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存在让党感到不安——徐晓《半生为人》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党感到不安——徐晓《半生为人》

文：余杰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我在遥远的美国得知徐晓第二次失去自由的时候，再次打开她送给我的那本《半生为人》，扉页有她的签名，时间是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短短十年，却宛若隔世。二十一世纪初那几年，常在北京的饭局和座谈会上相遇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进了监狱丶流亡异国或天人永隔。我与徐晓的最後一次见面，是二零零八年包遵信先生的骨灰入土仪式，现场人太多，没来得及交谈。虽然仅有的几次会面我们都只有简短的交谈，但我对徐晓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那些多少带有异见色彩的知识女性，多半愤世嫉俗丶剑拔弩张丶尖酸刻薄，像是花木兰丶穆桂英和孙二娘，不易相处，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徐晓却温和丶开朗丶柔弱，如同邻家的大妈，那是一种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後容纳百川的宁静。

        我很喜欢徐晓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半生为人》，这本书写出了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的时代氛围，经历了文革的疮伤之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主潮，“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直到八九枪声响起才戛然而止。那时，青年徐晓与北岛丶芒克等人一同创办先锋文学杂志《今天》，面对横逆傲慢的党国结构，“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追寻。美学家高尔泰评价此书为一首忧伤的长诗，没有控诉，没有谴责，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智慧而横遭不幸的人，终於构成“弱者的胜利”。徐晓写道，“谁爱得越多，谁就注定是弱者”，但是“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丶浮躁丶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当《今天》变成了昨天

        徐晓在自序中说：“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麽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当《今天》变成“昨天”之後，历经沧桑的徐晓开始书写亡夫周郿英丶友人赵一凡和史铁生丶诗人北岛和芒克等人，这些在样板化丶同质化年代里鲜活而智慧的不幸个体，结集成为《半生为人》一书。

        这本书让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那也是关於一群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过着昂扬的精神生活的人们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写他与文艺家们的交往，对於时局和文坛事件却欲言又止。在《人与事》写作之前，他就经历了马雅可夫斯基丶亚什维里丶茨维塔耶娃的自杀以及曼德尔斯塔姆和伊温斯卡娅的被捕，同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他头上。因此，他只用艺术观念暗示内心的疑惑与悲伤：“我认为艺术家和众人一样虽然有死的一天，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幸福却是不朽的，所以，在他之後经过几个世纪，其他人接近他个人的丶切身的最初感受的形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根据他的作品对此又有所体验。”

        这也是徐晓的信念。一九八五年，《今天》刚停刊五年，徐晓和诗人北岛丶芒克丶多多丶顾城等人一起到北大参加艺术节，发现大学生们对《今天》已茫然无知。徐晓感到深受伤害，她写道：“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因为，对她来说，《今天》“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

        书中最感人的是那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那个曾因为思想罪而入狱的轮椅上的残疾人，那个“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的知识分子，把他那间厨房兼客厅和卧室的小屋，打造成灰暗的北京城里一处明光照耀的文化沙龙。赵一凡才华卓异，更是爱人如己——“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纸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委婉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哪里得到鼓舞和安慰。”那个时代没有丰腴的物质生活——徐晓的那架破旧的自行车甚至在路上骑着骑着就散架了；但是，那个时代有一群执着丶单纯丶热情丶聪慧的人们，他们相爱，彼此温暖，他们写作，彼此砥砺，人与人之间炽热而纯真的关系，如同《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

美可以抵抗暴政吗？

        徐晓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者。多年以後，她看到纪录片《寻找林昭》时感叹说：“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作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现实中敢於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徐晓自认为是一个爱美丶爱自由丶爱独立思考的平凡女子，却不幸成为文革後期一场文字狱大案的受害者。

        在《半生为人》中，有几篇文章讲述作者当年的狱中生活。与杨曦光丶廖亦武等人充满血腥味道的监狱文学相比，徐晓用一种富於诗意的方式描述狱中经历。即便写监狱管理者的时候，她也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些面目狰狞丶凶神恶煞的狱卒，而用温暖的笔触描述一名身穿“墨绿”衣服的队长，在她刚入狱时就递给她一双袜子和许多卫生纸。在暗无天日之地，亦有人性之微光。後来，这名狱警因为帮一名囚犯送出一封家书，而遭到同僚告密，并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徐晓感叹说：“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幸好八十年代可以当个体户，“墨绿”队长後来做裁缝也过得红红火火。

        徐晓也回忆了难友们如何在牢狱里苦中作乐：在暖气片上烤窝头，把仅有的一片肥肉放在咸菜中腌一天後夹在窝头中吃……即便在孤绝的环境中，她也在三教九流的女囚身上发现了她们对美的呵护。徐晓落笔的时候：“最终为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徐晓不愿成为像祥林嫂那样的控诉者，苦大仇深丶喋喋不休。她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有一种俄罗斯文学中才有高贵与优雅。她如此定位这种回忆与书写方式：“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种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这是一本诚实的书。徐晓没有过高评估自己和那群热爱诗歌的同道，她承认，这个群体“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当八九枪响丶九十年代商潮滚滚之际，很多人未能继续前行，甚至有人与当年的道路背道而驰。比如，诗人北岛在流亡多年後再也忍受不了寂寞，回国参加官方的诗歌节，戴上红领巾，「在蓝天白云下，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年轻一代的诗人丶良心犯师涛对此的反应是，把北岛的诗集从书架上全拿下来。更年轻的评论家丶曾经在地下室背诵北岛诗歌的黎学文则评论说：“北岛这个曾经的文化反抗的符号与红领巾这个极权意识形态符号的叠加，当文化反抗者符号和体制的红色符号化身为一时，时代的荒诞和反讽瞬间定格。”这件事发生在徐晓入狱前夕，不知道她看到这些评论，心中有何感想？这两幅图画彰显了《今天》群体无可挽回的分裂，而分裂的瓷器是无法修补如新的：当柔弱的徐晓再度入狱时，流亡归来的北岛却系上了红领巾。何为荣耀，何为羞辱？何为胜利，何为失败？徐晓收入书中的那篇为北岛的《失败之书》所写的书评，已隐约地揭示出她心中的答案：北岛承认失败丶选择投降，徐晓却守护胜利丶继续抵抗。

四十年之後的中国，有了多大的进步？

        早在一九七五年，徐晓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狱，原因是“搜集丶流传反动小说丶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而事实上，共产国家里特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中国刑法中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历史在近四十年後重演，六十岁的徐晓因同样的罪名，被当局逮捕。

        坏人将好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相。《半生为人》中的人物，好多都曾卷入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件，而徐晓被徒有虚名地定为两者之间的“联络员”。徐晓写到了若干涉案的无名者，比如东海舰队的退伍士兵郭海，他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让徐晓大吃一惊。毛泽东死亡丶文革结束，当事人这才次第获释。而郭海的一名姓马的同事，因为古道热肠丶仗义执言而挨整，跳湖自杀。郭海出狱之後，与这位同事的遗孀结婚并一起抚养两个孩子。这个故事可以跟《赵氏孤儿》相媲美，徐晓叹息说：“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

        徐晓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四十年後，她再次遭难的原因，有人说是帮助刚刚病逝的“六四黑手”陈子明张罗葬礼和印刷文集，有人说是参与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一些活动。

        旅居法国的学者赵越胜忧愤地说：“徐晓，不过以她无言的勇敢，鼓舞几颗迷惘的心灵，用她不倦的努力，浇灌几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侠骨柔肠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临的时刻，她燃起一支烛火，给黑暗一点光亮，给冷漠一点温热。如果这些作为危害了‘国家安全’，那这个国家是什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是凶险残忍的斗兽场？是高墙圈就的‘动物庄园’？是践踏人类基本善的‘屠人场’？它是一九八四年的‘大洋国’，还是西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秦王朝？或者是两者中体西用的结合，以‘大秦’为体，以‘大洋’为用？”

        徐晓的被捕，能不能唤醒那些“装睡的人”呢？那些“装睡的人”认为，刘晓波和许志永的被捕，是因为自不量力丶横挑强敌，说得好听一点是“求仁得仁”，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咎由自取”。那麽，徐晓呢？徐晓被投入监狱，意味着每一个寻求美善的公民都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就连地产商任志强都感叹说：“那天一个朋友问：‘你会英语吗？’我说：‘不会。’他说：‘如今会英语的都很危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在习近平时代，你就连“消极的不合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正如法国汉学家伊莉莎白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要救共产党，就意味着要箝制批判精神，重新掌控对西方的论述，不让中国人民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染。所以，当局要疯狂地对知识份子实施政治迫害。由此可见，四十年後的中国跟四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毛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毛主义的终结，徐晓的再次被捕显示了“书生虽然无力造反，文字仍然可能惹祸”的事实。

        对於近在咫尺的危险，徐晓早有预感。她说过：“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麽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半生为人》是只写了“半生”的“半本书”，这一次的入狱，或许正如徐晓的啓蒙兄长赵一凡所说，“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那麽，等到徐晓从狱中归来的那一天，读者便有机会读到《半生为人》的续集了——这是我在悲愤中惟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