锦（蒙特利尔） 这是一首魁北克法语诗人爱弥儿·内里根所写的爱情诗，值此情人节之际，送给朋友们，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知道一个教堂里有块神奇的彩画玻璃， 某位著名艺术家受到天启，在那里 鬼斧神工般画下，一位蓝眼睛的圣洁女子， 她身着缀满流苏的长袍，额上戴着闪亮的星饰。 夜里，阴霾的梦魇缠绕着我的灵魂 奇异的歌声自天庭而降 我来向她祈祷，沐浴着橘色的清光， 那是月华在她的金发间流荡。 在我心灵的彩画玻璃上我将你这样描绘， 浪漫的爱人啊，苍白金发的圣洁女子， 你，是我唯一和永恒的爱恋； 可你始终静默着，无动于衷，如此傲慢， 你情愿看到我忧郁失望， 在如同坟墓般的爱情里漂泊流浪！ 附原诗： Amour immaculé Je sais en une église un vitrail merveilleux Où quelque artiste illustre, inspiré des archanges, A peint d'une façon mystique, en robe à franges, Le front nimbé d'un astre, une Sainte aux yeux bleus. Le soir, l'esprit hanté de rêves nébuleux Et du céleste écho de récitals étranges, Je m'en viens la prier sous les lueurs oranges De la lune qui luit entre ses blonds cheveux. Telle sur le vitrail de mon coeur je t'ai peinte, Ma romanesque aimée, ô pâle et blonde sainte, Toi, la seule que j'aime et toujours aimerai ; Mais tu restes muette, impassible, et, trop fière, Tu te plais à me voir, sombre et désespéré, Errer dans mon amour comme en un cimetière ! 爱弥儿·内里根（Émile Nelligan） 译者注：爱弥儿·内里根（Émile Nelligan），生于1879年圣诞前夜，卒于1941年11月18日，魁北克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大多涉及童年、音乐、爱情、疯狂、死亡等主题，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风格，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忧郁的气质，有人将其誉为“魁北克的兰波”。内里根因患有精神疾病从20岁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直至去世。但是，他在身心双重的囚禁中，却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抒情优美、才华横溢的诗篇。为了纪念这位出生于蒙特利尔的诗人，蒙市的公立图书馆系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Catalogue Nelligan”。

忘我和自恋，也说忠犬八公的故事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家对面的公园好似狗狗的天堂，每天从早到晚，看到的都是被主人领着的形态各异的各种狗狗在公园里琴瑟和鸣的走来走去。一天看到邻居牵着一只日本秋田犬，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抹一样，就过去跟他搭讪：好漂亮的狗啊，是日本籍的吗？ 他笑了说：是日本秋田狗，但是法国出生了移民来的啊。这种狗，魁北克只有一个breeder，排队期太长，所以回法国父母那里买的。 我好奇地问：那他真的像电影里一样，只爱你一个人，还是爱你全家每一个人？ 他变得谨慎起来，思考着回答：他爱每一个人，应该是爱全家每一个人…… 看他的谨慎，大概跟我一样，也是个看了忠犬八公的故事的粉丝吧。 忠犬八公得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而不是现代的美国。崇尚忠君精神是当时日本的时代特征，因为这精神在八公身上有很好地体现，所以这个故事才在当时的日本广为流传。100年前的地球，不管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人类自己的生存条件都非常有限，更不要说一只弱势的狗狗，而在艰辛的生存条件下，固执和坚持其实是别无其他选择的一种生存本能的体现。 很遗憾我看到的拍摄背景是现代美国版本。通篇看下来，忠犬八公和他主人的遭遇，感觉竟然成了对女主人的变相控诉，题目也应该改为，一只被女主人虐待了的狗狗。女主人女皇一样的优雅而且精神独立，她是不喜欢狗的，自然不肯放下自己高贵的尊严去妥协和折中，因此决定了八公一生的悲剧。八公一来就引发了男女主人的争吵，注定了八公是个不受欢迎的狗，因此不管教授和狗有多深的感情，他都要孤零零的睡在院子里，远远地遥望着自己的主人。在那个他从来没有融进去的高大的别墅里，教授是他唯一的爱和牵挂。 家养的狗狗本来就是用来宠和爱的，用来一起生活的。女主人严重缺乏对外界的同情和妥协，也自然不能放下自己给八公温暖的爱，甚至她都不能给自己的老公温暖的爱，所以教授和八公相互温暖，相依为命。因为从来没有融进这个家和他们的生活，除了夏天在院子里的BBQ，狗狗也没有建立起别的生存乐趣。因为生活很单调乏味，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和温暖成了教授，所以等待教授的归来，才成为八公生活中唯一的使命。 八公的主人其实应该是这一对夫妻, 而并不是仅仅是教授一个人，但是女主人从来没有对八公温暖过。女主人好似卢浮宫里的大理石雕塑般冰冷和高贵，用冷淡独立的态度对待一切，让八公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和爱，八公才会如此珍惜根教授的感情，痴情的等待教授的归来。 相对于女主人永远都端着放不下的自我，八公对主人的爱，却是如此的忘我和奋不顾身，有一天，再也不能把男主人等回来的时候，他选择了停留在火车站上的终生等待直到去世……这个除了忠诚完全没有领略其他生存乐趣的八公,让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彻底崩溃掉，哭得不能自已。文明会给人或者动物更多的选择。选择权，也会带给人或者动物更多的灵活性。比如我的狗bobo是我从动物援救中心领养回来的被人遗弃的病狗， 但是，对食物忠诚持久的热爱和对自身魅力的永恒的信心，让Bobo离开我也可以跟着下一个主人生活下去。无论是人，或者是动物的一生，都不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饱受痛苦的煎熬等待，然后被列上忠贞的牌坊。 想起了有一年去北京看望收养遗弃宠物的丁奶奶。有一只被主人留在丁奶奶那里的暹罗猫因为被遗弃，绝食很久，完全靠着注射维持生命。我把瘦骨嶙峋的它抱在怀里，希望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给它一些温暖，我抚摸着它，它虚弱的眼神里突然燃起了一点点希望的光亮，它凑近我，闻了闻我的味道，那光亮顷刻间暗淡下来。我离开的3天以后，它就死了，却最终没有把那个熟悉的味道等回来。。。。。 “希望你首先学会爱自己，然后再去奋不顾身地爱别人，如果有一天不能爱了，依然可以转身做回自己，”得到主人允许后，我摸着公园里散步的一只新出生的小狗，在心里说。

对酒当歌 文：怀素（蒙特利尔） 吴丽当时是走头无路。她是通过萧明办商务旅游来蒙特里尔的，时间是半年。本来想在这半年时间里，在加拿大有个归宿，却迟迟没有机会。这段时间，她在西人律师家当过保姆，也在中国餐馆打过工，品尝到了海外生活背井离乡的艰辛，但她却不想回去。既使在加拿大碰得头破血流，她还是相信泰山脚下那个算命人说的话，她将来是要发达的，有数不清的钱。 她在镜子里端详自己，三十二岁的女人，就像还未开败的花朵，脸上还有娇嫩的颜色，容长脸儿，细眉薄唇，柳肩细腰。吴丽有点骄傲，同时也有点自怜，然后就对自己说，怎么办呢，要么在这里黑下来？但黑人的日子实在太难了。且不说联邦局那些清查人员，让他们找到就是递解出境，就是不被找到，哪个地方敢长期雇佣她给她薪酬？生活就是大问题了。 正在她一筹莫展之际，电话响了。电话是萧明打来的。吴丽后来每次想起来，都会对萧明说，你真是我命里的救星。同时也觉得冥冥中是老天把洪先生送给她。 见面是在萧明家，吴丽身材修长，玉树临风；洪先生五段身材，矮小中透着干练。吴丽弯眉细眼，淡扫蛾眉；洪先生稳重沉默，用词谨慎。只是洪先生那年六十五岁，比吴丽整整大了三十多岁。 相亲只有十几分钟，吴丽没说什么，有点如坐针毡。三十二岁的女人，对心中的对象是有一个取向的，即使不能说是哪个具体的人，也明白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人。 洪先生的外表尤其是年龄，不在吴丽的取向之内。 相亲结束时洪先生说你住哪里，我带你一程吧。 吴丽出了这个门，是要进餐馆打工的，但她不想让洪先生知道，就客气地说不用不用，我在这里坐一会，好久没见萧明了，怪想的。 萧明是个机灵人，立即应对说，是地啊是啊，我们情如姐妹的。然后站起来，一直把洪先生送到门外，妩媚一笑，低低的声音说，有私房话要说。 洪先生一走，萧明就说，好大一条鱼。你不想钓？ 原来洪先生是台湾人。在蒙特里尔的一所医院做外科医生。他的第一位夫人，因为不满加拿大生活的无亲无故，寂寞之中就在加台两地穿梭，后来更多的时间，定居在台湾。闺阁寂寞之际，想起重操昔日因结婚生子放下的钢琴，就与钢琴老师发生了恋情。 吴丽听了，沉默不语。 萧明说你可想好了，外科医生的收入，你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机会不是总有的。再说，你现在不是也急于有个归宿？ 吴丽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有两棵树。那时正是樱花盛开时节。同样的树，临街的那株正开的盛，靠窗的这一株却已经落红满地了，正是雨后，花红在风中慢慢飘零。 萧明笑嘻嘻的，说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挺有意思。说一个成功的女人，一生需要三个男人，初恋时需要年龄相当的白马王子，中年需要一个呵护备至的年长男人，老年时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旅伴。唉，她叹了口气，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向窗外张望的吴丽，说，我是没这个福气了。 吴丽明白萧明的话外音。其实既使没有萧明的暗示，她也不会放手。她太需要这个机会了。 在萧明的安排下，他们有了第二次约会。 洪先生出现时，吴丽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头一天还轻装上阵的男人，如今一身黑色笔挺的西装，妥贴得一看就是给他量身订做的。不多的头发梳理整齐，一幅教养良好的派头。面对这样的晚餐对象，吴丽有些自惭形愧。 因为来的匆忙，她只有一点时间，在餐馆的洗手间换了一套国内带来的水绿色旗袍，而且千万别仔细看，虽然她很小心，在背后还是有些皱摺。 洪先生看到她，紧走几步迎上来，十分绅士的说，真高兴见到你，你看起来很漂亮。吴丽却突然感到自己矮小起来，而矮矮的洪先生，这时在她的眼里却高不可及，脸上不知不觉就现出小女人的情态。连忙说，不好意思，有点晚了。 洪先生说，不晚不晚，正等你来点菜。说着，就走过去，给吴丽拉开了椅子。 腥红的拖地窗帘，高大耀眼的吊灯，气宇轩昂衣着整齐的黑白持者，都给了从未进入这种环境的吴丽一种压抑感。莫名的自卑突然涌上心头，一丝轻微的颤栗让她在行走中格外注意自己的动作，轻一点，再轻一点，她对自己说。她不能肯定洪先生的身价，但既使洪先生的身价没有那么高，她想她也会接受——用已经不再青春的青春为代价，在加拿大嫁个有钱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好买卖。 洪先生请她吃法国大餐。开胃菜过后，洪先生点了海鲜，问她点什么时，因为怕出错，也有拉近距离的意思，她跟了洪先生的菜单。后来洪先生说你吃过蜗牛吗？吴丽犹豫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没有。洪先生就来了兴趣，说那可是法国特色，就叫了侍者，又添了一道。 蜗牛上来时，盛在一个小小的瓷碗里，瓷碗里平均放着三只小蜗牛。蜗牛下面还有一些像蛋羹一样的东西，吴丽拿起刀叉就去分割——没想到硬碰硬，那看上去像蛋羹一样的东西是瓷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特为烹调蜗牛制作的小瓷碗，小蜗牛就卧在里面。只因上面满是调料，显得像蛋羹一样了。 吴丽当时很尴尬，但她笑一笑，用纸巾掩住了口，也掩住了表情。 洪先生倒没介意，慢声细语的聊起这几十年在海外的感觉，他说有时就想起余光中的诗，还会想起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他说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唐诗的人。 吴丽就仰慕地望着洪先生，有点不知怎样接下句。说句心里话，吴丽很少读诗。 洪先生却停住口，好像等着吴丽接话。见吴丽不回答，就说，我和我的大学同学，经常在网上对诗，蛮有情趣的。 话说到此，吴丽真不知说什么好，她想应该也对出一句才对，可对什么呢，她真的不会呵。情急之中，有两句诗真的跳进大脑，她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天哪，吴丽脱口而出的两句诗，竟然让洪先生目瞪口呆，目瞪口呆之后，一种惊喜涌上了洪先生的嘴角。 这个晚上，吴丽很庆幸自己没有在第一次见面后拒绝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人不可貌相，她想。如果当时照洪先生那简单的衣着和五短身材做了决定，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灰姑娘一变成公主，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吴丽的婚礼在两个月后举行。婚礼上洪先生的话感人至深。他说，大陆文革后学校关门，学生放假，我原以为在大陆，国学的根基已经没有了，而今天，我是如此的幸运，找到了这样一位才女，她就是我的新娘，脱口成诵，学贯古今，她随口说出的诗句，至今我还不知她在哪里得来的。 站在雪白迤地，美丽玲珑的婚纱里的吴丽，心里一千次地感谢文革中《红灯记》那个审讯李玉和的鸠山说的两句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同时想，海峡两岸互无通信也好，这种文革时大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句子，洪先生如此风雅的人，居然不知道。 其实心里最高兴的还是洪先生。前妻走后，洪先生也相过亲，但没有让他心动的。到他这个年龄和经济基础，考虑最多的，是找一个年轻貌美又能心甘情愿照顾自己的人。他第一眼看到吴丽，就很喜欢，吴丽的样貌，有点古典美人的意思，身段和脸庞都是清浅流利的韵味，这样的人，一般都脾气平和，也好控制。只是自己年龄偏大，第一次见面，也看得出吴丽有点心不在焉。他想，按着吴丽的条件，只有在某种情境下才可能委身于他。如果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是不会拘于某种身份，某种财富而委屈自己的。洪先生年过六旬，早已看破红尘，男女情爱这种东西，纯洁的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其实只在少数人那里，那少数人的纯洁又多在青春年少。洪先生也青春过，也纯洁过，如今老矣，他要的就是个能照顾他能陪他到处走走的人。 但是，当他看到吴丽的羞怯和胆小，一种怜爱还是涌上心头。他并不想找一个女仆。如果只是相互利益的需要，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爱情的蜜糖？ 洪先生五岁启蒙，家学渊远。十几岁时就登着梯子在父亲的藏书楼上读过三曹的诗。曹操那首脍炙人口的“东临碣石，以观苍海”的诗，大气磅礴，曾多么激动过那颗年轻的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岁月如白驹过隙，失者如斯，那童年时挑灯夜战的情景，依然清晰的如昨日一般。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党感到不安——徐晓《半生为人》 文：余杰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我在遥远的美国得知徐晓第二次失去自由的时候，再次打开她送给我的那本《半生为人》，扉页有她的签名，时间是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短短十年，却宛若隔世。二十一世纪初那几年，常在北京的饭局和座谈会上相遇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进了监狱丶流亡异国或天人永隔。我与徐晓的最後一次见面，是二零零八年包遵信先生的骨灰入土仪式，现场人太多，没来得及交谈。虽然仅有的几次会面我们都只有简短的交谈，但我对徐晓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那些多少带有异见色彩的知识女性，多半愤世嫉俗丶剑拔弩张丶尖酸刻薄，像是花木兰丶穆桂英和孙二娘，不易相处，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徐晓却温和丶开朗丶柔弱，如同邻家的大妈，那是一种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後容纳百川的宁静。 我很喜欢徐晓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半生为人》，这本书写出了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的时代氛围，经历了文革的疮伤之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主潮，“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直到八九枪声响起才戛然而止。那时，青年徐晓与北岛丶芒克等人一同创办先锋文学杂志《今天》，面对横逆傲慢的党国结构，“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追寻。美学家高尔泰评价此书为一首忧伤的长诗，没有控诉，没有谴责，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智慧而横遭不幸的人，终於构成“弱者的胜利”。徐晓写道，“谁爱得越多，谁就注定是弱者”，但是“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丶浮躁丶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当《今天》变成了昨天 徐晓在自序中说：“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麽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当《今天》变成“昨天”之後，历经沧桑的徐晓开始书写亡夫周郿英丶友人赵一凡和史铁生丶诗人北岛和芒克等人，这些在样板化丶同质化年代里鲜活而智慧的不幸个体，结集成为《半生为人》一书。 这本书让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那也是关於一群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过着昂扬的精神生活的人们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写他与文艺家们的交往，对於时局和文坛事件却欲言又止。在《人与事》写作之前，他就经历了马雅可夫斯基丶亚什维里丶茨维塔耶娃的自杀以及曼德尔斯塔姆和伊温斯卡娅的被捕，同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他头上。因此，他只用艺术观念暗示内心的疑惑与悲伤：“我认为艺术家和众人一样虽然有死的一天，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幸福却是不朽的，所以，在他之後经过几个世纪，其他人接近他个人的丶切身的最初感受的形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根据他的作品对此又有所体验。” 这也是徐晓的信念。一九八五年，《今天》刚停刊五年，徐晓和诗人北岛丶芒克丶多多丶顾城等人一起到北大参加艺术节，发现大学生们对《今天》已茫然无知。徐晓感到深受伤害，她写道：“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因为，对她来说，《今天》“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 书中最感人的是那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那个曾因为思想罪而入狱的轮椅上的残疾人，那个“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的知识分子，把他那间厨房兼客厅和卧室的小屋，打造成灰暗的北京城里一处明光照耀的文化沙龙。赵一凡才华卓异，更是爱人如己——“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纸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委婉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哪里得到鼓舞和安慰。”那个时代没有丰腴的物质生活——徐晓的那架破旧的自行车甚至在路上骑着骑着就散架了；但是，那个时代有一群执着丶单纯丶热情丶聪慧的人们，他们相爱，彼此温暖，他们写作，彼此砥砺，人与人之间炽热而纯真的关系，如同《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 美可以抵抗暴政吗？ 徐晓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者。多年以後，她看到纪录片《寻找林昭》时感叹说：“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作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现实中敢於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徐晓自认为是一个爱美丶爱自由丶爱独立思考的平凡女子，却不幸成为文革後期一场文字狱大案的受害者。 在《半生为人》中，有几篇文章讲述作者当年的狱中生活。与杨曦光丶廖亦武等人充满血腥味道的监狱文学相比，徐晓用一种富於诗意的方式描述狱中经历。即便写监狱管理者的时候，她也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些面目狰狞丶凶神恶煞的狱卒，而用温暖的笔触描述一名身穿“墨绿”衣服的队长，在她刚入狱时就递给她一双袜子和许多卫生纸。在暗无天日之地，亦有人性之微光。後来，这名狱警因为帮一名囚犯送出一封家书，而遭到同僚告密，并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徐晓感叹说：“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幸好八十年代可以当个体户，“墨绿”队长後来做裁缝也过得红红火火。 徐晓也回忆了难友们如何在牢狱里苦中作乐：在暖气片上烤窝头，把仅有的一片肥肉放在咸菜中腌一天後夹在窝头中吃……即便在孤绝的环境中，她也在三教九流的女囚身上发现了她们对美的呵护。徐晓落笔的时候：“最终为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徐晓不愿成为像祥林嫂那样的控诉者，苦大仇深丶喋喋不休。她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有一种俄罗斯文学中才有高贵与优雅。她如此定位这种回忆与书写方式：“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种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这是一本诚实的书。徐晓没有过高评估自己和那群热爱诗歌的同道，她承认，这个群体“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当八九枪响丶九十年代商潮滚滚之际，很多人未能继续前行，甚至有人与当年的道路背道而驰。比如，诗人北岛在流亡多年後再也忍受不了寂寞，回国参加官方的诗歌节，戴上红领巾，「在蓝天白云下，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年轻一代的诗人丶良心犯师涛对此的反应是，把北岛的诗集从书架上全拿下来。更年轻的评论家丶曾经在地下室背诵北岛诗歌的黎学文则评论说：“北岛这个曾经的文化反抗的符号与红领巾这个极权意识形态符号的叠加，当文化反抗者符号和体制的红色符号化身为一时，时代的荒诞和反讽瞬间定格。”这件事发生在徐晓入狱前夕，不知道她看到这些评论，心中有何感想？这两幅图画彰显了《今天》群体无可挽回的分裂，而分裂的瓷器是无法修补如新的：当柔弱的徐晓再度入狱时，流亡归来的北岛却系上了红领巾。何为荣耀，何为羞辱？何为胜利，何为失败？徐晓收入书中的那篇为北岛的《失败之书》所写的书评，已隐约地揭示出她心中的答案：北岛承认失败丶选择投降，徐晓却守护胜利丶继续抵抗。 四十年之後的中国，有了多大的进步？ 早在一九七五年，徐晓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狱，原因是“搜集丶流传反动小说丶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而事实上，共产国家里特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中国刑法中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历史在近四十年後重演，六十岁的徐晓因同样的罪名，被当局逮捕。 坏人将好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相。《半生为人》中的人物，好多都曾卷入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件，而徐晓被徒有虚名地定为两者之间的“联络员”。徐晓写到了若干涉案的无名者，比如东海舰队的退伍士兵郭海，他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让徐晓大吃一惊。毛泽东死亡丶文革结束，当事人这才次第获释。而郭海的一名姓马的同事，因为古道热肠丶仗义执言而挨整，跳湖自杀。郭海出狱之後，与这位同事的遗孀结婚并一起抚养两个孩子。这个故事可以跟《赵氏孤儿》相媲美，徐晓叹息说：“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 徐晓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四十年後，她再次遭难的原因，有人说是帮助刚刚病逝的“六四黑手”陈子明张罗葬礼和印刷文集，有人说是参与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一些活动。 旅居法国的学者赵越胜忧愤地说：“徐晓，不过以她无言的勇敢，鼓舞几颗迷惘的心灵，用她不倦的努力，浇灌几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侠骨柔肠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临的时刻，她燃起一支烛火，给黑暗一点光亮，给冷漠一点温热。如果这些作为危害了‘国家安全’，那这个国家是什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是凶险残忍的斗兽场？是高墙圈就的‘动物庄园’？是践踏人类基本善的‘屠人场’？它是一九八四年的‘大洋国’，还是西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秦王朝？或者是两者中体西用的结合，以‘大秦’为体，以‘大洋’为用？” 徐晓的被捕，能不能唤醒那些“装睡的人”呢？那些“装睡的人”认为，刘晓波和许志永的被捕，是因为自不量力丶横挑强敌，说得好听一点是“求仁得仁”，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咎由自取”。那麽，徐晓呢？徐晓被投入监狱，意味着每一个寻求美善的公民都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就连地产商任志强都感叹说：“那天一个朋友问：‘你会英语吗？’我说：‘不会。’他说：‘如今会英语的都很危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在习近平时代，你就连“消极的不合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正如法国汉学家伊莉莎白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要救共产党，就意味着要箝制批判精神，重新掌控对西方的论述，不让中国人民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染。所以，当局要疯狂地对知识份子实施政治迫害。由此可见，四十年後的中国跟四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毛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毛主义的终结，徐晓的再次被捕显示了“书生虽然无力造反，文字仍然可能惹祸”的事实。 对於近在咫尺的危险，徐晓早有预感。她说过：“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麽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半生为人》是只写了“半生”的“半本书”，这一次的入狱，或许正如徐晓的啓蒙兄长赵一凡所说，“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那麽，等到徐晓从狱中归来的那一天，读者便有机会读到《半生为人》的续集了——这是我在悲愤中惟一的期待。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文：胡文辉 静雅思听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 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夹边沟，甘为小丑，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20世纪50年代，赵俪生与童书业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赵俪生回忆：“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赵俪生的妻子在家和衣而卧，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原来，“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 童书业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 又一次，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书业忧心如焚，无法自制，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沦为笑柄。 当然，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更是登峰造极。 俞平伯被抄家时，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抢劫者讨利息，可谓迂不可及。 陈四益回忆说，文革初期，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还是贪玩，总之，他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于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此事非我亲见，但听说之后，心中惨然，并隐约感到，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不论如何，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 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他回忆：“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仅假装打鼾，又假装说“万岁”的梦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其处境可怜，其情状则可笑。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但也因此，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连知识分子，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如此可怜可笑，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于是，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所以，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 归根结底，童书业、俞平伯、赵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怜可笑，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们是人，是普通人。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更是人的可怜可笑；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苏凤的诗 文：苏凤（蒙特利尔） 编者注：这是加拿大华裔艺术家苏凤的心灵短诗。华师大出版社的《自由的灵魂》一书女画家自述的作者，平日也喜欢写新诗。以下分享她的近作。2015年4月中旬，苏凤将在蒙特利尔展出其“2015年诗与画牵手”的一系列以文字把诗歌融入画面的创作。2015年，北京亦将出版苏凤第一本诗集《花上》。 探春 在诗人的吟诵间 太阳最好晚点西沉 雪仍萧萧 春已悄悄 解冻了松枝 唤醒了鸟巢 咬春饼 嚼萝卜不嫌早 盼一回春风 赶一场冬雪 看似梅花 更像雪花 （2015 02 03，立春， 北国小雪纷飞） 海上•倾听 微曦 花与鸟一起倾听 静 融合了我。沉香 物与物间 不再摆荡 梵音洒向海面 林间雨滴 空与空间 小提琴睡醒 灯•诗句 一如幻觉 千万年前的 一颗星 照亮谷底的声音。 古老的 花瓣片片飘落。 借 豆大的黄灯守住 黑色的柔弱与坚强 彼岸 彼岸, 何其遥远 喜马拉雅青葱的山麓 松杉围绕的白色石屋 太阳未起之前 晚霞落尽之后 静坐 彼岸, 一念之间 黑 黑夜, 醒觉的丛林 纯洁的黑 空无的家乡 教你放下 合上眼帘 等待, 光的降临 黑夜, 寂静与竭息 准备, 明日苏醒 古老的寒星 群队慢慢穿越古老的寒荒 传说膜拜一棵常青的植物 盼望春天再度来临 马利亚十五岁作了个梦 夜空便显现出神性。 今日 沙漠的那颗星还在照耀 失去重心的城吗？ 谁将掌管黑夜的明天 寻索 你说 在广褒的 天地间 游荡 一年又一年 心 自由 又 不自由 孤独常伴 独自面对的 孤寂与自由 寻求什麽? 在哪裡? 曲 一首 心的款曲 无人弹 没人唱 细听 天籁 无时不在 无时或矣 细听 自己 到岸 长流水无有尽头 凋零的落花 随波逐流 在接近永恆的 瞬间 飘到 岸边圣者足前 他永远一样 无时不在等待 任谁都不会问 浮沉的小花 从哪裡来 为何漂游 似是一种能量 把花带到了 画眉鸟 不必等到变凤凰 画眉，你在山谷枝头 为何而歌 自由嘹亮 风和青山伴唱 不必等到变凤凰 你和我说 没有所谓的 自由不自由 门 第一道铁门关闭以后 第二道铁门 才开啓 而其它的门都没有上锁 你追寻 重锁的门 神秘的光通往隐蔽之泉 《旧约》诗篇以希伯来语写 古老的文字 讲过人世的空虚 循环不已 你追寻重锁之门 那道门三千年来 没有人推开过 花上 她将我放在杜鹃花上 沉默的沉默 指尖把我移往向阳的一角 薄如纸的生命此刻呵出 一声柔丝般的呢喃 温煦抚摸 花瓣为床 山坡上的三月天 又像村家诗样的姑娘 2012年加拿大蒙城的文人聚集在苏凤画室举办诗歌朗诵沙龙，会后各来宾题字留言。

时代学院活动通知： 欢迎参加比较文化学术讲座 由 McGill大学著名教授、德国洪堡基金奖项得主Hans Beck 先生主持的两场比较文化学术讲座，近日将在McGill大学举行，主讲者为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 David Engels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前去参加： 第一场： On the Road to Empire?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event co-sponsored with the EUCE) February 13, 2015 2:30-4:00pm 3438 McTavish St, rm. 100 第二场： Parallel Lives? Caesar and Qin Shi Huang Di, Augustus and Han Gaozu February 16, 2015 2:30-4:00pm Leacock Building, rm. 738

都市田园梦 文：亦乐（蒙特利尔） 爱着繁华都市的绚烂霓虹 也爱着宁静田园的恬美清澈 更爱那穿梭两者之间的奇妙感受 你是否 也有过这样的都市田园梦 你是否也想 过这临近完美的生活 回国时买了一本中国的旅游杂志，翻开读到上面这段开场白的时候，我有点略带震惊的喜悦：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蜗居“的国民里悄然兴起——乐城，LOCAN, Lifestyle Of City And Nature, 一种积极寻求城市生活与自然生活平衡的新生活方式，由”自己建小镇“活动的创始人范婷提出。26 岁的白领范婷，在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租下一个2 亩大、有一个果园和两片空地及20 多间房间的小院，建立一座“白领小镇”，身体力行了一个被称为“乌托邦式”的都市田园梦。 乐城族，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除了为工作，也为充分享受城市的便利、商品、信息、文化等。同时，他们追求与自然融合的时间与空间，在自然中获取心灵与身体的滋养。 挑战与悠然，奢华与淳朴，亦张亦弛，两全其美，这是现代人身心的诉求，我不禁感慨：人类真是有点“贪”。 身居生活现代化的枫叶国度，我也不胜感慨：枫叶国民是多么地幸运，在这地广人稀，处处保留着原始与自然的新大陆，都市田园本来就不是梦，而只是一种选择，说不定还是一个更节约开销的选择；只是一个观念，只要我们愿意，唾手可得。 初到蒙城，就有老移民向我这样描述过魁北瓜的生活模式：从开始工作就开始在附近的湖边河畔寻找自己心仪的别墅，几年下来钱攒够了，别墅也找好了，花比在城里买房低得多的钱，拥有了自己的临水浪漫屋，近的可以每天当家住，远的则周末假日回去，无非就是上班日在城里租个宿舍。 后来和当地同事混熟了才知道这还真不是一个传说。 好友思乐工作才两三年时，一家四口在单位附近租住公寓，我劝她买房她说钱没攒够。有一天她却对我说，丈夫比尔在Mont Tremblant 地区看中一套湖边别墅，几万元，他们买得起。不久以后，我就被邀请到那别墅里做客，看着比尔教授坐在临水的玻璃太阳房里写写读读，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环境能更激发他的灵感；思乐带着两个脱得光溜溜的幼子在自己的小沙滩戏水，和城里钢筋水泥丛林里对着荧光屏打游戏混日子的同龄儿童相比，这对夫妇为自己孩子投资的，是一片多么用心良苦的伊甸园。比尔休息时带我们到湖上扬帆荡桨，直到大家汗流浃背。圣诞节我收到他们一家致友人的信，里面提到儿子奥利弗很羡慕湖上带马达的汽艇，可始终却只能与人力小船为伍，让我忍俊不禁。机动还是人力，就这对夫妇而言，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还有同一办公室的单身贵族依林，花几万块在Mauricie 湖边安了个只能在周末或度假时回的家，“等我退休就和蒙城彻底拜拜！”生长在蒙城的她对我发誓般地说。那是肯定的，我毫不怀疑，因为她是那片湖区拯救湖泊环保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控制蓝藻污染到处奔走游说，业余时间比上班还忙。 我买的屋， 前房主在市中心开酒吧， 他卖房子是因为在Eastern Township 买好了一个草料农场，一栋房子一片地，他要在那里养马、养狗、养鸽子、养……草场的一半出租，不仅能抵消那农场的支出，租户还提供他的马匹一年的草料。买了他的房子也继承了他的梦，搬到农场去？！一个挥之不去的田园梦，时时在我两口子的都市清梦里搅扰。 倒有个敢想敢干的朋友，宁愿开车半小时进城，在Laval 河边一见钟情地落了户，屋后流水潺潺，鸟起雁落，高兴就甩杆取鱼，园里果密瓜肥，那赛过神仙的快活日子才花了我买房一半多的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蓦然回首，隐身于都市霓虹仅在片刻之间，都市田园梦，仿佛穿越了时空，这样的境界谁不向往？ 静下心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呐喊，我们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人生。

说话杂谈 文：韶烽（蒙特利尔） 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从小聪明伶俐。 一天，一个朋友用笼子装了一头獐和一头鹿送给王安石。朋友见王元泽在就试着问他：“笼子里的，哪头是鹿，哪头是獐呢？”小元泽没有见过鹿和獐，自然说不出。不过，这孩子略加思索，回答说：“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真是妙语惊人。 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更是大智大慧的体现。 诸葛亮能言善辩，舌战群儒，促成了孙刘联合北据曹操。苏秦游说于各诸侯国，合纵约立，六国拜相。都是经天纬地之才。 说话，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生活与感情上的交流。 说话，有真话，有假话，也有笑话。 国内办事说话，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给言论的自由度打折了。退休前，我在报社做编审，报刊每发表一篇文章或广告，都首先要进行政治审查。政治环节上出了问题，那是要追究责任的。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现象：你说一个孩子长大是会当官的，尽管这还不是事实，孩子的家人也会相信，会很高兴，因为这话吉利，是他的期望值。假如你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尽管这是事实，你这样说，孩子的大人一定会很生气。生活就是这样，约定俗成。 皇帝称“万岁”。人活万岁是不可能的，你不敢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这就是政治了。政治影响到说话，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我是一个爱说话，也随意的人。太太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就你这心直口快，好说实话，运动来了划你个大‘右派’是没跑的事。”看看别人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回忆自己说过的话，我还真有点怕。 在党的“九大”上，林彪被法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在哥哥面前，我说：这不妥吧？林彪以后要是变了，怎么办？”此言把我哥吓得一愣一愣的。接着，哥哥对我就是一顿风驰电掣般的呵斥：“想死呀你？你这是反党，反革命，知道吗？” 我在部队时，党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班务会上，我很随便地说：“我就不信帝国主义只能演变我们，咱们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中国富强了，咱也把苏修和美帝都演变过来。”说出此话，我被领导抓了个典型。在全连大会上批判我的“反动言论”。 “文革”中学习《老三篇》，首长让大家轮着发言，亮活思想，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轮到发言，我说：“愚公要解决门前的出路问题，移山这方法不科学。我要是愚公，我就搬家，那不容易得多吗？”这话和领袖著作相悖，领导立即找我个别“谈话（批评）”，说我的思想认识“问题严重”。 说话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说话要三思，开口也并不轻松。 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皇帝明明被骗，没穿衣服上街炫耀，却被众大臣夸奖他的“新衣服”漂亮。后来，还是一个小孩子说了句实话“他没有穿衣服”。中国古代，有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很多大臣为讨好赵高，都言不由衷地也把鹿说成马。那么多的人说假话，都被各自的目的左右着。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像是林彪的人生感言吧？林彪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象，在其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他说过多少假话？ 假话，也叫谎言。谎言，也有善意的，被人称为“美丽的谎言”。母患绝症儿行瞒，是孝顺。兵不厌诈，是谋略。然而，谎言的大部分是欺骗性的，是撒谎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蒙蔽他人。坑蒙拐骗，人所恶之。所以，诚实是美德。 郑州有个当官的，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人一语惊天成了新闻，很快就被撤职了。这个官说的话群众和领导都那么敏感，是假话呢？还是真话？ “口喊‘竞争好’，而干部却是任命的，是上级说了算。”有人这样说。 说话的忌讳不少。古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劝言，今有“说真话，领导不高兴；说假话，群众不高兴”的说法，也有“不说白不说，白说也想说，说了也白说”的无奈。 在天天讲“紧跟”的那个年代，我工友说了一句笑话：“我跟得紧，我都踩住毛主席脚后跟了。”很快，车间开大会批判她，分析说：“你踩住毛主席的脚后跟了，那林副统帅在哪里？你想前面踩倒毛主席，后面绊倒林副主席？真是罪该万死！”看，这一分析一上纲，罪名吓死人。 按理说，实话好说，有事实在，照实说就是了，容易。而说谎话需要编造，还要考虑令人信服，这就要难得多。人之所以舍近求远地编假话，一般地讲，非是私心所致也是被迫无奈。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道理。 社会上，舆论有“导向监督”，说话有“要求一致”时，民主是被“削足适履”了吧？

住McGill Ghetto的猫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如花美貌，似水流年 我的Ghetto生涯基本上是伴着收养Momo开始的，那时候刚刚第一次领教了加拿大的冬天，每天一个人趴在窗口看着McGill Ghetto越来越冷清的圣诞节街道和永远都阴沉沉的天，就抑郁症的利害，看到网上有人送猫，就留了电话。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接到电话很意外的被通知去拿猫，我其实还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小时候也养过不少宠物，因为父母对动物的态度，大多中途送走或者中年早夭，在我心里多多少少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伤痕。我对Momo完全没有任何计划和想法，就带着一瓶廉价红酒，去mountainview街把她领回家了。回到家里看她款款的从简陋的坐驾里移步出来，顿时感觉仿佛我简陋的公寓被涂上了一层异彩的光芒。她刚刚1个多月，是跟着Montreal的最后一场雪来的，可能因此而被染得全身雪白。作为这个世界的新生命，她那么活泼好动，天天孜孜不倦地练功习骑射也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是最融化我的，是她被我捧在手心里的时候，用她大大圆圆的汪着水的大眼睛，看进我的眼睛里，用细细微微的声音说：瞄~~。我也可以站在你的手上，看进你的眼睛里，对着你说：瞄，为什么你就不能这么爱我，某个男人对我说。我看了看他43码的鞋子，简短地说，等你身上的毛密度再大点的时候再说。 好像落难的公主，她就这么优雅从容地在我坐落在McGill Ghetto简陋的公寓里度过着她生命中的每一寸时光。我不在家的时候，她用大量的时间睡觉养颜。我在家的时候，她也从来都不是必叫必到的，除非是开罐头的时候。她非常忠于自己的感受，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需要：我有抚摸拥抱她的心理需要的时候，她就像个巴黎香街敷衍了事的妓女一样，总是假装顺从，然后伺机逃走；不过在她需要我抚摸的时候，她总是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地骚扰我达到目的，有多少个夜晚，被吵醒后，我常常穿着睡衣睡眼惺忪怒气冲天地满屋子鸡飞狗跳地跑着抓猫，敌人非常狡猾，但我总能成功地把她抓进洗手间继续去睡觉，这要归功于我的房间太小。也有一些夜晚，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哭得泣不成声的时候，她觉察我声音不对了，就总能迅速放下手边的事情，从四面八方着急地跑过来，用毛茸茸的脑袋噌着我的手，给我世间最温存最让我感动的安慰。 寒冬的深夜，我一个人缩在宽宽的大床上抱着笔记本上网，每每这时候，她就会跑过来紧紧地挨着我躺下，我摸着她温暖的毛茸茸的脑袋，心里总会流淌着对她的倾城美貌的怜惜，她那么美，琥珀色的沉甸甸的大眼睛总好像汪着水，精巧的鼻子，粉嫩的湿润的鼻头，和无瑕的白色真皮大衣无懈可击地搭配在一起，协调得让我常常感觉到自己因为庞大而笨拙。这样的美貌，总要有更多的人欣赏吧，可她在我身边，这样孤独的美丽着，每天除了抄着手看看阳台上的鸽子，就是睡觉了。我常常看着她怅然地想，时光流逝，100年后的阳光依然懒洋洋地照射着这座McGill Ghetto旧楼房的屋后阳台上的时候，谁会知道，这里曾经有一支貌美如花的猫咪生活过呢。 Overweight kids Aylmer 街隔着几个block有家宠物店，从网上查了最好的猫粮排名以后，就去买猫粮，站在货架前犹豫买大袋的还是小袋的那一小会儿，店里帅的呛得人喘不上气的帅哥店员已经殷勤备至地过来微笑着关心我了，你需要帮助吗？我一看他的脸，立刻就晕头转向头重脚轻，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地说我在犹豫选哪种。他可能理解成我是在减肥猫粮和正常猫粮之间犹豫不定了，就说，如果你担心她的体重，就选减肥猫粮吧。好像突然被触及了敏感点，我好像电了一下一样断然否认说，不不不，我觉得她不胖，看着还很正常。不过，也许，可能，她快6岁了，是不是减肥猫粮对她好一些？他笑了，说没见过她，拿不准，要是能亲眼看看就好了。我说我有照片，我掏出随身带着的小数码相机，把照片给他看，他惊呼，好漂亮的猫咪啊，又说我的相机真好，调戏了一番后才说，你要犹豫我觉得还是要选减肥猫粮呢。我一直都知道我的猫猫不胖，根本不需要减肥猫粮,果断地说：我觉得她一点都不胖,我要正常猫粮！也在心里立刻取消掉了正规划的要给他看看实物的可能性的所有外交活动。他尴尬地大笑：of coz not..满脸遗憾地目送我义无反顾地提着一大袋猫粮走出去。回来以后跟男友Marc讨论Momo是不是超重。他不可思议地说，你觉得Momo不超重？我大吃一惊反问，你觉得她超重？他开始吞吞吐吐了，嗯，嗯，她倒是挺可爱.. 我满意地吸了一口气，坐在他边上看新买的vogue杂志，我头都没抬，就知道他一边开车，一边在目测图片上模特美女们的三维。突然看到有个美女抱着一只白猫，我兴奋地说：你看你看Momo都上了杂志，他想也没想地说，你是说她没发胖的时候吧。我气得要命,立刻把杂志挪动到一边他看不到的位置，慢慢地研究起图片上的白猫的三围。她的确很瘦，细长的肚子弧线优雅，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好像Momo也曾这样过……可是现在，Momo的三围是多么拿不出手啊，到底是谁的错呢。其实这也不是毫无征兆，几年前在牙买加的时候，傍晚在海边的小路上散步，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走出来一只瘦瘦的小猫咪用脑袋噌我，周围好几个人，可她偏偏选了我，我荣幸得好像拿了个大奖章，甚至动了带回Montreal来养的心思，梦想虽然被男友果断地斩断在萌芽中，我们好像分别的恋人一样依依不舍地告了别，我久久地回味着这次会晤。男友打断我说，通过这次会晤，你知道了什么？我以为他要说我对猫特别有吸引力之类的，心里美的要飞起来，柔情似水地问他：是什么？突然就一声闷雷：通过这次会晤，你应该知道真正的猫应该长得什么样子了。说完他还得意地一笑。 这下真的下决心给Momo买减肥猫粮了！想起我小学时候也是个胖头胖脸的孩子，课间正趴在窗口上偷偷地观测我心仪的小男生，他转过头来大声问我：胖子，你怎么啦？全班都听到了，我好像从背后被人打了一棍子，差点没哭，难过得回家了午饭也吃不下，我妈怜惜地注视着我的胖脸说，谁说你胖？一点不胖，看你的小脸瘦得都快找不着了！快吃饭！于是，下午回了学校，我跑上去推了他一下，掉头就跑，一边跑，一边理直气壮地冲他大喊，猴子猴子，我是胖子，你就是猴子！爱情，在年轻的时候，就是风向转得这么快，我短暂的初恋刚刚落下帷幕，一场胖子和猴子的较量就拉开了帷幕…… 路遇流浪猫猫 那天傍晚回家，离家在隔着一个block的街上看到一个劳苦奔波，衣衫褴褛的猫猫，瘦骨嶙峋的，脸上一些忧虑孤苦的神色，好像已经流浪很久了。我就跟着他，想带他回家喂喂它。可是一路上，他专挑小路走，曲曲折折的总是走人后院，生活了多年的Mcgill Ghetto,走过的竟然都是我没去过的地方。我只好远远跟着他，以防侵入别人领地被人突然打一枪遭遇不测。他侦察和反侦查的能力比较强，似乎也知道我在跟着他，就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突然就四脚朝天想让我摸摸他了。我看着他那丐帮帮主的样子，还是有点怕，不敢接近他，就在我犹豫踌躇的几秒钟里，一个女孩子诧异的声音惊动了他。他立刻就站起来满不在乎地走猫了，路过一片墙，就顺便喷射出一些尿，射得很高在墙上，惊讶于他的姿势跟Momo截然不同，我才推测可能他是公猫。走街串巷的，在离我家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也离他越来越近，我试图跟他说：我回家给你拿吃的，你等等我行吗？他却旁若无人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我就飞快地跑回家了，拿了Momo最爱的罐头。搞得Momo睡眼惺忪地一阵欢呼雀跃，我顾不上理她，就急急忙忙跑出去了。跑回原来的地方，他已经不在了，继续往前走，只看到一个老头好像时光停滞了一样地坐在那里晒着夕阳的余光。看到我东找西找，他问我，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young lady.我说找猫，Sir, 一个流浪的猫猫。他高兴地说这个他知道，可以帮到我。他带我去了一个拐角，我看到一只肥硕的长毛灰猫猫正在欢快地围着几个聊天的人奔跑跳跃嬉戏。我说，不是这一只，有主人爱的猫猫，神情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离开的时候，老头还在好像Mcgill Ghetto几百年的时光都停滞在这里似的坐在那里，看着我离开。后来，我的包里就一直带着一盒猫罐头，每天在回家的路上东张西望，希望能再看到那个苦苦奔波的身影。晚上跟朋友说起想去罗马和许愿池，他问我有什么愿望这么迫切。我说想再碰到那个流浪的猫猫，让我能摸摸他，喂喂他，让我照顾他稍微抹掉他脸上忧苦奔波的神情。 迷失的小奶猫 有一年回国，正好我爸作了手术，他说吃海参会对伤口和体力的恢复好一些，于是我一下飞机就直奔海边城市去给他买海参去了。那天出了海边宾馆的一个餐馆，就听到一个小奶猫本能尖锐的叫声，我沿着叫声走过去，看到一个老鼠那么大的小奶猫，正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晒着，不知道谁打碎了一瓶鱼罐头给她，可是她自己根本不会吃。我一走过去，她就本能地朝我的方向爬过来，把我伸过去的手指头当作奶头，本能地吮吸起来。朋友拉我走，我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几步，她尖锐的叫声好像越来越大，重重地抽在我心上，那么大的太阳，没有水，也许她就活不过去了。我跑回去，决定抱起她的一瞬间，我心里那种复杂的不安和不舍都没有了，虽然满街都是流浪猫，可是我还是不忍心，让无助的小生命，这么无依无靠地在街上死去。朋友帮我去宾馆买了最好的cheese cake ,我一点一点地塞到她嘴里。她好像吃药一样地吃下去了，然后就是用湿纸巾帮她擦了全身，她就在朋友帮我找的纸盒子里甜甜地睡了。回家的火车上，列车服务员偷偷跟我要了50块钱，就把她的座位给了我，也对我带的动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去卧铺车厢睡去了。鼎沸的人声掩盖了她偶尔醒来的直直的叫声，我每次都把我的手给她，她吮吸几下，就又睡了。我被她温柔的生命本能所感动，大概，她已经开始从我的味道里找到安全感，把我当成她依靠了吧。回家以后她就住在我家阳台上，我每天在家喂她，看着她的毛色也渐渐有了光泽。照顾她一周多了，我不知道她多大，可是每次她听到我的声音，就不睡了，就一定要从纸盒子里爬出来，努力向着我的方向爬过来…… 然而，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我们之间快乐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妈是不喜欢猫的，其实她不喜欢一切动物，对人也没多少耐心，小时候也没从她那里得到过多少温情。她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去东问西问谁家品德可靠的，想要一只猫，争取在我离开中国前把她送出去。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间，她已经找到一家人答应收养了。她找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纸箱子，决定在我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把她送走。 是我跟我妈去的。我想去看看她被送去一个什么样的家里。是一个晚上，我妈怕他们又反悔了，急急的送去，命令我不能留露出一点留恋之情。放下猫，我妈就拉着我走了，留下那家人狐疑的神情。回来的路上，我妈用她麻木和单调的声音反复说，幸好我们走得快，要不然他们就反悔了，幸好我们走得快。黑暗中，眼泪毫无控制地流下来。我放慢了脚步。这孩子，从小就怪怪的，我妈说着，自己先走了。在没有一个人的街道上，我哭了又哭。隔天早上，我红着眼睛问我妈：我能去看看她吗。我妈急急地说，不行，如果他们不想要了送回来，你不在家谁照顾她，我可不想天天拖地板打扫卫生，有你爸爸一个人就够麻烦的了! 后来，再回去的时候，正好是城市建设大跃进，到处都在拆迁，都在搞建设，走在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也开始迷路了。爸妈也离开了住了十年的房子，跟着搬进了市府的新宿舍。据说，每个晨光照耀的早上，都有一群挥之不去的家猫徘徊在那些已经人去屋空的老房子里不肯离开，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准备搬出Ghetto的猫 我其实也知道他不太想养我的猫，因为他整洁的家里像军营，而我的公寓邋遢的好像刚经历过飚风。每次开会或者party前，他都要耐心帮我把衣服上的长毛刷掉。他不愿意怪我懒，就说是因为我的猫难打理。搬一起的计划拖了又拖，就这么僵持着，到了后来公寓里面的长期固定住户就成了只是我的猫。想着每月可以省掉600多的房租，我于是说，既然你不想要我的猫，把她送到中国我父母那里去怎么样，她那么可爱，应该值得有人好好爱她。 喜悦在瞬间爬上他的脸，他勉强掩盖着喜悦说：这是个好主意啊。一试探就现了原形，我立马就气得差点爆炸，毫不掩饰我的气愤，说：如果以前我还不够明确，那我再明确一下，我不可能为了任何人以卫生为理由放弃我的猫。确切地说，我不会为了你放弃猫，你如不想要她，我们就分手！ 他不但重了计，还被我威胁，很不高兴，也气呼呼地说，我很高兴听到你为了你的猫要抛弃我。我更激动：是我要抛弃你？？是你要抛弃我们！他说：我可从来没想过因为你的猫要跟你分手。我悲愤地说：可是你让我做出选择放弃我的猫跟你在一起，我的猫从来不逼迫我做出选择要你还是要她！ 说完我就气得哭了：你离开了我会活得好好的，她是我从1个月开始养大的猫，已经在一起这么久，离开了我根本不能活，她的世界只有我。而且我，要一辈子活在抛弃她的良心谴责里，不断不断地挂念着她到底怎么样了。如果我们的感情是以我余生的良心不安为代价，这对我来说太昂贵我负担不起。我抱着我猫说。 他软了下来说，谁说我离开了你就能活下去。我和她一样，离开了你活不下去的！我继续追问说，你应该是计划好了的吧，你跟我说，你到底阴谋了多久了想让我抛弃我的猫？他无奈地说，我什么计划都没有，你把我想的太复杂了。我也愿意尝试跟猫一起生活，别哭了好吗。 耶！！我的Momo终于可以搬进了house了，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开心得几乎跳起来。2014年的冬天，Momo和已经变成toddler的女儿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玩耍嬉闹。老公把一堆西装递给干洗店的漂亮女孩。猫还是狗？女孩看了一眼他的衣服眨着眼睛，问出第一句话。 其实什么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曾经相依为命的我们，还继续在一起，而且，又多了两个人爱她……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文：高华 编者注：此文是历史学家高华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在蒙特利尔多个图书馆都有收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借来一阅。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培根的贪贿与“高薪养廉”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相信许多人听说过佛兰西斯.培根的大名，他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散文家、哲学家。我读大学时，曾把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用毛笔写成条幅挂在寝室墙上，以激励自己。培根21岁取得律师资格，23岁当选国会议员，他思想深邃，语言富含哲理。也许是培根的光环过于耀眼，使后人只看到他光亮的一面，无视或不知道他阴暗的另一面。英国法官丹宁对培根下了一个颇为精当的评语：“脑袋是金子的，但他的脚却是泥的。” 大凡智者能人，会在某个方面乃至多种领域获得成功，但成功者未必就是清流君子。培根在政坛也是长袖善舞，官至掌玺大臣、副检察长、首席检察官。他重权在握屡屡受贿，1621年，国会指控他受贿有罪，面对价值1300英镑的物证，培根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在国会这200年中，它是最公正的判决。”他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镑并监禁，终生不得任议员和官职。培根后来被豁免监禁，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培根 我今天议论培根的“负面”，也应该对当时英国官场生态环境考量一番。16、17世纪英国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成立共和国，而政界混沌，道德沦丧，行贿几成惯例，受贿则是官场的常态。这对培根当然会有影响，但并不能作为宽宥他受贿的理由。那时的英国，也有高风亮节之士，如爱德华.科克大法官，廉洁自好，拒绝贪贿。培根却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主因还是在自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腐倡廉，一直存在“高薪养廉”的说法，且有实施的行动。官员的高薪，能够真正“养廉”吗？培根另一面的揭示，给我们提供了一则反证。身居首席检察官的培根，薪俸不可谓不高：1608年，培根的年收入是5000英镑；10年后，年收入增至16000英镑，翻了三倍多。但如此丰厚的薪金仍抵不住他的挥霍和受贿。据说，培根非常讲究感官上的舒适，不但自己穿着华丽的服装，而且40名男用女仆也得穿一律用西班牙皮革制成的靴子，如此“讲究”肯定是台高筑。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与自己追求的奢豪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如不能节制欲望，那么，以受贿等非法手段敛财便是必然的路径，只是时间的迟早、贪贿的多少而已。 现在中国给公务员涨工资，引发社会广泛议论，质疑和反对声居多，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工资和待遇相对比企事业单位人员都高，更不用说普通工人和农民工。关键是这一族群的灰色收入，已成为世人共识。去年严打“老虎苍蝇”以来，上至周、徐、令等副国级、省部级高官，下至马超群一类的芝麻官，个个赚得黄金万两，富可敌国，房产几十上百套遍布各地，家里成堆的现钞都发了霉，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钱？老百姓眼里揉不进沙子。 原“副国级”周永康 “科官”马超群家的部分金条 “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吃喝基本靠供、烟酒基本靠送”，流传于九十年代初的“总结”，已成为过时的嘲讽。公务员十年不涨工资，民众没有看到多少公务员真穷了，反倒是“五子登科”，看到“表哥”、“房叔”、“艳照门”；看到三公消费、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看到为升迁买官几百万元的被骗、几千万元的上贡；看到公务员抛售大量私宅“牵动”房产市场；看到官员利用职权让子女亲属吃空饷…… 最近又有网贴某公务员腰系三千多元的进口皮带；某官员身穿万元法国名牌羽绒服视察火灾现场；上海踩踏死亡36人事件当夜，黄浦区委、政府主官聚餐高档酒店，网民对此质疑并极为不满，纷纷要求彻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来源。 发改委原副司长魏鹏远 魏鹏远家中藏的现金 大小公务员的涉嫌“权钱色”，一经调查即败露，仍然在说“公务员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知这个“好的”标准和“绝大多数”，能否经得住检验，往往一条烂鱼也能腥一锅汤。当公务员待遇不低、队伍不廉成为社会问题时，一种长期的“公众印象”是很难消除的，在这样的状况下给公务员涨工资，必然招致多数群众的反对。因为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终身制以及缺乏严格的考评、公开的监督，再涨工资也满足不了膨胀的私欲。人们不禁发出诘问：国家还能公平“合法”地拿出多少钱给公务员？涨薪后就都能“为官清正”了吗？香港政府在世界上都属高工资，还不是冒出多名贪腐高官！ 公务员涨工资漫画 集文学、哲学和司法于一身的培根，声名显赫而不能节制贪贿，照样被送上法庭。培根个案和中国的现实，再次昭示了一个真理：公务员涨工资解决不了人的素质和队伍的根本问题，养廉，靠的不是“高薪”，而是基于“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固守底线，靠的是为官清心寡欲的自律，还有制度反腐的“利剑”。

东边日出西边雨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元月18日，应朋友之邀，参加“音乐舞蹈艺术讲座”。天阴，小雪纷纷飘洒，寒气袭人。讲座在杂志社不大的会议室，一些编辑、文友、读者畅叙交流，气氛热情洋溢，屋内温暖融融。期间有专业舞蹈演员、小提琴演奏者、芭蕾舞教师讲谈并演示，探讨中西方文化特征、音乐舞蹈的发展与异同，颇有益于深化艺术的认知。 劳动创造一切。中国何时有最早的舞乐？我见过青海出土的孙家寨彩陶盆，据考证是在大约5000年前，它展示了远古的舞蹈形象。画面上三组15位牵手舞人，虽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仔细看集体舞蹈中，每个人身体形态的更换、队形和位置的变化、速度的快慢动作，都伴随着节奏强弱，离不开音乐的提示。可以想象，这一幅史前的精彩描绘，舞蹈来自于田间劳作、捕鱼狩猎的肢体运动的演化，表现的是黄河上游原始居民的丰收心情和宗教仪式。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大型编钟，埋藏地下2700年，至今还能演奏乐曲，证明春秋时期中国音乐已有了很高水平。 孙家寨彩陶盆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音乐舞蹈的听觉与视觉功能，是集中生活并加以取舍、提炼、升华的反映，也是这方面艺术家必具的功能。音乐舞蹈家不是人人可以当的，除了志趣所向，努力与否，还要有一定的天赋和客观条件，让天生嗓音不好的人搞声乐、腿臂短的人学跳舞，可谓勉为其难。“家贫不足以食”，又何谈艺术造诣？不是舞蹈音乐行家，或有“行外”浅见与感受。 曾侯乙编钟 一曰艺术的视听。音乐和舞蹈，有耳听与眼见之分，都会产生一种大脑的再思维。乐器演奏、音乐歌声通过听觉传入感官，舞蹈及各类剧种表演均属造型艺术，一般人似乎多倾向于视觉快感，也就是动态的事物，看得见的人物具体动作和各种场景。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如歌剧、舞剧、音乐史诗、芭蕾舞、京剧等，能同时带来视听上的快感，更加引人入胜。 二曰艺术的感人。成功的视听艺术是感人的。刘天华的二胡独奏《病中吟》、《光明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贝多芬的《悲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能够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经久不衰，是音乐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毛泽东一次临幸京剧《白蛇传》，看着看着竟默默落泪，当他见到法海强势拆散白素贞与许仙爱情，将白娘子残酷压在雷峰塔下时，突然激愤地站起来，指着台上说：“反动的封建社会不打倒行吗！”顿时，陪同观看人无不惊愕。领袖都被舞台的演员造型所撼动，这便是艺术的魅力。 俞丽拿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上 三曰艺术的雅俗。古有“高山流水”佳话，伯牙抚琴，子期能听懂音韵蕴意，士大夫与樵夫的“互动”说明，真正的艺术不存在贵贱之分，也没有国家的界限，而在于理解。像三峡民间长江号子能“吹响”国外、老舍的《茶馆》能在德国引起轰动一样。而又有阳春白雪之说，何为雅俗？没有雅，就没有俗，反之亦然，正如没有高即无低、没有热即无冷、没有长即无短，艺术与人也一样，大概都有雅俗两面，对立统一。作为文化一种形式的视听艺术，中国人可能欣赏不了芭蕾舞，西方人可能也不懂中国的“黄土高坡”，这是传统和欣赏方面的差异，而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是相同的。获得国际奖项的盛中国的小提琴乐曲、郎朗弹奏的钢琴，可能不被当今同样的青年人欣赏，他（她）们更爱听流行歌、摇滚乐。甚至有人不喜欢专业演出的舞蹈歌曲，却爱看东北扭来唱去的二人转。也不能说这就是俗不可耐，人的审美观、欣赏水平各有不同，还有艺术价值的取向。 长江号子演出 三峡纤夫 四曰艺术的真实。音乐舞蹈艺术，应该反映一种基本的真实，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应该有生活的影子。“纯艺术”的东西是没有的，也是不能广泛持久的，把神话演变为视听艺术，离现实太远，起码要贴切生活，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我喜欢中国的民乐、民歌、舞蹈，表现出的淡然与激昂、山川的壮丽、时代的气息、浓厚的民风、悠悠的情感，往往给人愉快与无限的思绪。当然也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茶花女》歌剧。六十年代初随大人看歌剧《蝴蝶夫人》，年纪小看不懂内容，但那首主旋歌曲，至今清晰回荡耳边，这是升华真实的艺术震撼。七十年代初中国引进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是“独树一帜”，演技不能说差，但两部剧都不是真实生活反映，“白毛女”完全是杜撰的故事，《红色娘子军》中许多原型和情节都是编的，放到舞台上，女人扛枪挥刀跳芭蕾，显得十分牵强蹩脚，内容脱离现实，形式生搬硬套，与《天鹅湖》等芭蕾舞形成强烈反差，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统一，缺乏芭蕾的视觉效果，这种舞蹈艺术的感染力和延续性可想而知。 《 蝴蝶夫人》剧照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刘禹锡这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春江日出，水面平平，走在岸堤，忽听阵阵歌声，轻年男女聚欢，对面踏歌，联袂起舞，又自然流露了情感漩涡。此诗妙在歌舞之中的无情与多情，显现了真实的生活本质，民间习俗与不俗的一种超然。也使人感悟到艺术的民族性，“东边与西边”历史文化的差异，传统不能丢弃，师学要“量体裁衣”，去其糟粕取之精华，才能融汇贯通…… 那天的讲座会上，文友介绍认识一位中年作者，是嵇康第67代孙。嵇康乃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其人知识宏富，文章善于持论，析理绵密，辞采壮丽。大学时读过嵇康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字里行间渗透出不近世俗，不事权贵的文人风骨，令人赞叹不已。当日，我还拍摄了几位舞蹈音乐人的讲演照片，她们都很年轻，但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特配以拙文，是为写记。

完美风暴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下午五点开始，会有30英尺大浪的风暴过来，你想赶在大风暴前离开这里还是明天风暴以后回去？一早从船上醒过来，老公听着收音机里的海洋天气预报台问我。风暴前回去。我看着船舱外黎明下平静的海面，几乎想都没想地说。出来十天了，我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一周，我突然异常想念陆地上留在家里的猫和狗。我们驳船的地方，正好是Marsha’s Vineyard岛通往肯尼迪家Chappaquiddick小岛的通道，这几天正是爱德华肯尼迪离世的时候，每天在船上就看到一张张政治新闻里似曾相识的脸被他家的异常繁忙的游艇载着神色凝重地往岛上去。 在船上吃过简单的早饭，没有回头多看几眼这个游荡了几天的小岛，我们的船就被越来越大的浪推着越来越远。阳光依旧明媚，照着碧蓝的海面，我们也毫无意外地讨论起爱德华肯尼迪的离世和肯尼迪家族政治影响的终结。前面的这片海就是小肯尼迪开着飞机遇难的地方，我看着大海深处大风暴来临的方向越来越阴沉的天气和难以区分的天和海的界限，问自己也开过小飞机的老公：他们家真的被诅咒了吗。老公说，恶劣的天气里有时候连职业的飞行员都容易出事故，别说业余的飞行员了，人在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常常会高估了自己驾驭自然的能力。 谈话间，浪一轮比又一轮大地向我们涌过来，把我们的船推得越来越快，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Marsha’s Vineyard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慢慢地淡出我的视线。我们正行驶在完全看不到陆地的深海区。我看了看船上的GPS，我们大概在离开Marsha's vineyard出去10 nautical miles的地方。我费力地转动方向盘把这个42英尺的帆船转过来迎着风暴，准备调向，Paul站在船上一边指导我开船，一边观望着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大风暴，烈日把眼前的那片海域照得异常耀眼，突然一个大浪打过来，一些都像在梦里，帆船的桅杆突然全面倒了下来。万幸谁也没有砸到，我看了看周围没有一条船也看不到陆地。浪越来越高，预报中的大风暴似乎要提前到来了。 Paul从小伴着帆船长大，六岁开始开船出海，赢过所有的帆船比赛，世界各地都有他和他哥哥Chart40英尺以上大帆船的踪迹。但他突然懵了，看着慢慢倒下入海中的桅杆，从船舱上跳过来抢过我手里的方向盘，说了一句：we are in big trouble.我看着深入海底越来越深的桅杆，和越来越倾斜的船身，桅杆慢慢地滑到海里似乎要把我们的船开始拖沉了，船帆在水里伸展开，兜住了越来越多的海水，帆船上弱小的发动机完全没有力气带动着沉重的水体前行。Paul开始上上下下地异常忙碌，留我一个人傻了一样地站在原地，我的底线是宁愿沉船我们坐着dinghy漂流等待援救，大不了一起死，也不让他冒险做任何会伤到自己的不可逆反的举动留下我一个人承受双重压力。于是他的每个操作，都伴着我在边上故意添乱一样的心撕力歇的喊声，No！NO！No！我们向海警求救把。我想着跑船舱里拿手机还是用radio，但看着进水的船舱，我没有动，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如果船体在瞬间沉没，我可以立刻跳上边上的小橡皮艇逃命。纵然我是深海潜水员，也不想弄伤了自己憋死在船舱里。Paul似乎没有想那么多，他是依靠自己的行动派。海警能做什么？等他们来一切都晚了。他一边上上下下异常紧张地忙着一边不懈地说。 估计很多人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死瞬间，体会同舟共济的涵义。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以往所有的疑虑都远去，只有一个声音坚定起来，这个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没有失去gut（勇气）还在继续坚持奋斗到最后一刻的男人就是我一直在现实中寻找的精神载体。他在我制止的叫喊中快速地用绳子把桅杆拴在船一侧，终止了船沉掉的危险，然后割断了拴着帆船布的拖在海里的绳子，于是，我们的船又可以用engine走了，以每小时2海里的速度，慢慢地往陆地走。浪越来越大，风暴越来越近，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他专注握着方向盘开船，我痴痴地凝望着远方，希望海岸线快点冒出来，再回望追杀过来的大浪，按照船仪表上显示的速度和距离，计算以这个速度，我们能不能在风暴来临前赶回去。在桅杆倒塌时候的恐慌，延续了下来，只要还在这条坍塌了的船上，就是全身每个细胞都要爆掉的紧张感。慢慢地，我开始看到一条细线一样的海岸线在渐渐地增大，开始有一条帆船出没了，他注意到我们，远远地观望，分析到我们的处境是还可以自理，就又开远了，大帆船缺乏灵活性，永远不能相互靠得太近，尤其是在风大的时候。慢慢地，我们进了航道了。有几个准备出海的大摩托艇，远远地打手势，询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助，意识到也许会沉船，也许会死的时候，我都没有哭，看到了陆地，看到了那几个上来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的交流，我差点控制不住要哭了。后来habor master开船来帮我们停船，停下来以后，我看到老公的衬衫全湿了，他没沾一点海水，全是因为出汗。那天是周五，正好是我们从cape code开船去了Nantuckett和Marsha’Vineyard 回来的路上。赶在天气预报25-30英尺海浪的大风暴来临之前。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辛跋涉和生死挣扎，我们的帆船拖着漂在水里的桅杆和海帆进了海湾。停船后，我本来以为到岸以后我会抱着我男人哭，告诉他我多爱他。可我只从船舱的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斜靠在船舱上看着码头外翻腾喧嚣的海浪和码头内的过往船只，慢慢的喝着酒。老公本来忙来忙去的还试图下海把帆船布捞上来，看到我在喝酒，就过来告诉我洗手间毁了不能用，我调戏他说，希望那不会影响你得sexual performance。 他也开始在惊魂未定里跟我不断地开玩笑。其间开始不断地有那些被阳光和海浪晒得黝黑的航海男人开着船过来打招呼，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助，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在城市里太习惯了带着妆容和防晒霜的脸，刚来这里的第一天我还把他们当作异类。可是此刻，当我从大风暴的深处再次回到这里，看着海边每一张被海浪，海风，和阳光雕琢过脸，觉得真实温暖又安全。在这惊魂未定的时刻，我从心底深处，对这样的真实充满了感激。 本来我其实是习惯了人人端着虚假又客套的微笑的城市女孩，城市里，这种貌似友好的面具让我觉得倍加安全。我们度假的岛屿正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海边有来自北美各地的渴望遇到富有男人的漂亮平民女孩子，有慕名而来却因为昂贵的海边餐馆和旅店而变得焦虑的人，也有很多到处观察街上的人群试图判断每个过路人的钱包里到底有多少钱的城市动物，也有在Chappaquiddick岛上和肯尼迪家族作邻居的人……在这造作势利的空气中，餐馆里每个漂亮的服务员都打扮得精致，把性感发挥到极致，每次去餐馆一进门，就有餐馆服务员弱不经风地对着老公扑上来，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错过任何一个可能会遇到一个肯尼迪机会的架势。我本来喜欢这样的环境，也端着淡漠优雅的微笑，维持一种文质彬彬的友好面具跟着逢场作戏。可是这次只有五个小时的风暴，让我爱上了海边那些不加修饰完全自然淳朴的人。再次真实地踩在我在生死之间那么渴望的，坚实的陆地上，我一改以往的习惯，没有再造作地选择正式的餐馆去看服务小姐端着的优雅客套的微笑，然后无聊地拉着老公从每个人的举止修养中分析每个人背后的阶层和基础教育。停车去快餐店买了汉堡，然后在路过的一个国家公园的playground荡秋千，夕阳很美，有个瘦瘦的小男孩要过来一起玩，我说，你应该去那边婴儿区玩。他害羞地笑了，说他10岁但是看起来像7岁，老公问他，10岁的感觉怎么样，他说，他很成熟，他知道death。我们问怎么知道的，他说图片，然后拿出来，一张一张给我们看，原来是星球大战之类的，我在夕阳的余晖里坐在秋千上转头看着老公趴在桌子上被一个声称10岁的小男孩教着怎么玩牌，心想这样温暖简单的human contact,可能是他内心里惊魂未定的治愈系，就在心里对这一切真实的存在感充满了满满的感动。暮色来临，公园里充满了温暖的篝火味道，和周围有人的笑声，我就对这世界没有跟着风暴一起坍塌，还真实地存在着，而充满了感激。满天繁星下，有流星划过。虽然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始，但你还会跟我去航海吗，老公小心翼翼地问我。当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爱自然，在城市里呆了太久，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城市动物，多多少少地因为环境而有时候变得 snobbish或者judgmental，而忘了我们的文明，和周围所存在的一切，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人会常常把自己周围的其他人当作敌人，而忘记了我们从单细胞开始不断地面对的自然挑战下异常艰辛的生存和延续，污染，衰老，疾病，病毒，自然灾害，和每一个被流星击中毁灭地球文明的可能，都会把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毁于一旦。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地球生命，不管是因为天外灾难，还是人为原因，不能延续下去，我会非常的难过……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在不远处的生死瞬间里遥望着海岸线，渴望着人世的一切，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有多爱我们的文明，和人世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