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知道一个诗人，世界历史是惟一的诗人——马克思 1914和1939年，德国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失败，失败中产生魏玛宪政；第二次毁灭，废墟中产生波恩宪政。令人意外的是，魏玛宪政是在本土未受威胁的环境下，自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全局崩溃；波恩宪政是在外部势力将本土撕裂，军事占领下的产物，却浴火重生，创造了战后世界的经济奇迹；40年后甚至覆盖东部新五州，最终解决了德意志梦想百年的全德统一问题。 历史如此吊诡，使得几乎所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模式一筹莫展，瞠目其后。 德意志——欧洲的“问题儿童” 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左邻右舍就惊呼这个民族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平静一些的说法，则称德意志为欧洲的“问题儿童”。 “问题”来源于它不幸的地理环境：内部山河切割，不易统一，境内存在的大小公国，曾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向外身处中欧走廊，却敞开身躯，没有一条天然山河为国别疆界。这个“问题儿童”的出现，首先就在于它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地理特征：没有缓冲，就没有安全。 “问题”还来源于它奇特的历史：日尔曼这一词语本身是罗马对北方蛮族的贬称，相当于中国南方人所说的“侉子”，却因为这一民族经罗马恩准拥有骑马征讨的特权，看不起法兰西、意大利所属的拉丁语系，更可蔑视中欧平原上更为散乱的斯拉夫流民(奴隶)，傲视群雄。相比英、法，它是最后一个走进现代历史的欧洲大国，却迟迟不愿挣脱中世纪共同体。 1871年1月17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接受德意志皇帝皇冠的前一天，还在怨恨他的铁血宰相：“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我们要为普鲁士送葬。俾斯麦伯爵，这都是你的错！” “问题”还来源于它那些病态知识分子。在那个以浪漫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著称的反启蒙名单上，我们可以读到下列伟人：费希特——呼吁民族神秘起源并以此抵抗法军入侵；黑格尔——以日尔曼国家为世界精神最后终点；斯宾格勒——诅咒《西方的没落》；尼采——鼓吹超人意志；瓦格纳——放纵非理性澎湃热情；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并以此与纳粹合作。 “问题儿童”的心理障碍，纠集在因落后而羡慕西方文明，因羡慕而又生嫉恨。 普鲁士的道路 什么是普鲁士的道路？如果不拘泥于列宁当年的定义，这个概念还是可用： 一、崇尚铁血。纳粹崩溃后，法兰克福公共交通曾一片混乱，电车售票员佩戴前陆军中尉军衔，方能维持车厢内秩序。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所言：这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 二、文化优越论加民族主义再加种族主义。正如《大西洋评论》主编泽里希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言：“那些经过充分启蒙的理智型的国家，会运用民主方式应对危机，美国是新政，法国是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英国首先是政党大联合，其次是保守党执政，而崇尚反理智的德国人，去寻求了法西斯方式。”一个民族本身落后，却被它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文化自恋的神话，集体记忆中恰好又有以往被欺凌的创伤，突然暴富立刻报复，这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三、以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跨跃式崛起。英国之有幸，很容易成为后起国家实行赶超跨越锁定的目标；英国之不幸，是它的GDP很容易跨越，它的制度文明却很不容易模仿。德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即曾两次跨越英国：第一次是俾斯麦后期，第二次是希特勒时代。如此崛起，将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由此而遮蔽政治文明，成为制度层面后发劣势。两次跨越不列颠的是德国。 四、个人责任移交给国家、团体、集体等一切可以被称为父权的共同体，总之是移交给“社会”。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德意志的社会传统也处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普鲁士道路具有超越一国疆界的普遍意义。此前人类只知道两类现代化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法俄模式，从此出现一个异类：以此“道路”命名的德、日模式。连中国都受此诱惑，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即曾悄悄模仿过。 魏玛宪政几乎来自一个狂热下午的口误。1918年11月9日，德国命运戏剧性转折的一天： 上午11点，前方39名将领决定不支持皇帝，对革命进行镇压； 中午12点，首相擅自发布皇帝退位的消息； 下午3点，社民党党魁谢德曼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讲话，结束时顺口说了一句：“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这就是魏玛共和的起源，后人称其为“没有共和者的共和”。 魏玛宪政生不逢时，一出生，就遭遇极左与极右政治势力的轮番蹂躏：1919年1月，同一个月里成立的就有“德意志劳工党”(DAP)，纳粹党之前身；斯巴达克同盟与极左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不数日，左翼领袖被右翼“义勇军”杀害。国民议会畏惧柏林为极端政治裹挟，远避魏玛小城，选举社民党艾伯特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7月31日，魏玛宪法通过，这是德国第三部宪法(1871，1848)，也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后的第一部宪法。回报它的是1920年卡普政变，工人组成鲁尔红军，纳粹组成褐衫党，极端政治继续在街头对抗。1925年艾伯特病逝，3月启动选民直接大选，7个候选人无人过半；第二轮再选，78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颤巍巍登上了总统宝座。 政治光谱两极化年代，惟一有可能把这一民族带出乱局的，是拉特瑙主导政府的短暂半年。1922年5月30日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长，希特勒于两个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这两个人分别位于精神世界的两个尖峰：前者来自于文明教养，集三千年欧亚文明于一身，是德意志令人想到天使的这一面；后者则来自一个由小市民暗室、流浪汉收容所、军营行刑室所组合的阴暗角落，令人想到德意志还有魔鬼这一面。 拉特瑙风度翩翩，拒绝武装护卫，自由散步于菩提树下大街，6月24日遇刺身亡。几十万人自发参加葬礼，出殡结束后人群不散，黑压压的人群看不见尽头。几十万人默不做声，几十万人要讨回公道，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假如此时去扑灭那些极右分子，德意志还来得及。但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政府却反而呼吁秩序和纪律。人群解散了，拉特瑙时代结束了，德意志最后一次自我解救的机会也丧失了。 瓦尔特·拉特瑙 1923年1月23日，法国急吼吼出兵占领鲁尔，“短见”即“短剑”，这一剑插入德国工业心脏，魏玛宪政应声倒地。政府号召全民“消极抵抗”，它自己则听任马克贬值，以逃避凡尔赛逼债。1920年1美元合40马克，至1923年底，合4兆2千亿马克，年底实行货币改革，又回到4点2马克。一来一去，减了12个0，德意志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洗劫一空。 马克贬值的另一面，就是纳粹党在国会大选的票箱中升值：1928年2.6%, 1932年37%, 1933年43%，加上盟党“黑白红”派的得票，刚好过半数。元帅哀求下士组阁，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组阁为总理，魏玛宪政寿终正寝。社会心理的崩溃，是比马克崩溃还要可怕的崩溃。如果说魏玛宪政是“没有共和者的共和”，那么此时开始法西斯肃清西方影响的道德运动，无论是水晶之夜，还是柏林奥运会，都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 “革命”以恐怖维持，恐怖有二：一种是革命群众沉醉于胜利之中，犹如脱缰之马嗜血滥杀；另一种是国家机器胜券在握，精心策划，运动群众，借此产生骇阻威慑。民众一开始是畏惧，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愿意想起“畏惧”这两个字。以下摘自最新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至1933年回忆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雏菊花和稚子放长假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背景、烤苹果和圣诞树。它们在乖巧、温柔的叙述背后，在字里行间不断呐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注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请求!’” 什么是1945年5月，欧洲的“问题儿童”终于被欧洲打垮，枪声停止的那一刹那，柏林、德累斯顿、汉堡、科隆一片死寂。 占领当局最保守的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废墟完毕。为防止饥荒失控，美军占领区维持戈林元帅制定的统制经济配给制不变；伦敦工党上台执政，英军占领区倾向经济国有化，青睐左翼领袖社民党舒马赫，限制右翼基民盟阿登纳的活动；法军当局一如既往，只关心如何索取战后赔款，越多越快越好；在东部，苏军立刻建立起他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毫不客气。德国四分五裂，德国何去何从？ 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德国境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地下反抗小组。但有一个地下小组不是游击队，不是反对党，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弗莱堡大学三个经济学教授热切议论敌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其中一位就是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却又神奇痊愈的艾哈德。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 1948年7月的一天，担任美英占领区经管会主任的艾哈德教授，进入法兰克福北郊原法本化学托拉斯公司大楼，应召与美军驻德长官克勒将军谈话。他擅自取消了占领军制定的配给制度，突然开放了自由市场，等着挨训。谈话开始时，将军责问教授，谈话结束时，艾哈德却说服了克勒，同意在西德地区实行亚当·斯密传下来的市场经济。 这场谈话是有双重幸运组合的，缺一不可。克勒来自美国佐治亚州，一直记得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遭受北军的蹂躏，并不断回想如果林肯能活到内战之后，失败的一方将会怎样？ 德国方面的幸运则来自一个好心的邮差。艾哈德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他应莱比锡市长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希特勒死后重建德国经济的建议书。盖世太保正在缉捕这位市长并在他家里守候，一个邮递员发现后，没有往市长家投递艾哈德的邮件，而是在信上注明：“收信人已迁走”，退回了发信者本人。他当然不知道他此时救出的一条性命，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明白，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战后德国4D计划：非工业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前两项让德国返回俾斯麦以前的农业时代，仅仅是一个军官的意气用事；后两项具有建设性，但是它们却需要前提：首先在经济上非纳粹化，才能在政治上民主化；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比魏玛宪政都要脆弱。 在市场开放后没几天，市面上出现抢购，一位美国上校质问：“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宽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回答：“上校先生，我并没有放宽配给制，我把它取消了！” 最初的反对不仅来自社民党的舒马赫博士，也来自英国占领当局。而当西德人迅速从瓦砾堆中恢复生产，很快把实际生活水平超过战后英国(这是第三次超过，是真正的超过)，英国人曾经想不通：“到底谁是战败者？”但是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起飞，英国人开始对艾哈德刮目相看。《泰晤士报》发表报道，称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 德国之幸运，还在于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时出现。阿登纳将艾哈德的市场经济换算为竞选语言——“肚皮政治”，成功击败令人敬畏的舒马赫，以73岁高龄出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喊出来的竞选纲领是：“和平了，保证每天有面包！”基民盟以经济重建为中心，获得1949年战后第一次选举胜利，并在1953年和1957年连赢两次。这14年至关重要，保证了社会市场经济与波恩宪政跨过了不可逆的临界点。 康拉德·阿登纳 在魏纳宪政与波恩宪政之间能够找到的人脉联系，也就这位前科隆市市长了。但是这一职务曾被两个权力剥夺：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以及信奉国有经济的战后英占区长官。在阿登纳故居中有一幅历史照片，记录战后内阁首次向盟军长官汇报工作，所有人都退避在长官办公室地毯之下，只有阿登纳不卑不亢，毅然踏上了那块地毯。 1948年盟国建议，让西德境内十一个州的总理起草一份联邦式宪法。阿登纳全程主持了这一过程，历时9个月。次年5月，各州批准了这一草案。因国土分裂，法案不称宪法，而称“基本法”，又因定都于大学城波恩，称波恩宪政。波恩宪政对魏玛宪政既有继承，又有修正。魏玛的国旗是黑、红、金，在波恩得到了恢复；魏玛总统权力过大，比例代表制投票造成小党林立，议会动辄投不信任案以致内阁危机不断，所有这些弊端在基本法内都得到了明确限制。 德意志的新生从这里开始。1954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阿登纳为本年度新闻人物。1968年阿登纳去世，德国民众称颂他为俾斯麦以来最伟大的“首相”。此“首相”不是彼“首相”，阿登纳之后的联邦德国，波恩宪政屹立不摇，经济第三次赶超英国，这个给别人带来灾难，因而给自己带来加倍灾难的“问题儿童”终于在浴火中重生，创造了政治民主、经济起飞的战后奇迹。 洪荒年代？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玫瑰花与绞刑架交叉并立。 注：本文转载自作者的博客，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外人做垮了，干一届滚蛋，所有黑锅都是他的；干好了，所有的建制派都是支持者，各自捞到政治资本。 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已经打起来了，这是实锤，不是试探。美国已经撇开了中国，独自与欧洲和日本形成了零关税贸易区，双方互相给对方的进口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如果这都不算打起来，什么才算？ 这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美国通过和欧日之间的贸易协定，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这显然不是短期的，而是持久战的思路。 这一切似乎都由来无自，都发生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从克林顿上台的1992年开始，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不但是贸易伙伴关系，甚至是朝着“战略伙伴”的关系在走，无论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这个趋势几乎没有变化。 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不是三权分立吗？不是有新闻监督吗？他们怎么能由着特朗普如此瞎胡闹而不加管束呢？特朗普下台，贸易摩擦就结束了吧？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真实性存在幻想，或者认为这只是短期置气，这是一种在中国弥漫的几乎普遍误解，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主。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美国，包括中国很多所谓的国情研究专家。 民众 美国人不懂中国。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中国人也不懂美国。 不要以为你看了那么多的好莱坞电影，或者是美剧，或者是天天听Katy Perry，你就懂美国了。你知道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你知道他们的小区是如何运作的？你知道他们学校里老师和学生是如何互动的？你知道他们的示威游行是如何组织的？你知道他们的警察平时是如何执法的？你知道他们街头的免费报纸是如何派发的？甚至，你知道他们在酒吧里面是如何喝酒的？ 如果你不曾深入社区、教会、公司、NGO、学校……你所知道的，就是一个假美国。 所以，一样的，普通美国人，都不懂中国。他们所知道的中国，是媒体、书籍、影视、专家眼中的中国。 ▲美国媒体代表——时代华纳 不幸的是，美国的媒体要关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law & order，首先是美国，法律和秩序，政治，社会，小女孩的失踪，辛普森的谋杀，超级碗的明星。然后，是犹太人，然后是中东，然后是ISIS……，中国，除非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在版面的后端位置。 中国人以为自己已经是超级大国了，在美国的报端，中国还是3版以后的新闻。 你进入到任何一家书店，在几百个按标签分类的书架上，中国大概占1/3个书架，往往还是和日本共享一个（值得安慰的是，韩国或者印度甚至连标签都没有）。而科幻小说或者是厨房技巧，一般都有两三个书架。 电影？很抱歉哦，主流影院的排片里是不可能有中国电影的，中国的大片，像《战狼》什么的，那根本是院线看不上的东西好吗。要找中国电影？去独立院线吧，就是小众电影播放的地方，一般几百个座位，拥趸还是有的，就那么一小撮。电视剧根本不用说了，只有华人的频道才有。 基本上这就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所有渠道了。相信所有的美国人对于中国都是如雷贯耳，但是你知道他们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吗？Chairman Mao（毛主席），Tao（道），Fengshui（风水）。差不多了。 但这没关系啊。2008年的美国人也就懂这些。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 美国人所生活的局势。2018年的美国和2008年的美国不是一个美国。 美国人当前主要的心态有三个： 其一，反思全球化。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全球问题。次贷危机戳破了克林顿-戈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也就是，试图依靠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为美国奠定全球生物链顶端的位置，从而使美国享有全世界的贸易利益和科技红利。 可是这个全球化是一厢情愿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都在向上游游动，美国的资本外流和服务、制造业外流，使美国虽然在互联网经济和科技产业稳居世界顶端，但是下层失速，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困窘。也就是说，下盘不稳。汽车、钢铁、服务业，这些基础产业快速崩溃，是和全面全球化之间相互矛盾的。 美国还没有强大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它的国家规模和人口规模，就无法支撑一个完全依赖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模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全球化祭师只看到了美国的一面。 只有右派的亨廷顿早就发出了醒世恒言，美国将不是美国人的美国。可是左派不听。于是美国人选了愿意听的特朗普。 反思全球化就是反思中国。所以，必须遏制中国。这不是上层的意见，这是底层那些失去了工作的普通人的意见。尽管他们也在享受从中国来的廉价日用品。但是没关系，廉价日用品也可以来自孟加拉、印尼或者智利。 其二，美国梦岌岌可危了。 什么是美国梦？两件事：一，美国是全球的避难所。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只要不是作奸犯科），都可以来美国大熔炉，追求自己的梦想。二，只要有梦想，凭借努力、美貌、才能、创意……都能够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毕生所愿。 所以你看，美国梦美丽而脆弱，因为它是有条件的：国家昌盛，社会昌明。可是当贫富分化如此剧烈、上层与下层如此分割、互联网与科技如此繁荣、全球化如此肆虐、经济如此脆弱的前提下，美国梦还有可能吗？ 美国梦本来是没有门槛的。《风月俏佳人》里面怎么说？《黑天鹅》里面怎么说？有野心、有手段、有梦想、有运气。可是现在是《社交网络》的时代，是《华尔街之狼》的时代，你得会写代码，或者进入华尔街，或者懂新能源新材料。 那就成了少数人的美国梦了。一个来自台山的洗衣工没有机会了，一个来自墨西哥城的汽车装配工没有机会了，一个来自加勒比海的农民没有机会了。 这是被互联网和科技劫持了的美国梦，只有5%的美国人的美国梦。梦就碎了。 普通美国人要争夺美国梦。 其三，回到马斯洛的第一层。安全在哪里？ 9·11只是一个开始。美国人早就失去了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既有经济的，也有军事的，还有社会的。中下层生活的下行，恐怖主义的盛行，美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后撤，这都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 美国不是一个好战民族。所以每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在国会中通过的几率都不高。但是现实主义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只有以战止战，拥有一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才能够获得安全。美国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防御性的。这一点，哪怕是历史上最好战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他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文章中，也是一再强调的。 可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如今四面受到挑战，在东亚、在南亚、在加勒比海、在中东。美国人的确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了。 非传统安全因素出问题也就罢了，在地缘战略安全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形成了的框架，美国人都已经保不住了，他们怎么可能继续相信奥巴马-希拉里体系？ 我曾经说过，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世界观上惊人相似，都是彻头彻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人性，不相信天启，不相信国家。 但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心灵上有极大的不同。经过5000年王朝洗礼的中国人，早就已经失却了童真，但美国人内心中却隐藏着极其诡异的天真和诚实。他们相信表面上看上去的一切，就代表着你内心的真实意图。 当中国人自己说是超级大国的时候，他们就这么相信；当中国的媒体对美国一篇喊打喊杀的时候，他们就这么相信；当中国的产品像潮水一样涌进美国的时候，他们感到了害怕。 这就是美国人的心理。他们既担心自己梦碎，也担心强盗。 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精英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精英治国之上的国家。新媒体吵吵嚷嚷，民主化如火如荼，年轻人四处挑战传统权威。 大家都说很好，这才是有活力的美国。可是他们还是相信精英治国。明星八卦风行水上，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允许那些新媒体上的造反派动乱国家。 所以，他们自己从来不会假装特别懂中国，因为没关系，有懂中国的精英在帮他们做政策决策。这也是代理制的一种。 这是最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的中国专家们已经全面对中国持怀疑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专家，包括费正清、菲茨杰拉德等，虽然对中国的体制颇有微词，但是基本上是持同情和友好态度的。1972年的中国破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批中国通对于中国长盛不衰的支持和热情。 克林顿体制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都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这些东岸常青藤学校的东亚研究所高材生，也多是费正清、魏斐德等这些亲华派的嫡传。二战之后从中国出去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杨联陞、许倬云、余英时这些名家，也都执教于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中国研究专家。 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专家对于中国具有深厚的情感和专注的支持。他们基本上都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美之间更加友善的合作，甚至与右派斗争，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 然而，现在风向变了。 易明（Elizabeth Economy）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研究室主任。她是不遗余力的亲华派。一口流利的中文，曾经无数次访问过中国，在学界、媒体界和政治圈都有着许多好朋友。她甚至无数次地谈论中国的环境问题，目标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重视环境的恶化。 但是易明现在却忧心忡忡，她担心中国现在的局势，将会毁灭掉以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关键问题是似乎中国具有了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这已经使得中美之间和平相处成为泡影。 ▲哈佛大学 罗伯特·罗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军事专家，费正清的嫡传弟子之一。他一生中所秉持的观念是中国军事本身就是防御性的，长城就是这种心态的集大成者。长城战略就是中国的军事战略。因此，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成为侵略者。 罗斯在近期的文章中核心观念并没有变，他把责任放在了美国身上，认为美国给中国传递了要遏制中国的信号。但是连他也承认：中国当前的动作，已经是在亚太地区展开了与美国之间的争夺，这是双方关系的危险信号。 这样的怀疑论成为了中国研究专家圈子里的主流。那些原本的黄祸论者就不用说了（但我必须说，对于中国天生持警惕或者恐惧心态的专家，实在是非常少的，多数并非以研究中国作为主业的学者），连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专家都开始普遍在质疑中国。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页上有一个专题，是关于“中国制造2o25”的，非常令人恐惧的标题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中国制造2o25？》。一个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技术能力严重依赖别国、并且国内的经济增长有庞大的比例是依靠别国市场的国家，宣称要成为制造业的领导者，这件事情，总是令人惶惑的。 从精英的层面，他们曾经支持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要与世界和平相处，以全球化作为进步的平台，并且持续地开放，持续地改革，与世界的普遍市场规则和价值观接轨，加上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景仰，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拥趸。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中国露出了獠牙，要成为他们国家的竞争者，甚至要成为世界的领袖，以超级大国自居，那么那个古老的问题就来了： 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开打，你站在哪一边？ 你能站在哪一边？ 政局 特朗普是华盛顿的局外人。 所有的人都知道特朗普在华盛顿没有朋友。他是完全来自于商界的搅局者。这种情况其实在美国并不多见。 从里根开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建制派的。所谓建制派，就是认同党派的基本观念，并且在党派内作为某个领域、专业或地域的干部，进行过长期的训练。 所以谁是局内人？布什，戈尔，希拉里。 所有的建制派，无论是哪个党的，相互之间是有很多的渠道的，并且许多事情都是点到即止，留有余地。在面对选民的时候说一套，实际上台底交易多得很。大选的时候你死我活，大选之后就是觥筹交错。 这和中美贸易摩擦有关系？ 其实两党对于中国的忧虑和恐惧早就有了，并且早就形成共识。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在中国的政治风向上、在网络黑客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对华政策上，差异已经微乎其微。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针对中国问题的处理上，两党的鹰派都已经崛起了。这不是秘密，查查美国国会这两年的对华法案，就一目了然。 但是建制派，也就是那些局内人不敢做大动作，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如此之大，经济互通格局如此之深，产业链绞杂如此之复杂，贸易纷争真要全面开打，对于美国到底是福是祸，谁也无法逆料，哪个党派出来挑这个大梁，干得好当然皆大欢喜，干不好就是满盘皆输。四年的总统大选是个硬指标，这么大的锅，哪个党的建制派都不敢扛。 特朗普这个泥鳅进来，诉诸的不是建制派，而是直接诉诸底层，把水直接搅浑。共和党建制派都反对特朗普，但没用，底层把特朗普拱上去了。 这一下两党的建制派都松了一口大气。这个锅谁都不用背了。特朗普干完总统就回去做生意，但建制派还要在这口大染缸里面混。怼中国这件事情，最好有个外部力量进来，那么两党形成的共识就有一个出口，大家都可以放手做。局外人做垮了，干一届滚蛋，所有黑锅都是他的；干好了，所有的建制派都是支持者，各自捞到政治资本。 这是美国政治的黑暗面？NO，这是美国政治的智慧之处。建制派守的是政治传统，保证整个美国政局不翻车，无论社会怎么激进，建制派始终按部就班；但是，革命性的力量总是从外部来，只要有足够多的政治支持（选民、院外游说力量、社团、小党派），那么建制派就会按照选民的意愿走。 ▲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对华贸易摩擦的发生就是如此，两党已经在遏制中国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建制派不能动手；于是院外游说力量，包括汽车制造业、能源产业、农业、军部，全都有大量的游说力量在杯葛中国，过去几年的遏制对华法案，从反倾销、农业贸易、知识产权、网络黑客、技术外流，早就已经汗牛充栋，基本上都是一击即中；当这些政治力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特朗普上台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这些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而已。 所以，根本就不是特朗普铁了心要做这个事情，是整个政局的力量要做这件事情。以特朗普那种cocky（狂妄）的性格，不是他干的，也要说成是他干的，更何况他要添油加醋把自己的强硬展现出来，因此，给外人的印象，就是特朗普非得要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打一场战争。 事实上，特朗普在贸易摩擦的问题上，给国会提交的那些法案中，哪一个受到了阻滞？全都是高票通过。那些号称对中国友好的民主党议员，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只不过仍然维持着建制派的矜持，要给美国未来和中国重启谈判的时候，留一条绿色通道。 不是特朗普要打这场仗，是美国的中下层民众，是整个精英阶层，是整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政局，要打这场仗。特朗普是一个演员，他忠诚地，甚至夸张地演出了一场《单刀会》。 那么，这场贸易间的互怼真的有必要吗？真的要持续打下去吗？ 这个不是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但是，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句话：越让步，越进步。 今天，还是对的。

“举凡弱者被欺凌的地方，必有沉默的大多数，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一 武大捉奸被踢伤后，潘金莲依旧和西门庆每日做一处。但他们也知道，武二总是要回来的。这让他们的好兴致骤然降温。好在，他们有王婆，王婆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他们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武大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第二步，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做个长远夫妻，偕老同欢。 当天夜里，潘金莲就亲手用西门庆提供的砒霜毒死了武大。杀人不难，难在能不能做到干干净净、没有踪迹，这才是关键。 但是，要干干净净、没有踪迹地瞒住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就四处透风了——紫石街谁不知这段轰轰烈烈的奸情？用《水浒传》里的话，是“街坊邻舍，都知得了”。 其实，王婆之聪明，不在于她有什么高招瞒住所有的人，而是她知道根本不用瞒住所有的人——因为，在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人，在面对恶人恶行时，往往是沉默的。 所以，王婆的自信，不是来自对坏人能力的相信，而是来自对好人沉默的判断。只要确信好人在恶人恶行面前会沉默，那就可以无恶不作了。 二 我们往下看。 第二天一早，邻舍坊厢都来吊问。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问，只自人情劝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过，娘子省烦恼。”潘金莲只得假意儿谢了。众人各自散了。 你看，“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散了！连围观都没有！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武松，武大将冤沉大海！ 当然，王婆还是担心一个人，那就是阳谷县殡葬协会的会长——团头何九叔。王婆对西门庆、潘金莲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上团头何九叔，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 注意王婆的话，是怕他看出破绽吗？不是。邻舍坊厢都会看出破绽。要让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何九叔看不出破绽，是不可能的。 那王婆担心何九叔的是什么呢？是怕他“不肯殓”。因为，何九叔作为入殓师，干系在身，有可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沉默。 但是，西门庆不担心。 三 何九叔来了，西门庆截住他，拉他到一个小酒店里，送给何九叔一锭十两银子。何九叔心中疑忌，但银子还是收了。何九叔并不贪财，他收西门庆的银子，是因为怕。一怕：西门庆是个刁徒；二怕：西门庆把持官府。 接下来，他现场确定武大定是中毒身死，他假装中了恶，昏迷不醒，被人用门板抬回家。声张起来，不敢，怕西门庆；不声张，又不敢，怕武二郎。 权力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区别是什么？权力社会里，一个人会怕另一个人。法治社会里，一个人不用怕另一个人。 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是被毒死的，但是，他怕西门庆，选择了沉默。他之所以又保存武大的骨殖以作证据，不是因为良知，而是因为他也怕武松。又怕西门庆，又怕武二郎，何九叔是可怜的。在权力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都是满腹惧怕的何九叔。 因为怕，何九叔、武大的众邻舍们明知道武大死得不明，但谁都不愿意站出来揭开真相，还武大一个公道。大家都成了沉默的同谋。 这样的沉默，我们在林冲被迫害时看到过；在金翠莲父女被镇关西欺凌时，看到过。在整个《水浒传》故事里，举凡弱者被欺凌的地方，必有沉默的大多数，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假如这个世界堕入黑暗，那么，吹灭最后一盏灯的，不是坏人的嚣张气焰，而是好人的忍气吞声。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神关人什么事？ 我们一定要信仰上帝或某种神明吗？ 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而它的美金也是最强势的货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任何面额的美金在后面都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上帝”，英文叫做In God We Trust。在这么通俗的、天天在用的钱币后面，为什么要加一句“我们相信上帝”呢？ 细看美元的背面，印有 In God We Trust 一般人听到尼采说“上帝死了”，就会觉得有些兴奋，好像终于打倒了某种可怕的权威；事实上，目前基督宗教的“一教三系”，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的信徒，加起来超过25个亿，所以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死了，而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信？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是为数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神关人什么事”这样的主题，我们先谈两点：第一，如果没有神或是不谈神，人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如果有神的话，一定要信仰某一种宗教吗？ 一、假如“神”不存在 如果没有神或者完全不谈神，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神这个字theos是希腊文，后来所有跟神有关的名词或者术语，主要都是从这个字演变来的。与神有关的字简单分为三组： 在“无神论”和“非神论”两者之外，大致其他的与神有关的词都属于“有神论”的系统。至少有六个词我们常看到的： 一神论（Monotheism）多神论（Polytheism）尊一神论（Henotheism）泛神论（Pantheism）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自然神论（Deism） 如果把这些词与其相关的概念跟指涉通通去掉的话，恐怕人类的宗教都没办法谈下去了；而人类文化像神话、文学、各种类型的艺术、历史与哲学等等，恐怕也要去掉一大半了。 不止如此，神事实上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它所指的对象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来说，只要有一个词，它既不是指自然界，也不是指人类，那么这个词所指的通常就是跟神有关的某种所谓的“超越的力量”，像我们儒家所说的“天”、老子所说的“道”、印度教所说的“梵”等等，都是类似的一个指涉。 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神对人的影响就很明显了。如果没有神的话，人生的意义不容易说清楚；因为你是在一个自然界与人类封闭的系统里面，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最后都会结束，尘归尘，土归土。或者，就算有神的话，我不去谈它，那么人生会怎么样呢？人生就很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只能就人的身跟心两方面来看，没办法谈到灵的层次，同时对于我们的祖先的定位也会出现困难。 所以很多人会说自己是无神论，但恐怕要先界定他所谓的“神”是指什么。我们这边再补充一句，所谓的神所指的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类，而是这一切的来源以及归宿。重要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提供一个解释的原则，也就是说，你要理解这变化的一切有来源也有归宿，就必须考虑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二、假如肯定有神存在，一定要信仰某个宗教吗 事实上，像我们说的孔子的“天”、老子的“道”以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哲学家的范畴，他们都肯定这一切如果不是梦幻的话，自然界与人类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与归宿，一般把这种想法称做“自然神学”。也就是靠人的理性探求本源，从自然界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情况，推到最后应该有一个最高的力量作为来源，也可以称它为“主宰”。只是这个最高的“主宰”跟人类的关系按照上面提到几位哲学家的看法，各有它的着重点，这就是自然神学。 相对于“自然神学”的是“启示神学”，启示神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的基督宗教来说的。也就是犹太人先接受神的启示，成为神的选民，同时有救世主的观念，后面耶稣出来成为救世主，创建了基督宗教；而所谓超越界的力量就很具体地体现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而耶稣被相信是神变成人，以便使人类可以往上提升。这一套都属于启示神学，是需要信仰才能够了解的。 所以中世纪哲学就是走到了这一步，掌握了启示神学，然后发展出整套庞大的系统与建构。这里要强调的是哲学家的神与宗教上的神不是同一件事，但它有类似的作用与效果。 三、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 首先，如果完全不谈神，那么人生可能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有它的限制。我们开头谈到美金后面为什么印一句“我们相信上帝”（InGod We Trust ）呢？在《圣经》里面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或是信奉上帝，或是信奉金钱，你不能两个都要。”所以美国人在印制美金的时候应该是想到这句话，所以就在钱后面印上一句话“我们相信上帝”，同时也提醒很多人，不要完全以金钱作为人生的主宰。 第二，就算肯定神的存在，一定要信仰某个宗教吗？答案是不一定。所以我们可以区分用人的理性所可以理解的自然神学，以及在宗教里面所特有的启示神学，这两者需要加以分辨。 注：本文转载自作者的博客，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世说新语》里记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在司马昭面前居然如此目中无人，狂气可掬，千古文人中并不少见，历朝典籍史不绝出，可见这类狂人还是能为史笔所重的。 狂有层次高低之分，我把它分成三个境界：妄狂、狷狂、雄狂。 一、妄狂 狂的第一个层次是妄狂，我们经常会说某某人是个狂妄之辈，要才无才，要德无德，整个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不多，但也会偶尔见到。这类狂便是妄狂，是佛学称之为“贡高我慢”的典型。 这类人的一个特征便是好指点江山，口出狂言。曾有人跟我说：“钱钟书的所有作品不及我一篇文章。”我吓一跳，敢紧刮了眼睛仔细看，只见他也就跟我长了一样的手脚五官，也没三个头六条胳膊，于是我虚心求教，问其为何如此说法，他开导我说：“你看他写了那么多书没什么用处，我的论文是有用的。”我又问他你读了钱先生的哪些书，“读了，什么《管维篇》啦，《围墙》啦，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迫不及等地回答问题，我这才松口气而且有些遗憾，因为我平生怕见两种人，一种是天才，他（她）使我自惭形秽，另一种是精神病（当然不是住院的那些真病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种人浪费我们时间却没有任何教益。一个连钱钟书的书名都念不全的人也在否定他的价值，这是中国人民的“文革”余芳。这种妄狂实际上根本不配以狂名之，称之为妄已是客气万分，余皆不足论。 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有些人对某一件事根本不了解便要发表其“高见”，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已多得不可胜数，在此我无暇尽举，仅取一二，以供笑资，（大家若有兴致亦不妨等我抛砖引砖）。比如说许多人喜欢批判神秘现象，说那是迷信，可是又有多少人是亲身观察过这些现象之后有根有据的批驳，又有多少人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头脑的盲从。包括当年的鲁迅、叶圣陶在内，他们研究过神秘现象吗，观察过神秘现象吗？许多事情人们常常以为科学便能解释一切，这实际上本身便是谬见，科学若能解释一切科学便无需发展，相信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这是正确的，但是实验也会有失误的时候，科学也有限度，真正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对一切现象包括未知的领域都要有探索研究的严谨态度，而不能因为某些现象一时难以科学解释便斥之违背科学，妄下断语，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反科学，这才是迷信，同时这也是一种给人类带来不正见的妄狂。这种妄狂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无知，有时甚至是惊人的无知，无知的背后是一种拒绝智慧的成见，佛学上把拒绝智慧、真理称为“所知障”——有时某类知识太多会造成狭隘而固步自封，对于接受新知识形成障碍。蒙田有一篇题为《论有知识的无知》的散文，就是批评流俗中的妄狂。哲学家维特根思坦曾说过：“对于不可知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这反映了他对理性边界的把握，因为理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一切。 妄狂的例子是枚不胜举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真正能够反省自己的人太少，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这就很可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也会有过，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过妄狂，关键在于人是否时刻注意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不是有现实的根据而非纯粹理论的根据，如果爱因斯坦仅仅以牛顿的成就为根据，他就不可能有如此增进人类智慧的成就。所以我之所以对妄狂进行这一番评说，实在是因为不少人多年形成不用脑子的习惯，人云亦云太久了。只有自己独立思考并且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事物的人，才能在全民喊打倒的阵势下立定脚根。妄狂者还有一个特征便是他们判断一个事物常常自以为用了脑子，实际上他们往往是似用非用地在用脑子，明明是在一个格式化模式化的思维模式中三下两除二粗粗地用了一下脑子，便以为是自己独立思索的结果，于是不下判断则罢，一下判断就错，这是妄狂者最可悲的地方，纠正他们的最好办法便是用事实去说服他们，若事实也说服不了他们，那就不必再去说服，因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你是看不住的。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其名著《狱中书简》中谈到愚昧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并说愚昧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品德问题，这非常有道理，愚昧必然妄狂，倘若他们有了权力，作恶便是必然的结果，元朝军队攻城掠地之后，常常认为城市必须扫荡掉，在他们眼里，没有草皮的土地上不适于牧牛羊，这样的土地便没有什么价值。这只能说他们愚蠢得令人发指！也是妄狂是品质问题的典型事例。 二、狷狂 第二种境界的狂是狷狂。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狷狂乃是纯性情之狂，这种狂虽含有一定的精神力量，但是个人的个性张扬为其主要意旨，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很多，我们常常说某人很自负，往往就是指这一境界的狂。这种狂很有个人魅力，常常让人觉得可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历代文人中有这种狂气的不乏其人，《舌华录》中载“习凿齿尝造道安谈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在这里习、释（和尚）都是狂人。钱钟书先生早年便有狂名，一次其父亲钱基博先生驰书嘱其得空拜访章士钊先生，钱钟书先生回信说，就是隔壁住着太史公、韩昌黎，亦恕不拜访！钱先生曾说：“人皆谓我狂，不知我实狷也。”实际上，文人的狂也好，狷也罢，常常是一种性格的两面，就象硬币的正负面一样不可分。因为狷者有所不为，那就意味着另有所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干，只是他做自己愿做的，至于别人怎么说，他不在乎，明清石涛、金农、徐渭等人均在此列，这种狷狂性格的最明显特征便是恃才傲物，不从俗众，这种狂在当代亦不乏其例，只是有些人狂得不到位，落入轻狂小乘狂境，实为可惜。同时，由于狷狂之士多以才情见长，经世济民的担当之念甫重，因此，这种狂如果掌握好了分寸，便讨人喜欢，被人视为有个性，有真性情。若有人要编什么名人佚事，倒是绝好的资料。 但这种狂显然有弊病，这种狷狂的背后受小我局限，缺乏高格的精神力量，当遇到真正强大的邪恶势力时，就不一定狂得起来，到这种时候，能狷，能清高便算了不起了，因此这种狂少了一点底蕴，底气不足，狂情便缺乏厚重感。因此这种狷狂的境界若不能把握一定的度，便很容易滑到轻狂上去，一入轻狂便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随时都会被压制而难得狷狂，我们在50年的历史中已经见过不少本以狷狂名世，最后以低头认莫须有罪名告终的事例。 周作人曾以自己的文字傲视群伦，亦可算个狷狂雅人，但是日本人一进入华北，他就成附痈之蛆，“东启明，西长庚，老死不相见”，他与鲁迅势同参商，全国尽人皆知，鲁迅生前一直关心他，即使决裂了也在暗中关心，死前都在读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却住在鲁迅挣来的房子里视兄长为寇仇，而解放后却以写回忆鲁迅的文字挣稿费过日子，其人格之可怜于此可见一斑。周作人的例子最能说明狷狂之境界的危险性，因为它以个人舒适，满足一己虚荣为己任，难以摆脱小我身执我见之束缚，一旦遇到邪恶势力，底气不足，无浩然之气的长期培养，自难与邪魔外道抗衡，因此这类狷狂之士，在安全时期、安全地带，尽显其狂，然一遇波折必然会收敛其个性，不再示狂，最多只能狷它一狷，倘若恶势力极其强大，连狷也不让狷，那就难说了，少数人不脱狷狂，成就大乘的雄狂高境，但更多的人则狷、狂皆无，把自己的人格给“捐”了出去，把自己给“诳”了。倒是平时从不显其才、狂，亦不极力显狷之人却以真狂现世，独秀群伦。最后的结局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因为常常是浩然狂者肉身“兵解”，留下万世遗芳，而“捐诳”之人人格捐弃，精神死灭，却剩下一具吃喝拉撒遭人耻笑的行尸走肉。我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狷狂者追求自由人格的意义，而是警示包括我自身在内的许多人要把握狷狂的度，不要总是以小我为限，应当放眼众生万物，若无浩然之气并且没有培育的意愿，不妨以平常心待人接物。追求自由、个性的张扬还要培育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资源养料，否则狷狂的境界永远不可能被突破而上升到真狂境界，不但不会上升，甚至下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性情往往最靠不住。光有性情，没有真智慧，至多加点小聪明的狷狂，永远不可能成就雄狂真果。 三、雄狂 第三个境界是雄狂，或曰浩然之狂，乃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狂，这种狂非常人所能具备，它有先天的非凡禀赋，同时还需后天的磨练砥砺，即孟子所谓的“善养浩然之气”，因此这种狂需得有底气，底气不足，一狂就漏馅，至多落个轻狂高傲之名，难得“大乘”高狂境界，这种狂人常常会在危机时刻、生死关头表现得光彩夺目，即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梁漱溟先生在香港陷落，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曰：“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这不是跟死神谈条件，而是直截了当地蔑视死亡，在他眼里，我梁漱溟是何许人，哪那么容易死！这种气度，一般人别说达不到这个境界，便是要相信这种事，尚有狐疑难解的猜测，许纪霖先生说梁先生此狂乃狂出真性情，可是在我看来，说他狂出真性情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在这里，性情尚在其次，其核心的关键性原因在于先生终生为民族之富强，国家之昌盛求济世良方，他之所谓大业未成，便指此而言。在他的狂气背后有一股淼淼然自遥远天际而来的巨大能量，我们称之为浩然正气的便是，唯其正，方显其浩然，泱泱无边。梁先生在50年代孤胆傲世更证明了他身上这股伟力。 梁漱溟先生 无独有偶，马寅初先生也曾以80高龄，孤军奋战，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举国无明，万马齐喑的肃杀氛围中，能够不趋炎附世，违背良心保持沉默已属难能，而梁、马两位先生面对邪恶，不计个人生死，不度一己荣辱，其精神其狂气堪为万世楷模。这种以死争狂的雄狂境界，须以浩然之气为底蕴，没有底蕴，就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光靠一时的性情绝没有如此风世之效应。那么这种底蕴，这种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很“简单”，这种底气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中国古代有这种狂气的人历朝多在，在易水边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是真狂人，自称“狂人”的王阳明亦绝世雄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复生更是浩然真狂，历万世而不灭的“奇男子”（梁启超语）《翁文公日记》第三十五册：“谭嗣同……，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陈叔通称“谭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魅杰，未留身以待（指他慷慨就义），惜哉！”象这些狂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他们的狂情除了充分地展示和张扬了他们伟岸的人格个性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们给后世有经世济民宏大志向的人立下高标。这种浩然真狂在国外亦不乏其例，象布鲁诺、卡斯特里奥、托马斯.莫尔都留下万世狂名，这种为真理、为自由献身的狂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源泉。这就是我说的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雄狂、浩然之狂。 马寅初先生 在历史上，真狂显现于人格光辉之中的并不限于原本成名者，真狂、浩然之狂、雄狂，在许多无名英雄身上焕发出耀眼的辉煌，象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他们以一介无名小辈的身份，敢于同周遭的黑暗搏斗，这当然在一般人眼里就是狂妄之徒，但正是这种狂气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与黑暗合一，历史的黑浪在他们这群中流砥柱身上多少遭到了抗力，他们的生命是脆弱，但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狂气裹挟之中变得分外伟大和强大，他们的肉体被屠夫们凌辱、虐杀，但他们短短的一生走过了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方显其明亮、灿烂，他们的历史是中国人的精神尚未全死，尚未死绝的一点可怜证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比原已成名的英雄更了不起，因为在许多时候做英雄不一定很难，难的是做无名英雄，象蚂蚁一样默默无闻的冤死、屈死，在诽谤和谩骂、侮辱和迫害，在没有亲人甚至众叛亲离的死寂中被枪毙，试问天下有几人能忍受，忍辱方能负重，忍辱所需要的那种精神养源，绝不是凭借一点性情就可以得到的，没有泱泱无极的浩然之气，便没有甘为屈死冤魂的勇力。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一类人具有更加强健的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圣人境界了。茨威格在比较左拉写《我控拆》以支持德累福斯与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时，曾经说过左拉的安全系数远高于卡斯特里奥，因为左拉是名人，在他的背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就是全欧洲的读者，而卡斯特里奥藉籍无名，他的反抗加尔文比左拉更需要一股浩然之气的支撑。30年前的林昭也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梁漱溟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意义，只是强调了历史上必定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雄狂之士，只因他们未能才名运播而被深埋在历史的满天衰草之中，向这些无名烈士致敬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培育起一种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有菩萨心，菩萨愿，更要有不成菩萨道的至伟勇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地藏王菩萨那四句使六道震动的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时，我除了久久的窒息感之外，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简单的感受！当然说到这儿早已扯远，因为这种境界是狂、真狂浩然之狂不能涵盖的。 二千年前，太史公忍辱雄狂，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五百年前王阳明出佛入道，宏儒运化，自负狂名；一百年前，谭嗣同心负华严，血荐神州，雄风浩气充塞天地；30年前，傅雷、朱梅馥伉俪自绝于愚民，老舍沉湖绝世，造就了永恒的精神风碑，真狂雄狂，浩然之狂者茕茕孓立，留给我们无尽的反思和怀念。但是，能够摆脱妄狂，走出狷狂小我，迈向浩然雄狂崇高境界的人命中注定是遗世独立的。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郭于华，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倾听底层》等作品。~ ♡ ~ ♡ ~ ♡ ~ 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一、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二、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四、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生活和记忆 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需要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 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 ♡ —— ♡ —— ♡ —— 你们都是笔杆子。为什么部队的政治教材那么不受欢迎？为什么报纸杂志上讲的那些东西不能深入人心？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笔是千斤重呀。文章一定要真实。做老实文章的根本内涵在于真实，真实才是有生命力的。古人讲，做人要端正，做文要放荡。这里讲的“放荡”指的是思想的驰骋。 人要老老实实的，但文章要锦绣才华。“放荡”和锦绣才华，首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绝不可能有锦绣文章。 仅靠说教是征服不了人心的。说教没有生命力，不要说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了。这里面仍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 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我说过谎话之后，我意识到它的罪恶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安徽有个人快死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号脉之后说，你就缺一味药。两个字：粮食。饿的！ 现在我们就缺一味药，真实！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上映，因为反映的是国民党抗战的事情。 最后，习仲勋同志说，先拿到香港放映一下吧。没想到电影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片子调到台湾去看。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讲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共产党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电影直接促使了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力量多么伟大！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鲁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杀伤能力，这话是朱大可说的吧。朱大可还说：“汉语这种语言是比较适合写诏书的，写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的，或者是写慰问信这类东西。” 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手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 你看鲁迅的力量多伟大。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想过了，一个也不宽恕。”他是有大恨哪。但是，他首先是有大爱，他对这个民族有大爱，他才能有大恨。 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哪哪都充斥着作假，我们都不禁要怀疑还有什么是真实的？ 不管这个社会的以后会怎样，至少在当下，我们必须去求真实，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中国人，中国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这两篇，一篇说养老，一篇说育儿。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些小民琐事。至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中美贸易摩擦、朝鲜弃核、美伊关系、叙利亚冲突，似乎哪一件都比琐事重要。即使是与此无直接关系的看客，也觉得这些事情更吸引眼球。 但是，假如你就是一个想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在这世上过日子的小民呢？假如你现在正在为躺在医院病床的老人而奔波于家庭与医院之间，假如你为了照顾重病的老人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单位领导请假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事情大呢？ 假如你正在为没有老人给你带孩子请个外人又不放心，或是为上中小学的孩子择校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或是为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接送的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或是为每天辅导孩子的作业而心力交瘁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事情大呢？ 在照片中那些主人默默从事着他们普通生活的时候，这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的事情：香港回归、申办奥运、加入世贸谈判等。在这些大的事件中，活动的主角无疑是那些精英们。 而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在这些精英们从事那些活动的同时，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在真实的生活着。 不错，那些重大的事件影响着更多的人，但在那被影响的“更多的人”中的每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重要性与上述重大事件不相上下的小事情，比如，对于“新窑子”村的人来说，猪啃了地里的庄稼，就是比上述事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多少年来，我们生活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但宏大的历史是抽象的，个体小民的生活是具体而实在的。除非在极为有限的特殊历史时期，小民琐事是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这就涉及到我们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不错，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整体意义上的。这种整体性的目标，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自豪感，甚至能带来人们某种意义的欢呼，但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认同，有时甚至会在有了一定财富的人们中间，引起隐隐约约的不安。 这说明，我们应当将大国重器与小民琐事放到同样的地位来强调，甚至后者应当放到更首要的位置。 当然这都是一般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在什么时候说都行。但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到当下具体的场景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的一个判断是，未来的若干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很艰难的时刻。从外部环境上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过去，很可能就是今后两三年的事情；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后置业时代；后置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想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 在后置业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钱花在房子上，而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 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要更多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 首先，将社会资源更多用到改善民生上。大事重要，小事也重要。举国体制的特点是集中资源干大事。 其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办成某些大事，但弊端是也可能在大事上过度集中资源，而造成对小事的忽略。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出现某种程度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更是现实。 其次，内需的关键是富民，尤其是不要与民争利。根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6%。 其中，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21.1%、22.9%、28%、14.4%。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无论其具体原因是什么，政府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速的增长，都会导致对民间消费能力的抑制。 再次，同样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的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直接决定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而预期问题的核心，是安全感，消除对未来的后顾之忧。这当中涉及很多因素，就不一一进行讨论了。 最后，再次引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的那段话： 中国应享用自己的巨大财富。中国目前巨额的盈余储蓄完全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贫穷状况，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环境等，而这都是中国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小民琐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潜力，一个国家长远的实力，可能就是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民琐事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文：李宗陶 著名戏剧家沙叶新先生于2018年7月26日5时去世，享年79岁。特发此文以表悼念！ 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 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 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邓丽君》及新作《自由女》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年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 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去拜访。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3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吴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或者勇敢、胆大。他在政协大会上敢出言批评毛泽东。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啊！ 当年我读《毛选》，有两句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就是朴实和老实。 人物周刊：您收下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有信念，忠诚。这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不一样。 他们一生坎坷，到晚年两袖清风，所谓“两头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晚年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见到过陆定一，当过宣传部长的人，感觉就是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怎么能去否定？ 我跟朱永嘉先生见过一面，吃过顿饭。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梦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发言，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 我还听说他打算写回忆录，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 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认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说真话是在治病、做好事啊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 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当然，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别人称我“著名作家”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会脸红。 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有没有说过假话我自己知道。严格地讲，基本上没有。有次演讲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人物周刊：就您的经历，这30年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发言者的处境有哪些变化？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老师你是名人啊，还为我做这种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1983年你们不是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我和另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他的预审，写成了话剧《骗子》，后来改叫《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感动，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只有103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1000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别再寄钱了。 那年过年，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 人物周刊：您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有过，不值得一提。这些事以前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哎，我有小金库的。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注：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李宗陶。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美国的生活很节奏快，夜晚霓虹璀璨，美国人崇尚自由，动不动就整一个Gap Year，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冷漠... 这些经常出现在镜头里的画面给了我们些许与美国相关的零星片段，经过我们的脑补以后，就形成了我们心中的“美国"。 但等你真的到了美国以后就会发现，以上的这些描述与你正在轻身经历的美国又是那么的不一样……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像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一文中，一语道破了一个很多国人不愿面对的现实，以下是全文： 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 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在美国很多城市里，过了晚上8点找饭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很多餐馆都已关门，过了9点10点更难，街上到处都很安静，包括纽约也是如此。上班的日子里，很难见到酒吧爆满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会热闹一些。对于我们这些没时没点的电视人来说就苦了，于是有人开始怀念起中国来：“要是在咱们那儿……” 可毕竟是在美国，只好靠司机的经验去寻找餐馆。当然也有聪明的指引：去唐人街吧。果真，一进唐人街，灯火辉煌，看样子，中国人，还真把优良传统带到了美国。 大城市如此，美国诸多小镇更是如此。天黑不一会儿，静得让外来人心慌。只好赶紧找旅馆，算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不过，一家又一家住户中透出来的灯光，告诉你美国人的温暖所在。 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一次是偶然，两次是感慨，当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以及美国人心中最珍贵最善良的角落。 以上的情景，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甚，家中的电视小得可怜，甚至很多家庭还用著录像机。人们的脚步纷纷慢了下来，生活占据了生命的上风，人们的眼神，有一种单纯和干净的东西，人们似乎变简单了。 于是你会感慨：可能所谓的现代化时间长了，并不意味着向前走，而是回身寻找，重新回到人的心灵，回到生活与生命的本身。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也包括日本，环境都再度清洁起来，蓝天白云出现的频率，大大多于中国，显然，一旦心灵与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观察这一切，不意味着羡慕或对自身的批评，而恰恰来自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路程，我们的眼神才能够重新纯净起来，去体味生命本身的快乐? 何时让家庭的照片出现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而不是对同事暧昧地说：我单身。又在怎样的环境保护措施下，让中国的街头从早到晚都是跑步锻练的人?当然，你还可以期待：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不再需要天天运用五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聪明去斗智斗勇。 没办法，我们依然处于欲望占据上风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处于用物质来奖赏生命的阶段。离背起行装去山水中激活生命还有距离。还在这个阶段就要面对，谁也无法一跃而过，只是不希望，我们在欲望面前牺牲几代人。 从美国回来后。我说过一句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那么，真实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带病坚持工作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内媒体称赞某人工作尽责时，常用的形容词就是忘我工作到了“带病坚持”的程度。 在美国你会发现，生命是第—位的，生病就应该休息，带病坚持工作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对自己都不能负责任的话怎么指望你对他人或工作负责任。再说你流感什么的还可能有传染性。医生都会告诉你要呆在家里，需要自我隔离多久之后才能去公共场所，这是公共道德，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 公共场合咳嗽是应该这样掩住嘴的 汽车洋房是生活必须品，不是富人才有 在美国说到买房，基本指的是买独立房。也就是国人嘴里的别墅。这个基本就是普通民宅，并非有钱人才有。还有一种排屋(中国叫联体别墅)相比更便宜些。这样民宅几万至千万美金不等，产权是永久的。 家庭第一，哪怕金钱和工作都要给家庭让路 在中国，因赚钱和工作两地分居的人家还真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还可能为了工作夜以继日，把物质的东西看的超过了一切，错过了妻子生孩子、耽误了给孩子看病，不能给老人送终等。 在美国，这样做是会被别人鄙视的。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都是属于家庭 的，所有的节日也是一家人安静地聚在—起。最近—位美国好友要做—个小手术，她丈夫取消了全部的商业会谈，宁肯自己出钱支付会谈方延期滞留也要去陪着她手术，这就是国外家庭观念的典型体现。 —个真实的事。有一个只身在美国餐厅打工的女人，对一个每天靠说唱谋生艺人说，你为什么不去中国，我可以介绍你去做英语老师。何必那么辛苦。说唱艺人说，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这个工作不好吗。我喜欢我的工作。每天和自己爱的人在—起，我很幸福。瞬间，在场的人都觉得那个中国女人更可怜。 这样的照片每年更新，出现在父母办公室的桌子上 “富”不等于“贵”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 在美国以貌取人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富人不是靠名牌包装的，也不是名车大房子，而是在不动声色之中，一口整齐的白牙(非常重要)，一身古铜的皮肤(有钱度假晒太阳)，一副健美的身材(有闲上健身房)，最重要的是每年捐给慈善协会和教堂的大笔捐款。 真正的贵族学校，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这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每年救助大量的非洲难民 有钱不等于会生活 美国进口食品到中国起码翻4倍，这还是按大宗货品走的价。 美国食品是安全健康，但只有少数富人吃得起。碰到一个北京的进口商，我们问难道中国就不能制造健康食品?他很老江湖地抛了一 句：回去做做看你们就知道了。钱且不是问题，买不到才是问题。 在中国，有钱人肯花几千元每一个月保养自己的奔驰宝马，不愿花几百元买个营养品保养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觉得开个漂亮的车，比起臃肿的身体棒多了。住豪华的装修，但充满甲醛的豪宅，却不愿买—个空气净化装置。直到大病临头四处求医问药，却不愿意平时多预防，多锻炼，均衡营养。 保健？太麻烦了。到了美国才发现，越是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越是健康的，而中国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反而不健康。 奥巴马每周坚持至少锻炼6天，每次锻炼大约45分钟，只有星期天才会休息。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他的健身房开始锻炼。还严格按照减肥食谱进餐。—般以巧克力烤花生蛋白棒、烤杏仁和开心果作为零食。不能说我们比奥巴马更忙，只能是我们意识穷乏。 很多美国人重视锻炼身体 读大学是一种个人养成，而不是为了出路和提高身价 从小到大听惯了考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现在虽然不同了，但是学历的标牌似乎依旧是身价的砝码。 在美国你会发现，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并不新鲜，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地理系的研究生在找到教师工作以前在家具店当服务员、工科博士在售车店做销售等。 反之，也会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清洁工旁听拿到了古典文学的本科学位、而大货车司机酷爱莎士比亚长途旅行的闲暇写下让圈内人震惊的剧本等，美国受过大学或更高教育的人口比例远高于中国，而这个教育追求的是一种养成，和出人头地没有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清洁工用七年旁听了一个古典文学本科，因为喜欢。我不否认，这样的追求，多少也与国情也有关。在美国10-20年经验的蓝领年薪超过常春藤毕业生的水平。而美金的购买力和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的，国人很累，但或许改变的起点不在于大环境，而在于心灵。 哥伦比亚大学清洁工用七年旁听了一个古典文学文科，因为喜欢 离婚的男人像根草 在美国离婚的话，男人什么都得拿出来分一半给妻子，如果妻子没有赚钱能力的话还要支付抚养费以保证离婚后妻子的生活水准不显著下降，直到妻子再嫁或死亡；孩子的抚养费更是不能少，多数州规定要支付到18岁。 而且男人支付的抚养费没有退税的优惠等等，男人离婚的话身价立马巨幅缩水。所以，美国男人鲜有去养小三、小四的事情发生，而是下班就回家，周末陪孩子老婆。 总体的感觉是很同意白岩松在《你想像的美国其实是中国》结尾中的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而相反，那些我们一直以为占据了其道德制高点的美国人，他们的追求实际上与物质的关系不大，却离心灵很近。

文/姬鹏 有关“疫苗造假”的话题追问，可以称得上是“国民级”热议。无论是站在专业的医药原理上“问责”，还是站在人性道德上“谴责”，最终都会指向“造假的原罪”。毕竟，作为预防性的阻击防线“疫苗”要是也“不靠谱”，人们到底还靠什么保证最基本的生命之安？https://img.hinwen.com/hw-files/2018/07/yimiaozj.jpg生命无小事，这是人类社会中起码的“共识”。可是，当疫苗生产的源头也在拿生命开玩笑时，所谓的“共识”也就成为“恐惧的共识”和“愤怒的共识”。人们惯常强调“生存线上的尊严”，可当“生命线上的尊严”早已溃败时，大谈所谓的“房价”，“股价”还有毛用。无论是媒体的“信息跟进”，还是普通市民的“情绪补位”，表面上都强调“严惩的尺度”，可是对于未来“疫苗真假”的监管，如何保证不出质量问题，或是靠什么保障药品质量，或许才是人们更关心的问题。说到底，“疫苗造假”的核心就是“造假”，而“造假流弊”的存在，对于更多人而言，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就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就算有些人真的是死于“疫苗造假”，也会因“常识蒙蔽”，只能硬深深的自我承受一切祸端。 而对于，“造假流弊”的横生，就更多人来讲只能一边承受，一边批评。无论怎样，人们还需要活下去，在没有“药神”的情况下，只能希冀“命硬”，而对于因“药性打折”的丧命悲剧，多数时候只能“怪自己不够坚强”。只是，在这种集无奈、愤怒、悲苦的情绪里，最终还是化作“惯性的接纳”继续维持着，而在这样的模式里，对于“造假”的惯性化，我们真的该剖开真面目，去一探究竟。其一：关于“造假”并不陌生，人们早已习惯“假中比好”。有句话叫“还没有好透”，但在现实的语境里，人们更愿意讲“还没有坏透”。依照正常的认知逻辑，正确的“筛选观”应该是“好中比好”，可是，当满眼望去都是“赝品”的时候，似乎只能转为“假中比好”，也就是“坏中比好”。当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假”，也并不是都不知情，有很大一部分“假”，买卖双方都心知肚明，买方为便宜，退而求其次，卖方为收割底层市场，也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当有人问起为何质量无保证时，都会较为坦荡的讲出事实，一点不觉得“售假”有什么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假”不涉及生命安全，就好像有存在的意义。即便，以相关法规衡量，早已突破底线，但只要没有突破“生命线”，人们就不太会当事。这其中的“生存逻辑”，在底层群体中尤为明显。其二：“造假的肆无忌惮”终将迎来“惯常性互害”。人们常讲：“便宜没好货”。可当没钱的时候，赝品也会被“追捧”，这也就是为何，在《我不是药神》中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能有生存空间。就如他所说，管不管用是一回事，反正没副作用，这句话看似没毛病，但细思恐极。对于疾病来讲，尤其是致命的疾病而言，如若药物不起作用，就等于在“杀掉”患者的救治时间，而这跟“谋杀”又有何区别呢？只可惜，在市井的逻辑里，这种思维早已成为一种生存法则，甚至演化成更为残酷的互害。因为当所有人都在“造假”，那么每个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这也是最残酷，最荒唐的格局，但假若你身处其中，你又能怎样？其三：我们都鄙视生命线上的“带血流弊”，可有太多人真的利益面前无人性。对于“造假”，就连“造假”中的人，相信也很看不惯。但是，当“造假的人”一旦面对利益时，所有现实的人，好像瞬间就被抽离成符号。反正，他（她）者的痛苦自己感受不到，反正他（她）者也在“造假”。于此，他（她）们用“自己不造假是不是傻”时刻鞭策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那么多“造假者”很坦然，即便他（她）们是在榨取“带血的剩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造假都应该归于同一地狱，只不过在现实的尺度上，人们惯常用“致命与不致命”去衡量“造假”的危害，而非用"一票否决"去彻底将其打入地狱，从这个层面去看人们面临的“造假窘境”，不免有种可悲之感，而这也是人性中最难救赎的瑕疵。其四：对“造假”的惩治力度，着实不应该“设限”。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之所以“造假”，根本上还是的利益的驱使。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就更好办一些。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认识到“造假”意味着“破产”，相信“造假”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关于对“造假”的打击，欧美不少国家就相对“不设限”。只要“企业造假”被坐实，而且消费者有足够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损失依据，造假的企业，最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破产关门”的情况几乎被视为正常。尤其，关乎药物的企业，那怕关于药品的相关说明含糊，都会引发品牌的信任危机，并会面临较为沉重的相关赔偿，而这也是欧美国家中，“造假事件”相对低发的主要原因。

一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二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三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四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注：本文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版。

现在我要考虑这个国家的知识者被赋予的任务。我对学者的才智所持的观点决定了这个题目的宽泛。我们似乎还没有想象到它的丰富性。我们还没注意到它向我们发出的诱惑。做英国人那样的好学者。拥有我们同时代人所有的学识。写出一部有人读的书，使我们满足。我们可以设想，所有的思想已在很久以前就被完全写在书里了，——所有想象都写进了诗里。我们所说的只是添上我们对这个想象中的文学整体的肯定而已。这是一个浮浅的设想。 与其如此，不如说所有文学还没有写出来，诗也没有唱出它的第一首歌。自然对我们永恒的告诫是：“世界是新的，尚未被碰过。不要相信过去。我今天给你们的宇宙是一个处女。”根据拉丁语和英国诗歌所说，我们是出生并生长于讴歌自然的神话剧中——四周是花、鸟、山、太阳、月亮；——但现在的自然主义者发现他们的诗并没有使他对这些美好之物有丝毫了解。他只是接触到它们的表面和外观，而对它们的本质，或是它们的历史一无所知。进一步的探讨将显示，包括这些歌唱着的诗人们自己在内，没有人了解他们如此描写的壮丽自然的真实。他们满足于飞过头顶的鸟的啁啾声，满足于看见过一两个早晨，满足于漠然地观赏日落，并在他们的歌里悠闲地重复这几瞥自然景色。但是如果走进森林，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新的，没被描写过。夜里飞翔的鸭鹅的尖叫 ①；冬天里友善的小山雀的细声细语；秋天里在空中大战的大群飞虫雨点般落到树叶上的声音；林鸟的愤怒的嘶嘶声；松树为下一世纪播撒花粉；松脂从树上溢出；——确确实实，任何植物，任何动物，一切都没被人尝试着描写过。站在岸上的人，或是漫步于林中的人似乎是第一个站在那个岸上，第一个走进那个森林的人。他的感受，他的世界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① 爱默生后来把这叫声改为“叽呱声”。 当我读着诗人的作品时，我觉得对早晨和夜晚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了。但是，当我看到黎明，我想不到荷马或莎士比亚，或弥尔顿，或乔叟的描绘。想不到，但我好像是感到一种置身于异域的痛楚，那是一个尚未被思想征服的世界。或者是我被那个湿润的，温暖的，闪烁的，绽放的，悦耳的时刻所陶醉，拆掉了灵魂的窄墙，将它的生命和脉搏一直伸展到地平线。那就是早晨，在那明亮的一小时里，停止做这个病体的囚徒，伸展自己，像自然一样辽阔而博大。 美国森林里午夜的黑暗，那幽深的，有回声的原始森林，在那里有矗立在千年古树废墟上高耸入云的橡树和杉树。那里，年复一年，鹰和乌鸦看不到入侵者。松树干上挂满了胡须般野生绿苔，树脚下却缀满紫罗兰，多姿多彩。那宽阔，阴冷的凹地，宁静地撒开它的雾帘，恰如地层深处的结晶体一样无声无息。到那里的旅行者，置身于沼泽地里土生土长的冷漠的植物中，会又高兴又恐惧地想到遥远的城市。这样的美——蛮荒的，无人迹的美，被太阳和月亮，雨和雪一次次着色，改变，尽管从未被艺术记载过，却也并非不能打动人。 所有的人在内心都是诗人。他们为得到面包而侍奉自然，但她的美常常征服他们。那些去尼亚加拉瀑布的旅行，去白山的朝拜意味着什么？人总是笃信他们器官的适应能力。在山里，他们会相信眼睛的适应。无疑，地质的改变会与我菜园里生长茂盛的玉米和青豆有关。但同样，在我的灵魂的隐现在高高云端中的阿基奥柯胡克山 ①峭壁之间也存在美的联系。每一个人，当被告知这一点时，都会高兴地听着，然而，他自己与自然的交流依然未被歌颂。 ① 此为华盛顿山的印第安原名。 文明史不也一样吗？那不是我们的一个个经验教训吗？生命若能足够长，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写历史。每个学者写就的那些成卷的摘录和评论手稿还能有什么别的意味？希腊历史对我是一种意味，对你又是另一种。自从尼布尔和渥尔夫的诞生，《罗马和希腊历史》已被重新写过。自从卡莱尔写出《法国历史》，我们看到所有的历史，没有一种是安全的，每一个新的分类学家都会给历史一种新的、更富哲理的安排。修西底忒斯和李维只提供了事实。当一位天才说出皮拉斯基、雅典、意绰利亚和罗马人的名字时，我们便会从一个新角度看见那些国家。在诗歌和历史中如此，在其它方面也同样。大师几乎不存在或是完全不存在。宗教还没有在人心里牢固的基础上确立。政治、哲学和艺术也没有。我们仅有的只是趋势和先兆。 这种开始，这种从大自然身上强行扭曲出来的最佳作品，在哲学中比比皆是。让它采用任何它想用的矫饰语气，但它最终将来到这个趋势中。例如，库辛 ① 绝对崇尚的法国折中主义，其中有一个视力幻觉。它公开承认伟大的自命。看上去他们好像拥有所有的真理：拿来所有的体系，什么也不做，只是筛选，清洗和过滤，然后金子和宝石就会留在最后一道滤器上。但是真理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难以捉摸，它是不能搬运，不能装桶的货物，是像光线一样难以捕捉的东西。你永远不能把窗板关得那么快，把光都留在屋里，那毫无用处。它在你还没喊出“站住”之时，就已经跑掉了。 ① 维克多·库辛（1792—1867）是索邦的一位哲学教授，爱默生颇有兴致地阅读过他的《哲学史导论》（1830年版）。 我们的哲学也是如此。翻译、整理、精选所有的体系，这毫无益处。因为真理是不能以任何机械的方式获取的。但真正出于你本性的第一次观察，尽管是关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以向你展示关于自然和人的一种新观念。它像一种溶剂，能把所有的理论溶解，把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与折中主义等仅作为供分析用的资料，而把你包容世界的体系只作为一个小单位。一种深邃的思想在任何地方都会把事物加以分类。深邃的思想能抬起奥林匹斯山。哲学的书只是一种事实的载体，给人的启示和别的书一样，不多也不少；但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它推崇为最终的和至高的。如果去和一位天才谈话，那么他说出的第一个字，将使所有你所谓的知识动摇并凌乱起来。这样，柏拉图、培根、康德和折中主义的库辛都会立刻降为普通的人和事实。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这些以及任何存在的作品。我要说的只是，任何个人的生动描绘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排除或阻止一种新形式的尝试。而当灵魂审视它时，那描写会成为歪曲和萎缩之作。精神的弥漫将把我们所有智慧和记忆的弱小建筑一扫而光，恰如洪流冲走稻草和茅屋一样。知识的作品只在相互比较时才显出其伟大。艾文荷和维弗利可以同卡斯·拉德克利夫和波特的小说相比，但是谁也不够伟大——包括强大的荷马和弥尔顿——在无限的理智映照下，也是如此。理智像洪水一样把它们卷走。而它们恰似南柯一梦。 这样，每一代人，第一个人都得到了公平——智慧教人不要仇恨，或恐惧，或模仿他的祖先；不要自悲，好像这个世界已衰老，思想已枯竭，而他出生于万物老朽之时。因为，由于上帝的存在，思想每日自我更新，永不枯竭。凡有思想闪烁其上的东西，尽管它可能是尘埃和沙子，却都是有着无数关联的新主题。 注：本文原题为《文学的道德》，选自《论自然·美国学者》，赵一凡译，三联书店，2015出版。

在作者看来，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一家之言，危言耸听，还是切中时弊，忧患实多？欢迎争鸣。一、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蔡元培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学家（1934年） 二、跟班式研究盛行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三、现行的考评政策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四、现有的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与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远 还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问他们：建世界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指标呢？他们说主要还是以论文为指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 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说起材料，我国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应该在钢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高铁的讨论，比如高铁列车的轮子、转向架，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来又不太敢用。国外的一个轮子要经过各种载荷下的检验，他们多少年都在做这个玩意。但要在中国这么个做法，可能没等实验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学校、研究所辞退了，因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个又不热、又不时髦的东西。这样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啊。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五、久而久之我们的科学家会丧失科学鉴赏力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的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里拐弯的啥玩意儿？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全国科创大会（2016年） 六、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为什么说基础研究年轻的时候容易出成果？因为年轻人没有框框、无知无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书太多、看的研究报告太多了，头脑里有太多“正确”的条条框框了。但是，科学的很多突破都是在这些看似“不正确”的地方出现的。所以许多院士以前是按错误的模式在走，等他当上院士、觉得不再图什么了，反过来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占据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会绝不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附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声：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 “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时，表达的一则个人看法。 这个论坛的主办方是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会代表近200人，来自海内外的院士就有40多人。 所以，听徐匡迪做报告的台下听众，有相当数量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在各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 哪个科研项目可获支持，扶持力度多大，院士们都是具有“话语权”的评审专家。 或许是徐匡迪感到“个人意见”说出来后得罪人，发言末了，他频频向台下的学术同道们作揖，而他得到的则是全场长时、热烈的掌声。 创新的“顶峰”是什么？正是颠覆性的技术。徐匡迪的报告扣住这一主题开展。他认为，作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具有两个共性： 一是基于坚实的科学原理，它不是神话或幻想，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 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 而在近期，以颠覆性技术取得创新成功的最经典案例，非埃隆·马斯克（Elon Mask）莫属。继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之后，马斯克成为又一个时代偶像。 他先后涉足互联网支付Palpay项目、用于未来太空商业旅行及星际太空移民的Space X火箭、颠覆传统燃油发动机汽车的特斯拉（Tesla）电动车以及可能成为人类第五种出行方式的“超回路列车”…… 纵观这些项目，其核心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让徐匡迪颇为感慨的是，马斯克提出的很多创新点子和想法，乍听起来，在行业内都是有悖主流或常理的想法。 就以Space X项目为例，火箭是一个典型的高精尖行业，专家荟萃。火箭在升空过程中，依次完成一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分离脱落，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火箭推进过程。所以，从来没有工程师想过要去回收脱落的火箭，直到马斯克提出回收一级火箭、“制造出比别人更便宜的火箭，还可回收使用多次”的想法。 并非火箭专家的马斯克，仅用数月时间就啃下了火箭推进的原理，在遭遇4次失败后，今年4月9日，他组建的Space X终于在海上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 马斯克的另一个项目“超回路列车”也是如此。 替代今天的高铁和飞机，这种新型高速运输工具的基本思路是：建成一种人工制造的真空管道，让密闭舱利用磁悬浮技术，能在管道中实现超高速的飞驰。 而在交通工程领域，大多数专家们考虑交通工具的提速问题，一般的思维方式都是通过对交通工具外形的改变，减少空气阻力。 和业界主流的想法相悖，提出一个行业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这并不妨碍马斯克获得成功。 结合这一案例，徐匡迪话锋一转，谈及眼下国内在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 “在古代，那时没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没有各种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无论是科技部、教育部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 之所以抛出“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观点，徐匡迪说，这正是由颠覆性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在新想法、新技术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 而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徐匡迪说，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而关于这一点，在马斯克的几次创业经历中都有所印证。无论特斯拉汽车还是超回路列车，它们都得到业界支持，还有风投机构适时介入，这都是马斯克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

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开启了什么？200多年来学者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新篇章，有人却认为是血雨腥风的专制轮回——同样的史实，为何会得出完全相左的结论？阿克顿勋爵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又是如何？推荐翻译名家冯克利先生的一篇文章供您参考。PS：点击文内任一图片，即可购买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自法国大革命发生那一天起，便存在着褒贬之间的激烈对抗。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它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变局。然而，大多数争论也正是围绕这个共同点展开的。分析其中原因，这场开启现代革命史的事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有着与过去的动乱迥然不同之处”。它并非改朝换代那样的周期性灾变，而是裹挟着大量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思想和政治精英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似乎就包含在这场大革命所承诺的希望之中。换言之，法国大革命不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寻常事，而是关系到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过去受单线进步史观的影响，对于发生在二百多年前的这场大动荡，因其标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人极为看重的价值，大体上是肯定者多而反对者寡。近些年的风向则渐趋相反了——人类正在向后革命时代或执政党时代转变——想必与此有一定的关联。法国国旗三原色：“自由、平等、博爱” 政治、社会和文化思考的需要有变，史学叙事的调子也会随之而变，再次印证了“历史的科学性”靠不住的老话。记录在案的史实和文献固然是客观的，可是人的眼睛并非实验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它喜欢随着自己的兴致，在漫长的历史画卷前四处打量，说不定会凝神于何处。用历史编纂学的说法，尘封的史实和文本好像仍在不停地“做着什么”，成为一个具有连续性、充满戏剧性和“原创性”的重构过程。它会随着时代布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话语的——而变化，使单线的历史写作几乎成为不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有感于此，曾把文本作者的后世遭遇称为“命运女神”（Fortuna），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分娩”（travail），当代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说得更妙，把它喻为“由现代殃及古人的传染病”。这种现象的一个具体反映，便是近年来重新思考法国革命的著作不断出现或被引进。张芝联等新老学者的大量文章自不待言，在专著方面，国内先有朱学勤先生那本被黄万盛称为“思想炼金术”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及由王养冲等先生主编、力求摒弃过去苏俄史观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翻译文献方面，虽然我们依然看不到泰纳或梯也尔的汉译，但毕竟已有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柏克《论法国革命》、迈斯特《论法国》和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相继问世。当然，这其中尤其不可忽略的是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在1895年当上剑桥大学“钦定史学教授”后，便开设一门讲授法国革命史的课。他每周下午在剑桥三一学院开讲，一讲就是四年（1895—1899）。其间他对讲稿不时做些修改增删，但最终还是觉得它“非常粗糙”，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此，直到他去世后的1907年，此讲稿才得以问世。拜秋风先生的译笔，我们现在可以一睹这位下笔一贯吝啬、说历史掌故比严肃的史学写作更为出色的史家的风采了。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事关信仰的史学观过去读阿克顿时，便留下一个强烈印象。与许多现代史家有一显著差别，他的笔端总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动摇的位置。他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当以自身责任去弥补政治和法律规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这种史观显然是与他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有关。后人常将阿克顿与兰克加以比对，认为师徒二人一尚科学，一宗信仰，而信仰史学显然与现代人讲究科学精神不合，故后世多宗兰克而弃阿氏。这多半是受兰克的方法论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兰氏是承继与创新兼而为之的。兰克虽为近代“科学的史学方法”的开先河者，在历史观念上却依然十分传统。兰克以史料的精湛运用而著称，但其视野仍囿于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从不涉及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兰克曾分明说过，从国家的历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要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上帝的永恒因素”。就此而言，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和这本《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把兰克更为看重的“民族实体”，置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信仰自由”。从这种史观出发，阿克顿给史家提出了两项十分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史学的尊严和自律，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努力逼近史学所要求的正义境界：在谈论尤里安时，他当力求公正，使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他应当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这种论调，显然与他那个时代如火如荼、并且至今余威犹存的“民族史学”大异其趣，符合此一水准的史乘我们也难得一见——想想如今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之争，或可体认出个中三昧。拿破仑征伐欧洲 此外，史家又要做好“神启”的仆人，向世人揭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阿克顿看来，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惟有信仰的存在才使人类没有陷入绝望，惟有自由的壮大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企盼于未来的勇气。故史家察既往之兴衰，当以铸造将来之法戒为主旨，切不可文过饰非，只去考虑人们所属的阶级、时代和环境，从“人生邪恶秘密的体验中编造出各种例外，让罪行消弭于群体责任之中”。这或可让我们想到中土的史家之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令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刘知己，《史通》）。不过，阿克顿这种史学上的道德，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或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对阿克顿推崇备至的哈耶克便认为，阿氏“极严格地把普遍道德标准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做法，大概是他最不易为崇尚多元的现代人所接受的原因。今人在解释各种事物时，喜欢建立某种“模型”。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曾被韦伯称为能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最具洞察力的社会学大师——韦伯 自由和联邦按傅勒所言，对于法国革命这场能勾起人们复杂感情的大事件，只有精湛的史学技艺是不够的。面对这场革命，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免不了某种立场。这对于研究墨洛温王朝的人也许不那么突出，但对于1789年或1793年却不可或缺。因此，不管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自觉与否，他都会变成保王党、自由派或雅各宾主义者，此乃使其历史叙事获得正当性的通行证。如果从这个角度为阿克顿笔下的法国革命史定位，则他不但是个推崇古典自由的保守派，而且是个联邦主义者（这鲜明地表现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方所做的辩护上）。他判断法国革命之得失的一个重要坐标，便是先于法国大革命而发生的美国联邦主义立国原则。因此，讲稿的第一讲交待了作为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和柏克对它的批判之后，接下来便分析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在阿克顿看来，法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对美国的立宪过程却浑然不觉。以他之见，如果笼而统之地讨论美国革命，会把一些互相抵触的不同因素混为一谈。美国革命至少可分为两阶段。从1761年开始与宗主国的激辩，经过《独立宣言》的发表，直到1782年战争结束，美国人确实态度激烈，喜欢谈论抽象原则和极具批判性的普适理论，正是这些初期的东西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并由拉法耶特、诺埃利斯、拉梅特这些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人传播到法国。然而，法国人所体验到的美国，仅仅是杰弗逊和《人权宣言》思想大行其道的美国，而不是1787年以后进入了制宪过程的美国。剑是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获得自由后应该最先放下的东西——《华盛顿文集》 其间有十来年的光景。也就是说，从独立战争爆发到着手立宪，要比法国大革命持续的时间还长，这足以使美国的政客们激情减退，坐下来耐心权衡利弊了。他们虽然依然保留着反抗暴政的理想，更多的功夫却用在了设计种种方案以防备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上。用阿克顿的话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都是审慎机敏之士，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他们“最令人难忘的成果，都是不彻底的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这些做法盖出于为美国人所有而为法国人所无的一种清醒认识：民主政体不仅有可能“虚弱无力和缺少智慧”，而且有可能专横无道。是故美国人选择了联邦制，只授予中央政府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而由各州保留其他一切权力。十分推崇罗马帝制时代的阿克顿说，就像罗马人知道如何用权力分散让皇帝变得无害一样，美国用“地方主义”驯化了民主。在法国革命之初，诚然有不少法国人相信，联邦制是惟一能够保障自由的制度，但这种设想却没人听得进去，很快便被国民公会抛到了一边。不过，阿克顿并没有为此而苛责于法国人。他说，美国的宪法成效如何，只是后来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当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尚未切实看到它的优越。美国人不断解释宪法的意图和内涵，提出修正案，再辅之以法官的各种意见书和公众辩论，才使得“美国宪法成为比最初的印刷文本更为厚重的东西”，其中那些最值得珍视的规定，都是以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发展出来。 当法国人迫切需要其他国家的经验指导时，这些发展的意义还根本看不出来。阿克顿这一番解释，其实同样可以从反面适用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缺失：罗列了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诚如今日法学家所言，宪法若没有司法适用的不断滋养，便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是另一个可供借鉴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人们尚不熟悉的信念：“神学之争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政见不同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可是，对“七年战争”（1756－1763）耿耿于怀的法国，却不屑于以英为师，于是他们便只能自己去开创未来了。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他们不明白“一种势力应受另一势力制衡”；在政治这个古老而昏暗的世界里，他们夜半临池而不自知，想用一盏路灯就能照亮整座城邦。人们总会期望自己的后代回顾起祖先。保守主义是对过去的先知——【英】柏克 “消灭过去，保护未来”其实，在革命初期的制宪过程中，法国人仍有自救的机会。按法国革命所秉持的民主和契约原则，自由乃国民意志的统治，而这一原则在当时的法国仍存在着一种与传统接轨的古老解释：国民意志是体现在国民的习俗中，而法律是源于习俗，受制于习俗，人只能“发现”和宣布法律，而不能用自己的玄想去创制法律。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曾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出法兰西民族伟大力量的传统观念，如今面对的却是抛弃时代和地方影响、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政治决断”。在法国革命者看来，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不断损害、妨碍自由的记录。他们只知“这世界不应受羊皮纸和既有权力的统治，而应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它能化繁为简，拆除横亘于国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一切屏障，给予每个国民以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单纯追求普遍的善，必将损害分立的、大有区别的各阶级的利益，到头来法国会丧失一切阻止邪恶的手段。”革命者没有这种“平衡的智慧，因而必欲废止一切承诺，彻底摧毁一切历史积淀而后快。他们“缺少谋略，只有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消灭过去，保护未来”。这种口号是我们所熟知的，它几乎成了此后所有革命的特征。它曾使华兹华斯写下“生逢曙色多佳幸，天堂极乐属少年”的不朽名句，使我们的胡风喊出“时间开始了”的豪言；使“革命”一词完全失去了英国“光荣革命”——“辉格党史学”为维护其声誉，才把克伦威尔的“清教革命”定性为“内战”——所指谓的古典含义，即波里比阿所说的正义与秩序的 “ 恢复 ”（revolutus）。革命摧毁了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也废除了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东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用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话说，18世纪的欧洲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超过了古人，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希腊罗马的谦卑逐渐消失，于是便有了这种“消灭过去，保护未来”的激情，从中可以窥见导致法国革命的思潮中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在当时很多“启蒙哲人”（philosophés）看来，只有现代才是有价值的，而现代并非由过去自然发展而来。伏尔泰唯一感兴趣的是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时代”，达朗贝也表达过通通否定既往的愿望。伏尔泰的大弟子孔多塞不但认为“烧掉整个历史记载，就能使世界获得解放”，而且在其论述人类精神进步的大作中，勾画出人类发展的十个阶段，认为自己生活于第九阶段，接近于达到具有“尽善尽美能力”的第十阶段。这种相信人类历史贯穿着一个不断超越的有序计划的观念貌似历史，出于玄想者却多于真正的史实。它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不如说是以终结历史为鹄的。换言之，它貌似动态的，其实却是静态的。这种哲学化的伪历史观，为后来的很多意识形态运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正当性框架。因此，在阿克顿看来，那份“印出来不足一页的宣言”（指《人权宣言》）虽然“分量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有着“笛卡尔式的明晰”，但它的最大问题却是严重缺少历史意识。为了消灭排他性的、不平等的封建特权，固然需要人人自由平等，一切财产都要受到保护的权利宣言。可是这些权利却是建立在过去的法律所不曾反映、人民也不熟悉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既不同于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不同于法国最强大时代的全部经验，它不是以传统、利益或任何悠久习俗作为基础；即将主宰未来的观念也“没有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脱离了传统的支撑，“如此毁灭性、无可抗拒的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就像没有罗盘的船一样随波漂流，根本不知道会漂往哪儿”。同样基于联邦主义的信念，阿克顿认为法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并不是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是8月4日。就在这一天，法国的贵族正式宣布放弃了他们的特权。马基雅维利说过，打败法国也许不难，要保持和统治这个国家却殊为不易。他这里的所指乃是仍实行着贵族分治的法国。在阿克顿看来，正是贵族放弃特权的做法，使“有着古老自治传统的法国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实行民主制的法国”。上世纪法国革命史专家勒菲弗尔有一著名说法，法国革命并非一整体性事件，而是由几个革命所组成。其中之一是他深入研究的农民革命，但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发生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内部的思想革命。在革命之前，不仅文人墨客和附庸风雅的小资，而且在蓬马杜夫人——她是伏尔泰的好友——等诸多贵族沙龙里，都把启蒙运动的普适性理性学说作为新奇的玩物加以品赏，而这种普适理性与“山南山北各有自己的风俗”的状态是不相容的，此乃贵族放弃特权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不过，这种激进思想最初还算温和中庸，甚至起着辅佐传统的绝对王权的作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发现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法则之后，改造社会的良方便是启蒙统治者，因为说服少数人总比启蒙大众来得容易。通过反对派、权力制衡和舆论之类的复杂机制进行治理，显然也违反理性主义的简省原理。这种学说告诉世人，只要权力至上的国家不为私欲所左右，它便可以完成进步的使命：“这将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君主制时代。国王作为首席公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干人民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改革运动最终将建立起很多昌盛的、明智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便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贵族“希望借专制之手停止专制的运转”的原因。这些二百多年前的精英谋略，即时人所谓的“开明专制”，反映着科学和启蒙原则同专制治理方式之间的亲和性，不但为后来的空想家圣西门（这便是哈耶克把他称为“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的原因）所继承，在今天的我们听来也依然耳熟能详。贵族自残、王权旁落、教士被逐之后，只受一个等级势力支配的法国政坛，便成了走马灯似的竞技场。议员任期一度只有两周，议长也频繁更换，而每次议长选举都即时反映着舆论的变动、派系的沉浮和个人声望的升降，“委员会制度”和巴黎的“区治”又何尝不如此？这意味着政坛上只有“帮派”或“俱乐部”，而没有柏克意义上的“政党”。在这种格局之下，决策和立法过程之无序和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健全政党的议会政治，非但不能成为平衡广场政治的有效机制，反而本身也变成了广场政治。这两种政治之间的区别是，英国的柏克在西敏寺痛斥那些只知维护“议会主权”的愚蠢议员之后，可以安然回家写他的锦绣文章，而罗伯斯庇尔几天之内就能一落千丈被送上断头台，马拉则只能被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为我们留下大卫名画《马拉之死》中那一脸凄凉的神情。革他人命者，终究革了自己的命 超然的先知失去了旧制度法律与传统的全部约束，“革命原则”也成了杀人最方便的借口，遂使“经过批准或认可的杀戮”不绝如缕。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给友人写信说，就算有些过火的事，也是出于对自由、智慧和宽容的爱。甚至美国的杰弗逊对于“很多罪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9月屠杀也认为，“我对于他们的无辜跟别人一样痛心，但当时必须利用人民的武装，……难道不正是某种程度的盲目，才以这么一点无辜者的血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阿克顿认为，这些杀戮是不能用任何原则加以辩护的，它们不能因为时局危艰和观念的对立而被神圣化。大革命期间的滔天罪行并不享有特权，它跟历史上任何罪行一样丑恶；共和派的暴行和他们指控绝对君主制犯下的罪行一样残忍，并不能因为他们是共和派而使其性质有变。阿克顿说，罗伯斯庇尔一生勤勉而简朴（20世纪又有两个类似的例子，一是日常生活严谨朴素的希特勒；另外一个，我出于礼貌不方便提他的名字），可他的血腥统治与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又有何区别？他的“牧月22日法令，可以让一切君主政体的残暴行径黯然失色”，因此只能把他打入“那群最可憎的人物之列”。当然，阿克顿对国王路易十六也毫不留情，“他密谋通过对他统治的人民带来大灾难、大毁灭，来恢复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内心依然盲目自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对于他所浪费的机会和引起的痛苦懵然无知；他至死也不是一位表示悔过的天主教徒，而不过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国王。”把阿克顿这些话放在一起，可以得出的正反两面的含义便是，人民的反抗权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它突破了良知的底线，“解放”（liberation）与“自由”（liberty）之间可能就互不搭界了。自由，毕竟不意味着从道德中获得解脱。阿克顿很清楚，人们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是信仰和自由，然而“获得这两者的道路上却沾满血污”，它们经常变成对屠杀的呼唤。历史上的最邪恶者，往往正是出现在追求这些美好神圣之物的人中间。这便是“历史学家们喜欢把那些经过涂脂抹粉的犯罪分子当作英雄一样崇拜”的原因：“执剑的强人后面，总追随着一群拿抹布的懦夫。先是犯罪者屠杀，随后便有一大群学者来为之辩护”。阿克顿不由感叹道，从人性的角度说，“如今的世界一点也没有比过去有多少进步”。我们不可以漫不经心地看待这些话，因为它并非只对欧洲人而言。今天的人们已经又把那些运动中的亡灵视为“成功者”，却几乎听不到有人替这些当年完全绕开司法程序而遭杀害的“成功者”说句话。他们似乎也被“懦夫的抹布”抹掉了。生活在自相矛盾中是会带来心理焦虑的，摆脱之道或为顺从道义的要求，表现勇于自我担当与反省的气概；或者忘却，这只需长时间的沉默就可以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正是基于这种充满道德情怀的历史观，即我前面所言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他才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这句本该像他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一样广为流传的话却默默无闻，大概是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只针对当权的少数，而是如同古代犹太先知一样，意在提醒属人的权柄本身——无论它属于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固有的危险。他认为，这种从世事变迁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真理”，应当对人类思想享有正当的权威，同时他又提到法国19世纪大学者勒南（Ernest Renan）的警告：这种超然的精神，注定会在“肮脏而残酷的党派斗争”中化为乌有。可见，兼史家、天主教徒和簪缨贵胄于一身的阿克顿，对于自己身后的寂寥，是有所预感的——因为现代人已经不相信先知了。本文来源：千字文华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tzWnkCFQTBwnSicBN8icj3QZtr1daaqnczLtJwfsPy0w1Xh0qdyjS3zsZFv1icGtCRQevEpUDN7TnNBVVrDD24nUQ/640?wx_fmt=jpeg 我说这些话，不是在夸耀我们这个时代，而是强调这个时代虽然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总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有一句话不是说，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敌人的分量。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价值在于这个时代苦难的分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多大的改造决心与勇气。 个人如何改造社会？这话听起来有些雄心壮志，因为它暗中断定“个人可以而且能够改造社会”。通常，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个人势单力薄，无法与社会抗衡，改造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的判断是个人是可以改造社会的。 就个体而言，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你发生改变时，意味着社会也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化很微小，但不管有多小，它在客观上都是真实的。就社会影响而言，“蝴蝶效应”积聚。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次微小的改变或者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小风暴。 一、以己任为天下，救起你自己 过去我们常说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情怀，但是如果你明白好社会从何而来，就知道更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以己任为天下”。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个人包括你在关键时候需要救起的他人，同样包括你自己。 退一步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假躯壳，你又怎么可能真正救得起他人？如果你甚至都不能判断这个时代朝着哪个方向走，看到小区里有人装了个卫星天线便跑到公安局去报案，你又怎么能帮得了他人呢？ 二、找到你的兴趣与使命 我是个幸运的人，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兴趣和使命，只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做些喜欢的事情，日子过得也简单。我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的兴趣，寻到你一生为之努力的事情，也就是发现你自己的使命，这比学到任何东西、找到一份好工作重要得多。有人可能会说，这太不现实了。 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事实上，我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我所尊重的现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正如海明威说的，很多人花一辈子才明白的道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少。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松软的泥土，这些不需要争取便可得到的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却在用一生的奋斗远离它们。 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人也都已做到衣食无忧。然而，有几个人在按着自己的兴趣生活，几个人寻得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呢？“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卢安克有此一问。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一生的选择与期许。生由不得我们，父母因为一夜风流将我们带到世界上；死由不得我们，顽皮的死神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将我们带走。生死之间，是我们近乎茫然的今生今世。如果在有生之年，永远不能够心有所想、身体力行，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人生无穷役，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与指望了。 三、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人需要有独立的精神。客观上说，也没有谁能够脱离群体生活。 2009年去台湾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慈济会的缘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见着一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她为此十分忧伤，后来又有些机缘，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佛教说“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团结一些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常听别人说“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而我期望自己能够“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四、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守住自己的良心一厘米 人需要合群，否则社会无法运，但是合群并不只是跟着群体走，无论什么时候，人都要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这种抵抗的精神，可以让你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丢失自己，甚至与船同沉。 一个社会没有底线，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民的抵抗精神的丧失。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的。抵抗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法律中确立起来，已经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律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推广。 这个时代需要进步，这是共识。在还没有取得进步之前，需要保留耻感和痛感。所以，每当我在新浪被删帖时，我都会表示抗议。也许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你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让我不能理解的倒是有些人，他们会出来说，“其实他们也不容易”。还有一些人，看到一条貌似政治不正确的帖子时会说，“肯定要被删了”。 林语堂说得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些人发言，另一帮人会说，你这话没有“理性，建设性”，可是发言是他的权利啊。为什么要完成你预设的目的？为什么要让发言者成为你心目中的谏臣？ 抵抗精神，不只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更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抵抗精神也不只有面向国家的公民不服从，还应该有面向社会、面向人群的个体不服从。面对国家施与人民的不公，你可以像雪莱、梭罗、托尔斯泰、甘地、艾莉斯·保尔、穆思特、马丁·路德·金一样反抗，但这些先贤的抵抗并不止于不道义的权力，还包括他们不能接受的文化、时兴的观念。一方面要引领时代，跟得上时代，另一方面，也要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梭罗去了瓦尔登湖边。 五、心有所想，身体力行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努力行动）”。 好在我有所醒悟，知道自己点滴做事的意义。人人多流一滴汗，社会少见一滴血。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也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你不能决定中国有没有华盛顿，但你能决定自己是否成为那个为华盛顿鼓掌的人。 六、悲观是卧底，不要活在恐惧里 我承认，恐惧乃人之常情，人不能没有恐惧和敬畏之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要依靠人内在的恐惧得以正常运。否则，人会无法无天。 但是，有美好理想的人不能终日生活在恐惧的怀抱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很多人还没出师，便被自己吓死了。恐惧应该是用来增进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消灭我们的理性。 不要用过去毁坏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也不要用归纳来全盘指导我们的生活。归纳不是科学，它只有心理基础，而没有逻辑基础。不要相信“历史告诉我们”那样的鬼话，罗素说过，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主人拧断脖子。 反过来说，即使你每天的努力都没有让你自由，你也是归纳不出你将永远不自由的结论的。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都会变化，何况有你？ 我说悲观是卧底，是因为悲观会里应外合摧毁我们的斗志。以我有限的观察，许多人有理想却一无所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处世悲观，过度强调环境的负面因素，然后用这种负面因素指导自己的生活。别人限制你一次，你限制自己一生。这种过度的自我审查与其说是慎思慎行，不如说是自我毁灭。 七、相信时间 人是时间单位。许多人不自由，是因为失去了时间维度，而只在空间的牢笼挣扎。 因为相信时间，你知道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也知道从容做事情。我自小在农村生活，陪着自己撒播的种子走过四季，知道万物生死枯荣都有一个过程。 八、相信大势 我说过，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对囚犯如此，对狱卒也当如此。柏林墙从砌砖的第一天起，就有守卫者逃向了西柏林，说明柏林墙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坍塌。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我是一个小人物，今天斗胆谈一个天大的问题——中国教育。中国教育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本领把它办得多么好，而是我们居然可以把它办得这样糟，这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 ——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郑也夫 不输在起跑线，这是在毁掉孩子 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在发达国家，人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你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不要给孩子压这么大的负担，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人家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不该干这件事的年龄干这件事，极其荒诞。 有的幼儿园觉得的确不该在这个年龄段教小孩子识字算数，但是不教的后果就是会被家长骂。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是共谋，是共同来“毁人不倦”。政府肯定要负责任，但是家长的责任也不小。 “素质教育”其实是个伪命题 在我看来，我们一向鼓吹的“素质教育”，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素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基因给你的东西”，或者说是天赋，是先天的，而教育是后天的。 素质不是后天的教育所能教出来的。能说有一种教育叫“天赋教育”、“基因教育”吗？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现在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 打个比方，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我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我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的，你考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身体健康？以后再说吧！这就是素质教育这个说法的荒诞。 健康的教育，不求高分不评比 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及格”的原初意义。其实及格是一个大的达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及格。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误区——把及格污名化了。 在有些学习项目上，及格了家长就可以释然、可以放心，不需要太高，因为教育是一个长线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我小学读书的时候，语文成绩总是很低，一个是生字不能记全，默写生字我永远有些字不会写，但是也及格了。现在论写文章，那些当年小学里语文永远一百分的同学，大概比我差远了。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把一个学期学习的生字98%、99%都要记住呢？以后学新带旧，慢慢总会认识的，学习是个长过程，这个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情，及格了就可以。 基础教育阶段，把各学科的基本道理学到手，及格了就挺好的。大大地超过了及格，达到了99、100分那又怎么样？时间久了总会遗忘的，不要苛求也没有必要苛求。 大概东西掌握了，至于最后走哪个方向，在以后不断学习相关学科的过程中就会加固知识。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是违背教育的真谛的，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达到大大超过及格线的目标这是荒诞的。 我们特别爱评比，在两个层面上，一个评比学生，使学生内心受挫折，其实对学生有极大的摧残。除了学生评比之外，我们还有教师的评比，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样板——芬兰。 芬兰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评比，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评比就要制定原则和标准，而定了标准以后一定就会败坏教师的心性，教师们就会总想着，“我怎样才会成为优秀”？这就麻烦了。 教师教的好坏自己良心明白，教师对于学生是一个全面的教育，绝对不是一个单项的标准对学生负责。教师应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负责任，教师这个职业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谁是良好谁是优秀。 日后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贪玩 如果一个孩子不贪玩儿，那麻烦真的比较大了。贪玩儿说明孩子对一个游戏有热情。 如果一个孩子对任何一个游戏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一点不贪玩儿，对其他事情没有格外的兴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麻烦。 因为日后的发展是要靠你的兴趣来指引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不贪玩儿人久了以后就没有兴趣。 我小时候是一个极端贪玩儿的人，虽然那时候空间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受压抑，现在的小孩儿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我觉得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 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表扬孩子做好事，其实是在助长伪善 德育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而我们当下的道德品质教育基本是一种伪道德教育。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最坏莫过于伪善，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助长伪善。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选官是首先要道德好，如果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么愿意当官的人就会问：道德好怎么讲？如果这样的内容就是道德好，那我就这样做。 那这样还是一种发自本心的道德实践吗？不是，如果这样做就是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就成为了一种伪善。如果一个孩子做了一件好事，就得到了表扬或奖励，这其实就是在助长伪善。 我不相信道德是说教可以提升的。我对于夸奖有很大的警惕，夸奖一定是高位人夸奖低位人，在夸奖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抬高，夸奖是一种控制手段，是别有用心。 日本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治沙圣手，八十多岁到中国来治理沙漠，功德无量。记者问他：我们听说日本人的孩子的环保意识那么好怎么来的？远山回答：“日本的孩子环保意识好，因为他们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如果孩子看到父亲的一切行为，父亲不用说什么，孩子慢慢也会这样做的。 相反，如果父亲不做环保的行为，但是一直叫孩子去做，孩子会觉得父亲非常虚伪，就会叛逆。 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出生，非常顽劣，但是看到街上有垃圾一定要捡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的说教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而是由整个社会成年人的行为影响的。人会被他人的行为感动，人不会被他人的说教感动。 再说“智”，“智”的本质应该是知识，而不是能力，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要转化为能力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在“德智体”上对“智”的理解是非常偏颇的，但是即使对“智”的理解很正确，也还有非常重要的情商，“智”不能包打天下。 最后再说“体”，我们高三基本就没有体育了，我们对“体”轻视到何种程度啊，其实“体”是太要紧的事了。 在古代读书教育改变命运，现在很难 教育改变命运，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教育提高了你的能力，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是教育给了你学历，这个学历帮助你改变了命运。当然还有可能是二者结合起来。 我本人应该说是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我之前是知青，十八岁去了农村呆了八年半，之后回到北京待业期间恢复高考，我就考进大学，一年半之后考了研究生，当时有学历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这是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可是，现在教育还能改变很多很多底层人的命运吗？恐怕很多人越来越不看好。在1977、1978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教育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可是到了当下，我们说阶级固化，其实这个事情不新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制度都是陌生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博弈相对来说大家是比较公正的。 后来所有人都会看这个制度有没有一些小漏洞，有点小漏洞就要利用，那么谁更能利用？肯定是有钱有权的人更能利用。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变，但是在这个制度的博弈下底层人将吃亏，有权有势的人将占便宜。 比如高考判卷子还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利用家教、把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久了之后穷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那就难乎其难，所以教育改变命运就变得越来越落空了。 不过，我对“教育改变命运”观点的批判远没有结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欧洲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而我们不是，我们的农民如果肯干、发财可以做地主，欧洲不行，你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改变不了。我们的人好好读书可以做官，在欧洲做不到，是身份决定的一种等级制。 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是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你原先是白丁，中了举就可以做官，我们很多大官都是祖上没有人读过书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们古代社会是这样的。西方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自由度要高于西方，人们的机会多一点，这或许是我们比他进步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教育改变命运在现代西方还在发生着吗？仍然不会。为什么不能发生呢？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枣弧形的社会，中间大两头小，很有钱、很有权的人是很少数的，很贫困、没着没落的人是很少数的，中间的中等收入的阶层是大多数。大多数人出身就是中等阶层，本人只要不是特别不着调、都不会沦落到底层，你不需要教育改变命运。 人们大多数就是在中间呆着呢，社会上只有职业差别，少有阶级分野，蓝领工人不会羡慕白领，进大学深造，全凭兴趣，而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干嘛拼命读书改变命运呢？你跟德国人讲，他不会理解所谓“教育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教育改变命运曾经是一句好话，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相比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是现在和古代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说一个社会还需要教育来改变命运，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制度落后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变成枣弧形、橄榄形的社会，而还处于金字塔形，这个社会结构就有问题。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还不能发生教育改变命运就更糟。 隐藏在“学区房”背后的利益链 小升初就近入学与“学区房”背后隐藏着利益链。这不单是认识的误区，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政策。 政府的行为，这个政策就是小升初就近入学，导致学区房的形成。一开始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一个挺良好的愿望，希望小学学习负担不要太重，取消考试入学，实行就近入学。 其实这么做的时候早就应该料到会形成学区房，富人就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师资力量比较好的学校，底层人就永远进入教育资源比较差的学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有没有好一点的手段？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地区的学校办校水平比较接近，这个事情很容易。 首先硬件上比较平等，提升教学力量比较差的学校的硬件水平。软件就是师资力量，可以让师资在区内轮转。小升初就随便报名随便入学。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那为什么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呢？ 因为有些人刻意保留这样的差距，是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好学校的红利，这是一个利益链。就近入学这件事凸显出中国教育管理者们没有改革的愿望，没有愿望还何谈方案呢？ 我们谈教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在思考教育、讨论教育、理解教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看待教育。 我们所看到的教育不是教育原初那个博大的意义，其实教育不是一定要在学校和书本中实现，也不要迷信一定要在一个好学校中实现教育。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一个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于文明昌盛，而不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强大。 历史上很多帝国，比如说埃及王朝、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前苏联帝国等等，今天都已烟消云散。每当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直接向人们呈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或一个庞大的军事实体等。但是当一个帝国消亡之后，真正给别人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这些以“强大”为标记的东西，诸如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等。相比之下，帝国中所发展起来的文明价值和文化理想，作为帝国生命力的支撑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国本身的永恒价值。比如罗马人的法律和法学思想，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国历史为例：曾经不可一世的秦、隋、辽、金、西夏、蒙古等帝国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汉、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国，并不仅仅致力于武功或经济发展，而同时在宗教、学术、艺术、科技、制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给后人留下永久价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包括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儒、道、释和百家思想，文学和艺术成就，科举制度、职业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它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一些军事政治并不强大的国家或民族，长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却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腊VS罗马。前面提到的古希腊，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只是由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文化圈。古希腊诸城邦自从公元前338年以来，受马其顿人、罗马人统治达千年之久，但其由于其文化繁荣、灿烂，后来逐渐被罗马人所接受，希腊语甚至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所以历史上有希腊人在军事上被罗马人打败，但却在文化上把罗马打败的说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多于统一的时间，被异族统治的时间远多于受本民族统治的时间。过去2600多年里，印度曾遭受过包括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哒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发动的无数次侵略和占领。自从笈多王朝于大约公元500年衰亡之后，在长达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长期处在分裂或外族统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并没因为“长期亡国”而消失。 在1945年挣脱英国人长达150多年（具体时间算法不一）的殖民统治、正式建国之后，印度作为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的民族国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认，这是因为自自身独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尽人皆知。可以说，自从吠陀时代以来，印度人创立了自己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开始是婆罗门教，后者发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几千年保持了连续性。 相比之下，历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带），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帝国，势力最大时几乎占领整个中东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等）、语言文字和社会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波斯很快被伊斯兰化，从语言至信仰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今日伊朗早已成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经有过的、自身独特的文化或文明类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缩诚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也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够成熟发达有关。 例三、藏族VS满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标志还可从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藏族与满族——的对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满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是中国北方最活跃、最好战的民族之一，其军事、政治上的成就也远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主要致力于发展宗教和文化，酷爱和平，极少侵略扩张。然而，谁都知道，曾经统治全中国、威震全天下的满族，今天还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么能与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发达、民族特色最鲜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里，也是最温和、甚至长期被外族统治的。为什么一个政治、军事上成就卓著，却在今天趋于衰亡；另一个政治、军事上几无成就，却在今天独树一帜呢？根本原因也许在于：满族虽然富有战斗力，但在文化上并不繁荣发达，不象藏族那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综上可知：许多无比强大的帝国，因为没有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以及政治的文明为基础，一旦崩溃，立即灰飞烟灭，一无所有；而一些极其弱小的民族或种族，虽然饱经侵略占领或外族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或文明进步而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许犹太文化和10世纪以后的藏族可算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强大帝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伴随着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说以后者为基础，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方面前苏联与美国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秦、隋等王朝与周、汉、唐、宋等的对比也是明证）。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强大，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当我们把强大当作首要关怀，而忽视了文明进步时，很可能掉入了历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文：蔡越 我这两天担心得几乎夜不成寐。我大儿子Michael，申请到了克林顿基金，要去西非的塞拉里昂(Sierra Leone, 也译为狮山共和国），做4个月义工——就是那个爆发伊波拉病毒、前两年刚刚结束内战、医疗条件差到去年才进口了全国第一台CT扫描仪、疟疾横生、死亡率超高……的国家。我咬紧牙关表示支持，其实心里很害怕，我怕他不能平安回来。我丈夫个性极其温和，从不干涉孩子的决定，但这一次他也问儿子，能不能换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医疗条件太差了！儿子回答：就是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才要去做义工，帮助那个国家改善医疗环境。当地电讯条件很差。据说4个月内，孩子和父母基本失联，父母很难知道孩子的消息。只有患上重病时，国际组织救援组织会把孩子送回美国来。我起初对大儿子说：“你能不能不去？”结果我小儿子Richard回答：“妈妈，你认为应该谁家的儿子去？”我不得不说， 因为这件事，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关心世界的贫困和不幸的人，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仅仅是跟着教会捐款。我给大儿子发短信说，这件事让我反省自己两点：1，我过去并未真正关心贫困的人，我只愿意付出自己多余的去帮助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牺牲自己。2，我目送你进藤校的时候，是希望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you have a better life)，最后却变成，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you want a better world)。是我没有跟上你的成长。是的，当我们这些家长送孩子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希望他们受最好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并未真正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精英教育，不仅让孩子成绩更优秀、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更是将“以世界为己任“的价值观，放在了孩子心中，包括：牺牲自我、付出代价，去帮助不幸的人。这会成为他们终身的价值观，指导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准备送孩子进美国名校的家长，你们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愿上帝保守Michael平安回来。愿他在西非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财富。（最后还有一点好笑的感想：我们做父母的移民美国，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努力工作、站稳了脚跟，终于给孩子创造了条件，让他能去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了！）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在美国人的建国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四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应该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因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惟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恪守了他们制定宪法时许下的诺言，并为确保《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不受伤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而所有违宪的或者有违宪嫌疑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当事人不是遭到国会弹劾，就是自动辞职下台（如尼克松）。就连华盛顿这样在我们看来当之无愧的“国父”，也是在宪法被批准之后，才由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为第一届总统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然而，这就把一般人心目中的建国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都是先建国后制宪的。但正是在这种“倒行逆施”中，人类追求了上千年的宪政精神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了法律，而是法律创造了国家。美国的建国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精神，美国也确实是最地道的宪政国家。惟其如此，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以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效尤，相继制宪，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宪的参照系甚至楷模。 这也毫不奇怪。毕竟，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依据这部宪法选出的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最典型的共和国。它甚至被称作“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语）。而且，正是由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共和制度和宪政精神，这个国家在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松松散散的联邦之国，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其影响之深远，已让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望尘莫及。 可是，这部宪法在形成过程中，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首先是制宪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1787年5月14日，正式代表七十四人。但结果，实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拖到5月25日才达到法定人数，正式会议因此延期十一天。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十三人，坚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只有十二个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包括他们的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再加上一个证人、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签字的一共四十人，只不过比七十四人的半数稍多一点（百分之五十五）。至于会议过程中充满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则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次会议便从1787年的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足足开了三四个月之久。最后，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别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于珍视自己思想的人而言，这种结局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二十年，就算不错了。 随后，好不容易才草成的宪法，在交由各邦批准时又遇到了麻烦。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三个邦倒是爽快，当年就予以通过：特拉华和新泽西的议会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则以２∶１的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已达到法定的九个，但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邦，即弗吉尼亚和纽约，迟迟不肯批准。这样，又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邦才勉强同意批准，美国宪法也才得以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一个“神形兼备”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谈出来的，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的，而且决定了它的宪法也一定是最能体现共和与宪政精神的。 制宪会议 二、从殖民地到合众国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由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十六个。后来，有三个殖民地被兼并。因此，到独立战争时，北美大地上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是十三个。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大英帝国对它们进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 其次，这些殖民地的性质也不相同。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马萨诸塞，则是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第二类是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六十个庄园。第三类殖民地是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自己根据他们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三类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 第三，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也很复杂，有白人，也有黑人。白人当中，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等。根据1790年的统计，当时的白人中，英格兰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一，苏格兰人占百分之八点一，爱尔兰人占百分之三点六，德意志人占百分之八点六，荷兰人占百分之三点一，法国人占百分之二点三，西班牙人占百分之零点八，瑞典人占百分之零点七，其他人占百分之六点八。这说明北美殖民地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必多样，也必定多心，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他们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哪里就能一下子统一起来？ 最早是在1754年的６月，有七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是一次临时的动议，但这些殖民地能够想到结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联合开始了。 十一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的，有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和认同。于是，生活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民族概念，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又过了九年，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五十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并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 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却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他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打响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实际上，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北美英属殖民地，现在已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也有了合众国赖以孕育的母体。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原来的“殖民地”（Colonies），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State），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惟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 不过，1776年7月2日，当大陆会议讨论是否公布《独立宣言》时，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却投了反对票。九天以后，迪金森又向大会提交了一个法案，即《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这是《独立宣言》之后、《联邦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于1777年11月15日在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3月1日生效。根据这个条例，“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在名义上又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这个联合之邦的名字，条例开宗明义地作了规定，叫“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三、在历史的岔路口上 现在，我们可以为美国的建国史大致列出一张时间表了：1754年以前，北美大地上已经有了十三个英属殖民地。1754年，他们开始联合。1765年，他们有了一个独立的新民族的概念（美利坚民族）。1774年，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和一个国家议会的雏形（大陆会议）。1776年，他们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精神和理想（美国理想）。1777年，他们又有了这个国家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从1774年开始，他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互不相干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联合殖民地”，其次是把“殖民地”变成“邦”，最后则是把“邦”变成“邦之联合”（邦联），进而变成“联合之邦”（联邦）。于是，美利坚人便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由“非国家”（殖民地）、“半国家”（邦）变成“国家”（美国）。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本应由政府来行使的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国会来行使的。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需要三分之二邦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合之邦”，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邦，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 不过，这次会议的任务原本不是制宪，与会各邦给代表们的训令也只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辞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十三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相反，如果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 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的理解都不准确，因此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称为“邦联”。 邦联不是国联，也不是联邦。也就是说，在邦联制度下，那些联合起来的State，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他们同意将这些权力和权利部分地授予邦联。所以，这个时候的United State of America（美国），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邦联的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因此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 但这样一来，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了。他们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在７月５日的会议上就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一起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胜利后的国家状况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充满危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他当年年初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麦迪逊显然是主张全面联合的。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因为只有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约束独立的各邦，并对新成立的“全国最高政府”授权。 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与会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其实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邦联条例》进行其实无济于事的修改，要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个文件，即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幸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抛弃邦联制，实行联邦制，并为此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四、走向共和 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六条规定宪法的地位，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联邦宪法 但在这个简洁的文本中，却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国家权力既被纵向地分解为联邦的权力和各州的权力（其实是独立各邦部分让渡权力，变邦为州），又被横向地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其中，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而立法权又分属参、众两院。只有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法案才能成立。而且，总统对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以判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虽然由实行终身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有裁决权，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总统虽然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这一否决又可以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否决。也就是说，这样，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其实这正是制宪会议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既要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又决不允许这个政府是专制主义和君临天下的。 防止专制的惟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办法是，既不集权于人（比如总统），也不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是集权于法（宪法）。具体的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联邦宪法》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法。也就是说，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在宪法的统辖之下，各州（State），包括后来加入联邦的各州（现在已共有五十个之多），都享有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自己的司法范围和法院系统，并按照自己的宪法由自己的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和官员，不受联邦政府的左右，只要不违背联邦宪法就行。很清楚，美国的五十个州，是用法（作为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联合起来的。而且，联合之后，仍有相对的独立和高度的自由。 这就是共和了。共和之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天下为公”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将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归公有，而只是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公”。正因为“公”（共有），才必须“共”（共享和共治）。既然是“共”，就不能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也必定并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和”。显然，所谓共和，就是因“公”（公共、公用、公众）而“共”（共有、共享、共治），因“共”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然而，要共和，就必须限政，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政府或国会）独自坐大或者一统天下。所以，仅仅集权于宪法是不够的。如果对宪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或某一机构，就会变成宪政名义下的专政。因此，还必须在立宪集权的前提下立宪分权，通过宪法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和哪些人。这就有了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来的“三权分立制”，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分别立法的“参、众两院制”。 这就是宪政了。宪政并不只是“宪政”（依照宪法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它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因为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国会如果不受限制，同样会造成专政，甚至更恐怖。这是一定要把国会分成参、众两院的意义。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让它们相互制约，这样才能防止它们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 五、伟大的妥协 前面说过，没有大多数人的妥协，就不会有美国宪法。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他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全面联合，就只有接受这部宪法。三十五岁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古文诺．莫里斯的最后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古文诺．莫里斯说，他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已决定赞同，自己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有一个全国政府，那就只好签字。 我们知道，古文诺．莫里斯是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是这次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共发言一百七十三次（其次为同一个邦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一百六十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一百五十多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这样一个人都对宪法草案不满，何况其他？ 古文诺．莫里斯发言后，平时很少发言的三十七岁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接着表态。威廉．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自己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也不想使自己妨碍大家的意愿，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这其实也是古文诺．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即不管怎么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分裂，十三个邦应该一致行动。 不过，方向的一致不等于方案的相同，更不等于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当方案涉及各自利益时，那就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致制宪会议好几次差一点不欢而散。八十一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从走投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并最终达成协议。 比如国会问题。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个联邦议会，这一点大家并无分歧。问题是国会如何设置如何组建，席位如何分配如何安排，制宪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和赞成《弗吉尼亚方案》的人坚持民主原则，主张实行两院制，其中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选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出，两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提出和赞成《新泽西方案》的人则坚持共和原则，主张实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决权。 不过，冠冕堂皇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驱使。主张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他们代表大邦的利益。主张讲平等的主要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和特拉华代表刚宁．贝德福德。他们代表小邦的利益。小邦代表坚持认为，大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们扬言宁肯投靠外国，也决不亡于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让步，甚至连剑与火、绞刑架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幸亏这时康涅狄格代表奥立维．艾尔斯沃斯等人出来调停。他们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们的斡旋之下，制宪会议于７月１６日达成妥协：众议院实行国内法原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顾大邦；参议院实行国际法原则，不论大小，每邦一席（后改为两席），照顾小邦，尤其是特拉华和罗德岛。 这次妥协后来被美国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这倒不光是因为它帮助制宪会议走出了僵局，而且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原则与共和原则共存的成功范例。众议院民主，参议院共和，两大原则共存于国会，岂非一种比单一共和制度更高境界的共和？ 其实妥协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共和。至少，它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对此，富兰克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在6月30日的会议上说，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现在，我们这艘船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富兰克林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六十四岁的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说，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六十二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情绪激动。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国家于不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代表（主要是大邦代表）决定妥协，以保证邦联不会分崩离析。 六、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妥协保住了草拟中的宪法，宪法也体现了妥协的精神。事隔多年，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这部宪法时，就会发现，妥协并不仅仅只是制宪代表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制宪工作的思想方法。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因此美国宪法虽然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又有一系列的“修正案”，而且几乎从它批准之日起就有了。二百多年后，美国人民仍很感激先辈们的妥协，并庆幸他们不是“完美主义者”，庆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这个观点也是富兰克林博士提出来的。他在９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并由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自己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富兰克林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古文诺．莫里斯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他说自己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的书面发言后，三十四岁的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德蒙．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爱德蒙．伦道夫回答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自己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良知迫使自己这样做，不可改变。我们知道，爱德蒙．伦道夫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并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制宪方案甚至又称《伦道夫方案》。他以揭开会议主题开始，却要以反对会议决议告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爱德蒙．伦道夫说完后，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上签字，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艾尔布里奇．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自己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却别无选择。 七、限法之法才是法 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代表。他是一个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但他本人却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曾经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从而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个邦的宪法中惟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宪法。对于他来说，权利法案比什么都重要。此外，很多人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都不满。曾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缺少权利条款的这一缺陷之处。拉法耶特侯爵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一名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 那么，如此重要的条款怎么没有写进宪法呢？在这一点上，“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并无分歧。在前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坚强之全国政府”，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费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在1787年，大多数的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了个人权利。而现在要做的，是对联邦政府授权。只要明确联邦政府的权限，它就不能做未经授权的事情。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这岂不是更糟糕？在美国人民看来，“个人权利”比所谓“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而且，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些权利。这正是《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因此，许多邦（比如马萨诸塞）的议会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其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联邦主义者同意了这一条件，力主增加这些条款的乔治．梅森也因此被看作是“权利法案之父”。于是，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和国会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尔后，美国国会于1789年９月25日通过了这十条宪法修正案，将其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并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十一个州（这时它们应该叫做“州”而不是“邦”了）的批准，开始生效。这十条法案通常称作“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在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简言之，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 费城独立公园的第一修正案纪念碑 这样一来，不但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立法机关也要受到限制。于是，就可以看出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却是限政。在宪政主义者看来，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宪政。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它的任务，是把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权力都尽可能地限制在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的范围之内。 联邦宪法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三权分立，比如两院立法，比如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等等。但美国人民还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必须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 二百多年前那场争论，终于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方式做出了结论，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一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宪法正文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在诸法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第一修正案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则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民之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原则和思路看起来似乎相反，其实一致。因为第一种原则和思路中所说的“人”，是指议员、官员和法官。他们实际上是“国家”（政府）。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是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是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是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是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是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 注：本文原载于《书屋》杂志，文中引用制宪会议的代表发言，详见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