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航海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到18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那种自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中国学者倾向于道义论，即认为英国商人贩卖鸦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而英国人则倾向于自由贸易论，即认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禁烟，英国对华战争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说：“林则徐的驱逐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在边界上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纪来说不是好事。”这种描述看上去绝对是强权和霸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当时清朝实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挨打。因为，贸易自由绝对是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时代的黄金法则，这种法则由强者制定，后来自然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源于欧洲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此却一无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何物、格劳修斯为何人，更不知此前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巨变!面对从未遇见过的强敌，我们的应对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二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在19世纪，“华夷之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使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无一不是因为源于“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其实，我们本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该彻底破除了“华夷之辨”这种不合适宜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因为那时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按照现代国际关系规则确立了与英国的新型关系，尽管当时是在武力的胁迫之下。连当时的英国人也长舒一口气，以为此后就可以按照规则同中国打交道了：《南京条约》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认自己被“番鬼”打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观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旧藩篱，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这片广阔的土地。这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关系的开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规则却遭遇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规则，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方式。关于“孙子兵法”，一般中国人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可恰恰这种传统智慧，导致中国人在近代中外冲突中屡屡挨打。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子兵法”，如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空城计、苦肉计、偷梁换柱等等妙计，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说：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占领炮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之所以不承认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惯性思维下，根本不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当时的英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很显然，这是“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在作怪。不仅如此，中国官员还利用各种“孙子兵法”的小聪明，想方设法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条约，面对对手的坚船利炮，即“当中国政府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否决我们的特权时，他们只有煽动广州的人民来反对我们”。比如，根据《南京条约》，英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有经商及居住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在1857年占领广州之前，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关于入城问题，在叶名琛看来，这是脸面和大清帝国名誉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约的问题。在中英双方争持的多年间，英国代表巴夏礼每每拿国际法来质问，而中国政府代表叶名琛则以“孙子兵法”的智慧来应对。亚罗号事件使两国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尽管中英双方各执一词，但英方坚主中方违反了相关合约规定，而此后中方的举措又是非常不当，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叶名琛屡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无论何人，杀死英国人都给予重奖，“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无论是在岸上或者他们的船上，都一定要杀死他们。他们的每一条人命可以换30大洋”。此事件给英法联军军事进攻制造了口实，即所谓“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其手脚”。“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个几千年来在全世界战争中通行的规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被清朝将士当作儿戏。在敌强我弱、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不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对使臣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导致21人死亡的悲剧！扣押使臣的动机让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具体内容，居然是因为递交国书的礼节问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时以“敌体礼见”，“立而不跪”，载垣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清廷拒绝英使来北京换约并残酷杀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即报复清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及对待人质的非人性。对于联军在圆明园的暴行，英法政府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赞成。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反省。一味强调英法联军的野蛮不仅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误读。2英法联军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们的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动，这当然与清朝边防形同虚设有关。不仅如此，中国各地民众不仅不害怕他们的到来，甚至还乐意看西洋景，非常欢迎他们。比如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法国一军官回忆：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击叛军。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展顺利。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看了这些情节，让我们大跌眼镜。其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此。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非常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儿……后来的经历证明，得到这样一支生力军是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1860年8月21日，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中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不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根本原因，大约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我们回避，因为英法联军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们登陆后肯定寸步难行。当时英法两国派出的两万多兵力，除极少数医务人员之外，全是战斗人员，诸如运送粮食及中性武器装备等，几乎全依赖中国苦力。可以说，除了吃饭和养家糊口之外，在前线的中国士兵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战场与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则全部明白，因为“中国违约”“中国侵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益才来中国打仗的。在这种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战争的结局还有任何悬念吗？ 在关键的塘沽要塞战役中，尽管清军开始曾经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后来在联军压倒性攻势下，军心彻底崩溃。北侧炮台被联军攻陷后，南侧炮台防守清军便挂出白旗，在防御工事完好、弹药充足的情况下，清军完全放弃抵抗，联军攻占炮台如入无人之境。联军描述当时的情形：炮台守兵也未做任何抵抗，很快两支纵队就在要塞内相遇，当时炮台内三千清军已将武器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完全不知所措。 尽管防御工事内部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且围墙上还装备有多门大口径重炮，然而清军守兵态度消极，完全丧失斗志，他们看上去已经彻底放弃了还击的想法，因此两军将领决定趁此机会尽快为此次联合行动画上圆满的句号。联军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不仅与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相距甚远，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中国政府的无能、腐败。巴夏礼在信中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软弱的政府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怎样悲惨和贫困的情况”；政府的无能、国内的动乱，使各地人民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汉口居民纷纷外逃，遂做出两个判断：“（1）清廷官员非常无能，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2）人民对起义军的恐惧之感溢于言表。”在人民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却找不到国家在哪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巴夏礼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病人，它的整个系统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粗暴的治疗方案的对待而陷于瘫痪”。这个说法，是19世纪中国的典型写照。3《南京条约》签订后，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个口岸陆续向外国人开放，包括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定居、经商、设立领事馆等。因为中国官民的抵制，广州未能如约开放，被当时的朝廷及国人视为不屈服于列强的一个爱国和英雄行为；而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看来，这是中国政府不遵守条约规定和国际惯例的违法行为。于是，冲突不可避免。面对从未有过的强敌，清朝官员既无力相抗，又要执行朝廷排外的国策，这就导致清朝官员瞒天过海，得过且过。在广州被英军攻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叶名琛官邸居然发现了这样一份秘密文件：“我在所有档案中找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与英国、法国和美国订立的原始条约的批准书，看来它一直被叶名琛藏起来了，北京的朝廷根本对此一无所知！”这么重要的文件，叶名琛居然不向朝廷报告，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大约是叶名琛的“聪明之举”。因为他知道，即使将文件呈送朝廷，也不会得到朝廷的批复，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训斥甚至降职，我大清朝廷不可能与“英夷”平起平坐的；如果能够成功将英国人拒之于广州城外，则说明他守土一方尽到了责任，说不定还有嘉奖乃至升迁。两国交往，互派信使，互设使馆，这是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可是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事，正如李鸿章所说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尽管在列强武力压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可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公使得住北京”一条，真真正正让大清朝廷心惊肉跳，因为这一条打破了天朝上国千百年“夷夏之辨”的规矩。因此，虽然签订了条约，但“咸丰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他和他的大臣们从来没有想让‘夷人’打破先前存在于外国使节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障碍来实现自由的交流”。《天津条约》中具体的条款，咸丰帝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不能让洋人坏了天朝上国的规矩。因此，他想方设法试图让洋人放弃诸如北京住使的意图。1858年6月中旬刚与英法美俄签订的条约，1个月后咸丰帝就派出以桂良、花沙纳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企望利用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达到消弭《天津条约》的目的。出京前，咸丰帝面授机宜:只要洋人答应废止《天津条约》，或至少“消弭四事”，即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其中尤以废止“公使驻京”一条为紧要，我大清对通商各国则“全免课税”。没想到英法代表当即回绝:“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即使宽免税课，条约亦不能罢弃”。在桂良苦苦哀求下，额尔金提出以英法等国可以乘船上溯汉口为条件，暂时答应不住使北京，但声明决不改动条约的任何内容（桂良怕担责任，上述内容没有付诸文字，更没有禀奏）。继任的驻华公使普鲁斯态度更为强硬，决定率军攻打天津。他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索取。”至此，清廷所有想废止《天津条约》、阻止洋人驻使北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北京的官员，在听说英法联军攻打天津时，个个如惊弓之鸟。大英雄僧格林沁在狙击英法联军屡屡失利后，也基本放弃了对抗的想法，他力劝咸丰帝弃京北狩。而已北逃的咸丰帝受主战派的蛊惑，居然在中外冲突的关键时刻，下令处死全部外国使臣！幸亏恭亲王奕头脑比较清楚，在皇帝谕旨到达前15分钟，安排尚未毙命的外国使臣成功逃离：后来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耳语的内容，他才知道他们的逃离是多么惊险。主战派以及在热河说服皇帝下令处死囚犯，恒祺在朝廷的耳目在关键时刻告诉他命令已经传下来了。凭借着恭亲王的命令，清廷官员成功将俘虏从北京城中解救出来。如果再晚15分钟，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释放15分钟后，皇帝的信使就到了。联军攻打天津，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动摇了中国人“围绕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围的玄妙的崇拜”。而咸丰帝昏聩无能，临阵出逃，更是动摇了民心、军心。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发现了很多皇帝出逃时未及带走的文件，其中就有大臣们关于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时咸丰帝应该采取何种对策的很多奏折。这些奏折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留京抗战，凝固人心；二是主张东进通州，迎战强敌；三是主张以迎敌为幌子，北狩热河，实际是逃跑。第一种意见占绝对多数，而第三种意见的提出者是僧格林沁。已与联军多次交手的僧格林沁心里明白，如果联军要攻占北京城，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力劝咸丰尽快撤离，以免沦为联军的阶下囚。咸丰帝果然贪生怕死，北逃热河。此事一可见咸丰帝口头强硬，内心却恐惧非常；二可见满朝文武皆昏聩之徒，关键时刻无计无谋。比如贾桢等25人联名奏折中，居然有“唯地异澶渊，时无寇准”这样表面荒诞却真实无比的表达，让人无语！从某种程度上，咸丰皇帝从北京出逃，大约也是合理的，因为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逼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清廷落实《南京条约》并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英法联军见清廷长期采取拖延和欺骗手段，认识到不付诸武力、不给清廷一个严厉打击，上述要求则很难兑现。因此，如果咸丰皇帝留守北京并以死相抗，其结局可能就不单单是圆明园的被毁了——那一定是紫禁城的被毁，以及皇帝要么战死要么成为阶下囚。果真如此，后面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了。额尔金在烧毁圆明园之后曾经发出威胁，如果中国人“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款，他们可以想象京城会成什么样子。城内的皇宫纹丝未动，如果他们想为他们的主子挽救最后剩下的宫殿，那就别浪费时间。我相信火烧圆明园大大加速了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巩固了我们特使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圆明园被毁之后，如果清政府没有马上答应英法联军的条件，紫禁城也将化为灰烬！4对很多英法士兵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奇的国度，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但是，他们一旦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就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差太远。他们的所见所闻，甚至导致“所有初来咋到的人都感到厌恶中国……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荒谬”。关于鸦片瘾者吸食鸦片的细节，中文文献并不多见。欧洲人初到中国者，则往往关注细节，并作了很多具体描述，诸如:“鸦片烟斗与烟草烟斗不同。它就像一个喷壶小蓬蓬头，只在中间有个小窟窿。烟管以木头、竹子或乌木制作，像一支笛子……并不是烟管被装在烟斗上，而是烟斗被从侧边装在烟管上。这种设计自有它的道理”；“填烟斗的方法包含一些细微的操作，不然会变得很难。先拨开装鸦片的小瓶，用带弯钩的针取约5毫克。如果鸦片膏不够柔软，就微微沾湿使其变软。当它呈燕麦粒状时，进行搅拌，慢慢地向着中间的窟窿那儿碾压过去”；“真正的嗜烟者，在吸鸦片时，会深吸一口，使鸦片烟一直进入到支气管……最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进入深度昏迷状态。”这些细节描述，能让我们全面感受到瘾君子门店一行一动。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景，让外国人感到震惊和不解：当人们走进那些令民众昏头昏脑、自甘堕落的鸦片馆，当人们在一个为防备窥探的目光而小心地关闭着的房间里看到，死尸般的男人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及其引起的恶果而全身伤痕累累，当人们身处这些因为英国的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们不得不诅咒一个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国家。 法国人将中国人吸食鸦片恶习的根源归之于英国，也可见尽管英法联合攻打中国，但是两国将士的想法并不一致。那么，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是不是源自英国人？可想而知，绝大部分英国人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吸食鸦片既是中国人的嗜好，也与政府的纵容和默许是分不开的。“抽鸦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东印度公司将它带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仅普通人，“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都无可救药地吸食鸦片上了瘾”；“即使没有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反对鸦片贸易，是出于经济原因，即制止白银外流，“而不是道德评判问题”。吸食鸦片的恶习，“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惫影响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变得猥琐不堪。身体、精神和钱财都毁了”；“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被消耗”。在英法将士的记述中，这样的记述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人的冷漠、无情也让英法联军震惊无难以理解。英军每次行动都要使用大批的苦力来运送各种辎重装备，这些苦力每天可获得9美元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感情。为了获得这优厚的报酬，这些苦力们都能忠心耿耿为联军服务外，他们还想方设法甚至不折手段从各种途径获得好处。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冷漠、对自己同胞的残酷，让联军感到惊叹，称这是一群“可怜的野蛮人”。比如，每次战役过后，“中国苦力通常会跑上前去，把他们已死或将死的同胞的身体翻过来，指着他们的脸哈哈大笑，或是把他们的口袋翻个底朝天”。这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情景，却被英法官兵如实记载了下来。5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在写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霍普·格兰特的信中说：“中国人一定是地球上最特别的人群。”在英法联军眼中，中国人“只有一种宗教和一种政治：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肯支付银子、提供食物，中国人就会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服务。对底层的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广大百姓来说，这无可非议，因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因此，联军的行动目的也非常明确，“我们与中国的皇帝作战，只打中国政府”。英法联军一再表明，“我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但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有时他们表述为中国人缺乏道德观念），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有一种理念和政治观念主导他们，中国不久就会侵占全球。他们会越过亚洲边境并且很快来到欧洲，肯定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勤勉劳作并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弥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缺，我们就把这个民族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无法理解东方人没有宗教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东方文明的独特性。英法官兵对中国官员的评价更低。他们认为，中国官员只有一种愚忠的观念；在中国官员眼中，人民是不存在的，草民而已，可以随意杀戮。比如叶名琛抵抗英国进入广州城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居然有屠杀中国人的野蛮方式:“有一天早上，他把400个中国人的脑袋割下来，堆在城的南边。我们的上司显然对他们这种幼稚、无助、顽强的消极抵抗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此类拿人民生命当儿戏的官员，怎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联军与清军激战的很多地区，人们开始时惧怕洋人，可后来他们不仅不怕，反而更喜欢洋人。比如在战后的大沽村、在联军依然驻留的情况下，当地百姓马上便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和交易，姑娘们也放心回到了村里，“显然，与吝啬、好似强盗般的清兵相比，她们更喜欢有钱的洋鬼子”；一个老者甚至对联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啊，这次贵国好好教训了那些官兵一次”，因为“官兵欺压百姓，全国的百姓叫苦不迭……我们深信，你们来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这对两国都有利”。与联军对话的这位老者，应该是一位乡绅，他的话非常具有典型性，充分说明了英法联军为何在战斗中会所向披靡：除了武器优良的优势之外，老百姓对清王朝并没有认同感。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如果政府昏聩、官员腐败，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团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英法联军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搬运工的中国人，或者说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这个有智谋的、勤劳能干的和视死如归的民族似乎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生活中19世纪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幸啊！当然，更加不幸的是战场上的中国士兵。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惨死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可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是怎么死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没有阻挡联军进攻的步伐，只是充当了冤魂而已。面对威力巨大的现代化武器，清军却只能以中世纪的武器长矛、刀剑、弓箭等相对抗，其结果根本不用预测。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巨大，清军炮台都成为联军的活靶子，每次战役都造成清军的巨大伤亡，而联军则伤亡极少。在许多战役中，清军经常都是伤亡一两千人以上，而英法联军往往只伤亡一二人或几个人，简直同当年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情景差不多！联军的很多官兵都有关于战场具体场景的回顾和描写，其惨状让他们终生难忘：人员方面，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定他们的死伤数目达到了2000人之多……联军伤亡人数非常少。法军死三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他的一条腿已经分飞两处，显然被同一块弹片炸到了。一块尖角的金属片（每个弹片里有42个这种金属片）将他的大腿劈成两半，另一块金属片将同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砍掉了……几位本性善良的医生替他做了截肢手术，但是手术后没多久他就死了。这个可怜的人跪在泥巴里，浑身血渍，肮脏不堪。他的一只手被一块破布绑在手腕上，两条腿都断了，后脑勺被马刀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可以看见跳动的脑浆……这个可怜的人恳求我们立即杀了他，解除他的痛苦。这是是通州张家湾战役的惨象。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溃不成军，英法联军则展示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惊人战绩。（原文见《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原题为《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 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 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注：本文转载自《海纳百川》，略有删减，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 ）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 ）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是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 ）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 ）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徐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班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 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象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肯黎（Huxley）说的最好： 如果我对于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 这正是十分尊重我们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买一亩田，卖二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 这种“拿证据来”的态度，可以称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 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会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功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排主敬，不过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人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变成范围人生的势力，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的影响。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都是这个新宗教新道德的实际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三五个哲学家书本子里的空谈；这都是西洋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都已成了范围人生，影响实际生活的绝大势力。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各国的”社会立法“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 ）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这都是这个大运动已经做到的成绩，这也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蒸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的Ulysses 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们，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

引言 此文的起因是我阅读了浙大罗卫东教授给学生学者们推荐经济学读物一文（点击此处可阅读：罗卫东：经济学入门必读的20篇文献），罗卫东教授的这篇文章非常值得阅读，他的洞察力和学术功底体现在了这些精炼的文字中，特别是其洞察力，使人读后非常受益。一位常年不得不为行政管理而在全世界奔波的校长教授，对学术本身深刻思考和非凡投入，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我甚至觉得行政管理的繁忙对一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来说可能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毕竟经济学如果离开了管理的实践，难免不成为空中楼阁。 经济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这门既不是理科也不是文科的学科，以其复杂和纷争著名。我对此望而生畏，只学习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一些经典的导读。不过倒是认真阅读了经济学界新宠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我对这本书的评价是：陈述干净利索（假设了我阅读的英文译本忠实于原文法文本）但是结论错误荒唐。我在书中的很多页的边缘写满了我对他的观点的批判。 罗卫东教授的推荐一定是值得一读的，我因此准备抽出时间读一些（罗教授推荐书目详见本文后附录）。由此我也想到阅读经典本身的一些总体问题。这一直是困惑我的，希望我表达出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问题的提出 一个在学术界似乎没有悬念的问题：到底是否应该读经典？ 几乎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应该！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只有极少数人会去读经典。这也许可以归因于现代人的懒惰？其实这不是全部原因。 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那么，经典当然是应该读的。但是，花费海量的时间读经典是否最佳选择？比如，一位导师是否应该让自己的学生去读经典？读多少？怎么读？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阅读经典并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事情。在信息量巨大的今天，阅读什么和不阅读什么绝非勤勉和懒惰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得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更具效率和创新的问题。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重要文献（或曰经典）都阅读一遍，甚至草草浏览一遍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星期内发表的仅仅在化学领域的文摘（还不是完整论文）就足够一个人阅读几十年。如果一个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阅读上，那么，他花在思考和创造上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甚至完全丧失。 于是，如何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多的必要信息，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一些名著不得不从我们的阅读书目上删去。 并不是所有经典都必须阅读 拿学过微积分的人来说，我可以肯定几乎100%都没有读过牛顿或者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的著作。牛顿和莱布尼茨首创了微积分，他们的著作是微积分经典中的经典。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读他们的书？我们需要读他们的书吗？ 首先，他们的著作对学习者来说，太难了。牛顿的微积分被他称作“流数”（Method of Fluxions），采用的是完全另一种符号形式。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会通过牛顿的著作来学习微积分。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形式和我们目前使用的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后人采用了他的符号体系。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人通过莱布尼茨的著作来学习微积分。我相信成为数学教授的人也极少会去读牛顿或者莱布尼兹的微积分著作。 大家都学习过平面几何，或曰“欧几里得几何”。但是大家肯定没有阅读过欧几里得编著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不仅仅是几何学中的经典，而且是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我们并不阅读《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残页，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著作版本之一 《几何原本》文艺复兴时期版本 今天学习化学的会去阅读拉瓦锡的著作吗？不会。今天学习计算机的，会去阅读图灵的著作吗？也不会。 拉普拉斯创造的拉普拉斯变换是如此伟大的工具，离开了它，现代的电子学和控制论都将成为不可能。但是，极少有人去阅读拉普拉斯的著作。拉格朗日是如此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数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里他的名字如雷贯，但是我们也不曾阅读过他的原著。 你问遍理工科的教授们和学子们，会发现他们都不曾读过这些经典，也不曾想到要去读它们。 不阅读这些经典，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这些经典。我觉得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应该被置于最高的地位永远景仰。理由很简单，没有这样一部著作所体现的思想，后世的科学将成为完全不可能。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意义绝不限于几何和数学，它远远超出几何和数学，它是人类思维最伟大的丰碑，没有之一。每一个中学毕业的人通过了各种教科书学习了欧几里得几何，每一个和科学理工有关的学生学者都在学术生涯中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欧几里得几何中跋涉。如果一个人不能被欧几里得几何所感动，他可以趁早离开科学和逻辑。 《几何原本》作者——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几何所代表的思维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治疗政治狂热的良药。我发现，那些左得令人发指的文艺青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不好欧几里得几何，不热爱欧几里得几何，甚至痛恨欧几里得几何。 但是，这样一部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伟大的著作，我们并不直接阅读它。 那么，这样看来，阅读经典并不重要。至少从上述的事实来看，确实如此。 但是，上面的事实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自然科学的，而且都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学科。 如果我们跨出自然科学的领域，事情会很不一样。 有些经典是必须阅读的 比如，为了理解自由、科学、公民、法治和民主，我们就必须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了解古希腊。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学习古希腊的历史，而不阅读《荷马史诗》，那就不容易理解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的价值和情感。历史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当时的情景，就变成了冰冷的数字和事件。当时情景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承载了它们的文本却记载了这些情景。这些文本就是经典。 如果我们不阅读古希腊的悲剧，我们绝无可能理解民主的起源和自由对古希腊人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阅读伯里克利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就不可能理解雅典人对民主的理解。 如果我们想了解文艺复兴，那么不阅读但丁的《神曲》，就很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复杂情感。 我最初读《神曲》的时候还是在中学，那书还是从图书馆偷出来的。那时图书馆基本被砸烂，因此“窃书不算偷”。说实话，我完全没法读懂。那种完全超越现实的体验我从未有过，也许这是我无法读懂《神曲》的原因。信仰、灵魂、天国，这都是一个过着牛马猪狗生活的人无法理解的。那些文字和插图我凝视了很久，图文并茂也没有让我搞懂多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我似乎逐渐明白了但丁要讲述的是什么。 古斯塔夫•多雷为但丁《神曲》所做的插图 我相信我读懂了《荷马史诗》，那也许是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沧桑且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和环境。尽管不是那么逐字逐句，我还是理解了东方文化中完全没有的逻辑和感情。 我肯定读懂了伯里克利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这是一篇所有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人必须阅读的檄文。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理解古代雅典的社会和精神，除非他读懂了这篇伟大文献。这篇讲稿是如此超越时代，在中世纪重新发现这篇讲稿的时候，其中许多价值在当时的社会中早已销声匿迹，俨然从未存在过。我毫不怀疑“文艺复兴”的原文“Renaissance”的“再生”含义就是这些价值的再生。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和《旧制度和大革命》是需要阅读的。阅读了才会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而美国是美国，法兰西是法兰西。她们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而为什么她们最终会殊途同归。也许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不会同意这两个民族今天已经殊途同归，但是对比200多年前的美国和法兰西，说她们“殊途同归”并不过分。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经典是需要阅读的，而仅仅阅读数据、结论和评述是远远不够的。 至于小说，其经典的阅读是没有替代品的。你很难从小说的简介中理解那些情感和细节。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如果不亲自阅读，断无可能深刻体会这些秘密。而我，必须坦白地说，是一个不读小说的人。从高中毕业后就不再阅读小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而且是明知故犯不知悔改。所以我对理解一些人文情感细节肯定是不到位的。只希望今后有所弥补。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可能的结论：自然科学可以不读经典，而人文领域却必须阅读经典。是这样吗？我只是猜测。 一些非文字的经典 是必须“阅读”的 经典不应该仅仅限于用文字书写的典籍。我记得《神曲》里有一些插图，尽管当时插图和文字一样令我一头雾水，但是我却被那震撼人心的插图长久地困惑和质问。也许确实“一图胜过千言”。 我至少拜谒过30次卢浮宫。那里没有可以阅读的艺术品。汉莫拉比法典石柱上和苏美尔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我看不懂，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图文字里行间的虔诚和敬畏，我可以看懂那些公元前几千年直至近代的艺术品，比如绘画和雕塑。 古希腊的雕塑是人文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米罗的维纳斯》和《狩猎女神》展示给我们的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人文精神：理性、坦然、开放、自由、唯美。可以说，这些艺术品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欧几里得们体现的科学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了其中一个，也就没有了另一个。 米罗的维纳斯 狩猎女神 那些耸立的或者已经是断壁残垣的古迹同样是必须阅读的经典。如果一个人未曾亲历奥林匹亚、德尔菲、雅典卫城、以非所、米利都等地的古迹，他很难体会当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那些伟大的制度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如果一个人不曾坐在具有2500年历史的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古希腊剧场的观众席上感受2500年前的时空，那么对于理解古希腊的戏剧所体现的精神是不太可能的。 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古希腊剧场 另一种必须“阅读”的经典是音乐。我相信，一个无法感受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人是难以真正理解和具有人文情怀的。一首经典的交响曲所能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赏心悦耳，而是心智的沉思。我是在听懂《贝九》之后才理解为什么古希腊教育会把音乐和数学作为必修课。 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典，那就是建筑。建筑作为艺术和工程的有机结合，使得欣赏和读懂建筑成为读懂经典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们创造了建筑，而建筑重塑了我们。”（“We make our buildings and afterwards they make us. They regulate the course of our lives.”）[注1] 建筑是艺术和工程的结合。每个时代都以自己建筑的形式给后世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美国国会大厦 我一直认为，建筑和绘画是凝固的音乐，而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和绘画。我总觉得，如果无法听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无法理解波特切利的《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么其实是无法理解文艺复兴的。如果不能理解古希腊的雕塑，不能欣赏帕特农神庙，未曾体验过古希腊剧场，那实际上是无法理解诞生于古希腊的自由和公民的理念的。 波特切利名画：《春》 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这些经典是必须阅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遗余力地每到一处就热衷于拜谒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很好的经典，那些古迹和遗址也是很好的经典。 有什么能够比站在巴比伦巨大的城墙和城楼下更能体会这个古代帝国的文化和辉煌？不管你阅读过多少关于巴比伦的历史书籍，当你站在柏林Pergamon博物馆里按照1:1复原的巴比伦城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有所体会。那种权力的高耸和压迫感，那种人类创造力的辉煌，使得参观者无法不身临其境。这和古希腊的建筑相映成趣，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优雅、伟岸、辉煌、坦然、开放，前者同样伟岸和辉煌，却缺少了优雅、坦然和开放，多了一些森严和恐惧。 柏林帕加马博物馆的伊絲塔城门重建品，此城门系巴比伦城墙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城墙较矮的部分，最高的部分比这个高将近一倍。 那些尚无定论的领域里 的经典更应该阅读 人文领域里有更多的经典需要阅读，原因是许多它们表述的观点尚无定论。我认为，越是没有定论的经典就越应该阅读。这是由于我们需要对它们有更多的批判和讨论。 经济学作为科学和伦理的结合部，需要讨论的非常多。即便是计划经济彻底失败后，凯恩斯和哈耶克仍然无法达成一致。由于政治的参与，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在这些有争议的学术领域，阅读经典极为重要。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在那些没有争议的领域，阅读经典就不是那么必须。 我们之所以不必阅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是因为欧几里得几何已经没有争议。尽管有非欧几何（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但是它们都是在修改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五公设后在自己的体系里自洽的，而不是对欧几里得几何的否定。 当然，经典也不是正确的同义语。 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算得上经典，但同时也是被证伪了的经典。那些错误的经典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会犯如此经典的错误。 比如马克思的结论就已经被证伪： 1）劳动力的购买者（资本家）不创造价值，而只有劳动力的出售者（工人）创造价值。（错误，导致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企业家被消灭。） 2）自由市场无法体现劳动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错误，导致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自由市场被摧毁，从而堕落为权力分配。） 3）资本家和工人是对立的，而且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错误，导致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鼓吹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 4）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自由竞争下会愈演愈烈。（错误，导致自由竞争被污名化，竞争被抑制甚至消灭。代之以计划经济和权力分配。） 5）社会不公皆由私有制而来，因此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错误，导致将砸烂人类的迄今为止的文明视为解放的唯一道路。） 当然，有人继续认为马克思是对的，错的只是列宁和斯大林。很多人当然不同意。于是，论战继续，对经典的批判也在继续。因此，对经典的阅读也必不可少。 即便是错误荒唐的言论，我们也不应该堵塞之，因为我们如果堵塞了我们认为错误的言论，那么正确的言论也随时可以被堵塞。 一些在人类历史上被反复批判的经典也是值得阅读的。为此我在多年前也阅读了《我的奋斗》。 我一直相信：读书不仅仅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同样重要的也是要知道作者的不足。离开了批判的学习，一定不能进步。所以，读书必须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不能是孔夫子式的。 读经典还是读前沿？ 经典就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著作，尽管它们未必都正确，但都有足够的沧桑和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他们都不可能是当今的前沿。于是，我们阅读经典著作越多，阅读前沿著作的时间就越少。正是由于这个两难，一个好的导师应该做到尽可能定量地告诉学生需要阅读多少经典和前沿。 在100年前量子力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篇量子力学的论文或者著作可以称得上经典。但是，如今那些几乎都是经典。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位学生不及时阅读这些前沿，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创造未来经典的机会。 在波尔和海森堡的时代，这么多的伟大物理学家在哥本哈根学派的旗帜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量子力学。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当时他们没有任何经典可以向他们启示量子力学，但是他们创造了后世量子力学的经典。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没有直接阅读彼此的前沿著作，这样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创造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 在1900年，那时牛顿力学已经彻底统治物理学界，物理学已经被认为晴空万里，甚至很多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已经走到了完美的境界，以致认为物理学家已经难有作为。当然，在晴朗的物理学天空，也仍有，只有，两朵乌云。正如开尔文勋爵在1900年物理年会上指出的：迈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实验显示光速在以太中速度的异向零结果和黑体辐射中瑞利-金斯（Rayleigh-Jean）曲线所体现的“紫外灾难”（在短波长时难以解释的实验数据）。 结果就是这两朵乌云，在1900年的物理年会后仅仅数年就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把原本风和日丽的物理学天地搅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 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经典可以预见这场暴风骤雨的来临。导致量子力学诞生的Rayleigh-Jeans的实验曲线是1900年发表的，而导致狭义相对论的洛伦茨（Lorentz）变换也仅在1887年才提出，彭加勒的十分接近狭义相对论的观点更是在1904年提出的。相对于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来说，它们远非经典。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似乎可得到这样的结论：阅读前沿文献比阅读经典著作更为重要。 经典是一种境界， 而超越经典是一种勇气 也许事情并非如上所说的那样简单。 经典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实用，而在于其精神。也许我们应该说，经典是一种境界。正是因为我们需要体验这样的境界，我们才需要阅读经典。而这种境界未必就一定是一种我们向往和期待的境界，而可能仅仅是一种我们需要理解和体验的境界。 在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有那些高尚的境界，也有平庸的境界，也有介于这两者其间的境界。 那些高尚的境界使得我们的理想得以升华，比如像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已经成为不再实用的过去，我们今天的医学已经远远超越希波克拉底的时代。但是，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精神却依旧是医学的人文本质。希波克拉底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而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显得更加永恒。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永不逝去的高尚。希波克拉底誓言 有人读经典，只是为了炫耀。其实，即便你读过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你也未必会比不读的人更加懂得几何。但是，如果你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达到了欧几里得的境界。那是一种思维方式，那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公理出发，经过演绎和推论，得出未知的结论。如果你不曾被欧几里得几何所感动，多半你不会对科学有多少理解。这个境界，是所有希望在科学上有所成就的人必须首先抵达的。 那些伟大的经典并不会由于超越它们的境界而失去其价值。比如，欧几里得几何不会由于非欧几何的出现而失去价值。牛顿力学不会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而失去价值。伽利略变换不会由于洛伦兹变换的出现而失去价值。 因为它们本身是自洽的。 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会由于现代医学远远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而失去价值。古希腊民主不会由于现代社会对奴隶的否认而失去价值。古罗马的共和不会由于今天共和的新的标准而失去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会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对当时美国现状的颠覆性改变而失去价值。 因为它们在它们那个时代是自洽的，并且它们的核心价值是永恒的。 但是，有一些经典是不自洽的，它们和真理无关，而仅仅是海市蜃楼，比如马克思理论。虽然它曾经轰轰烈烈地存在过，但是它从来不属于科学。但是即便它们是不能自洽的，也依然是经典。它们毕竟给后人留下了错得离谱的典范，而典范就是经典，哪怕是错误的典范。 “读书知不足”，这应该有两个意思，首先是读书使得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其次是读书让我们知道作者的不足。 没有了批判，就没有了进步。为了批判，我们需要读经典。 理工式的读书vs文科式的读书 读书对于理工科和文科来说是不同的。在读书这个问题上，理工男是一种十分无趣的物种。比如我就属于这个物种。我读书是从书的末尾开始的，先读结论。如果结论有足够的意义，就会再来读前言以理解其目的和起点，然后审核其论证方法。 理科生会把一本很厚的书最终归结为几点：定义、方法和结论。真是无趣得可恨，但是简洁得可爱。 文科生的读书肯定不是这样的，或许说绝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他们读书更像是看戏，从头到尾，有始有终。从来没有人会在看戏的时候先看高潮和结局，然后再来看序幕，因为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对一个观剧者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在开演前告诉他结局。 文科生把书越读越厚，而理科生把书越读越薄。于是有一个现象：理工男简洁逻辑，但是近乎无趣；文科男罗嗦冗长，却回味深长。 一本书在被理工男阅读后，基本就成为一页纸的厚度。这是理工男的本事，也是其冷酷无趣的特征。而文科生则不同，他们痛恨把书越读越薄，一本书读后还是一本书，甚至越读越厚，比如没完没了的商榷，以及对商榷的商榷。 当理科男看到文科男的时候，那种无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对理工男来说，文科男永远说不清楚一个东西。理工男总觉得文科男在装逼，肚子里没有东西于是之乎者也一大堆。其实不然，文科男肚子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比理工男少，只是因为他们留恋繁花似锦却从而无法走出错综复杂，导致他们难以表达清楚书中具有证伪性质的结论是什么。而理工男则必须把错综复杂梳理得井井有条。那所向披靡的诞生在中世纪的“奥坎姆剃刀”绝对是理工男的最爱。剃刀过后，一切冗余都荡然无存，从而许多美好的花絮也随之香消玉殒。 当文科男遇到理工男的时候，那种愤怒也是不言而喻的。对文科男来说，理工男的所有想法都是残疾的。文科男总觉得理工男在情商上是有缺陷的，他们无法体会冗长的温馨和繁复的美丽。其实他们也不理解理工男，因为理工男只是企图删除了冗长和繁复而留下来温馨和美丽，当然这种企图并不总能成功。 于是，理工男是无趣的，而文科男是无序的。以无趣对无序，你也许永远找不到两者之间的交集点。但是他们可能会殊途同归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从内心的挣扎，走向群体的冲突，然后走向反思，最后走向重圆 [注2] 的主题，应该是不分民族和文化的，当然也是不分学科的。这可能只是我美好的愿望，但我确实希望这可以成为现实。 这还仅仅是理工男对文科男，开个玩笑，如果是理工男对文科女，那讨论起问题来绝对是鸡同鸭讲；如果是理工女对文科男，有人说那绝对是母虎对娘炮，那就是两个极端。但是谁说两极就不匹配，你看磁铁的N极和S极就很完美。 理工思维的典型代表就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类的。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如果不能把结果表达为简洁美丽的数学公式，那绝对不能说研究完成了。看明白了吧？连一页纸都嫌太多，只要几个简洁美丽的方程即可。是可忍，孰不可忍。 到底有多简洁，如下就是美丽得无以复加的范例： 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 牛顿第三定律： F = ma 麦克斯韦方程组： 当然还有把数学中5个最重要的常数汇集在一起的欧拉恒等式：按照这些理工思维，所有论文最后都应该用几句话或者几个数学表达式概括。越是可以做到这点的论文，越是有希望成为经典。因此，对他们来说，所有读后无法概括为简洁结论的，只有两个可能：原著不能自洽，读者没有读懂。 文科思维当然痛恨以上理工愿望，这也许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或者愿望去实现，而是仅仅由于这样的理想在文科领域可能非常不现实。 应该说以上对理工和文科的描述是相当粗线条的，因为我见过不少十分逻辑和简练的文科出身的，丝毫不比理工出身的差，而他们的人文情怀总体上比理工出身的要丰富。 在理工和人文之间 我总觉得哲学和科学的分道扬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导致了理工思维和文科思维的格格不入。但是，即便文理暂时或者永远无法合二为一，那么至少应该互相理解。比如，研究理工的应该接受人文训练，而研究人文也应该接受理工训练。 其实，文理合二为一是完全可能的，至少那些伟大的头脑已经将它们重新合二为一。比如达芬奇和亚里士多德们，他们不仅仅在科学上驾轻就熟，而且在人文上游刃有余。他们简洁逻辑，同时繁复精彩。当他们需要说明白问题的时候，简洁明了，当他们需要表达丰富多彩的时候，他们繁花似锦。 当你审视过达芬奇的机械设计和人体分析后，再来欣赏《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你会有一种时空错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的产物，居然汇集在同一个天才之下。 达芬奇的机械设计手稿其实，在理工和人文分道扬镳两千年后，仍然有的学科体现了两者的结合，比如建筑，比如经济。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了建筑在人类文明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创造了它们，它们重塑了我们。 之所以建筑能够具有这样的特点，那是由于它们是同时按照我们的科学认知和道德准则被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建筑学是按照我们对科学和道德最理想的标准创造的，那么也许可以说经济学是我们对科学和道德最无奈的迁就。 经济学之所以门派林立，那是因为每一派都有支持自己的现实证据。而经济之所以难以预测，那是因为市场难以预测，而砸烂市场后就导致更难预测。即便是公平的市场，也是理性和一群疯子进行的比赛场所，而那比赛规则极可能是疯子们制定的，而且有些规则还可能是在赛后制定的。也许以上的这些判断不易被理解，但是我们只要给出一些实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比如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所有参与把郁金香炒到那样高价的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但是，价格就是由他们决定的。在这样的疯狂中，任何理性和逻辑都失去了影响力，它们是这场疯狂的失败者，因为这些疯子在比赛最后宣布的结果就是衡量比赛胜负的标准。 人类总是在理性和疯狂之间摇摆，审视我们的社会就知道这个评估是不无道理的。因此，也许经济学是最为复杂的学科，因为在这里，研究者不得不在社会群体的理性和疯狂之间寻找更为恰当的思考和表达，而任何这样的思考和表达都无法完全契合真实的情景。人类的弱点决定了我们无法预测我们在某个时刻处于理性和疯狂之间的哪个刻度。我相信，人类只有足够理性和足够自由才会有美好的前途。 经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多方的挑战，迄今的任何经典都无法提供我们现成的解决方案。 但是，经典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和境界，使得我们在面对陌生的未来时有着足够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导向。我们也许不能从经典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肯定可以在阅读经典中坚定我们的精神，回顾我们曾经成功的范例，反思我们曾经失败的教训，尽管所有这些经典都不足以确保我们今天复制其成功或者避免其失败。 通过理解经典和批判经典而找回那种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就如同我们的前辈曾经从古希腊文献中找到“文艺复兴”的方向和勇气。 附录：罗卫东教授推荐的经济学读物 第一模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方法）：1）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2）丹尼尔·贝尔：《经济论述中的模型与现实》，3）阿尔钦：《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 第二模块（经济生活的机理）：1）亚当·斯密：《国富论》，2）里德：《铅笔的故事》，3）雷德福德：《战俘营的经济组织》； 第三模块（信息经济学与经济行为分析）：1）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2）施蒂格勒：《信息经济学》，3）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 第四模块（产权与激励）：1）科斯：《企业的性质》，2）科斯：《社会成本问题》，3）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4）阿尔钦：《产权》（此文为阿尔钦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条目，5）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 第五模块（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2）杨格：《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3）布莱恩·阿瑟：《经济学中自增强机制》 第六模块（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1）奥斯卡·兰格：《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2）贝克尔：《观察生活的经济方式》，3）赫什拉法：《扩张中的经济学领域》 [注1] WinstonChurchill, addressing the English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924（丘吉尔1924年在英格兰建筑协会上的讲话） [ 注 2 ] 我一直觉得英文单词Reconciliation在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和其完美对应。也许只有“重圆”才是合适的。

作者简介：史杰鹏，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作家，笔名梁惠王。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七十二君，都没有成功，最后竟然灰溜溜地跑回了家乡。这当然跟他的学说脱离了时代要求，以及他脸皮不够厚有关，但还有别的原因。 他在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对他还不错，但是他老跟人家唱对台戏。 有一天人家向他请教打仗的事，他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意思是说，治治礼仪我还懂一些，打仗则不会。那时快要接近战国了，诸侯们都想学打仗，养孔子这么个废人有什么用？卫灵公也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和孔子说话的时候，一行大雁从天上飞过，卫灵公就仰头看大雁，不再理孔子。 孔子一看，知道这位侯爷不喜欢自己了，羞得满脸通红，回去就打点行装，准备走路。弟子劝他：“卫侯给您每月发六万斗的薪俸，待遇相当于部长，您怎么说辞就辞啊。”言下之意，这么高的薪水可不是到处找得到。孔子说：“人家都给我脸色看了，再呆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仰头看大雁，不就是讥笑我连大雁都不如吗？大雁还知道返故乡呢。”坚决辞了职，又跑去别国游说了。 六百多年后，汉成帝时期，有一个叫孙宝的人，他因为儒学精湛，被御史大夫张忠看上了，请他来当下属，张忠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他这么做，其实是想为儿子找个免费的家庭教师。孙宝觉察出来后，当即上书辞职。张忠只好打消了原先的计划，劝孙宝留下了，但因此怀恨在心，不久又把孙宝任命为主簿。 那时候当主簿是很没面子的事，谁知孙宝欣然接受，立即搬进了主簿宿舍，还搞了个祭灶仪式，和左邻右舍碰头，摆出一副要久住的架式。张忠不理解，派侍从去问他：“以前御史大夫让你给他儿子做家教，待遇又好，还给四室两厅，你不肯答应；现在让你当主簿，住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宿舍，你却欣然接受，到底为什么？”言下之意是说他是不是吃错了药。 孙宝道：“做主簿虽然没面子，稍微有尊严的人都不肯，但任命一下，府中的人竟然没有一个表示异议，说明大家都觉得我只配当主簿，我能够自以为是吗？至于做老师，那就不同了。自古以来，只有学生上门求学，没有老师上门当家教的道理，所以条件再好也不能答应。”最后还说了一句名言：“道不可屈，身屈何伤？”意思说师生之间的规矩关乎“道”，这是原则，绝对不能屈服的；只要不违背这个“道”，受任何委屈都无所谓，何况当主簿，大小还是个官呢。 侍从回报孙宝这番话，张忠听了非常惭愧，马上上书皇帝，推荐孙宝，说他经明质直，适合当近臣。皇帝马上擢拔孙宝为侍郎，迁谏大夫，益州刺史，飞黄腾达。 又六百多年后，唐太宗下令科举取士，当他看见考生鱼贯入考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一网打尽了。”于是所有考生都跪在大殿下答卷，希望能侥幸高中，成为官吏。 上面三个故事，就是读书人一步步丧失尊严的过程。孔子见诸侯脸色不善，可以知趣告辞，因为还可以到别的诸侯那里去游说。孙宝虽然不得已接受主簿的职位，对师生之间的原则却还能坚守，因为实在不行，还可以回乡做个地方官。至于唐以后的儒生，却只给了科举一条道，除此之外，没有做官的途径。所以他们不得不腆着脸皮走入考场，头顶酷暑，挥汗如雨地跪在殿外答考卷。 《管子》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意思是，如果国君掌握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个国家就很强大。这其实是不确的，因为满清把这种制度发展到极致，却在西方利出多孔的制度面前相形见绌。 所以应该说，当改变命运的出路只有一条，而它又掌握在皇帝手中时，那么只有皇帝无敌。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没有尊严，读书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读书人虽然也是人，但由于他们读书明理，掌握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资源，所以，一般来说，代表着民族的良心。如果他们也全部屈服于皇权之下，不得不为皇帝唱赞歌，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就基本上泯灭了，整个民族都会变成一群奴隶。这就是中国奴性社会一直茁壮成长的秘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布莱士‧帕斯卡尔 作者：何怀宏来源：黄灿然小站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帕斯卡尔认为，人们追求真理实际上只是在追求这一追求真理的过程：他们爱好斗争和意见交锋；人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事物本身（也追求不到），而是这追求本身。如果说理性在认识自然和外在世界的领域中还只是受到干扰和限制，因而它并非全能，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理性在探讨人自身的领域中就更为软弱，甚至几乎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帕斯卡尔看来，探讨人又是人的一个基本任务，其重要性远甚于认识自然。帕斯卡尔责备笛卡儿“既无用又不可靠”看来就有这个意思。他说笛卡儿对科学穿凿过分了。他自己也研究过那些科学，对此他有一个反省。他说：“我曾经长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所能联系的人数之少使我失望。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是不适应于人的，并且我对它们的钻研比起别人对它们的无知来，更会把我引入歧途。我原谅别人对这些所知甚少，然而我相信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同道是研究人的，这是真正适合于人的研究工作。可是我弄错了，研究人的比研究几何学的还要少。”在帕斯卡尔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即：一方面他觉得与研究抽象科学（数学、几何、物理，也许还包括形而上学）比较起来，研究人是真正适合于人的工作，是更为重要和必需的。“人必须认识自己，如果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对于人的知识是不是人所应该具有的，而为了能够幸福，他对自己最好是继续保持无知状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看到人的无比丰富和复杂，人的无穷秉性和变化无常，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无数争论，这使人类难以认识自己；二是他觉得信仰、顺从是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而后一个原因是基本的原因。帕斯卡尔深刻地体会到笼罩着人的那种种神秘的暧昧不清和复杂的变化多端。他惊叹，人性之中有多少种天性，有多少种禀赋啊！一切是一，一切又各不相同。人远看起来是简单明白的，但近看却复杂暖昧。就像一座城市，一片郊野，远看就是一座城市和一片郊野，但是随着走近它们，它们就是房屋、树木、砖瓦、树叶、小草、蚂蚁、蚂蚁的脚，以至无穷。他自问，如果我们把一个整体的人加以解剖，他会不会就是头、心、胃、血脉、每条血脉、血脉的每一部分，血液、血液的每一滴呢？而这还只是人的身体方面，人的精神方面的多样和变化就更其复杂了。灵魂与事物一样有各种不同的倾向，跟呈现于灵魂之前的事物绝不是单纯的一样，灵魂也从不单纯地把自己呈现于任何主体之前。帕斯卡尔注意到人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一种是根据他的目的，这时候人就是伟大无比的。另一种是根据群体，多数（ multitude），即根据大多数人实际的行为；这时候人就是邪恶下流的。这样两种方式使我们对人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引起了哲学家们无穷的争论。帕斯卡尔不会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其中任何一方，不会总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思考。他试图超越这些争论，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思考人的问题。因而他也就扬弃了上述的他表面上的那种矛盾，他不想通过理性来解决人心问题。他认为人心有自己的道理，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人们可以从千百件事情知道这一点。仅以爱情为例，你指出爱的各种原因理由的顺序，并不能证明你就应当被爱，因为这种做法是荒唐可笑的。内心有自已的顺序，和精神（理智）的顺序需要通过原理和论证来阐明不同，内心的顺序需要通过另外的方法。帕斯卡尔划分出三种性质不同的秩序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伟大：首先是身体、物体方面的秩序。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赫的事物，是太空、星辰、君主、国王、富人、首领，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其次是精神、理智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的代表是那些天才们。他们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平凡和卑贱，他们绝不需要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任何身体、外表的伟大；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要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例如阿基米德。最后是仁爱、心灵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来自上帝，其代表是那些圣徒们。他们也有自己的领域和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卑贱和无知，但绝不需要任何身体或精神的伟大。他们是要从上帝与天使、而不是从肉体或好奇的精神方能被人看到的。三种秩序，三种伟大，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比前者更高，最后者最高。三者的距离，相隔无限的遥远；从肉体到精神的距离无限遥远，而从精神到仁爱的距离就更其遥远了。因为，仁爱是超自然的。然而，有的人就只会羡慕身体、外表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东西；又有的人就只会羡慕精神、理智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比智慧更高的无限的东西。一切的物体、太空、星辰、大地和地上的王国，都比不上最渺小的精神；因为精神认识这一切以及它自己，而物体却一无所知。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所有的精神合在一起，以及所有它们的产物，又都比不上最微小的仁爱行为，因为那是属于一种更加无限崇高的秩序的。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我们都不能从其中造就出一丝一毫的思想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秩序的。从所有的物体和精神之中，我们也不能引出一桩真正仁爱的行动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超自然的秩序的。三种秩序的思想是帕斯卡尔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帕斯卡尔对第一种伟大是不屑一顾的，对第二种伟大尊重却不满足，对第三种伟大才真正心驰神往。而在他看来，似乎三者之间并无桥梁可渡。物体不能产生精神，地位、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理智无法达到信仰，通过知识亦无法达到上帝。理性在此是无力的、无用的。所以，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超乎它之外，不然它就是脆弱的。他认为：“最符合理智的，莫过于这种对理智的否定。”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如果从信仰与理性关系这个角度分析宗教情感或信仰的根源，我们看到它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感到凭自身的理性和知识不能克服和排遣人间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如拉罗什福科讥讽自己时所说：哲学能战胜过去和未来的痛苦，却要被现在的痛苦所压倒。帕斯卡尔亦说，全部哲学抵不上一小时的痛苦。也就是说理性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意义、出路诸问题是远比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人不是为了知识而存在，相反知识是为了人而存在，求知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对理性认识本身的怀疑，感到理性在求真的领域里亦是软弱乏力的。他从两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述，一方面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劳碌和消遣。首先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他认为人最不堪忍受的就是闲适和无聊，可是却又常常陷入无聊，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没有激情，没有冲动，这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和绝望。人们找不到真正的生活目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做什么好。谁要是看不见世界的种种空虚，他本人一定是非常空虚的，人心是空洞的，人生是无聊的。而人的本性就在于运动，完全的安息就是死亡，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比辛苦劳作更难以忍受。不做什么比做苦工更难，久站不动比长途跋涉更难。要人安安静静地生活，这是不了解人的本性。人躲避安静甚过躲避一切，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更爱的是行动的过程而非行动的目的，他们不断地要追求新鲜刺激，他们爱打猎甚于爱猎获品，他们爱钓鱼甚于爱鱼，他们爱赌博甚于爱赢钱。假如你每天给一个爱赌博的人一笔他可能赢到的钱，条件是绝不许他赌博，那你可就要使他不幸了。正因为如此，幽禁的监狱就成为一种可怕的惩罚，退职的官吏就变得最为可怜。于是人们就以辛勤忙碌和游戏消遣来排除自已的无聊；用各种事体来填充自己的空洞，用热闹和纷扰来掩盖自己的心灵空虚。幸运的是，虽然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刺疼我们，但一点点小事也就可以安慰我们，就可以转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开心。一件琐碎的事，比方说打中一个弹子或台球，就可以使人忘记甚至刚刚才失去亲人的悲痛。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地排遣自己，让外物占据自己，从小就操心着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朋友，甚至于自己朋友的财富和荣誉。我们把各种业务、语言学习和职业训练都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懂得若是没有这些操心他们就不会幸福，因而使他们从早到晚劳苦不堪，而这竟然真的使他们幸福！若是他们还有空闲，我们就劝他们从事游戏和娱乐，使他们培养一些嗜好，于是他们就快乐了，就好比在人们的眼前放一些东西阻碍他们看见悬崖，他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人们既然不能治疗死亡、悲惨和无知，他们就认定为了使自己幸福根本不必去想这些。人心里是空洞的，于是人们往里填充东西，可是填充的并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垃圾，所以帕斯卡尔感叹说：“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污秽啊！”然后，帕斯卡尔继续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的最大不幸和苦难，“唯一能安慰我们的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的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且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消遣是恶，快乐是罪。无论如何，人还有一种基于伟大的原始天性的本能直觉，使他隐秘地意识到幸福实际上不在于这种消遣和娱乐，而在于某种安宁，在于与上帝同在，或者与永恒、无限、绝对同在的安宁。这时他才会真正地感到有家可归，感到有依靠和有根基。而日常的事务和消遣却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归宿。因此我们要取消他们的那些操心，这时候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自己，就会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从何而来，自己该往何处去。这样，就可以说，本来是使我们最难受的无聊，现在反倒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因为它比一切事物都更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治疗。所以，帕斯卡尔认为一切盛大的娱乐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危险的，他觉得人需要通过某种悲观期望、忧郁、烦恼的情绪而认识自己并走向上帝。这样，人的伟大和渺小、高贵和卑贱就构成了人的悖论，人的矛盾。“因而，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一个奇观啊！既是万物的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贮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既是宇宙的光荣，又是世界的垃圾。”人的这一矛盾，这一悖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帕斯卡尔用基督教的原罪说，堕落说来解释。他认为，人是从他原先拥有的较美好天性堕落到类似于动物的可悲境况的，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他的不幸是一个失位的国王的不幸，他的伟大是对曾经是一个国王的伟大的追思和认识。因为，假如人从来不曾堕落，不曾腐化，那么他就会确有把握在他的清白无辜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他就会既有追求幸福和真理的欲望，又有达到它们的能力；而假如人从来就是腐败的、恶劣的，那么他就既不会对真理，也不会对赐福具有任何观念和印象了，他就会在污泥中自得其乐。可是他并不能够像禽兽一样自得其乐，他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试图追求崇高和完美，因为他曾经有过崇高和完美，他的追求实际是一种复归和追溯，这种追溯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无力，因为他无法凭自身达到那至善至美。我们既有着对于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追求是我们的宿命，可我们总达不到那根本的目标。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却还是要追求，这就是人的悲剧。人的这种处境就类似于加缪所说的古希腊神话中巨神西西弗斯的处境，有一种加于他之上的永远的苦役，他一次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又ー次次地滚落山下。这也就是萨特所说人的根本的欲望及其失败，人不能没有这种根本的欲望，人的所有欲望中都潜藏着这一根本的欲望，这一根本的欲望就是要成为自因的自在，或者说“自在—自为”，也就是说，既有着坚实的存在（自在），又能以自我为根据（自为）。换言之，既然没有上帝，人就想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但是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和流产的，自在与自为是一永恒的矛盾，人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根本目标，“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就是萨特的结论。萨特对于人的这一本体的悲剧的描述跟帕斯卡尔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至此为止，他认为前后两端（原因和归宿）都是荒谬和神秘，而帕斯卡尔却不满足于此，他试图解释其原因和探讨其归宿，他依靠他的上帝，这使他的哲学带上一种祈求和希望的色彩。帕斯卡尔以其巨大的热情和才智来描述人的这种对立性，他要人们注意这种对立性，要人们同时看到自己的伟大和渺小，尊贵和卑贱，崇高和卑下，有力和无能。他认为，人的伟大与可悲是各从对方推论出来的，人越从高处跌落就越可悲，而越可悲就越证明我们曾经站得更高。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向他指明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而如果使人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就更为危险了。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使人同时看到这两者，把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所以，他说：“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他反复强调，如果人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永远和他对立，直到他理解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也就是说，帕斯卡尔要使人失望，但又不使他绝望；要使人悲观，但又不使他颓废；要使人自我贬抑，但又不使他自暴自弃。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往往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把人看成万物的中心，看成世界的骄傲，而当代已很少看到这种自负的人道主义了。帕斯卡尔在人的这种对立性中来把握人，使他对人的认识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他试图给在悲惨中苦恼失望的人们探明一条出路，指出他们应去的家园和归宿，但他首先申明的是，人不可能仅靠自己达到这一点，虽然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他说他不容许人依赖自己或者依赖别人，为的是好使人既没依靠又没安宁，从而向救主伸出手去。他说：“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智啊，让你自己谦卑吧；愚蠢的本性啊，让你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已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的情况吧。谛听上帝吧。”因此，只是到这个时候，在证明了人的伟大和卑贱的双重性之后，帕斯卡尔才谈到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变得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而爱自己身上的卑贱。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足的真理。”这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似乎最使人远离宗教的所有这些对立，却最足以把人引向真正的宗教的含义。这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由于一个人，一切都丧失了，上帝与我们的联系断了，又由于一个人，联系又恢复了”的含义。前一个人是亚当，他的原罪使人类被逐出了乐园，从而人具有了伟大和卑鄙，幸福和悲惨的双重性和对立性；后一个人是耶稣，他恢复了人类与上帝的联系，从而人又有了希望和得救的可能。注：本文选自《生命与自由》，何怀宏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本文作者：千字君 来源：千字文华 现代文明为何没有诞生于“聪明人遍地”的中国？— 策划：先知书店文：千字君丨编：酷哥、白果 ▍中国式智慧 ▍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古典小说甚至史籍中，被视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谓“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师或者国师，例如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姚广孝…… 商鞅和魏国打仗，邀请对方主帅公子卬和谈，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绑架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却一直被奉为“大智慧”；宋襄公是个老实人，打仗讲规矩，不肯趁人之危，却被耻笑为愚蠢的仁义。 刘邦为了救回家人，和项羽约定平分天下，最后出尔反尔、赶尽杀绝；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却被批作“妇人之仁”。 诸葛亮借了荆州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却成了“足智多谋”的代名词；鲁肃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来却被视为“颟顸愚钝”…… 鲁迅评《三国演义》：刘备之德近乎伪，孔明之智近乎妖。 这些实为阴谋诡计的“诈术”，为何一直被当作智慧？即便今天，充斥着诡诈权谋的宫斗剧，依旧火遍大街小巷；“三十六计”被搬上某某讲坛，最受国人推崇的“智慧结晶”，多是田忌赛马、《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人不仅热衷于此，在权谋术上也的确遥遥领先，正如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的作者黄晓阳说：“《纸牌屋》？太小儿科啦。” ▍现代文明为何发端于西方？ ▍ 与中国人追求“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实用形成对比，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那些被视为智者的，往往是一群“仰望星空的闲人”，他们是思考人类命运的大哲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大科学家，例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素、爱因斯坦…… 西方人眼中的“智者”，为何与国人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些奠定了今天观念地基的巨人们 通常认为，西方人的思想有两个源头： 古希腊的哲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关于科学的智慧。 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关于道德的智慧。 自由、民主、文明等现代文明理念之所以能胜出，正是因为它们很好地统一了这两种智慧。 如果科学不符合道德，必然带来灾难——人类历史上诸多惨烈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道德的智慧，远远比关于科学的智慧重要得多。 西方人最推崇的人文经典，都体现了对这两种智慧的追求：高斯的数学、康德的哲学、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还有关乎信仰的耶稣和《圣经》。 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紧握钱袋后仰的，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左四） 《圣经》是一部关于契约的书：旧约，即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新约，即耶稣与世人的约定——在西方人眼中，遵守契约是关乎信仰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参阅《基督教与西方思想》）。 其实，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并不缺少道德信仰的契约精神。 在所谓“无义战”的先秦时代，仁义礼智信等贵族精神并没有沦为虚伪的道德说教。西周时的分封建制，本就是一种契约关系。春秋霸主的地位，通常是以“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形式，请周天子确认自己“道德领袖”的地位。各国间的争斗，至少还有底线和顾忌。战国四君子等贤人，言而有信、勇于担当的故事流传于世。 那么问题来了：以宪法契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秩序，为什么发端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新加坡的成功源于英国人留下的法治，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李光耀 ▍西方式愚笨：契约精神 ▍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贵族联军击败，被迫在《大宪章》上按下印章，承诺“国王不得向国民随意征税。”尽管国王事后以“城下之盟”的理由抵赖，但他和他的后代却始终不敢完全撕毁这份合约。800多年过去了，《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仍然有效。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傻”？凭什么相信对方一定会信守承诺？为什么不干脆斩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约精神。 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线：这份合约是“以上帝的名义”缔结而成——否认上帝的至高权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许可以获得眼前的好处，但是既违背内心的道德，也可能会危及子孙后代。 《大宪章》纪念碑亭，由美国律协捐建。碑上铭文：纪念《大宪章》，自由受庇于法律的象征 《大宪章》开创了“王在法下”传统，启发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念：财产权是个人（尤其是穷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神圣不可侵犯；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律法才是国王；将权力关进制度和律法的笼子，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人类之所以能够制定文明规则，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跳出了丛林法则，构筑了共同的底线。正是这种共同的底线，建立起了惩恶扬善的有限政府，明确了个体之间的边界，使每个人都可以和谐相处。那些最弱小的人，也不至于像蝼蚁一样活着。 其次，稳固的产权和平等的交换，使得多次、重复的交易和博弈成为可能，于是背信弃义的人逐渐被淘汰——这直接推动了契约社会的成型。 自由市场是养成美德的最佳场所，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摘自茅老为《圆富》所作的序言 自由市场的人们，或早或晚都会明白一个道理：损人利己和舍己为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长久的，唯有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赢，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令亚当·斯密惊叹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孟德斯鸠则是直言不讳地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契约精神的大倒退 ▍ 反观中国传统。自秦始皇以霸道开创君主专制，以“天下归于一统”绞杀了贵族精神和民间自由，中国人的诚信和仁义传统，就出现了大倒退。 中央集权一家独大，官家垄断一切资源，商业没有丝毫空间；底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敢、也无力反抗，上层不到绝路永远不屑、也不懂妥协，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无法建立共同的底线，只能在这种“治乱循环”中打转。 许倬云教授：中国古代所谓的“天命系统”，是儒生们吓唬皇帝，以及事后诸葛亮的说辞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帝国官僚体制的成型，儒家伦理和科举制度逐渐沦为巩固皇权、愚弄百姓的工具，这片土地彻底沦为一滩死水：整个国家没有任何制度更新、自我纠错的可能。 人是会趋利避害的生物。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占据更多资源，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权力争夺具有不确定性，又增加了财产占有的不确定。米塞斯曾说：当破坏契约的成本低于（收益高于）遵守契约时，人们一定是趋向于破坏契约。 为什么遵守契约精神，竟然变成了国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词？不是我们人种低劣，也不是我们没有这个传统，而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叙事逻辑，运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坏契约精神的“逆淘汰”机制。（参阅吴思《潜规则》） 读完此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版，含签名） 中国晚清思想家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审判，见原告、被告和法官都同坐一室，且有律师为双方辩护，全不似晚清衙门之野蛮与落后。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回国后他对朋友说：中国的衙门每天都在为官员谋私利、制造大量冤案，而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为百姓寻求公道、维护公平正义，这样的国家如何不强？ https://mmbiz.qpic.cn/mmbiz_gif/MDicXL6auNFJyofua36rT5EEHn4ic2c7gbuFmllvBoDqvibibqdnOlfIiaia7dq733KrdEvY9MgUkEcMdeWI0VbHqUlw/640?wx_fmt=gif

视“独立人格”为人生最珍惜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所在部门是中国外交部；对教育体制有自己的见解，敢于批判，敢于说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她就是“八十后愤老‘资中筠’先生”。 即便是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资中筠也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骄傲了不起的事。 退休之后也闲不下来，投入在翻译以及写书的工作中。 做事有原则，甘愿舟车劳顿坐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去看望幼儿园孩子，也不愿接受官气太重的“站台”性质的名流邀请。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描述的就是资中筠“先生”。 接下来请看一看资中筠先生的传奇人生经历。 作 者：荟琳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人人公益 “您觉得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她不假思索地答：“独立人格！” “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是什么？” 她答得言简意赅：“离开行政岗位，做学术研究。” 寥寥数语，却赢得满堂喝彩。当年她离开的行政部门，是中国外交部。 关于孩子的教育，她的语录字字铿锵，句句戳心，却又一针见血。 “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 “把‘成功’和‘升官发财’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中国教育再不改革，人种都会退化。中国家长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她，是“八十后愤老”，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曾任所长，资中筠“先生”。 一、当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并没有多了不起 1930年，资中筠出生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金融学家，曾经留学日美。如宋氏三姐妹，她们资家姐妹三人同样出色。 二妹资华筠是知名舞蹈家，《飞天》、《孔雀舞》等经典舞蹈在一代人心中烙下了唯美的印记，同时，她还成了中国舞蹈界获得艺术、学术双正高职称的专家第一人。 小妹资民筠是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而大姐资中筠最为优秀，身为精通英法文的翻译家和外交官，曾当过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但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人们只要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学者，就够了。 虽然家境显贵而优越，但他们却从不趋炎附势。母亲热心对待穷亲戚朋友，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这一切都在小小年纪的她的心里，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 在她就读的中学里，官二代富二代、贫寒子弟同在一起上课，袁世凯的孙女和穿补丁衣服的孩子，在老师眼里都一样，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对现在校园里盛行的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等风气，资中筠很是反感：“当时如果有学生表现出来这样的习性，是要被老师批评的，也为人所不齿。那时老师很敬业，从来没有人给老师送礼，我们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考上清华大学入读西洋文学专业，她的老师是钱钟书、杨绛、雷海宗、温德（美国老教授）。他们从不带教科书、讲义上课，张嘴就讲得头头是道，而讲台下的资中筠也听得津津有味。 毕业那年，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而当时身为班长的资中筠，为了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竟向班主任请愿取消毕业论文。 幸运的是，她成了“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 后来，精通英法文的她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从事外事工作。然而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大奸商”。 组织要求资中筠揭发自己的父亲，可她绞尽脑汁仍一句话都写不出来。无奈之下，她唯有和家人划清界限，基本不回家，亲情就这样渐渐淡漠了。 即使改革开放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她和父母在思想上已难以有密切的的深度交流：“我们的关系再也没有回到当初，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50年代末60年代初，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听说国内闹大饥荒，他们毫不犹豫申请回国：“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然而“文革”期间，她全家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本应在字母间遨游的翻译家，此刻却只能在河南农场里学习科学种田。 直到1972年，“把你的外交文捡起来！”随着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下达，精通外语、熟悉中美历史的资中筠被调回外交部下属的对外友协。尼克松及随后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她全程负责接待工作。 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资中筠也都负责翻译接待。2011年，“基辛格先生访华40周年晚宴”在北京举办，多年后再次相见，觥筹交错间，他们亲切交谈。 风雨飘摇的时期过去了，外交事业正做得风生水起，资中筠却和丈夫双双离开外交部，放弃令人艳羡的外交官工作，转而到研究所投身学术研究。 在她眼里，最珍贵的并不是出席盛大外交场合的机会，而是拥有独立性，可以自由地读书翻译，追求真理，明辨是非。 二、我笔归我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离开了外交部，资中筠终于得以“我笔归我有”，埋首于从未见过的档案资料，在学术研究中“传递启蒙的光”。 申请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资中筠去美国做研究，对方每个月资助一千美元。但她依旧省吃俭用，只给自己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回国后用剩下的美元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研究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她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和博士生导师，出版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美台关系40年：1949-1989》（与何迪合编）等学术专著。 第一次写长篇论文，资中筠花了半年时间通读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把里头关于中国的电报，一页页手抄下来，写满了好几本笔记本。 她正是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论文《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适逢中美关于售台武器《八一七公报》谈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之后五年里，资中筠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延展出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 创办中华美国学会、担任《美国研究》杂志的主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她如饥似渴。 为考究某些问题，不断找资料、向相关专家请教，然后再将思考心得写成文章或著作，她一直竭力坚持着。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现在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 她翻译《廊桥遗梦》，本想着玩票，翻译好之后没想着写真名，只在书稿上随意写了个名字。 没想到书一出版，就掀起了“满城争道”的热潮，可资中筠仍不愿承认自己是译者，并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因为它太热了，而我不愿以此出名。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哪本书都比这本重要。” 在她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无心插柳”，而同时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却是她和多名学者三四年来的心血之作。 但她在书店里找《外交史》的时候，店家却说：“这类书进得很少，售完即止。” 而书架和桌上最显著的位置，放着的是她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里翻译的《廊桥遗梦》。 退休之后的20年，她对民族的命运和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是她最有成就感的“黄金时期”。 笔耕不辍、后激勃发，她和丈夫携手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世界百年来的曲折和缤纷。 在写《20世纪的美国》时，有一章涉及到公益基金会，资中筠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收集了好几箱材料，发现内容太多，一个章节根本不够叙述。 后来利用到美国开会的机会，到福特基金会档案馆及其他基金会采访，最终写成了《散财之道》。 这本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在国内企业界和NGO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回首20年前写的这本书，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她感到很可观。“我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想到，现在有那么多基金会成立，现在的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 但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不专业、企业家把做公益当作变相广告的心态，是公益发展的最大困难。 比如说企业家给母校捐赠巨额资金，资中筠则会劝他们：“你就别再捐钱给名牌大学了，他们不缺钱。” 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同，要是发展某一个学科，可以指定把钱投入到某个项目中或资助某方面的贫困生。要是这一大笔钱被拿去盖大楼了，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二十多年间，这本书一直在不断修订补充。2014年，84岁高龄的她仍亲自到美国考察新公益的动向，增补了大量新的内容，汇集成这本书的第四版《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如今，每天花6个小时读书写作，间歇时弹几十分钟钢琴放松，成了她多年来的习惯。 “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八十多岁高龄的她，精力大不如前，便要赶着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 公民社会、文化建设、知识界思想状态、追忆往事、读书随笔……我手写我心，资中筠展现的不仅仅是自己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更是近百年来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 对于自由写作、专注思考的时光，资中筠尤为珍惜。 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邀请她回去，因为觉得形式官气太重，她婉拒了：当下的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 许多带有“站台”性质的名流邀请，她更是拒绝得干脆利落。但她甘愿舟车劳顿，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两个乡村幼儿园看望孩子们。 “人生不满百，常怀百岁忧”，这就是资中筠先生。就如作家毕飞宇所说：“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么？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么？还配写什么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么？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么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么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么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像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么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么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么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像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像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么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么“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中国人满脑子的原始辩证思维，缺乏形式思维，所以现代科技不可能从中国起步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苏格拉底 在古代科学文化巅峰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被视为“最有智慧的人”，这个美誉来自被希腊人也包括苏格拉底本人所笃信不移的德尔斐神谕。然而这位哲学家却冷冰冰地回应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他向人们解释说：如果说他的智慧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无知，而其他人虽然也与他一样的无知，但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把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称为“自知无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一生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求教，对各色人物穷根究底地发问，其结果是到处戳破了在知的华丽外表下无知的败絮。他一生不倦的求知活动仿佛就是为了证明：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知识往往是靠不住的。 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苏格拉底的见识，少有人理解；而苏格拉底的教养，仍鲜见后继者。 人们在潜意识里把人类知识的积累视为一个圆圈（已知域）在一个更大的闭合圆圈（未知域）内不断扩张的过程。根据这种观念，自然形成一种认识：所知越多，未知越少。但实际上，人类未知领域并不是一个闭合的圆圈，而是一个在水平方向和纵向深度上、甚至可能是无限维度上呈开放型的无限空间。人类知识的积累实际上是在这个无限广阔的空间里不断向更广阔的空间的延伸。无论对人类整体还是对每个个体而言，知识的增长都不仅意味着所知更多，也意味着面临的未知领域更大。这样，人类的认识活动便不断把人推向一个尴尬的处境：所知越多，越觉无知。所以，如果用“未知更多”或许比用“所知更多”能更准确地衡量人类整体或某一个体的知识层次。 进一步说，人类的已知领域也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一个圆。因为人们尽管积累着实在的知识，但并未得到一个实心的、令人信赖和封闭的已知世界之圆。在我们假定的这个已知之圆内，大部分内容仍是不确定的。俯瞰人类认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人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常识常常被证明是谬误和偏见；多数人的见解常常是错的；人类常误入歧途；而时代也常为谬见所统治。 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时时警醒。我们已有的知识，是我们为探索未知领域而预设的前提。没有这些预设的前提，我们便无法摸索前行，但这些前提大部分仍属于半真理、假说、勉强的解释或是某种方便之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检讨：我们假定为已知的出发点可靠吗？我们援以为依据的知识不需要修正吗？时时保持这种警觉，才使我们不致于在摸索中误入歧途或陷入泥淖。 科学精神就是怀疑、批判和不断自我扬弃的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也许就在于它具有内在的纠错机制。人类的认识史不仅是不断由未知到已知的推进，也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它不仅包含着填充知识宝库的劳作，更需要清除库存赝品的智慧和勇气。 在人类思想史上，总是有人站出来，宣称自已彻底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奥秘，发现了真正的“规律”等等。这种浅薄和狂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人类迄今还不到二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区区数千年。想到人类或许还有的漫长的精神生命，以及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积累的加速度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今天取得的任何成果感到得意。未来的人类回头看我们，也许如同我们看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一般。他们或许善意地承认我们比北京猿人进化了一步，但对我们的自信与傲慢只会一笑置之。 哈耶克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是当代少有的深得“苏格拉底式智慧”真传的学者之一。苏格拉底的基本观念：“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被他作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首要条件。所以他提倡一种“无知”的知识观，而非“知”的知识观。 在我看来，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通过强调知识占有的“个人性”特征，阐明了在当代科学昌盛的条件下“无知之智”的特殊价值。哈耶克指出，人类的知识是以“分立的个人知识”的形式存在的，绝不存在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人类的知识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布于个人之间，没有人能把散布的个人知识整合为一个正确的体系。这样说来，所谓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主观目标，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知识的分立特性”决定了，人类知识的总量越大，个人占有的相对份额就越小；也就是说，人类整体所知越多，人类个体的无知越被凸显出来。由于没有人能够完全整合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完全吸取人类知识的精华。 那么，就需要我们以无知的态度面对他人，面对别种观点，别种生活样式。 人类个体化的生存方式使每个人在宇宙间占据着特定的时空点。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心灵体验，自己的人格特征、知识结构和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对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的认知和感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以，具有无知之智的人，会以富于弹性的态度，不断反省自己，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原有的见解和信念；会以开放的胸襟，随时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和见解，或以宽容的态度、同情的理解，对待他人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交流中，他会以低位姿态进入，以虚空的状态、零位状态、甚至负位状态进入。他习惯于以存疑的方式、有保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需要拿出一个结论，他提出的往往是暂时的结论、或然性的结论、有时干脆是没有结论的结论，从而敞开着继续探讨的大门…… 具有无知之智的人明白：正是对已知的执着——佛家称“所知障”——导致人们的偏狭和武断，带来世间的专横与不宽容。他们深知，知比无知可能犯更可怕的错误，且更难以矫正。多少无知和愚味的蠢行，都是在对错误或片面知识的执着中犯下的。他们清楚，当我们面对别种信仰、别种见解、异样的生活方式而将其视为怪诞悖谬、不可思议的时候，可能正映照着我们的无知和偏狭。所以，他们虽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也愿意倾听别种声音；尽管他们可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绝对尊重对方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面对自知无知的态度，人们往往浅薄地赞叹其谦虚，或以为是为了博得谦虚的美誉而廉价的自我贬抑。人们不懂得，自知无知不是谦虚，而是诚实；不是廉价的自我贬抑，而是自知之明的自然表露；不是一个人的美德，而是起码的教养。 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自信心的增强，自知无知的见识尤显珍贵；而在人类交往日益扩大、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培育自知无知的教养，人间才能有宽容和理解、对话与妥协、和平与和谐；人类生活才会减少无谓的内耗、倾轧甚至血腥争斗，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境界。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各位下午好。很荣幸在这里见到尊敬的钱满素老师，她是研究美国文明的卓有成就的先辈。几十年辛勤地耕耘，让我们了解和理解真实的美国并从中获得教益。借这个机会，我对钱老师的工作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对她的大作问世表示祝贺！ 钱满素《美国文明三部曲》，一套书读懂美国！ 一、中国知识界何以误判美国、误判特朗普？ 研究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基本要素都是西方创造的，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贡献大约占一半以上的份量。现代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方面，观念、理论、制度、规则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它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百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遇到的两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今天的美国文明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但这个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可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头号强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的世界帝国。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是极富勇气的学者才能说出来的话。 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深入认识美国。不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开端，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那些根据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认识和判断美国的人彻底地懵圈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许多专家为特朗普上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让这个二货当总统，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没想到，特朗普对“中国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来，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进程，一边在控诉和抱怨全球化，强调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规则包括贸易规则，甚至全球化进程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我们是受害者。于是，我们的诉求是要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制定新的规则。没想到特朗普却出来说，是他们吃了大亏，现在是他们在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挑战或废除他们当初制定的规则，而我们的政府却成了这套规则的维护者。当特朗普政府反思对华政策，调整对华战略，正式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凌乱了，因为按他们的常识，美国不是一直都在遏制中国，甚至亡我之心不死吗？谈何调整？中美贸易战，按常规，中方的反应是抵制美货，但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些东西，没等我们说不买，他却先拿不卖来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这一系列凌乱的背后，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甚至倒错，而这些偏差和倒错基于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特朗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这是激进左派和进步主义者依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这是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是各国通例，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吗？我以为，他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他怎么可能反全球化？大多数学者没看明白，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依美国的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现在越来越清楚，特朗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他增加关税，你就以为他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他要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他声称他追求的只是“Free and fair trade”，即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他在跟欧盟谈判时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即双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他不是随便说的，当他跟欧盟主席容克达成了初步意向之后，马上就发推特，喜不自禁：我们要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了。可见，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也备受指责，哪个政府和领导人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不然他就是卖国政府。他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还要恢复自信，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个“重新”表明，他是有样本的，我理解，他的样本就是自罗斯福到里根时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所以，他不会走向孤立主义，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以对美国文明的优越感、使命感和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 由于对特朗普的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和倒错，面对特朗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凌乱，就会觉得他不靠谱、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大嘴巴，其实这往往反映的是观察者想像出来的特朗普与真实的特朗普发生的冲突。像特朗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意志如此坚定执着，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和顶着巨大阻力，也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恐怕是罕见的。他不按常规出牌吗？我倒觉得他的行事逻辑只是依据常识，纠正以往违背常识的做法，没有什么高深玄奥之处。 只有你深入特朗普的内心世界，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也了解美国的问题所在，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将会怎样做。 二、此多元主义非彼多元主主义 会议主办者确定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的多元主义。特朗普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反对多元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清楚，多元主义是个含义复杂的概念。那么，特朗普是反对所有的多元主义，还是反对某一类型的多元主义？就像说一个人反对平等，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反对平等，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支持平等。意思是说，平等有无限复杂的内涵，大概总有你支持的平等，也有你不接受的平等。多元主义也是这样。 我这里按多元主义的内涵，将其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这种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集权政治的对立物，包括由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思想言论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这样一种多元主义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扎根很深，特朗普并没有去触动它，对其中一些要素，比如各州的权力，他比他的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它。 去年3月在这里举行过王建勋教授的《驯化利维坦》一书的座谈会，那时特朗普刚上台，人们对他充满焦虑和担忧。特朗普经常怒怼媒体，在“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又发生了冲突。国内知识界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上台后，会破坏美国的自由民主、多元政治秩序，进而对全球的民主事业造成损害。我认为，这种担忧基于对美国自由民主、分权制衡的片面认识，也是对美国社会真实问题的误判，常常把自己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投射到了美国。 按美国宪法，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是只针对总统的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其方法之一，就是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既有国会和法院制约总统，也有总统制约法院和国会，是三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所以，宪法授予总统权力对抗另两种权力。如果总统对另两种权力只是顺从，没有对抗，就是失职，就不能达到平衡。媒体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是只允许媒体骂总统，而总统只能在媒体面前乖乖地当孙子，总统也有权批评媒体。媒体是巨大的第四种权力，也容易败坏，也需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特朗普在所谓“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的冲突已经解决。在他做出了部分政策调整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他。媒体与特朗普的冲突仍在继续。媒体控诉总统损害了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特朗普指责媒体是“假新闻”，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甚至说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目前特朗普针对媒体的言论或许有不适当之处，但还没有超出合法的界限。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美国多元主义民主根基深厚，它不会毁于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强人搞集权和独裁，而只能由于过分民主、过分多元而导致民主效能低下、社会整合失败从而逐渐走向衰落。在美国，并不存在总统使用权力摧毁言论自由的危险，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商业化媒体天然的民粹化倾向、媒体精英的普遍左倾，以及媒体严重越位、追求媒体治国，从而损害民主治理的效能。今天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监督还是更多的权威？我以为是需要更多的权威。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有时使用了过激的语言，但他在努力遏止媒体的不良倾向，其言行并没有超越民主与法治的框架。 多元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一般表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自由主义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带来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主义在美国也是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美国成了世界上对异质文化最宽容、多元文化色彩最强的国家。 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特朗普这一派保守主义者所珍重的价值，所以，他不会挑战和损害这种多元主义。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逐步发展出它的极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这样，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败坏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的行为。 特朗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就是停止这种自杀行为，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 特朗普的精神偶像安·兰德：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谬误与危害 我这里只讲几个要点：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准，没有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结果必然导致落后文化不求进取，而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 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时曾经讲过，如果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那就是对价值含义的破坏。价值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没有一般标准，没有高低之分，价值本身就不存在了。具体地说，文化或文明中的某些要素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范围。但文化的核心是一套价值体系，它怎么可能没有高低之分？一个文化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另一个文化信奉男尊女卑、包办婚姻、一夫多妻，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吗？自立、勤奋与依赖、懒惰的工作伦理可以等量齐观吗？由一套价值或信仰体系外化的生活方式，也应该由现代文明的一般标准来评价。有的文化要给女童实行割礼（即把她的阴蒂割掉），有的要妻子为死去的丈夫陪葬，有的只要强奸犯娶了被强奸的女子就可以免罪。这种两性关系模式、婚姻模式和文化习俗的背后，就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否定。按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人家的文化如此，主流文化就要予以尊重和承认，不能用你的或你自称的现代文明标准来批评和否定它。 这样一来，维护和追求文化多元，就意味着放弃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也否定了主流文化融和其他文化的正当性，结果必然是各种落后的、反现代的、野蛮的文化拒绝进步，拒绝融入具备现代文明基本特征的主流文化，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并寻求扩张自己文化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不是主流文化融和异质文化，而是异质文化侵蚀主流文化，使现代文明向劣质化方向蜕化。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片面追求社会的文化多元，将多元文化的现实变成多元文化的理想，以至于走向越多元越好、文化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受宠的误区。结果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碎片化或“巴尔干化”。 无疑，在一定的限度内，文化的多元性是有正面价值、值得追求的。但是，这种多元性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是量的问题，即各非主流文化占多大的份量，是否在主流文化所能容纳和消化的限度之内，是否会构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其次是质的问题，即各非主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容性程度，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相斥性或冲突性所达到的程度。 一个国家不是简单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不能只凭借外在的纽带联结起来，它需要有文化认同的基础。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一种或多种与主流文化异质性、相斥性相当高的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内在凝聚力就会形成极大的挑战；而它如果引进了过多的非现代甚至反现代的异质文化成分，其现代文明的基础就会受到威胁。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早就论证过，互相冲突的亚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负面因素，多元亚文化压力相当大的国家，很难实行多元民主。有一些国家，若干异质性程度很高的文化并存、甚至没有一个主流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无法选择的现实。这类国家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治理都面临特殊的困难。 但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相信文化越多元越好，甚至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得到他们的欣赏和青睐。他们不是承认文化多元的现实，而是要通过运作身份政治，强化身份特征和要求，并不断细化身份（比如性别据说已经有数十种），人为地强化、扩大甚至制造（包括引进）一个文化多元的现实。据说美国左派把性别都搞出数十种了，在数十种之外还有一个“其他”，这个“其他”是让你自由发挥的空间，还可以搞出无限多的品种。 多元文化主义者对移民的态度就是这种追求的一部分。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裔白人。近几十年，由于移民的迅速增加，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美国小学入学的学生，白人儿童已经不到一半。预计到2045年，全国总人口中白人将不到一半。目前美国有约一千二百万拉美裔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生了约五百万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元主义者仍然主张开放边界，慷慨接纳移民和难民。最近美国七百多个城市发生游行，游行者提出的一个诉求就是废除ICE(海关和边境执法局)。可见，多元文化主义者完全没有国家主权边界的意识。 今天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在这种国际政治格局下，外来文化的进入需得到本土民众的同意，经过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或国家主权。如果本土民众不接受某种外来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只有两种选择：放弃移入这个国家，或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主动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折衷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者金里卡就认为，移民与原住民不同，他们来到一个国家，就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权利。但绝大多数多元文化主义者不仅主张敞开国门，还鼓励外来移民固守自己的文化，拒绝融入主流文化。 我们知道，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其文化是其灵魂或精神，其物质载体是具体的族群，即创造和传承这种文明的民族或种族。你不能指望别的民族传承你的文明。大规模的移民潮相当于一个文明的大换血。好的情况，是通过吸收异质文化（由异质族群承载）中有益的养份，或通过被文明水平更高的文化所同化，实现文明的提升；坏的情况，是吸纳的异质文化属于劣质文化，由此带来文明的倒退（比如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所征服的情况），或劣质文化异质性程度太高、其进入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主流文化的消化能力，从而带来文明的解体。 对于移民潮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特朗普这一派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忧的不仅是恐怖活动、犯罪、福利负担和劳动力竞争等问题，更担忧的是鸠占鹊巢、美国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问题。他们甚至把大量移民的进入视为“软侵略”，但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乐见其成。 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各位讲两个故事。 2005年我到耶鲁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9月初与我同时在耶鲁报到的有一位塔利班政权外交部的高官哈希米。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之后，这个人到美军司令部自首，美军经过审查后把他放了。这已经够宽大了吧？接着有美国人出面帮他联系到耶鲁读书，居然被耶鲁录取了。哈希米说，我以为我要在关塔那摩监狱里度过此生，没想到还能到耶鲁读书。耶鲁的说法是，他的到来，丰富了校园的多元文化。的确是多了一元，可这是怎样的一元啊？是校园里有了一位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他在耶鲁选了一门课就是“恐怖主义研究”。我想，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可以向他请教了。 前几年，有一个叙利亚裔移民青年申请斯坦福大学，他提交的作文是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或译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写了一百遍。年龄大些的中国人都会想到文革中的那位“白卷大学生”，其实他比那位白卷大学生还过分。但和那位“白卷大学生”命运相似，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他。据说这个学生在别的方面还算优秀，可这样的论文如果落在我的手里，肯定是零分吧？记得文革期间，有学生写作文时满篇就写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老师不敢不给高分，“政治正确”啊！“黑命贵”在美国，就相当于文革中的“毛主席万岁”了。斯坦福大学对录取这个学生作过一个解释，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增加校园的多元文化。 这样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适当的界限，带来平行的政治，将文化熔炉变成文化马赛克，国民整体素质下降，国家失去内在凝聚力，终致社会解体和文明的衰落。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体文化，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与危机感。这是西方文明的自残和慢性自杀行为。 西方历史悠久的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宽容和尊重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文化，但多元文化主义却走向了极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造反运动中，传统的左派由搞阶级斗争转向搞文化革命，由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将主要攻击矛头由阶级敌人转向主流文化。他们要求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承认，既承认其差异，也承认其平等。但这种承认却是单方面的，少数群体文化对主流文化只有否定，没有承认。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引领下，解构主流文化成为时髦，少数群体的文化受到无原则的推崇。似乎只要是原来受压制的文化，就成为道德的化身，就可以享受无限特权；而对于主流文化，传统男性白人基督徒的文化，无论怎么贬损、丑化、攻击都没关系；文化融和、大熔炉的观念都被视为傲慢、偏见和种族主义而被抛弃。我可以侵蚀你，不许你来融和我。这就是流行于美国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属于后现代主义观念，但它既保护后现代主义文化群体，也保护前现代或反现代的文化群体。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支配下，欧洲裔白人、男人和基督徒成为带有历史原罪的群体，被要求不断地忏悔和赎罪。大学中的美国史和西方文明史课程陆续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同性恋者的历史。圣诞节祝福“圣诞快乐”在一些场合也成为不适宜的行为。任何令少数文化群体的一些成员不快的言行，都被视为对他们的冒犯。如钱满素老师亲身经历的，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统计学的事实，即黑人单亲家庭比例最高，都被视为对黑人的侮辱，是种族主义，从而遭到围攻。 以往少数和边缘文化群体受到压迫，但在争取他们平等权利的同时，多元文化主主义者采取了极端逆反的路线，在某些场合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和逆淘汰政策，这相当于少数群体文化、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翻身得解放”。这个“得解放”是以“翻身”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前是你享受特权，如今轮到我来享受特权。以前我因身份受到歧视，如今我要因身份而被罩上金光。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反欧洲文明、反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反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流行，必然导致主流文化的严重危机和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愤懑。特朗普表达的就是这些人的感受和诉求。 第四，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日益极端化，按其内在逻辑，最终会否定文化的多元，走向一元主义。 这听起来是很吊诡的事情。本来，多元文化主义者是主张文化无限多元的，怎么会以一元主义为归宿？ 这是因为，他们的多元主张是有选择的、单向度的，即只承认各种少数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特权，牺牲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将其变为弱势文化。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主流文化这一元的衰亡。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了西方左派不宽容的传统和战斗精神，将其信条原教旨化，奉行越多元越好、异质程度越高越好的原则，将少数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设置文化禁忌，即政治正确，压制任何对它的讨论和争议，哪怕是陈述一项为其所不喜欢的客观事实，也是对某个群体的冒犯。这本身即是一元主义的风格，是以一元主义的方式维护多元文化格局，受压制的是主流文化。 在多元文化主义驱动下的身份政治，落脚点为身份群体而非个人，其本身即具有反个人主义精神的整体主义倾向。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的庇护、鼓励和扶植下，反现代的文化迅速成长，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很容易坐大，后现代的文化日益瓦解主流文化，从而走向文化的马赛克、冷拼盘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样的结局和乱象，就会使一元主义文化的社会整合方案最终成为容易被人接受的选择。由于创造和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失去了自信和力量，导致最自信、最有进攻性的一元主义才能成为主导文化，从而结束文化多元的状态。 四、换位思考：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 在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多元主义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不必担心特朗普会颠覆这种多元主义。特朗普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所保守的传统中，就内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多元主义。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除少数极端份子外）只是看到多元主义走向极端的恶果，要遏制这种倾向的发展。特朗普不是一般地否定多元主义，而是否定特定类型的多元主义。 如果你真正了解美国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怎么回事，达到了何种程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就会理解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面对的是什么局面，他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显然，笼统地说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要问，他反对的是哪种类型的多元主义？准确的说，他坚守着传统的政治多元主义，也维护文化多元主义，他反对的是文化多元主义走向极端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 当我们追随西方左派媒体批评特朗普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自己，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其实如果在中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绝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学校里来了两个穆斯林学生，学校的食堂就不再供应猪肉；比如奥巴马厕所，生理上属于男性而心理认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厕所，还有更衣室、浴池；比如按种族比例分配上大学的名额，以及各种职位和机会;再比如，美国已经有一千多万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每天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来。加上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移民，拉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约五千万左右。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上学，一些福利待遇超过退伍老兵，有的城市公开庇护非法移民，加州给一百多万非法移民颁发了驾照，还任命非法移民做政府官员；有的政客要求全民医保覆盖非法移民；将被捕的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分开，由联邦政府照管，每个孩子每天的费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准超过美国公立寄宿学校；连“非法移民”这个词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得叫“无证移民”。特朗普要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把非法移民中有犯罪记录的、骗取福利的等几类人遣送回去。如果你觉得这是种族主义，排外的一元主义，那么，如果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你是什么态度？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按美国非法移民所占人口比例，如果中国有五千万非法移民，某个外来族裔在几十年中，达到总人口的近20%，也就是二亿多，你还主张继续开放边界，废除边境巡逻执法机构，接纳非法移民吗？ 我也问过日本教授同样的问题。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相当严重，到2050年就不足1亿人口了，其中三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但日本仍然拒绝开放移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引进几百万中国人、几百万菲律宾人，几百万印尼人？中国人都知道，非法移民留在日本很难，以前过去的，基本上被他们清理干净了。其实，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大量引进移民，日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学者也普遍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种族主义呢？我觉得，特朗普遵循的是常识，也是各国通例。他说，“我们是有法律的，我们是有国界的，请不要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不是难民营。”“任何国家都会守护他的边界，我们终于做了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 美国左派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时，使用的是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与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差距甚大。在美国激进左派的心目中，美国文明完蛋了无所谓，彻底碎片化了也无所谓，哪怕美国文明被置换成了墨西哥文明、玛雅文明都没关系。他们认为，这些人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我们应该满足他们。其实，如果拉美移民来得太多，只能把美国也变成拉美，两边拉平，不光他们的美国梦实现不了，连带着把美国本土人的美国梦也打碎了。 亨廷顿曾指出，在美国，精英群体远没有民众爱国，我以为，他们也没有民众对美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情。他们与各少数文化群体、边缘和弱势文化群体联手，共同瓦解主流文化。他们不要什么美国伟大，人类伟大就行。最近民主党的纽约州长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它也从来没有那么伟大过”（因为美国历史上犯下过罪恶和有过压迫行为）。他表达的正是左派精英团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否定。亨廷顿曾批评美国政治精英，说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解构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和特朗普所代表的以欧洲裔白人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朗普一派人是爱国主义者，为建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传承自欧洲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一方要解构主流文化，推动美国文化的进一步多元化，对美国文明的命运漠然视之；另一方虽然承认多元文化需要得到尊重，但要维护欧洲裔白人基督徒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担忧美国文明的前途。有人形容，两者之间发生的是“文化战争”，甚至是“软内战”。 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当听到有美国人批评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多元主义有几种，特朗普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五、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前途 美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假如说特朗普失败了，左派继续主导美国的进程，那就是继续慢性自杀的进程，美国文明的慢性自杀。当然，这个慢性自杀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以为美国马上就完蛋了。百足之虫还死而不僵呢，何况一个伟大的文明？既然是慢性自杀，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很享受，还很得意，因为这看起来是个高尚的行为，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力回天了。 假如特朗普很成功，他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和阻遏这样的进程。所以，不论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多少争议，我看到的，是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当然，美国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很难改变，这个趋势就是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过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这是它流行的基本环境。依线性历史观的思维习惯，后现代当然比现代要高级，但这个后现代却使西方文明失去竞争力甚至走向解体，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败坏性因素。 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成功。特朗普的现代主义路线如果非常成功，反倒使美国具备了继续向后现代文明过渡的条件；如果他失败了，在左派的主导下继续走后现代主义路线，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内部解体和文明衰落的过程就会加快。这样看，特朗普的行为，有如西西弗斯抵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有人形容他是“最后的罗马人“。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像特朗普这样回调到现代主义立场上，才使美国具有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可是，如果他很成功，美国人又过上了富足的、有保障的好日子，他们又要玩起高大上的后现代主义。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会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反复调整。 也不排除特朗普的回调和左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双方都不妥协，无法克制。甚至，发生严重的骚乱或内战也不是不可能。就美国内部两种人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冲突而言，我觉得不次于19世纪内战前的那种对立程度。内战前冲突的焦点，一个是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奴隶制问题，冲突最后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要知道，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民主不是万能的。价值观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民主的“博弈——妥协”的框架。当然，现代文明人类将战争的门槛提高了许多，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内战不易发生。但是，一种准内战、严重的骚乱是有可能的。很多西方保守派把大量移民的进入看作是“软侵略”或者“冷侵略”（cold invade USA）。他们觉得受多元文化主义支配的左派精英在出卖国家，毁灭白人基督教文明，他们绝不接受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美国被换血、被转换成别人的美国。而这些人同时也支持公民持枪的权利。 你可能觉得，特朗普的一些言行非常出格，撕裂了美国，制造了冲突，其实，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 如果你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就会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这个人瑕疵很多，但仍有约一半的人支持他，最近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近90%，这是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说的一些看起来有些粗糙和极端的话，他采取的一些争议极大的行动，好像是极具个性的言行，其实它们代表着美国文化冲突的一方，即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一书发布会（2018年8月29日）上的发言记录整理，来源：从道若云（微信号 CUPL20020830）。

一在了解商鞅这个人物以后，感觉非常震撼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能力，并且政治主张、政治能力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广泛的，长时间在使用，这是对中国来说是很悲剧性的事情。 对商鞅的记载有这样一句话：“少好刑名之学”，这是他的兴趣爱好，当时秦国地处偏僻，被诸侯看不起，不带他玩，他有点自卑，很倔强，长期受到歧视，是受害者的心理。 此时，秦孝公下了一个诏：“诸侯卑秦，醜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我去年做了关于儒家、道家、法家政治伦理的演讲，儒家主张人民幸福，道家强调人民自由，而法家追求的是国家强大，所以我一直觉得法家就是一个战国的思想，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法家是时代需求下出现的思想。另外，如果战国时代过去了，平常如果使用法家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比如战时的政策，放在平时很可怕，所以法家是战国的思想，主题是强行让国家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在法家看来完全可以忽视，甚至抛弃的，甚至认为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有损于国家的强大。 二商鞅的邪恶思想 商鞅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诏后就去了秦国，跟秦孝公有几次见面。 一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二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三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我认为并不是商鞅本身是想搞帝道，想搞王道，在秦孝公处被冷遇之后才改变了霸道，其实商鞅是在试探秦孝公，如果秦搞帝道、王道，商鞅就走了。而秦孝公也在试探商鞅，所以对初次和商鞅的见面很不满意。秦孝公和商鞅两个人互相试探以后发现对方是自已要找的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开始搞变法。 在战国时候搞变法最大的阻力是贵族，虽然秦国从贵族的角度来说是最弱小的国家，但也没有例外，所以秦孝公和商鞅针对改革变法在宫廷里面和另外一方的人搞了一次大讨论。有一场辩论中商鞅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记载在史记里面非常振振有辞：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迁 商鞅的意思是说，凡是排挤我的人都是比我低，反对的人都是愚者，而我看到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是智者，考虑国家大事根本不需要和人民商量，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担当。 他把自己看成是治大功的人，面对世俗反抗和众人的非议在所不辞，强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利民只是作为最后的目标，为了所谓的利民不惜损害人民，以所谓的长久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当借口，来损害当下和眼前的人民利益，这是专制独裁者一贯的做法，商鞅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话，商鞅这个人非常善于演讲，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讲格言，我们把他的一段话概括一下有很多是格言的。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这是他的主张和理念。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诬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数人才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力不能任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这些人不是依靠的力量，恰恰是需要抵制的阻力，凡是反对我们的都是庸者，反对我们的意见都是没有价值。 “民强则国弱”，《商君书》将百姓视为国家的奴隶、敌人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独裁是专制的前提，必须先保证独裁的权利才能维持专制，独裁必须建立一个理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值得一提。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以变。 如果仅仅看商鞅这段话非常好，都是有道理，都是人生格言，但是有一点大家忘记了，商鞅所说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来印证他的观点，哪怕是小事也会有。商鞅总结的六层道理中，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对普通民众智力、德行的藐视、对他们意见的藐视、对他们权利的漠视、对他们力量的轻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光有事实是不够的，应该更具备价值，这一点商鞅不具备，在秦孝公大变法的讨论里面，我们已经看出未来悲剧开始萌芽，也看到秦国最终失败的萌芽。 孔孟等人为何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商鞅这些事功突出的人，获得了后世更多的推崇和关注，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价值上的坚持，他们也默许甚至认可维持现有的等级秩序，但他们同时认可人在终极意义上是平等的，他们从来不会漠视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不会轻视普通民众的力量。 儒家主张“王道”，道家推崇“天道” 很多年前，北京曾经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有过一个提案：以后进北京的人不能门槛一样高，要根据他的能力决定有些人可以进北京，有些人不可以进北京，这就是以能力决定一个人是否拥有平等公民的权利，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认同，并且体现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北京的很多政策上。 我对于《商君书》的内容作简单的说明，更侧重点在于成败两个字，由于很多人认为商鞅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倡导的体制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的政治理念是成功的，我想就这一点做一些反思。 三 商鞅之法的深远灾难 我们看看商鞅做的一件事，他的变法法令制定好了以后，准备推行的时候，他担心人民不认可，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立木为信”。这件事受到了很多人赞扬，包括中小学教材，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对这一点很佩服，他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商鞅，商鞅让老百姓相信他很了不起。商鞅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体现出对老百姓普通民众的藐视、漠视、轻视，他这样做并不是树立政府的信念，相反他有另外的目的。 商鞅担心自己的法令颁布后推广不下去，担心老百姓意志不够坚定，朝令夕改怎么办？于是他做了“立木为信”的事情。“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10金。”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后很疑惑，把一个三丈长的木头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这是一个骗局，一定有猫腻，所以人民不敢、疑惑，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乘客告诉我说，你把我从复旦大学拉到财大，给你5000元。那么出租车司机敢不敢拉这个人，司机肯定会疑惑，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商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果然效果出来了，“民怪之，莫敢徙。”这么轻松给我10金，一个起步价就要给我5000元太奇怪了。 于是商鞅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于是有人站出来搬走了木头，拿走了巨额奖金。我猜测此人很可能是商鞅安排的“托儿”，商鞅一定有后手，万一没有人搬怎么办？好办，找一个人作为托儿就是了，这个人搬过去，给他50金，你觉得这是商鞅在民众面前树立政府的信誉吗？不是的。是什么？商鞅在向老百姓说，以后只要是政府颁布的政令，不管怎么样违背常理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不可以议论，你听话就是了。 法令推广一年以后，老百姓觉得这个法令不好，反抗的人很多，商鞅要杀鸡儆猴，要立威。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他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了，老百姓不敢再违抗了，于是商鞅的法令推广下去了。法令推广下去10年以后，老百姓已经适应了，已经习惯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法家思想、军事化管理让社会真的看起来很有秩序，所以很多人又说这个政策是好的，夸他表扬他，当初说法令不好，现在又说法令好的，面对这些人，商鞅怎么办？他把这些国家教化混乱的人，全部流放，在此过程里面商鞅做了三件事。凡是政府要做的事，第一，不容置疑，第二，不得抗议，第三，不许议论。 法家主张“法不阿贵”——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必须受法律约束 我做的事情哪怕再违背常理不能有疑问，照做就可以了，要的不是头脑，要的是执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得违抗，违抗了要惩罚，甚至到最后连你说我政策好的权利也取消了，这就是商鞅施政的手段。四 《商君书》写了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国家只要一种民，就是生产与战争的机器，这就是商鞅的壹民政策。 商鞅认为国家就要壹民，老百姓平常是农民、为国家生产粮食，一旦有战争就上战场，全民皆兵。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所以他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一切都要统一，商鞅有很多制服老百姓的方法，这是我做的总结。 我在1998年写的文章里面总结，从读《商君书》看到，商鞅有五种方法： 1.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儒家让君子成为人的道德模范，以好人带领坏人，君子带小人，社会往上走，孔子讲小人上达。商鞅的思想相反，他要以奸民治。比如说一个乡村，这个乡村里面选一个乡长选谁儒家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商鞅说不可以选德高望重的人，要选流氓地痞，流氓地痞才能把乡里治好。 2.壹教，就是国家只有一种教育。以前钱钟书先生说不是不让人民受教育，而是只受一种教育，韩非和李斯提倡以吏为师，老百姓根本不需要单独的老师，听官员的话就可以了，官员就是老师。 重农抑商的政策源自商鞅 3.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剥夺商人的财产，剥夺学者说话的权利。像我这样的人，资本就是一张嘴，把嘴剥夺了，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生活，韩非说把鸟翅膀上的羽毛剪了，让它不能觅食，只能是靠人养它。虽然商鞅姓商，但是他对商人是非常残酷的，首先他要消灭商人，消灭商人所有生存的环境，所以商人在商鞅的治理下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比如他不让你雇工，所有雇的员工给国家服劳役和兵役，还让你发工资，商人没法做了。 4.辱民、贫民、弱民——利于统治。商鞅说国家必须强大，人民必须卑弱，人民强了，国家不强了。还有如果通过前面的四种方法还不能把国家的强民全部制服和消灭，怎么办？ 5.还有最后一招，叫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些都是商鞅自己的原话。什么叫杀力？就是发动战争，商鞅看来有两个好处。首先发动战争，把对方引到别国国土上去，可以杀死别国的有生力量，同时自己的老百姓也可以在战场上消耗掉，国家强大了，一定要战争，因为国家强大了不战争，国家这么大的力量不发泄出去很麻烦，变成祸害，而国家弱小了也一定要战争，总之无论国家强弱说到最后都是战争。为什么把那个时代叫做战国？那个时候国家唯一的共识就是打仗，这就是法家思想。 五 商鞅之死 商鞅最后的死是很惨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直接被车裂，一种说他死后被车裂，可以看出来人们对他的仇恨。对商鞅的仇恨不仅仅是教科书讲的，是贵族的仇恨，而是全世界的仇恨，本国贵族和本国的老百姓，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商鞅最后成为了秦国逃犯、走投无路的时候，没人愿意帮助他，更没国家敢收留他，最终被车裂。 在商鞅被车裂之前的几个月，有一个叫赵良的人告诫商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赵良说如果不听我的话，你翘二郎腿的功夫就会灭亡，果然几个月以后商鞅被车裂了。 《盐铁论•非鞅》中记载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治理国家不讲价值观，就讲权变，讲政策和策略。我在写李斯一段话里面讲，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秦国之所以战胜六国，靠的不是价值观，李斯写的《谏逐客书》，从头到尾没有一点价值观，没有一点道义，只有权术，只有策略，只有政策，所以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弃道而用权，不要道，只要权变，只要手腕，只要政府。 中国人理解政治就是阴谋，一个人政治是否成熟看他是否有手腕，这来自于法家的思想。儒家孔子对政治有非常经典的解释，政是正当，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用正当的手段去推行公平正义，用正当的手段更重要，目标是公平正义。法家对政治的解释就是权变阴谋，韩非讲的法术关键在于“术”字，国家不讲伦理，不讲道德，就靠实力，现在中国人动不动讲这个话，很糟糕。中国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野蛮的价值观，尤其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外交上靠的是实力，不是拳头硬了就可以在世界上横行霸道。 暴力和残忍变成一种政治风气，甚至变成一种民风民俗，因为商鞅鼓励告发，几家人在一起，一家人犯罪，十几个人受刑，所以一定让妻子告发丈夫，邻居告发隔壁，风气变得很糟糕。 后世的“连坐”、“灭族”之法，均由商鞅所创 商鞅的老朋友公子岇是魏国人，两国开战之前，他给公子岇写信，我们是老朋友，现在打仗实在是悲剧，你明天来我这里，我们喝酒退兵，公子岇到商鞅的地方去了，喝酒完了以后商鞅把公子岇抓了起来，商鞅进攻魏国，导致魏国失败迁都，原来是在陕西，后来迁到开封，从此魏国一蹶不振。商鞅确实为秦国立功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赞赏和肯定他，这个世界的基本道义没有了，怎么可以长久，所以在国内无论老百姓还是贵族，人人对他有怨恨，家家看作他是仇。六商鞅之问 我的1998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商鞅：斯人自杀》，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商鞅虽然被车裂了，但是他让秦国成功了，他的政策政治是成功的，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关键讨论一下，我们只看到商鞅改造过的秦国在七国之争里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你不知道他最终埋下了秦王朝短命覆亡种子。 法家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秦国 我们觉得法家塑造了强大的秦国，今天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秦国，有一个电视剧《大秦帝国》，网上有秦吧，有不少人在网上骂我，他们组团叫大秦卫士队，那个被陈胜吴广干掉的队伍。中国在历史朝代的时候总有一些遗民，秦朝灭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秦朝好，秦朝没有一个遗民，没有人怀念它。但其实秦朝有遗民，而且数量很多，只不过不在2000年以前秦朝灭亡的时候，而是在秦朝灭亡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看他塑造了什么样的秦国。 秦国在先秦的典籍里面有专门的称呼，可以把它看成是它的LOGO——就叫做虎狼之国，读一下先秦经典和战国策，当时人们说秦国的时候在前面加了两个字虎狼之国，所以商鞅的变法，包括后来李斯入秦，让秦国由弱小之国变为强大之国，这一点没有问题。 兵马俑再现了秦国的“虎狼之师” 商鞅到秦国之前，秦国很愚昧，变法后有秩序了，成为野蛮之国，而且在冷兵器时代野蛮是一种武器，野蛮是一种力量，在丛林时代和野蛮人在一起，一定是野蛮人更有力量。荀子比较过，当时秦国排第一、魏国第二，楚国第三，因为秦国军队最野蛮，所以排第一，秦国军队是国家的人质，一个人上前线，这个人是国家的人质，在前方杀敌没有问题，如果做了俘虏，全家人做奴隶。当时给有功之人除了赏粮食和爵位之外，还有一个赏赐的物品是奴隶，所以秦当时是没有废除奴隶制的，因为如果废除了奴隶就没有奴隶赏赐。原先奴隶是身份，商鞅的做法让所有的奴隶变成潜在的奴隶，今天立功了，可以高高在上，享受人们的欢呼，带上爵位和粮食回家，但是明天失败了，全家人到别人家当奴隶，所以商鞅把所有国民都变成了潜在的奴隶。商鞅为此沾沾自喜。可是商鞅不会把愚昧之国变成文明之国。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做过统计，秦国为什么强大，为什么能在战国之争中战胜六国？福山的分析角度非常有意思，与其他的军事化社会相比，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20%，比如秦国和赵国进行了战争。长平之战，赵国失败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消耗了很多力量，死了很多人，到最后秦国臣相把15岁以上的男孩子全部送上前线，最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40万人被捕，其他20万人全部坑杀。把死人堆成一座山，是秦国惯常的手段，每取得一场胜利，把头颅带回去，盖成一座山，造成极大的恐慌，以前带着耳朵回家，商鞅说以后不要带耳朵，只要带着脑袋回来，很恐怖，比如我是六国的一个士兵，你是一个秦国的士兵，在腰上挂着一个人头晃荡，很恐怖。所以商鞅造成野蛮的力量，造成一种恐怖的力量，他把国家的力量调动到8%-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到1%，希腊人仅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的伤亡前所未有，在一次损失当中5万军人，而中国是西方的10倍，是秦国造成的风气。 商鞅军事改革给士兵定下的管理指标，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符合朝廷规定的数目)；野战，斩首两千则盈论。在商鞅的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秦国形成了什么样的军事上的风气？ 看看白起的战绩，白起很残酷，昭王14年斩首24万，昭王34年斩首13万，昭王43年斩首5万，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150万以上，我们根据《史记》记载的统计，史记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记载了秦国斩首多少人，所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另外，秦国自己士兵死亡的人数没有算在内，但是冷兵器时代杀敌1万，自己死8000。150万以上没有问题，所以秦国统一的代价是中国当时版图上人口在战争当中死掉了200-300万之间，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不到2000万，这样的统一真的是我们希望的吗？所以我曾经在写李斯的文章里面讲到，统一不具备死亡的价值，并不是为了统一什么都可以做。 长平之战，白起活埋赵国40万降卒 商鞅死了，韩非死了，李斯灭族，他们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们今天的历史教材和一些学者常常这样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本人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政策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所以他们认为是成功，甚至认为他们是大公无私。 “天下苦秦久矣”六国失败了，六国老百姓也失败了，秦国的老百姓成功了吗？秦国本来老百姓最惨，“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战陷即全家为奴。”所以刘邦召集秦国老百姓，讲了六个字，“父老苦秦久矣。”这一句话让秦国的老百姓热泪盈眶。为什么项羽没有在关中立足，刘邦占了两个人的便宜，第一是项羽，把秦军主力消灭了，所以占了便宜，第二大便宜是占了秦王朝的便宜，秦王朝太残暴和太低级，刘邦只要好一点，他就可以战胜，因为天下苦秦久矣。所以老百姓不可能有成功或者赢了。 为了一人独裁，防止宗族分权，二世即位以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秦国历来残杀本族，一人独裁。秦朝以前是周朝的政治，相当于贵族民主制，贵族是一个集团，只是贵族集团里面推选出一位老大当家，当老大不好，贵族对你有强大的约束，孟子曾经和七王有一个对话，能不能谈卿贵卿就是国家的贵族，先谈谈我的家里是贵族，我的弟弟、叔叔、伯伯都是贵族，就是贵卿之卿，孟子说国君不错了，这些人起来提批评意见，反复不听意见换人。所以在周朝的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独裁的，秦国最后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因为他比别的国家更独裁，独裁是不是很厉害，独裁更好地集中社会资源没有问题，但是独裁到最后谁赢，贵族都消灭光了。 六国输了，秦国的老百姓输了，秦国的上层贵族也输了，二世个人赢了吗？两年以后，二世被赵高杀了。赵高潜伏秦宫几十年，殚精竭虑，机关算尽，最后他是否赢了？他没有赢，五天以后，他又被子婴杀了，在一轮又一轮的内部残杀中，子婴是最后的胜利者吗？46天以后，刘邦来了，没有杀他。但是很不幸，项羽来了，项羽不客气，把子婴剁成了肉酱，把以前幸存下来的也杀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秦制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一部绞肉机，最终谁都不可以从中获益，没有胜利者。 秦从秦非子算起近700多年，从秦襄公算起500多年，这个国家就是要强，几百年的发愤图强，几百年的不息自强，几百年的好胜争强，拿强用强，强到最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统天下，唯我独尊。谁知道最后竟然是瞬间崩溃，一败涂地，宗族绝灭。 秦给世界带来的就是毁灭，最终也毁灭了自己。有数百年历史、有数百万军队，却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半文盲：项羽、刘邦，还输给了2000多年的历史。秦朝灭亡以后，从汉到清，没有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同情歌颂秦朝，没有一个朝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肯定秦朝，甚至没有一个野心家、暴君敢于公开声明自己效仿秦朝，所以秦朝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是彻底的失败，完全失败了。 焚书坑儒 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输了，秦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从中可以找到幸福。 很多年前看过一篇俄罗斯的诗歌，谁能够在俄罗斯快马自由那么谁能够在秦国的制度下快马自由。 答案：没有。 为什么？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道义，这样的大国真的大吗？ 这样的强国真的强吗？ 有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真的能明白吗？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人类天性中的愚蠢，还生出了另外三根新芽：野心、虚荣和骄傲。 虚荣和骄傲的差别在于：骄傲是坚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虚荣是渴望别人相信自己具有某方面的价值，通常还伴随着一种隐秘的希望——希望通过唤起别人的确信，最终能使自己同样确信。 骄傲源于内，是对自我的一种直接的欣赏。虚荣则是渴望能从外界间接获得这种自我欣赏。 虚荣自负的人通常喜欢夸夸其谈，而骄傲自大者则多半沉默寡言。但是虚荣的人既然一心争取别人的认可，那么就应当意识到，就算自己的确有很好的谈资，但也许保持适当的沉默，比聒噪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骄傲的人，普通人只能做做样子，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扮演骄傲，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唯有坚定不移地确信自身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特殊的重要性，才会让一个人产生君临天下般骄傲的感觉。当然他的这份确信很有可能只是误会，或是性格使然，但只要他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就无损他的骄傲。植根于信念的骄傲，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已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品质，而非我们的主观意识。 虚荣是骄傲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大的障碍。骄傲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自己的价值确信不疑，而虚荣则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赞扬，从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处心积虑讨好别人，四处逢迎。 骄傲常常引来诋毁和抨击。但我猜想，诋毁抨击别人的，多是那些自身没什么可骄傲的人。 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厚颜无耻，但凡具有任何长处或优点，人们就应该把自己这项优点牢记于心——如果我们善意地忽略自己的优势，与其他人过从密切，那么那些人肯定会把我们当做同一级别的自己人来对待。 我要特别提醒那些最卓越的人，卓越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天性，不像勋章和头衔，时刻都要引人注意。要知道过分随和反而容易让人轻视，就像罗马人过去常说的，“愚人倒来教导智者”；或是像阿拉伯谚语说的，“若你纡尊降贵跟一个低贱的人开玩笑，他很快就会蹬鼻子上脸”；当然还有伟大的贺拉斯也在教导我们，“该你得的荣誉，就千万不要客气。” 当谦虚成为一种“美德”，愚人反倒获利最多——谦虚若是美德，那岂不是人人都得把自己说成是个傻瓜才行？谦虚实际上拉平了人们之间的差距，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傻瓜似的。 最廉价的骄傲是民族骄傲，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如果一个人号称为他的国家或民族自豪，那只能说明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否则也不会抓着那些千百万人共有的东西引以为荣了。 有个性、有见识的人，会更加清晰地发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陷就暴露在他眼前。但一个可怜的傻瓜自身没什么可令他骄傲的，就只能把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当作最后依靠，为其感到骄傲。他为自己的自卑找到庇护，随时准备拼死为其错误和愚行进行辩护，不分青红皂白，连其缺点也誓死捍卫。举个例子，倘若用一种理所应当的轻蔑口吻说到英吉利民族的愚蠢和偏执，你就会发现五十个英国人里也很难找出一个人赞同你，即便有那么一个，也只能说他大概刚好是个理智的人。 德国人没有民族自豪的情结。就像大家一致认可的，充分说明这是一个诚实的民族！但也有一些可笑的人——主要是那些“德意志兄弟”和政客们，装模作样地宣称为德国感到骄傲，曲意奉承、蛊惑人心，其实只是为了误导国民，多么的虚伪！他们甚至说德国人发明了黑色火药，我也对此持怀疑态度。 利希滕贝格 问：“为什么没几个人会冒充德国人？一般人似乎更喜欢冒充法国人或英国人，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这就是因为个性远比民族性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首先考虑个人的独特个性。既然无法在不涉及若干民众的前提下去提及国民性，那么就根本无法做到在高声赞扬的同时，还能保持诚实。在每一个国家，人类那些卑劣、刚愎自用、做作等都集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我们厌烦这个民族，赞扬那个民族，再转而追捧另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在嘲笑别的民族，这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注：本文选自叔本华《人生的智慧》，木云译，来自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公元前五世纪初，伯里克利时代尚未到来，西方文明己走到十字路口。希腊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一个东方强国在不断进犯希腊。对于希腊人而言，东方是一个长久的威胁。这可以追溯到那个古老的故事：海伦被拐到特洛伊，希腊舰队为她而远征。希腊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所引发的东西方的对决是一场无休止的悲剧的序幕。东方和西方是天然的对手，可是，西方不可能最终战胜地缘广袤、财帛丰盈和人丁兴旺的东方。 现在，历史的下一幕开演了。荷马史诗中的角色被颠倒了，东方正在进攻西方。东方强国波斯正在向一个后援空虚的小国逼进。 所谓西方文明，即指当时的希腊。此时，埃及王朝已陷入无救的衰落；罗马正在蚕食意大利而无暇东顾。当时的第三大强国，迦太基及其属地扼守亚洲的前哨阵地，在本质上，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西方，而属于东方。那时的希腊和波斯成了担纲历史的主角。希腊与东方，就像一个侏儒与一个巨人，但是，这个侏儒打败了巨人。每个希腊人都知道，这是希腊英雄主义所创造的奇迹。人们无须担心，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战士决不会否认精神力量而求助于物质。当萨拉米斯的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在溃逃时，地米斯托克利说道：“赢得胜利的不是我们。”精神力量战胜了一切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佐证了精神的凯旋。 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看来，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自由，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唯一差异。东方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所有的东方暴君们——在希腊世界不存在——的行为方式如出一辙，为了扫清通向王座之路，他们不惜流血丹陛，弑父杀子。不择手段的杀戮会收到篡权窃国的功效。他们的臣民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无需再被降格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曾代言希腊，把亚洲人说成天生的奴隶。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一个希腊人对一个波斯人说：“你们不知自由为何物，一旦你们懂得了，即便手无寸铁，也会为自由而战的。” 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漫漫数千年的帝国史中，自由是一个不明之物。直到盛业崩溃之时，自由的名字才能被他们所领悟。而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东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孕育了自由的国度必将在西方世界留下永久印迹。 不用说，在拒绝服从制约这一点上，古老文明是相似的。夸张与无视分寸感是它们的特征。亚述鸟兽巨雕、埃及神庙、肖像和金字塔以及巴比伦空中花园，所有这些艺术品就是明证。俗不可耐的珠贝与黄金充盈了帝王的府库，不可思议的豪华与同样不可思议的污秽比邻而居，堆积如山的珍宝和破灭无助的众生判若云泥，东方式的生存总是被两极分化。 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另一端，不受约束的自由势必会酿成一场毁灭人类的暴乱。无论如何，遵循有序法则才更可取。东方的专制之所以承袭不绝，在于它从不顾及理性与秩序。西方世界找到了从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径。这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发现。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这一理念首先植根于一个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小国，却不是威赫一时的埃及或伟大的巴比伦?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希腊人宣扬自由，同时也稳妥地界定了自由的边线。 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这是希腊人的基本常识。言过其实则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憎恶极端的事物，无序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快。在希腊语中，诸如漫无边际和无穷无尽之类的词汇都内含着不良的义项。不仅凡人，还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紧紧把握着生命的真实。荷马史诗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灵异，而是以希腊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希腊人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他们需要真理，从不认为逃避现实就能发现真理。希腊艺术中最优秀和几乎最全部的特征就在于从不超出现实的范畴。希腊的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她是现实的化身。拒斥怪诞是希腊艺术家的天性，他们不断追求永恒，与一切反常或不测之物保持距离。不论是一座神庙、一尊雕像还是一只希腊瓶，他们的艺术创作极力要表达的要素是本质与普遍。亚述的艺术家只生产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对本质与普遍置之不理。他们的那些可怕的肖像似天马行空，将适度感弃置一旁。而希腊艺术家从不渴求这种自由。他们遵从法则的约束。孟德斯鸠说过：“法则是一种必要的关联，它源自于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希腊人的语言。他们受本能驱使去寻找那个必然的关联，那个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这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 帕台农神庙雕带上的少年形象并非是现实的拷贝；它既不脱胎于某个人的肖像，也不是纯粹的虚构物。它高于人的天然之美；不过，它又是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它说明艺术家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希腊的艺术家像他们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在探究那个根本的理念，它会给现实中的不和谐和混沌注入意义与秩序。希腊的艺术家发现了灵与肉的对立与融和，在后希腊世界中，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得尤为紧张。希腊的艺术家找到了一种能让灵与肉相融合的表达方式，将人的神性与能激发灵性的人体之美结合在一起。 艺术家们与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政治家发现了法与自由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说的一段：“我们是自由的民主政制，但是我们服从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弱者的立法以及那些试探人们廉耻之心的不成文法。”对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自愿服从使雅典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伯里克利在暗示，希腊人认为不成文法是最重要的。雅典作为世界第一个自治体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伯里克利和他的听众通晓法典中的大部分成文法，对于毫无犯罪冲动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反谋杀法和反抢劫法无异于形同虚设，鉴于违反不成文法不会招致判罚或监禁，因此它对每个公民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对怀特海教授所称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服从，对善、同情心和利他心的服从，对不可或缺的所有生活品行的服从，雅典人，当然，不包括沙漠中的隐士，将它们视为人类自由共处的基本条件而加以接受。比起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法律所确立的行为规范是没有意义的。 希腊人渐渐找到了自由的含义。任何英语单词都无法表达希腊文sophrosune一词的涵意，而它却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尽管它常被译为克己、自制，但它远超出这个义项。它正是对德尔斐两大神谕精神的界说：“认识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傲慢与目空一切是希腊人最为憎恶的两种品性，Sophrosune则与之严格对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Sophrosune本身的含义是，承认潜存于人类共性中的那种持中的美德，限制放纵，规避无节制的冲动，服从和谐与平衡的内在法则。这个希腊人最为尊崇的美德不是基于他们对中庸之道的偏爱，而是由于他们生命中的自主、丰赡以及灼热的体能使他们必须要把握一种修行精神，否则这些美质将自毁于无意义的暴力。 这就是希腊人的理想，自由不过是他们收获的果实。只有在自我确定的限度内把握自己，人方能获得自由，这一理念是希腊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借助sophrosune，希腊发现了人们如何自由共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治政体。回溯到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盛世前的一百多年，大胆而富于远见的政治家梭伦奠定了全新的国家理念。梭伦选中雅典作为建国地，一个自由政制脱胎于世。在这个国度里，每个公民都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生机勃勃，从不拘泥于成规。新政所体现的非凡精神始终魅力无穷，激发起民众的政治活力，这成为雅典政坛的最显著特征。唯有雅典能够堪当大任，探索者的气质让雅典卓然于世。雅典长久地保持着这种气质。“除了谈论和吸收新鲜事物，雅典人从不在别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圣·路加于六百年后写道。 雅典人随时聆听梭伦的新主张，追随他走上一条所有邻邦不曾涉足的道路。这个旷世实验不依仗兰尼米德列阵中的武士，也没有借助法兰西的恐怖主义和断头台，它在某个雅典独立纪念厅里悄然启动。只有在这个以雅典为首都的小小的阿提卡，新的理念才能够得以付诸实施。长久以来，雅典一直是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先驱。在地中海一端的希腊诸邦，科学诞生了。人们不仅探究宇宙，还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无论如何拥有了雅典这样的城邦以及梭伦这样的先驱者，去争取人的合法权利才成为可能，也唯有雅典人能够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此时，其他的希腊城邦却在割据一方，各自称王。唯有在阿提卡，每个农夫、牧人、工匠才能成为参与政府事务和法律事务的公民。 在当时的世界，奴隶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雅典，很多人没有人身权，而奴隶则更是被打人另册。没有人会同情奴隶，那些奴隶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这一现象在东方和西方是相似的，使用奴隶而又无视奴隶的存在成为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还奴隶以人权的言论并没有惊动梭伦，他的关于人人皆有政治与法律权利的新思想丝毫也没有惠及奴隶。奴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梭伦相信阿提卡最贫穷、最底层的公民完全拥有自治的权利和能力，可是，奴隶问题从没有进人梭伦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头脑。把心满意足的奴隶主与关注下层民众政治参与权的政治家们相提并论，对我们来说并不难。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共和政制就曾认可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提及希腊的成就时，务必记住是希腊人首先认真地思考了奴隶问题。思考就意味着批判，而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两千年，即公元二世纪末，广泛传播希腊哲学的斯多葛派曾公开谴责奴隶制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 至少雅典公民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在当时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国家；也不曾有具备如此自由程度的国家。不到敌人兵临城下的重大危急时刻，言论自由在雅典就会受到限制。那些政治家和统帅们的失策和败绩被置于雅典的剧场中加以曝光，任人评判；甚至在公民大会开始时，代表雅典人最高权力的监选人都会发问：“有谁要发言吗?” 在一支被强敌所困的希腊远征军不得不拼死一搏的关头，他们的统帅会在出击之前简短致词：“你们生活在世界上唯一自由的城邦。只有在雅典，国家才不会妨碍个人的日常生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的话——“一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大约在1776年，一位与雅典心心相印的政治家曾说过：“不要干涉人类的自治。”毫无疑问，这时麦迪逊从未意识到他在以希腊的方式说话。甚至，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想到雅典和梭伦，但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这句话一旦被领悟就再不会失掉。即使在行动中被遗忘，它依然留存于这个或那个人的心灵深处，你不能肯定它不会突然变为行动，但你可以肯定，有一天它必将应验。 注：本文选自汉密尔顿著《希腊的回声》，曹博译。

萨默赛特·毛姆写道：“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 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 因为痛苦，正因为刻意经历这痛苦，我才从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活着的感觉，至少是发现一部分。我现在认识到：生存的质量并非成绩、数字、名次之类固定的东西，而是含于行为之中的流动性的东西。 一日之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在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需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或是读书，或是听音乐，放松精神，尽量早点就寝。我大体依照这个模式度日，直至今天。拜其所赐，这二十来年工作顺利，效率甚高。 优秀的侦探小说家雷蒙特·钱德勒曾在私信中说过：“哪怕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我每天也肯定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独自一人集中精力。”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完全能理解。钱德勒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职业作家必需的膂力，静静地提高士气。这样一种日常训练对他必不可缺。 才华之外，如果再举小说家的重要资质，我将毫不犹豫地举出集中力来。这是将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才能汇集，而后倾注于最为需要之处的能力。没有它，则不足以办成任何大事。有效地使用这种力量，就可弥补才华的不足与偏颇。我每天在早晨集中工作三四小时。坐在书案前，将意识仅仅倾泻于正在写的东西里，其他什么都不考虑。我以为，哪怕拥有横溢的才华，哪怕脑子里充满了妙思，假使牙痛不已，那位作家恐怕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因为他的集中力受阻于剧烈的疼痛。 在学校里，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这一真理。 心灵所受的伤，便是人为这种自立性而不得不支付给世界的代价。 说起来，我这个人是那种喜爱独处的性情，表达得准确一点，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每天有一两个小时跟谁都不交谈，独自一人默默地跑步也罢，四五个小时伏案独坐，默默地写文章也罢，我都不觉得难熬，也不感到无聊。这种倾向从年轻时起便一以贯之，始终存在于我的身上。和同什么人一起做什么事相比，我更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是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我可以想出许多许多来。 其中一位选手，自从开始跑马拉松。每次比赛都要在脑中回味哥哥(此人也是一位长跑运动员)教给他的两个句子：Pain is inevitable．Suffering is optional．这便是他的真言。其微妙的含义难以正确地翻译，明知其不可译而硬译，不妨译成最为简单的：“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关键词是这个optional。假使说，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啊呀呀，好累人啊，我不行啦。”这个“好累人”是无法避免的事实，然而是不是果真“不行”，还得听凭本人裁量。我以为，这两句话简洁地归纳了马拉松此赛最为重要的部分。 想跑快点就适当地加速，不过就算加速也为时甚短，只想将身体感受到的愉悦尽量维持到第二天。其要领与写作长篇小说一般无二。在似乎可以写下去的地方，果决地停下笔来，这样第二天重新着手时便易于进入状态。欧内斯特·海明威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持之以恒，不乱节奏，对于长期作业实在至为重要。一旦节奏得以设定，其余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然而要让惯性的轮子以一定的速度准确无误地旋转起来，对待持之以恒，何等小心翼翼亦不为过。 跑步对我来说，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积累参赛经验，一面将目标的横杆一点点地提高，通过超越这高度来提高自己。至少是立志提高自己，并为之日日付出努力。我固然不是了不起的跑步者，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毋宁说是凡庸的——水准。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跑步时我大体听摇滚，偶尔也听听爵士。不过考虑到同跑步的节奏匹配，我觉得作为伴跑音乐，摇滚最让人满意，像红辣椒、街头霸王、贝克乐队，或者是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甲壳虫之类老音乐。节奏越简单越好。如今许多跑者一面听着iPod一面跑步，而我还是喜欢用惯了的MD。与iPod相比，MD略略显得机身偏大，信息量却远远要少，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现时的我，还不想将音乐和电脑搅和到一起，就像不将友情、工作和做爱搅和到一起一样。 速度与距离姑且不问，我先做到坚持每天跑步，尽量不间断。就这样，跑步如同一日三餐、睡眠、家务和工作一样，被组编进了生活循环。成了理所当然的习惯，难为情的感觉也变得淡薄了。我到体育用品商店去，买来了合用而结实的跑步鞋、便于奔跑的运动服、一块秒表，还买了专为初练跑步的人写的入门书，读了。如此这般，人渐渐演变成了跑步者。 世上时时有人嘲笑每日坚持跑步的人：“难道就那么盼望长命百岁?”我却以为，因为希冀长命百岁而跑步的人，大概不太多。怀着“不能长命百岁不打紧，至少想在有生之年过得完美”这种心情跑步的人，只怕多得多。同样是十年，与其稀里糊涂地活过，目的明确、生气勃勃地活当然令人远为满意。跑步无疑大有魅力：在个人的局限性中，可以让自己有效地燃烧——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便是跑步一事的本质，也是活着(在我来说还有写作)一事的隐喻。这样的意见，恐怕会有很多跑者予以赞同。 不过细想起来，这种生来易于肥胖的体质，或许是一种幸运。比如说，我这种人为了不增加体重，每天得剧烈地运动，留意饮食，有所节制。何等费劲的人生啊！然而倘使从不偷懒，坚持努力，代谢便可以维持在高水平，身体愈来愈健康强壮，老化恐怕也会减缓。什么都不做的也不发胖的人无需留意运动和饮食。并无必要，却去寻这种麻烦事儿做的人，为数肯定不会太多，因此这种体质的人，每每随着年龄增长而体力日渐衰退。不着意锻炼的话，自然而然，肌肉便会松弛，骨质便会变弱。什么才是公平，还得以长远的眼光观之，才能看明白。 不管奔跑速度降低了多少，我都不能走。这是原则。违背了自己定下的原则，哪怕只有一次，以后就将违背更多的原则，想跑完这场比赛就难上加难了。 我仰望天空。能看到一丝一毫的爱心么？不，看不到。只有太平洋上空悠然飘来浮去、无所事事的夏日云朵。云朵永远默默无语。它们什么都不对我说。或许我不该仰望天空，应该将实现投去我的内部。我试着看向自己的内部，就如同窥视深深的井底。那里可以看到爱心不？不，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我的性格。我那个人的、顽固的、缺乏协调性的，每每任性妄为又常常怀疑自己的，哪怕遇到了痛苦也想在其中发现可笑之处的性格。我拎着它，就像拎着一个古旧的旅行包，踱过了漫长的历程。我并不是因为喜欢才拎着它。与内容相比，它显得太沉重，外观也不起眼，还到处绽开了线。我只是没有别的东西可拎，无奈才拎着它徘徊彷徨的。然而，我心中却对它怀有某种依依不舍的情感。 注：本文节选自村上春树著《当我在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译者：施小炜

很久以前就打算写写“伪国学”，但总觉得有识之士已多，抨击“伪国学”的文字早已屡屡出现，不乏真知灼见。再者，分辨“国学”与“伪国学”其实并不难，只需基本的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即可做到，所以我便一直偷懒。 可前段时间的一桩小事让我不敢再偷懒，为了“救救孩子”，必须得为揭开“伪国学”的画皮尽一份力。 事情缘起一份少年国学班的招生简章，大概意思是如果孩子叛逆、不听话，就来学“国学”，诵读经典的同时去儒家圣地接受一下心灵洗礼，几天之后就可以还给你一个听话温顺的好孩子。 稍有点文化层次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招生简章不屑一顾。但负责推广的商家却告诉我们，这个招生简章还真吸引了不少父母，连办数届仍不缺客户，而且客户学历层次并不低，本科毕业算是起跑线，硕士毕业的大有人在。 搞笑的是，推广者并未感激这些客户，反而抱以深深的鄙视。他嘲笑这些客户普遍素质低下，即使拥有高学历，也是死读书的典型，估计除了教科书再没读过其他书，毫无人文修养，因此才会上当受骗。 更讽刺的是，他还提到自己曾为了国学班的事情请客吃饭，两位连孔子孟子庄子都分不清的官员均大谈重塑国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听话了，下属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就得重拾国学，让他们学会尊卑”。 毫不意外，他也把这两名帮了他大忙的官员列入了白痴的行列。说起如今那些动辄数万元培训费的高价国学班、国学夏令营，以及各种国学研究会和层出不穷的“国学大师”，他的评价就是“传销”二字：“以功利性的教材去骗人。”将国学变成一门生意，仅此而已。 这种商人看不起客户的故事，讽刺意味极强，是极好的小说素材，也是朋友相聚时极好的笑话题材。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就让人笑不起来。 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 按照一般说法，真正将“国学”二字的含义从“国家一级学校”延伸为中国学术，始于清末民初这一转型时代。这个概念的建立，从时间而言极为仓促。国学大师钱穆（也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国学概论》中曾写道：“‘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国学”解释为“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许多人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有着先天的不足。因为它的诞生背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晚清民初。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进入，许多保守者希望维护固有文化，于是祭出了“国学”概念。也正因此，“国学”概念从诞生起就带有守旧的一面。 我倒并不反对维护固有文化，全面的提倡和全面的扬弃都是片面的。但这种维护必须应先分是非，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性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扬弃实在是理所当然。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大量值得留存、吸收的东西。由国学知识体系中延伸出的各种价值观，与普世价值也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勤俭节约，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道家的“天人合一”，也与生态环保理念有所契合。 又如管子所说的“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种对“礼义廉耻”四字的强调，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有人慨叹如今世风日下，其实也正是基于“礼义廉耻”这一传统价值标杆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无视被摧残，无礼者、无耻者大行其道的局面。 有人曾质疑传统道德与文化，认为其不合时宜，但从实践而言，它与现代意识完全可以并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陆发起文革，疯狂“破四旧”，破坏文物、摧毁古迹，批斗殴打老师、父母时，台湾则发起文化复兴运动，提出“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将传统文化植于教育。两岸之后的不同文明走向，社会风气之别，与这次不同的选择颇有关系。 当然，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遭遇了许多难题或暗面，比如对传统文化一窍不通，靠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还错漏百出）的骗子被奉为大师，便是一例。 但凡速成，必是骗人 有人曾说，国学始终处于一个被剪裁的过程，历代封建帝王为统治需要，将之逐步剪裁为自己想要的模样，比如“独尊儒术”就可算一例。我对这个观点认同一半，在我看来，封建帝王始终推崇儒家，但只是希望百姓以儒家立身，至于统治手法则多半还是法家那一套，仅仅宋朝等闪光时代有所不同。 不过，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代表国学。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伪国学”，剪裁之风比历史更盛，甚至只留糟粕。即使是当下几乎成为“国学”代名词的儒家，也被裁剪到不成样子。 对于儒家，争议也一向颇多。新儒家认为儒学与普世价值、现代民主并不相悖。但相对地，也有人认为儒学尽是糟粕，鼓励奴性。前者的说法有其道理，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历史的选择性遮蔽，我们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十分片面，儒家学说中其实不乏一些独立精神的闪光。后者的说法当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中，许多人推崇并希望民众广为接受的“儒学”，实则就是“奴学”，是赤裸裸的“伪儒家”。 这种“伪儒家”的高端表现，就是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还有到处撒钱兴建却门庭冷落的孔子学院。至于低端表现，则是个人生意，比如一茬茬冒出来的“国学大师”，还有各种成人国学班、儿童国学夏令营等。大家统一穿上唐装，再读读《弟子规》、《三字经》，就成了国学修行，洗涤心灵。 在这些骗局中，以“速成班”最为龌龊。这些“速成班”动辄收取几千几万的学费，标榜可以让学员们在短期内（这个期限甚至可能是几天）全面掌握传统文化。这种原本稍有智商就可一眼分辨的骗局，偏偏可以吸引不少人，究其原因，显然与一直以来的教育有关。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忽视了两点，一是人文、审美，二是逻辑。人文与审美缺失的同时，极端的“实用主义”影响了许多人，他们只看重“立刻有效”的东西，脑子里完全没有“底蕴”这一概念。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用处，忽视了性情的培养。正因为没有人文基础，又喜欢“立马见成效”，才会被这些“速成班”所蒙蔽。逻辑的缺失则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没有逻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分辨力，亦是上当的原因。 诵读经典当然不是坏事，它不仅仅可以陶冶性情，也能培养语感，对思维乃至写作都极有帮助。但诵读的效果决非立竿见影，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但凡“速成”，必是骗人。 伪国学的刚性需求 如果仅仅是把“国学”变成一门生意，倒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专门“取其糟粕”，打造“伪国学”，然后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是先有某种目的或结论，再据此寻找“国学解释方案”。这种最坏的局面，偏偏自所谓“国学热”开始以来便已形成。 即使是国学中的一些精华，也在某些人的刻意曲解下变得肮脏，最明显的例子要算是“中庸”。 “中庸”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难得的精华，生动阐释了平衡和谐的理念，即使将其“技术化”，也应取制衡之意。 但可悲的是，如今把“中庸”二字挂在嘴边的官员、父母，都将这个词曲解了，变成了不得罪人、遇事和稀泥、不讲原则、随大流…… “中庸”一词的被曲解，揭示了伪国学为何会存在的真正原因：“伪国学”的那些刚性需求者们，根本不在乎任何国学名词原有的意义，他们只是扯“国学”为大旗，然后给国学名词赋予自己想要的意思。而那些国学大师、搞国学速成班的商人们，只不过是投刚需者所需。 也正因此，如今的许多国学与其说是国学，还不如说是成功学。国人原本就急功近利，恨不得孩子三五岁就跟老头一样，这种成功学为底板的“国学”恰恰是投其所好。 2014年1月1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北京国子监举办了“百年太学府，唱响弟子规——国学圣地百人诵经典迎新年”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小学生、艺术家及社会各界代表100余人礼拜至圣先师孔子，在国子监辟雍大殿前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 “服从”也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像开头所说那个国学班的受众和支持者，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深入一点则以儒家道德为主打。而且，儒家经典中的一些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甚至有人曾将儒家的君臣观理解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家庭观念也以此类推，借以批评现代人在职场上、家庭中的不够服从。 但可笑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老话，其实仅仅见于评话之类的通俗文学，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这种以通俗文学、民间俗语代替“国学”的可笑例子，实在数不胜数。 百家争鸣时代的其他经典，往往不在国学班的诵读之列。比如《管子》中的“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恐怕没有几个现代官员希望孩子弄明白这句话。 形式主义也不免进来掺一脚，比如学校组织学生给老师磕头、给父母洗脚，要说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算国学，那可真是把国学当邪教来折腾的节奏，完全与现代文明脱节。 邪教的另一表现就是迷信。说起国学，很多人必提《易经》，当年孔子也推崇《易经》，但他并没有把《易经》固化为算命之书，而是从哲学角度予以诠释，这也奠定了《易经》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但如今的“易学”，基本沦为了神棍聚居地。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ver/201808/17/041041632727.jpg?imageView2/1/w/710/h/400/|imageMogr2/strip/interlace/1/quality/85/format/jpg 系列序：对于那些发生在非洲草原上的“礼崩乐坏”或盘旋于南美雨林中的“瓦釜雷鸣”，我们早已习惯——地球上那几十个婴儿死亡率超过1%、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国度，只有在《战狼》或《红海行动》上映时，才会被国人啧啧称奇一番。 然而有一些在经济和发展上绝对不算落后，甚至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度，它们或是地区性大国，或位列联合国五常，拥有值得仰视的辉煌过往。令人讶异的是，它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震荡，甚至处于某种危机的前夜。 这些国家为什么也会遭受失败？我们又能够从它们的失败中得到哪些启发？ “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今年2月24日，一组符合抖音用户想象的镜头出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身体力行，向世人展示了“浪漫的土耳其”——他在演讲时亲了一口身旁6岁的女童，小女孩泪流满面。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223147.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 小姑娘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面对人群的紧张，可能是被领袖关怀而激动，当然也可能是身旁这位老爷爷的那句话——“她的口袋里装着土耳其国旗，如果她成为烈士，上帝同意的话，她的尸体会被国旗裹住。她准备好了面对一切，你是这样的吧？” 军事爱国，是土耳其历来的传统。埃尔多安正是在一场号召支援前线部队的集会上，遇到了这名6岁的红色贝蕾帽。这也是埃尔多安能够以总理加总统的身份，连续享国15年，并且很可能继续执政到2029年的重要因素——他是现代土耳其政局中，第一位能够掌控军队，而不是被军队政变的强人。 2016年7月15日，一次突如其来的军事异动，席卷了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政变部队占领了媒体、政府机关、中心市场等要地，并对外宣布“土耳其的世俗原则被现政府破坏”。 人们原以为，这是历史的周期率——自国父凯末尔开国以来，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化保卫者的角色，每当政府向宗教神权方向开倒车时，军队便仗剑行事。在1960、1971、1980和1997年，部队几乎以每隔十年一次的频率发动政变，并成功迫使政府就范，甚至总理下台。 然而在埃尔多安面前，坦克第一次哑火了。随着埃尔多安的呼吁，市民们涌上街头抵制“叛军”，而亲政府的部队也迅速赶到，仅用了一天时间和265条生命的代价就平息了事件。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215464.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土耳其百姓向“叛军”挥起了腰带 埃尔多安敏锐地抓住了动乱的机遇，在全国开展了浩荡的清算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至少5万人因此遭到逮捕，另有15万人遭到开除或者停职的待遇。 在这场清洗活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媒体，根据土耳其记者协会统计，在政变后土耳其政府撤消了至少777名记者的证照。数十家媒体被关闭，土耳其历史最悠久和发行量最大的《共和报》、《时代报》，均遭政府搜查接管。据国际组织统计，在2016和2017两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新闻工作者监狱，土耳其共逮捕了154名记者，几乎比排名第二的东亚某大国多出一倍。 紧接着，土耳其政府以“资助敌对势力”为名，查抄并国有化了至少950家公司。据《纽约时报》称，“从小型果仁蜜饼连锁店到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土耳其政府篡取了大约110亿美元的公司资产。现代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系统性掠夺财产行为的先例。几千名被剥夺产业的高管们纷纷逃往美国纳什维尔、芬兰赫尔辛基等遥远的海外城市。另一些不那么幸运的高管沦为了阶下囚，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监禁行动的受害者。” 当这些紧张时刻过去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埃尔多安的权威。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向议会提交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随后多次发动海外土耳其人投票支持。最终在2017年4月16日晚，土耳其修宪通过。 这意味着近百年历史的议会共和制被结束，总理一职被废除，总统则大权独揽。原有三权分立架构，整合为由总统指挥分配三大权力的结局。并赋予新总统直接组阁，任命两名副总统，制定颁布行政命令，直接提拔军官，甚至给予其连任到2029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给予总统干预司法，领导议会执政党掌握立法权和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间等关键大权。 在土耳其前身的奥斯曼帝国时期，那些代表力量和权力的统治者，会被尊称为“苏丹”。自修宪并成功连任总统后，国际上对埃尔多安的称呼也逐渐从总统变成了“苏丹”。 经济增长就是执政合法性 为何埃苏丹能够执掌权力十几年，甚至可以动员人民保卫自己的政权？ 位于安纳托利亚这个贫瘠的高原上，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必须要依靠武力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后来直到1990年代，土耳其依然是个经济负增长、两位数通货膨胀、贫苦人口数量超过千万的国家。 2003年，埃尔多安以总理身份登场。接下来的十年间，土耳其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高增长率的国家；人均GDP从2500美元飙升到10522美元，离发达国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在经济全球化、各国央行量化宽松的好时光加持下。仅2006一年，土耳其吸引的外资就超过了1980到2000年这20年的总和，并正式启动了欧盟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人从没想到过，自己的国家还可以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竟能达到1万美元左右。原本只能出口椰枣羊毛的国度，竟然成了欧美金主旅游的后花园，甚至近邻的石油富豪们，也纷纷来此投资办厂。“Made in Turkey”的服装，更是行销全世界。 这样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呢？ 埃尔多安曾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是“把全国81个省全都变成建筑工地”。没错，土耳其是个不输中国的“基建狂魔”。从雄壮的大桥到宏伟的清真寺，再到全球最大的机场，埃尔多安将巨大的基建项目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连接欧亚两洲的八车道悬索桥、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平行的新运河、比美国白宫大50倍的新白宫总统府……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624749.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埃苏丹的家：世界最大的官邸，拥有1000多个房间 巨大的基建投入，推高了不动产市场。土耳其房地产总值自2009年至今翻了6倍，仅2015至2016一年间，土耳其房价就涨了13.9%，位列全球第一。 虽然埃苏丹执政这些年来问题不断，从恐怖袭击到民间抗议，从盟友反目到军事政变，但在支持者眼中，埃尔多安是一个民族精神复兴的化身，一个能够为人民争求世界荣耀的领袖。即便以最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除了埃苏丹，还有谁能把积贫积弱的土耳其，变成一个GDP全球前20的地区性大国？ 以至于“土耳其模式”也被华尔街纳入到了一堆美妙新词中：“薄荷四国”、“金钻11国”…… 欲望之渊 作为一个衣着朴素、经常去球场上踢两脚、在底层社会有强烈认同感的领导人，埃苏丹和家人却住在超级豪宅里，并被上千人伺候着。 同样，在他的治下，信用扩张和消费主义铸成了全民高杠杆的现状，甚至于有年轻人认为他并没有在搞什么“去世俗化”的举动。 然而欲望背后存在隐忧。土耳其大基建的资金基本都来自外国借贷，据估算，过去11年土耳其的建筑支出高达538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外国银行的借款。除了借外债，埃尔多安更是大开印钞机。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广义货币整整增加了24倍，相比之下，中国也不过只有9.1倍。 通货膨胀之下，土耳其央行开启了提升利率的应对措施。这是任何具备基础经济学知识的金融机构，都会采取的对策。然而在2015年2月，埃苏丹认为央行没必要独立运行，随后土耳其检察机构起诉了时任央行行长。 随后，埃苏丹将自己的女婿任命为财政部长，并获得了任命央行行长的权力。这位苏丹终于得以贯彻自己的经济学理念——他认为利率是一种“剥削工具”，利率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 实际上，为了给庞大的财政刺激项目融资，埃苏丹一直坚持实行低利率政策。即便通货膨胀率接近16%，并使经济面临外部冲击，埃苏丹也不为所动。 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升至15%以上的历史高位，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当这种情绪在7月24日爆发导致里拉急挫时，土耳其央行却并未像市场预期那般调升利率。直到里拉暴跌，埃苏丹也并不认为需要做什么调整，而是鼓动他的人民扔掉美元，改用里拉。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023428.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苏丹的支持者用美元擦鼻涕 国际市场对苏丹的这一系列举动瞠目结舌，然而这与埃苏丹上台之后神奇的外交手腕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为“奥斯曼帝国昔日在巴尔干半岛无上荣光”的追忆者，埃苏丹一直有个大国梦，有观点认为，苏丹意图领导“穆斯林世界”。 自国父凯末尔开国以来，土耳其一直寻求加入欧洲。然而由于亚美尼亚屠杀等人权问题、军队长期干政等民主问题，以及数量庞大的伊斯兰教众，土耳其入欧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当埃苏丹发现欧盟还是拿着有色眼镜看自己后，干脆也不装“西方那一套”，直接转向新奥斯曼主义。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037211.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背后的人打扮成古代帝国战士 在历史上，土耳其曾经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为可靠的盟友，两国都并非阿拉伯国家，世俗化程度相对较高。然而2008年时，为了团结伊斯兰国家，埃苏丹不惜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展开激烈争论，最后愤然离席，以示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行动的不满。 埃苏丹曾出兵打击利比亚，并派兵进入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在2015年11月击落了普京的苏-24战机，并且一直拖到2016年6月底才向俄罗斯总统道歉。他还是伊朗核计划的支持者……有人总结到，土耳其与美、俄、欧、以、伊等世界、地区主要大国都存在着矛盾，埃苏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土耳其推到了历史上最孤立的境地。相比之下，弄跌个里拉，算什么呢？ 为了能够在一次又一次外部事件和自身误判中巩固权力，弥补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埃苏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大清洗”、“大反腐”。并且更加渴望经济增长，无法接受任何下滑。 毕竟从15年前至今，苏丹的支持率已经下跌了16%。

李开复 李开复，著名信息产业的经理人、创业者和电脑科学的研究者。曾在苹果、SGI、微软和Google等多家IT公司担当要职。2009年9月从谷歌离职后创办创新工场，并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此文是他于2011年所做的对大一新生的演讲。又值九月开学季，相信此文对满怀憧憬跨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会有所启发。 我在后台正好跟俞敏洪老师碰面，也交流了一下。我问俞老师：你是北大英文系的，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他的回答是，海明威。非常有档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狄更斯。比较通俗一点（大家笑），容易看得懂，《双城记》什么的。但是我今天开场想跟大家谈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A Christmas Carol，有人翻译成《圣诞欢歌》，你们读过吗？电影看过吗？电影是讲一个小气财神的故事。因为环境的影响，让主人公变成了一个自私的、小气的、苛刻的财神。圣诞节的前一晚，有三个灵魂来拜访他。最后一个灵魂叫未来，带着主人公去看他个人在人生结束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主人公看到后，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人生结局不幸。他醒来之后就下定决心，觉得刚才发生的事情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从此之后，他决定改过自新，做个善人。 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是“给未来的你”，希望你能看到未来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人可能会说，我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开复怎么会知道呢？其实我不是确切地知道每个人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们要相信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和大学生的交流，在创新工场，Google、微软这三个地方我们所雇佣的每个员工，我们招聘的每个毕业生，来申请项目希望得到投资的每位年轻的创业者，在微博上留言的每位求助者，他们都是二十来岁，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未来的你。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是9月2日，2015年，我跟在座的各位会谈什么事情，你们心中的困惑又是什么，你们要发展成为的人在2011年的今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探讨的：2015年的你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的演讲一共分4个部分。 一、首先我认为，有可能2015年你会成为一个迷茫困惑的人。 在创新工场去年做校招的时候，我们去了15所高校，找到了顶尖的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发出了200份offer，然后我一一打电话，看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创新工场，来学习创业。在说服他们之前，我不想误导任何的学生，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会问：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人生的未来，创业是否是你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是顶尖学校的顶尖学生，这个问题总应该想透总应该知道答案吧？如果你不想创业，我可能就不希望你太努力地来创新工场，因为也许你会在一个大企业或者政府里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许多回答。常见的回答有： ——啊？你真的是开复吗？是真的开复吗？ ——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创新工场对你的邀请。在谈offer前，我想先知道，你是否想过创业的事情？ ——这时80%的回答是，不知道，没想过。 其实这就是一种迷茫。80%来创新工场申请工作并成功得到offer的人都没有想过创业是否是你自己的道路，这一点就是一种迷茫。这个数据还是顶尖学生的迷茫，我在网上看到更多的同学的发问，比如专业不对口，不知道想做什么，不知道自己爱做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们这大学四年，有一件事要做好，就是认清你自己，要弄清楚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特别要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你的天赋在哪里。在你考虑这个事情之前，首先要知道你要清空的过去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就是：这个事情跟别人认为你是谁，或别人想要你成为谁，丝毫没有关系。你周围的人，无论是同学、老师、家长，他们都不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他们想要你成为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人。所以大学四年，其他都可以再学，但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天赋。 为什么天赋如此重要？你想，如果我们非要把比尔·盖茨硬变成一个音乐家，硬要他去作曲，他能去成就微软吗？如果你把贝多芬这样一个人硬要他去编程，他有可能成为比尔·盖茨吗？肯定不是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你至少亏欠你自己的是让自己找到自己的天赋。这样你才能够把你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另外我深深相信，找到自己的兴趣也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自己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他吃饭、睡觉、洗澡都在想着这个事情，最后他不成功都会很奇怪。 那该怎么去找兴趣和天赋呢？我给你们的建议也很简单：多尝试。多尝试那些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东西，无论是选修课程还是实习工作，无论是参加社团或者去网上求知。重点是你要给自己分配时间，努力去找到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可能存在的地方。还有，不要很刻意地去说，我未来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因此我要很功利地去学某一个知识系统，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就错失了你心中真正最爱做的事情。乔布斯曾经说，我们人生面临各种选择，应该追随我们的心。乔布斯还说，人生中的一些经历都像是一个个点，在人生未来某个阶段，我们都有机会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当你还没有画出你的曲线的时候，不要苛求每个点都在正确的位置，否则你可能就没有真正追随你的心。 我来演讲前，看了下我大学里选的课，发现有三种：一是选之前觉得可能有兴趣的，选了以后发现非常枯燥，上课都在睡觉，实际没有兴趣的，包括经济学，美国政治，欧洲文学，欧美文学，艺术经典，音乐经典，这几个都是我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兴趣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花了时间选这些课，因为选之前以为自己有兴趣，选之后明白自己没兴趣，就让人生的选择划掉了一个，能多划掉些选择，这样的elimination也是一件好的事情。第二种是，上了几堂课，做了几次作业，就发现你爱上了它，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不可能第一次就撞上，我也是选了那么多发现自己不喜欢的课，才发现撞上了自己喜欢的课，也就是计算机。还有第三种可能发生的是，学完以后发现很有意思，但是不知道以后有什么用。这没有关系，就像乔布斯所说的，这些都是一个个的点，也许你的人生未来有一天会把这些点串起来。比如当时我发现，我对哲学很有兴趣，学了没用，又不可能做哲学家，但我今天写的书和文章，如果有丝毫的哲理在里面，还是要感谢当时学的哲学。当时还学了中国文学，听起来也很荒谬，这个学计算机的人学文学干什么，就是有兴趣嘛，那毕业了有用吗？没用，但是我这几年出了5本书，至少还有两本非常畅销。如果没有学中国文学，很可能也不会有成为业余作家的李开复。另外也有一些其他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比如英语写作、国际关系，这些在Google的四年确实蛮用得上的。 这些选课的决定，当时做的时候并不是刻意的。当时就觉得上一上。第一种发现不喜欢的，就扔掉，第二种是爱上的，就马上去追随它，第三种是喜欢但是没用的，那就先留着，以后终于会把它串起来。 我知道在座的许多同学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要疼，你在美国换专业选课之类都很轻松，我们在中国可不是这样的，很多是被限制的。确实中国有很多限制。但我跟你分享一个创新工场工友的故事。有一个很能干的工友名字叫尚若辉（音），他毕业于一个排名非常靠后的大学，几乎没人听过那所大学的名字，父母亲说你学会计吧这个好找工作。但他学了才发现，没有兴趣，挂课，但他在网上浏览时发现，居然有一个方向叫用户体验设计，他特别感兴趣，怎么父母没告诉，怎么高考时没这么一个选择。但他没想这么多，就在网上交了各种相关的朋友，在网上上了各种课程，在论坛里发问，跟国内外的朋友交流，然后就发现自己原来有这方面的热情，也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居然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打工，半年之内赚了4万块，他的设计让人赞不绝口。但就在他发现非常开心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以前只挂一两科，这个学期他挂了4科，因为他爱上了自己的兴趣。他跟父母做了沟通，他毕业以后不做会计，但他也尽力提升成绩，至少达到毕业的标准。父母看到这孩子在他感兴趣的领域还是不错的，就没有要求他了。他也就一边读书把成绩提起来，一边在新浪找到了一个兼职的工作，之后又在创新工场找到了一个兼职的工作。然后一毕业就在创新工场投资的知乎团队哩，成为了整个团队的用户体验负责人。所以当你找到自己的最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想魔术一样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再次分享一下乔布斯的一段名言：2005年斯坦福说：不要被信条所束缚，最重要的是拥有跟随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和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一个人。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是次要的。 如果你对未来迷茫，希望你能把握时间，找到自己的天赋和兴趣，这样才不会迷茫。 二、成为应试机器的人。 知道自己的迷茫还是有希望找到兴趣的，但成为应试机器的人就更严重了。在创新工场每年收到几万份简历。常常，打开一份简历我都不得不摇头。比如，某人，男，英语四六级平均成绩80分，刻苦努力，三好学生，等等，几乎每一个简历千篇一律地都是用这些成绩数字来描述一个人，而且是用在应试体系里的数字来描述一个人。这样的人是没有一点吸引力的。难道你在大学四年教育之后，只能给我这些数字吗？你是否成为了应试教育培训出来的一台机器？你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除了你的分数之外，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学懂了什么？你在学到的地方有没有好的创意，你是否知道你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你在课堂学的东西能发挥出来吗？ 所以，第二点我想建议的就是，不要成为应试教育的机器。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你们经过了12年的应试教育，今天应该划上一个句点。我希望你们能逆转过去教育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迫害，开始真正的学习和思考。 有关思考方面，一共有三种大学四年里你必须学会的学习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可以帮助你从应试的壳里飞出来： 第一种能力是自学的能力，这个特别重要，这点做不到，一切其他的大学教育都是白学了。读中学的时候，老师会一次一次重复当时上课的内容，但是进了大学以后，老师只能充当引路人，学生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学习和实践。在这四年中你一定要从一个被告知知识的人，到一个能学会自己学习知识的人。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有理解的能力，不能只有背诵的能力。这包括了举一反三的能力，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要能够无师自通，给你一本课本，你能把它看懂，做到这些，你就拥有自学的能力了。 那你可能要说，我从何开始才能具备自学的能力呢？唯一一件必须学会的事情，就是学会问为什么。因为在应试教育里面，只要学了“什么”就可以及格了，就可以背诵了，就可以考试了，但是在大学里面，你不能只学“什么”，一定要学“为什么”，当你理解了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如此的，你才能再次把它推出来，你才能举一反三，无师自通。随时都要问为什么，上课问，去论坛问，上网问，问同学……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了，学到了。 第二种能力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能力。你学的每样知识，不要只是知道这个公式是什么，理论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在真实的工作中有什么用。因为你进入社会才会知道，以前学的会计、统计、哲学、文学之类，可能都不是你老板认为你最需要的知识。有人说：其实在大学里学到的真的有用的知识，只是你一生中要用的5%而已。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些知识怎么能够应用起来。老师教了你怎么写英文，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个英文应用到比如说写一个公关稿上。再比如，老师教了你怎么编程，你要理解这个编程怎么转换成商业价值，成为一个移动互联网产品。这些都需要你在学习时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用”。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非常反对学数学，认为像指数之类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直到有一天，我告诉她会用指数，你就可以计算你的银行有多少钱。我问她，你如果有100块钱，每年10%的利息，10年以后你会有多少钱。答案居然不是200块钱的时候，她就突然有兴趣了。她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她想知道为什么。这时我就告诉她，指数是有用的，要学会融会贯通，知道怎么实践。 第三种能力叫做critical thinking，就是批判式思维。每一件事情都有多方看法，不是只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意见都值得了解，都值得珍惜。不要被教条锁住，要学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这里我也想讲一个创新工场的工友王俊煜的故事，他是北大元培班的高材生，然后进入了google，google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公司，但是这个公司是非常强烈的工程师文化，每做一个产品都想着这个技术能够多酷，能够多困难，能够多难让竞争对手抄袭，但是比较少去想，用户要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王俊煜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做用户体验的人，特别在乎用户的感觉，而且深深地了解，一个产品不论技术有多难被抄袭，如果用户不喜欢还是不会去用的，他在google的时候就多次和人发生争执，在google的时候因为是工程师文化，他的声音有时候就会被淹没，但是他执着地提出他的想法，至少在两款产品上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并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加入了创新工场，成为了豌豆夹这个产品的共同创始人，做出了非常好的产品，今天豌豆荚可能是创新工场投资的所有产品里，用户评价最高的一个。这证实了，我们不能只用一个方法来看问题，一定要尊重不同的观点。 怎么样培养这个critical thinking呢？我建议你们以后碰到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不但要学会问“为什么”，还要学会问“为什么不？”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不可能是那样？这样可以让你更深的了解，有不同的方法来看问题。我女儿以前参加过辩论社，她问爸爸，我辩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我给她的建议是，你永远要选择那个你不认可的观点。她听起来觉得很奇怪，我明明不认可这个观点，为什么我要去辩论它呢？多次之后，她慢慢了解了，当你去辩论你所不认可的观点时，会有很多好处：首先你会知道，有不止一个方法来看问题，其次，对方的辩论方向你已经了如指掌，辩论的时候好用，第三，辩论的对方也会知道，你居然这么有知识，两边都想得这么清楚，让你未来更能够平衡，更容易成为一个有批判式思维的思想家。 所以，如果你希望未来的四年不要成为一个应试机器，那就希望你多问问“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不”，还有“这有什么用”，这能够帮助你学到自学的能力，实践的能力，还有批判式思维的能力。 三、2015年在座的某位同学说，李老师，我感觉很孤独，我感觉很被动。 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我的人际能力不够强，人际圈子小，又没有什么特长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社团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建立关系。这其实很自然，因为在应试教育的氛围长大，在过去的十几年，你们可能很少有时间，在学习之外，培养人际关系。 所以我会给你们建议： 首先，在校的时候要多培养你们的情商。所谓情商，就是和别人交流的能力、将心比心的能力、得到别人信任的能力。以后进入业界你会发现，信任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信任这个东西需要很多时间来培养，但是犯一次错就可能毁于一旦。 如何跟你的朋友培养友情，我建议你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交几个要好的朋友。因为大学的友情往往是那种不变质的，可以受益一辈子的。希望你能将心比心，能像好朋友对待你一样对待好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分享能让痛苦减半，分享能让快乐加倍。希望你们能在大学四年交到这么一批好朋友。 第二，我也希望你能很好地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就是口才。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就很好、能够思考就足够了。希腊哲人说过，一个能够思考的人如果不能表达，等于一个不能思考的人。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美国一个创业家Tim Westergren，是很著名的互联网公司Pandora的创世人，他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创业家，我能从上帝那里要求一样礼物，我会挑选口才。 如果一个创业者想要成功，他必须影响他周围的人，比如投资者、顾客、用户。一个有口才的创业者，可以更好地发掘公司的员工，可以让员工理解自己的愿景，可以激发你的员工的斗志和潜力。当然只有口才是不够的，但是我很惊讶我见到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有这方面的才华。而口才不是在学校里任何课程可以学到的。所以口才、表达非常重要。 第三个最重要的建议是多争取学习实践的机会。在你大学这四年，如果你想突破，成为一个不那么内向的人，成为一个外向，受人喜欢，有魅力的人，你要多学习团队合作，因为你会发现，进入社会里面，团队的合作代表了一切，在课堂里面，是不那么鼓励团队合作的，考试的时候，如果团队合作，那不就作弊了么？如果想毕业之后有好的团队合作，在读书时一定要学习、培养。 “我听到的我会忘掉，我看到的也不会记住，我做过的我才真正明白。”必须去实践，才能真正明白一个团队是怎么工作的，是怎么定目标的，是怎么达到目标的，你会学习如何跟人协作，跟人协商，能够增加你的情商，提高与人沟通的能力。 我注意到，我在google工作四年，在创新工场2年，在这6年的时间里，我没有雇佣过任何一个没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所以明年暑假到来的时候，至少你们要答应我，不要回家去悠闲着玩一个暑假，因为暑假是你少数的难得的可以投入实习工作的机会。暑假是没有学业压力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时间花在实习上面。没有一个没实习过的学生能够进入google或者创新工场。这代表了实习让你真正体会了社会要什么。毕竟学校和社会是脱节的。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课程并不真的了解在企业里我们需要什么。唯一的方法学到实际工作经验的机会就是暑假去实习。如果你找不到创新工场、google、百度这么好的公司实习，我的建议，去任何一个公司。去一个能对口的公司最好，不能对口的公司也没问题。技术公司找不到，找服务业，哪怕是到餐馆里端盘子，都有价值。虽然你不会想端盘子一辈子，但是你端盘子的时候，有机会跟周围的人，跟顾客、跟老板的接触会让你成为一个情商更高的人。除了实习之外，还有学生的社团，社团其实是一个微观的社会，所以参与社团是进入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方式。 重复一下，如果想提高情商，我的三个建议：培养友情，培养口才，争取实习。 相关一点：如果在社团活动中犯错了怎么办？争取工作机会碰壁了怎么办？万一我去百度应聘被拒绝了怎么办？万一他们嘲笑我怎么办？万一我发现自己很不足怎么办？万一我发现周围的人都比我优秀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再次提醒你，积极主动，不要畏惧失败。从大学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必须从被动转向主动。你一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要积极地管理自己的学业甚至未来的事业计划。理由非常简单：只有你能管理你自己的未来，没有人比你更在乎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只有一个积极主动、不怕失败的人，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赢得成功。只有善于展示自己的人，才能在工作里得到最多和最少的机会。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算了吧，别争取了吧，休息一下，多累呀。但是你不能放弃，你的被动其实就是弃权，而你不去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解决，不去做个决定，也是在做决定——你做的决定就是让你成为一个被动、消极、不成功的人。 谈到犯错，我们这个社会往往是不鼓励犯错的，甚至是惩罚犯错的。但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失败了很多次。你可能不记得，你第一次尝试走路的时候，你跌倒了，你第一次张嘴说话的时候，你说错了，你第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可能快淹死了。你第一次投篮，肯定没有投进。但现在这些事情你都会做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因为失败而被打倒。你从失败中学习，失败中站起来，失败中学到更多。这也是我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任何成功，最大的我学到的教训都是来自失败，而不是来自于成功。 我们都非常尊敬的乔布斯先生最近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尤其在看到他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记住你们即将死去，这件事情帮助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生命中所有的荣誉……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来真正重要的东西。 当你担心失败或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最好的解药。如果你能清空一切，你没理由不去做那些你必须做的事情。 四、未来的你可能是一个浮躁、贪婪的你。 这个我在年轻人中间一次又一次看到。这更多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因为环境中有很多不公平，有一些富翁迅速致富，不是每个最诚信的人都得到了最大的成功，有一些人非常贪婪，做的事情非常浮躁，但是他们依然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人很不幸成为了部分在座的你们的偶像，或者部分你们未来奋斗的动力。 奋斗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基于这种侥幸致富来作为你的动力。在今天的社会里，创业也好就业也好，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有一本书《异类》里面告诉我们每个了不起的大师都是经过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才了不起的。莫扎特练习了1万个小时，比尔盖茨编程了1万个小时。千万不要浮躁，不要认为可以得到侥幸的成功，那种侥幸的成功即便得到了，可能也是短暂的。就算不是短暂的，也是不值得的。 这里我分享一个故事，隐去主人公的名字，用假名。在创新工场，我们投资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叫小凤（化名），她是名校毕业，才华横溢，很聪明，对技术对产品都很有感觉，而且口才非常好。因为她自己在表面上非常光鲜，她被团队一致推为团队的负责人。但她非常浮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认为自己可以驾驭整个团队，认为自己可以做商业计划，甚至我们都相信了她自己的说法。但很不幸的是，她浮躁地希望能够快速得到成功，能够快速出名。结果，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怎么出风头与搞人际关系上，而疏忽了脚踏实地地把产品做好。最后产品做得非常不成功。团队成员一个又一个离开，最后自己也离职了。这个例子看到的是很不幸的，一个完全有机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才，因为浮躁，没有得到成功。这让我也有很大感触，让我们今后面对这些创业的青年人才时，必须常常问你，考你，确保你做了你需要做的功课。比如你花了100个小时，你在你的产品方向，你的领域里，一定要懂得比我们多。如果你没有花这个苦功夫，没有懂得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投资你。这是我们从中自己学习到的一个教训。这样也可以避免这类的事情再次发生。 另外一件浮躁的事情发生在某大学，一批学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创新工场投资了我的电影。非常得意。这一下就吸引眼球了。洋洋得意地等着创新工场出来辟谣，一辟谣，他们就可以把事情越搞越大，经过微博的转发，最后也许大家知道了创新工场没投资它，但是它已经出名了。这是他们悉心的计划。计划因此可以火起来。但是这种浮躁的聪明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看到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一个传统的企业可能就算了，息事宁人了，或者辟谣，或者别理他。但我认为做这种事情的人需要得到一个教训，因此他们收到了我们律师的电话。这个电话警告了他们，如果不停止侵权，我们告他们。然后他们也收到了校领导的通知，说他们这么做是不可接受的，请不要再闹了，学校可能也惩罚了他们。结果，他玩火自焚了。希望这也成为一个教训。 在微博的时代，其实这种虚假很多时候都不能蒙骗人，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郭美美。 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例子，也隐去他的名字。一位叫小高的创业者，他有了所有的创业者应有的才华，不但懂技术，懂产品，而且创业过，有经验，也有在大公司任职的经历，口才很好，非常自信，30出头，从我们眼里，从任何风险投资者眼里，都是一个需要追捧，抢的创业者。他来见了我们，跟我们讲了创业想法，听了以后我们觉得蛮好的。这个人也很好，团队也很好。我们当时恨不得就掏出支票来投资他了。但是我又问了几个问题。我说你这个计划多久能做出来。他说4个月我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但是我是搞技术的，我知道这个产品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做不出来。我又问他，你这个想法为什么和在现在公司做的业务非常相似？他慌忙地回答，不会不会的，我们有很多新的想法，做出来一定是不一样的。听了这两句话之后，我心里大概知道了，他可能打算从现在的公司偷窃一些源代码出来。另起炉灶，用不同的用户体验来包装原公司的技术，4个月做出一个平常要花2年的时间做的产品。这可能是他的如意算盘。当时有一位投资经理说，开复啊，别这么较真，这些事情，不要问这么清楚，你问清楚了，大家都不好。他没说他是偷窃，我们也没问，大家都不说，不就是了么。听到这话，我非常失望，对创新工场我没有教好我的员工非常失望。于是，那个周末我发了个邮件：今生我们有缘聚在创新工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为了金钱，也是希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仅仅希望能成为顶尖的早期投资者，我们也希望能正面影响中国的创业环境。我们不仅仅希望能够孵化顶尖的企业，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成为受世界尊敬的企业。我们不仅仅希望扶持最聪明能干的创业者，我们也希望找到德才兼备的创业典范。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创业者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他是否能赚钱，而要深度理解这个人，看他是否有潜力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好领导。如果一个创业者有诚信的问题，例如盗窃代码或践踏别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人的，无论他的公司能多成功，赚多少钱。作为创新工场，我们的一举一动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无论是对我们平台的员工，还是对我们投资的公司，如果我们支持犯罪，我们自己就是在犯罪。如果我们投资邪恶，我们自己就是邪恶。如果我们自己容忍卑鄙，我们自己就是卑鄙。 我们不能浮躁，我们更不能不诚信。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在座如果有想创业的同学，我劝你们不要太浮躁，一毕业就创业，失败的概率太大了，就算你做过实习，你也不会深度了解财务、法律、运作、市场、技术、产品、用户。你不可能这么快成为全才的。给自己至少几年的时间，再去创业。尤其是要去做高科技产品的创业的话。 最好的培训学习方法，就是加入一个创业公司。在里面学习几年。当你觉得自己学够了的时候，你逐步累计自己的实力、人脉，再过几年再来创业也不迟。我们要求每一个来创新工场创业的人，都懂得比我们多，对领域有丰富的涉猎和经验。 例如，豌豆家团队，除了王均与之外，还有一位北大的才女，叫崔瑾。崔瑾的经历让人最感叹的一代是她在北大国际关系毕业，她非常想学习创业，去百度申请，当时百度没有太多职位，就跟她说你要来的话就做前台，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她就答应了。所以今天崔瑾经过在百度、奥美、google的累计，学到了很多做事、做人的方法，她今天能够成为豌豆家的首席运营官，很大的程度来自于毕业的那一天她没有带着北大人可能会有的自豪感而不愿意接受一个前台的工作。她愿意从基层做起，虚心地学习。 再举一个清华的例子。我们投资的一个创业者叫许朝军，可能大家都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他的发展，他在大学的时候先从chinaren干起，然后被收购进搜狐，然后又到了陈一舟的千橡，跟王兴一起做了校内网，之后成了人人网，几十亿美元上市，之后又到了盛大，成为边锋的总裁，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今年才30岁。我想讲的不是说他多成功，当然今天他很成功，拿了千万美元的投资，在创新工场支持下，做了点点网，崛起非常块。我想讲的不是他有多成功，而是他有一个多么谦卑的第一天，在12年前的今天，他从乡下来到北京，他发现周围的人懂得都比他多。他傻傻地进了计算机系，但是他从来没摸过计算机。他周围的人在城里长大的都会编程。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习、赶上这些人。他要先学会打字，但是买不起键盘。他就在纸做的键盘上练习学会了打字。他编程如果拿不到机时，就在纸上编程，辛苦地把自己训练成了计算机高手，在很多很好的企业里做得非常好。而他从搜狐出来的时候，曾经有风险投资家对他说，你很厉害，在中国最早的社区chinaren就做得这么好，然后搜狐收购了以后，23岁就成了技术总监，这简直前途无量，我们想投100万美金，让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他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习够，我现在是懂技术了，但是我在运营、市场、用户方面还要继续学习，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参加了不同企业，学会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最后他才在创新工场支持下，出来做了点点网。所以你看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他拒绝了100万美元的投资，因为他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学习。 在脚踏实地的话题上，我再想分享一句乔布斯的座右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不是乔布斯写的，是一个叫kewin kelly的人写的，kewin今年65岁，是美国有名的科技预言家和科技作家，他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有幸我去年见到了他，我跟他说乔布斯从你那里学到了人生的座右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你是如何理解的？肯定不是告诉我们都笨笨的，都饿饿的，一定是有更深的理解。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最容易懂的语言，阐述、诠释这四个英文字给我听？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渺小，如果我们不学习，科技的发展速度会让我们所有的一切在5年后被清空，所以我们必须用初学者的谦虚的自觉，饥饿者渴望的求知态度来拥抱未来的知识。——希望大家也能记得这句话。 谦虚、渴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的学习，就可以避免浮躁、贪婪的你。 各位同学，人生在世，我们拥有的两个最大的财富，是我们的才华和我们的时间。才华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用我们的时间来换取才华。而在你们大学这四年，你们可能是这一生拥有最多可以自己掌控的时间的阶段。所以希望你们务必利用这四年的时间，把握这四年的时间，培养自己的才华。昨天刚踏入校门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一个青涩的、被动的，为了应试分数读书的，被家庭呵护的，刚毕业的中学生，今天希望你们从这个讲座听到如何避免迷茫困惑、应试机器、孤独被动、浮躁贪婪这些可能是未来不好的你，四年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追随你们的心，学习思考、脚踏实地、成为高智商、高情商，有潜力，有思想，有价值，有前途并且讲诚信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 同学们，祝福你们过精彩的四年，成为一个精彩的人。

这一阵儿，爱国的声音听得太多了，想起五四，原本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抗争，经过一些人的巧妙的点拨，居然化为一场抓内奸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受伤害的，当然都是中国人，也只能是中国人。然后，爱国的呼声，很快转化为一场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内战，直皖大战。由直皖大战，民国的所谓军阀混战进入高潮，一潮高过一潮。一直打到国民党北伐完成之后，还没有止息，直皖战争之后十年，比直皖之战惨烈百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杀得尸横遍野，才算暂时让内战告一段落。我们总喜欢讲我们这个民族对外抗争的历史，其实，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自己打自己人。境外的游牧民族，对汉人的伤害，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骚扰。即使是西晋所谓的五胡乱华，也是晋人自己先打起来。没有八王之乱，哪里来的五胡乱华？女真、蒙古和满人的征服，作为前驱的，都是汉人。死于异族征服的，还抵不上内乱中土匪杀掠的多，更何况，还有异族征服过程中汉人的伪军的杀戮。清末革命党人作为革命动员的事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被屠杀的汉人，都是经满人之手吗？当然不是。五代十国，几乎无日不战，打到最后，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军阀们竟然把人杀了，肉制成干，用做军粮。这样令人发指的事儿，不是残忍的异族侵略者，而是汉人自己干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必定是一场大乱。大乱过程中，人死无数，一直要杀到大部分人口都消失了，战乱才能勉强停止。史书上将之归咎于盗贼，即揭竿而起的农民造反者，而后来为农民起义翻案，说都是官兵干的。其实，大乱一起，造反者杀人，官兵也杀人。平民百姓，造反者视为官兵的人，而官兵则视为贼，或者从贼者。你杀过来，我杀过去，就这样，成千万的人消失了。明末两大起义军的一支，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好些人都不同意，因为，张献忠是根正苗红的贫苦农民，不可能有这样的坏。留下来的史料，都是地主阶级对他的污蔑。然而，现在发掘的四川江口沉银，已经明白无误的证明了，这些金银首饰，都是强抢来的，在这些金银首饰背后，必定是大批百姓的冤魂。跟众多起义造反者一样，张献忠喜欢杀人，更喜欢杀人过程中的抢掠。当然，异族入侵是一种恶，但是，从来异族的恶，都是被过度渲染的。而更为血腥的内战，却是被低调掩饰的。更可怕的，是借爱国，借抗争异族侵略进行的内战。喊着爱国的口号，杀的却是自己的同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绝不是单指某一类人。大批的中国人，都是这个德行。明朝末年，十几万八旗兵，面对将近两亿汉人，这个征服，是怎么发生的？还不是靠了汉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打满人百无一能，但打汉人自己，则精神百倍。汉奸这个词儿，就是那时候发明的，每支替满人打仗的部队，都指责别人是汉奸。吴三桂都做了满清的平西王，在被逼造反之后，还说他引清兵入关，是受了明朝太后的诏书，暗中隐忍，不过是打入敌人内部，最后都是为了汉人的大业。古代有华夷之辩，今天有民族主义，但是，借爱国以内争的老套路，却演个没完。现在的爱国好汉，高喊爱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为了打砸国人。不是在现实中打人砸车，就是在网上围剿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即使嘴上恨他们心目中的异族敌对势力，落到现实中，真正要打要杀的，还是自己的同胞。没完没了。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 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 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 余华曾坦言: "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锋文本读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华及时地做出了调整，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