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丛日云 在我们这里，许多常识都被颠倒了。我们的教育使国人带着深度的文化有色眼镜，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哈哈镜认识西方。在这面哈哈镜中，也映射出被扭曲的我们自己。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遇见过这样的中国学生，也是这样与美国教授吵架：“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二百年。”不过他们说得更生动，“我们创造辉煌的文明时，你们还在树上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呢？”我在国内一次会上，听到一位中国名牌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引述的是一个哈佛教授的话，把人称变了，没用猴子的比喻而已。我们的反美斗士也乐得援引美国人作权威，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在不同场合，包括课堂上，也像金教授那样阐述过这个问题：这是在偷换概念，将文明的历史与一个政治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美国是西方移民建立的，他们传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文明。就像我们的一些边疆地区，开化得非常晚，但那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中原早期开发地区的移民。最初登上北美土地的那些欧洲人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而是乘坐着“五月花号”那样的帆船横跨大西洋而来。那浩瀚的大西洋岂是猴子能爬得过来的？在这些船民身上，承载着四千多年西方文明的遗产。 至于美国是否有资格对我们提出一些忠告，那要看我们是否想搞现代化。如果我们想学某些北美印第安人、阿米希人，拒绝现代化，我们就不需要美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我们还想搞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虽然我们有悠久的文明，但那是农业文明，而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文明。对于前者的创造，美国居功至伟；而对于后者，美国是创始者，领先者。所以，美国虽然是年轻的国家，但却是最古老的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方面，他们是创始者、是先生，我们是后来者，是学生。他们才是老资格。我们已经向他们学习很多，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不过，很少有国人能够意识到，即使在古代文明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在他们面前摆老资格。所谓的中国五千年文明是宣传，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学术界，文明是有公认标准的。就是出现文字（不是象形符号）、青铜器、城市或国家，按公认的标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就是3500年左右。从商代算起。夏朝是否进入了文明，由于没有可靠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根据，我们目前只能存疑。至于五千年，都算到三皇五帝去了，因为算到夏朝，也不过四千年。在我们的历史年表上，五帝每个在位约一百年，这样才勉强拉出个打了折扣的五千年。 实际上，所谓五千年文明是指人类五千年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约五千到五千五百年，古印度和米诺斯文明大约四千到四千五百年，中国大约三千五百年，我们这里又一次偷换概念，将指称人类文明的五千年安到中国身上。 在古代几个重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相对后起比较年轻的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晚二千年，比西方文明要晚大约一千年。但西方文明是第二代文明，因为它是在继承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华文明属于第一代，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成长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者想找到一点自豪感，可以对西方人说，我们是你们的叔叔，不过这侄子却长我们一千岁。 如果将美国视为西方的一个亚文明，这个亚文明也不止二百年，而是近四百年。美国文明应该从五月花号着陆算起（1620年）。这批船民是乘坐着当时最先进的帆船，靠着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怀揣着《圣经》来到北美大陆的，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他们登陆十几年，就在附近创办了哈佛大学（1637年）。所以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之说。而所谓二百年之说，指的是二百年前他们制定了宪法，建立了联邦国家。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政治智慧的宪法，它是从古典希腊城邦时代直到18世纪西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个民族要具有那种政治智慧，还不知需要多少年！ 这种比不过今天就比历史，拿老祖宗来为自己撑腰的心态，几乎是所有落后民族都有的。这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恐怕不知道，在与西方比资格方面，他们也落在了后面。希腊人在今天的欧洲已经落伍，但他们就经常面对着北方的暴发户摆老资格。中国人常说，唐宋时代中国如何比西方先进，但也许阿拉伯人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那几百年，落后的西方人大大受惠于阿拉伯人。如果阿拉伯人听到中国人说那时中华文明世界第一时，一定会惊愕地瞪大眼睛，因为按他们的“常识”，那几百年他们是世界第一。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前夕，伊拉克那个搞笑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就曾这样表达过对英国人美国人的蔑视：“当我们在建立法律，当我们在创造文学和数学的时候，布莱尔和小布什的祖宗们还在山洞里乱画呢。”中国人摆老资格时，也许没有把黑非洲放在眼里，但早在19世纪，黑人民族主义者就已骄傲地宣称：黑人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并将其传播给全人类。亨利·加尔内就说过：“当我们种族的这些代表惊奇地充满世界时，现在傲慢自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还居住在地下洞穴中，他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用野兽皮遮羞蔽体。”即使抛开古埃及文明是否黑人创造的争论不谈，单就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而言，黑非洲人的确比任何民族更有资格摆老资格。 如果我们并不比西方更老，那么在古代我们比西方更发达吗？ “中华文明在古代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这几乎是多数中国人的常识。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都高于中国。从两个文明的起点上看，当米诺斯文明修建起宏伟瑰丽的宫殿和创作出美伦美奂的壁画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夏朝时期，但我们的考古学家迄今所挖到的据称是夏朝的东西，其发展水平没法与米诺斯文明相比。此后四千年中，大约有二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一千多年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高于西方的时期，主要是西方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Dark Ages），即公元前12—8世纪，公元5—10世纪或再往后一点。但这两个时期都是蛮族入侵，打断了西方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以至出现大倒退的时期。 要多说几句的话，西方文明有一大特征，就是飞跃式发展。有人说希腊文明不是逐渐成长的，而是“燃烧着喷发出来的”。我们经常将我们唐宋时期与同时代的日尔曼人相比，的确，这个时期两者的反差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三点，其一，这是日尔曼人入侵的结果，它造成西方文明短暂的晦暗，我们仅拿出这一段来比较，就抺去了此前二千多年西方文明辉煌的历史。我们不能将此时从原始森林中刚涌出来的日尔曼人来代表整个西方文明，就如我们不能将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五胡、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清代入关的女真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一样。其二，尽管中世纪西方文明发展水平低，但它代表一种新型的文明，孕育了现代文明的胚胎，具有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趋向。它注定会发展为现代文明。其三，虽然它起点低，但速度快得惊人。每百年社会就面貌一新。虽然11世纪起它刚开始走出黑暗时代，但12世纪到13世纪，罗马法复兴、亚里士多德革命、教皇革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城市繁荣、议会制度形成。14世纪就开始了文艺复兴，15世纪开始了全球航行的地理大发现，16世纪发起宗教改革，17世纪，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18世纪发起了工业革命，19世纪将地球的大部分变成其殖民地，20世纪，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信息社会，也就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信息社会文明。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已经孕育在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黑暗时代。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唐宋与欧洲的黑暗时代的巨大反差中得到一种心理满足的话，那么，故事的另一半却是令我们尴尬的：仅用了四、五百年时间，这个一度在发展水平上远不如我们的文明就走在了我们前头。 并且，根据我的理解，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可能发展成现代文明，其它文明都不可能。它的传统文明就指向现代文明，而其它文明都不可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文明。所以传统西方文化是前现代的、准现代的，而其它传统文明是非现代的、反现代的。两种传统文明不仅是发展水平的差别，还有类型上的差别。 似这样对西方文明的偏见在我们许多国人的头脑中还有很多。 比如人们熟知的一个说法，似乎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本性上就具有扩张性、侵略性。证据之一就是十字军。其实，在十字军之前和之后，是伊斯兰教的大肆扩张，十字军是基督教面对伊斯兰教扩张的一个自卫性行为，所谓收复失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五个大主教区，其中四个半都被伊斯兰教夺去了，只剩下一个罗马大主教区，也被伊斯兰教占了一大部分。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处于被动的守势，东西南三面受到伊斯兰教的攻击。西亚丢了，北非丢了，伊比利亚半岛被占了几百年，连巴黎也差点让穆斯林占去，十字军帮助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抵抗伊斯兰教进攻，收复“圣地”，结果也没达到目的，伊斯兰教在东部仍在扩张，直到15世纪将巴尔干半岛和南欧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占了。可在我们的宣传书中截取历史的一个片段，告诉人们，阿拉伯人是自卫的，而十字军却落下侵略扩张的骂名。直到今天，阿拉伯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他们向外扩张的民族英雄，而西方政治家一不小心援引了十字军，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可悲的是，我们只能一点点向学生讲解真实的历史，但伪造的历史铺天盖地而来，无所不在。我们的零售无法与人家的批发竞争。这种宣传教育能够使人成为智障者（非理性、不合逻辑、漠视常识），成为心理的疾患者（偏执、情感支持观察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这种宣传教育，对于一批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全的民族主义者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

文：叔本华 导读： 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决不烂读“的原则，不烂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 一 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划依样划葫芦一般。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被免除了一大部分。因此，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很轻松，然则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借以休养精神，但他的思想能力必将渐次丧失。 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闲空就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会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缅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的精神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我们的“精神食粮”若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象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以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以人的身体而论，我们所吃的东西只有五十分之一能被吸收，其余的东西，则因呼吸，蒸发等等作用而消耗掉。精神方面的营养亦同。 二 作家们各有其所专擅，例如雄辩、豪放、简洁、优雅、轻快、诙谐、精辟、纯朴、文采绚丽、表现大胆等等，然而，这些特点，并不是读他们的作品就可学得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着这些优点，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天赋。看别人的榜样而予以妥善的应用，然后我们才能也有类似的优点。这样的读书可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天赋，也可借以培养写作能力，但必须以自己有这些禀赋为先决条件。否则，我们读书只能学得陈词滥调，别无利益，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模仿者而已。 三 如同地层依次保存着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各种古书。后者和前者一样，在当时也许曾洛阳纸贵，传诵一时，而现已犹如化石，了无生气，只有那些“文学的”考古学家在鉴赏而已。 四 文学的情形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看到无数卑贱的人，像苍蝇似的充斥各处，为害社会。在文学中，也有无数的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它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求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它们不但无益，而且为害甚大。大抵来说，目前十分之九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为了这种目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不惜同流合污，朋比为奸。 许多文人，非常可恶又狡猾，他们不愿他人企求高尚的趣味和真正的修养，而集中笔触很巧妙地引诱人来读时髦的新书，以期在交际场中有谈话的资料。如斯宾德连、布维及尤金·舒等人都很能投机，而名噪一时。这种为赚取稿费的作品，无时无地都存在着，并且数量很多。这些书的读者真是可怜极了，他们以为读那些平庸作家的新作品是他们的义务，因此而不读古今中外的少数杰出作家的名著，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姓而已——尤其那些每日出版的通俗刊物更是狡猾，能使人浪费宝贵的时光，以致无暇读真正有益于修养的作品。 因此，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决不烂读“的原则，不烂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享盛名，或者在一年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还是小说或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作的人是常会受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 不读坏书，没有人会责难你，好书读得多，也不会引起非议。坏书有如毒药，足以伤害心神——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新出版的书，而无暇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所以连作者也仅停滞在流行思想的小范围中，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自己所设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五 有许多书，专门介绍或评论古代的大思想家，一般人喜欢读这些书，却不读那些思想家的原著。这是因为他们只顾赶时髦，其余的一概不理会；又因为”物以类聚“的道理，他们觉得现今庸人的浅薄无聊的话，比大人物的思想更容易理解，是以古代名作难以入目。 我很幸运，在童年时就读到了施勒格尔的美妙警句，以后也常奉为圭臬。 “你要常读古书，读古人的原著；今人论述他们的话，没有多大意义。” 平凡的人，好像都是一个模型铸成的，太类似了！他们在同时期所发生的思想几乎完全一样，他们的意见也是那么庸俗。他们宁愿让大思想家的名著摆在书架上，但那些平庸文人所写的毫无价值的书，只要是新出版的，便争先恐后地阅读。太愚蠢了！ 平凡的作者所写的东西，像苍蝇似的每天产生出来，一般人只因为它们是油墨未干的新书，而爱读之，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些东西，在数年之后必遭淘汰，其实，在产生的当天就应当被遗弃的才对，它只可做为后世的人谈笑的资料。 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似乎各不相悖的并行着。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只不过是貌似的东西。前者成为不朽的文艺，作者纯粹为文学而写作，他们的进行是严肃而静默的，然而非常缓慢。在欧洲一世纪中所产生的作品不过半打。另一类作者，文章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它们却能狂奔疾驰，受旁观者的欢呼鼓噪，每年送出无数的作品于市场上。但在数年之后，不免令人发生疑问：它们在哪里呢？它们以前那喧嚣的声誉在哪里呢？因此，我们可称后者为流动性的文艺，前者为持久性的文艺。 六 买书又有读书的时间，这是最好的现象，但是一般人往往是买而不读，读而不精。要求读书的人记住他所读过的一切东西，犹似要求吃东西的人，把他所吃过的东西都保存着一样。在身体方面，人靠所吃的东西而生活；在精神方面，人靠所读的东西而生活，因此变成他现在的样子。但是身体只能吸收同性质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任何读书人也仅能记住他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适合于他的思想体系，或他的目的物。任何人当然都有他的目的，然而很少人有类似思想体系的东西，没有思想体系的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有客观的兴趣，因此，这类人读书必定是徒然无功，毫无心得。 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un（温习乃研究之母）。任何重要的书都要立即再读一遍，一则因再读时更能了解其所述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知道其末尾，才能彻底理解其开端；再则因为读第二次时，在各处都会有与读第一次时不同的情调和心境，因此，所得的印象也就不同，此犹如在不同的照明中看一件东西一般。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我们一拿起一本这样的古书来，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愉快、清净、超逸，仿佛汲饮清冽的泉水似的舒适。这原因，大概一则是由于古代语言之优美，再则是因为作者的伟大和眼光之深远，其作品虽历数千年，仍无损其价值，我知道目前要学习古代语言已日渐困难，这种学习，如果一旦停止，当然会有一种新文艺兴起，其内容是以前未曾有过的野蛮、浅薄和无价值。 文学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前者的内容是可怕的，所写的无非是恐惧、患难、欺诈及可怖的杀戮等等；后者的内容都是清新可喜的，即使在描写人的迷误之处也是如此。这种历史的重要分支是哲学史。哲学实在是这种历史的基础低音，这种低音也传入其他的历史中。所以，哲学实在是最有势力的学问，然而它的发挥作用是很缓慢的。 注：本文摘自《叔本华散文集》，原标题：《巧妙避开烂书的办法》，文中配图：艺术家夫妇 Couple Margaux 和 Walter Kent。

文：梁漱溟 梁漱溟 本文系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 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想法似乎人人都是有的，但又等于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等于没有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学问，走上现在这条路，只是因为我喜欢提问题。大约从十四岁开始，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一直想如何解答，解答不完就欲罢不能，就一路走了下来。提得出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这大概是做学问的起点吧。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第一层境界：形成主见 用心想一个问题，便会对这个问题有主见，形成自己的判断。 说是主见，称之为偏见亦可。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的，但即使浅薄，也终究是你自己的意见。 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很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其他人不行，就是因为其他人连浅薄的哲学都没有。 第二层境界：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 有主见，才有你自己；有自己，才有旁人，才会发觉前后左右都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人。 这时候，你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第二步地用心思。 面对各种问题，你自己说不出道理，不甘心随便跟着人家说，也不敢轻易自信，这时你就走上求学问的正确道路了。 第三层境界：融汇贯通 从此以后，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你不会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道加以注意。 你看到与自己想法相同的，感到亲切；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感到隔膜。有不同，就非求解决不可；有隔膜，就非求了解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慢慢融汇到你自己。 你最初的一点主见，成为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你才可以吸收养料，才可以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 这是读书唯一正确的方法，不然读书也没用处。会读书的人说话时，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不旁征博引；反之，引书越多的人越不会读书。 第四层境界：知不足 用心之后，就知道要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 学问的进步，不单是见解有进步，还表现在你的心思头脑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锻炼得谦虚了。心虚思密是求学的必要条件。 对于前人之学，总不要说自己都懂。因为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地先求了解它。 遇到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明，疑心他必有我所未及的见闻，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于我，不然，何以我所见如此而他所见如彼呢？ 第五层境界：以简御繁 你见到的意见越多，专研得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片段的见解都没有了；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 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 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 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把他吓坏了！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第六层境界：运用自如 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如果学问已经通了，就没有问题。 真学问的人，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 第七层境界：一览众山小 学问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一切深浅精粗的层次都曾经过。 第八层境界：通透 思精理熟之后，心里就没有一点不透的了。

文：萧翰 屈原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隐喻，一个自杀，一个被阉割。 自杀者，肉体自杀或精神自杀；阉割者，肉体阉割或精神阉割。 总括而言，中国历代文人，不是为朝廷卖力（不是为民众卖力），便是被政府打压、杀戮，再不就是隐逸林泉而成著名隐士（这是比较搞笑的一个悖论，既然是隐士便不应为人所知，他们却成了名人），罕有人格独立，以追求真理而为人生，不为所用者。 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精神压迫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样的窠臼之中，即便是那些最杰出的读书人也往往难以从中摆脱。这与儒家周孔自然有绝大关系，后代帝制中国之所以喜欢孔子的那套政治理论，便是因为它在控制读书人的灵魂方面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曾怀疑孔子那么推崇孝道，不仅仅跟西周以来的礼制关系密切，也跟他从小没有爸爸有很大关系，一个传说中的优秀父亲会给儿子带来极高的审美想象空间——没有人能与死人争锋，否则我们似乎很难理解孔子那种对孝道病态的推崇。对于统治者而言，从孝子中寻找忠臣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孝道的本质含义乃是对权威的彻底臣服，而不是臣服于真理。为孝道辩护的人们总是说，孝道也是讲究对等的，即父慈子孝，然而这种一般意义上强调的对等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根基的理性。看待一个观念是否符合理，要看它遇到极端状态时的取舍，此时才是检验其是否合乎理性的关键时刻。《论语.4.18》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说明孔子的意思是，遇到理和孝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得服从孝道而不是理。换句话说，倘若你不幸遇上了一个流氓做父亲，按照孔子的意思，你几次劝他别做流氓，他还是要做，那也只好算了。 当这种变态的孝道被结合到忠君观念中以后，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也就基本死灭，尤其在抄家灭族之类极端野蛮的暴力恐吓之下，不臣服于统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延续数千年的国史，为何就没有人对这种历代刑法的定制提出质疑？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一个思考问题的读书人，向朝廷质疑这种抄家灭族刑法的正当性问题，至少在十恶大罪中的谋叛罪，它的刑罚处置被定为“夷三族”、“灭九族”的时候，就没有人试图改变它？即使勇敢如方孝孺，连灭十族都不在乎，他跟朱棣争的还是这帝位你是不是抢来的问题，而不是争你这僭主能不能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这反倒印证了稳坐五朝宰相位置不倒的冯道倒是有为天下苍生不惜承受千古骂名的勇气。 这样的状态居然延续到明末异族入侵之后，顾亭林和黄宗羲才清晰地质疑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顾亭林区分亡国还是亡天下，是一种接近问题根本的质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但远不如黄宗羲来得清晰有力，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痛切而石破天惊地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这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号角。 倘若以此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人确实应当羞愧难当，从先秦到明末黄宗羲之前，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居然找不出明确质疑中国皇帝统治合法性问题的中国读书人，这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如果要从有制度含量的角度来看待，排中国思想家的名次，我无疑会以黄宗羲为第一名，而第二名大约可算顾炎武了。即便如此，这第二名离第一名的水准也都遥遥远矣。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如黄宗羲者，发出这样震耳欲聋思想声音的人，他的这部《明夷待访录》，他自己并不看重，甚至差点被乱丢在船底而遗失，这说明他提出这样杰出思想的同时，并不是自觉的，而仅仅是直觉的，虽然他有逻辑论证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恰不是他自己看重的，他也不看重这一结论。 再来看历代的隐士，介子推不愿为官，被晋文公这把善意的大火烧死在山上，他们俩都没错，但结局是这么悲惨。隐士们能够遇上的最佳皇帝便是光武帝了，他能承受严子陵那条压在自己肚子上的大腿，也能容忍见而不跪的周党——即便如此，这见而不跪还是刺痛了奴才们的尊严，范升便上奏要求光武帝严惩周党。而过了一千多年，王夫之在评价周党的时候，还义愤填膺，以为这种人留着是大祸害。隐士最惨的便是遇到朱元璋，那就瞎了——这位五岳朝天的变态皇帝是你不为我所用，那就杀掉——所以这时候的隐士才可能是真隐士，没人知道谁是隐士。 路易十四说了句“朕即国家”，把欧洲人吓了一大跳，此前不知道欧洲哪个君主敢这么说，他所建立和延续的专制政权也没多少年。而黄宗羲视皇帝为民贼，却直到近300年以后才逐渐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观念，然而一到现实，大量的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照晕不误——见了那些名义上虽不是皇帝，实际权力比皇帝还皇帝的皇帝，他们依然在精神上下跪，跟这些皇帝握个手就这辈子没法洗手了。 历代仕宦中，还有一类是我比较欣赏的，虽然他们并不能在理论上质疑专制皇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问题，但是他们在其自身的为官生涯中，不以效忠一私一姓为出发点，而以天下为己任，若范仲淹，若苏东坡，尤其是苏东坡，“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一生颠沛流离，却每到一地都踏踏实实为当地百姓谋福利。而可怜的中国历史，苏东坡、范仲淹……，他们已是中国读书人走向仕途的最高境界。 历代庙堂，铮谏之士多有，如杨继盛这般惨受廷杖而矢志不渝者也史不绝书；历代江湖，反叛朝廷以便可以让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山大王也不缺，却少有从制度上转换思路的智者与勇者。倘若心中只有朝廷，无论是忠，还是叛，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对决只是亲兄弟打架罢了。 1945年，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问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摆脱治乱更替、兴亡也勃的周期率，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这句著名的问答常被人引用，而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将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政党及其领袖，跟寄托于某个皇帝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而一个政党的领袖承诺给你民主，你就兴高采烈、谢主龙恩？ 所以，路还远着呢！

文：叶嘉莹 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之伟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所追求的东西有所不同——当前很多人之研究学问其实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像现在大学博士班里的有些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等级和比较高的待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在中国内地的教育界、学术界，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现在很多读书人所追求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问，而只是一个学问的外表。但王国维先生是真正追求学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学问，我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到：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说是真理呢？这个是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华大学有王国维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边就刻有陈寅恪写的这篇碑文。碑文比较长，我只节录里边的两段话读给大家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上曾提到过“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真正的道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学位，也不应该是为了以学问当作工具来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应该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了，他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读书治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解放出来。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俗谛里边解放出来。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锁呢？除了刚才说的要得到一个高的学位，得到一个高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扬名声显父母”，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为你而得到尊荣，这同样也是世俗的目的。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时候只有50岁。50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正是研究学问的黄金时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饱满的时代，是会有很大收获的时代，而王国维居然就自杀了。在颐和园里有一个地方叫鱼藻轩，他就是在那里跳进昆明湖自杀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啊？那我们就须要讲一讲时代的背景了。孟子说得好，“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这是一个提示：读一个人的作品，你如果对他的时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明白他的作品呢？ 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所以我要讲一讲王国维身处的时代。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政权正在走向衰亡的时代。晚清时代订立了很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土地，是列强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就订立了《南京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又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王国维就出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宁出生的。 参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那是1987年王国维先生最小的儿子王登明约我去海宁拜访王国维先生故居时照的。因为1981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然后中国大陆的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王登明先生看了我这本书，特别约我到他的老家去访问。那张照片，就是我在他们的海宁故居跟王国维先生铜像的合影。然后还有一张，那是1988年我到台湾讲学，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们访谈的时候拍下来的合影。 我刚才所说的，是王国维出生以前的时代背景。那么，王国维出生以后呢？王国维18岁的时候，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那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完全失败，然后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们有谁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变法就是在1898年王国维22岁的时候发生的。而这一次试图挽救国家的变法，不幸失败了。 在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虽然贫弱，政府虽然堕落，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却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寻求办法挽救我们的国家。当时有一个人叫罗振玉，在上海办了个农学会。为什么办农学会呢？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孔子在《论语》上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你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使老百姓吃饱了，还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还要使老百姓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所以，粮食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饥荒、战乱、土匪频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饱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实岁85，虚岁86。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省市发生了饥荒，有的是蝗虫的蝗灾，有的是雨水的涝灾，有的是天旱的旱灾。老百姓那时候真是流离失所。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吃树皮，吃泥土——他们管那个叫做“观音土”，吃了以后会得“臌胀”，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为了振兴农业，让老百姓吃饱，罗振玉就成立了农学会。——其实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人都在寻求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来又学了航空。他们的选择，都是要学习新的学问来为国家效力。 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维新派在上海办了一个报纸叫《时务报》。王国维先生就在这一年他22岁的时候从海宁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热闹的都会，进入《时务报》的报馆做校对的工作。 而这个时候的罗振玉呢？他在上海办了农学会。农学会本来是提倡农业的，可是当时我们中国科学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首先不就得翻译人家的书吗？——其实这也是我父亲之所以当年进外文系学习翻译航空书籍的缘故——要翻译人家的书，就要培养翻译人才。所以罗振玉就配合着他的农学会，又成立了一个学社，叫作东文学社。“东文”是东方的语文，当时这个是指日文。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比较进步，学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学知识。罗振玉成立了东文学社，聘请了一些日本人来做教授。那么当时的王国维先生就跟《时务报》报馆的领导汪康年要求说：我除了校对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进修，我要学一点新学科的知识，你能不能允许我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去学习？汪康年答应了。于是王国维就进了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开始研习西方近代文化。 刚才我说了，是日本先翻译介绍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我们是再透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当时东文学社有两个日本教师，一个叫藤田丰八，一个叫田冈佐代治。日本的这位田冈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本来是因为看到国家的积弱而来寻求新学，谁知他进了东文学社之后，接触了这位日本教师，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从此就对西方哲学发生了兴趣。 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发财享乐难道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了吗？何况发财享乐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有了钱以后也仍然会有很多烦恼。欧阳修的《秋声赋》说：“人为动物，惟物之灵”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我们人是最有灵性的。猫狗，你养的宠物，对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们有思想吗？它们会不会想到人生的种种问题？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你只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动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大问题。王国维就这样一下子被哲学给吸引了，就开始对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产生兴趣了。 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叔本华的哲学，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此有详细的剖析。那么王国维他受了叔本华哲学的什么影响呢？我现在要念王国维引叔本华的一段话，给大家做参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价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国维《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这些人所追求的是个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广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质上的利益，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的目的是要探寻宇宙间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对现实的物质享受是不会很重视的。孔子说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是孔颜之乐。孔子和颜回他们所乐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绝不会对物欲孜孜以求的，为了“道”的理想，他们甚至可以放弃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东西。 王国维后来在《哲学丛刊》的序文中还说过一段话：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又说：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师所说的，“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一个人，不要总是欺世盗名，不要总是说好听的话。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只要你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最后都会对人类的幸福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返回来接着讲陈寅恪先生所认识到的王国维，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国维，不知道王国维的学说是什么，不知道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更何况，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说的话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但至少我说的时候很诚实，并没有想要欺世盗名，说谎话去骗人。王国维先生也是同样。他的其他的学问是不是可商，我没有资格说，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认为可商之处甚多。就是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他的缺点和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王国维他说词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他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不像现在有些人写的那些书，常常是拿来骗人的。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王国维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的这种精神，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远地共明。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王国维的时代与王国维先生这个人。 注：本文摘自叶嘉莹先生著《人间词话七讲》。

文：哈库纳 《吴敬琏传》一书中的《顾准之死》章节被网络普遍转载。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这一点，顾准与卡尔·波普尔不谋而合。波普尔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这也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之路”。从政治层面上讲，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社会，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是煽动革命的宣言。一旦革命成功，理想社会实现之日，就是人民噩梦开始之时。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道德理想国的崇信中，把罗伯斯皮尔这样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推上政治高峰，使这场道德理想的革命追求沦为暴乱、嗜血的屠杀。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1847～1882），“一个真正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写了一本书《革命者教义问答》。书中宣言：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列宁曾建议出版涅恰耶夫的全部著作并称赞他拥有“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因此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是“列宁的先驱”。几十年后，有人忠实地去执行并发扬了涅恰耶夫的宣言。斯大林１９３６年11月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在1937至1938年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上将说：“大约有350万至450万人遭到镇压。”后来的好多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进行了“培新灭旧”，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名处置了那些旧社会来的人，因为他们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制度。红色高棉波尔布特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个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包括革命者自己，神圣的理想才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实现他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他在《我的奋斗》中宣称，日尔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为了希特勒迅速实现德国的复兴、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的理想 ，第三帝国吞噬了市民社会，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犯下了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因为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优势必将危及全人类——“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原因”。同样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社会，1933–1945，1.5万德国少年被送进“纳波拉”学校，为了希特勒的理想，进行了超人训练。在东方，自认为是世界最优秀的日本民族，为创造太平洋时代的大文明，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挑起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战火。再看看中国，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在战争年代是他致胜法宝。建国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练钢铁到超英赶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把中国大地当作一张白纸，描绘着他的理想。他沉浸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境界中喜不自胜，他甚至想到了“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建议，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半天学文化，搞娱乐，人人上中学、大学。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连诗都排斥杜甫的“哭哭啼啼”，他说：“唐朝诗人三李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毛泽东希望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入手，“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结果，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上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和和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地带劳改农场。其中不少人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在那里。在１９５８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年大跃进中，数百万（有说上千万的）的农民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轻蔑地评价旧社会来的那些大学教授：“一不会革命，二不会打仗，三不会作工，四不会种地，只会反革命，搞资本主义复僻”。当理想主义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自觉行为时，为了理想主动克制个人合理的需求与欲望是令人敬仰的；然而，当它衍化为群体的行为规范，在理想旗号下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压抑个人欲望，就是反人道的行为。被强迫的牺牲就成了一种暴政。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本人近乎圣徒。但是，一旦强迫所有人苦行僧般地自我殉道，就背离了理想的本意。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特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没有一例理想社会的前景是很美妙的。所以，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关于理想社会的实践，结果不是人间地狱也是人间悲剧。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社会吗？历史证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从来是领导者的理想，民众只能以领导者的理想为理想。现代社会的目标不是建立理想社会，而是建立财产、思想、和民意的自由市场，尽管它充满矛盾、远非理想。有人会说，建立民主社会难道不是华盛顿的理想吗？我说不是，民主、共和既是现代社会的目的也是现代社会的手段。它不是理想，它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现实，是一种环境。用暴力推翻独裁统治的力量，往往把民主当作理想去号召革命、实施革命。用暴力取得的政权，很难不用暴力去维护，所以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还是专制，而不是民主的实践——即暴力之初的理想。

丛林法则是指生物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人类是从生物界的动物中进化来的，是丛林法则中优胜的佼佼者，丛林法则的思维根植于人的意识之中。可以说，自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上个世界的二次大战的历史中，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谁的计谋高，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就能成为霸主的丛林法则中循环，如一个民族的强盛是建立在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的吞并基础上的——这些，都是动物生存本能的延续，都是遵循丛林法则意识思维的结果。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残暴血腥，给人类带来灾难，使世界不得安宁，与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是相悖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德国、日本对它国的侵略，对其它国家平民的奴役残害和对其它民族的屠杀，为了避免战后再出来这种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13日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是划时代的。 《大西洋宪章》的内容是：第一，美英两个国家承诺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第二，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第三，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第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第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第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大西洋宪章》是之后出现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等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文件的基础，是人类道德文明奠基石。 《大西洋宪章》的伟大意义在于第一项“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即美、英两国特别是当时尚未参战，位居世界强国的美国率先承诺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抛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领世界走向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成为了人类文明的领头羊。 二战教训：人权高于主权（Humanright is bigger than Sovereignty） 今天的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等联合国文件是建立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的。今天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基础上的。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为基础成立了联合国。如果参与国都能遵循，都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世界本应太平祥和。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那些表面赞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实则奉行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的极权国家和极端宗教的国家政府也混进了联合国，导致联合国成了一个涣散的组织，大杂院，毫无权威性，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当清楚一点，阶级斗争理论、极端宗教价值观，这两者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是格格不入，水火不能相容的。 联合国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坚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宗旨，让肆意践踏公民权，人权状况恶劣的一些国家政府混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宗旨的背弃。 人类社会的所有对抗都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以苏联为主的华沙条约组织阵营与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冷战，这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对抗；出现了朝鲜与韩国、北越与南越、伊拉克与伊朗、科威特等等的局部战争。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一些国家政府对待《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是契约法则价值观与丛林法则价值观的对抗，是文明世界与丛林世界的对抗。 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了世界的公平、正义、和平，联合国当前迫切的问题是严肃《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成立一个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主的机构（这个机构绝不能让极权主义和极端宗教的国家参加），检查成员国贯彻执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状况，对于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状况的国家政府予以谴责，对于胡搅蛮缠，拒绝谴责如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应当将其驱逐出联合国。联合国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文：晏凌羊 2013年，离孩子的周岁生日还有一个月，我在前夫的手机里发现了他所有的秘密。以前看小说形容一个人极度悲愤时会手脚冰凉、浑身发抖，我以为那是文学的夸张，却没想到原来艺术全部来源于生活。 那一瞬间，我手抖得连手机都抓不牢。我坐在马桶上，浑身发抖。心像被揉碎一样，痛苦如潮水般涌来，将我淹没。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五味杂陈，心情混乱但脑袋一片空白，无法思索，无法接受，无法消化。我倒吸了几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要冷静，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甚至有点不自觉的窃喜，这种窃喜来自于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被我找到了答案。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的几米的一本绘图本，上面画了一个精瘦的人挂在蜘蛛网上，旁边的文字是：掉入蜘蛛陷阱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开怀大笑。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不全然是震惊和悲伤。我甚至有点开心，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等了很久的结果。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恭喜你，可以离了。 我轻手轻脚回到房间，把他的手机放回原位，浑身哆嗦着爬回床上，躺到他身边。我把他的手拉过来枕在头上，静静地等着天亮，虽然那一夜，如生孩子前夜一般漫长。 老早以前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我无数次想过这一天到来时我会是什么样子，脑海里演绎过无数个或歇斯底里或面若冰霜或泪如雨下或出离愤怒等版本，但它真的来了，我居然没有爆发，而是一反常态，转过身去，最后一次，充满疼惜的、温柔地、紧紧地拥抱了这个被我称为是“老公”的人。这个曾经让大着肚子的我在无数个夜里开着灯等他回家却死等不回的人，这个我躺在产床上承受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却根本找寻不着他身影的人，这个我曾经恨得牙痒痒无数次想过要离开但总觉得时机未到的人。 我是这么想的：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那些恩怨都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这一别，从此萧郎是路人。那么，在这最后一刻，我有什么理由不温柔些呢？可能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我，也可能他对我做过很多很过份的事情，但毕竟彼此相爱过，那些美丽的片刻在人生漫长寒冷的旅途里，足够我们温暖很久了。即便要离开，我也想好好跟他道个别。 东方微亮的时候，孩子在沉睡，我在装睡，他的闹钟却响了。他像往常一样，迅速起床、洗漱，收拾细软，准备出差。临到门口，他好像忘记了带手机充电器，折返回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怕他发现前一天晚上有人动过他的手机，可后来证实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在他轻轻把我们房间的门关上那一刻，我叫住他：“等等，抱我一下吧”。 他急匆匆地回来：“都老夫老妻了还抱啥抱啊”。 话虽如此，他还是胡乱应付着抱了我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看时间，凌晨五点半。 听到了他关门的声音，知道他已经走远，我才开始把压抑了整整一夜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把自己捂在被子里放声大哭，感觉自己像一片干涸的稻田，终于看见上游的水库泄了闸。 凌晨六点，我开始轮番给闺蜜打电话。我必须要找个人说说，我觉得自己再不说出来就要爆炸了，可那会儿太早了，还没有人起床。我绝望地坐起来，看着窗外一点点变得明亮了起来，心却一点点沉入了无边的暗夜。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孩子未满两岁，打官司也会判给女方，他无异议。财产？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存在赔偿和追偿等问题，所以更无异议。拿到离婚证和离婚协议那一刻，我笑了笑，心想：所谓婚姻，到了离婚时才会呈现出其本质，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财产和孩子而已嘛。 离婚之后的心理调适，进行得颇为艰难。我去韩国、越南、柬埔寨、俄罗斯旅行，还看了很多书、很多电影，关于婚姻和人性的，关于心理学、生物学的，甚至宗教的。每看一点，就觉得自己被疗愈了一点点。 这暗夜，走了多久？有大概整整一年的时间吧。那会儿的我，感觉自己忽然像是一个老旧的火车，一下子闯入了一条黑暗的隧道。我知道我终将会走出隧道迎来光明，但我不知道我还需要在这黑暗的隧道中跋涉多久。 我觉得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坚强，至少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般坚强。我曾经有过怨毒、有过愤恨、有过谩骂、有过内疚和后悔、有过全盘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也曾无数次在夜里崩溃大哭。我甚至曾经一度想不明白：我这个人到底有多恶劣，我到底造了什么孽，才会让一个人、一个家庭对我冷漠和嫌弃到那种程度？我真的很差劲吗？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挫败感、屈辱感、愤怒感、后悔感、自卑感重重将你包围，其间还夹杂一些奇妙的内疚感，心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才导致今天我们走到这步田地。“怨妇模式”当然不可避免地有过，甚至一度很盛大，情绪高峰过去了之后又觉得自己可鄙，很想痛骂自己：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聊而可笑？都他妈的过去了啊！都过去了啊混蛋！ 离婚带给人最大的伤害，或许不是离婚本身带来的各种现实问题，而是那种挫败感以及自信心的崩塌。在大地震过后的废墟上站起来，对眼前的世界建立相对客观不偏颇的认识，重拾对自己、对未来的信心，这到底有多难，只有当事人知道。 有一次痛哭，是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晚上。我的飞机备降在桂林，飞到广州已经是凌晨一点。那会儿我猛然发现，当年一无所有的我从北京杀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辛苦打拼了10年，最大的愿望是能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家，可如今貌似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10年前出差外地回到这城市没人接风洗尘，现在这个城市依然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凌晨两点半我才回到家，我提着一大堆行李，孤零零地站在路边，看着出租车绝尘而去，感到前所未有的凄惶。那真是一种没来由的绝望感，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将我遗忘了，只剩下我自己一人面对这无穷无极的孤独，面对失败的过去，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在以及不可预知的渺茫的未来。我终将要一个人独自穿越黑暗，独自面对痛苦，独自实现蜕皮和成长。 当然，阴郁并不是常态。更多的时候，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孩子的生活根本让我没时间难过。工作忙起来了，一个人要顶两三个人使，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宜需要我去操心和打理，孩子需要我陪她玩耍，经济上也稍显捉襟见肘了。倒是有一点发现让我很开心：离婚居然彻底治愈了跟随我多年的顽固的失眠症，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等谁回家了。 当夏日的阳光洒在身上，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世界依旧如常运行，离婚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万物都有灵且美，夏日骄阳都给我一种新生命新希望的感觉。我开始慢慢觉出单身生活的好，开始觉得离婚真的不是一场悲剧，它只是在结束一场悲剧。 如果有人让我以过来人的姿态对离异女性说几句话，我想说的是：受害者心态，几乎是所有不幸的根源，它会使人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总感觉自身很无辜，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有了这种心态，人会变得刻薄、偏激，不平和，伤人伤己。舍弃受害者心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曾经的伴侣才是自我救赎之道。 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起全责，怨不得别人，所以，宽恕和放下，是一个让你停止自我虐待的途径，受不受用由你自己决定。一个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必定也会成为迫害者，可实际上我也真不觉得我自己是受害者。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我也是我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也得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起全责，所以，我愿赌服输。 如果有谁期待我站在道德的高度来一场对前夫的控诉或者讲述一个听起来无比震惊和狗血的故事，那就真的小看我这个人了。离婚也是一场大浪淘沙，拼的是格局、能量、气度、眼界和悟性。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尊重事实。 我一直认为，是爱的意愿和能力组成了“爱”本身，若婚姻中缺乏这两者，那么，选择离婚是能给予彼此的最大的尊重。如果我没有眼光来善于选择，但求我能够觉悟而勇于舍弃。我只是感恩，并且悲悯。感恩遇见，悲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人生就得学着忍住眼泪，去体会人面对命运时的无能为力，进而尝试着去原谅全世界，包括自己吧。 前几天，老妈给女儿买了一个鸡毛毽子。我踢两下就踢不动了，随口就跟女儿说了一句：“妈妈不会踢，让你爸爸教你踢，他能踢很多下”。 说完，我愣住了。我感到自己是切切实实地放下了那个人、那段关系。再跟人讲起他的时候，无情绪，无爱憎，我只是单纯地去描述一个事实。的确，爱恨全消之后，我们对彼此而言，就像是在同一家酒店吃自助餐的两个陌生人，客气而疏离。 某一次，前夫来接女儿，我看到长胖了很多的他，居然脱口而出：“哈哈哈哈，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婚了，因为——一家不能容两胖！” 话说出口，我愣住了，我感到自己心里住着的那个爱调侃的“二货”又活起来了。 在为了孩子和前夫相处的问题上，我是这么认为的：孩子是很敏感很有灵性的生物。父母之间有怎样的相处气场，TA完全可以觉察出来。你没法伪装，也伪装不了。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的孩子不幸，但对TA而言更不幸的是离婚之后的父母依然互相鄙视，彼此交恶。父母是孩子首先接触到的人群，如果TA夹在其中感受不到温暖，至少不要感受到彻骨的寒冷和敌意。对于离婚的两个人而言，能为孩子做的，也就是这样了：把离婚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这一年多来，我听闻了太多不幸，有朋友患癌，有朋友意外死去，有朋友的孩子得了重疾。这不由得让我再次思考：离婚真的是人世间最小的磨难了，甚至小道不值一提。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的是爱情、是婚姻、是孩子吗？不！ 仔细想想，爱情、婚姻也好，家庭、孩子也罢，或者是牛逼的事业、无敌的美貌和才华，他们带给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不是俗世的快乐，不是身体的快感，不是外人看到的美满，不是金钱的欲望，不是这些外在的。只有那些给你内心安宁踏实、幸福美满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内核，那么，无疑是爱、是希望、是内心的力量支撑着我们每个独立个体在星球上生活。 回到爱、希望和内心的力量。我对前夫想说的只剩下一句话：保重。 我身边也有很多单亲妈妈甚至未婚妈妈，我知道她们都曾有过执迷不悔的坚持，有过行行重行行的彷徨，更有过天长水阔知何处的无助，但现在，她们都无一例外告别过去，并努力让自己活得精彩。我不想说没有伴侣的她们一定都是幸福的，因为我不是她们，但至少现在的她们已经不再将自己置身于哀苦期待的境地。阿Q一点想，我觉得我们简直就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在很多苦大仇深的妇女还裹着小脚走碎步的时候，我们已经光着大脚丫子狂奔在生活大道上了。我们当然希望能收获婚姻的幸福，但婚姻幸福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它没有多少逻辑常态可循，要的只是“一物降一物”的绝对性。 远方不是终点，风景在路上。与所有单亲妈妈共勉！

文：刘瑜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 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 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 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 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 《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文：赵诚 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社会的创立之基，它体现了民主、法治、责任、公民自治和互助原则。但“五月花号”上的美国先民在美洲大陆上创业时，经历了一次公有制农场的失败尝试，却鲜有人提及。 “五月花号”男性成年移民，在下船前签署了公约，召开会议，选举了首任总督约翰·卡弗。卡弗1621年4月不幸去世，他们又开会选举了第二任总督威廉·布拉福德，他时年31岁，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以后总督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一年一选，威廉·布拉福德在随后的36年中当选过30任新普利茅斯总督，留下了一部北美最早的编年史《普利茅斯开拓史》。 “五月花号”上的102名乘客大部分是清教徒，也有一些非清教徒。英国颁发给他们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经营一片殖民地的特许状，可以在殖民地设立总督，享有司法裁判权，并默许以宗教自由。特许状是英国在荷兰流亡的清教徒花钱购买的。清教徒们变卖家产，把钱交到教会统一管理的公库里，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这次航行的费用，所以有风险投资商为移民提供了资金。清教徒移民代表和风险投资商签了协定：7年之内，新移民不能离开团体自己发展，所有通过贸易、运输、加工、捕鱼获得的劳动收入要“纳入公共储蓄，直到最终分配之日”。当时北美洲尚未开发，先于“五月花”号的英国殖民者不乏财大气粗之人，但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没有成功定居先例，移民不是逃回英国，就是病死饿死，或死于与印地安人的冲突中。 “五月花号”1620年9月6日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经历了海上风暴，船主横梁断裂，船只漏水，于11月11日到达今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天气、洋流、船只的状况，都不允许继续航行了，只能就近上岸，自谋生路。因为这里不是原特许状划定的地方，为防止有人自行其是，于是在上岸前，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所有成年男人都签了字。 签署《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移民上岸后，面对印地安人的袭击，野兽的袭扰，食品不足，天气寒冷，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离开集体，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在巨大的压力下，大家只能抱团取暖，以求生存。当时大家实行了一种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集体盖房，分工保卫。第二年春天，仍有半数人病死。他们在总督带领下，集体耕种，外出捕鱼，并与最近的印地安人部落订立了友好协议。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食品都从集体库存中拿出来平均分配。因为带的食品不够，为了等待收获季节，他们不得不压低定量。夏天，他们捕获鳕鱼、鲈鱼、野禽、鹿来食用，坚持到秋天，收获了粮食，欢度了第一个感恩节。当年11月，风险投资商又送来35个新移民，带走了一船海狸皮、木材等货物。为了应付不友好的其他印地安人部落的袭击，农场成员分成4个中队，承担军事和生产任务，集体农场终年劳动，圣诞节也不休息。 因为接待风险投资商送来的新移民，第一年收获的粮食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磅面包，到5月底，粮食吃光了，只能靠捕鱼、打猎坚持到收获。新移民种植印地安玉米还不太习惯，产量不高，他们还得承担农场的其他工作。秋收前，出现了偷盗庄稼的情况。“因为缺乏食物使他们身体虚弱，无力耕作本应栽种的粮食作物。再有就是很多粮食还没做成就被偷了，到后来愈演愈烈，不少人偷了一点点玉米之后被抓住鞭打，但是饥饿使人无法受良心的约束，还是有其他人又来偷。”如果不能制止偷盗，下一年将面临更大的饥荒。集体农场不得不再派人出去贸易，这时“发现号”琼斯船长带来一些玻璃串珠、小刀等工艺品出售，农场的人们设法用海狸皮、水獭皮大衣与他们交换，再到印地安人那里换回一些粮食。在这次收获以后，农场仍派船沿海岸线与印地安人进行贸易，甚至进入更远的内陆部落，购买他们多余的粮食。当时印地安人采用了英国的新式锄头，扩大了播种面积，也有了更多的余粮。 鉴于一直处在粮食匮乏状态，普利茅斯农场居民们在进入第三个耕作年时，多次开会讨论对策。主要成员都认为公社式的集体劳动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强壮的劳动力也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儿女劳动而分文不取。多劳不能多得，对于强壮的劳动力是一个打击，这不公平。总督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分田到户，各家自己干，土地产权还归集体。农场和成员签订协议：16岁以上男性居民每人每年上缴集体1蒲耳式（约34.4升）公共用粮或其他等价物，用于农场公务人员、公共支出和其他公务劳动的报酬。由总督目测，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分得一块土地。 过去，妇女从不下地劳动，她们认为那是一种奴隶劳动，丈夫也不愿意让她们下地。但分田后，不但妇女下地干活，而且孩子们也一块去田里劳动。集体劳动和分田单干，劳动热情大不一样。 威廉·布拉福德在其记叙中感叹：通过国家剥夺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纳入公社，就可让国家和政府享受繁华盛世的想法，是极其不智的。经过实践可以看到，开始那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设计规划，是不符合人性的。他的结论是：“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些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这些理论还被后来一些人推崇。……我想说的是，上帝洞悉人性里面的缺点和不足，上帝以另一种智慧看到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合适他们。” 分田之后，农场还得继续集体筹备食物，因为春天把玉米种子种进土地后，农场就断粮了。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主要靠海上捕鱼、打野禽和鹿来维生，好几个月，人们只能吃肉，没有任何粮食。这段艰苦时间里，农场为大家寻求食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把打鱼出海的人分成几队，前一队打回的鱼快要吃完时，下一队就乘船出海了。尽管如此艰难，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经过辛苦耕种，这一年秋天终于迎来了大丰收。从此，普利茅斯的移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普遍的粮食短缺或者严重的饥荒问题”。有强劳力的人家，还有余粮出卖。 大丰收之后，私有制的优势已无须讨论。农场成员们要求把分到的土地固定下来。原计划每年抽签轮流分配土地的方案，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辛勤一年，为土地施肥、培育，第二年转手让其他人坐享其成不公平。总督在大家的恳请之下，于1624年春播前决定，每人分配一英亩土地，7年之内不增加。这就把原来的土地公有集体劳动，改成了土地私有家庭个体劳动。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本来是病弱成员较多的移民群体，他们携家带口，有不少妇女儿童，路过这里的其他精壮移民往往看不起他们。但那些精壮的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安营扎寨却失败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印地安人当仆人。后来普利茅斯农场多次行动营救了他们。普利茅斯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第一个成功扎根的移民点，也是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成功的移民点。后来的移民在他们开拓的基础上，生存就容易得多了。移民陆续到来，成功地建立起了多处移民点。他们自成单位，又彼此帮助，英王派来的总督也得在他们自治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数拾年后，“五月花号”上的移民繁衍了160多个新的生命，很多人离开了普利茅斯向美洲大陆内部走去，一个新的联邦制社会的雏形逐步形成。 “五月花号”移民在北美的试验，证明不光要有民主宪政，还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这成为美国人后来执着维护私有财产的最初原因。好在当时农场成员有权向领导人提出建议，领导人也和大家一样处在饥饿的威胁中，所以在第三年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经济体制要符合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以适应经济体制的空想模式。这正是美国先民留给后人的启示。

文：朱光潜 有几件事实我觉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同感没有？ 我的寓所后面有一条小河通莱茵河。我在晚间常到那里散步一次，走成了习惯，总是沿东岸去，过挢沿西岸回来。走东岸时我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的美；走西岸时适得其反，东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较这边的美，但是它们又不如河里的倒影。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本极平凡，看它的倒影却带有几分另一世界的色彩。我平时又欢喜看烟雾朦胧的远树，大雪笼盖的世界和更深夜静的月景。本来是习见不以为奇的东西，让雾、雪、月盖上一层白纱，便见得很美丽。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虽然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惊讶它们的奇景；但在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实在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方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周朝的铜鼎或是一个汉朝的瓦瓶在当时也不过是盛酒盛肉的日常用具，在现在却变成很稀有的艺术品。固然有些好古董的人是贪它值钱，但是觉得古董实在可玩味的人却不少。我到外国人家去时，主人常欢喜拿一点中国东西给我看。这总不外瓷罗汉，蟒袍、渔樵耕读图之类的装饰品，我看到每每觉得羞涩，而主人却诚心诚意地夸奖它们好看。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常觉到农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农人自己在烈日寒风之中耕作时所尝到的况味，绝不似陶渊明所描写的那样闲逸。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本来是很酸辛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我小时在乡下住，早晨看到的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还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觉得它们真是单调无味，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有些留恋。 这些经验你一定也注意到的。它们是什么缘故呢?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再就上面的实例说，树的倒影何以比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实用世界中的一片段，它和人发生过许多实用的关系。人一看见它，不免想到它在实用上的意义，发生许多实际生活的联想。它是避风息凉的或是架屋烧火的东西。在散步时我们没有这些需要，所以就觉得它没有趣味。倒影是隔着一个世界的，是幻境的，是与实际人生无直接关联的。我们一看到它，就立刻注意到它的轮廓线纹和颜色，好比看一幅图画一样。这是形象的直觉，所以是美感的经验。总而言之，正身和实际人生没有距离，倒影和实际人生有距离，美的差别即起于此。 同理，游历新境时最容易见出事物的美。习见的环境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比如我久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出门看见一条街就想到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酒店，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银行；看见了一座房子就想到它是某个朋友的住宅，或是某个总长的衙门。这样的“由盘而之钟”，我的注意力就迁到旁的事物上去，不能专心致志地看这条街或是这座房子究竟象个什么样子。在崭新的环境中，我还没有认识事物的实用的意义，事物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只是一条街而不是到某银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还只是某颜色某线形的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是总长衙门，所以我能见出它们本身的美。 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卓文君不守寡，私奔司马相如，陪他当垆卖酒。我们现在把这段情史传为佳话。我们读李长吉的“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几句诗，觉得它是多么幽美的一幅画！但是在当时人看，卓文君失节却是一件秽行丑迹。袁子才尝刻一方“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看他的口吻是多么自豪！但是钱塘苏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伟人？她原来不过是南朝的一个妓女。和这个妓女同时的人谁肯攀她做“乡亲”呢？当时的人受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把这些人物的行为从极繁复的社会信仰和利害观念的圈套中划出来，当作美丽的意象来观赏。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不受当时的实际问题的牵绊，所以能把它们当作有趣的故事来谈。它们在当时和实际人生的距离太近，到现在则和实际人生距离较远了，好比经过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来的辣性，只留下纯淡的滋味。 一般人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不能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人生世相，于是这丰富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他们一看到瓜就想它是可以摘来吃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起性欲的冲动。他们完全是占有欲的奴隶。花长在园里何尝不可以供欣赏？他们却欢喜把它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里。一个海边的农夫逢人称赞他的门前的海景时，便很羞涩的回过头来指着屋后的一园菜说：“门前虽没有什么可看的，屋后的一园菜却还不差。”许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汉瓶是很值钱的古董，我相信他们宁愿要一个不易打烂的铁锅或瓷罐，不愿要那些不能煮饭藏菜的破钢破铁。这些人都是不能在艺术品或自然美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在能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压倒门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估定周鼎汉瓶的价值，不把一条街当作到某酒店和某银行去的指路标。他们能跳开利害的圈套，只聚精会神地观赏事物本身的形象。他们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文：张承志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遊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蔡元培、鲁迅、秋瑾、徐锡麟，都是绍兴人氏。彼此相距也较近。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著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〇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齬。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奋斗，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侏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徐锡麟起事失败，被挖心而食，或许正刺激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中革命者的鲜血被大众制作人血馒头，则着实是为秋瑾烈士而作。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表白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一句话，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侏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〇〇二年八月，祁连-北京

本文作者理查德 ·艾伯林（Richard Ebeling），美国自由主义作家，2003年至2008年担任经济教育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主席。本文译者：禅心云起。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极易认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前景，似乎黯淡无光。毕竟，政府仍在愈变愈大，更加干预成性，还有深重税负，吸走了大量私人财富。 当预测未来走势时，触目所及，赢得自由的机会显得格外渺茫。这个悲观预测，只存在一个问题：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昭然若揭的趋势，的确会发生转折变化。 多年以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60年代，我上高中时，偶然翻阅了一期50年代初出版的《大众科学》，里面一心想要预测70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杂志刊出了一张图片：妻子和小孩站在公寓顶上，向上班的丈夫挥手告别——他乘着一架单人座迷你直升机！ 我尽可能回忆：作者提到了彩色电视、各式新型家电、能干大部分家务的机器人，还有乘坐喷气式飞机进行商业旅行等等。然而，没提到个人电脑，还有它带来的通讯、知识和职业革命。当这一期《大众科学》刊物出版时，计算机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还没有得到发明：微电子芯片。 今天岂能预知明天的知识 在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元素被人创造出来以前，作者的想象力无论再怎么丰富，也无法预见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知识，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我们倘若能够预测明天的知识和这些知识的潜力，那么就早早知晓了今天的一切——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已然尽知一切！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走势。1900年的大多数人，预测和平融洽的国际时代，将在20世纪到来。1911年，英国自由贸易与和平倡导者诺曼·安吉尔（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大幻觉》一书中写道，战争的财务代价和浪费破坏是如此高昂，以至于走这条道路，对于欧美各“强国”而言显得缺乏合理性，从而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就在1914年，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一打就是四年，至少夺去了两千万人的宝贵生命，耗费巨资三万亿美元。“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略胜一筹的世界，被毁得面目全非。 整个20世纪，是现代史上血腥味最浓、破坏性最烈的时代，其源头正是政治经济集体主义的兴起（以纯粹公有制、中央计划、法西斯、纳粹和干预型福利国家等等形态为代表）。政治经济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冲突，在过去百年导致2.5亿人丧生。可在1900年，并没有人预料到这一事态的发展变化。 当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大学本科生时，第一堂经济学课上分配的教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七版）》（1967年）。这本书是当时主要的凯恩斯主义教材。 书里有一张图表，跟踪了美国和苏联从1945年到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萨缪尔森然后预测了本世纪余下时间里的美、苏国民生产总值。他预计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不少于美国，到了2000年肯定将超越美国。注意到他隐含的预言，即2000年还会有一个苏联。可实际上，苏联1991年12月就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当中有谁真的预料到，我们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苏联的终结，既没有发生核灾难，也没有爆发一场血腥毁灭的内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常常见微知著的法国社会评论家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出版了《民主政体如何消亡》。书中担心西方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丧失了对于自由的伦理承诺和意理忠诚，意味着在苏联的领导下，公有制在全球获胜的可能极大。结果恰恰相反，苏联的公有制帝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有谁会在1990年1月预料到萨达姆·侯赛因会在那年8月入侵科威特，之后引发一连串事件，导致了美国两次入侵和对伊拉克的十年侵占？ 2000年又有谁会预料到，克林顿的八年执政，现在回想起来，比起之后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开支和干预的爆炸式增长，还算是个政府规模相对受到抑制的时代？ 历史年表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今天有哪个人清楚整个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推荐答案：没人知道。 美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罗伯特·尼斯贝特晚年有言：“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当然，这个‘过去’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替我们选择的），有多么容易从中看到趋势和倾向。这些趋势和倾向似乎具有植物或有机体中铁律一般的发展必然性和明确的生长方向性（…）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按年代顺序而不是因果关系排列的。” 1914年之前，全球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和根植于市场的繁荣时代，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其余时期的战争和破坏就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公有制、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自由就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当中，某些最有洞察力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日子写下的书籍和文章，充斥着极权主义是未来不可避免之浪潮的绝望和恐惧。 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持续之中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恢复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思想是一场白日梦幻。 人间的事件是人之行为的结果。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观念的产物——我们的行动源于我们执行这些观念的决心和意愿。只要我们允许，大政府的绝对控制，只会势头不减。因为只要我们接受意理对手的观点：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按照年表顺序观察到的政府权力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停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果关系决定的，在人间事务的川流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在的趋势就没有止境。 同样道理也可以适用于对人的奴役。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哪种机制，像人占有人的奴隶制那样，在世间如此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应该自由平等的建议，放在过去，也不过是场大梦罢了。 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被赋予生命、自由和诚实所得财产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不应丧于世间任何人之手。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看法中某些人的自然状态，在19世纪结束以前，通过人观念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走向终结。 在18世纪，重商主义（18世纪的中央计划）被当成是国家繁荣必要而有利的条件。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也认为，重商主义观念对人思想行为的影响控制力太强，自由贸易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然而1790年亚当·斯密去世后，贸易自由和企业不受束缚的体系，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然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步步实现。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主张在人际关系中排斥暴力、反对压迫的个人权利政治哲学兴起，并在局部取得了胜利。 自由能赢的想法就在那里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自由会如何战胜我们目前家长作风的政府，就如同许多人在1940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德国纳粹、苏联公有制或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趋势能够也将会改变，就像过去一样。今天我们不可能全然知道，自由的友人明天将会怎样发挥想象、清晰表达，以结束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控制。但是，自由的观点就在那里，等待着更畅晓的阐述、更充分的呈现，就像早些时候自由的友人对奴隶制和重商主义切中要害的驳斥。 1951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当今(社会)进化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迄今为止，它们几乎总在变化当中。但它们发生改变，仅仅是因为它们遭到坚决的反对。如果没人鼓起勇气，去攻击其根本的教条，那么希莱尔·贝洛克口中所谓‘奴性国家’占上风的趋势，当然就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耐心、坚韧、相信观念的力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表达清晰的辩护，将为我们许多人实现心中渴望的自由社会，提供最好的机会。 - end -

​文：杜君立 对欧洲来说，印刷机就是现代文明的播种机。印刷通过加速思想的传播而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它改变了学者们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使读者数量倍增。书籍的商品化使知识祛魅，文字不再是权力的道具，而是一种人人必备的现代语言。 书籍作为象征对象，围绕它形成一种文化构建，或者说是“读者共同体”。文本的规范化与大众化，催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书面语”，精英的拉丁语迅速没落，世俗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登堂入室。 1539年，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实际上也成为欧洲通用文字。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各比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共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知识精英们，逐渐被更加直率的、影响力更大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变化使得各民族语言不仅在本国的日常事务中取代了拉丁语，甚至在最新的学术研究中，也取代了后者。” 人是因为语言和记忆而被分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最显著意义是对人的界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宝藏和文化密码，是其“社会智慧与共同自尊的源泉”，语言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印刷机比秦始皇严厉的行政制度更容易实现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印刷术强化了语言群体之间的壁垒，使墙内的语言标准化和同质化，摧毁了小的方言分歧。印刷书被赋予一种记忆的使命，它通过大量的复制和阅读形成“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依靠“印刷资本主义”实现了民族主义统治，没有印刷导致的宣传，就没有民族主义。可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印刷术“爆炸”的结果。由印刷书市场勾画的语言疆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界线。 约翰·巴克勒的《西方社会史》中说： 16到18世纪之间，印刷术改变了欧洲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给欧洲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以往靠繁琐的手抄方式与官员联络，现在很快开始采用印刷文本宣战、公布战况、颁发文告，并以宣传册的形式展开辩论。他们努力借助这些手段打赢心理战”。印刷术使得政治宣传成为可能。它凸显了不同社会集团，如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为不同政治党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印刷材料可以散布到公众中，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个人受到影响，开始加入某一社会集团。这样，被地理界线分隔的人群便可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取得共同的身份。 读书时代 进入印刷时代之后，知识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大规模印刷的廉价书籍（特别是《圣经》）刺激了大众教育，识字人口大量增加。许多出身卑微的人通过阅读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些草根大众成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在16世纪上半叶，虽然各个阶层的藏书比例变化不大，但藏书量都翻了一番还多。医生的平均藏书量从26本增加到62本，律师从25本增加到55本，商人从4本增加到10本，纺织工匠从过去的1本书变成了4本书。印刷技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书市场，同时也催生了职业作家群体；在传统上以个人身分资助作家的赞助人不再是必要的；重要的只有实体资本。传统时代以个人身份资助作家的贵族不再是写作的必需前提，资本化的印刷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书籍印刷出版业从肇兴伊始，就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 新的印刷术诞生不久，印刷所就如同满天繁星遍布意大利。如果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那也可以说尼古拉·詹森发明了“出版”。书的“出版”从几百本到几千本，迅速形成商业规模；一部书所面对的读者不再只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手抄书相比，出版赋予了书的公共性格。 1458年，身为铸币师的詹森到德国学习印刷，1469年，他依靠谷登堡印刷机在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印刷厂。到1480年，意大利已经有50家印刷厂，而当时德国只有30家。15世纪末，仅威尼斯就有417家印刷厂，詹森成为威尼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出版商。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审视、修订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手稿。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代经典很快成为印刷商的盛筵。这些印刷书不再是谷登堡圣经那样大开本的豪华藏品，而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小开本口袋书，因而得到最广泛阶层的欢迎。 作为一个商船所有者的共和国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共和国，威尼斯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城邦国家。威尼斯不仅商业高度繁荣，而且享有欧洲最多的言论自由，这里几乎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化外之地。东罗马帝国的陨落使大量知识分子流落于此，一直被教会禁止的犹太、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古代经典在这里重见天日。作为“保留一切艺术的艺术”，印刷术的诞生恰逢其时，欧洲在一场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社会运动中开始崛起。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语中（Rinascimento），由“重新”（ri）和“出生”（nascere）构成，它其实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中世纪的晚钟，吹响了现代的号角。 以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为代表，从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迎来了人性与自由的第一缕现代曙光。“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依靠口语化诗歌化的写作，从意大利开始，掀起了前印刷时代的阅读热潮。古罗马时代的《物性论》于1417年重见天日，它所倡导的原子唯物论、对世俗和人的肯定、对现世快乐的追求，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在所有北欧人文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也许就要数伊拉斯谟了，个中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伊拉斯谟作品被大量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1516年，伊拉斯谟经过对诸多手抄《圣经》版本的精心编校，出版了被后世视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4世纪时，欧洲最著名的畅销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全欧洲也不过2000本左右；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印刷机，仅意大利一地的图书就超过750万本。作为历史上首次由大众出版业推动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到前所未有的众多人群中去。“印刷术使文字深深地内化在人心里。” 书籍提供了许多严肃的公共话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权利、平等和自由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 有了印刷术，思想能以无比迅速的速度传播开来。书籍的影响远比大多数所认为的更加深远和广阔。书籍营造了现代共识，制造了社会认同，现代人因此而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世界，一个因书籍而形成和改善了的世界。麦克卢汉说：“从文艺复兴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书籍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化，是我们所继承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巨大财富。” 科学与理性 随着印刷书和阅读者的日益增多，拉丁文跌下神坛，古老的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取代，学术权力逐渐从教会转移到世俗社会，宗教著作也被人文学者的作品取代。作为“书本知识之父和评论家的鼻祖”，亚里斯多德对中世纪学者有强烈的影响，人们对教科书和规范思维极其敬重，并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的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经验一旦被总结，学习就更加有效。1494年，意大利教士帕乔利出版了《数学大全》，其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复式记账”迅速传播，成为现代会计学的基础。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银行豪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功与复式记账有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家的慷慨资助构成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的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 科学是一个不断增长和扩展的知识整体，“毫无疑问，哥白尼大量借鉴了托勒密的著作《至大论》，印刷业的出现使其更加容易。”印刷出版不仅促进了科学研究，也加强了科学交流，各种学术著作以及定期的学术刊物，使最新科学成果能够迅速传播。印刷机和可靠的邮政服务构成一个信息网络，“长距离、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渠道由法庭和大学里通过手稿进行的口头传播，变成了依靠文本大量印行的书面传播。”作为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思想，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学”、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和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几乎都是借助印刷而大行其道的。相反，天才般的达·芬奇同样有大量的发明和著作，但却被他雪藏深锁，拒绝刊印成书，这让他无数呕心沥血、巧夺天工的创新研究就像没有发芽的种子一样，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几无贡献。因此，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将印刷术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经纬，因为它取代了不可靠的传统形式（口头形式和手抄本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可靠和持久的形式，仿佛人类突然获得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记忆，而不是飘忽不定、容易使人受骗的记忆。 科学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在潜移默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科学革命不仅与宗教改革有关，也与后来的启蒙运动有直接渊源。启蒙哲人把过去大体上分成四大时期：近东的大河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和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这四个时期有节奏地相互关联：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伴，都是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都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作为现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立论基础和目标之一，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不仅是同一个“种族”，而且分享共同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追求同样一种幸福。 “印刷术的发明，排除了匿名的许多技术性因素，而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构建了知识产权和文艺名誉的新观念。”手抄书文化不能维持发明的专利和文学创作的著作权，印刷品的作者署名权作为版权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和后来引发工业革命的专利制度出现在同一时间。印刷书刚刚诞生，威尼斯就率先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在《美国宪法》中，“作者”与“发明人”属于同一性质，二者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著作和发明”的权利，以推动“科学和应用艺术的进步”。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文艺复兴是一场学术复古运动，但古老的拉丁文还是迅速衰落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是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而没有采用拉丁文。在谷登堡印刷机刚出现50年后所印刷的“摇篮本”中，拉丁文占到七成以上；但到了100年后，用拉丁文印刷的书在所有印刷书中所占比例已不足20%。 如果说雕版印刷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字复制（它常常被用来复制版画），那么活字印刷就具有极其明确的文字指向，这使其成为一场语言革命。印刷技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把语词从声音世界里迁移出来，送进一个完全的视觉平面，从而创造了一个书面世界。尽管印刷书没有淘汰古老的授课，但它的确使自学成为可能；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遭遇到挑战，一个聪明的学生和工匠甚至可以通过读书自学，超过老师和大学教授。牛顿和第谷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印刷文本行列规整、页面统一、清晰流畅，这使阅读更加快速，从而使一个人的默读更加普遍。在手抄书时代，所谓读书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一个人念，一群人听。清人何绍基说：“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正如音读是口头文化的产物，默读则是印刷文化的结果。默读使文字迅速内化，从而更容易对人的内心产生深刻影响。朗朗上口的诗歌逐渐没落，长篇大论的小说一纸风行。《堂吉诃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语因此被称为“塞万提斯语”。如果说大炮火药摧毁了骑士的城堡，那么小说文字则瓦解了骑士的精神。人们将火药称为魔鬼的发明，而将印刷称为上帝的发明。 人类虽然发明了文字，却一直没有标点符号，文字阅读只能依靠口语经验自行把握。这种不确定随着印刷的出现而终结。印刷追求精准、客观和权威，接下来，科学、新闻、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等，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意大利出版商马努提乌斯制定了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应当承认，印刷革命其实是通过阅读革命完成对人的改造的，从而使阅读文化成为现代的基本特征。当口语社会变成书面社会后，读写能力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读书识字成为未成年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童年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一书。

​文：朱桂英 高华教授 编者注：今天（12月26日）是高华教授六周年忌日。高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专家，被业界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2011年12月26日，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本公号特转载此旧文，以纪念这位倾毕生之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真相摆渡者。 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对历史饱含深情与痴情的，有些事还没讲完，绝不会就此罢休。高华先生是他们中的一个。已被书写的中国近代史，断节开裂，且布满迷津，填充了太多政治的黏汁，很多人跋涉其中，便被圈囿在内，失语成疾。高华是国内顶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严谨细致的研究、理性冷峻的表达、理据详实且智慧有节制的叙述，让他在言论的禁地从容逡巡。读《革命年代》，你会赞叹良久，感怀深远，亦有心惊动魄，担忧后怕，他像一个勇毅的骑士。 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会被中共强烈的意识形态追求所吸引，高华亦不例外。撇去政治层面的思考，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一种思想体系被一个社会广为认同、接受，并逐渐习成自动排除其它思想体系，人人刻骨铭心至此程度，如有魔力，就是饶有意味的社会现象。 所以，中国近代史中，中共的思想不断地嬗变、修饬、体系化的过程，和中共思想渗入社会的过程，包括其思想的内质、渗入的手段和方式、渗入的整体历史境遇、以及受众的变化，成为现代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的一段。这传奇中，时间波澜不惊地前行，历史轰轰烈烈地变化，所有单薄的个体生命的故事，在惊喜与煎熬、挣扎与祈盼、痛苦与豪壮间反复流转，夹杂着鲜血写就的谎言。 生于1954年的高华，解剖着这段传奇。年少时代，周遭弥漫着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他却在内心静幽地礼沐共产理想主义的思想魅力。苏俄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似乎为他劈开了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在暴力和恐怖的幽暗中，另一个世界的光落入内心。身逢历史转折年代，高华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情，尤其复杂，对中共党史，则更甚。从党史出发，追寻一段真实的现代史，不啻一场理性的冒险。《革命年代》是这一场冒险的成果。 中国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这个历史叙事修辞，总是显得太简单。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理因子，如果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这是持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判断。高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的关注，耐心而感性，“南京十年”一辑，为《革命年代》一书中笔触最细腻柔软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到现代政府制度的转变，中国走得艰险，后人也看得压抑颤心。以党治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其权威的同时，也滋养了中国本土现代极权主义的种子，它从那时生根发芽，抽枝展叶，其荫翳甚至散布到当代。 梁启超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中有一句话曰：“革命可以止革命，则国家之福；革命而适以产革命，则国家之祸。”在逸仙博士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以革命而催国祸，殃民继伤国，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二次革命添列其中。清亡民兴，国民党面对权力真空状态时，为获得全民认可和信任，施行了一系列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努力，一度成就辉煌，别开生面。国民党以现世的美貌，获得世人认可，也因制度病疴，美貌渐成黄老腰肢粗笨，而失民心。共产党则是以摄魄的灵魂美，许以未来的美景，截获人心的，且人心一有逸慢之意，即施心计巩固阵地。 “太子”孙科，在两党斗美时，左右摇晃，隳突东西，党内政治地位随之跌宕起伏。历史的正剧，隔着时间再观之，总似闹剧。孙科一生之言行，犹如踩着高跷舞之蹈之，旁边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宪政，生命体征从来没有强过。多少荒谬伴历史飞掠而行，高华却没有半点感慨流露其中，并不动声色地录入蒋介石在孙科死后送上的悼词：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 共产主义式革命在中国游走，是梁公所谓的革命产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中共诞生之后，即为自身的社会认可而努力，积极争取分享权力和影响力。传奇开始之时，有梨花带雨状，一番清新。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共创新词，亦推送思想杯酒于民众跟前，饮者豪情大增，未来充满希望。高华用《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详解美酒酿造的过程，英雄史诗，历时数年精心雕刻斟酌而成一大精神资产。长征成为执政后中共内部选拔提升的一大衡量尺表，由具体事件演化为抽象的、承载特殊意义的符号，参加过长征的人，受到党和国家厚爱重用。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红军长征，是被精心打扮过的大姑娘，亭亭玉立。长征在真实叙事里变声很久之后，高华用史料，将长征从抽象还原为具体，使其发出粗浑却有生命力的声音。历史学家祛魅的过程，精湛刺激，比时代蒙魅的过程，更像魔法。 人物永远是历史的主角，大人物势灌山河，小人物则凝成一注脚、一旁白。高华在文中，对历史的注脚、旁白，充满悲悯，他的文章里，有很多在历史书上极少出现的小人物的名字，徐孟秋、何涤宙、何胃、郭潜、陈琮英、沙飞等，在高华用文字及理性搭建的舞台上，端庄出场，悲剧、喜剧、闹剧，都曾是历史的正剧。思想变化急遽的丁玲不得不说，在历史漩涡中星光闪烁又无声淹没的朱瑞，亦难绕过。 “时代湍流”，成为本书的高潮部分。执政后的中共，对民众的政治忠诚度的关注，逐日上升。当一个党派开始全面掌权时，必然需要借势国家权力的全方位扩张，来提高其权威性。社会不断承受意识形态的导入，执政党态度坚决，高度重视民众的身份和思想的一致性。从权力哲学的角度，高华为大跃进及之后一系列运动，释以合理的脉络。 历史潮来潮去，淹没多少足迹，来不及感慨，新的一页又待解读。高华说自己顺着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的宿命是，自己的文章可能归类于“历史考古学”，结论无甚意义。但是，无论如何，高华充当了真相的摆渡者，让很多人，免于跋涉在荒诞的故事里。 《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注：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文：白岩松 一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 二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利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三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而且很无私，朋友为抢着埋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永远显得不耐烦。那个面对熟人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高层建筑的数量排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生大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认可自己，是必需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 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听到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需要多长时间？

文：沥泉 ​弗朗西斯·福山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写下《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预言自由民主将取得最终胜利，成为人类的终极道路，这一论断引起轩然大波，为他获得了声誉和争议。随后的两年间，预言纷纷应验，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历史的指向仿佛不言而喻，也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先知色彩。 历史飘摇不定，二十一世纪伊始。金融和债务危机爆发，移民与恐怖主义问题蔓延，非建制派的特朗普上台，欧洲右翼兴起，普京、埃尔多安等威权领袖独揽大权。在现实面前，福山被打脸了么？自由民主道路过时了吗？前些年，福山发表了一系列观点不同以往的文章，如《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称特朗普当选可能使“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于是，部分媒体和网民更进一步强化了福山被“打脸”的印象，认为在现实面前，福山被迫转变了观点，尽管他们对福山著作了解往往只限于标题。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问题：1.福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2.福山被“悲观的现实”给“打脸”了么？ 3.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成功道路”？福山观点：自由民主是历史必然终结苏联解体前，福山对西方的悲观不以为然，苏联解体后，福山又对西方的狂喜和盲目乐观不以为然。福山并不认为历史会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收敛。他将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的、表象的、波折的、“小写”的历史；一种是长期的、内在的、趋向的、“大写”的历史。好比股市中的技术面和基本面。历史有自身的演进逻辑，福山相信“小写的历史”会一如既往延续，国家互有兴衰、战争互有胜负、企业互有兴亡，不因简单的信念而立即改变。但“大写的历史”并非如此，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而非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因素。对“大写的历史”，福山指出，历史受到某种人类欲望的推动，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只会带来奴隶的“绝对宗教”——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因此，不平等制度下的“承认”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作为矛盾而推动历史演变，导致了不同制度在不断更新中导向一个制度。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在自由与尊严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得以建立，从而结束了更新。就像水面最终变平一样，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因此，自由主义在“小写的历史”中仍曲折的经历着一个个故事，但在“大写的历史”中，已没有意识形态中的强敌。福山争议：当年比现在更悲观 如何看待福山的争议？当前自由世界的发展遇到了波折，现实似乎是悲观的，福山被“打脸”了么？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福山曾毫不客气的指出，20世纪才是真正的悲观世纪，西方世界当时对未来的态度，远比现在更为悲观。黎明之前的子夜往往更为黑暗，几乎一切支撑信仰的美好事物都摇摇欲坠。福山引用了《西线无战事》中的台词：“对我们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学校老师’必须是通往成人世界的中介者，通向劳动、义务、文化、进步的世界，亦即通向未来的领航人……可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这个信念。”西方曾深信，科学、技术和工业让人向自然进军，并带来自身的富足，将人类拉出贫穷、疾病的深渊。然而信念崩溃了：工具理性并未带来道德救赎，先进的生产力带来“先进的恶”，甚至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暴政。钢铁、飞机被用于规模浩大的总体战，杀死了上亿人口；犹太人大屠杀和古拉格监狱苦难都出现在科技发达的国家。数十年的冷战后，核毁灭的阴云在世界的上空飘荡，用死亡的诅咒嘲讽着人类理性的最终边界。福山并非西方中心论者，相反，他在书中尖锐的指出西方曾经的恶与野蛮，并在良知的拷问下于自我怀疑中挣扎。殖民时代、革命时代、民族国家时代的信念在历史中纷纷崩塌了，曾经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在现实面前崩塌了，“欧洲国家自杀性的自我毁灭证明，西方拥有杰出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文明和野蛮之别在纳粹的集中营后，完全分不清楚了”。于是，美国一战后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二战后则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白人负疚感”(white guilt)成为美国文化现象。西方还在怀疑自身的力量。法西斯主义曾扫荡欧洲，击败一个个自由国家；美国在东亚抗日战场、朝鲜和越南都投入了力量，可获得政权的是共产主义。冷战最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悲观的认为：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永恒的，我们将与铁幕背后的幽灵永远对峙，像镜子一般看到着自己的软弱无力。然而，历史顽固又任性，在充满乐观的十九世纪，西方在对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的滥用中，培育了灾难的种子；而在充满悲观的二十世纪，人的本原回归了，公民社会中不再有淹没个体的宏大叙述，却有着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发展。在铁幕的对视下，自由人在“白人负疚感”中忽略了自身平凡而熟悉的权利是何等可贵，可在铁幕后因自由而饥渴的人们眼中却熠熠生辉，墙上伸出了求救之手，墙倒下了。福山道路：自由主义战胜威权主义是历史螺旋演进今天，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争锋相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大“元叙事”：随着国际秩序变迁，一种基于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模式”被“独创”了出来，以民族复兴为使命，以强势政府为骨干，向旧有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展开挑战。福山对新秩序做了公正评价，他认为，一个马克思韦伯式的现代国家，建立在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要素的某种平衡之上，其中国家能力在天平一端，而法治和民主问责居于另一端。平衡的丧失会出现政治衰败。对新出现的“元叙事”，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我们不需要向未来提问，从历史中就可得出答案。这种模式并不新颖，是19世纪李斯特主义的再现：随着普鲁士-德国在欧洲的兴盛，李斯特提出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致力于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强国。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他希望将国家的发展区分为不同阶段：在初级阶段实行自由贸易，向先进国学习技术和思想，使自身逐步开化。在中级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以不公平政策促进本国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在高级阶段则扛过自由贸易大旗，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李斯特学说的本质是国家干预学说和贸易保护主义，以民族主义主导的重商主义，代替古典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但他的主张有一个致命的弊病，即坏了贸易中的互利原则，使国际贸易不可持续，长期繁荣被短期利益破坏，其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同其他贸易国的利益对立。事实证明，19世纪德国的崛起未能促成全球和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迅速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历史会以螺旋方式再度演进吗？德国复兴史会在现代重现吗？殷鉴在前，福山不仅担忧俄国、土耳其、中国的前景，也对特朗普的政策忧心忡忡，如果越过国际社会维持繁荣的基本共识，将本应由反倾销法律、法规和WTO、TPP等国际合作框架解决的贸易保护问题，转化为基于民族主义的李斯特式贸易保护主义，无疑是杀鸡取卵。回顾“悲观的世纪”，英美未被作为挑战者的德国打败，德国的失败源于民族主义道路带来的自我孤立，而当自我孤立被失败带走后，轻身上阵融入自由世界的德国却在半个世纪中实现了自我救赎，以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国的统一，完成了历史的终结。福山反悔了么？“历史的终结”过时了么？人类走向的并非终点而是新的十字路口吗？2017年，福山在斯坦福接受《新苏黎世报》专访时，他如此回答：“我当初写下《历史的终结》是要指出，从长期看，没有哪个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历史的终结推迟了，……但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我依旧对此深信不疑。

文：郑也夫 ​ 大学的教育要教什么，我认为简单地说，就是教三件事： 怎么读书；怎么写论文；怎么思考。 延展一下，像我的学科——社会学，还教怎么做社会调查，自然科学则要教大家怎么做实验。 在这儿我就谈两件事：一是怎么读书，二是怎么思考。 这倒应了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读书带来的是乐趣而非利益 怎么读书呢？我想从不喜欢读书开始谈起。 我所见到的情况，无论小范围还是大范围，都不怎么令我满意。整体来说，和其他民族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现在不太爱读书。 有一本书非常好，叫《钢铁、细菌与大炮》，在美国卖几十万册，我向同学推荐，没有一个人看完不说好。但这本书在我们这儿只能卖一两万册。再举个例子，日本的地铁里，等车的所有人都拿着书看，车来了以后，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很拥挤，相互把位置调整调整，从兜里拿出书报继续看，一个车厢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站台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 我在学校呆的时间不多，北大2年，人大5年。教书七年来我只见到一个学生，在我教“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的时候，感觉这个学生读这路书有点痴迷了，很快我读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我们能对上话。这以后他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些英美学术刊物上关于社会学与生物学交叉的新成果发过来，我很受益。我就碰到这么一个学生，非常高兴，也非常失落，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碰到一个呢？ 所以还是那句话，全国上下，包括我们名牌学校的学生，我看不到他们热爱读书，这是最使我悲哀的事情。 什么原因呢？中等教育是祸根之一：我们的中等教育不但没有激发，相反挫伤了大家的读书兴趣。 我们学的东西太狭窄了，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被动地去重复，去记忆。而且，在这个过于狭窄的领域中又逼迫同学们用力过猛。狭窄、单调而且用力过猛，最后造成学生们厌学。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化太早，而后还是大家学的东西狭窄、单调，同学没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这是我猜想的又一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太过功利，不重视主体自身的乐趣，不重视开发主体阅读的兴趣，这种氛围之下人们动辄要发问：这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能帮我升官？能帮我赚钱？对不住，往往都不能。很多人类的文化精品不能帮你这个忙。 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建立起读书的兴趣。我想说，即使不做学术工作，如果你最终没有养成对读书的热爱也是很遗憾的，我觉得你人生当中少了很多乐趣。而你如果以后想做学术，我以为是绝对做不好的。 读完书要和人交流、要会“卖弄” 只有经过广泛的阅读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知道自己读书的乐趣、研究的乐趣在什么地方。此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起读书的乐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太狭窄，是因为让我们看的书都是服务于“科举”的。 那么要开发大家的乐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有选择的自由，能接触各种类型、风格的图书，在这样宽泛的阅读当中，一个人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起自己的读书兴趣。 读书兴趣的培养跟生理上的一些其他喜好的养成很相似。你的食谱有多宽？你喜欢吃多少样东西？是不是偏食？大家知道牛奶的养分非常高，也并不太贵，因此西方人牛奶的摄取量非常大，一天喝一公斤甚至更多，不分时段，早晚都可以喝。可我们中国人不成，我们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消化牛奶，很多人喝多了腹泻。为什么呢？不完全是先天的，很多是后天的原因。我们胃里缺少一种酶，小的时候多喝牛奶，就能够开发这种酶。 读书兴趣的培养也是一个道理，小时候如果不开发广阔的兴趣范围，大了就费劲了。 童子功是非常要紧的。 如果一个写作者读书的兴趣窄了，写的书就没人愿意看。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 下面谈一点点怎么读书。 读书是要记笔记的，笔记是给自己做的，自己能看懂就行。笔记可以记得极其简短，实际上是一个索引，看到两个字，哦，他说的是这个观点。或者再加个页码，在这本书某页，日后要引用，要深入思考，把那本书拿来翻到那一页，就行了。 读完书以后要和人交流，要经常去卖弄，跟别人吹牛。这是非常好的，这样能帮助你记住书里面的东西。你给人讲的时候你可不是拿书给人家念，会不知不觉地加进你的思考，至少加进你所强调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将书中的内容跟你的思想融合。 你当时能从脑子里拎出什么东西来，肯定无意识中进行了筛选，那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才能牢牢地记住。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开发你的心智、开发你的思想，读了以后跟作者的认识完全一样，第一没有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要都是这样，人类的思想就不会发展和拓宽了。 一个好的思想激发了杰出的少年，他们受到激发以后将这思想稍微变异了一下，思想就是如此发展的。所以重要的是受书的启发产生一些新的念头，是不是正确理解不是最重要的。 “思想”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 下面转向另一个主题：思考。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是一个个解释系统，解释我们的社会，解释我们的世界。解释并非不是一种参与，并非不能影响这个社会，那么我们怎么发育出解释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会思考。 要从解释你身边的生活开始，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思考，要学会解释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疑团。 你要对你周边的日常生活有好奇心，要问为什么。可能你跟你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你除了活着以外还会经常好奇和提问：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周围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可以诱发我们去思考、去解释。 比如家里的状况，你来到世界上最先目睹最先感受的小环境；比如你亲属的谋生之道，他们靠什么活着；他们怎么有的人下岗了；在你记忆中你的家庭消费在这二十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怎样发生的，和大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故事会更多。因为一个村落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在农村会目睹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你会看到分家，看到村庄政治。我相信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非常耐人寻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要从日常生活去学会思考、学会思想、学会解释。因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去解释世界，首先要从解释周边开始培养这个能力。如果你解释周边的能力远远逊色于你的同龄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解释世界，你不可能解释好。 我们要培育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能力。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是和生活脱离的、割裂的，这很遗憾。那些大思想家们的思考、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是融于一体的。 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那是另一种境界的东西。 对他来说，那是跟他的生存完全一体的，甚至是他生存的核心。我觉得这是一种像天职一样的东西，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当然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去发现信息，去提出问题，将生活和学术融为一体，他的很多基础感受依赖于生活给他的刺激。 再给大家说一个培养思想能力的小手段：记笔记。读书记笔记似乎平常，但观察周围的事情有什么想法记笔记，多数同学恐怕就做不到了。要记笔记，要深入去想一些事，一些小事，然后记笔记。 那些东西是很珍贵的，是你思想成长的轨迹，你记下你怎么想的，你再想的时候就像登台阶一样走得更高了，而不是像拉磨一样在转圈。实际上由于高度分工，现代人的生活接触面是不大的，甚至非常狭小，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是非常珍贵的；而我们所特别强调的是，要从这个方面开始思想、开始思考。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两本笔记，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所做的笔记。 这两个东西是相互对照、相互促进的。对书本理论学得越多、理解得越深，你就能在观察周围的生活时有更深的理解，跟没有读过那么多理论的同龄人比起来，对生活的解释就不一样。反过来说，你对日常生活观察得越细致越深入，积累了很多心得，回过头来再读那些理论著作，你的理解同没有对生活做细致思考的人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它也会帮助你读懂很多书，帮助你和一些书产生共鸣。 二者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思想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注：本文节选自郑也夫著《吾国教育病理》一书。

​文：苏惠昭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余光中12月14日病逝於台灣高雄。 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 除了把落日留给海峡除了把灯塔留给风浪除了把回不了头的世纪留给下不了笔的历史还留下什么呢，一生苍茫？　　　　──《高楼对海》 还留下什么呢？ 时间回到2008年10月2日，这一天离余光中10月7日（九九重阳节）80岁生日还有5天，台湾艺文界齐聚一堂为诗人暖寿。“寿庆有馀，光耀九州──艺文界诗歌雅集，庆余光中八秩嵩寿”，邀请帖是这样写的，具名邀请者是中华民国笔会会长彭镜禧与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李永萍。 诗坛祭酒 写作一甲子笔锋仍在大唐盛世者几希？写作一甲子作品依然笑傲市场者几希？写作一甲子，犹仍矗立顶峰，望着退也退不出的文学江湖，年复一年持续被各种“文学活动”绑架至台北至上海至新加坡而身不由己者，几希？ 答案都是余光中。台湾艺文界齐聚为之贺寿，场面可谓空前，恐怕亦将绝后。 余光中“赏"给自己的生日礼为3本新书：诗集《藕神》、评论集《举杯向天笑》、王尔德剧本翻译《不要紧的女人》。继《逍遥游》、《听听那冷雨》之后，《莲的联想》、《白玉苦瓜》、《望乡的牧神》也重排出版。学术界以苏其康主编祝寿专集《诗歌天保》向诗人致敬。陈芳明主编《余光中跨世纪散文》交由九歌，《余光中60年诗选》交由印刻出版。《印刻文学生活志》提前开跑，5月号即已推出"炼石补天60年"余光中专号。陈幸蕙继2002年《悦读余光中：诗卷》，皓首穷余文6年，以《悦读余光中：散文卷》作为80寿礼，未来另有游记文学之卷。 为了这一日，华人文学圈已经放了一整年的烟火。纸本书外，对岸有“余光中与20世纪诗文学国际研讨会”，台北有“余光中先生80大寿学术研讨会”，高雄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轮流举办余光中手稿暨文物展。 望向90 台北暖过了寿，余光中偕夫人范我存飞往南京。九九重阳这一天，他选择回到故乡，那里有他念过的小学、中学、大学，其中秣陵路小学有一“余光中班”。南京大学则以出版《乡愁四韵》共襄盛举。 有华人之处便有人吟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便有人吟诵“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那麽么一生苍茫，还留下了什么呢？一千多首诗是不是足以吸尽海峡之水了？一千篇散文、评论是不是能够砌起一座灯塔了？更重要的是，在通往90的路上，余光中仍在峰顶上前行，持续创作。 你们以为已经盖棺论定了，其实我还要写到90岁。所以今天你们评论的，再过5年就变成明日黄花了。（余光中与陈芳明对谈） 日复一日，他驾着车从河堤路住家出发半小时后来到西子湾的研究室，总是先拔掉电话以挡掉过多的干扰。他还欠九歌一本散文集，同时埋首迻译济慈诗选，预备2010年出版。 一甲子，他将身躯焚烧给了文学，一身嶙峋瘦骨便是炼石补天的证据。 重九为清秋佳节，含有辟邪避难的象征。然则茱萸佩囊，菊酒登高，也无非象征的意思。诗能浩然，自可辟邪，能超然，自可避难。茱萸的孩子说，这便是我的菊酒登高。──《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余光中是“茱萸的孩子”。1999年出版，由傅孟丽执笔的余光中传，便以此为名。 航向南方之南 1929年重九日，余光中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1937年对日抗战起，他的就学纪录无异一页逃难史，先随母亲逃往上海，辗转至重庆与父亲相聚。胜利后由四川回返南京，分别考上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舍北大而就金陵后，不凡的文学才情如火山迸发，发表了生平第一首诗《沙浮投海》……星星不见了/大海不叫了/星去睡觉了/海也睡着了……，那年他19岁，坐在家中二楼窗口，远眺紫金山隐隐翠微，诗就这样从笔尖流出。 “那稚气的少年绝未想到，起跳的这颗诗心会一直跳到80岁，60年后仍会坐在窗口写诗，而窗外不再是山，是茫茫的海峡。”80岁前夕他重新腾写一遍19岁的诗时，这样惊喟。 接下来国共内战，余光中又与母亲从南京逃到上海，一路往南到厦门，转学厦大外文系，未几又随父母迁居香港，失学一年；1950年落地台湾，以同等学历考上台大外文系3年级，成为梁实秋的门生。22岁，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转趋安稳，于香港失落的文思翩翩然回来了。余光中“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余光中两度赴美，第一次在1959年，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1964年则应美国国务院之请，赴美巡迴讲学一年。在台湾，他先后任教于台师大、政大，1974年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此去11年，香港成了继台北的20年之后，居住最久的城市。可他千万个料不到，香港返台，他又航向南方之南，接下高雄中山大学聘书，“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2009，这是他生根高雄的第24年，“台北已渐行渐远，变得陌生”。余光中闻到了一股南部人的气味从他的皮肤他的手心渗出，他写高雄因此比任何人都多。现在他是中山大学讲座教授，还为研究生上翻译课，更是中山大学镇校之宝。那一间向着台湾海峡背靠柴山的他的研究室，将会永永远远保留下来。 他的银发以及柴瘦的身影，也将凝成一枚永恒的月光在海上。 贴着生活写 诗与散文双轨追求，开创余光中浩瀚的文学版图。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他笔下挥洒成形的恢宏气象，既是个人丰饶生命的投影，也是当代历史魂魄的缩影。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诗风与文风的多变、多产、多样，盱衡同辈晚辈，几乎少有匹敌者。（陈芳明《左手掌纹，壮丽敞开》──《余光中跨世纪散文》前言） 文学创作是如何开始的？德国文豪歌德说过意思大约是这样的话：他所有的诗皆即事即景，遇有什么可写的就写，诸如朋友的告别式、失败的恋爱，并非有什么触动了内心深处，并非为了要去挖掘深沉的希望，完成博大的哲学体系，一切都是从生活中来。歌德说这话，余光中认为他约莫是和人辩论时故意说的，“不过我大体也是如此，创作来自生活，生活起了一点什么变化就把它写下来……” “贴着生活写”，如此寻常的写作动机，如何写出宛如奇峰异嶂层叠的散文？如何营造诗艺至“炉火纯青，止于至善”？ 本事与天才 余光中自己有几个说法。首先，他定位自己，三分之一是学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作家的他读书随兴之所至，不成系统；学者的他则不然，比如讲授文学通史，欢喜与不欢喜的都必须读而研之。 其二，他这一代的人，因为大量阅读旧小说而打下了中文根底，“旧小说虽文白夹杂，可却简练，像《儒林外史》，很长一段章节不用一个“的”字，照样可叙事可抒情。”从旧小说出发，中文为体，吸收西方文化，这奠定了余光中写作的基础。 其三，关于写作的态度。 作家在追寻、发展自我的过程中，他一路结交古今中外朋友，有些朋友后来甚至变成了“家人”，影响思维，占据灵魂一方，王尔德（Oscar Wilde，19世纪英国作家）、梵谷、披头四，都是余光中所谓的“我的家人”。 依据“家人”王尔德的说法，他过日子用talent，写作用genius。余光中对生活与写作的态度大抵也是如此，凭本事过日子，写作则要动用天才，“总不能过日子也很戏剧化，这样人生太累了！”所以他生活平淡，穿着如公务员，资料装在一卡旧兮兮的007手提箱里，连饮食亦十分寡淡无有变化。 都说文如其人，偏偏这不一定对。 “写文章有时候是补偿，文不如其人，而是如‘想成为’的那个人，”余光中解释。初识余光中者都认为他很儒家，端正严肃，不苟言笑，这样的性格写起文章来却是奔放热情，气势恢宏，时而挟带惊人的幽默，这当然是“动用天才”的结果了。 雄厚如斧野旷如碑 其四，关于写作的技艺。 “张晓风之难得，在于她是台湾极少数不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余光中忽然这么天外飞来一笔，祭起一阵迷雾，然后他手一扬指出方向，“而我是绝不受张爱玲影响的！” 余光中分析过，一个张爱玲一个钱钟书，都因为夏志清钦点而经典化，“夏的慧眼识英雄，在于他不相信左派那一套，也不信现代主义那一套。”1930年代的钱钟书斯人已远，1960年代的张爱玲便成为台湾当代作家取法的对象，前仆后继踏进了“张爱玲学校”。 余光中欣赏张爱玲，却一天也不肯进“张爱玲学校”，他无意取法当代，而他走上阳刚一路，关乎性格，其实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吸收足够了梁实秋、钱钟书后，又越过张爱玲往回看，对五四诸家淡而无味的文字则敬谢不敏，于是又回去得更遥远了，终于“回到了唐宋八大家，回到孟子史记，回到整个民族。” “我投入散文是为了一枝男得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余光中解释，当年他说这话是针对五四，“我实在不满意五四早期，朱自清、冰心那种斜风细雨的，又像淡茶又似橄榄的文字，无滋无味像素描像水彩画，为什么就不能阳刚，不能气象万千呢？” 恒久的青春热血 于是他留下了几段研究“余体”者必背之诵之的艺术宣言： 一为：“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萧的甜味，釜形大钟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左手的缪思》） 一为：“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莲的联想》） 王鼎均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文学江湖》记了余光中一笔，很重要的一笔。他说：“他（余光中）的语言，把欧化（翻译）、古化（文言）、土方（方言）三者熔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 余光中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对读者来说，无论诗或散文，他代表的则是恒久的青春，无限的热血，年轻时如果没有一点余光中，生命便失了血色和活力。 变迁的居所，多重的忠诚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江湖上》 我是谁？余光中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因为他不断的在迁移，不断的被分类，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陈芳明编选《余光中60年诗选》，直接以“台北时期”、“香港时期”、“高雄时期”断代划界，地理环境对余光中创作的鲜明影响斑斑可考，他承认“每换一个居住地，面对新的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创作都是考验和挑战，但那也是创作的筹码。” 以到高雄为例，头先两个月心生茫然，之后就逐渐定下来，生活也投入了，这就有了灵感和题材。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余光中认为，当作家能够坐下来写这个地方，就表示到位了，就位了，表示正在与这块土地交流，“某种意义来讲，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 普罗旺斯是梵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三峡是杜甫的，海南岛是苏东坡的，余光中呢？南京曾经是他的，台北曾经是他的，还有美国和香港，如今呢，余光中说，高雄是他的，他掌管着旗津的灯塔和台湾海峡。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欧洲是情妇。”他既多变又忠贞的爱情里却没有美国，“美国是弃妇，”他说，是他曾经爱过已经不爱不想回头看望一眼的弃妇，而台湾是妻子，“台北是前妻，高雄是第二任妻子。” 变迁的居所，多重的忠诚，复杂的思虑，在在造成余光中的身份认同危机。“我”总是暧暧昧昧、朦朦胧胧，是谁又不是谁，是谁又是谁。诗人说他是学院派，学院派说他不是学院派；传统说他现代，现代说他传统。他写高雄，自认是高雄人，高雄却说他是台北人。台湾人说他是中国人。中国人说他是乡愁诗人。 “一个人如果从意识型态出发，只放大我的一面，完全故意忽略我的另一面，我就会被归类为什么，”余光中说。 自我探索之旅 他注定必须和基本教义派交手，与各种颜色混和，“大概身份很清楚的人多半是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是快乐的，简单的，他们不必自我探索。” 他的生命却是一场漫长艰难的自我探索之旅，途中也无可避免的遇到政治。生生不息的问号汹汹涌涌拍打，“这反而是对创作的刺激”。 余光中与陈芳明，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之所以成为话题，乃是他们开始于一段关系匪浅的师生情缘，接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断裂，整整15年，赴美留学的陈芳明名列国民党黑名单，被切断了回台湾的路。 文学也许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必然介入并扭曲文学。1977年，余光中以一篇《狼来了》点燃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漫天挟带着意识型态的烽火中，他被戴上“反乡土”、“反本土”帽子，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不爱台湾”、“卖台”。比之这一路走来他参与的“现代诗论战”、“文白之争”、“天狼星论战”、“抽象画论战”，这一战让余光中腹背受敌，尽管他从未把乡土文学和被毛泽东讴歌的“工农兵文学”画上等号。 当时陈芳明选择了站在乡土文学的队伍，20年后师生重逢，“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年与诗人一起捧读诗稿的时光。政治、党派、意识型态、国家认同，在诗人与我之间的情谊中，撒播了过多的杂质。”重逢是苦涩的，但“文学必须回到艺术的纪律，回到审美的位置，”当一切杂质随着时间沉淀，陈芳明终于确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师承，我的答案不再迟疑。在文学的追逐中，我确信，余光中是我的现代，也是我的古典。” 不只陈芳明，对台湾第二代、第三代诗人来说，余光中亦是以父亲与典范的形象存在，是启蒙者。 而那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余光中后来是这么说的：“当时也有人劝我再为文澄清，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是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 只有文学，只属于文学 终于他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不会再和自己吵架，但别人找上门的那不算，公开批评教育部“删减文言文政策”这事无关个人。 四十岁时他还不断地仰问/问森罗的星空，自己是谁/为何还在下面受罪/难道高高在上的神明/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对？/而今六十都过了，他不再/为忧惧而烦恼，他的额头/和星宿早已停止了争吵/夜晚变得安静而温柔/如一座边城在休战之后/当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有谁呢，除了桌灯，还照着他/像一切故事说到了尽头……──《后半夜》 他只属于文学。湖南常德沅江2.5公里长的河堤，一路刻诗，从屈原开始，也有洛夫、郑愁予，余光中当然不可能缺席。 那一条属于中华民族的诗的长廊里，他实现了少年时对中国的承诺：“中国将以他的名字为荣”。中国大陆评选“当代散文八大家”，他与冰心、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汪曾祺、余秋雨并列。九歌出版社创办人蔡文甫至今坚信余光中一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一个作家能被自己民族所接受，就是最大的光荣”──余光中却是这么说的。 注：本文转载自台湾光华杂志网站。

文：张纯如 人类残酷对待自已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麽，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南京的悲歌 除了日本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对於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毫不怀疑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成功入侵上海後，就对台湾省新设立的首都发动大规模攻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後，日本人便展开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残酷暴行。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集合起来驱赶到市郊，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浇满汽油，活活烧死。数月下来，城内尸横遍地，散发浑混的恶臭。数年之後，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估计，自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在南京有超过二十六万平民死於日军手中，也有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至少超过三十五万人。 杀戮规模史无前例 毫不掩饰地陈述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残酷与野蛮行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数量上的纪录，说明这个事件够资格成为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希望世人从中学习教训，记取沈痛的殷鉴。但是，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一定要提出一些数字，让读者对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些许概念。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长。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 光看死亡人数这一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就远远凌驾历史上许多最野蛮的行径。相较於罗马人在迦太基的暴行（十五万人被屠杀）、天主教军队在宗教法庭的杀掠，日本军队犹有过之。日本甚至超越帖木儿（ＴＩＭＵＲＬＥＮＫ，一三三六～一四○五，信仰回教的突厥征服者）一三九八年在德里杀害十万名囚犯，并在一四○○与一四○一年之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两座尖塔的丑行。在本世纪，大屠杀工具确实已臻精巧；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杀害了超过四千万俄国人，然而，这些死亡人数是在好几年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杀却是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是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标准来看，南京大屠杀都可算是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糟例证。如果要想像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在看看其他一些数字。南京的死亡人数──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已──就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平民死伤人数（英国总共失去六万一千人，法国损失十万八千人，比利时十万一千人，荷兰二十四万二千人）。回想起这些事件，大家咸认，空中轰炸是造成大毁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他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攻击，都无法超越日本人对南京的蹂躏。 死於南京的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军突袭德勒思登後，死於兵燹风暴的人数（当时国际上都接受死亡人数为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根据现在更客观的纪录，应有六万人死亡，至少三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是用最保守的估算──二十六万人或是最大胆的估计──三十五万人，只要想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超过美国突袭东京（估计为八万至十二万人）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一九四五年底，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加起来的死亡人数（估计各为十四万人及七万人），就不禁要惊愕连连。 沉怨未雪 我们要记取的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到底有多少人罹难，更要谨记这些人是如何惨死的。中国人被日军拿来当肉靶，练习刺刀，并进行斩首比赛。约有两万到八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军不仅强暴妇女，还取出她们的内脏，切下她们的胸部，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父亲被迫强暴女儿，儿子强暴母亲，其他家人则被迫在一旁观看。日军不只把人活埋、去势、割掉器官，烧烤人民变成日常便饭。他们更实行穷凶恶极的虐待，像是用铁钩钩住民众的舌头，把人吊起来；或是用土把民众埋到腰部，然後眼睁睁看狼狗将他们撕裂。残暴景象著实触目惊心，令人作呕。 但是，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一个蒙昧隐秘的事件，并不像日本原子弹爆炸，或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广为人知。亚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在美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这则大屠杀事件。如果仔细检阅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少数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大众阅读的简明版或「完整版」的二次大战史书，几乎没有一本钜细靡遗地讨论南京大屠杀。 比如说，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战争图片历史单行本中，销量最好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传统图片史」没有只字片语，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提及这件事。在邱吉尔著名的「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一千零六十五页），或是亨利•马歇尔经典之作「二次世界大战」（共九百四十七页）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温柏格宏伟的「战争下的世界」（（共一千一百七十八页），只有两次提到南京大屠杀。我只有在赖基的「自罪恶解放∶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共九百九十八页）中，找到一段大屠杀的描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再怎麽做出让他们的胜利蒙羞的事情，也比不上在松井石根将军领导下的日军暴行。」 神话？历史？ 我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父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们安然度过中国多年的战争与革命，最後住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当教授，从此得以安身立命。父母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长大，战後随同家人先迁往台湾，最後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书，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三十年来，他们平静地居住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城校区，主持物理与微生物研究。 但他们不曾稍忘恐怖的中日战争，也不希望我忘记这一切，尤其是遗忘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亲虽然不曾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闻这些故事，然後将这些故事传承给我。因此我知道，日本人不仅把婴儿剁成一半，还切成三、四段；他们还说在好几天之内，长江就被血水染红。父母的声音因忿恨而颤抖，据他们描述，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荼害千万个中国人的战争中，最穷凶恶极的一桩事件。 在整个童年中，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我心深处，隐喻著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细节和人性面的故事，也很难判断它是神话或历史。读小学的时候，我遍寻市内的图书馆，看看是否可以查到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内容，但是毫无所获，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惊讶。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那麽血腥，真的如我父母坚持的，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最野蛮的行为，为什麽没有人写一本专书详细描述？ 生命的尊严不容轻侮 儿时记忆的南京大屠杀，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开始，终於不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口述历史。那时我参加一场由「亚洲保存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世界同盟」赞助的会议，纪念在南京暴行下的罹难者。会议是在加州矽谷心脏地带圣荷西郊区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大厅中，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几张是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虽然小时候听过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却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影象，被斩断的首级，肠开肚破的人，赤身裸体、被强暴者强迫做出各种春宫姿势的妇女，她们脸部扭曲、痛苦与羞愧的表情，令人永志难忘。 在会议中，我还听说两本关於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正在进行写作，「天堂树」（Ｔ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及「橙雾帐篷」（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ＭＩＳＴ），两本书都已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本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大屠杀：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图片故事」。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一本非小说类的南京大屠杀专书。深入钻研历史后，我发现有很多一手资料，在美国也找得到。美国传教士、记者与军官，在日记、电影与照片之中，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观点记录下来，留给後世子孙。为什麽没有其他的美国作家或是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或甚至学术论文？ 沉默的受难者 这个谜题我很快就得到部分解答。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广岛事件那样，深植在世人脑海中，是因为受难者一直保持沈默。 但是每个答案又会引导出新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为什麽这件罪行的受难者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麽不被认可？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沈默之帘的就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甚至美国，都要为历史忽略这个事件负责，原因就根植於冷战时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革命之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省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就像以色列向德国求偿一样），双方为了与日本从事经贸以及争取政治承认，激烈较劲。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因此得力於冷战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能够逃脱许多她的战时盟友在战後所遭受的严厉审讯。 再加上日本国内出现一种恐吓的气氛，使得学术界不敢自由开放地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民众更无从了解真相。当时在日本，如果有人坦率地表达对中日战争的意识（现在仍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事业生涯，甚至生命堪虞（一九九零年长崎市长本岛均因为表示裕仁天皇应为二次世界大战负责，而招致杀手枪杀）。这危险的气氛弥漫著，使得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翻阅日本的档案文件，进行这项议题的研究。 认罪才能重生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困惑、难过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过去这段历史。与德国相较，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赔偿给战争受难者总额的百分之一；大多数纳粹虽不受监禁，但至少不能太抛头露面，而许多日本战犯在战後仍位居要津；德国人一再向大屠杀受难者道歉，日本人却把战犯奉祀在东京。一位在日本战争期间的美国受害者，就称这种行径好比是「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立一座大教堂」。 另外，本书也是想回应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观点。近年来，诚心要求日本面对其行为的种种努力，都被贴上「打击日本」（ＪＡＰＡＮ ＢＡＳＨＩＮＧ）的标签。我必须澄清，但并不想去辩解，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日本是否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因为当时中国也试图把影响力扩及邻邦，甚至与日本达成协议，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就像上个世纪欧州列强瓜分中国商业权益一样。 更重要的是，如果认为批评某个时空的日本人行为，就是批评全部日本人民，这不仅伤害到那些被剥夺生命的南京民众，也同样伤害到日本人。本书不想为日本人的性格做注解，也不想去解释是什麽样的基因构造导致这样的行为。本书要讨论的是「文化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会约束力，驱使我们成为恶魔，也可以更强化社会约束力。德国今天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这个国家忘记她六十年前做过的罪孽。美国南方会变成一块好地方，是因为她坦承蓄奴的罪恶，以及随黑奴解放之後存在长达百年的黑人差别待遇主义（ＪＩＭ ＣＲＯＷＩＳＭ）。 在纠正历史纪录时，必须注意到日本人面对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纪录时，是如何控制、训练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症」，甚至是集体否认。这不只是因为这段历史纪录可能太痛苦，所以故意留下空白。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最丑陋的行为，确实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数删除。日本发动战争的事实，也同样隐瞒在精心培养的神话里∶日本人是二次大战牺牲者，而非煽动者。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降临在日本人身上的恐怖厄运，更有助於这个神话取代历史。 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後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领袖触犯战争罪，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ＥＬＩＥ ＷＩＳＥＬ）几年前提出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注：本文选自张纯如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