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看了一集电视访谈节目《亲情》，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家长、老师、同学，甚至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会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孩子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十年浩劫”那样的极端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 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 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02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03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很多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 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而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 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04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 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 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05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 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 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06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 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 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 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07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手机和电脑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一个良性的优美的时代？ 我的标准是：假如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除了福利制度免除人的衣粟底限之忧，社会的竞争规则、分配原理和命运设计，亦须公正和清洁。该时代在品格上应有纯真、简单的一面，它不让包括傻瓜在内的人焦虑，不欺辱弱者，不以厚黑和陷阱坑他们。 一条路，若连盲人都安然无恙，即一条善良的路。 否则就不是。 某日，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太太遇到了骗子。家门口贴了告示，红印章，北京燃气维修服务部，称严寒将至，为防燃气中毒，将提供免费检查。太太照电话拨号，很快人至，一查，须换3个阀门，最后结算，600元。太太惊愕，还是乖乖付了账。晚上，太太嗫嚅着追溯白天，我暗呼上当。不其然，问燃气公司，没这事，电话不是人家的。翌日向工商投诉，答没辙，全靠自个儿防范。叹口气，安慰太太，权当自个是傻瓜吧。其实一切都在意料中，做点挣扎，只是把受害者的程序走完，给霉运画个句号，也算有所作为了，否则不仅影响自我器重，也对不住法制社会和公民称号啊。就像重症晚期病人，明知治与不治无二，还是沿现代医学的全套流程走一遍。 二是同事遇到了骗子。准确说，是骗子遭遇了同事。 同事家有老人，骗子登门，谎称油烟机厂家服务，不光把八成新的机子卸走了，还收了数百元手续费。同事乃智力牛人，逻辑缜密，口才佳，且擅斗争哲学，对规则和潜规则颇有研究，重要的是，有一股绝不吃亏的劲儿。 同事下班，闻后不动声色，给骗子打电话：先自报家门，亮央视记者身份，尔后命令对方，必须在明午饭前将骗款和设备价一并汇入指定帐户，否则将不惜一切手段绳之、法之、惩之……据同事形容，那真是声色俱厉、雷霆万钧，混合了记者、公安、黑社会老大的综合语气和杀伤力。 第2天，钱乖乖地到了账。 同事说，恐吓其实最有效，不图别的，替老人释口恶气，算尽孝吧。 真佩服他的实干，不仅有对策，更有誓不罢休的意志。我不行，务虚惯了，老觉得在这个时代不吃大亏就算占了便宜。 同事也承认，这法子只能自保，帮不上别人。骗子可自认倒霉，对强悍的个体妥协，但不会对自己的职业让步。 不是骗子和厉害的主，即是受害者？那么，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角色、别的活法？ 不骗不傻不吃亏，乃最正常的人生状态，可实际难矣。你不光要炼就火眼金睛，更要有不依不饶、维权打黑的搏术和毅力。知识者很聪明，爱质疑爱推理，眼力不弱，但往往行动力太差，忍气吞声了之。 在我写该文的同时，手机里又冲进两条诈骗短信和一记“一声响电话”。 信用和道德，乃社会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和精神家当，它比法律更宝贵，亦是减少法律成本和制度损耗的关键。我一直以为，法律使用频率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但绝非理想时代。因为法律堵得是人性漏洞，民间道德损伤越严重，法律之地位和功能越凸现。显然今天，靠毁坏规则和蔑视信用发家——已成最流行的获利模式和暴富捷径，也意味着我们最基础的家产被老鼠蚀空，只剩一堆糠皮。 我们竟浑然不觉，以为粮满仓、柴满垛，高枕无忧。 巴尔扎克说：傻瓜旁边必有骗子。 法学家也说：在骗子眼里，除了同行，天下皆傻瓜——这是他们最大的职业依据，也是信仰所在。 我就寻思，你说这世上先有傻瓜还是先有骗子？是骗子证明了傻瓜还是傻瓜激励着骗子呢？ 当骗子和傻瓜都越来越多，更大的疑惑来了：这是个以骗子命名的时代，还是个用傻瓜注册的年头？这是场考验纯真的精神游戏，还是智商搏弈的丛林肉战？那传说中的裁判在哪儿呢？还是压根就没有？ 注：本文节选自王开岭著《古典之殇》一书。

[摘要]费孝通有过一个比喻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就是那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人伦可以说是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 关于过年，鲁迅写过一篇短文，今天读来，仍五味杂陈。他大概是说，中国可哀的纪念太多，照例需保持沉默；即便是可喜的纪念，因怕有人乘机捣乱，也会受到防范遏制。有了这个前因，什么佳节都会落得被“绞死”的命运。只剩这过年，可资庆贺了。鲁迅调侃道，尤其是那整年的悲愤者和劳作者，更需要休息和高兴。那年春节，鲁迅称连放了三夜的爆竹，这成了他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事。我即便不算什么悲愤者，也是一个劳作者。今年过年前的心境，竟和鲁迅说的有些相似。既然我们不能不对那可哀或可喜的纪念保持沉默，到了过年，不如索性放下一切，休息和高兴一番。哪知年年这时节，总有媒体会讨论过年是不是“文化陋习”问题，看来还真给鲁迅说中了，甚至有人建议取消春节放假，不“绞死”这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似乎就不满足。之所以有这类讨论，无非是因为人们对过年的理解越来越单一。过年回家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只是亲情之爱这么简单，在这个民族众多的文化仪式中，这个记忆大概保存得最为强劲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它早已内化为人们的情感密码，即使不明白，也会成为一种惯性行为。现在多把过年看作一种民俗，流传的也是一些民间传说。其实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礼仪。“年”这个字到周代才有，商时称年为“祀”，“祀”的意思，就是四时已过，要奉祀神灵祖先了，过年的习俗便源于此。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生活得好坏完全依靠天地雨水和时序的变化。中国人自古相信，只有在自然神的引领和关照下，人类才能获得有保障、有秩序的生活。“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便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礼记》记载，在立春前三天，天子便开始斋戒。立春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典礼。正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代表国家举行祭天之礼，来祈祷天下谷物丰收。亥日，天子要带领官员一起，去亲自耕种用来祭祀天帝用的农田，用来表达对天地的敬意。这是国家礼仪。到了民间，也有很多做法来表达对自然神和祖先的敬意。周代普通民众并不能立宗祠家庙，只能在家中祭祖，很多农村堂屋至今仍有摆设香几的习俗。随着时光流逝，村庄也可以立宗祠和家庙了，所以宗祠祭祀和祖先墓祭便成为民间过年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除夕夜设天地桌接神，供奉天地诸神等，都是民间过年的重要礼仪。像河南等地，还把初十当作石头的生日，这一天不能用磨、碾等石制工具，人们向石头焚香致敬，设供物祭祀石头。这可能是从石器时代保存下来的礼仪。总之，无论国家还是民间，敬奉天地诸神和祖先的礼仪都是过年的主要内容。这些礼仪表达了对天地和先祖的遵从与敬畏，也使人们在春节中体会到了一种神圣感。古人在正月还有很多禁忌，这些在《礼记》中也有记载。我们的先祖明白，对自然界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比如正月禁止砍伐树木，不可捣毁鸟巢，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与幼鸟，不可捕杀幼兽、掏取鸟蛋，不可聚集大批民众，不可建筑城郭。这些禁忌，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可惜的是，这样一些禁忌，很多已被我们遗忘。这里只说了一点古人春节礼仪的片断，从这些片断，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灵魂，在除旧布新、团贺喜庆的含义之外，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以及对先祖的追忆和缅怀。只有在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气氛中，人们从世间感受到的欢乐才更真切。因为家族宗祠和祖先墓地都在故乡，祭祀又关系到整个家族和个人的命运，所以“过年回家”便成为很多离乡游子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和西方宗教国家不同，宗教国家认为个人生命和价值均来自于神，所以他们过节过的也是圣诞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孩子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依附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联系也就解体，双方都恢复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便只能靠约定来维持。能有这种个人与家庭的契约观，是因为神在他们心目中体现了最高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所以家族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费孝通有过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他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就是那块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人伦可以说是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这种对血缘的回溯而引发的情感，是天然而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必然只有家才能成为一切价值的源头。家族中既有宗庙祠堂，也有祖先的墓地，这些都代表着来自天地和远古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圣力量。有人说家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儒家文化确实体现了这种情怀。家族中的宗祠和祖先代表着个人与天命的关联，这种力量不仅超越了生命人世，甚至超越了天地万物，有着一种终极关怀的意味。人们回乡祭祖与天地神，也是为了感受这种关怀，从而体会到一种崇高的人生使命感。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过年回家绝非看看父母那么简单，它既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神圣力量的一种敬畏和信仰，也包含着对个人生命价值的重新沉思和认定。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人们在这天也许少了一些敬神追远的念头，但歇息身心抚慰灵肉的渴望却仍然存在。这就是年年春运大军的动力，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回家。其实，大家想回的不只是那个儿时的家，内心更渴望回到一个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这种关怀是从家庭开始的，渐至邻里、亲人、朋友、乡里、社区，然后是整个国家和天下。这才是中国人“过年回家”背后的真正文化意味。我想，我们对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多一些了解，对过年回家的思考和感受也会多一些。在今天，它仍是一种认宗寻源的文化仪式。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回太湖老家过年。除夕之夜，全村还要在族长率领下，到公共祠堂中一同燃放鞭炮，当年有喜事的人家会“放万鞭”。幼年的我正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感受到家族的神圣和力量。在这淹没一切的轰鸣声中，人们的眼中闪着烟火的亮光，内心却是安宁祥和的，通过这家族的集体仪式，每个人都体会到“年”的意义，那就是感恩自然，敬畏时间，缅怀先祖，礼赞生命。（文/叶匡政）本文转自“收获”微信公众号（harvest1957）。

在你下次坐飞机旅行时试着环顾下四周。iPad成为了婴儿与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新型奶嘴。年龄还小的学龄儿童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故事，年长些的男孩子们则完全不阅读了，而是趴在电子游戏前。父母与其他乘客在Kindle上读书，或是略读着大量邮件和新闻。在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一场无形又颠覆性的变革把所有人都联系到了一起。构成大脑阅读能力的神经回路正在细微而快速地变化，无论是预学孩童还是阅读专家，都受到了影响。 正如神经科学研究所显示，在六千多年前，读写能力的习得使得人类大脑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回路。这个回路最初很简单，用来解读基本信息，比如一个人的畜群中有多少只山羊，到现在进化为高度复杂的可以阅读的大脑。我的研究描绘了现在的可阅读大脑是如何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智力与情感过程的发展，包括知识内化，类比推理与推断；换位思考与共情；批判性分析与洞察力的产生。这一研究涉及到了全球不同地区，它的结果警示我们，随着人类转入数字化模式阅读，以上每一个重要的“深度阅读”过程都可能面临威胁。 这不是一个关于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科技创新哪个更好的简单二元问题。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雪利·特克尔(Sherry Turkle)写到的，当我们做出创新时，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没有错，但当我们忽视创新过程中扰乱与削弱了什么时，我们就错了。在这个印刷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转折点，社会需要正视以下问题，在我们专门负责阅读的回路中什么正在减少，在我们的孩子及年长的学生中有什么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以及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 从研究中我们得知，人类的阅读回路不同于视力或者语言，它不是通过基因蓝图获得的。它需要环境来形成。而且，它会适应于环境的要求，不同的书写系统和所用媒介的特点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主导的媒介倾向于快速，多任务导向的阅读过程，且适合处理大量信息，就像如今的数字媒介一样，那大脑形成的阅读回路也会如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写到，结果是，我们会花更少的精力与时间去进行慢速耗时的深度阅读，就像推断、批判性分析与共情，而这些对于任何年龄的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 心理学与人文学科的教育者与研究者们不断发表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英语文学学者与教师马克·爱德蒙森（Mark Edmundson）说到，有许多大学生主动避免阅读19世纪与20世纪的经典文学，因为他们不再有耐心去读篇幅更长，更难懂的文本。我们不必为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的不耐烦太担心，但是我们应该担忧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即大量的学生在阅读中可能无法运用足够的批判性分析。这会使他们难以理解更吃力的文本中出现的复杂的思想与论述，不论是在大学的文学与科学课上，或是在遗嘱，合同中及在投票处会遇到的故意混淆人的全民公投问题。 许多研究显示，数字化阅读可能正在对高中生与大学生的阅读理解产生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挪威斯塔万格的心理学家安妮·曼根（Anne Mangen）与她的同事研究了高中生在不同媒介下是如何理解相同的材料的。曼根的团队向测试对象询问了一些关于一个短故事的问题，这个故事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爱情故事，对学生有普遍的吸引力。一半的学生是在Kindle上读的“珍妮，我的爱”，另一半学生则是在平装书上读的。结果显示，在纸质书上读的学生比在屏幕上读的学生在理解上表现得更好，尤其是在对细节排序，及按时间顺序重现情节的能力上更为突出。 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刘子明（音译）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读书的“新常态”是略读，在词与词间跳跃并随意浏览文本。许多读者如今在阅读时采用F或Z的模式，即他们抽样读第一句话，在剩下的文章中再挑一些词浏览。当进行阅读的大脑像这样略读时，深度阅读的时间将有所减少。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去领会复杂的内容，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去感知美，以及去形成读者自己的想法。 卡琳·利陶（Karin Littau）和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指出了阅读的另一个方面：物质性。派珀，利陶与安妮·曼根的团队强调道，纸质阅读的触感为信息增添了一个重要部分：字词的一种“几何结构”，及文本在空间上的“存在感”。就像派珀指出的，人类需要知道他们在时间与空间的位置，这让他们可以返回并在重新审视中有所得，派珀称此为“重现的技术”。重现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我们能够返回、检查并评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这对年轻与年长的读者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的年轻人在屏幕上略读，其中缺失的空间上的存在感使他们无法“回顾”时，他们的理解会怎么样呢？ 美国媒体研究者丽莎·格恩西（Lisa Guernsey）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e），美国大学的语言学家娜奥米·巴伦（Naomi Baron），及海法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塔米·卡兹（Tami Katzir）调查了不同信息媒介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卡兹的研究发现在屏幕上阅读的消极影响早在四、五年级就出现了，这不但损害了人的理解能力，同时也对共情能力的发展不利。 批判性分析，共情能力，及其他深度阅读过程可能成为我们数字文化所带来的意外“附加伤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对立的二元问题。它关乎于我们所有人是如何开始在任意媒介上阅读，这不只改变了我们阅读的内容，还改变了我们阅读的目的。这也不仅只关系到年轻人。批判性分析及共情能力的不易察觉的衰退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它影响了我们应对时常发生的信息轰炸的能力，鼓励我们退缩回最熟悉的未经核查的信息孤岛，其中不需要也接收不到任何分析，让我们易于被虚假信息与煽动行为影响。 在神经科学中，有一个不随年龄改变的古老规则：用进废退。当应用到阅读大脑内的批判性思考时，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原理，因为它暗示了选择的作用。阅读大脑发生的变化还没有结束。我们拥有科学与技术，来赶在阅读方式的变化根深蒂固前去发现并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将要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再加上数字世界带给我们的非凡新能力，那么我们有理由在谨慎的同时，抱有相同的期待。 我们需要培养新型的大脑：一个无论在数字还是传统媒介中都能进行深度思考的“双语”阅读大脑。许多事都取决于此，包括民众能否在一个活跃的民主国家中换位思考、辨析真相，我们的孩子与孙辈能否欣赏与创造美，及我们自己能否超越如今的信息过剩，获得足够的知识与智慧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 注：本文选自The Guardian| 取经号原创翻译 作者：Maryanne Wolf 译者：郭嘉宁 校对：刘 蕊 策划：唐 萧

作者：Francisco Mejia Uribe 翻译：取经号 Believing without evidence is always morally wrong. 缺乏证据的信任在道德上总是错误的。 威廉·金盾·克利福德认为“无论何地，无论是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相信任何事情永远都是错误的。”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信念立刻分享给全球的受众，每一种信念都能切切实实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你仍然认为克利福德在夸大其词，那么想想社交媒体上漫无边际的言论，对你个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我们现在居住的数字化地球村里，错误的信念能够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论点在他一开始提出时可能显得夸张，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你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威廉·金盾·克利福德这个人。尽管他可能由于33岁就英年早逝而没能位列伟大哲学家之中，但他的思想与我们当今互联且受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时代联系非常紧密，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够企及。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其最著名的哲学著作是一篇写于将近150年前的论文。然而，现实证明了克利福德的前瞻性。“无论何地，无论是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相信任何事情永远都是错误的。”克利福德这一曾经看似夸张的说法，现已不再是夸大其词，而是活生生的技术现实。 在《信仰伦理（1877）》一书中，克利福德提出了三个论据，用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道德层面有义务去负责任地相信，也就是说，只能相信证据充分且经过认真研究的内容。他的第一个论据始于简单的观察——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受制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如果相信户外正在下雨，就会带上一把雨伞；我如果相信计程车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就会在打车前准备一些现金；我如果相信偷窃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在离开商店前为自己购买的商品付款。 因此，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自然或社会事实的错误信念会导致我们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而这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如果歌手劳·凯利真的相信其成名曲“我相信我能飞翔”（1996）里的话，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错误的信念并非只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存亡。作为社会动物，我们传递的信息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不正当的信念会使我们的同胞陷入危险之中。正如克利福德警告的：“因为维持和支持错误的信念及由其导致的致命错误行为，我们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简言之，草率地形成信念，在道德层面是错误的，因为作为社会动物，当我们相信某事时，所冒的风险非常高。 对上述第一个论据最自然的反驳是，尽管我们的一些信念可能确实会导致对其他人造成毁灭的行为，但事实上，我们相信的绝大部分内容对我们的同胞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因此，克利福德主张“缺乏充分证据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似乎就有点牵强。这样反驳放在以前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信念立刻分享给全球的受众，每一种信念都能像克利福德料想的那样，切切实实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你仍然认为这是夸大其词，那么想想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中形成的信念如何导致了纽约、巴黎和伦敦发生的杀人行为吧。或者想一下，社交媒体上漫无边际的言论，对你个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我们现在居住的数字化地球村里，错误的信念能够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论点在他一开始提出时可能显得夸张，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为支持其主张的“缺乏充分证据的信念绝不可取”，克利福德提出了第二条论据：在信念形成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会让我们变为粗心大意且轻信他人的信徒。他解释得很到位：“任何真正的信念永远都不会不值一提，无论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或支离破碎；因为它会让我们准备好去接受更多类似的事物，会对以前和它类似的事物更加确信，反之则会降低信任。渐渐地，这种信念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埋伏下一连串隐秘的想法，也许终有一天它们会爆发，表现成我们外在的行为举止，并在我们的性格中留下印记。”如果在当今互联时代的背景下解读克利福德的上述警告，他是在告诫我们：粗心大意的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虚假新闻贩卖者、阴谋论者和江湖骗子时很容易上当。如果我们让自己怀有这些错误的信念，从道德层面上讲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错误给社会造成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相比以往，认知警觉性在当今尤其显得更加宝贵，因为人们需要从对立信息中进行筛选，现在这一需求已陡然大增；而且，现在人们只要点几下智能手机，就有可能陷入轻信的境地。 克利福德提出的第三条论据是：作为信念的传播者，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不去污染集体知识的源泉。在克利福德所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演讲和写作，将个人信念组织成存放常识的“宝库”。通过上述交流能力，“我们的文字、词组、表现形式、思维过程及模式”会成为“公共财产”——克利福德称之为“传家宝”。但如果人们向其中注入错误的信念，导致它被颠覆，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将依赖这种至关重要的共享资源。 不过，尽管克利福德最后一条论据听上去真实可靠，但是，如果认为我们怀有的每一个微小的错误信念，都会在道德层面对常识构成冒犯，似乎就有些夸大其实了。然而，现实再一次印证了克利福德的主张，他的言论似乎都变成了预言。如今，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全球范围的信念宝库，所有人都在将自己所相信的事物点点滴滴地注入这个宝库中：它就是“大数据”。你甚至无需成为一个活跃的网民去在推特上发文或在脸书上夸夸其谈：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记录并被数字化，从这些数据中，算法很容易在我们阐述观点之前就推断出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反过来，算法还能使用这个巨大的信念存储池替我们做出决策，或者做出事关我们的决策。同时，当我们寻求问题答案并获得新的信念时，搜索引擎也会利用上述资源。你如果在大数据食谱中添加错误的食材，很会得到一份可能有毒的食物。在当今社会，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道德层面的要求，轻信则是一种灾难性的犯罪。 注：本文转载自北纬40°网站。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读书是分年龄的，少年童真，好幻想，喜欢各种虚构、虚幻的东西，从童话、寓言到神话、魔幻、武侠、小说，乐此不疲；成年以后，随着阅历渐长，见惯春花秋月，对真实和真相更加敏感，因此历史便成为中年人的主要阅读兴趣。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历史与读书的好处，是可以跨越时空，见识到很多杰出的人物，知道很多神奇的事情，体会到很多独特的感受。这在一定意义上，好像人的生命突然被延长到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所谓“思接千载”；一些从纸上读来的感受，有时甚至比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更加真切、更具影响力。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对每一个有阅读体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知识作为财富之一种，古人著书，往往是留给后世，因此不惜倾尽一生心血。顾炎武认为，读书不多的人轻易写书，不是什么好事。他的《日知录》一经刻印，即洛阳纸贵；数年后，他发现《日知录》尚有诸多不足，又重新修订，花了几年工夫，从以前的8卷增改到20余卷。有人指出其中错误，他立即改正。有人问他最近又写了几卷，他说这一年多，反复琢磨，只写了十几条。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搞学问要“博学于文”，做人要“行己有耻”。 　　 清人黄景仁写诗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应当承认，自古写作著史者大多命运多舛，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人生的“失败者”。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公元522年，曾经显赫一时的波爱修斯遭到囚禁，两年后即被处决。在狱中，波爱修斯写下了不朽名篇《哲学的慰藉》；他说，权力是恶人的帮凶。在中国传统中，历史从属于文学，而在西方，历史却是哲学的一部分，威尔·杜兰特就认为自己是“写历史的哲学家”。历史与哲学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只是解释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无法与命运抗争，一个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对历史的追问和思考中得到慰藉。哲学家尼采悲叹“哲学被历史取代”，而爱克顿勋爵则说：“历史比哲学更容易说服人。”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比哲学更能带给人以慰藉。 历史的视界 　　 当下所谓的“历史热”，基本上仍未跳出以权谋为主的传统历史窠臼；换言之，尚未完全进入历史的“现代化”，特别是将平民大众的生活状态、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等，作为切入历史的新视角。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提出“新文化史”的概念，他认为历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七个层面：衣食住行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宗教与性习俗构成的身体文化史；身份与民族认同所构建的群体表象史；民间记忆构成的社会生活史；制度与法律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史；方言文字的传播与禁忌构成的语言社会史；地理变迁与文化交流构成的交通旅行史。 　　 《历史的慰藉》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新文化史”的历史视角，叙述传统时代中普通个体所面对的自由、权力与生存问题。要是给这组文章寻找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小见大，关注于普通人的生活本身，使历史展现出最亲近的温度，和最有趣的真实。在这里，无论是农民与土匪，还是优倡与官吏，他们各自都有一部悲喜交加的历史；一部关中史，既是一部乡土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一部戏曲史、一部上访史，或者一部盐史、一部钱史、一部茶史、一部商帮史，其实也是一部荣辱兴衰的中国史。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内容和观点而言，本书并没有多少历史创造；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整合，这些文章提供了一种最为精简集约的读史方式：各篇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同时也有助于非专业读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政治史，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灾难史和经济史等方面，以此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数都出自本人的网络博客，以历史类为主。从网络博客转化正式出版物，其实也是从免费分享变成一种知识商品，这在无形中赋予一个写作者更多责任。在此，非常感谢爱思想等网站数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我临近40岁才正式开始学习读书和写作，这比大多数科班出身的写作者要晚得多。从一开始，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全部都基于网络。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一个极其草根和民主的平台，英雄不问出处，不需要关系、背景和出身，这种自媒体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味道，没人在乎你是谁，往往只关心文章本身。网络写作没有稿费，从而也就消除了人的功利心。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写作，我手写我心，写到极兴处，便一发不可收，当我不再满足浅尝辄止的小作文时，就动了钻研的劲头，《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并陆续发在网上。 　　 从网络到纸媒，从网络写作到著书出版，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我始终认为，写作唯一的意义就是分享。我始终坚信，每个人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头猛犸象；茫茫人海中，像我一样的草根很多很多。事实上，互联网证明了我这种判断，这是王小波先生所没有遇见的。 历史的意义 　　 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童年、关中、乡土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上，构成我不可选择的出处和历史。很多年前，我还是“耕牧河山之阳”的小后生，村里的长辈教诲我说：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就只能做农民；如果你连农民都做不好，那你就什么都干不了。如今我发现，农活与写作其实很相似，前者要敬畏天地，后者要敬畏历史。 　　 常言说，求人不如求己。向人问路不难，向人借钱则要难得多。按照圣人的教诲，君子谋道不谋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事莫过于赚钱谋生，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读书写作。在这个字节化时代，知识与文字是最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特别是历史。 　　 历史本身无关乎真理，也不需要创造，只要回到原本的真相即可。无论我们是否关注，历史一直存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用处”——其实所有奢侈品都没有“用处”——我们既无法置身其中，它也无力改变当下。在历史面前，我们或是无心看客，或是匆匆过客。 　　 如果说历史是传统的根，那么现代人无疑是丧失历史的新人类。对现代人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乡土的，正如所有的“现代”都出于城市。与传统农耕时代相比，现代工业世界是超级暴富的时代。从表面上，当代人是历史上最幸福的；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存压力，以及所遭遇的恐惧与伤害并没有减少。失去传统道德和信仰的节制，欲望带给人们更多快感和满足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焦虑和危险。在精神上，当下的人们或许是历史上最痛苦的一代。历史是人类的童年，有些东西，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 　　 微观史学家金兹堡曾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我们仍处于幼儿期；社会下层群体的历史、私人史、社会变迁史等等，不过刚刚进入前奏，历史学刚刚起步。历史跟读书写作一样，给不了我们太多，唯一可给的，或许就是一点慰藉。其实，这就已足够，所谓“吾道自足”。 　　 在这个一切都因过剩而廉价的时代，惟有时间和真诚依然珍贵。现代互联网技术无疑是信息压缩和信息传播的革命，但传统的纸书仍是知识和思想实现系统化的最佳解决方案。信息的碎片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知识与思想的匮乏，而历史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西风渭水寒林瘦，　　 走马岐山故园秋；　　 秦砖汉瓦今犹在，　　 青史残简几人留。　　 天意从来高难问，　　 著书只为稻粱谋；　　 旧雨青衫半壶酒，　　 相逢莫道人间愁。　　

导读：本文清晰地阐释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现象，文章最独特是对于中美政府角色本质差异的解释。 “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本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作者：秦晖 01 这两年里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02 历史轮回 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 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比如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编者加）……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 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 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 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 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 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5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 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 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 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 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 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 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 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 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 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东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8 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 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 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 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理性精神的缺失比想象力的匮乏更糟糕 文 / 余党绪 近些年，关于中国学生缺乏想象力的议论很多，连高考作文也迫不及待地掺和了一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不知给多少考生留下了难以移植的伤心记忆。很多人将想象力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认为想象力的匮乏不仅制约了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将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孩子想象力为何世界倒数第一》。文章将“影响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归咎于中国人想象力的匮乏。前不久乔布斯辞世，又引起了一轮关于教育、关于人才的热议。扼杀想象力，几乎成了损害中国教育形象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咱们没有乔布斯？为什么咱们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这样的追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将矛头指向想象力。 我们的孩子缺乏想象力，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客观和真实的。看一看每年的中考高考作文，就不难发现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是多么应景地呼应了这个判断。但是，将科技落后和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直接归结于想象力的匮乏，我觉得还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 “苹果落地”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个几百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典故，似乎成了想象力孕育科学的绝好证据。可是不要忘了，这只是个传说。退一步讲，即便那只苹果真的有幸砸中了牛顿的头，我们也不能将万有引力的发现归功于这只苹果“砸”出的想象力。我相信，千百年来，一定有无数的中国人也被苹果砸中过，但遗憾的是，只有牛顿的那个被砸的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恐怕想象力的欠缺并不是最关键的。如果牛顿没有寻求真理的热情，如果牛顿缺乏良好的科学素养，如果牛顿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再多的苹果砸在他头上，也还是无济于事。过分强调想象力这个因素，会给人这样一个错觉：似乎有了想象力，牛顿就横空出世了。这样的误导反而会妨碍我们去做一些更为基础性也更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等等。 想象力之于科学，犹如灵感之于艺术。灵感很重要，但你要培养人的灵感，却无从下手。在我看来，培养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为核心的理性精神，远比想象力的培养迫切。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都充满了各种想象。我们要做的，是保护、鼓励、和引导儿童的这种天赋。与此相反，理性精神则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才能拥有。一个人缺乏想象力，顶多在生活中少点乐趣与浪漫，而如果他缺乏理性精神，可能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何谈什么科学研究与发现？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没有想象力的民族可能是沉闷的，但没有理性精神的民族，则可能陷入疯狂与虚妄。 什么是理性精神？启蒙主义者们宣称，一切所谓的真理、教义、法条、常识，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并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简而言之，理性精神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坦率地说，无论是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还是当代的学生，理性精神的稀缺都远比想象力的缺乏严重。你让学生写作文，题目是“细节决定成败”，学生洋洋洒洒，将细节的决定性作用讲得头头是道；你让他写“大局决定成败”，他同样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让你相信大局确实重要。到底是细节决定成败，还是大局决定成败？鲜有人去追问、去质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个人的判断、真理的追求，都在应试教育中被一点一点地戕害了。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这些神话故事完全可以和古希腊神话媲美。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很多时候用的不是地方。鲁迅讲，中国人很聪明，脖子细，就发明了砍头；膝盖灵活，发明了下跪；屁股上肉多，发明了打板子。还有那些挖空心思的刑具，那些穷尽想象的阴谋诡计，还有那些人际斗争的谋略和韬晦，你能说这些没有想象力吗？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曾经远远走在人类的前列，中医就是经验与想象力合作的杰作。可直到现在，中医的科学性还饱受质疑。为什么？因为中医在很多时候经不起质疑，很多地方经不起求证。在现代科学面前，中医必须为其“天人合一”的想象寻找合理的证明。 有人将想象力与知识对立起来。似乎知识越多，就越没有想象力。这种神秘主义很容易滑入蒙昧主义。知识并不必然排挤想象，相反，科学的想象必然建立在科学原理与知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胡思乱想。因此，想象力要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前提也是必须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和素养。对于当今的中国教育来说，讨论想象力的缺失，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眼前最重要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质疑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而非把他们改造成唯唯诺诺、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螺丝钉。 作为一个凡人，我坚信，牛顿是独一无二的，爱因斯坦是可遇不可求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相信，再周详的培养计划也造就不出牛顿，再完美的教育也不一定能生产出爱因斯坦。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为牛顿与爱因斯坦的横空出世准备好些、再好些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质疑精神与探求真相的理性精神，才是最为根本的。 【来源 / I时代报 2012-01-06】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心中。——V.S.奈保尔 一 奈保尔是谁？　　在最浅的定义中，他是布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双料得主，生前就曾被评价为当今世界最好的作家。通俗的说法，他是一个靠写游记拿下诺奖的家伙，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殖民主义作家，他书中不乏第三世界的种种不堪。直到他去世，甚至还有作家一边纪念一边追问，作为离开故乡母语的人，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乡愁？ 其实，奈保尔早就回答了一切。奈保尔是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印度裔作家，足迹遍布世界，写过印度、南美洲、非洲以及伊斯兰世界。他说自己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殖民地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长大，被排除在英格兰和印度的大都市之外。他从南美小岛加勒比海来到英国，目的就是追寻文明。他早年求学牛津，成年后在英语世界以写作扬名，如今于伦敦离世，得其所哉。 对我而言，奈保尔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印度裔作家那么简单。他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他提供的视角，他创造了一种奈保尔式的洞察——一种基于普世文明视角之下对于不同文明的审视。为此，他守卫文学，拥抱真实，不惮于激怒人。 “大多数人并不真的自由”、“非洲没有未来”、“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等等。这是典型奈保尔式判断，简洁有力甚至充满了偏见，但这正是奈保尔的过人之处，他刻薄甚至恶毒，但是说的不仅是真话，而是全是精确的真话，这不仅需要反抗潮流甚至道德勇气，更需要具有洞察力的观察。 二 我深信，理解或者悼念一个作者，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作品。奈保尔毕生以作品说话，对于希望了解奈保尔的读者，尤其是当下正逐步走出国门开眼世界的读者，正是时候重读奈保尔。 很多文学青年甚至小资，提到奈保尔都知道印度三部曲，但奈保尔真正成为大师的巅峰作品，必然是写伊斯兰和非洲的作品。这些区域发生的事，早在他书中一一被预言中，并不是他更聪明，只是因为他更诚实。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当欧洲人无法抵抗反殖民主义的力量，背负骂名最终撤离殖民地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但等待这些国家的，却无法避免秩序的真空——当白人为主的秩序输入者撤离非洲等秩序接受地之际，留下不仅是满目荒凉，还有战争和屠杀，看起来很美的民主也往往走上独裁甚至极端主义。最终不少国家难逃受害者的角色，过着智力上的二手生活，陷入精神上歇斯底里状态。从过去刚果蒙博托带来的混乱，到今天南非倡议没收白人土地的事，一一如奈保尔所洞见。 也正因此，奈保尔的游记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游记。如果仅仅把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和孤独星球之类旅行指南，一起打包进中产阶级印度自由行的旅行包，本来就是一个误读。 奈保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按照很多人标准，带有很大偏见，很多地方政治不正确。但是谁知道呢，偏见或许即是洞见。对比他的写作，很多人写的只是伪书。 游记在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悠久，人们依赖游记去探索未知世界，无论其中掺杂着多少真相与谎言，冒险与平庸，激情与偏见。我在写作关于日本游记新书《不迷路，不东京》中时候，多次想到奈保尔，也在书中直言，他是我这些年最喜欢（没有之一）的作家。 客居东京之余，我时常会想，奈保尔会怎么写日本？有意思的是，奈保尔不仅来过中国，也曾来过日本，同样是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但是他对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书写什么。不写也许也不是坏事，因为进入他书中的事物每每少不了被揶揄一番。 可见即使勤奋敏锐如奈保尔，也并不是旅行所见即写。他倒是曾经说过，他关于亚洲的题材都已经写完。虽然奈保尔不写日本中国，但是他很好地示范了高质量的游记，是实地、知识以及观察的结合，是他对于人物与国家敏感洞见的结合。 三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朋友圈游记无处不在的时代，但是奈保尔的游记却有着难以遮蔽的价值，因为他的感受与眼界，无可替代。他周游世界，原点却始终来自他的家乡特立尼达，正是通过对比与映照，他理解了世界。 奈保尔几乎每本书都是游记，可以视为自传的延续与变体，他不压抑自己的愤怒与自觉，惯于书写当地的滑稽、挫折与受伤。但是正是这样的写作，让他展示的世界更为真实、饱满而独特。 这是真实的游记，其分量就如一位曾经的游伴与好友所言，奈保尔多年旅行，不仅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而且深入探索与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他通过这种特殊的经历在书中“定义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从来不给自己的见闻与感受涂粉”。 周日上海暴雨如鞭，抽打着城市。早上起来得知奈保尔去世的消息，我心情大坏，反复敲打的几行字也不成行——并不全是为他年高去世而难过，更多是为我们难过，我们的世界如他所言，真实地渺小与滑稽着，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他透视般的书写。 我读奈保尔不算早，几年前才开始系统读他，甚至有着到了舍不得读完他全部作品的地步。他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希望有天写本他的书。 遗憾的是，奈保尔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或许始终存在着理解的不对等，这或许也是奈保尔始终没有在中国获得应该有的关注的原因。又或许，等我们能够更好理解奈保尔的时候，才能更好体会何为普世文明。

亨利·贝斯顿——这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不仅仅是以他细腻优美的文笔书写田园美景，更是深入地讨论与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对他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是田野、树林及山丘，而是人类真正的遗产，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见证。 亨利 ·贝斯顿（1888—1968） 熟悉美国自然文学的读者大都记得亨利 ·贝斯顿 （Henry Beston）的代表作《遥远的房屋》。此书描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只身一人在美国科德角那片辽阔孤寂的海滩生活一年的经历。《遥远的房屋》被誉为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贝斯顿作家生涯之“高潮”，因为作者笔下的自然气势磅礴，有着史诗般的壮丽。《遥远的房屋》于一九二八年出版之后，贝斯顿与曾要求他“不出书，不结婚”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完婚。婚后他携妻迁至位于缅因州诺布尔巴罗的奇姆内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其间，贝斯顿很少再光顾他曾孤身一人居住过的科德角海滩。然而，一九三五年贝斯顿的另一部自然文学作品《芳草与大地》（Herbs and the Earth）问世。从科德角海滩消失了的贝斯顿向人们展示出他对大地的另一种情怀。 《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1928） 据贝斯顿遗孀伊丽莎白回忆，他们婚后先是住在波士顿附近，但贝斯顿不喜欢那里的喧闹，而是对缅因州的乡村情有独钟。在缅因州的一次旅行中，贝斯顿听友人说有一所位于林中的农场在出售。他来到那个农场所在地，只扫了一眼，便当即决定买下这处地方。伊丽莎白感叹道：“他为了几个字能推敲几个小时而拿不定主意，却当机立断地决定了他未来人生的轨迹。”美国作家舍曼·保罗（Sherman Paul）在评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文集《为了热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1992）中专有一章写贝斯顿。其开篇便是：“我想象着他们（贝斯顿夫妇）面对面地坐在农场厨房的那张大桌的两端，如同传说中他们那个时代的专业作家一样，各自写着每天当完成的、反复推敲的文句。”贝斯顿写的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作品，伊丽莎白写的是充满了自然气息的童话故事。她的书大多是以贝斯顿晚上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为素材。如伊丽莎白所述，当贝斯顿购下奇姆内农场时，他的确是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 亨利·贝斯顿与女儿梅格、小狗Bo’sun在科德角（约1929年） 令贝斯顿一见倾心的奇姆内农场（Chimney Farm）中文意译当是“烟囱农场”，因为原先的房子上有五个烟囱。当然，贝斯顿夫妇入住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对房子进行了装修。贝斯顿在《芳草与大地》中对这个农场有生动的描述。他们居住的房子是农场的一部分，那是一所古老的、充满乡村气息的红色农舍，位于半山腰田野覆盖的斜坡上，下面有一池湛蓝的湖水，周边是山丘、田地及树林。贝斯顿最喜爱的是这房顶上带有两个小窗口的阁楼，那是他的写作间。在下雨的夜晚，他时常睡在那里，为的是听敲打在斜屋顶上的雨声。从那里，他可以望见位于一棵老苹果树及老梨树之间的那片种植着芳草的园地。他视那古树为乡村风景的保护神，而就是在那片十英尺见方的芳草园，他从指间及弥漫于身边的草香中思索着大地……于是，便有了《芳草与大地》这部集乡野、田园、种植及文化于一身的作品。 一 如果说《遥远的房屋》是贝斯顿从位于美国本土“大地的尽头”，面朝大海，以史诗般的手笔书写大自然的宏伟壮丽及神圣。如果说，当时的贝斯顿是在科德角这片陆地与大海的相遇之地，这个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地方，挥散着自己对新大陆狂野自然的激情，那么，在《芳草与大地》中，贝斯顿则是从细微之处，从农耕传统及文化的角度，以细腻优美的手笔书写自然中的田园风光，以及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联系，体现出他想起大地，便如同梦见母亲般的情怀。 《芳草与大地》（David R Godine，2014） 《芳草与大地》是由叙述种植及欣赏常见的芳草和植物之道，来谈论及思索我们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在奇姆内农场，贝斯顿是依据农历来生活，他倡导的是一种与土地相连的农耕传统。他将在土地上创造性地劳作与思索自然视为“我们人类生活的两个最好支柱”（ⅩⅤⅢ）（此文中关于《芳草与大地》的引用页码均为原著页码：Henry Beston, Herbs and the Earth, Boston: David R.Godine, Publisher, second printing, 2002）并感叹道：“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地生活。”（4页）对于贝斯顿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是田野、树林及山丘，而是人类真正的遗产，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见证。他认为，人类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及成功是没有天生的遗产权的。只有通过与大地的接触，我们才能与前人及后人融为一体，成为神圣生活的合伙人与参与者，才能达到人类的那种完满的平静，享受人类充实的欢乐。他那一小片阳光灿烂，弥漫着鸟语花香的小园地足以令他“静静地思索心灵如何守护并保持其土地的遗产”（4—5页）。因为“脚下的土地是充满诗意、承载着人类精神的土地；洋溢着整个人类的传统”。那些根植于花园及人生中的芳草“通过园丁的手传递给我们最高贵的绿色遗产”（6页）。在贝斯顿的心目中，能否守护好这份遗产事关人类精神的升华与堕落。因为，“人类充满了活力及激情，而大地，那强大的、滚滚而来的潮流及自然的节奏在他的血肉之躯中流淌；他的身上闪烁着移动的太阳神之光芒，那是复活于苍白的南部及无力的冬季的阳光。大海的潮起潮落、低吟长啸及初起的雨声皆在他的血脉之中”（17页）。因此，对他而言，“与大地和谐相处是首要的和平”（17页）。况且，大地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身心的健全与否。因为，他相信“大地的绿色生命之深奥远比我们人类所理解的更为深远”（26页）。 亨利·贝斯顿与妻子伊丽莎白·科茨沃思（Elizabeth Coatsworth）以及杰克·戴（Jake Day）在给书签名（图片来源：mainecoastbookshop.com） 他娓娓道来从园艺中获取的精神追求：“一片园地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是见证生命的地方，是依据岁月之脉搏跳动的绿色奥秘。”（6页）他声称：“在花园中，当你完全平静下来时，可以听到岁月移动时沉着的脚步声。”（8页）依他之见，园丁与所种植的花草之间有着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每种芳草都有其个性，手摸着那一片片绿叶，便可初识某种芳草的性情（52页）。比如，柳薄荷不仅花和叶都能入药，医治感冒及咳嗽，而且性情温顺，坚忍不拔，适应性极强，“总能与新落户的芳草和平共处”（51—52页）。久而久之，侍弄芳草的园丁便从顺应四季变化的植物中学到了一些人类可以借鉴的品质。当繁花似锦，压力重重时，保持一份平静，当万物萧条，寒冬来临时，保持一份期待。因此，园丁们从来不会着急上火，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种花都是那个美丽循环的一部分，他们情愿自己种植的芳草不慌不忙地走完那个过程。贝斯顿归纳道：“正是出于园丁与园地之间这种性相同的原因，两者之间才能有一种活生生的关系，神秘深奥，妙不可言。”（53页）他赞赏园丁“以深沉的激情和绿色的意愿来培育绿植的奥妙”。因为种植这片园地，实际上，是在寻求愉快及安心的感觉，美妙及满足的感觉，因此，他的芳草，是“优雅的芳草”，是“宁静之灯火”。 二 亨利与伊丽莎白的墓碑（图片来源：http://maineanencyclopedia.com/beston-henry/） 美国哲人爱默生在给梭罗的悼词中曾谈到梭罗认为，“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们脚下的那片地方。……对他来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大西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尽管贝斯顿不情愿将自己的作品与梭罗的作品相比，但在这一点上他与梭罗可谓异曲同工。不同于在《遥远的房屋》中以波澜壮阔的大海为写作背景，在《芳草与大地》中，他是以身边的一小片园地写出了历史、文学、诗意、境界及情趣，道出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智慧。他让我们明白，人不必走得太远去追求欢乐与幸福。在他的笔下，哪怕是极小的一片芳草园都充满了人类的历史，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他在书中的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他种植的十种芳草。那无非是一些常见的既能食用、药用也可观赏的种类，诸如罗勒、薰衣草、马鞭草、鼠尾草、海索草等等。然而，他那一方小园子却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层面，闪烁着人类精神与情趣的光泽，体现着人类与大地的深情。人们常用作料理和园艺的罗勒使他联想到这种植物的名字源于希腊语的“国王”，而每次看到阳光下的罗勒，都不由得令他想象到大地上绿色生命的奇妙；另一种常见的芳草紫苏则以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话为引子，后者谈到一群蜜蜂离开蜂巢，如同一团暗云涌向“甜蜜之水，绿叶之荫”，而这种散发着香甜味的植物就是紫苏，也被称作“蜜蜂叶”（the Bee-Leaf）。贝斯顿继而用一世纪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话来解释蜜蜂喜爱紫苏的原因——那叶子带有一种柠檬香。与紫苏毗邻的是柠檬薄荷，“那是芳草中最具柔情的植物”。其叶平滑而高雅，堪称薄荷属中之最。贝斯顿驻足于柠檬薄荷旁，凝视着它那蓝紫色的花穗，思忖着它的含义。依贝斯顿之见，花园之花并非以其漂亮的外表取胜，因为许多美丽的花根本不能打动我们。只有那些能够激起人类的情感，唤起往年的记忆或感动，令人浮想联翩的花才适合我们。柠檬薄荷之花并不大，不是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花束，但却独具魅力，可爱动人。因为，“就是这种柔和淡雅之花，曾立于十八世纪那些大厅的花瓶里，听着优美愉快的音乐，看着烛光照亮了佳人的盛装及骑士的剑鞘，并听到了妇人们评说宫廷的言谈”（42—45页）。当谈及鼠尾草（sage）时，作为文人的贝斯顿没有提及这个英文词的另一层意思“圣人”，而是从“它那洒满银色的夏之露珠的叶子”，谈到了鼠尾草作为调料的特征，并由此娓娓道来芳草用于人类饮食的有趣历史：从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从文艺复兴到伊丽莎白时代，其间，作为调味品的芳草也曾一度受到冷落，但在十七世纪法国人及拉丁语系人那里才又恢复了它们在烹饪方面的作用。一种不起眼的花草，竟让贝斯顿如此感叹食物中的调料及人们口味变化的丰富历史。 奇姆内农场（图片来源：http://maineanencyclopedia.com/beston-henry/） 在贝斯顿心目中，芸香与人类有着一种密切的情感关联，因为在英语中它与悲伤和悔恨相关。他以莎士比亚剧目《理查二世》（Richard II）中花园的场面为例，将这种植物与“哭泣的王后”联在一起并感叹道：“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西方的传说之中。”（53—56页）薰衣草使贝斯顿回忆起曾在伦敦街头，从临街的窗内传来的一曲优美的薰衣草之歌，他将此种芳草归类为“欧洲心绪的植物”（a European-minded plant）。在英国，人们通常会把它种植于乡间小屋的墙边，让它那紫色的花束映在白墙上，或者，修一条薰衣草小径连接菜园和花园。在法国，人们则喜欢种两种薰衣草：法国正宗的薰衣草及从英国引进的薰衣草。由此，他谈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的东北部种植薰衣草堪称是一种冒险，因此要格外小心。但在精心的呵护下，他种的薰衣草竟然经受住了地点的变化，在八月底、九月初展示出迷人的风景。贝斯顿常常会在清晨来到他的花园，因为他喜爱拂晓的光、大地的静和叶上的露。他感叹道：“暗色的芸香、鲜绿的罗勒及黄绿的艾菊是森林及大地的缩影，一叶在手便知森林，身在花园便可知晓世界。”（65页） 三 就西方历史而言，花草历来就与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被收入《希腊诗选》（The Greek Anthology）中的第一部诗集，是由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诗人墨勒阿格（Meleager）所编辑。他在序诗中，把收入诗集中的每位作者比作一种花，全体诗人被喻为花环。在《芳草与大地》中，贝斯顿也提到一种现已绝迹的芳草——《希腊诗选》中的“克里特岛白藓”，那是多年前长在克里特岛山坡上的一种散发着清香，可爱而又神圣的植物。贝斯顿期待着有朝一日，这种“遗失”的芳草会再度回到人间（16页）。他本人就是试图以诗意般的作品，来留住现有并唤回已经失去的芳草。 《希腊诗选》（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ilingual edition，2014） “冬日的大海是一面镜子，置于一间寒冷而若明若暗的房间，夏日的大海则是另一面镜子，置于一间燃烧着炽热阳光的房间。”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中通过上述对大海的描述来展示冬夏两个季节的不同。在《芳草与大地》中，他对乡村四季的描述显得更为洗练：“秋季通常是色彩的季节，冬季是有形的季节，春季是质感的季节，夏季是动感的季节。”（42页）对他而言，冬季的夜晚是思索花园布局的最好时光，因为“如同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园艺是在‘如梦如幻’的情景中传承下来的”。他的笔下，在冬夜守着炉火思索并谈论芳草成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夜初始，火正旺。”（the fire blazes and the night is young，74—75页）也正是在这种冬夜的炉边，贝斯顿写下了他这本“花园随想”的书。他写在自己那片芳草园中感受到的夏季黄昏：当某个漫漫夏日的炎热尾随着太阳转到了绿色山坡的背后，当湖泊、花园及小山都从白天的光亮及重压中解脱之时，来到这片绿色的园地与土地打交道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这里飘来了第一股带着清香的凉意，这里聚集着来临之夜初降的宁静。当园丁翻动着漂亮的芳草叶时，这充满着土香及草香的气味便愈来愈浓。静谧初始的夏夜正铺展在因多产而不堪重负的大地上（50页）。他笔下的初秋是由一场雨引出的：“在我们北方，夏季之末来得早，夏秋之交的征兆不是树叶色彩的初变，而是第一场倾盆大雨。始于夜间，噼噼啪啪的雨声吵醒了睡在阁楼小屋的人，他（此处指作者）满心欢喜地听了一阵儿雨声，又昏沉入睡。灰蒙蒙的早晨被这场雨搞得好生困惑，而且一整天风拍打着房屋，从东边越过湖泊，吹向远方的大海。当雨过天晴之时，已是秋季。”（59页）书中还呈现出一种树、花、鸟、人的整体画面：在暮色中，作者跪在花园中干活，但眼睛的余光却捕捉住了一只在苹果树枝中跳跃的小鸟，那是只内陆乡村的莺，在跨越河海，飞向南方的遥远路途中歇脚。当然，忙碌着的园丁知道一群蓝鸫已经飞过，因为他听到了那悦耳的鸟鸣。眼前墨角兰和百里香花开得正旺，近处那两棵老果树绿叶浓浓。作者感叹道：“这花园从未像今日下午这般美好！”（69页）作者称赞的美好，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之美，是一种有声有色有动感的美妙。这或许就是哲人们所追求的那种境界：诗意的栖居。 看过《遥远的房屋》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是以秋季的海滩及夜空作为全书的结尾，或许这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以“太阳不过是一颗晓星”结束有相似之处。两者给人的感觉是大自然庄严神圣、壮阔无比。似乎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但《芳草与大地》的结尾则不同，它是“写在春季的跋”，给人以细致入微的体会，正所谓一草一木皆关情。作为园丁的贝斯顿从山坡上斑斑点点的新绿中，从冰雪融化的林泉中，从带着水气和泥香的微风中感受到了大地轮回的力量及其传给人类的诗意。当然，春天是希望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大地会被再度撒下种子，给种子以生命，令芳草充满人类的记忆。”对贝斯顿而言，那些古老的草叶一视同仁，无论对农夫和织女，还是牧师和国王都珍贵无比。因为那些关于芳草的传说是“我们最高贵的绿色遗产”。难怪舍曼·保罗称《芳草与大地》是贝斯顿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北方的农庄》与《圣劳伦斯河》 在出版了《遥远的房屋》（一九二八）及《芳草与大地》（一九三五）之后，贝斯顿又出版了《圣劳伦斯河》（The St. Lawrence,1942）及《北方的农庄》（The Northern Farm, 1948）。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写作轨迹：大海、河流、花园、农庄。可以说，贝斯顿描述的多为人们司空见惯，却常常视而不见的自然景物，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和敬意，让人们再度看到大自然的光芒。诚如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所言：“他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窗。”

2019年1月5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上做了题为《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演讲。特此刊发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1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 1、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 2、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这个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2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1、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2、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3、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3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1、背景的不确定性。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2、方向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3、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4、政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注：本文转载自“中制智库”公众微信号。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觉醒的力量》这本书，其实包含了很多文章，主题都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选“觉醒的力量”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谈这个问题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晚上睡觉，白天醒来，醒来以后，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学的时候要读书，要应付考试，要应付毕业；走上职场以后，要应付职场上的很多问题，要赚钱，要结婚；结婚以后，要生孩子，还要养家糊口，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面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每天生活的程中，我们的身体是醒着的，那我们身上那些最根本的，人的本质所在的那些东西醒了没有？我发现它们时常是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的。但是，人身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经常让它们醒着，这样你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人而活着。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在这本书里面谈了，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三个觉醒”。 三个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人身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生命。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体，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生命的存在并不是经常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我们可能经常会被一些社会性的东西遮蔽住。所以，第一个觉醒就是生命的觉醒。 第二个东西是自我。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个生命个体之间之所以会不尽相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这个“我”就是“自我”。所以，第二个觉醒就是自我的觉醒。 第三个东西是灵魂。每个人不仅有“我”的存在，每个人还有精神的存在。应该说每个人身上有个更高的我，这个“我”就是“大我”，是灵魂。所以，第三个就是灵魂的觉醒。 很多年前，我曾经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是一个孩子。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他说：“周老师，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作家、学者或散文家，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生命，在那里静静地诉说。我也是一个生命，在这里静静地聆听。”然后在最后结尾落款的地方，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就写了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 我当时特别想给他回信，但是他没有留名字，也没有留地址，后来我用他最后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等你们成为父母以后，看见自己的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你们就知道生命到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生命状态。 但是随着我们慢慢接触社会，长大以后走入社会，我们关注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社会上的东西，是权力、地位、财富、名声，这些东西我把它称为生命里的社会堆积物。我们在社会上生活，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这无可非议。但是，要记住，你不能永远为这些东西活着，一辈子，你把你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争取这些东西上面，就会忽略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生命到底需要什么？生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生命本身的需要是很单纯的，这些单纯的需要可能是一些平凡的、永恒的需要，但是这些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和自然的交流，和自然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比如对健康的需要、对安全的需要，还有自然情感的满足，这些都是生命本身需要的。我觉得自然情感的满足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最幸福的两段时光 我经常回顾，我这一辈子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两段时光： 一段是我刚进这个北大的时候，那时的我刚满17岁，我是7月份生的，9月份进的北大。进了北大以后，正值青春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更是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极了，人生美好极了。当时感觉有一件非常美好但我还不太清楚的事情正在等着我，一等就等了好多年。 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被发现会被批评，如果发生了关系，是要开除的，这个管的很厉害的。我那时如果允许谈恋爱，女同学应该都看不上我，因为女同学一般都比我大两岁以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感觉，当你看什么都是用一种恋爱的眼光，恋爱的心情看时，就像你跟整个世界和人生谈恋爱，这种感觉很好。 那个时候我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爱情小说，爱情诗歌，特别喜欢《海燕》，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其实我是哲学系的。当时有一种阅读叫做青春期阅读，这个青春期阅读跟恋爱很相似，这两种感觉，一种是单纯，一种是痴迷。青春期的阅读就是这样，非常痴迷。如果说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没有这样一段青春期的阅读的经历，我觉得非常可惜。可能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是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往往可能一辈子都爱读书。 还没走上社会之前你可能不知道，走上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东西，财富、名声、权力你可以争取，但是要保持一种清醒，不要把那些东西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你的生命有好的状态。如果争取这些东西让你的生命有坏的状态，那你就走错了路。 生命的觉醒就是让人们通过堆积、附加在生命上的这些权力、地位、财富、名声等社会性的堆积物发现你的自然生命，要倾听你的生命的声音，要真正去满足你的生命单纯的需要，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说你生命本身的状态是不好的，情感是一团糟的，也没有时间和自然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就算你的社会地位再高，你最后在社会上再成功，我都觉得你的人生并不成功。生命的觉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的生命状态好不好。 关于自我觉醒。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每个生命也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 所以每个人最重大的责任，最根本的责任就是要对你唯一一次的人生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人要负的最基本的责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都不负责，又怎么会是对其他生命负责的人。自我的觉醒就是要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要做你自己人生的主人，自己的人生不能让别人支配，更不能让社会潮流支配。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要活出独特的自我 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受环境、舆论、习俗、职业、身份等的制约，我们经常为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不受外界干扰纯粹为自己而活，其实是很难的。 首先，要活出独特的自我的话，其实是很艰苦的，因为随大溜是最容易的。 其次，作为独特的自我来生活，其实是有风险的，而随大溜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要独特，就要经受舆论的谴责，要经受庸人的非议，甚至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只要你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你死了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再活一次，你的人是不可重复的，如果虚度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你，这样想就会觉得很值得。你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最后，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活出自己真正的价值。我相信老天把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会给他一点独特的东西，你要找到这个独特的东西，把它实现出来，要过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实现自我价值呢？怎样才算做了自己人生的主人呢？我觉得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的态度上要自己做主。要有自己明确的、坚定的价值观。人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要随大溜，跟随社会的潮流，要自己做出判断。把你真正认为重要的东西实现，不重要的随它去，不要睬它。你在人生态度，人生观上，要有自己的真正的信念。 第二，在事业的选择上要自己作主。你要找到真正符合自己禀赋和兴趣的，真正喜欢的，能够发挥你的能力的领域，在这里发展自己，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从中真正得到内在的愉悦。一个人要有振兴区。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话，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而且他的生活也一定是非常无趣的。除了一般的兴趣还要找到自己特别的兴趣，我觉得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首先发展你的好奇心，你对各种事都要有兴趣，但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找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哪里。当然主要的兴趣以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一个阶段内是能找到你相对的主要兴趣，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你就会越来越丰富，而且这实际上也在朝着你自己命定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自我，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上有真信念。 第二，事业上有真兴趣。 如果有了这两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有真正的自我的。 关于灵魂的觉醒。当你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让生命有一个好的状态，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以后，还是有一个问题，你那么看重的那个“我”，要实现它的价值，但是这个意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暂时的，那人生有没有超越短暂生命存在的恒久意义，或者终极意义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信仰的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你那么看重的那个小我和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大我沟通起来。你要寻找这个大我，让二者沟通，沟通起来以后，你身上就有了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就是和宇宙大我的沟通，就是灵魂的觉醒。 让小我和大我沟通 怎么样把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然后让人身上更高的自我，也就是精神性的自我觉醒？纵观人类历史，基本上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信仰的途径，基督教世界有信仰，那个大我就是上帝，相信宇宙是一个精神本质，这个精神本质用上帝这个符号代表。让小我和这个大我，即上帝相通，自己的灵魂来自于上帝。灵魂的概念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是不称灵魂的。灵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灵和魂两个字。魂这个字实际上代表自我意识，就是说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如果人类有这种意识，我们说这个人是有魂的。但是这个魂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它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是什么形象？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上帝就是一个灵，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东西。所以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就是上帝按照精神性的东西来造人的，灵是魂的来源。但是，人出生以后忘记了这个来源，所以要让自己的魂和这个灵重新沟通起来，这就是信仰。基督教认为，信仰上帝以后，你的魂被灵照亮了，你才真正有了灵魂。 还有一个是智慧途径。通过智慧来让自己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按照哲学的说法，人都是有认识能力的，这个认识能力可以说是智，智的知，知就是代表人有认识能力。因为人有认识能力，所以可以把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分开来，也包括他人，可以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和环境区分开来，这就有了自我意识。因为有知所以有自我意识。 但是，许多哲学家包括佛教认为人不能停留在智的层面上，应该让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更高的层面是什么呢？就要认识到你这个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自我，其实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本体的，这个本体就是宇宙本体，或者说是一个大我。所以有一种说法万物与我为一，我和万物，宇宙本体和整个世界是完全一体的。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去掉宇宙的封闭性，宇宙和我合为一体的这个层面，就不是智了，就达到了慧的层面。所以智应该上升到慧，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智慧。 这两个途径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殊途同归，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把你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让你认识到，你身上的精神性的自我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灵魂的觉醒，小我和大我，这里面有很多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大我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很难证明，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就是人身上精神的自我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质所在。 达到了这一点，有两个很重要的效果，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向内转化，你就会把内在的精神生活看得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一个人觉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更重视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到社会上做事，可以奋斗，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修炼你的精神。修炼精神的手段，是通过做事来做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始终都走在那个以走向你的精神为目标的道路上，是很重要。其实你真正想起来，无论你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很渺小的，在上帝眼中只看你怎么做人，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风飘散，但是做人的收获是历久弥新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和外部的经历保持一个距离，你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我学习哲学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我好像有了一种分身术。我总感觉有两个我，一个我就是这个身体的我，在社会上活动，有时候受气，有时候高兴。但是也会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在看着我，一个精神的自我。我会经常感觉有一个精神的自我在看着这个身体的自我，看他在怎么做，然后给他一个规劝，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有问题，更高的自我就可以劝身体的自我。所以一个人精神性的自我觉醒了，或者更高的自我觉醒了，他就会和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会完全陷在里面。一个人和自己的外部遭遇零距离是非常可怕的。零距离的情况下，再小的事情你也会无限放大，把它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然后非常想不开，非常纠结，最后就死在这些小事上。死在小事的人太多了，为点小事就想不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上更高的自我没有实现，完全被身体的自我支配。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岁末年终，即使再汲汲于日常生活的头脑，也会停一下，总结过去，思考五分钟未来。 在时代的节点，无视宏观的，多是妄人。宏观重要，但是并不等于宏观可以把握。在大历史回归的当下，小概率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已经不再新鲜，预测未来也成为危险之举。2018年初，中国国内顶级券商的分析师对于2018预言，十个预言被认为错了9个半。 是啊，你我皆凡人，谁也没有水晶球，然而，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发生的，不过曾经发生的变奏。即使2019年被认为是经济周期的谷底，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仰望一下星空，回望半眼历史，想象一刻未来。 一、这个世界，会变好么？ 　　这是一百年前的提问。 这句话曾经是思想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疑惑，他曾经如此亲口问过梁漱溟。那是1918年的11月7日，当时梁漱溟二十五岁，少年得志，已以《究元决疑论》而获得蔡元培赏识，成为北京大学的老师。那天，梁漱溟梁济谈及当时甚是热门的欧战时事。梁漱溟当时回答是这样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这是年轻人特有的乐观还是大师的洞察？百年云烟过眼，一闪而过，有时候却让人怀疑，世界其实还是那个世界，并不太平。 2018年双十一在中国是购物节，在海外则是一战百年，这可能构成一个新时代的隐喻：旧世界仍旧沉湎哀悼于旧秩序的失落，而新世界则试图以消费主义以及体量优势营造新秩序。新与旧，并不等于进步与落后的置换，只是代表时间的序列。 今天看来，梁漱溟的回答，有点类似欧洲的趋势研究者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也映射着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俏皮话“我是怀疑主义者，因此我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 这种乐观主义，或许是人类从古至今，所赖以生存的根基之一。在哈佛教授史蒂芬•平克著作《当下的启蒙》（中文版湛庐近期推出）中，平克试图用数据和事实说明，从食物健康甚至财富很多方面来说，世界越来越变好，即使大家感受不是如此。 二、重申自我启蒙　　启蒙主义，在平克笔下也成为人类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在保守主义看来，平克代表了进步主义浅薄的乐观，但平克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知识好过迷信与无知。 在信息过载的今天，重申古老常识并不是老生常谈，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认为理念需要在不断重新讲解中得到生命力，“如果要让旧的真理保留在人们的大脑中，就必须在后代人的语言和观念中不断加以重申。” 1784年，康德如此定义“启蒙”：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这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告别了舆论中心，启蒙的功能更多成为个体化的努力，自我启蒙与自我教育，其实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技能。 2019年是巴黎和会百年，也是中国五四运动百年，在年初的讨论却如此之少，国运之类想象反而位于舆论中心。即使有人还记得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简化叙事，也无力提及这一叙事背后其实掩盖了自由与秩序。 八十年代，思想家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断，今天也许并未过时，但是即使李泽厚这个名字，对于普通网民已经陌生。可见，观念的迭代总是充满了诡异时间差，也许一百年改变不了什么，也许一代人的时间就足以解构太多。 2019年开始，各类展望密集出现。作为中国人，新年都是要说一些吉祥话与彩头，即使在寒夜中，也希望寻找春天的痕迹。不少展望，其实也就是心理按摩，而自我启蒙恐怕首先得从放弃心理按摩开始，这是直面现实的第一步。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在他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三、2019，软阶层习惯慢下来的一年　　小时候读杂文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看到他批评国人的慢性子，每一代人都叮嘱下一代说“中国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他总结“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真正好起来？”当时读到，觉得非常有道理，成年之后重新审视这句话，其实倒是暴露了国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这往往使得激进压倒渐进。 如果将中国社会转型看作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三峡，我们的道路还在中途，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并无问题，每一年完成每一年的计划，这才是常识，也是社会的正常化，一两代人之间发生剧烈转型，往往会留下各种隐患。 经济也是一样。经济烈火烹油之时，也就是加速折旧的时代。风口趋势赛道迭代不仅是各类投资机构的话术，也是普通人热衷的流行词。在高速增长的中国，一切都习惯快，很早就有人统计在中国一年相当于国外七年，无论资本还是用户都怕来不及，唯恐慢了半步，就被时代抛弃，力争上游是集体心态。于是，提前跑步入场成为人生常态，儿童提前进入成年人的世界，青年人提前进入中年生活安排，而过了三十五岁，不少人考虑最多的是退休与养生。 这样的速度，真的很美好么？具体看2019年之后的经济，如果从此慢下来的，未尝没有好的一面。繁华时代追求速度，反而导致了诸多结构扭曲，透支未来支撑当下，既谈不上高效也谈不上公平，人心惶惶不亚于一场兵荒马乱。慢下来的经济，一方面需要为此前的账单付费，另一面，在高速增长时期因为高速增长而被掩盖的问题，此刻也不得不正视，慢下来也可以成为整顿的时机。 随着经济下行，日本化成为很多财经段子手的口头语，我在东京大学研究题目就是中日比较，这些年也一直在写日本经济的书。日本化意味着什么，恐怕多数谈论的人并不能准确理解，无论日本经济真的是否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当下的社会，对于普通人而言，是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与尊严的社会。 2019如果是经济下滑的开始，这未尝不是一个调整的机会，而不是再次强行扭转趋势。政策而言当下更关注的是，如何不要浪费这一次难得调整的机会。 对于面临从职业与财富到家庭压力的广大软阶层而言，2019将是阶层下移的软阶层社会展露面容的开始，软阶层之软，在于根基不稳，而中等收入群体诞生之短本身就注定其“中惨”命运。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时间的价值，那么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臆想抢跑与逆袭，本身更应该关注如何从自己做起，营造一个更透明竞争的环境，更应该相信的是自我改变的可能性。 长远来看，一切最终都是公平的，这就像投资家查理芒格的人生智慧，“想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你自己配得上它。”。毕竟，我们和历史，社会乃至于自我的关系，最终大体都是彼此登对。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近，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段历史一直在我脑中萦绕着，一个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当年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思想家朋友们能够及时批驳卢梭的错误思想，那么，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还会发生吗？ 伏尔泰和卢梭的关系在他们俩死后，一直是研究他们的学者们极为感兴趣的课题，此课题也牵涉进大量的伏尔泰的朋友——当时的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这些思想者们犯有五四一代中国学者的同样错误，没有及时地批驳仇富G.C的左倾思潮，导致这种思潮蔓延肆虐并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一个实例。 我有幸读到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HenriGouhier1898–1994）的书《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的肖像》。有幸是因为，在我着急找不到英文版时，我欣喜地发现，中国学者裴程将这本法文书译成了中文，并于2010年出版，有六百多页之厚。这本书讲出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交恶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得出来，作者亨利.古耶是西方左派，他力求中立，但我仍能看出他倾向卢梭。作为读者的我，只探索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作出我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 当初，伏尔泰和法国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都没有预见到，卢梭的思想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将与伏尔泰齐名，甚至影响更大。在卢梭一本本地埋头写书、出书时，伏尔泰却毫无前瞻性地傲慢地说：“让-雅克·卢梭只配被人们遗忘。”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享年66岁）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一生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1749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尔》（1762年）；及其《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卢梭对社会及后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 卢梭性格敏感过激，终生穷困潦倒，生了五个孩子都因为养不起而送进孤儿院。他对伏尔泰由敬佩逐渐转为仇恨，在伏尔泰的不断讥讽、打击和孤立下，他于1760年6月17日给伏尔泰发出著名的信《我恨你！》 伏尔泰（法文：Voltaire， 1694年11月21日 — 1778年5月30日，享年83岁）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学者和作家，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伏尔泰 卢梭与伏尔泰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年岁相差十八岁，却在1778年同年先后去世。卢梭性格属瑞士人的呆板倔犟，不善交际，由于观点分歧，与启蒙一代的思想界朋友都断了交。而伏尔泰天性中有着法国人的敏锐灵巧、活泼感性，他既会写出一流的剧本，又会做演员表演戏剧，24岁就轰动法国剧坛，他的文采和魅力吸引着身边甚至欧洲的所有启蒙思想界的朋友和上层贵族。伏尔泰还很会做生意赚钱，办制衣厂办企业，属于巨富。他把自己的家建得像皇宫，还建有剧院，他和有表演天才的侄女共同组织戏剧演出团，经常在家举办演出和沙龙，招待欧洲各国来的二三百位朋友。 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来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他也自诩是“哲学家圈子的朋友”，但他的真正抱负和兴趣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 (Rene Pomeau) 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句话说，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 伏尔泰的思想认识水平主要是在宗教神权批判上，对此他无疑是最彻底的。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崇尚理性、热爱科学。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粹邪恶”。甚至以他文学感性的文笔说，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 在神学批判上，卢梭自己承认与伏尔泰的分歧不大，而在科学与艺术的认识上，卢梭与启蒙思想者全体，也就是《百科全书》派所有人，有着巨大的根本性分歧。启蒙思想者一致认为，《百科全书》的根本信念是，相信科学和艺术带来的进步。而作为《百科全书》音乐编辑的卢梭，却认为科学和艺术会败坏道德（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这个巨大分歧使所有启蒙思想者们视卢梭为叛徒。但卢梭的这些偏见还不至于引发社会仇恨和暴乱，启蒙思想家们的集体失声，也还不算大的失责。他们的大失责是对卢梭仇视私有财产的观点的集体失声，卢梭这个关键性的错误观点，无疑是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法国启蒙思想者们显然不具备系统批判卢梭思想的能力。法国启蒙思想者们与美国革命一代先贤们相比，政治思想的深度与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挥洒能力都差了一大截。从他们的领袖伏尔泰对卢梭的零星片语的讥讽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卢梭思想的整体的无力感。 当伏尔泰看到卢梭的《契约论》中的话：“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怒火中烧地说：“什么！难道种树、撒籽、圈地的人，竟然不能因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占有果实？竟然有人拔桩添沟，大声疾呼：不要相信他（圈地者）的谎言？”“看看，公理何在？这么一个贼竟然成了给人类造福的人! 这就是所谓穷鬼哲学，让天下的富人被穷人偷抢一空。”这段话是伏尔泰仅有的最有力的反驳。从这句话也可以感到伏尔泰的技穷，而“穷鬼”在当时算是不礼貌的用词。 到1753年时，卢梭的名字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他把人民抬高到绝对高度的“人民主权”的口号受到人民热烈拥护，他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苦难的根源”“恶的第一根源就是不平等”等激动人心的语录大大地误导了民众，增加人民的仇富情绪。 而此时伏尔泰对卢梭的只言片语的反击都属于人身攻击，包括揭露隐私和讥讽凌辱，连为伏尔泰立传的史家都感到汗颜，不得不承认这是伏尔泰笔下最黑暗的一页。他们认为，伏尔泰有关卢梭的论述都没有学术价值，只是18世纪的一段文坛纠纷的史料而已。 当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1753年发表时，伏尔泰就已经意识到卢梭的笔力不错，极有煽动性。可伏尔泰却无力反驳卢梭的已成系统的歪理。他只能骂“这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让-雅克这个变节分子”，还使用一些无力的诘问“你凭什么信口开河，说贵族的祖先是诬赖？你知不知道，好心给你提供住处的蒙莫朗西就是一个不错的贵族？”还无趣地讥笑到：“一个宫廷大员、公爵的女儿到了十五岁，如果她情愿，就可以嫁给让-雅克订书匠的儿子，只要小伙子长得英俊，略知哲学即可。这就是我可爱的朋友为订书匠和法国贵族设立的完美的平等关系。”还粗俗地玩笑说：“卢梭应赶紧娶一个正宗血统的公主为妻。” 后来在法国思想界又出现一本攻击污蔑卢梭的小册子《公民们的感情》。当时，卢梭不大相信，大文豪伏尔泰会写出这样的滥文。卢梭觉得，《公民们的感情》的行文缺乏伏尔泰的才华，恶毒却又不如伏尔泰做得聪明。现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却认为，足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公民们的感情》的作者是伏尔泰。不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它是伪造。 总而言之，所谓伏尔泰对卢梭“平等思想”的批驳，其实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化攻击。我认为，伏尔泰这种无力感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没有领会洛克，没有领会洛克的《政府论》的真谛，所以不可能有力批驳卢梭，这也是法国启蒙思想者们的整体问题。 洛克所谈的自然状态、政治的起源、社会契约、政府、自由平等、财产权，都被卢梭一一对应地针锋相对地做了自己的另行阐述和定义，卢梭对这些论题的阐述和定义都是反洛克的。当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在人民中初步进行和普及时，当洛克思想初见成效地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同时，卢梭却打着“人民主权”的骗人口号成功地误导了人民，把热情的人民引向仇富的泥沼。面对卢梭诸多思想的误导和肆虐，法国启蒙思想者们却无能为力、坐以待毙。 而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就做得好得多。美国之所以在民间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非理性暴力，是因为美国没有出现误导人民的卢梭，却出现一大批正导人民的思想家，如潘恩、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个个熟读洛克，麦迪逊在十二三岁时就熟读洛克了。上帝恩眷美国一点不假。 美国建国后发生过十三年的大辩论，始于1791年，止于1804年。这些先贤们为观点而激烈争论，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篇章。美国获普利兹奖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这个时期，有八个关键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是（以名字字母为先后排列）亚当.史密斯及其妻子艾比盖尔（Abigail）, 阿隆.伯尔（Aaron Burr）, 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佛逊，麦迪逊，华盛顿。根据美国史学家，华盛顿并没有公开参与大辩论，且反对组党和两党之争。但是，他非常依赖汉密尔顿，到了离不开的地步，并给以汉密尔顿极大的权力，诸多大国策都出自汉密尔顿的大脑，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毫不掩饰的支持，使才华横溢的汉密尔顿如虎添翼。汉密尔顿是大辩论中的联邦党人领袖，另一派的民主共和党领袖是杰佛逊。而人品阴暗的阿隆.伯尔，对美国建国没有寸尺之功，他之所以被列于八人之中，仅因为他阴险卑鄙地杀死了阳光伟大的汉密尔顿。 美国建国头五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大的建国先贤，非金融天才汉密尔顿莫属。三十二岁担任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为美国的初创立下头等大功。他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建立了国家信用系统，建立了国家中央银行和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他的这些设想和实施连智力超人的杰佛逊和麦迪逊都不能理解，当他提出建立国家中央银行时，麦迪逊第一个反对，认为应该建立一些小银行。如果没有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鼎力支持，汉密尔顿一系列天才般的金融设想绝无可能实施和成功。当时美国政府力量薄弱，国库空虚，外债累累，人民对这样岌岌可危的政府没有信心，担心国家存亡旦夕。然而，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改观，这个变化主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活力和创造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佛逊与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憧憬和预见都截然不同。经济上，杰佛逊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而汉密尔顿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杰佛逊对人民高度信任，主张全民参政，加强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制约行政部门。而汉密尔顿对人民和民主制度不信任，主张建立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杰佛逊那时不懂金融和工业，预见不到国家这方面的发展方向。可他却预见到了政府权力的各种危险，他的“小政府，大人民”的呼吁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建国先贤之一。那时的美国政府极为弱小，岌岌可危，所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当时所有建国先贤们的共识，没有人会预见到，政府大了，腐败就会大，人民的自由就会相应小。杰佛逊的这个政治洞察力是超群的。可是，杰佛逊当时一点都不能理解汉密尔顿的作用，俩人谁也看不上谁，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明显的偏爱和依赖，更使性格本就张扬的汉密尔顿不可一世，招致诸多政敌和杀身之祸。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出身极为悲苦，是私生子，11岁时母亲又去世，小小年纪就独自去伐木赚钱养活自己。他酷爱读书，把西印度群岛上所有的书都读尽。他自学写作，并经常给岛上的报纸投稿。一次岛上发生飓风，小汉密尔顿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飓风的报导，引起诸多读者的关注，最后他们发现，这篇文笔出色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16岁的孩子之笔。岛上的富人都认为，不能让这位神童在岛上淹没，于是他们出资让小汉密尔顿去美国大陆深造。17岁的汉密尔顿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法律学业。他博学强记，拼命读书，每天花13个小时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一爆发，他就满腔热情地参军了，他从始至终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全心全意地忠于和热爱美国，后成为华盛顿的作战参谋。 汉密尔顿编撰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汇编了85篇文章成书，大多文章出于汉密尔顿之笔，另外两位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十几篇）和约翰·杰伊（五篇）。此书可谓理性表达的精品，是研究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尤其重要的是，第51篇阐述了分权制度的必要，第84篇为美国后来建立《权利法案》埋下伏笔。 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美国革命一代所取得的成就，是共同努力的集体成就。美国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建国先贤们的各不相同的个性和理念能够互补。他们是一群道德素养远远高于大众的精英。 美国革命时代的非理性插曲是，在持续十三年的大辩论期间，竟有一百六十多个思想精英为了观点而决斗死去。汉密尔顿自己就经历过十次以上的决斗，汉密尔顿的儿子就因观点决斗而死。而杰佛逊阻止了自己儿子即要参与的决斗。 传统决斗大多是因为女人和债务，而美国那十三年期间的决斗大多是因为政治观点。当人民心目中的“伟大的汉密尔顿”决斗而死的消息传出时，当人民得知，杀手竟是时任副总统的阿隆.伯尔时，全美国都震惊了。持续了十三年的你死我活的大辩论竟在那一天戛然而止，理性最终压倒了非理性。美国思想精英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把理性留给了民间，留下了他们光彩思想的篇章，换来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国泰民安。 美国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说：“我们现代人的倾向是去探索他们谁的观点正确，但我们应与革命一代先贤广为共享的，应是他们所代表的独立建国的创造精神。”他还说：“伯尔杀死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一代中唯一的事件（only occasion），它使得政治分歧从暴力和死亡的形式中休止结束，没有向继续争论的方向发展。” Joseph J.Ellis还鲜明地评价了阿隆.伯尔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的性格。他这样写到：汉密尔顿将军，49岁，（身高1米67，笔者注）比伯尔年长一岁，比伯尔高一吋，两人都是矮个子。汉密尔顿有着天鹅绒样的蓝眼睛和红褐色的浓密卷发，与秃顶黑眼睛的伯尔相比，汉密尔顿像是一束有生气的闪亮的光束，而伯尔像是一个静止阴暗的阴影。汉密尔顿一生中从来没有躲避过挑战，他从小在逆境中长大，他把克服人生障碍作为提升自我的锻炼。…… 而伯尔，从人格定义的标准而言，不及格。 汉密尔顿被杀事件引发美国人民对伯尔的愤怒，时任副总统的伯尔连夜骑马逃往美国中部。那时的美国一遍荒芜，伯尔在中部的生活一定困难重重，还传出他通英的传闻并吃上官司，后来不了了之。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区别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运动总是表面打着美妙口号，实际干着挑动仇恨暴力的邪恶。高喊冠冕堂皇的“平等自由”口号的非理性运动无一不走向暴力杀人，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的思想者罗兰夫人所说：“自由，多少邪恶假汝而行。” 非理性运动的疯狂参与者们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挑动仇恨、暴力，就可以神化一个假冒正义的“精神领袖”，就可以把道德和理性踩在脚下。 在多数民众非理性的疯狂时刻，思想者更需具备理性、勇气和责任，及时站出来大声疾呼，制止非理性大众运动的肆虐。哪怕只一人也不可退缩，因为，总是极少数思想者先领悟真相和真理。 注: 本文转载自香港《前哨》杂志2018年4月号, 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来源：新浪网 就像100年前看不起日本人一样，我们还迷恋在“买个越南小米做老婆”的YY中，殊不知现在发展已经向越南倾斜。 与逐渐老去的日本不同，总人口接近1亿的越南有近3000万精壮人口。 与无欲无求的菲律宾不同，越南有着坚韧的民族性格以及勃勃野心。 与在经济上同中国互补的美利坚不同，越南正从制造业上掏空中国。 与一蹶不振自顾不睱的北极熊不一样，越南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 与固步自封和小孩习气的朝鲜不一样，越南政治改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Made in Vietnam"正在动摇中国国本 自2008年以来，东南亚鞋业已经抢走“中国制造”近4成外贸加工订单，世界制造业格局正由中国向东南亚地区倾斜，而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越南。 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立国之本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失去了中国制造的中国将什么都不是，想靠房地产超越美国？想靠服务业复兴中华？不可能。现在"Made in Vietnam"正在吞噬"Made in China"的市场，如今的“越南制造”正在取代“中国制造”。 2016年中国珠三角制造业倒闭企业达到13%，原本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纷纷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而越南拥有1亿人口，吃苦耐劳的人民，与中国相近国家制度、更利于迁徙的陆地面积，成为这些逃离制造业的首选之地。 美国日本与中国有着经济上的不同分工，而菲律宾这方面永远不可能是中国敌手，俄罗斯人民喝喝伏特加过日子就行了，唯有越南的发展方向，挖的是中国墙角，动摇的是中国国本。 TPP协议锋芒直指中国越南成最大的赢家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史上最大贸易协议，涵盖世界经济规模约40%，美国估计将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商品徵收的1.8万种关税，同时给予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 为什么仇恨美国的越南会鼎力支持山姆大叔主导的TPP，因为越南会成为最大赢家，协定可让越南经济增长在2025年前增长11%，同期出口将增长28%。美国及日本的入口关税减少，令越南的服务制造业受惠。TPP协议批准，签署国之间将取消关税，对像越南这种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发展中国家受益最大，越南将成为到2050年以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发表的一份报告则称，在TPP签字国当中，越南是人气远超其他国家的增资目标地。 虽然中国人会说，没有中国的TPP不可能主导世界，但这一切只是自我评说而已。要知道，正是因为1999年中国加入WTO后，才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越南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当前，在时代因素和大环境的影响推动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选举”和“法权国家”等理念，建立一种符合越南情况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 越南在这方面的革新，比中国走得更快更远一些，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得它的意识形态越发向美国靠近，这也是近年来两国越来越亲密的原因之一，一旦美越两国的交流更多，它与中国会越走越远。在东亚大陆南端，如果出现一个韩国式美国同盟意味着什么？ 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 在美利坚200多年历史记忆之中，没有一场对外战争可以像越南战争那样强烈、持久、深入触及到灵魂。这个曾经遥远、贫穷而陌生的国度在10年内埋葬3万美国士民、撕裂了美国社会、动摇了这个民族的信念，最终美国不得不在道德与现实煎熬之中低头，可谓绝无仅有。 而在越南历史上，征服欧亚的庞然大物元朝，三次用兵都未曾征服小小安南，其顽强不屈最终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实在是值得脱帽致敬。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大败笔。 越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仅勤劳，而且确彪悍，而现在的青壮年达3000万之众，而我国的人口趋于老龄化，越南人口则相对年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越南会保持这种优势从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同时这种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除了在制造业上保护竞争之外，一定会助长其野心，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一直被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之国；日本，也是中国警惕的军国之狼；而越南，却在不动声色之中发展、壮大。 可以想象，一个拥有1亿人口、民族单一、坚忍强悍、团结奋进、制造发达的现代强国，拥有着与美日韩菲共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崛起？ 美国远矣，日本老矣，菲国小矣，唯有越南，其力不可度。

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王小波 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作者丨王小波来源 | 网络 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 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 ( 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 )，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母女俩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了鞋子，把光脚翘得老高地在晒太阳，上面的标题是“晒自己的幸福，让别人来看吧”。这大概是配合眼下“谈幸福”的热门话题，在报纸语言中追赶某种话语时髦。这样使用“幸福”一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一般人在说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往往指主观感受到的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取决于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在普通话语中这种用法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不必计较或当真。但一旦上升为某个社会“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显示或证明，那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和熙的阳光下感觉舒适快意，是狗是猫的动物都能感觉这种快乐，将此称为只有人类用心灵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维还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价，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义；满足于廉价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观念，来推动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改革，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对很多思想家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幸福成为一种以改善民众生存状态为现实目标的政治伦理。“幸福”被用来代替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以区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对”和“错”。这个新的价值概念后来被用作为公共政策的导向。 这种幸福也叫“功利”：“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它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这是一个普通大众都能理解，并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到体会的道德原则，它的简单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按照这个见解，一个人该做的就是使其快乐最大化和使其痛苦最小化；同样，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 边沁的“幸福”功利主义过于简单，它的最大伦理困境之一便是忽视了幸福的价值问题，因为幸福常常并不是它自己的价值，幸福并不能自动成为“好”。一个社会的“好”并不只是简单地生产幸福，还更在于公正地分配幸福。一个好社会里的幸福并不是所有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的人特别幸福，而有的人特别不幸福，那么它的幸福分配便不公正。特别幸福的人并不能无视不幸福者的存在，用虚伪的“平均值”强行代表他们幸福起来。 而且，幸福也并不等于快乐或满足，幸福的观念需要包含区别不同快乐的价值标准。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弥尔（JohnS. Mill）对边沁的幸福观做了修正，他指出，“野兽的快乐并不能满足人类对幸福的种种念想。人类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能力，而且，一旦意识到这些能力，人们就不会将任何并不能令这些能力得以满足的事物视为幸福。”因此，晒太阳或者在劳改营里喝稀汤并不是属于人类的那种高级幸福。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好生活时，开始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幸福”，因为别的概念比幸福更具体，也更便于评估，不像“幸福”那样几乎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的、难以界定的“快乐”。他们有的认为，需要用社会政策来公正分配的不是“幸福”，而是“钱”。钱直接反映为“收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分配不公在收入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当然，除了表面的收入之外，还有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因此要求官员公开收入和财产便成为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必须政策。社会改革如果只是笼统地高谈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能涉及“钱”，尤其是权势阶层的钱的问题，那便只能是一种空洞、虚伪的口惠。 还有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幸福”并不是社会政策的最佳关注点，甚至连“钱”（或“收入”）也不能客观测定一个社会的分配是否公正。这是因为钱并不等于购买力，钱的增加（如涨工资）可能是为应付严重社会问题（物价涨得太凶）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本不能提高购买力。人们涨了一点工资，但却无助于减少涨价造成的担心和精神压力，说明他们在意的是购买力，而不是钱本身。森对“好生活”所提出“能力”评估被其他社会学家扩展为包括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自由、教育、健康、食物安全、生态环境等具体的社会发展方面。关注这样的社会发展具体问题，同时坚持有的幸福比其他的更有价值、更能持久、更值得追求，这才能避免把“幸福”变成一个空洞、廉价的时尚用语。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林语堂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也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证明。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滑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水远打不倒，盖老滑巨奸之哲学无疑。该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只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即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以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轻重？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位置。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无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 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滑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胡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前面的话　　今天是圣诞节，最近，关于中国人该不该过圣诞节这个话题，网上有很多讨论。　　这让我想起梁文道曾经在《一千零一夜》中介绍过的《圣诞颂歌》这本书。　　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圣诞节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即使是在西方，它也曾经被抵制，甚至被大多数人所遗忘，而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让圣诞节又重新开始流行。　　在中国，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有人提议要抵制圣诞节，但并不妨碍它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不是鼓励消费，让大家找个机会可以狂欢、购物、吃大餐而已，它的真正精神，是让我们懂得感恩，关心他人，关注弱小……　　本文约52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文章很长，但很值。　　圣诞节的真正精神　　一千零一夜 | 梁文道　　“圣诞节真正的精神并不是让大家买名牌、吃大餐，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关注，要让我们懂得感恩，同时照顾好那些比我们更小的兄弟。”　　——梁文道《一千零一夜》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4/0　　1.　　改变西方圣诞节的一本书　　过去几年来，圣诞节这个洋来的节日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也有很多人看不惯：什么圣诞节呀？圣诞节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　　其实这种声音，很早以前就有的，民国年代就有人建议：“圣诞节”不该叫“圣诞节”，应该叫“耶诞节”，它是耶稣诞生的节日。我们中国未必要像西方那样很崇拜耶稣，都信基督信仰，把耶稣叫做“圣”。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节日，就像所有的文化一样，它是会旅行的，它是会随着文化的交流，移植、散布到世界各地去。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不就在韩国落地生根了吗？我们很多中国传统的节日，也一样在东亚很多地方流传已广，直到今天。　　同样的，一个东西旅行、移植到别的地方，它的意义会改变，大家对它的看法也会改变，跟它原来的原产地会发生相当大的差异。　　比如像圣诞节，在我们中国这儿，主要体现为一种消费的狂欢。　　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已经变成一种跟消费有关的节日了。　　圣诞节在中国，演变为好像是另一个情人节，好像这天是很多情侣要出来吃大餐的日子。但是原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圣诞节不是这样的。　　圣诞节其实更像是我们中国人过年。你春节的时候，农历初一你会跟你的女朋友说：“唉，怎么样，我们去吃个春节大餐吧。”会吗？不会！　　春节的时候，大家会在满大街购物狂欢吗？不会！我们都回家里头，跟家里的人相聚。同样的，圣诞节在西方也是这样。　　可是，今天西方人所了解的过圣诞节的方法，并非从来都是如此。事实上，它曾经一度衰微，至少在英语世界。　　但是有一本书，它改变了英语世界，乃至于今天所有人对圣诞节的认知。　　这本书就是《圣诞颂歌》，它的作者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英国的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5/0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双城记》等。　　2.　　一个关于圣诞节的“鬼故事”　　这本书的第一句是：“Marley was dead,to begin with.”翻译成中文就是，“首先要确定的是，马利死了”。　　原来这个故事是个鬼故事。就这样，狄更斯吊住了所有读者的胃口，开始娓娓道来。用他那种既通俗、充满色彩，但是又很有文学想象力的手法跟我们讲了这本书的主角斯克鲁奇的出场。　　马利是斯克鲁奇几年前去世的一个生意上的拍档。这两个人性格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守财奴，吝啬得不得了，斤斤计较，很会做生意，把人间所有的感情都泯灭掉，只剩下怎么样赚钱的心思。　　书的一开头，我们看到圣诞节快来了，已经是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　　斯克鲁奇不肯让他的员工早早下班回家跟家人团聚，甚至很不想让他们第二天放假。　　他的外甥也来找他：“哎呀，舅舅，你好，圣诞快乐！”他愤怒地骂他外甥：“你这没出息的东西，圣诞节有什么好快乐，圣诞节烦透了，莫名其妙放一天假，害我少赚了一天钱。”　　圣诞节这时候也有很多人过来要他们捐款，因为这时候就说街上有很多穷人，很多小孩不够东西吃，生病，看看能不能够请他也捐赠一下，他死活不要。　　他还说：“既然那些人又病又弱又残废又穷，干脆让他们死了算了，死了点人，对我们人口也好嘛，现在人口不是太多了嘛”。他是这么一个刻薄成性的人。　　终于，当天晚上出现了怪事，那个已经死去的马利先生的灵魂回来找他了。　　马利先生对他说：“哎呀老朋友，老伙伴，你千万别再这么下去，你再这么下去就会像我一样。你看我灵魂下了地狱不得安宁，我每天身上都被铁链缠着，那铁链全是我生前赚的那些钱所组成的。我们这种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你接下来还会遇到三个精灵来找你。”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6/0　　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曾多次被改变为电影，2009年，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再一次将这本小说搬上银幕。　　结果果然在接下来一天之内，来了三个精灵来找斯克鲁奇。　　第一个精灵领着他，带他重温了一遍他从小到大的历程，让我们了解这个非常冷漠、把感情完全泯灭掉的，没有人性的家伙曾经也是个小孩。　　在小孩阶段，他很穷苦，日子过得很不好。当时他渴望有一点温暖，有人对他好一点，给他一点帮助，但是他得不到。　　第二个精灵领着他，看看现在这个平安夜的晚上，家家户户是怎么过圣诞。　　这个精灵整个形象就是乐呵呵的，尽管外观、形貌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圣诞老人不同，但是活生生就是个圣诞老人精灵。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7/0　　第二个精灵甚至还引着他，带他去看他平安夜那天下午呵斥的那个伙计，鲍勃一家人怎么准备过圣诞。　　斯克鲁奇，这个原来非常斤斤计较、对人毫不友善、没有半点同情心的商人，在圣诞精灵的引领下，看到了他的员工，他平常对他非常刻薄寡恩的鲍勃一家人，看着他们生活得那么艰苦，在圣诞平安夜这一天努力张罗出一种欢乐的家庭团聚的气氛，相处得是那么温暖。　　他还看到，鲍勃最小的小孩，原来是个残废的小孩。到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问这个精灵，“这个小孩他活得下去吗？”精灵指示给他看，原来再过一段日子，这个小孩终于是会早死的。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8/0　　他立刻想起来，那一天，当一些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想让他拿点善款，去帮助那些穷人或者病人和小孩的时候，他怎么答呢？他说那些人反正留着没用，让他死了就好了。他后悔不已。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家穷苦的人家，为他们的处境落泪难过时；你又不由得为他们这一刻的那一点点的温馨、温暖的感觉，感到一种宽心的安慰。　　3.　　狄更斯其实写的是自己　　说到这，我必须要讲起狄更斯自己的故事。　　狄更斯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畅销的英国作家，但是他也有过一段十分难熬的童年。　　在写《圣诞颂歌》中鲍勃这一家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想他自己。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9/0　　他也有一大家子要养，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家里财政很困难，他老婆还怀上了第五个孩子。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能够成功，赚到的版税就让他家境好转。　　但是在写着写着，他状态变了，他完全忘记了要赚钱这件事。　　他开始非常投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写着写着自己会哭起来，也会自己大笑。他每天晚上就离开家里，大半夜当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在伦敦各处游荡、散步。　　看着每一家，家家户户已经关了灯的这些住宅，往内想要窥视，那些家庭里面，老百姓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在想什么……每天晚上走二十来三十公里的路才回家，继续写作。　　终于在当年的11月底，他赶出了这个稿子，正好12月圣诞节前能够上市，《圣诞颂歌》一上市就是畅销书。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0/0　　因为这本书在美国都很畅销，当年有一个美国企业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决定立刻给所有员工放一天假，要效法这本书里面的斯克鲁奇。　　4.　　守财奴的悔悟　　说回斯克鲁奇，后来，斯克鲁奇想起了自己也有凄惨的童年，开始同情起那些街上看到的那些穷苦的小孩。　　这个圣诞精灵又让它看见，那些被他骂走的外甥、被他虐待的下属，在这一天晚上，还会想起他，还要为他祝福。　　虽然要笑骂他，说他坏话，但是这是个感恩的节日，大家还是要祝福他。他深受感动。　　第三个精灵，他是个死神，他引领着斯克鲁奇看到了他死后的状态。没有人挂念他，他所有的遗产立刻被人抱走，很多人要去偷他的床单，偷他的衣服，不会为他留下半点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坏人，一个守财奴，对人不好，没有人跟他是朋友，没有人跟他友善。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1/0　　终于这时候，他大彻大悟。醒过来之后正好发现，还在平安夜那一天。　　他起来，立刻决定要出门，去他外甥家吃饭。他外甥吓坏了，因为外甥下午才到他那儿，希望舅舅来吃饭，他不肯，还骂他外甥没出息过圣诞节，没想到他这时候来了。　　他后来又立刻地又给了鲍勃加薪。他整个人彻底变了，从里到外地改变。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2/0　　于是所有人都发现，斯克鲁奇是个好人了，他的灵魂获得赎救。而且他看到街上有个小孩，还给了他一点小费，让他赶快去烤一只火鸡回来，这个火鸡，他要送到人家家里面，送给人家吃。　　所以，这整个故事几乎像是个童话故事，是关于一个守财奴怎么样灵魂得到救赎的故事。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3/0　　《圣诞颂歌》这本书这么多年来都是西方无数青少年，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会读的一本书。　　同时，又是直到今天为止，除了耶稣诞生的那个圣经故事之外，全世界最为通行的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它这么流行，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圣诞节真正的精神。　　5.　　圣诞节真正的精神　　这个精神，我们可以从狄更斯本人去世之前，给他孩子留下来的遗言所知道。　　狄更斯去世前，叫他的孩子们要用最宽广的精神去理解《新约圣经》，不要斤斤计较那字面上的意义。　　今天美国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他们计较的是，你是不是同性恋，你有没有堕过胎……但是你回看整本《新约圣经》，耶稣几乎从来不关注性的问题。　　不是说他对性的态度很开放，而是他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就连一个妓女，被人家抓出去要用石头砸死，他都问大家说“你们谁要是没犯过罪，那就砸她吧”，而救了那个妓女。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你从他出生的故事就能看到：耶稣在当时社会中比较低下阶层的牧羊人家里的马槽出生。他不是在王宫里面诞生的王子，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相信基督教教义的话，却在穷人之中出现了。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4/0　　他后来的福音是说给所有可怜的人听的。他说的是，小孩子要比成人更有福气，因为他们保持纯真。他说的是，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他说的是给所有被上层社会排斥在外的那群人听的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说，其实耶稣是个革命家。　　而狄更斯，他身为他那个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个小说家，但是他又是一个写很多社论、时事评论的人。　　他充满了慈悲，总是关注弱势群体。他每一本书都充满了在当时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底下，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里，对所有那些矿工，那些街上的流浪孩童，对所有的那些我们今天叫做“无产阶级”的大众，对他们的关怀……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5/0　　狄更斯　　所以，他在《圣诞颂歌》这本书里讲的就是，圣诞节是个什么节日？这不是一个在豪华商场门前挂起灯，让大家来买名牌、吃大餐的日子。　　它是一个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关注，要让我们懂得感恩，同时照顾好那些比我们更小的兄弟的节日。　　6.　　西方也曾有很多人反对过圣诞节　　其实圣诞节在狄更斯之前几十年甚至在他那个年代并不是十分普及。　　它曾经是西方社会一个很长久的节日，但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甚至很多人反对庆祝圣诞节。　　原因是这样的，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可是耶稣基督真是在12月25号生的吗？根据何在呢？假如你是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看看你的《新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说耶稣到底哪一天生的。　　其实12月25号它最早是罗马帝国一个异教徒的节日，那个节日叫做农神节，一连放七八天假。所谓放假的概念，是整个帝国的法律制度都放假，老百姓们随便寻欢作乐，喝酒，搞性派对，破坏别人财物而不受法律处罚。　　后来基督教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他们说这天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好顺势推广耶稣基督的福音。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特别讲究《新约圣经》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很多最虔诚的基督徒是反对庆祝圣诞节的。　　7.　　《圣诞颂歌》重新创造了圣诞节　　圣诞节的很多传统，比如说圣诞树、吃火鸡，也都是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就连这本书《圣诞颂歌》的英文名字A Christmas Carol，Carol指的那种圣诞歌曲，在狄更斯之前那个年代也不是人人都会唱，但这些在《圣诞颂歌》之后都改变了。　　要说这些，首先我们要了解狄更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出生的头八年，正好伦敦都经历了“白色圣诞”。在伦敦并不是每年12月25号都会下雪。所以狄更斯小时候特别喜欢下雪的气氛。　　在那个时候，英国工业革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革命，整个农村、田野、城市的面貌完全都变了，很多过去熟悉的景象没有了。　　所以英国人开始怀旧，怀念以前老一辈人过的生活，连带地把老几代人庆祝圣诞节的那些记忆也都回来了。　　狄更斯小时候家里面，爸爸也开始在过圣诞节。所以他把这些童年记忆，对那个已逝的时代，人情的温暖通通都透过他的笔尖灌入到他的小说之中。　　他好几部小说其实都提过圣诞节，而《圣诞颂歌》就是集大成的一部。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6/0　　《圣诞颂歌》英文版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下雪的天气，白色的圣诞，以及家家户户为圣诞节准备的那种欢乐气氛。　　这本书，它掌握到了当时那种圣诞节开始复苏的感觉，同时，又把它固定下来。　　在书里，他开始强调在这一天，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互相关爱的精神。所有大家犯过的错误在这天都应该被原谅，大家不应该吵架，不应该争执。　　这本书后来的流行，使得自此之后，圣诞节这个东西稳定下来，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说，《圣诞颂歌》这本书，它重新创造、发明了圣诞节。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7/0　　像火鸡，这种圣诞节大餐的主要食品，在那个时候英国是刚刚开始出现，但是因为这本书写到了，自此之后终于取代了圣诞鹅的地位，而圣诞树的装饰，也因为这本书开始流行了。　　而书里那个笑呵呵把欢乐带到人间的精灵，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圣诞老人的原型。　　狄更斯，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影响力居然能够大到为大家、为世人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柏林洪堡大学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