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课本

​文：王开岭

坐落在涅瓦河畔的十二月党人广场

有好几个冬天。深夜，陪我失眠的竟是俄罗斯电台的音乐。那个积雪上的民族仍无睡意，她在播放几世纪来最经典的曲子，像一位落落寡合的祖母，深情地怀念逝去的岁月。那曲子是标志性的：辽阔、忧伤、沙哑、苍远，帷幕般的厚重……我总有被击中的感觉，脑子里会出现滴嗒的电波和徐徐流动的油画：呜咽的伏尔加河；孤独的烧焦的橡树；风雪遗弃的木屋；缓缓匍匐的黑棺和送葬队伍；疾风扬起的妇女披肩，她脸上的骄傲与担心……

这不是天籁，而是冻土上的招魂。是风、砂石、山脉、篝火、冰凿、纤索、马撬……激荡的声音；是硫磺、枪刺、广场、绞架、烈酒、风琴、教堂唱诗……混合的交响。

眼前不由浮出叶赛宁的诗：“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殓衣盖住了这块大地／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这儿谁死了？莫不是我们自己？”

我低低地抚摸这音乐。她来自生命深处的清冷和哀恸，整夜感动着一个不懂音乐的青年。隔着厚厚的寒幛，隔着刺不透的阴霾，我默默向着北方，向那股伟大的气息致敬。向她苦难的历史和英勇的民间致敬。

夜聆俄罗斯，不仅成了一个习惯，也成了一道仪式，一门功课。

俄罗斯的烈士和她的风雪一样，是出了名的。

没有哪块土地上的黑夜像她那般漫长、动荡而凶舛；没有哪一民族的知识分子被编成如此浩荡的流放队伍；没有哪国的青年一代出于良心、理想或一束浪漫而遭受那么重的苦役与刑期……单是彼得堡罗要塞、西伯利亚矿井、古拉格群岛这些传说中的魔窟，就收押过多少悲壮的名册。一队队郁郁葱葱的生命曾被囚禁、锁铐在那儿，他们纯洁的热量在空旷中等待熬干、蒸发……然而，一代代的精神路标也正是从那儿矗起、辐射，叩响了整座俄罗斯冻土。

海涅说：“文学史是一个硕大停尸场，每个人都在那儿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兄弟。”我要找的，正是这样一批最纯真最英俊的精神面孔。他们一边写诗，一边流血；迅速地生活，又迅速地死去。普希金、莱蒙托夫，这对同样选择了决斗的兄弟，其岁月总和还不抵一位长者的寿龄。俩人忧郁的神情，看上去那么相似——绝无庸人那种散漫、悠闲和凑合日子的迷茫。他们的母亲就仿佛是同一位。

翻开俄国文学史，“十二月党人文学”是最英年、最让人揪心的一把：格利包耶夫（1795—1829）、雷列耶夫（1795—1826）、别斯士舍夫（1798—1837）、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5）……哦，二十岁、三十岁，像深夜划过的流星，他们飞得太快，飞得太疾，让人来不及看清。他们太急于用生命、用青春去赌一件事了。为此，1825年12月的那个清晨，他们告别了彼得堡，告别了诗歌，告别了昔日欢聚的舞场、花园，那些尚在睡梦中的恋人和被暗恋的人……

在其眼里，最急于喊出的不是情诗，而是社会正义，是俄罗斯的未来，是激情和身体的行动。“要做一个诗人，但更要做一个公民！”为了迎娶一片适于居住的国土，为了自由地生活，先要准备不自由地死去……在这样的精神星空下赶路，其行色匆匆早已注定，亦注定了其生涯故事要比其诗集流传得更久、更远。

整个19世纪，俄国的青年已过惯了判决和牺牲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罪时仅28岁，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配得上，他的狱友和精神兄弟们全配得上！于是更多的俄罗斯青年就有幸听到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谁之罪”“怎么办”“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单凭这俯拾皆是的标题就足以证明：俄罗斯文学在艺术之外竟挑担了如此繁重和危险的职责。他们用头颅来为信仰服务，以牺牲来为理想灌溉——绝无现代艺术家那种“先舒服了肉体再说”的痞性，这正是俄罗斯文学最值骄傲和后世怀念的地方。

知识者是最不能喑哑的。假如连这些“民族的头脑”（高尔基）都沉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神夜晚立即就会黯淡无光。

慨就义的十二月党人

下面，我急于提到“贵族”和女人。

在俄国农奴制时代，贵族往往就是那类“最先富起来”并最有机会接触书本的人。可这些人中也最易滋生叛徒和异端。他们所干的事不仅令沙皇寒心，更让“阶级身世论”大跌眼镜——

众所周知，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乃一次货真价实的贵族造反。他们血统高贵，气宇轩昂，是俄国拥有最多财产和藏书的人，亦是凭艺术和高谈阔论而成为“精神贵族”的青年才俊。他们从对书籍和时代的打量中获得生命冲动，却把沉重的财物晾在一边。尽管其童年、少年皆在豪华宫廷、玫瑰庄园中度过，但他们长大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发誓再也不当贵族了，在沙龙舞会上，除了诗歌和爱情，议论最激烈的即数“民主、权利、自由、尊严”这些新鲜字词了。他们把目光投向饥饿的乡村和像骡马一样佝偻的农奴，并为自己华服和美酒自责。终于，他们知道该怎么干了。

史料表明：1827—1846年，“贵族”在俄国政治犯中占百分之七十六。甚至到了1884—1890年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后期，政治犯名单中仍有百分之三十点六出身世袭贵族。

连欧洲的政客们都忿忿不平了：穷光蛋造反是想当财主，而财主造反难道要为了做穷光蛋？是啊，作为既得利益者，按常理，他们该死死维护旧体制才是，有什么牢骚可发？有什么可折腾的呢？

这正是俄罗斯奇观。也是俄罗斯知识品格和人文精神的最大骄傲。同时我更笃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给人苏醒的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更应成为启蒙一代，更有机会率先从浑沌与蒙昧中睁开眼。况且，“知识反抗”与“农奴造反”有别，前者通常从理想生存和“精神遭遇”出发——从而可能献身一个比个人大得多的目标——它服务于整体和长远；而后者往往出于现实利益及“物质遭遇”的考虑，只迷恋于一己和眼前处境的改善——且这种集团式的暂时改善用不了多久，即会迂回到原先的保守与专制套路中去（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即是例证）。通俗点讲：一个申请理想，一个谋取生计；一个设计所有人的未来，一个追求自家的好日子。

令人惊叹和尊敬的，还有俄罗斯女性。在长长的流放队伍中，我投以最深情凝望的，是那群纤弱柔美的肩膀。

“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被诛杀，剩下的百余名青年戴着镣铐即要到“野兽比人多”的西伯利亚去了。他们像赶粪蝇一样赶跑了贵族称号，从现在起，他们是囚徒——“如果不能做一个公民，那就做一个囚徒吧！”奇怪的是，连他们的妻子、恋人和姐妹们也打起了做“囚徒”的主意。不仅那么想，且真那么干了，这些生来就柔弱就美貌的女性们向沙皇提案：舍弃庄园财产封号爵位等一切一切，甚至新出生的孩子也可不要公民权……条件只一个，那就是请政府允许自己——到囚徒们身边去！

随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还有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加米拉·唐狄。

西伯利亚历史将永远牢记并感谢她们。

不渝的爱情和友谊，向来是俄罗斯女性对文学和理想事业最宝贵的精神馈赠。

同样出身贵族的涅克拉索夫，被称为“复仇和悲歌的诗人”，在反抗专制和控诉农奴制的道路上走完了一生。在俄罗斯史册里，他的光荣总不可避免地与一位女性联在一起——阿芙多季娅·巴纳耶娃。后人评价她时用了这样的话：“这位善良女性能够认识涅克拉索夫的真正价值，而且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它构成了我们诗人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不知为什么，你待在她身边，总感到自己接近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这在不知不觉中就增添了对她的敬意。”这敬意决非偶然，巴纳耶娃不仅以女子的柔情、美德和才华影响着爱人，与其兄弟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使得诗人杜勃罗留波夫临终时将两个幼年弟弟托付给她，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她也是前往探监的身影之一。

在俄罗斯，当一个英勇的男人濒临危境时，距其不远，你总能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生动女性……仿佛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总能走到一起，而任何粗暴、恐吓和威胁的力量都无法将之拆散，他们就那么梦牵魂萦地缠绕着，其生命动作看上去那么和谐、合拍而富有美感。这种来自女性的温情与精神滋养大大削减了灾难对天才们的损害……“为什么我国作家们的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列夫·托尔斯泰首次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时，激动叹道。

俄罗斯文学确实招人羡慕。才华和爱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我似乎也突然领悟了俄罗斯民主解放运动为何始终会有如此宗教般的狂热和不死的精神——必和这些优雅的女性之在场有关，和她们清澈的注视有关。

她们温婉的身姿、绰约的美德，构成了俄罗斯精神夜晚最动人的篝火。

她们不仅忠诚地支撑着自己的爱情，有时，她们自个的柔肩也直接承担起某项崇高而危险的事业——

在1877—1878年民粹案和“50人审判案”“193人审判案”的被告中，女性分别占了16名和38名。苏菲亚——这个被鲁迅激赏过的名字便是和“青春、美貌、牺牲”联在一起的，她和恋人一起用炸弹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送了终，走上绞架时仅27岁。同样的还有巴尔津娜，她拒绝了特权的庇护而在牢房和流放地过早走完了一生，紧张的生活使其无暇寻章觅句，可她偶尔留下来的几首诗，却使得对女性文学向来冷淡的托尔斯泰潸然泪下……

上帝向俄罗斯派驻的非凡女性委实太多了。

自然，俄国文学也从未忽略过这些美丽的身躯和灵魂。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皆大胆讴歌了那些“叛徒”们的妻子。她们是文学最亲密的“女友”，也是人类共同的“夫人”。

和丈夫们的“灵魂酷似”一样，这些姐妹们的精神面孔和生命气质也太“像”了。

帕斯捷尔纳克曾出色地表达过这种“像”。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有一情形：冬夜，围着炉火，两个男人进行着一场真诚的对话，诉说他们对共同深爱着的那位女子的看法。奇怪的是，彼此非但没有丝毫的嫉妒、敌视，反而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啊，中学时代的拉娜是多么美好。您无法想像，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从她脸上、眼睛里已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问题，时代的全部泪水和屈辱，时代的一切追求、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的脸上和体态中……可以以她的名义，由她喊出对时代的控诉。”

“您讲得太好了。正如您描绘的那样，她既是个中学生，同时又是内心藏有不是孩子该有之隐痛的时代主人公。她的身影在墙上移动，那是紧张地准备自卫的动作……”

的确，文学需要这样的女友。文学也会因“拉娜”们的加入而愈发迷人和璀璨。

多年前，一位深爱俄罗斯文学的朋友对我说：“假如在墙上挂一幅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我宁可把窗户取消！”

这话感动着我。明知无法说得比它更好了，但我说——

“假若屋子里走进来拉娜，我宁可将全部的书籍都取消。注视着她……就可以生活和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