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炎平 ​ 雅典 vs 耶路撒冷——理性和蒙昧的数千年之争 文：林炎平 近代的错觉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地中海地区尤为重要。两河流域，新月沃土，尼罗河流域，都曾经涌现出最早的人类文明，因为那里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亦即青铜器被广泛使用的时代，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提起文明，却离不开古希腊。这并非由于古希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尽管她称得上最早的之一，但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都早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之所以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而且她的重要性独一无二并且无可替代，这是由于人类文明在今天得到弘扬的基因就源于古希腊。这些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文明，而它们是古希腊文明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古希腊文明创造的。 今天我们在提起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还经常会提到另一个名词，那就是基督教。由于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直接和西方世界基本重合，而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因此基督教也就和现代文明如影随形。甚至有人把西方文明称作“基督教文明”。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在中国，有人为了方便，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归于古希腊和希伯来，由此称作“两希文明”。有的中国大学甚至还把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两希文明”专业。当然，在西方，并不把这两个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更没有大学会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专业。西方大学把基督教放在宗教系，把古希腊放在古典系，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大学这样的分法是对的，而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得到的印象是错的。 我在这里，为了阐述方便，以雅典代替古希腊，因为雅典确实是古希腊的杰出代表；以耶路撒冷代表了希伯来和古代宗教，因为耶路撒冷确实也在宗教上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和科学并非源于雅典，但雅典是集大成者；而宗教也未必都出自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确实最具代表性。 雅典vs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和研究项目，有很多领域可以归属于这样一个大标题下，这是无法在这里用有限的篇幅来表述的。我在这里试图从科学入手，阐述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截然不同。我们暂时把所有和科学无关的放在一边，否则仅仅艺术就足以增加一倍的篇幅，而哲学和伦理就更加需要洋洋洒洒，如果这样，即便有康德的“三大批判”的篇幅也未必能够阐述清楚。 是雅典而非耶路撒冷产生了理性，从而科学 科学为什么产生在了西方？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对的。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于是科学产生在了西方。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确实在那里科学繁荣，而科学的再次发韧也源于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因此这似乎给这种说法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证据。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和错误。 要理解这是一个错误，就要回到2500年以前的雅典和耶路撒冷。 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不同，一个在地中海的中间，一个在地中海的东端。它们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当希腊人的泰勒斯试图用理性寻找世界的本源时，犹太人已经决定不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而且认为他们的上帝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终的回答。 对耶路撒冷来说，上帝是世界的本源，这一开始就如此，最终也如此。 然而，古希腊的泰勒斯第一次对世界的本源进行了不借助于神的探索，并且把本源从神那里夺了回来，交给了自然。他说本源是水。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足够初级的。但是，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的意思是：不是神。 泰勒斯 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的由某种物质作为其起源和最基本的构成，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第一次有勇气不再依赖神灵而质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耶路撒冷没有勇气这样做。这是人类第一次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从神那里解放出来，试图不再依赖神灵来解释世界，而是从另一个和神并不相关的角度来对世界进行理性的思考。泰勒斯要告诉我们的是：跳大神是不解决问题的，跳大神也不会帮助我们找到真理。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真理和理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把真理和神捆绑在一起。这就是科学精神的起源。 当然，科学是否真的由泰勒斯开启的，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命题。我们至少可以在荷马史诗中体会到一些科学精神。至于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一条艰难卓绝的旅途 这些伟大的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从此决绝地走了下去。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他们把本源从水引申到了空气和火，以及别的物质。同样，他们的质问和回答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是过于简单和初级的。但是，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那是2600年以前，那是那个所谓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初的发韧。 雅斯贝尔斯很慷慨地把“轴心时代”给予了古希腊和古中国以及别的地区。但是，在这个看起来相同的名字“轴心时代”下的不同地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时，在中国演绎的是女娲补天，而在古希腊则是奥林匹斯的诸神，它们看似相近，但是有着极大的不同。我在这里不准备阐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的不同，而是强调，在希腊神话演绎到泰勒斯时代产生了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并且这些爱奥尼亚学派把思考的焦点从神灵转向了物质和思维。这样的思考的勇气和深度，在中国没有发生，而在耶路撒冷同样没有发生。 古希腊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它们和在中国以及耶路撒冷的不同，他们既不把自己的认知交给神，也不交给权威，而是依赖自己的理性和质疑。 我们需要赞叹的是，在泰勒斯等之后，也是爱奥尼亚学派的以非所哲人德谟克里特提出了令世人2500年之后还大跌眼镜的世界本源之说。他说，世界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同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人类后来的2000多年就是不断证明德谟克里特的预言的过程。 德谟克里特 在泰勒斯和德谟克里特之间，还有一位必须提到的哲学家，就是毕达哥拉斯。他把世界的本源从具体的存在中抽象出来，认为数才是世界的本源，而具体的事物只是数的规律的一些表象。我们今天有人喜欢给他们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但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 毕达哥拉斯 有趣的是，这些最初的自然哲学家，亦即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实际上多处于爱奥尼亚，而不是希腊的本土。由于爱奥尼亚属于小亚细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骄傲地说，科学的最初发韧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雅典”来代表他们也许不是很公正，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爱奥尼亚城邦最初都出于希腊本土，特别是雅典所属的阿提卡，那么我们的标签也并无不妥。 耶路撒冷干了什么？ 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初始时期，在地中海东端的耶路撒冷什么和理性有关的都没做，而是沉浸在他们的一神教的信仰里，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命运早就注定，生活的一切已经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至于上帝怎么创造了世界，那就是教义（圣经）故事所描述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知的圣经。今天的圣经是后来才编纂成册的。 有证据表明，旧约并不是那个“轴心时代”写的，而是要晚很久。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当时层出不穷，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而且成书的时间极可能晚于耶稣诞生。 耶路撒冷痛恨理性，无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耶路撒冷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一个上帝，那是世界的本源，是他们的救星，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应该出人头地，别人只配做他们的侍者，因为上帝只爱他们。 而雅典则不同，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敬带着相当的调侃和不恭。这在远早于“轴心时代”即已成形的《荷马史诗》中便充分体现。那些常见的由于功利的理由而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更多时候让步于由理性的勇气而激起的对神灵的质疑批判。古希腊人到处弘扬他们的神灵，所到之处都建造了极其辉煌的神庙，他们并不认为神灵只属于他们，而是认为神灵也属于他人。他们对他们的神灵并不顶礼膜拜，而是赋予神灵以他们自己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又让他们的神灵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把人间的一切龌龊也都赋予他们的神灵。 在这里反衬出古希腊人的胸怀，他们并不把神攫为己有，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他们所描述的神具有宽容的胸怀，也有人类的缺点。古希腊的神显然彰显的不是神的胸怀，而是古希腊人自己的胸怀。因此古希腊人弘扬的神灵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高高在上的神秘，而就是他们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胸怀下，古希腊人从荷马史诗时代走到了“轴心时代”。而耶路撒冷，除了对上帝顶礼膜拜和对自己的自恋，什么也没有干。 古希腊人继续从泰勒斯走到了毕达哥拉斯。古希腊人在寻找世界的本源，泰勒斯把世界的本源归于水，而毕达哥拉斯则更加抽象，认为数才是所有表象背后的实质。我们通常把泰勒斯到德谟克里特不公正地称作唯物主义者，而把毕达哥拉斯称作唯心主义者。这些划分是由于中国的马列主义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在意。 毕达哥拉斯不再把世界的本源归于具体的物质，而把它归结于更加抽象的数。他依然是没有脱离物质的，所以称呼他为唯心主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毕达哥拉斯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世界是由这样的一种安排而存在的。这个安排是按照一种规律，是一种数学的规律。无论是泰勒斯还是毕达哥拉斯都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是某个拟人的上帝创造的。 有人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宗教团体，理由是这个学派非常秘密，信奉一种神秘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行星运行的规则和音乐都理解为是这种规律的表象。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最伟大的理念应该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并不需要神的干预。对于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证明可以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种进取的勃勃野心。似乎他们在践行一个理念——“我们不需要神的干预”。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神灵，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能干预他们的探索。 毕达哥拉斯对于音阶的理解和定义至今仍然是音阶的最准确的解释。（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是和谐的，任何数都可以由分数来表示。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走到了有理数，却否认有理数之外的数。但是，对有理数的反叛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动的。只是发动者是一位学生而不是导师。这位小师弟证明了根号2无法表达为正整数构成的分数。这对当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仰是当头一棒。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显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耶路撒冷，依旧什么也没干。 希腊继续走到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几何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原封不动地在我们的课堂上讲授。阿基米德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上的成就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在古希腊人创造着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时，耶路撒冷还是什么也没干。 这是可以理解的，耶路撒冷不觉得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只关心上帝和自己的特权，对此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当基督教开始兴起的时候，古希腊已经走到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取代雅典成为了当时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的辉煌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 基督教其实一开始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一个叫耶稣的人，试图在犹太人里传播他所发明的另类犹太教教义，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大家都必须听他的才可以得救。这当然会遭到犹太教本来的机构的反对。你成了上帝的儿子那我作为犹太教的权威怎么办啊？你不成了权威了？我的权威怎么办？耶稣最后被犹太人出卖，犹太人借罗马人之手杀了耶稣。如果没有彼得和那几个门徒的创造性市场开发思维，耶稣的事业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彼得他们发现，这个生意在犹太人里面是做不好的，要开发别的市场，必须推广到非犹太人那里。于是奇迹出现了。基督教终于从犹太教里脱颖而出，独立门户，成了一个独立于犹太教之外向所有人开放的宗教。 几经坎坷，罗马皇帝终于为了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当一个团体从被迫害者提升为统治者的搭档的时候，它会如何？它的所有恶习都暴露无遗。当时被别人迫害的情景变成了其迫害别人的现实。基督教对希腊的忘恩负义是罄竹难书的。 在亚历山大城，基督徒在他们的头领的煽动下，对非基督徒的希腊学者发起了残酷的迫害。一位古希腊女数学家西帕提娅被基督徒脱光了衣服用蛤蜊壳剜死。这些基督徒忘记了，他们的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杀后继续寻找基督教生存的地方，Paul发现只有希腊世界可以容纳它们，特别是雅典。他在别的地方都被打得满地找牙，只有到了雅典，才被宽容。雅典人对Paul说，尽管别的地方迫害你们，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这是雅典的最高法庭作出的决定。这个法庭就是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reopagus这个地方。由于雅典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在后世的1640年英国的John Milton出版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论出版自由》。而这篇檄文的原标题是“Areopagitica”， 这个英文词其实说的是雅典的最高法庭的派生词，中文意译为“论出版自由”，可见雅典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和捍卫。 但是基督教恩将仇报，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他们杀害了西帕提娅，关闭了他们不喜欢的场所，捣毁了异教神庙，焚烧非基督教书籍，关闭柏拉图学园，大肆破坏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最后还终止了奥运会。这一系列事件就是我们走进中世纪的序曲。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发迹的，它的发迹和欧洲步入中世纪黑暗同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耶路撒冷就是黑暗。当一种文化以理性为敌并占据上风时，带给我们的只有野蛮和黑暗。 被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倒是没闲着，其进一步产生了另一个宗教——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借用了很多圣经里的内容，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声称自己是先知，就发明了伊斯兰教。他的办法和摩西差不多，后者声称他在西奈山上见到了上帝，上帝告诉他如此这般，于是就成了众人跟随的领袖。前者声称他得到了安拉的旨意，要他领导众人，于是他就成了领袖。 中世纪为什么黑暗？ 中世纪是黑暗的，这是相对于古希腊而言。但是中世纪也有值得褒扬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和古希腊有关。比如4世纪的奥古斯丁引进了柏拉图，12世纪的阿奎那引进了亚里士多德。 基督教的历史充满着跌宕起伏和矛盾重重。这是一个和古希腊格格不入的文化，耶路撒冷和雅典势不两立。但是，这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和原始的基督教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除了那本圣经。但是《圣经》是不重要的，而对《圣经》的解释才是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而且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的结论是：任何教义都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对教义的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内部的争斗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都是，并且仅仅是，争夺对教义的解释权。 对于权力的争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宗教则是需要通过掌握对教义的解释权来控制宗教。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 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宗教，用的是同一本可兰经，但是由于不同的机构用不同的解释权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斗争哪里有半点穆斯林兄弟的影子？ 让我们回到科学来。基督教本身和科学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其本质是容不得科学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批判和质疑。没有哪个宗教容得下批判，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对批判的打压程度的不同而已。 但是，今天的基督教是如何缓和与科学的矛盾的？基督教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神职人员，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这样的重新解释了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基督教今天完全可以和伊斯兰教一样。 伊斯兰教在开始也是极其野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曾经有一段开明和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古希腊文明由于基督教的野蛮镇压而销声匿迹，却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开明，很多古希腊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在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有一个大翻译运动，说的就是把古希腊文献翻译成当时的欧洲语言。其中很多古希腊著作是由阿拉伯文献转译的，因为很多古希腊文原著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伊斯兰世界欢迎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伊斯兰世界是繁荣昌盛的；当伊斯兰世界丢弃了古希腊文明后，就变得保守野蛮落后。当基督教世界迫害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其统治的地区保守野蛮落后，而当其重新拥抱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居然造就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和随之的工业革命。 古希腊文明真的有这么大的神通？谁欢迎她，谁就繁荣昌盛。是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现实依旧这样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任何地方，如果秉承了古希腊的宗旨：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公民，那些地方就繁荣昌盛，反之亦然。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理性，和理性所表达的形式——科学。难道科学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科学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存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科学态度的本质就是崇尚批判和宽容批判。 耶路撒冷没有真理，有的只是偏见。只是他们把偏见包装成真理。伊斯兰世界在一开始和在拒绝古希腊文明的宗旨后，也是如此。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在过去的1000年里乏善可陈？ 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要做的是调和理性和宗教的冲突，重新解释圣经，把理性适度地带入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是有远见的，他们知道，如果基督教离开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会变成野蛮的代名词。他们知道，仅仅靠圣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重新解释圣经。用什么解释圣经？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理性，基督教将没有前途，因此要靠足够的理性。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彻底的理性也是不行的，因为其结果必定是质疑教义。于是，经院哲学的全部努力就是如何让基督教教义不与古希腊理性相冲突，以及如何把古希腊理性纳入基督教的框架。这种努力，最终一定是徒劳的。但是，这个过程却使得基督教进步了。他们希望建造的大厦最终是注定要坍塌的，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明的工具和技术却泽被后人。 经院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引入科学，而只是希望掩饰这种显而易见的无法自洽的说教。他们发现只有古希腊的学说和逻辑才是最好的装潢。我不客气地说，就如同一个人要装修自己的茅草房，结果发现宫殿拆下来的材料非常好。但问题是，一旦用这样的伟大材料装修茅草房，那茅草房还会存在吗？因此，他们不可能用古希腊所有的材料，原则是茅草房还必须有存在感。 我们今天赞美的基督教实际上是这些古希腊的装修材料，而原本的基督教却是里面的茅草本质。我们以为基督教和科学是不冲突的，甚至基督教还鼓励科学，实际上，那只是那些古希腊的材料有这些性质，他们并不来自基督教，而是来自古希腊。 基督教所引进的古希腊理性，才是基督教容纳科学的部分。当然，就是这部分也是不断遭到基督教制止的。今天我们极少有人相信圣经所描述的世界的历史长度。按照圣经，人类历史只有数千年，但是按照科学，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得多。于是现在的圣经就会被重新解释。今天我们去教堂，极少有牧师会按照圣经来告诉你这个宇宙的历史只有6000年。他们会告诉你，圣经上所说的年代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是不错的。这就是我说的对于教义的解释权。亦即，教义不重要，解释才重要。对教义的解释决定了宗教的性质，或者进步，或者落后；或者文明，或者野蛮，这些和教义本身关系不大，而和解释却关系很大。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其实目的并非要增加基督教的理性，而恰恰相反。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是反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经院哲学，他们要彻底砸烂重新解释了圣经的经院哲学，回到圣经去。但是他们的结果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们在事实上把本来教会拥有的解释权送给了信众。本来，他们绝不想把解释权送给信众，而是他们自己要从天主教那里夺回解释权，但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新教的初衷是反理性的，但是其结果是剥夺了天主教会的解释权，同时他们自己也没有得到所有天主教被削弱的解释权。这样一来，信众的个人自由显然增加了。当自由被还给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进步。 什么是科学？ 我们看到，中世纪在科学上几无建树乏善可陈，而真正的科学进步是在文艺复兴后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基督教鼓励了科学？如果基督教是鼓励科学的，那么应该在基督教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最大，为什么反而是在基督教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之后而科学繁荣起来呢？ 我们从天体运行的认知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故事，因为哥白尼学说挑战了基督教教义所鼓吹的托勒密体系而被禁言，而布鲁诺干脆被烧死，伽利略被禁言。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托勒密体系也是古希腊的学说。但是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只是一家之言，同时古希腊还有阿里斯塔克的学说。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不是哥白尼，而是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在古希腊，这些对立的学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就是科学繁荣的条件——容得下批判。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的这些学说中不是最科学的，但是比耶路撒冷的天地概念（天像锅盖在扁平的大地上）要好很多，只是由于它比较适合基督教鼓吹的天堂地狱的学说，就被放在了圣坛上，而别的学说就被贴上异端邪说的标签而打入冷宫。比如艾拉托色尼计算的地球子午线长度要比托勒密的准确得多，但是不被基督教会认可。以至于后来哥伦布按照托勒密的数值计算，出现了很大的误差，导致他以为抵达的加勒比海岛屿是东方的印度。当然，如果他采纳艾拉托色尼的数值，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西航行去抵达东方了。 我们从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以及伽利略的观察和解释中看到了阿里斯塔克的影子，这些在耶路撒冷是根本看不到的。通过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看到了行星的不完美的形象，这被教会斥责为蛊惑，他们的理由也是足够充分的：我们都知道，一片放大镜就足以扭曲这个世界，而伽利略居然用了两片！去年（2015年）我到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看到了伽利略制作的那些天文望远镜。在伽利略500年后，我见证了它们，而它们在当时见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刀光剑影。我站在这些望远镜前面，仿佛看到和听到当时宗教和科学的搏斗。一方是雅典，一方是耶路撒冷。一方是理性和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是信仰和以真理自居。一方是永不停息的进取进取探索，另一方是从不妥协的固步自封。一方是坚定不移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是顽固不化的教条和坚信。 伽利略的第一架透鏡式望遠鏡和他的部分手稿（現收藏於弗罗伦萨科学史博物館） 但是雅典输给了耶路撒冷，因为宗教法庭在他们手里。伽利略被判有罪，罪名是他违背了真理，扭曲了真实的世界。他们的争辩不可说不慷慨陈词。 确实，制作望远镜至少要用两块凸透镜（放大镜）。当我们允许批判时，这一切都可以澄清，孰是孰非，都将水落石出。他们为什么不自己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看看那些伽利略看到的现象。他们不敢，哪怕他们看了，也赶紧扭过头去，大声疾呼“不是真的！”一片放大镜确实可以扭曲世界，但是两片放大镜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不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容易证实的事情。但是他们坚决不看，就是看了也装作没有看见。 这就是宗教和科学的不同。科学的态度就是在看到有悖于自己理论的现象时，会进一步确定这个现象，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理论需要修正。但是宗教的信仰就是在看到这样的现象时，扭过头去，诋毁这样的现象，把脑袋埋在自己的信仰中。 有人说，科学和宗教都是一种信仰。这完全不对，如果有人把科学当作信仰，那么他根本就不懂科学。科学是一种精神，充满了质疑和批判的精神，绝不是一种信仰。 但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世界走向科学的进程中，最大的阻力就是基督教的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 因此，说基督教鼓励了科学，那是完全不真实的。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牛顿。不错，牛顿是一位虔诚的教徒，那么是否宗教促进了他对科学的贡献？ 苏格拉底和耶稣是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声称“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而后者声称门徒们都必须听他的，他的教导不容置疑。基督声称，只有认识上帝，一个人才可以进天堂，才可以得到救赎，才可以不下地狱，而认识上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耶稣。他声称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似曾相识不？其实独裁和专断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记得天子吗？就是那个皇帝自称的，他就是天的儿子，当然也是唯一的儿子，天无二日么！国无二主是也。于是耶稣就是无所不知。以无所不知对一无所知，耶路撒冷的狂妄和雅典的谦卑昭然若揭。 历史证明了，那个号称无所不知的，走进了黑暗；而那个自谦一无所知的，创造了古代最瞩目的文明和后来文艺复兴的榜样。如果我们把欧几里德几何和圣经做对比，前者今天依旧原封不动地在课堂上讲授，经过了数千年的质疑和批判。后者也同样在教堂里被宣道，但是数千年来不许质疑。后者一次次用牵强附会的说辞，蔑视考古学的证据和科学事实。一个允许证伪，但是一再被证实，一个不许证伪，然而漏洞百出。 什么是科学？什么构成了科学？什么导致了科学？ 构成科学的是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直面证据。激励质疑。严谨逻辑。 正是这三个条件构成了科学，而这三个条件的逐渐具备则导致了科学。 宗教，正是在第一个条件上就无法通过。宗教在看到和自己的教义不符的证据时，必定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宗教在第二个条件上也是无法通过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质疑。而逻辑的缺失是更多的民族无法走向科学的原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如何对待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判断价值的标准。任何一个宗教，都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深恶痛绝。在历史上当考古证据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长于6000年的时候，基督教的权威不是认真地审视这些证据，而是让信徒们不要去理睬这些证据。 对于质疑，宗教和独裁者都极为恐惧，不要说不敢提倡，而且是必须打压。当教义和权威受到质疑时，宗教权威和独裁政权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布鲁诺和伽利略在质疑日心说后受到的迫害便是证据之一。历史上这样的证据不胜枚举。 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的布鲁诺 逻辑则是科学的另一必要条件。仅仅有质疑的精神和直面证据的勇气依旧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从初始的证据和质疑依旧无法得到最终正确的结论。比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人们从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作为证据，得到了太阳围着地球旋转的结论。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地球是自转的，我们也同样会看到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严密的逻辑保证了从正确的初始条件开始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没有了严密的逻辑，我们只能在一些最初的现象徘徊，而永远无法深入和推进。欧几里德几何是逻辑的典范。它仅仅从几个极其有限的公理开始，完美演绎了一部伟大的学说。欧几里德几何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典范，它告诉我们逻辑可以带领我们走到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文艺复兴时期版本 中世纪对科学的贡献在于：允许逻辑在部分领域应用，允许一部分证据被采纳，而对质疑则严格管制。 早期基督教完全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而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等神职人员改造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当时那个基督教，因为其在这三个条件上有限地但是瞩目地进行了改良。基督教的神学院在逻辑上走得最远，这当然是和其它两个条件相比。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数学还不能称作科学。他的理由是数学不具有被证伪性。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波普尔，我也同样不同意他对柏拉图的抨击。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是非常可疑的。即便是按照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数学同样是需要接受检验的。比如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为180度，这在欧几里德几何里是可以直接用理论证明的，这在我们的欧几里德空间也是可以被实验证实的。但是在黎曼空间或者是罗巴切夫斯基空间里，这个结论将被证伪。 所以，数学阐述的结论是具有可证伪性的。比如抛物面的焦点问题，就是可以用平行光来照射一个抛物面来进行证伪或者证实。这是一个数学结论，也是一个物理性质，其可以用实验来检验。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概率论更是和实验不可分割。赌场的所有规则都是根据概率论制定的，博彩规则也一样，我们每天都用赌局和彩票检验着概率论的结论。 那么我们是否由于宗教的教义错误而不需要宗教？Dawkins的看法当然是不要宗教，他认为历史上宗教并未做过任何好事，人类的进步都是摆脱宗教而取得的。但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并不这么看，虽然他认为宗教和科学真理无关，但是有道德意义。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我并不反对，理由是今天的基督教表现出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基督教今天的进步意义到底和基督教的教义有多大的关系，我认为实际上是没有的。宗教的解释权决定了宗教的价值。今天的基督教和最初的基督教没有价值上的关系。 结束语 我们可以从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来回顾这个问题。 纵向：耶路撒冷在中世纪开始发迹，世界也就变得暗淡。 横向：阿拉伯世界，在他们接受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2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 这些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非常可以说明问题：在时间上，只要是古希腊文明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社会就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在空间上，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地区就是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这没有例外。因此，今天的西方，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文明昌盛，而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价值的广泛被认可，才使之然。比如日本和基督教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也就是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价值之后，才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人类本不需要耶路撒冷，人类只需要雅典。但是耶路撒冷以一种历史错误进入了人类历史，我们甚至把文明的一部分冠以它的名字。这也不能仅仅怪罪耶路撒冷，这是人类的弱点。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性，因此我们走了中世纪这样的漫长弯路。这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弯路，只是代价太大了一些。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我们可能依旧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说，科学是以不妥协的方式追求自然界的真理，而民主是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那么宗教是否在民主中具有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是具有地位的，于是宗教作为道德的衍生物，确实可能有地位。但是我们从古希腊的社会看到，没有宗教，民主照样运作良好。也许我们也会说，古希腊也是有宗教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古希腊的宗教和耶路撒冷不是一回事。雅典的宗教，对神没有恐惧，也没有教条。而耶路撒冷则不相同。 我相信，民主的雅典和他们对神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对神的不恭，也许就是民主的精神起源。在雅典看来，没有任何权威是需要顶礼膜拜的。既然神都不需要被顶礼膜拜何况是人？这样的勇气足以导致民主的理念。既然我们人类都是同样会犯错误的，我们在这个理念上就是平等的。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独裁者的，没有了独裁者，权力就在公民手里，这就是民主。 文艺复兴之后的基督教，除了形式是耶路撒冷的，别的都是雅典的。

​ 林炎平博士应邀于2019年6月16日在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在此刊登演讲全文和中文译文，以飨读者。中文由作者本人亲自翻译，英文原文附在后面。 现代文明的DNA在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毕业典礼上的讲演2019年6月16日 我非常荣幸在这个伟大的大学和这个神奇的系做毕业典礼讲演。 你们现在也许会怀疑今年系里是否把讲演者搞错了，因为看起来他既不像希腊人，他的博士学位也和古典学无关。不错，难道一个具有亚洲文化和冶金工程领域背景的人与古典学或古希腊有什么关系吗？ 这样的怀疑显然是合理的。正是为了这些理由，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无论他是希腊人还是中国人，无论他的学科是古典学还是工程。原因很简单，古典文明是我们现代文明的DNA。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它属于整个人类社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带给你一个令人兴奋的东西例子：中国浙江大学刚刚赞助翻译并出版了著名的世界级学者的一系列作品，约书亚·奥博【1】的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他精彩的中译本《民主与知识- 古典雅典的创新与学习》。完成这项工作花了6年时间，期间我们有时觉得由于客观环境而无法完成。但我们最终做到了。那么，现在我们有了另一个类似于先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将古典研究和学术引入中国？ 我将尝试通过两个有趣的视角提供答案，这两个视角是：中国文化和工程。 自从我接触到古希腊以来，我一直非常喜欢古希腊文明，我怀疑我的前世一定与此有某种联系。我记得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巴顿将军的故事：他确信他曾经是古罗马军官，曾在2000年前在北非参加了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我不确定一个人是否可以拥有前世，但是当我2004年第一次访问希腊时，我觉得它是如此似曾相识，以至于我肯定以前曾到此地。当然，我此前从未涉足。这种熟悉感可能来自我对希腊文明的认识和热情。当然，如果巴顿的信念是现实的，那么我也可能在2500年前在伯里克利时代就在古雅典。在他那著名的“葬礼演说”【2】中，我也许就在观众席上。诚然，我们不管过去是否和古希腊文明有联系，但只要我们热爱自由和持有对自由的理念，那么我们都是希腊人。 我不得不说，对古典文明的热爱是没有时间限制和地域边界的。著名的华裔美国数学家陈省身在临终前告诉他的亲密朋友和家人：“我要回希腊去了，那里是数学的故乡”。我有幸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时听过他感人至深的讲演。他既爱中国也爱希腊。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人在他去世后应该被埋葬在他的家乡，但陈教授选择了永远与希腊在一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事物和理念超越了你的家乡、你的文化、你的种族、你的国家、你的信仰。对我来说，这就是古希腊。 类似这样的经历令我希望亲身体验西方，因为那里是希腊文明得到继承、发展和弘扬的地方。这就是我去加拿大的原因。我有幸获得加拿大大学的赞助，得以前去攻读博士。我一无所有地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除了一张耗费了我父母一生积蓄的单程机票和口袋里的60美元。 我对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拜伦勋爵的诗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感情： 雅典的少女呵， 在我们分别以前， 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 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 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 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这么热爱希腊。简短的回答是：在黑暗中度过最长时间的人最热爱阳光。 在灾难性的人为的政治动荡期间，我父亲因言获罪被送到劳改营，而我被送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庄去当农民。我的生活比驴更糟，而且由于父亲的背景，我几乎没有希望离开那里。它实际上是一个劳改营，另一个村庄有一位学生绝望而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除非经历，否则难以置信。我试着对我孩子谈这些事情，他们无法理解。 后来，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我进入中国的大学后，第一次遭遇古希腊文明。那时年轻的学生们正在寻找答案：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伟大民族居然会如此自虐。那是一个艰难的反省时期，我意识到中国在其悠久历史中一再经历这样的灾难。而且，不仅中国，在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中，几乎所有民族都遭受了基本相同的灾难。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古希腊。 毋庸讳言，古希腊文明并不完美，因为它有奴隶，而妇女也没有选票。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其奴隶的存在和对妇女的歧视而贬损古希腊文明。理由很简单，所有其它文明都有类似古希腊的问题，但古希腊所作出的贡献却独一无二。 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放在其当时的背景下进行评估，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它们。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一原则，那总有一天我们都将被视为罪犯。我预测，在100年内，屠杀哺乳动物将是犯罪，更不用说食用它们了。 我们无需粉饰古希腊，但是，正是这个独特的文明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的理念。而它们正是我们现代文明的DNA。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现代文明将不复存在。 当我还在中国念大学时，有一门哲学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我们马克思主义。古希腊历史只是该课中的极小一部分。但正是这一丁点关于古希腊及其后来的文艺复兴的蛛丝马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联想到了所有那些数学中的希腊符号和人物。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严肃的问题：古希腊人做了什么，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和反思，我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得出了以下结论，并与我所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比较。古希腊文明的独一无二体现在了如下的4个公理、2个定理和1个原则： 这是4个公理： 1）批判精神： 没有任何其它文化如此推崇批判。在别的文化中，如果你批判，你会受到惩罚。 2）竞争精神： 奥运会是最好的例子。竞争，公平公正，而不是斗争。 3）思辨精神：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至高无上的例子。 4）人本主义精神： 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和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最好的例子，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以下是从公理推导出的2个定理： 1）科学：没有任何其它文明接近过这一境界。 2）民主： 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敢于梦想这种形式，而古希腊人竟然付诸实践。 由以上，得出一个原则： 1）公民： 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的价值。当其他民族只有统治者和臣民时，古希腊发明了这种独特而现代的概念——公民。 有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理念，如果你不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去观察，便可能错过一些东西。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 1）白痴：在别处，人们称一个非常关注公共事务的人是“白痴”。在古希腊，他们称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白痴”。 2）剧院： 在别处，剧院的舞台比观众席高。而在古希腊，舞台处于最低位置，观众席比舞台高而且越远的座席越高。 3）自由与食物： 在别处，如果你想用自由作为激励人们战斗的口号，你几乎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希波战争期间的古希腊的战士只为自由而战。 4）对话与一言堂： 对话是希腊人崇尚的方式。世界上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的想法或实践。孔子不要对话，他只要弟子遵循他的说教。 5）有用与无用在别处，如果某样事物不能立即产生实效，那么它就被视为“屠龙之术”。由于龙不存在，它就意味着“无用”。这就是为什么华夏从未有过真正的数学或科学的原因。然而，希腊人从不介意无用。阿波罗尼研究的圆锥曲线，当时毫无用处，而且它此后1500年内仍然无用。那又怎样？在开普勒和牛顿之后，我们开始知道太空中的物体必须遵循圆锥曲线，即圆、椭圆、抛物线或双曲线之一。 这几个古希腊科学巨匠是我们工程人永远景仰的： 1）阿里斯塔克： 他测量了地球与太阳，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并得出宇宙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的结论。 2）埃拉托塞尼： 他通过观察这样一个事实来计算地球的周长：在夏天的中午，亚历山大的一个旗杆有一段阴影，但在赛恩（现代的阿斯旺）却没有。 3）欧几里得： 他为科学提供了最强大的逻辑工具。如果没有他的《几何原本》，科学就不可能诞生。 4）阿基米德： 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不再赘述。 不胜枚举，古希腊产生了这么多伟大的学者，他们改变了世界，并给了我们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当然，我只提到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匠。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伟大哲学家，因为我仍然不太了解它们。你们对他们的了解应该远远超过我。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工程与艺术之间应该架起桥梁，这些学科在古希腊曾经浑然一体，现在是时候让它们破镜重圆了。 我们可以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分为3类： 1）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社会： 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社会形式，统治者就是一切。今天的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 2）以神为中心的社会： 这个形式虽有问题，但比前一个更好，因为至少被统治者仍然有机会以上帝的名义质问统治者。 3）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这是古希腊首先发明的独特形式，人是社会的中心，公民是社会最终目的，而不是神，更不是统治者。古希腊开创性地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这个社会形式，它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目标。 我想现在我已经回答了之前提出的问题。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不认为所有形式的社会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由于我非常推崇古希腊文明，因此受到了一些中国同胞的批评。我知道我的说法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生气。但我这样做是因为关心中国民众，因为我相信批判是一种关心的形式。我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只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不是按国家、肤色、文化或宗教来把我们割裂为对立的群体。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估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而不会因此感到被冒犯。 不幸的是，在21世纪，许多人抛弃了古希腊的价值。正如欧洲千年前所做的那样，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看到了古希腊价值观的重生。从此开始，我们进入了启蒙，然后进入了工业革命。其余都是历史。 但是，我们可能会再次失去这些价值观。我觉得批判精神和竞争精神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失去了科学和民主，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失去了公民理念，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没有对话，我们的自由表达又会在哪里？但是，当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毕业生时，我重新获得了希望。 我们有责任接过这文明的火炬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对于今天即将毕业的人来说，今后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让希望之火熄灭。 你们都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始你们的职业生涯或继续深造。你们可能将成为教授、教师、教育家、学者和企业家。凭借你们具有的古希腊精神，无论你选择做什么，你们都应该所向披靡。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已经具备了批判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因此你们没有理由不成功。 经典意味着久经考验，饱受风霜，去伪存真。你们将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其迫切之需要。我衷心祝愿你们在未来的奋斗中硕果累累！ 最后，寄语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共同努力，走向再次文艺复兴，让世界变得比现在更美好。 注【1】斯坦福大学古典系主任注【2】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的《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的演说》 附讲演英文原文： The DNA of Modern Civilization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Department of ClassicsStanford University, June 16, 2019 It is great honour for me to give this commencement address here at this great university and wonderful department. It is justified for you to question that why the hell this guy should address us in classics, because it seems that he neither looks like a Greek nor is his Ph.D. related to classics. Indeed, what does a guy with an Asia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n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field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classics or Greece? This is a legitimate suspicion. Exactly for these reasons and doubts, today I am going to tell you tha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is important to each of us, regardless if he is Greek or Chinese, or his discipline is classics or engineering.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Class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DNA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 It matters to all and everyone of us, and it belongs to whole human society,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from west to east. To prove this point, I bring you something exciting. Here is an example, Zhejiang University in China just sponsored the publication of a series of works by renowned world-class scholars, of which Josh is an important part. Here is his wonderful book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 It was translated by a very good scholar in China. It took 6 years to complete the work. Sometimes we thought it would not be done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 But we have done it. Now we have another question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doubts: Why do we need to introduce Greek studies and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to China? I will try to provide the answers by 2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Chinese culture and engineering. I have been so fond of Greece and Greek civilization since my university years in the Far East that I suspected that I must be somehow related to them in my previous life. I remember a story about General Patton, a WWII American general, who was convinced that he was in North Africa 2000 years ago in the battle between Romans and Carthaginians, as a commander on the side of Roman army. I am not sure if a person can have a previous life, but when Ifirst visited Greece in 2004, I felt it was so familiar and amiable that I must have come here before. Of course, physically I had not. The feeling of such familiarity could be from my acquired knowledge and passion for Greek civilization. Certainly, if Patton’s conviction were real, I could be there 2500 years ago during Pericles’ time. I could be there in the audience during his renowned Funeral Oration. We may or may not have previous connections to Greek civilization, but we share the value of freedom. As long as we love Freedom, we are all Greeks. I have to say that the love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is beyond the limit of time and border. The famous Chinese American mathematician Shiing-Shen Chern told his close friends and loved one in his death bed that “I am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birthplace of mathematics”. I was moved by his story. I happened to listen his lecture in China when I was doing my Master’s degree there. He loved both China and Gree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a person should be buried in his hometown after his death. But Prof. Chern chose to be with Greece forever. This story tells us something. Something is beyond your hometown, your culture, your race, your nation, your faith. For me, it is Greece. Many such things convinced me to experience for myself the West, where Greek civilization was inherited, advanced and expanded. This was why I went to Canada. Two universities in Canada agreed to sponsor my Ph.D. program, so I went to Montreal with one-way ticket that cost my parents all their savings and with $60 in my pocket. It has been a love affair for me with Greek civilization. Iliked Lord Byron’s poem immediately when I read it and I can recite it since: 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Give, oh give me back my heart!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Keep it now, and take the rest! Hear my vow before I go, Ζωή μου σας αγαποώ Maybe you will ask why I love Greece so much. Let me tell you this in short: The person who has travelled through the darkness for the longest time will love the sunshine the most. During the disastrous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ther manmade political turmoil, my father was sent to labor camp for his criticizing people in the government and I was sent to a small remote mountainous village, forced to live like a peasant. My life was even worse than that of a donkey and with my father’s background I had little hope to get out of that situation. A student at another village hanged himself. It was literally a labor camp. I could have died there. It was a very miserable period. If you did not live through it, you would have difficulties to believe it. I tried to talk this to my sons. I realized that I had little chance to convince them all these were true. I will wait a bit longer and try again. Then Mao died in time, which was too late anyway, and things started to change. I first encountered Greek civilization when I entered a university in China. Young students were seeking the answers to why a great nation like China could do such irrational things to itself. It was a difficult soul-searching time. I realized that China had experienced such disasters through out its long history of autocratic government. And it was not only China, almost all nations, during almost all of human history, had had suffered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s. There was one great exception and that is ancient Greece. We can always argue that Greek civilization was not perfect because it had slaves and women had no votes. I agree that it was not perfect, but we should not discount Greece because of its systemic slavery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ll other cultures had problems similar to those of Greece, but Greece contributed what other cultures never did. We have to evaluate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in their context. We cannot use our moral standards of today to measure them then. If we do not follow this principle, one day we all will be regarded as criminals; I predict that in less than 100 years, killing mammals will be a crime, let alone eating them. While we should not paint Ancient Greece with rosy colors, it was the unique civilization that provided us with the concepts that we now call modern. Those concepts are the DNA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without them our modernity would be impossible. When I was still at my Chinese university, I took a philosophy class that was mainly aimed at teaching us Marxism. Greek history was a tiny part of that class. But it was that tiny men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d its later Renaissance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I thought of all those Greek symbols and characters in mathematics. And it all gave me a question: what did Ancient Greeks do and what do they mean to us? I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fter many years of searching,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from a very different angle and perspective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 I know. I concluded Greek civilization is unique and I summed up that uniqueness in 4 axioms, 2 theorems, and 1 principle: Here are the 4 axioms: 1）The spirit of criticism:No other culture fully appreciates and promotes criticism. In other cultures, if you criticized, you would be punished. 2）The spirit of competitiveness:Olympic games is the best example. 3）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Euclid’s geometry is a supreme example. 4）The spirit of humanism:Think about Pericles’ oration and the Hippocratic oath. Here are 2 theorems that are deduced from the axioms: 1）Science:No other early culture had such a rich concept of science. 2）Democracy:No other nations dared to dream about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but Greeks put this into practice. Then, there is 1 principle: 1）Citizenship: It all came down to the value of human. When other nations had only rulers and subjects, Greece invented this unique and modern concept, the citizen. You know a lot more than I do about classics and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but you may miss something if you do not observ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Something that you take for granted may not be so on the other side. Here I would like to just give you some examples: 1) Idiot: In China, they call a person who pays much attention to public affairs an “idot”. In Greece, they call a person who does not care public affairs “idot”. 2) Theater: In China, the stage in a theater is higher than audience who are on ground. In Greece, the stage is on the lowest position and the audience is sitting on the raising seats. 3) Freedom vs food: In China, if you want to use freedom as a slogan to motivate people to fight, you will get few. Think of the contrast in ancient Greece during Greek-Persian Wars. 4) Dialogue vs. monologue Dialogue is a central Greeks idea and practice. I find no such idea or practice in Chinese history. Confucius did not engage in dialogue; he never encouraged or promoted dialogue; perhaps he lacked the very idea of dialogue. 5) Useful vs. useless In China if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applied to generate some practical merits, then it is dismissed as a “Dragon killing skill“. Since dragons do not exist, it means “useless”. This was why China never had real mathematics. However, Greeks never mind uselessness. Apollonius was studying conic curves, when such study was practically useless then and it remained useless for another 1500 years. Then what? After Kepler and Newton, we started to know that a body in space must follow one of the conic curves, circle, ellipse, parabola or hyperbola. Let me remind you of the names of just a few giants of Greek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Aristarchus: He measured the distances between Earth and Sun, Earth and Moon, and concluding the center of universe was Sun not Earth. 2）Eratosthenes: He measured the circumference of Earth by observing the fact that on the summer day at noon a flagpole in Alexandria had a shadow but in Syene (modern Aswan) it did not. 3）Euclid: He provided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of logic for science. Without his “Element”, nothing would be possible in science. 4）Archimedes: He contributed too many to mention and you know probably many of them. There are too many more of them to mention. I remain astounded by the fact that Greece could produce so many great scholars who actually changed the world and gave us concepts fundamental to modernity. I only mentioned a few great scholars on natural science side. I hesitate even to mention Socrates, Plato, Aristotle or other great philosophers here because I still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m. You know much more about them than I do. This is also why I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arts, is so badly needed today. These disciplines were united in ancient Greece. It is the time to bring them together again. I suggest that we can categorize historical human societies into 3 kinds: 1）Ruler centered society: This I consider the worst form of society, godless and inhumane. The ruler is everything, an example is modern North Korea. 2）God centered society: Whoever has the power to interpret the god, rules the society. This is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because at least the subjects still have the chance to question the rulers in the name of god. 3）Human centered society: This is the unique approach that was first formed in Ancient Greece. The human is the center of the society and citizens give society its ultimate purpose, not god, even less a ruler. This was what Greece first brought to human society. It remains the goal of our Western society today. I think by now I have answered the questions raised before.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do not think every form of society has the same value. Since I value Greek culture so highly, I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my fellow Chinese. I know that I made them feel uneasy and sometimes even angry, but I do that because I care for them, because I believe that criticism is a form of caring. I always tell them this: We have only one earth and we should consider ourselves only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dividing us by nations, colors, cultures or religions. We should be able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without feeling offended. The tragedy is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many people have lost sight of Ancient Greek values. We may lose Greece, just as Europe did over thousand years ago. We lived without it, until the Renaissance saw the rebirth of Greek values, which took us into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rest is history. But, we may lose those values again. I say this because I feel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the spirit of competition are in danger. Without science and democracy, what kind of world would it be? Without citizenship, what kind people would we be? Without dialogue, where would free expression be? But when I see before me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the classics, I regain hope. So speaking first for myself and for your teachers: It has been our duty to carry the torch and to relay i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speaking to you who are graduating today, that duty is now also yours: you must not let the light go out. You all will start new lives, beginning your careers or continuing further study. You may be on the way to becoming professors, teachers, educators,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With the spirit of classics,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very well regardless what you choose to do. For eachone of you, with such preparation in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competitiveness,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there is no reason for you not to do well. Classics means tested, seasoned and true. You will bring our society much that it badly needs. My best wishes to your future endeavours! Speaking finally, for all of us together: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bridges to a second Renaissance: Let us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it is now.

从故乡走向世界——旧大陆和新世界，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 文：林炎平 7月在北美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先不说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在严寒之后的夏季是多么珍贵，而这个月份也含有加拿大的国庆日和美国的独立日。 这两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途径抵达了今天的成就，一个通过铁血刀兵的洗礼，一个通过年复一年的坚韧。这两个国家的伟大成就和卓绝历程让世人肃然起敬。这是两个让世人敬仰和羡慕的国家。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伪善之徒对这两个国家如何进行诋毁，他们在诋毁同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家人和钱财送往这两个国家。他们知道，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他们的后代才可以在他们的特权失去后仍然得到公正的对待。 在这里，你不需要腰缠万贯，便能体面生活； 在这里，你不需要位高权重，即可得到尊敬； 在这里，无论你多么卑微，也有途径尽显优秀； 在这里，无论你如何穷愁潦倒，也可以平视达官贵人； 在这里，不管你多么富有，也可以排队买个汉堡而不被人侧目； 在这里，无论你受到什么指控，都可以寻求法律公正的判决。 毋庸讳言，这块土地并不完美，只是知道何为公正，并且努力前行。而已。 正是如此，这是一块可以称作故乡和祖国的土地，尽管你并不世世代代生长于斯。 当你把这块土地和你的故乡对比时，当你把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故乡时，你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所有的对土地的爱都是从故乡开始的，但是却不局限于故乡。这样的爱，也绝不永远无辜。有一种爱，从故乡出发荼毒他乡；有一种爱，从故乡滥觞泽被世人。前者有成吉思汗，后者有大不列颠。也许你会说成吉思汗也不都是罪恶，而大不列颠也并非没有罪恶。这都大可争议，有哪个考生会错到100%，又有哪个考生永远做对100%。但是，世人今天都愿意把家人和钱财放在曾经是大不列颠泽被之地，也许这说明了什么。 我知道，如果就此争论下去，一定会使得很多人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因此，不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欣赏我们脚下的土地，那就是音乐。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和北美以及这个月份似乎无关却无法割裂的两位音乐家，他们都是捷克人，或曰波西米亚人。一位是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另一位是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1841-1904）。我特别喜欢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伏尔塔瓦河》和《自新大陆》。 斯美塔那的《祖国组曲》在捷克家喻户晓，其由六首彼此独立的交响曲组成，其中的第二首《伏尔塔瓦河》举世闻名。我相信，在《伏尔塔瓦河》乐曲响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说从未听过，因为你一定曾经在某个场合听到过。 斯美塔那的墓塚。笔者摄于2019年 斯美塔那的墓塚侧面，记录了他的《祖国颂》交响组曲的曲目。笔者摄于2019年 德沃夏克则以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闻名于世。德沃夏克在旅居美国纽约时，写下了《自新大陆》。这首曲子按照德沃夏克的创作时间顺序排行第九，因此也称作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也许所有排行第九的交响曲都是作曲家成就最高的作品，一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创作时间晚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很久，但是它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诠释了文明的进程。文明是普世的。 《伏尔塔瓦河》是斯美塔那的别名，斯美塔那以伏尔塔瓦河的名义歌颂了他的故乡：流经波西米亚的伏尔塔瓦河，是如何从淙淙泉水变成涓涓溪流，然后汇成浩荡大川，她流淌出乡村的苏醒和城市的繁荣，给波西米亚带来了希望和繁荣，最终流出了波西米亚，流出了作曲者和听众的视野——逝者如斯！此程何去？整个曲子一气呵成，加上其妙莫名的结尾，给予听者的感受非常深刻和震撼。对故乡之爱，莫过于此！ 从高堡俯瞰伏尔塔瓦河 德沃夏克则以《自新大陆》更多地赞美了故乡以外的新世界。他同样热爱故乡，但更为远离故乡的开拓者喝彩。远方有希望，征程有责任：这是谁的执意，一定要背井离乡？航程漫漫、阴云密布、骇浪惊涛，而或云开日出，彼岸依稀。奋力向前，彼岸彼岸（第一乐章）。故乡渺渺，乡思难收，魂牵梦绕，如泣如诉，故乡依旧挥之不去，新大陆却立足不移（第二乐章）。努力奋斗、乐观向上、在新大陆重塑和超越故乡的成就。这是神奇的土地，任何奇迹皆有可能（第三乐章）。 绝不止步，向西、向西、再向西，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开拓者的足迹，就是文明的新边疆。是的，新边疆！新大陆！新世界！（第四乐章）。 德沃夏克的墓塚。笔者摄于2019年 《自新大陆》的向西、向西、再向西，让我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向东、向东、再向东。这位诞生于公元前356年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一直从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越过两河流域、波斯帝国、横扫到印度河流域。今天的阿富汗城市坎大哈曾经就叫“亚历山大城”，亦即很多“亚历山大城”之一。亚历山大大帝也没有忘记向南扩展到了埃及，创建了最著名的至今仍未更名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港。那里后来成为了希腊化时期的中心。他东征再也没能回到故乡，而是在公元前323年英年客死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回顾历史，其实亚历山大大帝的不少做法并不文明，我宁可是伯里克利而不是亚历山大来征服世界。但是，当我们回首历史俯瞰世界，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一个文明的传播者，只是不完美而已。当然，历史至今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将来也不会。 《自新大陆》也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阿姆斯特朗就携带了《自新大陆》的录音和阿波罗11号一起飞往月球。那应该是：向上、向上、再向上！向着人类文明的最后前沿——空间。 在布拉格国家音乐厅前面的德沃夏克塑像。笔者摄于2019年 世界的历史就是文明和野蛮的搏斗史和扩张史。如果文明不扩张，野蛮就会扩张。如果健康肌体不去占据，癌细胞就会滋生扩张。 如果我们说斯美塔那是热爱故乡的榜样，那么德沃夏克就是热爱世界的典范。捷克有幸为世界贡献了这两位杰出的音乐家。而我，有幸在几周前再次在布拉格瞻仰了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的墓塚。布拉格我造访多次，那里既无生意也无朋友，就是想看看这片似乎和我毫不相干却魂牵梦绕的土地。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显然是造访的理由之一，他们的墓塚所在的高堡令人流连忘返，在瞻仰他们的墓塚的同时，也可以俯瞰伏尔塔瓦河，布拉格城区和对岸远处的城堡。 如果你爱故乡，请你爱得和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一样；如果你爱世界，请你爱得和《自新大陆》一样。激情洋溢，理由充分。 从爱故乡到爱新大陆到爱世界，亚历山大、凯撒、旧世界和新大陆，未必没有过失，但究竟还是文明的足迹和抱负。 这都是思辨，都是想象。是该回到脚下土地和此时此刻的7月了。加拿大和美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奇迹。美国是按照理想主义设计的国家，尽管并非总是理想的。加拿大是按照平和妥协立世的国家，尽管也并非永远平和。但是，作为从来并且永远不可能完美的人类来说，我们还可以奢望比美国和加拿大更美好的国家吗？ 别忘记高歌一曲加拿大国歌《O！Canada》和美国国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它们的底蕴，就包括《伏尔塔瓦河》和《自新大陆》。 2019年6月30日成于《自新大陆》的乐曲中 - END -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像每年一样，代表复旦外文学院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我还是继续重复我每年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请允许我代表外文学院的教师对你们最初选择复旦或中间加入并坚持在外文完成自己的学业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由于你们的选择，外文学院才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些年的毕业典礼，我每次都反复絮叨非正式版的民间复旦校训：自由而无用。遗憾的是，翻看前几次的发言，我发现我的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2017年我主要谈的是无用，non-instrumental。2018年我发现有必要对于自由好好地思考一番，因为说到自由，大家似乎更关注自己的自由权利。 自由而无用 去年我在解读自由时强调说，我们要捍卫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自由的权利，我们更要捍卫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利，因为当他人的自由权利遭到蹂躏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了。这也就是freedom from imposition。 本来今年不想说了，可是前几天参加的答辩和网上各种议论，当然还有刘欣接受Fox的采访，我突然发现，也许还是该再说说我们自己的自由，说说freedom of，自由只能是个体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体现。现在太多的集体绑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竟浑然不知freedom of 后面的名词被换成了复数。 前几天参加同学的论文答辩，有同学在论文中谈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有引用Markus, Kitayama，Matsumoto,等学者的理论去讨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说东方人是collectivists, 而西方人则是individualists。 持这些观点的当然还有Hofstede, Triandis等大学者。我的研究涉及跨文化，有一段时间几乎也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假设。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我发现现实比理论复杂，如日本人和中国人的collectivism就非常不一样。我在明治大学讲学的那个月专门和日本学者讨论了这些问题。 这几年我开始讨厌起文化差异的假设了，首先，这种假设咋看起来是出于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把人类文明的某些特点和成果全部划归到了某一文化之名下，看似开放的讨论，其实是discussions of denial，是对人类共享资源正当权利的剥夺。 其次，文化差异的讨论表面上是形而上的思考，但实际上更多地是形而下的算计，因为大家不方便明说的是，所谓的文化实质上指的就是族裔，而族裔的认定基本是生物学的事情。 如果我们接受这类文化差异假设，那就难免要同意其中暗含的一个悲观的宿命结论：我们的生理构成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特性。有些族裔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发达程度。这完全无视历史发展现实。 稍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不管哪个族裔，任何发展都是靠互动的。互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hybridity，杂糅。文化之间的互动发展常常是暴力的，因为互动的结果常常意味着改变，而被改变一方里的统治者基本都是不情愿的。。诺曼征服彻底改变了英国语言文化发展的轨迹 我在英语通论这门课上也简单地提到过，诺曼征服彻底改变了英国语言文化发展的轨迹。如果比对古英语，我们可以说诺曼法语几乎重构了英语和英语文化。没有Norman Conquest，能有今天的英语文明？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一意徒劳地在想按照生物界线维护族裔纯真的民粹分子竟然忘了生物学里的一个简单道理：近亲繁殖会使物种退化。闭门锁国文化发展的后果难道不是如此？文化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很难有纯真了。 记得那天我在答辩的时候，很过分地问那同学：你和父母思路很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父母和爷爷奶奶也有差异，那谁更东方，谁更西方？ 我现在厌恶文化差异的讨论还因为学者善意的差异讨论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某种不合理方式的存在依据。 孔夫子也没想到啊 其实，稍稍动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真心认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几千年前的思想或者一两百年前的思想怎么可能适合今天的社会？许多人口口声声地说厉害了我国，但如果我们真的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靠几千年前没有微信的孔子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 别有用心的人篡改跨文化差异的讨论基本前提是有想法的，他们企图用文化之间的对抗来掩盖了自身文化内的矛盾和冲突，用反对他文化的强权来遮掩自己的强权。如果真的是反对强权，尊重独立，那文化之间和文化内部的压迫，我们都应该一律摧毁之。 我的这些唠叨与复旦自由而无用的校训有什么关系？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在研究或学习中，我们的思想其实常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自由。在繁杂思潮的影响、无耻强力的压迫和各种利益的诱惑的夹击下，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通常相信读书能使自己强大，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们的独立意志或思想自由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被绑架。大家都认为读书是好事，但如果读书时独立意志停摆，没有了自由思想，结果也许比不读书更糟。叔本华曾在On reading and books一书里说：许多人分秒必争地读书，都读傻了：they have read themselves stupid。你们都是如饥似渴的好学学生，明白这道理非常重要。 叔本华（1788-1860） 按叔本华的分析，我们常误以为阅读时我们在独立思想，其实，阅读过程中大多数是别人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他的思维过程。When we read, another person thinks for us: we merely repeat his mental process。叔本华对阅读分析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注意，我们读书时会把自己的脑子变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But, in reading, our head is, however, really only the arena of someone else’s thoughts. 真心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怎么防止出现这种悲剧呢？复旦人还得记住复旦的民间校训。自由的前提是无用。我在2017年讨论无用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复旦的无用不是源于庄子的思想，不是像他说的，使自己变成无所可用的樗树，从而能“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安所困苦”。它是康德坚持的人非工具而是自身目的的意思。 读书坚持自由而无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读书不是为了用于他人所规定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读书不是为了寻找他人给出的答案，而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 任何只读一类书、只效忠一个权威的人基本是在用书垒砌成一座关押自己思想的囚牢。祖先把书设计成砖块状，抑或也有这层意思？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潘光旦先生。潘光旦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是对复旦校训里“自由而无用”绝妙的注释：“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话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我们是为了好好做人而学习的。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可能不一定知道被费孝通称为老师的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卓然不群的学界泰斗潘光旦先生。这位本科在Dartmouth， 研究生在Columbia的学者在那场今天居然还有不少人想翻案的浩劫中，受到了红卫兵学生野蛮、非人的折磨。这些红卫兵和你们一样的年纪，其中有不少是饱学的高才生。 悲催的是，失去独立意志的红卫兵学生为他人所用，博学睿智的他们堕落成了打砸抢的罪恶实施者。每每说起潘光旦，我都非常激动。年近七十的潘光旦，这位中国学界的泰斗，在红卫兵的逼迫下拖着残废之躯，在清华园，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像动物一样爬着除草劳动。 他1967年病重时，他们竟然不准他看病，也不给止痛药。就在那年他疼痛难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留下凄惨的遗言：surrender （投降）、submit （屈服）、survive （活命）、succumb （灭亡）。也就是在那年，费孝通仰天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他抱着老师直至他停止呼吸。 可见自由而无用是多么重要，但它又是那么地脆弱。它不仅仅能使我们追求自己的生命体验，它更能防止我们堕落成犯罪的工具。它是人性的第一道，或者说最后一道防线，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防线。 守住这条防线可能么？我们大概做不了潘光旦，但我们能做自己。今天上午来学校正值上班高峰，拥挤的地铁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动弹不得，但我看见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拿出了手机，在这么压抑的空间或者说零空间里居然争得了一小片任意网游的自由。 也许因为要毕业典礼发言的缘故，我突然感动了。自由不是靠施舍获得，它靠的是我们的意志。You can lock up my body but you can never imprison my will. 该打住了。谢谢大家。末了还是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起共享我人生的座右铭、Edward Everett Hale的名言： I am only one, But still I am on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still I can do something； And becaus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the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致辞了，突然有点欲罢不能。你们任重而道远，再加上一句吧，还是Edward Everett Hale的嘱托： Look up and not down.Look forward and not back.Look out and not in.Lend a hand 谢谢大家。 说明：本文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曲卫国教授在2019年6月17日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布。文中图片为编者所加。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卢梭《一个孤独的漫步者遐想》的第五篇，是他对圣皮埃尔岛小住时的回忆，无疑是十篇「漫步」中最优美的一篇。在这里，卢梭指出真正的幸福在于既不回顾过去，又不瞻望将来，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这样一种境界。由袁筱一教授译，来自经典哲学公众号「zhexue-ht」。 卢梭：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南京大学博士。从事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研究。 在我所有的居住中，当属比埃纳湖中心的圣皮埃尔岛最能让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幸福，并始终怀有这样一种绵绵眷意。 这座小岛在讷沙泰尔邦被称为土块岛，在瑞士本国也不怎么出名，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旅行家提到过它。 然而它风光秀美，所处的位置对于一个生性喜好被幽禁的人来说真是妙极了；因为就算我是这世间唯一命中注定要独处的人，我也无法相信自己是唯一对自然抱有如此兴味的人，只是这种兴味，我至今也未曾在别人身上看到过。 比埃纳湖畔比起日内瓦湖畔来，似乎要原始一些，也要浪漫一些，因为湖滨附近就只有岩石和树木，但它绝不因此输一点姿色。 如果说这里少了点庄稼和葡萄园，少了点城市和房屋，但却有着更多自然的苍翠，更多青草地，更多林木掩映下的幽僻之处，也更多参差分明、迭宕相连的景象。 由于这悦人的湖畔尚无像样的车道，游客也就很少光顾。然而对于一个喜欢满心沉醉在自然美色之中的孤独遐想者来说，还真不失为一个好地方，在这样的静谧中冥想除了鹰唳鸟啭、山间落泉，就再没有任何别的烦人的声响了！ 这个美丽的湖泊几近圆形，两座小岛缀于其上，一座岛上有居民、有庄稼，约莫两千米见方的面积；另一座则小些，冷清荒芜，日后人们不断把小岛上的土挖去修补海浪风暴对大岛造成的侵蚀缺损，小岛也就会毁了。这就是弱肉强食的道理啊！ 岛上只有一座房子，面积不小，也还舒适简朴。和小岛一样，同属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一位财务官连同他的妻儿仆役住在里面。他在岛上开了一个大养殖场和一个鸟栏，还圈了几片鱼塘，岛虽小，然而地形地貌颇多变化，因此各种景色和作物纷呈眼前。 农田、葡萄园、森林，还有果园；肥沃的牧场上，浓荫片片，灌木林立，各类树木得到了水的滋润，青翠欲滴；沿着岛的纵向有一座高高的平台，上面植着两排树，在平台的中心盖有一间漂亮的大厅，逢到葡萄收获的季节，附近湖滨的居民星期天就聚在这里跳舞。 岛上的日子真令我心醉，因为这裡的生活与我的脾性实在是非常吻合。我决定在此度过余生，成天别无所虑，就是担心人们不同意我这个计划，非要把我送到英国去。我已经预感到他们快着手实施了。 我多么希望这个避难岛就是我永世的牢房，多么希望终生都被监禁在这儿，再没有脱身的能力和欲望。 人们不会允许我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我对这尘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一无所知，渐渐地就忘了它的存在，而我的存在亦被人遗忘。 人们只让我在岛上待了两个月；然而即使我在这里待上两年、两世纪、哪怕是永生永世，我也不会感到有片刻的厌烦，尽管我在这里交往的人只限于财务官及他的太太仆役——但这恰恰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把这两个月看作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真的太幸福了，若能终生如此，我的心将别无它求。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幸福呢？能享有这份幸福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我要让世人根据我对这种生活的描述来猜一猜。 要想有心情体味这种享受，最首要、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难能可贵的闲逸，岛上的这段时间，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一个潜心消闲的人必须做的、却又其乐融融的工作。 像这样，与世相隔、顾影自怜，不靠外援根本无法在众目睽睽下溜走，想与外界联系或通通消息也得借助外人的协助，这是人们早就求之不得地指望着我的。 而这种指望，我应该承认，却给了我用一生所未经历过的方式来了结余生的希冀，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安闲下来，于是便开始不过多思虑其他的事情了。 突然来到这座小岛上，我孤身一人，一无所有，随后才叫来了管家，接着又将书和简单的行李运来，我倒挺乐意不去动它们的，就随行李箱原封不动的搁在那里，仿佛是客居在旅店里第二天便要走了一样，而我还打算在此度过余日呢。 只是所有的一切原本就很好，倘若稍事整理，反而要弄糟了。我最为快慰的就是没打开书箱，因而找不到一点笔墨。每每收到那些个倒霉的来信又不得不回时，我便只好嘟囔着向财务官借文具，用后赶紧归还，还奢望但愿下次别再借了。 我不再去盘弄旧书、糟蹋纸张，房间里摆满了花花草草；因为那会儿我才开始迷恋上植物学，这还是狄夫努瓦医生挑起的，但不久就真成了我的挚爱了。我不想再替人家做什么正经工作，只想从事一件自己喜欢、连一个懒人都会喜欢的消遣事情。 我开始着手编纂《圣皮埃尔岛植物志》，意欲写尽岛上所有植物，不仅不能有一点疏漏，更要十分细致，因为这样才能耗完我余生的所有时光。 听说有个德国人用了整整一本书写柠檬皮，而我要就草地上的每粒草种、树上的每片苔藓，岩石上的每块地衣都写上一本书，哪怕是一根草茎，一点草皮，我都要详细描写。 为了完成这个美妙的计划，每天和大家吃过早饭，我就出发去游览岛上的小区，手里握着放大镜，腋下夹着《自然系统》，我曾为了这个计划将岛划成一个小方块，这样就能在每个季节依次一一游览过来。 在观察植物构造和组织时，在观察我完全不了解的结果过程中雌雄部分所起的不同作用时，我是那样欣喜若狂，那样心神迷醉，那种感觉真是无以伦比。 以前我对于植物生成特性上的差异一无所知，可那会儿，将普通种属逐一验证区分，期待着发现更为窥见的种属，这份工作着实让我开心极了。 夏枯草的两根雄蕊长长的，顶端分着岔，荨 麻和墙草的雄蕊则极富弹性，凤仙花果和黄杨包膜都裂开了，这成千上万种结果过程我还是第一回见呢，这一切看得我满心欢喜，简直都想问一声：你有没有看过夏枯草的触须？ 就像拉封丹问人家有没有看过《哈巴谷书》一样。两三个小时后，我便满载而归，倘若逢到下雨天，这些东西就足够我在家消磨一个下午了。 在上午剩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带着戴蕾丝，随财务官以及他的夫人去看他们的工人和庄稼，时不时地我还搭搭手，要是有伯尔尼人来看我，他们常常会发现我正在树上，腰间系一只装果子的包，等包塞满了就用绳子放下来。 经过一个上午的锻炼，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午饭对我而言便成了一种舒舒服服的休息；然而如果午饭时间太长，天气又实在太好，我很快就又耐不住了； 趁人们尚未散席时偷偷溜掉，在湖中独划一叶小舟，风平浪静时，我便平躺在船上，双眼望天，任小船随波荡漾，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我都这样沉浸在自己那千百种朦胧、甜美的遐想之中，虽然这些遐想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依我看却比所谓人生最温馨的乐趣还要好上几百倍。 我通常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已飘得远离小岛，得尽全力划才能在天黑之前回来。还有些时候，我倒没有被水流带远，而是在青翠的湖畔流连，那儿水色澄清，树影鲜明，真令人萌生跳下去畅游一番的欲望。 不过我最常干的还是把船从大岛划至小岛，在小岛登岸，度过整整一个下午，我不是在柳树、泻鼠李、春蓼 或各种灌木间徘徊，就是坐在绿草覆盖的沙地上，那儿开满了欧百里香和各种小花，间或还有以前人们种下的岩黄芪 和三叶草，最合适养兔子了，兔子不仅可以在这里安然成长，繁殖，不受到任何惊扰，而且于这里的景致也会丝毫无损。 我把这个主意讲给账务官听，因为他刚好从纳沙泰尔买了几只兔子回来，公的母的都有，于是我们连同他妻子、妹妹，还有戴蕾丝，一行人浩浩荡荡开赴小岛，把兔子安置在小岛上，我离开小岛时，兔子已经开始添丁增口了，如果能熬过严冬，想必应当兴旺得很了吧。 建立这片小小的殖民地的那一天真像一个节日，我成功地将同伴和兔子从大岛带至小岛，这风光可不亚于阿尔戈号船员的领队，而且我还满怀骄傲地注意到，一向怕水、逢水总觉不适的财务官那天却放心地随我登上了船，在整个渡水过程中没有流露出一丝畏惧。 如果波涛汹涌无法行船，整个下午，我便从岛的右面一直走到岛的左面，采集我的种类标本，有时我在荒僻却很迷人的地方坐下来，任自己心情遐想，有时我又登上平台，放眼远眺美丽的湖水。 湖岸一面背山，而靠着肥沃平原的那一面，只衬着远处青烟缭绕的山峦，真的显得宽阔极了。 傍晚，我从岛上的小山坡顶下来，总是要在湖畔幽僻的沙地上坐一会儿，听着涛声，看著涟漪，我的心再也不想别的，只沉醉于美妙的遐想之中，而夜晚通常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 湖水一波波地涌来，那声音连绵不断却又一波强似一波，不时地震击着我的双耳和双眼，把遐想推远的那个自我又带回来，我无须费力思索就能满心喜悦地感受着自身的存在了。 有时这湖水也会让我觉得人世无常，然而这种淡薄的想法转瞬即逝，很快就消融在不断涌来、给我抚慰的湖水裡，我自然而然地陶醉在这样的景致里。尽管是天色太晚，归时已至，我也要挣扎一番才肯起身回去。 晚饭后，如果夜空明朗，我们经常一道散步到大平台上，呼吸湖面吹来的新鲜空气，在楼台上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笑着、谈着，唱几支老歌，那可不比现在这些个扭捏作态的歌曲逊色；然后便心满意足地回房睡觉，除了希望明朝如今天一般继续，再无它愿。 假如没有不速之客的来访令我心烦，我在岛上的那段日子就是这样的。究竟它有什么迷人之处令我心中一直保留着如此强烈、甜美、持久的思念呢？十五年了，每每想起这个心爱的地方，我仍然为之动情。 我注意到，沧桑一世之中，我最常忆及的倒不是那类极乐的享受。 这些短暂的神迷心醉，尽管十分痛快淋漓，却恰恰是由于太强烈刺激，只能成为生命线上分散稀疏的亮点。 它们是如此罕见，如此短暂，根本还算不上一种状态，我心追念的幸福决不是由这种转瞬即逝的时刻组成的，而该是一种更简单却更持久的状态，这种状态本身也许不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快感，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它的魅力却是与日俱增，直至最后，它会给人一种极至的幸福。 这世上的一切不过是前赴后继的潮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的形态停住不动，于是我们对于身外之物的爱恋，会和这些事物一般不停地变化。 在我们的身前身后，不是已然不再的过去，就是日后亦会不再的未来，因为事物总是在变的啊：在这些东西上，我们的心根本无可依托。 因此，在这尘世之中，只有已逝的快乐；永久的幸福，我真怀疑是否存在。 在我们所享受的这类最刺激的快乐之中，几乎永远找不到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能真正地对我们自己说：但愿这时刻能永远继续。 而我们又如何能将如此短暂的时刻称作幸福呢？这类时刻让我们们的心依然处于焦灼和空茫之中，不是要让我们追忆过去，就是要让我们展望未来。 然而，也许有一种稳固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在其中得到完全的休息，让我们整个人都投入进去，无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时间对它而言早已失去意义，只这一种没有尽头、没有变化的状态在继续着，我们再也感受不到别的： 没有失去，没有享受，没有快乐，没有痛苦，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自身的存在的便是唯一的感受，溢满了整个心灵。 只要这种状态延续着，处在其中的人便是幸福的，并且与那种有缺憾、贫乏、相对的幸福相反，这是一种充分、完全、丰满的幸福，我们的心由此不再空茫，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来填补。 而这正是我在圣皮埃尔岛，躺在随波飘流的小船上，坐在波涛汹涌的湖畔，或是在美丽的小河边听着浪花轻溅，拍击岩石的声音，独自一人浮想连翩时所感觉到的状态。 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我们的享受又是源自何处呢？不可能建立在任何身外之物上，这个源泉只能是我们自身，我们自身的存在。 只要这种状态持续着，我们便能如同上帝一般自足。这种超脱了一切凡俗之爱而对自身存在所抱有的一种感情，究其本身就是和谐安宁、极为珍贵的，对于一个懂得排遣一切分散我们精力、破坏世间和美的情欲物欲的人而言，这种感情便足以使他体味到自身存在有多么珍贵、多么甜美。 但大多数人总是为接踵而至的激情所左右，根本无法了解这种状态，他们只在某些短暂的时刻不完全地略过（慧田哲学注：因而也就产生了一种模糊混乱的概念），认为其中也没有什么迷人之处。 再说在现行的秩序结构中，如果他们一味追求这种甜美的、令人心醉沉迷的状态，由此厌倦了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需求要他们履行的职责的话，恐怕也未必是件好事。 不过被踢出人类社会，在这尘世上根本不可能对自己对他人再作出什么贡献的人，他倒是有可能寻到这种状态，感受到人间至乐，从而也得到一份不再能被社会、被他人剥夺去的补偿。 的确，这份补偿，不是心灵在任何境况中都能感受到的。首先心灵必须完全平静下来，不再被任何情欲搅扰。再者，仅有这样的心绪也不够，周围的一切也须加以配合。 不能是一种绝对的静止，亦不能太过动荡，而必须是均衡、温和的运转，没有突兀的打击，也没有间断。 没有运转，生活只是一种昏昏沉睡，而运转太过剧烈或不平衡，则又会将我们震醒。 我们会想起周遭的一切，我们遐想着的那份甘美也随之破坏，内我不复存在，我们又被置于命运与他人的枷锁之下而深感不幸，绝对静止也会趋向悲凉，因为那是一种死亡的图景。 所以必须借助于迷人的想象，被上苍赋予这种才能的人自然而然就会用到它。运转既然不能依靠外力当然是来自内我。 的确，也许安静会减之一分，然而当那些轻捷、温暖的念头掠过灵魂表层，却又未曾撼动我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时，那种感觉也是美妙得很的。 只要是心系自身，我们就可以忘却痛苦。在所有能让我们安静下来的地方，我们都能享受到这类遐想，我经常会因此就想到巴士底狱，不过甚或在空无一物的茅屋里，我也照样能悠然自得地做我的梦。 但是必须承认，这类遐想若能在一个丰饶、幽僻的小岛上进行当然就更妙了，岛与这尘世的其余部分自然相隔，岛上则到处都是迷人的景致，没有什么会唤起我对痛苦往昔的回忆，而那小群居民又是那么随和温柔，不会没完没了地打探我，我于是能毫无阻碍，更无需谨小慎微地投入到我自己爱好中去。或干脆闲置着无所事事。 对于一个能在重重丑恶中以悦人的幻想来充实自己，能借助于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得到满足的遐想者而言，这机会着实太美丽了。 在一番长长的和美的遐想之后，看见的是周围一片苍翠、花枝烂漫和小鸟依人；纵目远方，那浪漫的湖滨，那清澈的湖面，我真以为这一切可爱的景物是源出我的虚构。 而待我醒来认出自我与周遭，我也无法划清虚构与现实间的界限了，就这样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愈发让我感觉到在这段美丽的日子里，这份孤独冥思的生活多么弥足珍贵。 为什么不能再重新来过了呢！又是为什么，我不能就在这个岛上度过余生，却还要出去再看那些这么多年来陷我于各种不幸而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面孔！ 如果不能出岛，我不久就会忘了他们的，当然他们不会忘了我，但只要他们再无法搅扰我的安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喧闹复杂的社会生活所酿制的种种物欲中解脱出来，我的灵魂将飞越现世的重围，提前开始与天使们交谈，并渴望着不久后就加入到他们中去。 我知道，某些人是决不愿意让我享受这美妙的避世境遇的，但他们却无法阻止我每天逃到自己的想象中去，无法阻止我一连几个小时品味着如同仍然留居在岛上的一份快乐。 如果我仍然在岛上，能做的最开心的事也不过是自由自在地遐想，而想象着自己在那儿，我不正做着完全相同的事吗？ 并且我现在甚至做得更多，除了诱人的那种抽象单纯的遐想之外，我还能补充一些使遐想更为生动的迷人的画面。 当年我沉醉其中时，我也意识不到这些画面缘起何故，而现在越是在遐想之中，这些画面就越是清晰鲜明。 比起那时我真实地身处其境，此时倒似乎是更明了，更愉悦。不幸的是，随着想象的日渐枯竭，这些画面越来越难得见了，持续的时间也短了。 唉！当一个人就要离开他的躯壳时，他的视线却偏偏为这尊躯壳所阻挡！

▍文本：历史的玻璃还是屏障？ 我们经常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几十万。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宝末年的唐玄宗时代曾有马嵬之乱。后周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则会发现这些话呢，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漏了一个东西，我们应该说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载，白起坑杀了赵卒；根据《汉书》的记载，鸿门宴上曾经发生了项庄舞剑；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时发生了兵乱；根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兵变后做了皇帝。 可是过去呀，我们常常忽略作为文字书写的史书，把它作为透明的玻璃，好像通过这些透明的玻璃，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但是，我们忽略了文本的存在，在我们把它当成玻璃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层隔障，这样一来，就忽略了这一层透明的屏障。可是，我们和“过去”之间，并不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的呀，还有“历史”文本呀，所以，如果我们把透明的玻璃当成一个要注意的焦点，不是直接看玻璃背后的景象，而是定睛看这个玻璃，把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上时，过去的玻璃就会变得模糊起来。这个时候，玻璃后面的“过去”，才经过玻璃的折光而呈现出来。这一点和说书人根据《三国演义》《水浒传》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没有区别呀。说书人也可以说，根据《三国演义》，捉放曹如何如何；根据《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如何如何等。过去传统史学，常常把连接我们自己和过去之间的历史文本给忽略了，人们常常是在直接地叙说，好像历史是个不言而喻的过去，历史与过去是等同的、重叠的。 但是，当后现代历史学要瓦解现代历史学的确凿性时，就特别凸显了文本。文本是后来人写的呀，这样，“历史”和“过去”就分开，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 海登·怀特被认为是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奠基人，他有三本书，一本是《史元》，metahistory是一个很怪的词，有人也翻译成《后设历史学》或者《元历史学》，还有两本是《论述的转义》和《形式的内容》。这三本书不完全是历史学，但对后现代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怀特的理论，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住了文本环节的重要性。我念一段他的话吧，他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这话怎么讲？有三点，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 ▍历史：真实还是虚构？ 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洞见”。他们看到了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你读《左传》和《史记》，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虚构事实，这给后现代历史学提供了佐证，举三个例子。 比如，项羽霸王别姬，很有名的故事吧，《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第二天项羽与十八勇士突围并相继死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没有人会获知虞姬与项羽离别之事的呀。很多人包括清代一些考据学家都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与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感情和要确立历史的连锁性有关。按司马迁的观念，历史是由秦到楚再到汉，楚有首义之功，所以要凸显项羽的意义，给项羽立了“本纪”，可能也根据什么传说故事写了这个凄楚的故事。 又比如，《史记》中还有张仪、苏秦列传，可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像《沙家浜》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就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智斗。 再比如，《左传》里面有刺杀赵盾的刺客鉏麑，他看到赵盾勤勤恳恳地早起准备觐见，于是长叹一声而“触槐而死”。那么，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有谁会知道，又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呢？《左传》怎么会相信这种故事呢？在这些猜测揣摩之中，历史与文学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因缘。 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汉书》以后，历史学的理性逐渐被确立，大家都要给历史与文学分工，说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被确立为真实的写作之后，就好像具有了真实的特权，要我们必须相信他。但仔细看，历史的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事件：事实与想象的历史载体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唐代玄武门兵变，就会承认，李建成是很猜忌、很差劲的，李世民是很谦和忍让的，是被迫杀害他的兄弟的，也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父亲李渊，本来也是愿意传位给李世民的，只是受到了后宫的蛊惑和挑拨，所以李世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但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历史书在假借着真实与权威，掺进了很多自己的立场，编了一个圆满的故事。 李建成兄弟与李世民一样，也拥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李建成还是哥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杀掉李世民呢？为什么单单李世民是被迫的且是有道理的，是无奈之后才狠心地断手足之情。这其中显然掺入了一些政治与文学，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历史，像档案一样一一记载。 以前，傅乐成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玄武门事变之酝酿》，收在他的《汉唐史论集》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重新分析。大概是去年吧，葛剑雄在《万象》杂志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在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是后来对唐太宗作为英明君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后来对历史本身的合理性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这里历史不是像文学一样吗？ 又比如，关于清代皇室，也有不少的争论。如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之说就有各种描述；关于雍正是否改了传位诏书夺了十四皇子的位子，也有很多说法。特别是关于乾隆的出身，历史学家孟森曾有一篇《海宁陈氏》的文章，讨论乾隆是否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我们知道，如果历史改写成这样，爱新觉罗氏就成了汉人，后来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反满，也不需要反清了？后来金庸写《书剑恩仇录》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吗？ 这些历史，因为掺进了价值、想象和感情，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叙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洞见，它看到了历史中间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顺便说一句，大家要知道，后现代的理论是从文学中学习而来的，文学总是想象力丰富且花样繁多。搞文学的人常能创造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对人颇有启发。 ▍史学两难：在文学传统与政治认同之间 怀特的思路，实际上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弗莱（NorthropFryer）等等。怀特受他们的影响，就逐渐生成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学的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另一个后现代加新马学者詹明信，也曾经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你乍一听，这话对呀，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虽不是文本，但除了文本，确实无法知道也无法叙述，可是，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 这里面确实是有深刻的洞见。在我们习惯接受的很多历史叙述中，真的是有一些被后人构建的，比如说“炎黄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炎帝被发掘出来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弄的，司马迁都知道这些话靠不住，所以“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好说嘛。 可是，黄帝在晚清时地位越来越重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并被作为国民认同的形象。后来，为了顾及长江流域，又隆重推出炎帝。这是为了族群和国家的认同，硬写出来的历史。 台湾的沈松侨写了一篇《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分析黄帝传说的历史，就说黄帝故事的大量生产与晚清的国族认同有关，黄帝在古代就已被说到近于神话，可到晚清时又被浓重提出，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直到现在，还大修黄帝陵、炎帝陵，官方和民众还年年去黄帝陵拜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后来希望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反映。 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干什么？是为了让它具有民族传统和历史认同的象征意义。这和明代的遗民故事一样，它到晚清时被描写得日益悲壮，其中有着反满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认真清理和透视历史文本，你就会发现，有的历史会假借“真实”的权威，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当下的思想，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 应该承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后现代历史学将“文本”拿出来，追究并且质疑“文本”的真实性，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不等于真实，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不过，大家注意，对历史资料的审查和解读，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表面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考据，考据其真伪，审查它的内容，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无关真伪：后现代史学的“权力”原理 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传统在清代，形成考据学，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首先，后现代历史学并不是辨伪。辨伪毕竟相信有真有假，是针对历史文本的可靠与否，这仍然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不是变废为宝。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 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 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象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 小心剥历史的外壳，先是虚构的历史，之后有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真实的想法，反映着一些价值取向，背后是一套用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就像买椟还珠，过去历史学家总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珠”，但后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椟”，就是盒子也很重要，用什么样盒子包装反映了卖珠者真实的心理，这样你就把历史变成了史学史，变成了思想史，科林伍德不是说嘛，“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外交往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 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 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 大家注意看，英国作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编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是当代人“发明”出来的。所以，当代欧美一些历史家，非常热衷于非洲大湖区的历史。比如大卫·勋伯伦（David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帕特里克·哈里斯（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历史研究者总需要一个最后的边界”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 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象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的秘方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象，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地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文化人，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文人的真面目文 / 易中天 一个本性 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显然，文人这一类型或品种，实在颇具“中国特色”。当然，是帝制时代的。现在虽已共和，奈何其阴魂不散！于是，帮闲者有之，帮腔者有之，帮凶者亦有之。“反右”时，“WG”中，最热衷于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统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在《典论•论文》中，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就是成语“文人无行”和“文人相轻”的出典。 前面说过，文人一词，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恶评。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 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在统治者中，曹氏父子对文人，要算最好的。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曹丕还是文艺理论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参加王粲的追悼会，还带头学驴叫。曹丕尚且这样说，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两副嘴脸 可惜，像曹丕这样的明白人，并不多。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祢衡的“击鼓骂曹”，也为众人津津乐道。 这类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又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奇。所谓“传奇”，不奇谁传？但既云传奇，当然稀少罕见。这岂非反过来证明，文人当中，其实狂者不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替代性满足”了。也就是说，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其实这事，应该说是“亦真亦幻”。前面说过，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这就要“见用”。用不上，就会闹情绪，发牢骚，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比如祢衡，就曾怀揣名片，奔走许都。求职不成，这才骂遍朝野。 就连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当作如是观。要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当上了的如“宠姬”，没当上的如“怨妇”，但都无不“盼临幸如望云霓，展菊花似绽新蕊”。只要皇上的龙体能够眷顾，哪怕去当夜壶。皇家的夜壶，也总归是金贵的。 如果连夜壶都当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变成“狂人”。这跟后宫嫔妃为了争宠，由撒娇而撒泼，没什么两样，甚至就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谓：夜壶不能当，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唤，没人不上床。文人会有两副嘴脸，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新文人”，则不过换了东家。东家不定就是谁。可能是ZF，也可能是民众。他们自己，则既可当“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场就是官场，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既然本无立场，也就无所谓“左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是“走台”，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韩寒的新衣》中所说，对于他们来说，“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种姿态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张脸，一副牌。 文人清高吗？当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属于士人。文人，其实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过，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有时也变成了真清高。这就正如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这样的清高，也有三种。第一种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名为“清高”，实为“傲慢”。第二种是忸怩作态，待价而沽，口头上唱的是“归去来兮”，骨子里想的是“终南捷径”。这种名为“淡泊”，其实“钻营”。第三种就是演技颇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风尘女子”，也有“清纯少女”型，卖艺不卖身的。看走了眼，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为什么要故作清高呢？因为“卖相”较好。要知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罢，都一样。只不过，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撒娇和撒气，有没有用？难讲。但狂傲和清高，则肯定有利于“讲价”。人都是容易“犯贱”的，皇帝或掌权者也一样。你越是谄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摆摆谱，没准他更想要。这道理，有经验的交际花都懂。你不把银子花够，功夫做足，她决不会跟你上床。 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来的，也有演出来的，都是姿态。至于恃才自傲，则其实是狂傲，是嘴脸，也是姿态。但无论哪种，都不敢蔑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但不敢得罪，还要受其荫庇，分其杯羹。所以，谄媚也是真嘴脸。 故，古之文人，有两副嘴脸：谄媚和狂傲；也有两种姿态：狂傲和清高。但这是“老皇历”。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斗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这是连撒娇和撒气，都被不允许，谁还敢故伎重演？ 现在就更没市场。改革开放后，公民作为个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进入互联网时代，更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言论，自由地表达好恶和爱憎。这个时候，如果还傲气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谁尿你呀？ 这就要调整姿态；而新文人的新姿态，或者说新表情，就是“愤激”。 新的表情 调整是必须的。前面说过，凡文人，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只不过，以前是秀给朝廷看，文坛看；现在则要秀给网民看，大众看。但，不管给谁看，都得察言观色，弄清楚看客喜欢什么，才能保证“收视率”。 选择愤激作为姿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如今，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却又差不多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弱势群体苦，中产阶级难，其他人也各有压力、烦恼和憋屈，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鸟气”，是民众的普遍心理。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代骂”（呵呵，不是“代驾”），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骂谁，只要骂得痛快，也能让人爽。某些从不讲理只会骂人的家伙，居然拥有众多粉丝和拥趸，这是原因之一。 何况愤激也有传统。辛亥以后，革命成了主旋律，激进成了主流派。调门越高，就越是显得立场坚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不过，以前是一边倒地“左”，现在是分左右地“愤”。但无论“左愤”还是“右愤”，共同的特点，都是愤激、非理性、不讲道理。 这就值得警惕。因为没有理性的立场，很可能只是姿态，或者表情。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完全可能只是为了表态，站队，抢话筒，昭告天下，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公共话语权。这样的“侠义”，岂不可疑？ 何况就算他们的想法是真实的，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培养造就“太平天国义H团”，再加“革命小将红W兵”。事实上，愤激的情绪，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当然，国家有难，世道不公，有人出来说话，总比万马齐喑好，哪怕那人其实是作秀。不过，我更希望是“理性的声音”，而不是“正义的火气”。忧国忧民没有错，却决不等于骂爹骂娘。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 事实上，有三种愤激：当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个人，房子被强拆了，案子被错判了，血汗钱被私吞了，亲骨肉被杀害了，你还让他“淡定”，那是没有心肝。 第二种，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原本“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温良恭俭让”。不过，我也愿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点。至少，弄清事实。否则，弄不好就会整出“冤假错案”，那可是违背初衷的。 至于文化人，则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 文：邓晓芒 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方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 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先看一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响。甲:竹子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不响?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甲:泡泡糖为什么响?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一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日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 其实，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明明错了也不知道反思。这种思维方式为人们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片。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动脑筋，但中国人动脑子只动一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极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用“心”。 人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人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诗性的负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种种怪事，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 等等，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而必须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边的人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黑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一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黑格尔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然而，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对康德哲学锲而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而感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对周围非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光靠说怪话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一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所以它是一种反思，一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一种重建。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在读康德的书时内心常常有一种感慨，觉得这正是我们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他所做出的解答，而是指他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我力图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把他这一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学到手，然后用来影响国人。 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因此，康德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在这里，所谓“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里不仅仅包括知性，而且还包括超越的“勇气”。为什么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因为知性作为一种被“运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动性，它只是逻辑理性，而非超越理性。它只有作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发挥其无坚不摧的作用。超越理性的勇气首先体现为怀疑精神，即像笛卡尔那样，对一切既定的规范原则加以摧毁。这就是批判精神。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体现了大智大勇。而这种勇气最终归结到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认知上和行动上，就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由自己亲证的道理，都愿意做自己自愿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环境、历史、传统给他预设的樊笼都是不能长期忍受的，都势必要加以突破。 那么，有了这种勇气，如何做呢?如何运用自己的知性呢?其实每个人只要是成人，都已经具备自己的知性，也会懂得如何去做。但这里做一点归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 我认为，一般知性的运用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第三是综观能力。 先说记忆力。是人都有记忆力，甚至动物也都有一定的记忆力，有的动物比人的记忆力还强。但动物的记忆力是外在的，只是外部事物刻在动物神经系统或大脑中的刻痕;而我这里说的记忆力是指内在的记忆力，是人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的记忆力，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念头不忘记，而能够保持住，随时能够返回。这是动物不具备的，动物只记得外界的事物，它的记忆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生存条件，动物不记得自己的记忆。动物可以记得一条路，一种谋生技巧，一个对它好的同伴或主人，当这个主人在它面前时它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动物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主动调用自己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和现实中的事物作比较、进行抽象或类比，从而凭借记忆进行思维活动。而人的记忆具有反思的意味，人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对这件事运用思维，记忆是反思的前提。自我意识本身就已经是内在的记忆了:当他把自己看做对象的时候，他记得这个对象当初正是自我设立起来的;因此他也可以在这个对象身上随时返回到自身。 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这种内在的记忆力是特别要注意训练的，否则你无法进入。当你跟着康德的思路前进时，你要尽可能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在理解后面的话时，要时时把前面说过的摆在面前，加以比较。如果不记得了，就要翻到前面去，加以查对。因此我在翻译康德的书时，特别强调应该有详细的术语页码索引，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查证。《纯粹理性批判》后面有50多页都是索引，聪明的研究者就会善于利用这个索引来做学问、写文章。康德自己也说过，读他的书如果只抓住一两句话，也许会认为他有矛盾;但如果全面地来作总体性的把握，这些表面的矛盾就自然消解了。 因此，我的讲解康德采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全息式”的讲解法，就是讲到每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前联后挂，联系其他地方相应的说法，特别是把康德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提出来，放到一起来理解。 同时，我们读康德的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记忆力的超强训练，因为康德的句子是有名的长句子，连德国人都嫌太长、无法卒读。如果一句话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那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缺乏这种训练，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短句子。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节省字，言简意赅;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于表达那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关系。当然，文言文的这种特点也使它成为了一种适合于背诵的文字，由于句子短小，每个字的含义又都很丰富，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它背下来。中国古代做学问其实是很强调背诵的，这叫“童子功”;但这种背诵只是一种外在的记忆，即从小在脑子里刻下刻痕，到老不忘。这不用动脑子，和动物记得它的主人的声音气味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花大力气训练这种记忆，在这方面中国人举世无双。这就压抑了人的内在记忆。如果用这种方法治康德哲学，就会发现根本是南辕而北辙。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据说读过20遍，但还是无济于事，搞不懂。他们缺少的是内在的记忆，就是把前面读到一句话、一个词时所理解的意思从记忆中随时拉回来，与现在所理解的意思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把背熟了的那句话、那个词回想起来。我们开头提到的刘宝瑞的相声也说明了这一点: 你要确立一个事物发出声音的原理，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下记得这个原理，如果场合一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甚至忘记了先前的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原理，而只是想当然的意见。 下面再说计算能力。通常认为学数学的人比较理性，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没错。理性这个词，reason，本来就有计算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计算不一定是对于数的计算，而且也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掂量，对逻辑的一贯性的一种敏感和坚持。比如说，你连着说两句话，你要能够察觉到后一句话的意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能够算得出来。一般说，结果不能大于原因。你如果要说“因为”什么，“所以”就怎么样，你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如果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这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比如前面讲的那个相声，本来说的是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粗，后来又加上了不能是竹子编的，再又加上了不能有眼、不能是圆圆扁扁的，……这样不断地增加，每遇到一种情况就加上一条，可以没完没了。但加得再多，仍然是原因小于结果，因为总还是可以再加一种情况来解释物体为什么发声。 我们很多人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这样，他们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凭感觉定一个意思再说，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甚至不知所云。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给“美”下的定义:“美是包含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就够累赘的了，他后来说这还不够，又不断地作了补充。真正的本质定义只能是唯一的，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例如我对美的定义:“美就是对象化了的情感。”)，当然有时候这可能只是理想，事实上有可能同时并存好几种定义，但这几种定义必定要相互归摄或者相互冲突，而不能和平共处。而这种归摄和裁判的标准就是逻辑上的不矛盾性、同一性，也就是一种逻辑计算能力。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人辩论中，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在读康德的书时，这就表现为不注意康德一句话中的逻辑值，任意减少和增添。康德的长句子最需要把所有的成分都考虑在内，他之所以要写那么长也正是出于这种意图，即将复杂的意思组织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有很多时候，读康德书产生的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注意他的一个句子成分，如一个从句，一个修饰语，一个状语或一个条件。有的翻译也是这样，为了图省事把一个小词漏掉了，或者为了好理解把一句话截成几段，因此而意思大变，读不懂了。康德有次说到，一个命题如果有它的限制条件，它就是一个有限命题;但如果把这个限制条件加进去而形成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加了限制的命题就成为一个无限的命题了。而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限制条件，或者译者把这个限制条件放在命题之外译成了另一句话，那么这个有限的命题就被误以为是一个无限命题了。 最后是综观能力。什么是综观能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把两句或数句话合并成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同时又保持话语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能力，又叫做概括能力。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是很随意的，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学术交流中也限于闲谈或漫谈，最终你会发现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人非常喜欢把学术讨论变成漫谈和闲谈，把学术文章写成随笔和散文，而不习惯于咬定一个主题追根到底，觉得那样太累。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惊异于苏格拉底从头至尾保持一个论题不走样，有时候看似跑马似地走远了，但一会儿又回到了原来的论题。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经常抱怨说，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说明这样的交谈是很累人的。但人们为什么还是爱读，正是因为它使人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也能够把前面所讨论的内容作一个综观，说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哪个层次。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综观能力追溯到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能力，它实际上表达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人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认识材料，而是主动地综合这些材料以形成有规律的知识，这种主动性体现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至少是很稀少的，中国人理解的超越精神是一种什么也不干的清高，一种没有责任、置身事外的散淡，而不是努力进行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则一方面体现在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能动性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上。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讲的，为什么康德说“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干什么呢?做一个自由人，进行道德自律。而这就是启蒙的真义。通常认为启蒙理性就是专门着眼于科学技术，是唯智主义的，而它的负面就是败坏淳朴的道德。其实，康德的启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把道德从一种天经地义的教条、风俗习惯或信仰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法则，使得启蒙的道德高于任何以往的道德。 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文化的道德水平举世无匹。然而，儒家道德基本上是一种前启蒙的道德，它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而是诉之于天经地义的天理天道。它也讲意志的选择，但前提是选择的标准已经预定了，这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子，不接受就定为小人。这是不自由的选择。反之，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自由意志自律的产物，人们并没有一个先定的道德善恶标准，这标准还有待于人的自由意志去建立。 自由意志如何去建立?也不是从外部选择一个标准，而是从自身的逻辑一贯性中形成标准。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束缚，而只受它自己的束缚，即在时间中保持一贯。自由意志必须做到不自相矛盾，自我取消，这才是真正自由的。 我们设想有一群人，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德为何物，也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教条，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要组成社会，他们只有凭借对他人的自由意志的认同，去寻求如何能够使各人的自由意志延续的有效法则。在不断磨合中他们终于会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使你的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才最能保持每个人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于是这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道德行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了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普世价值的因素。 康德的这一道德革命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意义。原来，道德并不是我们历来所以为的，似乎就等于一种习惯或风俗，需要人从小被动地去适应和服从。真正的道德正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人性并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产物，人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道德原理颠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传统，赋予了独立自由的人以最高的尊严。今天有不少人以为，通过返回到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可以改变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但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以往传统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的时代，但那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牺牲广大老百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所有的人都去顶礼膜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认为康德哲学就是终极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只是一种思维训练工具，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西方近代不只是康德，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都有这样的作用。也许康德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点，但他也有自身固有的毛病，这是必须也可以加以批评和分析的。但前提是，首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象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 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中间连一点缝子也没有才行。设若你把X＋Y和一八二八弄到一处，或者找唐朝的指数，你的分数恐怕是要在二十上下。你要晓得，状元得来个一百分呀。得这么着：上午，你的一切得是代数，仿佛连你是黄帝的子孙，和姓字名谁，全根本不晓得。你就像刚由方程式里钻出来，全身的血脉都是X和Y。赶到刚一交卷，你立刻成了历史，像从来没听说过代数是什么。亚力山大，秦始皇等就是你的爱人，连他们的生日是某年某月某时都知道。代数与历史千万别联宗，也别默想二者的有无关系，你是赴考呀，赴考的期间你别自居为人，你是个会吐代数，吐历史的机器。 这样考下去，你把各样功课都吐个不大离，好了，你可以现原形了；睡上一天一夜，醒来一切茫然，代数历史化学诸般武艺通通忘掉，你这才想起“妹妹我爱你”。这是种蛇脱皮的工作，旧皮脱尽才能自由；不然，你这条蛇不曾得到文凭，就是你爱妹妹，妹妹也不爱你，准的。 最难的是考作文。在化学与物理中间，忽然叫你“人生于世”。你的脑子本来已分成若干小块，分得四四方方，清清楚楚，忽然来了个没有准地方的东西，东扑扑个空，西扑扑个空，除了出汗没有合适的办法。你的心已冷两三天，忽然叫你拿出情绪作用，要痛快淋漓，慷慨激昂，假如题目是“爱国论”，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的心要是不跳吧，笔下便无血无泪；跳吧，下午还考物理呢。把定律们都跳出去，或是跳个乱七八糟，爱国是爱了，而定律一乱则没有人替你整理，怎办？幸而不是爱国论，是山中消夏记，心无须跳了。可是，得有诗意呀。仿佛考完代数你更文雅了似的！假如你能逃出这一关去，你便大有希望了，够分不够的，反正你死不了了。被“人生于世”憋死，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说回来，考试制度还是最好的制度。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论语》第四十四期

“让灵魂从婴儿做起，像童年那样，咬着铅笔，对世界报以纯真、好奇和汹涌的爱意……” 每个人的身世中，都有一段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他的童年。泰戈尔有言：“诗人把他最伟大的童年时代，献给了世界。”或许亦可说：孩子把他最美好的童贞，献给了成人社会。 孩提的伟大在于：那是个怎么做梦都不过分的季节，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成真的年代……人在一生里，所能给父母留下的最美好的馈赠，莫过于其童年了。 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在《开学致词》的演说中，对家长和孩子们说—— “这个忠告你们要像记住古老纪念碑上的格言那样，印入脑海，嵌入心坎：那就是不要忘怀你们的童年！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假若老师装作知晓一切的人，你们要宽恕他，但不要相信他。假如他承认自己的缺陷，那你们要爱戴他……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这些书是从旧的书里抄来的，旧的又是从老的那里抄来的，老的又是从更老的那里抄来的……” 作家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激动得几乎颤抖了。他这样说—— “现在想回家了吧，亲爱的小朋友？那就回家去吧！假如你们还有一些东西不明白，请问问你们的父母。亲爱的家长们，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问问你们的孩子们。” 请问问你们的孩子们！多么意外的忠告，多么精彩的逆行啊。 公正的上帝，曾送给每个生命一件了不起的礼物：嫩绿的童年！可惜，这嫩绿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并没什么价值，结果丢得比来得还快，褪得比生得还快。 儿童的美德和智慧，常被成人粗糙的双目所忽视，常被不以为然地当废电池一样地扔进岁月的纸篓里。很多时候，孩提时代在教育者那儿，只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父母、老师、长辈都眼巴巴焦急地盼着，盼他们尽早摆脱这种幼稚和单薄，“从生命之树进入文明社会的罐头厂”（凯斯特纳语），尽早地变作和自己一样“散发着罐头味的人”——继而成为具有喝斥下一代资格的“正式人”和“成品人”。 也就是说，儿童在成人眼里，一直是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生命类型来关爱与呵护的。 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天大错的觉。天大的自不量力。 1982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茨曼出版了《童年的消逝》一书。书中一重要观点即：捍卫童年！作者呼吁，童年概念是与成人概念同时存在的，儿童应充分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童年生活，教育不应为儿童未来而牺牲儿童现在，不能从未来的角度提早设计儿童的当下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生活就是‘生长’，一个人在某一阶段的生活，和另一阶段的生活同样真实、同样积极，其内容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因此，教育就是无论年龄大小、都要为其充分生长而供应条件的事业……教育者要尊重未成年状态”。目前，国际社会普遍信奉的童年诉求包括：首先，须将儿童当“人”看，承认其独立人格；其次，须将儿童当“儿童”看，不能视为成人的预备；再者，儿童在成长期，应提供与之身心相适应的生活。 对儿童的成人化塑造，乃这个时代最丑最蠢的表演之一。而儿童真正的乐园——大自然的被杀害，是成人世界对童年犯下的最大罪过。就像鱼缸对鱼的罪过，马戏团对动物的罪过。我们还有什么可向儿童许诺的呢？ 人要长高，要成熟，但成熟并非一定是成长。有时肉体扩张了，年轮添加了，反而灵魂萎缩，人格变矮，梦想溜走了。他丢了生命最初之目的和逻辑，他再也找不回那股极度纯真、天然和正常的感觉…… “回家问问孩子们！”并非一句戏言，一个玩笑。 在热爱动物、反对杀戮、保护环境方面，有几个成年人能比孩子理解得更本色、履践得更彻底和不折不扣呢？ 当成年人忙于砍伐森林、猎杀珍禽、锯掉象牙、分割鲸肉……忙于往菜单上填写熊掌、蛇胆、鹿茸、猴脑的时候，难道不应回家问问自己的孩子吗？当成年人欺上瞒下、言不由衷，对罪恶熟视无睹、对丑行隔岸观火的时候，难道不应回家问问自己的孩子吗？ 有一档电视节目，播放了记者暗访一家“特色菜馆”的影像，当一只套铁链的幼猴面对屠板——惊恐万状、拼命向后挣扯时，我注意到，演播室的现场观众中，最先动容的是孩子，表情最震荡的是孩子，失声啜泣的也是孩子。无疑，在很多良知判断上，成年人已变得失聪、迟钝了。一些由孩子脱口而出的常识，在大人们那儿，已变得嗫嚅不清、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了。 应该说，在对善恶、正邪、美丑的区分，在对两极事物的判断、投票和立场抉择上，儿童比成人要清晰、利落和果决得多。儿童生活比成人要天然、简明、纯净，他还不懂得妥协、隐瞒、撒谎、虚与委蛇——这些“厚黑”术。在对弱者的态度上，他的爱意之浓度、援手之慷慨、割舍之坦荡，尤其令人感动和着迷，堪与最纯洁的宗教行为相媲美。 “天真”——这是我心目中对生命的最高审美了。 那时候，我们以为天上的星星一定能数得清，于是便真的去数了…… 那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梦想明天都会成真，于是便真的去梦了…… 可以说，童年所赐予我们的幸福、勇气、快乐、鼓舞和信心，童年所教会我们的高尚、善良、温情、正直与诚实，比人生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都要丰盛。 有一次，高尔基去拜访列夫·托尔斯泰，一见面，老人就对他说：“请不要先和我谈您正在写什么，我想，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的童年……比如，您可以想起童年时一件有趣的事儿？”显然，在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眼里，再没有比童年更生动和优美的作品了。 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固然是一篇捍卫童年的宣言，令人鼓舞，让人感动和感激。但更重要的是：后来呢？有过童贞岁月的他们后来又怎样了呢？一个人的童心是如何从其生命流程中不幸消失的？那即使有过天使般笑容和花朵般温情的他又能怎样呢？倒头来仍免不了钻进父辈的躯壳里去，以至你根本无法辨别他们——像“克隆”的复制品一样：一样的臃肿、一样的浑浊、一样的功利、一样的俗不可耐、无聊透顶…… 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塑造”中，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花粉消失，人变成了蟑螂。这也就是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生命丢失”罢。 所谓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种增值，但从生命美学的角度看，却实为一场减法：不断地交出与生俱来的美好元素和纯洁品质，去交换成人世界的某种逻辑、某种生存策略和实用技巧。就像一个懵懂的天使，不断地掏出衣兜里的宝石，去换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 从何时起，一个少年开始学着嘲笑天真了，开始为自己的“幼稚”而鬼鬼祟祟地脸红了？ （本文收入《精神明亮的人》（自选集）和《王开岭作品中学生典藏版》（共3册）之《心灵美学卷·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来源 | 解放日报作者 |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盛世为何这么少 我写乾隆，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乾隆是我认真阅读了解的第一个历史人物。读大学期间，我常常连倒四辆公交车，到大连市图书馆看书。在那里，我读到了一本书，叫《乾隆帝及其时代》。 以前我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刻板的教科书让人提不起兴趣，比如封建帝王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或昏或暴，都不是“好东西”。但《乾隆帝及其时代》中的乾隆改变了我的想法。原来他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雄心、有欲望、有成功、有失败，也有纠结，是一个有温度、活生生的人。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可以是非常生动有趣的，并且，历史与今天密切相关。这本书和《万历十五年》《草原帝国》等书一起，成了我的历史启蒙。 后来，我开始从事历史写作，关于乾隆的资料我总是更为留意，直到后来起意，要专门写本关于乾隆的书。 第二个动机，则是为了解剖中国文化中的“盛世梦”。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几种“梦”，总让人魂牵梦绕：除了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外，还有一个就是盛世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光武中兴”、隋“开皇之治”、明“仁宣之治”。 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实在太少了。文景之治持续近40年；　唐贞观开元盛世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持续23年，开元盛世持续约30年。康雍乾三代皇帝接力统治近140年，其中公认的盛世期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不到100年时间。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衰世。 盛世为什么出现次数少、持续时间短？这是我写《乾隆》想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 “高分”背后的高昂“学费” “盛世”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因为“盛”与“衰”相对。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其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正如同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高就没有低一样，没有衰世，就没有盛世。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有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在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历史上首个大规模的战乱之世。我们先不计及秦始皇时代穷奢极欲、敲扑天下，给天下带来的巨大痛苦，只计算一下秦末十余年战乱给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便可感受到乱世之苦。《汉书》说，在刘邦即位12年之后，全国统计人口数只有秦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其中有逃亡造成的流失，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秦汉更替带来的战乱使人口损失了一半。 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史料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得坐牛车。 另一个为人称道的盛世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但盛世背后一样是空前惨痛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前三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朝盛时全国户数达到900多万，而直到贞观十三年，人口才恢复到300万户，也就是说唐朝建立20多年后，账面人口仍不及隋代全盛时的三分之一。 清代盛世也是在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之后来临的。明清易代人口损失至少4000万，其中死于清军屠城的多达700万。 为什么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成为盛世出现的某种必然条件？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给旧王朝带来压力，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盛的舞台。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谓天道好还。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许多时候，新王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并因此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说高明也高明，说简单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凡是秦始皇赞同的汉文帝就反对，凡是秦始皇反对的汉文帝就支持。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诫皇帝。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拿隋炀帝说事。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 因此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只靠自觉，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 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一个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质强的君主造就的。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而要几代人接续努力。盛世出现的规律：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破王朝发展的瓶颈，将王朝推上盛世。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是雄才大略，那概率就更低了，所以历史上的盛世很少。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盛世的结局也是衰世。 前面提到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 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落后挨打的窘境，再也没能恢复昔日荣光。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却变成“海内虚耗”，到元封四年时（前107年），已经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200万口。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 虽然许多英明的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进过专制政治的制度创新和微调，比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隋炀帝和唐太宗创立和完善的科举制、康熙制定的永不加赋、雍正创立的养廉银，但总的看来，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驾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是人治逃不过的规律。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汉武帝、唐玄宗和乾隆都是晚节不保的典型例子。 在中国，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说过，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中国式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四十五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制度、科技和商业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与乾隆一样在任内大力加强君主集权，提高了英国的行政效率和军事实力。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特别在她任内的1588年，英国通过一场大规模海战彻底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它能够长期领先的根本因素。 事实上，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虽然有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明君”通过强化君主专制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英国国力，但是英国人并不迷信专制的力量。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光荣革命”后的《权利法案》将实际权力转移到议会手中，逐步形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的统治方式从人治转向法治。但《权利法案》还没有解决国家行政的决策和执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治家将内阁逐渐独立出来。内阁本是国王召集的咨询行政机构，为配合君主立宪政体的运作，革命后内阁由对国王负责转变为对国家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责任内阁制逐渐发展成熟。 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后，国王逐渐不出席内阁会议，由议会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从而使内阁被议会多数党控制。伴随着制度的不断演进，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除了英国之外，美国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美国建国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繁荣强大之中，享受了200年的盛世。这种长期的稳定繁荣背后也是一系列制度创新。一位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贵族在19世纪时曾对美国做了9个月的访问，在比较了北美这块大陆上的三个国家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的情况后，得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论：与加拿大、墨西哥比起来，美国的特点在于不安于现状，在不断地变革，总是在旧的文明之上创立新的概念和新的边界。 美国对等级制度的抛弃，其实是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争取的个人权利上的发展。林肯总统时期，美国消灭奴隶制度，为美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更广阔的天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开辟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先河，使美国度过了大危机。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深受滞胀困扰，高新技术的优势一个个被蚕食。美国人又在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寻找突破，取得了“新经济”的突出成就，开拓了人类历史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新纪元。 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带来了美国在科技和商业上的创新，从而构成国家创新的三个重要方面：制度、科技和商业。美国是一个善于运用制度创新来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虽然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化解，不至于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衰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历史的周期律”是一定可以打破的。

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拿着一个桶巡视在书架间，他要把没用的书扔进桶里处理掉，管理员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面停了下来，罗素认出了那正是自己的《数学原理》，而且是最后幸存的一套…… 伯特兰·罗素 (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 “一部大书便是一项大罪” 擅写短诗的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言道：“一部大书便是一项大罪”。1959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并“谦虚”地表示，“以罪而论，这是一部小书”；1982年，印度裔美国科学史学家梅拉在《量子理论的历史发展》一书中也引述了这句话，且跟罗素一样“谦虚”，表示以罪而论，他那部也是小书。 其实，梅拉那部书是很大的，6卷9册5,000多页，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学史专著，照卡利马科斯的说法，罪是小不了的。倒是罗素的“谦虚”还稍有些道理，因为《西方的智慧》并不是他最大的书，他有一部大得多的书叫做《数学原理》，3卷近2,000页，那才是“大罪”。不过那恐怕不是书之罪，而是书带给作者的罪——那部大书着实让作为主要作者的罗素受了“大罪”。 那“大罪”从写作之初就开始了。 罗素年轻时雄心勃勃，二十出头就立下宏愿，要写两个系列的“大书”：一个涵盖所有的科学领域；另一个涵盖所有的社会学领域。他并且畅想：一个系列将从抽象出发，逐渐向应用靠拢，另一个系列则从应用出发，逐渐向抽象靠拢，最终交融成一个巨无霸系列。罗素后来确实算得上著作等身，但年轻时的这个宏愿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能力，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而只在某些局部领域中取得过局部成果。如果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努力得最系统的，那恐怕是数学。 “愉快自信的清晨永不再来” 1897年，25岁的罗素撰写了一本关于几何的书：《论几何的基础》，随后又开始构思一本有关数学基础的书：《数学的原理》。这本中译名仅一字之差，英文名也有些相近的书是《数学原理》的前身。仿佛在预示《数学原理》将要让罗素受“罪”，《数学的原理》一起头就不顺利，几次努力都止于片断。这一局面直到1900年8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大会上遇见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才有了被他称为“智力生活转折点”的改变。 皮亚诺是研究数学基础的先驱人物之一，在思维方式乃至所采用的数学符号等方面都对罗素有着巨大影响。受此影响，《数学的原理》的写作大为“提速”。那年的最后三个月，罗素几乎以每天10页的速度推进着，年内就完成了数十万字的文稿。在那段被他称为“智力蜜月”的时期里，他不仅写作神速，而且每天都比前一天多领悟到一些东西。 但好景不长，“智力蜜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很快就终结了：1901年春天，罗素发现了著名的罗素悖论。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悖论如今已是罗素头上的一道光环，当时却着实让人消受不起，对撰写中的《数学的原理》，乃至对整个数学基础研究都造成了冲击。罗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的老师、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得知这一悖论后，引了勃朗宁诗歌《迷途的领袖》中的一句“愉快自信的清晨永不再来”作为“赠言”寄给了罗素。 罗素悖论使本已接近完成的《数学的原理》的出版推迟了两年左右，但即便如此也未能解决罗素悖论。这一点让罗素深感沮丧，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数学的原理》为“一本愚蠢的书”，甚至表示一想到为这样一本书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就感到羞愧。不过那时候，真正的“大书”《数学原理》的撰写早已展开（1900年底左右就启动了），彻底解决罗素悖论的任务被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数学原理》上。 《数学原理》的作者阵容比《数学的原理》扩大了一倍：在罗素的动员下，怀特海成为了合作者。怀特海对数学基础也有浓厚的兴趣，曾于1898年撰写过一本标题为《泛代数》的著作，且有续写的想法。罗素自己的最初打算则是将《数学原理》写成《数学的原理》的第二卷。不过，这两位想写“续集”的作者“强强联合”的结果，是各自抛弃了“前集”，写出了一套篇幅和深度都远超“前集”的独立著作。 合作之初，罗素和怀特海对工作进展有一个很乐观的估计，认为一年左右即可完成，但罗素悖论的出现将这一估计扫进了垃圾箱，《数学原理》的实际耗时约为十年，比当初的预计高了一个数量级。而比耗时增加更受罪的，则是罗素悖论似乎在嘲弄着罗素的直觉和智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素始终觉得罗素悖论是一个“平庸”的问题，却偏偏绕不过，也突破不了。不得不把精力花在自己认为不值得的地方，且还像掉进了无底洞一样看不到尽头，无疑是很受罪的感觉。 “用10年的工作赚负50英镑” 除了遭遇像罗素悖论那样技术性的“拦路虎”外，撰写《数学原理》的十年间罗素在生活上也颇受了几桩“罪”。 第一桩跟个人兴趣有关，起因于怀特海夫人伊夫林·怀特海，而且发生得很突然。怀特海夫人年轻时经常被类似心绞痛的病痛所折磨，190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罗素亲眼目睹了怀特海夫人遭受剧烈病痛折磨的情形。那情形对罗素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从怀特海夫人孤立无助的痛苦中，深切意识到了每个人的灵魂都处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这一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让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忽然抽走了”，使他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由撰写《数学原理》所需要的一味追求精确和分析“涣散”为了对人生和社会哲学也有了浓厚兴趣。 第二桩跟家庭有关，且同样发生得很突然。据罗素自己回忆，19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骑车，忽然“顿悟”到自己已不爱结婚八年的妻子了。那是一个最符合字面意义的“顿悟”，因为在那之前他甚至没有觉察到对妻子的爱有任何减弱。连减弱都没有，突然就消失了，天才人物的“顿悟”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时，看来是很有些可怕的。罗素的妻子爱丽丝·皮尔索尔·史密斯比罗素大5岁，罗素17岁时结识了她，22岁时将“姐弟恋”修成正果，“七年之痒”时因“顿悟”而陷入困境，但在爱丽丝一度以自杀为威胁的抗争下，拖了约20年才最终离婚。 第三桩则跟合作者怀特海有关。据罗素在自传中披露（那时怀特海夫妇皆已去世，从而只能算一面之词了），外人眼里冷静明智的怀特海其实常常陷入非理性的冲动，比如一方面对缺钱深怀恐惧，一方面又花钱无度；有时候连续多日不吭一声，有时候又嘟嘟哝哝对自己横加贬低，使怀特海夫人饱受惊吓，甚至担心他会崩溃或发疯。为了帮助怀特海一家及维持在《数学原理》上的合作，自己有时也还要借钱度日的罗素小心翼翼地补贴着怀特海的家用，且还必须瞒着怀特海，以免伤他自尊心。 个人、家庭、合作者，这几乎涵盖罗素整个世界的三大因素的共同煎熬，加上论题本身的艰巨，以及罗素悖论的“拦路”，使罗素撰写《数学原理》的过程由艰苦变为痛苦。这种痛苦在1903和1904年的夏天达到了高峰。那段日子被他称为“彻底的智力僵局”。在那段日子里，他每天早晨拿出一张白纸，除午饭外，整天就对着白纸枯坐，却往往一个字也写不出，甚至焦虑地担心自己一辈子都要对着白纸一事无成了。 那些年，罗素常到牛津附近一座跨越铁路的桥上去看火车，在情绪悲观时，看着一列列火车驶过，他有时会生出可怕的念头：也许明天干脆卧轨了结此生。不过这时候，使他悲观厌世的《数学原理》却又变成了让他活下去的动力，因为每当黎明来临，他又会重新燃起希望：活下去，“也许某一天能完成《数学原理》”。 1906年之后，《数学原理》所遇到的技术瓶颈开始被突破，写作得以加速。那时候，怀特海因教书工作的羁绊无法花足够的时间在《数学原理》上，罗素开始以每天10-12小时，每年8个月左右的时间投入写作。但烦恼并未就此远离，随着手稿数量的增多，他又陷入了近乎杞人忧天的担忧之中，害怕手稿会因房子失火而被毁。 整整十年，痛苦、焦虑、悲观、担忧终于都被熬过。1910年，《数学原理》的初稿完成。在给朋友的信中，罗素很不吉利地把当时的心情形容为：一个因照顾重病患而筋疲力尽的人，看到可恶的病患终于死去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由于篇幅浩繁，罗素将手稿装了两个箱子，雇了四轮马车运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对出版这部巨著的“利润”进行了评估，得出一个很不鼓舞人心的结果：-600英镑。当然，剑桥大学出版社并非唯利是图的地方，他们愿意为这样的巨著赔上一些钱，问题是600英镑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们只能承担一半左右——约300英镑。剩下的300英镑怎么办呢？在罗素与怀特海的申请下，皇家学会慷慨解囊，赞助了200英镑。但最后的100英镑实在是没办法筹措了，只能摊派到罗素和怀特海这两位作者头上，每人50英镑（相当于2006年的7,000多美元）。对于这一结果，罗素在自传中感慨地写道：我们用10年的工作每人赚了负50英镑。 从冷遇、颠覆到噩梦 大书出版了，大钱赔掉了，但罗素把大书的完成比喻为重病患的死去并不恰当，书之于作者其实更像孩子之于父母，书的出版好比孩子的降生，未必是一个能让父母如释重负的时刻。事实上，罗素因这部大书而受“大罪”的历史并未就此终结。 罗素和怀特海的这部大书顾名思义，是研究数学基础的。这类研究有几个主要流派，比如以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等等。罗素这部《数学原理》也属于一个著名流派，叫做逻辑主义，主张数学可以约化为逻辑。《数学原理》不是逻辑主义的奠基之作，却是它的高峰。在《数学原理》中，数学大厦的一部分被从逻辑出发直接构筑了出来。罗素和怀特海对此深感自豪，在向皇家学会申请赞助的信里，特别强调了这部书的精确性、推理的缜密性以及内容的完备性。 但是，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那代价就是推理的极度曲折和冗长。比方说，“1”这个小学数学第一课的内容在《数学原理》中直到第363页才被定义；1+1这个最简单的小学算术题直到第379页才有答案。比这种曲折和冗长更糟糕的，是《数学原理》虽然是逻辑主义的高峰，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逻辑主义的初衷，即借助逻辑所具有的自明性来构筑数学。在《数学原理》中，罗素和怀特海引进了几条不仅不自明，甚至未必能算逻辑的公理，比如无穷公理、选择公理，以及可化归性公理。这其中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在集合论中也采用，倒还罢了，可化归性公理则完全是另类，并遭到了猛烈批评，批评者包括第一流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几乎是数学基础研究的一个明星阵容。 《数学原理》对 “1” 的定义 比如著名德国数学家外尔就质疑道，有任何具备现实头脑的人敢说自己相信这样一个不自然的体系吗？罗素的学生、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毫不客气地“叛变”了，表示数学的真正基础是像“1”那样来自算术实践的东西，而不是用几百页篇幅才能推出“1”来的《数学原理》，理由很简单：一旦《数学原理》与那些算术实践相矛盾，我们立刻就知道是《数学原理》错了。确实，像“1”和“1+1=2”那样的“小学数学”果真需要像可化归性公理那样的公理及几百页的逻辑推理为“基础”吗？这对逻辑主义堪称是致命问题。 在这一问题前首先倒下的就是已成众矢之的的可化归性公理。罗素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可化归性公理是逻辑上必要的”，“把这一公理引进体系是一个缺陷”。但另一方面，罗素也不无感慨地意识到，很多困难似乎只有用“并不漂亮的理论”才能解决，而可化归性公理就是这种“并不漂亮的理论”的一个例子，放弃它会使得《数学原理》的很多部分——比如有关实数的部分——失去依托。在1927年出版的《数学原理》第二版的序言里，罗素表示希望由一些自己迄今未能找到的别的公理来顶替可化归性公理。 常言道：曲高和寡。推理的极度曲折和冗长使《数学原理》的读者群体小得可怜，这一点让罗素和怀特海深感失望。距离《数学原理》的出版将近半个世纪的1959年，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表示读过《数学原理》后面部分的据他所知只有六人。这简直跟传说中的只有少数人懂得相对论有一拼了——而且关于相对论的传说很可能是虚的，读过《数学原理》后半部分的人却恐怕真的很少。事实上，罗素在《数学原理》发表多年之后，还不止一次遇到有人试图重复解决早已被《数学原理》解决掉的问题。 写了一部大书却读者寥寥无几，这是不幸。比这更不幸的，是那寥寥无几的读者之中，却有一人捅出了娄子。此人名叫哥德尔，1931年，他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题为“论《数学原理》及相关体系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那篇论文给出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它表明像《数学原理》那样的体系假如是自洽的，就必然是不完备的——存在一些无法证明的命题。除此之外，那篇论文还表明像《数学原理》那样的体系的自洽性本身也是不能在体系之内被证明的。如果说可化归性公理所面临的还只是自明不自明、漂亮不漂亮的问题，那么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数学原理》的冲击可就有点颠覆性的了。因为在早年，几乎所有研究数学基础的人都默认数学体系应当是自洽和完备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罗素和怀特海在为出版《数学原理》而向皇家学会申请赞助的信里，就强调了《数学原理》的完备性。 罗素曾感慨很多困难似乎只有用“并不漂亮的理论”才能解决，现在哥德尔告诉他，甚至在那“并不漂亮的理论”里，困难依然存在。这对罗素和他所执著的逻辑主义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用罗素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希望在数学中找寻的壮丽的确定性失落在了令人困惑的迷宫里。”这也许是比10年的苦干和负50英镑的“赚头”更让罗素受罪的。 不知是否受罪所致，罗素在厚厚的自传中只有两处提到哥德尔，且不无“差评”。其中一处认为哥德尔相信天堂里有一个永恒的“否”字，真正的逻辑学家在死后可以遇到（罗素自己似乎提前遇到了）。罗素将之称为哲学上的“德国偏见”，并表示了失望。另一处则是援引了自己给一位“女粉丝”的信。那位“女粉丝”盛赞了《数学原理》，罗素在信中感谢道：“哥德尔的追随者几乎使我相信为《数学原理》所花的20年已成浪费，那书也最好被忘记，发现您并不这么看是一种安慰。”——说是安慰，也不无酸楚吧。 但更酸楚的是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名著《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转述的罗素的一个噩梦——那是从罗素本人那里听来的：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拿着一个桶巡视在书架间，他要把没用的书扔进桶里处理掉，管理员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面停了下来，罗素认出了那正是自己的《数学原理》，而且是最后幸存的一套。管理员把那三本书从书架上抽了出来，翻了翻，似乎被数学符号所困惑，然后他合上了书，思索着是否该扔进桶里…… 哈代的转述没有结局，也许到这里罗素被惊醒了，未能“看到”结局。不过我对结局倒是毫不悲观，科学史从来也不是如政治史那样“成王败寇”的历史，《数学原理》虽未能实现将数学约化为逻辑的梦想，作为一次可敬的尝试无疑是该被铭记的。事实上，哪怕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对《数学原理》造成沉重打击的研究，它以《数学原理》作为表述框架本身也是《数学原理》对数学发展的一笔该被铭记的贡献。因此，若让我来为罗素的噩梦想象一个结局的话，我愿相信公元2100年的图书管理员的决定会是明智的，起码会不亚于罗素那位20世纪的“女粉丝”——那位“女粉丝”说过：“只要文明还存在，并且珍视伟大智者的工作，它（《数学原理》）就不会被遗忘。”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哲学园”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 比人类所有恶加起来更可怕的是什么 文/张铁志 纳粹军官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将上百万的犹太人送上朝向死亡的列车。 但艾希曼说，我无罪。 纳粹政权倒台后，他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绑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全球关注。出生德国、流亡到纽约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接受《纽约客》邀请前往采访审判过程，在杂志上发表五篇文章，结集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 艾希曼认为因谋杀罪起诉他是错的：“我从来没杀过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从来没有杀死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下令杀人。” 在狱中时定期探访他的牧师也说，“他显然既没有对犹太人恨之入骨，也不是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个人”从未有任何反尤行为。” 连精神科医师一致认为他很正常;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态度“不只正常，还堪称为理想典范。” 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只是在履行职务，而他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罪。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描述他的最后陈述：“他从来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杀人的意愿，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对上级的服从，而服从应该被誉为一种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但他不属於统治阶层，只是个受害者，受罚的应该是领导阶层。艾希曼说：“我不是那个被打造出来的禽兽，我是谬误的牺牲品。” 阿伦特同意。她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晋升，而我们无法认为这种勤奋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这绝不等同於愚蠢，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罪犯之一。” 的确，这是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要提出的：“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艾希曼不是恶魔，而只是小丑。 阿伦特真正要指出的不只是邪恶的平庸，而是其原因：艾希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思想能力（thougtless），而这就是平庸。在后来“思考与道德思量──致W.H. 奥登”一文中她说，“大规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无法追溯到做恶者身上任何败德、病理现象或意识型态信念的特殊性。做恶者唯一的人格特质可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是一种奇怪的、又相当真实的“思考无能”。 如果一个人毫无犯罪动机有可能做恶?我们的判断能力是取决於我们的思想能力吗?无能思考与良知的失灵，是同时发生的吗?阿伦特相信，思想能力，亦即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可以酝酿出良知，因为可以确保人的道德完整性。因此，“这种脱离现实与缺乏思想能力，远比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加总起来更可怕，这才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应该学到的教训。”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许多人认为艾希曼并非真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平庸官僚：早在1932年以前，艾希曼就已经参加了反犹太组织;在纳粹倒台后，他还在匈牙利参与了在欧洲屠杀最后一个犹太人的活动。尤其，艾希曼曾对同伴说：“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500万个犹太人死了让我很极端满足。”对此，阿伦特说他只是在“吹嘘”。似乎，她对艾希曼智力和语言的鄙视蒙蔽了对他的判断。 其次，阿伦特在书中追究德国和波兰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用阿伦特的话说，“犹太领导人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这让很多人批评她对犹太人没有特殊的同情，去批评受害者是非常无情的，尤其她曾和支持纳粹的哲学家海德格有恋情。 对於有人批评她不爱犹太人，她的回应是：“你说的很对──我并不被这一类的任何‘爱’所打动，原因有二：（首先）我这辈子不曾‘爱’过任何民族或团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劳动阶级，我真正爱的只有我的朋友们，并且，我所知道和相信的爱仅仅是对於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爱。” 著名学者Judith Butler诠释说，她的确不“爱”犹太人或“信仰”他们，而仅仅是“属於”他们。 总结来说，《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照出邪恶的平庸性及其与人的思考能力的关系，这补充了她之前的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关於恶的理论。在该书中她将极权主义界定为“激进的邪恶”（radical evil），会彻底改变人性，但在《艾希曼》一书中，即使人性本身没有改变，却依然能制造巨大邪恶。 不过，另方面两本书还是有某种共通性;《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础是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的“孤单”（loneliness），因而激起对权威的忠诚：“只有当他属於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因此，可以说探讨的是极权主义下个人服从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艾希曼》中则关注了人的缺乏思考使他把服从当作唯一目的。 （不过，虽说此书对恶的理论有重要贡献，但阿伦特却强调这本书其实只是一部对审判的观察报告，而非探讨邪恶本质的理论。）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另个重要贡献，是探索极权主义下个人责任和罪行。 “艾希曼们”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只是服从法律和命令，而不能算是犯罪，并且如果他们有罪，人人都都可能有罪。事实上，战后的德国人的确背负着强烈罪恶感。在另本着作《责任与判断》中，阿伦特就说，战后在德国道德混淆的本质在於，那些全然无辜的公民确认他们彼此和整个世界都感受到罪孽，然而那些罪犯却少有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但阿伦特说，“没有所谓的集体罪恶或者集体的无辜，罪恶与无辜只有针对个人才有意义。” 她也认为法官不应该把这场审判视做是对犹太人苦难的审判：“如果被告仅仅是个更大议题的象征，我们就必须低头认同艾希曼及其律师的声明，亦即他之所以被绳之以法，是因为这件事需要一个代罪羔羊，不仅是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一个代罪羔羊来解释整场浩劫和其原因──反犹主义、极权政府、人类的原罪。” 而汉娜阿伦特在本书的核心主张就是，只要你参与了执行，你就要负起责任，就是有罪。 在本书最后一段她说，法官应该有勇气说：“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你实际的作为，而非就你内心和动机是否可能无罪，也并非你周围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们假设，你之所以成为这个大屠杀组织中的一个工具完全是出自坏运气，但这不影响你执行，从而积极支持大屠杀政策的事实。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负担责任：“这就是你必须被处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本文来源：思想者博客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4月9日，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先生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的讲演，深刻分析了当下国际贸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未来。以下为演讲精编。 今天要讲八个要点，大家只要记住我八句话，今天的报告内容就都在里面了。 世界贸易格局深刻变化 三四十年前，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由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到2010年的时候，40%是产成品，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到了2018年，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最近10年，服务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 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了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所以，看世界的制造业，不是看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能把上千个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 问题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 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 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 这话也没错。 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的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我发明了专利，但要符合你这个标准，你才会用我的专利。 “三零”原则的提出 第一个是零关税 WTO就是要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中国的加权关税，去年已经降到7.5%。不过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再加上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的不断叠加，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 第二个是零壁垒 为什么要讲零壁垒？一个产业链涉及几百个企业，当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时，如果营商环境不同，一些国家准入，一些国家不准入，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就会很麻烦。 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协同生产这个产品。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产业链上的物流企业、航空运输、仓储服务等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是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 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 “三零”概念的意义 “三零”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原来，国家海关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进入“三零”以后，海关就只需要统计进出口数量，管理走私和一些不允许的菜单。 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各国互相约束，谁不符合标准，都可以互相抗议，互相监督。 中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美国从2002年就提出“三零”的概念，在WTO和G7国家里提，希望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 实际中，到2010年的时候，WTO的主要国家关税都降到了5%以下，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7、2018年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因为零关税对发达国家有利，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而WTO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很难达成。 于是，最近这七八年，五六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 这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在进行双边谈判，抛弃WTO，把WTO边缘化了。这个概念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这个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不相关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讲，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 去年， 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叠加起来的经济差不多20多万亿，占了全球70万亿的1/3。 美国跟欧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已经谈好了，等到了2020年，这几块叠加在一起，经济总量占全球54%，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 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圈子中，那等于我们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 如果中国也进入了FTA，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份额，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所以，以“三零”为原则纳入国际贸易体系，非常重要。 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市。会对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施零关税，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有时候感觉，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 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 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那么实际上，当时上海方面，就跟国家提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进WTO，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 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反过来，我们金融，出现了世界级的最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要说前十位，前二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五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 讲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同样，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现在的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大家先看中国制造，中国每年进口的零部件占到了全球的60%，当工业品零关税时，我们的企业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 第二，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虽然中国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企业并不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很少。华为就是掌控标准，有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比苹果多2倍。因为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汽车产业，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冲击中国的汽车市场？ 并不会。中国一年要消费2500万辆车，其中120万辆从欧美和日本进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在这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并卖掉，成本低、效益高，而且还没有关税。 哪怕不收关税了，但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那么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的企业。 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的产品运过来。他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 这个里面，就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有好处的。 零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 零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 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企业一样的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 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做。这次人代会，总理在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 第六，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 比如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第八，允许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 另外，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 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以前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实际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更近一步开放。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资产量仅占中国的1.6%。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 我们在这些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稀里糊涂中，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服务贸易，各方面内容纳入其中。但现在在数字贸易里面，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 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接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 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法律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 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中国有很多互联网业态发展的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 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 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市值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但谷歌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 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穿透到全国各地。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 数字贸易谈判，是以后跟日本、美国、欧洲，以及他们之间谈判的重点。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壁垒会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零补贴，补贴要补在刀口上 第一，零补贴可以使得国家一年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 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 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 2000万辆。 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 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 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却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7000个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 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 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 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通过贸易谈判，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几点要把握好。 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 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日本对欧洲的货物，有86%的品种实施零关税，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 第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500个，哪怕是100年以后，还是有5%、6%的关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 还有，“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就是要去做零壁垒里面的那8种投资环境。 试验成功了，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 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

在当代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有个问题一直被严重忽视，就是制度性的母婴关怀问题，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将深重甚至永久性地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 经过近百年努力，中国当代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水平，在世界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全社会中能够获得基本公正的利益分配和正确的地位认同。 除了教育家、心理学家，更多人也已经认识到，母亲的素养往往决定孩子的素养，母亲的品质往往决定孩子的品质。母亲离孩子的日常生活最近，人是从模仿父母的日常行为走进社会的，孩子的衣食住行均与母亲紧密连在一起，与父亲的关系相对而言没那么密切。拿破仑曾说过，母亲的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素养，这是至理名言。母亲的重要性常常只是被人直觉，例如中国古谚“做官的爹不如要饭的娘”，但是在男权社会下，这种直觉并没有形成理性而系统的思想。 两性各具自然属性，上天的安排是，男人承担物质性再生产，女人承担人口性再生产，从人类繁衍和社会和谐的角度看，人口再生产无疑是更重要的。近两百年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女性解放确实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其发展依然被囿限在传统的男权阴影之下。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思想，其贡献在于揭露了历史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是它的目标却是与男性争取一个所谓“平等”的地位，其平等不是人格性的平等，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对等，即男人能做什么，女人也能做什么。这便大大地歪曲了男女的自然属性，从而无法正确认识到女性成为母亲之后，其所担当的角色，是人类所有角色中至高无上的。全球思想界至今未能产生一种与母亲的重要地位相匹配的国家社会理论（王东华先生的《发现母亲》一书在此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但至今未受相应的重视），即使是艾斯勒这样的大思想家也不敢公然提出一种与以女性为主导相关的国家社会理论，而只能是在其考古梳理中隐性论及。 由于母亲的这种重要性，我以为一般而言，家庭当以母亲为主，父亲为辅，即使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从一个和谐的家庭角度来讲，他依然应当是辅助性地位，而不能居于主宰性的地位。一般情况下，操持家事主要得靠母亲，创造一家人的合理生活也得靠母亲，让家庭处于一种温馨而富有爱与美的氛围一般也主要靠母亲（母亲脾气不好的家庭鲜有和美者），而这些可以说比物质性再生产重要得多，许多家庭财产万贯，却不能和和美美，就是因为仅仅是钱——哪怕金山银山都无法建立美好的家庭。 男权社会的愚昧与傲慢便在于它在本质上的“唯物主义”，蔑视从事人口性再生产的女性自然属性，将其地位贬低到物质性再生产的男性自然属性之下，这样的社会在本质上是成王败寇的，是崇尚暴戾和破坏的，而不是崇尚美和爱的。这已被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历史所证明。 女性解放的出路并不在于与男性在社会上争一短长，而是全社会尤其是男性世界要认识到女性的重要作用，承认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性地位，在这种家庭中进入社会做事的男性恐怕也会比其他男性更加崇尚爱和美，而不是争斗与暴戾。否则，家庭不能和谐相处，这个社会又如何和谐呢？ 当代中国，一个成年的已婚女性，一般都会同时承受生育、抚育子女、工作的重担。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已婚男性，其收入无法保障妻子在数年内完全脱产地生育和抚育，因此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妻子在孕产假之后，就得重新工作。但是，工作并不意味着母亲们就不理睬孩子了，一则绝大部分女性都有自然的母爱能力，这种来自天性的母爱能力，使得她们在工作与抚养孩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二则，有些女性受“铁姑娘”理论影响，性格比较男性化，缺乏母爱能力，孩子就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拖累。可见，当代中国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负担更为沉重，并且它所导致的家庭、社会的畸形也已经显露。 24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有些夫妻由于工作繁忙，将孩子长年寄养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老人都有隔代疼倾向，因此宠孩子几乎成为这种抚养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老人的纵容不但无法纠正甚至加剧孩子的各种不良习气，并且产生独生子女特有的自我中心现象，缺乏合作能力，缺乏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孩子如果长期与老人生活，过了五六岁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还容易导致与父母的感情不洽，甚至终生难以修复。如果让老人驻家带养孩子，则常常易于引发家庭冲突，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会发生代际冲突。 保姆驻家带养孩子，如果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大量减少，其引发的问题往往更严重，一般而言，保姆所受教育会远低于孩子的父母，因此这种带养更多的只应是一种生活照料，而孩子却时时刻刻在成长，如果一般性的生活照料占据了孩子生活的全部，那么人格形成期的一些教育就会被荒废，这种荒废是人长大以后难以弥补的。 心理学家们早有研究结果，人在3岁或者5岁之前，人格即已基本形成，因此，5岁之前的培养在一生中占有最重要地位，这个期间缺乏母爱的孩子，长大了往往人格不健全，在缺乏母爱环境中长大的人，往往也缺乏爱的能力，甚至与人相处的基本能力。而中国目前的制度，恰恰是在孩子五岁之前，对母亲和孩子的关怀极度匮乏，除了几个月的产假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了。 有人一定会疑惑，如果让生育之后的女性四、五年时间都呆在家里，岂不烦闷？抚养孩子需要各方面的素养，尤其是人格上的、审美上的，这两个问题也连在一起。中国古代贵族家庭里对女性的艺术培养，可谓深知母仪之精髓。现代社会也不例外，缺教养的母亲，带大的孩子往往粗鲁无文；缺乏审美能力的母亲带大的孩子，也不容易有艺术品味。而这一切都与人格气质、道德素养关系密切，即布罗茨基所谓的“美学是伦理学之母”。产后女性如果总是在家里就会无聊，这是个伪问题，因为母教（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以及各类艺术的熏陶）本身就极为重要，只有认为抚养孩子就是喂饱穿暖的妈妈才会无聊。 另一个可能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难道父亲不重要吗？ 说母亲重要，并不否认父亲的重要性。在对孩子人格培养的过程中，父亲的角色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一般而言，父亲角色的重要远到不了母亲的地步，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般的离婚判决，法官总是倾向把孩子判给母亲，而不是父亲，只有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一般的家庭做不到双亲都在家培养孩子，那么与其让两人都不能在家，不如一人主要时间能够在家与孩子在一起；与其让爸爸在家，不如让妈妈在家。相比而言，一般情形下，孩子总是更需要妈妈，而不是爸爸。 当然，女性长时期抚养孩子之后有个返回社会的再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之下，恐怕无解，只有靠个人。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能够认识到母亲的特殊重要性，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合理安排。 还有一个特别社会化的问题是，有些女性可能会误会我的观点是将女性工具化了。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女性成了母亲，将这个孩子培养成健康、幸福、自由的人重要呢，还是有什么别的事业更重要？如果一个女性认为还有别的事业更重要，那我建议她不要生育，既然生育就要负责任，不称职的母亲父亲已经够多，何需再增加。 当代中国经过数十年培养“铁姑娘”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观念上严重地破坏了两性的自然属性，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现象也早已司空见惯，这本来就应该在纠正之列。 有外国专家曾警告中国人，15年后影响中国稳定的最严重问题，是环境问题和精神病问题。如果这个家庭结构已经开始畸形了的当代社会，再不认识到母亲的重要性，不给母婴们更多的关怀和爱护，谁知道15年后会不会再增加上亿的精神病人？ 我敢说，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乔布斯的死亡真相》 2009年年初，苹果总裁乔布斯被查出肝硬化晚期。医生告诉他，必须马上进行肝移植，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乔布斯同意了肝移植手术方案。院方马上为乔布斯在加利福尼亚州肝移植中心进行登记，等待肝源。 可院方发现，要进行肝移植的病人很多，如果排到乔布斯至少需要10个月时间。 为了尽快挽救乔布斯的生命，院方马上又为乔布斯在其他州进行了登记。这种跨州登记在美国是法律所允许的，目地是争分夺秒地抢时间，尽快的挽救病人的生命。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4555963026/1000 几个州最快的是田纳西州，只需要6个星期就可以等到。于是，乔布斯被排到需要肝移植的人中最后一个。 对于急需肝移植的病人，每一秒都显的那么宝贵。 于是，有人找到医院院长杜尔先生，希望杜尔先生行使一下院长的特权，让乔布斯插个队，先给乔布斯移植。 院长杜尔先生听了，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他两手一摊，无奈的耸耸肩，说道： “我哪有这个特权让乔布斯插队？如果让乔布斯先移植了，那么其他病人怎么办？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啊。” 说情的人，只好郁郁寡欢的离开了杜尔的办公室。 有人又找到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雷德森，希望布雷德森能帮帮忙，行使一下特权，给院方打个招呼，或写个批条，让乔布斯先移植，否则，乔布斯会有生命危险。 布雷德森听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的说道： “我哪有那个特权？打个招呼？批个条？什么意思？我不懂！谁也没有什么特权能让谁先移植，谁可以后移植。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大家只能按排队秩序来进行。” 有人对乔布斯悄悄的说道： “看能不能花点儿钱，给有关人员打点打点，让您先移植？” 乔布斯听了，吃惊的说道： “这怎么行？那不是违法了吗？我的生命和大家的生命是一样的，大家只能按照秩序来排队！” 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乔布斯，包括他自己。那些排在乔布斯前面需要肝移植的病人，有的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老人，还有的是失业者，他们都在按照顺序排队，等待可供移植的肝脏。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宝贵。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4555963235/1000 六个星期后，乔布斯终于等来了可供移植的肝脏。可是，由于等待时间太长，乔布斯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这次移植，只延长了乔布斯生命2年多点时间。 但是，乔布斯无怨无悔。 他在生命最后2年多的时间里，依然为苹果公司开发出更加新颖的产品，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艾萨克森深情的说道：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平等不是口号；平等不是作秀；平等更不是交换；它是生活中最生动、具体的体现。它如明月般皎洁，光可鉴人，散发着圣洁的光芒，它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直抵我们内心的柔软。” 《历史上最严重的“以貌取人”》 在美国一对老夫妇，女的穿着一套褪色的条纹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则穿着布制的便宜西装，也没有事先约好，就直接去拜访哈佛的校长。 校长的秘书在片刻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土老帽根本不可能与哈佛有业务来往。 先生轻声地说：“我们要见校长。”秘书很礼貌地说：“他整天都很忙！” 女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过了几个钟头，秘书一直不理他们，希望他们知难而退，自己走开。他们却一直等在那里。 秘书终于决定通知校长：“也许他们跟您讲几句话就会走开。” 校长不耐烦地同意了。 校长很有尊严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这对夫妇。 女士告诉他： “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他很喜欢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快乐。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而死亡。我丈夫和我想在校园里为他留一纪念物。” 校长并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很可笑，粗声地说： “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位曾读过哈佛而后死亡的人建立雕像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看起来像墓园一样。” 女士说：“不是，我们不是要竖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给哈佛。” 校长仔细地看了一下条纹棉布衣服及粗布便宜西装，然后吐一口气说： “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美元。” 这时，这位女士沉默不讲话了。校长很高兴，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了。 这位女士转向她丈夫说：“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 就这样，斯坦福夫妇离开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了斯坦福大学来纪念他们的儿子。 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由来。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2055023770/1000请不要轻视你身边的任何人，藐视别人就是轻视自己。 今天，流传于美国人中的一句话：有钱成绩又不错的读哈佛，真正的世家更爱斯坦福——源于两家名校骨子里的气质不同。 成熟的麦穗，是饱满而弯下腰的。真正的巨人，一定俯身做事。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责任，而在我们了解如下事实之后，我们的肩头将更加沉重：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Platonic dialectic，这的确是相当深奥、复杂的思辨训练）——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这个建议，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其实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态度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1]。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2]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后来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C专政的能力——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不过，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C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变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popular sovereignty）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它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C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C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来，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强调的其实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须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为太受人民欢迎，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儿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通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选出的代表。这篇报道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们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那么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折中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在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Melos）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选举选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力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4]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自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是，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托着法版下山，还没开口宣布“十诫”就先说了什么？他发现罪足以致死的异端——一只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顿时忘记不可杀人的诫律，叫道： “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佩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出埃及记》，第32章） 也许这就是所有悲剧的开端。可以确定的是：自此之后，事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前进——在圣地[5]、在我们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情况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剧假借“正统”的名义上演？后来——17到18世纪——其他意识形态的主题与信仰前仆后继：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异端种种，以残酷、恐怖的手段使他们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这是很小很小的罪恶，当然比不上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应该承认的罪恶。我们只要想想，纳粹的医生在奥斯维辛（Auschwitz）[6]集中营成立之前，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7]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一如班达的描述，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那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讦。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 过去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提起来吓人。现在我们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狱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狱当作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后，他却忘记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评起深植在德国灵魂中的邪恶。丘吉尔、罗斯福和他们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础；但是，这却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空军健儿血战的成果，他们经常面对几乎死亡的险境，并且为我们壮烈牺牲。希特勒死后，我们终于从他的地狱中挣脱，不再凋零憔悴，从此西欧生活在欧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当时的斯大林愿意跟我们（西方）合作——通过联合国的折中协调——不只是在欧洲、北美，全世界都会获得和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会是全世界计划。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有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这倒是真的，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对危险。我想，我们终有一死。永远有危险，环境也一样，从生命初始的时候，就是如此。 在我们太阳系形成以来，自然科学、科技与工业第一次有能力为我们做点儿有益环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专家念兹在兹的也是这个。但是，他们却背负了摧毁自然的罪名。同时，美丽的苏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滨）几年来，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湖滨的生命靠着科技、工业获得保全，这还是太阳系自有生命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管理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甚至每一种细菌，都会影响一个族类的生活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比以前是强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细菌，一种新的病毒或是细菌的流行病，可能就会在几年之间让人类绝种。 要控制自然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丘吉尔有些话没讲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这种谬论会指鹿为马，尽管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会把我们带上歧路，忘却我们是陪审团的一员。 希特勒就是这些反宗教狂热分子（包括我在内）发掘出来的。所有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世界必须靠德国精神治疗，德意志至高无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笃信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万的赤贫青年、为了让德国独霸欧洲的勇敢年轻人拖进坟墓，连带让更多勇敢的敌人一起陪葬。这批勇敢的敌人以空前的勇气，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与和平，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如为了德皇、军阀、元首（Fuhrer）[8]拓展德国尊严与伟大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些事实。 德国的意识形态只是幻梦，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菲舍尔（Fritz Fischer）说得很清楚。说得再白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谎言。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饱受贬抑，甚至有时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实。西方为了和平奋战，也终于在欧洲实现和平。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总是被战争摧毁。如今，西欧的影响力几乎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但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宗教，硬说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没落。他们经常引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护符，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理会证据，甚至连客观的历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评这些知识分子了。我宁可要求他们负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这两位大战英雄，一手促成马歇尔计划的施行，但却被肆意诋毁，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提醒你们，苏联已经承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和平，也愿意承认更广泛的和平未必是痴人说梦，不见得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精力，确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让那些指鹿为马的谎言，破坏了这难得的良机。 在西方，我们如同置身天堂——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们的天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再诋毁丑化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欧洲，这是人类有过的最好的生活环境。事实是：我们对改革的现状并不满意——在美国尤其如此。 我们是善良、自制的民族。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谋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条件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诚意，就有可能达成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理想——和平将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一次，苏联愿意与我们合作！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说：我们不应该相信D裁者戈尔巴乔夫，他太有权势了。萨哈罗夫也说：苏联已在崩溃边缘；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苏联崩溃，这种情势可能会导致军事D裁——独C政权将会控制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虽然未必见得是最好的）的陆、海、空军。这会彻底毁掉和平的希望。 索罗斯虽然不见得比得上萨哈罗夫，但他对苏联也算是相当了解——曾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人是真心诚意地想与西方合作。苏联人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 为了让双方的合作顺畅，我们要在心里先弄清楚我们的成就，取得了哪些进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评判我们的成绩，提供苏联适当的协助，协助他们裁军——当然，每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这些可能性不再遥不可及，只要知识分子看清客观的事实，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又把天堂整成地狱。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地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从未出版。） [1]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2]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3] 阿里斯提得斯，指挥马拉松战役的名将。——译者注[4] 阿亚图拉，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什叶派宗师的尊称。——译者注[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译者注[6]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南部。——译者注[7] 利利安·班达，法国的评论大家、反浪漫主义领袖，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这本书中说，为了种族与政治原因，出卖真理与正义是道德上的叛徒。——译者注[8] 纳粹统治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本文选编于《20世纪的教训》

文：向继东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利”。（《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一版，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旱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19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发在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 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给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作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的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G.C.党员们，在动用****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有强令妇女夜间陪宿的；有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坑上拷问的；还有往女庄员们的脚下和裙子上倒汽油，点着火审问的；还有把一个女庄员扔进坑里，埋上半截，审问“粮食藏哪里去了”的；还有强迫一个体农民开枪自杀的（这个农民不知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有被拖出假枪毙的……真“像在中世纪一样，对人进行刑讯拷打”（60页）。 肖洛霍夫列举了维约申斯克镇一组有力的数字：全镇有农户13813户，总人口52069人；而被政治保卫局、民警、村苏维埃逮捕关押的人数达3128人，其中判处死刑52人，受到人民法庭审查或根据政治保卫局人员命令受审查的2300人；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农户1947户，罚款没收粮食和牲口的3350户，赶出家门的1090户。肖洛霍夫说，地方官员们“曾经正式地和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子里、在地窖里、在街上和在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事先告知，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集体农庄庄员被受冻孩子的哭声所打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这1090家农户，在摄氏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里、在用来堆放谷糠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律，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从住屋赶出的集体农庄庄员轰到街上来。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冻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烂的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62页）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恐怕都会双眼发涩。 斯大林读了肖洛霍夫的信，给他发过两份电报，写了一封信。信是1933年5月6日写的。斯大林信说，“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为了审理案件，什基里亚托夫将前往你处，前往维约申斯克区，我请您对他给予协助。情况确实如此。”我想，尽管当时苏联是实行消息封锁的——并且封锁得很成功（连东方的鲁迅先生也被骗了，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做了全面的辩护），但斯大林决不会是读了肖洛霍夫的信才知道这真相的。当时斯大林倾全力在追求国家工业化，他是铁了心让农民做铺路石的。于是，他笔锋一转说，“但这并不是全部，肖洛霍夫同志。因为您的信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对此我想给您写几句话……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摧毁敌人，无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滑到暴虐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了一个方面，看得并不坏。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散文，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应该学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恰恰是你们区的（也不只是你们区的）尊敬的庄稼人，在‘耍滑头’（暗中破坏！），他们并不反对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这一暗中破坏活动是和平的，从外表上看，无可指责（不流血），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汉们在实质上是向苏维埃政权宣布了‘和平的’战争。以饥饿宣战……当然，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替您所叙述的我们的工作者所犯的种种不法行为来辩护。对这些不法行为负有罪责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有一点却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尊敬的庄稼汉们并非是从远处看可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天真无邪的人……”（38-39页）细读斯大林的信，就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尽管承诺要“惩处”“负有罪责的人”，但他并不同意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描述，并批评肖洛霍夫的信“是清一色的政治”。至于斯大林为何不迁怒于肖洛霍夫，恐怕欣赏肖洛霍夫“具有巨大的艺术才华”（斯大林语）以及肖氏本人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斯大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号称“消灭了富农”的农业集体化后，斯大林又在全苏开展大清洗。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党内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当时的斯大林们认为，“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克格勃全史》152页）因此，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和有野心的人，或告密，或诽谤，或趁机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对手，以致干出种种罪恶滔天的勾当。今天我们从《克格勃全史》、《斯大林秘闻》、《我这代人的见证》以及《古拉格群岛》等书中也可略知一二。据统计，仅1935-1940年就有1700万人被捕，其中700万人被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也不例外，不少人被关进内部监狱，遭受种种折磨。连受到斯大林赏识的肖洛霍夫也被列入逮捕的对象，大肆抓捕肖氏的亲友，刑讯逼供，以获取有用的材料，证明“肖洛霍夫是富农作家，是反革命的哥萨克的思想家”。同时，当局还向斯大林写信告“阴状”，说“肖洛霍夫至今没有交出《静静的顿河》第四部，也没有交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他的“《静静的顿河》第四部300页打字稿，鞑靼村遭破坏，达丽亚和娜塔莉亚死了，整个300页贯穿着破败的和某种无望的总基调，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对英国人)和对将军们的愤怒，在这种灰暗的基调下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叫人难以消受的”。“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否想到，区里的敌人就在你的周围活动，你不写书，有利于这些敌人?现在你不写，也就是说，敌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肖洛霍夫脸色变得苍白……”（82-84页）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侦查机关围绕他（肖洛霍夫）进行了敌视他的间谍活动。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枪口对着被他们逮捕的人，挖掘假材料，证明他，肖洛霍夫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危急的关头，肖洛霍夫毅然挺出来，一面为自己辩诬，一面把当局的种种非法行径向斯大林反映。他在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这一年时间里，给斯大林写了六封信，如实反映了发生在身边的“大清洗”。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致信斯大林说—— 维约申斯克区人民委员会征粮特派员“克拉秀科夫经米列罗沃被送往罗斯托夫，关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办事处的内部监狱，1936年11月23日被捕，11月25日开始审讯。第一次审讯连续进行4昼夜。”（109页）在96小时的审讯里，只让他吃过两次饭，可一分钟也没让他睡。侦讯员向他问了些什么呢?“让他供出托洛茨基分子斯拉勃钦科，供出柯列什科夫，让他招供他所从事的反革命活动。从1937年1月起，开始审问关于我、关于鲁哥沃依（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和洛加乔夫（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的情况”。“在侦讯员的办公室里，一审就是连续三昼夜、四昼夜、五昼夜。侦讯员异口同声地说，鲁哥沃依和洛加乔夫已经被逮捕，他们已经招供，侦讯员用枪毙威胁他，折磨他不许睡觉。他们没有获得令他们满意的供词，于是就在1937年3月17日将他投入单人特囚室。”“他在单人特囚室里过了22个昼夜。精疲力竭的、备受折磨的、勉强站着的他，被架进侦讯室。又重新连续三昼夜、四昼夜地受审讯。4月25日侦讯处处长奥西宁大尉提审。他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你不开口?不提供证词?畜牲!你的朋友们都在押，肖洛霍夫也在押。再不开口，我们就把你折磨死，把你像一堆烂骨头扔进死尸堆!’”审讯他时又不让他坐。开始他还能勉强站着，“后来就摊在地上，再怎么踢他、踹他，他也站不起来了……”。当侦讯员确信从克拉秀科夫口中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供词时，就把他送进罗斯托夫监狱。9月，又把他送到米列罗沃监狱。克拉秀科夫“如果不是及时被召唤到莫斯科，他很可能就死在米列罗沃监狱了。”（109-111页） 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从被逮捕开始，就被单独关押。审讯他的是侦讯员康德拉吉耶夫、格里哥里耶夫和玛尔科维奇。折磨犯人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小有不同。同样是连续几昼夜的审讯，让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使他双脚够不着地，强迫他坐46个小时，不准站起来”。还“往他脸上吐唾沫，往脸上扔烟头”。让“他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进单人特囚室”。有一次，一个侦讯员半夜里来到牢房对他说：“反正你不能永远不开口!我们强迫你招供!你在我们手里。党中央批准了逮捕你的命令吗?批准了，也就是说，党中央知道你是敌人，而对敌人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你不开口，不供出自己的同伙，我们就打断你的双手。双手长好了，我们再打断你的双腿。腿再长好了，我们就打断你的肋骨。让你尿血、拉血!你会满身鲜血地爬到我的脚下，求我恩典，求我让你死。那个时候，我们再打死你!然后写个报告，说你断气了，把你扔进土坑。”（111-112页）? 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同样经受了这一切。侮辱他，践踏他的人格，骂他，打他。连续八昼夜审讯，然后又把他放进单人特囚室七昼夜”。后来，“他从单人特囚室不是被架出来的，而是抬出来的。他的左脚残废了。审讯了四昼夜。在单人牢房躺了三小时，接着又抬去连续审讯了五昼夜。他不能坐，不停地从椅子上摔下来，他请求沃洛申侦讯员允许他半躺在地板的条布上，可是沃洛申不准他躺在那里。他在地上睡了将近一个小时，又被弄起来，重又拷问了他四昼夜，对他进行诱供。马尔科维奇侦讯员对他高声喊：‘你为什么不谈肖洛霍夫?他也在我们这里关押着，死死地关押着，反革命的笔杆子，你还掩护他!’还打他的嘴巴”。在第四个昼夜里，洛加乔夫终于签署了侦讯员为他编造的并向他宣读的东西。洛加乔夫说：“到了这步田地，准确地说，把我弄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让我签字说我当过罗马教皇，我也会签字，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快点死。”（109-113页） 肖洛霍夫这六封信，其中1937年6月19日、10月5日、10月7日三封是请求紧急会见斯大林的。斯大林虽然1937年9月25日、10月7日两次会见了他，但在维约申斯克区并没有停止对肖洛霍夫的迫害。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这封一万多字的长信，我们读来可以说是“暗无天日”“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斯大林读了，只是随手写上“交叶若夫同志”。“叶若夫”何许人也？叶若夫（1895-1940）1935年2月任联共（布）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36年9月起接替亚戈达，同时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第一个俄罗斯族克格勃头目。他上任即开始大清洗，被西方称之为“叶若夫恐怖”时期。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现在已经知道叶若夫就是企图迫害肖洛霍夫的人之一，只是碍于斯大林和肖的关系，不好明目张胆地下手。1938年10月31日，斯大林在接见维约申斯克人时问当地的内务部人员科甘，是否有人向他布置了诽谤肖洛霍夫的任务。科甘回答说，他是从格里哥里耶夫那里接过这项任务的，并说关于这项任务，他同叶若夫进行过协调，但叶若夫当场连连否认，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至此，肖洛霍夫才算逃过一劫，免死于大清洗中。 文章写到这里，还应交代一句。关于肖洛霍夫这个人物，对其作品及其人，在整个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究竟作何评价，好像还没有定论。如对《被开垦的处女地》，有人说是歌颂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有人说它绝非赞歌，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人祸”的真实记录。但不管怎么看，肖洛霍夫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角色，我以为是应该肯定的。至于他40年代以后与权势媾合，对“持不同政见”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态度，就不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吕嘉健 一 我离开中国以后，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两个问题：为什么要移民？你对于失去的权益后悔么？ 我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重新获得一些在别处生活的经验和见识，我想在世界之中重新发现我自己，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学习和经验我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将我从书本上获得的智识转化成一种活的感受。果然我打开了我的心性视野，update了我的整个头脑，改变了视角之后我学会了反思。我看智慧重于金钱，再说我对在原地踏步做的事情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再有任何令人兴奋之处。 其实当时我深知我的移民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前景，当时仅仅记得一句话：“中年移民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到澳洲后，很快就听到当时澳洲的移民部长安德鲁说：“移民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个过程。”后来更深切体会到那句话端的不是空言。 今天我对这耐人寻味的关键词“过程”的理解就是“渐入佳境OR NOT的转变”。它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身份认同的转变，看待问题和事情之视角的转变，还有融入主流文化的转变。 作为移民来说，会从秉持着原住国的文化身份与思想方式，过渡到入乡随俗、逐渐学会运用移民国的价值观来看问题，这样就会逐步具备一个包含或融合双重价值观的精神结构。只要你的观察视角多样化，善于调整单一立场，在比较之中，学习掌握更开放的视野思考问题，为了公正和平等，你会愿意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和兼备根性与殖民性的思想来看待一切。我发现，进化了的移民更讲道理，更有现代性。你会既从自己看世界，也会从世界看自己。—— 不过我同时发现，中国移民整体来说，在转变方面表现得不那么出色。 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历史至今天，是一个极少移民进入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个缺陷。基本同质、同源的人口结构所构成的社会，会变成一种思想老化和精神单一的集合体，习惯于高度统一，更喜欢中央集权和天下一家，不接受分权和自治。其内部没有世界不同文化的多元化冲突，则缺乏作为反对派存在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式的个人主义文化人格，从而缺乏自我更新的激素，也会失去对外部世界的包容性。这个心性带来的一个固执便是：只愿意从中国看世界，不需要从世界看中国。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太多人，历史和文化过于久远绵长，太大一統，那么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呢？使到一般的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固我”之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即使作为移民，中国人只是把家搬了一个地方而已，用一句中国人熟悉的成语来表达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种状况美其名曰是“对老家的忠诚”，坦率而言是“对发达世界贪图现实的功利”。吃着、占着东家的，不为东家的宪政输诚，这是对历史的依恋和对当下处境的背叛。从自我的精神质量来说，依然保留着过去单一的价值观底色，这是保守的另一种特征。 整体而言，中国人既开放，又依然相当保守。虽然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很少，但是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没有固置的障碍；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很多，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和智慧的空间相当狭窄，心中只有“中国”和“中央”的观念，还没有同时养成用世界眼光看问题的习惯。中国人习惯“从中国的立场看世界”，而西方人的惯例是兼顾“从世界的立场看自己”。这是根本的区别。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美食世界第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习惯开口就说中国菜最好吃。其实平心静气地了解事情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美食，没有这个概念。说到趣味无可争辩，美食之美是对享用者而言，他从小习惯的和醉心的食品就是美食，各花入各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例如说澳洲人最喜欢的是围炉啤酒BBQ，我想全球人民都会盛赞澳洲的牛羊肉吧，但是澳洲人不会说澳洲美食世界第一。澳洲还有龙虾、雪蟹、大虾等等精品海鲜呢，你让他们放弃虾蟹牛羊去欣赏佛跳墙和满汉全席？想都别想。我看过无数的烹饪节目，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陶醉于自己的菜肴，各地域、各民族都有自己很出色的美食，对于他国、他民族的佐口，偶尔尝个新鲜罢了，持开放性的立场。——这是一个并不矛盾的观念：最喜欢自己传统的美食，但不说自家烹饪世界第一，会适时地品尝异域各种有趣的美食。从世界的立场看自己的极品，知道这仅仅是太仓一粟罢了。 从美食联想到文化，道理一样。我的意思是：人不排除适当地自恋，然而更需要时时看过他者之后再来重新反思评估自己；从全球看自我，知道自己的斤兩、位置和应取的份额；从自我看全球，以同情之心获得平等的立场。在此基础上谈判合作。“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有普世价值观则不会意、必、固、我，自然会有妥协之心，有智慧者则由此“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人传统的目光一直都是向内看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之外皆王八！这个问题在今天格外重要：今天中国强势走向世界，改变了韬光养晦之政策，大家都急不可待地看着扬眉吐气和民族振兴的一天之到来，国家老大也说过，现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了！可惜这个引导，弄得许多人沾沾自喜于世界第一的感觉，其实真正的水深在哪里，关键时候的较量又在哪里，一头雾水哪。如果一国民众被冲昏头脑不知道在振兴的过程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则总是与世界发生冲突而永远只会归因于他者。封闭的时候从固置的自我看世界犹自可，在立体竞争的全球化时代，还是继续从自己的立场看世界，就没法理解别家的和公共的立场，看不清整体大势，变成不讲理和不遵守国际惯例也不自知了。这是今天极大的问题。—— 人走出去了，思想还在原地不动。 再举例子来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西方鼻子已经翘到天上去了，看到欧洲城市老化，街道狭窄，就不无鄙夷地嚷嚷，比咱北上广差了多少层次了！我们二线城市的景观也可以跟紐、伦、巴媲美。西方不就是一大农村么？这是一种言论。另外一种想法是，今天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常态就是不带钱包，不带信用卡，就可以完成生活中所有的支付，这在美国许多地方都还无法实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人的钱太多了，为什么就说西方是富国，咱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呢？这个地位要倒过来！还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聊天就是，我们在南海建岛，在非洲扩展，在西方收购他们的资产，我们准备控制那些海域，支配他们的资源，将来把国际航道封锁了，重新改写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历史，现在暂时还和美国平分天下霸权，很快就是我们说了算了，等等。 这种眼光就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说的：“‘世界的中国’”意指把中国置于世界全局，找到坐标，自我定位。‘中国的世界’则指以我为主，着眼中国利益和战略目标，去塑造世界的未来。（苏格：我们如何看世界，听听国际问题专家怎么说，新华社，2016年04月16日）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则这样说：“鸦片战争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看世界目光主要盯着西方发达国家，心里主要想着如何比肩、超越。在新形势下，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首先是‘立于’中国看自己；其次是‘迈出’中国看世界；再次是看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在看我们的过程。”（同上） 这些中国智库说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在打量整个世界，中国要重新安排世界秩序，至于世界看我们，就是“世界期待着中国”！王义桅说，“中国现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在摆脱过去历史悲情的同时，更需要跳出认识的局限和束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的责任感。”言必称“中国”，而没有世界立场的大国其实成不了强国。 我想这无论如何都是另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没有任何智者和成功者考虑问题总是从自己看外界的单一角度来自我激动的。智库们口口声声都是“中国的大战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居于世界秩序的立场反思自己的视角！没有从世界既有格局和制度规则看待自我融入与合作的思维。 遵照既有的世界规则逐渐融入与合作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漫长过程，而不是一冲出去就想改变既有格局的挑战架势。有两种进入新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强势挑战，一下子使自己成为人人的敌人；另一种是在其中逐渐成为有智慧和贡献的影响者，为世界大家庭带来新的活力。首先需要将既有合作方式娴熟掌握了，成为其中的专家、大家庭的一分子，成为世界制度和规则富有创造性的领头羊。这个过程是逐渐在广大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地贡献自我优质的正能量，并不是仅仅凭着有钱而争夺话语权的思维。 走到世界之后，为什么最需要“从世界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看世界”？因为对中国来说，首先是去掉一直挥之不去的怨恨报复心理，这个积怨心理已经压抑了一百多年，从自己看世界，就是脱不掉从固有的怨恨心态看问题的潜意识。仇恨是一剂毒药，积怨加不服气，会使一切事情都变质。从世界看自己，会看到世界不再是过去粗糙野蛮的丛林时代，特别会看到在西方以及多元现代化的世界里，有一个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化的内在惯例和思维惯性，这个惯性已经成为大世界中很多人的文明心性。即使是多数进入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族群，也在根子里很接近西方文明铸造的现代化。理解他人是合作的前提。 这是在校正差距，以普适规则看自己，发现自己不合适的地方，反思是什么原因，努力进化。你必首先属于世界，才能让世界认同你。认同可以产生和谐和默契，如果不能认同，一定会总是在冲突中受到很大的限制，代价很大，且不说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了。为什么不能认同呢？有些人和民族是不愿意认同普适规则的，即使在世界中央，他还是要“从自己看世界”，要求世界适合我，在他而言，特色比普适重要。这有可能是“自我过度强大”，有可能是“自我仍然封锁”，转身很难。 二 关于挥之不去的封闭性，我尤其看重的是普通中国人看问题的思维心性，多数人的心性是最后决定整个国家民族价值观的影响力。我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我看本人故乡，整个省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一流的思想网站和智识分子圈内，几乎完全没有参与的热情和资格。我看过那么多的网站和大事、思想类的热门讨论，几乎没有广西精英的声音！而且我发现，广西人似乎不大浏览广西之外的互联网站。中国之大，只是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满足了，没有精力和兴趣关心本家之外的世界，遑论全世界？我想这种情况全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们可能有共同的心性。这个细节很有典型性，这是自足的保守狭窄，和自满的封闭和低层次，连从自己看世界的基本层次都做不到。 我想，智库们和普通人的思维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心性，这样的心性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观念。心性的半径有多大，思想的边缘就有多大；心性的逻辑方向是怎样的，他们的思想就只能走到哪里。而且价值观情感总是左右着人的理智。 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在一个信息社会里，我们可能还是生活在一个农村社群的心理环境之中：我们只与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且我们熟悉的亲朋好友乡亲同事圈子已经足够丰盛，我们无暇应对更广大的外围信息。圈子本身的固置决定了我们精神层次的固置：即使我们参与讨论世界局势，但是我们却是用小家子气的自我精神尺度来幼稚地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单一地“从自己看世界”的后遗症。 由此发现：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自我日常经验的反应式之中，我们缺少的是超越性的思想；我们依然只有狭窄而热闹的熟人社会生活，但是我们缺少思想精神生活。物质过度充塞我们的心灵固然是一层障碍，而过度熟悉而实际的人事关系圈子也会阻塞我们思想的超越性。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实际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范围只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圈子等同。 这种状况生成了我们“只能从自己看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认知图式，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全球化，全球化天天在冲击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无数刺激性的信息在冲击着我们的感官和大脑，但是你的观察范式和思维方式却在被固置中没有获得进化。一个人的感知方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他的精神能力。为什么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人们会具有更全球化的反应方式和精神层次呢，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全球化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圈子的质量决定着他们的信息品质，同时决定了他们所担负着的事业使命，决定了他们关注主题的重要性。当你和来自全球的移民或者走遍天下的精英们一起共商事务之时，你同时使用着“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这就是说，从自己看世界这个“自己”可能是一个“小城心态的自我”，也可能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中的世界公民的“兼容并包的自我”。即使你每天都关心世界大势，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城心态的自我”，那么你只会更多地采取“自卑情结”进行防卫，或者用自恋情怀对优质的他者加以拒绝。越是小地方的人越会被实际经验制约，越是如此他们越是缺乏通过高级阅读和深度思考来更新自己精神世界的压力和冲动。 即使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从传统文化过来的社会依然有强大的制约力，有很多人依然在一个固置的熟悉的小圈子里保持着自我的优越感，习惯了只是在经验范围和传统心性中按照熟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工作，这种人同样会是大城市中的“小城心态的自我”。他们主要的思维方式也是仅仅从自己看世界，不习惯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阿德勒《自卑与超越》，P49） 有一种典型的情境值得分析：当遇到强大的外来挑战时，从自己看世界的心性方式也会产生自卑情结。阿德勒说：“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又说，“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 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故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不是在于解决问题。阿德勒说，这种态度在对公共场所怀有恐惧症的案例中，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自卑与超越》，P48） 阿德勒讲述过一个故事情境，以象征自卑感的三种表现方式：有三个孩子被带到动物园去，当他们站在狮子笼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在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抖动的声音说道：“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不能向他吐口水？”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依他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感觉。（《自卑与超越》，P46）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除了躲避、口头勇敢之外，吐口水的方式也是表示自我保护，在害怕之下可能会表现出逆反心理。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优越感，并没有调整自己的心性来获得一种冷静的平衡。障碍始终还在自我的心理，因为被自我的恐惧完全笼罩住以后，失去了从周围环境看待自我的能力。 归根结底，从自己看世界还是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的思维方式表现了人们精神能力的本质心性，在这个世界上，有时是环境促进动机，有时候是目的促进行动，有时候则是“能力”决定目的和动机。有能力者才会做与此等能力匹配的事情。能力同样是“禀赋效应”。 长期在一个自足-满意的内向环境里固置生活的人，为了保持优越感，便不想向外发展，一旦进入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和环境里，强大而迅疾的挑战性会接二连三地毁掉其优越感，而导致他内心里充满了自卑情结。但是一旦他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能力时，他可能还没有改变其禀赋习性，走到外部世界时，还是习惯了从自己看世界的心性，归根结底无法与人合作。 总是从自己看世界会在过度自尊的外表下掩藏着自卑，不愿意接受广大世界普世价值的观察方式；从世界看自己才可能产生超越感，视野开阔才不会固我，不会小家子气。这是一种世界观的认知图式，是在潜意识里主导我们的意识观念的。 总之，任何人都会首先从自己看世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自私本性。然而一个民族中越多的人们同时采用从世界看自己的范式，整体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会比较理智，则这个民族才会兼容并包，善于合作。只有当你的思想和想象力抚摸过更大的世界，你才会变得豁达和通畅，消解掉仇恨心，善解人意，超越早期历史经验和狭小环境的局限性，置换一个不断更新的头脑，这样的人们才会获得公共理性。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