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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表: 三道道@ 2018-3-16 11:11 4294967393 10 20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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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纪念海子 谁还在过理想主义生活 attach_img New
3月26日,是海子的24年忌日。 海子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粉丝越来越多,诗人却越来越少。海子之死,似乎更像是一个标志性的社会事件。现在看来,这个事件以诗人自杀殉道的表象,预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 24年来,盘点中国诗坛,诗人当然还有,却再没有一首诗歌能够让社会流传,也没有一个诗人超越海子;小说市场也很繁荣,莫言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诗歌是直接通往灵魂的叙事,至今,我们仍在消费从食指到海子一代的诗歌资源。诗歌的没落从侧面证明了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乏,理想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最钦羡的生活。 时隔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已很难再回到海子的生活世界。现在更多的人知道海子,被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打动。这句诗歌甚至成了房地产楼盘的广告语。但是,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真正了解海子的世界。 海子将诗歌当成他的“宗教”。这种情结在他后来的长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后来写的那些史诗般的作品,强烈地表现了死亡与重生的意象。“三千无头的童男、童女”,以刑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谷神,都是他的最爱。谷神不死,但是,谷神要先死而后生。最终,海子卧轨自杀,也像是为自己的宗教殉道。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极致或曰极端。 现在,人们所纪念所咏怀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海子。大家更喜欢的还是更加年轻一些时候的海子,一个纯诗人的海子,喜欢他的阳光与美好,喜欢他放马、劈柴的幸福。对海子选择性的消费以及喜爱,也显示了当下人们对诗歌的需求,或许只是满足于品尝心灵鸡汤,而获得简单明了的滋润。没有人再试图从诗歌中获得灵魂的救赎。相对于热烈的现实生活,诗歌的表达似乎也是乏力的,过去是不如一篇千字文章,现在,是不如140字的微博。这个时候,人们更需要“意见领袖”出来解疑释惑、振臂呼唤,尽管,很多“意见领袖”以前也都是诗人。 一直到如今,我们也应该承认,理想主义仍然是有的。但是,经过了80年代的激情澎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理想主义蛰伏进现实,然后,就剩下了痛苦而又乏味的坚守。如果有人还是理想主义者,那么,他必定也不再是高亢的歌者,而更像是一个低调前行的苦行僧人。 这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是一个让不少人变得圆滑与世故的过程。物质的丰收与精神的犬儒———或许可以描述他们的当下状态。在网上,很少有人再标榜自己是个诗人,那些曾经的诗人也似乎更乐意贴上一个吃货的标签,在网上秀的是各种饭局。不知道,这是一种与诗意的告别,还是在美食、美酒、美女的包围中诗意地栖居。 谁也无法抵抗时间法则。理想主义也许还会在死亡之后重生。至少在90后等新新人类的眼中,或许海子还是更纯粹一些。他们对那个从未生活过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 本文转载自2013年3月《成都商报》。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昨天 21:48 4 0 昨天 21:48
此时此刻 金雁 | 读不懂的高尔基 attach_img New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已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师。   但我真的开始细读本书时,我仍困惑了。我惊叹于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义愤,对民主宪政理念的了解与坚持,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的执着信念,对俄国人国民性的阴暗面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的尖锐评论与那些不幸而言中的预见。当然,对这一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而挺身救助那些政治落难者的行为,对于他在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之时发出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严正抗议,就更是令人感到震撼了。   正是由于他如此“不合时宜”,以致最后他不得不走上出国漂泊之路。到这时为止,这个高尔基还是我们读得懂的,这个高尔基甚至与“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矛盾——因为“海燕”在当年那个时代也是“不合时宜”的叛逆者,而同情弱者、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等等“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海燕”的灵魂。毕竟,“海燕”也好,“不合时宜者”也好,都是在扮演社会批判者或“异见分子”的角色,都在充当社会的心灵与头脑、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象证,都是俄国传统所谓“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然而十年之后他从海外归来,一头扎进了赞美斯大林体制的大合唱队列中,而且表现得如此“出色”:他已经不是一般地合乎“时宜”,而是在挥刀砍向那些“不合时宜者”;他已经不是一般地从异见人士变成了“无不同政见者”,而且还率先向异见人士、被怀疑有异见的人士乃至被指定为异见者以便其他无异见者可以踩着他的尸体向上爬的人士发出了血腥的吼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是这个高尔基,回国后不久便领导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那本可耻书籍”(索尔仁尼琴语)——《斯大林白波运河修建史》,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劳改工程:“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至于高尔基在吹捧斯大林方面的表演,由于过分肉麻就不说也罢。   当然,曾有人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强加于高尔基的。这种解释把高尔基的晚年几乎说得如同囚犯,甚至连他的死因也似乎不明不白:当年苏联大肃反时当局就曾宣称这位红色文豪似乎是被“人民的敌人”暗害的。而到了“解冻”时代也就有人请君入瓮,把暗害者的罪名扣到了斯大林当局的头上。   如果是这样,高尔基似乎也就没什么“难读”,可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好像很少支持这种说法,如同不支持说斯大林的暴政是由于他当了沙皇的密探一样。   因此我们只得承认,至少在没有证据前只能姑且承认,高尔基的确发生了难以解释的转变。   如前所述,高尔基从“海燕”到“不合时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人道主义精神串起来。如果高尔基并没有当过“不合时宜者”(如同改革前我们的印象那样),那么他从“无产阶级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历程也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社会主义”信仰串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高尔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描述的那个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走了贵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贫下中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从“不合时宜者”向“红色文豪”的转变,却委实令人费解,因为这犹如郭文变成了阿Q,其不可思议的程度,要远远胜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也远远胜于阿Q变成了赵太爷。关腱在于按人们通常的见解,信仰的改变乃至“阶级立场”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如果一个人原来虔信自由主义,经过深思后又改信了社会主义,或者相反;先信社会主义后信自由主义,那不会使人惊奇。如果一个人原先忠于“封建王朝”,在社会变动中重新站队,转而效力于“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也不令人诧异。但如果郭文变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罗米修斯变成市井小偷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了——尽管从“主义”的角度讲,也许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与小偷的窃财都可以解释为蔑视财产权的某种“主义”。    为了避免这种解释的困惑,许多人力图从“主义”中寻找“高尔基这两个极端(按:指“不合时宜”与御用大师)背后的一致性”,试图证明“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这些评论者还认为:“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   我对此难以苟同。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人“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这个差别恐怕不是能轻易地“罢了”的。的确,同情革命但又嫌其“过激”,认同变革但又惊惧于其“代价”太高,赞成其宗旨但又厌恶其血腥手段的知识分子“同路人”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少的。他们的确与革命“时分时合”,但只要人格未被扭曲,就不会“合”得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设想他们会为未来的彩虹而容忍眼前的血腥,但却未必会高声赞美血腥。而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们也往往难以逃避在这二者间进行选择:或者因不肯赞美血腥甚至只因赞美之声不高而被“分”了出去,或者违心赞美而牺牲了人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已不能说“正是”那种高尚的人道精神“导致”这种赞美了。   更何况从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来看,他对十月之变的抨击已经不仅是非议其手段而认同其方向、同情其宗旨而担心其“过激”了。他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而不是指责其为实现这一梦想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以《一月九日与一月五日》为题,把1918年对支持立宪的示威工人的镇压等同于1905年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显然,他在此并不是嫌对1905年惨案的报复太过激烈。   实际上,如果真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认同使高尔基不计较手段的分歧而放弃了反对派立场,那么这应当发生在列宁时代才合乎逻辑。的确,即使反对十月革命的人也往往不否认革命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无可否认的趋势是这种激情在消退,而越来越让位于既得利益的实用主义。像孟什维克学者П.П.马斯洛夫、崩得首领Д.И.扎斯拉夫斯基以及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如В.В.伊万诺夫、П.А.皮利尼亚克、А.Н.托尔斯泰等人就是基于这种“同路者理想”而在列宁时代完成了与革命从“龃龉”到“认同”的转折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转折已经很难发生了。这时发生的知识分子“忏海”潮与党内反对派的“归顺”风一样,如果不是迫于压力、卖论求生,或者是麻木不仁、随行就市,那就恐怕有更为形而下的成分。当然,不能说这个时代的社会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但这点剩余的“理想主义”若能感召高尔基并使其转向,他当初怎么会执意与列宁过不去呢?   或又曰,“感召”了高尔基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激情,而是苏联建设的成就。“看到俄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大工厂”,高尔基圆了“强国梦”,于是也就心悦诚服地抛弃“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那些价值了。但如果高尔基真是这样的“强国主义者”,他在斯托雷平时代就应当效忠沙皇才是,因为镇压了“一月五日”请愿者之后的斯托雷平的俄国,当年在经济上也同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因此我认为,导致高尔基转而“拥抱斯大林体制”的,绝不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那些当年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海燕”的因素。《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封底有编者之言:“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   问题在于这“蘑菇”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在健壮的“乔木”上,还是在腐烂的朽木中?    在由“龃龉”而转变为“认同”的人中间,除了那些原来同情革命而后因“同路人理想”原谅了革命的血腥的人以外,还有其他种种类型。例如有人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使用了什么手段,能使俄国强大并战胜仇敌就是好的。二战时期的白俄侨民中不少此类人士,当时甚至连过去的白军统帅邓尼金也向斯大林进表称臣,并请缨抗德呢。   还有的则是出于一种类似于“和平演变”“曲线改造”的动机,其典型便是以前立宪民主党人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路标转换派”。   正如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不少沙皇当局的反对派认为外部反抗不如内部推进,从而发表《路标》文集宣布改变路线与当局和解一样,1921年苏维埃政府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而改行新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这也使该政权的一些反对派产生了改外部反抗为内部推进的想法,于是在白俄侨民中出现了《路标转换》文集与同名杂志。其中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人更于1935年回国服务于斯大林治下,完成了另一种“从龃龉到认同”的进程。   高尔基的历程显然与以上这些人都不同。他的“转变”既不是出于“同路人理想”,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路标转换”意识,那么是出于什么呢?惯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寻找“动机”的研究者们至今未能提供可信的解释。   然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层面钻牛角尖呢?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持这些形而上的“动机说”之前,我们不妨设想:也许事情本来并不那么复杂?也许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比学者的思维方式更能理解这一切?也许我们的大文豪并非整天生活在形而上世界,他也会有形而下的考虑?也许从郭文到阿Q的转变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只是可能不像“从朗德纳克变成郭文”或“从阿Q变成赵太爷”那样更有“思想史”色彩或更富于“学术”意义?也许高尔基的转变机制并不是个思想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   其实并非“也许”,早在高尔基仍是“不合时宜者”时,他就已经在给前妻的信中透露了苦衷: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了。高尔基不是鲁迅,不会沉醉在“绝望的抗战”中;知其不可,何必为之;悲剧难演,喜剧何如?考虑到“实际效果”,高尔基不得不“合乎时宜”起来。当然,也许他本来没想要“合乎”到后来那种程度,但这哪里由得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在对党内反对派(或“反对派嫌疑人”)大开杀戒以前,已经先在“同路人”身上牛刀屡试。从沙赫特案件到“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孟什维克联盟局”等“地下党”狱,早已使“同路人”们谈虎色变,更不要说“不合时宜者”了。高尔基在这时回国未必是纯粹出于“思想史上的原因”,但他既然回来,以他的身份与当年的表现,能不把“时宜”“合乎”到最大限度吗?   当然,这样的解释容易招致的一种批评是:大文豪会如此屈从于权势么?试看他当年面对沙皇专制,是何等正气凛然!但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著作中已作过有说服力的解释:那种专制比起“古拉格”来,是太小儿科了!在小儿科里经受了考验的人格如今发生了扭曲,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于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给人的感慨太多了。这本书无疑使高尔基作为一个深刻思想家的形象丰满起来,但它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人格的漫画。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从“海燕”到“红色文豪”的高尔基给人的印象是个单纯的左派作家,犹如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虽谈不上深刻,却有几分可爱的朴实与天真。而知道了这些思想之后,却不免使人在惊叹之余也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反“左”吗?这些人原来什么都明白,只是我们这些受愚弄者显得太傻太憨了!   这不禁使人想起我国那场“批林批孔”的闹剧被戳穿后人们的议论。那时有南北二教授都在闹剧中出彩甚多,而南方教授早在1949年以前便一贯反孔,此时真戏真做,也不知他是否明白导演者的醉翁之意。北方教授则从来以孔门传人自命,此时却反戈一击,突然变成了最“合时宜”的反孔明星。闹剧收场,人言啧啧,也不知此二教授的悲剧,哪个更可悲些?   当然,无论是我们这里的二教授,还是人家那里的高尔基与其他文人,都并非历史浩劫的主要责任者,我辈发此感慨也不是要在人格上苛责前辈。但场间有句被说滥了的套话:做人难,做名人更难。笔者却想改为:做名人难,做“人”更难。难得糊涂,难得聪明,更难得真实!   本文选自《东欧札记二种》,金雁/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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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田晓菲 | 中国文化有前途吗? attach_img
田晓菲,学者,现居美国波士顿。主要著作有《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等。 我对那些凡是期待一个“是”或“否”答案的大问题感到一种本能的警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有人邀请我参加“中国文化有前途吗”的讨论时,我决定接受,因为我希望有机会对这个问题本身提出反问:“哪一个中国文化?” 但首先且让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设想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个未来,而我们将站在那个未来,对过去进行回顾。让我们想像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里,中国和海外世界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影响重大的接触。在那个年代里,大量外文文本被翻译成汉语,被社会各个阶层吸收消化。很多东西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丧失了,但是这阻挡不住人们的不断尝试和努力、不断被他们阅读的外文资料所深深地改变。在那个年代里,外语词汇进入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外国人来到中国,住在中国人当中,经商贸易,学习汉语,或者教授学生。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旅行到海外,或是进修学业,或是长期居留。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汉文化受到太多的外国影响感到强烈的焦虑,但也有很多人热情地欢迎外来影响,极力呼吁思想的解放与宽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而永久的改变。 我所指的,当然是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但是我说这些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说天底下再没有什么崭新的现象,一切都是对历史的重复;因为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是想说,也许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有前途吗”——之前,应该首先问一问:“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文化”,甚至也不存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如果某种价值在刚刚引介到中国来的时候被视为“外国”的、非本土的,那么,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用来描述“中国文化”的标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混合体,充满了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有些矛盾是不可解决、不可调和的。 近年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是所谓的“国学热”。简单地说,国学指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过去进行的研究。国家对此十分支持,因为可以培养民族主义精神,有利于统一团结。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学网站。不久前,国学网开列了“2007年十大国学风云人物”。这十个人当中,既有年逾九十的著名学者,也有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作者。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之所以成为2007年的十大国学人物,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日志,向星巴克总裁抗议在故宫里开设星巴克咖啡屋。这篇日志据说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网友支持。此后不久,星巴克离开了故宫。 对这一文化事件,原本可以作出多种诠释,但是,一旦置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它就只可能有一种解读,也就是对文化纯洁性一心一意的追求。换句话说,它代表了把任何不纯的外来因素全都排除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圣地之外的欲望。这给了“紫禁城”一种全新的意义:以前,“禁”针对阶级而言;现在,“禁”则针对种族和文化。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座紫禁城是被满清皇族所占据的,当满族人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们被看成野蛮的夷狄,深受汉人仇视;而在整个清朝,满族统治者也一直在满、汉之间实行种族隔离和区别对待。 时至今日,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新的隔离:内与外的隔离。这里的问题是:在今天被视为“内”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物,而一直都是驳杂的混合体。如果“内”早已受到了“外”的“污染”,就实在很难严格地维持内、外之别。我的一位四川朋友,在听说辣椒是美洲的进口物之后曾怏怏不快,因为这说明川菜并非“自古”就是以辣为特色的,而且川菜之辣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实际上,在早期中古时代,川菜不但不辣,而且以甜为主。魏文帝曹丕曾转述一位太守的话:“蜀猪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饴蜜,以助味也。” 这个故事是一个寓言,它显示了饮食、货物、口味以及历史本身的流动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种种复杂因素。 “国学热”还倾向于把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等同起来。然而,把中国文化视为纯粹单一的儒家文化,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极大误解,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化。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诚然被政府当成控制人民的主要工具,但佛教和道教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历史时期,直至今日,儒家思想都在一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因此,儒家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形成物,不是从孔子时代就固定不变地一直传到今天的。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是研究这些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儒家观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被一次次重新建构的过程;我们的职责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吸取什么观念或者摈弃什么观念。这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士大夫”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教化“老百姓”的封建时代,而是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进行人生选择的时代,大众不再作为“愚氓”需要“士人”的教诲和引导;二来是因为宣传儒家价值观点的态度,严格来说是传教士的态度,不是学者的态度。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告诉大众的是: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从来都不是社会现实。 因此,如果儒家传统极力强调孝顺父母,那正是因为在中国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存在著很多矛盾不和;如果儒家传统强调忠君,那正是因为很多其他形式的忠诚,比如对家族或者个人家庭的忠诚,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原本是楚国臣民的伍子胥,为了发泄家庭仇恨,挖开楚平王的坟墓,尽情鞭打楚平王的尸体,难道这可以算是符合儒家精神的行为吗?然而伍子胥在死后却被尊为神明,江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伍子胥庙,人们对他世世代代烧香膜拜。如果把传统中国社会视为儒家社会,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还看到哪吒,原本出自印度神话,在中国社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开始是因为一部题为《封神演义》的小说,在现代则是因为一部已经成为经典的动画片以及近年拍摄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被视为文化英雄的哪吒,是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杀死自己父亲的小孩子,然而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大众文化中深受欢迎的人物;2007年,上海大众汽车製造公司甚至把一种新车型命名为“哪吒”。儒家思想又该如何容纳哪吒这样的人物、如何诠释这种“哪吒现象”呢?很简单:儒家文化容纳不了哪吒;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为“哪吒现象”寻求解答。 就这样,当我们仔细检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正因如此,短期记忆十分方便,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更是如此。政体对任何微妙而复杂的知性问题都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人民,如何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短期记忆或许也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天然具有的一种遗传基因,因为它保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上,不去多想几百年之前,更不用说几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怀人类的生存,在全球气候转暖、空气污染、爱滋病和金融危机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另外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生存,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像动物或植物那样生存;我们还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历史和人文教育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大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我们在大学里当然要为了未来的职业进行准备和接受训练,学习必要的专业技艺;但是大学也是我们开始了解自己、反思自己,也了解和反思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的地方。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然相信他们有责任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生活和如何思想。他们总想弄清楚:哪一部分传统文化应该被保存,哪一部分应该被抛弃。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时代是网际网路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我们不能替别人决定他们应该拥有哪些价值观念,不仅因为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更因为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的。我们作为学者所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展示这些价值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提醒人们记得历史。 如果我们多留心,我们到处都会看到历史的痕迹,这个历史不是作为以“国学”为标签的化石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现代社会活生生的纤维,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让我们再回到星巴克咖啡屋。几年前,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星巴克里,我看到一首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的诗。这首诗是星巴克的一位顾客写来歌咏和赞美咖啡的,诗的形式是七言绝句。除了形式的古典之外,这首诗还属于中国在六朝时代发展起来的“咏物诗”。而在墙上题诗,无论是直接题在墙上,还是题在所谓的诗板上,更是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在星巴克咖啡屋的墙上看到一首旧体诗,这几乎恰恰是把星巴克逐出故宫的反面。一种手势拒绝和排斥任何“不纯”的因素;另一种手势则欢迎甚至欢庆“不纯”的因素。到底哪一种手势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在我眼里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 咖啡源起于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接壤之处。它从衣索比亚传到叶门,又从叶门传到阿拉比亚,再传到欧洲、美洲,最后传到中国。就像辣椒一样,咖啡是进口物。货物在流动,人也在流动;疆界被突破,文化变得混杂。在中国的中古时代,人们经常旅行,不仅在本土,也在海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旅行: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走了相当漫长的路才来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旅行者和游客有一种根本的不同:游客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旅行者走得很慢,徘徊观望,渐渐吸收他或她所经过的地方、所认识的人民。旅行者被旅行所改变,同时,也欢迎和接受这些变化。 本文首发《天涯》2009年第1期。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18 21:11 25 0 2019-3-18
此时此刻 好文:一个县财政干部眼中的农村现状 attach_img
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本文作者出生在陕北的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某部门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早几年前,他就想动笔写写老家农村的现状,但是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的不全面,苦于思路的瓶颈和知识面及视野的狭隘,一直没有动笔。2015年8月,作者被县委组织部派往某村任第一书记,通过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以及现今精准扶贫的全面启动,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心里多了些“为什么”、“怎么办”。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本文就是作者就当下的农村现状做一些浅薄的分析。值得每一个人阅读并深思。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01人口问题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的居住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02土地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䦆头了。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03产业问题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看真知灼见,加博士微信CEOS911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04婚姻问题首先是钱的问题。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05养老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06大病问题前不久,村里我的一个亲戚离开了人世。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梗,在银川的医院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昂贵的费用,后期中断了治疗,彻底导致半身不遂,最终倒在了抗争病魔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了农村合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是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人来说,一是救助能否到位,到位多少是未知数,二是即使到位,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场大病,就是一个家庭的变革,少则几十万元,动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沉重的负担,让原本小康的家庭彻底返贫,而且债台高筑,许多农村人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的等待着死亡的临近。人死了,钱也没了。07传统习俗的崩解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哪次我户家过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的至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政策的调整改革,农村也在经历着阵痛,逐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随波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想,总体是向好的。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16 21:27 23 0 2019-3-16
此时此刻 大灰机,灰呀灰!一一德国政府专机的八卦 attach_img
默克尔总理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将会晤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单凭这一点,这次访问无疑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可是,上周有德国媒体更关心的不是会晤本身,而是敬爱的默总理能否按时启程、按时归来。为什么呢?不是总理安排搞不定,而是她乘坐大灰机– 政府专机–实在让人操碎心。 德国政府专机真是一个很具喜感的话题。据报道,德国共有大小八架政府专用飞机,供总理、总统和内阁部长公务使用,其中两架空客A340飞长途,最长飞行距离约为15000公里,有143个座位;另外两架空客A310,飞行距离大概是7600公里,飞中远距离,有44个座位。还有四架庞巴迪Global 5000小型机,虽然飞行距离可达9000公里,但只有13个座位。 德国空军负责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就是说,专机机组属于空军。 两架长途机,一架以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另一架则以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统豪斯的名字命名。它们都服役已经快二十年了,而且都是二手货!头十年,它们是汉莎公司普通的客机。2011年联邦空军买下了它们,经过整修、改装和现代化安全升级,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就给联邦政府当专机用了。另外一架中途飞机也是旧改新的货,而且年头更老。毕竟预算有限,2009年政府总共批准了10亿欧元的专款,计划买八架专机。钱不够用咋办,那就买旧的吧,好在德国有专门改装飞机的专业公司,德国政治家们要求也不敢太高。 但是,专修工手艺再高强,也不能把老机器整成新家伙,就像灵丹妙药可以延年益寿,但绝无可能让人返老还童一个道理。近两年,德国政府专机经常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出故障掉链子,耽误了领导人的重要日程,也让政府专机成了大众笑柄。 最出名的是2018年11月份,默克尔总理带她的副总理及一大队人马,要乘政府一号专机阿登纳号去阿根廷开G20峰会,会期两天。途中,总理正在飞机上和随员开会,空乘过来悄悄耳语,总理,咱们去不了阿根廷了,飞机有故障了。不过别紧张,咱们还在德国国内,就近在科隆紧急降落吧。最后,总理不得不精简人马,坐民航客机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还被网红了一把。但是他们迟到一天,成为与会各国领导人里唯一一拨迟到的,来自以准时著称的德国!其实在此之前,副总理乘同一架飞机去印尼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峰会,飞机已经出了故障,当地疯狂的老鼠把飞机的重要导线给咬断了。 前不久,联邦总统施坦因迈尔乘坐二号专机豪斯号出访埃塞俄比亚,返程时涡轮机不转了。当然这情况对总统来说不陌生,2014年,时任外长的他,在访问该国的时候,飞机就在那里“掉过链子”。最近总统出访白俄罗斯,临出发了,发现专机液压装置失灵,只好临时换飞机。其他的内阁成员比如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和发展部长等人,都曾经在旅途中有过因为飞机故障滞留并耽误行程的经历。 对此,大家都感到头痛,而发出最愤怒吼声的是发展部长缪勒。他去非洲计划访问三国,马拉维、赞比亚和纳米比亚,坐的是小型专机庞巴迪。到了第二站,飞机上的一个阀门坏了,不能起飞。让德国赶紧送替换零件,结果送零件的飞机也有问题,歇在南非了。部长只好取消第三站计划,乘坐非洲当地的民航飞机回国。于是他发飙了:这种故障对具有高科技之国之称的德国来说是大走麦城啊!太有损于“德国制造”品牌的名誉了!发展部长的愤怒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去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没办法坐着自己的飞机回家。 新年伊始,作为联邦军队最高长官的国防部长冯达兰终于发话了:“总有那么一天,不管维护得多好,机器材料的寿命总会到头的。内阁成员的共识是,得购置新飞机了。我们正紧锣密鼓地张罗这事儿”。 媒体报道说,国防部直接在空客公司订了三架新的最先进的A350。据估计,每一架的价格最高可达1.8亿欧元。然后需要改装,包括改装卧室、会议室,增加专门的安全和通信设施。这些工作大概使每架飞机的费用再增加大约1亿欧元。制造和改造这样的飞机是个技术活儿,需要时日,第一架新飞机大约在2022年才可以交付使用。 到那个时候,德国政府的专机应该不会来不来就歇菜了吧,希望如此。 可是,现在咋办,特别是默克尔总理咋办?她的任期就到2021年,等不到新飞机的启用,但是总不能成天为飞机故障发愁吧? 天才的德国人啊有办法: 第一, 把一号专机老总理阿登纳号拉去检修,彻底检修!三月底要完成! 第二, 给默总理再买一架二手飞机,一架18年工龄的空客A321!现在这架新的老飞机已经送去改装了(见下图),然后还要通过军事认证。估计今年11月份,默克尔就可以坐上这架“新”专机了。 除了飞机本身,德国政府的专机大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员配置不足,每架专机只配一个机组,没有备份。去年11月默克尔总理乘坐的飞机因故障在科隆迫降。理论上说,如果当时有一个替代机组顶上去,政府团可以转乘另一架专机去阿根廷开G20的峰会。可是飞行员工作时间有限制。通常两个飞行员的机组最长允许连续工作13到14个小时,三个人的机组允许大约18个小时。其中不仅计算飞行时间,还要包括起飞前准备和降落后的收尾工作时间。默总理的飞机迫降后,专机机组人员上去下来的已经消耗掉了一些小时数,所以他们不能紧接着继续长途飞行。最后,转乘民航成了唯一的选择。 有人问了,跳个芭蕾舞,喜儿还有个A角B角呢,为啥不能再建一个备份机组给专机服务?国防部说了,专机组执行的是特殊的任务,不是普通的航空机组可以替代的。增加人员需要的投资甚巨。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太贵了,没钱! 所以,德国政府即使有了新专机,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吃瓜群众还是不省心啊。 德国政府专机的八卦之旅,引得吃瓜群众一遍遍惊叫,引得舆论一阵阵沸腾。可是执行飞行任务的德国空军却格外淡定。那里的一位发言人最近说,大家对飞行故障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故障的航班是很少数:“在过去的两年中,总共为政府议会飞行了1600航班,出故障的也就18个航班,俺们是低于2%的”。呵呵!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15 19:55 21 0 2019-3-15
此时此刻 哈耶克最后的预言 attach_img
哈耶克最后的预言_文:先知书店 -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但是,晚年的哈耶克对于人类的前途,却感到异常悲观。 恰逢哈耶克诞辰120年,世界越发难以平静。这位先知最后的预言,对每个人的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 货币(金钱),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和载体:个人财产以货币为尺度,市场交易以货币为媒介,企业经营以货币为目标,政府征税也以货币为对象……财富,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自由选择,还意味着“驱使他人”的能力。 英国作家贝洛克说:“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 那么,财富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孟德斯鸠说,在公平的规则下,财富凝聚着勤奋、智慧和诚信等个人美德——毋庸置疑,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甘愿以“诚实劳动和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财富。人类历史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一直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试图控制他人的生活,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冲突乃至战争。(参阅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逐渐确立了边界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从《旧约》的摩西十诫,到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强调“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财产权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并且,人类终于认识到:对私人财产和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参阅洛克《政府论》)。为了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 但是,对于保护私有财产,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历史证明了斯密的远见: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委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 杨小凯:银本位使中国侥幸躲过了大通胀,但是统制和法币最终埋葬了民国经济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这个“神话”。 ◎哈耶克:孤独的先知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预言:消灭私营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步;乌托邦主义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在东欧的红色恐怖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将这本书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成为“孤独的反对派”、“资本家的走狗”。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的经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同台领奖的乌托邦主义者缪达尔,质疑哈耶克的获奖资格 1989年,哈耶克出版《致命的自负》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随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超级大国苏维埃灰飞烟灭,累累罪行暴露在阳光下。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向他致敬:“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厥功至伟!”(参阅巴曙松先生为《货币的非国家化》所作的序) ▴ 哈耶克作品集 ◎如何挽救个人自由? 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对人类的前途却是无比的悲观。他认为: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主义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狂妄而短视的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强权政治,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哈耶克所引用的证据包括:欧美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富人征收高税的民粹政客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这极大地伤害了人们脱贫致富的热情,尤其是扼杀了公正与自由。(参阅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哈耶克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包括货币、产权等市场规则)。 ▴ 多任总统因借鉴他的思想缔造繁荣,但他对政客的评价历来不高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那么,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会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乃至通胀掠夺呢?事实上,只要免于强制力干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开放、竞争,人们在市场中的博弈是长期的、反复的。因此,私企发行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公民可以根据该企业的信誉、币值的稳定程度来自愿选择。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一家私企发行的货币,如果没了信用、失去购买力,人们便会毫不客气地抛弃它,改用其他私企发行的货币。 ▴ 先知书店独家定制,巴曙松作序 其实,市场与货币的历史比国家久远得多,货币在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以私人信用自由竞争的(例如毫不起眼的贝壳也可以充当货币);所谓“通货膨胀”,恰恰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才产生的。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这一天才的洞见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英文版主编阿瑟·塞尔登叹服:“这项发明,也许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在该书出版前,哈耶克通常被视为反凯恩斯主义的斗士。此后人们认识到,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哈耶克不仅是乌托邦主义的掘墓人,也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列出了一份说明书。 本文原创:先知书店 转载自:千字文华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15 19:46 24 0 2019-3-15
此时此刻 倪志娟 | 里尔克和普鲁斯特——“女性气质”成就的大师 attach_img
对母亲的依恋或多或少造成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女性气质”,可是,他们是如此安居在这种气质里,如此心甘情愿地浸淫在散发着母性温暖的情感、思绪和心灵的阴晴变化中,写下了洋溢着和谐之美的文字。 这只是一个巧合:当我在书店里下决心拿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准备回家通读时,书店老板将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也放在我手中。回到家里,我交替着读这两本书。原本是为了让这两本书彼此消除阅读的疲劳,但是,渐渐地这两本书合而为一了,在读到神志昏乱的时刻,我真的分不清谁是谁的情节,因为它们太相像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这两个心灵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同作为文学史上的两个路标,标示出一片幽深的文字景观——心灵世界。 1 心灵世界曾被理性规约着,就像客观世界本来被上帝规约着一样,在上帝的阴影被过滤、清除之后,现代理性精神用它毫不含糊的手势划分了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没有混沌,没有/伊瑞伯(即冥府)最幽深处的黑暗洞穴/没有凭籍梦幻之力掘出的/任何障目的虚空——能衍生出/当我们窥视我们的心灵、窥视人 类的心灵时/常常降临的恐惧和敬畏。”(注1)与人有关的一切都被界定在真实的范畴内,或者说,现代理性精神之手只允许真实环绕着人本身,甚至是对最飘忽不定的心灵,也必须依靠实证和经验确立其实体的概念。 可是心灵作为一片流动的领域,自会反抗理性之手。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之流带着自信率先转向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他倡导人们去倾听自身内在的声音,灵魂的声音和身体的声音,这些恰恰是现代理性不肯承认的东西。 愿意倾听心灵之声的人构成了思想史上的隐形线索,以帕斯卡,尼采,普鲁斯特,里尔克,本雅明等人组成,他们朝向个体的心灵而非理性。朝向心灵不仅仅是所由之的出发点和所朝向的方向与理性精神背离,而且随之而来的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也大相径庭。里尔克描写了一个另类时空的隐修士马尔特,他在城市里独行,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他毫不在意,而在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物象在他的眼中却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偶尔,他还如通灵士一样能够看见某只不存在的手,从黑暗里伸出来,像某种隐秘的寓言。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中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他的个人体验,并创造出一个另类时空。他将思想看成一个安全的隐蔽所,可以从中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当我看到外界的某一件东西,看到的意识便停留在我与物之间,在物的周围有圈薄薄的精神的界线,妨碍我同它直接接触;在我同这种意识接上关系前,它又仿佛飘然消散,好比你拿一件炙热的物体,去碰一件湿淋淋的东西,炙热的物体接触不到另一件东西的潮湿,因为在触及前水分总是先已气化。”(注2)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也是一个与通常意义的时空概念隔离开的空间,这一空间并不追求在时间之域中的现实性,而是将时间纳入自身之内。普鲁斯特说:“悲莫大于心死,可是我们只有在阅读时、在想象中,才体会到这种悲哀;现实生活中心灵的变化同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一样,其过程相当缓慢,倘若我们有可能对变化中的每一个不同的状态逐一进行验证,那么我们连变化的感觉都会丧失殆尽的。”(注3)在想象和阅读的空间中,他所拥有的时间是浓缩了的时间,他的内心在一小时中经历到的各种幸与不幸,是他花费一生都难以体会的。在理性的逻辑中这种想象时空无足轻重,但是普鲁斯特用两百多万字反复描述了自己对这一时空的体认,他以确凿无疑的语气告诉我们,这同样是一个可以栖居的时空,在其中,我们可以用象征代替真实,用象征体验真实。 也许,在普鲁斯特和里尔克之后,我们真正获得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选择住在现实时空,也可以选择住在象征(想象)的时空中,“他由于经常这样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情感,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 是他的心灵的构造”4。由于这种象征并不一定指向现实事件,它对瞬间和思绪更感兴趣,因此,它总是穿着欲望的形式,象一道水中的波纹,既让你看到它存在的痕迹,又不给你一个实体。 2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之所以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混淆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两人各自和母亲的关系。 男性作家与母亲的关系是作家本人、读者、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习惯了男性作家对母亲神话的歌颂或者将“俄迪浦斯情结”妖魔化之后的变态描写,当我们读到里尔克和普鲁斯特与母亲的关系时,我们难免会有新奇和感动。母亲,在他们眼中,不是神,也不是妖,而是一个人,是一个浑身散发出暖光的人,是他们可以期待也可以投身其中得到安慰的人。 里尔克写他和母亲的相处:“母亲有时会过来半个小时,给我读一些童话故事;不过那些童话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都不喜欢童话故事。我们对奇妙的事物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念。在我们看来,那些自然发生的事物才是最最奇妙的。”(注5)“只有在我们确定不会被打扰,而且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昏暗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沉浸在回忆之中,回忆一些对我们两个都显得久远的平凡琐事,并且禁不住露出笑脸;因为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两个都长大了不少。我们记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母亲希望我是一个小女孩,而不是我一个已经没法改变的男孩。”(注6)普鲁斯特同样写到:“我的悲哀一俟平息,我便沉溺在妈妈伴我过夜的温情之中。我知道如此夜晚不可再得,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在夜间如此凄凉的时刻有妈妈在房中相伴;这种心愿同生活的需要和大家的期望太对立了,简直是南辕北辙,所以那天夜间我暂得的满足不过是勉强的例外。明天我的苦恼照常还会出现,而妈妈却不会再留在这里。”(注7) 文字中对母亲的依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拿母子关系大做文章之后,人们不仅认为这种依恋本身是一种性本能之恶,而且认为这种依恋或多或少会导致男性作家自身的某种精神障碍。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创造力源于性特征,他将之称为“力比多”,和男性相比,女性是有缺陷的,是被“阉割”了的男人,因而女人是没有创造力的。弗洛伊德认为小孩在2~3岁时会具有一种无意识欲望即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对母亲的爱和占有欲,但是由于父亲的存在,孩子和母亲的二分体演变成父亲、母亲 和孩子的三角关系,最后,男孩因为害怕被父亲“阉割”成为母亲那样不完整的人而被迫与父亲认同,女孩则因为发现自己已被阉割而从同样有缺陷的母亲那里转向父亲,希望在父亲的宠爱中得到安全保证,也就是说,在自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要摆脱对母亲的“恋情”,树立父亲的绝对权威。 弗洛伊德的分析以男性为标准来界定男人和女人,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视角。假如我们不急于对他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其实也是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归纳。 从古至今,男性作家对待母亲的态度其实是相当暧昧而矛盾的。尼采说:“妇人的一切是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注8)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在精神价值和肉体价值上,女性唯一和最高的使命是母性,她的潜台词是对男性无私的爱和奉献。 理解了这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男性作家中,几乎是一边倒地对母亲大赞颂歌,即使是鲁迅那样充满了彻底批判精神的作家,面对他的母亲时,也难以举起批判的笔锋,而是低眉顺目做着委屈的孝子。却很少有人愿意就此反思一下,当中国那么多传统型的母亲在无私奉献的时候,她的自我在哪里?她的幸福在哪里?有谁倾听过她临花的叹息?她偶然的天真,也只做着一餐一饮的装点,终其一生,她成就了男人的喜剧,却往往成为自己的悲剧。无私的母亲事实上是一个祭献的牺牲。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大行其道之后,男性作家也开始向人性进行纵深挖掘,可以看到男性作家对人性与人际关系的种种颠覆,在中国,由于道德关怀的弱化和商品经济的推波助澜,这种颠覆轻易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并超过了人性的底线。于是,在很多男性作家的笔下,母亲不再是完美和无私的神话,而成为一种让男人 “去势”的巫婆,她扭动着欲望的身躯,张开贪得无厌的大嘴,吞咽男人和男孩的精气神。这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时尚的看点,另一方面依然是一种扭曲的男性自大意识:女性不能拥有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欲望,尤其是母亲,她只能以一个无性的个体如圣母一样宽容、博爱和圣洁,否则,她就是邪恶的女巫,是男人的噩梦。 3 女性主义者对男性塑造的这种女性神话和妖魔化进行了批判和多角度的反思,如西蒙·波伏娃就坚决主张解构“母性神话”,认为母性和女性的个体性是冲突的,无法相融。而克里斯蒂娃则从更宽泛的角度论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她从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出发,作为对拉康的男权中心的象征秩序的反动,将母性视作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出路。她用“超若”(chora)一词来命名一种无法命名的、混沌的子宫状态,这种状态相对于男性中心秩序的象征态,是一种流动的符号态。在拉康看来,这种混沌状态是必须被克服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从认同母亲的“超若”状态转向认同父亲的象征秩序,才能获得语言能力,作为正常人进入社会领域。但是,克里斯蒂娃却指出,正是因为对母性“超若”的否定,才导致了男权世界的单一化、冷酷性和爱的缺失,它制造了太多坚硬的男人和无自我的女人。要改变我们文化的弊端,首先要认可这种母性“超若”,一方面肯定它的价值,另一方面,要拥抱它,也就是让自己坦然地居住在母性的混沌之中,使女性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使男性寻找到自己所缺失和渴望的爱。 克里斯蒂娃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但是不能不说她的这一理论可以缓解男性作家面对母亲时的内在焦虑,因为无论是将母亲绝对化为神还是妖,其实都表明了男性作家对母爱的一种恐惧,因为他们认为沉溺于母爱会削弱自己的阳刚气质,会增强自己的软弱,会使自己被社会排斥。的确,在作家群体中, 我们看到了太多柔弱心灵的挣扎、孤独和痛苦。尼采自身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叫嚣着“你要去见女人吗,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这种看似强硬的话语恰好掩盖着他在女性面前的羞怯和畏惧。爱、情感和心灵也许真的是呈阴性的,那些在内心气质上天然具有或者天然地亲近这种阴性的作家,必然表现出浓厚的女性气质。可是,只崇拜阳刚气质的文化生硬地鞭笞这些柔弱的心灵,迫使他们在自我冲突、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社会的抵触中奔赴绝境,他们要反抗自己的天性,希望在阳刚世界中有所为,但是无一不忍受巨大的矛盾挣扎。 那么,克里斯蒂娃事实上指出了一种心灵可以达到的和谐之境,就像里尔克和普鲁斯特这样,对母亲的依恋或多或少造成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女性气质”,可是,他们是如此安居在这种气质里,如此心甘情愿地浸淫在散发着母性温暖的情感、思绪和心灵的阴晴变化中,写下了洋溢着和谐之美的文字。 在安守于内心的过程中,他们体认一种真正的爱。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是因为他们从爱中排除了一切“及物性”的因素。普鲁斯特几乎是自虐似的奉行柏拉图的精神之爱,他的爱纯洁而绝望。里尔克,奉行着孤独者的爱,平等地爱所有的女人。他始终认为两性间的关系比人们平素所想的要密切,他期许的伟大革新就在于: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象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地、忍耐地负担那放在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注9) 回到现实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普鲁斯特和里尔克现在被众人传诵,可是他们只能作为文化的隐修士存在。他们之被传诵也许要归功于他们肉体的消失,在肉体消失之后,他们的灵魂跟随文字完美地进入他们所孜孜追求的象征时空,得以不朽。只要克里斯蒂娃的“超若”一天不被社会所认同,这些文化隐休士就一直会被社会所排斥,如里尔克以异常冷淡而优雅的语言所说的:“每当谈起隐修士们,我们常常做出很多想当然的假定。我们常想,世人对隐修士们是有所了解的。实则不然,世人对隐士们并不了解。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孤独者;他们只是憎恨孤独者,而又对他一无所知。”(注10) 附注: 1 华兹华斯:隐士.载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5.第35至40行.2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1.3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2.4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载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64.5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1.6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1.7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7.8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75.9 参见里尔克.给一个青年的十封信.冯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10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8.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7 22:29 37 0 2019-3-7
此时此刻 卡廷:一个瞒骗世界的谎言 attach_img
文:黄东黎 谎言,就是试图歪曲历史,而真相则需要不懈的斗争。 1940年二万多名波兰国家精英,被集体屠杀的卡廷事件,震惊世界。谁是惨案的制造者?因为罪行的隐瞒与反咬而“扑朔离迷”,半个世纪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真相才得以大白。而由于遮掩,直到今天仍有“漏网”的刽子手,仍有数千被杀害的波兰人成为国家无名烈士。 2012年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由波兰卡片中心的学者、专家根据波兰和中欧历史资料撰写,中国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译审乌兰翻译而成。我一口气将这本236页的书读完,因为相信它的真实。 卡廷事件的背景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侵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波兰人民和军队虽然英勇抵抗,由于腹背受敌,军队和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在两强打击下战败,国家沦陷。苏联占领波兰后,1940年4月将关押在克杰尔斯克(卡廷)、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利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15000名战俘杀害,同时还枪毙了7000名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中的俘虏。这些被杀害的逮捕和俘虏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波兰精英代表,国家政要、审判长和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军队中的军官和警官,及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文学家、记者、教师、企业家等。 1941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翻了脸,爆发了德—苏战争。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苏联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苏联一直拒绝向波兰提供任何失踪人员的信息。而占领波兰的苏联,试图扮演波兰的同盟者角色,利用波兰军民的抵抗,削弱德军。 1943年4月,攻入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波兰人墓坑,德国随之对苏联进行抨击。苏联当局却反打一耙,声称德军占领苏联后杀害了这些波兰战俘,是德国嫁祸于人。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调查中,苏联无法提供证据将罪行归罪于德国,但成功地避免了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为此,苏联坚持卡廷谎言:与杀害波兰军官事件毫无关系,德国要承担一切责任,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政府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访问,戈尔巴乔夫移交了卡廷及两处集中营的波兰战俘名单、档案卷宗。同一天,苏联发表声明,承认卡廷这些罪行的直接责任者是当时的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及其帮凶,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苏联为什么对波兰人大屠杀 卡廷大屠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早在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德国)即开始瓜分波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割了波兰。沙皇被推翻后,1918年波兰乘机独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敌视波兰的态势就不断增加。二、1920年,俄波爆发战争,在华沙战役中俄军战败,苏联多年内不得不放弃向西方输出革命,因此苏联对这个西部邻国更加敌视。三、1937至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目的是镇压一切反抗布尔什维克,特别要打击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仅在当时,苏联就杀害了11万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 1939年9月,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盟友后,为了保护和配合德国,斯大林向波兰发动进攻,目的之一是继续实施其毁灭波兰国家的计划。苏联与纳粹一样,早就制定好了将波兰“归为己有”。从苏联进攻波兰开始,就不断关押(或者就地杀害)认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人,尤其是部队军官。苏联政府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竭尽所能虐待被捕人员,也就为后来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坚持谎言埋下了伏笔。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二战爆发,这是德军占领波兰 被捕的波兰军事检察长斯坦尼斯瓦夫,在一份供词中说:“被关押的军官觉得苏联会把他们送回大多数人出生和成长的波兰,从情感上说,只要能逃离苏联,让他们到哪里都行,甚至比苏联更糟的地方,比如说逃到德国占领区,毫无疑问,德国会较温和地对待波兰军官,德国人较之苏联人,可能更会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对待战俘。” 波兰人想的天真了,苏联人认为对关押的波兰战俘,最“省事”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随即获得批准。苏共政治局决定:由于战俘营关押的波兰人员,是苏维埃“顽固不化”的敌人,即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执行枪决,无须对其进行任何解释。审案时,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枪毙。 卡廷森林发现被枪杀的波兰军官遗骸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被俘的波兰军人、官员等从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加上其他战俘营的行刑,共有22000名波兰人死于苏联当局抢下。 惨案的真相与法律 二战后至八十年代的波兰,被苏联控制在“大家庭”中,此时期凡是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人,都被视为与苏联为敌。而波兰也一直被笼罩在卡廷谎言的阴霾之中。1989年到1991年间,在整个苏联集团发生变化后,不仅波兰民众和政府要求查清卡廷事件真相,许多俄罗斯人也积极帮助寻找卡廷真相资料,这对俄罗斯领导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随之卡廷事件大部分档案被解密,包括1940年3月5日苏共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枪杀波兰战俘的命令》,上面就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 俄罗斯调查卡廷事件活着的行刑人员,在审讯中,当时的苏联监狱看守证实:“波兰人被关进牢房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两天,就把他们带到内务部的地下室枪毙,是一批一批的。听到枪声后,我们就得马上进去,把尸体拖到另一个牢房。” 内务部管理处处长托卡雷夫供认:“我看见了真正的刽子手!他们拖出尸体,装上卡车开走了。一昼夜枪毙了三百人,太阳出来之后,枪杀还在继续进行……” 参与尸检的法医们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地方,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随处乱扔,尸骨、遗骸到处摞成堆。 被苏联当局杀害的波兰人 1991年末,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向新任总统叶利钦移交卡廷事件秘密档案,他说:“看了这些文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1992年10月,俄罗斯国家档案局主席鲁道夫.皮霍瓦向波兰移交一号秘密档案时说:“发现这些档案文件,涉及政治谋杀问题,叶利钦总统希望彻底摒弃在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中的谎言。” 1993年8月2日,俄罗斯军事检察总院专家报告结论:1940年4月至5月,关押在内务部战俘营的21827名波兰战俘被枪杀,其家属被流放苏联腹地——这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最严重罪行。这属于战争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对此负有罪责。因为,是他们作出了对无辜的人们进行集体灭绝的决定。内务部的领导贝利亚、科博沃夫等和其他内务部及其官员,作为罪恶的执行者对此负有罪责……根据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规定,上述这些人要对违反法律滥用权力承担司法责任。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该被视为种族灭绝罪。 民族的苦难,欺世谎言的破产 我很同情波兰这个民族,17世纪就被普鲁士、沙俄分割,独立后作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不能真正自主。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面临两大敌人——西方的德国,东方的苏联。德苏都想让波兰顺从自己,否则就将其灭亡。波兰拒绝与纳粹德国“合作”,希特勒便诉诸武力,首先使用了“闪电战”,凭借空中优势和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使波兰陷入力量悬殊的战争,损失惨重。盟国英法却背信弃义,不出兵援助。人们不会忘记波兰骑兵自杀式的向德军坦克发起猛攻,被坦克炮、机枪扫射,履带碾压,骑兵前赴后继的英勇场面。而苏联又乘机从波兰东部入侵,与德国军队“胜利会师”。 占领波兰的德军和苏军会师 波兰被德、苏瓜分后,波兰人民和军队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国家灭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抗击德军、解放祖国的抵抗运动。广大的波兰人民英勇奋战,牵制了35个师的德军兵力,一直打到二战胜利。波兰人民从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都不会救我们。”而他们多年后才清楚,苏联从背后又捅了他们一刀。 1990年3月,波兰卡廷委员会致戈尔巴乔夫信中说:“卡廷惨案,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致命打击,被杀害的人都是波兰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采取这种大屠杀手段,完全违背了人道准则和文明社会的法律。我们请求先生公布卡廷悲剧的全部真相。” 波兰记者阿巴里诺夫写道:“那个来自‘安全机构’的人当上总统后,关于卡廷事件的阴谋就再也不让说了。普京于2002年到波兰访问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叶利钦积极将‘特别档案卷’解密,那么今天这些档案就会被锁得严严的。” 电影《卡廷惨案》,是波兰电影大师、获得奥斯卡终身奖的安德烈.瓦伊达的作品。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不愿重见被谎言遮盖半个世纪的悲惨历史。 电影《卡廷惨案》枪杀镜头 谎言,出自个人是道德品质问题,而出自于国家层次且面向世界,性质就大不一样了。由此想到,去年俄罗斯运动员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国际奥委会调查认为是国家行为,遂禁止俄国运动员代表国家参赛。普京为此辩解,称是某些国家的政治手段。我不知道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如今这个体育的“假”与当年政治的“慌”有没有必然性? 2010年4月7日,在卡廷惨案70周年之际,波兰总理唐纳德.图克斯到卡廷公墓参加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也同时来这里参加纪念。 康纳的.图克斯在讲话中说:“我们记得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也记得试图消灭整个民族的罪行。我们将会永远怀念在这里留下忠骨的人们。伟大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摘引他寄给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演说词的一段话”—— “暴力并不是孤零零生存的,它必然与谎言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谎言中找到了它唯一的避难所,谎言在暴力中找到了它唯一的支持。凡是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谎言选作他的原则。” 图克斯说:“我今天在这里重复一下,一句真话能带动整个世界往前走。今天,我愿意相信,一句真话能带动两个伟大的、被历史痛苦分割的民族往前走……” 三天后的4月10日,波兰共和国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参加卡廷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天早上,载着波兰代表团的飞机在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95人全部罹难。卡廷,波兰人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故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准备的演讲,最后有这样几段话—— 卡廷悲剧以及与卡廷谎言的斗争,对下一代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记忆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教训涉及每一个人,也涉及每个国家,涉及人类文明的过去和将来。卡廷惨案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人们和国家都有可能受到奴役、被毁灭的威胁,永远铭记谎言有很强的欺骗性。 卡廷惨案同时也将会证明:人民和国家终会——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自由和捍卫真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5 22:38 41 0 2019-3-5
此时此刻 每一个伟大国家背后,总有一群鲜活的面容 attach_img
转自:大象公会 偷摸记录的伟大历史 1789年,是乾隆王朝的第五十三年。这一年中国过得比较平静,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世界经历了两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首届国会的召开。 一个事件要想广泛传播,哪怕对历史本身影响深远,还是得遵循三个传播噱头:“女人、金钱和坏事。”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与典籍汗牛充栋,清宫里的弱女子们为争宠惊心动魄地相食相斫,早已成为电视常态。人们愿意为传奇故事驻足,多几番唏嘘感叹。而关于美国首届国会的专门著作则难以寻觅。 位于纽约的联邦大楼,1789年首届国会在此召开 事实上,首届联邦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届议会,在美国历史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具划时代意义。它将宪法从一卷羊皮纸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和灵活的政治实践,将共和的梦想落实为有血有肉的现实。 然而,首届国会召开于风雨飘摇之时,奴隶制的幽灵始终盘桓在国会的上空,它将阶级矛盾、南北方、东西部、虚弱无力的联邦与各自为政的诸州,宪法与反宪法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国会内部也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地区之间的不信任、内部交易,以及平庸之辈的怠惰。 混乱、偏见、敌视、不睦笼罩着国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 如今的美国国会,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如今看来虽是一段浩荡的历史,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美国开国元勋之间的对谈本来成为历史传奇,但事件时间跨度之大、涉及人员之众,以及会上的严密限制,则实在难以还原故事现场,幸亏有威廉·麦克莱,一位个性张扬、无视会议纪律的宾夕法尼亚议员。 当时“为了与参议院的议事原则保持一致,即讨论不对外公开,参议员们被公开禁止做记录,麦克莱没有按照要求做”,所以,“他的日记是唯一详细记录第一届国会方方面面的资料。”一个公然违反规定的普通议员,居然成为一个美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上唯一的记者。 麦克莱是政坛老将,也是陈述高手。 国会初期的辩论,华盛顿没有参加,麦克莱评价他的回避,“就像遇到了校长的小学生,或者护士臂弯里的婴孩”。他如实记录了华盛顿在就职演讲上疲惫沧桑的状态,寥寥几笔,让两百年后的读者如临其境: “伟人感到很焦虑紧张,紧张程度超过大炮或滑膛枪瞄准他的时候,他身体发抖,好几次几乎读不出声音来,尽管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读了好多次。他把演讲稿换到左手,过了一会儿,又换回右手。当他说到‘全世界’几个字时,挥舞了一下右手,让人觉得很笨拙”。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他讥笑亚当斯的虚荣和脆弱时说,他是“一只穿了马裤的猴子”;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领导了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和宪法、一生都发扬踔厉、生命力极度饱满的富兰克林先生参加了此次国会,此时已81岁高龄。 国会开到1790年春,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南北方议员争论不休,最后以保留奴隶制的南方取得胜利,华盛顿不无乐观地说,“奴隶问题终于结束了,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引起麻烦了。” 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富兰克林又杀了个回马枪,“就算已经一病不起,他还是用辛辣的讽刺文学好好地嘲笑了一番他们的虚伪”,以一个虚拟的黑人奴隶主的口吻把杰克逊关于蓄奴制度竟然给黑人带来无穷好处的虚伪演讲重复了一遍,文中把被奴役的黑人换成了白人。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即使时隔两百年,读到这篇类似于恶搞一样的演讲,仿佛看到一个病得颤巍巍的老人家正咧着嘴满脸坏笑。老先生想以此举把奴隶制从社会结构中撕了下来再次提到国会议程,而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虽然当时议员们写了很多信,谈到很多问题,但是关于会议现场和议题的许多情况则提及不多,恰好是不守规矩的麦克莱为我们留下了上述最丰富的记录。 “吵架”定乾坤 美国首届国会,可以定性为“吵架大会”,“第一届国会充满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个性、个人和地区间的不信任”,但是奇迹般地富有成效,“所有议员都担心失败,决心让政府运作起来,就算在深层次的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也可以”。 《哥伦比亚》杂志长篇报道首届国会,1789年5月 在一片混乱与分歧中,各利益团体代表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权利法案》《联邦税收法案》《司法法》《国家银行法案》相继签署,美国宪政运作机制在看上去极度无序中稳步向前推进。巨大的分歧与巨大的成功形成何其鲜明的对比,支撑着这种伟大的“求同存异”的核心理念,表面看源于各州议员普遍的认同——“我们是一个同舟共济的整体,当然有必要确保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作”。 穿透历史文本的表达,深究更深层次原因,则会发现经过近两百年漂洋过海白手起家的北美垦殖活动,经过漫长的商业训练,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使得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空间都被极大的拓宽,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一个个个体活得鲜活饱满,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人被立了起来。 他们能来到这片土地上垦殖,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欧洲的往圣先贤们前赴后继击碎反动的中世纪的桎梏,解放人的个性和自由思想而引发的系列成就之一。哪怕只有《五月花公约》、《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和《独立宣言》这样简单的文本,他们也能找到立国的精神依据,哪怕有的州没有批准新宪法,国会也要照样开。 1783—1803年的美国地图 乱归乱,吵归吵,甚至互相鄙视和攻击,这些东西较之每个人心中关于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伟大想象来说,都是表面的次要的,美国首届国会以一个历史的横截面证明了美利坚这个国家的兴起,是真正做到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从整个美国历史看,美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历史很短。如果从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颁发“弗吉利亚特许状”算起,有四百多年历史;如果从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和1789年首届国会召开、联邦政府建立算起,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国家把世界上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短短几百年之中,飞速崛起,从殖民地附属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几经动荡,屹立不倒,以资本主义的狂飙,深刻参与并影响了“漫长的二十世纪”,并随时准备把人类的命运掌控起来。 现今的国会会议厅 如果确有可以从美国崛起的历史中照搬的东西,那就是美国首届国会的成功召开给我们的启示,个人活得鲜活、饱满,个性得以极度的张扬,如鲁迅先生所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首届国会后二百年间的美国虽然动辄乱成一盘散沙,但是在多数历史时期国人能做到“自觉至、个性张”,混乱可能会持久,争吵可能会不休,有了这些鲜活的面容,国家的未来是不需发愁的。 这也是字里行间元气充沛、鲜活饱满的《首届国会》一书关于美国崛起的启示。 《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作者: [美] 弗格斯·M.博德维奇 译者: 濮阳荣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5 22:33 42 0 2019-3-5
此时此刻 为了多一个人读奥威尔 |《1984》出版往事 attach_img
George Orwell(1903.6.25—1950.1.21) 作 者 / 徐庆全 康慨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雅众“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编者按,本文最初期发表于2013年。)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青年萧乾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奥威尔曾担任BBC远东部长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青年时期的杨绛与钱钟书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动物农场》漫画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青年巫宁坤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沈从文夫妇与巫宁坤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董乐山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青年止庵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作者:徐庆全 康慨。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28 21:17 42 0 2019-2-28
此时此刻 《流浪地球》纯属意淫 attach_img
我要指出的是:《流浪地球》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错到底。批评《流浪地球》违背科学原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这个最大的错误却至今无人指出。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错误,你就会嘲笑这部电影。所以,如果你没有追求真相的勇气,就此打住。真相,有时是很令人沮丧和恐惧的! 这几天我正在地球的另一侧西方旅行,不断听到地球那一侧的喧嚣:流浪地球! 最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知道是电影,还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而且是科幻的。我几乎不看小说,至少是从高中以后,因为被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的写法给败坏了胃口。对于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更是没有兴趣,总觉得在这个文化现实中,没有科学,只有幻觉。 可能是由于小时候看过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此后看什么科幻作品都觉得不够味道,因此打不起精神。阿西莫夫的东西还可以,但那是另一种写法,我完全可以不在意其情节。 《流浪地球》的喧嚣不绝于耳,但是我懒得理会,直到我收到了在巴黎的好友当笑话传来的一则中国专利,才觉得应该审视一下这个《流浪地球》。 这则专利传得有鼻子有眼,尽管我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是看这架势,可能假不了: 这样完全科盲的专利我实在看不过去,这显然是专利申请者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专利审查者的问题。专利申请者的无知可以被原谅,这群审查专利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他们曾经学习过物理和力学吗?我于是对此给几个好友写了尽可能恶毒的评语: 按照这个专利,全体人类撅起屁股朝西放屁绝对可以提高自转速度。每天放屁不已,全部方向一致,不愁地球自转速度不加快。新时代的愚公精神,称作“愚公挪球”或者“愚公撼地”。子又有孙,孙又有子,而球没别的动力,何苦不加速?但是最后真的也感动了上帝,把球挪到别的地方,那后果不好说。你就向上帝收专利费吧。我的意思是上帝先把这些二货收走吧。 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些关于《流浪地球》的评论文字。我的结论是,我不会有兴趣去看这样的电影的,何况是吴京演的,这样一个在以前他自己的电影里连护照的文字都造假的人,居然还有编剧导演看中让其“领衔主演”,挺倒胃口的。 但是朋友们对我说,那你就批判一下。要批判就得先看,但是我又不想看。这就如同要你批判馊饭,但是你又不肯品尝馊饭,那么评语怎么写?于是我就硬着头皮看了9分钟YouTube上的《流浪地球》简介。 这一看,我几乎要说我的朋友如有神助。居然这么凑巧在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专利当笑话发给了我。《流浪地球》上的发动机和上述专利中的发动机在工作原理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查了一下《流浪地球》的作者,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直接批判他,毕竟他也是学理工的,惺惺相惜么。但理工男居然在还有不少“科学顾问”相助的情况下错到这步田地,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请看电影里是这样说的:“建造了12000台地球发动机,有的发动机的高度达到了11公里,比珠峰还高2000米。”“先用了几十年把地球的自转速度降为零,然后向太阳系外前进。” 我要告诉善良的观众们:这样的发动机不可能让地球自转速度改变哪怕一点点,也不可能让地球偏离目前的公转轨道前往任何地方。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动机什么也不能改变,无论是地球的自转还是公转。 根据动量守恒原理,喷气发动机之所以可以驱动航空器航天器前进是由于尾喷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但是很多人的错误也常常出在了这里,他们以为只要有尾喷,就会有前进。其实不然。 比如,你穿着裤子放屁并不能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你放出的气体被裤子挡住了,气体还是在裤子里,而裤子还穿在你的身上,屁对裤子产生的作用力又变成向后的力作用在了你身上,所以你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你脱光了放屁,那确实可以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气体被留在了运动物体(你)之外。所以,“脱了裤子放屁”是解决推力问题的方法,只是,这推力很小,还不值得你脱裤子费那个事。但是,只要原理可行,成功就只是条件问题。火箭,就是成功的案例。你看清楚了,火箭所喷出的物质都必须离开火箭,这才可能驱动火箭。正是飞行器向后抛出物质这一过程,使得飞行器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而向后离开飞行器的物质的动量和飞行器的动量是守恒的。你可以看到发射卫星的过程:巨大的火箭数百吨的重量都在最后消失,而仅仅留下了获得了足够速度的卫星本身。留下的质量只是整个发射初始质量的1%左右。 以放屁获得前进的动力,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找来全世界的人和动物一起屁股朝东放屁并不能降低地球的自转。理由很简单,这些屁还在地球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屁”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形容。我其实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最后觉得用任何别的东西来形容这些如此蔑视科学的行径,都是对别的东西的不尊重。 这位专利申请者的错误就在此。他以为在地球表面上放上喷气发动机就可以产生推力,就可以使得地球改变自转。不错,喷气发动机确实可以产生推力,但是喷气发动机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了地球上,包括在大气里,其产生的反向力正好和其产生的前进推力抵消。这就是动量守恒原理。这位专利申请者和那位不脱裤子就放屁以期求得向前加速度的人一样,一无所获。 可悲的是,《流浪地球》的地球发动机设计和这位专利申请者的想法毫无二致。地球的大气层厚度有数百公里,影片中地球发动机的高度只有海拔11公里,完全在大气层之内。因此喷出的物质没有离开大气层的可能,而是一旦喷出就立即被大气减速,然后坠落到地球上。其结果也和那位没脱裤子就放屁的奔跑者毫无二致:奔跑者排出的气体作用在裤子上,留在了裤子里,奔跑者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同样,《流浪地球》里的地球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丝一毫的地球自转速度。 那么是否没有了大气层,这样的地球发动机就可以改变地球自转速度或者公转速度呢?事实上,只要尾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地球上,答案就是否定的。 即便不考虑空气阻力,尾喷物质的初速度也必须超过第一宇宙速度7.9km/s才可能做到喷出物质不落回地球,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所有尾喷的物质都会落回地球。可以做到这样的尾喷速度吗?子弹出膛的速度大致是这个速度的1/10,因此要做到7.9km/s尾喷速度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子弹在出膛后一秒钟便失去几乎1/2的速度,可见大气的阻力之强大。但是,我们假设可以做到喷出速度超过7.9km/s,而且假定大气层也挡不住这些尾喷,那么,这样的后果是,所有的大气都会随着尾喷热流冲进太空,永远留在那里,再也回不到地球,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了大气的地球,只好去见鬼了。 这就如同奔跑者以放屁求得加速度,其结果只有两个:其一是气体被挡在了裤子里,因此没有获得任何加速度;其二是屁把裤子吹跑,从而获得加速度,但是裤子没了。 我想,《流浪地球》的作者和观众肯定也嘲笑过那些想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人,也嘲笑过自己坐在澡盆里却想把自己连澡盆一起端起来的人。这些笑话我们在《吹牛大王》这样的书里都看到过。我们称这些人“蠢驴”。但是,一旦换个场景,把澡盆子换成地球,把揪头发换成发动机,很多聪明人就也成了“蠢驴”。 当然作者也是不好当的,如果要不违背物理学原理,那么地球发动机的喷嘴就要具有数百公里的超越大气层的海拔,然后以第一宇宙速度喷出物质,这就可以做到改变地球自转和公转速度。当然,这些喷出的物质会立即成为人造地球卫星似的云层,然后地球上空的卫星云层会越来越多,最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要么就以第二宇宙速度(11.2km/s)喷出物质,这样喷出的物质就脱离地球直接成为绕太阳旋转的垃圾。 牛这么吹的话问题也很多,也更大得令吹牛者发虚,但是至少不破坏物理原理了。400公里高的发动机怎么造?但是,既然反正是难以置信的,总得顾上一头,总得在科学原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况且,这牛比当年亩产水稻几万斤总还更靠谱一点。至于为什么作者和顾问没这么吹,那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这对文科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证明了:其实理工男也不那么牛逼,论吹牛还未必比得上文科女。尽管文科女吹牛完全不着边际,但是一般不敢冠以科学的名义。 至于别的硬伤,我就不再说了。说实在,兴味索然。也就相当于,你本来要去买马,结果你看到那传说的马其实是一只乌龟。这就足够了,至于这乌龟还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不会再有兴趣。除非你开始去就不是为了马去的,而是只要是能动弹的都能满足你,那你对乌龟还是会有兴趣的。 而我们的很多观众,他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马,也不知道什么是乌龟,只要卖相还可爱,其实马还是乌龟,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无知者无畏”,因此,“不思者自信”,最后,“愚蠢者常乐”。 我总想到罗素的那句令人挥之不去的刻薄到恶毒的名言:“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就在于,那些蠢货和狂徒永远自信满满,而那些智者却始终忧心忡忡。”(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and the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其实更加悲催的事情是,那些欢呼者并不知道他们在欢呼什么。他们花钱买了一堆烂货,却兴高采烈;他们被骗子剥夺得一干二净,却心甘情愿。他们最痛恨就是有人告诉他们真相。 其实在“吹牛”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从神话开始,我们就缺乏一种精神。我们几千年来的吹牛一直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这可能就是文化的问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决得了的。我觉得,《流浪地球》在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上都有致命问题,但是至少比起“文革样板戏”有很大进步:情节好像也有跌宕起伏,也不忌讳谈些人文情怀。尽管邯郸学步,但总是一个开端。 这部电影,应该只能忽悠跳广场舞的,如果被忽悠的对象比这更广泛,那受众的问题真的严重了。“吹牛”和吹牛是不同的。符合科学定律的,叫科幻;否则,就是胡扯。《流浪地球》就是胡扯!但是,胡扯也是一种自由,为了自由,让我们捍卫胡扯!当然,让我们更加捍卫批判的权利。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24 23:37 81 0 2019-2-24
此时此刻 潘建伟 | 科学的价值 attach_img
——清华经管学院2018毕业典礼演讲    清华经管学院2018届毕业班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下午好!   非常荣幸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向同学们表示祝贺!荣幸之余,我也诚惶诚恐,因为本人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并不懂经济管理,今天到底应该说些什么呢?后来我想,中国科大的很多毕业生,原本是物理、数学专业的,转行经济、金融后都很成功,这给了我不小的信心;而且,由于偶然的原因,我研究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发现里面用到了类似分子布朗运动的Ito积分。当时我觉得这个模型很妙,大胆断言这一工作应该得诺贝尔奖,果不其然。既然自然科学与经济、金融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又觉得自己的鉴赏力还不错,所以今天我大胆地来到这里,希望同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自己人生的感悟,谈一谈科学的价值。 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    说到科学的价值,我并不想介绍一些艰深的原理,告诉你某个定理、定律多么厉害。在我看来,科学的首要价值,对于个人而言,在于它是赖以达到内心宁静的最可靠途径。为什么这么说?内心宁静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恐惧和忧虑。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忧虑?皆源于未知,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人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仍然记得,一个晚上我母亲带我到邻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天特别黑。我很害怕,因为传说这条路上有鬼,会出来抓人。我母亲就给我讲,不用害怕,人死了会重新去投胎,哪怕万一被鬼给抓了,也没什么关系。我当时感到特别安慰,哦,原来是这样子,人是可以永生的!   其实,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对于宇宙起源、人类归宿等大问题,我们只能在宗教的范畴来解决。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搞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喜爱和接受,尤其在西方;我专门去读了《圣经》,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书,美国作家房龙写的《圣经的故事》,我开始明白了。当时的社会分“奴隶”、“平民”和“贵族”等几个阶层,奴隶就是奴隶,平民就是平民,贵族就是贵族。于是,奴隶就以为因为自己是奴隶,永远不如贵族,被欺压是命中注定的。可是,《圣经》却告诉你: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贫贱富贵,黑人白人,我们都是兄弟,都是上帝的子民,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这样一来,你就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零零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有上帝在关怀着我们;而且,因为信奉上帝,人死后还可以进入天堂,你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平和安宁。正因为此,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深深地信仰宗教。但在他12岁那年,他的这种信仰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他很快明白《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终于从现实上而不仅仅是从精神上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大概一百几十亿年前,由于量子涨落,一个“奇点”发生了爆炸,“炸”出了时间、空间和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最初宇宙中只有氢和氦两种元素,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恒星。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碳、氧、铁等各种更重的元素;当核聚变的原料耗尽后,恒星由于抵抗不了引力而坍塌,发生剧烈的爆炸,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重金属元素。有这些重元素才有了能够形成行星和生命的物质,最终在大约45亿年前形成了地球,又通过亿万年的进化才有了我们人类。所以在座诸位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是来源于许多亿年前某颗恒星的爆炸。那么,大家是否觉得,宇宙演化出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已是殊为不易,而芸芸众生之中大家又能相遇,该是多么大的缘分!所以,爱护这个世界,珍惜你身边的人和事,这也是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   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在宇宙面前,人类确实是非常的渺小;但人类又是伟大的,以人类脆弱的个体,居然还可以仰望星空,去窥探宇宙的奥秘。有人认为,科学的价值体现在现实世界,它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对于精神的启示,就不如宗教了。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自当心存敬畏;但人类又并非仅仅只能敬畏。在自然界的规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改变;而自然界的规律更是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正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标志。这种自豪感,是宗教所不能给予的。所以,爱因斯坦在放弃了宗教的天堂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天堂”,他说:“在我们身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那样舒坦和诱人,但它已经证明是可以信赖的。”   同样,大家终于能够明白,科学已经使人类登上了万物之灵的顶峰,所以人降生在这个世上,总要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但又不能强求,自然的规律无法改变,再怎么强求,人类对于自然界而言仍然是渺小的。其实回想起来,我自己一路走来,确实是有意无意地在践行这样的原则。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父母的感情非常融洽。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旁,父亲给我释讲《聊斋》的故事,母亲在一旁倾听,一幅温馨的场景。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父母对我的要求也很宽容。我喜欢放学后把作业带到山上去写,父母也不会把我抓回家去。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记得当时有过犹豫,本来我是可以保送到一所著名大学学习经济管理的——我曾有机会成为大家的同行,当然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被钱院长邀请来到这里了——但我又非常喜欢物理,在跟我父母亲散步的时候我说,我想报考物理专业,又怕学物理养不活家人。我父母说,没关系,我们都有退休工资,按照你自己的兴趣来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忽然发现,排除了功利的想法,抉择其实很简单,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后来我到欧洲留学,接着又继续在欧洲搞合作研究。有一年春天,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实验做完了,本该尽快赶到德国海德堡去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可我很留恋在多瑙河边采摘荠菜的那一份惬意,担心到海德堡就再也采不了荠菜了,于是就在维也纳多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在海德堡的实验计划被延后了,后续的一个重要实验被别人先做了出来。当时,我感到有些懊恼,尤其是后来我发现在海德堡的内卡河边其实也有荠菜。但是,我很快就释然了:工作是做不完的,这个实验未能如愿,下个实验再努力就是了,没有必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压力,相对悠闲一点,回到实验室的效率反而会更高。我非常喜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句话: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科学研究其实正是如此,你费了大把力气,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有的猜想可能一辈子都验证不了;也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努力了半天,结果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但是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本身,已经是科学带来的最大乐趣.   我想说的是,从容不迫的环境,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学生,真的很辛苦,但是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应该把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氛围,会让青少年变得越来越现实,难以静下心去钻研。   有一次,我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大峡谷去旅行,在当地乡村碰到一位80多岁、坐轮椅的老太太。她了解到我是从事量子隐形传态研究的时候,脱口而出:“我知道你的研究工作,我读过你们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我尽力了,但是没看懂。”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可能生活都无法自理,但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兴趣,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真是滋生大师、滋生深层次发现的极好土壤。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科学或教育的价值,其实早在将近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为什么要上大学?他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其实科学正是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最好方法。 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    以上我讲的是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接下来,我想谈一谈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大家也许会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就知道的。但我想说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可能更重要地是在观念的变革上。   大家知道,人类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始于近代,大约是在16世纪。那么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发展这么缓慢呢?虽然这涉及到多个因素,但观念的束缚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面对自然界不敢甚至不愿去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反而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近代以来的科学发现逐渐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1687年牛顿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一切力学规律都统一为一个简单的公式F=ma,再结合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神圣星辰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观念的改变带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直接导致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变革,而英国在这次变革中成为了世界的头号强国。   后来到了19世纪,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效应等的基础上,麦克斯维尔在1864年建立了电动力学,将一切光、电、磁的现象都统一为一个方程组。至此,人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绝大多数现象都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科学终于战胜了迷信,而随之而来的,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变革,德国和美国在这次变革中相继成为世界强国。   那么,经典物理学已经如此的成功了,是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了呢?其实经典物理学自身就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困境,只要学习了高中物理就可以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只要确定了粒子的初始状态,按照力学的方程一算,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是可以精确预言的。那么,构成世界甚至人类本身的原子、分子,它们在未来的运动状态,是否也是早已预知的呢?一切事件,包括今天的典礼,都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已经确定好的吗?这种观念上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原来就算科学已经如此发达,人们努力了半天,结果还是回到宿命论。所以当时就有几位科学家自杀了,说我不相信宿命,我今天就要自己决定一下命运。当然,后来的科学发现表明,其实他们完全没必要自杀,人一定拥有主观能动性,如同霍金所说:即使是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在过马路时也会左右看,以免被车撞到。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机械决定论?这还要归功于量子力学。在日常生活中,一只猫要么是“活”,要么是“死”,只能是这两种状态之一。而在在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微观世界里,这只猫不仅可以处于“活”或“死”两种状态之一,还可以同时处于“活”和“死”的叠加状态。量子叠加告诉我们,一只猫到底是“活”还是“死”原理上无法预先得知,而是依赖于通过何种方式去观察它。更确切地说,量子客体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体系的演化!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完全不同于经典物体,人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是否是决定论了;而对像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规律的深入认识,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产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工业强国。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次产业变革,我们国家都没有占到先机。我1996年在中国科大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在系统地学习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之后,非常希望能够在实验上加以验证。但在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在实验条件上相比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我选择了出国留学。   我在德国工作时,我家楼下有个卖菜的铺子,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平米。平时,我们买菜做饭都很方便,但是有一天忽然发现那个店铺关了门,告示上写着店主去旅游度假三周。在中国,我们印象中的菜农,应该是过着每天劳碌奔波的辛苦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德国菜农,他每年却可以两次雷打不动去度假,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在德国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真正地惠及大众了。所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科学技术搞好,有一天能让我们国家的所有劳动者,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很幸运,我回国开展工作时,正赶上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作的推进,国家对量子信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有较大强度的支持;我们也不负所托,终于在量子通信领域实现了国际领先。最近大家也一定很关注,美国在限制对我国的芯片出口,影响很大。回过头来看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做到领先,是因为在整个领域起步的阶段、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我们就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一步步积累下来,到今天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如果别人再想要限制我们,就很难了。   但是,我们也决不可以一直乐观下去。美国作为当今最发达的科技强国,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促进创新的体制,尤其是经济金融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就拿我们这个领域来说,企业的参与程度其实也非常高。像谷歌、IBM、微软、Intel这些巨头,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量子计算研发。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实现还比较遥远,我估计也许需要20到30年。这样一来,我国的金融界和企业界对量子计算的热情,就大不如美国。我国现在的形势其实是很严峻的,因为在西方,资本一旦介入前沿研究,对创新活力的释放要远远超过我们这样主要依靠国家经费支持的模式。几年前,我打算将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校友引进回来,开展超导量子计算的研发。本来一切都谈妥了,到了最后时刻他接到了谷歌的录用通知,年薪是我们能为他提供薪水的近7倍。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呼吁,在座的诸位,今后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经济金融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抑或是成功的商界精英;虽然大家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通过经济金融的手段对科学进行支持,特别是对基础科学,于国于民都将是长期的福祉。 最后,我愿意引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的一句话:“科学赐予人类的最大礼物,是相信真理的力量。”大家之中,有的即将走出校园,面对更加精彩也更加复杂的社会,也有的将继续深造。愿这种力量能为大家带来乐观的心态、坚持的毅力,还有敏锐的眼光。再次祝贺大家顺利完成学业,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16 19:50 72 0 2019-2-16
此时此刻 萧功秦 | 我们为什么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attach_img
01 看了一集电视访谈节目《亲情》,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家长、老师、同学,甚至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会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孩子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十年浩劫”那样的极端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 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 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02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03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很多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 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而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 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04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 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 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05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 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 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06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 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 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 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07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手机和电脑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11 22:43 76 0 2019-2-11
此时此刻 周国平 | 人生的三个觉醒 attach_img
《觉醒的力量》这本书,其实包含了很多文章,主题都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选“觉醒的力量”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谈这个问题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晚上睡觉,白天醒来,醒来以后,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学的时候要读书,要应付考试,要应付毕业;走上职场以后,要应付职场上的很多问题,要赚钱,要结婚;结婚以后,要生孩子,还要养家糊口,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面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每天生活的程中,我们的身体是醒着的,那我们身上那些最根本的,人的本质所在的那些东西醒了没有?我发现它们时常是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的。但是,人身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经常让它们醒着,这样你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人而活着。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在这本书里面谈了,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三个觉醒”。 三个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人身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生命。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体,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生命的存在并不是经常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我们可能经常会被一些社会性的东西遮蔽住。所以,第一个觉醒就是生命的觉醒。 第二个东西是自我。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个生命个体之间之所以会不尽相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这个“我”就是“自我”。所以,第二个觉醒就是自我的觉醒。 第三个东西是灵魂。每个人不仅有“我”的存在,每个人还有精神的存在。应该说每个人身上有个更高的我,这个“我”就是“大我”,是灵魂。所以,第三个就是灵魂的觉醒。 很多年前,我曾经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是一个孩子。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他说:“周老师,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作家、学者或散文家,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生命,在那里静静地诉说。我也是一个生命,在这里静静地聆听。”然后在最后结尾落款的地方,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就写了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 我当时特别想给他回信,但是他没有留名字,也没有留地址,后来我用他最后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等你们成为父母以后,看见自己的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你们就知道生命到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生命状态。 但是随着我们慢慢接触社会,长大以后走入社会,我们关注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社会上的东西,是权力、地位、财富、名声,这些东西我把它称为生命里的社会堆积物。我们在社会上生活,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这无可非议。但是,要记住,你不能永远为这些东西活着,一辈子,你把你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争取这些东西上面,就会忽略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生命到底需要什么?生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生命本身的需要是很单纯的,这些单纯的需要可能是一些平凡的、永恒的需要,但是这些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和自然的交流,和自然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比如对健康的需要、对安全的需要,还有自然情感的满足,这些都是生命本身需要的。我觉得自然情感的满足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最幸福的两段时光 我经常回顾,我这一辈子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两段时光: 一段是我刚进这个北大的时候,那时的我刚满17岁,我是7月份生的,9月份进的北大。进了北大以后,正值青春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更是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极了,人生美好极了。当时感觉有一件非常美好但我还不太清楚的事情正在等着我,一等就等了好多年。 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被发现会被批评,如果发生了关系,是要开除的,这个管的很厉害的。我那时如果允许谈恋爱,女同学应该都看不上我,因为女同学一般都比我大两岁以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感觉,当你看什么都是用一种恋爱的眼光,恋爱的心情看时,就像你跟整个世界和人生谈恋爱,这种感觉很好。 那个时候我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爱情小说,爱情诗歌,特别喜欢《海燕》,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其实我是哲学系的。当时有一种阅读叫做青春期阅读,这个青春期阅读跟恋爱很相似,这两种感觉,一种是单纯,一种是痴迷。青春期的阅读就是这样,非常痴迷。如果说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没有这样一段青春期的阅读的经历,我觉得非常可惜。可能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是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往往可能一辈子都爱读书。 还没走上社会之前你可能不知道,走上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东西,财富、名声、权力你可以争取,但是要保持一种清醒,不要把那些东西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你的生命有好的状态。如果争取这些东西让你的生命有坏的状态,那你就走错了路。 生命的觉醒就是让人们通过堆积、附加在生命上的这些权力、地位、财富、名声等社会性的堆积物发现你的自然生命,要倾听你的生命的声音,要真正去满足你的生命单纯的需要,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说你生命本身的状态是不好的,情感是一团糟的,也没有时间和自然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就算你的社会地位再高,你最后在社会上再成功,我都觉得你的人生并不成功。生命的觉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的生命状态好不好。 关于自我觉醒。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每个生命也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 所以每个人最重大的责任,最根本的责任就是要对你唯一一次的人生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人要负的最基本的责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都不负责,又怎么会是对其他生命负责的人。自我的觉醒就是要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要做你自己人生的主人,自己的人生不能让别人支配,更不能让社会潮流支配。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要活出独特的自我 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受环境、舆论、习俗、职业、身份等的制约,我们经常为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不受外界干扰纯粹为自己而活,其实是很难的。 首先,要活出独特的自我的话,其实是很艰苦的,因为随大溜是最容易的。 其次,作为独特的自我来生活,其实是有风险的,而随大溜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要独特,就要经受舆论的谴责,要经受庸人的非议,甚至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只要你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你死了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再活一次,你的人是不可重复的,如果虚度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你,这样想就会觉得很值得。你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最后,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活出自己真正的价值。我相信老天把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会给他一点独特的东西,你要找到这个独特的东西,把它实现出来,要过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实现自我价值呢?怎样才算做了自己人生的主人呢?我觉得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的态度上要自己做主。要有自己明确的、坚定的价值观。人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要随大溜,跟随社会的潮流,要自己做出判断。把你真正认为重要的东西实现,不重要的随它去,不要睬它。你在人生态度,人生观上,要有自己的真正的信念。 第二,在事业的选择上要自己作主。你要找到真正符合自己禀赋和兴趣的,真正喜欢的,能够发挥你的能力的领域,在这里发展自己,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从中真正得到内在的愉悦。一个人要有振兴区。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话,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而且他的生活也一定是非常无趣的。除了一般的兴趣还要找到自己特别的兴趣,我觉得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首先发展你的好奇心,你对各种事都要有兴趣,但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找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哪里。当然主要的兴趣以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一个阶段内是能找到你相对的主要兴趣,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你就会越来越丰富,而且这实际上也在朝着你自己命定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自我,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上有真信念。 第二,事业上有真兴趣。 如果有了这两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有真正的自我的。 关于灵魂的觉醒。当你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让生命有一个好的状态,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以后,还是有一个问题,你那么看重的那个“我”,要实现它的价值,但是这个意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暂时的,那人生有没有超越短暂生命存在的恒久意义,或者终极意义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信仰的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你那么看重的那个小我和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大我沟通起来。你要寻找这个大我,让二者沟通,沟通起来以后,你身上就有了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就是和宇宙大我的沟通,就是灵魂的觉醒。 让小我和大我沟通 怎么样把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然后让人身上更高的自我,也就是精神性的自我觉醒?纵观人类历史,基本上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信仰的途径,基督教世界有信仰,那个大我就是上帝,相信宇宙是一个精神本质,这个精神本质用上帝这个符号代表。让小我和这个大我,即上帝相通,自己的灵魂来自于上帝。灵魂的概念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是不称灵魂的。灵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灵和魂两个字。魂这个字实际上代表自我意识,就是说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如果人类有这种意识,我们说这个人是有魂的。但是这个魂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它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是什么形象?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上帝就是一个灵,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东西。所以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就是上帝按照精神性的东西来造人的,灵是魂的来源。但是,人出生以后忘记了这个来源,所以要让自己的魂和这个灵重新沟通起来,这就是信仰。基督教认为,信仰上帝以后,你的魂被灵照亮了,你才真正有了灵魂。 还有一个是智慧途径。通过智慧来让自己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按照哲学的说法,人都是有认识能力的,这个认识能力可以说是智,智的知,知就是代表人有认识能力。因为人有认识能力,所以可以把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分开来,也包括他人,可以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和环境区分开来,这就有了自我意识。因为有知所以有自我意识。 但是,许多哲学家包括佛教认为人不能停留在智的层面上,应该让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更高的层面是什么呢?就要认识到你这个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自我,其实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本体的,这个本体就是宇宙本体,或者说是一个大我。所以有一种说法万物与我为一,我和万物,宇宙本体和整个世界是完全一体的。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去掉宇宙的封闭性,宇宙和我合为一体的这个层面,就不是智了,就达到了慧的层面。所以智应该上升到慧,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智慧。 这两个途径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殊途同归,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把你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让你认识到,你身上的精神性的自我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灵魂的觉醒,小我和大我,这里面有很多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大我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很难证明,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就是人身上精神的自我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质所在。 达到了这一点,有两个很重要的效果,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向内转化,你就会把内在的精神生活看得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一个人觉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更重视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到社会上做事,可以奋斗,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修炼你的精神。修炼精神的手段,是通过做事来做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始终都走在那个以走向你的精神为目标的道路上,是很重要。其实你真正想起来,无论你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很渺小的,在上帝眼中只看你怎么做人,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风飘散,但是做人的收获是历久弥新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和外部的经历保持一个距离,你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我学习哲学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我好像有了一种分身术。我总感觉有两个我,一个我就是这个身体的我,在社会上活动,有时候受气,有时候高兴。但是也会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在看着我,一个精神的自我。我会经常感觉有一个精神的自我在看着这个身体的自我,看他在怎么做,然后给他一个规劝,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有问题,更高的自我就可以劝身体的自我。所以一个人精神性的自我觉醒了,或者更高的自我觉醒了,他就会和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会完全陷在里面。一个人和自己的外部遭遇零距离是非常可怕的。零距离的情况下,再小的事情你也会无限放大,把它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然后非常想不开,非常纠结,最后就死在这些小事上。死在小事的人太多了,为点小事就想不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上更高的自我没有实现,完全被身体的自我支配。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9 17:26 135 0 2019-1-10
此时此刻 王开岭 | 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attach_img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一个良性的优美的时代? 我的标准是:假如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除了福利制度免除人的衣粟底限之忧,社会的竞争规则、分配原理和命运设计,亦须公正和清洁。该时代在品格上应有纯真、简单的一面,它不让包括傻瓜在内的人焦虑,不欺辱弱者,不以厚黑和陷阱坑他们。 一条路,若连盲人都安然无恙,即一条善良的路。 否则就不是。 某日,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太太遇到了骗子。家门口贴了告示,红印章,北京燃气维修服务部,称严寒将至,为防燃气中毒,将提供免费检查。太太照电话拨号,很快人至,一查,须换3个阀门,最后结算,600元。太太惊愕,还是乖乖付了账。晚上,太太嗫嚅着追溯白天,我暗呼上当。不其然,问燃气公司,没这事,电话不是人家的。翌日向工商投诉,答没辙,全靠自个儿防范。叹口气,安慰太太,权当自个是傻瓜吧。其实一切都在意料中,做点挣扎,只是把受害者的程序走完,给霉运画个句号,也算有所作为了,否则不仅影响自我器重,也对不住法制社会和公民称号啊。就像重症晚期病人,明知治与不治无二,还是沿现代医学的全套流程走一遍。 二是同事遇到了骗子。准确说,是骗子遭遇了同事。 同事家有老人,骗子登门,谎称油烟机厂家服务,不光把八成新的机子卸走了,还收了数百元手续费。同事乃智力牛人,逻辑缜密,口才佳,且擅斗争哲学,对规则和潜规则颇有研究,重要的是,有一股绝不吃亏的劲儿。 同事下班,闻后不动声色,给骗子打电话:先自报家门,亮央视记者身份,尔后命令对方,必须在明午饭前将骗款和设备价一并汇入指定帐户,否则将不惜一切手段绳之、法之、惩之……据同事形容,那真是声色俱厉、雷霆万钧,混合了记者、公安、黑社会老大的综合语气和杀伤力。 第2天,钱乖乖地到了账。 同事说,恐吓其实最有效,不图别的,替老人释口恶气,算尽孝吧。 真佩服他的实干,不仅有对策,更有誓不罢休的意志。我不行,务虚惯了,老觉得在这个时代不吃大亏就算占了便宜。 同事也承认,这法子只能自保,帮不上别人。骗子可自认倒霉,对强悍的个体妥协,但不会对自己的职业让步。 不是骗子和厉害的主,即是受害者?那么,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角色、别的活法? 不骗不傻不吃亏,乃最正常的人生状态,可实际难矣。你不光要炼就火眼金睛,更要有不依不饶、维权打黑的搏术和毅力。知识者很聪明,爱质疑爱推理,眼力不弱,但往往行动力太差,忍气吞声了之。 在我写该文的同时,手机里又冲进两条诈骗短信和一记“一声响电话”。 信用和道德,乃社会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和精神家当,它比法律更宝贵,亦是减少法律成本和制度损耗的关键。我一直以为,法律使用频率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但绝非理想时代。因为法律堵得是人性漏洞,民间道德损伤越严重,法律之地位和功能越凸现。显然今天,靠毁坏规则和蔑视信用发家——已成最流行的获利模式和暴富捷径,也意味着我们最基础的家产被老鼠蚀空,只剩一堆糠皮。 我们竟浑然不觉,以为粮满仓、柴满垛,高枕无忧。 巴尔扎克说:傻瓜旁边必有骗子。 法学家也说:在骗子眼里,除了同行,天下皆傻瓜——这是他们最大的职业依据,也是信仰所在。 我就寻思,你说这世上先有傻瓜还是先有骗子?是骗子证明了傻瓜还是傻瓜激励着骗子呢? 当骗子和傻瓜都越来越多,更大的疑惑来了:这是个以骗子命名的时代,还是个用傻瓜注册的年头?这是场考验纯真的精神游戏,还是智商搏弈的丛林肉战?那传说中的裁判在哪儿呢?还是压根就没有? 注:本文节选自王开岭著《古典之殇》一书。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8 21:54 59 0 2019-2-8
此时此刻 叶匡政|过年首先是一种宗教礼仪 attach_img
[摘要]费孝通有过一个比喻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就是那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人伦可以说是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 关于过年,鲁迅写过一篇短文,今天读来,仍五味杂陈。他大概是说,中国可哀的纪念太多,照例需保持沉默;即便是可喜的纪念,因怕有人乘机捣乱,也会受到防范遏制。有了这个前因,什么佳节都会落得被“绞死”的命运。只剩这过年,可资庆贺了。鲁迅调侃道,尤其是那整年的悲愤者和劳作者,更需要休息和高兴。那年春节,鲁迅称连放了三夜的爆竹,这成了他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事。我即便不算什么悲愤者,也是一个劳作者。今年过年前的心境,竟和鲁迅说的有些相似。既然我们不能不对那可哀或可喜的纪念保持沉默,到了过年,不如索性放下一切,休息和高兴一番。哪知年年这时节,总有媒体会讨论过年是不是“文化陋习”问题,看来还真给鲁迅说中了,甚至有人建议取消春节放假,不“绞死”这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似乎就不满足。之所以有这类讨论,无非是因为人们对过年的理解越来越单一。过年回家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只是亲情之爱这么简单,在这个民族众多的文化仪式中,这个记忆大概保存得最为强劲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它早已内化为人们的情感密码,即使不明白,也会成为一种惯性行为。现在多把过年看作一种民俗,流传的也是一些民间传说。其实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礼仪。“年”这个字到周代才有,商时称年为“祀”,“祀”的意思,就是四时已过,要奉祀神灵祖先了,过年的习俗便源于此。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生活得好坏完全依靠天地雨水和时序的变化。中国人自古相信,只有在自然神的引领和关照下,人类才能获得有保障、有秩序的生活。“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便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礼记》记载,在立春前三天,天子便开始斋戒。立春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典礼。正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代表国家举行祭天之礼,来祈祷天下谷物丰收。亥日,天子要带领官员一起,去亲自耕种用来祭祀天帝用的农田,用来表达对天地的敬意。这是国家礼仪。到了民间,也有很多做法来表达对自然神和祖先的敬意。周代普通民众并不能立宗祠家庙,只能在家中祭祖,很多农村堂屋至今仍有摆设香几的习俗。随着时光流逝,村庄也可以立宗祠和家庙了,所以宗祠祭祀和祖先墓祭便成为民间过年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除夕夜设天地桌接神,供奉天地诸神等,都是民间过年的重要礼仪。像河南等地,还把初十当作石头的生日,这一天不能用磨、碾等石制工具,人们向石头焚香致敬,设供物祭祀石头。这可能是从石器时代保存下来的礼仪。总之,无论国家还是民间,敬奉天地诸神和祖先的礼仪都是过年的主要内容。这些礼仪表达了对天地和先祖的遵从与敬畏,也使人们在春节中体会到了一种神圣感。古人在正月还有很多禁忌,这些在《礼记》中也有记载。我们的先祖明白,对自然界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比如正月禁止砍伐树木,不可捣毁鸟巢,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与幼鸟,不可捕杀幼兽、掏取鸟蛋,不可聚集大批民众,不可建筑城郭。这些禁忌,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可惜的是,这样一些禁忌,很多已被我们遗忘。这里只说了一点古人春节礼仪的片断,从这些片断,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灵魂,在除旧布新、团贺喜庆的含义之外,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以及对先祖的追忆和缅怀。只有在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气氛中,人们从世间感受到的欢乐才更真切。因为家族宗祠和祖先墓地都在故乡,祭祀又关系到整个家族和个人的命运,所以“过年回家”便成为很多离乡游子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和西方宗教国家不同,宗教国家认为个人生命和价值均来自于神,所以他们过节过的也是圣诞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孩子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依附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联系也就解体,双方都恢复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便只能靠约定来维持。能有这种个人与家庭的契约观,是因为神在他们心目中体现了最高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所以家族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费孝通有过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他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就是那块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人伦可以说是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这种对血缘的回溯而引发的情感,是天然而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必然只有家才能成为一切价值的源头。家族中既有宗庙祠堂,也有祖先的墓地,这些都代表着来自天地和远古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圣力量。有人说家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儒家文化确实体现了这种情怀。家族中的宗祠和祖先代表着个人与天命的关联,这种力量不仅超越了生命人世,甚至超越了天地万物,有着一种终极关怀的意味。人们回乡祭祖与天地神,也是为了感受这种关怀,从而体会到一种崇高的人生使命感。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过年回家绝非看看父母那么简单,它既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神圣力量的一种敬畏和信仰,也包含着对个人生命价值的重新沉思和认定。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人们在这天也许少了一些敬神追远的念头,但歇息身心抚慰灵肉的渴望却仍然存在。这就是年年春运大军的动力,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回家。其实,大家想回的不只是那个儿时的家,内心更渴望回到一个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这种关怀是从家庭开始的,渐至邻里、亲人、朋友、乡里、社区,然后是整个国家和天下。这才是中国人“过年回家”背后的真正文化意味。我想,我们对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多一些了解,对过年回家的思考和感受也会多一些。在今天,它仍是一种认宗寻源的文化仪式。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回太湖老家过年。除夕之夜,全村还要在族长率领下,到公共祠堂中一同燃放鞭炮,当年有喜事的人家会“放万鞭”。幼年的我正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感受到家族的神圣和力量。在这淹没一切的轰鸣声中,人们的眼中闪着烟火的亮光,内心却是安宁祥和的,通过这家族的集体仪式,每个人都体会到“年”的意义,那就是感恩自然,敬畏时间,缅怀先祖,礼赞生命。(文/叶匡政)本文转自“收获”微信公众号(harvest1957)。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4 21:33 77 0 2019-2-4
此时此刻 不深度阅读,人就会变蠢? attach_img
在你下次坐飞机旅行时试着环顾下四周。iPad成为了婴儿与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新型奶嘴。年龄还小的学龄儿童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故事,年长些的男孩子们则完全不阅读了,而是趴在电子游戏前。父母与其他乘客在Kindle上读书,或是略读着大量邮件和新闻。在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一场无形又颠覆性的变革把所有人都联系到了一起。构成大脑阅读能力的神经回路正在细微而快速地变化,无论是预学孩童还是阅读专家,都受到了影响。 正如神经科学研究所显示,在六千多年前,读写能力的习得使得人类大脑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回路。这个回路最初很简单,用来解读基本信息,比如一个人的畜群中有多少只山羊,到现在进化为高度复杂的可以阅读的大脑。我的研究描绘了现在的可阅读大脑是如何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智力与情感过程的发展,包括知识内化,类比推理与推断;换位思考与共情;批判性分析与洞察力的产生。这一研究涉及到了全球不同地区,它的结果警示我们,随着人类转入数字化模式阅读,以上每一个重要的“深度阅读”过程都可能面临威胁。 这不是一个关于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科技创新哪个更好的简单二元问题。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雪利·特克尔(Sherry Turkle)写到的,当我们做出创新时,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没有错,但当我们忽视创新过程中扰乱与削弱了什么时,我们就错了。在这个印刷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转折点,社会需要正视以下问题,在我们专门负责阅读的回路中什么正在减少,在我们的孩子及年长的学生中有什么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以及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 从研究中我们得知,人类的阅读回路不同于视力或者语言,它不是通过基因蓝图获得的。它需要环境来形成。而且,它会适应于环境的要求,不同的书写系统和所用媒介的特点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主导的媒介倾向于快速,多任务导向的阅读过程,且适合处理大量信息,就像如今的数字媒介一样,那大脑形成的阅读回路也会如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写到,结果是,我们会花更少的精力与时间去进行慢速耗时的深度阅读,就像推断、批判性分析与共情,而这些对于任何年龄的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 心理学与人文学科的教育者与研究者们不断发表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英语文学学者与教师马克·爱德蒙森(Mark Edmundson)说到,有许多大学生主动避免阅读19世纪与20世纪的经典文学,因为他们不再有耐心去读篇幅更长,更难懂的文本。我们不必为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的不耐烦太担心,但是我们应该担忧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即大量的学生在阅读中可能无法运用足够的批判性分析。这会使他们难以理解更吃力的文本中出现的复杂的思想与论述,不论是在大学的文学与科学课上,或是在遗嘱,合同中及在投票处会遇到的故意混淆人的全民公投问题。 许多研究显示,数字化阅读可能正在对高中生与大学生的阅读理解产生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挪威斯塔万格的心理学家安妮·曼根(Anne Mangen)与她的同事研究了高中生在不同媒介下是如何理解相同的材料的。曼根的团队向测试对象询问了一些关于一个短故事的问题,这个故事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爱情故事,对学生有普遍的吸引力。一半的学生是在Kindle上读的“珍妮,我的爱”,另一半学生则是在平装书上读的。结果显示,在纸质书上读的学生比在屏幕上读的学生在理解上表现得更好,尤其是在对细节排序,及按时间顺序重现情节的能力上更为突出。 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刘子明(音译)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读书的“新常态”是略读,在词与词间跳跃并随意浏览文本。许多读者如今在阅读时采用F或Z的模式,即他们抽样读第一句话,在剩下的文章中再挑一些词浏览。当进行阅读的大脑像这样略读时,深度阅读的时间将有所减少。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去领会复杂的内容,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去感知美,以及去形成读者自己的想法。 卡琳·利陶(Karin Littau)和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指出了阅读的另一个方面:物质性。派珀,利陶与安妮·曼根的团队强调道,纸质阅读的触感为信息增添了一个重要部分:字词的一种“几何结构”,及文本在空间上的“存在感”。就像派珀指出的,人类需要知道他们在时间与空间的位置,这让他们可以返回并在重新审视中有所得,派珀称此为“重现的技术”。重现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我们能够返回、检查并评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这对年轻与年长的读者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的年轻人在屏幕上略读,其中缺失的空间上的存在感使他们无法“回顾”时,他们的理解会怎么样呢? 美国媒体研究者丽莎·格恩西(Lisa Guernsey)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e),美国大学的语言学家娜奥米·巴伦(Naomi Baron),及海法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塔米·卡兹(Tami Katzir)调查了不同信息媒介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卡兹的研究发现在屏幕上阅读的消极影响早在四、五年级就出现了,这不但损害了人的理解能力,同时也对共情能力的发展不利。 批判性分析,共情能力,及其他深度阅读过程可能成为我们数字文化所带来的意外“附加伤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对立的二元问题。它关乎于我们所有人是如何开始在任意媒介上阅读,这不只改变了我们阅读的内容,还改变了我们阅读的目的。这也不仅只关系到年轻人。批判性分析及共情能力的不易察觉的衰退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它影响了我们应对时常发生的信息轰炸的能力,鼓励我们退缩回最熟悉的未经核查的信息孤岛,其中不需要也接收不到任何分析,让我们易于被虚假信息与煽动行为影响。 在神经科学中,有一个不随年龄改变的古老规则:用进废退。当应用到阅读大脑内的批判性思考时,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原理,因为它暗示了选择的作用。阅读大脑发生的变化还没有结束。我们拥有科学与技术,来赶在阅读方式的变化根深蒂固前去发现并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将要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再加上数字世界带给我们的非凡新能力,那么我们有理由在谨慎的同时,抱有相同的期待。 我们需要培养新型的大脑:一个无论在数字还是传统媒介中都能进行深度思考的“双语”阅读大脑。许多事都取决于此,包括民众能否在一个活跃的民主国家中换位思考、辨析真相,我们的孩子与孙辈能否欣赏与创造美,及我们自己能否超越如今的信息过剩,获得足够的知识与智慧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 注:本文选自The Guardian| 取经号原创翻译 作者:Maryanne Wolf 译者:郭嘉宁 校对:刘 蕊 策划:唐 萧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1 21:35 103 0 2019-2-1
此时此刻 轻信就是道德犯罪 attach_img
作者:Francisco Mejia Uribe 翻译:取经号 Believing without evidence is always morally wrong. 缺乏证据的信任在道德上总是错误的。 威廉·金盾·克利福德认为“无论何地,无论是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相信任何事情永远都是错误的。”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信念立刻分享给全球的受众,每一种信念都能切切实实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你仍然认为克利福德在夸大其词,那么想想社交媒体上漫无边际的言论,对你个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我们现在居住的数字化地球村里,错误的信念能够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论点在他一开始提出时可能显得夸张,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你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威廉·金盾·克利福德这个人。尽管他可能由于33岁就英年早逝而没能位列伟大哲学家之中,但他的思想与我们当今互联且受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时代联系非常紧密,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够企及。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其最著名的哲学著作是一篇写于将近150年前的论文。然而,现实证明了克利福德的前瞻性。“无论何地,无论是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相信任何事情永远都是错误的。”克利福德这一曾经看似夸张的说法,现已不再是夸大其词,而是活生生的技术现实。 在《信仰伦理(1877)》一书中,克利福德提出了三个论据,用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道德层面有义务去负责任地相信,也就是说,只能相信证据充分且经过认真研究的内容。他的第一个论据始于简单的观察——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受制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如果相信户外正在下雨,就会带上一把雨伞;我如果相信计程车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就会在打车前准备一些现金;我如果相信偷窃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在离开商店前为自己购买的商品付款。 因此,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自然或社会事实的错误信念会导致我们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而这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如果歌手劳·凯利真的相信其成名曲“我相信我能飞翔”(1996)里的话,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错误的信念并非只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存亡。作为社会动物,我们传递的信息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不正当的信念会使我们的同胞陷入危险之中。正如克利福德警告的:“因为维持和支持错误的信念及由其导致的致命错误行为,我们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简言之,草率地形成信念,在道德层面是错误的,因为作为社会动物,当我们相信某事时,所冒的风险非常高。 对上述第一个论据最自然的反驳是,尽管我们的一些信念可能确实会导致对其他人造成毁灭的行为,但事实上,我们相信的绝大部分内容对我们的同胞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因此,克利福德主张“缺乏充分证据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似乎就有点牵强。这样反驳放在以前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信念立刻分享给全球的受众,每一种信念都能像克利福德料想的那样,切切实实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你仍然认为这是夸大其词,那么想想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中形成的信念如何导致了纽约、巴黎和伦敦发生的杀人行为吧。或者想一下,社交媒体上漫无边际的言论,对你个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我们现在居住的数字化地球村里,错误的信念能够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论点在他一开始提出时可能显得夸张,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为支持其主张的“缺乏充分证据的信念绝不可取”,克利福德提出了第二条论据:在信念形成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会让我们变为粗心大意且轻信他人的信徒。他解释得很到位:“任何真正的信念永远都不会不值一提,无论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或支离破碎;因为它会让我们准备好去接受更多类似的事物,会对以前和它类似的事物更加确信,反之则会降低信任。渐渐地,这种信念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埋伏下一连串隐秘的想法,也许终有一天它们会爆发,表现成我们外在的行为举止,并在我们的性格中留下印记。”如果在当今互联时代的背景下解读克利福德的上述警告,他是在告诫我们:粗心大意的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虚假新闻贩卖者、阴谋论者和江湖骗子时很容易上当。如果我们让自己怀有这些错误的信念,从道德层面上讲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错误给社会造成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相比以往,认知警觉性在当今尤其显得更加宝贵,因为人们需要从对立信息中进行筛选,现在这一需求已陡然大增;而且,现在人们只要点几下智能手机,就有可能陷入轻信的境地。 克利福德提出的第三条论据是:作为信念的传播者,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不去污染集体知识的源泉。在克利福德所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演讲和写作,将个人信念组织成存放常识的“宝库”。通过上述交流能力,“我们的文字、词组、表现形式、思维过程及模式”会成为“公共财产”——克利福德称之为“传家宝”。但如果人们向其中注入错误的信念,导致它被颠覆,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将依赖这种至关重要的共享资源。 不过,尽管克利福德最后一条论据听上去真实可靠,但是,如果认为我们怀有的每一个微小的错误信念,都会在道德层面对常识构成冒犯,似乎就有些夸大其实了。然而,现实再一次印证了克利福德的主张,他的言论似乎都变成了预言。如今,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全球范围的信念宝库,所有人都在将自己所相信的事物点点滴滴地注入这个宝库中:它就是“大数据”。你甚至无需成为一个活跃的网民去在推特上发文或在脸书上夸夸其谈: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记录并被数字化,从这些数据中,算法很容易在我们阐述观点之前就推断出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反过来,算法还能使用这个巨大的信念存储池替我们做出决策,或者做出事关我们的决策。同时,当我们寻求问题答案并获得新的信念时,搜索引擎也会利用上述资源。你如果在大数据食谱中添加错误的食材,很会得到一份可能有毒的食物。在当今社会,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道德层面的要求,轻信则是一种灾难性的犯罪。 注:本文转载自北纬40°网站。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30 21:43 96 0 2019-1-30
此时此刻 杜君立:读书与读史 attach_img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读书是分年龄的,少年童真,好幻想,喜欢各种虚构、虚幻的东西,从童话、寓言到神话、魔幻、武侠、小说,乐此不疲;成年以后,随着阅历渐长,见惯春花秋月,对真实和真相更加敏感,因此历史便成为中年人的主要阅读兴趣。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历史与读书的好处,是可以跨越时空,见识到很多杰出的人物,知道很多神奇的事情,体会到很多独特的感受。这在一定意义上,好像人的生命突然被延长到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所谓“思接千载”;一些从纸上读来的感受,有时甚至比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更加真切、更具影响力。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对每一个有阅读体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知识作为财富之一种,古人著书,往往是留给后世,因此不惜倾尽一生心血。顾炎武认为,读书不多的人轻易写书,不是什么好事。他的《日知录》一经刻印,即洛阳纸贵;数年后,他发现《日知录》尚有诸多不足,又重新修订,花了几年工夫,从以前的8卷增改到20余卷。有人指出其中错误,他立即改正。有人问他最近又写了几卷,他说这一年多,反复琢磨,只写了十几条。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搞学问要“博学于文”,做人要“行己有耻”。    清人黄景仁写诗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应当承认,自古写作著史者大多命运多舛,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人生的“失败者”。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公元522年,曾经显赫一时的波爱修斯遭到囚禁,两年后即被处决。在狱中,波爱修斯写下了不朽名篇《哲学的慰藉》;他说,权力是恶人的帮凶。在中国传统中,历史从属于文学,而在西方,历史却是哲学的一部分,威尔·杜兰特就认为自己是“写历史的哲学家”。历史与哲学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只是解释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无法与命运抗争,一个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对历史的追问和思考中得到慰藉。哲学家尼采悲叹“哲学被历史取代”,而爱克顿勋爵则说:“历史比哲学更容易说服人。”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比哲学更能带给人以慰藉。 历史的视界    当下所谓的“历史热”,基本上仍未跳出以权谋为主的传统历史窠臼;换言之,尚未完全进入历史的“现代化”,特别是将平民大众的生活状态、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等,作为切入历史的新视角。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提出“新文化史”的概念,他认为历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七个层面:衣食住行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宗教与性习俗构成的身体文化史;身份与民族认同所构建的群体表象史;民间记忆构成的社会生活史;制度与法律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史;方言文字的传播与禁忌构成的语言社会史;地理变迁与文化交流构成的交通旅行史。    《历史的慰藉》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新文化史”的历史视角,叙述传统时代中普通个体所面对的自由、权力与生存问题。要是给这组文章寻找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小见大,关注于普通人的生活本身,使历史展现出最亲近的温度,和最有趣的真实。在这里,无论是农民与土匪,还是优倡与官吏,他们各自都有一部悲喜交加的历史;一部关中史,既是一部乡土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一部戏曲史、一部上访史,或者一部盐史、一部钱史、一部茶史、一部商帮史,其实也是一部荣辱兴衰的中国史。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内容和观点而言,本书并没有多少历史创造;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整合,这些文章提供了一种最为精简集约的读史方式:各篇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同时也有助于非专业读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政治史,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灾难史和经济史等方面,以此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数都出自本人的网络博客,以历史类为主。从网络博客转化正式出版物,其实也是从免费分享变成一种知识商品,这在无形中赋予一个写作者更多责任。在此,非常感谢爱思想等网站数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我临近40岁才正式开始学习读书和写作,这比大多数科班出身的写作者要晚得多。从一开始,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全部都基于网络。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一个极其草根和民主的平台,英雄不问出处,不需要关系、背景和出身,这种自媒体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味道,没人在乎你是谁,往往只关心文章本身。网络写作没有稿费,从而也就消除了人的功利心。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写作,我手写我心,写到极兴处,便一发不可收,当我不再满足浅尝辄止的小作文时,就动了钻研的劲头,《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并陆续发在网上。    从网络到纸媒,从网络写作到著书出版,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我始终认为,写作唯一的意义就是分享。我始终坚信,每个人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头猛犸象;茫茫人海中,像我一样的草根很多很多。事实上,互联网证明了我这种判断,这是王小波先生所没有遇见的。 历史的意义    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童年、关中、乡土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上,构成我不可选择的出处和历史。很多年前,我还是“耕牧河山之阳”的小后生,村里的长辈教诲我说: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就只能做农民;如果你连农民都做不好,那你就什么都干不了。如今我发现,农活与写作其实很相似,前者要敬畏天地,后者要敬畏历史。    常言说,求人不如求己。向人问路不难,向人借钱则要难得多。按照圣人的教诲,君子谋道不谋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事莫过于赚钱谋生,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读书写作。在这个字节化时代,知识与文字是最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特别是历史。    历史本身无关乎真理,也不需要创造,只要回到原本的真相即可。无论我们是否关注,历史一直存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用处”——其实所有奢侈品都没有“用处”——我们既无法置身其中,它也无力改变当下。在历史面前,我们或是无心看客,或是匆匆过客。    如果说历史是传统的根,那么现代人无疑是丧失历史的新人类。对现代人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乡土的,正如所有的“现代”都出于城市。与传统农耕时代相比,现代工业世界是超级暴富的时代。从表面上,当代人是历史上最幸福的;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存压力,以及所遭遇的恐惧与伤害并没有减少。失去传统道德和信仰的节制,欲望带给人们更多快感和满足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焦虑和危险。在精神上,当下的人们或许是历史上最痛苦的一代。历史是人类的童年,有些东西,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    微观史学家金兹堡曾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我们仍处于幼儿期;社会下层群体的历史、私人史、社会变迁史等等,不过刚刚进入前奏,历史学刚刚起步。历史跟读书写作一样,给不了我们太多,唯一可给的,或许就是一点慰藉。其实,这就已足够,所谓“吾道自足”。    在这个一切都因过剩而廉价的时代,惟有时间和真诚依然珍贵。现代互联网技术无疑是信息压缩和信息传播的革命,但传统的纸书仍是知识和思想实现系统化的最佳解决方案。信息的碎片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知识与思想的匮乏,而历史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西风渭水寒林瘦,   走马岐山故园秋;   秦砖汉瓦今犹在,   青史残简几人留。   天意从来高难问,   著书只为稻粱谋;   旧雨青衫半壶酒,   相逢莫道人间愁。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8 22:16 106 0 2019-1-28
此时此刻 秦晖:为什么这两年来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attach_img
导读:本文清晰地阐释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现象,文章最独特是对于中美政府角色本质差异的解释。 “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本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作者:秦晖 01 这两年里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02 历史轮回 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 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比如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编者加)……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 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 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 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 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 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5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 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 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 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 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 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 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 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 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 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东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8 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 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 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 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7 14:42 91 0 20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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