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开岭坐落在涅瓦河畔的十二月党人广场 有好几个冬天。深夜，陪我失眠的竟是俄罗斯电台的音乐。那个积雪上的民族仍无睡意，她在播放几世纪来最经典的曲子，像一位落落寡合的祖母，深情地怀念逝去的岁月。那曲子是标志性的：辽阔、忧伤、沙哑、苍远，帷幕般的厚重……我总有被击中的感觉，脑子里会出现滴嗒的电波和徐徐流动的油画：呜咽的伏尔加河；孤独的烧焦的橡树；风雪遗弃的木屋；缓缓匍匐的黑棺和送葬队伍；疾风扬起的妇女披肩，她脸上的骄傲与担心…… 这不是天籁，而是冻土上的招魂。是风、砂石、山脉、篝火、冰凿、纤索、马撬……激荡的声音；是硫磺、枪刺、广场、绞架、烈酒、风琴、教堂唱诗……混合的交响。 眼前不由浮出叶赛宁的诗：“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殓衣盖住了这块大地／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这儿谁死了？莫不是我们自己？” 我低低地抚摸这音乐。她来自生命深处的清冷和哀恸，整夜感动着一个不懂音乐的青年。隔着厚厚的寒幛，隔着刺不透的阴霾，我默默向着北方，向那股伟大的气息致敬。向她苦难的历史和英勇的民间致敬。 夜聆俄罗斯，不仅成了一个习惯，也成了一道仪式，一门功课。 俄罗斯的烈士和她的风雪一样，是出了名的。 没有哪块土地上的黑夜像她那般漫长、动荡而凶舛；没有哪一民族的知识分子被编成如此浩荡的流放队伍；没有哪国的青年一代出于良心、理想或一束浪漫而遭受那么重的苦役与刑期……单是彼得堡罗要塞、西伯利亚矿井、古拉格群岛这些传说中的魔窟，就收押过多少悲壮的名册。一队队郁郁葱葱的生命曾被囚禁、锁铐在那儿，他们纯洁的热量在空旷中等待熬干、蒸发……然而，一代代的精神路标也正是从那儿矗起、辐射，叩响了整座俄罗斯冻土。 海涅说：“文学史是一个硕大停尸场，每个人都在那儿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兄弟。”我要找的，正是这样一批最纯真最英俊的精神面孔。他们一边写诗，一边流血；迅速地生活，又迅速地死去。普希金、莱蒙托夫，这对同样选择了决斗的兄弟，其岁月总和还不抵一位长者的寿龄。俩人忧郁的神情，看上去那么相似——绝无庸人那种散漫、悠闲和凑合日子的迷茫。他们的母亲就仿佛是同一位。 翻开俄国文学史，“十二月党人文学”是最英年、最让人揪心的一把：格利包耶夫（1795—1829）、雷列耶夫（1795—1826）、别斯士舍夫（1798—1837）、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5）……哦，二十岁、三十岁，像深夜划过的流星，他们飞得太快，飞得太疾，让人来不及看清。他们太急于用生命、用青春去赌一件事了。为此，1825年12月的那个清晨，他们告别了彼得堡，告别了诗歌，告别了昔日欢聚的舞场、花园，那些尚在睡梦中的恋人和被暗恋的人…… 在其眼里，最急于喊出的不是情诗，而是社会正义，是俄罗斯的未来，是激情和身体的行动。“要做一个诗人，但更要做一个公民！”为了迎娶一片适于居住的国土，为了自由地生活，先要准备不自由地死去……在这样的精神星空下赶路，其行色匆匆早已注定，亦注定了其生涯故事要比其诗集流传得更久、更远。 整个19世纪，俄国的青年已过惯了判决和牺牲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罪时仅28岁，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配得上，他的狱友和精神兄弟们全配得上！于是更多的俄罗斯青年就有幸听到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谁之罪”“怎么办”“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单凭这俯拾皆是的标题就足以证明：俄罗斯文学在艺术之外竟挑担了如此繁重和危险的职责。他们用头颅来为信仰服务，以牺牲来为理想灌溉——绝无现代艺术家那种“先舒服了肉体再说”的痞性，这正是俄罗斯文学最值骄傲和后世怀念的地方。 知识者是最不能喑哑的。假如连这些“民族的头脑”（高尔基）都沉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神夜晚立即就会黯淡无光。 慨就义的十二月党人 下面，我急于提到“贵族”和女人。 在俄国农奴制时代，贵族往往就是那类“最先富起来”并最有机会接触书本的人。可这些人中也最易滋生叛徒和异端。他们所干的事不仅令沙皇寒心，更让“阶级身世论”大跌眼镜—— 众所周知，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乃一次货真价实的贵族造反。他们血统高贵，气宇轩昂，是俄国拥有最多财产和藏书的人，亦是凭艺术和高谈阔论而成为“精神贵族”的青年才俊。他们从对书籍和时代的打量中获得生命冲动，却把沉重的财物晾在一边。尽管其童年、少年皆在豪华宫廷、玫瑰庄园中度过，但他们长大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发誓再也不当贵族了，在沙龙舞会上，除了诗歌和爱情，议论最激烈的即数“民主、权利、自由、尊严”这些新鲜字词了。他们把目光投向饥饿的乡村和像骡马一样佝偻的农奴，并为自己华服和美酒自责。终于，他们知道该怎么干了。 史料表明：1827—1846年，“贵族”在俄国政治犯中占百分之七十六。甚至到了1884—1890年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后期，政治犯名单中仍有百分之三十点六出身世袭贵族。 连欧洲的政客们都忿忿不平了：穷光蛋造反是想当财主，而财主造反难道要为了做穷光蛋？是啊，作为既得利益者，按常理，他们该死死维护旧体制才是，有什么牢骚可发？有什么可折腾的呢？ 这正是俄罗斯奇观。也是俄罗斯知识品格和人文精神的最大骄傲。同时我更笃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给人苏醒的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更应成为启蒙一代，更有机会率先从浑沌与蒙昧中睁开眼。况且，“知识反抗”与“农奴造反”有别，前者通常从理想生存和“精神遭遇”出发——从而可能献身一个比个人大得多的目标——它服务于整体和长远；而后者往往出于现实利益及“物质遭遇”的考虑，只迷恋于一己和眼前处境的改善——且这种集团式的暂时改善用不了多久，即会迂回到原先的保守与专制套路中去（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即是例证）。通俗点讲：一个申请理想，一个谋取生计；一个设计所有人的未来，一个追求自家的好日子。 令人惊叹和尊敬的，还有俄罗斯女性。在长长的流放队伍中，我投以最深情凝望的，是那群纤弱柔美的肩膀。 “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被诛杀，剩下的百余名青年戴着镣铐即要到“野兽比人多”的西伯利亚去了。他们像赶粪蝇一样赶跑了贵族称号，从现在起，他们是囚徒——“如果不能做一个公民，那就做一个囚徒吧！”奇怪的是，连他们的妻子、恋人和姐妹们也打起了做“囚徒”的主意。不仅那么想，且真那么干了，这些生来就柔弱就美貌的女性们向沙皇提案：舍弃庄园财产封号爵位等一切一切，甚至新出生的孩子也可不要公民权……条件只一个，那就是请政府允许自己——到囚徒们身边去！ 随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还有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加米拉·唐狄。 西伯利亚历史将永远牢记并感谢她们。 不渝的爱情和友谊，向来是俄罗斯女性对文学和理想事业最宝贵的精神馈赠。 同样出身贵族的涅克拉索夫，被称为“复仇和悲歌的诗人”，在反抗专制和控诉农奴制的道路上走完了一生。在俄罗斯史册里，他的光荣总不可避免地与一位女性联在一起——阿芙多季娅·巴纳耶娃。后人评价她时用了这样的话：“这位善良女性能够认识涅克拉索夫的真正价值，而且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它构成了我们诗人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不知为什么，你待在她身边，总感到自己接近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这在不知不觉中就增添了对她的敬意。”这敬意决非偶然，巴纳耶娃不仅以女子的柔情、美德和才华影响着爱人，与其兄弟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使得诗人杜勃罗留波夫临终时将两个幼年弟弟托付给她，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她也是前往探监的身影之一。 在俄罗斯，当一个英勇的男人濒临危境时，距其不远，你总能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生动女性……仿佛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总能走到一起，而任何粗暴、恐吓和威胁的力量都无法将之拆散，他们就那么梦牵魂萦地缠绕着，其生命动作看上去那么和谐、合拍而富有美感。这种来自女性的温情与精神滋养大大削减了灾难对天才们的损害……“为什么我国作家们的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列夫·托尔斯泰首次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时，激动叹道。 俄罗斯文学确实招人羡慕。才华和爱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我似乎也突然领悟了俄罗斯民主解放运动为何始终会有如此宗教般的狂热和不死的精神——必和这些优雅的女性之在场有关，和她们清澈的注视有关。 她们温婉的身姿、绰约的美德，构成了俄罗斯精神夜晚最动人的篝火。 她们不仅忠诚地支撑着自己的爱情，有时，她们自个的柔肩也直接承担起某项崇高而危险的事业—— 在1877—1878年民粹案和“50人审判案”“193人审判案”的被告中，女性分别占了16名和38名。苏菲亚——这个被鲁迅激赏过的名字便是和“青春、美貌、牺牲”联在一起的，她和恋人一起用炸弹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送了终，走上绞架时仅27岁。同样的还有巴尔津娜，她拒绝了特权的庇护而在牢房和流放地过早走完了一生，紧张的生活使其无暇寻章觅句，可她偶尔留下来的几首诗，却使得对女性文学向来冷淡的托尔斯泰潸然泪下…… 上帝向俄罗斯派驻的非凡女性委实太多了。 自然，俄国文学也从未忽略过这些美丽的身躯和灵魂。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皆大胆讴歌了那些“叛徒”们的妻子。她们是文学最亲密的“女友”，也是人类共同的“夫人”。 和丈夫们的“灵魂酷似”一样，这些姐妹们的精神面孔和生命气质也太“像”了。 帕斯捷尔纳克曾出色地表达过这种“像”。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有一情形：冬夜，围着炉火，两个男人进行着一场真诚的对话，诉说他们对共同深爱着的那位女子的看法。奇怪的是，彼此非但没有丝毫的嫉妒、敌视，反而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啊，中学时代的拉娜是多么美好。您无法想像，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从她脸上、眼睛里已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问题，时代的全部泪水和屈辱，时代的一切追求、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的脸上和体态中……可以以她的名义，由她喊出对时代的控诉。” “您讲得太好了。正如您描绘的那样，她既是个中学生，同时又是内心藏有不是孩子该有之隐痛的时代主人公。她的身影在墙上移动，那是紧张地准备自卫的动作……” 的确，文学需要这样的女友。文学也会因“拉娜”们的加入而愈发迷人和璀璨。 多年前，一位深爱俄罗斯文学的朋友对我说：“假如在墙上挂一幅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我宁可把窗户取消！” 这话感动着我。明知无法说得比它更好了，但我说—— “假若屋子里走进来拉娜，我宁可将全部的书籍都取消。注视着她……就可以生活和写东西了。”

​文：郭锦萍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认为，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 好莱坞名导史帝芬史匹柏（图左）及脸书创办人查克柏格，都曾应邀在哈佛毕业典礼上致词，图右即哈佛校长福斯特。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这学期的开学典礼致辞被放上网路后，很快就被大量分享和转载。她在演讲中最令人称道的论点包括：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保持多样性是追求真理的重要前提。以下是致辞内容摘要。 欢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不仅对你们的人生意义重大，对国家和世界也至关重要。最近几周，我们听闻全球核战威胁，看到极端天气的恐怖模样。西班牙、芬兰、比利时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正在蔓延，美国大学城裡的仇恨色彩、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暴力事件同样让人不寒而慄。 在这样一个时刻，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大学教育意味着什么？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不安的时刻，我们如何认识大学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此刻肩负的责任？ 首先，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 我们相信事实（facts），也相信人类不懈追求的力量。我们坚信教育和学习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民主政府的基石。 我们相信，追求真理的过程需要经过持续不断的测试和评估，经过无数次地论证、挑战和辩论。我们从不盛气凌人，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达成目标。 拥抱新观点 尝试新可能 真理既是渴望也是灵感。我们知道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所以我们必须拥抱新想法和新观点，尝试新可能，即使我们偶尔可能犯错。这要求我们所有人具备勇气、慷慨和谦逊的品质，愿意参与到伟大的辩论中去。 培养重要的人类潜能 我们应该开放地吸纳别人的想法，有理有据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其他至关重要的人类潜能，如判断力、评估力，以及在新的事实面前，虚心学习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分辨胡说八道的能力 前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已故的杰里米·诺尔斯（Jeremy Knowles）曾形容他所认为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目标就是，确保毕业的学生能分辨有人在胡说八道。你会在不断地挑战和被挑战中学到了这种能力，在面对各种分歧和异议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t was to ensure that graduates can recognize when "someone is talking rot."──Jeremy Knowles 重要想法源于与他人互动 第二，相信校园的力量──保持多样性的互动关係。 接下来的4年里，你将会遇到的许多最重要的想法，都不会来自教授、实验室、书本或线上作业。它们将来自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你提出的许多问题、你回避的困难、你接受的新观点，都将源于你和他人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班级有必要代表最广泛的背景、经验和兴趣，覆盖最广泛的地理来源、社会环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政治立场。 我们相信校园的力量，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力量。这个校园必须好好组建，才不会只简单地向你展示已知的东西，或是那些生活经历与观点和你一样的人。 正是它的多样性、它的陌生元素、它的不同之处，使你在哈佛的经历非同凡响，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伟大的教育家，注定会互相引导。当然，同时也帮助老师，因为你们的多样性所带来的缤纷色彩。当招生办公室决定录取你时，他们认为学校需要你的声音——你在这个百家争鸣之地所贡献的一种声音。所以不要保持沉默。 请不要只活在网路上，就像你没有来过这里似的！融入到其他人之中。 尽量发言 别人才可跟你学 尽量发言，这样别人才能向你学习。尽可能多听，这样你就能从别人学习。不要害怕犯错的风险。不要害怕承认你的错误，这是学习和成长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慷慨地倾听他人。 将你的同学圈作为你在哈佛最大的礼物和机会。帮助我们在哈佛建立一个因多样而更加灿烂而不是分化的典范。 超越自己 探索忽略的领域 在哈佛的4年裡，我们希望你能超越你之前的自己。我们希望你去探索那些你所忽略的领域，并培养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能力，这样你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发现新的自己。我们的这些计划使住宿区的生活学习环境充满朝气与活力。在3月的时候，将会随机将所有人安排到“3年生活学习社区”。这些计划也明确表示，那些歧视性、排他性、压倒性的团体组织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重要时刻，你加入了哈佛，现在，你已经成为哈佛大学这场将近400年的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确保它继续致力于对真理的严格而理性的追求。我们必须确保这个校园的每一个成员的才能都受到充分的欢迎和完全的发挥。 尽己之力 成为最好的自己 让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让哈佛成为相互尊重的地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仇恨和暴力事件，我们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破裂和分化的时代，让我们努力成为团结的典范。我们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期待这所大学的未来。欢迎来到哈佛！ 注：本文转载自联合报好读周报。

文：薛涌 最近哈佛校园被校长萨默斯的辞职闹得不得安宁。但是，哈佛商学院却志得意满。根据2006年2月6日公布的数据，该院2003年正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目标是募集5亿美元。如今成果出来，大大超过了原来的目标，达到6亿美元。这是世界商学院中所募集到的最大的金额。哈佛有钱，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若仅凭一个钱字，也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费笔墨。但是，这笔钱背后的理念，却值得我们在自己的教育改革中深思。我一直批评北大、清华这种名校展开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这并不是因为操办者口口声声要模仿美国模式，而是他们在模仿时偷工减料，放弃最关键的环节，学最皮毛的东西。像哈佛、耶鲁这种世界一流大学，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人家是私立，是自己在市场中竞争出来的，我们则是在吃皇粮，而且越是学人家，就皇粮吃得越多。再看美国顶尖的大学，基本全是私立。其中绝无仅有的几所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等等，也越来越依靠民间的财源而非州政府的经费。乃至有人说现在的名牌州立大学也开始私立化。那么，一流的私立大学怎么经营？人家不是靠办班、收学费过日子。要知道，这些私立大学学费虽然高得吓人，奖学金也高得出奇，特别是对穷孩子，不仅免掉学费，而且给生活费，花钱请人家来读书。美国精英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让每一个才能卓著的孩子有机会接受一流的教育，绝不能让经济条件挡住堵住他们的路。这样的理念，不仅是在这些名牌大学，就是在一些私立的“贵族”高中、小学，也得到贯彻。所以，如果你把一个名校收的学费和给出去的奖学金相抵，学校就剩不下几个钱了。要单靠学费，我敢说美国所有的名牌大学都会迅速破产。不领皇粮，又不靠学费，学校靠什么吃饭？靠捐助！名校都有一笔巨额的捐赠基金，这是学校实力的基础。那么谁来捐呢？过去的毕业生，即校友，便是一大主力。为什么校友们会这么慷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校友们事业成功，挣了大钱，有实力捐款。第二，这些校友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对校园流连忘返，对学校感恩戴德，以后成功，就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自己的学校。按这个逻辑一看，你就明白美国的一流大学彼此在竞争什么了。他们的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的竞争，不是教育硬件的竞争。他们要比的是：谁培养的毕业生日后更成功？谁的教育，给学生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奠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生活的基础？你到各名校看看就知道，学校对学生，就像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体贴备至。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后能没有出息吗？人家有出息后，能不回来“孝敬”学校吗？商学院不同于一般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院，是职业学院，还属于比较依靠学费收入的。而且，美国学生毕业后最认同的是自己读本科的大学，那是唯一的母校、自己受教育的“老家”。日后的职业学院，和自己的关系一般淡得多。可是这次募捐，商学院22000多校友，即1／3的硕士班前毕业生慷慨解囊。人家要不是在这里度过了一生难忘的时刻，对母校充满感激，能这么掏钱吗？再看看这6亿美元到手后怎么花：11400万将花在学生的奖学金上，超过预定的1亿的目标；10020万花在雇用教授上，也超过预定的1亿的目标；12530万用于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超过12000万的目标；12750万用于全球性研究和国际交流，超过预定的1亿的目标；校园整修募集了8570万，超出8000万的目标。另有6000多万的机动基金。给学生的奖学金，占了总金额的将近1／5。按我们一般的看法，所谓私立学校，就是从学生身上赚钱。错了。人家一流的私立学校，是向学生身上投资！一个一流大学，就是一个超级的人才投资组织，能够通过这种投资，把一个一文不名的人造就成百万富翁。所以，当你看到美国各大名校争夺优异的穷学生时，就不会奇怪了。北大、清华这些中国的一流大学怎么样呢？它们的钱是国家给的，是纳税人让他们用来培养学生的。我们能否查查他们的账，看看他们是否把1／5，或者哪怕是1／10的经费通过奖学金的形式分到学生手里？我们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否体现在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上？我们的大学，拿到钱常常用来盖大楼。也不算算一栋大楼是多少学子的奖学金。学校算得很明白：学生来来去去，最终不是学校的资产。大楼是要永远留在那里的。更有甚者，是对学生乱收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觉得自己被剥了一层皮。你能指望这样的学生成功后会回来孝敬学校吗？而看看人家，各个名校，永远把学生看作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也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

​转载自澎湃新闻 如果说去年最受关注的一本社科著作是《21世纪资本论》，那么更早之前的同类书，无疑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试图论述，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 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该书中文版近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编有关中国经济增长部分的内容。 中国已经向包容性经济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这些跨越是以中国过去30年特别高的增长率为基础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利润、参与竞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中国能够增长首先是因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已经进行的一些基本改革，走向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只要中国经济制度一直还在更加包容的道路上发展，增长就会一直持续，尽管可能步伐会慢一些。中国还从大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及获得的外国市场、资本和技术中大大受益。 尽管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相比30年前更加包容了，尽管中国近来强调创新和技术，但是中国的增长是建立在采用当前技术和快速增加的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的。中国产权的保护还不完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约，为确保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决策方面的核心地位，政府对经济保持高度控制。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与中国当前增长有某些共同点，尽管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苏联在中央命令结构下强制将资源分配到工业，特别是武器装备和重工业也实现了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有大量的赶超可实现。当创造性破坏不是必然的时候，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更容易。中国的经济制度当然比苏联的经济制度更包容。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被大大推崇了，因为实现了高速的赶超。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国和西欧人均收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增长比苏联的增长更加多样化；它不仅仅依赖于武器装备或重工业，中国的企业家表现出了大量的独创性。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威权增长的渴求与生存能力，中国的经验确实提出了几个有趣问题。这种增长已经成为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的普遍取代，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和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在世界不发达地区为推动经济增长进行制度变革的几种形式。当威权增长挑战华盛顿共识时，其更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对凌驾于汲取性制度之上的统治者——在于他们渴望自由地保持甚至加强他们对权力控制的能力并使他们的攫取合法化。 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阐明的，特别是在已经经历了某种程度国家集权的社会中，这种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是可能的，甚至是从哥伦比亚和越南到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家最可能的方案。但是，也意味着，跟所有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增长的案例一样，它难以持续。 在中国的案例中，立基于赶超战略、外国技术引进和低端制造品出口的增长过程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或许不可持续，特别是当中国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标准之后。在这个例子中，历史和我们的理论表明，带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会慢慢下降。但是，这个结果远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这就可以避免。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某些声音也正在意识到这条道路前面的困难，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正在出现，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转向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将会受到限制。但是，许多西方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显示出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另一条道路，即威权主义下而不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下增长的道路。但是，他们都错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成功的重要根源：摆脱僵化的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并走向提供提高生产力和贸易激励的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相对于已经尽力采取措施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并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那些国家，中国的经验没有根本的差别。因此，中国在过去30年中成功的增长经验是由于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并走向更包容经济制度的基本转变，高度威权的存在使之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 另一种赞同威权增长的理论承认威权增长有一些不讨人喜欢的性质，但是该理论认为威权主义只是一个暂时阶段。这种思想要追溯到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理论——现代化理论，它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构想出来的。现代化理论坚持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所有的社会都会走向更加现代化、更加发达、更加文明的社会，特别是会走向民主社会。现代化理论的许多追随者也主张，与民主一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包容性制度也会随之出现。而且，尽管民主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不是一回事，但是定期选举和相对不受妨碍的政治竞争很可能会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发展。现代化理论的不同版本也主张，受教育的劳动力自然会导致民主和更好的制度。在略带后现代思想的现代化理论中，《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进一步，他说，只要一个国家有了足够多的麦当劳餐厅，民主和制度肯定会随之而来。所有这些描绘都是乐观的图景。在过去60年中，大多数国家，即使许多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的增长，大多数国家都见证了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因此，随着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像民主、人权、公民自由和产权保护等美好的事物都应该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随之而来。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对于伊拉克的社会和民主将去往何方，人们的看法都很积极，原因就是现代化理论。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之下，伊拉克经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2002年时伊拉克并不像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那样贫穷，伊拉克国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所以伊拉克有适宜民主和国民自由发展的成熟条件，甚至可能适宜我们常言的多边主义的发展。但是伊拉克社会出现了混乱和内战，这些希望随之破灭了。 现代化理论对于思考衰落国家如何面对汲取性制度的主要问题既不正确也无帮助。支持现代化理论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富裕国家都是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享受健全的市场并通常具有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然而，将这种联系作为支持现代化理论的证据，忽视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正如在全书已经讨论的，正是采用包容性制度的社会在过去300年中不断发展，如今相对富裕。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事实，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就明了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建立起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在过去60年或100年实现了更快增长的威权政体，与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主张相反，越来越不民主了。这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是可能的，因为它并不会导致这些制度必然会消亡。事实上，增长通常会出现是因为那些控制着汲取性制度的人不把经济增长视作威胁，而是视作对他们统治的支持。同样在情理之中的是，依靠自然资源价值上升产生增长的国家，如加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政体不可能产生走向包容性制度的基本变化。 历史记录对现代化理论的支持甚至更不充分。许多相对繁荣的国家已经屈从并支持压迫性的独裁统治和汲取性制度。德国和日本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两个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拥有相对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但并没有阻止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崛起和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出现，使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急剧转向了汲取性制度。阿根廷在19世纪也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跟英国一样富，甚至比英国还富，因为它是世界资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受益者；其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拉丁美洲地区最高的。但是，民主和多元主义在阿根廷没能成功，而且还不如拉丁美洲其他多数国家，政变接连不断，并且正如我们在第11章所看到的，甚至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者也成为贪婪的独裁者。即使近代以来，也几乎没有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步，正如我们在第13章所看到的，21世纪的阿根廷政府仍然能够肆意剥夺人民的财富。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几个重要观念，首先，威权政治制度下的增长，尽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会变成真正的持续增长——因为持续增长是由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第二，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相反，我们不应该依靠威权增长带来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很可能在向更加包容的方向转变政治制度之前，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威权政体当前经历的增长会达到汲取性增长的极限——事实上，很可能是在精英阶层有这种转变的愿望或有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之前。第三，从长远来看，威权增长既不是渴求的，也不是可行的，因此国际社会不应该将他们作为拉丁美洲、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样板，尽管这是许多国家选择的道路，因为它有时与控制他们的那些经济和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一致。 注：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文：邓晓芒 ​ 中西哲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 西方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个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独立才会有真正的“爱”，才会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是宗教意识的升华，智慧只有上升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圣性，而不只是工具。 个人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表现为自由意志、权利和责任等等问题。当然这种个人独立在历史上是相对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和中世纪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为此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私有制的基础，一个是个体灵魂学说的基础。 一、个人的独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 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而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 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 古希腊个体意识的独立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契约关系中。所谓契约，是以订约双方个体人格独立及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是订约双方的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的惯例，而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这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由独立个人根据自愿订立的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城邦）的政治原则上，当时的城邦法律不是由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习惯或礼节，而是由城邦聘请著名哲学家依据平等原则和语言逻辑（逻各斯）来严格制定的法律体系，并且是由城邦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 因此，这种体现在法律上的个体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或为所欲为，而是把个人独立当做一条普遍原则，不但自己借助于法律而获得了独立，而且懂得自己有义务把每个别人也当作独立的来尊重。 与之相反，中国人的个人概念从来都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才、圣贤，要么就是必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的“人欲”。这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个体性只具有一种“独立不依”的假象，因为它本身没有形成一条普遍原则，而只是特定条件（包括天赋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旦条件改变，它马上就可以变为奴颜婢膝、丧失人格。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一个人也并不真正自由。因为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当皇帝，而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最不独立的。在希腊人眼里，真正的个人独立则是有原则、有根据的，我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独立，而是因为我是一般“人”而独立。希腊人的独立精神体现为契约合作精神，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会契约论。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哲学本身就是个人独立的事业，没有一种哲学是集体合作搞出来的，在这方面哲学有点类似于艺术。但同时，哲学和艺术一样，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肯定是全人类的财富。哲学产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学家虽然出自个人的兴趣，但却被视为“献身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 所以西方哲学家个性都很强，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哲学家不盲从，不满足于解释和发挥师说，而是一代一代地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不断推翻、否定前人，另创新说。 因此西方哲学史显示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中的动力就是每个哲学家对理论的推进。在这里，没有新意的哲学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商谈、交锋，乐此不疲。这些对话和交锋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展开的，而是立足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其前提是古希腊罗马灵魂学说的形成。 灵魂是个人独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中，并有自身纯粹精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或上帝。柏拉图强调理性灵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亚派使灵魂的性质摆脱了本族人和外乡人、贵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等的世俗的区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人性理想。 世界主义其实是“超世界主义”，即一个超越世界各种区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则和人格独立性。斯多亚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起，把个人独立提升到灵魂独立的层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层面上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近代个体自我意识的主体独立性的先声。 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毕竟对个体人格有一种压抑，主张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体，那么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重新把灵与肉统一起来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权”概念。在这里，个人真正达到了现实中的普遍独立。在哲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个性化十足的哲学，各种观点不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头并进，百家争鸣。 二、宗教的升华 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神学两者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提升。有人把哲学当作宗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哲学。只有很少数的唯物主义者否认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主要是否认那些过时了的宗教形式。例如费尔巴哈在批判了旧的基督教之后，仍然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通常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种新宗教的建立，实际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身于宗教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并没有在纯粹精神的层次上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新宗教来，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 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而是经常性地以天人感应之兆来印证世俗人伦之理。这种内在超越的信仰原则上不可能离开此岸的成功和成就来支持，并且实际上是以现实世界的效果为信仰对象的。 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于它基于个体独立意识之上。同样，中国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内在超越性）则是由于它基于个体意识的不独立之上。西方超越性宗教的发生原理则在于自我意识的后退性“反思”，其前提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试图把自己一分为二，从“另一个自我”来看自己，以求认识真正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人立刻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这个被认识的自己（对象），而是那个进行认识的自己（主体），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这个主体的自己，把主体当客体来认识；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主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这又需要再退后一步。 就这样，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体不断退到自己后面来看自己，这种无限后退最终将推出一个绝对的自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永远都只是处于认识自我的旅途，对自我的独立意识同时就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就表现为基督徒的“原罪”意识。 原罪就在于有限的人想要单凭自己把握无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绝对的自我，这正是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信仰恰好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人不独立。他的安身立命在群体、国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回归此岸、修齐治平，他用不着相信一个彼岸的神。 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但前提是他相信历史、“汗青”会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他归根结底不是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献身，而总是为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目标而献身。他的精神永远基于物质，被束缚于物质，不可能摆脱和超越物质。正因为他把自己归属于现实此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可以与天道相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凡人可以成圣，一旦成圣就可以“替天行道”，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王道乐土）；另方面他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总是物质性的，他总是用处理物质的方式来处理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凭借物质来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大搞“诛心之论”、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 与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华、上帝完全是非物质性的，无形无象，只能从内心聆听圣言；而且所谓的“启示”并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没有任何世俗的标准和物质的手段可以依赖。正因为如此，西方人致力于发展逻各斯、逻辑论证、辩证法，对“圣言”进行解释和推演，来论证非物质的精神。这就是西方哲学后面的信仰资源。 当然，所有这些论证都不能保证人对上帝的把握是切实的，最终还是要诉之于超越性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并不是你想要有就能有的，信仰本身要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恩典的内心证据就是看你内心是否充满着神圣的“爱”，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仇敌”。 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培养着人的谦逊、宽容和博爱的精神。西方教会不是一个世俗政权，而是一个精神机构，它由神学院培养的教士组成，在民众中极有号召力，常常连皇帝都要甘拜下风。 1075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由君权神授问题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皇帝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破门律，将皇帝驱逐出教，导致皇帝众叛亲离，不得不于1077年亲自到意大利谢罪，在教皇门外跪求三天，才获准恢复教籍。 教皇没有一兵一卒，为什么对世俗权力有如此大的制约力？这正说明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普遍的法权观念认为超世俗的精神生活应当支配物质生活，而不是相反，世俗的皇帝也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虽然一开始也充满着狂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教义逐渐培养了西方人讲道理、守规矩、维护法律公正的自觉性，其中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回顾整个西方教会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哲学家们的推动、阐发和批判中宗教层次不断提高的历史。反过来说，西方哲学若没有宗教追求彼岸真理的诉求作背后的动力，也很难提高自己的思辨层次，而将局限于世俗问题。

雪儿：老爸今天从你的微信上看到这么一句话：“从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缺乏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勇气。从来也没有两难的问题，而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两难的境地。”这句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转引别人的，老爸都想与你探讨一下。这句话猛的一听，乍是有理。其实仔细一品，还是于丹之流熬的所谓心灵鸡汤。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只不过是宇宙中的过客而已，是自然界的产物。虽然人类本身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的。偏面的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别有用心的洗脑，它会使你产生不切实际的狂热与虚幻，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在此，老爸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不管你长的漂亮与否，也不论你优秀也好平庸也罢，都要记住一点，你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时时刻刻都要热爱自己，做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先天条件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快乐的自己而不是和别人攀比。雪儿，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叫安•兰德，她在其最为著名的著作《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阐述了她的全部哲学，即“我的哲学就是个人至上，以个人幸福为其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利益为最高尚的活动，以理性为其绝对的原则。”她认为，在自然主义的伤害中，人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最终放弃了“做自己”，但是又无法彻底的杀死内心中的那个“自己”，所以人才会苦痛。雪儿，做好你自己其实就是尊重自然规律，而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才是人类最大的智慧。人类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会受到来自自然和自身的制约，也都受着时空的限制，都有着历史条件下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做好你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和良知，是应对你所面临的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时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人之所以不能做好自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一些别有用心者进行了洗脑。他们想通过对你的洗脑从而达到控制你获得自由的目的。雪儿，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我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要爱这个国家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个不爱自己只爱国家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要么就是脑残，要么就是险恶。这是因为生命是唯一以自身为目的的现象。为个人的幸福而活着，实际上是人类一直存在的常态，因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是追求个人幸福如今却被各种利他主义、群体主义价值所扭曲。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最重要文件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它主要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你自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权利。美国先贤们早就确立“利己”的个人权利观。美国所以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用两句话概括其原因，就是她确立并实践了两大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安.兰德提出的“理性的自私，合理的自利”，就是再次确立个人主义的原则，用它来对抗高举“利他主义”道德大旗、实际残害每一个个体的群体主义。雪儿，一个人理性的自私，也就是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利己，只为自己活着，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道德的源泉。自私自利，古往今来，从东方到西方，都被和“不道德”连到一起。但安兰德却颠覆了这个概念，她提出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甚至为别人活着，尤其是共产主义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不仅是虚假的，更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为建立集体主义的集权社会提供了底座——只有牺牲个体，才能举起集体的旗帜；在这个光辉耀眼的旗帜下，就有了践踏一切个人权利的理由。而谁掌握了权力，谁就主宰了这个集体。“那个向你宣讲牺牲的家伙实际上在讲奴隶和主人，他要当主人。”某些党总说代表“人民”，西方左派喜欢喊为“公共利益”，就因为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内涵，于是权力者就可以宣布代表人民，代表公共利益，然后以这种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一位古罗马皇帝说，希望人类只有一个脖子，这样他就能一刀斩断。安.兰德说，“集体主义”就等于把人类变成一个脖子，独裁者就可随意拴上皮带。看看人类历史，所有的暴政，所有的政治大恐怖，哪个不是在为群体，为人民的利他主义动机下发生的？所以安.兰德疾呼，人与人唯一正当、良性的关系，是交换劳动成果，不干涉他人利益。雪儿，人之所以不幸福就是不能做好你自己，而不能做好你自己的主要原因就是经常被人洗脑。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你司空见惯的词语其实在你使用它时就被洗了脑，譬如“资本主义”一词，这个词完就是杜撰出来的词汇。它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也就说在马克思杜撰出这个词汇之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这个词。大家看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是怎么说的吧，他们会说“为自由而战”，而绝不会说“为资本主义而战”，是“保卫自由”，”捍卫自由”,“推行自由”，而不是保卫资本主义，捍卫资本主义,推行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由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可见，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专门为妖魔化对方而杜撰出来的词汇,。所以: “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改称“自由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改称“自由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改称“自由制度”。雪儿，你今年二十多了，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老爸认为有必要告诉你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你远离洗脑，接受启蒙，做回自己。以下是常见的洗脑与启蒙的区别：“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是洗脑。 “能做你喜欢的事情，就是幸福。”──这是启蒙。洗脑的目的是让你不能成为自己，而是成为工具。而启蒙的目的则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没办法的，大家不都是这样吗？”──这是洗脑。 “大家都这样，就是正确的吗？”──这是启蒙。 “人生苦短，何必活那么累？”──这是洗脑。 “向死而生，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这是启蒙。 “人生痛苦识字始，难得糊涂！”──这是洗脑。 “我们都是‘被出生’的，那就活得明白一点！”──这是启蒙。洗脑，让人忍耐，大家都这样，不要出头改变； 启蒙，让人追求，以主人姿态，追求幸福。“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它。”──这是洗脑。 “即使改变不了环境，也不要被环境改变了自己。”──这是启蒙。 “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是洗脑。 “合理的会是现实的。”──这是启蒙。洗脑，让人适应环境，不求改变； 启蒙，让人变革现状，打造美好环境。此外，还有电视上经常播出的什么“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等等之类的。这些谎言其实不需要多高的专业理论，仅仅只需常识就可以识破它们。譬如有人说：墙是千万砖，有墙才有砖。你会相信吗？雪儿，要想反洗脑，只需做到两点就可以了：第一，尊重常识，不要相信奇迹，相信奇迹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投机分子”；第二，保持独立批判精神，要对任何事情质疑，分析，不从众。雪儿，人类的启蒙我认为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人尝试着用自然的观点而不是神话的想象来看待世界了。自此，思想家们就大致可分为两拨人：一拨是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一拨是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这种争论直到今天的中国。其实质就是专制与民主之争。民主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公民，而专制需要的是奴隶和奴才。因为奴隶和奴才就是支撑着专制的两只臭脚。 奴隶的特点是，苟且偷生，凡事，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这足以使专制统治肆无忌惮。奴才，为了几根骨头，可以不顾廉耻，也可以称为走狗，主子让他咬谁，它就咬谁，助长了专制统治的气焰。所以，如果你天性喜欢做奴隶，那你就满身正能量的拥抱前者，如果你天性喜欢自由，那你就要做好你自己，为获得自由而不停的思考和奋斗！忘记谁说的了“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我非常喜欢。因为，他是那些妄图把权力世代相传的野心家们最害怕听到的春雷，最害怕见到的阳光。所以，建议你的那句话改为：虽然人类会不断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缺乏的不是聪明，甚至也不是勇气，而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那是人类追求卓越的精神，是人之为人而不是动物的高贵品质。但这绝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乌托邦似的荒诞逻辑。雪儿，，人们有追求卓越的权利，但也要尊重别人不追求卓越的权利，尊重别人乐于平庸的权利，因为每个人的各种条件是不同的，我们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平均，其实平均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试想，如果老爸让你和刘翔去比110米栏，而且要求一样的成绩，这对你公平吗？其实不但对你不公，甚至对刘翔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们的先天和后天的条件不同，如硬要违背自然规律的达到平均的目的，方法只能有二：要么做假，让刘翔跑慢一点，要么把他的腿打折，就像上两届奥运会一样。雪儿，你的最后那句话也是错的，其实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处在两难的境地，人生的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不停的选择。当然，所有的选择都是以放弃另外一种或几种选择为机会成本的。就像你如果选择了做奴隶，就放弃了做一个公民的机会 了。 你选择了别人就失去了自己。不尽之处，以后再谈。祝你天天开心，虽然很难，但还是不要放弃。老爸 2017年8月6日 老爸：谢谢你给偶写的信《做好你自己》，这几天偶看了好几遍，说实话老爸刚开始偶一点都没有看懂，老爸你真烦人。哼！我发在朋友圈的两句话是偶看着不错转别人的，你也太高看你的女儿了，你女儿我是木有那个水平滴，本来不想理你，反正你现在也不敢打偶啦。看在你平时给我做好吃的份上，偶才决定给你写这封回信，记住下周给我做糖醋排骨和小龙虾，哼哼哼。对于洗脑和启蒙的事，这几天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累死我了，烦人。无数人问“洗脑到底是什么”“洗脑和教育的区别是什么”“洗脑和影响别人的区别是什么”。我查到的是，洗脑就是通过降低你思考判断能力而让你相信连洗脑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息。在这个定义下，洗脑和教育主要有两点区别：1，方法：提升思考能力还是降低思考能力？虽然都是影响你的观点，但是教育是通过提高你的思考、判断能力，让你更加具备分辨力来实现的；而洗脑是通过一系列心理学行为学手段，降低你的判断能力，把你变成白痴来实现的。2，目的：自己是否相信让你被动相信的内容洗脑者跟你说的话，他自己一般是不信的；教育者给你说的话，不论正确与否，一般他自己是相信的。为了更加认识和区别“洗脑术”，提高对洗脑的免疫力，在下详细介绍常见的3大类10小类洗脑术，分别是：一，轻度洗脑：信息控制二，中度洗脑：行为干预三，重度洗脑：药物+人格摧毁按照层次分的洗脑方法：一，轻度洗脑：信息控制通过控制你所接收的信息及事件，来长期改变你的认知和行为。1，单一信息来源只为你提供单一种类及来源的信息，不提供与其观点相反的信息，让你相信XX永远是对的，XX是宇宙真理，XX是最好的公司。为什么这样能洗脑？人们潜意识相信“所见即世界”，认为“自己得到的关于某个事件的信息”，就是“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如果你见过的所有马都是黑色的，你不会去怀疑“是不是也有白色的马？”同样，有人对你说“社会都是这样的”，其实只不过是“他所接触到的社会是这样的”。常见洗脑行为：明确规定信息来源—比如工作总结必须使用XX领导讲话的内容；控制信息呈现—大屏幕上不断播放有利于宣传自己观点的内容和公司宣传片；限制信息接触—直接强制你不能看某些信息，限制你获取信息的渠道（需要权力）相反，很多教授在传播知识的时候会提高其他学者及反对方的研究结论以及自己理论的局限性，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信息来源，提高其思考能力，减少盲信。免疫诀窍：问自己：有没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反对的人一般怎么说？2，掺杂信息为了让你相信一个错误的观点，先讲一些绝对正确的观点。比如：“1+1=2，苹果是水果，油菜是蔬菜，早起床身体好，保护森林是重要的，勤奋学习有助于前途，践踏草坪是不好的，太阳是绿色的。”为了让人盲目相信“太阳是绿色的”，洗脑者需要先讲一些绝对正确的论断，从而让你相信他是“可信的人”，然后当这个可信的人再说其他话时，你会不会怀疑这么多了—因为他前99句话都在理。类似的方法经常被各种骗老年人的保健讲座中使用，演讲者先讲一大堆绝对正确的健康常识，比如“糖尿病的真正原因是XX”，让老人们觉得他讲的在理，是个“可信的人”，接下来将的“XX药物很管用”，自然而然也变成可信信息了。老爸，你今后可不要上当呦，到时候可别怪我今天没有提醒你。免疫诀窍：告诉自己：貌似可信的人未必是講真話的人。3，制造稀缺人为地制造一些“稀缺感”，让你去参与竞争。最经典的案例是钻石大王戴比尔斯，在它之前，钻石和蓝宝石翡翠等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戴比尔斯通过减少全球钻石的产量，让钻石变得更稀缺，并通过“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成功对全球人洗脑，让人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觉得“钻石是爱情的象征”。如何让别人对你服从？关键是要掌握别人需要的稀奇资源。没有怎么办？人为制造这种“稀缺资源”。据说中国最“成功”的应用者莫非各种小学老师了，TA们人为地制造了“小红花”这种莫须有的东西，成功地让“小红花”成为学生眼中的稀缺资源，并通过掌握这种稀缺资源及其评价标准来让别人服从。常见行为：树立标杆，竞争激烈；使用主观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这种竞争的结果（比如是否“听话”，比如“模糊执行规则”—规则是明确的，大家都违反，但是我有权决定把谁揪出来。）免疫诀窍：我现在正在跟别人抢的东西，对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在我们不被洗脑的同时也要尽力追求我的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 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指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收益。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不能说每个人，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包括金钱、事业、情感等，涉及我们生存的每个角落。 当我们以这条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就会变得精打细算，什么都希望能用数学公式列出来，希望能有一个高的性价比，就拿谈恋爱来说，调侃一点的都说应该年后相亲，八月十五前结婚或者吹，这样就会有较少的投入，老爸你是想让我啥时候谈呢还是啥时候吹呢？这个必须回答。当然这是一种笑言，却真实地反映了一种现实。这种规则用在经济上无可厚非，用于感情上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少受一点伤，所以或多或少在与人想处中，都封闭自己一点，希望别人对自己比自己对别人要好一点，更多地是要先考虑对方的条件是否对自己有利有用，不再有纯粹的爱情友情。前一段有个电视评论说当今择偶的最优条件是“有房有车，父母双亡”，当然这样的说法过于讽刺，还没到这种地步，但足以让我们为这个社会担忧，价值观的强化、道德观的淡化让这个社会已经千疮百孔了，让更多在人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从而加入这个利益最大化的队伍，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老爸：记得小时候你让我写日记，说实话，那时候偶挺恨你的。不过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你还挺伟大的，哼！老爸你可不要骄傲呦。我这几天看我以前的日记，你的批语是这样写的：潇洒和决断几乎包括了人生的所有真谛，所谓“决断就是决心、果断、自信和勇于行动。”而所谓“潇洒就是豁达、超脱、不拘一格，潇洒是追求是投入更是真诚”。老爸：我真的希望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应该笑的时候大声笑，哭的时候放开哭，真实、真实、再真实……愿每一个好人都被这个时间善待。老爸：我决定从今天起潇洒的活着，真实的活着，不管别人怎么看，努力做好我自己。老爸这封回信大部分都是偶抄的，我先承认错误了，你可别再打偶的小屁屁了。否则，偶再也不理你了，看你老了想我了咋办？雪儿 2017年8月9日

​文：傅国涌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慧星现，朝代变”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者？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 末代皇帝溥仪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亲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结了。 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是白旗。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比如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一场雨压垮一个朝代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粮食危机还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二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得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时的袁世凯 三方妥协的革命模式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政治危机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这样的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文：程予东 早上看到几张截图，内心有挥不开的悲凉。面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他们的语言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是持欢呼鼓掌态度的。尤为悲哀的是右侧点赞摁钮，数千人拥着这样的留言。 我惊颤着，测想他们这样留言的动机，一时间不能确言。但是，一般情形下，当我们对某个对象心怀仇恨的时候，总是渴望那个对象倒霉，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兴奋得遏不住，就鼓乐相庆。以这样的心理推测，这些鼓掌叫好的人大概也是这般思维吧。 他们心怀怨恨的对象是谁呢？那50多个被枪杀的人吗？那500多受伤的人吗？那些都是普通人啊，普通到和我们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遇到的人一样。你们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伤害到你们分毫是不是？我这样说，大概你们也是能够认同的吧。可是我们又有这样的逻辑推理，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我们喜欢某个对象，连带着喜欢和他有关的存在，我们恨某个对象，连带着恨和这个对象有关的存在。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大概就是情感亲疏判断吧。我们运用这样的逻辑看美国，也看其他国家，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兴奋难掩。死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日本下沉。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雨果说：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换言之，美国和日本政府有时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民受到灾难让人同情、伤悼，这是起码的人道。如果你具备起码的人道，就不会对无辜受难的人无动于衷，就不会对杀戮人民的凶手鼓掌欢呼，你一定会心怀仁爱和悲愤。 我们背离人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草根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少逻辑教育和人性关怀教育。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学、大学阶段，都是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看世界的逻辑是怎样的呢？问站队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网络上，喷子很多，谩骂满天飞。有人给出证据，那些喷子也不看的，就是谩骂诅咒，让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人。 逻辑教育缺失外，人性关怀教育缺失也非常严重。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独立思考判断和道德自觉的能力。道德自觉也可以叫道德自律。这是人性所在，良知所在。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看到别人遭难你有同情心；看到老弱病残你有怜悯心；看到仗势欺人你有憎恶心；看到作威作福你有愤恨心；看到阿谀奉承你有羞耻心；在强权面前坚守正义；在邪恶面前拒绝沉默；在暴政面前不助纣为虐；敬畏自然与生灵，坚守善良正义，拒绝谎言欺骗。在这起残忍的枪击案中，看到一则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留言，一个男子伏在一群学生上面为他们挡子弹，“他们才20岁，而我53岁了，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我们人性震撼的是我们憎恨的。2014年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泯灭了人性、良知，人会成为什么存在？别人遭难和自己无关；老弱病残扭头不看；觉得仗势欺人者本领不一般；作威作福令人艳羡；阿谀奉承演得欢；强权面前腰杆弯；邪恶面前沉默寡言；暴政面前为虎作伥；损毁自然生灵，谎言欺骗，事实面前瞒、瞒、瞒。没有良知缺乏人性的学生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了高等院校，计算机好的没准儿程序植入病毒，化学好的食品里勾兑苏丹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逻辑教育教人思考和表达，是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缺乏逻辑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上诉诸口水，生活中诉诸暴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人性关怀教育是良知的基础，缺乏良知的人，添加给世界的多是冷漠无情。 没有逻辑和人性关怀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走向哪里？

文：王亭苏 ​ 听老香港人讲，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人们才重新想起从前的黑头老火车。黑头老火车，光听名字就莫名亲近起来，像远遁于另一个时空的亲人，在某个光阴的节点上留下永久的气息，默然的注视现世的自己。没有恐惧和厌倦，只有无法触及的怀恋和感伤。 黑头老火车保留着香港最初的天真和活力，让人相信香港永不会老去。香港人的词典里是没有意志消沉几个字的，他们刚愎自用，果敢，活力浮泛。 黑头老火车拖曳着黑色的烟雾里全是香港人历代奋进的心酸故事。飘淼， 整洁的秩序，传奇。香港人的人生真正的起点是无数睡梦中被轮轨碾碎的梦开始的，英国人的米字旗劫掠了浮世梦，然而香港人有自己是梦，他们刚愎自用，然而坚韧，接纳，从容。 在从前的黑头老火车上，香港人和报贩，叫卖斋食的小贩从来分不出彼此，都在烟火人生里，这里没有阶级社会的纷争，三教九流不分彼此，男女老幼溷杂起来一支合唱团，各司其职，看报，瞌睡，吃鸡爪，有一句没一句的聊时局，聊生活。 黑头老火车是亲切的，笃定的，是烦忧的，却没有多少惊扰。 怔忡的望海者眼里没有绝望，只是在过于跳跃的世界发了一会梦，让自己的心重新安定下来。 黑头老火车承载着凡俗的人事，是香港人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不短的跋涉，是人生故事和财富累积的起点，是无数梦碎和梦醒，是一切开始和结束。 杜米叶的名画《三等车上》是香港普通人命运的剪影。电气化意味着科技的进步，然而也同时失落了凡俗众生亲近彼此的天性。隔绝感与日俱增。摩肩接踵 耳鬓厮磨的的汉气，土气，都没落在咫尺天涯的澹漠里。 奥诺雷·杜米叶《三等车厢》 楼下是山，山下就是九广铁路的中转站，纷繁，杂乱而有序，我的迟来再也无法圆满老香港人心心念念的梦中远去的黑头老火车，我只能幻想它的样子，它日夜明亮的轰鸣，轰鸣中的人生，起落的命运。 我只能在时间的更替中怀想，替他们记录他们赋予我的这人间的脉动，有情便是万事足。 格调是时间堆砌的影子，虚幻，无意义。

​文：汪丁丁 这是克里希那穆提在他的《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书中的话是这样说的：“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 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诚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族主义深刻地塑造了人类的生活和心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甚至成为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是很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依据——无论你是否认同民族主义，我们对它都无可回避。（徐迅《民族主义》）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开创以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成型的标志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 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 “雅典学派”发轫于自由城邦 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注：本文摘自汪丁丁《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三联书店，2009）一书。

文:祝和军 ​ 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在它的发端处却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探求世界本原、安顿人类心灵的文化而存在，其次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产力”。也许，对科学抱有的功利性期待越多，距离真正的科学也就越远。今天，我们回顾古希腊思辨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关系，正是要重新审视科学得以发展的文化土壤，从只把科学视作工具而一味应用的局限中走出来，向人类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永不枯竭的思维源泉致敬—— 闲暇和诧异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西方的科学精神也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亚里士多德曾经归纳过进行哲学思辨的两个条件：一是闲暇的时间，二是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当时，古希腊拥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专门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也是精神上的贵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满足：“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 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古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古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学校”（School），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来的。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古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所以，这里的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希腊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古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古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了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自由与真理 古希腊哲学家对思辨生活的态度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最早使用“哲学家”一词的是毕达哥拉斯。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哲学家。”他继而解释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明确地将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以真理为最终归旨，而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哲学家，过的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把玩的是纯粹理智的思维活动，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按照这种理解，纯粹的理智思辨正是通向心灵自由和真理之路的不二法门。对于思辨的主体而言，哲学家们进行的是纯粹理智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但不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反而还要摆脱外在的经验束缚。否则，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纯粹心灵的”了。而对于思辨的内容而言，哲学家们追问的问题，或者是纯粹理智的思维诡辩，或者是普遍、无限、超验的终极性的问题，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回应和验证。但是，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毫无实际效用的哲学思辨，却构成了科学的最初形态，也成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但在提问方式上是以认识论的形式提出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超越经验的。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是伊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他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据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的，靠湿气维持。再者，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对本原问题的猜测非常荒唐，甚至非常可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泰勒斯为代表的那一批古代哲学家是幼稚的。因为真正推动科学进步的并不是对“世界本原”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而是对这个问题的持续追问。事实上，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任何具体的回答都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人凭肉眼，很难对世界得出超越经验的结论。即使得出结论，也很可能是一种推测或者思维跳跃，很容易被推翻或证伪。因为我们仅仅能够看到世界的一部分，而无法看到整个世界。而“世界的本原”这个问题，恰恰是对整个世界发问的。在这里，经验是无效的，唯有靠人的思辨。正因为此，后来的西方哲人和科学家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究着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从而推动着科学在不断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昌明。同时，追求真理而不占有真理，也成为了塑造西方文化传统的科学精神。 有用与无用 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浓厚的超功利特征。但这种超功利的取向，反而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技术文明，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关于泰勒斯，有个故事。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水坑里。一个婢女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都看不到，却总是想天上的事。”泰勒斯一时竟无法反驳。后来，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便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勒斯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亚里士多德对此曾有精彩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正是这种为思辨而思辨，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绎出了西方“智”的传统。当然，古希腊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以智慧谋求功利的现象，但却没有成为正统。比如，在古希腊中期，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带有明显功利化倾向的思潮——智者运动。这里的智者，专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却不是爱智慧的人，因为他们传授智慧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同时向学习者收取学费。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功利目的的手段。这一点，遭到了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强烈批评。柏拉图就把此类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即使在学说方面，智者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也迥然相异。智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对人生和社会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为如此，“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历代哲学家的鄙视，很快被打入了冷宫。而纯粹的理智思辨却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仅打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且直接成为了近代科学的滥觞。 有限与超越 在古希腊时期，对哲学思辨的崇尚之所以最终升华为一种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还在于古希腊人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带有浓厚科学探索意味的哲学思辨不仅是少数贵族哲学家把玩的思维游戏，而且还是一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文明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此，伊甸园的神话就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文化隐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由于偷食禁果的原罪，人将永远受到沉重肉身的羁绊。柏拉图也比喻说：人的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可后来，灵魂坠入了肉体，依附于躯体，因此而遗忘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人生的意义根本就无法在现实的此岸世界里实现，而只能依靠“灵魂”的力量到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去探求。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才是永恒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挣脱有限，进入永恒和无限。这种寻求和超越的姿态，不仅表现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而且还表现在纯粹的理智思辨中。 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都无法画出理想中纯粹的“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圆的东西”并不是“圆”本身，只有停留在理性思维里，落实到抽象概念中的“圆”，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现实中一切圆的东西，由于受到物质材料的“污染”，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此相对应，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就是一个充满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而唯有理智和思维，才能让我们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进入到那个理想的纯粹世界。正如巴门尼德所说，“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其实是一回事情”。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维中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将我们导入歧途的“意见”，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谓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过智力活动才能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了。因为，正是依靠纯粹的思辨，有限和无限之间才得以架起一座互相通约的桥梁。它不仅给人带来一种纯粹思维的乐趣，而且还是更深层次的安身立命。难怪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作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亚里士多德也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理性与非理性 轻感性、重理性的思维取向，在促使理性科学在古希腊率先发达起来的同时，也潜在地侵蚀着理性科学得以确立的基础。因为理性无法反过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由此留下的空白，最终只能由非理性的信仰来提供支撑。正因为此，西方科学的发展，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宗教的庇护。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看似是理性科学的天敌，而实际上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维特根斯坦曾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虽然能够令人类更加精确地描述世界，但却永远也无法给出世界“为何如此这般”的正确解释。对此，人只能保持近乎神秘主义的敬畏和信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神秘主义倾向，早在古希腊科学发展中就初露端倪。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一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哲学学派。但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学派也是一个有着各种荒诞禁忌的神秘主义宗教组织。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数，而不是其他东西。数字和数字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和谐关系。而遵循数字关系构成的宇宙，也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就像音乐一般演奏着有节奏的声音。“数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和发现浩瀚宇宙中那种神秘的和谐关系，以体验造物主的神奇。正因为此，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和谐关系之后，他的信徒一度陷入疯狂，甚至杀掉了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说。 这种近乎疯癫的举动似乎切中了“哲学”一词的原初意义。从词源学上考察，“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philosophi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顾名思义，“哲学”就是“爱智慧”。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智慧这个词太大，它只适合神，而“爱智慧”这类词倒适合人类。“爱智慧”，不是“有智慧”，更不是“求智慧”，而是对“智慧”抱有一种非理性的炙热情感。正如柏拉图所说，理性的最佳状态是一种疯狂，最高境界则是一种称之为“爱”的情感。但是，无论是“爱”还是“疯狂”，都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和体验来实现的。颇具讽刺性的是，直观和体验，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科学与信仰、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就不期而遇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疯狂地去爱，最终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科学的庇护者和智慧女神 现实与未来 一种精神，只有深植于文化的沃土，体现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才能真正地开枝散叶。正因为此，那些将真理视为生命的西方科学家们，才前赴后继地演绎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科学史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几何题。面对敌人的兵器，他镇定自若地提出请求：“稍等一下，让我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哥白尼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在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鲜花广场…… 反观今日之中国，虽然追求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扎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中华的情结已深入国人骨髓。于是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这使得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而对科学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上个世纪，针对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热”现象，陈寅恪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本，不揣其本，只治其末，充其量，只能是下等之工匠。”辜鸿铭也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的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 带有功利色彩和目的预设的科学理念，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露。比如，当前被列为“冷门”专业的不仅是文、史、哲这些文科专业，那些进行基础性研究的理科专业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原因很简单：文科专业无法转化成直接现实的生产力，而基础理科专业，则是不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转化成生产力。殊不知，没有基础性理论科学的发展，怎么可能会有技术的革新和突飞猛进？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超功利精神，怎么会有重大的科技成果重磅出炉？翻开历史不难看到，凡是真正的划时代的科学家，无一不是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于二进制的研究，正是得益于中国古代《周易》思想的启发。爱因斯坦在其自传中也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能够建立相对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偏好。 也许，文化土壤的改良，超功利心态的培养，机制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年轻的心灵中应渗透这样的思想：他出生于一个人类世界，这人类世界与它周围的世界是和谐一致的。 这正是现在的正规学校那种严肃的、傲慢的、高人一等的教育中所忽视的东西。这种教育把孩子们从一个充满奥秘、充满人格启迪的世界中强行拉开；它仅仅是一种纪律规定，它拒绝考虑个性；它是一个设计特殊的工厂，以期获得相同的结果，它沿着想象的平均直线开掘教育渠道，而我们知道，生命之线并非直线。 根据这种学校的观点，生命只有在允许自己被当做死亡、被切割成平均大小的时候，它才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上学时感到痛苦的原因。我发现我的世界从我的周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木凳和直墙。 我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心灵的自由，这个目标只能通过自由的途径才能达到———尽管自由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有危险和责任的。 大多数人看来都忘记了孩子们是有生命力的人——比成年人更有生命力。成年人习惯于用习俗的外壳把自已遮蔽起来。因而，孩子们不仅要有上课的学校，还要有培养人格之爱的精神世界，这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发展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创建了阿什拉姆学校。 在阿什拉姆学校，人们为了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宁之中聚集在一起。在那儿，生命不仅是静思的，而且是在活动中觉醒的；在那儿，孩子们的心灵不会被强迫去信仰。在那儿，他们要去将人的世界实现为他们渴望成为其居民的天国；在那，日出、日落和静寂的、灿烂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们的重视；在那儿，人们在花儿与果实的盛会中尽情地享受着欢乐；在那儿，年轻人与老年人，教师与学生围坐同一张桌子，共进他们的世俗之餐和永恒的生命之餐。 在阿什拉姆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 他向孩子们背诵他喜爱的诗歌，欣喜若狂； 他从不怀疑孩子们的理解力； 他认为的最重要的是引起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 他的灵感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情感丰富的心灵与世界的直接沟通； 季节作用于他身上的效果如同作用于植物身上一样； 他在血液中感受到那总是遨游于太空中，飘浮于空气中，闪烁于太空中，震颤于地下草根里的、不可见的自然信息。 他的研究不带有丝毫书斋气味。 总之，我们来这个世界，不仅要认识它，还要承受它。阿什拉姆学校的教育成果让人们知道，人与世界的天上人间真正联系是人格之爱，而不是机械的因果规律。最高的教育应是：不仅给我们以文化信息，而且要使我们的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

​ 注：国际政治哲学学界几乎没有一本书被如此大范围争论五十余年不休。 国内引进的这部书，以往是删节本，这是南京的译林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无删节版本。 1961年，以色列政府针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拉开序幕。身为德裔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毛遂自荐，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耶路撒冷，并用五篇文章，详细记录了审判全过程。 不久之后，以此扩展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出版，引起轩然大波。大部分犹太读者，甚至许多非犹太读者都被激怒了。各种批评、指责甚至人身攻击蜂拥而至： 加拿大犹太人权同盟发出公开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犹太重大节日上公开声讨阿伦特；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美国展开，目的是要让阿伦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 法国《新闻观察周刊》毫不留情地问道：“她是个纳粹吗”？ ............ 批评的主要原因，是阿伦特缺少“对犹太民族的爱”，或为艾希曼辩护。对前一种指责，坦白地说，阿伦特要负一点责任。她的笔法咄咄逼人，狂妄不羁，一些表述上确有夸张之处。这样的语言风格在讨论大屠杀这样的惨痛事件时，多少有些欠妥。 汉娜·阿伦特 但后一类指责既没有根据，也毫无道理。稍微仔细一点阅读阿伦特的作品便知道，她支持对艾希曼的死刑判决，她还特别强调，“恶之平庸”并不能成为艾希曼脱罪的理由。 至于对“犹太民族的爱”，恰恰是因为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支配，阿伦特才能看到：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苦难。 20世纪是人类文明空前繁荣的世纪，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相伴而来的极权主义实验和大屠杀，为文明蒙上了阴影。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大屠杀”的基础性分析，远远超越了艾希曼的审判本身。 她的洞察直抵人性根源，解释了为什么“种族灭绝”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得以发生，而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弄清极权主义和大屠杀的起源，对理解现代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初，审判消息一公布，阿伦特第一时间就要求参加审判。她觉得这是她作为一个流亡者、幸存者，对她的过去应尽的责任。然而，开庭第一天她感到震惊：眼前的阿道夫·艾希曼，这个纳粹屠夫，屠杀犹太人最终方案的执行者，与她此前的想象如此不同-他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得甚至平庸： “他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一心想做个恶人，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 以色列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评估后，说“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身体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样的结论有悖于我们日常的认知，却也揭示出大屠杀的真正谜团：正是艾曼的正常，让他的罪行显得不同寻常。 阿伦特总结道，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会犯下滔天罪行，并非因为他们有多大恶的故意，而只是因为“不思考”——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放弃思考，成了统治机器上没有灵魂的齿轮。于是，良知失效，罪恶被视而不见，最后的结果，是带来了比那些极端的恶更加恐怖的后果。 将艾希曼的罪恶归因于“不思考”，并非阿伦特一时兴起。事实上，在阿伦特所有的政治哲学反思中，“思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阿伦特认为，思考对于人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人之成为人的途径。 灾难绝非必然的结果，而是人类愚蠢的产物 尽管艾希曼这样的人可以辩解自己不过是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所以罪恶与己无关，甚至说“如果我不做，其他人可能也会做”。但这样的辩解毫无意义，因为法庭审判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体制把人变为零件，审判却需要把零件恢复为人。艾希曼们也不必为当了所谓的替罪羊而觉得哀怨或悲壮。在放弃思考、成为统治机器的零件时，他们便应该知道放弃思考的代价。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一场对人性的拷问。某种程度来说，这场审判不应是为了复仇或惩罚，而是为了重新确认人的人格身份和责任伦理。 艾希曼事件为阿伦特的政治学思考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在后续作品中阿伦特提出，为了对抗平庸之恶，我们必须重新强调人独立思考的意义，强调人在责任担当方面的个体性和道德自主性，进而强调人类在针对困境时，勇敢作出是非判断的重要意义。 1936年德国某地集会，大家都在行纳粹礼，但有一个人双手抱胸，拒绝行礼 独立思考和判断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行动”。这里的行动具有特定的含义。阿伦特将人的行为分为劳作、工作和行动。劳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完全受制于自然。工作是按照目标去创造有形物品，人不是被动的，但只获得了部分自由。行动则完全不同，它基于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是人在公共生活空间的个性表现，完全自由，并且不可预测。 阿伦特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生活与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生意义的获得密切相关。人之为人，正在于每个个体都不同，随时能做出新的行动，其新思想也不断涌现，每个人都可能形成对一个问题的独特的意见，所以，人们需要一个能够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生活的意义。 政治的反面就是支配。在支配体系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取代了友好合作关系，支配体系否定了个体意见的价值，把公民拒之于政治生活门外，极权主义乃是支配体系最完美、最高级的形式。在极权社会中，人的内心思想与外在行为皆纳入划一的模式，政治不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人也不复存在。 20世纪以来，随着所谓“现代性”被发明出来，人类不断陷入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破，个体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面临着独自面对庞大国家机器的困境，并且随着传统和文化被暴力摧毁，文化上的无根状态又加剧了这种困境。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使得极权主义有机可乘。阿伦特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指明极权主义陷阱的同时，也提醒世人，必须通过在世界中的“行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让思考判断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唯其如此，才能在现代社会中重塑意义和价值。 不思考的人越多，这个时代就越堕落。 如何避免成为杀人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伦特作品

文：傅添 ​每年进入九月的最后一周，美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城市图书馆、大中学校图书馆里便会布置起精美的展台和大幅的宣传海报，提醒着过往读者：一年一度的“禁书周”又来到了。在当今世界上，以“禁书”为主题的年度纪念节日，只怕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事实上，“禁书周”既非政府居高临下的警告与训示，亦非人民自下而上的抗议和反讽。它是美国整个图书行业捍卫和推动阅读自由的努力，是不断提醒人们防范审查制度的警钟。简单的活动形式背后，隐藏着图书从业者们深沉的历史忧虑。 美国或许有着世界上尺度最大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上查禁一本正规出版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无论一本书多么刺痛眼球和神经，也不敢妄起“查禁”之议。然而，只有当面对一类特殊群体——少年儿童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充分的、进行图书审查和封禁的道德依据和使命感：禁止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接触某些在我们看来对其尚不适宜、“不健康”的读物，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由此，中小学生便成为了当今美国禁书行为的主要对象。具言之，只要任何机构或个人认为学校图书馆或城市公共图书馆中的某些书籍不适合少年儿童，便可向馆方提出质疑。馆方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听证、审查程序后，如果认定此书确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便会将其从该图书馆中移除，防止学生接触，从而实现了禁书的目的。而每一起这样的质疑及其处理结果，都会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的知识自由办公室加以汇总，并于每年的“禁书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中予以公开展示。2013年，美国全国共上报了307起质疑。而在1990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质疑的总数达到10676起，理由均是书中包含了“少儿不宜”的内容，如宗教问题、性暗示、种族主义、暴力、同性恋、粗俗的语言、性别歧视等。而其中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质疑最终通过了审查，成功地把某本书“逐出”了特定的图书馆。 若浏览一下历年来遭到质疑或查禁的图书名录，颇能大开眼界。畅销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暮光之城》系列、《饥饿游戏》、《安妮日记》、《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作品，都是历年质疑或查禁名单上的常客。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早在1885年就被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市立图书馆查禁，理由是这是一本“只适合于贫民窟的垃圾”，而百年后的今天它仍是禁书名录上的常客。在整个20世纪里美国最畅销的100部小说中，就有46部被质疑或查禁过，其中固然包括《尤利西斯》、《蝇王》、《洛丽塔》、《麦田里的守望者》、《儿子与情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84》和《动物农场》等本身确有“少儿不宜”之嫌的作品，但同时也包括了《飘》、《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战地钟声》等经典著作，而理由可能仅仅是“包含了一些粗俗词汇”或“有几处暴力的描写”。一些畅销的童话书、儿童读物和青少年科普著作，也会仅仅因为包含几个“敏感词”而遭到质疑。甚至连《韦伯斯特词典》也难逃厄运，理由是其中收录了一些与性有关的词条。 成年人这般审查孩子的读物是否正当而合理？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会予以赞同。那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禁书，难道不会反而激发孩子们设法一窥堂奥的欲望吗？其实，鼓励青少年去读这些所谓的“禁书”，恰恰正是禁书周活动的用意所在。 禁书周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阅读自由，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在美国，尽管禁书的数量同每年几十万种出版物相比微不足道，但禁书周的来头却极大：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中心提供支持，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美国书商自由表达基金会、美国记者与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全国高校书店协会等诸多机构联合主办。每年这个时候，美国整个图书行业几乎全员参与，将其视为一年一度的、宣传人民的阅读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的示威斗争。正是这种几近小题大做的行为，才体现出一种防微杜渐的沉重忧虑，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图书从业者是在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最珍贵、却又极为脆弱的公民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禁书周本身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短短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本身并不能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审查制度和诽谤政府罪始终是束缚言论自由的两大桎梏。在1798年，亦即第一修正案生效7年之后，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法令来惩戒对总统的不敬言论，据之将嘲笑约翰·亚当斯总统的报刊编辑们投进了监狱。而在一个世纪后，根据另一项国会法令，对威尔逊总统实施的政策提出批评的人被判入狱了20年。因此，公民的法定自由权利，终究需要公民自己来察觉、争取和捍卫。 禁书周里，各家主办方还会出售各种款式的徽章、腕带、T恤或咖啡杯，上面写着：“今天，我读了一本禁书！”活动期间，许多中小学生都会郑重其事地把这样的纪念品穿戴在身上，无言地向成人世界宣告：读禁书的后果如何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你们的喜好，不能影响我们的阅读自由。其实，成年人对孩子的读物进行质疑和查禁，本身也是一种审查制度，是对青少年求知自由的侵犯。禁书周也是在一年年地不断提醒着人们：审查制度永远是阅读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天敌，不论它是以什么形式和借口出现。就算没有专制政府和宗教裁判所，没有暴君和纳粹，只要存在着审查制度，就总会有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将一己之见强加于他人，阻止他人进行自由阅读、思考和求知。正如禁书周的宣传海报上所写的：“每一天，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最基本的自由之一——自由阅读的权利，都处在危险之中。无论在多大或多小的社区里，审查制度始终都在试图破坏我们的阅读自由。”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迅速强制出台了《爱国者法案》，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查阅公民在书店的购书记录和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这种变相的审查制度激起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书商言论自由基金会等众多机构的极大愤慨。他们在持续不断地开展诉讼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通过禁书周等活动，呼吁社会提高对审查制度的警惕。这当然不是要彻底否定审查制度的意义，只是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防它可能会造成的恶果。如果不能始终把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社会付出的将远不止是公民自由的代价。如同海涅所说：“焚毁经书只是前奏，最后还会把人烧死。” 禁书周的活动始于1982年，因当时被质疑和查禁的图书数量突然激增，引起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机构的深忧。经过30年的发展，它已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符号。然而此时，人们也想起了著名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话：“还有很多比把书焚毁更严重的罪恶，其中之一是根本不去读它们。”

秘书长先生，总统先生，各国领导人们，及尊敬的代表们，欢迎来到纽约。能够在我的家乡，代表美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对话，我倍感荣幸。 目前，依然有数百万美国人民在持续遭受飓风带来的灾难。在此我感谢每一位在场的为美国提供援助及便利的各国领导人们。美国人民顽强坚韧，将会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变得无比坚定。 幸运的是，美国自去年11月8日大选以来表现非常良好。证券市场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失业率16年来最低，因为我们进行的监管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现在美国的工作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企业正在搬回，创造就业增长，这是美国很久未曾见过的。我们还刚刚宣布将花费7000亿美元投入到军队与国防。 很快，我们的军队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70多年来，无论战争与和平，不同国家、运动与宗教的领袖都曾站在联合国大会面前。和他们一样，我谨希望发言指出一些我们正面临的严峻威胁，还有国际社会有待释放的巨大潜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空前机遇的时代。科技和医药的突破帮助我们治疗了前代未能治疗的疾病，解决了前代未能解决的难题。 每天都带来新的与日俱增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珍视的一切。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力量不断增强，散布到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在联合国里有着代表席位的流氓政权，不仅支持恐怖主义，也挟人类社会目前所知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威胁着其他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民。 一些威权政府企图瓦解二战以来在全世界平息冲突、倡导自由的联盟、制度和价值观。国际犯罪网络贩运毒品、武器、人口，使人们被迫离开故土、大规模移民，威胁着我们的边境，新形式的犯罪利用科技手段将我们的公民置于其阴影之下。 简而言之，这场大会既面临美好的愿景，也面临严峻的危险。到底是带领世界走上新高峰，还是让世界坠入绝望的深谷，全在我们的把握之中。我们有能力，也应该选择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帮助我们的公民实现他们的梦想，保证下一代能在没有暴力，仇恨和恐惧的环境中成长。 联合国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旨在塑造这个更美好的未来。它建立的基础信念在于不同的国族可以互相合作保护主权，保障安全，共同繁荣。 正好70年以前，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实现了复兴。这些美妙的基石，构成了和平，主权，安全和繁荣的柱础。 马歇尔计划的基础是一个高贵的信念，这一信念相信如果各国族强大了、独立了、自由了，整个世界就会更安全。正如杜鲁门总统当时对国会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欧洲复兴的支持与我们对联合国的支持完全吻合。联合国的成功取决于其各成员国独自的实力。” 要想克服当代的恐惧，实现未来的愿景，我们首先必须师法故智。我们的成功取决于由强大而独立的国族组成的联盟，这一联盟保护各国族的主权，促进安全，繁荣与和平，无论是对各国族自身，还是对整个世界。 强大的主权民族国家让它们的人民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强大的主权民族国家允许个人按照上帝的意志充分发展。 在美国，我们不希望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只是让它自然发光发亮，成为所有人瞩目的模范。本周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为此值得自豪的理由。我们正在庆祝我们国家宪法的第230周年—— 这一当今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宪法。 这份历久弥新的文件一直是美国和平、繁荣、自由的基础，也因为它对于人性、人类尊严和法治的尊重，激励了全世界各国的亿万民众。 美国宪法最伟大之处在于其前四个字，那就是“我们人民”。 祖祖辈辈的美国人前赴后继，用牺牲维护了这四个字，这是我们国家和我们伟大历史的承诺。在美国，人民来统治，人民来支配，人民掌握主权。我不是被选举来夺取权力，而是来把权力还给本应掌握权力的美国人民。 在外交事务上，我们正在复兴这一主权的基础原则。我们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为人民服务，为公民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保障他们的安全，保证他们的权利，捍卫他们的价值观。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和你们一样，你们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你们也会，也应该永远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鼓掌） 所有负责任的领袖都有义务为他们的公民服务，民族国家仍然是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最佳组织形式。 但改善各国人民生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谐一心，为所有民族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美利坚合众国将永远是全世界的好朋友，尤其对我们的盟友。但我们不能再被占便宜，签订单方面受惠的条约，独留美国利益没有得到回报。只要我还主持白宫，我将捍卫美国利益胜过一切。 但在履行我们对国民的义务时，我们也认识到一个世界各国民族主权独立、繁荣安定的未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对联合国宪章中所表达的价值付出的行动远多于支持的言辞。我们的国民付出了最高的代价，捍卫了我们在这个大厅中代表的许多国家的自由。美国的奉献精神是用那些在战场上与盟友一道奋战并牺牲的年轻男性和女性来衡量的，从欧洲的海岸，到中东的沙漠，到亚洲的丛林。 即便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在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也没有寻求任何领土扩张，或是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这是美国精神永远的信誉保障。恰恰相反，我们帮助建立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制度，以保护所有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繁荣。 对全世界各不相同的国族，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和平与友谊，而非冲突与争执。我们追求好的结果，不被意识形态束缚。我们的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共同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 这一现实主义迫使我们应对在座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且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们是要滑入自满的道路，对面前的挑战、威胁乃至战争麻木不仁，还是奋起足够的力量与荣誉感，去面对当今世界的危险因素，好让我们的公民在明天享受和平与繁荣？ 如果我们希望激励我们的公民，如果我们渴望获得历史的认可，那么我们必须为我们所代表的人们履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它的利益和它的未来。我们必须拒绝 乌克兰 问题与 中国南海 问题对国家主权所带来的威胁。我们必须维护法治，尊重领土边界问题，尊重文化并维护已达成的和平条约。正如联合国的创始人们所希望的，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应对那些用混乱、动荡和恐怖威胁我们的人。 我们星球的苦难源于一些小国政权正在践踏联合国的所有根本原则。他们既不尊重自己的国民，也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 如果好人不挺身而出，即便少数的邪恶也将得胜利。当遵守规则的民族与国家对历史的危机袖手旁观，破坏性的力量只会越发壮大。 没有哪个政权比邪恶的 朝鲜 更视他国主权与本国国民利益如草芥。它要为成千上万饿死的朝鲜人，以及监禁、折磨、杀戮和数不清的压迫负责。我们都见证了朝鲜对无辜的美国大学生Otto Warmbier致命的虐待，他在回到美国几天后就去世了。 我们能从独裁者用被禁止的神经毒剂在国际机场暗杀亲兄长的行径中看出朝鲜的邪恶本性。我们也能从其在日本海边绑架一名13岁日本少女、并将其奴役为一名间谍机关的日语教员的行径中看出朝鲜的邪恶本性。 如果这还不够邪恶，现在朝鲜开发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行为将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有可能令不可计数的人类失去生命。 有些国家不但与这种政权进行贸易，还在武装、供给、乃至从财政上支持这个威胁全世界以核战争的国家，这是不可理喻的。没有一个正常国家会想看到这些罪犯用核武器和导弹武装自己。 美国有强大的力量和耐心，但如果被迫保卫自己或盟友，美国将不得不选择彻底摧毁北朝鲜。火箭男 （金正恩）正在把他自己和他的政权送上自杀之路。 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但希望这不是必要的。这也是联合国存在的意义所在。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做。 是时候让朝鲜认识到无核化是未来唯一可接受的出路了。联合国安理会最近进行了两场15-0的投票，全票通过了针对朝鲜的强硬决议， 我为此感谢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投票，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道支持对朝鲜施加制裁。感谢所有参与的国家。 但我们应做的多得多。现在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合作来孤立金正恩政权直到其停止敌对行为为止。 我们不仅在北朝鲜问题上面临这个抉择，在很久之前，世界各国就曾面对过另一个一意孤行的政权，它曾公然进行大规模杀戮、誓言美国必亡、毁灭以色列、毁灭这个会议室中的许多国家及其领导人。 伊朗政府用一个虚假的民主来掩盖贪污的独裁政权。它将一个富饶、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流氓政府，向外输出暴力、流血和混乱。伊朗内部受害最长时间的受害者们，是它自己的民众。 伊朗没有用本国的资源改善民生，而是用石油收入资助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杀戮无辜的穆斯林，攻击和平的阿拉伯与以色列邻国。这一应当归属以伊朗人民的财富也被用来支撑巴沙尔·阿萨德的独裁政权，煽动也门内战，在全中东破坏和平。 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杀人政权一边开发危险导弹、一边继续这些破坏秩序的行径，如果《伊朗核框架协议》只是为伊朗最终发展核武器计划作掩护，我们就不能遵守这一协议。（鼓掌） 《伊朗核框架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及最单边受益的条约。坦白来说，这是美国的耻辱。但相信我，这还不是最糟的。 是时候让整个世界与我们一道，要求伊朗政府停止追求死亡和破坏了。是时候让这个政权释放所有被其非法拘押的美国与他国公民了。最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必须停止赞助恐怖分子，为本国人民服务，尊重邻国的主权。 伊朗当局对恐怖分子的赞助与很多邻国在近期作出的打击恐怖主义、切断恐怖分子财路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沙特阿拉伯有幸向超过50个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发表讲话。我们同意所有责任相关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对抗恐怖分子和驱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我们将杜绝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它撕毁我们的国家，撕毁整个世界。 我们必须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禁止他们过境、禁止为他们提供资金，或提供任何其他形式对于恐怖分子及其意识形态的支持。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那些支持和资助基地组织、真主党、塔利班等滥杀无辜平民的恐怖组织的国家站出来负责任的时候了。 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正在整个中东地区一起努力消灭恐怖分子，并阻止其庇护所死灰复燃，以免其重新对我们所有国家发起袭击。 上个月我刚宣布了为成功在阿富汗打击恐怖分子的新战略。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根据我们的安全利益决定军事行动的长度与规模，而非由政治家武断的时间表决定。 另外，我也完全改变了我们在打击塔利班以及其他恐怖分子过程中的交战规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已经在击败ISIS的战线上取得重大战果。实际上，我国在最近八个月对ISIS取得的战果超过之前数年的总和。 我们寻求缓解叙利亚的冲突，通过一个尊重叙利亚民意的方案进行政治解决。巴沙尔·阿萨德罪恶政权的行径，包括其对本国公民、乃至无辜儿童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类发指。如果违禁化学武器被允许传播，任何社会都不得安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发起化武袭击的叙利亚空军基地进行了导弹空袭。 我们 感谢联合国 有关机构为从ISIS手中解放的地图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尤其 感谢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 在安置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宽容的国家，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持他们安置难民的努力。我们寻求一个可以帮助难民最终回归祖国参与重建的难民安置方案。 在美国，每安置一名难民的成本，可以用来救助10名当地人。出于我们内心的善意，我们为动乱地区的难民母国提供财政支持，我们也支持最近G20国家关于难民就近安置的协议。这才是一个安全的，负责任的，人道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数十年内，美国一直在试图解决西半球内来自移民的挑战。我们了解到长期没有控制的迁徙对迁出与迁入国都十分不公。 对于迁出国来说，这减少了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压力，造成了国家的人力资本流失。 对于迁入国来说，应对迁入国内的移民所需要支出的成本十分昂贵。这些低收入的人们，往往被媒体与政府遗忘。 我想向联合国针对难民做出的努力致敬。 联合国及非洲联盟 领导了维和任务，为非洲的地区稳定做出了价值非凡的贡献。美国对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对南苏丹、索马里、尼日利亚北部、及也门的饥荒的预防及解救做出持续贡献。 我们通过一系列投资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状况，包括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资助艾滋病防治；总统疟疾防治倡议；全球健康安全日程；全球打击奴役基金，与女性企业家财务倡议，这是我们为全球女性赋权的一部分。 我们同时感谢（掌声），我们同时 感谢秘书长 对联合国改革必要性的承认。只有改革，才会使得联合国有效地对抗对主权、安全、及繁荣的威胁。这个组织太过受制于官僚体系及颟顸的程序，而非专注于结果。 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甚至试图颠覆联合国的伟大愿景，绑架了这个系统。例如，在我们的人权理事会当中，居然会有那些人权记录十分恶劣的国家。这是联合国的耻辱。例如，一些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政府位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就是联合国巨大的耻辱。 美国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之一。但我们却承担着超过22%的总预算。实际上，我们支付的费用比任何人想象地都要多。美国承担了十分不公平的负担，但公平地说，如果联合国能够完成其期望完成的目标，那么这些投资还是值得的。 世界上许多地区仍然陷入武装冲突，而有些地方已经沦为人间地狱。但在这间会议室内的大人物们，在与联合国的积极协作下，能够解决许多复杂且严重的问题。 美国人民希望，联合国能够更加负责任地、有效地向世界宣扬人类尊严及自由。同时，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应在军事或财政上承受不成比例的负担。世界各国需要在维系世界的安全稳定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在西半球，美国将极力反对破坏地区稳定、压迫古巴人民的的 古巴 政权。本届美国政府近期宣布，在古巴根本性地改革其体制之前，不会对古巴解除制裁。 我们也对 委内瑞拉 的马杜罗政权施行了制裁，这个社会主义者将这个一度繁荣的国家拖到全面崩溃的边缘。 更糟糕的是，马杜罗已经背叛了委内瑞拉人民，从人民手中窃取权力，以维系他灾难般的统治。 委内瑞拉人民正饱受疾苦，而他们的国家也摇摇欲坠。他们的民主体制被摧毁，这样的情景让人不可接受，而我们更不会坐视不管。 作为负责任的邻国及友邦，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他们重获自由，重建国家，重塑民主。在此，我对向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支持，谴责委内瑞拉当局的各国领导人表示感谢。 美国将会竭尽一切努力使得这些政权对其公民负责。如若委内瑞拉一意孤行，对委内瑞拉人民实施威权统治。我们已准备好采取下一步行动。 我们很荣幸，能够与诸多拉丁美洲国家保持紧密良好的贸易关系。我们的贸易联系促使了国与国间的和平、及地区和平。 在美国，我们诚挚期望能够与各国继续保持紧密的商贸关系。但我们之间的贸易必须要平等，也必须要互惠。 美国人民一直被告知，称这些巨大的跨国贸易，无责任的国际法庭，及全球化的官僚体系是使得他们成功的最佳途径。但这些承诺却是虚假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从美国消失，数以千计的工厂迁走。在全球化贸易中，有些人操纵这个系统，破坏游戏规则，使得我们伟大的、缔造了美国荣耀的中产阶级，被遗忘、被落下。但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被遗忘。 美国会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贸易，但我们也重申每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对公民负责。这是使得美国强大的原因，也是每一个国家对本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如果联合国组织能够面对我们目前遇到的挑战，一定是依靠杜鲁门总统70年前提到的，我们各个成员国独自的力量。如果我们要共同面对今日的危险、迎接明天的机遇，我们必须依靠强大且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植根于历史，致力于自身的命运；寻求盟友，而非侵略与敌对；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爱国者的家园，所有愿意为国家和同胞奉献的人们的家园，人类一切最好精神品质的家园。 当我们怀念人类历史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与邪恶斗争的英雄，为也是在为他们所爱的国家而战。 爱国主义让波兰人为包围波兰而抛头颅洒热血，让法国人为自由的法国而战斗，让英国人坚守不列颠。 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身心奉献给我们各自的伟大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坚实的家庭，安全的社区，健康的社会，也不会有人能够替我们完成这些任务。 我们不能等别人来做这些，无论是他国的介入还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造我们的繁荣，抓住我们的未来，否则我们就难免衰落，被支配，被打败。 今天联合国与全世界所有希望给自己和后人以美好生活的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基本的：我们还是爱国者么？我们是否仍足够爱国，以保护国家的主权并把握住它们的未来？我们是否足够尊崇我们的国家，以保护它们的利益，保存它们的文化传承，并为国民确保一个和平的世界？ 一位最伟大的美国爱国者约翰·亚当斯曾就美国革命如是写道，“早在独立战争爆发以前，革命已存于人民的心灵之中。” 正是在那个瞬间，美利坚觉醒了，我们环顾四周，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国族。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是谁，我们珍视什么，我们要豁出性命保卫什么。正是从这一刻起，美国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们掌握未来的故事，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故事。 美利坚合众国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向善的力量之一，也是对所有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繁荣最有力的保护者之一。 现在，我们呼吁所有国族共同走向伟大的觉醒，复兴民族精神，民族荣誉，让人民振作起来，弘扬爱国主义。 历史将考验我们能否承担重任。我们将以重申的意志，重振的决心和重生的奉献精神应对。我们需要打败人类之敌，释放生命自身的潜能。 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自豪而独立，遵守责任，寻求友谊，互相尊重，在我们所有人的最大的共同利益面前同舟共济：给美丽地球上的所有人以一个和平而有尊严的未来。 这是联合国的真正愿景，是每个民族的最古老的愿景，也是每个神圣的灵魂最深处的呼唤。 就让这成为我们的使命吧，让这成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讯息吧：我们将共同战斗，共同奉献，共同追求和平、自由、正义，为家庭，为人类，为创造了万物的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世界，上帝保佑美国。非常感谢！（掌声）

​文：王小波 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文：木虫 有的学者喜欢划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有的专家喜欢区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他们不但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而且限定了适用范围。其实，所谓东、西方文明，不过是为了阐明知识和思想的来源，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属于西方，东方文明属于东方。故此，所谓西方文明是一个伪命题。 世界上的真理，或最接近真理的道理，只有一个。 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是这样，哲学也是这样。比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仅在西方国家来看是这样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是这样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不会因为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又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单西方国家的人是进化来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是进化来的。又比如，电灯、电话、互联网，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可以使用。听诊器和CT扫描仪世界通用；原子和分子、量子和质子、以及化学元素表，世界通用。万有引力、浮力定律、相对论、微积分，等等，都不分西方、东方。同样道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世界通用。所谓文明是人类共同智慧。 自然科学是这样，哲学也不例外。康德的逻辑思维、道德的形而上学世界范围通用；佛洛依德的性理论，以及潜意识、意识、前意识之划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同样都适用于整个人类。西方国家的文学名著《罪与罚》、《巴黎圣母院》、《爱弥儿》、《悲惨世界》等，同样能感动中国人民。 人的基本权利也一样。西方国家人人有放屁、拉屎、撒尿、吃饭、呼吸、性爱的权利。东方国家同样人人有呼吸、拉屎、撒尿、吃饭、性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从娘肚子里面带来的，不是谁施舍的，也不是谁良心发现照顾的，更不是什么样的人特有的。人的权利不是那位思想家的发明和创造的，是一种本来存在。正如，天上的太阳、星星和月亮，大地上的河流、树木、野草，生来如此，就是如此。 但是，有的“文明”不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只在某个时间段，某些区域称之为文明。比如，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殖民统治、权力压迫；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制度、女人裹小脚、皇权统治，等等，都属于人类文明的毒瘤。凡是不能为人类普遍接受的文明，最终不能进入人类文明行列，也不能称之为文明。 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哲学家和思想家，只有发现家。所有的思想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的发现而已。只要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你就是思想家或哲学家。如果你没有任何发现，只是辩来辩去。那么，你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充其量是思想小贩和阴谋家而已。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马克思创造了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和剩余价值本来就在那里。同样道理，不是美国学者罗尔斯创造了社会正义，而是正义就在那里。不是美国的潘恩创造了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在那里。不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创造了法治，而是法治就在那里。法治有它自身的规律，你不按这个规律运行，就不是法治国家。最终，要受到规律的反弹和制裁。 宇宙间的道理和规律已经在那里了，不多也不少。 世界有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宇宙和大自然方面的；二是人类社会方面的；三是人类思维和心灵方面的。迄今为止，人类最杰出的智慧都在这三个方面孜孜以求。然而，面对宏大的、岿然不动的道理，人类连百万分之一都没有发现。今天，人类最自满的智慧，在千年之后也会成为幼稚之见。 当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相互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广泛的时候，一切文明必然是全人类的文明。一切科学、哲学、思想必是全人类的科学、哲学、思想。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才是属于文明的。凡是属于文明的，必然属于全人类的。如果一种文明，只属于少数人和个别区域，它一定是落后的文明，甚至是一种反文明。 因此，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都是伪命题。

文：白岩松​著名新闻媒体人白岩松 一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二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三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四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五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信仰缺失，为什么而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深思过吗？

​文：萧翰古希腊公民大会 绵长时空里常有些引人遐想的人和事，比如中西古今那么多连缀着历史蜿蜒的各种会议，似乎就标示着政治智愚、文野的分际。 古代雅典早在古风时代的公元前八、七世纪，就有了贵族议会制与公民大会制（《荷马史诗》不就是从两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吵架开始的吗？），虽然后者的作用最初并不突出，亚里士多德的残稿《雅典政制》一开篇“断篇3”就提及雅典的建城者忒修斯“…在一个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宣布使它们统一起来。”（“它们”是指各部落）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里甚至说得更为明确，认为忒修斯建城最初的动因就是各部落居住得太分散，“很不容易集会讨论攸关共同利益的事务。”据说忒修斯召集公开集会时只用了一句极普通的话：“所有您们众人，都到这里来”。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成立了400人议事会，由每个部落推选100人组成，又过了将近九十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建立了500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程序性组织委员会，这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进入成熟期。 在政治史家眼里，古罗马的政治智慧高于古希腊，他们的政体设计更为复杂，也不属于在古代有暴民政治恶谥的民粹化民主政治，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会议或议会制度的设计方面比古代雅典要科学。 开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罗马共和国时期，有三个公民大会，即平民会议、百人团大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森都里亚大会）和公民大会。其中平民会议不属于正式的政制机构，虽然遵循与公民大会类似的议程，而公民大会则是立法机构，如果按照博丹的主权理论，公民大会就是罗马共和国的主权机构。这些公民大会甚至允许奴隶参与旁听，虽然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演讲的权利和投票表决的权利，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讲的通常是政府官员，比如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等，以及被政府官员点名演讲的其他公民。古罗马的这些公民大会与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政府机构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政治治理的典范政制。 不独希腊人、罗马人口开会，在塔西佗史着《日耳曼尼亚志》中，古代日耳曼人的会议制度也饶有趣味。据他说，小事通常由各部落的首领商量决定，但大事就得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会期是固定的，但要筹备两三天，开会时由祭司主持，接着在国王或部落首领中推举一人演讲，推举他是因为他的口才好，善于讲理说服人，听众们不满意时就叹息，满意就挥舞长矛，用武器表示同意是最高的赞誉。 无论与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比还是与古罗马比，日耳曼人的这一制度要粗糙得多，但无论如何，再粗糙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制度之一种，它至少承认部落成员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其实，日耳曼人这种在现代看来很粗糙初级的公共事务参与权，却被主流政治学家公认为与英格兰后来走上法治与宪政之路有着某种显著的历史关联，正如当今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古罗马法治制度和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在现代的合流、扩展和完善。 历史像条河，源头的涓流只有在它遥远的入海口回望时，才让人恍然细味到历史沧桑之缘由，如果中途不改道，入海的巨流只是滥觞涓流的不断汇流与扩张。这种历史的况味，不独证之于西史，同样证之于国史──哪怕是以相反的内容。 中国古典十三经里的《尚书》充满了所谓古代圣王们的“雄才大略”，以及权力的说一不二。除了语重心长面授权力机宜的《康诰》，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但绝不会有“圣王贤臣”之外的普通人议事，那里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众人”，这一伪会议现象直到现在人们都在时刻感同身受。 “圣王贤臣”们召集的会议并不像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样为了讨论以至辩论一件事情该如何处理，而只是通知臣属──“事情我打算这么处理”或者干脆“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而被通知的对象也是王公贵胄，不会有“众人”──正如黎鸣老先生的精到论断，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里缺乏平等的酵素，其他一切政治文明因此难以生长。开会──非等级制传达决定意义上的开会要的就是得有基本的平等观念，它承认人们（至少很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具有参与甚至参与决定的权利，有了这样的基本平等精神，才会允许纷纭的意见表达及其分歧与辩论，以及最终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的权利。 《尚书》所开启的这种伪政治传统，缺乏生气的阴鸷、缺乏光明的寒漠，还有生杀予夺的狠戾，都涂抹着血缘的温情血水和伐异的无情泥浆，混杂一处。那里没有古希腊人热衷于争辩的超越低级氏族伦理的正义观念，政治斗兽场上除了奴役，就是赢者通吃和斩草除根，并没有建立在平等人格基础上的合作与共和。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古代读书人读这些“必读书”，政治智慧不但无法增长（除了学会一些害人害己的权谋），甚至越读越蠢。在这样的历史墓穴里闭关修行，能不被毒害者几何？ 因此直到晚清之前的近3000年里，这个被禁锢的帝国从未出现过任何平民可以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一个可怜的“子产不毁乡校”被传颂两千年，传颂背后暴露了权力私有化传统下的严酷事实）──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在前现代从未有过作为处理公共事务意义上的政治会议，广受推崇的唐朝政事堂、宋代君臣共治，也都离上述政治会议制度极其遥远。直到西学东渐日久，连绵不绝的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巨雷，才将部分中国人从政治昏迷中惊醒，而惶恐与迷乱依然主宰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 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古代西亚苏美尔地区同样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早期民主雏形，但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城邦。政治中的平等精神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逻辑与事实结果，并且从政治自由扩大到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最初排斥妇女和奴隶的民主制到目前西方普遍承认甚至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普选制，是西方平等精神逐渐扩张的历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这股民主浪潮像落水的石子激起同心圆波纹，跨越25个世纪向全球扩散，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制和封建制，以及文艺复兴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诸邦、荷兰、英格兰的宪政崛起，直到在美国建立起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最后甚至波及从未听说过什么是真正的开会和议会的古老东方。 如果可以通俗一点，民主制的这一历程不妨归结为开会技艺不断生长与累积的过程。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技艺，作为政治性会议显著标志的议会民主制，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毁誉具隆。即使今日，以普选权为基本标志的民主制几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对它满怀狐疑的依然大有人在，即使不敢公开反对，私下的否定性讨论也从未绝迹，甚至民主制国家的许多选民也对它多有不满。 确实，人们有普遍参与甚至参与决策权的各种政治性会议，并不意味着它总能产生善的结果，尤其不可能产生所有人满意的结果。雅典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恶性民粹事件，最后甚至直接导致雅典民主制的崩溃，以至于18世纪之前，民主在西方甚至是个被等同于暴民政治的贬义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500人议事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事件，成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坏民主和多数人暴政典型案例；雅典的坏民主中还有备受争议的陶片流放制度以及战争状态下滥杀将军，包括著名的小伯利克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与其情妇阿斯塔西娅之子），也是被投票处死的；雅典的坏民主还包括雅典企图在地中海建立帝国，蔑视当时的国际法准则，包括最悲惨的远征西西里全军覆没事件，阿西比亚德（苏格拉底的学生）通过如簧巧舌的演讲说服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前后五万多人的远征军──雅典精锐──全军覆没后直接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直至不久的未来只能彻底匍匐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之下，与其希波战争时联合斯巴达大败波斯帝国以及伯利克里掌权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照。 不独古代民主制下的政治性会议存在诸多弊病，即使现当代的民主制也不保证事事成功，不仅存在包括多数人暴政在内诸多制度BUG的可能和现实，甚至不当的民主制度设计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70年代的智利都是政治制度设计不当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不构成否定普通人参与政治性民主会议的理由。程序恰当、协调制度合理、高效有序的民主会议，具有无限的善治与良制潜力。1787年费城那个闷热的夏季，最初55人后来减少到42人激辩127天的著名会议，就诞生了迄今最了不起的民主国家联邦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议程设置中，有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例如，开会规则规定：“代表起立发言，需先向主席致意；”除了这是理应如此的发言礼仪，也是防止会议辩论转向个人意气之争的防护带设置。即便如此，代表们的激辩依然导致了制宪会议一度无法继续，直到代表们一起祈祷之后才完成剩余的制宪使命。反观目前新兴民主国家的议会，议会暴力十分频繁，比如印度、乌克兰、日本、台湾等，除了部分议员表演双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缺乏演讲、辩论、争议、分歧深远传统的国家，人们还不习惯各种异见。在民主和法治的互动中，这些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费城制宪会议 1876年，因感于普通人不会开会而议事效率低下，美国亨利.罗伯特将军以美国众议院的会议规则为蓝本，撰写了一本议事规则，这就是后来备受推崇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不但成为美国人公共会议的常备书，也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参政议政者的重要参考书。学会如何开会，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它与民主政治的有效性直接相关。 时空的舞台上千年沧桑如瞬，无论早已习惯政治性会议的还是迄今尚不能也不会开会的民族，都汇聚了无数人的死与生、泪与笑、悲与欢，昭示着人类各个时期的光荣与梦想、耻辱与幻灭。不知随着人类开会的技艺不断提高，让人震颤的血与火是否会越来越少，也不知思与辩是否会成为政治舞剧的最终编剧──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福山预言会实现吗？

​文：熊培云 胡适先生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全家照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