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让我们听听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朱光潜先生给青年们的读书建议吧。 谈 读 书 文 | 朱光潜转自| 公众号“东郊国书房” 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工夫吗？ 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弗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 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孙中山 《建国方略图》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 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们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 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 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史记》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 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去在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味。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 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明 蒋蒿 《渔舟读书图》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 许多人尝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汉书》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 你大约还记得北京《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欢喜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品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 (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 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幽尔汎的《八十日环游世界记》和《海底二万浬》,德孚的《鲁滨孙漂流记》,仲马的《三剑侠》,霍爽的《奇书》和《丹谷闲话》,金斯莱的《希腊英雄传》,法布尔的《鸟兽故事》,安徒生的《童话》，骚德的《纳尔逊传》,房龙的《人类故事》之类。这些书在国外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地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在中国书里，我最欢喜 《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 溪兹、雪莱、考老芮基、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李耳王》和《奥塞罗》哥德的《浮土德》，易卜生的戏剧集，屠格涅夫的《新土地》和《父与子》,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的《布华里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如果我应北京《京报副刊》的征求，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凑成“青年必读书十种”。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 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地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而自己又没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 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明 吴伟 《树下读书图》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 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 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吧？下次谈别的问题，我当力求简短。再会！ 你的朋友，光潜。 摘自：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 对日本文明转型的基本判断 1996年左右，国内一本知名杂志刊登了日本一位著名汉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小日本与大中华”，他分析这两个很有趣的概念。日本并没有抱怨中国人怎么一直叫他们“小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地位还没有达到世界前三位的时候，跟日本还有相当差距，日本当时是绝对的GDP世界第二，但是有的中国人依然叫他们“小日本”。许多人一直有点瞧不起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对于日本，我有两个大的判断。 第一个，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是他们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成功经验。自上世纪现代化理论流行以来，其实现代化理论的区域性反映就只在竞争一个命题——在原生的欧洲和次生的北美之后，全世界究竟哪个区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第三区域？在一次讨论会上，我没有举日本，因为我认为它不能代表一个区域，我举了南美和东亚。但实际上，如果将日本看为一个区域，那么可以说在第三区域毫无疑问只有日本完成了现代化。在此外的地区，南美在现代化转型中夭折了，亚洲四小龙在某种意义上也夭折了，亚洲四小虎也夭折了。在这点上，日本可以说是现代文明对接传统文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最堪为中国典范的国家。当然，成功之外，它也有它的教训。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个大的判断是，日本人在现代文明的自身建构上发展非常迅速。且不说其农业向工业的转化，我去日本参观丰田博物馆后非常感叹，因为它的第一个展馆，跟我们的江南一带（指唐宋以后的江南）一样，有非常发达的手工纺织机作坊，那里陈列着一大排一大排各种纺织机，经线、纬线交织的那种手工织布机械……但参观到最后会发现，丰田拥有非常自动化的生产线，比如汽车可以在现场压模具，参观者按一个按钮，钢板一进去，不久就出来一个成形的汽车外壳。当然我们类似的博物馆也有很多，但基本上参观者不能手工操作。可以说，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时，感受是非常震撼的——中日原来同样都是农业国家，同样转型时间不长，为什么日本发展的那么好？ 除以上两点外，我还要特别说一下日本在科学文明上的发展，日本现在雄居世界科技文明的前列。2001年日本人提出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在其时基本上遭到我们嘲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十几年过去后，日本现在已经拿到了18个诺贝尔奖。因此，同样是东方的诗化文明，但日本已经转化为有精确知识的科学文明。 对日本文明的两点误读 就民族情感而言，一方面，日本跟我们世代友好；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原因（日俄战争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加之日本的直接侵华战争），我们对日本非常地愤慨，我们确实有理由对日本表示反感。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日本文明何以能够如此成功？ 我对日本文明完全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关注日本的政治思想史，仅就此而言，我觉得对日本文明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的误解是必须要纠正的。 第一，我们老说日本文明因为根基不深，是学习型文明，因此转型转得快。而中国是宗族型文明，渊源深厚，因此我们文明转变得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一个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通过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将之变成自身的主体文明，做得到学习、甄别、接收、创造和新生，那么就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随时能够改变的学习型文明。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再生和创造能力的精深文明。 第二，我们在总结日本的现代文明转轨时，常常又太看重它的军国主义面相，以为日本完全是靠军国主义来振兴国家的，是军国主义让日本在迅速而短暂的华丽转身中，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化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不可能这么简单草率地就能从一个文明转向另一个文明，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军国主义走向现代文明。 在传统日本成长的晚期，军国主义确实占据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所谓的昭和时代前期（在这个时期，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成长很快）。按照丸山真男这样一批二战后被视为中右（严格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是非常亲和的）的日本思想家的总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在自身成长中遇到困难后产生的一个副产品。 在现代文明转型中，军国主义有两个非常复杂的面相： 一方面，军国主义带有强烈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修饰，日本人认为它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代表着亚洲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日本人对日俄战争的自豪之处，就是这代表了被压迫的亚洲国家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主义。由于中国长期批判日本的侵略，所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话语面相搞忘了。可以说，日本人历来是把自己放在被压迫的位置，而来张扬它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另一方面才是国家要现代发展，国家要追求强盛，要通过军事和战争手段让国家真正雄居世界前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日本的崛起只放在军国主义平台上来理解就有欠准确。中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很容易就把日本仅仅放在军国主义的平台上审视，以我们对日本的怨恨记忆来理解日本。 日本文明何以发展至此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看日本，我觉得在现代文明的转向上，日本起码有三个重要的经验。 第一，强迫打开国家大门的外来势力并不见得是要完全排拒和仇恨的对象。对日本来说，1853年也是悲痛记忆之年。佩里将军威胁日本人说，像他这样率领的舰队在美国本土多得很，甚至说有万千艘军舰可以来“伺候”你们。这把日本人吓坏了，认为美国几艘军舰就可以那么强大地轰开日本国门，因此如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中国一样，也被迫同美国签订条约，开埠通商等。但在今天的横滨市，日本竟然有专门的纪念馆纪念佩里将军的黑船来航，感谢侵略者打开了国门。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感谢是因为侵略者客观上打开了国门，而不是感谢侵略者的侵略行为本身。 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对现代文明具有区分能力：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美国人的行为确实损坏了自身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悟到，如果不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日本的国运可能从此逆转。佩里来航对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894年跻身全球第二波（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是原创的英国，第二波是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和北美的美国）三个现代化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产生了强大动力。 第二，作为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日本有筛选和学习外来文明的再生能力。在古典时期，就一般的理论文明或者说精神文明来讲，日本人的确是引介了我们的儒学。所以日本的古典学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其发展水平也非常高。就今天而言，甚至包括整个宋明理学乃至于中国思想史，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从低端上说绝不比我们低，从高端上说，其精英跟我们最高水平的研究也是绝对可以媲美的。 今天作为现代化第三区域中最像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它虽身处于亚洲远东地区，但属于西方七国发达集团。然而若去日本看看就会发现，其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传统的各种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仪式令人感佩。最关键的是，日本不仅以主体精神来学习华夏文明，而且在佩里将军黑船来航前后，日本就已经开始一个脱亚入欧的过程。发达的兰学，加上开放国门通商，使得现代文明全方位地进入到日本文化中。如果我们敢说“中国没有历史”这种福泽谕吉式的话，那要被骂死的。但日本在脱亚入欧时，福泽谕吉就说“日本没有历史”。而福泽谕吉恰恰是日本人推崇的启蒙之父。所以说日本人能够痛下决心，作为主体民族来学习西方文明。即使放在西方范畴内，日本今天的文明发达程度也是最高的之一，我们不敢说它一定能超过德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说它超过法国、意大利是没有问题的。 日钞上的福泽谕吉 第三，日本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在我们的文明解读里，常常以为传统文明一转型就会死亡，而现代文明才能新生，这是五四运动中一批学者得出的过激结论。但日本人在迅速华丽转身、跻身西方文明最前沿时，并没有放弃传统，并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历史”，也没有因为要脱亚入欧，就把自己的传统文明放弃了。相反，作为现代文明，它的东方特色强有力地推动1890年代的第一次崛起，同时也是197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得以再次崛起的动力。 傅高义在《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中，就特别强调日本文明中的东方因素。比较管理的专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典型原因就是它的东方精神——第一，终生雇佣，这只在东方国家才可能发生；第二是节俭精神，日本把它化为工业设计的精神，那就是极限设计。就安全性能和产品精细度而言，日本的水平最高，但其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把东西文明融汇得非常好。从东方视角看，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儒家精神，当然也有武士道精神及各种日本传统的东西。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日本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向”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雅典卫城 尼克斯•卡赞扎斯基在《希腊行》中说：“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倾听，如何去爱，那么我们对于希腊的美景就不会只有无知的震撼。这里的风景有其姓名，它们与记忆紧密相连——我们在此受辱，我们在此荣耀；圣像上的鲜血从土里长出，风景立时变成丰盈且无所不包的历史，希腊朝圣者的整体精神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异邦人很难理解卡赞扎斯基这个现代希腊人的纠结心情。当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相信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都是古希腊人。” 的确如此！行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沉醉于一个连最小的悬岩都能让人联想到那里有神和英雄居住”的奇妙体验。而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gora（古市场）里徜徉时，我们期盼遇见的是伯里克利、克里斯提尼、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伊克提努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正是这些2500年前在一两个世纪里以奇迹般的方式麇集在这座希腊小城的天才们，造就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黄金时代，并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气质定下基调。在深受古典文化熏陶的异邦人心目里，希腊的精神世界似乎应当是而且永远是通体闪耀着理性、光明、和谐以及无尚的光荣，混乱和困顿从来与它无缘。 雅典古市场遗迹 然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希腊人来说，历史并没有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后戛然而止。他们不但生活在2500年前那个伟岸的背影中，同时还要面对和消化马其顿人、罗马人、斯拉夫人、法兰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弗罗伦萨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对他们身体的劫掠与统治，以及精神的同化和异化。这种重重复重重的记忆累积，让卡赞扎斯基绝难天真地沉醉于“神和英雄”的故事，因为古典时代那短短一两个世纪的光明不足以照亮此后漫长的混乱与黑暗。 而雅典则浓缩了希腊人所有的光荣与困顿。　　神和英雄居住的城市　　雅典的诞生是一个神话。 这里的山很低，天很近，神与人所以常往来。传说腓尼基人打算在阿提卡半岛的南端建城，海神波塞冬与智慧女神雅典娜闻风而至，竞相争夺保护神的地位和命名的荣耀。万神之王宙斯于是定下规则，那个能为人类提供最有用之物的神将最终获胜。波塞冬用三叉戟敲打地面变出一匹战马，雅典娜则用长矛变出了一棵橄榄树，前者代表战争与武力，后者象征着和平与富裕，腓尼基人踌躇再三，决定选择雅典娜作为他们的守护神。 雅典娜的庇护并没有为雅典人立即带来和平与富裕。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直到公元前6世纪，当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纵横捭阖，成为希腊人公认的领袖时，雅典只是希腊诸城邦中二流甚至三流的角色。甚至到了公元前51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还曾经好奇地问道：“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波斯人很快就有机会了解雅典人。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在马拉松平原上遭到雅典人的顽强抵抗，铩羽而归。10年后，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率领10万波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再次进犯希腊，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拼死抵抗仍以失败告终，波斯人继续向南挺进，很快兵临雅典城下，断续绵延长达十年的希波战争到了最后关头。大敌当前，雅典人被迫弃城入海，退守萨拉米斯岛，他们隔海相望波斯人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卫城上的神殿，尽管人人“怀着恐惧和沮丧的心情”，但还是下定决心与波斯人决一死战。 这是一场智慧对于武力的胜利。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派奴隶到波斯军中诈降，谎称希腊人将乘夜色从萨拉米斯湾的西面出口撤退，波斯人信以为真，遂遣主力战船前往堵截，结果在狭窄的萨拉米斯湾中自乱阵脚、挤作一团，希腊人于是一举扭转战局。据称薛西斯巍然坐在岸边观战，清晨时分他曾清点过海上的万船千帆以及十万雄兵，可当夕阳西下之时，薛西斯只剩下悲叹之声：“他们在哪里呢？” 萨拉米斯战役 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经此一役，薛西斯心灰意冷，返回小亚细亚，并且一去不返。“现在希腊不再只有一个领袖，而是两个”，英国学者基托用史诗般的语言这样颂扬雅典的崛起：“这个尚处于少年时期的平静的城邦，如今同英雄的城邦斯巴达并肩而立，受到所有人的景仰。”　　雅典人的卓越与荣誉　　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希波战争中，至少有一个波斯人部分接近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薛西斯的堂兄弟，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当他听说希腊人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得的奖赏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时，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荣誉的确是所有希腊人最为看重的东西。不过特里坦塔伊克美斯不了解的是，雅典人看重的荣誉与斯巴达人大有不同。大约50年后，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初期，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演讲，比较了雅典与斯巴达的差异： “我们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城邦，我们不会由于害怕外人看到太多而定期将他们驱逐，因为在战争中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勇敢和胆略，而不是阴谋诡计。我们的敌人为了备战，从小就受到非常艰苦的训练；我们过我们的安逸生活，但面对危险我们信心百倍。事实上，没有其同盟的帮助，斯巴达从不敢单独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勇敢来自于天然的气质，而不是法律的强迫。因而，我们拥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我们无须基本的艰苦训练，二则当考验来临时，我们同他们作的一样好。我们热爱艺术，但不作过度的炫耀；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 伯里克利的这番言论无疑有其修辞学上的夸张，但他描述的图景基本真实，实则，他本人就在实践着这样的文明理想。 关于伯里克利，有这么一件让人心驰神往的逸事：大约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夜幕降临之时，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伯里克利目睹少年俊美的面庞，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他从来认为那个形容颜色的词选得不合适，他更喜欢另一个诗人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我们很难想象斯巴达人会在温泉关战役前夜，在餐桌上进行优雅玄妙的文学讨论。斯巴达的公民从出生起就要接受拣选，病弱的孩子要被抛弃，强壮的留下接受战争的训练，文化教育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情。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斯巴达人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是此生最大的荣誉。雅典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习惯去“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物”。雅典城邦的男性公民会在战争来临时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但平时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匠、建筑家、诗人或者哲学家。雅典人从不认为战争是一件好事，然而又务实地承认战争是必要的，就好像他们从来不认为战死沙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并不妨碍他们会为了公共的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赴死。 古希腊文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arete，后世把它翻成“美德”或者“德性”，其结果是“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因为美德或者德性是一个评价道德的词汇，但在古希腊文中，arete“被普遍地运用于所有领域中”，最为合适的翻译应该是“卓越”。当“卓越”一词被运用到人的身上，“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 人因“卓越”而获得“荣誉”。当伯里克利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精确性，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他的“卓越”令人目眩，因为他全方位地实现了人在道德、心智、肉体和实践的潜能。相比之下，斯巴达人企图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战争机器，虽然不乏英雄主义的特性，但依旧是对“卓越”的狭隘理解。也正因为此，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雅典人获得的荣誉最终要远多于斯巴达人。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　　雅典帝国的兴　　希波战争后，雅典迅速步入一个生机盎然、元气充沛的黄金时代。 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自感高贵。基托说：“那些目击这场胜利的雅典人，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得知，梭伦如何使阿提卡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走向富裕，同时奠定民主的基石；他们自己亲眼看到庇西斯特拉图将粮种借给穷人，并使平静的雅典逐步成为颇受其他希腊人注目的城邦；中年时，他们看到了僭主制的消亡以及一种新的自由制度由克利斯提尼一手建立起来。”而今，雅典人又在萨拉米斯战役亲身证明了自由和理性要比专制和恐惧更强大。 从公元前467年到公元前428年，雅典迎来了长达四十年的伯里克利时代。斯时的雅典自信而博大，吸引着最具才华的希腊人来此汇聚，这些以集体形式涌现出来的天才为此后2500年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石，以至于诗人王尔德感叹说：“实际上，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于希腊人。” 作为十将军之一，伯里克利虽然貌似与其他九位将军分享权力，但通常都由他一人定夺大事。修昔底德对此的评论是“以民主的名义，行一人执政之实。”然而，雅典仍不失为一个民主的政体，因为伯里克利的权力必须要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来赋予，他之所以能够担任如此之久的公职，全赖他的卓越才能和公正品格。 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领袖之后，势力急遽扩张，雅典帝国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的重大决定：提洛同盟的总部与金库迁往雅典，直接受雅典支配，盟金实质上变为“贡金”。与此同时，他提议把盟金用来修复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卫城上的神殿，让雅典成为一个“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投票表决这个计划之初，多数雅典人主张把钱款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一己之私欲，伯里克利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 伯里克利终于如愿以偿。公元前449年，他委托建筑家伊克提努斯和雕塑家菲狄亚斯等人兴建供奉雅典娜的帕台农神殿，11年后主体建筑完工,雕刻工作则延至公元前432年才告结束，此时距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仅有一年时间。普鲁塔克赞扬这些建筑“给雅典带来了最赏心悦目的装点，也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惊异。”任何亲眼目睹过雅典卫城的人都不会觉得他在耸人听闻，哪怕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饱经炮火摧残和劫掠的残垣断壁。 雅典帕台农神庙 这是雅典最为辉煌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即将走向衰败的时刻，历史的起承转合总是如此富于戏剧性。　　雅典帝国的衰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火断断续续蔓延了27年之久，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被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战争的真正起因众说纷纭，一个流行但略显讽刺的观点是，雅典帝国正在逐渐丧失其至大中正的特性，对同盟者变得异常专横拔扈，结果导致斯巴达“自告奋勇跳将出来充当希腊的自由斗士”。 战争初期，雅典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辉煌将被终结。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那次传颂千古的著名演讲中骄傲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属于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业而忽视公共事业，因为连我们的商人对政治都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虽然他们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虽然由少数人制定，但是我们全体人民乃是最终的裁定者。” 今天看来，伯里克利的这次演讲有如天鹅之歌，既是对雅典伟大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礼赞，又像在总结陈词他个人的成就以及政治上的理想。 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降临雅典，城邦中约四分之一的生命被夺去，垂垂老矣的伯里克利亦未能幸免。战争仍在继续，局势几经起落，雅典虽有机会扭转乾坤，终因失去了伯里克利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以失败告终。据说雅典陷落之后，斯巴达人一度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就在暴行实施的前一夜，斯巴达人召开盛大的庆功会，席间有人背诵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诗歌，真不知是应该感谢欧里庇得斯的绝妙章句，还是要感谢斯巴达人血液里终究流淌着的古希腊精神。总之，在那一刻斯巴达人聆听着那美妙的、动人的诗篇，忘掉了胜利，忘掉了复仇，“他们一致认为一个能产生这样伟大的诗人的城市绝对不应该遭到毁灭。” 公元前399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第5年，此时的希腊政治正处于“混乱、乏味并且令人沮丧”的时刻。斯巴达人赢得了战争，但他们从未做好准备担当起希腊人的领袖，失败者雅典则陷入了极端的无序之中。令人扼腕的是，斯巴达人没有摧毁雅典的城市，雅典人却自行结束了伟大的黄金时代。这一年，重新夺回政权的民主派人士开始反攻倒算，他们找到70岁的苏格拉底作为靶子，以蛊惑年轻人和引进新神为由判他死刑。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中认为，“黄金时代随着苏格拉底之死而结束。雅典的躯体与灵魂都已经衰竭，只有用长期战争极度的痛苦败坏了雅典人的品格，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残酷地对待米洛斯岛，对米蒂利尼岛的狠毒裁决，将凯旋而归的将领集体处死，以及将苏格拉底献于一个衰亡信仰的祭坛上。”　　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化的世界　　漫步在今天的雅典卫城脚下，最让人侧目的风景之一是三三两两倒卧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矢志不渝地酣然大睡，只有亲身体会雅典阳光的炽热和清透，才会恍然大悟于犬儒主义（Cynicism）的词源为何出自古希腊文“Kynikos”（狗），以及第欧根尼为什么会对虚心拜访的亚历山大大帝出言不逊：“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而后者的反应也适足表现出一个来自野蛮民族的征服者对于文明的尊敬，据说他在扫兴而归的路上感叹：“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么我宁愿是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对雅典的尊敬比对第欧根尼尤甚。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后，旋即挥兵北上多瑙河，不久雅典城内盛传亚历山大战死，希腊人蠢蠢欲动准备独立，亚历山大闻讯暴怒，掉转马头南下，一举扫平了希腊北部城邦底比斯，将其夷为平地，子民则贩为奴隶。然而他却原谅了雅典的背叛，不仅如此，他还将亚洲之战的许多战利品奉献给雅典卫城，把波斯国王薛西斯掳走的雕像运回雅典，并在一次艰苦的战役之后说：“啊！雅典人呀！你们相信为了得到你们的赞美，我曾历尽艰险？”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此后再未踏入希腊领土半步，但是他对希腊的崇敬之情却从未消减，马其顿铁蹄所到之处，希腊的建筑、戏剧、哲学乃至习俗风化也落地生根。亚历山大在东征的12年里共建立了70多座希腊式的城市，而且多派遣希腊人而非马其顿人屯戍，因为亚历山大希望当地的土著居民习惯于城市生活并竭力模仿希腊文化。亚历山大本人在东征期间，一直让亚里士多德的侄儿随侍左右，在他酒醉自以为是阿喀琉斯之时为其吟诵荷马史诗。 “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崭新的时代便是“希腊化”（Hellenistic）的时代。此时的雅典依然作为文化的圣地继续被世人景仰；但是与此同时，昔日那咄咄逼人的自信却日趋衰颓。 我们都还记得“荣誉”是希腊人最为看重的东西，但是恰如德尔斐神殿的箴言“凡事勿过度”所警示的那样，对荣誉的过度追求会助长个人的野心且带来无尽的争斗。全盛时期的雅典一度能够维持这妙到毫巅的平衡与节制，但不久便被帝国的野心所吞噬。 当一个元气充沛的黄金时代逐渐消逝时，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对何谓“至善生活”的举棋不定。亚里士多德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两个备选答案，一个是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一个是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后者才是更高的境界，因为与哲学家的至善生活（沉思）相比，政治生活的荣誉显得太过肤浅——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取决于接受者。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固然很有哲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希腊人对于“幸福”的古老定义：“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当哲人们开始贬抑荣誉的地位，反求诸己寻找内心的自足和平静时，希腊人正在远离那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得犬儒主义与斯多葛派成为主流哲学，希腊人“以严冷的目光”只看见“一个喜悦全无的世界”。　　“小希腊人”　　在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前，希腊内部早已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威尔•杜兰说得好：“任何大国在未经自我毁灭之前是不会为他国所征服的。”幸运的是，希腊人再次遇到一个对其文明心向往之的征服者。 公元前156- 155年，日薄西山的雅典政府为求减轻罚金，派遣三大哲学学派的领袖前往罗马游说，分别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斯多噶学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以及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的克里托劳斯。其中，卡尼阿德斯的演讲在罗马引起轰动，思想的魅力让罗马人趋之若鹜、如痴如狂。虽然这三人最终被罗马元老院放逐，但是从此希腊的道德、哲学和艺术在罗马上流社会风靡，几乎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斯多葛派的信奉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 文化上的征服无法挽回国力上的衰微，仅仅十年后，也即公元前146年，雅典人被强大的罗马军团击溃，希腊从此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86年，雅典再次遭到罗马大将苏拉的洗劫。这一时期的雅典穷困潦倒，他们被迫出售萨拉米斯这座凝结着希波战争光辉记忆的岛屿，柏拉图的雅典学园也因战火从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迁入城内。尽管如此，作为知识中心，雅典仍旧吸引着东西方的无数学者前来朝圣。 罗马诗人贺拉斯有句名言：“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已经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从非洲到意大利，从高卢到埃及，希腊的语言和文化畅行无阻。 罗马人以一种果敢的姿态从希腊文化中为自己攫取营养，为世界播撒光明。这种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皇帝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他曾三次到访雅典，并于公元131年兴建哈德良拱门，这座凯旋门把当时的雅典城分成新、旧两区：以东为哈德良所扩建的新市区，以西则为古市区。拱门的框缘两面各雕刻有一道题字，面向雅典卫城的那一面写着：“这里是雅典，忒休斯的远古城市。”而面向新城的那一面则写道：“这里是哈德良的城市，而不是忒休斯的城市。” 这一正一反两道题字折射出罗马人的复杂心态：对于文明的古希腊始终心怀尊崇，面对“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人”又难掩心中蔑视。与此相对，作为被征服者，希腊人的内心更加五味杂陈，其中“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一个至今让希腊人耿耿于怀的例子是，希腊人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就一直自称“Hellenes”，然而罗马人却用语含贬义的新创字“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蔑称之，这个词最终化为“Greece”并沿用至今。　　昏沉与困顿　　罗素说：“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颓相联系着的”。希腊化后，帝国太大，城邦的政治关怀不复可能。身处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并且，这幸福的实现通常不在现世，而在彼岸。 然而，当圣保罗于公元51年初抵雅典时，发现雅典人并未做好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准备。圣保罗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于是企图调和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哲学，劝说希腊人相信这“未知之神”就是“创造宇宙和万物的上帝”。这是雅典人第一次与基督教思想亲密接触，雅典人对于圣保罗的反应是：“看看到底这个捡破烂的家伙，他想要证明什么？”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至此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西方的罗马帝国信奉天主教，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信奉东正教。为了彻底根除异教思想的影响，公元529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宣布永久关闭柏拉图的雅典学园，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雅典历史的“转折点”——支撑着古典主义理性世界的最后一根柱子坍塌了。从此帕台农神殿里不再供奉雅典娜，它成为了圣母的教堂；希腊人不再自称希腊人,而是自称罗马人；雅典不再是“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不再是知识中心与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而成为拜占庭帝国一个无足轻重的省城。 拉斐尔《雅典学院》 由此往后的雅典历史充满羞辱、黯淡无光。公元582年，斯拉夫人入侵雅典，这一次入侵和以往都不同：雅典被彻底地摧毁了——不是征服而是摧毁，史书记载雅典直到两个世纪后才慢慢恢复过来。再以后则是法兰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弗罗伦萨人，威尼斯人…… 最后占领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是土耳其人。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拜占庭，改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3年后，奥斯曼帝国征服希腊。 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四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希腊人似乎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比方说，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讲解员在自我介绍时会骄傲地宣称“我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姓”；可是当我们与一路陪同的希腊姑娘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会坚称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拜占庭时期，过去的悠悠500多年历史从未发生过；当被问及奥斯曼帝国给希腊人留下了什么，雅典国家美术馆馆长玛丽娜女士的回答最为巧妙：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太近的历史总让人呼吸困难，更何况这其中还有种种难以言表的痛苦与回忆。 威尔•杜兰用“昏沉”一词来形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希腊。据考古学家考证，到1676年，雅典已经衰败成为一座人口不到7500人的乡村小镇，而且她马上就要面临一次最具毁灭性的打击。1687年9月26日，威尼斯人围攻雅典，一枚炮弹击中帕台农神殿，当时里面存放着土耳其人的弹药，剧烈的爆炸声中神殿顷刻间变成废墟。拉伯德伯爵后来痛惜地说：“我们将永远哀叹一座建筑完美、历经两千余载、岁月的摧残和人世中的野蛮行径都无法将它奈何的宏伟古迹竟毁在了基督教欧洲的手里。”　　雅典不是悲剧　　叔本华说，分析到最后，悲剧的快感是一个接受问题。古希腊悲剧反复想要阐明的一个道理是：既然事情非如此不可，那么好，我现在就来完成你的意愿。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慨然接受，它固然与斗士的反抗精神无关，但也与默认和屈从不同。换言之，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于，“它接受生活，是因为它清楚地看到生活必然如此，而不会是其他的样子。” 1687年那次爆炸之后，帕台农神殿与卫城的噩运并未终结，此后100多年里，雅典历经西方列强的洗劫，大量艺术珍品被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慕尼黑雕刻陈列馆以及巴黎的卢浮宫。雅典似乎注定是一个悲剧，然而19世纪的希腊人并不准备接受它，这不是因为他们遗忘了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而是因为他们保存着“对希腊古代自由、马拉松战役和温泉关战役的记忆”。 《米洛的维纳斯》 就在《米洛的维纳斯》运抵巴黎的时刻，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次起义爆发了。这些身着短裙、头戴蓝流苏红便帽的希腊民兵们决定“在祖先的坟茔上”为了自由而战。 1827 年，支持希腊独立的英法俄三国组成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全歼奥斯曼帝国舰队,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这一胜利最终促成了希腊的解放。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这场独立战争只让他们记住了一位英国诗人的名字：拜伦。 拜伦于1823年8月抵达希腊，次年因风寒不幸去世。他的死未曾换来任何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对于一个神和英雄驻留过的民族，还有什么比唤醒他们的卓越与荣誉更重要的？是拜伦的死奏响了久已喑哑的竖琴声，是拜伦的死激发起早已沉寂的英雄颂歌，所以希腊人才会给拜伦最高的礼赞和荣誉。 希腊风格着装的诗人拜伦 在《哀希腊》中，拜伦写道：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火热的萨弗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1829年，希腊宣布独立。1833年，雅典被定为首都。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希腊人拥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殿、祭礼和共同的习俗。”2500年之后，雅典大学的哲学教授佩里格里尼斯这样比较古希腊人与现代希腊人的共同之处：“我们生活在相同的地域，拥有相同的语言。仅此而已。” 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希腊群岛上的太阳依旧会把海岛镀成金色，但是神和英雄们在哪里呢？ 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 END- 　　

​文：林炎平 2019年4月15日傍晚，我登上去巴黎的加拿大航空的航班AC870，从蒙特利尔直飞巴黎。在此几个小时之前，巴黎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这是非比寻常的一天。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并非由于有什么值得庆贺，而是由于值得愤怒和哀悼，我尚且不知道应该更多选择哪种。巴黎圣母院被烧毁了，尽管只是一部分，但是损坏非常严重。外部标志性的塔尖坍塌，内部也损坏严重。 法国总统马克龙闻讯，立即取消正在进行的公务，直奔巴黎圣母院。巴黎满街的人群都难以置信地盯着一个方向——巴黎圣母院；全世界无数人都通过网络和电视，错愕地盯着屏幕上燃烧的巴黎圣母院。当然也有那样一些人，却在欢呼。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有人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欢呼，现在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可以肯定，在911事件和巴黎圣母院火灾中欢呼的是同一群人，是一群具有同样理念的人。 我们应该理解：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决斗并不曾结束，也许在可见的将来还不会结束。 为什么巴黎圣母院的损毁会如此直击人心。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她太著名了，也太美丽了。但这仅仅是极为表层的。巴黎圣母院之所以令人景仰和牵挂，有比这更多的理由：她是天主教的极为重要的象征，她80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世纪、大翻译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巴黎公社，直至一战和二战以及今天。人类从中世纪开始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巴黎圣母院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者或见证者。 毋庸讳言，巴黎圣母院是天主教堂。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宣称：“今天我们都是基督教徒，都是天主教徒。”这并非由于我们突然有了这个信仰，而是我们理解这个信仰曾经的历程。我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我念念不忘宗教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我不会忘记，两千年前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城杀死当时著名的古希腊女数学家西帕提娅，仅仅由于她是知名的女性异教徒；公元6世纪伊斯兰教徒焚烧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那个下令焚烧图书馆的奥马尔那令人绝难忘却的狡辩至今令人愤怒：“那些和可兰经上说的一样的没有必要留下来，那些违背可兰经的当然应该被消灭。” 大火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和野蛮的较量并不总是文明获胜。实际上，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败给了野蛮。 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对基督教进行改良后，基督教变得开明。尽管后来仍然有火刑布鲁诺和禁言伽利略这些罪行，基督教已经可以容忍文艺复兴了。当时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基督教教廷的默许是不可能成功的。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 梵蒂冈博物馆里，拉斐尔的著名壁画《雅典学院》没有一丝的宗教气息，而是充满了对异教的古希腊的称颂，而且，被基督教徒杀害的西帕提娅也在画中。这样一幅画，居然在基督教的最高机构里被容忍，可见当时教廷的宽容。基督教容忍了文艺复兴，容忍了文艺复兴对自己的批判。但是教廷的容忍终于被布鲁诺和伽利略逼到了极限。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而教廷对伽利略的道歉晚了整整500年！ 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和学术重现了古希腊时代的精髓和风采，也折射了当年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较量，以及基督教对文艺复兴的无可奈何的宽容和若即若离的拥抱。有人因此为中世纪辩解，说其并不黑暗。我要说的是，中世纪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比如他们引进到基督教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诚然，中世纪的欧洲和世界别的地区相比，完全可以说是不黑暗的。但是，和古希腊和共和的罗马相比，中世纪的黑暗是无可争辩的。 巴黎虽然不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但是巴黎是文艺复兴的巨浪最先波及到的几个中心之一。而巴黎圣母院，始建于中世纪，见证了文艺复兴。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我们无法接受巴黎圣母院就如此陨落。当然，她也不会就如此陨落。 马克龙发誓要重建，远在美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共和党保守派，包括总统川普，立即支持马克龙的重建宣言。几位法国富翁今天便宣称要捐赠数亿欧元。我相信，重建物质的巴黎圣母院并不困难，但是，重建理念上的巴黎圣母院就不同了。 记得鲁迅曾经写过《论雷峰塔的倒塌》。雷峰塔的倒塌更多是价值观上的倒塌，诸多民众每日偷砖不已，一个砖塔怎么会不倒塌？雷峰塔的倒塌是理所当然的，其倒塌首先是民众心中道德的倒塌。如今新造的雷峰塔真是一个怪物，和旧雷峰塔风马牛不相及，却在一个“新建古迹”的时代引领风骚。雷峰塔是彻底倒塌了，也绝不可能真正重建了。 作为历史文物和开明宗教象征的巴黎圣母院是绝对不应该式微的，更不应该倒塌。但是，一个没有民众再去景仰的价值，即便还耸立着，其和倒塌又有何异？在这个意义上，满大街的黄马甲和满校园的圣母婊就意味着巴黎圣母院已经在道义上倒塌了。基督教并没有代表文艺复兴的价值，但其也许是唯一向古希腊理性靠近的宗教。在今天错综复杂的人文环境中，基督教也许是唯一可以成为再次文艺复兴同盟军的宗教。 什么是道义，那就是文艺复兴要复兴的古希腊精神：批判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自由、思辨、理性，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精神。今天这样的价值观还是主流吗？至少在法兰西和主流媒体那里已经不再是主流，甚至成了逆流。在政治正确的口号下，所有和欧洲文明有关的象征都被贬低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重修巴黎圣母院是必须的，而重建文艺复兴的价值观是更加重要的。理由很简单，所有物质文明都是精神文明的成果。当精神倒下，则物质不再。 文明是脆弱的，所以我崇敬废墟。我曾经游历希腊本土、克里特岛和古希腊的爱奥尼亚地区（如今的土耳其），我所到之处都是废墟。那苍凉，那肃穆，但是你可以体会到那永不屈服的文明的意志。只要精神不曾倒下，废墟也是丰碑。 巍然屹立的雅典的废墟 废墟，废墟又怎样？贝多芬的一曲《雅典的废墟》交响曲是如此摄人魂魄地告诉所有听得懂的人：她们是废墟，但更是丰碑。 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你们在心里已经离我而去，那么为什么还要在物质上留有这样的摆设。 我们需要再一次文艺复兴。人类的精神正在被侵蚀，文艺复兴所追求的价值，就是我们今天亟需重建的价值 重建巴黎圣母院吧！我们责无旁贷。 重建文艺复兴的价值吧！那是人类真正走出野蛮走向现代的价值。那是永恒的丰碑。我们的校园早已充满戾气，我们的社会早已浑浑噩噩。让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4月15日的不祥火光成为一次真正的警钟。 也许在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次火灾是一次洗礼，确实应该再有一次文艺复兴了。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我说的是价值观。 - END -

傅国涌 记得《红楼梦》有两句诗，“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从章立凡回忆其父亲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总第三十九辑)可知，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是“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是——“铁桶江山，进不去!” 只有读了他下面的自述，我们今天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当中仍在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74岁。可以看作是破译他一生作为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精神底气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他的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的乡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章乃器 让我们倒转时光看看， 1946年他在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时，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份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属于“聪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点滴进步几乎都和这样的“聪明人”无关。甚至可以说，文明从来都是的“傻瓜”们推动的。那些皓首穷经、探索学问奥秘的人显然不是“聪明人”，那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为一己私利、真诚追求理想的人，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人在“聪明人”眼里只能是“傻瓜”。正是他们，正是这些与“聪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选择的“傻瓜”们，在日复一日悄悄地推动着文明，推动着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爱因斯坦、章乃器这些“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人，一部人类文明史将不知怎样的不堪入目。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章乃器们保持敬意。遗憾的是，与处处明哲保身、苟安图存、永远将眼睛盯住钱和权的“聪明人”相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傻瓜”和“学生腔调”实在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不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傻瓜”们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文明将会停滞，历史只能重复。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文：苏德中 在 1968 年 4 月，马丁·路德·金遇害的后一天，一位美国小学教师珍·艾略特遇上一个难题。她三年级的学生，在这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镇上，无法理解为什么马丁会被暗杀。为了让他们理解什么是“歧视”，珍·艾略特做了一个试验。 她将班级里的孩子通过眼睛的颜色分为蓝色和褐色两组。在第一天，褐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一条褐色的领巾以作区别，区分出优势组和弱势组。 蓝色眼睛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更加聪明、干净、友好，是比褐色眼睛的孩子更棒的人，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艾略特不断地批评和嘲讽。 第二天，艾略特将规则反转，蓝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蓝色的领巾，成为弱势组，而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归位强势组，享受比弱势组更好的待遇。两天试验结束后，珍让双方拥抱和好，并写下感受。 短短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呢？被归为弱势组的学生在测验和学习中表现都不理想，相反，被归为强势组的孩子表现优异、自信，并“团结”起来，区别看待弱势组的同学。 “我亲眼看到平时富有合作精神、友好而体贴的孩子在短短十五分钟里，变得令人讨厌、凶狠并且学会歧视。”珍·艾略特说，她意识到她在一个三年级的班级里，创造了一个微缩的社会。 一、偏见与刻板印象 前天我坐车回家路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前面一辆白色轿车开得缓慢而扭捏，在我们前方晃悠了大约半分钟后，性急的师傅一脚油门，迅速变道超车，然后嘀咕了一句“女司机”。 我忍不住问师傅，为什么你确定这是女司机呢？师傅回答，只有女司机才是这种技术。我反问道，如果对方其实是一个男司机呢？师傅哈哈笑了一声，没有回答。我想，即使看到对方是男司机，恐怕师傅也会认为他“开车技术和女司机一样”吧。 “男性开车技术比女性强”是我们广泛可见的一种偏见，即使并没有任何数据显示男性开车技术更强，甚至并没有见过女司机开车或者见过开车技术差劲的男性，很多人依然持有这样的观点。 偏见，是一种缺乏客观依据、固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态度。在心理学上，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见或信念的陈述，更是一种包括像轻视，反感，嫌恶等感觉的一种态度。而通常偏见的产生，都来源于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原本是指用来复制一个印刷过程，后来被比作“脑子里的图片”或者现实的心理复制品，专指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人、事或物的一种概括性看法。刻板印象的产生，多数时候源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某类人群（或个人、事物），而选择采用经验或感官走“捷径”。 “女性开车技术差”或“男性开车技术好”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原因较多，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一个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延伸。 我们的社会通常有“女性不太理性”和“女人更适合做家务”这类刻板印象，延伸到各个领域当中，可能就是女性既不适合当外科医生，也不适合做一名律师，当然也不会好好开车了。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会不断加强这种刻板印象。新闻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在某个车祸报道的标题中，会刻意加上一个“女司机”的标签，让大家产生一种女司机车祸几率更高的错觉，事实上数据统计，男司机车祸几率更高。 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富二代”、“90 后”等标签时常存在于各类媒体报道当中，比起事实本身，大众更关心这类标签的意义。“富二代”是嚣张跋扈的，“90 后”是年轻气盛不懂事的。 刻板印象本身并不一定有害，一个族群若被刻板地视为中性和正面的印象，譬如“诚实善良”，则不会产生偏见或歧视。然而事实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往往更深入人心，“女司机开车技术差”的刻板印象，就导致那位出租车师傅看到前方乱晃的车，产生了“对方一定是女司机”的偏见。 二、什么是歧视 80年代初，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纽约。由于这种免疫系统缺陷疾病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当中，因此被称为“同志病”。 无数男同性恋因为这种病症死去，保守的里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有人认为这是上帝给予同志的惩罚，希望以此消灭同志群体。不少商店挂上标牌，禁止同志进入，大部分民众对同志避之不及。 这种病症正是大名鼎鼎的“艾滋病”，直到其肆虐四年之后，美国政府才拨款进行研究和救治。 时至今日，即使科学证明艾滋病并不是同志特有的疾病，依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同志是艾滋病的病原，拒绝接触同性恋。也有人对爱滋病患者抱有偏见，认为他们生活放荡，甚至不愿和他们呼吸同一片空气。 虽然并不绝对，但多数情况下“歧视”往往源自“偏见”，简单地说，歧视是基于偏见的一种外显行为。 “女司机开车技术比男司机差”是常见的偏见，当一个人持有这种偏见，并因此拒绝乘坐女司机的车（拦下一辆出租车，发现是女司机后拒绝乘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个人歧视”。 而如果出台一项政策，规定女司机获得驾照所需学习时间更长，或者成为出租车司机的考核更严格，则是一种“组织歧视”。 偏见和歧视主要有两点区别： 偏见作为一种主观态度主要存在于脑海中，而歧视则是一种行为。前者为后者的心理来源，后者为前者的外在反映。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致性，但也并非必然，持有偏见态度的人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位对同性恋抱有偏见的酒店老板，不一定会拒绝一对同性恋人的入住。 偏见可以发生在任何群体之间，强势的群体可以对弱势的群体抱有偏见，反之亦然，例如仇富，往往带有对富人（强势群体）的偏见。而歧视，则只针对弱势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弱之间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在主流社会里，异性恋相比同性恋占有绝对优势，即使同性恋对异性恋抱有偏见，也很难进一步形成歧视行为。但在同性恋占有话语权的时尚圈，甚至有异性恋假装成同性恋来获得认可的情况发生。 总而言之，歧视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或个人），由于身份归类（如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而非品质，给予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区别对待。 三、从偏见到歧视 自证预言，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提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是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最后真的实现。 1968年，罗森塔尔博士与雅各布森博士通过在小学教学上的试验，验证了这个现象，并成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种效应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简单来讲，一旦某个人或群体被他人用主观倾向态度看待，并因此看法设置规范和制度，那么这个人或群体可能最终就会变成那样。 比如说，曾经美国的白人认为黑人是低人一等的种族，因此设立了各种隔离制度进行区别对待。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黑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就难以产生健全的人格，因此也会产生一些符合白人偏见的特征。一个白人见到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黑人，发现这个黑人是个文盲，因此得出“黑人果然都是愚蠢的”结论，加强了其偏见的态度。 但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个黑人没有机会享受教育罢了。 我们知道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典型的“组织歧视”，白人是强势群体，黑人是弱势群体，因为对黑人持有偏见，因此延伸出进一步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偏见才会演变为歧视呢？ 理性行为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和阿耶兹于 1975年提出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当中，个人对特定行为偏好的行为意向会受到个人是否认同的态度及重要他人支持与否的主观推测二者或其中之一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将进一步影响所表现的具体行为。若两者保持一致，则做出行为是必然，若二者矛盾，则取决于二者相互作用的相对强度。 这里的主观推测实际上可理解为实施某一行为受到的社会阻力的大小即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歧视之所以能从偏见的心理上升到行为，是因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旦人们认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会付出超出忍受范围的惩罚（甚至带来奖励），就会进一步到行为层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歧视是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因为历史原因，黑人在美国相对于白人处于弱势地位。人们对黑人存在偏见，而黑人力量弱小，不足以对制度的实施者给予惩罚，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而成立。而这种制度的破处，事实上也是黑人进行反抗的结果。 四、如何消除歧视 总体而言，刻板印象催生了偏见，而偏见则导致了歧视行为的发生。 根据我之前所分析，我认为歧视的根源主要来自以下三点： 1.因为片面、错误的信息而导致的认知偏差： 因为教育环境、成长环境、文化环境和媒体环境等等，接受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客观，导致认知偏差。比如女孩子从小被认为“不适合学习理科”； 2.歧视者的傲慢和无知： 接受了片面的信息，却将这些信息当做全部，一心认为人、事或物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不愿意接受真实的情况。比如一个人恐同，即使接受了科学的信息，依然认为同性恋就是不干净，就是“反自然”的； 3.被歧视者本身的弱势： 因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对强势者做出反抗，甚至因此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接受歧视者传达的信息。比如黑人被白人认为是愚笨和懒惰的，假如因此有一部分黑人自暴自弃，也认为自己真的低人一等，从而堕落下去，加强了白人的偏见。 要消除歧视，必须是从根源入手。 我们需要消除误解、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也需要被歧视者自身的努力，因此我认为消除歧视的方法有： 1.宣传： 宣传是消除误解的有效方式，树立典型的形象有助于破除大众对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对于女性科学家的宣传会让人对于“女性不适合科学”的偏见产生扭转； 2.教育： 从小不要给孩子灌输片面和错误的观念，要让他们自己去接触其他群体。极端宗教组织从小开始培育孩子的偏见行为，这种方式可怕而残忍； 3.加强同理心：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有一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知道，可能对方并没有你那么优厚的条件。加强同理心可以让人更好地放下偏见，当你觉得穷人的孩子学习差，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4.避免与极端人士交往： 极端的思想总是容易传播和获得认同，我们要小心那些因为狭隘的目光而产生极端思想的人。当一个人告诉你，黑人就是天生又蠢又笨又懒的时候，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5.与被歧视者多接触： 最好了解对方的方式就是接触对方。有些人认为河南人都是骗子，但如果过接触一些河南人，感受到河南人的好，观点可能会产生改变； 6.被歧视者自身改变： 被歧视者需要客观接受一些事实，并且在可行的范围下进行改变。假如当時美国的黑人，如果都自甘堕落，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相反，他们积极进取，慢慢亦会获得尊敬。 对了，在珍·艾略特做了蓝眼睛和褐眼睛的试验十七年以后，纪录片《分裂的课堂》的导演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们进行了回访。 无一例外，他们认为这个实验在其生命中意义重大。正因为童年时期有了这个体验，长大后更容易接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种族和不同意见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 其实，消除歧视的目的，可以仅仅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我们何必那么狭隘。 注：本文转载自“知乎”。

一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二 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 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 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三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四 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她跟老范什么都成，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音乐和男朋友”。 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直接进入了情绪。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我觉得说的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文：林铁 当我在跨界书店的推荐区看到《查无此人》时，好奇心瞬间被书名激起。而腰封上“被希特勒列入禁书名单的文学经典，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推荐读物”的介绍则告诉我，它也许关系到某个生命的终结，甚至以突然消失的方式。然而，我猜到了结局，却没猜到结局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在银台付账之后，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开始读这本中英文加起来只有10万字的小册子。 1.什么事儿 美国人麦克斯与德国人马丁合伙在美国做生意多年，两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彼此的家人也都很亲近。1932年11月，马丁回到了德国，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马丁回国之后到1934年3月之间与麦克斯的12封通信。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从政见一致、亲如兄弟，逐渐到观点分歧、形同陌路，再到最后麦克斯用书信的方式借刀杀人。当麦克斯的妹妹格丽赛尔被纳粹突击队员追杀过程中寻求马丁庇护时，马丁将这位曾经的情人拒之门外，最终格丽赛尔在不远处的花园里被杀害，马丁清晰地听到“几分钟后她不再叫喊了”。这彻底激怒了麦克斯，麦克斯的复仇计划也由此开始——在那个德国人的每封信都会被审查的恐怖年代，他开始故意在写给马丁的信里加上一些内容，好让审查人员以为马丁与犹太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虽然马丁在回信中苦苦哀求，但麦克斯并没有停止计划，在他接连几封信后，马丁终于成了“查无此人”。 我被狠狠震到的是，这部书信体小说呈现的是那种没有血腥的杀害，不着痕迹的反目成仇，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绝望，却看不到丝毫的撕心裂肺。 在小说的结尾，当看到麦克斯寄给马丁的最后一封被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时，我差不多在那个瞬间万念俱灰。在安静的书店里，我甚至分不清隐隐听到的嗡嗡声是来自冰柜电机的震动，还是自己的脑鸣。 2.为什么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我在后来查阅那段历史时，似乎找到了答案。 就在马丁回国之后两个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纳粹党开始执政。那是一个全民被打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鸡血，在为国家的复兴感到无比振奋，并且期待着跟随“伟大领袖”迈进“更好未来”的时代。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注定了马丁的命运－－纳粹党执政之后，戈培尔担任了德国的宣传部长，直到1945年在德国战败前一周自杀。戈培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美国心理学大师大卫·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里有一部分专门讲“说服”，关于戈培尔，有这样一段话： “他曾经承诺，只要让他控制出版物、广播节目、电影和艺术，他就能够说服德国人接受纳粹思想。” 戈培尔的承诺在马丁身上得到了完全的验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马丁在返回德国之初，对纳粹党的作法有诸多不满，后来变得游移，最后彻底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并且主动维护他们。从善到恶的时间距离不到一年，虚拟距离只隔着一部宣传机器。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汉娜·阿伦特指出了宣传的作用。她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经丧失了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为人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替代品——“科学”的谎言。马丁正是被纳粹宣传机器炮制出的“科学”的谎言所蒙蔽，与良善、正义和真理渐行渐远，最终全身心地投入纳粹的怀抱。 3.还有谁 马丁的遭遇仅仅是那个时代众多德国人命运的缩影。美国作家克莱斯曼·泰勒说她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恰恰是因为她看到身边的一些德国朋友在二战前回到德国之后，“本来都是有教养有知识且热心的人，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宣誓效忠纳粹，甚至拒绝听取有关希特勒的最轻微的批评”——在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围剿下，普通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得不堪一击。 坐在午后的书店，我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是导演，把《查无此人》拍成电影时会怎样处理？麦克斯收到“查无此人”退信的这个情节，演员应该是什么表情？那一瞬间麦克斯究竟是什么感受－－痛快、解脱、欣慰、歉意、不安、纠结......？ 当纳粹阴云在德国乃至欧洲上空笼罩时，身在万里之外美国的麦克斯竟然也没能幸免，他人性中恶的成分被彻底诱发出来－－马丁毕竟不是杀害格丽赛尔的凶手，他只是出于冷漠（也许更多的是恐惧）见死不救，麦克斯就想置他于死地，并且知道复仇计划可能会殃及马丁的家人－－他曾经亲切地称为“亲爱的、快乐的艾尔莎”和“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英俊的小海因里希”。但他还是做了。如果说马丁因为生命消失而“查无此人”，那么麦克斯何尝不是因为迷失了心中的良善而“查无此人”呢？ 把书合上，心情极其沮丧甚至有些心慌，为朋友间反目成仇之后无声的杀害，也为普通人不明就里甚至心甘情愿就当了“伟大领袖”的政治祭品。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保持呼吸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活着，因为很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查无此人。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3月26日，是海子的24年忌日。 海子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粉丝越来越多，诗人却越来越少。海子之死，似乎更像是一个标志性的社会事件。现在看来，这个事件以诗人自杀殉道的表象，预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 24年来，盘点中国诗坛，诗人当然还有，却再没有一首诗歌能够让社会流传，也没有一个诗人超越海子；小说市场也很繁荣，莫言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诗歌是直接通往灵魂的叙事，至今，我们仍在消费从食指到海子一代的诗歌资源。诗歌的没落从侧面证明了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乏，理想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最钦羡的生活。 时隔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已很难再回到海子的生活世界。现在更多的人知道海子，被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打动。这句诗歌甚至成了房地产楼盘的广告语。但是，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真正了解海子的世界。 海子将诗歌当成他的“宗教”。这种情结在他后来的长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后来写的那些史诗般的作品，强烈地表现了死亡与重生的意象。“三千无头的童男、童女”，以刑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谷神，都是他的最爱。谷神不死，但是，谷神要先死而后生。最终，海子卧轨自杀，也像是为自己的宗教殉道。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极致或曰极端。 现在，人们所纪念所咏怀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海子。大家更喜欢的还是更加年轻一些时候的海子，一个纯诗人的海子，喜欢他的阳光与美好，喜欢他放马、劈柴的幸福。对海子选择性的消费以及喜爱，也显示了当下人们对诗歌的需求，或许只是满足于品尝心灵鸡汤，而获得简单明了的滋润。没有人再试图从诗歌中获得灵魂的救赎。相对于热烈的现实生活，诗歌的表达似乎也是乏力的，过去是不如一篇千字文章，现在，是不如140字的微博。这个时候，人们更需要“意见领袖”出来解疑释惑、振臂呼唤，尽管，很多“意见领袖”以前也都是诗人。 一直到如今，我们也应该承认，理想主义仍然是有的。但是，经过了80年代的激情澎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理想主义蛰伏进现实，然后，就剩下了痛苦而又乏味的坚守。如果有人还是理想主义者，那么，他必定也不再是高亢的歌者，而更像是一个低调前行的苦行僧人。 这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是一个让不少人变得圆滑与世故的过程。物质的丰收与精神的犬儒———或许可以描述他们的当下状态。在网上，很少有人再标榜自己是个诗人，那些曾经的诗人也似乎更乐意贴上一个吃货的标签，在网上秀的是各种饭局。不知道，这是一种与诗意的告别，还是在美食、美酒、美女的包围中诗意地栖居。 谁也无法抵抗时间法则。理想主义也许还会在死亡之后重生。至少在90后等新新人类的眼中，或许海子还是更纯粹一些。他们对那个从未生活过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 本文转载自2013年3月《成都商报》。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已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师。　　 但我真的开始细读本书时，我仍困惑了。我惊叹于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义愤，对民主宪政理念的了解与坚持，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的执着信念，对俄国人国民性的阴暗面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的尖锐评论与那些不幸而言中的预见。当然，对这一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而挺身救助那些政治落难者的行为，对于他在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之时发出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严正抗议，就更是令人感到震撼了。　　 正是由于他如此“不合时宜”，以致最后他不得不走上出国漂泊之路。到这时为止，这个高尔基还是我们读得懂的，这个高尔基甚至与“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矛盾——因为“海燕”在当年那个时代也是“不合时宜”的叛逆者，而同情弱者、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等等“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海燕”的灵魂。毕竟，“海燕”也好，“不合时宜者”也好，都是在扮演社会批判者或“异见分子”的角色，都在充当社会的心灵与头脑、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象证，都是俄国传统所谓“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然而十年之后他从海外归来，一头扎进了赞美斯大林体制的大合唱队列中，而且表现得如此“出色”：他已经不是一般地合乎“时宜”，而是在挥刀砍向那些“不合时宜者”；他已经不是一般地从异见人士变成了“无不同政见者”，而且还率先向异见人士、被怀疑有异见的人士乃至被指定为异见者以便其他无异见者可以踩着他的尸体向上爬的人士发出了血腥的吼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是这个高尔基，回国后不久便领导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那本可耻书籍”（索尔仁尼琴语）——《斯大林白波运河修建史》，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劳改工程：“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至于高尔基在吹捧斯大林方面的表演，由于过分肉麻就不说也罢。　　 当然，曾有人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强加于高尔基的。这种解释把高尔基的晚年几乎说得如同囚犯，甚至连他的死因也似乎不明不白：当年苏联大肃反时当局就曾宣称这位红色文豪似乎是被“人民的敌人”暗害的。而到了“解冻”时代也就有人请君入瓮，把暗害者的罪名扣到了斯大林当局的头上。　　 如果是这样，高尔基似乎也就没什么“难读”，可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好像很少支持这种说法，如同不支持说斯大林的暴政是由于他当了沙皇的密探一样。　　 因此我们只得承认，至少在没有证据前只能姑且承认，高尔基的确发生了难以解释的转变。　　 如前所述，高尔基从“海燕”到“不合时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人道主义精神串起来。如果高尔基并没有当过“不合时宜者”（如同改革前我们的印象那样），那么他从“无产阶级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历程也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社会主义”信仰串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高尔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描述的那个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走了贵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贫下中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从“不合时宜者”向“红色文豪”的转变，却委实令人费解，因为这犹如郭文变成了阿Q，其不可思议的程度，要远远胜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也远远胜于阿Q变成了赵太爷。关腱在于按人们通常的见解，信仰的改变乃至“阶级立场”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如果一个人原来虔信自由主义，经过深思后又改信了社会主义，或者相反；先信社会主义后信自由主义，那不会使人惊奇。如果一个人原先忠于“封建王朝”，在社会变动中重新站队，转而效力于“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也不令人诧异。但如果郭文变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罗米修斯变成市井小偷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了——尽管从“主义”的角度讲，也许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与小偷的窃财都可以解释为蔑视财产权的某种“主义”。 　　 为了避免这种解释的困惑，许多人力图从“主义”中寻找“高尔基这两个极端（按：指“不合时宜”与御用大师）背后的一致性”，试图证明“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这些评论者还认为：“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　　 我对此难以苟同。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人“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这个差别恐怕不是能轻易地“罢了”的。的确，同情革命但又嫌其“过激”，认同变革但又惊惧于其“代价”太高，赞成其宗旨但又厌恶其血腥手段的知识分子“同路人”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少的。他们的确与革命“时分时合”，但只要人格未被扭曲，就不会“合”得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设想他们会为未来的彩虹而容忍眼前的血腥，但却未必会高声赞美血腥。而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们也往往难以逃避在这二者间进行选择：或者因不肯赞美血腥甚至只因赞美之声不高而被“分”了出去，或者违心赞美而牺牲了人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已不能说“正是”那种高尚的人道精神“导致”这种赞美了。　　 更何况从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来看，他对十月之变的抨击已经不仅是非议其手段而认同其方向、同情其宗旨而担心其“过激”了。他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而不是指责其为实现这一梦想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以《一月九日与一月五日》为题，把1918年对支持立宪的示威工人的镇压等同于1905年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显然，他在此并不是嫌对1905年惨案的报复太过激烈。　　 实际上，如果真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认同使高尔基不计较手段的分歧而放弃了反对派立场，那么这应当发生在列宁时代才合乎逻辑。的确，即使反对十月革命的人也往往不否认革命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无可否认的趋势是这种激情在消退，而越来越让位于既得利益的实用主义。像孟什维克学者П．П．马斯洛夫、崩得首领Д．И．扎斯拉夫斯基以及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如В．В．伊万诺夫、П．А．皮利尼亚克、А．Н．托尔斯泰等人就是基于这种“同路者理想”而在列宁时代完成了与革命从“龃龉”到“认同”的转折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转折已经很难发生了。这时发生的知识分子“忏海”潮与党内反对派的“归顺”风一样，如果不是迫于压力、卖论求生，或者是麻木不仁、随行就市，那就恐怕有更为形而下的成分。当然，不能说这个时代的社会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但这点剩余的“理想主义”若能感召高尔基并使其转向，他当初怎么会执意与列宁过不去呢？　　 或又曰，“感召”了高尔基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激情，而是苏联建设的成就。“看到俄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大工厂”，高尔基圆了“强国梦”，于是也就心悦诚服地抛弃“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那些价值了。但如果高尔基真是这样的“强国主义者”，他在斯托雷平时代就应当效忠沙皇才是，因为镇压了“一月五日”请愿者之后的斯托雷平的俄国，当年在经济上也同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因此我认为，导致高尔基转而“拥抱斯大林体制”的，绝不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那些当年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海燕”的因素。《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封底有编者之言：“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　　 问题在于这“蘑菇”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在健壮的“乔木”上，还是在腐烂的朽木中？ 　　 在由“龃龉”而转变为“认同”的人中间，除了那些原来同情革命而后因“同路人理想”原谅了革命的血腥的人以外，还有其他种种类型。例如有人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使用了什么手段，能使俄国强大并战胜仇敌就是好的。二战时期的白俄侨民中不少此类人士，当时甚至连过去的白军统帅邓尼金也向斯大林进表称臣，并请缨抗德呢。　　 还有的则是出于一种类似于“和平演变”“曲线改造”的动机，其典型便是以前立宪民主党人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路标转换派”。　　 正如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不少沙皇当局的反对派认为外部反抗不如内部推进，从而发表《路标》文集宣布改变路线与当局和解一样，1921年苏维埃政府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而改行新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这也使该政权的一些反对派产生了改外部反抗为内部推进的想法，于是在白俄侨民中出现了《路标转换》文集与同名杂志。其中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人更于1935年回国服务于斯大林治下，完成了另一种“从龃龉到认同”的进程。　　 高尔基的历程显然与以上这些人都不同。他的“转变”既不是出于“同路人理想”，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路标转换”意识，那么是出于什么呢？惯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寻找“动机”的研究者们至今未能提供可信的解释。　　 然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层面钻牛角尖呢？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持这些形而上的“动机说”之前，我们不妨设想：也许事情本来并不那么复杂？也许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比学者的思维方式更能理解这一切？也许我们的大文豪并非整天生活在形而上世界，他也会有形而下的考虑？也许从郭文到阿Q的转变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只是可能不像“从朗德纳克变成郭文”或“从阿Q变成赵太爷”那样更有“思想史”色彩或更富于“学术”意义？也许高尔基的转变机制并不是个思想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　　 其实并非“也许”，早在高尔基仍是“不合时宜者”时，他就已经在给前妻的信中透露了苦衷：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了。高尔基不是鲁迅，不会沉醉在“绝望的抗战”中；知其不可，何必为之；悲剧难演，喜剧何如？考虑到“实际效果”，高尔基不得不“合乎时宜”起来。当然，也许他本来没想要“合乎”到后来那种程度，但这哪里由得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在对党内反对派（或“反对派嫌疑人”）大开杀戒以前，已经先在“同路人”身上牛刀屡试。从沙赫特案件到“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孟什维克联盟局”等“地下党”狱，早已使“同路人”们谈虎色变，更不要说“不合时宜者”了。高尔基在这时回国未必是纯粹出于“思想史上的原因”，但他既然回来，以他的身份与当年的表现，能不把“时宜”“合乎”到最大限度吗？　　 当然，这样的解释容易招致的一种批评是：大文豪会如此屈从于权势么？试看他当年面对沙皇专制，是何等正气凛然！但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著作中已作过有说服力的解释：那种专制比起“古拉格”来，是太小儿科了！在小儿科里经受了考验的人格如今发生了扭曲，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于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给人的感慨太多了。这本书无疑使高尔基作为一个深刻思想家的形象丰满起来，但它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人格的漫画。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从“海燕”到“红色文豪”的高尔基给人的印象是个单纯的左派作家，犹如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虽谈不上深刻，却有几分可爱的朴实与天真。而知道了这些思想之后，却不免使人在惊叹之余也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反“左”吗？这些人原来什么都明白，只是我们这些受愚弄者显得太傻太憨了！　　 这不禁使人想起我国那场“批林批孔”的闹剧被戳穿后人们的议论。那时有南北二教授都在闹剧中出彩甚多，而南方教授早在1949年以前便一贯反孔，此时真戏真做，也不知他是否明白导演者的醉翁之意。北方教授则从来以孔门传人自命，此时却反戈一击，突然变成了最“合时宜”的反孔明星。闹剧收场，人言啧啧，也不知此二教授的悲剧，哪个更可悲些？　　 当然，无论是我们这里的二教授，还是人家那里的高尔基与其他文人，都并非历史浩劫的主要责任者，我辈发此感慨也不是要在人格上苛责前辈。但场间有句被说滥了的套话：做人难，做名人更难。笔者却想改为：做名人难，做“人”更难。难得糊涂，难得聪明，更难得真实！　　 本文选自《东欧札记二种》，金雁／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9月。

田晓菲，学者，现居美国波士顿。主要著作有《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等。 我对那些凡是期待一个“是”或“否”答案的大问题感到一种本能的警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有人邀请我参加“中国文化有前途吗”的讨论时，我决定接受，因为我希望有机会对这个问题本身提出反问：“哪一个中国文化？” 但首先且让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设想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个未来，而我们将站在那个未来，对过去进行回顾。让我们想像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里，中国和海外世界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影响重大的接触。在那个年代里，大量外文文本被翻译成汉语，被社会各个阶层吸收消化。很多东西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丧失了，但是这阻挡不住人们的不断尝试和努力、不断被他们阅读的外文资料所深深地改变。在那个年代里，外语词汇进入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外国人来到中国，住在中国人当中，经商贸易，学习汉语，或者教授学生。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旅行到海外，或是进修学业，或是长期居留。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汉文化受到太多的外国影响感到强烈的焦虑，但也有很多人热情地欢迎外来影响，极力呼吁思想的解放与宽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而永久的改变。 我所指的，当然是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但是我说这些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说天底下再没有什么崭新的现象，一切都是对历史的重复；因为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是想说，也许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有前途吗”——之前，应该首先问一问：“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文化”，甚至也不存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如果某种价值在刚刚引介到中国来的时候被视为“外国”的、非本土的，那么，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用来描述“中国文化”的标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混合体，充满了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有些矛盾是不可解决、不可调和的。 近年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是所谓的“国学热”。简单地说，国学指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过去进行的研究。国家对此十分支持，因为可以培养民族主义精神，有利于统一团结。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学网站。不久前，国学网开列了“2007年十大国学风云人物”。这十个人当中，既有年逾九十的著名学者，也有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作者。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之所以成为2007年的十大国学人物，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日志，向星巴克总裁抗议在故宫里开设星巴克咖啡屋。这篇日志据说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网友支持。此后不久，星巴克离开了故宫。 对这一文化事件，原本可以作出多种诠释，但是，一旦置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它就只可能有一种解读，也就是对文化纯洁性一心一意的追求。换句话说，它代表了把任何不纯的外来因素全都排除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圣地之外的欲望。这给了“紫禁城”一种全新的意义：以前，“禁”针对阶级而言；现在，“禁”则针对种族和文化。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座紫禁城是被满清皇族所占据的，当满族人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们被看成野蛮的夷狄，深受汉人仇视；而在整个清朝，满族统治者也一直在满、汉之间实行种族隔离和区别对待。 时至今日，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新的隔离：内与外的隔离。这里的问题是：在今天被视为“内”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物，而一直都是驳杂的混合体。如果“内”早已受到了“外”的“污染”，就实在很难严格地维持内、外之别。我的一位四川朋友，在听说辣椒是美洲的进口物之后曾怏怏不快，因为这说明川菜并非“自古”就是以辣为特色的，而且川菜之辣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实际上，在早期中古时代，川菜不但不辣，而且以甜为主。魏文帝曹丕曾转述一位太守的话：“蜀猪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饴蜜，以助味也。” 这个故事是一个寓言，它显示了饮食、货物、口味以及历史本身的流动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种种复杂因素。 “国学热”还倾向于把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等同起来。然而，把中国文化视为纯粹单一的儒家文化，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极大误解，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化。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诚然被政府当成控制人民的主要工具，但佛教和道教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历史时期，直至今日，儒家思想都在一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因此，儒家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形成物，不是从孔子时代就固定不变地一直传到今天的。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是研究这些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儒家观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被一次次重新建构的过程；我们的职责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吸取什么观念或者摈弃什么观念。这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士大夫”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教化“老百姓”的封建时代，而是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进行人生选择的时代，大众不再作为“愚氓”需要“士人”的教诲和引导；二来是因为宣传儒家价值观点的态度，严格来说是传教士的态度，不是学者的态度。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告诉大众的是：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从来都不是社会现实。 因此，如果儒家传统极力强调孝顺父母，那正是因为在中国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存在著很多矛盾不和；如果儒家传统强调忠君，那正是因为很多其他形式的忠诚，比如对家族或者个人家庭的忠诚，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原本是楚国臣民的伍子胥，为了发泄家庭仇恨，挖开楚平王的坟墓，尽情鞭打楚平王的尸体，难道这可以算是符合儒家精神的行为吗？然而伍子胥在死后却被尊为神明，江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伍子胥庙，人们对他世世代代烧香膜拜。如果把传统中国社会视为儒家社会，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还看到哪吒，原本出自印度神话，在中国社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开始是因为一部题为《封神演义》的小说，在现代则是因为一部已经成为经典的动画片以及近年拍摄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被视为文化英雄的哪吒，是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杀死自己父亲的小孩子，然而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大众文化中深受欢迎的人物；2007年，上海大众汽车製造公司甚至把一种新车型命名为“哪吒”。儒家思想又该如何容纳哪吒这样的人物、如何诠释这种“哪吒现象”呢？很简单：儒家文化容纳不了哪吒；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为“哪吒现象”寻求解答。 就这样，当我们仔细检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正因如此，短期记忆十分方便，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更是如此。政体对任何微妙而复杂的知性问题都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人民，如何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短期记忆或许也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天然具有的一种遗传基因，因为它保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上，不去多想几百年之前，更不用说几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怀人类的生存，在全球气候转暖、空气污染、爱滋病和金融危机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另外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生存，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像动物或植物那样生存；我们还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历史和人文教育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大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我们在大学里当然要为了未来的职业进行准备和接受训练，学习必要的专业技艺；但是大学也是我们开始了解自己、反思自己，也了解和反思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的地方。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然相信他们有责任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生活和如何思想。他们总想弄清楚：哪一部分传统文化应该被保存，哪一部分应该被抛弃。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时代是网际网路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我们不能替别人决定他们应该拥有哪些价值观念，不仅因为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更因为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的。我们作为学者所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展示这些价值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提醒人们记得历史。 如果我们多留心，我们到处都会看到历史的痕迹，这个历史不是作为以“国学”为标签的化石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现代社会活生生的纤维，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让我们再回到星巴克咖啡屋。几年前，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星巴克里，我看到一首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的诗。这首诗是星巴克的一位顾客写来歌咏和赞美咖啡的，诗的形式是七言绝句。除了形式的古典之外，这首诗还属于中国在六朝时代发展起来的“咏物诗”。而在墙上题诗，无论是直接题在墙上，还是题在所谓的诗板上，更是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在星巴克咖啡屋的墙上看到一首旧体诗，这几乎恰恰是把星巴克逐出故宫的反面。一种手势拒绝和排斥任何“不纯”的因素；另一种手势则欢迎甚至欢庆“不纯”的因素。到底哪一种手势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在我眼里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 咖啡源起于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接壤之处。它从衣索比亚传到叶门，又从叶门传到阿拉比亚，再传到欧洲、美洲，最后传到中国。就像辣椒一样，咖啡是进口物。货物在流动，人也在流动；疆界被突破，文化变得混杂。在中国的中古时代，人们经常旅行，不仅在本土，也在海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旅行：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走了相当漫长的路才来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旅行者和游客有一种根本的不同：游客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旅行者走得很慢，徘徊观望，渐渐吸收他或她所经过的地方、所认识的人民。旅行者被旅行所改变，同时，也欢迎和接受这些变化。 本文首发《天涯》2009年第1期。

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本文作者出生在陕北的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某部门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早几年前，他就想动笔写写老家农村的现状，但是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的不全面，苦于思路的瓶颈和知识面及视野的狭隘，一直没有动笔。2015年8月，作者被县委组织部派往某村任第一书记，通过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以及现今精准扶贫的全面启动，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心里多了些“为什么”、“怎么办”。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本文就是作者就当下的农村现状做一些浅薄的分析。值得每一个人阅读并深思。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01人口问题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的居住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02土地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䦆头了。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03产业问题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看真知灼见，加博士微信CEOS911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04婚姻问题首先是钱的问题。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05养老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06大病问题前不久，村里我的一个亲戚离开了人世。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梗，在银川的医院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昂贵的费用，后期中断了治疗，彻底导致半身不遂，最终倒在了抗争病魔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了农村合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是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人来说，一是救助能否到位，到位多少是未知数，二是即使到位，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场大病，就是一个家庭的变革，少则几十万元，动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沉重的负担，让原本小康的家庭彻底返贫，而且债台高筑，许多农村人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的等待着死亡的临近。人死了，钱也没了。07传统习俗的崩解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哪次我户家过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的至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政策的调整改革，农村也在经历着阵痛，逐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随波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想，总体是向好的。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默克尔总理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将会晤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单凭这一点，这次访问无疑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可是，上周有德国媒体更关心的不是会晤本身，而是敬爱的默总理能否按时启程、按时归来。为什么呢？不是总理安排搞不定，而是她乘坐大灰机– 政府专机–实在让人操碎心。 德国政府专机真是一个很具喜感的话题。据报道，德国共有大小八架政府专用飞机，供总理、总统和内阁部长公务使用，其中两架空客A340飞长途，最长飞行距离约为15000公里，有143个座位；另外两架空客A310，飞行距离大概是7600公里，飞中远距离，有44个座位。还有四架庞巴迪Global 5000小型机，虽然飞行距离可达9000公里，但只有13个座位。 德国空军负责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就是说，专机机组属于空军。 两架长途机，一架以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另一架则以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统豪斯的名字命名。它们都服役已经快二十年了，而且都是二手货！头十年，它们是汉莎公司普通的客机。2011年联邦空军买下了它们，经过整修、改装和现代化安全升级，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就给联邦政府当专机用了。另外一架中途飞机也是旧改新的货，而且年头更老。毕竟预算有限，2009年政府总共批准了10亿欧元的专款，计划买八架专机。钱不够用咋办，那就买旧的吧，好在德国有专门改装飞机的专业公司，德国政治家们要求也不敢太高。 但是，专修工手艺再高强，也不能把老机器整成新家伙，就像灵丹妙药可以延年益寿，但绝无可能让人返老还童一个道理。近两年，德国政府专机经常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出故障掉链子，耽误了领导人的重要日程，也让政府专机成了大众笑柄。 最出名的是2018年11月份，默克尔总理带她的副总理及一大队人马，要乘政府一号专机阿登纳号去阿根廷开G20峰会，会期两天。途中，总理正在飞机上和随员开会，空乘过来悄悄耳语，总理，咱们去不了阿根廷了，飞机有故障了。不过别紧张，咱们还在德国国内，就近在科隆紧急降落吧。最后，总理不得不精简人马，坐民航客机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还被网红了一把。但是他们迟到一天，成为与会各国领导人里唯一一拨迟到的，来自以准时著称的德国！其实在此之前，副总理乘同一架飞机去印尼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峰会，飞机已经出了故障，当地疯狂的老鼠把飞机的重要导线给咬断了。 前不久，联邦总统施坦因迈尔乘坐二号专机豪斯号出访埃塞俄比亚，返程时涡轮机不转了。当然这情况对总统来说不陌生，2014年，时任外长的他，在访问该国的时候，飞机就在那里“掉过链子”。最近总统出访白俄罗斯，临出发了，发现专机液压装置失灵，只好临时换飞机。其他的内阁成员比如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和发展部长等人，都曾经在旅途中有过因为飞机故障滞留并耽误行程的经历。 对此，大家都感到头痛，而发出最愤怒吼声的是发展部长缪勒。他去非洲计划访问三国，马拉维、赞比亚和纳米比亚，坐的是小型专机庞巴迪。到了第二站，飞机上的一个阀门坏了，不能起飞。让德国赶紧送替换零件，结果送零件的飞机也有问题，歇在南非了。部长只好取消第三站计划，乘坐非洲当地的民航飞机回国。于是他发飙了：这种故障对具有高科技之国之称的德国来说是大走麦城啊！太有损于“德国制造”品牌的名誉了！发展部长的愤怒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去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没办法坐着自己的飞机回家。 新年伊始，作为联邦军队最高长官的国防部长冯达兰终于发话了：“总有那么一天，不管维护得多好，机器材料的寿命总会到头的。内阁成员的共识是，得购置新飞机了。我们正紧锣密鼓地张罗这事儿”。 媒体报道说，国防部直接在空客公司订了三架新的最先进的A350。据估计，每一架的价格最高可达1.8亿欧元。然后需要改装，包括改装卧室、会议室，增加专门的安全和通信设施。这些工作大概使每架飞机的费用再增加大约1亿欧元。制造和改造这样的飞机是个技术活儿，需要时日，第一架新飞机大约在2022年才可以交付使用。 到那个时候，德国政府的专机应该不会来不来就歇菜了吧，希望如此。 可是，现在咋办，特别是默克尔总理咋办？她的任期就到2021年，等不到新飞机的启用，但是总不能成天为飞机故障发愁吧？ 天才的德国人啊有办法： 第一， 把一号专机老总理阿登纳号拉去检修，彻底检修！三月底要完成！ 第二， 给默总理再买一架二手飞机，一架18年工龄的空客A321！现在这架新的老飞机已经送去改装了（见下图），然后还要通过军事认证。估计今年11月份，默克尔就可以坐上这架“新”专机了。 除了飞机本身，德国政府的专机大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员配置不足，每架专机只配一个机组，没有备份。去年11月默克尔总理乘坐的飞机因故障在科隆迫降。理论上说，如果当时有一个替代机组顶上去，政府团可以转乘另一架专机去阿根廷开G20的峰会。可是飞行员工作时间有限制。通常两个飞行员的机组最长允许连续工作13到14个小时，三个人的机组允许大约18个小时。其中不仅计算飞行时间，还要包括起飞前准备和降落后的收尾工作时间。默总理的飞机迫降后，专机机组人员上去下来的已经消耗掉了一些小时数，所以他们不能紧接着继续长途飞行。最后，转乘民航成了唯一的选择。 有人问了，跳个芭蕾舞，喜儿还有个A角B角呢，为啥不能再建一个备份机组给专机服务？国防部说了，专机组执行的是特殊的任务，不是普通的航空机组可以替代的。增加人员需要的投资甚巨。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太贵了，没钱！ 所以，德国政府即使有了新专机，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吃瓜群众还是不省心啊。 德国政府专机的八卦之旅，引得吃瓜群众一遍遍惊叫，引得舆论一阵阵沸腾。可是执行飞行任务的德国空军却格外淡定。那里的一位发言人最近说，大家对飞行故障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故障的航班是很少数：“在过去的两年中，总共为政府议会飞行了1600航班，出故障的也就18个航班，俺们是低于2%的”。呵呵！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哈耶克最后的预言_文：先知书店 -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但是，晚年的哈耶克对于人类的前途，却感到异常悲观。 恰逢哈耶克诞辰120年，世界越发难以平静。这位先知最后的预言，对每个人的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 货币（金钱），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和载体：个人财产以货币为尺度，市场交易以货币为媒介，企业经营以货币为目标，政府征税也以货币为对象……财富，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自由选择，还意味着“驱使他人”的能力。 英国作家贝洛克说：“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 那么，财富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孟德斯鸠说，在公平的规则下，财富凝聚着勤奋、智慧和诚信等个人美德——毋庸置疑，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甘愿以“诚实劳动和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财富。人类历史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一直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试图控制他人的生活，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冲突乃至战争。（参阅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逐渐确立了边界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从《旧约》的摩西十诫，到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强调“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财产权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并且，人类终于认识到：对私人财产和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参阅洛克《政府论》）。为了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 但是，对于保护私有财产，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历史证明了斯密的远见：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委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 杨小凯：银本位使中国侥幸躲过了大通胀，但是统制和法币最终埋葬了民国经济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这个“神话”。 ◎哈耶克：孤独的先知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预言：消灭私营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步；乌托邦主义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在东欧的红色恐怖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将这本书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成为“孤独的反对派”、“资本家的走狗”。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的经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同台领奖的乌托邦主义者缪达尔，质疑哈耶克的获奖资格 1989年，哈耶克出版《致命的自负》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随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超级大国苏维埃灰飞烟灭，累累罪行暴露在阳光下。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向他致敬：“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厥功至伟！”（参阅巴曙松先生为《货币的非国家化》所作的序） ▴ 哈耶克作品集 ◎如何挽救个人自由？ 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对人类的前途却是无比的悲观。他认为：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主义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狂妄而短视的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强权政治，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哈耶克所引用的证据包括：欧美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富人征收高税的民粹政客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这极大地伤害了人们脱贫致富的热情，尤其是扼杀了公正与自由。（参阅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哈耶克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包括货币、产权等市场规则）。 ▴ 多任总统因借鉴他的思想缔造繁荣，但他对政客的评价历来不高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那么，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会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乃至通胀掠夺呢？事实上，只要免于强制力干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开放、竞争，人们在市场中的博弈是长期的、反复的。因此，私企发行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公民可以根据该企业的信誉、币值的稳定程度来自愿选择。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一家私企发行的货币，如果没了信用、失去购买力，人们便会毫不客气地抛弃它，改用其他私企发行的货币。 ▴ 先知书店独家定制，巴曙松作序 其实，市场与货币的历史比国家久远得多，货币在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以私人信用自由竞争的（例如毫不起眼的贝壳也可以充当货币）；所谓“通货膨胀”，恰恰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才产生的。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这一天才的洞见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英文版主编阿瑟·塞尔登叹服：“这项发明，也许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在该书出版前，哈耶克通常被视为反凯恩斯主义的斗士。此后人们认识到，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哈耶克不仅是乌托邦主义的掘墓人，也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列出了一份说明书。 本文原创：先知书店 转载自：千字文华

对母亲的依恋或多或少造成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女性气质”，可是，他们是如此安居在这种气质里，如此心甘情愿地浸淫在散发着母性温暖的情感、思绪和心灵的阴晴变化中，写下了洋溢着和谐之美的文字。 这只是一个巧合：当我在书店里下决心拿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准备回家通读时，书店老板将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也放在我手中。回到家里，我交替着读这两本书。原本是为了让这两本书彼此消除阅读的疲劳，但是，渐渐地这两本书合而为一了，在读到神志昏乱的时刻，我真的分不清谁是谁的情节，因为它们太相像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这两个心灵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同作为文学史上的两个路标，标示出一片幽深的文字景观——心灵世界。 1 心灵世界曾被理性规约着，就像客观世界本来被上帝规约着一样，在上帝的阴影被过滤、清除之后，现代理性精神用它毫不含糊的手势划分了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没有混沌，没有/伊瑞伯（即冥府）最幽深处的黑暗洞穴/没有凭籍梦幻之力掘出的/任何障目的虚空——能衍生出/当我们窥视我们的心灵、窥视人 类的心灵时/常常降临的恐惧和敬畏。”（注1）与人有关的一切都被界定在真实的范畴内，或者说，现代理性精神之手只允许真实环绕着人本身，甚至是对最飘忽不定的心灵，也必须依靠实证和经验确立其实体的概念。 可是心灵作为一片流动的领域，自会反抗理性之手。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之流带着自信率先转向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他倡导人们去倾听自身内在的声音，灵魂的声音和身体的声音，这些恰恰是现代理性不肯承认的东西。 愿意倾听心灵之声的人构成了思想史上的隐形线索，以帕斯卡，尼采，普鲁斯特，里尔克，本雅明等人组成，他们朝向个体的心灵而非理性。朝向心灵不仅仅是所由之的出发点和所朝向的方向与理性精神背离，而且随之而来的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也大相径庭。里尔克描写了一个另类时空的隐修士马尔特，他在城市里独行，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他毫不在意，而在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物象在他的眼中却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偶尔，他还如通灵士一样能够看见某只不存在的手，从黑暗里伸出来，像某种隐秘的寓言。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中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他的个人体验，并创造出一个另类时空。他将思想看成一个安全的隐蔽所，可以从中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当我看到外界的某一件东西，看到的意识便停留在我与物之间，在物的周围有圈薄薄的精神的界线，妨碍我同它直接接触；在我同这种意识接上关系前，它又仿佛飘然消散，好比你拿一件炙热的物体，去碰一件湿淋淋的东西，炙热的物体接触不到另一件东西的潮湿，因为在触及前水分总是先已气化。”（注2）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也是一个与通常意义的时空概念隔离开的空间，这一空间并不追求在时间之域中的现实性，而是将时间纳入自身之内。普鲁斯特说：“悲莫大于心死，可是我们只有在阅读时、在想象中，才体会到这种悲哀；现实生活中心灵的变化同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一样，其过程相当缓慢，倘若我们有可能对变化中的每一个不同的状态逐一进行验证，那么我们连变化的感觉都会丧失殆尽的。”（注3）在想象和阅读的空间中，他所拥有的时间是浓缩了的时间，他的内心在一小时中经历到的各种幸与不幸，是他花费一生都难以体会的。在理性的逻辑中这种想象时空无足轻重，但是普鲁斯特用两百多万字反复描述了自己对这一时空的体认，他以确凿无疑的语气告诉我们，这同样是一个可以栖居的时空，在其中，我们可以用象征代替真实，用象征体验真实。 也许，在普鲁斯特和里尔克之后，我们真正获得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选择住在现实时空，也可以选择住在象征（想象）的时空中，“他由于经常这样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情感，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 是他的心灵的构造”4。由于这种象征并不一定指向现实事件，它对瞬间和思绪更感兴趣，因此，它总是穿着欲望的形式，象一道水中的波纹，既让你看到它存在的痕迹，又不给你一个实体。 2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之所以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混淆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两人各自和母亲的关系。 男性作家与母亲的关系是作家本人、读者、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习惯了男性作家对母亲神话的歌颂或者将“俄迪浦斯情结”妖魔化之后的变态描写，当我们读到里尔克和普鲁斯特与母亲的关系时，我们难免会有新奇和感动。母亲，在他们眼中，不是神，也不是妖，而是一个人，是一个浑身散发出暖光的人，是他们可以期待也可以投身其中得到安慰的人。 里尔克写他和母亲的相处：“母亲有时会过来半个小时，给我读一些童话故事；不过那些童话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都不喜欢童话故事。我们对奇妙的事物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念。在我们看来，那些自然发生的事物才是最最奇妙的。”（注5）“只有在我们确定不会被打扰，而且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昏暗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沉浸在回忆之中，回忆一些对我们两个都显得久远的平凡琐事，并且禁不住露出笑脸；因为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两个都长大了不少。我们记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母亲希望我是一个小女孩，而不是我一个已经没法改变的男孩。”（注6）普鲁斯特同样写到：“我的悲哀一俟平息，我便沉溺在妈妈伴我过夜的温情之中。我知道如此夜晚不可再得，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在夜间如此凄凉的时刻有妈妈在房中相伴；这种心愿同生活的需要和大家的期望太对立了，简直是南辕北辙，所以那天夜间我暂得的满足不过是勉强的例外。明天我的苦恼照常还会出现，而妈妈却不会再留在这里。”（注7） 文字中对母亲的依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拿母子关系大做文章之后，人们不仅认为这种依恋本身是一种性本能之恶，而且认为这种依恋或多或少会导致男性作家自身的某种精神障碍。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创造力源于性特征，他将之称为“力比多”，和男性相比，女性是有缺陷的，是被“阉割”了的男人，因而女人是没有创造力的。弗洛伊德认为小孩在２～３岁时会具有一种无意识欲望即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对母亲的爱和占有欲，但是由于父亲的存在，孩子和母亲的二分体演变成父亲、母亲 和孩子的三角关系，最后，男孩因为害怕被父亲“阉割”成为母亲那样不完整的人而被迫与父亲认同，女孩则因为发现自己已被阉割而从同样有缺陷的母亲那里转向父亲，希望在父亲的宠爱中得到安全保证，也就是说，在自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要摆脱对母亲的“恋情”，树立父亲的绝对权威。 弗洛伊德的分析以男性为标准来界定男人和女人，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视角。假如我们不急于对他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其实也是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归纳。 从古至今，男性作家对待母亲的态度其实是相当暧昧而矛盾的。尼采说：“妇人的一切是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注8）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在精神价值和肉体价值上，女性唯一和最高的使命是母性，她的潜台词是对男性无私的爱和奉献。 理解了这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男性作家中，几乎是一边倒地对母亲大赞颂歌，即使是鲁迅那样充满了彻底批判精神的作家，面对他的母亲时，也难以举起批判的笔锋，而是低眉顺目做着委屈的孝子。却很少有人愿意就此反思一下，当中国那么多传统型的母亲在无私奉献的时候，她的自我在哪里？她的幸福在哪里？有谁倾听过她临花的叹息？她偶然的天真，也只做着一餐一饮的装点，终其一生，她成就了男人的喜剧，却往往成为自己的悲剧。无私的母亲事实上是一个祭献的牺牲。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大行其道之后，男性作家也开始向人性进行纵深挖掘，可以看到男性作家对人性与人际关系的种种颠覆，在中国，由于道德关怀的弱化和商品经济的推波助澜，这种颠覆轻易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并超过了人性的底线。于是，在很多男性作家的笔下，母亲不再是完美和无私的神话，而成为一种让男人 “去势”的巫婆，她扭动着欲望的身躯，张开贪得无厌的大嘴，吞咽男人和男孩的精气神。这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时尚的看点，另一方面依然是一种扭曲的男性自大意识：女性不能拥有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欲望，尤其是母亲，她只能以一个无性的个体如圣母一样宽容、博爱和圣洁，否则，她就是邪恶的女巫，是男人的噩梦。 3 女性主义者对男性塑造的这种女性神话和妖魔化进行了批判和多角度的反思，如西蒙·波伏娃就坚决主张解构“母性神话”，认为母性和女性的个体性是冲突的，无法相融。而克里斯蒂娃则从更宽泛的角度论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她从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出发，作为对拉康的男权中心的象征秩序的反动，将母性视作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出路。她用“超若”（chora）一词来命名一种无法命名的、混沌的子宫状态，这种状态相对于男性中心秩序的象征态，是一种流动的符号态。在拉康看来，这种混沌状态是必须被克服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从认同母亲的“超若”状态转向认同父亲的象征秩序，才能获得语言能力，作为正常人进入社会领域。但是，克里斯蒂娃却指出，正是因为对母性“超若”的否定，才导致了男权世界的单一化、冷酷性和爱的缺失，它制造了太多坚硬的男人和无自我的女人。要改变我们文化的弊端，首先要认可这种母性“超若”，一方面肯定它的价值，另一方面，要拥抱它，也就是让自己坦然地居住在母性的混沌之中，使女性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使男性寻找到自己所缺失和渴望的爱。 克里斯蒂娃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但是不能不说她的这一理论可以缓解男性作家面对母亲时的内在焦虑，因为无论是将母亲绝对化为神还是妖，其实都表明了男性作家对母爱的一种恐惧，因为他们认为沉溺于母爱会削弱自己的阳刚气质，会增强自己的软弱，会使自己被社会排斥。的确，在作家群体中， 我们看到了太多柔弱心灵的挣扎、孤独和痛苦。尼采自身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叫嚣着“你要去见女人吗，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这种看似强硬的话语恰好掩盖着他在女性面前的羞怯和畏惧。爱、情感和心灵也许真的是呈阴性的，那些在内心气质上天然具有或者天然地亲近这种阴性的作家，必然表现出浓厚的女性气质。可是，只崇拜阳刚气质的文化生硬地鞭笞这些柔弱的心灵，迫使他们在自我冲突、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社会的抵触中奔赴绝境，他们要反抗自己的天性，希望在阳刚世界中有所为，但是无一不忍受巨大的矛盾挣扎。 那么，克里斯蒂娃事实上指出了一种心灵可以达到的和谐之境，就像里尔克和普鲁斯特这样，对母亲的依恋或多或少造成了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女性气质”，可是，他们是如此安居在这种气质里，如此心甘情愿地浸淫在散发着母性温暖的情感、思绪和心灵的阴晴变化中，写下了洋溢着和谐之美的文字。 在安守于内心的过程中，他们体认一种真正的爱。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是因为他们从爱中排除了一切“及物性”的因素。普鲁斯特几乎是自虐似的奉行柏拉图的精神之爱，他的爱纯洁而绝望。里尔克，奉行着孤独者的爱，平等地爱所有的女人。他始终认为两性间的关系比人们平素所想的要密切，他期许的伟大革新就在于：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象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地、忍耐地负担那放在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注9） 回到现实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普鲁斯特和里尔克现在被众人传诵，可是他们只能作为文化的隐修士存在。他们之被传诵也许要归功于他们肉体的消失，在肉体消失之后，他们的灵魂跟随文字完美地进入他们所孜孜追求的象征时空，得以不朽。只要克里斯蒂娃的“超若”一天不被社会所认同，这些文化隐休士就一直会被社会所排斥，如里尔克以异常冷淡而优雅的语言所说的：“每当谈起隐修士们，我们常常做出很多想当然的假定。我们常想，世人对隐修士们是有所了解的。实则不然，世人对隐士们并不了解。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孤独者；他们只是憎恨孤独者，而又对他一无所知。”（注10） 附注： 1 华兹华斯:隐士.载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5.第35至40行.2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1.3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2.4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载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64.5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1.6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1.7 普鲁斯特.追忆逝世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7.8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75.9 参见里尔克.给一个青年的十封信.冯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10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8.

文：黄东黎 谎言，就是试图歪曲历史，而真相则需要不懈的斗争。 1940年二万多名波兰国家精英，被集体屠杀的卡廷事件，震惊世界。谁是惨案的制造者？因为罪行的隐瞒与反咬而“扑朔离迷”，半个世纪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真相才得以大白。而由于遮掩，直到今天仍有“漏网”的刽子手，仍有数千被杀害的波兰人成为国家无名烈士。 2012年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由波兰卡片中心的学者、专家根据波兰和中欧历史资料撰写，中国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译审乌兰翻译而成。我一口气将这本236页的书读完，因为相信它的真实。 卡廷事件的背景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侵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波兰人民和军队虽然英勇抵抗，由于腹背受敌，军队和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在两强打击下战败，国家沦陷。苏联占领波兰后，1940年4月将关押在克杰尔斯克（卡廷）、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利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15000名战俘杀害，同时还枪毙了7000名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中的俘虏。这些被杀害的逮捕和俘虏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波兰精英代表，国家政要、审判长和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军队中的军官和警官，及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文学家、记者、教师、企业家等。 1941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翻了脸，爆发了德—苏战争。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苏联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苏联一直拒绝向波兰提供任何失踪人员的信息。而占领波兰的苏联，试图扮演波兰的同盟者角色，利用波兰军民的抵抗，削弱德军。 1943年4月，攻入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波兰人墓坑，德国随之对苏联进行抨击。苏联当局却反打一耙，声称德军占领苏联后杀害了这些波兰战俘，是德国嫁祸于人。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调查中，苏联无法提供证据将罪行归罪于德国，但成功地避免了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为此，苏联坚持卡廷谎言：与杀害波兰军官事件毫无关系，德国要承担一切责任，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政府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访问，戈尔巴乔夫移交了卡廷及两处集中营的波兰战俘名单、档案卷宗。同一天，苏联发表声明，承认卡廷这些罪行的直接责任者是当时的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及其帮凶，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苏联为什么对波兰人大屠杀 卡廷大屠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早在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德国）即开始瓜分波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割了波兰。沙皇被推翻后，1918年波兰乘机独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敌视波兰的态势就不断增加。二、1920年，俄波爆发战争，在华沙战役中俄军战败，苏联多年内不得不放弃向西方输出革命，因此苏联对这个西部邻国更加敌视。三、1937至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目的是镇压一切反抗布尔什维克，特别要打击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仅在当时，苏联就杀害了11万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 1939年9月，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盟友后，为了保护和配合德国，斯大林向波兰发动进攻，目的之一是继续实施其毁灭波兰国家的计划。苏联与纳粹一样，早就制定好了将波兰“归为己有”。从苏联进攻波兰开始，就不断关押（或者就地杀害）认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人，尤其是部队军官。苏联政府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竭尽所能虐待被捕人员，也就为后来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坚持谎言埋下了伏笔。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二战爆发，这是德军占领波兰 被捕的波兰军事检察长斯坦尼斯瓦夫，在一份供词中说：“被关押的军官觉得苏联会把他们送回大多数人出生和成长的波兰，从情感上说，只要能逃离苏联，让他们到哪里都行，甚至比苏联更糟的地方，比如说逃到德国占领区，毫无疑问，德国会较温和地对待波兰军官，德国人较之苏联人，可能更会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对待战俘。” 波兰人想的天真了，苏联人认为对关押的波兰战俘，最“省事”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随即获得批准。苏共政治局决定：由于战俘营关押的波兰人员，是苏维埃“顽固不化”的敌人，即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执行枪决，无须对其进行任何解释。审案时，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枪毙。 卡廷森林发现被枪杀的波兰军官遗骸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被俘的波兰军人、官员等从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加上其他战俘营的行刑，共有22000名波兰人死于苏联当局抢下。 惨案的真相与法律 二战后至八十年代的波兰，被苏联控制在“大家庭”中，此时期凡是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人，都被视为与苏联为敌。而波兰也一直被笼罩在卡廷谎言的阴霾之中。1989年到1991年间，在整个苏联集团发生变化后，不仅波兰民众和政府要求查清卡廷事件真相，许多俄罗斯人也积极帮助寻找卡廷真相资料，这对俄罗斯领导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随之卡廷事件大部分档案被解密，包括1940年3月5日苏共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枪杀波兰战俘的命令》，上面就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 俄罗斯调查卡廷事件活着的行刑人员，在审讯中，当时的苏联监狱看守证实：“波兰人被关进牢房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两天，就把他们带到内务部的地下室枪毙，是一批一批的。听到枪声后，我们就得马上进去，把尸体拖到另一个牢房。” 内务部管理处处长托卡雷夫供认：“我看见了真正的刽子手！他们拖出尸体，装上卡车开走了。一昼夜枪毙了三百人，太阳出来之后，枪杀还在继续进行……” 参与尸检的法医们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地方，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随处乱扔，尸骨、遗骸到处摞成堆。 被苏联当局杀害的波兰人 1991年末，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向新任总统叶利钦移交卡廷事件秘密档案，他说：“看了这些文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1992年10月，俄罗斯国家档案局主席鲁道夫.皮霍瓦向波兰移交一号秘密档案时说：“发现这些档案文件，涉及政治谋杀问题，叶利钦总统希望彻底摒弃在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中的谎言。” 1993年8月2日，俄罗斯军事检察总院专家报告结论：1940年4月至5月，关押在内务部战俘营的21827名波兰战俘被枪杀，其家属被流放苏联腹地——这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最严重罪行。这属于战争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对此负有罪责。因为，是他们作出了对无辜的人们进行集体灭绝的决定。内务部的领导贝利亚、科博沃夫等和其他内务部及其官员，作为罪恶的执行者对此负有罪责……根据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规定，上述这些人要对违反法律滥用权力承担司法责任。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该被视为种族灭绝罪。 民族的苦难，欺世谎言的破产 我很同情波兰这个民族，17世纪就被普鲁士、沙俄分割，独立后作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不能真正自主。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面临两大敌人——西方的德国，东方的苏联。德苏都想让波兰顺从自己，否则就将其灭亡。波兰拒绝与纳粹德国“合作”，希特勒便诉诸武力，首先使用了“闪电战”，凭借空中优势和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使波兰陷入力量悬殊的战争，损失惨重。盟国英法却背信弃义，不出兵援助。人们不会忘记波兰骑兵自杀式的向德军坦克发起猛攻，被坦克炮、机枪扫射，履带碾压，骑兵前赴后继的英勇场面。而苏联又乘机从波兰东部入侵，与德国军队“胜利会师”。 占领波兰的德军和苏军会师 波兰被德、苏瓜分后，波兰人民和军队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国家灭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抗击德军、解放祖国的抵抗运动。广大的波兰人民英勇奋战，牵制了35个师的德军兵力，一直打到二战胜利。波兰人民从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都不会救我们。”而他们多年后才清楚，苏联从背后又捅了他们一刀。 1990年3月，波兰卡廷委员会致戈尔巴乔夫信中说：“卡廷惨案，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致命打击，被杀害的人都是波兰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采取这种大屠杀手段，完全违背了人道准则和文明社会的法律。我们请求先生公布卡廷悲剧的全部真相。” 波兰记者阿巴里诺夫写道：“那个来自‘安全机构’的人当上总统后，关于卡廷事件的阴谋就再也不让说了。普京于2002年到波兰访问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叶利钦积极将‘特别档案卷’解密，那么今天这些档案就会被锁得严严的。” 电影《卡廷惨案》，是波兰电影大师、获得奥斯卡终身奖的安德烈.瓦伊达的作品。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不愿重见被谎言遮盖半个世纪的悲惨历史。 电影《卡廷惨案》枪杀镜头 谎言，出自个人是道德品质问题，而出自于国家层次且面向世界，性质就大不一样了。由此想到，去年俄罗斯运动员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国际奥委会调查认为是国家行为，遂禁止俄国运动员代表国家参赛。普京为此辩解，称是某些国家的政治手段。我不知道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如今这个体育的“假”与当年政治的“慌”有没有必然性？ 2010年4月7日，在卡廷惨案70周年之际，波兰总理唐纳德.图克斯到卡廷公墓参加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也同时来这里参加纪念。 康纳的.图克斯在讲话中说：“我们记得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也记得试图消灭整个民族的罪行。我们将会永远怀念在这里留下忠骨的人们。伟大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摘引他寄给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演说词的一段话”—— “暴力并不是孤零零生存的，它必然与谎言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谎言中找到了它唯一的避难所，谎言在暴力中找到了它唯一的支持。凡是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谎言选作他的原则。” 图克斯说：“我今天在这里重复一下，一句真话能带动整个世界往前走。今天，我愿意相信，一句真话能带动两个伟大的、被历史痛苦分割的民族往前走……” 三天后的4月10日，波兰共和国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参加卡廷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天早上，载着波兰代表团的飞机在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95人全部罹难。卡廷，波兰人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故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准备的演讲，最后有这样几段话—— 卡廷悲剧以及与卡廷谎言的斗争，对下一代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记忆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教训涉及每一个人，也涉及每个国家，涉及人类文明的过去和将来。卡廷惨案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人们和国家都有可能受到奴役、被毁灭的威胁，永远铭记谎言有很强的欺骗性。 卡廷惨案同时也将会证明：人民和国家终会——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自由和捍卫真理。

转自：大象公会 偷摸记录的伟大历史 1789年，是乾隆王朝的第五十三年。这一年中国过得比较平静，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世界经历了两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首届国会的召开。 一个事件要想广泛传播，哪怕对历史本身影响深远，还是得遵循三个传播噱头：“女人、金钱和坏事。”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与典籍汗牛充栋，清宫里的弱女子们为争宠惊心动魄地相食相斫，早已成为电视常态。人们愿意为传奇故事驻足，多几番唏嘘感叹。而关于美国首届国会的专门著作则难以寻觅。 位于纽约的联邦大楼，1789年首届国会在此召开 事实上，首届联邦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届议会，在美国历史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具划时代意义。它将宪法从一卷羊皮纸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和灵活的政治实践，将共和的梦想落实为有血有肉的现实。 然而，首届国会召开于风雨飘摇之时，奴隶制的幽灵始终盘桓在国会的上空，它将阶级矛盾、南北方、东西部、虚弱无力的联邦与各自为政的诸州，宪法与反宪法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国会内部也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地区之间的不信任、内部交易，以及平庸之辈的怠惰。 混乱、偏见、敌视、不睦笼罩着国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 如今的美国国会，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如今看来虽是一段浩荡的历史，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美国开国元勋之间的对谈本来成为历史传奇，但事件时间跨度之大、涉及人员之众，以及会上的严密限制，则实在难以还原故事现场，幸亏有威廉·麦克莱，一位个性张扬、无视会议纪律的宾夕法尼亚议员。 当时“为了与参议院的议事原则保持一致，即讨论不对外公开，参议员们被公开禁止做记录，麦克莱没有按照要求做”，所以，“他的日记是唯一详细记录第一届国会方方面面的资料。”一个公然违反规定的普通议员，居然成为一个美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上唯一的记者。 麦克莱是政坛老将，也是陈述高手。 国会初期的辩论，华盛顿没有参加，麦克莱评价他的回避，“就像遇到了校长的小学生，或者护士臂弯里的婴孩”。他如实记录了华盛顿在就职演讲上疲惫沧桑的状态，寥寥几笔，让两百年后的读者如临其境： “伟人感到很焦虑紧张，紧张程度超过大炮或滑膛枪瞄准他的时候，他身体发抖，好几次几乎读不出声音来，尽管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读了好多次。他把演讲稿换到左手，过了一会儿，又换回右手。当他说到‘全世界’几个字时，挥舞了一下右手，让人觉得很笨拙”。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他讥笑亚当斯的虚荣和脆弱时说，他是“一只穿了马裤的猴子”；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领导了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和宪法、一生都发扬踔厉、生命力极度饱满的富兰克林先生参加了此次国会，此时已81岁高龄。 国会开到1790年春，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南北方议员争论不休，最后以保留奴隶制的南方取得胜利，华盛顿不无乐观地说，“奴隶问题终于结束了，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引起麻烦了。” 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富兰克林又杀了个回马枪，“就算已经一病不起，他还是用辛辣的讽刺文学好好地嘲笑了一番他们的虚伪”，以一个虚拟的黑人奴隶主的口吻把杰克逊关于蓄奴制度竟然给黑人带来无穷好处的虚伪演讲重复了一遍，文中把被奴役的黑人换成了白人。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即使时隔两百年，读到这篇类似于恶搞一样的演讲，仿佛看到一个病得颤巍巍的老人家正咧着嘴满脸坏笑。老先生想以此举把奴隶制从社会结构中撕了下来再次提到国会议程，而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虽然当时议员们写了很多信，谈到很多问题，但是关于会议现场和议题的许多情况则提及不多，恰好是不守规矩的麦克莱为我们留下了上述最丰富的记录。 “吵架”定乾坤 美国首届国会，可以定性为“吵架大会”，“第一届国会充满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个性、个人和地区间的不信任”，但是奇迹般地富有成效，“所有议员都担心失败，决心让政府运作起来，就算在深层次的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也可以”。 《哥伦比亚》杂志长篇报道首届国会，1789年5月 在一片混乱与分歧中，各利益团体代表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权利法案》《联邦税收法案》《司法法》《国家银行法案》相继签署，美国宪政运作机制在看上去极度无序中稳步向前推进。巨大的分歧与巨大的成功形成何其鲜明的对比，支撑着这种伟大的“求同存异”的核心理念，表面看源于各州议员普遍的认同——“我们是一个同舟共济的整体，当然有必要确保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作”。 穿透历史文本的表达，深究更深层次原因，则会发现经过近两百年漂洋过海白手起家的北美垦殖活动，经过漫长的商业训练，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使得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空间都被极大的拓宽，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一个个个体活得鲜活饱满，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人被立了起来。 他们能来到这片土地上垦殖，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欧洲的往圣先贤们前赴后继击碎反动的中世纪的桎梏，解放人的个性和自由思想而引发的系列成就之一。哪怕只有《五月花公约》、《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和《独立宣言》这样简单的文本，他们也能找到立国的精神依据，哪怕有的州没有批准新宪法，国会也要照样开。 1783—1803年的美国地图 乱归乱，吵归吵，甚至互相鄙视和攻击，这些东西较之每个人心中关于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伟大想象来说，都是表面的次要的，美国首届国会以一个历史的横截面证明了美利坚这个国家的兴起，是真正做到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从整个美国历史看，美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历史很短。如果从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颁发“弗吉利亚特许状”算起，有四百多年历史；如果从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和1789年首届国会召开、联邦政府建立算起，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国家把世界上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短短几百年之中，飞速崛起，从殖民地附属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几经动荡，屹立不倒，以资本主义的狂飙，深刻参与并影响了“漫长的二十世纪”，并随时准备把人类的命运掌控起来。 现今的国会会议厅 如果确有可以从美国崛起的历史中照搬的东西，那就是美国首届国会的成功召开给我们的启示，个人活得鲜活、饱满，个性得以极度的张扬，如鲁迅先生所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首届国会后二百年间的美国虽然动辄乱成一盘散沙，但是在多数历史时期国人能做到“自觉至、个性张”，混乱可能会持久，争吵可能会不休，有了这些鲜活的面容，国家的未来是不需发愁的。 这也是字里行间元气充沛、鲜活饱满的《首届国会》一书关于美国崛起的启示。 《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作者: [美] 弗格斯·M.博德维奇 译者: 濮阳荣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George Orwell（1903.6.25—1950.1.21） 作 者 / 徐庆全 康慨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雅众“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编者按，本文最初期发表于2013年。）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青年萧乾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奥威尔曾担任BBC远东部长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青年时期的杨绛与钱钟书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动物农场》漫画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青年巫宁坤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沈从文夫妇与巫宁坤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董乐山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青年止庵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作者：徐庆全 康慨。

我要指出的是：《流浪地球》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错到底。批评《流浪地球》违背科学原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这个最大的错误却至今无人指出。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错误，你就会嘲笑这部电影。所以，如果你没有追求真相的勇气，就此打住。真相，有时是很令人沮丧和恐惧的！ 这几天我正在地球的另一侧西方旅行，不断听到地球那一侧的喧嚣：流浪地球！ 最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知道是电影，还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而且是科幻的。我几乎不看小说，至少是从高中以后，因为被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的写法给败坏了胃口。对于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更是没有兴趣，总觉得在这个文化现实中，没有科学，只有幻觉。 可能是由于小时候看过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此后看什么科幻作品都觉得不够味道，因此打不起精神。阿西莫夫的东西还可以，但那是另一种写法，我完全可以不在意其情节。 《流浪地球》的喧嚣不绝于耳，但是我懒得理会，直到我收到了在巴黎的好友当笑话传来的一则中国专利，才觉得应该审视一下这个《流浪地球》。 这则专利传得有鼻子有眼，尽管我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是看这架势，可能假不了： 这样完全科盲的专利我实在看不过去，这显然是专利申请者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专利审查者的问题。专利申请者的无知可以被原谅，这群审查专利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他们曾经学习过物理和力学吗？我于是对此给几个好友写了尽可能恶毒的评语： 按照这个专利，全体人类撅起屁股朝西放屁绝对可以提高自转速度。每天放屁不已，全部方向一致，不愁地球自转速度不加快。新时代的愚公精神，称作“愚公挪球”或者“愚公撼地”。子又有孙，孙又有子，而球没别的动力，何苦不加速？但是最后真的也感动了上帝，把球挪到别的地方，那后果不好说。你就向上帝收专利费吧。我的意思是上帝先把这些二货收走吧。 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些关于《流浪地球》的评论文字。我的结论是，我不会有兴趣去看这样的电影的，何况是吴京演的，这样一个在以前他自己的电影里连护照的文字都造假的人，居然还有编剧导演看中让其“领衔主演”，挺倒胃口的。 但是朋友们对我说，那你就批判一下。要批判就得先看，但是我又不想看。这就如同要你批判馊饭，但是你又不肯品尝馊饭，那么评语怎么写？于是我就硬着头皮看了9分钟YouTube上的《流浪地球》简介。 这一看，我几乎要说我的朋友如有神助。居然这么凑巧在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专利当笑话发给了我。《流浪地球》上的发动机和上述专利中的发动机在工作原理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查了一下《流浪地球》的作者，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直接批判他，毕竟他也是学理工的，惺惺相惜么。但理工男居然在还有不少“科学顾问”相助的情况下错到这步田地，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请看电影里是这样说的：“建造了12000台地球发动机，有的发动机的高度达到了11公里，比珠峰还高2000米。”“先用了几十年把地球的自转速度降为零，然后向太阳系外前进。” 我要告诉善良的观众们：这样的发动机不可能让地球自转速度改变哪怕一点点，也不可能让地球偏离目前的公转轨道前往任何地方。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动机什么也不能改变，无论是地球的自转还是公转。 根据动量守恒原理，喷气发动机之所以可以驱动航空器航天器前进是由于尾喷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但是很多人的错误也常常出在了这里，他们以为只要有尾喷，就会有前进。其实不然。 比如，你穿着裤子放屁并不能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你放出的气体被裤子挡住了，气体还是在裤子里，而裤子还穿在你的身上，屁对裤子产生的作用力又变成向后的力作用在了你身上，所以你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你脱光了放屁，那确实可以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气体被留在了运动物体（你）之外。所以，“脱了裤子放屁”是解决推力问题的方法，只是，这推力很小，还不值得你脱裤子费那个事。但是，只要原理可行，成功就只是条件问题。火箭，就是成功的案例。你看清楚了，火箭所喷出的物质都必须离开火箭，这才可能驱动火箭。正是飞行器向后抛出物质这一过程，使得飞行器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而向后离开飞行器的物质的动量和飞行器的动量是守恒的。你可以看到发射卫星的过程：巨大的火箭数百吨的重量都在最后消失，而仅仅留下了获得了足够速度的卫星本身。留下的质量只是整个发射初始质量的1%左右。 以放屁获得前进的动力，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找来全世界的人和动物一起屁股朝东放屁并不能降低地球的自转。理由很简单，这些屁还在地球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屁”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形容。我其实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最后觉得用任何别的东西来形容这些如此蔑视科学的行径，都是对别的东西的不尊重。 这位专利申请者的错误就在此。他以为在地球表面上放上喷气发动机就可以产生推力，就可以使得地球改变自转。不错，喷气发动机确实可以产生推力，但是喷气发动机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了地球上，包括在大气里，其产生的反向力正好和其产生的前进推力抵消。这就是动量守恒原理。这位专利申请者和那位不脱裤子就放屁以期求得向前加速度的人一样，一无所获。 可悲的是，《流浪地球》的地球发动机设计和这位专利申请者的想法毫无二致。地球的大气层厚度有数百公里，影片中地球发动机的高度只有海拔11公里，完全在大气层之内。因此喷出的物质没有离开大气层的可能，而是一旦喷出就立即被大气减速，然后坠落到地球上。其结果也和那位没脱裤子就放屁的奔跑者毫无二致：奔跑者排出的气体作用在裤子上，留在了裤子里，奔跑者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同样，《流浪地球》里的地球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丝一毫的地球自转速度。 那么是否没有了大气层，这样的地球发动机就可以改变地球自转速度或者公转速度呢？事实上，只要尾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地球上，答案就是否定的。 即便不考虑空气阻力，尾喷物质的初速度也必须超过第一宇宙速度7.9km/s才可能做到喷出物质不落回地球，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所有尾喷的物质都会落回地球。可以做到这样的尾喷速度吗？子弹出膛的速度大致是这个速度的1/10，因此要做到7.9km/s尾喷速度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子弹在出膛后一秒钟便失去几乎1/2的速度，可见大气的阻力之强大。但是，我们假设可以做到喷出速度超过7.9km/s，而且假定大气层也挡不住这些尾喷，那么，这样的后果是，所有的大气都会随着尾喷热流冲进太空，永远留在那里，再也回不到地球，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了大气的地球，只好去见鬼了。 这就如同奔跑者以放屁求得加速度，其结果只有两个：其一是气体被挡在了裤子里，因此没有获得任何加速度；其二是屁把裤子吹跑，从而获得加速度，但是裤子没了。 我想，《流浪地球》的作者和观众肯定也嘲笑过那些想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人，也嘲笑过自己坐在澡盆里却想把自己连澡盆一起端起来的人。这些笑话我们在《吹牛大王》这样的书里都看到过。我们称这些人“蠢驴”。但是，一旦换个场景，把澡盆子换成地球，把揪头发换成发动机，很多聪明人就也成了“蠢驴”。 当然作者也是不好当的，如果要不违背物理学原理，那么地球发动机的喷嘴就要具有数百公里的超越大气层的海拔，然后以第一宇宙速度喷出物质，这就可以做到改变地球自转和公转速度。当然，这些喷出的物质会立即成为人造地球卫星似的云层，然后地球上空的卫星云层会越来越多，最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要么就以第二宇宙速度（11.2km/s）喷出物质，这样喷出的物质就脱离地球直接成为绕太阳旋转的垃圾。 牛这么吹的话问题也很多，也更大得令吹牛者发虚，但是至少不破坏物理原理了。400公里高的发动机怎么造？但是，既然反正是难以置信的，总得顾上一头，总得在科学原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况且，这牛比当年亩产水稻几万斤总还更靠谱一点。至于为什么作者和顾问没这么吹，那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这对文科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证明了：其实理工男也不那么牛逼，论吹牛还未必比得上文科女。尽管文科女吹牛完全不着边际，但是一般不敢冠以科学的名义。 至于别的硬伤，我就不再说了。说实在，兴味索然。也就相当于，你本来要去买马，结果你看到那传说的马其实是一只乌龟。这就足够了，至于这乌龟还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不会再有兴趣。除非你开始去就不是为了马去的，而是只要是能动弹的都能满足你，那你对乌龟还是会有兴趣的。 而我们的很多观众，他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马，也不知道什么是乌龟，只要卖相还可爱，其实马还是乌龟，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无知者无畏”，因此，“不思者自信”，最后，“愚蠢者常乐”。 我总想到罗素的那句令人挥之不去的刻薄到恶毒的名言：“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就在于，那些蠢货和狂徒永远自信满满，而那些智者却始终忧心忡忡。”(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and the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其实更加悲催的事情是，那些欢呼者并不知道他们在欢呼什么。他们花钱买了一堆烂货，却兴高采烈；他们被骗子剥夺得一干二净，却心甘情愿。他们最痛恨就是有人告诉他们真相。 其实在“吹牛”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从神话开始，我们就缺乏一种精神。我们几千年来的吹牛一直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这可能就是文化的问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决得了的。我觉得，《流浪地球》在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上都有致命问题，但是至少比起“文革样板戏”有很大进步：情节好像也有跌宕起伏，也不忌讳谈些人文情怀。尽管邯郸学步，但总是一个开端。 这部电影，应该只能忽悠跳广场舞的，如果被忽悠的对象比这更广泛，那受众的问题真的严重了。“吹牛”和吹牛是不同的。符合科学定律的，叫科幻；否则，就是胡扯。《流浪地球》就是胡扯！但是，胡扯也是一种自由，为了自由，让我们捍卫胡扯！当然，让我们更加捍卫批判的权利。

——清华经管学院2018毕业典礼演讲 　　 清华经管学院2018届毕业班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下午好！　　 非常荣幸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向同学们表示祝贺！荣幸之余，我也诚惶诚恐，因为本人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并不懂经济管理，今天到底应该说些什么呢？后来我想，中国科大的很多毕业生，原本是物理、数学专业的，转行经济、金融后都很成功，这给了我不小的信心；而且，由于偶然的原因，我研究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发现里面用到了类似分子布朗运动的Ito积分。当时我觉得这个模型很妙，大胆断言这一工作应该得诺贝尔奖，果不其然。既然自然科学与经济、金融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又觉得自己的鉴赏力还不错，所以今天我大胆地来到这里，希望同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自己人生的感悟，谈一谈科学的价值。 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 　　 说到科学的价值，我并不想介绍一些艰深的原理，告诉你某个定理、定律多么厉害。在我看来，科学的首要价值，对于个人而言，在于它是赖以达到内心宁静的最可靠途径。为什么这么说？内心宁静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恐惧和忧虑。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忧虑？皆源于未知，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人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仍然记得，一个晚上我母亲带我到邻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天特别黑。我很害怕，因为传说这条路上有鬼，会出来抓人。我母亲就给我讲，不用害怕，人死了会重新去投胎，哪怕万一被鬼给抓了，也没什么关系。我当时感到特别安慰，哦，原来是这样子，人是可以永生的！　　 其实，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对于宇宙起源、人类归宿等大问题，我们只能在宗教的范畴来解决。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搞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喜爱和接受，尤其在西方；我专门去读了《圣经》，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书，美国作家房龙写的《圣经的故事》，我开始明白了。当时的社会分“奴隶”、“平民”和“贵族”等几个阶层，奴隶就是奴隶，平民就是平民，贵族就是贵族。于是，奴隶就以为因为自己是奴隶，永远不如贵族，被欺压是命中注定的。可是，《圣经》却告诉你：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贫贱富贵，黑人白人，我们都是兄弟，都是上帝的子民，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这样一来，你就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零零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有上帝在关怀着我们；而且，因为信奉上帝，人死后还可以进入天堂，你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平和安宁。正因为此，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深深地信仰宗教。但在他12岁那年，他的这种信仰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他很快明白《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终于从现实上而不仅仅是从精神上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大概一百几十亿年前，由于量子涨落，一个“奇点”发生了爆炸，“炸”出了时间、空间和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最初宇宙中只有氢和氦两种元素，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恒星。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碳、氧、铁等各种更重的元素；当核聚变的原料耗尽后，恒星由于抵抗不了引力而坍塌，发生剧烈的爆炸，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重金属元素。有这些重元素才有了能够形成行星和生命的物质，最终在大约45亿年前形成了地球，又通过亿万年的进化才有了我们人类。所以在座诸位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是来源于许多亿年前某颗恒星的爆炸。那么，大家是否觉得，宇宙演化出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已是殊为不易，而芸芸众生之中大家又能相遇，该是多么大的缘分！所以，爱护这个世界，珍惜你身边的人和事，这也是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　　 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在宇宙面前，人类确实是非常的渺小；但人类又是伟大的，以人类脆弱的个体，居然还可以仰望星空，去窥探宇宙的奥秘。有人认为，科学的价值体现在现实世界，它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对于精神的启示，就不如宗教了。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自当心存敬畏；但人类又并非仅仅只能敬畏。在自然界的规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改变；而自然界的规律更是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正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标志。这种自豪感，是宗教所不能给予的。所以，爱因斯坦在放弃了宗教的天堂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天堂”，他说：“在我们身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那样舒坦和诱人，但它已经证明是可以信赖的。”　　 同样，大家终于能够明白，科学已经使人类登上了万物之灵的顶峰，所以人降生在这个世上，总要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但又不能强求，自然的规律无法改变，再怎么强求，人类对于自然界而言仍然是渺小的。其实回想起来，我自己一路走来，确实是有意无意地在践行这样的原则。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父母的感情非常融洽。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旁，父亲给我释讲《聊斋》的故事，母亲在一旁倾听，一幅温馨的场景。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父母对我的要求也很宽容。我喜欢放学后把作业带到山上去写，父母也不会把我抓回家去。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记得当时有过犹豫，本来我是可以保送到一所著名大学学习经济管理的——我曾有机会成为大家的同行，当然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被钱院长邀请来到这里了——但我又非常喜欢物理，在跟我父母亲散步的时候我说，我想报考物理专业，又怕学物理养不活家人。我父母说，没关系，我们都有退休工资，按照你自己的兴趣来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忽然发现，排除了功利的想法，抉择其实很简单，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后来我到欧洲留学，接着又继续在欧洲搞合作研究。有一年春天，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实验做完了，本该尽快赶到德国海德堡去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可我很留恋在多瑙河边采摘荠菜的那一份惬意，担心到海德堡就再也采不了荠菜了，于是就在维也纳多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在海德堡的实验计划被延后了，后续的一个重要实验被别人先做了出来。当时，我感到有些懊恼，尤其是后来我发现在海德堡的内卡河边其实也有荠菜。但是，我很快就释然了：工作是做不完的，这个实验未能如愿，下个实验再努力就是了，没有必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压力，相对悠闲一点，回到实验室的效率反而会更高。我非常喜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句话：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科学研究其实正是如此，你费了大把力气，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有的猜想可能一辈子都验证不了；也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努力了半天，结果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但是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本身，已经是科学带来的最大乐趣.　　 我想说的是，从容不迫的环境，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学生，真的很辛苦，但是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应该把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氛围，会让青少年变得越来越现实，难以静下心去钻研。　　 有一次，我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大峡谷去旅行，在当地乡村碰到一位80多岁、坐轮椅的老太太。她了解到我是从事量子隐形传态研究的时候，脱口而出：“我知道你的研究工作，我读过你们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我尽力了，但是没看懂。”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可能生活都无法自理，但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兴趣，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真是滋生大师、滋生深层次发现的极好土壤。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科学或教育的价值，其实早在将近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为什么要上大学？他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其实科学正是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最好方法。 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 　　 以上我讲的是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接下来，我想谈一谈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大家也许会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就知道的。但我想说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可能更重要地是在观念的变革上。　　 大家知道，人类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始于近代，大约是在16世纪。那么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发展这么缓慢呢？虽然这涉及到多个因素，但观念的束缚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面对自然界不敢甚至不愿去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反而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近代以来的科学发现逐渐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1687年牛顿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一切力学规律都统一为一个简单的公式F=ma，再结合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神圣星辰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观念的改变带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直接导致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变革，而英国在这次变革中成为了世界的头号强国。　　 后来到了19世纪，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效应等的基础上，麦克斯维尔在1864年建立了电动力学，将一切光、电、磁的现象都统一为一个方程组。至此，人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绝大多数现象都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科学终于战胜了迷信，而随之而来的，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变革，德国和美国在这次变革中相继成为世界强国。　　 那么，经典物理学已经如此的成功了，是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了呢？其实经典物理学自身就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困境，只要学习了高中物理就可以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只要确定了粒子的初始状态，按照力学的方程一算，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是可以精确预言的。那么，构成世界甚至人类本身的原子、分子，它们在未来的运动状态，是否也是早已预知的呢？一切事件，包括今天的典礼，都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已经确定好的吗？这种观念上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原来就算科学已经如此发达，人们努力了半天，结果还是回到宿命论。所以当时就有几位科学家自杀了，说我不相信宿命，我今天就要自己决定一下命运。当然，后来的科学发现表明，其实他们完全没必要自杀，人一定拥有主观能动性，如同霍金所说：即使是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在过马路时也会左右看，以免被车撞到。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机械决定论？这还要归功于量子力学。在日常生活中，一只猫要么是“活”，要么是“死”，只能是这两种状态之一。而在在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微观世界里，这只猫不仅可以处于“活”或“死”两种状态之一，还可以同时处于“活”和“死”的叠加状态。量子叠加告诉我们，一只猫到底是“活”还是“死”原理上无法预先得知，而是依赖于通过何种方式去观察它。更确切地说，量子客体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体系的演化！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完全不同于经典物体，人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是否是决定论了；而对像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规律的深入认识，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产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工业强国。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次产业变革，我们国家都没有占到先机。我1996年在中国科大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在系统地学习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之后，非常希望能够在实验上加以验证。但在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在实验条件上相比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我选择了出国留学。　　 我在德国工作时，我家楼下有个卖菜的铺子，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平米。平时，我们买菜做饭都很方便，但是有一天忽然发现那个店铺关了门，告示上写着店主去旅游度假三周。在中国，我们印象中的菜农，应该是过着每天劳碌奔波的辛苦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德国菜农，他每年却可以两次雷打不动去度假，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在德国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真正地惠及大众了。所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科学技术搞好，有一天能让我们国家的所有劳动者，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很幸运，我回国开展工作时，正赶上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作的推进，国家对量子信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有较大强度的支持；我们也不负所托，终于在量子通信领域实现了国际领先。最近大家也一定很关注，美国在限制对我国的芯片出口，影响很大。回过头来看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做到领先，是因为在整个领域起步的阶段、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我们就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一步步积累下来，到今天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如果别人再想要限制我们，就很难了。　　 但是，我们也决不可以一直乐观下去。美国作为当今最发达的科技强国，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促进创新的体制，尤其是经济金融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就拿我们这个领域来说，企业的参与程度其实也非常高。像谷歌、IBM、微软、Intel这些巨头，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量子计算研发。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实现还比较遥远，我估计也许需要20到30年。这样一来，我国的金融界和企业界对量子计算的热情，就大不如美国。我国现在的形势其实是很严峻的，因为在西方，资本一旦介入前沿研究，对创新活力的释放要远远超过我们这样主要依靠国家经费支持的模式。几年前，我打算将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校友引进回来，开展超导量子计算的研发。本来一切都谈妥了，到了最后时刻他接到了谷歌的录用通知，年薪是我们能为他提供薪水的近7倍。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呼吁，在座的诸位，今后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经济金融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抑或是成功的商界精英；虽然大家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通过经济金融的手段对科学进行支持，特别是对基础科学，于国于民都将是长期的福祉。 最后，我愿意引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的一句话：“科学赐予人类的最大礼物，是相信真理的力量。”大家之中，有的即将走出校园，面对更加精彩也更加复杂的社会，也有的将继续深造。愿这种力量能为大家带来乐观的心态、坚持的毅力，还有敏锐的眼光。再次祝贺大家顺利完成学业，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