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学荣 ​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今天我们谈谈，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笑柄之一，就是看问题有双重标准，例如大清帝国的铁骑在嘉定屠城，是罪行，但同样是大清帝国的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杀干净，这叫做“平定准噶尔”。 同样是大屠杀，杀的对自己不利，叫做罪行；杀的对自己有利，则叫做功绩。 还有，匈奴不可以打进我的国土，但是我可以进攻大漠、追杀匈奴，别人杀进来是侵略，我杀出去则是自卫。汉武帝南征北战，将大片别人的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然而这件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发出过一丝的批评，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 历史学家不堪面对的是，如果没有侵略，广东只是俚人的天下，汉人的疆域从哪里来的？ 打来的。 日本人吞并台湾朝鲜成为日本帝国，是侵略，然而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华，则是历史的功臣。 你所在的立场，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还有，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 还有，美国水兵在民国耀武扬威，是国耻；大清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则为国庆。 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原住民手中夺走宝岛，叫做侵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宝岛，叫做收复，而原住民作为宝岛的主人，则在历史中失去了位置。 还有，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是侵略，大清帝国在朝鲜设租界，是亲善。 各种双重标准，各种流氓。叹为观止。 照照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 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群体，因此就算是亡国这种事情，都可以被他们写成一段优美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古帝国吞并汉人帝国（宋朝）的事情。 明明是汉人帝国亡国于蒙古，中国的历史学家却说那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叫做“元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所谓的“元”，不过是当时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大蒙古帝国（The Mongol Empire）的一部分。在当时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汉人是贱民，是被征服者，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当年忽必烈派兵进攻日本，这件事在日本的历史中叫做什么？叫做“蒙古袭来”，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元朝侵略日本的战争叫做“中国侵日战争”呢？因为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所谓元朝，不过是汉人前后97年的亡国史，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华的民族英雄，元朝也不是中国人的国家。 如果一股侵略者亡了我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中后来又变成是我的国家，那么试问所谓的抵抗侵略，又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混乱。 大清帝国也一样，也是汉人亡国的历史，前后268年，大清帝国是不是中国？不是。这一点，丁汝昌邓世昌们看不清楚，然而孙中山却是看的很清楚，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急急忙忙找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干嘛？要钱，要枪，孙中山要日本出钱帮他，他要组建一支武装，在南中国和日本实现南北夹击之势，共同攻击大清帝国。 孙中山为什么要和日本联手攻击大清帝国？因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中国在1644年已经亡了。这一点，孙中山看的很清楚，当年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基本上都看的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要日本帮他推翻大清，然后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回首再看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老百姓应该帮助谁？答案是：应该帮助英国人，赶跑满清鞑子，然后在英国人的扶持下，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然后作为报酬，向英国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注意：史料显示英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英国合作并无亡国风险；且开放市场对双方均有利，此乃经济常识。 所以我们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谁挨打了？是“我们”挨打了吗？不是。是满清侵略者挨打了。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英国代表先进的文明，我们如果是有眼光的人，我们应该站到英国一边去，共同推翻大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汉人国家。 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 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狡猾的群体，他们懂得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迎合读者的喜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6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的事件。这件事今天从历史资料看来，毫无疑问，是大清的水兵先动的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图书、影视作品等，清国水兵先动手这个情节，都变成了日本警察先动手。 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你一个泱泱大国的水兵，倚仗自己的炮舰强大，到人家的国土上去动手打人，事后不但不反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历史书里公然撒谎，说是人家先动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都喜欢骂日本鬼子？自己又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仅此而已。 还有火烧圆明园，你把人家谈判使团的人给杀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谁的祖宗教导的？杀了人家使团，怪人家烧你的园林？1979年你派个使团到河内，被人杀杀看？你会怎么想？ 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 阉割前因，只留后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 然而，自欺欺人只能爽一时，时间一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双重标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救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个个都是明白人，不要再做这样的骗子。

​德国诗人席勒：一个读书成瘾的世纪1763年，世界上第一个《普遍义务教法》在德国普鲁士诞生。1807年，普鲁士政府承担起“教育整个民族”的重任：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一概由国家出资，德意志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民免费教育的道路，从而将“阅读革命”推向高潮。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时，已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分别有24%和30%的文盲）。正是在这场阅读革命的高潮中，德意志民族才成为“教育的民族”，一个具有“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井然有序、热爱科学”之美德的民族。反观我国历史，尽管有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没有产生一场阅读革命，这里有体制上的原因。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压制着任何自由思想的发展。2000年来中国25朝历史竟然出不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就是一个铁证。至今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2500年前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德国人读书读出了自我意识，读出了在传统面前的独立与自由，而中国人读书却读出了官本位，读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德国人在启蒙的理性中走向科学时，中国人还在读四书五经；当德国人在大改革中走向全民教育时，中国人还在大兴文字狱。中国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新中国成立时，90%的中国人都是文盲。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交流融合的结果。那种所谓的“纯粹的民族文化”不过是“贫血的文化”。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流，不仅是物质的交流，更是精神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第一步就是阅读，阅读世界上所有的好书！一个专业图书馆的书架长达2公里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图书馆1737年诞生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1808年也诞生于此。这里是世界大学图书馆及其专业、也是今天所谓“信息管理科学”的鼻祖，它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藏书种类最多、功能最齐全的大学图书馆。在德国，任何一位德国公民或游客，只要持有能证明自我身份的证件，就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大学图书馆，自由借阅任何书籍。大学图书馆都是开架的，读者自取，一人一次限借5本，但归还时须由专业管理员归架，以免放错位置。各大学所属学院也配有图书馆，这种专业图书馆同样大得惊人，例如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院的图书馆，书架摆放的实际距离达2公里！大学图书馆设有复印室和照相室，所需材料可以当场免费复印或拍照带走。每个阅读座位都配有电脑，该馆没有的书可以通过馆际互借系统到别的馆去借，这种互借系统甚至能帮你借到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有的大学图书馆24小时开放，不少学生带上干粮和饮料，进入图书馆彻夜不归。法兰克福有“世界出版业的奥运会”德国以主办大型图书博览会闻名于世。每年春秋两季，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成为全球图书厂商最大的盛会。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有90多年历史，而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获得了“全球第一图书博览会”的美誉。在法兰克福，书展差不多有500多年的历史。早在16世纪，这里就是拉丁文精装巨书出版商的聚集地。二战后，为了振兴德国文化，1949年举办了首届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此后每年10月上旬举办一届，为期7天，并且每年选择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向世界介绍该国的书籍、作者等。博览会对展品概不审查，责任由展出者自负。半个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使这座城市成为“世界出版业的麦加”。这场“世界出版业的奥运会”，不仅是法兰克福的节日，也是这座城市的一桩大买卖。每当盛会开幕，至少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0家出版商前来“竞技”。世界上约75%的版权贸易是通过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达成的！德国一位官员说，所有这一切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就是德国在“用读书丰富国家的智慧”。事实上，德国的图书出版业已经全球化。号称世界出版第一大公司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下辖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和美国第一大出版集团兰登书屋，其销售业绩远远超过德国书业的总销售额。家里没有书，等于房子没有窗户德国人喜欢读书举世闻名。只要在公共场所走一遭，不管是幽静的草地、芳香的咖啡馆，还是飞速疾驶的火车上，都会看到人们手捧一本书沉浸其中。甚至那些刚从建筑工地下班的工人，还没来得及换洗，跑进地铁一坐下，就拿起书本啃了起来。德国历史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与他们博览群书有关。德国人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购书、藏书，亲朋好友馈赠礼物常常少不了书。据统计，德国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本。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每月购书支出达50欧元以上，占业余爱好支出的10%。他们常说：“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是德国人又一精神家园。德国有1.4万多家图书馆，深入每个居民社区，平均每1万人即拥有1.7家图书馆。任何人走进离家最近的图书馆，只要出示当地居住证明，交上10欧元年费，便可在1分钟内办好借书卡。凭这张卡，可随时在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图书馆借书。德国所有的图书馆均实行电脑联网，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到全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书。难怪有人说，在德国借书，比买啤酒还方便。德国平均每年有8万多册新书出版，德国出版的书籍总数已达6亿册，年均总销售额达95亿欧元，对外输出额每年都在10亿欧元以上，全球每10本书中就有一本是德国出版的。每年至少有5000多种德文书被其他国家买下版权，翻译成他国文字。歌德说，“读好书就是同高尚的人谈话。”在这个延续着绵长阅读传统的国家，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

文：余杰​伊利亚•爱伦堡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１９６０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１９７０年代，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部１４０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重温了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爱伦堡在写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爱伦堡的笔下。“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而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如何。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１９１９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１９３８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对此，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爱伦堡还写到了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战场上，而她死后唯一的安慰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玛•伊•茨维塔耶娃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你看着人们作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 １９４９年２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爱伦堡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话放下了。１１年以前，在１９３８年大清洗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衣服，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门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 “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家自己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的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手上诞生，那就是《古拉格群岛》。

文：王开岭一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一位以面壁写作为志的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灵。我竭力去想象、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陪伴你的，有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啼，充满果汁的空气，仍在饶舌的蟋蟀……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红或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一两滴被蛐蛐声惊落的露珠，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象征着诞生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注入了新的热力。正像分娩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宠爱的一幅杰作。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时刻，是最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人看清了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作用于人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桩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它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二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眼惺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踩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或许还有其它的机会，比如登黄山、游“五岳”：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表，终于，人群开始骚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见了，和预期的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地图和行程计算好了的。美则美，就是感觉不对劲：有点失真，有人工之痕，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三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生命清晨了。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在此之前，一些重要的东西已悄悄流逝了。或许，是被别人领走了，被那“按时看日出”的神秘之人（你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一切都是剩下的，生活还是昨天的生活，日子还是以往的日子。早在天亮之前，我们已下定决心重复昨天了。这无疑令人沮丧。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车流的喇叭。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施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抹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察觉不到婴儿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昏沉的睡雾中。四千禧年之际，不知谁发明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这个诗化概念，再经权威气象人士的加盟，竟铸造出了一个富含高科技的旅游品牌。据说，浙江的临海和温岭还发生了“曙光节”之争（紫金山天文台将曙光赐予了临海的括苍山主峰，北京天文台则咬定在温岭。最后各方妥协，将“福照”大奖正式颁给了吉林珲春）。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电视现场直播，庙门披红，山票陡涨，那峦顶更成了寸土寸金的摇钱树，其火爆俨然当年大气功师的显灵堂……其实，大自然从无等级之别，世纪与钟表也只是人类制造，对大自然来说，并无厚此薄彼的所谓“第一缕”……看日出，本是一件私人性极强、朴素而平静的生命美学行为，一旦搞成热闹的集市，也就失去了其本色和底蕴。想想我们平日里的冷漠与昏迷，想想那些灵魂的呼噜声，这种对光阴的超强重视实为一种讽刺。对一个习惯了漠视自然、又素无美学心理的人来说，即使你花大钱购下了山的制高点，又能领略到什么呢？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像福楼拜，即这种童心未泯的人。还有梭罗、史蒂文森、普里什文、蒲宁、爱德华兹、巴勒斯……我敢断言，假如他们活到今天，在那“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们的身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里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在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了桌子和墙壁，只剩下了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了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五在对自然的体验上，除了福楼拜的日出，感动我的还有一个细节——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引述过一位画家朋友的话：“冬天，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最好看的霜”，最初读到它时，我惊呆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印象里，从未留意过霜的差别，更无所谓“最美的”了。但我立即意识到：这记存在，连同那记投奔它的生命行为，无不包藏着一种巨大的美！一种人类童年的美，灵魂的美，艺术的美。那透过万千世相凝视它、认出它的人，应是可敬和值得信赖的。和那位画家相比，自己的日常感受原是多么粗糙和鲁钝。我们竟漏掉了那么多珍贵的、值得惊喜和答谢的元素。它是那样地感动着我。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份爱的提示，一种画外音式的心灵陪护。尽管这世界有着无数缺陷与霉晦，生活有着无数的懊恼和沮丧，但只要一闪过“最好看的霜”这个念头，心头即明亮了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收藏它，憧憬它。有好多次，我忍不住向友人提及它，我问：你可曾遇见过最好看的霜？ 虽然自己同无数人一样，至今没见过它，也许一生都不会相遇。但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那片神奇的生命风光，它一定静静地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它也在注视我们呢。

文：张维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i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 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我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2000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道”）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就变成了“惑而不乐”。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引导社会变革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实践。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有正确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我们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主管教育和科技，他搞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学招生由原来单位推荐改成考试录取。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员还比较左，不太认同，所以就想方设法拖延，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来不及做，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邓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们没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理念和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学说一开始并不被认可，但经过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统治地位。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万，罗马帝国皇帝最终于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而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开价格，也就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许锡良​记不清是谁说过，人无非在用两种方式来感受这个世界，一是用大脑，一是用肚子，有的人主要是用大脑感觉这个世界，有的人则完全是在用肚子感觉这个世界。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变得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这个概括实在是太精妙了。其实不仅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区别，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类似的分别。而且这样的分别，从各自的文化源头上就有了明显的差异。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是在用大脑感受这个世界的，他一生流浪街头，不去挣钱，也不去享受口福，而孔子更多的时候是在用肚子感受这个世界，他不仅直接说了许多关于肚子之口福的话，如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有关于肚子的经典之语，而且其他关于精神思想方面的东西，比如学与思，废寝忘食之类，大概也是离不开肚子的感受的。所以，后来“学而优则仕”，也就直接推演出了“书中自有”的几个方面，如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就是赤祼祼了。孔子Vs苏格拉底 日本人的吃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认准的美味佳肴，以新鲜与营养为标准，对于人工味道不是十分讲究。而中国人追求味觉，特别在乎肚皮的感受。因此，中国这个民族就是用肚皮感受世界的民族。用肚子感受世界的民族，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精神生活，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围绕着肚子，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所以，爱情的结晶——结婚自然是大吃的，过生日也是要大吃的，谈生意当然也只有在餐桌上才有希望成功。连见面问候语都离不开“吃”字，我们这个民族自己把这种情况概括为“民以食为天”。而且在汉语中用了那么多的“吃”字。比如“吃香”、“吃亏”、“吃不了兜着走”、“吃皇粮”、“吃天主教”、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叫“饭碗”，稳定的工作岗位叫“铁饭碗”。民间的俗语是“宁可乱吃，不可乱说”。可见“吃”总是比“说”要令人放心。虽然我们也有过“病从口入”的警告，但是相比“祸从口出”来说，还是要安全得多。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偏爱用肚子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原因。 嘴巴功能除了“吃”外，还有“说”的功能。但是，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个民族只剩下“吃”的功能？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必然制造文字狱，在这种肃杀的背景下，人们只有潜心研究“吃”法了。所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吃”法，从天上到地上，从汉人的烹饪手法，到满人的菜谱，满汉全席，据说已经可以做出二万多道菜来。数不胜数，也难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有的是时间与精神，也有的是那份心情。研究吃，其实并不是为了营养，事实上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饮食业，却没有吃出一个好身体，只吃出了一个个“东亚病夫”的身体。其实如果中国人能够从吃中研究出“营养学”来，那也不算是纯粹是在用肚子感受这个世界了。可惜，我们这个民族的眼界就是这样狭小，世界有无限丰富性与趣味性，但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眼光中，全部变成了食品。饿了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智慧就是“民以食为天”，这也算是用肚子思考出来的真理吧。据说，古代的皇帝为了摆明自己的身份高人一等，也是从吃入手的，他们一顿饭要吃几百只鸡——当然是吃不了———于是就扔掉，连证明自己身份高贵的方法都想不出别的来，还只会想从肚子的尊严入手。 我记得西方有谚语说：“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这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可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传统来说，却刚好要反过来才是：“活着是为了吃饭，而不是吃饭为了活着。”种种迹象事实已经表明，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饭。过精神生活？连那些专弄学问的人也是一种奢侈品。 用肚子感觉世界的民族与用大脑感受世界的民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用肚子感觉世界是不可能出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创造出人间的许多奇迹的。在用肚子感觉世界的民族看来，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可以吃的与不可以吃的。但是，即使是这个界限有时也是非常模糊的。有饭吃的时候，当然基本上是能够分清的。但是，饿坏的时候，也就开始烹食自己的同类了，还有北方的一些人开始把观音土也拿来吃了。他们只知道观音土的样子很像面粉，不知道面粉之所以能够充当食品，与观音土有着根本不同的化学性质。但是即使是不饿肚子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仍然不会被开动了去感受这个世界，而是用来思考如何把天上飞的天鹅打下来煮了吃，弄一对熊掌尝尝，或者把其他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弄来吃吃。越是听说珍稀的动物，越是要弄来吃。而且有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珍稀？为什么需要保护？可见其滋阴壮阳的价值与功能了。内心世界的精神空虚由此可见一斑。

文：朱学勤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破的，一说破，大家都觉无趣。比如说，这十几年里，越说越煞有其事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热”，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几乎呈经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中国知识阶层的结构是否存在一个文人过剩的问题？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这种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构成大陆人文学科的先验氛围，而不是经验氛围，使得这一行当中人的思维方式迟迟不能向下着陆，挣脱中古束缚；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文人传统过甚，又喜欢追寻万物一源，就容易把这个“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务上，小如语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总得与“文”有缘，这样，他们从大学中文系学得的文化评论(多半是文艺评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训练就统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否因为允许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少？那么多人挤在这么狭小的言论空间，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话题像“文化”这样本身宽泛无边，同时又可以被讨论，必要时还可以被批判。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文化”，万喙啄一，啄得体无完肤，身上涂满各种文化人的口涎，不说臭不可闻，至少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以上两个原因，轻易不能说破。尤其是后面一个，一说破，大家脸上都挂不住，那么一个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形而下的安全考虑？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文化说多了，就出来两派：西化派认为传统文化不改造，科学无望，民主无望；儒化派认为，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要从传统文化里往外“开”，不要说四个现代化，就是那第五个现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从传统文化里“开”出来。　　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开”字，无论是从西方文化里“开”，还是从中国文化里“开”。　　我们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没有那种决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没有。文化、政治、经济这三大块，各自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如果硬要说哪个与哪个接近，我只能说政治这一块离经济近，离文化最远。与其说政治体制是从文化里“开”出来的，不如说是从经济里“长”出来的(当然不能离开人在制度层面的努力)；与其说政治体制是文人议论出来的，不如说是与文人习惯距离最远的律师或相当于律师的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抠”出来的，此其一。其二，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不存在那种一旦文化如此，政治与经济只能如此，倘若变动政治经济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决定论闭锁关系。东亚如台湾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却出现与大陆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里“开”出来的。沉溺于文化讨论，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另外两大板块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偷懒、无能与无奈。仅仅是偷懒、无能与无奈，倒也罢了，可笑的是，失败以后还要把比自己强横的一方说成是被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决定着的被决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对被决定者的高迈超越，是“深挖洞，广积粮”，是为未来的根本变动“建设”更为“深刻”的“基础”去了。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Q历来出在城里的知识界，而不是农村里的农民。　　再进一步，还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没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管它是叫“文化”还是别的东西？从思想方法说，西化派，还是儒化派，两种看法表面对立，但在内里却是共通的。他们都相信有一种世界图式，在这种世界图式后面，就藏着这个决定性的主宰因素，这个主宰因素制约着世界图式的每一个重大笔划，规范着世界图式的最终走向。这个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后来叫“历史理性”，在最接近我们的那一段行程里突然被改名为“经济”，由于“经济”这一字眼过于粗俗以及它后来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败，一部分学者嫌其不雅，于是约定俗成，又把这个决定者改名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罢，表面吵得凶，其实都是决定论，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经济”、“历史理性”与“上帝”。两派人以对立的方式互相补充，都从对立的两端向当中那个双方看中的地方挤，一定要挤出一个文化决定论才善罢甘休。在文化决定论者眼里，文化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以前，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没深度的，是盲人摸象；不讨论文化，而讨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就像一群没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师没有交给他们图纸以前就草率开工，太可笑也太可怜了。　　我不这么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个世界图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里摆弄的那一点文化，就是那个世界图式后面的决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个编辑在电话里非让我在文章名字后面注明职称之类的文化身份，我实在心烦，就随口报了一个“前管道工”职称。我以前是作过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别那一行当进入所谓的文化界，也还是甘心做一个“不彻底”、“没深度”、“没文化的工匠”。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除了文化，其它东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东西都可以成为讨论与改革的对象，唯有文化除外。被人们称作“文化”的那样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终在我们的身后，人们向前伸出无数双手，试图抓住它，每一双手抓回来却都是空的。文化确实像空气，人们每天都在呼吸它，却无从把握它。因此我始终弄不懂的是，人们怎么能向空气宣战，有什么必要向空气宣战？如果确实有某种主体宣称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建了一种新文化或摧毁了一种旧文化，那么他非神即兽，肯定不是人能干的事业。从思想史范围说，我近年来产生一个怀疑，难以释怀：从严复、胡适以来的文化讨论，很可能是个百年假问题？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相比更应该着手的实际问题，那几代精英耗费于文化辩论的精力，实在得不偿失。三百年前黄宗羲说“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来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属常识性思维，实际上是壁立千仞，顶破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习惯思维。他已经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学派才摸到的一个关键点：制度本身能释放出强大的学习功能，能使整个社会行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觉。可惜这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艺、文化的中国文人的习性。到近代，在治法层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适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实际是先有“治‘文’再有治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后经丁文江斥责：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文化问题则弄得更不象样，不说在知识积累上没有超过前人，而且形成一种伪深刻的风气，什么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显得没学问。前辈学者陷于这一“文化问题”，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严肃原因，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使然，值得认真总结。我们这一代继续扩大这一“问题”，恐怕还有一个在当下环境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动机？多半人当然不自觉，但是不自觉的力量超过自觉的力量，形成集体无意识，更厉害。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能讨论的问题冒充成必须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越说越假，越假越当真，终于弄出一个“现实中不可承受之轻”，呈现一种内里萎缩外延肥大的文化痴肥状。戈培尔说，谣言重复千遍，自会成真理。他没有想到，文化问题重复十几年，居然也能成真理。这样一个可气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着童言无忌来解救了？恐怕是会有一天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出来，冒叫一声“啊，皇帝身上没有穿新衣！”这个可怜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气球才会“嘭”地一声彻底爆裂。说到法兰克福学派，很可能是这些年“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洋根源？因为仅从学理符号看，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见长，似乎比他们的上几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诸种结构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国那些好谈文化问题的朋友眼里，能以法兰克福符号谈文化，自然比只会引用先秦古籍的人来得高雅而且时髦，又深刻了一层。　　我写过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论在内，推理越深刻，越违背起码的逻辑。现在想来，对文化决定论者，仅仅说明逻辑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每一个论据；仅仅反对本土出现的文化决定论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从外面搬来的洋根源。对那些喜欢引用舶来学理而不是中国古籍谈论文化问题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迷信。事实上，这十几年从外面引进的洋思潮，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拿来就用，用之不衰，跟进者日众，却始终没有受到与之平等的学术检验，确实罕见。这件工作早就该做，现在有《读书》杂志来做，当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点。　　我以为，法兰克福过来的这幅油画再深刻，也先不忙赞叹这幅画的内部结构。不妨退一步，设法获得一个广角视野，看看这幅画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论发展史，究竟是出于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　　站远一点看二百年欧洲社会冲突史，以法国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根社会冲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阶段，是经济冲突，从早期工人毁坏机器到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第二阶段是政治冲突，从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设置断头台到一八七一年蒙马特尔高地起义；第三阶段是文化冲突，从上世纪中叶波特莱尔《恶之花》出现至一九六八年学生造反五月风暴失败。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理论家，经历几代人的变化，就是在这根下降通道中划出了一根批判理论发展史的轨迹，它可以上下踢腾，但无法突破制约它的上下轨道的限制。　　面对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线，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图作出向上的解释，葛兰西在监狱里构思文化批判，即认为向资本社会争夺文化霸权，要比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批判还要厉害，已经抵临与资本控制的总决战。而我以为，对立一方已经在骂声中成长，从批判中吸取了营养，底部逐渐抬高，走出了十九世纪的百年大底，终于走上了一条逐级攀升的上行通道。这条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与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论，对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说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继续存在，只是解决矛盾的战场一次接一次转移而已。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矛盾是按照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战场是按照对方限定的路径转移。我对葛兰西充满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这一边，但我总觉得他有点一厢情愿。我确实欣赏对方的顽强，欣赏对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认自己一方的被动，实在是一浪低于一浪。　　一九六八年学生从街垒撤退，标示着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由盛转衰，也标示着一七八九——一九六八近二百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法兰克福人还在说文化批判，那已经是撤退以后撒在街上的一串删节号，虽有余韵，但更多的是无奈；说句不好听的话，那真是龚自珍所喻，将萎之花，惨于搞木了。此外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但他们也该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却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故而我总觉得后代人的“深刻”深得有点可疑。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重锤与头盖骨，不失为一种危险的关系，重量级对重量级，故而十九世纪的历史远比二十世纪精彩；以针尖戳戳下腹部，尽管被知识分子解释得那样奥妙复杂，以至说是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马克思当年，实在是一种在学院中进行的知识谱系考古游戏，最危险的关系都已经释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开岩层，打在流沙层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我总是怀疑。你可以说是针刺，刺得真深呵；也可以说是在隔“腹”穿刺，针刺太短，已经够不着文化脂肪下的膏盲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戳几个小麻点搔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因此，如果让我来寻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冲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马克思、赫尔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从资本结构的头部一点一点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块柔软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块文化脂肪，最后才会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那几个针尖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他能拒绝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还真需要一点保守主义的胆识。他谈出一番与西方社会主体结构交往沟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没有把大失败说成大迂回，更没有把大溃退说成是深层掘进之后的大爆破，没有洋阿Q。　　沉痛一点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一阵接一阵，已有二百年。先是经济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现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这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进攻，是无奈，而不是深刻。所谓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克的目标。新目标叫“文化”，其实就是精神领域里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张口即能呼吸，闭口即能食味，谁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龙里谈谈，一松手，则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精神总攻，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架具体的风车；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实在是太配中国文人的胃口了。我无意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我只是想提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在西方历史长时段演变中的位置，二是中国文人好谈法兰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论发生那样一场长时段的蜕变，是受制于精神史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性因素的历史背景，容不得轻慢。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反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为他们伴奏，为他们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红事，暮云不是朝霞，总不能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当啦啦队，抢过挽联当旗帜？更不能兴高采烈，争抢人家的丢盔弃甲，捡到篮里就是菜。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李敖曾经写过一篇很辛辣的文章，题目似乎叫《给好谈文化的人治治病》。这个李敖，有很多地方不能让我接受，但是这篇文章却记忆犹新，至今不敢忘却。我以为，中国人若真想为中国文化好，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少谈文化，至少不谈文化批判，先晾干文化问题里的水分，让那个文化痴肥症逐渐萎缩，十年以后，回头再说？

​文：高毅2005年的10月底，巴黎郊区有两名青少年因为躲避警察的追捕，进入了变电站，最终触电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并且波及到了法国的其他地区和其他城镇。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在37年前的1968年5月，当时法国一共有一千万的学生和工人走上了街头，引发的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后来那场运动被人们称作是"五月风暴"。其实如果追溯得更久远一些，无论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巴黎也曾经到处都是街垒，到处都是巷战。那么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一个民主政治相对发达的法国，为什么人们还是会愿意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但是它对后来的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革命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整个十九世纪，也就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其实何止十九世纪，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法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那么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就不会消失。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么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彻底性，或者说激进性。在法国革命之前，也发生过两个很有名的革命，一个是英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还有一个是1775年的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革命意义都很伟大，对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奠基之功，可是我们从来不称这两个革命是大革命，就是因为它们不如法国大革命，来得那么激进或者彻底。实际上英国革命是很保守的，只满足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资产阶级、新贵族是社会上层。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小农，对于他们的自由权利，英国革命就丝毫不予照顾，这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平等，英国革命是不讲平等的。后来的美国革命要好一些，因为美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比较关注平等的问题，但是美国革命它主要关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就是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这两个革命，都基本上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说它们只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另一个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一旦这个目标达到，革命就嘎然而止，不再继续搞下去。可是法国革命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一场文化革命，在政治层面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或者叫绝对王权。在社会层面上，它的目标很高，它要建立一个不仅人人机会平等，而且人人还大致上财富平等，就是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现象的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标。它后来发展成文化革命，在文化层面上要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培养成或者改造成一种具有爱国美德的、大公无私的那么一种新人，当时叫共和主义的新人。共和国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美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美德，美德就是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大公无私。所以法国革命，它实际上是要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法国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旧制度"，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者是旧社会，这是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情况。这说明法国革命者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是完全失望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旧时代、旧制度的那个东西带到新社会当中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心态，把历史完全否定掉了，把过去完全否定掉了。这种心态，实际上在观念上构成了法国革命激进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那种执着，那种迷恋。比如美国革命《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也有一个宣言叫做《人权宣言》，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这三个字加进来意义就非同寻常，实际上它反映了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同时它又比美国人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那么这里面就含了一种未曾道明的理念，未曾道明的意向，就是说他反对贫富分化，一个人生下来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是一直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他都应该是和大家一样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里实际上包括财富平等，包括着他不受人剥削，他不受人压迫这样一种关怀。英国革命没有照顾到下层民众的这个利益，尤其是英国小农的利益，它没有解放英国小农，没有给小农土地，它最后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所谓"议会圈地运动"。英国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怎么办呢？那只好去给资本家打工，当雇佣工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美国革命其实也没有注意到解决小农土地的问题，它后来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南北战争期间，由林肯总统来解决的，通过《宅地法》，这样使美国小农基本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可是法国革命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革命发生以后没几年，在1793年，它就通过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基本上是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不仅他们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一种对平等的强烈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也真正地落实到了平等的这个原则。另外在法国革命的高潮的时候，还看到了英美革命当中都没有看到的情况，这就是法国革命者特别强调公民美德的培养，要使人人都要变成所谓的共和主义的新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超常的举措，比如，它要人人都佩戴红、蓝、白三色徽，这是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标志；到处布置自由树，小红帽等革命的象征物，使人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些革命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物。另外它还取消了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类的称呼，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一律称"公民"，这样以示平等。提倡在人和人之间称呼，要称"你"，而不称"您"，"您"是在法国贵族社会常用的一个称呼，法国贵族社会从来不称"你"，都是称"您"，这是当时法国革命者所不能容忍的。另外他们还改掉了很多旧制度，带有旧制度色彩的人名、地名。在法国革命当中，他们还搞了一系列革命的节日。主要像7月14号攻打巴士底狱，8月14，8月10号推翻王政等都变成革命节日，拿来取代传统的宗教节日。他们还创制了一套新的历法——《共和历》，又称《革命历》，来取代统的《格里高里历》。这说明，法国革命到这时候就已经真正演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了。那么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了，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充斥着很多惨烈的现象。比如有党派斗争，有革命阵营的分裂和互相欺压，有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还有国外的反革命干涉，还有像"9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一群无套裤汉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拉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像这样的暴民私刑，然后还有革命政府，主要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是滥杀了很多无辜。所以法国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血雨腥风，个人的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惨重的生命和财富的牺牲，这些都是法国革命特有的现象。法国革命也因此常常遭到后人说它太不人道，太残酷了。为什么法国革命会革到这个地步？那都是由革命前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严重。英国自"玫瑰战争"以后，就没什么大贵族了，剩下一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又被称为新贵族，他们相当平民化或者叫资产阶级化，像平民一样地去从事工商业，从事投资牟利这样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也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压迫。革命前的美国，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在英国比较落魄的、潦倒的、穷困的一些人，他们之间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没有贵族，也没有特权，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关系比较和谐。可是法国革命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大贵族比较多，封建割据的状态比较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一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而且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了法国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贵族和王权之间有矛盾，法国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而不屑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国王、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了法国始终没有能够出现像英国那样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一种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也没有能够培养出，或者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法制传统，也正因为法国的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后来法国的统一也只能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就成了欧洲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那就是这个王权特别强大，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贵族都制服了。这样一种情况也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增添了许多难度。另外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是有三个等级的划分。三个等级实际上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没有特权的就是第三等级，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地位极高，权势极重，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而且还拥有大片地产，不用怎么纳税。长期地养尊处优，还使法国的特权等级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顽固的一个心态习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他自认为血统高贵，瞧不起平民等级，拒不承认自己和平民等级之间有什么平等，即使有些平民他比较成功，当然人数比较少，他后来也做了大官，也成了富豪了，但还是被这些贵族，被这些特权等级瞧不起。法国的特权等级还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特别珍惜珍视自己的免税特权，顽固地反对当时一切税制改革，有一个叫做巴黎高等法院的机构出来阻挠，说这样不行，他也不说这违反祖制，他就说这种做法，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这种做法，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因为人类本性是讲高低贵贱这个等级秩序，你如果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你就是破坏，违背了人类这种本性，所以行不通，所以他就拒绝批准这个法令，所以，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没有成功，那么这样就彻底地堵死了法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的道路。可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贵族还想按在中世纪那样，继续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已经有了力量向贵族等级，向贵族特权说"不"了。那么这样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一旦冲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由于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主权的观念，也就是民主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可是法国革命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的模板呢？很遗憾，没有。实际上法国革命者有没有把本国的革命做好，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革命太激进了，法国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的狂想，那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同时，法国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有一种特有的崇尚暴力的传统，结果它在革命当中，自觉不自觉地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强制手段，最终损害了法国的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的气质。开始，法国革命搞的是"议会专制"，就是什么都是议会说了算，它通过的决议就是法律，那就立刻得到执行。但是后来需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呢，法国革命又搞起了一种"群众专制"，这种群众专制就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就是群众说什么是什么，群众要什么，要怎么干，那就随他去。法国革命当中盛行的这种专制主义倾向，不仅为后来的拿破仑专制，拿破仑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而且严重地压抑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什么？个人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个人自由一被破坏，政治民主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看到法国革命这些失误的同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法国革命的正当性。首先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它不是无源之水。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那么强烈地渴求平等，追求平等，以至达到了不讲理性的程度，那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实太少平等，太多腐败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别的选择。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还有一种历史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就是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以后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民主的正当性，这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做到了。事实上许多现代政治思潮，都是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当中萌生的。这里边有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又称法兰西自由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还有社会民族主义，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所有这些思潮，它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承认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侧面，对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人们都说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而不是从英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开始的，原因就在这儿。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各自都有自己的片面性，英、美革命的片面性在于，它是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理念，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的片面性就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也正因为各自有自己的片面性，所以才有两者不可偏废的互补性。只有将这两个革命情况，这两个革命的思潮、思想、原则给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结出正果，才能建立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法国革命对法国社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裂的作用，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实际上就分裂成左右两大派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法国革命史学上也是这样，也是分成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两个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们中国，基本上很长时间只接受了它的左派观点。因为右派的观点也曾经来过，也有人翻译了一些右派的像马德兰的《法国革命史》，都是说法国革命不好的，有很多阴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书在1930年翻译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批判，后来就消失了。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左派的观点，这和中国二十世纪特有的那种革命崇拜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而二十世纪中国那种革命崇拜，实际上也是和二十世纪初，法国革命在中国的那种宣传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的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把这种希特勒后来称为纳粹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思潮，像斯大林这种极权体制都归纳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里。提这种观点的看法就是孚雷，法国革命的修正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最近也被翻译成中文了。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相当尖锐。他认为法国革命不是像传统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他觉得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或者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这种政治革命闹得特别地极端，法国革命最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后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一种政治体制。国家把什么都统在自己的手里，人民，个人，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是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他觉得这种极权主义的根源在雅各宾专政。但是这个观点也遭到另一派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批驳，觉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完全忽视了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使它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这种看法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纪思道本文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直译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系美国著名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为什么人文学科不应被摒弃？修读人文学科和广泛的阅读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世人被知识压死，智慧却少得很。”E·O·威尔逊( E.O. Wilson)一语道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但一些人给出的应对之道竟是鄙弃智慧。“拥有更多人类学家是本州的关键利益所在吗？”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曾经这样问道。某著名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曾经告诉我，该公司把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成一个人是否有才的具有启发性的有用依据，但并不认为大学教育本身有什么参考价值。学生和家长们正按照这类准则行事，纷纷摒弃人文学科。1971年，商科本科毕业生和英语系本科毕业生的比例是2：1。现在，两者的比例是7：1。（我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会去学经济学，同时选修人文学科。）自从读了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颇有见地的新书《捍卫人文教育》(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一现象。和扎卡里亚一样，我认为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具有“启发性”等漂亮话就更不用说了）。《捍卫人文教育》 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人文学科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时甚至可以充实我们的钱袋子。为了回应怀疑论者，我在此给出三点理由。首先，人文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在职场上，这种能力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回报，尤其是在跟技术能力共同起作用的时候。“在21世纪的经济体系中，宽泛的人文教育是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说。卡茨称，纯技术能力的经济回报已经趋平，既具有软能力——善于与他人交流和协同工作——又具有技术能力的人获得的回报是最高的。“因此我认为，一个人文专业的学生，如果对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其他学科也颇有研究，就会很有价值，在职场是会有很大的灵活性的。”卡茨说，“但在我看来，你必须‘脚踏两只船’，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或者是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工程学专业、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正经八百地修过人文和历史课程，也会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科学家、金融专业人士、经济学家或者企业家。 ”我的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通晓人文学科的人来帮忙做出明智的公共政策决策——甚至是和科学有关的决策。科技公司必须不断对伦理决策进行权衡：Facebook的默认隐私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该容忍些许裸体影像的存在吗？Twitter该关停似乎对恐怖分子颇为同情的账号吗？谷歌(Google)该如何处理关于性与暴力的内容以及诽谤性文章？在政策领域，我们人类必须做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是否允许修正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正或许可以消灭特定种类的疾病，减少痛苦，让我们的后代更聪明、更美丽。但它同时也会改变我们这个物种，会让富人有机会炮制出犹如超人的子女。这真是既令人振奋，又透着恐怖。要权衡这类问题，监管者不仅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素质，还要具有一流的人文素质。毕竟，早在3000年前，荷马(Homer)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奥德赛》(The Odyssey)中，美丽的仙女卡吕普索(Calypso)向奥德修斯(Odysseus)许诺，只要留在她的岛上，他就可以长生不老。跟仙女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之后，奥德修斯最终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思念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他拒绝像神一样永生，选择面对人类必须面对的痛苦和死亡。同样地，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2年发布题为《人的克隆与人类尊严》(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的报告时，既援引了科学杂志的内容，也提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即便事关科学，在做出涉及伦理、限度和价值等方面的判断时，也要借助人文学科。第三，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跟周围的人交流。有一些证据表明，涉猎文学有助于提高情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的五项研究表明，比起阅读非虚构类作品或者通俗小说的研究对象，阅读文艺小说的研究对象能够更好地评估照片上的人处于何种情绪之中。文学似乎提供了与人的本质有关的课程，帮助我们解读周围的世界，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人相处。文学还可以架设起理解的桥梁。托妮·莫利森 (Toni Morrison) 帮助整个美国理解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裘帕·拉希里 (Jhumpa Lahiri) 阐明了移民群体面对的种种矛盾。卡勒德·胡赛尼 (Khaled Hosseini) 打开了观察阿富汗的窗口。总而言之，在当下这个时代，学习编程和统计学固然意义重大，学习历史和文学同样十分重要。1780年，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必须修习政治学与战争学，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拥有修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们的后代必须修习数学、哲学、地理学、博物学、造船学、航海学、商学及农学，才能让他们的后代拥有修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刻、绣织和瓷艺的权利。”这话一点没错。

文：沙叶新作家沙叶新注：本文为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是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的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虽然“悔其少作”，但是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为“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像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有一群草泥马。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噢，卧槽的草泥马！噢，狂槽的草泥马！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草泥马戈壁。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为什么呢？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能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是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文：秋风谨以此文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3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其中英文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等，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尤值一提的是，杨小凯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精神的学者，始终将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纳入其经济研究视野，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专心致力于宪政科学研究，其研究心得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等著作里做了阐发。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去世，享年55岁。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的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文：袁晓明​如果你是住在美国的居民，你怎样过的美国国庆节（七月四日）？去大街上观看国庆游行；在家里与亲朋好友一起烧烤；在晚上去观看国庆焰火；去电影院看国庆期间上演的好莱坞大片。国庆那天，孩子们都去朋友那过节，晚上，我与太太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看完电影后，坐在停车上看了附近城市燃放的国庆焰火，在同一个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在那里观看国庆焰火。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就是在那停车场与我们一起看焰火的人，几乎都是移民的背景，即便他们自己不是移民，他们的上几辈也是移民，此外，在这些移民中，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以及有不同肤色，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是一个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被这个熔炉融化了，就都变成了美国人。事实上，称美国是移民国家、熔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那都是一种表层的说法和定义，那不是对美国实质性的定义。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A Country Built on Ideas），这也就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这也是美国不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不同，也是在国家历史上有独特的意义。其他国家都是建立在地域、民族之上，比如，中国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上，并且，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而政体却是另外一回事情。最初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的移民，他们带来的是一套理念，他们在这一套理念之上建立起美国，而后来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也都是认可这样的理念，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之中。正是因为美国是建立在一套理念上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才可以选择做美国公民。如果是民族之上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是难以选择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即便选择了，也难以融入到文化和社会之中。那么，美国建立在一套什么样的理念之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分享我们在国庆节看的那部好莱坞电影，那不是一部好莱坞动作大片，因为我的太太不会与我一起去电影院看动作大片，比如变形金刚，我与太太去看的是一部记录片，片名为《美利坚：试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太太事先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内容，在我的强烈推荐下，她就与我一起去看了，她还真是喜欢这部记录片，而我们俩坐在停车场上观看国庆焰火的时候，来品味《美利坚》这部电影的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美利坚》是印度裔美国人Dinesh D Souza出品。在2012年，Dinesh D Souza推出了票房极高的记录片《2016：奥巴马的美国》，意在影响当时的美国大选，遗憾的是，《2016：奥巴马的美国》的票房非常成功，但并没有对美国大选结果有多少影响，因为《2016：奥巴马的美国》意在阻挡奥巴马的连任当选，但奥巴马仍然以比较大的优势在2012年赢得大选。相比《2016：奥巴马的美国》，电影《美利坚》的政治性没有那么强，而重点就是在讲述美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念之上，以及美国对世界的影响，Dinesh从一个艺术的手段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试想如果美国不存在，世界将是怎样？在影片的开始，Dinesh提出一个假设，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战场上被敌军的一个射手枪杀，美国没有获得独立，仍然是英国殖民地，从而一个独立的美国不会出现在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很容易想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互联网、就没有iPhone、iPad、就没有好莱坞的大片、就没有NBA、等等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变的科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希特勒、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就赢了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世界会被强制学习德语和日语。西方被希特勒统治，东方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当然，这个世界幸运的是，华盛顿并没有被射杀，他成为了美国的国父之一，他们创立了美国，这是一个有美国的世界，从而盟军赢得了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二次大战的恶者即德国和日本，成为和平的世界级经济大国。美国在社会制度上、经济上、科技和文化上，对世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美国领导世界之前，国家财富的获得，主要依靠掠夺，从而战争不断，胜者不仅赢得战争，而且获得财富，而败者则失去一切，恰恰是美国，创立并维护了一个全球合作、共同创造财富的自由经济体系，财富的获得不再是以掠夺为主，而是把财富的饼做大，大家来进行分配。试想，在殖民时期，殖民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殖民地的人却仍然是极度贫穷。可以说，在过去的40年，人类历史上有了最伟大的扶贫功绩，那就是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下崛起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数亿的人走出来贫困，这就是自由经济与掠夺经济本质的不同。为什么美国对世界有这样的贡献？军事、科技、文化，甚至制度都是表象，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其实也是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美国国父们在创立美国的时候，他们撰写了两个文件，这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一个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另一个是美国宪法。在独立宣言中，明确了造物主赐予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宪法则是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事实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之权利的理念不仅是美国理念，而且在美国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了普世的理念，这应该是美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当然，好的东西都会受到攻击，美国理念也不例外。自美国建立以来，尤其是过去的半个世纪，虽然共产国际与美国理念竞争失败，而在美国的左派以及国外的左派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国理念的攻击。在《美利坚》一片中，Dinesh D Souza列出了左派对美国理念的主要攻击，并一一做了回击。最匪夷所思的是，今天，对美国理念的攻击来源之一却是美国白宫，包括美国最高领导。（编者注：此文作于2014年8月，应是指奥巴马政府。）如果你愿意更深刻地了解美国理念的诞生、对世界的贡献、遭受到的攻击，以及美国理念的将来，《美利坚》一片是必看的电影。并且，你会发现一些你也许不知道的事实，比如，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前，奴隶主不只是白人，还有许多的黑人奴隶主。

文：林炎平​150年前的今天，一个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是如此的平和：咱们一起成立一个国家吧！没有战争，没有伤亡，没有刀枪，只有辩论和商谈，只有语言和笔墨。就这样，一个政权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诞生了。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名字甚至没有任何前缀或后缀，她不是大不列颠加拿大，不是加拿大王国，也不是加拿大共和国，更不是加拿大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她的名字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也许可以比作大不列颠的孩子。150年前的今天，他就像是一个长大了的懂事讲理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说：“我长大了，让我自立门户吧。”作为父母的大不列颠王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祥长辈：“那你去吧，别忘了长辈。”于是这事情就办成了。没有人被指责为分裂分子，也没有人成为侵略者。当然，大不列颠也不总是这么慈祥。你看隔壁那个叫美利坚的兄弟，在加拿大自立门户前100年就和不列颠闹得很不痛快。不列颠大骂其不肖子孙，但是无可奈何。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意志上的国家，这个自由意志，既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而这种对自由的崇尚，同时是加拿大的价值，也是大不列颠的价值。这是她们立世的共同基石。而这个基石的源头，我们将在文章最后重提。正是这个基石，使得加拿大和不列颠能够以平和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分道扬镳，又能共续友情，可望殊途同归。当然，也正是这个基石，使得美利坚和不列颠在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之后，重新结为最亲密的盟友，成为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维护者。自由！这是这些国家共同的价值观。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价值，使得散落在世界不同经纬度的国家亲密无间。比如，和加拿大比邻的美国，以及和加拿大美国几乎球面旋转对称的在南半球和东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们正是在这个共同的价值上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如果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同出于大不列颠才惺惺相惜，那么，整个西欧、日本、韩国、新加坡就彻底说明了价值观如何决定了谁是同路人与何为目的地。如果价值观相左，即便是同族，也形同陌路。回顾二战后被铁幕隔开的东欧和西欧，看看南韩和北韩，就理解这个道理。寻祖追宗、鲜血凝成、诅咒发誓、山水相连，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是可靠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不知道这句震耳欲聋的不无叛逆的警句最初出自谁，但是这并不重要。世界上有很多自由的国度，一个人不可能把她们都称作祖国。但是，如果祖国可以被选择，那么自由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加拿大国歌如是说，表述了加拿大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选择加拿大作为他们的国家，亦即他们后代的祖国时，他们未必忘记自己和先辈从哪里来，但显然他们更加关心自己和后代向何处去。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首歌曲，“唱吧，让我们唱一首新歌，歌唱这片土地、希望和梦想……这片土地属于明天，明天的时光属于你”这首新歌，就是加拿大；这片土地，就是你的梦想；明天，属于你。不管你曾经有多少旧歌，为了明天，让我们共同唱响这支新歌。加拿大，是我们后代的祖国，如果你还不能把她称作祖国的话。点击此处欣赏song for canadaSing! Sing a new song,Sing loud and strong,Sing of this land of our hopes and our dreams.Rich harmonies of races and creedsJoin in the chorus from sea unto sea:Where the whale's ancient lullabyMeets the song of the wind in the whispering pines,All our voices come together, always singing,"Land of tomorrow, your time has come."自由，是的。但是自由的边界何在？今天，并非所有人都在庆祝加拿大的诞辰，不少印第安人甚至把今天当作他们的“国殇”。这不无道理。如果欧洲移民不进入北美，这里将是印第安人的土地。那么，欧洲殖民的历史到底是文明的拓展还是野蛮的侵略？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在今天这样的政治正确主导的禁忌中无法大声回答的问题。自由，绝非没有代价。文明，并不会自然弘扬。如果欧洲移民不进入这个国家，那么这块土地上将是印第安土著的领地，加拿大也不会存在，我们这些新移民也不会来这里。如果我们为加拿大自豪，那么我们必须为殖民正名。正是欧洲文明的扩张和欧洲的殖民使得加拿大的存在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那么我们必须反对加拿大的存在。我和McGill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殖民问题进行辩论，其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我打开世界地图，标出文明的国度……一种文明，以这样的方式，扩张到全世界。她带来的福祉，她裹挟的悲剧，她的伟大，她的卑微，她的仁慈，她的残忍，她的成就，她的失败……我们作为后人，可以随意按照我们选择的视角给予评论。但是，请切记，正是这样的文明，才是我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飘洋过海，义无反顾地来到加拿大的理由。当然，自由确实是有边界的。我们不可能容忍旨在消灭自由的自由。我们看到了那些残忍的恐怖主义者和北朝鲜的国家恐怖主义。它们的失败是必然，但是我们对野蛮的容忍却是我们更长久的敌人。在野蛮的和文明的决斗中，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胜算？回顾历史，在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胜出者不总是文明。野蛮有各式各样，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仇视自由。自由思想和自由竞争，是他们最恐惧的敌人。文明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没有过错，她可以有缺点，她可以犯错误，但是，你坚信，她就是你的未来。不管你如何抱怨，不管你如何恐惧，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可以为她义无反顾背井离乡。这就是文明的魅力。在这个国度，你可以凭借你自己的能力，追逐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国度，你即便一败涂地，依然可以过得有尊严；在这个国度，你即便有过失，也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法庭审判；在这个国度，你即便在陌生之处，人们也不会形同陌路；在这个国度，你不会由于贫穷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在这个国度，你永远可以站着争辩，而绝不必跪着申冤……理由无比简单：这里有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一系列规则。但是，自由是有代价的，那些不想付出代价的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在他的流芳百世的演讲【1】中这样阐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2448年过去了，这个曾经在雅典上空震耳欲聋的宣言并不曾消逝，它掠过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它横扫欧亚美非大陆。它激起的共鸣和回声，历经久远的时间，跨越广漠的空间，依旧回响在这个星球的上空。勇敢的民族，终将获得自由。自由的国度，公民才有幸福。为了这个理由，我们祝福：加拿大万岁！自由万岁！注【1】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本博文章《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二）》对该演讲有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可参考阅读。

梭罗​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然而我们依然生活得卑微，像蚂蚁；虽然神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早已经变成人了；像小人国里的人，我们和长脖子仙鹤作战；这真是错误之上加错误，脏抹布之上更抹脏：我们最优美的德性在这里成了多余的本可避免的劫数。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一个老实的人除十指之外，便用不着更大的数字了，在特殊情况下也顶多加上十个足趾，其余不妨笼而统之。简单，简单，简单啊！我说，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不必计算一百万，半打不是够计算了吗，总之，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在这浪涛滔天的文明生活的海洋中，一个人要生活，得经历这样的风暴和流沙和一千零一种事变，除非他纵身一跃，直下海底，不要作船位推算去安抵目的港了，那些事业成功的人，真是伟大的计算家啊。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我们的生活像德意志联邦，全是小邦组成的。联邦的边界永在变动，甚至一个德国人也不能在任何时候把边界告诉你。国家是有所谓内政的改进的，实际上它全是些外表的，甚至肤浅的事务，它是这样一种不易运用的生长得臃肿庞大的机构，壅塞着家具，掉进自己设置的陷阱，给奢侈和挥霍毁坏完了，因为它没有计算，也没有崇高的目标，好比地面上的一百万户人家一样；对于这种情况，和对于他们一样，惟一的医疗办法是一种严峻的经济学，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生活现在是太放荡了。人们以为国家必须有商业，必须把冰块出口，还要用电报来说话，还要一小时驰奔三十英里，毫不怀疑它们有没有用处；但是我们应该生活得像狒狒呢，还是像人，这一点倒又确定不了。如果我们不做出枕木来，不轧制钢轨，不日夜工作，而只是笨手笨脚地对付我们的生活，来改善它们，那末谁还想修筑铁路呢？如果不造铁路，我们如何能准时赶到天堂去哪？可是，我们只要住在家里，管我们的私事，谁还需要铁路呢？我们没有来坐铁路，铁路倒乘坐了我们。你难道没有想过，铁路底下躺着的枕木是什么？每一根都是一个人，爱尔兰人，或北方佬。铁轨就铺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又铺起了黄沙，而列车平滑地驰过他们。我告诉你，他们真是睡得熟呵。每隔几年，就换上了一批新的枕木，车辆还在上面奔驰着；如果一批人能在铁轨之上愉快地乘车经过，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压过去的。当我们奔驰过了一个梦中行路的人，一根出轨的多余的枕木，他们只得唤醒他，突然停下车子，吼叫不已，好像这是一个例外。我听到了真觉得有趣，他们每五英里路派定了一队人，要那些枕木长眠不起，并保持应有的高低，由此可见，他们有时候还是要站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下了决心，要在饥饿以前就饿死。人们时常说，及时缝一针，可以将来少缝九针，所以现在他们缝了一千针，只是为了明天少缝九千针。说到工作，任何结果也没有，我们患了跳舞病，连脑袋都无法保住静止。如果在寺院的钟楼下，我刚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来，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附近的田园里的人，尽管今天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如何如何地忙，没有一个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说是会不放下工作而朝着那声音跑来的，主要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来，如果我们说老实话，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烧的，因为已经烧着了，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救灭的，要是不费什么劲，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就是这样，即使教堂本身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在为他放哨。有人还下命令，每隔半小时唤醒他一次，无疑的是并不为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为报答人家起见，他谈了谈他的梦。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的重要。“清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注：本文摘自梭罗《瓦尔登湖》。

文：林炎平第十二章  梦醒人间——走向明天 那是一个奥林匹克年的晴朗夏日，我搭船从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来到了爱琴海（Aegean）的艾达（Ida）岛，我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近处是清澈的大海，远方是湛蓝的天空，我的目光从眼前的清澈，移向远处的湛蓝。极目远眺，海天一色。 越过大海向北，是雅典和希腊本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伯里克利的故乡；我的西面，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荷马史诗和奥林匹克的故乡；越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更西面，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阿基米德的故乡；而向东，越过更加广阔的海面，是众多的爱奥尼亚岛屿和小亚细亚，泰勒斯、德谟克里特和盖伦的故乡；南面，是克里特岛，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再向南越过整个地中海，是曾经的古希腊城市亚历山大城，托勒密（Ptolemy）和埃拉托色尼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地方……这些震耳欲聋的地名和人名就在我极目远眺中回响在我的耳边，提醒着我关于古希腊的伟大奇迹。 艾达（Ida）岛没有什么现代的建筑，似乎数千年的时光并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地中海的夏日清风阵阵袭来，这惬意把想象带回到久远的过去，四周的景色从未谋面，却竟似曾相识。我曾经到过这里吗？这个近乎荒唐的念头一闪之间，我突然感到，数千年已经过去，那个奇迹般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些创造了奇迹的伟人早已作古，这里曾经演绎的经典早已步入永恒。 我难以相信流行的宗教教义，但这样一片海洋和土地上孕育出的无与伦比的古希腊文明，让我感到也许冥冥中有神的存在。这里的环境无法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和古希腊文明被赋予了这些特质。世间有的是和希腊相似的大海、岛屿和大陆，为什么只有古希腊的成就举世无双？也许古希腊就是上帝赠予人类理性的灯塔？那么，真的有神灵吗？有，还是没有，都无法证明——正如康德（Kant）所说。和古希腊文明的曾经存在相比，这些都不再重要，古希腊本身就是答案，没有必要再寻求背后的神灵——正如伯里克利的伟大演讲词中没有提及神一样，我们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而不必再乞求神灵的保佑，而只需在心中留一份真诚的神圣。 在海天一色的外面，是浩渺无垠的宇宙空间。那里有着数以百亿计的星系，其中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星系，是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在银河系中有一颗普普通通的恒星和围绕其旋转的几颗行星，组成了我们的太阳系；其中一个极不普通又极普通的行星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地球。 宇宙的空间和时间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尺度，宇宙的年龄大约在137亿年，而宇宙的哈勃半径是137亿光年。但这还不是宇宙的尺度。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宇宙的半径远远大于哈勃半径。亦即，按照“大爆炸”理论，宇宙从尺度为零膨胀到现状的线速度居然超过了光速。这和狭义相对论相悖，但尚不违反广义相对论。如果有一天“相对论”被证伪，那也纯属正常。任何科学理论都只是人类认识旅途上的“里程碑”，而科学精神才是旅途的永恒指南。 如果觉得这太遥远，那么回到我们的太阳系和银河系。对我们来说，太阳系的尺度已经非常之大：最近的天体月球距离我们38万公里，如果以时速100公里驾驶汽车，从地球出发抵达月球需要昼夜不停连续驾驶约160天；如果以同样的方式从地球出发抵达太阳，则需要连续不断驾驶160多年；而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到毗邻我们（4.2光年）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去，则需要4000万年。这仍然是一些无法理喻的尺度和数字，与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那么，让我们把宇宙缩小来看看其相对的尺度吧。 如果把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缩小到1米，按此比例，太阳就是一个直径1厘米的小球，地球和几大行星则变成了肉眼仅可辨别的尘埃，太阳系最外层的小行星冥王星在距离太阳大约40米处。而此时，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还在28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银河系的边缘，还在数万公里以外。这幅大大缩小了的宇宙图景，使我们意识到太阳系和地球是多么渺小。 银河系像一个扁平的铁饼，其直径约10万光年，厚度约1万光年。亦即，10万年前的从银河系一侧发出的光，今天才抵达银河系的另一侧。或者说，从银河系一侧发出的光才走了不到其直径的1/10，人类文明便已从洪荒演绎到了今天。 如果把宇宙诞生之日到今天算作一年，亦即假定，宇宙诞生于1月1日的0:00’00”，现在是12月31日的午夜24:00’00”，那么地球大约是在4月15日诞生的，恐龙是在12月29日（即两天前）的早上灭绝的，原始人类是在12月31日的22:00（即两个小时以前）出现的，而人类的文明史是在12月31日23:59’42”，也就是距离现在18秒前才开始的。 这幅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大大缩小了的宇宙图景，显示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文明时间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这微不足道，就是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全部。在这微不足道之中，人类演绎了悲欢离合、世道沧桑。就是这微不足道的空间和时间内产生的文明却能够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能够了解宇宙的广袤的空间和久远的时间。如此微不足道的文明居然可以如此伟大，令人难以想象。而这正是古希腊文明使然。 遗憾的是，就在此微不足道的空间和时间里，长久以来人类还刻意把自己分成了各种派别，在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彼此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如此在空间和时间上共享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我们，居然还不愿共享一个普适的价值标准？听来匪夷所思，但是从来如此。 人类的纷争在于不能保有共同的价值观，文明的消亡就是这些纷争的终极结果。历史已经自明，但是重蹈覆辙却代代相传。我们尚不能确定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什么武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任何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人类只能使用石头和棍棒了。 也许有人会反唇相讥，为什么我们要认同其它民族的价值观和文明呢？那么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论证我的观点：古希腊文明无疑是人类文明，而我们无疑是人类的一部分，那么古希腊文明也是我们的文明。证明完毕。 华夏许多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源于西方，好像由于此，西方才接受了古希腊文明，而对于华夏所在的东方来说，这就是一个外来的文明，于是就不易接受。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在作为文艺复兴前奏的大翻译运动前，欧洲和东方同样不知道古希腊文明，甚至欧洲比东方更不知道古希腊文明。如果欧洲有勇气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自己的文明，那么东方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类都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还何必以居住在村东头为理由而拒绝村西头的优点呢？ 既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全人类的庆典，那么奥林匹克运动所注释的那个真正的文明内涵，亦即古希腊文明，应当更理所应成为全人类的走向未来的鞭策。 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有普适的原则的。是古希腊文明首次提供了最重要的普适标准。毋庸讳言，科学和民主就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标准，只是有人口是心非。如果科学和民主成为人类真正的共同准则，那么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就不会如此多灾多难。 康德说得不错，对人类来说最不可思议的和最为神圣的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也许我们应该将康德的名言增加几个字：“我们头上共同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共同的道德准则。”人类的价值必须是普适的，就如同科学定律，绝不应随着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异。正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符号书写科学定律，用不同的语言阐述自然规律，但是所表达的实质并无二致。 当我的思绪从太空的无尘黑暗中回来时，爱琴海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碧波荡漾。按照那个大大缩小了的时空比喻，此刻，正是一年最后一天的“午夜”，宇宙刚满周岁，而人类文明才满18秒。午夜钟声刚刚敲响，我们会有明年吗？我们会有明天吗？甚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18秒吗？我们头上无疑是永恒的灿烂星空，但是我们从哪里寻回心中的道德准则？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持续了1000年，我们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吗？面对这现代的流光溢彩和华美外表，我总有一种忐忑和期望，如果我们能够在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仍然保持古希腊的精神文明，那么世界必定如同此时的爱琴海——风和日丽。 好在正如我所信的，古希腊文明是每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同龄人，只要她在我们之中，我们必能，穿过这永远令人景仰的古希腊奇迹和废墟，带着其给予我们的永恒的启示和感召，走过这午夜，走向明天，走向明年。 以古希腊的名义，以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名义，以我们头顶上灿烂星空的名义，我们宣称：“人类文明万岁！”（全文完，谢谢关注）

文：谢志浩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引自《燃灯者》　　 一　　 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认为，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存而不论。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朱维铮，艰难时世，刮垢磨光；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杨奎松、阎步克，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特别是，视钱穆先生为“守旧派”，失之同情的理解。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二　　 百年中国，第一代史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莫过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两位先生的学问合称“罗王”之学。两位老辈，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罗振玉王国维　　 新材料的出现，对新学问的产生，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史的共识。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清末民初，殷商甲骨、西北史地、流沙坠简，明清档案，这些新材料，要是没遇到，怀揣故国乔木之心，志在挽救礼崩乐坏，拥有远见卓识的罗振玉先生，新学问难道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吗！　　 罗振玉、王国维两位老辈，才是百年学术史上真正的“预流”，开启了无数法门。两位老辈心情是古典的，头脑是现代的。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情感，在晚辈眼中，不够搭调，但在两位老辈那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一事实，也许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任何真正的创造，必然是有根基的，这一使命，必须由亦新亦旧的人物成就。　　 第一代史家，生逢末世，振衰起敝，亦学亦政，只是在晚岁，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辈，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落脚，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　　 第二代史家，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大体上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相对于上一代史家而言，多为学术体制内人物。陈垣长期执掌辅仁大学，柳诒徵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吕思勉执教光华大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书，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第二代史家群体，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有游学的经历，但对学历都不是特别挂心，陈寅恪追求学问、不要学历的故事，更是成为佳话。这一代史家，也是亦新亦旧的一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尽管吃住在赵元任家，但是，对王国维先生，别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第二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老辈王观堂难得的知音。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罗振玉、王国维可说是前清遗老，少壮派陈寅恪，则是遗少。很有意思的是，遗老王国维，遇到改朝换代，学术上，依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比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家，民国三十八年，遇到了另一次“改朝换代”，老辈学者，都要从头再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代史家，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大体上出生于1912年前后，可谓“民国婴儿”。这一代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抗战和内战期间，这一代史家获得学术地位，1949年，渐入佳境的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王瑶、赵俪生、陈旭麓，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大体上，1949年，便成为第三代史家的分水岭。这之前，成就了一半，这之后，另外一半，能不能成，要看造化了。1949年，鼎革之际，第三代史家，除了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出走台湾。留在了大陆的，绝大部分，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闪转腾挪，左处右置，到了1978年，流淌在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和真性情，日见其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遇到了全能政治的大时代。　　 三　　 笔者绘制学术地图，对于第四代史家，寄予的温情和敬意，可说最少。现在想来，不够公道。史学家的性格基因，既有超越性，又有时代性。　　 第四代史家，大体上生于1931年前后，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他们还是有些“童子功”，可惜生于忧患。第四代生逢国难，少小漂泊，上大学，赶上国共内战，国共鼎革，院校调整，批判武训、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四清、文革，桩桩件件，无一漏过，堪称“老运动员”，久经考验，沙场老兵。　　 第四代整体特征，无论与上面的第三代，还是与下面的第五代比较，都呈现着特殊的风格。　　 第四代史家，遭遇全能主义政治，受到意识形态的洗礼。谢泳有言：我们低估了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第四代史家知识建构的关键期，从生态到心态，从语言到知识，全方位受到集权政治的耳濡目染。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第四代史家的灵魂，使得这代史家，成为百年六代史家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的学术，紧贴着政治。对部分第四代史家而言，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为“姚文元”式的种子选手，应招成为“姚文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止是一位史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第四代史家与第二代、第三代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第二代史家，既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化世家的根底，自身强大的气场，无形之中，化解不少“意识形态”。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才发现，举国若狂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印证着那句话：人是思想的芦苇。陈寅恪　　 冯友兰、周一良，第二代、第三代很有代表性的大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梁效”的顾问，令海外华人诟病。他们都见证了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大家慢慢理解了冯友兰和周一良。冯友兰反省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了，晚年的冯友兰先生，重新找回自我，海阔天空我自飞。冯友兰话说回来，哪怕知识界永远也不谅解冯友兰、周一良两位先生，冯友兰氏的两部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那里摆着，任谁也诋毁不了。周一良氏，毕竟是书生，1949年之前，依然有很好的学术成绩，比如《魏收之史学》。　　 第四代的幸运和不幸，是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全能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批判，可以说是第四代史家成长的土壤、温度和空气。客观而论，“大批判”成就了不少第四代的种子选手。朱维铮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罗思鼎小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勇敢的态度。　　 第四代史家的特点，在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立论很正大；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上看，遗传性不高，变异性很强。　　 政治敏感度高，使得文章极易泛政治化，这是第四代与生俱来的，历史让他们生活在全能政治的时代，岂是第四代史家自身的“原罪”？　　 这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四代学人依然习惯于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他们的长项啊！第四代，要是不这么干，才让人想不通呢！　　 第四代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学术上“造反”了，一系列的大批判，第四代手到擒来，弄到最后，第四代很少能够懂得敬畏什么，比如传统。　　 朱维铮、袁伟时是第四代史家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位身上，体现着第四代史家的一般特征。　　 　　 朱维铮在复旦大学，曾受教于周予同、陈守实先生。周予同先生，尽管认为经学已丧失了活力，但，老先生对经学史依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朱维铮从周予同先生习经学史，但对经学史，朱维铮已经没有老辈的那种情分，有的是纯客观研究。朱维铮既然对经学史都没有那种情分，所以，看待一代醇儒——马一浮，自然也欠缺一份温情。马一浮老先生，办复性书院，在朱维铮眼中，只是蒋介石的小点缀而已。朱维铮　 袁伟时先生内心，有着和朱维铮相似的理念。两位先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研究，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有才气，有见解，可谓精彩纷呈。袁伟时　　 这一代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传统”在第四代史家看来，可以说是“封建”和“专制”的代名词，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　　 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传统”在袁伟时笔下，是笼统和模糊的。一旦走近，表面的肯定，转换为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在朱维铮和袁伟时这代史家心中，“传统”当然不比“现代”有价值。　　 新时期到来之后，第四代成为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带头人。有人说第四代是过渡的一代，其实，哪一代不是历史的过渡呢？哪一代也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关键看谢幕是否精彩。　　 谢幕，其实就是“知止”，明白自己的局限，才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传帮带，薪火相传。第四代史家里面，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在学术传承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先生带出了很好的团队。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魅力，还有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章开沅带着马敏、朱英，师生之间，切磋琢磨，近代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很是让人羡慕。章开沅　 四　　 第五代史家，出生于1950年前后，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阎步克、杨奎松是这一代史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成长史上，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有着难以忍受的“饥饿”记忆。　　 “红卫兵”和“饥饿”，是第五代史家身上的两大关键词。这一代学者在政治化方面，和第四代学者，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扣帽子，打棍子，本色当行，原本就是红卫兵。第五代比第四代，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饥饿”情结，已经训练出红卫兵异乎寻常的“觅食”本领。　　 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中国难得的政治黑暗和清明时期，都被他们赶上了。这一代，胸中常怀问题意识，业余喜欢与师友聊天，正好碰上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大上“轨道”，历史正好选择了他们成为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这一代人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城市户口的要好一些，农村的孩子，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2005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学术研讨会，放眼主席台，同一年龄段的学者，大陆学者不仅面带菜色，待人接物，似也不如台湾学者从容。细心想来，这就是“饥饿”给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吧！该学习的年龄，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往事可堪回首！慢慢地，这些人琢磨出味道：主事者想出这么一招，并不是出于浪漫的政治想象，而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以为，取消大学招生，致使中国人才断档。笔者，倒是觉得，没有上山下乡，那么，沿着历史的惯性，只是批量生产第四代学者而已，有量的积累，不会有质的提升。事实是，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上了一所别具一格的“早稻田”大学，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得出与文化大革命相反的结论。　　 第五代史家，整体上较第四代深刻，原因很简单，历史给了第五代十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因为有了反省的态度，所以，第五代人，在七十年代初，执着地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中国到底往何处去！　　 “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五代史家，习史之前，有着工农兵的各种历练，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如此特殊的际遇，可谓空前绝后。　　 老大不小的第五代，拖家带口，来到学府，成为“老童生”，得遇第三代学者，这是他们的格外幸运之处。老辈多已古稀之年，否极泰来，终于不用写检讨书了，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带学生，写文章，开会议，创学会，办刊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谭其骧与葛剑雄、周振鹤，程千帆与莫砺锋、程章灿，张岱年与陈来，王瑶与陈平原，赵俪生与秦晖，陈旭麓与茅海建，石声淮与傅道彬，张舜徽与张三夕，第三代带第五代，就在书房、客厅，权且当做教室，一块聊天而已。别小看聊天，此中有真趣！　　 八十年代，学府没有脱贫，才有坊间的议论：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愣是不去，机关和国企，炙手可热的地方，住在憋屈的筒子楼，到底图什么呀？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矣！　　 五　　 绿茶兄来信，希望梳理青年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成长轨迹，不觉讶异：在我看来，一代史家，要到五六十岁，才算成熟，现在是不是有点早啊！静心一想，第六代史家，已然人到中年，再不梳理，他们也都开始变老了！　　 第六代史家，出生于1970年前后。“市场”和“电脑”是这一代人的关键词。1970年代生人，相比六〇后，少了些理想主义色彩，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味道。1992年邓公南巡，吹皱一池春水，第六代很活泛，很自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不长的一段时间，就风生水起。　　 这一代人赶上了历史的巨变，不仅擅长经营自己，还拥有强有力的工具——电脑。作为与互联网共生的一代，第六代有着极为广阔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写作方式，比较互联网化。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从农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跨越的“三级两跳”，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文化的样式，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农业文明通行的“前喻文化”，通过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为“后喻文化”所替代。　　 第五代学者，就生活样式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互联网的史前时期”，因为，这一代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信息的采集和加工，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室和私人藏书。也就是说，老派学者的成长，依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居住在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自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在小地方，图书文献方面，有着先天的限制。　　 网络时代的来临，读书人购书、读书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只有信息化社会，才能够真正做到。网络这种新生事物，走入“七〇后”的生活，并已形成一种心理积淀。第六代学者的成长，就有可能打破“大地方”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很期待，“小地方”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学者。　　  “七〇后”自身，也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互联网史前时期”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确定性，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被彻底颠覆，并有进一步碎片化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学术伦理，伴着阅读的碎片化，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格局，但，并不是说，传统路径就走不通了，其实，更多的时候，传统路径还是很给力的。　　 赵晓力、俞江、叶隽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论文指导老师分别是沈宗灵先生、李贵连先生、陈平原先生；付海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导师是马敏先生；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导师是李文海先生；冯筱才毕业于浙江大学，导师是金普森先生；吴赟毕业于中山大学，受教于吴承学先生。吴飞硕士毕业于北大，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张晖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指导老师是张宏生先生，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名师出高徒，老道理还是不错的。　　 比起第五代史家，第六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板”。第五代成为老童生，一门心思，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老辈，即第三代学者，也是这么想的。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四化”，干劲十足。老辈要把一辈子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老童生，当时的学府，确有几分闲暇和宁静。　　 时下的学府，闲暇和宁静，已成前尘往事。第六代学者发育成长，与导师似已不大密切。成为学术掌门人的第五代学者，今非昔比，课题、项目、基金，基地、刊物、会议、答辩、访学，焦头烂额，目不暇给。最该用心的教书育人，反倒支应差事。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不少读书人，已经把攻读学业，作为功利考量，只要跟对了“大牛”，吃香的喝辣的，滋润的很，应时得很！　　 像张晖这样，将学问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说凤毛麟角，但也不会很多。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徒，充斥学府，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追本溯源，学术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大环境和小环境，学术规制这根弦，越绷越紧。评比、总结、职称，都是杀手锏，指挥着第六代学人，团团转。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就是三年磨一剑，都已经落后了。　　 张晖，这么天才的学者，竟然要一年磨一剑。身体原本就弱，岂能耐得住超强度的劳动！张晖，可说是第六代学者中，最早离世的一位。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是张晖大三学年论文，深得吴小如先生好评。耿直率真的吴先生以为，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也未必有这种水平，徒有虚名的中年学者也未必写得出，因为他们很少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不住冷板凳。　　 张晖之死，带来的不该仅仅是追念，还应该反思学术评价和认定机制。量化机制，实在很害人。身上的绳索不能松绑，头上的利剑不能卸下，那么，第六代学人，就不可能获得宁静和自由，中国学术，则很难走出荆棘路。　　 第六代史家，理当秉承着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信条，通过运用人类学，体悟地方性知识，增进文化自觉，进一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世界何以为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陈丹青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有一次在大学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所谓教养就是细节：1.别人给你倒水时，不要干看着，要用手扶扶，以示礼貌。2.别人对你说话，你起码要能接话，不能人家说了上句，你没了下句，或者一味地说着啊啊啊、是是是。3.有人盯着你看的时候不要直视对方，假装没注意到。4.女人一辈子不能手心朝上向男人要钱花。5.吃完饭退席时说：“我吃完了，你们慢用。”6.给人递水递饭一定是双手。7.坐椅子不要翘起来。8.吃饭要端碗，不要在盘子里挑拣，不要拿筷子敲碗。9.最后一个进门要记得随手关门。10.送人走要说：“慢走。”11.洗了手不要随意甩手，水会甩到人家身上，很不礼貌。12.递刀具给别人要记得递刀柄那一端。13.不揭别人的短处。14.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神不要游移，否则会显得很没礼貌。15.帮别人倒茶倒水之后，壶嘴不要对着别人。16.站有站相，坐有坐相。17.说到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承诺。18.屋里有人的时候，出门要轻关门。19.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20.盛饭或端茶给别人时，如果中间隔了人，不要从别人面前经过递，而要从别人后面绕过递21.学会温柔学会聆听。22.去别人家里，不要坐在人家的床上。23.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24.捡东西或者穿鞋的时候要蹲下去，不要弯腰撅屁股。25.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即使他是错的、也不要先辩驳，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再解释。26.做事情要适可而止，无论是狂吃喜欢的食物还是闹脾气。27.到朋友家吃完饭，要主动帮忙洗碗清理桌子。28.生活中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你不可能与每个人都合拍，但是有一点是四海皆准的：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如何对待你。29.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不要轻易告诉对方你的秘密。30.学无止境，不仅要学书本知识，更要学会怎么待人处事，社会远比你想像的要复杂。31.最勇敢的事情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不要害怕欺骗，但要知道世界上存在欺骗。32.擦桌子的时候要往自己的方向抹。33.打电话接电话第一句话一定要是：“喂，您好！”挂电话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长辈，或者你的上司，那么就等对方先挂了你再挂。如果你自己就是长辈或上司，那就主动先挂电话，别让电话那边的人等。34.不随地吐痰扔东西，如果没有垃圾箱，就拎回家扔垃圾筒里。35.走路手不要插在口袋里。36.不管什么条件下，仔细刷牙，特别是晚上。37.早上一定要吃早餐，没有早餐也一定要喝杯水。38.停车要入位，给别人开车门留好空间，车头向前，方便离开。39.如果是弹簧门，不管是拉还是推，请先出后进。如果身后有人应主动把门扶好，防止门弹回拍到别人。别人为自己开门一定要说谢谢。40.有礼貌应该是对所有人，无论是上司、长辈、餐馆服务员或是路边捡垃圾的老者。

文：玛雅一多年前在纽约，跟法裔朋友皮埃尔谈到普鲁斯特跟圣修伯里，谈从前读过的法国文豪们对我的影响。他说他没时间读老普，但书里的开头几段是他们高中语文课的课文，能全部背诵下来。我过去对法国人是有点偏见的，对他们基本敬而远之。生活中遇见的法国人傲慢冷漠，自以为是的审美，让人神经错乱的爱情，我都希望离开得远一些。皮埃尔是一个例外，虽然上面的这些缺点他全部都有。若不是一个机缘，我们这样南辕北辙的人是不会碰在一起的。那时，我们同样爱上了现代艺术，跟他一起出入纽约各个美术馆跟沙龙。圣诞节他回法国，带回一个惊喜的礼物，居然是《似水流年》1913年的首版书。他说他到处去找有老普签名的，但没有见到。他的家族跟圣修伯里家族相关，我也因他更加喜欢《小王子》。我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心力跟体验深入老普的书。从前我喜欢味浓的食物，喜欢浓烈泼辣的大色块，浓墨重彩的情感，拉丁民族的舞蹈音乐跟诗歌。书放在高高的书架最顶层，每次小心取下来，摩挲这本书，感觉赠书人的温馨体贴，但法文的老旧书页，怎么看得懂？皮埃尔的审美很挑剔，精细微妙，我们是敏感碰上敏感，傲慢碰上傲慢，我敏感的是布料、气味、灰尘、天气、温度跟湿度，他敏感的是数学、器物跟艺术品，稍有不合意的就难过。他会因为长发、舞裙跟舞鞋发脾气，比如他只偏爱某种颜色搭配，喜欢某个形状的盒子，一般是棱角分明的器物，他只对某种艺术品情有独钟，某种器物的形状差一点点，都会让他不舒服。我们沟通用的是一种奇诡的心理密码，obsession是其中的一个数码，理解并不需要太多言语。尖锐的敏感不能承受沉重，折磨直到崩溃。那本首版书也在一次次混乱的搬家中遗失。我的沉迷继续往下，文字上我再也回不到语文老师的八股世界里，粗枝大叶的我越来越陷入细腻华丽的感觉跟艺术，由好奇心带引的沉沦，一直往下。我开始深入所有不明朗的情绪、心理、人物跟性别，游弋在捉摸不定的雌雄莫辨中，读深入了，连作家的性别也模糊了，有一次做梦，梦里的普鲁斯特竟然跟我的表姐混为一人，醒来还能感受他/她皮肤的温度跟纹理。到洛杉矶的某一天，在最污浊的洛杉矶downtown的唐人街里，路过一个狭小破败的老华侨书店，堆积满满的没有次序的书架上一眼看到那7卷本的大书，立刻买下来。真想不到在这样鄙陋的地方，书里的贵族竟然流落在臭鱼烂虾的唐人街，如我一样背运倒霉。痛苦打磨了心，磨成海滩上的细沙，捣研碎了，才开始浸润这句话：“Love is a reciprocal torture.” 在孤独的文化沙漠里，我开始体会”The only true paradise is paradise lost.” 纽约生活逝去的点点滴滴，残留下来的就是失眠之夜跟普鲁斯特的倾心交谈，繁复的文字一下子公开了密码。经历无情的背叛跟反复的情绪，时光把情人们的各种面目糅合在一起，变得浑浊不清，好像白内障的眼睛，爱恨情仇都失去锋芒。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曾经说：“要想读《追忆逝水年华》，先得大病一场，或是把腿摔折，要不哪来那么多时间？”   这话只说到一个方面，不仅是时间，还要懂得爱情五味，长年被病痛囚禁在床的滋味。病苦让你沉沦或者飞升，慢慢地，苦的滋味丰富起来，有了甘草糖浆的甘甜。我再读老普是车祸之后，我定了一张床，就是那种医院里折叠起来能让你躺着看书的那种床。我那时也在担心是否也会跟Frida Kahlo一样再也不能从床上爬起来，谢天谢地，我没有断手断脚，手伤了，从前溜冰跳舞伤的膝盖也长久不愈。大灾大难，大病大痛之后，读书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普鲁斯特这杯酒，原本以为是夏夜甜甜的薄酒，没曾想却是一杯后劲最猛立刻就让人迷醉的苦艾酒。看似古典的美人，拒人千里之外，慢慢认识了，才知道她其实最单纯。老普是个话痨，他大概害怕晚年成为老年痴呆，不停地精雕细刻描述细节，仿佛一停下笔，那些记忆就要飞到其他星球去，他要赶紧用精细的刀工把它们刻成铅字，偏执狂一样地想留住所有的人跟事。仿佛一个收集狂，房间已塞得满满登登，却无论怎样细小的纸片都不让人拿去。他是记忆的守财奴，不让任何细节从指尖溜走，妄想通过记忆完全拥有从前的爱恋与悲伤。艺术上，我是最烦工笔画的了，生活里也最烦啰嗦絮叨的人，而现在他那种细声细气的语调，词语堆积的絮叨成了靡靡之音，反反复复重复一个mantra，渐渐把我催眠，忘记了身上的痛。我是急性子，看书从来都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尾。可老普的书，你无论如何做不到这样。因为下面一章跟这一章并无大区别。原本只想翻找刺激的段落看个大概，可翻来覆去他讲的都是细细碎碎的观察，就是跳到下一本，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老普说话很啰嗦，又喜欢用绕老绕去的长长的复句，一整页是一个句子，常会让人觉得他不知所云。读他需要走暗门幽径，曲径才通幽。细察他的文字带给你的感受，而不是对他的胡言乱语咬文嚼字。他的语言魔法跟乔伊斯是路径不同，但表达的概念是一致的，就是用弯弯曲曲的东西诱惑你进去，如果你有一种进入trance，被砸懵后那种晕眩的感受，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暗道机关必须渗透久了，才恍然大悟，而悟，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到的，必须心心相印。印心，心对接了还不够，必须互相有点压力，感受对方招法的劲道。我是极简主义者。信奉爱因斯坦的名言：如果你不能把事情简单说明，那是因为你根本没弄明白。听不懂他絮叨的时候，我就用感觉去摩挲。很多人不喜欢他长长的句子，听不懂他想说什么，很可能还是病句多多，但如果你把那些句子当梵文来看，shanti shanti几次就进入了。我惊喜，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漫无目的，随心所欲，愿意多长就多长，汪洋恣肆。语文老师又要说这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要是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我一早也是这样写字的。从前给家人的信就是这样写也写不完的。日记在被没收之前也会这样没完没了。被老师痛骂了，才有了痉挛跟拘谨。那么多年的写作约束，那么长时间的身体紧张跟痉挛，身体里一个个block都被老普消融得雪化冰消，笔下的字开始流出来。蚀骨噬心的文字穿透全身，我才知晓男性媚起来才是真正的媚气，出手绵软，却耐力顽强，感情投入跟分寸拿捏到多一分减一分都不行。那种柔和的感觉，仿佛流水涓涓，我不知不觉受影响，刚烈变得柔和，好像被一条条丝线缠绕，再大的情绪波澜都被熨烫得平整柔滑，浑身酥软。 文字不再是束胸衣，教条被打乱。我不必披盔带甲，就能纵横驰骋文字的平原了。 二老普是个励志大师。他那样病弱的人意志力跟精神却超级强健，无惧无畏，能有毅力跟身体来完成这样的巨著。男身女相的性格居然内功强大，面对痛苦，他说：We are healed of a suffering only by experiencing it to the full.  他坐在轮椅里跟一群体能健壮的同行作家马拉松赛跑，原本虚弱的身体，结果还是这个坐轮椅的坚持到了最后，并且遥遥领先于他们。英伦才子Allain De Botton曾写过一本书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普迷们该读读，非常有趣的另类励志书。由他为名字的心理学名词、哲学名词也出现了，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心理测试。老普是个太极大师，巅峰推手，最擅长打棉花拳。他的魔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的。只有经过岁月渗透，慢慢浸泡入骨髓之后才恍然大悟。我籍由他的文字进入禅修、神秘主义，太极跟瑜伽，学习催眠术。原来一切都是相通的。他的书是我的船，老普在河岸的那一边等我渡河呢。他是大魔，他重来复去教我的就只有几个基本招数魔法。完了完了，魔法是不能告诉人的。人人皆知了，还是魔法吗？魔法一是“受苦”。 老普的父亲是法国天主教徒的医生，母亲是犹太富商之女。在天主教跟犹太教里，“受苦”是进入灵魂天堂的唯一路径。灵魂飞升/精神解放经由“苦”跟“虐”来完成。在他的魔法里，爱情在互相的折磨虐待中上升到顶穴，爱情是两条绞缠在一起的蛇，越是缠绕，越贴得近。魔法二是“沉迷”。老普说：If a little dreaming is dangerous, the cure for it is not to dream less but to dream more, to dream all the time.  痴迷，伤害，锁链，这些感受在后面的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捆绑了施者与受者，最后分辨不清到底谁最享受了这高级的待遇。只有拥有、书写记忆的人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是普鲁斯特的主题曲之一。魔法三是“封闭的空间”。在封闭的空间，没有他人言语的介入，想象独立开花，思想在密闭的烤炉里烘烤完整成型，身体各处都能觉知感受，第三只眼开始看到一般情形下看不见的东西。从前不能渗透的奥秘一下子啪啪啪全部打开了机关，通入幽深地穴。深入暗室的玄机之后，一切又回到原点的简单琐碎，了无新意。倒是从前的一点点影子开始越来越深刻清晰，惊讶自己从前执着的激情、热情、obsession都一个个飞到月球。这些文字越来越像一个长年的死囚犯有无限多的时间去回想从前，因他再也无法获得自由，靠咀嚼过往以生存。他被囚禁，也囚禁了读者，我们陷入他营造的反复回旋的时间魔圈。普鲁斯特是文学里的爱因斯坦。他以及同时代的乔伊斯改变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定义。The time at our disposal each day is elastic; the passions we feel dilate it, those that inspire us shrink it, and habit fills it.  科学上的巨大突破也常常伴随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的突破，物理学带动哲学的思考，文学启发了科学的想象，全都相通。两位文豪在文学上的突破跟爱因斯坦对时间的思考同步。人只有思考了时间才开始哲学。科学、艺术、哲学全部又融汇一起。 20世纪初的那几年很神，全世界几个超级脑袋全都在同一时间思考相对的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大约1905-1922年间，老普的创作也同时，1913年发表自费首版书。《尤里西斯》从创作到出版大概在1914-1921。几乎与《似水流年》同步。科学与文学不约而同地对时间的概念进行阐述。画家达利画出了奶酪一样可伸缩可弯曲的时钟。 MIT教授Alan Lightman 写了一本诗意的书，名字叫《爱因斯坦的梦》，我也从这本书里了解了相对的时间的概念。这个事情越想越玄乎的。他们怎么会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都往这个方向走呢？是什么诱发了他们的思考？不得不让人猜想，这世界上的确存在一种汇集的能量，我们至今还无法认知的暗流世界。能量汇集达到某个极限，就洪水一样开闸流向各个领域。普鲁斯特深谙这一时间分裂、聚合的奥秘的。时间片断可以任意剪辑、组合；时间还与心情、人物粘贴起来。这样的小说也改变了阅读习惯，尤其适合我这样乱糟糟乱翻书，没头没尾，风吹哪页我读哪页的懒人。从前的小说是戏剧的延伸，但那一枝杈已经渐渐走入电视剧，里面有人物、情节、冲突。这边这枝分叉是有关身体感觉、心理、时间、空间的，一个新的小说维度打开了。几乎每一篇普鲁斯特读后感都要提到那块让他开窍的饼干。我都要烦死了，但也不得不再提一次，他的这种感受就是佛教里的顿悟。忽然一下子，一切都串通起来。普鲁斯特常让我也有这样忽然觉悟的感受。不执着过去，未来，只关注当下。他的当下就是观察到的细节，他在书写中把过去拉回到当下，一次次来回品咂，他想抓住那些逝去的，得不到的。妈妈的亲吻也好，爱人也好，他用笔死死抓住，刻印下来。我最羡慕的是他有那样一个懂得他的母亲跟外婆，一家人都鼓励他的文学创作。这样的环境、文化熏陶怎么可能不出来一个文豪呢？时光流逝，爱情五味杂陈，伤害与被伤害的感官享受换位，连真跟假也换位了。在the captive这卷中，他写道：Time passes, and little by littl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spoken in falsehood becomes true. 这句话不正是红楼里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法文版吗？亲情爱情、过去未来都抓不住，能握住的只有当下手里的这只笔。

​文：林炎平第十一章  拷问古希腊——当代的自责   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自己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  ——作者 人类真的在数千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我们今天都难以企及的文明吗？随着叹惜和感慨，我们承认：是的，这就是古希腊。她创立了科学体系，诞生了民主制度，她孕育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准则。 但古希腊并非天堂，亦非完美无缺。让我们把古希腊请出来细细拷问，因为我们不想让此时此地输给遥远的他乡和过去。 古希腊有奴隶的存在是其不完美的重要特征。在古希腊，奴隶没有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将人划分成不平等阶层的社会都不能被称作完美的社会。因此，古希腊是不完美的。不过，古希腊奴隶的生活条件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样悲惨。国人曾刻意把久远的过去和遥远的他乡描绘成人间炼狱，以便让此时此地的现实显得容易忍受。但是随着深入了解古希腊奴隶生活状况，我不禁额头渗出冷汗：绝非由于古希腊奴隶境况之悲惨，而是相比之下我的经历更加不堪。 古希腊的奴隶有两种，一种是为家庭服务的奴隶：当一个家庭接受奴隶的时候，必须举行一种仪式，比如把干果甜品洒到新来的奴隶头上和身上，此形式和一个家庭领养孩子是一样的。此后，此奴隶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奴隶死后也葬在这个家庭的墓地里。另一种是为社会服务的奴隶：他们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领域，也包括了经商和金融。 奴隶经营生意的利润在理论上都属于他所服务的对象，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总是把利润的一部分给奴隶。所以才有了奴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前面章节中徳摩斯梯尼讲述的那两个奴隶，他们在银行工作，后来不仅成为富翁，还成为了公民。回想我当初在太行山那“人不如驴”的亲身经历，绝无底气对古希腊的奴隶居高临下。 和奴隶问题相当的还有古希腊的妇女问题。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在本书的附录《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正如伯里克利精辟地论述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古希腊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古希腊社会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于男子，她们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此，在古希腊的民主中，没有妇女的直接的参与。这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但是古希腊的妇女不必裹脚，不必成为男人的殉葬，不必遭受即便近代妇女也难以避免的虐待。妇女可以不从命于丈夫，可以拒绝和丈夫做爱，显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比男人低多少。古希腊社会有钱人家妇女的活动范围通常限于家中，而家境比较差的和奴隶阶层的妇女却为了谋生而抛头露面于社会。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妇女都有自己经常的社交和聚会，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到剧场和男人一样看演出，参加庄严的聚会和仪式。 即便在近代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的西方，其政治权利也来得相当晚。不少欧洲国家的妇女到20世纪后才得到了选举和被选举权。而西方以外的很多国家，妇女至今的境况绝不乐观。 由于奴隶和妇女的问题，古希腊的民主权利就并非人人拥有，而仅属于成年的男性公民。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古希腊的民主就不如今天的民主。现在民主国家的议会由议员组成，他们代表了各自选区的公民，而古希腊的议会（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组成，他们肯定也兼顾了那些不能投票的家庭成员的利益，所以公民大会中的公民类似于现在议会中的议员。在结构上和制度上，现代民主更加精细，也更加完整，但是古希腊的公民大会比现在任何形式的代表大会制度都更直接地体现了选民的意愿，古希腊公民的参政比今天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更认真和更具责任心。 我们还可以指责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理由是他们经常把其它民族说成是“野蛮人”。这显然可以构成今天我们定义的“种族歧视”。 古希腊人确实把自己和所谓的“野蛮人”区别开来，但是在古希腊人眼里，所谓“野蛮人”并非是智力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因此很难说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也许有文化歧视的嫌疑，但是绝非种族歧视。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波斯人》中这样定义了“野蛮人”：他们追求奢侈；不约束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俯首让独裁者统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三条是构成“野蛮人”的最根本的特征，至于民族背景，却并不重要。 和古希腊时代的哲学、科学、艺术、文学的完美相比，古希腊时代的法律显得稚嫩和逊色。后来的罗马人在法律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传统，这是罗马人超越古希腊人的唯一领域。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古希腊在法律上的持续进步。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做法：一人犯法，全家治罪，甚至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古中国也不例外。而古希腊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废除连坐治罪。 德拉古（Draco，公元前7世纪）（图18-1）是古希腊雅典的立法者。当时法律之严厉，令后世的西方从德拉古的名字派生出一个形容词Draconian以形容严酷，这想必出自后世的角度。但也正是这个德拉古用准确的文字将宪法和法律公之于众，并细化了罪行的分类（比如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他也彻底废除了连带治罪，从此仅仅罪犯本人被惩治，而其家人朋友不受牵连。图18-1  德拉古（Draco） 古希腊也有酷刑。有一种酷刑是用桎梏固定犯人的手足和头部，然后弃之不管，直至饿毙。今天看来很残忍，但这和其它民族的酷刑相比，则仁慈了很多。在华夏历史上，炮烙、车裂、凌迟等等，不胜枚举。相比之下，这类似于绝食而死的酷刑就相形见绌了。研究也表明古希腊死刑中可能包括把犯人钉死在十字架和砍头，而类似阉割这样旨在消灭人尊严的酷刑，从未在古希腊出现过，而是东方的发明，包括波斯和古代中国。 我觉得古希腊雅典最不能被原谅的错误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定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由于什么环境和背景，这都足以指明雅典的法律缺陷和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苏格拉底面对指控的答辩词显示了他仍然有权利和机会申诉自己的观点，他当时也可以选择流亡而免予死刑，但是高贵的苏格拉底拒绝选择流亡。 苏格拉底的罪名是用异端邪说教坏了年轻人，但是这个罪名实际上在法庭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当时的雅典对异端邪说的宽容程度从对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的普遍被接受和欢迎中可见一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彩》是一个典型，其剧情是这样的： 一对父子，由于生活方式不对，欠下了一屁股债。于是商量如何应对，此时父亲听说在雅典有一个学校，专门教授知识给“聪明的笨蛋”，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在父亲的建议下，儿子去了那里学习。学的东西不着边际，但是很新颖。他了解到，真正对人类生活起作用的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天上的云彩。并且，一切权威都可以蔑视。正讲授着，雅典最聪明的哲人苏格拉底坐着箩筐由别人抬进来了。学问到手，儿子就回家了，但是还债还是无从谈起，父亲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学到办法，儿子想到了蔑视一切权威的教导，于是推论，既然所有的权威都可以蔑视，那么父亲也不例外，于是他就把父亲捆了起来，痛打一顿，赶了出去。但是债务问题依然如故。 从这个令人捧腹的的剧目可以看到，在民主的雅典，言论自由，苏格拉底由于名声远扬，所以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要想蛊惑人心也实在不容易，树大招风倒是很有可能。苏格拉底自称牛虻，意为用刺痛的方式教育民众。由此看来，雅典人并非圣贤，还是有被激怒的时候。雅典容忍了阿里斯托芬的辛辣讽刺，但是雅典人还是证明了他们不是圣贤。又有谁是圣贤呢？连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诸神也非圣贤。 我们需要把古希腊理想化为完美无缺吗？著名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学者Robert Flaceliere这样说雅典人：“他们的伟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不足，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来粉饰和理想化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确实，雅典人不公正地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但是，苏格拉底自己也是雅典人，作为人来说，世上还有比苏格拉底更伟大的吗？”【1】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民主的典范，但是强大的雅典也奉行了霸权主义和对海外的扩张。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图18-2）更是霸权的典型。如果说亚历山大对于波斯的一些过激做法还情有可原，那么他对于古希腊城邦、诗人品达故乡的底比斯（Thebes）的杀戮就绝难被原谅。不管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对于传播古希腊文明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罪行必定是亚历山大乃至古希腊的污点，被人诟病千年也咎由自取。 图18-2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但是亚历山大在东征中普遍开明的做法使得其大军沿途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毕竟是波斯首先在亚历山大之前侵略了古希腊，因此亚历山大的东征更像是解放者，尤其是对被波斯占领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古希腊城邦来说。亚历山大善待了被打败的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妻女家人，也善待了波斯民众和军人。而他的扩张所随之带去的文明使得他的远征不仅仅是征服，随军东进的自然哲学家不仅带回各种动植物进行研究，而且也带去了古希腊文化。而他所创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随后超越了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在他英年早逝后兴起的希腊化时期，是人类在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最重要的文明时期。 至于雅典的霸权和扩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过程和结果都是最文明的霸权和扩张了。如果后世的霸权都如雅典，也许人类历史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今人还可以指责古希腊的有，古希腊的科学不注重应用，因此没有给古希腊带来本应更加广泛的技术应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科学是否一定要以实际应用来衡量其价值？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科学的力量通常要经过很久的沉淀才可以显现，而古希腊人有这个耐心，因为他们不急功近利。这恐怕难以说成是古希腊的弱点。相反，古希腊科学的非功利特征和古希腊文明的从容不迫也许正是现代人类文明需要回归的本源。 科学进入近代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福祉，也有灾祸。正是科学，使得核能的利用成为可能，一方面，作为能源造福人类，而另一方面，作为武器威胁人类。科学，带领人类告别蒙昧，又让人类面临更大威胁；治愈了许多可怕的绝症，但又制造出众多人为的灾难；赋予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又让人类的任何错误都变得不可宽恕：一场由棍棒做武器的战争，即便竭尽全力也伤亡有限，但是一场核战争，一个错误就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科学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在帮助人类所向披靡的同时，也让人类面临利刃的威胁。当人类庆幸越来越远离洪荒的时候，却陡然发现，终极的灾难是如此近在咫尺。难道我们数千年为了远离洪荒的艰难跋涉终究会变成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吗？ 人类也许必须责怪德谟克里特和古希腊，如果不是他的原子学说和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世界不会认识核能，于是也不会有核武器，不会饱受核威胁。但我们能如此责怪德谟克里特吗？如前所述，古希腊人其实并不急于把知识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生产力，这是一个从现代角度来看的缺陷，但也是一个人类久违了的美德。如果现代社会也如同古希腊那样不急功近利，那样从容不迫，那么我们的科学应用就会审慎得多，于是未必就会有这么多的副作用。 我本想写出古希腊的不足之处，从而说明古希腊并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以此显得公允，也使得具有东方背景的我，心态可以更加平衡一些。在为此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中，逐渐意识到我在做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我在用当代世界最好和最辉煌的成就做标尺来衡量古希腊的不足。但这以今人的标准和眼光审视古希腊的不足之拷问，最终仍然演变成了对我自己和当代世界的拷问。诚然，必须要用今天的社会和准则来搜刮古希腊的不完美，这本身就是对古希腊的褒奖。 在迄今不可思议的物质成就下，当代人可能忘乎所以起来。当顿然意识到所有这些物质成就都来自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正源于古希腊时，我们所有的高傲立即代之以卑谦。数千年过去了，如果除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便利，当代世界少有资本可夸耀自己优于古希腊。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在古希腊的框架中取得的，而所有的麻烦，都是背离了古希腊原则的结果。 和古希腊相比，现代社会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超脱，多了一些现实；少了一些崇高，多了一些世俗。比起古希腊来，当今社会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古希腊不会信奉一个被称作完美的权威，让人类世世代代为了祖先曾经偷吃的一个苹果而承担沉重的罪责，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古希腊不会为虐待妇女制造理论上的依据，比如一些民众所笃信的；古希腊更不曾把公民当作自己权势的垫脚石和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比如所有的近代独裁者所奉行的。古希腊，不曾有过被迫或从被迫演变成自觉行动的蒙面隐形的妇女，不曾有过从未见过选票更不知选举为何事的所谓“公民”。 当我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现代社会时，骤然发现，把我们指责古希腊的不完美之处放大百倍，就是人类社会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这些现代的困难和尴尬不正是背离了古希腊精神的缘故吗？如果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中仍然保有了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我们便不必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科学和民主作为真正的理想和行动准则，就不必有如此困境。 这正是在我，作为当代人拷问古希腊时，来自内心的自责，对此我愕然和语塞，因此我额头沁出冷汗，身上汗流浃背。面对这数千年前的伟大精神文明，我们应该不再将其尚不完美之处作为自我骄傲的理由和自我辩护的借口。在这个伟大文明面前，我们每次试图作为仲裁的努力，都会以更像被告而告终。我们不必追究古希腊社会是否完美，因为古希腊精神已经足够让我们自叹弗如。 于是，我将中止对古希腊的拷问，而转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许，这才是需要我们真正拷问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当今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1】R.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London，Phoenix Press，2002年，第278页（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父亲节，一起来重温鲁迅先生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这篇不朽之作。此文对于今天的父母而言，虽时代变迁，依然发人深省，不乏教益。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 “我吗?”欧 “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欧 “正为那个。”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一九一九年十月（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