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代的肖洛霍夫

文：向继东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利”。（《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一版，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旱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19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发在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 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给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作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的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G.C.党员们，在动用****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有强令妇女夜间陪宿的；有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坑上拷问的；还有往女庄员们的脚下和裙子上倒汽油，点着火审问的；还有把一个女庄员扔进坑里，埋上半截，审问“粮食藏哪里去了”的；还有强迫一个体农民开枪自杀的（这个农民不知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有被拖出假枪毙的……真“像在中世纪一样，对人进行刑讯拷打”（60页）。

肖洛霍夫列举了维约申斯克镇一组有力的数字：全镇有农户13813户，总人口52069人；而被政治保卫局、民警、村苏维埃逮捕关押的人数达3128人，其中判处死刑52人，受到人民法庭审查或根据政治保卫局人员命令受审查的2300人；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农户1947户，罚款没收粮食和牲口的3350户，赶出家门的1090户。肖洛霍夫说，地方官员们“曾经正式地和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子里、在地窖里、在街上和在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事先告知，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集体农庄庄员被受冻孩子的哭声所打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这1090家农户，在摄氏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里、在用来堆放谷糠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律，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从住屋赶出的集体农庄庄员轰到街上来。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冻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烂的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62页）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恐怕都会双眼发涩。

斯大林读了肖洛霍夫的信，给他发过两份电报，写了一封信。信是1933年5月6日写的。斯大林信说，“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为了审理案件，什基里亚托夫将前往你处，前往维约申斯克区，我请您对他给予协助。情况确实如此。”我想，尽管当时苏联是实行消息封锁的——并且封锁得很成功（连东方的鲁迅先生也被骗了，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做了全面的辩护），但斯大林决不会是读了肖洛霍夫的信才知道这真相的。当时斯大林倾全力在追求国家工业化，他是铁了心让农民做铺路石的。于是，他笔锋一转说，“但这并不是全部，肖洛霍夫同志。因为您的信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对此我想给您写几句话……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摧毁敌人，无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滑到暴虐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了一个方面，看得并不坏。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散文，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应该学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恰恰是你们区的（也不只是你们区的）尊敬的庄稼人，在‘耍滑头’（暗中破坏！），他们并不反对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这一暗中破坏活动是和平的，从外表上看，无可指责（不流血），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汉们在实质上是向苏维埃政权宣布了‘和平的’战争。以饥饿宣战……当然，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替您所叙述的我们的工作者所犯的种种不法行为来辩护。对这些不法行为负有罪责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有一点却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尊敬的庄稼汉们并非是从远处看可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天真无邪的人……”（38-39页）细读斯大林的信，就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尽管承诺要“惩处”“负有罪责的人”，但他并不同意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描述，并批评肖洛霍夫的信“是清一色的政治”。至于斯大林为何不迁怒于肖洛霍夫，恐怕欣赏肖洛霍夫“具有巨大的艺术才华”（斯大林语）以及肖氏本人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斯大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号称“消灭了富农”的农业集体化后，斯大林又在全苏开展大清洗。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党内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当时的斯大林们认为，“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克格勃全史》152页）因此，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和有野心的人，或告密，或诽谤，或趁机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对手，以致干出种种罪恶滔天的勾当。今天我们从《克格勃全史》、《斯大林秘闻》、《我这代人的见证》以及《古拉格群岛》等书中也可略知一二。据统计，仅1935-1940年就有1700万人被捕，其中700万人被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也不例外，不少人被关进内部监狱，遭受种种折磨。连受到斯大林赏识的肖洛霍夫也被列入逮捕的对象，大肆抓捕肖氏的亲友，刑讯逼供，以获取有用的材料，证明“肖洛霍夫是富农作家，是反革命的哥萨克的思想家”。同时，当局还向斯大林写信告“阴状”，说“肖洛霍夫至今没有交出《静静的顿河》第四部，也没有交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他的“《静静的顿河》第四部300页打字稿，鞑靼村遭破坏，达丽亚和娜塔莉亚死了，整个300页贯穿着破败的和某种无望的总基调，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对英国人)和对将军们的愤怒，在这种灰暗的基调下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叫人难以消受的”。“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否想到，区里的敌人就在你的周围活动，你不写书，有利于这些敌人?现在你不写，也就是说，敌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肖洛霍夫脸色变得苍白……”（82-84页）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侦查机关围绕他（肖洛霍夫）进行了敌视他的间谍活动。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枪口对着被他们逮捕的人，挖掘假材料，证明他，肖洛霍夫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危急的关头，肖洛霍夫毅然挺出来，一面为自己辩诬，一面把当局的种种非法行径向斯大林反映。他在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这一年时间里，给斯大林写了六封信，如实反映了发生在身边的“大清洗”。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致信斯大林说——

维约申斯克区人民委员会征粮特派员“克拉秀科夫经米列罗沃被送往罗斯托夫，关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办事处的内部监狱，1936年11月23日被捕，11月25日开始审讯。第一次审讯连续进行4昼夜。”（109页）在96小时的审讯里，只让他吃过两次饭，可一分钟也没让他睡。侦讯员向他问了些什么呢?“让他供出托洛茨基分子斯拉勃钦科，供出柯列什科夫，让他招供他所从事的反革命活动。从1937年1月起，开始审问关于我、关于鲁哥沃依（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和洛加乔夫（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的情况”。“在侦讯员的办公室里，一审就是连续三昼夜、四昼夜、五昼夜。侦讯员异口同声地说，鲁哥沃依和洛加乔夫已经被逮捕，他们已经招供，侦讯员用枪毙威胁他，折磨他不许睡觉。他们没有获得令他们满意的供词，于是就在1937年3月17日将他投入单人特囚室。”“他在单人特囚室里过了22个昼夜。精疲力竭的、备受折磨的、勉强站着的他，被架进侦讯室。又重新连续三昼夜、四昼夜地受审讯。4月25日侦讯处处长奥西宁大尉提审。他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你不开口?不提供证词?畜牲!你的朋友们都在押，肖洛霍夫也在押。再不开口，我们就把你折磨死，把你像一堆烂骨头扔进死尸堆!’”审讯他时又不让他坐。开始他还能勉强站着，“后来就摊在地上，再怎么踢他、踹他，他也站不起来了……”。当侦讯员确信从克拉秀科夫口中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供词时，就把他送进罗斯托夫监狱。9月，又把他送到米列罗沃监狱。克拉秀科夫“如果不是及时被召唤到莫斯科，他很可能就死在米列罗沃监狱了。”（109-111页）

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从被逮捕开始，就被单独关押。审讯他的是侦讯员康德拉吉耶夫、格里哥里耶夫和玛尔科维奇。折磨犯人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小有不同。同样是连续几昼夜的审讯，让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使他双脚够不着地，强迫他坐46个小时，不准站起来”。还“往他脸上吐唾沫，往脸上扔烟头”。让“他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进单人特囚室”。有一次，一个侦讯员半夜里来到牢房对他说：“反正你不能永远不开口!我们强迫你招供!你在我们手里。党中央批准了逮捕你的命令吗?批准了，也就是说，党中央知道你是敌人，而对敌人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你不开口，不供出自己的同伙，我们就打断你的双手。双手长好了，我们再打断你的双腿。腿再长好了，我们就打断你的肋骨。让你尿血、拉血!你会满身鲜血地爬到我的脚下，求我恩典，求我让你死。那个时候，我们再打死你!然后写个报告，说你断气了，把你扔进土坑。”（111-112页）?

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同样经受了这一切。侮辱他，践踏他的人格，骂他，打他。连续八昼夜审讯，然后又把他放进单人特囚室七昼夜”。后来，“他从单人特囚室不是被架出来的，而是抬出来的。他的左脚残废了。审讯了四昼夜。在单人牢房躺了三小时，接着又抬去连续审讯了五昼夜。他不能坐，不停地从椅子上摔下来，他请求沃洛申侦讯员允许他半躺在地板的条布上，可是沃洛申不准他躺在那里。他在地上睡了将近一个小时，又被弄起来，重又拷问了他四昼夜，对他进行诱供。马尔科维奇侦讯员对他高声喊：‘你为什么不谈肖洛霍夫?他也在我们这里关押着，死死地关押着，反革命的笔杆子，你还掩护他!’还打他的嘴巴”。在第四个昼夜里，洛加乔夫终于签署了侦讯员为他编造的并向他宣读的东西。洛加乔夫说：“到了这步田地，准确地说，把我弄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让我签字说我当过罗马教皇，我也会签字，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快点死。”（109-113页）

肖洛霍夫这六封信，其中1937年6月19日、10月5日、10月7日三封是请求紧急会见斯大林的。斯大林虽然1937年9月25日、10月7日两次会见了他，但在维约申斯克区并没有停止对肖洛霍夫的迫害。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这封一万多字的长信，我们读来可以说是“暗无天日”“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斯大林读了，只是随手写上“交叶若夫同志”。“叶若夫”何许人也？叶若夫（1895-1940）1935年2月任联共（布）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36年9月起接替亚戈达，同时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第一个俄罗斯族克格勃头目。他上任即开始大清洗，被西方称之为“叶若夫恐怖”时期。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现在已经知道叶若夫就是企图迫害肖洛霍夫的人之一，只是碍于斯大林和肖的关系，不好明目张胆地下手。1938年10月31日，斯大林在接见维约申斯克人时问当地的内务部人员科甘，是否有人向他布置了诽谤肖洛霍夫的任务。科甘回答说，他是从格里哥里耶夫那里接过这项任务的，并说关于这项任务，他同叶若夫进行过协调，但叶若夫当场连连否认，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至此，肖洛霍夫才算逃过一劫，免死于大清洗中。

文章写到这里，还应交代一句。关于肖洛霍夫这个人物，对其作品及其人，在整个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究竟作何评价，好像还没有定论。如对《被开垦的处女地》，有人说是歌颂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有人说它绝非赞歌，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人祸”的真实记录。但不管怎么看，肖洛霍夫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角色，我以为是应该肯定的。至于他40年代以后与权势媾合，对“持不同政见”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态度，就不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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