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文：钱理群 本文是著名教育家钱理群教授为原深圳中学教师马小平编著的《人文素养读本》所写的序，该书后以《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为名出版。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 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育理想、理念和忧患？ 一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我曾经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的教育，反观为北大输送人才的重点中学教育，有一个让我出一身冷汗的发现：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他们讲起“人文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 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他指出：“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不同的教育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应当反对向青年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而要鼓励以“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和“乐趣”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 ——在我的感觉里，这里的每一点，都击中了当下中国中小学以至大学教育的要害，我们所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知识灌输和能力训练，而完全忽视精神（思想，情感，道德，品格）的教育，不能铸造学生的意义世界的教育，如马老师所说，这样的教育“甚至成了一种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真和童趣，导致了美好如人性的丧失；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掌握各种教学技巧竟然也成了教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的血脉断了，人文精神的核质也没有了”，“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人文意义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 爱因斯坦对教育症候的判断又提醒我们，这样的意义真空，在教育目标上的失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以往上爬，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前述中国中学生的人类文明的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二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抓学生的阅读开始：这不仅体现了“意义的创造，必须回归日常的教育生活实践”（我将它称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更是马老师对中学教育本质与特点的自觉认识与把握。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文化的传承，进行意义的引导，使学生在意义的追寻中实现自己，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教育中成长的本质。 中学生的成长的特点又在于，他们自身的意义世界尽管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却并未成熟，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不可能接触广大的人生世界。这样，阅读，就成为他们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连接的主要渠道。 对中学生而言，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他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才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为学生创造在阅读中寻求生命意义的环境，氛围，让学生“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这是马老师最喜欢引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阅读应该成为处于学习阶段中的青年学生的主要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学生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 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根据自己阅读本书的经验，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中学生们听了马老师的讲解，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马小平老师 “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三 这同时也就回答了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中学生能够接受这样严肃、厚重的读本吗？ 这涉及如何认识青少年，特别是当代中国中学生的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教育对象——这些成长中的中学生们，有真正的理解，正确的估价了吗？我们对中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等智力的潜能，以及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严重估计不足的。喜欢思考“大”的问题，包括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其实是青少年思维的一个特点，他们总是想大事，立大志，说大话，自有一种大气度。他们内心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满怀“没有不可探讨的问题”的自信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这都是人们所说的“少年意气”，是应该竭力保护和引导，而绝不能视而不见，多方扼杀。马老师的《人文素养读本》正是建立在充分估计中学生的创造潜力的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创造力的一次解放。 我们还很少注意和研究当代中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一代人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在享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由之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的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 很少有哪一代像这一代年轻人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精神重负：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难以体会的。马老师的读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对当代中学生的精神欲求的敏锐把握，他也就因此和他的选文一起，走进了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是可以用他的学生的反应作证的。我注意到，本书特地选用了他的学生黄素珍的一篇文章；而我每次读黄素珍给马老师的信，总要引起莫名的感动：“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您的每个智慧的话语，都逼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扣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人文素养读本》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无数的前人，当代人，以及马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血肉铸成的，它满溢着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请也将你的生命投掷其中。然后，所有的人，作者，编者，读者一起，尽享生命的欢乐和自由！ 2011年7月28日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五） 文：林炎平 第三章 古希腊——现代文明的源泉（下） 我曾经以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我对自己的怀疑是从一个很小的学校的很小的图书馆开始的。那是一个砸烂一切的年代，这个设在偏远山西小县城的一个中专学校的小图书馆也许是太不起眼了，并且那里还有不少善良的人们，于是那里的书没有很快遭到毁坏，而仅仅是被关了。 据说关闭的理由是里面都是一些不适合人们阅读的东西，据说阅读后会“中毒”。其实关闭只是照章行事，做做样子。学生是借不到书了，但是教师还可以通融。我父亲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尽管成了“牛鬼蛇神”，但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同类，于是我就有机会被“通融”到这个图书馆里。 小孩子总是喜欢对被禁止的东西感兴趣，去过一次，就有了后面的“经常”。最开始是翻阅小说，后来就开始浏览书架上所有的书。借回家去很难，于是我就不时溜进去看。小说很快就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了，那些有图画的艺术类书对于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我第一次看到油画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油画，但是油画的风格立即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开始对这样逼真的场景、浓厚的颜色和沉重的风格感到不适应，觉得还是中国的山水画好，不会给人以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感觉。因此每次看了油画还要再去看看中国画轻松一下，以证实一下我的看法。 但是这样的结论很快就被动摇了。记得那是我看到俄罗斯画家列宾（Repin）的《不期而至》（也称作《意外归来》）时，不由地被画面震惊了。我从来没有从中国画中得到这样的体验。后来我又看到了列宾的《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们回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来信》（图5 - 1），其感染力让我看了很久，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吸引【1】。他别的一些作品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比如《伏尔加河纤夫》。我那时已经理解了苦难和艰难，这幅画让我热泪盈眶。我后来对于绘画和雕塑的异乎寻常的兴趣应该就始于欣赏这些作品。所以确实会“中毒”，想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无道理。 图5 - 1 列宾画作《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们回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来信》 我后来逐渐知道，这些仅仅是整个西方绘画艺术的一个极小的部分。由于当时可以理解的原因，只有一些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还勉强可以在中国看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绘画直面和正视人生，其和这个时期的其它艺术一样，在理念上回归了古希腊。“人”是这个时期绘画的核心和主题，旨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人间的喜悦和悲哀。我似乎从文艺复兴时期和此后的绘画中看到了古希腊雕塑的影子，听到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台词。在沉重的色彩之间，我看到的是对人类社会的质问，以及对人类良心的审视。这些绘画就如同古希腊的雕塑，让人们从这被艺术家捕捉和想象的凝固的瞬间，联想到这一瞬间之前的漫长的无奈和此后的可能的憧憬。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的题材，我所感受的是一种召唤，一种从无可奈何中解脱出来的对将来的信心。 肯定有无奈，但没有放弃；无疑有憧憬，但没有粉饰；也许有恐惧，但没有躲避。 和文艺复兴的绘画相比，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中国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为无奈而放弃，为憧憬而粉饰，为恐惧而躲避。在最能代表中国绘画成就的山水画中，人所占的篇幅和画卷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人只是艺术的点缀，而不是艺术的主题，更不是目的。 在近代，中国也出现过一些向文艺复兴学习的大师，《田横五百士》是具有人的主题和性格的绘画，难能可贵。但是最后画家也逃离了这危险和痛苦的责问人心的题材，转而以画马了却自己的艺术生涯。国人对于此画家的《奔马》情有独钟，而对《田横五百士》非常冷落。比马更受国人欢迎的是更低级的生物：花、鸟、虫、鱼。于是花鸟画长盛不衰，鱼虫画备受青睐。这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其如此强大，再伟大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只好随波逐流。这令人叹息中国过去的不幸和不争，也让人倍感文艺复兴的艰辛和伟大。 我已经不记得最初是在何时看到维纳斯雕像的，那是一本书中的一帧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古希腊的艺术品，此前我对古希腊还一无所知。但是从那时起，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把中国的传统艺术和西方古典艺术做对比了。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对比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她们之间是不能对比的，不仅是由于她们属于不同的风格，而更是由于她们属于不同的理念。 卢浮宫里还有一座古希腊时期的雕像，那就是《胜利女神》（图5 - 2）。这个作品出土时更加残缺，头部和手臂都没有了。但即便这样，当站在胜利女神面前时，你所能做的就是景仰和赞叹。 图5 - 2 古希腊的《胜利女神》，作于公元前220 - 前190年（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带翅膀的女神站在船头，已经不存在的两臂原本应该是伸展开的，迎面来的海浪和风雨打湿了她的衣衫，使其紧紧贴在身上，造成了几乎裸体的效果，而衣衫依稀可见。石头的雕像可以同时表现衣衫和裸体，如果在看到这部作品之前听人这样说，我很难相信。但是在这部伟大的作品前，不可置信立即让位于钦佩至极。 这部作品让现代巧妙的抄袭立即相形见绌。那个风靡一时的好莱坞电影中的热恋情人站立船头“迎风展翅”的造型，曾经倾倒了世间多少男女老少。而那只是崇高的《胜利女神》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一个功利的抄袭而已。 这样的雕像在古希腊曾经不计其数，但是由于战乱，很多都被毁坏或者被遗弃了。现在留存在世的雕像已是凤毛麟角。古希腊雕塑其实并不仅限于大理石雕像，同时也有青铜铸像，只是几乎都没能留存世间，原因是这些铜在战乱中都被占领者拿去熔化重新铸成兵器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讽刺意义的象征，把作为艺术品载体的铜熔化后铸成战争用的武器。诚然，武器可以暂时征服一些人的肉体，但是艺术却能够征服所有人的心灵。 雕塑作为艺术形式，并非古希腊所独有。我在西安看到秦始皇的兵马俑（图5 - 3），当时非常兴奋，这样的作品也确实可以算作壮举了。这些陶俑和维纳斯以及胜利女神石雕几乎出于同一时期，我很自然地把这些陶俑和古希腊的作品作了对比。 图5 - 3 秦始皇兵马俑，作于公元前246 - 前208年，中国西安兵马俑博物馆 尽管兵马俑就雕塑本身而言，无法企及古希腊的水平，但是我仍然愿意为秦朝的工匠们的技艺喝彩。无疑秦始皇的墓葬非常宏伟，在这如此大量的陶俑背后是数以万计秦朝工匠的创造力和血泪，以及秦始皇的意志和暴虐。如果今天还有人怀疑秦始皇是否施行暴政的话，那么看了这兵马俑和尚未发掘的巨大秦始皇陵寝的时候，就不该再有疑问了。一个统治者在社会生产力那样有限的年代，在这样短暂的统治时间，竟倾注了如此浩瀚的财力和物力，剥夺了当时在世的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他自己死后继续统治的野心和疯狂的幻觉。仅此一点，这些兵马俑就是一个暴政的铁证。 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人的尊严和美的赞叹，而秦朝的塑像在厚重的甲胄下掩盖着对于人本身的压抑。一边是坦然奔放的自由精神，另一边是附庸强权的芸芸众生。一个讴歌了人类对于美丽和理性的崇尚和追求，而另一个表达了为强权牺牲自我和践踏他人的决心和勇气。如果你们注意到雕像的表情，也必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一个是人类自由的理性和美丽，而另一个却是一代暴君的走卒和陪葬。他们虽然出自同一时间，但是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理念。 古希腊艺术品中也不乏表现战争题材的，但即便同样是表达了战争的古希腊雕塑，也和秦朝的截然不同。 我曾经到德国柏林的著名博物馆Pergamon去参观过。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博物馆。帕加马（Pergamon）是古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城邦，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Bergama城附近。一位德国工程师在19世纪发现了那里的古希腊城市遗址。后来这些出土文物都按照当时签订的条约运回了德国。这些雕塑（如图5 - 4）和维纳斯以及胜利女神都是希腊化时期的作品。 图5 - 4 古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城遗址出土的雕塑，作于公元前281- 前133年（笔者摄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 残酷的战争并没有掩盖自由和人性的主题，勇敢的战士为之战斗的和美丽的女神所为之保佑的不可能是集权的统治和非人的残暴，而只能是自由、理性和人的尊严。 正由于那次参观，促使我后来专程去了帕加马（Pergamon）遗址（图5 - 5，5 - 6，5 - 7）。亲历遗址使得我对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陈列理解更深。那是一个建在山巅上的典型的古希腊城市，那神殿、剧场、图书馆和一些民生设施还依稀可见，令人肃然起敬。 图5 - 5 古希腊帕加马城遗址（笔者摄） 图5 - 6 古希腊帕加马城遗址（笔者摄） 图5 - 7 位于帕加马城遗址不远处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遗址（笔者摄） 如果说在艺术上显而易见文艺复兴所继承和发扬的就是古希腊精神，那么更应阐明，文艺复兴在艺术上的复兴是其更加伟大的复兴的一个表象，其更加伟大的复兴就是对于源于古希腊的精神以及科学和民主的复兴。古希腊的艺术作品为其伟大的精神做了非常好的注解。古希腊最伟大的精神，就是她开启的科学体系和创立的民主政治。这些伟大精神的复兴，正是文艺复兴的精髓。有哲人说，“物质尚未出现，精神已经到来。”这绝不无道理。 在许多科学领域，古希腊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具体的贡献，更加是原则和结构上的贡献。古希腊的科学纯粹是精神的，几乎毫无实际用处。为科学而科学，是古希腊科学的特征。科学就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功利。正因为这样，古希腊的科学才会高瞻远瞩，不为当时的实际应用而束缚手脚，从而使得古希腊的科学能够按照伟大的古希腊人的思想发展，而不必拘泥于目光短浅的实际应用。正是这样的完全不拘束于尘世的自由思想，造就了在后来被证明是真正伟大的生产力。欧几里得几何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当时欧几里得在柏拉图创办的学园里教授几何，有一天一个来求学的青年学生终于憋不住，问欧几里得：“这几何到底有什么用？”欧几里得十分生气，把教务长叫来，说：“这个年轻人居然到这里来学什么有用的东西，给他一点钱，让他离开这里。” 不为眼前的应用而学术，这是古希腊有别于其它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本质所在。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都不以实用为目的。那些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富裕，他们也无意追求物质生活。那个时代，伟大的数学家阿波罗尼（Apolloniusof Perga）对于圆锥曲线（也就是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的研究水平之高超，就连现在的数学家也不能出其右。当毕达哥拉斯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国人所说的“勾股定理”）后杀了上百头牛庆贺。可见，希腊科学家对于这些看来不能带来任何功利的学术之重视。 古希腊人认为科学就是应该超越尘世的，它们不来源于尘世，也不服务于尘世。“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这样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求知不是由于功利所诱，也不是为了生活所迫。后世的爱因斯坦（Einstein）的名言“科学就是为科学而存在的”，似乎是来自遥远的古希腊的伟大理性的回响。近代有人如是说，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必须由于经济基础对其有要求和压力才会进步。也许这适用于其它文明，但显然不适用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的学术根本不来自现实对其的要求，在当时也没有现实的服务对象。于是，我们的问题是，古希腊人的学术动力来自何处？必答曰：古希腊人的精神。 不为功利，但求完美。古希腊所追求的完美体现在所有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欧几里得几何只能由古希腊人创造，科学也只能由古希腊人开启，而民主体制也一定只能由古希腊人建立。古希腊人对于完美的追求，在他们的艺术作品、科学思想和民主政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的古代文明还在天圆地方的时候，古希腊人不仅仅已经确信地球是球形的，而且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还成功计算了地球的半径。他计算得到的地球半径值和今天我们知道的准确值的误差不到1％。 当中国的古代文明还在阴阳五行的时候，德莫克利特就提出了原子论。尽管他提出原子论在当时完全不可能有试验证据或者验证，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如此地领先于那个时代的物质水平。这本身也是精神先于物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勾股定理”，早在公元前500多年被毕达哥拉斯用纯粹的几何方法做了完整的证明。七百多年后在公元220年左右，中国的赵爽给出了另外一个证明。虽然赵爽没有使用纯粹的几何方法，但是其证明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当中国的古代文明还在算术时代时，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就已经创立了几何。就是这个欧几里得创立的几何，今天还在我们的课堂上被原封不动地教授。不仅如此，欧几里得几何更多的贡献是在于建立了一个理性的科学系统。在那里，从公理出发，由演绎可以得到我们原来未知的定理和知识。这样一个系统，一直以来都为后世的科学家所景仰。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学科都可以方便地遵循这样一个形式，但欧几里得给予了科学一个完美的典范。 文艺复兴中产生的牛顿力学，几乎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在物理学中的翻版。从牛顿运动三定律作为公理出发，所有的牛顿力学的定理和结论都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出来。这和欧几里得几何从几个公理出发得到整个系统在结构上是一样的。牛顿的伟大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无可置疑就是欧几里得演绎方式的再现。后来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实际上都是按照这样的认识体系来建立的。 欧几里得几何甚至是西方演绎科学的直接原因和典范，因此也是伟大的科学家都出现在西方的一个重要理由。欧几里得几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哲学体系，其赠与我们一种认识世界的极其强大的方式。 这些伟大的科学和哲学的思想直接在文艺复兴以后导致了现代科学。我们现在的科学，都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其根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 和古希腊的科学奇迹相比，另外一个奇迹也应该得到同样的赞美。这就是民主。文艺复兴的必然结果就是古希腊的民主体制的复兴。英国是最早的受益者。在文艺复兴的伟大思想潮流和随之而至的社会观念和生产能力的变革中，英国皇室在内外的压力下把权力交给了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迫，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其直接导致了英国随后的繁荣昌盛，也避免了流血的暴力革命。于是，发祥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把最丰硕的政治成果和经济成果结在了英国。 文艺复兴后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民主改革。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又复辟了。但是民主的努力从未松懈，民主的目标从未改变。峰回路转，逆流困顿，但是前进的脚步却不容置疑。直至今天，我们在欣赏西方丰硕的民主成果时，还可以感受到这个伟大运动冲击的余波。 我有幸经常到欧洲，所到之处我通常不坐车，而是徒步行走，以期感受这巷陌之间的历史韵味和现代气息。特别是在巴黎，在这个文艺复兴后近代民主历程最跌宕起伏的国家的首都，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今天自由平和的气息和曾经步履艰难的经历。从卢森堡宫，到巴黎圣母院，到卢浮宫，到协和广场，经过香舍丽榭大道，到凯旋门，再到埃菲尔铁塔，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在漫步之间。在这些康庄大道和曲折小街里，在这些优雅的塞纳河桥和庄严的建筑中，在别致的咖啡馆和精巧的花店边，无法掩饰的是文艺复兴的余波和古希腊的内涵和影响。 不仅仅是巴黎，所有的欧洲城市，哪怕是历经坎坷的东欧城市，在历经沧桑和饱尝辛酸之后，那令人振奋的依然是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力量。捷克的布拉格如此，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如此，乌克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塞瓦斯托波尔也如此。沧桑巨变，绝处逢生，那精神依然不减，那就是古希腊的价值，人类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诉求和其永不泯灭的道德力量。 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大地重新感受到古希腊时代的民主精神。其实，不仅仅是欧洲大陆，1776年在美洲大陆的那个宣言或许是对于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精神的完美的注解。这样一个宣言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引用，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由被统治者授予统治者权力！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古希腊价值，这是一个除了古希腊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这是一个在文艺复兴中复兴的古希腊价值。对于人的价值的认可，对于所有人和每个人价值的尊重，这就是古希腊的精神。 美国人对于古希腊情有独钟是有充分理由的，其最根本的理由是，美国就是按照古希腊的精神所创立的国家。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用古希腊地名命名的。我刚到北美时曾经困惑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希腊地名，比如“特洛伊”（Troy）、“叙拉古”（Syracuse）、“罗德岛”（Rhodes）、“孟菲斯”（Memphis）等，甚至称作“雅典”（Athens）的城市就有好几个。我后来才知道，美国建国后有一个政策，就是用古希腊的地名命名美国的城市。这是一个象征，也就是美国对于文艺复兴精神继承的象征，也就是美国对于古希腊精神继承的象征。 与其说是一种象征，不如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有人说美国人很骄傲，就是我所在的加拿大，人们对于美国人的骄傲都颇有微辞。美国实在太强大了，有意无意之间都会让别人感到她的咄咄逼人和傲慢。但是美国人也是很谦虚的，他们只是知道应该对于谁谦虚而已。美国的航天计划是一个非常宏大和伟大的创举，尤其是美国人的登月计划。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把登月计划用任何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命名，也没有用基督教有关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了一个古希腊神的名字“阿波罗”，亦即“太阳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波罗计划”命名的理由。 古希腊人热爱阿波罗，他年轻英俊、朝气蓬勃、坦荡正义、阳光热情，一如其“太阳神”的名字。陈列在梵蒂冈的古希腊伟大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被后人称作“Apollo Belvedere”的著名作品（图5 - 8）表现了阿波罗正在征服恶蛇，弓在手中，箭已发出，身体姿态和肌肉张弛表现了怒箭离弦的瞬间。他完全赤裸的身体象征着他无所畏惧前方的艰难险阻，也毫不掩饰地宣告着他自己和人类的并无二致。我们可以说，没有比“阿波罗”更适合为一个伟大的航天计划命名了。 图5－8，古希腊阿波罗（Apollo，太阳神）的大理石雕像，这是古罗马时代按照古希腊莱奥卡雷斯（Leochares）的青铜原作（公元前350－325，已佚失）的复制品，梵蒂冈博物馆。 图5－9，古希腊神阿波罗Apollo头像，作于古罗马时代的公元120－140年间，原作成于古希腊的希腊化时代。此阿波罗的发型令人立即想起梵蒂冈阿波罗雕像（图5－8）的发型。伦敦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一个骄傲的美利坚民族把自己举世震惊的创举谦虚地用古希腊的神来命名，足以看到古希腊的伟大和其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似乎美国人在向世界宣称，虽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美利坚的任何伟大和古希腊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相比，还是不能企及的。 不仅是美国人，欧洲人也同样觉得所有的天文学领域，都应该用古希腊的神来命名。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的太阳系的行星也都是用古希腊的神命名的。 我们在学习数学时碰到的那些符号，很多是希腊字母。只是在希腊字母被用罄后，其它语言的字母才逐渐登场。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比如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具特征的是她的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精神导出的理念——科学和民主，进而，是由这些精神和理念衍生的一个原则——公民。 不管是哪个古老的文明，都不曾具备这些精神。中国亦不例外，不管中国文明是否有过断层，这些精神都不曾出现在过去的中国文明中。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民主精神，在数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中，或者血流成河，或者万马齐喑，人民永远匍匐在地，而朝廷从来高高在上。人民唯一知道的，是在苦难中祈盼救星和青天大人，这美好的愿望从来都不曾变为现实。即便揭竿而起，最后也只能是换了朝廷，换不了制度，于是人民依旧匍匐在地，朝廷依旧高高在上。朝廷奴役人民的决心，和人民对被奴役的认可，使得中国这个稳定的怪圈颠扑不破。 中国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科学精神。从诸子百家开始，国人缺乏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对质疑的宽容。我们喜欢声称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理，而从来不追根刨底。我们也没有构成任何科学的系统，也许有一些离散的有科学意义的工作，但是绝大多数仅仅可以称作技术，而不是科学。我们太在意实用，一切都从今天是否会有用出发，甚至明天才会有用的东西就不会感兴趣，更加不要说那些看起来根本永远不会有用的东西，比如古希腊人的哲学和科学。 由于没有这些精神和理念，也就从来没有公民的概念。中国有黎民、子民、臣民、良民，暴民，顺民和刁民，但从来都没有过公民的概念，也没有过培养公民的制度。或者俯首帖耳，或者揭竿而起，或者碌碌无为。被压迫时逆来顺受，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在奴才和主子之间变换着角色，却不能做一个平等的人和一个公民。一来是统治者从来不允许如此，二来是被统治者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古希腊的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理念（科学和民主）以及原则（公民），对历古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屠龙之术。然而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却影响着几千年后的人类文明，让今天的我们仍然继续受惠，不仅仅如此，她还是一个永远和时代同行的文明。科学和民主，从诞生于古希腊开始就从未老去，她们也许曾经销声匿迹，从当时社会的视野中消失，在当时人们的理念中忘却，但是她们从不衰老，当再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时，依旧青春健康，风姿绰约，让人不得不感到，老去的可以是我们自己，而绝不会是她们。因此，一个懂得古希腊的人很难把她比作母亲，尽管她孕育了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由此而来的物质文明。古希腊，她不可以是我们的长辈，她必须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的同龄人，她必须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同龄人，她永远是年轻人的同龄人。 古希腊应该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就如同米洛的维纳斯的雕像——崇高永恒，青春永驻，美丽长存。她的宁静和坦然，给予我们永远的自信和依托；她的健康和美丽，给予我们永恒的鼓励和目的。 因此，面对着古希腊的废墟，我不由地会想起拜伦的《雅典的少女》【2】中的诗句，虽然已经不记得诗的每一行，但是仍然感到这是对于古希腊的最恰当的词句。 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分别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还给我！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那你就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离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雅典的少女啊，我走了：想着我吧，当你孤独的时候。虽然我向着伊斯坦布尔驰奔，雅典却留住我的心和灵魂；我能够终止对你的爱吗？绝不！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这是拜伦诗中第一节和第四节，全诗共四节。诗的原文是英文，但是在每节的最后一句都用希腊语写成：“Ζωή μου, σᾶς ἀγαπῶ”（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我不知道拜伦诗中的少女是否真实存在过，或许是真实的，或许是虚构的，这并不是我需要考证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拜伦虽为英国人，却一生为希腊而奋斗。他不是为了一个和自己看来并无关系的民族，而是为了一个文明，一种价值，一个人类共同的文明，一种人类的共同的价值。从拜伦为希腊而殚精竭虑肝脑涂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笃信，拜伦在诗中用希腊语说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3】也一定指他热爱的希腊和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只要你理解了她，你就会认为她和你息息相关，而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当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回来的时候，应该审视在东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地区，这就是中国。我知道，像我这样在东方和西方都生活和学习过，对这两种文明和文化都很感兴趣，并且给予足够思考的人，应该责无旁贷地对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给出恰如其分的比较和评价。 我对于政治制度本身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政治制度背后的社会精神和文化内涵。任何政治制度都是暂时的，而精神和内涵却是久远的。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和内涵，就会最终造就什么样的社会和现实。 于是，让我们从精神文明开始说起吧。 【1】很多年以后，我回头再来思索这幅作品的时候才理解我当时的“为什么”。那是弱小无辜对强大丑恶的无所畏惧的蔑视，是敢于用幽默和调侃对待迫在眉睫的危难的勇气。那个几乎占据了画面中心的光头，虽然面部完全背对观赏者，因此只能猜测他的表情，但你完全可以从其他首领们各异的神态和场景想象他的表情——很可能，他所表达的，就是你梦想表达却不敢表达的。 【2】“Maid of Athens”，拜伦创作于1810年，原文是： 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 Give, oh, give me back my heart! /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 Keep it now, and take the rest! / Hear my vow before I go, / Ζωή μου, σᾶς ἀγαπῶ. (希腊语，读作：Zoë mou, sas agapo) By those tresses unconfined, / Woo'd by each Aegean wind; / By those lids whose jetty fringe / Kiss thy soft cheeks' blooming tinge; / By those wild eyes like the roe, / Ζωή μου, σᾶς ἀγαπῶ. By that lip I long to taste; / By that zone-encircled waist; / By all the token-flowers that tell / What words can never speak so well; / By love's alternate joy and woe, / Ζωή μου, σᾶς ἀγαπῶ. Maid of Athens! I am gone: / Think of me, sweet! when alone. / Though I fly to Istambol, / Athens holds my heart and soul: / Can I cease to love thee? No! / Ζωή μου,σᾶς ἀγαπῶ. 【3】“Ζωή μου, σᾶς ἀγαπῶ”，拜伦在这里选择了“ἀγαπῶ”（agapo）表达“爱”。在古希腊文中，“爱”有多种，“agapo”用以表达神圣的“爱”。此外还有“Philia”，用以表达平等和公正的爱；“Eros”，表达情爱，等等。见本书第9章（自由平等博爱）中的阐述。因此可以理解，拜伦表达的爱超越了情爱，是神圣的爱。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四） 文：林炎平 第三章 古希腊——现代文明的源泉（上） 雅典的少女啊，我走了：……雅典却留住我的心和灵魂；我能够终止对你的爱吗？绝不！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拜伦古希腊的伟大在于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对于理性和公正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对于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作者 我们今天熟知的现代文明是从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从近代科学开始的，而近代科学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社会脱离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起点。在文艺复兴和古希腊文明之间，横亘着一个漫长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本身和物质文明没有直接的关系，她既不以物质利益为目的，也不因物质利益而起源。那是人类本身的一次再认知，是对于人类价值的一次重新的思考。之所以说她是一次“重新”的思考，那是因为，她是对于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虽然我们至今难以界定这场运动的发起时间，也难以确定其发起人，但是这都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文艺复兴既没有明确的开始时间，也没有明确的发起人，只是后人回首历史时才发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才称之为“运动”。重要的是，她对于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是如此真实地存在过，对于今天的文明是这样深刻和久远地影响着。 “文艺复兴”这个中文译名其实不太准确，容易让人误解为只是一个艺术上的运动。其词源本是一个拉丁词“Renaissance”，直译为“重生”“再生”，意思就是“古希腊的再生”。所有的欧洲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荷兰语都直接采用了音译，即相同或者相近的拼写。艺术，仅仅是这场伟大运动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表象和侧面。事实上，这是一场思想运动，一场名副其实的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古希腊精神的运动，从学术、思想、科学、艺术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全面向古希腊学习。文艺复兴所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的传统和价值。 曾经经历了数千年鼎盛（其中不乏曲折）的古希腊文明在古罗马兴起后逐渐走向衰落，其彻底消亡则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古罗马的征服。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死于古罗马士兵的剑下，成了文明被野蛮征服的象征。 不过，古罗马的统治还不是古希腊文明消失的主要原因。其实，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古罗马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在文化上，却是古希腊征服了古罗马。古罗马几乎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古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已经由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城【1】。当时在亚历山大城还有许多古希腊学者，比如刁潘都（Diophantus）、盖伦（Galen）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朝代上已经属于古罗马时期，但是在文化上，他们仍然属于古希腊。不幸的是，古罗马在政治和军事上虽有非凡的天分，但在科学和哲学上却是实足的低能儿。伟大的古希腊遗产在古罗马手里逐渐被丢失和遗忘。古罗马没有能够在文化上发扬光大古希腊的传统，而只能无可奈何地逐渐将她淡出。 最后摧毁古希腊文明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公元4世纪到6世纪，古希腊文化的最后堡垒亚历山大城不断被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焚烧和洗劫。最后在公元640年伊斯兰教徒彻底焚烧了亚历山大城的希腊著作。当哈里发奥马尔（Umar）被问及是否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希腊著作时，他的那句臭名昭著的回答至今让人义愤填膺：“那些著作中如果《可兰经》中已经有的，我们就不需要它；而在《可兰经》中没有的，我们就更加不需要它。”因此，所有的著作都被烧毁了。当时的著作书写于纸草和羊皮上，没有立即被烧毁的也随后做了燃料，结果亚历山大城的公共浴室在此后半年都几乎不需要别的燃料。 古希腊文明被贴上“不信上帝”的标签，被斥为“异教徒”的产物，然后被那些自称为“上帝的子民”彻底摧毁了。在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正义和邪恶的角斗中，并不一定总是文明和正义获胜，许多时候野蛮和邪恶也会占上风。这是人类的不幸，这样的不幸，并不始于亦未终止于古希腊文明的消亡。此后的人类历史中，类似的野蛮对于文明的征服不乏其例。具有这样象征意义的是，狂热的基督教徒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女数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公元370－415，图4-1）也就是图4一2中左下方的那位女性。这次，古希腊就没有在被古罗马征服时那样“幸运”了。如果说，古罗马仅仅在物质上征服了古希腊而在精神上拜倒在了古希腊脚下，那么，这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要在精神上彻底消灭古希腊。 图4-1 古希腊亚历山大城的女数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 从此，欧洲进入了漫长的黑暗年代。原本古希腊已经知道的大地球形甚至相当准确的地球半径被犹太教的天地概念所取代，天变成了锅扣在了扁平的大地上。尽管后来基督教接受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宇宙模型，但是托勒密的理论又被迫赋予了宗教的含义。整个社会距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了。 于是此后将近五百年，宗教取代了科学，神权取代了民主。渐渐地，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古希腊文明曾经存在过。11世纪大翻译运动兴起，大量被毁坏和禁止的古希腊著作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翻译为当时欧洲流行的文字。这时欧洲人才逐渐认识到，原来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却灿烂辉煌的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由此拉开了序幕。 历史是这样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价值：公元500年以前，希腊化地区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的领先显而易见；而公元500－1200年，穆斯林世界和中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超过了西方，但是文艺复兴后，西方就一骑绝尘了。而公元500－1200年正是古希腊文明在西方被扼杀的时期，而公元1200年正是这个伟大文明再生的开始。这绝不是巧合，正是古希腊的精神文明在西方被接受的状态决定了西方世界在物质文明上的地位。 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点滴进步都源于物质、依靠物质、为了物质，而人的思想和精神文明只不过是物质文明的一个表象。这样的阐述过于功利，更不符合实际。特别是对于国人，这样的理论更加有害，因为这样的理论将给予本来就崇尚实用的国人以更多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更加彻底的自私和拜金主义。 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说明存在先于意识。但是在改造世界的时候，则一定是意识决定存在。只有精神的解放，才有创造的力量，才有物质的结果。你不可能想象一个思想上仅有茅屋窑洞意识的人会有能力建造一座宫殿；你也不能想象一个满脑子独裁的人会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解放导致物质进步的历史。人类的物质进步仅仅是由于人类的精神解放而创造的文明的一部分。 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最不功利的文明，她距离人类日常的功利有相当的距离。和别的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更像是脱离尘世的文明。古希腊所创造的科学和哲学，在当时几乎没有实际用处。如果把尘世比作土壤，那么别的文明像是土壤中生长的植物，虽有草本与木本之分、矮小与高大之别，但是，它们都扎根于尘世，来源于泥土。而古希腊文明却像是照射于这些土壤和植物上的阳光，吹拂于其上的清风和泼洒于其上的雨露。很难想象古希腊文明是从尘世中诞生的。 文艺复兴要光复的正是这看似毫无实际用处的精神文明。人类在寻求自身价值和精神解放的长久和艰难的旅途中发现了自己对于古希腊文明的认同和共鸣，认识到这是人类寻求的理性和光明之所在。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城市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很快，这个运动就开始在欧洲蔓延。中世纪的神权退却了，古希腊的人本主义重新深入人心。应该指出的是，宗教并没有在这场思想革命中消亡，而仅仅是逐渐退出了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宗教本身也得以进化。今天的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其它一些分支）已经变得理性和宽容，和中世纪的它们不可同日而语。 从文艺复兴来阐述古希腊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古希腊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是如此的直接和不容置疑。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拉斐尔（Raphael）、达·芬奇（Da Vinci）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贴切地表达了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及其古希腊渊源。 1509年，文艺复兴正方兴未艾时的伟大画家拉斐尔（1483－1520）在他26岁时创作的不朽名作《雅典学院》（图4－2）可以被视为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最直观的诠释，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文艺复兴”。 图4-2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作于1509年，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在这幅画中，拉斐尔没有写实，而是把古希腊许多不同时代的先哲放在了同一个时空里。画中人物的精确考证并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可以有理由猜测画面中有：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托勒密（Ptolomy）、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第欧根尼（Diogen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希帕提娅（Hypatia）、芝诺（Zenoof Elea）、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等等。其中的托勒密和希帕提娅是希腊化时期的人物，比同在画中的柏拉图分别晚了大约五百年和七百年。 显而易见，拉斐尔讴歌的是古希腊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和繁荣。有人说，大学是中世纪教会的产物。其实不然，大学的形式应该在柏拉图的时代就产生了。柏拉图的学园（公元前387年至公元529年，历时九百多年），就是大学的雏形。柏拉图的“学园”和雅典“学院”其实在希腊语中都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也就是今天的英语单词“Academy”（学院、研究院）的词源，是直接从希腊语的发音拼写过来的【2】。 然而古希腊的学术绝非某一个学园可以包括或者容纳的。她在空间上的广度和时间上的长度都远远超出了任何有限的学园可以界定的范围。因此，聪明的拉斐尔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古希腊的伟大人物放在了一起，让《雅典学院》这幅画作向他崇敬的古希腊致敬。或者说，以此体现了他所在的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古希腊时代的崇敬。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向另一个伟大时代的致敬。 伫立在罗马梵蒂冈博物馆中的拉斐尔这部伟大作品真迹前，我暮然觉得“文艺复兴”清风带着古希腊的神韵迎面袭来。浏览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其博物馆对我这样的“不速之客”绝不轻松，那今天看似平和宁静的后面，是当年曾经的剑拔弩张。五百年前，在这个基督教首都试图复兴曾被其称作“异教”并且摧毁的古希腊文明，想必艰难困苦。是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摧毁了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却在梵蒂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基督教在远见卓识者的率领下进行的改良减轻了其早先的罪过。五百年后的今天，梵蒂冈一则迟到的对伽利略（Galileo）的道歉，难说发自内心，更像迫不得已，反映了其对“文艺复兴”当年的寸土不让，以及今日的无可奈何。“文艺复兴”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宽容，并没有对基督教进行复仇。 梵蒂冈每天“香客如云”，穿梭于保守的基督教宗旨和进取的“文艺复兴”理念之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之间的势不两立和不共戴天，终于由于古希腊与生俱来的宽容和基督教后天被迫的让步，而导致了两者在“文艺复兴”后的共存，直至今天。毋庸讳言，古希腊不需要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却不得不用古希腊支撑其门面，丰富其内涵。一个不供奉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基督教，只能煽动一些暴民和愚民，此后便分文不值。雅典和耶路撒冷代表了天壤之别的两种文化，不幸的是，耶路撒冷摧毁了雅典；可叹的是，雅典却拯救了耶路撒冷。如此以德报怨，只有古希腊文明可以做到。拉斐尔用整面墙作为了他的画布，将雅典的伟大、睿智、宽容和坦然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永恒地宣布在这里。 对于拉斐尔和文艺复兴来说，雅典的学术场所典型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古希腊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造就了这么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在于其创造的精神成就，更在于这样的事实：这些对于其它民族来说永远无法企及的伟大物质成就还仅仅是古希腊伟大精神成就的注释。 ——古希腊的伟大并非在于她创造了多少宏伟的建筑，尽管她确实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让后世反复复制的建筑。 ——古希腊的伟大也不在于她曾经打赢了多少战争，尽管她确实以她的力量征服了广大的地区，创建了庞大的帝国，留下了教科书式的战例。 ——古希腊的文明也不在于她生产了多少物质产品，尽管她确实使得她的人民丰衣足食。 ——古希腊的文明也不在于她进行了多少贸易，开拓了多少通商口岸及陆路和海上的商路，尽管她的商业和贸易非常发达。 ——甚至，古希腊文明也不在于她所创造的精妙绝伦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尽管她确实创造了登峰造极让后人自叹弗如的艺术。 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引以自豪，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古希腊却拥有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对于古希腊来说还仅仅是她的真正伟大内涵的一些注脚。 古希腊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对于理性和公正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对于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科学和民主，也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话题。因此我们还是先回到比较轻松的和直观的艺术话题吧，在艺术之后，我们将引出科学和民主。其实，艺术话题也并不轻松。 巴黎的卢浮宫，其古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的作品陈列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这很自然令我流连忘返。几乎每次到巴黎，我都会尽可能去卢浮宫看看。里面有两部作品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两位和拉斐尔齐名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历程。 米开朗基罗（1475－1564）作于1513－1516年的雕塑《垂死的奴隶》（图4－3）是这位天才艺术家众多作品中的一个，虽然不如他的西斯廷天顶画那样著名，但这是更为写实的作品，也少了宗教色彩。艺术作品在文艺复兴中逐渐远离宗教，而更加接近世俗。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也都有不少和宗教有关的作品，但是那个时候的宗教作品也显得人性了很多，体现了宗教本身在文艺复兴中经历的渐进式改良。 图4-3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垂死的奴隶》，作于1513-1516年，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米开朗基罗的《垂死的奴隶》和稍后将提到的《米洛的维纳斯》这两个相隔几乎两千年的作品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了人类的痛苦和美丽。人性的光辉在这巨大的反差之间闪烁，给予后世的人们以深刻的精神感悟。雕像没有背景也没有陪衬，唯一的主角也几乎没有衣着。不经掩饰也毫不做作的人的形象，似乎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源于古希腊的象征的再现。“人，只有人”，雕像本身似乎就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内涵。 古希腊文明相信，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就在于其对于精神的向往超过了对于物质的追求。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作品为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和统一提供了有趣的例证。值得指出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哲学概念也来自于古希腊，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5－475）首先提出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两个奴隶中的一个的一些细节尚未完成（图4－4），可以显见雕像颈部的雕凿痕迹。这似乎是作为精神的艺术家的思想和作为物质的大理石之间进行的搏斗和商榷。本来毫无生机的大理石，经过艺术家的思想和双手，变成栩栩如生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艺术品。精神和物质的争论在这里戛然而止，意识决定存在不言而喻。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搏斗，一个精神挣脱桎梏的搏斗。作品的本身和制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似乎就是那个伟大时代的象征。 图4-4 《垂死的奴隶》中未完成的一个，颈部可见雕刻阶段明显的凿痕（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而卢浮宫里陈列的达·芬奇（1452－1519）在1506年作的《蒙娜丽莎》（图4－5），则用一位普通夫人自信的微笑和坦然的姿态告诉了人们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油画《蒙娜丽莎》，著名得在中国都几乎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到巴黎旅游如果不去卢浮宫那就等于没有到过巴黎，如果没有看到《蒙娜丽莎》的画像，也就如同没有去过卢浮宫。于是，旅游巴黎的节目必然包含卢浮宫和《蒙娜丽莎》。 图4-5 达 · 芬奇的《蒙娜丽莎》，作于1506年，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蒙娜丽莎》画像曾经在1911年被人从卢浮宫盗走，两年后失而复得。这是一个奇迹。这样的稀世珍宝能够被窃贼从这么戒备森严的博物馆里偷出去本身就不可思议，然而后来全世界的刑警通力合作把此稀世珍宝完璧归赵更加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防止再被偷盗，卢浮宫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防范措施。同时为了防止作品被过分观赏而接触过多的二氧化碳，卢浮宫在不久前为《蒙娜丽莎》画像几乎专门开了一个展厅。偌大的展厅里一面大墙就只展示这一幅作品，俨然让另三面墙上展示的也堪称伟大的作品成了陪衬。和簇拥在《蒙娜丽莎》画像前的人群相比，欣赏对面墙上的富有宗教含义的巨幅油画的人数就显得少了很多。 《蒙娜丽莎》作品本来就不大（77cmX53cm），又在整面大墙衬托下，显得更加小了。这是一位意大利妇人的半身像，背景是淡化的自然景色，夫人安详地微笑着。和达·芬奇另外一幅作品《最后的晚餐》相比，这幅作品的尺寸要小得多，但是名气却要大得多。 仅仅从技巧上和人物的形象上是无法解释这幅作品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画中人物本身当时并不著名，且没有惊人的美丽，也没有豪华的社会背景，绘画的技巧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特殊，色彩的运用也和当时的油画没有太大区别。因此有人会觉得也许是达·芬奇的名气太大了，他的画也就如此著名了。 其实把这样一幅作品和达·芬奇所在的时代割裂开来，便难以评价其价值。达·芬奇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如日中天的时代。同样在卢浮宫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艺复兴早期以及和达·芬奇同时代的作品。如果观者有心的话，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文艺复兴以前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中通常充斥着宗教内容，圣母、圣子、天使、天国等。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基督教的内容和价值。如果在卢浮宫中按照时间顺序反复欣赏，就会愈加体会到《蒙娜丽莎》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独特意义。如果能够把这幅作品和在其三年后由拉斐尔完成的《雅典学院》一起欣赏，就可以更加确切地感觉到古希腊对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那是一个宗教和世俗争夺政治权力的时代，那是一个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代，那是一个回归理性的时代，那是一个重新回到古希腊价值的时代。第一次，一位普通夫人出现在一幅大师的作品上。当时已经年届五十、历经沧桑的达·芬奇通过《蒙娜丽莎》向世人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向世人公布了这样一个宣言： ——即使没有教廷，我们也可以微笑得如此自信；——光明的世界和自信的人类并不需要教廷的主宰。 这应该才是《蒙娜丽莎》如此著名的理由。数百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忘却了这幅伟大作品的历史背景，也忘却了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后，我们才有了后来的艺术创作风格，比如卢浮宫中许多反映人文主义精神的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蒙娜丽莎》，则开启了这个艺术时代的先河。 达·芬奇本人就是文艺复兴这个伟大时代的一个缩影。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过非常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个出色的艺术家，同时还是数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解剖学家、发明家，他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光学、植物学、动物学、人体生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以及机械设计、土木建筑、水利工程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或发明。我曾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观过达·芬奇工程展，他设计的飞机模型给我很深印象。要知道，他的时代距离真正的飞机诞生还有四百年的漫长岁月。他设计的飞机后来被证明是可以飞翔的，只是在达·芬奇的时代无法实现，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动力。 文艺复兴的艺术和古希腊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看看古希腊的雕塑《米洛的维纳斯》（图4-6）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图4-6 古希腊的《米洛的维纳斯》，作于公元前2世纪（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作者特意让作品中的人物稍稍倾斜和扭转一点，似乎在依靠着一个并不存在的物体，因此全身的肌肉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长巾即将落地的瞬间，女性的妩媚更加彰显又不失含蓄。作品中女性坦然和安详的神态、高贵和圣洁的表情，给予观赏者以崇高的感受。这尊雕像所代表的古希腊女性一直是整个西方对于女性美的标准。如此标准，也完全可以被中国人所接受。 维纳斯在希腊称作阿芙罗蒂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古罗马被称作“维纳斯”，后人也跟着如此称呼。由于这尊雕像的发现地是希腊的米洛岛，于是就被称为《米洛的维纳斯》。在发现时就是这样残缺的，许多人考证过她的手臂原来是如何雕塑的，但是没有人胆敢去复原她。 即便你就是从来不知道古希腊文明，当你看到维纳斯雕像的时候肯定会感到震惊。即便是对于我这样的对于这尊雕像的照片和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看到这真迹时，仍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3】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文艺复兴所复兴的艺术，就是古希腊的艺术。文艺复兴后的作品逐渐把人放在了艺术的中心。 【1】 Alexandria，古希腊城市，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现在埃及境内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地中海入海口。 【2】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院的古希腊原文是“Academy”，取自古希腊英雄的名字“Academus”。今天英文和西方文字中的学院“Academy”就源于此。 【3】这也是我后来寻访到位于小亚细亚腹地的“阿芙罗蒂特城”的原因，在书中稍后将提到这个古希腊城市的遗址以及其照片。

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 文：叔本华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学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的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示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有之。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肴于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惟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泡沫掌声与激动的舌头 文：王开岭 一 闻一先生有篇《掌声与决议》，其中写道： “看多了苏联历史上的档案，掌声两字在我眼前出现的次数如此频繁……其频率大概只有电脑才统计得出来。领导人讲话的记录稿上（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莫不如此），到处都是‘掌声’。每一段，甚至每隔几句都用黑体字注明：‘掌声’。尤其领导人发出呼吁，喊口号或讲话结束时，那就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场起立，高喊乌拉，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里的掌声并不是两掌相击发出的声音。在这许许多多而又雷同一致的会议上，掌声成了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发出的声音。”（《读书》，1998年第11期） 绝对的权力需要绝对的“拥护”作底气。绝对的统摄需要绝对的“一致”作护身。 这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浮载的，不是别的，正是虚假的皂沫真理，气泡吹出的满分。 可政治家偏偏迷信这圆满，迷信这虚构的蜃景，迷信这荒唐的民意测试。他要看到一张张雷同的答卷，填满预期的“标准答案”——那答案从不保密，更无须动脑筋，只要懂点利害常识和为臣之道即可。 虽然此掌声与心灵无关，全然工具所为，类似蜂箱、扩声器和电子合成的音效，但政治家要的就是这阵势，这排山倒海的群啸和震耳欲聋的音量，令之陶醉不已，除了壮胆，更为唬人，震慑异己。 一个时代的灾难，正是在惊人一致的“坚决拥护”下受孕的。 一个最坏的决议，正是在不加思索的“全体通过”中分娩的。 盛大的泡沫，制造了巨大的价值陷阱和灵魂黑洞。泡沫多深，消耗与虚掷即多大。德意志陷进去过，俄罗斯陷进去过，大中华陷进去过……一个民族的文化能量、智识、伦理、操守，几代人的生命、青春、尊严、激情，即被粉碎在一架架疯狂的政治涡轮下，溅着血光和肉沫，伴着绝望与呻吟。 泡沫一词除了“虚妄”，还有另一层寓意：“掩体”。 泡沫环境中，灵魂的视力最差，仿佛洗衣机里的衣物，彼此难辨，没有方向、形状和颜色，脸重叠脸，屁股重叠屁股……而最大最真实的内幕是：脏！泡沫正是最藏污纳垢之地。 对于苟且贪安者，泡沫乃其急于投奔的寓所。那儿最混杂，最拥挤，从而最安全、最太平；那儿光线最暗，适于隐匿和混迹，适于细菌交媾和繁殖。在那儿，群众淹没了个体，统一淹没了自由，声势淹没了声音，见人举手就举手，见人欢呼就欢呼…… 泡沫——一场多么肮脏的聚会，一种多么体弱的团结，一个多么虚张声势的同盟。 他们在泡沫中呼吸、捞取，披覆着泡沫，壮大着泡沫，在泡沫中溃烂，最后变成一滩泡沫，连悼词和谥号也是一副泡沫。 但泡沫有最大的天敌：阳光和时间。要知道，掌声也会背叛掌声，泡沫也会遭遇唾沫的痛击—— 你很难想像，在同一地点，单就沸腾程度和分贝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上领受的欢呼与斯大林消受几十年的“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何二致？ 苦难的俄罗斯学会反讽与自嘲了。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回忆：1991年末，当苏共工作人员最后撤离中央大厦时，楼下自发汇集了成千上万“欢送”的民众。当他们神情黯淡走下台阶，人群自动闪出一条宽阔的夹道，无数唾沫啐在那条道上…… 多么讽刺的场景，昨天的“一致拥护”和今日的“一致唾弃”，俨然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抛得越高，赌得越险，摔得越重。 唾沫，算另一种泡沫罢，只是内涵更实在些。 二 言过了泡沫，再说说与之相关的舌头。 泡沫乃集体之功，乃自我放逐和个体湮灭所致。但为了维护泡沫神话的威严与安全，防止被戳穿，防止某条危险的嗓子突然背叛合唱、发出刺耳的逆音，权力者要在每个成员的喉部设一道小小的纪律装置：压舌板。 时间长了，不用吩咐，人们便会在嘴里含一块自制的“压舌板”，非但没有不适感，反觉得很贴切、很到位——自我监控，自我防范，万不可唱错了声部，坏了大伙好事，毁了一台演出。 时间再一长，变异的生理功能便愈发通人性，趁发育之机，舌头本身便自作主张、多长出片赘肉来——天然“压舌板”也。较之人工者，更浑然一体，也省了安装麻烦。 很长的岁月里，俄罗斯人正是这状态。既然活下来了，那就小心活下去吧。几乎每张嘴里都添了样东西，几乎每个人都用舌头和“压舌板”这套组合——说话、汇报、表态、唱歌、写作，乃至谈情说爱…… 少有例外。但有。 有人便敢公开抠出“压舌板”来喂狗，哪怕情急下咬断了舌头，满嘴是血。他受不了那种如鲠在喉、不自由不痛快的枷锁感——就像驴子被套上了唇笼。他宁肯不要了舌头，也不甘非人的侮辱。 他相信自己是个人，不是头驴子。正像女人配一间子宫，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其尊严是有一条干净的舌头，一条滑行自如的舌头。 他要从窒息的泡沫里拱出一簇芽尖、一副头颅，哪怕有灭顶之险——在党魁和泡沫分子眼里，这种自由蠕动、越众而出，显然无异于叛逆、异端、妖孽。 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皮里尼亚克、叶夫图什科、索尔仁尼琴……正是这类拒绝“压舌板”、试图穿透泡沫的精神刺头儿。他们将舌头打扫干净，使之像婴儿那样光洁、清爽，他们将躯体磨成钉，凿出锐角和芒刺，他们要对庞大的“一致”说不，说——我反对！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海外秘密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国内大哗，为纯洁队伍、惩罚“可耻的变节行为”，当局决定召开作协大会，向全世界公布一份“一致通过，将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苏联作家队伍”的声明。可万万没料到，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宣读大会决议时，台下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说话者是作家阿利卢耶娃。主席和主席团吓了一跳，太不可思议了，哪回不是熟悉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哪回不是全体起立、一致拥护？尴尬、恼羞、震怒，主席团只好装聋作哑，匆匆散场。 多么优美的刺耳，有人竟将权力派驻的“压舌板”扔到了红地毯上。对主席台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耳光。 这是灵魂对泡沫的反抗，“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舌头与“压舌板”的较量，更是人对自身尊严的一次检阅和展示。 自由歌谣的第一个声部上写着：我反对！ 肖斯塔科维奇 在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自传《见证》中，有个细节亦属咬断“压舌板”的例子—— 1960年，当局派萧氏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这时，54岁的大师才不得不“被入党”。9月14日，组织为大师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式，并奢望他有“良好”表现。仪式开始后，萧氏像木偶一样面无表情地念稿，头始终低着，有一刹那，他目光陡亮，提高了嗓门：“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众人屏住呼吸，接下来应是那句烂熟的——“布尔什维克和伟大领袖”（连小孩子都不会说错），然而，听到的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答案——“我的父母！”萧斯塔科维奇大声吐出这束鲜花般的单词时，脸上漾溢着激动和兴奋。 “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我的父母！” 多么精彩的变向。这是一条挣断了锁链的舌头。 在一个威权和泡沫时代，人之生命、价值、荣誉、梦想、家庭、生活幸福……哪一件不被说成党的培育、党的恩赐？哪一回不要感谢领袖之德？更何况入党仪式，迟迟不念党的好处，只认自家爹娘，这岂非比“忘恩负义”更阴险的“别有用心”？ 还有康伏伦斯基、格拉祖夫、日拉耶夫等人，也属萧氏的灵魂手足和生命同类。《见证》中，尤深情地提到了一位女同事，钢琴家尤金娜，其英勇使之堪称“活着的烈士”，她是个传奇，她创造了一个敢死队员不死的奇迹。 玛利亚•尤金娜 据说斯大林被发现呼吸停止时，唱机上还放着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的聆听。领袖本人极喜爱尤金娜的作品，称赞她是天才，为感谢那双奇妙的手对领袖耳朵的满足，曾派人送去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万卢布。很快，尤金娜回了信：“谢谢您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您祈祷，求主原谅您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罪。主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您。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这封自取毁灭的信抵达了斯大林的病房。上帝都以为再也听不到尤金娜的琴声了。谁知，领袖看完后默默放到一边，没作任何指令。 尤金娜竟在领袖死后还活着，或许仅仅因为，在对方眼里，她那条小命远远抵不上她那双手，这双手对于领袖的耳朵，实在太重要了。 诗人涅克拉索夫曾说：“当我们开始多发一些怒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不是爱自己，是爱我们的祖国。”“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若一个俄国人终于愤怒地拍案而起，我愿向他下跪，因为在俄国令人拍案的事太多了。” 肖斯塔科维奇感慨：“他讲得真好！我愿在这些话下签上我的名字。就像果戈里在《可怕的复仇》中所说：‘突然间，你能一直望到地球的尽头。’” 他签了名。尤金娜们也签了名。 他们以“人”的名义率先将“压舌板”喂了狗。 可悲的是，许多人对自己嘴里的东西不仅不羞不怒，反而沾沾自喜，优越感十足，仿佛手上套了枚戒指，身价倍增。更有甚者，还把嘴里的板子拿出来唬人、害人——这哪里是人的态度，分明是驴子的德行！做稳了奴才，嘴巴被钉了掌，还觉添了体力，还来欺负同胞。 在一个时代和地区，憎恨并咬断“压舌板”的人渐渐多了，民主、自由、权利、公平……便有希望了。让人成为真正之人，让舌头成为独立的舌头，自己作主的舌头——而非和“压舌板”叠一起的舌头，嚼白沫的驴马们的舌头。 亲爱的人，伸出你的舌头看看吧。 宁肯不要了舌头，宁肯空空荡荡……

黑暗时代的她们 文：晏文玲 一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启明。这种启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某种不确定的、忽明忽暗的并且时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把光散射到他们尘世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甚至弄不清那些光亮到底是烛光还是日光。——汉娜·阿伦特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几位女性，阿伦特（1906-1975）在其一九六八年结集出版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未曾评述过，但她们也曾把光散射到她们尘世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甚至几乎曾与阿伦特“相逢一笑”。她们是艾迪特·施泰因（1891-1942）、西蒙娜·韦伊（1909-1943）、艾娣·熙尔森（1914-1943）和安妮·弗兰克（1929-1945）。 尽管并非同龄人，四位女性都来自有教养的市民阶层，都热爱并追求真知，时时自省自察，保持卓然独立的人格。普鲁士的大学对女性开放没几年，施泰因家中最年幼的两个女孩——埃尔娜和艾迪特——就先后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升入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就读； 西蒙娜·韦伊从小紧跟天才哥哥安德烈的步伐，熟读古典文学，中学时代便初露锋芒，升入亨利四世中学高师预备班，师从哲学老师阿兰—埃米尔·夏尔蒂埃，而后顺利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艾娣·熙尔森有一半俄国血统，熟练掌握俄语，在阿姆斯特丹读大学期间对翻译、文学和心理学兴趣尤浓，相信文学创作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少女安妮小小年纪，便已具备卓越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仍如饥似渴地阅读写作，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作家。 同阿伦特一样，她们都是犹太裔欧洲人，都身处那个光亮熄灭的时代，都努力挣脱时代的樊篱。这樊篱对于同时代的女性而言尤难跨越，但它却并不仅仅针对女性。唯一不同的是，只有阿伦特幸免于黑暗中骤然降临的死亡。 一九一四 德国，哥廷根大学。战争伊始，死亡气息似乎还没有笼罩这里的课堂。施泰因正在哲学现象学一代宗师胡塞尔门下求学。多年后她回忆道，“虽对战况忧心忡忡，那年冬天却仍是我哥廷根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在哥廷根，我学会了敬畏信仰问题，敬畏有信仰的人。”次年一月，不满二十四岁的施泰因顺利通过德文、历史和哲学三科的师范文凭结业考试。四月，她中断了本该继续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写作，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成为西里西亚红十字会在摩拉维亚的战地志愿护士。 西线对面，交战国法国。战争一打响， 韦伊当医生的父亲便应征入伍，六岁的西蒙娜和哥哥安德烈省下糖和巧克力，寄给前线士兵。 中立国荷兰，艾娣·熙尔森出生在宁静无扰的泽兰省。 一九一八 战火硝烟仍在。两年前施泰因凭一篇《论移情》（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以最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头衔，由此激发的凌云壮志此时却几乎已消磨殆尽。与导师胡塞尔合作不顺，“私人助手”施泰因小姐最终选择离开。接替她当助教的，是后来在马尔堡成为阿伦特老师和地下恋人的海德格尔博士。她离去之前的初夏六月，某日机会偶然，胡塞尔、施泰因、海德格尔这三位后来命运迥异的前后辈哲学家，在深夜的弗莱堡边散步边畅谈宗教哲学。颇具历史意味的这次“三人行”，是否也谈到了当时无休止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无尽伤痛？ 1915 年，施泰因在魏斯基兴（今捷克赫拉尼采）战地医院当护士 那是一场“我们有生之年甚至都无法经历其终结”的战争。它让胡塞尔失去了得力助手——“我极有前途的学生莱纳赫已为国捐躯”，且不提他自己两个儿子在西线一死一伤，也让施泰因失去了最投契的哲学乃至人生导师。莱纳赫在应征入伍前曾是胡塞尔在哥廷根的得意门生，大师循循善诱地将学生领进思想的殿堂。直面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施泰因从莱纳赫遗孀身上头一次体会到了某种宗教经验，它能超越眼下的悲痛，给心灵带来宁静和力量。 战争结束前，施泰因在给姐姐埃尔娜的家书中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该绝望。我们不该局限于自己目力所及的那一小段生命，局限于浅显的表面。此刻的我们无疑正处在人类思潮的转折点，不该抱怨这场危机为什么持续得比有些人预料的更久一点。”“我也并非圣人，也和旁人一样有软弱的时候。况且我相信，哪怕是圣人，也不需要弃绝这个世上的梦想、希望与喜悦。正相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生，是为心怀感恩地接纳世界的一切美好。我们不该在现实与期望不符时感到绝望。我们该想到自己还拥有什么，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只是来走一遭，眼下让人痛苦的一切，到头来其实不算什么，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后果严重。” 十一月刚停战，施泰因旋即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投身到火热的重建战败祖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场实践最后昙花一现，这或许与她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有关，她也对波兰挚友英格登坦言：“我爱世界的现实，不是一股脑儿地全都爱，而是只爱其中一样—我爱人的灵魂，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的人……当然我也爱理想，因理想自身的缘故，也因为理想是我们生命中唯一可靠的指路明灯，没有理想，我们将万劫不复。” 重新划定的国界另一端，战胜国法国。对巴黎和会确立的战后秩序，韦伊后来这样表明立场：“条约签订之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侮战败敌人的强烈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促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祖国正使战败国蒙受屈辱，这比我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战争结束那一年，韦伊不满十岁。 二 我们大多数人既非诗人也非史家，但我们仍会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亲近叙述这项活动，因为人有回忆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叙述中，这些事件把我们自身同他人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经常迸发“诗意”。从最宽泛的词义上讲，“诗意”是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可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它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叙述过去便成为对时间的中断。成形的故事仿佛新芽被嫁接到世界这根树干上……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汉娜·阿伦特一九三三 第三帝国元年。为纪念基督受难复活一千九百周年，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特将此年订立为救赎圣年——意即格外恩宠之禧年。 “这几个月，往日德国犹太人生活里的那种平静自在一扫而空。……这几个月，我总不免想起几年前同某位修士的一次会面。他曾建议我将孩童时代作为犹太家庭一员所经历过的犹太人生活如实记录下来。因为外人对这些事知之甚少。但那时，我手头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要做，无从认真考虑他的这个提议。今年三月……德国掀起了反犹运动的浪潮，我才又想起这件事来……我现在要写下的，并不是犹太教的护教辞。阐发犹太‘思想’，批驳对犹太教义的歪曲，详述犹太教理，书写犹太民族历史，这些事情就都交给更适合的人去做吧。……我只想简述我本人经历的犹太人生活；作一次见证，就像其他那些业已付梓或日后将要出版的见证那样。谁想要了解未遭扭曲的史实，此书就是为谁而写。……布雷斯劳，（一九） 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动笔记述《犹太往事》的施泰因博士，皈依天主教已十年有余。时代所限，她最终没能实现在大学哲学系当教授的夙愿。落款时的九月，她已放弃专科研究所讲师职位，正在故乡逗留，与亲人告别。这段短暂时光过后，她便要加入加尔默罗会位于科隆的隐修院了。 其实，是年四月，《职业公务员制度重建法》一经颁布，颇具政治远见的施泰因就写下了致教宗的请愿信：“过去一周，我通过私人渠道获悉了五例反犹措施酿成的自杀悲剧。我确信这是德国当前的普遍现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牺牲者。这些不幸的人们没能再坚持一下，没能承受住命运的打击，对此，旁人或许只觉得惋惜。但是，任由这些惨剧发生的人，要对此负首要责任。对此沉默不语的人，也脱不了干系。已经发生和正发生的这一切，在一届标榜‘基督教式’的政府眼皮底下上演。……如果沉默继续，教会恐怕也将自身难保。……靠沉默是无法从现时的德意志政府那里谋取长久和平的。反天主教的措施暂时还没有发出多大动静，远不及反犹措施那么暴力，但绝非毫无章法。用不了多久，拒绝无条件遵守新规矩的德国天主教徒也会从公务员队伍中被扫地出门。” 也就是在写下这封信的本笃会博戎大修院—皈依后她时常在复活和圣诞这两个主要节期往之避静的精神家园，施泰因和她的灵修导师、博戎总院长瓦尔策反复探讨了犹太人问题及她本人的人生走向。她原本甚至想亲赴罗马觐见教宗，敦促宗座发表通谕，就犹太人问题作出外交努力。时值非常规圣年，朝圣者众，宗座事务繁忙，施泰因不得不取消行程，改为呈递请愿。然而这封书信并未得到教宗明文答复。其后不久，施泰因立誓愿加入加尔默罗会—十二年前，读到大德兰修女自传的那个夏天起她就已无比神往的心灵归属。十月，刚在布雷斯劳母亲家中过完四十二岁生日的施泰因来到了科隆。 法国，外省某女子中学。代哲学课的左派激进分子韦伊也在密切关注德国局势。此前一年的暑假，她就是在柏林度过的。她极其厌恶《凡尔赛条约》之后法国的外交政策，无比同情可能爆发工人革命的德国。在柏林的短暂逗留给她留下了相当浪漫的初步印象：“无法想象，有什么人比严峻境遇中的柏林年轻工人们更友爱、更勇敢、更清醒。德国工人的文化水平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若能说走就走，我定会飞奔去那里。”然而年初纳粹党一上台，德共便遭到毁灭性打击，瞬间土崩瓦解。“德国事件”促使韦伊深度反思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和欧洲面临的形势。在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索中，从小接受怀疑论教育的她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不断紧咬着人们，而无人知道它的操纵杆在哪儿；为了社会进步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紧紧抓住齿轮和传送带，试图使机器停下来，却被碾得粉身碎骨。……头号敌人可能以各种名称出现：法西斯、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名称为何，它仍是行政、警察和军事的机器；它不是面对面的敌人。面对面的敌人既是我们的敌人，同样也是我们兄弟的敌人。而这个敌人，自称是我们的保卫者，却把我们变成它的奴隶。任何境况下，最可鄙的背叛始终是：愿意屈从和效劳于这架机器，把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一切人类价值踩在脚下。” 1933 年，施泰因写给教宗庇护十一世的请愿信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纳粹党上台后，原本定居此地的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他们在德国的处境。这年底，四岁的安妮和姐姐被母亲带到亚琛的外婆家住。不久，安妮的父亲收到在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随即举家迁至荷兰。 变得越来越非人的这个世界中， 我们必须怎样对现实保持清醒，才能使人性不被简化为空洞的词语或幻境？……究竟多大程度上，我们依然要对这个世界负责，即使我们自身为其排斥，不得不从中撤离？ ——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八 法国，本笃会索勒姆修道院。圣枝主日到复活节礼拜二，韦伊因病在此疗养。这时的她，对人间疾苦已经有充分切实的体验：她下过工厂，在那里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重体力活—阿伦特在流亡巴黎时读到韦伊写的《工人状况》，评价甚高；她去过西班牙， 以和平主义者身份亲历那里的内战。在索勒姆养病的韦伊参加了复活圣周的所有宗教礼仪。那里的僧侣吟唱不息的，是古老的格利高里圣咏。如果说她的入世生活包含太多尘世苦痛，那么她在索勒姆的默观生活则让她头一遭体会到受苦背后的神秘经验。后来，她向精神导师、道明会的贝兰修士描述当时的情境：每当头痛欲裂，她便背诵赫伯特那首名为《爱》的诗歌，“不知不觉中，背诵获得了祈祷的性质。……在背诵过程中，基督本人降临了。” 弗莱堡。复活节后数日，胡塞尔与世长辞。往昔弟子，仅有一人出席葬礼。科隆隐修院的高墙背后，施泰因博士—此时已是刚通过暂誓考验、立下永誓的圣十字特雷西娅·本尼迪克塔修女—致信远在波兰的英格登：“他走得宁静安详，不愿生者为此哀伤。但这不代表生者无需对恩师的毕生事业表达谢意。尤其眼下，更该出版文集纪念他。可谁来主持此事？文集又该在哪国出版？我们这班昔日门生，如今飘零各地，困难重重。……或许您能拨冗前来科隆、弗莱堡面议。”彼时主编《胡塞尔七十诞辰纪念文集》的海德格尔，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再任主编。 1936 年，韦伊和母亲在西班牙 科隆。将临期，十二月九日。施泰因致信友会修女：“我所说的十字架指的是上帝子民的命运，它在当年就已隐约显现出来。我认为，那些明白这十字架也是基督背负的十字架的人，就应该以全人类的名义去背起它。今天我自然更明白，在十字架的预兆下献身于主，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无从穷究，因为这是奥秘。……地上越是黑暗，我们就越要把心打开，接受天上来的光亮。” 十二月十七日，科隆全院修女表决通过，特雷西娅·本尼迪克塔修女将移居本会设在荷兰埃赫特的隐修院。“十二月十八日。圣诞节后不久，我恐怕就要离开这所修院。如今时局动荡，修道院方面不得不考虑将我转移到埃赫特。这景况，更是让我清楚地记起当年加入科隆隐修院的情形。或许这背后有某种内在联系。……（1933 年以来）我常想，圣父是否偶尔会回想起我给他的那封信呢？毕竟区区几年，我对德国天主教徒命运的预言已一步步应验了。”流亡荷兰的前夕，她追忆起五年前那次请愿，记下自己加入科隆隐修院的来龙去脉。 岁末除夕，施泰因越过边境，来到尚未沦陷的荷兰。 大流亡的时代即将开始。 三 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因“只有不义却没有相应抵抗”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九 三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这一事件促使韦伊放弃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意志坚决地反对希特勒：“若已知社会在何处失衡，就应尽己所能，在天秤轻的一端加上砝码。虽然这砝码是恶，但是将它用于这方面，人们也许不会玷污自己。然而，应当对平衡有所设想，随时准备着像正义那样，改变自己的位置。”她甚至还起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队和武器的计划，提出了组建一支活跃在火线的女护士队伍的想法。尽管后来，这支“火线女护士救援队”并没有真正组建起来。 九月，战争爆发。比艾迪特·施泰因年长八岁的姐姐罗萨终于跨越重重阻隔，来到埃赫特和妹妹相聚。罗萨没有发愿入会，于是就在埃赫特的加尔默罗修院担任门房，负责同外界联络。在施泰因这个已十分德国化的犹太家庭中，罗萨是第二个皈依天主教的家庭成员。虽然姐妹俩的改宗曾屡次在家中掀起风波，但此时的一家人纷纷背井离乡，有的流亡美洲大陆，有的移居尚未沦陷的西欧其他地区。家宅沦落他手，兄弟姐妹从此四散飘零、生死相隔。 只有靠谈论世界和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将其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古希腊人把这种在友爱的谈话中获得的人性称为仁爱（philanthropia），亦即“对人的爱”，因为它体现为准备与他人分享世界。——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〇 一月一日的《新札记》（Nouveaux Cahiers）上，韦伊发表了一篇极其雄辩的论文《关于希特勒主义的渊源的思考》（Quelquesréflexionssurl’originede l’hitlérisme）。一边是古罗马，一边是纳粹德国，韦伊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勾勒出两个政权间惊人的相似性：“在针对其它国家采取的行动中，保持一种适当的节拍，有时使它们沉湎在表面的安全中，有时又以不安和惊愕使其瘫痪，而从不容忍它们有任何中间状态。…… 无论是这种政策的目的，即用奴役手段强制各民族接受和平和强迫他们服从于某种组织和所谓优秀的文明形式，还是这种政策所采用的方式，都没有什么不同。”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因未通过审查而被禁止发表。后来在某个私人场合，韦伊朗读了第一节，加布里埃尔·马赛尔是当时极少听众中的一位。 六月的巴黎，不设防的城市。因战争爆发而从瑞士返法的韦伊一家从巴黎一路南下，来到位于自由区的马赛。流亡马赛的日子是韦伊一生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也是在这里，她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信仰经验付诸笔端：“不幸使上帝在一段时间内缺席，比死亡更加虚无，比暗无天日的牢房还要黑暗。恐怖吞没了整个灵魂。在这期间，无任何可爱之物。可怕的是若在这无爱可言的黑暗中，灵魂停止了爱，那么，上帝的不在场就成为终极的了。灵魂应当继续在虚空中爱，至少应当愿意去爱，即使以自身极小的一部分去爱也罢。于是，有一天上帝会亲自出现在灵魂面前，向灵魂揭示世界之美，正如对约伯那样。但是，如果灵魂不再去爱，它就会从尘世间坠入几乎同地狱一样的地方。” 一九四一 德占荷兰。施泰因在埃赫特修道院完成了对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托名狄尼修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写作她献给本修会圣师十字若望四百周年诞辰的作品《十字架科学》（Kreuzeswissenschaft）。“登上圣山”的意境贯穿了这两部神秘思想研究的姐妹篇。没曾想，它们竟成为施泰因尘世生命的绝唱。“个人宗教经验匮乏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历史上的宗教人留存于世的经验。这方面则完全不存在匮乏。依我看，宗教经验最突出的要数西班牙神秘思想大师大德兰和十字若望。”早在加入加尔默罗修会前，施泰因就曾致信好友英格登，细数对两位“会祖”的种种认同。 马赛，道明会修院。韦伊经人介绍，认识了她人生最后旅程的精神导师贝兰神父，开始与其交流自己的信仰经验。在阿尔代什省她晚年另一位好友蒂蓬的农场里，韦伊通过背诵希腊语文章获得了某种超越自然的神秘经验。为此，她致信贝兰神父：“有时，刚开始背几句，我的思想已经摆脱了躯体，被带到空间以外的地方，从那里既看不到远景也无近物。空间展开了。感官所感知的寻常空间的无限性被一种二次方、有时是三次方的无限性所取代。……有时，正当我背诵时……基督本人也在场，比第一次基督突然降临在我面前要更现实，更扣人心弦，更清晰，有更多的爱。” 荷兰阿姆斯特丹。三月的一天，熙尔森开始写日记。 这个想法源于流亡至此的德国犹太人、心理医师S 先生—熙尔森的忘年至交兼情人，他鼓励熙尔森记录下每天的自我剖析。她于是开始以这种方式为日后积累素材。同时，她也记录下自己对S 这个男人的爱，以及到后来对承受苦难的犹太人，乃至对一切受苦的人、对全人类、对上帝的爱。“对你，我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情爱，我原本以为这种感觉已然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对你的强烈反感，还有突然袭来的一阵阵彻底的孤独，我甚至觉得人生太痛苦，我只能独自面对一切，得不到任何外来帮助，不确定、恐惧，我有诸如此类的感受。灵魂深处，一丝混乱正突兀地注视着我。离开你回到家，我恨不得一头被车撞死。我心想自己一定是疯了，像我家的其他人那样。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丝绝望也能让我这样想。但现在，我知道我没疯，我不过是需要不断完善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会帮我的，不是吗？……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作家，你相信吗？” 四 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二 二月二十七日。熙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轻易害怕。那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我知道，他们也是人，我必须用心理解他们的行为。今天早上，那个性情粗暴的年轻盖世太保冲我吼叫，我没有生气，而是关心他。我想问：‘你的童年很不开心吗？女友抛弃你了吗？’他看起来愁眉苦脸、躁动不安、阴沉而又虚弱。我当时就想帮助他。他那么痛苦，一旦为所欲为，该有多么危险！” 六月十二日。少女安妮收到的生日礼物其中一样是：日记本。从此，十三岁的她开始记录人生。“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 七月三日。在死亡气息的笼罩之下，熙尔森彻悟生死：“我的生命通过死亡，通过直面和接受死亡得到了延伸。接受毁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再浪费精力恐惧死亡、拒绝接受死之必然。恐惧和拒绝接受让大多数人的生命变得支离破碎，活着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哪怕听上去荒谬，事实却是：摒弃死亡，我们便无法完整地生存；接受死亡，生命变得丰富。……目前为止，在人生这二十七个年头里，我从未见过一个死去的人。我常好奇自己对死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死与生变得同样重大。我问候死亡，如同问候老熟人一般。一切水到渠成。甚至无需深思熟虑。死亡突如其来，就这样明白无误地滑入我的生命，悄无声息。现在，它在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也明白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942 年，13 岁的女孩安妮在写日记 1942 年，熙尔森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工作 登山宝训中，耶稣宣告，“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不曾皈依任何教派的熙尔森同样领悟到，自己“真该为这个德国兵祈祷”。“尽管身着清一色的军装，他们仍各有各的面孔。我们还会看到与这个德国兵类似的面孔，会在其中读到一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德国士兵也在饱受煎熬。受苦的人之间没有界限，我们必须为所有受苦的人祷告。晚安。” 七月六日。弗兰克一家别无他处可以流亡，在党卫军眼皮底下过起了危险的“躲藏”生活。“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是的，我还活着，只是别问我怎样活着。”位于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的密室中，“我们不能再外出，这使我感到很憋闷，我怕我们会被发现、被枪杀。这个念头像一块可怕的大石头压着我。” 七月十五日。熙尔森开始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文化部工作。这份“地狱般”工作的实质，其实就是以犹太自治组织的身份照顾和管理集中营里关押的其他犹太人。两周后，熙尔森被调往维斯特波尔克中转营。在那里，她的日记中断了一月有余。 七月二十六日。荷兰各地的天主教堂纷纷在礼拜日弥撒上宣读荷兰主教会议联名起草的抗议纳粹暴行的布道文。这一举动显然激怒了占领当局，他们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要将在荷兰境内登记的犹太裔天主教徒一网打尽。 八月二日。埃赫特的加尔默罗隐修院。晚祷刚结束，前来抓捕的盖世太保要求施泰因姐妹俩务必在十分钟内离开隐修院。斗室一隅的书桌上，是艾迪特·施泰因在匆忙中留下的《十字架科学》的未竟手稿。这一天，荷兰共有九十七名犹太裔天主教徒被捕，其中多数是修士和修女。受难的七日开始了。 八月七日。维斯特波尔克营。因为这次报复行动而被捕的犹太裔天主教徒中，有六十三位被一道送上开往东方的死亡列车。在这个中转营，施泰因不仅碰到了她的教女、同是犹太裔的莱斯，还碰到了曾帮她用打字机誊写手稿的友人坎托洛维茨博士和其他一些熟人。“我们内心平静愉悦。……现在我们终于体会到，如何仅仰赖内心力量生存。” 八月九日。列车抵达奥斯威辛营。施泰因姐妹还有其他一些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被直接送进毒气室，焚化后骨灰弃于田间，连尸骸也没有留下。 九月九日。阿姆斯特丹的瑞士领馆传来消息，施泰因姐妹的入境签证在头一次被拒签后终于成功签发了，有效期至九月二十九日。几经波折的营救活动总算得到积极回应。而此刻，这万事俱备时机欠缺的东风来得多么尴尬，就在一个月前，她们刚刚被盖世太保带走。 最终，施泰因没能等到自己一九三八年业已完成的神学大全《有限与永恒的存在》（Endliches undewiges Sein）——“我留给德国的告别礼物”——的付印。受难之路尽头，她恰逢天命之年。 九月十五日。熙尔森才恢复记日记。“身边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上帝，我越来越想单独同你谈谈。我爱世人至深，因为在每个人身上，我都能爱你一些。我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你的影踪，而且确实找到了。……过去几个月，我活得如此深入，就好像我突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透支了今后的生命。……哦，上帝，过去这一年半，特别是最近两个月，简直像过了一辈子。……哦，上帝，我接受你给予的一切，我知道它们总是好的。我知道，承受重负的人终能将负担变为美善。……哦，上帝，为什么你不让我当诗人？也许你早已应允，我该耐心等待，直至赞美你的诗句在我心中成熟。哦，上帝，哪怕人类彼此仇视杀戮，在你的世界中生活仍旧美好。” 或许，两个月来整日穿梭于维斯特波尔克营的熙尔森，这颗集中营房里不懈思考的心灵，在八月初的某一天，也曾与被送来此地中转的施泰因姐妹相视一笑？甚至，她们还曾互致问候、短暂交谈、从对方身上洞见人性之美好？ 马赛。韦伊在给贝兰神父的告别信中写道：“我们的爱当如光芒四射的阳光那样普照整个空间，平等地洒落到每个地方。基督要我们像阳光那样不偏不倚，实现天主的完美境界。……当人们的灵魂具有这种普天之爱时，爱就成为金翅小鸡，会啄破人世这只蛋的蛋壳。此后，它不是从里面热爱世界，而是从外部，从上帝智慧的所在地，即我们的兄长的所在地热爱世界。……人世间需要有天授的圣人，正像一个闹瘟疫的城市需要医生一样。只要有需要，就会有义务。” 1942 年，韦伊在马赛 五 通常，一个时代在那些最少受它影响、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不幸的人身上打下它最清晰的烙印。—汉娜·阿伦特 一九四三 四月十五日。韦伊因虚脱住进了伦敦的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末，她从马赛辗转经纽约来到伦敦，参加在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她本来就不佳的健康状况很快急转直下。在医院，她坚持同那些苦难的人们一起受苦，拒绝医生给她提供额外的膳食补助。“弥留，是至高无上的茫茫黑夜，即使是完美无缺者也需要它，以实现绝对的纯洁，为此，我宁愿它是苦涩的……实现纯真，即要承受整个世界的重担。就要抛弃抵抗的力量。” 六月六日。熙尔森再度只身前往维斯特波尔克营。本可选择在阿姆斯特丹就地“躲藏”的她拒绝这样保护自己，她放不下那些在营中受苦的人。几乎是同时，她的父母兄弟也都被集中到此营。 六月十三日。藏匿在阿姆斯特丹的弗兰克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安妮在“密室”中过完了十四岁生日，抄录下父亲写给她的生日诗：“一年又已经过完，你的时光没有虚度，通过学习、劳作和读书，你从未‘无聊’地打发时间。现在我听见你问：哪件衣服还可以穿？我的外衣和裙子都已太短，我的衬衫只到腰间，鞋子就更不用讲，使我多么痛苦难当。每个人都知道，只要长高十厘米，那就什么都再也穿不上！”对爱书的安妮来说，这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她收到了喜爱的《希腊和罗马神话》。 八月二十四日。阿斯福尔疗养院，韦伊的生命止步于三十四岁。“幸运的是，地狱之门不会吞噬一切，真理不可腐蚀之核心尚在。” 九月七日。熙尔森和她的父母兄弟一道，被送上开往东方的列车。最后一封寄回阿姆斯特丹的信中，熙尔森说她随手翻开《圣经》，映入眼帘的是《诗篇》十八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离开维斯特波尔克营时，熙尔森一家轻声唱着歌，沉着又坚定。 十一月三十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的熙尔森未及而立之年。她确信为自己终身使命的文学创作生涯还没有正式开启。 一九四四 六月十三日。少女安妮度过了在“密室”中的第二个生日，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玛丽亚·特蕾西娅》和五卷本的《艺术史》。“我还记得很清楚，过去阳光明媚的蓝天、鸟儿的歌唱、盛开的鲜花和皎洁的月光都不能长久地吸引我。而在这里却不一样了。……经过一年半以后，我第一次又亲眼看见了夜空。经过了这一夜晚，我想再看一次这些情景的愿望更强烈了，超过了我对老鼠、小偷和空袭的恐惧。…… 这不是我的想象，对天空、云彩、月亮和星星的观察使我平静，充满希望。这种药比镇静剂和安眠药更管用；大自然使我谦恭，同时准备更好地承受所有的打击。” 安妮的日记中止于这年的八月一日。三天后，因为有人告密，“密室”被发现，弗兰克一家被逮捕。 一九四五 解放前两个月，贝尔根- 贝尔森（Bergen-Belson）集中营。少女安妮的生命凋零于微微绽放的二八年华。她没有看到日后如愿以偿成为作家的自己。战后，弗兰克家唯一的幸存者、父亲奥托将女儿的日记整理出版。 那些进入它（精神领域）的人彼此都能认出对方，因此他们“就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隐入不可见，它们在不断的活动中变化着。这些火花互相看着彼此，每一个都更明亮地闪烁，因为它能看到别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们看到。——汉娜·阿伦特 集中营儿童画作 施泰因、韦伊、熙尔森、弗兰克，她们无一在黑暗时代幸存。这个时代将彼此并不相识的她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幸存的阿伦特对黑暗时代和其中人性（humanitas）的洞见，仿佛在为这几个精神相通的已逝生命作注。如果她们真的相识，如果她们互相交谈、谈论这个世界，是否会给彼此、给这个世界多带来一道启明的光亮？所幸的是，她们对各自命运的叙述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时常设想她们相遇对话的种种可能，让我们能冲破时间的束缚，在空间的并列中，与她们自在地谈论这个世界。 你们这些在我们被洪水淹没的地方/ 浮现出来的人啊，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 请你们也记得/ 你们逃脱的/ 这黑暗的时代。——布莱希特《致后人》 注：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5年1月号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三） 文：林炎平 第二章 奥林匹克——古希腊的启示（下） 有的“丰碑”是要用建造豪华的地标建筑来体现的，有的“丰碑”是要用连篇累牍的鼓吹来造就的，有的“丰碑”是要靠挖掘庞大的坟墓和集中无数的陪葬来塑造的。但是，古希腊的丰碑，不需地标、不需鼓吹，更不需要陪葬。那是精神的丰碑，和人类的文明永存，即便所有的建筑都成了废墟，在文明人类的心中，都会有一块永远不倒的丰碑，这就是古代希腊所创造的和带给我们的精神文明。 我当时在大学里写了关于古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之间差异的心得。我觉得如下几种精神是古希腊所特有，而别的文明所不具备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理工的高年级大学生，只是在学习科学和阅读科学史中被古希腊和“文艺复兴”醍醐灌顶，于是如梦初醒。其实，与其说如梦初醒还不如说梦醒时的困惑及追根刨底的决心。当带着我当时多半是出于直觉的假说，多年来走遍了世界、阅历了社会之后，我终于确信，诞生于古希腊的这些精神就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本源和最坚实的基石。 竞争精神本身就有公平的含义。竞争不是倾轧，不是争斗，而是努力发挥自身的潜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竞争的最好的表现。但是竞争在东方，比如在中国却不能得到肯定。“出头的橼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说教不一而足，体现了竞争在中国的被忌讳，这也许是由于一切竞争都最后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避免这个结局，于是就“中庸”，不许竞争，结果又为了压制竞争而打得头破血流。奥运会所倡导的在公平和公正条件下的竞争，华夏不曾有过，至今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向往。 思辨精神在古希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是思辨的典范之一，在那个时代就预言我们的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的证明不仅仅是其本身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其体现的思维理念；芝诺（Zeno of Elea）悖论睿智和诡异，数千年来都在颠覆着我们对于常识的信任。所有古希腊哲学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科学家，他们的思想闪烁着思辨精神的光辉。但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却没有一个是科学家。在华夏的思想鼎盛时期，辨有余，思不足。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不少，真正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却几乎没有。更遗憾的是，后来，辨和思都被迫寿终正寝。但是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腊哲学和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高瞻远瞩。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不仅在今天我们的课堂里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教授，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认识世界的科学体系。这体系历经数千年，依旧巍然屹立。 批判精神是古希腊文明中的另一个特质。任何一个学派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学说，也必须容忍来自别人的批判。甚至对于自己山门的批判也是极其正常的。亚里士多德就批判了自己的导师柏拉图。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对于自己政府的批评毫不留情，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尖酸刻薄，体现了古希腊社会的开明与宽容，就是当代的民主国家也不能出其右。学派内部的批评，学派之间的批评，公民对于政府的批评，在古希腊如同家常便饭，习以为常。 至于人本主义精神，在古希腊文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古希腊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追求人间的幸福和价值。甚至古希腊的神也有着世俗的特点，他们虽然非常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人的感情和缺点。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犯错误，因此古希腊的神也就更加可爱。其实，古希腊的神是古希腊人的代表，他们和后来其它宗教所描绘的完美无缺的上帝形成了巨大反差。古希腊的雕塑大多是裸体的，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本身的赞美。甚至古希腊的神也是裸体的，这在别的文明中难以想象，但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再自然不过，因为，神和他们是一样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 我在加拿大攻读博士期间，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希腊文化和当今的西方文化。有趣的是，在我们几个共用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希腊公民、一个希腊后裔的加拿大公民、一个意大利后裔的加拿大公民、一个英国后裔的加拿大公民和一个中国人（我当时还不是加拿大公民）。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正是我对人类文明历史最感兴趣的一些部分：古希腊文明、中世纪后在意大利率先进入的文艺复兴、在英国收获文艺复兴最丰硕的物质成果的现代工业文明。而中国，则是一个悠久的基本上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 在中国，有一位现代颇有名气的作家说，除中国外，原来辉煌的国家后来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他遮遮掩掩大概想说古希腊。这是因为他其实不理解古希腊文明和她的价值，这也是许多国人对于古希腊文明的错觉，一个通常以此来过高估计中国文明的错觉。古希腊的辉煌，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和理念上，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于现代文明中，影响着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在世界的所有古代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演变成了现代文明。 对于不理解古希腊的人，古希腊文明已经是废墟了，到希腊旅游，最著名的胜地都是废墟。废墟，一个似乎与衰落和老旧等价的名词。然而，这个似乎在别处成立的规则，对于希腊却绝非如此。 古希腊的废墟，是挥之不去的伤感、刻骨铭心的思念、难以忘怀的惆怅，也是极目远眺的希冀、昂首挺胸的振奋。 古希腊文明在物质上留给我们今天的仅仅是这样一些废墟，对此，我们倍感惆怅。但是古希腊文明已经以各种形式成为现代文明的先驱，并且仍然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主导，我们倍感欣慰。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民主就诞生在这里，也仅仅诞生在这里；我们今天在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就诞生在这里，也仅仅诞生在这里；我们今天熟知的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我们今天所有最瞩目的物质成就都是这个伟大精神文明的派生物。因此，古希腊废墟带给我们的惆怅终将被欣慰所淹没。 为什么一定要用废墟这样的形式来给予我们启示呢？人类的历史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残酷来给予我们后世启迪吗？还记得裴多菲（Petofi）那令人回味不已的诗句吗？ “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缘上升。” 这伤感居然如此地令人激动不已和振奋！如果把裴多菲诗中的“爱人”理解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话，诗中的“废墟”就是古希腊废墟最贴切的意义。 伴随这样的伤感的，还会有依稀的贝多芬（Beethoven）的交响曲《雅典的废墟》和拜伦（Byron）关于希腊的诗篇。我过去完全不理解为什么雅典的废墟可以引起这么多的尊敬和伤感，直到我逐渐理解了关于古希腊的历史。 我很喜欢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这其实是贝多芬为一出歌剧作的序曲，在贝多芬的许多伟大作品中，其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之所以喜欢，是其旋律和主题，让我想象到了夕阳下的废墟、风雨中的断壁残垣、暗夜中的星空，还有那呼之欲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贝多芬用步履艰难、峰回路转但却水到渠成的铺垫，导出了最终不可遏止的主题。当主题最终出现时，我不禁赞同：就是她，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理想和目的。 我喜欢音乐，特别是严肃音乐；我也喜欢建筑，特别是古典建筑。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无疑，它们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朽的音乐和伟大的废墟之间也就一定存在着一种更加悲剧式的具有共鸣的蕴含。因此，废墟就应该是升华了的音乐。每一处古希腊废墟，就像是一出永不谢幕的古希腊悲剧、一部永无休止符的伟大交响乐，演绎着人类文明最华彩的篇章、最令人激动不已的高潮和最令人沉思的主题。 雅典的废墟是任何仍然矗立的建筑都无法比拟的。古希腊人贡献给了人类出类拔萃的建筑艺术，至今几乎所有庄严的建筑都情不自禁地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古希腊的形式，体现着古希腊的风格。欧洲自然如此，新大陆的北美也不例外，世界各地也普遍可见。 然而，物质上的建筑仅仅是古希腊给予人类的伟大遗产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古希腊最大的贡献是精神上的建筑。那些废墟似乎在告诉今天的人们一个道理：文明可以倒下，但是不会消失；野蛮可以得逞，但是不会长久。一个建筑可以被摧毁，可以坍塌，甚至可以被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但是精神却不会被摧毁，她也许可以被压制，也许可以被禁锢，但是她将永存于文明人类的心中。每年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希腊，他们知道将看到的只是废墟，他们为了废墟而来。古希腊废墟得到的拜谒远远超过了任何新修的金碧辉煌的现代建筑，这就是废墟的魅力吗？ 古希腊的废墟，绝非仅仅是废墟。我们曾经形容一种超脱和永恒为“凤凰涅槃”，亦即在有形的物质被毁灭后精神的升华和永恒。古希腊的废墟之所以有着超越任何矗立的建筑的魅力就在于，她们不仅仅是过去的灿烂辉煌的留念，而且是不朽的伟大精神的象征。 在这伟大的精神中，有着“科学”和“民主”。 科学，古希腊是几乎所有现有科学领域的直接开创者。古希腊在当时世界其它部分还是蒙昧和迷信的时候给予了人类理性的思维。至今，就是再不科学的人也要用她来装潢门面。 民主，古希腊倡导的这个政治体制今天是整个世界政治的标准和基石。就是内心十分不情愿民主的人、行为完全和民主背道而驰的人，也要声称自己崇尚民主。 在近代中国，科学和民主曾被称作“赛先生”和“德先生”。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试图引进和实践这两个观念的历史。对于中国人，她们显得更加珍贵，因为我们到今天还不完全理解这两位外来的“先生”。也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悲剧是自己不曾培育出这两位“先生”，而近代中国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无法容纳这两位外来的“先生”。 雅典和整个希腊，包括曾经是古希腊地区的任何一处古希腊遗迹都可以令人驻足很久。在雅典卫城（Acropolis）帕特农神殿巨大的多利安式柱廊下（图3－1），在奥林匹亚（Olympia）的赫拉神殿前（图3－2），在德尔菲（Delphi）剧场的坐席上（图3－3），在米利都（Miletus）的废墟中（图3－4），在帕加马（Pergamon）古城的山巅旁（3－5），在以弗所（Ephesus）残存但还矗立的图书馆山墙侧（图3－6），在艾索斯（Essos）俯瞰地中海的神殿遗址上（图3－7），在半岛古城（Chersonesos）的黑海之滨（图3－8）……我所感受到的是数千年前这样一个文明给予今天我们的恩惠和深远的影响。那些先哲和至今我们还在学习的几何一样，用一种非物质的形式几乎永恒地封存和渗透于我们的现实社会，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只要人类还崇尚理性，这个文明就永远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图3-1 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殿（公元前5世纪）遗址（笔者摄）图3-2 奥林匹亚的赫拉神殿遗址（笔者摄） 图3-3 德尔菲剧场的坐席（笔者摄）图3-4 米利都的废墟（笔者摄）图3-5 古希腊帕加马城遗址（笔者摄）图3-6 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以弗所的古希腊图书馆遗址（笔者摄)图3-7 在山巅之上面临地中海的艾索斯古希腊神殿遗址，亚里斯多德曾在此讲学（笔者摄）图3-8 位于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古希腊城市Chersonesos（公元前421年）遗址（笔者摄)我甚至为了对更加久远的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理解，带着寻访迈锡尼遗址所激起的加倍好奇，竟追寻到特洛伊古城的遗迹（图3－9，3－10）。近四千年过去了，残存的石壁和地基已经难以令人想象当时古城的辉煌和战争的惨烈，但是海伦的美丽却由于古希腊雕塑的传世而栩栩如生，而古希腊文明却随着岁月的流逝竟弘扬至现代。这似乎印证着这样的感慨：物质的辉煌终将逝去，而精神的美丽却万古长青。 图3-9 特洛伊古城南大门遗址（笔者摄) 图3-10 特洛伊古城残存的城墙（笔者摄） 思绪再次让我回到雅典卫城脚下，在曾经喧闹的老市场（Ancient Agora）遗址，在曾经构成古希腊辉煌建筑的散落的巨石上，在随风摇曳的橄榄树下，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了梭伦（Solon）、伯里克利（Pericles）和苏格拉底（Socrates）曾经在这里发表的演说。 “雅典的公民们！”演说一定是这样开始的。我似乎在时光中倒流了数千年，挤在当时的古希腊公民中，参与公民集会。我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伟大理念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他们内心的激越。在这样的集会中，我曾经有权利听取政府的想法，我曾经有权利发表我的意见，我曾经有权利投出我神圣的一票，我曾经有权利参与政策的决定，我曾经有权利参与决定谁将组成我的政府。 古希腊的公民意识是古希腊人留给现代人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古希腊人给现代人做出的一个光辉典范，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这个典范是如此地高深，以至于现代的中国人还不能完全理解。所谓公民意识就是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这样的公民意识和实践决定了古希腊的社会和制度。“公民”的理念，极其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也影响了世界，并且继续影响着。这是直接导致对人本身存在意义和权利的认识之起点和基石。没有古希腊的公民意识，就不会有今天的人权观念。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从未存在于东方典籍中，也许直到今天，也并未得到国人的理解和尊重。 “公民”，这是一个如果你理解了其含义就会感到自豪和激动的词。你手中的选票将决定谁来作为你的政府，他人的选票也将决定你是否可以被选进政府，你有权利反对或者赞成政府的任何提议，你有权利提出你自己的动议。数千年来，华夏没有“公民”这个词，近代根据西方的含义创造了这个词，却迄今有名无实。 “公民”，这是一个今天看来极其普通的名词，普通到绝大多数人其实不再明白她所包含的权利和责任，也不理解她更加深层的意义。这是一个诞生在古希腊的理念。这是权利，也是义务，是政治术语，更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本质和目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这样精辟地阐述了“公民”的含义：公民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是责任；公民不仅仅是法律赋予的地位，而且是内心领悟的高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一个国家中享有权利和负有职责，那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公民，当然，这也就不是一个合理的国家。 科学、民主、公民，绝不是随着物质进步而自然会产生的理念。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古希腊，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古希腊，富裕的程度也远远不是古希腊可以比拟的。但是当波斯人到了古希腊的雅典，即便通过翻译也无法听懂一些古希腊的术语，甚至那些精通希腊语的波斯人也无法理解这些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了“民主”、“自由”和“公民”，那些波斯人对这些名词的含义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理念和体验，更没有这样的实践。 一个两千五百年前的讲演至今仍然在回响，越过废墟，越过希腊的崇山峻岭，越过地中海，越过世界上所有的大陆和大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公元前五世纪，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图3-11）这样讲演道。 图3-11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 这不由令我想起在离这个伟大的讲演两千多年后，公元1776年，在和古希腊相隔一个大西洋的彼岸，一个新兴的国家给出了其诞生的理由：“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在此八十七年后，1863年，这个国家的一位总统在一篇总长不过三分钟却流芳百世的著名讲演中这样结语：“一个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政府必将与世长存。” 一个文明，跨越如此遥远的空间和时间，在数千年之后，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大陆，得到了如此强大的共鸣。是什么原因使然？什么才是一个强大的文明？我不由地想起欧亚大陆另外一侧的一位和古希腊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哲人孟子的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也许古希腊就是用她独一无二的理念和精神征服了世人？ 什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的现象，那些我们无法回避的来自内心的责问，也许正是我们最终的价值准则的起源。因此，也许一位先哲说的一句话更加可以代表我的想法：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之后也将永远存在下去。人类的存在和她相比，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微不足道。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却随着我们所存在的不同时代而不断地更改着，主宰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真的有普适的准则吗？我们真的有经得起时间和空间检验的准则吗？亦即，我们真的有普适于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区的准则吗？ 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也许就是上述准则的一个诠释。我之所以说奥林匹克精神还不是我们要说的精神本身，这是由于那个由奥林匹克运动所折射给我们的精神才是更加本质的。既然奥林匹克精神可以成为全人类的、超越民族、超越时代和超越地区的准则，那么作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底蕴和本质的古希腊精神就更应该是这种普适的准则。 持续了千年的古代奥运会和在千年的断层后复兴的现代奥运会，给予我们的启示绝不仅仅限于体育竞赛。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文明在这个特殊领域的折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折射看到其更加深邃和博大的本质，以及古希腊留给我们的原则和价值对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和道德准则的影响。 在这光彩夺目，也是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中，文明和野蛮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数千年的文明和野蛮的共存和较量中，在这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的进步和倒退的对峙和搏斗中，我们总能看见一个身影，体验到一种精神，感召于一种理念，这就是，古希腊。 让我们到奥林匹克的故乡去做一次心灵的旅行吧，寻找古希腊文明被称作“希腊奇迹”的原因，也顺便看看她和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有什么不同，让我们闪回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做一个时空的思想旅行吧。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二） 文：林炎平 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场 第二章 奥林匹克——古希腊的启示（上）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缘上升。 —— 裴多菲 古希腊的废墟，是挥之不去的伤感、刻骨铭心的思念、难以忘怀的惆怅，也是极目远眺的希冀、昂首挺胸的振奋。 ——作者 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个世界上家喻户晓的名词，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但说到奥运会的诞生地希腊，就不是那么为中国人所知了。 希腊，是一个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理名词。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希腊的认识更多地来自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那是一届几近完美的奥运会。许多中国人也许是从那时开始才知道了希腊。 而作为文化名词的希腊，对中国人来说就更加陌生了。进而对于历史名词的希腊，那就太遥远了；至于诞生奥运会的那个古希腊，那就更像一个遥远的梦。 希腊有两个，现代的希腊和古代的希腊。这是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希腊并不是古希腊的直接延续，甚至也不是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在现代希腊和古希腊之间，是千年的断层，这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甚至是民族的。 古希腊在地理上远不仅是今天的希腊，还包含了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地区，比如小亚细亚、欧洲的南部（今天希腊所在地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以及法国的南部和西班牙的东部）、北非的地中海沿岸，甚至黑海附近的一些地区，直至黑海的北岸（今天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如果把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后希腊化的地区都算在内，那么就包括了欧亚非更大的地区：向南包括了整个埃及，向东一直延绵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河流域。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多的同名城市，那些由亚历山大创建并且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就有70多个，遍及小亚细亚，直到印度河流域。有一些保留了下来，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有一些改了名字，如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城市坎大哈。 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上说，现代的希腊人更像是仅仅居住在古希腊人曾经居住过的一部分土地上的人。勿庸置疑，现代希腊人是值得自豪的。他们为了保存古希腊文明的遗产所做的不懈努力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古希腊的依稀印象。从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和2004年的第28届奥运会，我们都看到了现代希腊令人钦佩的风采。 当然，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有两个，古代的和现代的。古代的奥运会诞生于公元前786年的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每隔四年举行一次，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在古希腊被古罗马统治后，随着基督教成为国教，古希腊的传统被认为是异教，古代奥运会被迫终止了。我们熟悉的奥运会是现代奥运会，它在法国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倡导下于公元1896年成功举行，当时距离最后一届古代奥运会已经有1500年了。在这久远的历史断层后重新兴起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宗旨就是继续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传统——和平、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短短的百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见证了人类近代的沧桑巨变，而人类也从奥林匹克运动见证了来自古代希腊的精神。 在数千年后重返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不无道理，而且充满了远见卓识。在百年奥运之后，在物质极大繁荣的今天，人类社会终于发现，古希腊的奥运会对于我们仍然无可比拟，不可企及。因为，那是古希腊精神的象征。于是，重返古希腊开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崇拜，也不仅仅是一种溯源，而是一种精神的回归、理性的启迪。 古希腊的奥运会的参与者是各个城邦国家的运动员，他们没有一个是职业运动员，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以体育为生的。他们也许是士兵，学者，商人，工匠，学生，政治家…… 图2-1 古希腊瓶画上的奥运会竞赛者 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遍及地中海沿岸，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这些城邦在文明和文化上属于古希腊，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国家。他们之间有争执，甚至有战争。甚至争执不断，战争不断。但是在奥运会期间，所有交战的城邦都必须休战，他们丢掉武器和铠甲，赤身裸体在同一个运动场比赛。那里没有了国家的界限，也没有了阶级的区别，在同一个地点，用同一个规则，进行体育竞赛。运动员赛前要宣誓：“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取胜！” 奥林匹克休战和奥林匹克竞赛是如此地难以置信，战争的敌对双方，在你死我活的战场较量中，突然放下武器，赤身裸体走进运动场，进行体育竞赛。而竞赛中不许有敌对的情绪，更不许有由敌对情绪造成的不公平的举动。 这样的胸怀和实践让今天的我们困惑，如果没有准确无误的历史记载，没有多少中国人会相信这样的君子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也不会相信这样君子的制度和规则在历史上实现过。 这样的制度、规则和胸怀不是凭空出现和存在的，她们是一个伟大文明在体育领域的折射。 尽管，她的战争背景是如此地显而易见，标枪就是武器，摔跤也是格斗。毋庸讳言，征服的荣耀和对胜利者的赞美是其功利的外表。但是，她的和平、友谊、竞争、公正的原则是如此地不容置疑，这是她更加本质的内涵。如果我们说前者是途径，那么后者就是所追求的结果；前者是表象，那么后者就是实质。 没有哪个社会曾经把竞争和友谊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统一起来，也没有哪个社会曾经把征服和公正相辅相成。竞争中不失友谊，征服中不失公正。这也许就是古希腊奥运会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启示，这也许就是古希腊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折射。 也许我们今天还可以争辩说，古希腊也许未必真正做到这些完美的统一，以此使得我们少一点现代的和东方的惭愧。但是，古希腊却毫无疑义地是这些原则的坚定的追求者和实践者。 今天的中国，人人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是现代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奥林匹克的宪章和宗旨。也许有一部分人知道古代奥运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古代奥林匹克的背景和原则。至于诞生古希腊奥运会的古希腊，普通大众就更不了解了。没有多少人知道古希腊的文化，而能够理解这个文化和文明的人就更加少了，就是一些知识精英对于古希腊的理解也难免似是而非。 作为现代奥运会直接起源的古代奥运会却仅仅是古希腊文明中一个部分的一个注释。亦即，如果把古希腊文明比作一部浩瀚的著作，那么伟大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可以比拟为这部伟大著作的某一个章节的一个注释，而现代奥运会只是这个注释的翻译。我在此绝无半点不尊重奥运会的意思，而是，只有这样表述，我们才可以理解现代奥运会和古希腊文明之间的关系和古希腊文明的伟大。 其实，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古希腊的伟大都不会过分，甚至难以充分。古代的希腊文明是几乎所有现代文明的起源，我们今天的所有现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古希腊找到其源头。说得简单一些，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民主，就是诞生在古希腊，并且仅仅诞生在古希腊。 世界上有许多物质的奇迹，从古代的被贴上标签的七大奇迹和没有这些标签的奇迹，到现代的无数奇迹，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已经让人类自己都难以界定到底哪个才是更加伟大的奇迹。但是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中，只有一种精神文明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古希腊文明。 我们今天顶礼膜拜和为之激动不已的奥运会仅仅是古希腊精神文明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就是这样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心潮澎湃。仅仅从现代奥运会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创的圣火点燃和火炬传递仪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精神的表象得到了多么广泛的共鸣。但是，我们今天为之共鸣的是精神本身还是其物质表象？当我们高举奥林匹克的火炬时，我们理解奥林匹克精神吗？ 从古希腊文明兴起的公元前5000年【1】，到古希腊文明被摧毁的公元500年，这期间的五千多年里，古希腊带给后世的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对人的价值和真理的追求，这就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在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后，欧洲从古希腊精神中找到了真实的自己。那就是曾经震撼了欧洲，进而震撼了世界，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文艺复兴运动。整个世界因此而走出了禁锢，迈向了开放，开启了现代文明。 我不知道人类应该如何对古希腊感恩戴德，其实任何感恩戴德都不足够；我也不知道人类应该如何对古希腊歌功颂德，因为任何歌功颂德都不充分。也许我们真正可以做的是对于古希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对此我们迄今做得竭尽全力但是仍然捉襟见肘，一如现代奥运会。但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可以不辜负这样一种伟大遗产的方式。 中国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孔子的价值：“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然而孔子的出现、诸子百家的出现以及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或者科学。“秦砖汉瓦”，从秦朝，到清朝，延续了两千多年。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这样的一成不变，同时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成不变，会再继续几个千年，也许永远。但用这样的语句——世无古希腊，万古长如夜——来赞美古希腊，却是恰如其分的。 人类如果没有了古希腊会是什么样子？毫无疑问，人类就是没有过古希腊也会继续存在和繁衍，就如同古希腊以前的人类一样。但是，没有古希腊的人类很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灵魂和头脑。 古希腊创造的民主就是人类的灵魂，而她倡导的科学则是人类的头脑。人类今天这两种最宝贵的特质，是由，并仅仅是由，古希腊人创造的。 我在这里所写的，不是赞美，因为任何赞美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也不是游记，因为游记已经堆积成山；也不是论述，因为论述是史学家的事情，他们会做得更好。我所写的，是一个经历了西方和东方文化冲击的人感受到的巨大反差，是一个对比了这样的反差后的感慨，是感慨后的深入思考，是思考后在笔头的随意流露。 我不可能跨越时间回到古希腊去拜访。我可以做的是跨越空间到曾经是古希腊的部分遗址去寻源。也许这样的旅行和对于历史记载的研究可以同时把我从某种程度上带回到古代的希腊。当我这样一个与古代和现代的希腊都素昧生平的人第一次来到希腊时，已经是2004年，第28届现代奥运会的前夕。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人，我就像一个在现实空间和书本空间的孤独的行者。我不曾看到我的周围有哪个国人有这样对古希腊的探寻热情，因此也不奢求找到一个同行的旅伴，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地几乎都是废墟。 古代的奥运会遗址已经成为废墟，古代的希腊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过去，以古希腊文明为旗帜和实质的文艺复兴也已经远去，甚至由文艺复兴直接导致的工业革命也只见其逐渐淡去的背影。 当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走遍了雅典的废墟时，在我踏浪去了几个希腊海岸的小岛时，五月的风非常惬意，给予这样的沉重一点点轻松。此时此刻地中海的风和古希腊时候的一样，几乎丝毫不变地吹过了七千年。 七千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当久远的时间跨度，但在地质年代上，这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因此，一切地理上的变迁都是微不足道的，古希腊时代的风也一定这样令人心旷神怡，古希腊的橄榄树枝也一定这样在风中摇曳，只是那些人造的建筑有了巨大的变迁。 过去没有的建筑，巍然矗立；过去矗立的建筑，已成了废墟。 我从雅典去爱琴海上的岛屿要在一个著名的港口上船，这就是“比雷埃夫斯”（Piraeus）（图2-2）。从古希腊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港口和军事重镇。古希腊雅典强大的海军就曾经驻扎在这里。我相信，除了港口船只的变化，这里的天和海一定和古希腊时并无二致。 图2-2 比雷埃夫斯港 港口停满了船只，大部分是私人游艇。雅典的空气并不干净，但是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海水却清澈见底。 比雷埃夫斯港口对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知道，这是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Republic）中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辩论的起点。这是一部举世闻名的书，在西方家喻户晓，但是在中国却对其知之甚少。 苏格拉底提出了对于追求荣誉和胜利的警告：如果没有正义，“那些热爱荣誉和胜利的人终将成为热衷于赚钱和拜金的人。”“当他们越来越看重金钱的同时，就越来越轻视美德。”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没有正义，从一个热衷荣誉的人转变为拜金者的过程将会非常简单、迅速和自然。于是这些人绝对不应该成为治国的栋梁，也不能够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需要的人才。 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关于胜利和荣誉的理性认识。奥林匹克运动赞美荣誉和胜利，也同时崇尚正义和美德。没有正义的荣誉和没有美德的胜利不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毫无疑问，奥林匹克所赞美的仅仅是具有正义的荣誉和具有美德的胜利。 苏格拉底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今天听来却足以振聋发聩。我们今天的体育“英雄”们，有多少遵照了古希腊的奥林匹克原则？我们今天刻意制造这些体育“英雄”的体制，有多少经得起古希腊标准的衡量？胜利和荣誉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标，为了“更高、更快、更强”而把“正义、美德、公正”抛诸脑后。 古希腊哲人的文字，今天我们读起来，俨然在评价当今的一些价值取向，让人不禁汗颜。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起古希腊的奥运会，多了政治的标榜和商业的张扬，而少了人文的底蕴和精神的赞颂。今天的奥运会，已经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古希腊的宗旨，也偏离了顾拜旦们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初衷。这多少令人想到雅典的空气，已经不如古希腊雅典的洁净了；于是也更令人珍惜比雷埃夫斯港口依旧清澈的海水，古希腊的精神应该永存。 雅典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以及岛屿的植被并不好，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裸露的沙砾。实际上，整个希腊本土地区多山地，少平原，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农业的地方，因此也绝不会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丰衣足食。可以想象，古希腊人在这里的生活必定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从农耕的角度来看，希腊的自然环境远不如当时波斯帝国统治地区以及当时华夏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我曾经以为古希腊之所以有辉煌的文明一部分是由于她优越的自然环境，其实不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记载了一个波斯人如此向波斯国王大流士形容古希腊，“那是一个山多地少的穷国。”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艰难的生存境况，造就了坚忍不拔的人民。 “坚忍不拔的人民”，这太过谦虚了。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 那些众多的废墟从另外一个角度默默地讲述古希腊的故事。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奇迹”，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和绝无仅有的奇迹。 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殿（图2－3），是来访雅典者的必达之地，也是古希腊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神殿的巨大在和周围参观者的对比中凸显出来（图2－4）。巨大的石柱和坚固的建筑，历经二千五百年的沧桑和战火后仍然屹立【2】，俨然是这个伟大文明的性格和精神。即便时光无情流逝，任凭丑恶猖獗多时，那文明的底蕴永不消蚀，终究是世人永恒的典范和不朽的准则。 图2－3 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殿（公元前5世纪）遗址（笔者摄）图2-4 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殿和周围参观者对比，可见其巨大（笔者摄） 巨大的宙斯神殿遗址在卫城脚下不远处，我曾经困惑为什么万神之神宙斯的神殿居然没有占据雅典最神圣的卫城，而他的女儿雅典娜却享有如此殊荣。这个答案在读者认真读完本书后就会自然得到。我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夕摄下了这幅意义深长的照片（图2－5）。我在拍摄时特地选择了一个没有任何游人的时刻，摄自宙斯神殿一隅。远处的城堡就是雅典卫城，一些橄榄枝被刻意保留在画面上方，提醒我关于这凝固了二千五百年的辉煌在这个当代夏日的含义。古代奥运会的优胜者得到的是橄榄枝编成的冠，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奖励。正是由于奥林匹克的和平意义，代表古代奥运会优胜者荣誉的橄榄枝成为了和平的象征，直至今天。 图2-5 雅典卫城脚下的宙斯神殿（公元前5世纪）遗址一角，远处城堡即为卫城（笔者摄） 在想象中，时间很容易推移到二千五百年前。一切似乎都凝固在了久远的古希腊时代，只有微风仍然让我感到这永不停步的时光流逝。古希腊的天空也一定这样湛蓝，橄榄枝也一定如此随风摇曳。然而如今，彼时辉煌神殿已经成为废墟。只有阳光和清风依然如故，慷慨地照耀和吹拂着大地。沧海桑田，物人皆非，只要你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这种伤感就如同此时此地的微风，阵阵袭来。 今天的希腊境内，甚至所有古希腊文明曾经到达的地区，所有古希腊的辉煌故址都已经变成废墟了。我久久坐在宙斯神殿的废墟上，怅然对着远处的雅典卫城。对于一个不理解希腊的人，这样的废墟已经可以令其肃然起敬，而对于熟悉这样一个伟大得无可比拟的文明的人来说，此时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其实，没有哪个地方比希腊和雅典给予我更深的感动，不是由于她今天的美丽，而是由于她昨天的底蕴。 是一种对于物质形式的文明流逝的遗憾，还是一种对于精神形式的文明永存的赞叹？震撼、感慨、遗憾、激励、愤怒、失落，这些还远远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有谁能够说这是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古代文明呢？她并不仅仅存在于古代，我们的现代文明就直接起源于她，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着她的存在，我们每天都在享受她带来的恩泽。 捡起我简陋的行装，再踏上独行的旅途。在希腊旅行，必然会体会到时空的转换是如此奇妙，那些熟悉的地名和依稀的古迹可以瞬间把人带到遥远的古希腊时代，而无可置疑的现代建筑和情景又会把人立即拉回到现实之中。从雅典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那雅典和斯巴达（Sparta）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喧嚣似乎刚刚在必争之地的科林斯（Corinth）尘埃落定，沿着那迈锡尼（Mycenae）的路标就把我带回到更加久远的迈锡尼文明。 似乎我回到了荷马（图2－6）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之中，从迈锡尼雄伟的狮子大门（图2－7）走出的军队，将和斯巴达等城邦的军队汇合，组成庞大的希腊联合舰队，从不远处的港口起航，驶向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特洛伊（Troy）城，拉开那将持续十年的战争的序幕。这个战争的理由是真的吗？在迈锡尼，我试图感受在距今三千多年前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率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真实理由。曾经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却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私奔的美丽的海伦（Helen）真的是这场战争的理由吗？ 图2－6 荷马（Homer），作于古希腊的希腊化时期，大英博物馆收藏 图2-7 古希腊迈锡尼狮子之门（公元前3000年）遗址（笔者摄） 还没有从荷马史诗的遥远梦境中醒来，那高速公路的指示牌就告诉我，如果要去奥林匹亚，前面的小路更近。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精致的小镇，奥林匹亚，在地理上已经距离我不远了，但是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横亘在现代的现实和古老的奥林匹亚之间的不仅仅是久远的时间断层，而且是巨大的理念鸿沟。 奥林匹亚，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地名，使她闻名于世的理由还远远不仅仅是以她命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她和雅典（Athens）、德尔菲（Delphi）、迈锡尼（Mycenae）、帕加马（Pergamon）、罗德岛（Rhodes）、米利都（Miletus）等等城邦和地区一起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象征。 和现代奥运会的赛场比起来，奥林匹亚遗址旁边的古希腊奥运会竞技场是如此的简朴（图2－8）。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每四年一次，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如果说现代奥运会更多地表现了外表的辉煌，那么古代奥运会则更多地创造了内心的伟大。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辉煌更多在于物质，则古希腊的辉煌不仅在于物质，更在于精神。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一天终将会老去，但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却可以与世长存，一如这并不张扬的奥林匹亚地区的山岳和溪流，青山不老，绿水常流。 图2-8 古奥林匹克运动场遗址（笔者摄） 当每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在赫拉神殿废墟（图2－9）前点燃的时候，这绝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竞赛的象征，而应该是人类对于一种精神继承的决心。从奥林匹亚的赫拉神殿到雅典的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主场地“大理石体育场”（图2－10），这数千年的漫长时光给予了奥林匹克精神以新的意义。奥林匹克运动应该是对于一种文明的捍卫、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宣言。这个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 图2-9 奥林匹亚的赫拉神殿遗址（笔者摄） 图2-10 1896年雅典举办现代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亦称“大理石体育场”（笔者摄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夕）（笔者摄） “马拉松”长跑也许就是这一象征，这一竞赛项目是古希腊奥运会没有的，但却是现代奥运会的象征。当古希腊在马拉松击败入侵的波斯大军后，斐迪庇第斯（Pheidippides），一位普通的战士，为了把捷报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雅典，耗尽生命的最后能量跑完了这四十多公里。当时的战争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讯，亦即后方不知道前线的战况，友军之间不知道彼此的处境，以致很难制订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斐迪庇第斯就是为了让统帅部可以及时知道前方的信息才不惜在战斗的伤痛和劳累之后以生命的代价跑完了这么长的距离。 这个项目所真正要体现的不是距离和体能，而是对于一个伟大文明继承和捍卫的决心，一如两千五百年前捍卫古希腊的自由和民主而鏖战马拉松的将士们的意志，亦如后世人对其的领悟。十九世纪著名英国政治家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这样评价“马拉松战役”：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英国曾经参与的战役，因为它使得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免受专制和独裁的奴役。 建于1896年的这座见证了奥运会百年历史的“大理石体育场”现在已经小得无法容纳现代奥运会的大型比赛了，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变成废墟。也许我们后代有一天也会像现在凭吊古代奥运会一样来凭吊我们的现代奥运会，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奥运会所体现的古希腊文明的精神永远不会成为废墟，她是人类文明的永远的丰碑。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1】从公元前5000左右年开始，源于印欧语系的希腊语就在地中海地区开始出现。参见Charles Freeman，The Greek Achivement，Penguin Books Ltd，1999，等。更准确的年代在继续研讨之中。 【2】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19世纪，占领军把帕特农神庙作为军火库屯放炸药，结果引起剧烈爆炸。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破坏之后，神殿的廊柱和山墙还依然矗立。

论中国人的性格 文：罗素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他来到中国作了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在罗素所著《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指出了中国人三个最主要的弱点：贪婪、怯懦和缺乏同情心。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天空地探讨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一个完美的哲人是彻底地奉献自己，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并且至今完好无损，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肮脏不堪，这也应该是事实。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诗作赋，而不善于记住《特克年鉴》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 　　 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有时候，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下坐牢，正如他会在英国、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平常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乾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就如个欧洲人在1914年以来，一个美国人在1917年以来，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人们依然只需像自己，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个人主义在西方已被废弃，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着。这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中国的每个劳苦百姓，或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很少有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一旦变为共和国，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在中国给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溥仪现在正满十六岁，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他又一次被推翻，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主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这个国会是亲日派，并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这场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响下明白了应当为谁而战时，就开始倒戈。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影响，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政府由于腐败，财政资金一直紧缺，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强烈要求颁发工资。结果，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双方发生冲突，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尊师重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政府刚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900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我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虎视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典型。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纪律，倡立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愿驯服地屈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族人；但最后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中国的文明渊源流长，亘古不变；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满洲里地域广阔，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余的人口而侵入满洲里。然而，中国内地迁移到满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满洲此时的政治势态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处境危难，满洲里将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蔑视敌人军队的方法，他们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了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但是中华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愿谈及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因为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是这样的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宁愿说自己这些好的感受。但是，不论是出于对中国的真正友善，还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看，不承认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是错误的。我只要求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人愿意靠我们的救济行善而活下来以外，许多人都饿死了。 中国人没有花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也不会仁慈行善，让一些维也纳入活下去。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为了几块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当奴隶，如果得不到这样一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这些孩子。救济饥民这种行善事业，许多都是白种人在那里乾，极少有中国人所为。即便有极少的救济金也被贪官污吏所吞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西方人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中国人，倒不如说是出于安抚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和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如故，发生饥荒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这一次饥荒中靠别人的慈善救济幸存下来的人，也许在下一次饥荒中很难逃生。 　　 中国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采用不同于白人靠单纯救济的方法去拯救饥民。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种同样的解释，并且对许多有关问题的看法是趋向一致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无法理解。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未遇见这种情况。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中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知消极地忍耐。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一次死的危险。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才会减少。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甚。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然至少西方人实际上如何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已经说起过，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乾而又多神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于预料。你可以想像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疯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我认为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才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顾一切后果的冒险者，尽管他们平时一贯小心翼翼。虽然浪漫主义的爱情在中国远远比在西方更受蔑视，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由于追求浪漫主义的爱情而丢掉皇冠。 　　 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并不容易。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仅仅是中国人保留着一种尚未受到工业化影响的古代文明。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可能在侵华的日本、欧洲和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压迫下丧失殆尽。中国艺术正在遭受毁坏，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欧洲的二流绘画。大多数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本民族的绘画缺乏审美能力，而且轻率地认为中国没有遵循绘画的透视法则。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规，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地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当然，中国人能否继续保持自己温文平和的性格，完全取决于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假如迫使中国人面对像日本在中国实行的那种极端野蛮的军团主义暴行，那么中国人出于自卫而会变得更加无畏。

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文：许锡良 记得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无论就男性或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其所以有这种区别，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教育。”人有许多划分的方法，这里将人分为有思想的与无思想的，实在是抓住了人之为人的要害。只是有没有思想是不是完全归因于教育，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教育肯定是影响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有思想的人呢？通俗地说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脑子。”有脑子的说法是比较形象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人面对人生、社会与世界有自己独到而系统的看法。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支持系统严密而强大。因此，有思想的人，内心一般都比较强大。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支持系统，就不容易轻易改变。但是，这不会是先天自然就有的，而是要伴随漫长的人生阅历，同时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要归因于教育。 好的教育，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从而变得有思想；坏的教育，给人洗脑，从而变得没有思想，只会一个传声筒，或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让人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不会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是提供材料，提供不同的思想观点，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选择。弄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说出自己的理由，只要你遵循逻辑与事实的原则，那么怎样看都是可以的。 有思想的人，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那个独特而有灵性的生命。你的感受就是出自你的脑袋与你的独特感受，怎么可能让别人轻易代替？ 人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其实很渺小、很脆弱。但是，如果你有了思想，你就会很坚强，很强大，而且会充满自信。不再会在乎外在的力量给你贴了多少标签。只要你内心里认定了的，即使千万人，也会发出“吾往矣”的气概。 因此，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也就是已经觉醒的人。佛教里称为已经觉悟的人。觉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自哪里，现在如何，将要去哪里。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过人类理性的三个永久性问题（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612页。），他认为这是我们理性兴趣集中所在。这三个问题就是：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人一生中，其实也一直在这三个问题中挣扎。一个人活得明白还是糊涂，就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审察，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康德说，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是喜欢与有思想的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与真理为伍。这也成为后来哈佛大学的校训。 人活着只是一张臭皮囊，如果除却了思想灵魂，其实什么也不剩下。因此，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就是他们蕴藏在躯体里的思想灵魂。因此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心灵伴侣。 一个人有学问不同于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思想，但是，有思想的人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因为思想必定要借助学问所寄寓与附着。否则，就成为无根之木，无苗之本。 学问家常常要求朝一个方向打一口井，并且要求要打出水来。但是，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思想家常常是能够对人类的历史开出长河的人。但是，人类的悲剧常常就在于，人们喜欢用打一口井的标准来要求开一条长河的人。他的见识总是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脱离庸众，为庸众所排斥，就在所难免。 因此，人类，自古以来，有思想的人的世俗生活并不是很完美。愤怒出诗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思想常常是专制的死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有思想的人，常常是幸福的。在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开放国家，有思想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常常长寿，且无疾而终。 有思想的人，是天赋与教育的共同产物。人们在无限复杂多样的世界里,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这里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是做一个不满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满足的猪更为幸福？有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会得出他自己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比一般动物多了一层思维的乐趣，发现与创造，有思想的人总是乐此不疲。

重温洛克名言 文：茅于轼 300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3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句话，深感他的思想深刻。这句话所发出的光辉，至今还能照耀人类社会，帮助许多人觉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社会不平等最生动的描述。古今中外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减少不平等思考、奋斗。社会中总有慈善家用各种办法救济穷人，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彻底的办法是财产的公有化，以完全消灭贫富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财产的公有制。这些思想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他的学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为此奋斗，甚至牺牲了生命。 到现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过去。冷静下来后，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这个主义的毛病，依然信奉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仍然会有人问，财产共有的其它方式是不是还有开发探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洛克的这段话，也许能帮助我们理清一些思路。 是什么人赞成财产的公有制？未必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给大家享受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制分享他人财产的人。公有制实际上是分享他人财产的制度，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分享别人的财产，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制度。 中国实行公有制，这是在宪法第6条里十分明确地申明了的。宪法进一步在第12和13条中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比较这两条的叙述，可以理解为：公共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收入。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是被实实在在强制执行的。解放初农村的土改就是强制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分给了贫下中农。1956年的公私合营，也是基于强权的化私为公，没有商量余地的。严格讲，这些都是受保护的非法公有财产，虽然非法，但是“神圣不可侵犯”。 财产的所有权并不是空洞的，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财产的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或者用于消费，或者用于投资。消费或投资也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的决定权在所有者的手中。对于公有财产来说，谁有权对选择做决定？如果公众都是所有者，该谁说了算？实际上谁说了也不算。所以公有制是一种无法实行的制度，是一种欺骗人的制度，在现实中是由公众委托的代理人来执行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公有制在实行中是代理人所有，也就是官员所有。于是，公有制变成了官家所有的官有制。 由于公有制，国家建立了许多公有企业，称之为国企。国企应该是全民所有，但是事实上，中国公民绝大多数没有品尝过当国企主人的滋味。名义上国企是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去管理，但实际上几乎变成这些管理者的私产，也就是说，把人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公有化，变成了少数国企管理者的私产。证据是，国企的利润不用上交，全部留作自用。一直到前三年，才规定国企利润上交，但是比例很低，只要求上交利润的10%，到2020年上交的比例才会达到30%。 其实，最初国企利润是全部上交的，但是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没有了创造利润的积极性，所以规定可以不上交，用以鼓励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这说明，国企已经私有化了。国企的所有者管不了管理者，只能用私有化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某种意义上，国企是通过公有制输送公有资产给私人的管道。近年来的反贪运动发现大国企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问题，而私企就没有这些问题，这更说明国企是输送公有财产给私人的管道。 比较国企和私企，私企的资产是属于某个个人的。对私企财产的侵犯，就是对某个私人财产的侵犯，而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财产无缘无故地被侵犯。所以贪污分子想在私企里作案很难得逞。但在国企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企资产的主人是全国人民，它实际上一定是缺位的。事实上起监管作用的是主管国企的政府官员。他们是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主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确保代理者尽心尽责，所以国企必定是问题丛生，贪污腐化，防不胜防。最终国企必定会变成把公共利益输送给私人的管道，成为在公有制下化公为私的管道。 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在公有制社会里和私有制社会里非常不同。前面已经分析了，公有制社会是一个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社会。在中国，从土改分土地，公私合营分资本，到文革全国范围内抄家，都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发生的。文革时的抄家相当于在城市搞了一次土改，把中产阶级（相当于农村的富农）的个人家庭资产没收充公。本来抢别人的财产属于非法，但是在公有制下是非完全颠倒了：抢财产是光明正大的，被抢的人反而被视为没有公心，道德低下。他们想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被公有制剥夺了。近几年中国大批企业家移民去发达国家，那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远比在中国有效，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公有制中财产权的混乱状况。 公有制的不可取不但由中国的近代史得到证明，在国际上也有许多例证。世界上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寥寥可数，而且除中国外，都是很穷的国家，或者是由富变穷的国家。朝鲜和古巴是比较典型的公有制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极端贫困，只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所需，而且经济极其脆弱，经不起国内外意外事端的风吹浪打。 另外有几个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有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本来是很富裕的国家，石油储量丰富，由于迷信公有制，由前总统查韦斯发起、现总统马杜罗继承的公有化，把国家搞得面目全非，通胀膨胀率超过1000%，商品全面短缺，犯罪率上升近十倍，沦为全世界“悲惨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本来是最富有、最有秩序的国家，但是在1980年代末，执政者穆加贝没收了白人的农庄分给革命老战士，破坏了私有制，后来经济走向崩溃，津币的通胀率达上亿倍，成为废纸，不得不用外币取代津币在市场上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是民选的。可见公有制对普通百姓具有吸引力，识破公有制的危害性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对于公有制的不良后果，必须保持万分的警惕。 注：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茅于轼为FT中文网撰稿。

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文：张千帆 一 朋友，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先让我们猜一猜你的答案：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你的基本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仅不会受到政府的随意侵犯，而且在受到其他私人威胁的时候可以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既不会动不动就来征你家住房下面的那片地，更不会雇用地痞流氓来拆你的房子；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你不用担心自己吃的粮食经过有毒的处理、吃的猪肉注射过“瘦肉精”、吃的蔬菜喷洒过量的农药、喝的牛奶掺杂过三聚氰胺；如果不幸大病一场，你不用担心医药费过高，因为政府提供了可以承受的医疗保险，大病小病都能免费报销；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国家，不仅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满足合理的消费需求；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这里的山河依旧适合人类的生存，清新的空气没有太多灰尘，纯净的水没有经过化工污染；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理想，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在网上批评或调侃一下自己看不顺眼的领导，而用不着担心自己经受不必要的干涉甚至“跨省追捕”的恐惧；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国家，政府的法律规章不会因为你的户籍、族群、性别、年龄、身高、相貌、政治面貌或不相关的健康状况歧视你，也不会允许其他人、企业或机构歧视你，你在农村也能接受和城里孩子大致相同的基础教育，你能上哪所大学全凭你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而和你父母的户籍在哪个省无关；你一定还想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国家，什么事情都在公开的规则里说得清清楚楚，办事不需要看官员的脸色，子女上学不需要托人情、走后门，即使和官府发生争执也完全可以在独立公正的法庭上公堂对簿，而完全用不着通过跳楼、自焚等极端手段吸引公众注意，最后贪官污吏得到惩治，社会正义得到伸张……二要求确实不少，不过平心而论，都不算过分。归根结底，我们作为人都想活得有尊严，你也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值得过的生活而已。然而，所有这一切虽然不算奢侈，但也不纯粹取决于你的个人努力。你可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这是个人尊严的起步，但是仅此未必就能活得有尊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的需要与能力可以成就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境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活质量乃至我们的人格尊严都部分取决于别人的作为。你想生活在一个美丽、清洁、健康的环境，他却偏偏把一吨吨工业垃圾排入经过你家的那条河流，工厂烟囱整天冒着大把黑烟，你的梦想能实现吗？你想吃新鲜水果蔬菜，但是农民偏偏为了增加收成在庄稼上面打上大量农药，外表还装饰得很好看，其实都是通过对健康不利的处理，你能维持健康吗？如果没有一套法治规范的市场秩序，人人相侵、尔虞我诈、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能有多少尊严吗？事实上，如果人和人之间不能诚实合作，市场和社会分工都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回到自食其力、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在这样的世界，你连一个人走路都不安全。一旦人类沦落到霍布斯所说的“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与短命”的自然状态，人人各自为战，连基本生存和安全都保不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为了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所谓“政府”，就是我们授权让它为大家做事的机构或“国家机器”；我们每个人都通过纳税等渠道为这台“机器”输血，让它招兵买马、研制兵器，目的是保护我们不受其它民族的侵犯，同时也禁止和惩罚国内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当然，这台“机器”不能自说自话、自行其是，而是要受我们控制的；禁止什么、允许什么，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样一来，暴徒不敢杀人了，否则《刑法》会治他的罪；工厂不敢冒黑烟、排污水了，因为政府会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罚款，使其得不偿失；农民不敢以违规的方式喷农药或在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得承担《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法律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甚至掉脑袋；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的奸商收摊了，否则要按照《消费者保护法》为出了问题的产品买单……市场诚信建立起来了，你我就安居乐业了，至少能达到“衣食足、知荣辱”的境界。这下该有尊严了吧？且慢，你我享受的这等生活全都是靠政府才得到保证的，但“政府”是谁呢？它就真的那么好吗？它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一旦问起这些问题，就牵扯出一大套学问来；正如美国先哲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人类统治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以人统治人。原来“政府”不是什么神秘的“机器”，就是你我这类有血有肉的凡人而已；政府机构就是由你我这些凡人填塞的实体，即便国家领导人也不过是你我凡人而已。他们靠我们养着，帮我们做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凡人会杀人放火、会假冒伪劣、会污染空气、会三聚氰胺，他们却只会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呢？这似乎没有道理。确实，政府应该但是未必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之所以创建并供养这个政府，还给它那么大的权力，本来是要政府这群人为我们做好事的，但是他们也完全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做坏事。警察本来是要抓坏人、放好人，但是他们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可以捏造证据把一个好人抓起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错判死刑、滥杀无辜；政府的基本义务本来是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如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人民的财产，又何乐而不为？如果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强拆城市的房屋，征收补偿很低而收取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很高，征地拆迁岂不成了政府无本万利的生财机器？政府本来应该检查食品安全、惩治环境污染、取缔假冒伪劣，但是如果肇事者偷偷给执法人员塞钱请其“高抬贵手”，他自己可以继续违法牟利，执法人员则牺牲执法换取外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俩“双赢”了，你我的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产品质量还能得到保证吗？无论是《刑法》还是《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因此，要保护自己的基本尊严，我们既不能指望过着看似逍遥自在的无政府生活，也不能建起和供养一个政府就丢下不管，因为你不管它，它迟早会来“管”你。一个不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个乖乖接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奴隶民族；无论是奴隶还是野蛮人，都算不上有尊严的人。要生活得有尊严，我们不仅要维持一个政府，而且还要建立一套制度或规则，让政府为我们大家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比自己眼前这点利益看得远一点、做得多一点。如果你受了欺负只得忍气吞声，那你还是乖乖接受欺负吧，别指望政府会来保护你这样的人，因为你自己就太弱了。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一样；如果只能是它对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对它怎么样，它凭什么来保护你？它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你又能如何？既然已经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奴隶，又怎能指望政府把你当主人对待？三绕了一大圈，挺玄挺复杂的。“尊严”二字说说容易，要实现起来则不容易；做奴隶容易，埋头干活就完了，做主人则有许多操心事。你还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如果还是回答“是”的话，那么——就来学宪法吧！因为宪法说到底只做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政府只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要实现你的梦想，也只有通过落实宪法，或者说实行“宪政”；如果宪法不落实，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人民对政府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保护，我们大家也就不可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宪法如何帮助我们控制政府呢？宪法说到底就是一套基本规则，告诉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们人民呢，则不能把宪法丢在一边不管，而是要按照宪法规则在一旁监督评价，政府做得对可以掌声（或选票）鼓励，做错了则至少要给予“围观”压力并要求它及时改正，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的必须让它下台换人。譬如说，怎么保证政府制定的法是对大家有利的良法呢？我们每个人都自私，我立法对我有利，你立法对你有利，政府立法对官员有利而对我们大家不利；要制定一部对大多数人都有利的法，我们所有人都得对立法有发言权，最后采取多数赞成的方案。但是我们平时有别的工作，没时间也没那么大兴趣直接参与每一部立法，那就委托一群叫“议员”的人帮我们立法，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一起开会商量立什么法；他们可不是白干，而是从我们纳税人这里拿了相当高的工资才做这件事情。这样，我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你也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最后看我们和你们谁选的议员多，多数议员通过的法就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良法；如果代表我这边利益的议员上台后变卦了，我下次就不选他；不选他的人多了，他就下台了，而他想要在台上拿那份工资就得好好代表我们的利益。 再譬如说，法律制定出来还得执行，如何保证执法人员如实执法呢？如果他不依法办事，我可以去他领导那里告他；如果那个领导不行，就再去领导的领导告，一直告到最高领导人那里。最高领导人也袒护他怎么办？宪法可以规定，我们人民和选议员一样把他选掉，或紧急的话没到下一次选举就把他罢免掉，或通过议员间接把他弹劾掉；总之，我们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就如何规定。如果执法者违法，还可以上法院告他。不过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怎么保证法院如实按照法律来判决，而不会买他的人情或受他控制呢？要保证法院依法判决，法官一定要独立；如果我今天判你败诉，你明天就把我免了，我怎么还敢依法审判呢？因此，要保证判决公正，必须保证法院和行政、机构和机构之间一定的分权；否则，正如法国先贤孟德斯鸠早已洞察，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手中，他呼风得风、唤雨得雨，那就一切全完了。你也许会说，这么高深、这么繁琐、这么头疼啊！这个“尊严”我还是不要了！要想生活得好，我不仅得努力工作，还得选举啊、诉讼啊、请愿啊，这些事情可都要受领导批评的。再说即使我学会了这些并按照书上说的去做，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我一张选票能把不合格的代表选下来吗？我一句批评能把那些贪官污吏撤下来吗？我喊破嗓子，司法改革能往前进哪怕一小步吗？面对体制，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与其以卵击石，我不如放弃。是的，做人不易，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更难。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儒家以前所说的“君子”，当然比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狭隘短视的“小人”难做。君子不但有道德、有远见，看得到家人、社会以及更遥远的制度和自己的关系，而且有担当、有勇气，虽然未必需要为了真理舍身成仁或“摩顶放踵为天下”，但是至少除了家里的油盐酱醋之外愿意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额外的努力，而不会坐等搭别人的便车。宪法保障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但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有尊严，才有资格享受宪法保障；一群狭隘自私的小人斤斤于眼前一点蝇头小利，本来便撑不起宪政的宏伟大厦，最后也确实得不到宪法赋予的实惠，更谈不上什么尊严。其实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一旦宪政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套东西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常识。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有考上大学的智商，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掌握这本书的内容；只要你有和商贩讨价还价的耐心和勇气，就没有困难将其付诸实践，做一个有尊严的共和国公民。当然，你一个人努力会碰到不少钉子，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认真对待宪法，按照宪法的要求监督我们的政府，你马上会发现人民的力量是何其不可小觑；反之，如果你不在乎宪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在乎宪法，官员连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那样一来大家就惨了。我们希望你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没有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失去信心；也希望如果我们重复开头的那个问题——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国家，你不会回答说，有尊严的生活只有在你们毕业后想方设法移民出国才能讨得到……宪政难乎哉？不难也！只要每个人为落实自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多做那么一点点，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和现在何其不同。如果你不愿让自己的天赋权利被剥夺、自己的正当利益被瓜分、自己的内在尊严被践踏，如果你不愿意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一个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不受控制的政府高压管制之下，如果你不愿意提心吊胆地居住在随时可能被拆迁的房子里、呼吸被盲目“发展”严重污染的空气，或用微薄的薪水为制度造成的高房价、低保、“三公消费”买单……那么就来学宪法吧！这部宪法就是为你制定的。它至少能告诉你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并在全体公民努力下实现之。让我们一起认真对待自己的宪法，共同建设一个有尊严的宪政国家。

飞灰照进现实 文：潘璐 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的幼年是在频频的空袭警报和严重的物质匮乏中度过的，她出生的时间和地点——1941年6月的德国柏林——决定了她的人生将面临许多的坎坷波折和聚散离合。 1945年春天，战争终于结束了。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不仅百废待兴，它面对的还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争夺以及在东西两个阵营之间逐渐形成的坚冰般的壁垒，柏林成为了冷战的前沿阵地，先是被英法美俄分割占领，后来又被柏林墙一分为二。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父母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崇拜，莫妮卡·马龙到了德累斯顿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但是一年之后，她离开工厂回到了柏林，在电视台做了两年导演助理。之后到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和艺术史，又在戏剧学院学习、工作了三年，后来到民主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周报》担任记者工作。对于这些往事，莫妮卡在《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中写道： 也许是一种早年的经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可以付诸纸上，而纷乱的思绪，一旦诉诸语言，就有了形状；那些自己身上多余出来的、讨厌的冗余突然显现为有意义的可能性。 莫妮卡·马龙自幼对文学和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喜爱海涅、毕希纳、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等。对自己喜爱的剧目，如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四川好人》，她能看上四五遍，而且常常是站票，要站上四五个小时。1975年，莫妮卡辞去报社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出于好奇和对远方的渴望，她甚至接受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派遣，前往西柏林搜集情报，但她在递交的两份报告中拒绝说出相关的东德人员的名字，并对民主德国的现状颇多批评。八个月后她主动提出与国安部终断合作，后来还退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使她自己成为国安部监视和跟踪的对象。 对莫妮卡·马龙来说，这些数年之后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事件只不过是些插曲， 1970年代最后几年的主旋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飞灰》的创作。由于书中揭露和批判的内容，《飞灰》无法在民主德国出版，1981年通过联邦德国的费舍尔出版社才得以面世。虽然西德媒体对《飞灰》的片面宣传令莫妮卡·马龙痛心不已，但这部小说也使她声誉鹊起，奠定了她在德国文坛的地位。 德文版《飞灰》 《飞灰》讲述的是女记者约瑟法·纳德勒的故事。约瑟法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个压力来自于职业：她写了一篇关于B城化工厂及其老化的发电设备的报道，揭露其对居民健康的威胁。她应该坚持真相，还是屈从领导的意志，写一个可以发表的版本？约瑟法面临着抉择。另一个压力来自她的个人生活：她作为30多岁的单身母亲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害怕孤独，渴望着一个能给自己温暖和安全感的家庭，另一方面又害怕失去自由、受到拘束。与情同手足的好友克里斯蒂安坠入爱河，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还是多年友谊的结束？小说围绕着这两个线索展开，莫妮卡·马龙把自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的身世以及个人的职场、情感经历糅合进来，约瑟法的身上显然有她自己的影子。 昔日的比特菲尔德 现今的比特费尔德 对东德情况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小说中的B城就是当年东德的工业重镇比特菲尔德。这里临近褐煤产区，从19世纪末开始就集中了大量的化工、能源企业，环境污染随之而来。东德时期，由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设备更新，使得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约瑟法的报导开篇就写着：“B城是欧洲最脏的城市”。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像“炮筒一样伸向天空的烟囱”，还有“每天一百八十吨日以继夜地不停下落的的飞灰”等景象并非文学的虚构，而是写实的。“还有这些刺鼻的烟雾，简直可以当做路标使用。请您一直往前走，直到闻到氨味，然后左转，直到硝酸，如果您感到嗓子和气管里一阵刺痛，那请您转身，并且叫医生来，因为那是二氧化硫。” 和严重的污染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轻视和淡漠。首先是政府：随着调查的深入，约瑟法发现污染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关停那个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发电厂，建立一个新的，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政府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方面封锁媒体、隐瞒情况，另一方面把用于设备更新的拨款拆东墙补西墙，使得情况迟迟得不到改善；在新电场终于即将落成之时，上级部门又坚持旧电厂继续使用。B城的居民也对环境问题采取隐忍的态度。他们爱穿白色的衣服，经常擦窗子，以这些行为与污浊的环境进行着消极无力的抗争。对B城的采访使约瑟法震惊，她决心用一篇真实的报导把这一切公之于众。她不想把符合真相、一针见血的文字换成温和的、可出版的变种，“把真相掩藏在漂亮的句子后面”，尽管这一做法给她带来了麻烦——上司不但拒绝发表她的文章，还当作“反动”的证明拿来批判，鼓动党员大会开除约瑟法的党籍。 在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她党籍的当天下午，最高委员会决定关停B城的老发电厂。这是否会给约瑟法的生活带来转机？作者并没有交代，而是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本终究只是虚构，当现实中的莫妮卡·马龙在30年后重访比特菲尔德，眺望曾经的烟瘴之地的时候，这座由矿山废料堆成的小山，如今已草木葱茏，成为一处景点。山顶上，艺术家克劳斯·布瑞建造了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称为比特菲尔德拱桥。这一座拱桥连接的虽然不是河流的两岸，但它连接的是过去和现在——过去的矿山废石堆变成了公园，过去欧洲最肮脏的城市成了一个生态型的工业园区。展现在莫妮卡·马龙眼前的早已不再是毒龙咽喉一样喷吐着飞灰的烟囱，而七个时区以外的我们呢？《飞灰》像是一座虚构中延伸出的桥，叩问着当下的我们：难道我们不正经历着同一场虚构般的现实？ ——选自《飞灰》译者序 《飞灰》 [德] 莫妮卡·马龙 著潘璐 译雅众文化 & 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飞灰》是德国著名作家莫妮卡·马龙的首部长篇，一部披露雾霾引起空气污染问题的勇气之作，在德国被视为第一部环境问题小说。本书描写了德国工业时期因雾霾引起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展现了个人与社会、感情与现实的纠葛和冲突。 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讽刺性杂文，莫妮卡·马龙都有着大师般的驾驭能力。她以亲历者的视角构筑人物鲜活的性格色彩，又以记录者的身份见证着德国历史的变迁。 注：本文转载自雅众微信公众号。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你是否懂得仰望星空 文：转载自量子学派公众微信号 大学教育，就是引导我们如何仰望星空。大学是什么，德国的威廉三世这样呐喊：“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他没有将大学视为统治工具，而是全力支持科学家洪堡创立德国的大学(Universitaet，英文中的University)。现在大学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德语中的Universal，即无所不包，全世界的，宇宙的，广博之义。德国后来在近100年的时间保持科技的领先，正是因为贯彻了“大学自由”的思想。 大学是吸纳各方思想精髓的所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每一个学生就像一个量子，他的成才轨迹应该遵循 “测不准原理”。如果将大学教育方式设定为“微观粒子位置”，那学生成长性则是“微观粒子动量”，一个测的越准，另一个就测的越不准。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一旦将专业、学科、思想、价值取向等禁锢太死，那学生反而不知道未来方向。反之，如果大学自己开放包容，那学生在不可测中找到未来航向。 现在大学人心躁动，功利横行，行政化的校方只为拿课题、评职称、成为管理者而上下奔走觥筹交错；而学生只能忙于应付考试和考证，只为求职而不求知......少有人以学术性、科学性、思想性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大学求知！一个民族，如果大学里面都不能培养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如何卓然于世？ 通往奴役的路由每一所大学铺就 现代大学奠定自己的中心地位，核心原因是粉碎了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从精神上解除了大众奴役枷锁。大学自由，大学无权威，在这个基础上，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洲大学对新世界进行更完整性的思考，并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自然科学体系，以更清晰逻辑解释神所创造的世界，让储备了千年知识的宗教亦无话可说，这才最后确立了现代大学独立地位。 解除精神上的奴役，这是大学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康德曾经认为：“人不应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决、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当代大学，以前苏联为例，且不谈意识形态上的专制，还在大学培养出“当代蒙昧主义”，就是“思想的统一性”，统治者为达到奴役目的，开动宣传机器日复一日灌输同样思想。结果全体人民形成同样的思想模式，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被洗脑。不仅仅是前苏联，就连德国这样教育程度极高的国家，30年代希特勒政府大造舆论，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统一观念：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必先诛之而后快。沾满鲜血的德国青年，充满崇高的使命感。 这样的事情难道就没有发生在当今？大学行政化目的到底是什么，民粹化倾向是不是越来越严重？独立的思考者是不是日益边缘化，你会不会觉得身边的朋友空有躯壳？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大学根本没有传承的精神。再批判性的反思下，这样下去，通往奴役的路由每一所大学铺就？ 大学不是一个模式，一流人才一定要对宇宙中未知一切好奇，怀抱改变世界的热忱，对权威世界进行批判。就是要怀疑一切，如果没有包容，不允许独立思考，必须按照条条框框的XX思想来办，那绝对办不出顶尖大学。 奴役是没有意义的，它不可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强盛，量子学派有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是由量子力学大咖薛定谔（还记得那只恐怖的猫吗）写的通俗作品，他在书里指出，一个健康的组织体, 它必须是一个特殊状态。不能太稳定, 否则就像晶体一样自我封闭，生命第二需要的是负熵流, 有负熵才有信息，才有熵的稳定。反对的意见一定是要有的，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稳定。 通往庸俗的路由每一所大学铺就 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普遍得出的结论，越是重点精英大学，学生们聊的事越世俗，越功利。在西方，平衡利己主义的是大学和宗教，而现在中国的大学，却在主动培养功利主义，这是社会彻底物欲横流的一个原因。象牙塔都不能有自己的坚持，那如何让普罗大众坚守底线？ 责任不在学生，一进大学院方就反复强调找工作的重要性，老师也在亲身示范，教法律的打官司，教物理的拿项目，再没有本事的也在外面整份兼职，老师成了老板，师兄成了打工者，课题经费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样的环境，当然只会造成功利和庸俗的大学之路。 “为谋生而学习”在西方大学中受人鄙视，教育是个人状况的全面和谐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教育是人的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而不是我们现在以“赚取物质利益”为最高目的。爱因斯坦也鄙视这种谋生动机：“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对真理的向往应该是任何大学的路径依赖，学习的实用性应该是第二位。当然，对真理的自由式探求，它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万有引力，热力学第二定理、相对论、量子理论……这些最伟大的科学理论都不是因为实用而被发现，而是因为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而它们给人类带来的价值，任何实用性研究都没有办法相媲美，表面上没用的东西带来的才是最大的功用，而现在的大学教育却将因果律倒过来。 大学通为庸俗之路也不能全怪教授，经济上的压迫是会影响到人格的高尚，内心的满足是不能当作工资的，教授们不能用道德坚守来填饱妻儿肚皮，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他们不得不向功利性靠拢。在西方世界，优秀的教授从来就不缺科学经费，企业家争先恐后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因为教授的签名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还能获得更多名气，所以不是教授求企业，而很多时候是企业求教授。想想这是一种多么有尊严的生活。 现在中国，教授为获得名利将学术实用化，学生为了获得就业而功利化，互为因果的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再也没有人去思考貌似无用的东西，仰望星空成了众人笑料，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泰勒斯留下来的优秀传统被摒弃，大学里最应该被传承的精神内核被忘却。 科学只为真正的信徒打开它的美妙世界，如果你爱上的不是科学本身，而只是想着利用它为你获得利益，它怎么又可能为一个世俗之人创造奇迹呢？ 通往狭隘的路由每一所大学铺就 网上流传着中国大学的江湖绰号，虽然调侃意味十足，但却反应了一种价值取向。 清华大学：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 北京大学：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第二党校 北京师范大学：积水潭师专 南京大学：浦口农民运动讲习所 复旦大学：五角场社区职教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市第一建筑施工队华中科技大学：关山口职业技术学院中山大学：海珠区青年康乐中心深圳大学：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 武汉大学：珞珈山综合职业技术培训学院……大学本应该是无所不包的所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应该与职业学校、实用学科有严格区别，而我们一开始就将大学定义为文科或者理科，从而剥夺了自己的“大学”资格，成为一所职业院校，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唯有通过综合与反思，科学才有可能真正前行。举个例子，中国大部分哲学系学生都是文科生，事实上在西方科学史上，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是数学大师，如伽利略、笛卡儿、爱因斯坦、培根、莱布尼兹、康德等。 文理分科直接导致科技与人文的分离, 就两个极端而言，清华大学的徐葆耕教授说过，在中国出现两种畸形人：一种不懂科技奢谈人文的“边缘人”，这些人占了社会大部分，他们关注着所有社会事件，以明星谣言和垃圾信息为食，一听到此类风吹草动就毫无理性的互喷，完全没有逻辑性可言；一种是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 空心人”，他们对身边社会事件漠不关心，甚至对个人权利也并不在意，成为权力的帮凶而浑然不知，却不知道这样的沉默带给自己是永远的奴役。不懂科技的“边缘人”将自己打扮成“小清新”，喜欢把空洞无聊的自我写照当作社会现实, 他们经常顾影自怜和欣赏社会泡沫，最终成为被科技浪潮甩在一边的“冗余者”。而对立面的“空心人”自以为掌握了现代科技，是互联网的世界公民，其实是被科技所控制，情商低下、感情干瘪、思想空洞，从来不去考虑人本身存在的价值。 大学的这种狭隘造就了现在许多极端情况，南大碎尸案、铊中毒案、清华北大爆炸案等等。大学的专业和学科不宜过窄，也许有文科生会问了解《费曼物理学讲义》《从一到无穷大》《量子物理史话》有什么用？我答不出来, 我只能告诉你不了解会失去更多。理科生也许会问读《万历十五年》《西方哲学史》《沉默的大多数》有什么用，我只能说不读王小波，你会失去许多人生乐趣。 控制论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文理分科的启示，负反馈是结构中产生一个与输入的变量相反的变量, 从而变化得以抵消，这样的结构才能圆满。文科和理科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结合，就像正反馈与负反馈二者间要有一个细致的平衡，如果只有正反馈，世界就一片混乱毫无逻辑；如果只有负反馈，世界只能固定于一种结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永远身在大学，做一个真诚信徒 中国现在最大问题是“边缘人”问题，大部分人没有科学素养而空谈社会理想，只知感性咆哮却不能从理性上突破自我，导致群声鼎沸众声喧哗，不能在为改革进程提供实质性建议，仍然相信一句话，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就别轻易谈民主和奴役。 要让更多人明白，社会学科外，还有一个更完美的自然科学世界，这个世界尊重逻辑、欣赏理性、迷恋数哲……进入这个领地，能让人深度思考、独立判断、不偏见、不盲从！建立完整的理性思维，站在光锥之外思考，也许这样的新视野，才能从精神上摆脱奴役之路。 那如何让人爱上自然科学呢，回到时间的开始，詹克明先生在《空钓寒江》一书中谈到，大自然的秘密被层层紧裹着。它的庄严秩序绝不轻易示人。但唯独对那些纯真、虔诚的探索者情有独钟。他们是皈依自然的科学信徒，是与自然精神相通的人。他们的高尚追求带有宇宙的宗教感情，正是他们从宇宙的主宰那里取来的智慧火种，照亮了整个人类。而现在的大学，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信徒，我们相信的只是金钱的力量。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放眼时空之外的人，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怎么可能拥有广袤的星空。如果对“大学”之义不能真正理解，那永远走在奴役的道路上。 量子学派书目 必修课 科学之美：《空钓寒江》《上帝掷骰子吗？》《从一到无穷大》 理性之美：《对伪心理学说不》《自私的基因》《批判性思维》 自然之美：《所罗门王的指环》《DNA：生命的秘密》《黑猩猩在召唤》 法学之美：《洞穴奇案》《批评官员的尺度》《公 正》 金融之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传》《经济学原理》 宇宙之美：《宇 宙》《时间简史》《阿西莫夫谈科学》 数学之美：《费马大定理》《素数之恋》《来自圣经的证明》 逻辑之美：《维特根斯坦传》《金字塔原理》《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哲理之美：《大问题》《西方哲学史》《西西弗神话》 选修课《三 体》 《基 地》《费曼物理学讲义》 《万物简史》《皇帝新脑》《科学革命的结构》《数学之美》《沉默的大多数》《万历十五年》《中国哲学史》《1984》《西方建筑史》《失控》《黑客与画家》《纯粹理性批判》《美国大萧条》《九人》《论犯罪与刑罚》《枪炮、病菌和钢铁》《区块链》《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逻辑哲学论》《古典经济学》《林中水滴》《博伽梵歌》《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人月神话》《超越时空》《隐匿的数字》 注：本文转载自量子学派微信公众号。

倾听黑暗中的未来 文：崔卫平一 “2+2=4，4+2=6，6+2=8，再加8等于16……圣灵，我们跪拜于你”，这是1940年的西班牙，佛朗哥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学校里就教这种东西。在给孩子们灌输知识的同时，将有关“圣灵”的思想一并灌输进去。佛朗哥政权支持传统宗教，它因此自认为取得某种神圣性质，它转身就这样教导社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来自这个政权的核心，而不是别的地方。 这个细节来自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影片《蜂巢的幽灵》，1973年公映。这个时间表明执政30多年的佛朗哥已经垂垂老矣，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正在来临。这部影片也被认为是帮助促进了那样一种气氛，推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迄今这部影片被认为是西班牙电影史上的代表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界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越高。2003年，人们甚至为这部影片诞生30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 这是一部以小女孩的视角拍摄的影片，“一个在沉默和谎言中成长的故事”，导演本人在2000年说道。当时严厉控制的西班牙社会，不允许人们将事情说透，不会将谎言背后的真相释放出来，而是将一切都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于是，这位叫做安娜的小女孩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冒险。 她的好奇心被一部叫做《科学怪人》的影片激发出来。这是1931年出品的美国片，根据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而拍摄。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在乡间的礼堂，将这个怪物带到了小女孩面前。当银幕上的怪物杀死博士的女儿，安娜在黑暗中陷入困惑和极度惊骇。据导演后来讲，这也是这位扮演安娜的小姑娘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摄影机如实地记载了这位天才小演员的真实反应。小演员的本名也叫安娜，因为这部影片，她成为西班牙电影的象征。 姐妹俩深夜在卧室烛光下的对话，是故事发展的关键。姐姐告诉安娜：幽灵没有身体，人们不能杀死他们。妹妹问，没有身体怎么穿衣服呢？怎么与他说话呢？姐姐答：“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能随时跟他说话，闭上眼睛，呼唤他。”这场动人的谈话，在安娜眼前打开了一个不可测量的世界，树立起对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信心。姐姐还说那个人就在附近不远，“他就在那儿，在井旁边的那所屋子里”。 这带有一点恐怖片的味道，导演说：“佛朗哥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恐怖故事。”当语言和交流成为禁忌，人们便觉得有一堵墙始终挡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有重要的东西被阻隔在视线之外。安娜逃课独自去了这个井旁边的空房子。空旷的苍穹之下，幼小的身影在井边转来转去，往这口废弃的井里扔石头，水波起来了却没有声音。她从空房子的一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来，连影子也没遇着。影片中安娜的探索成了一个隐喻。这种美学也许还是“佛朗哥式”的，有话不能直接说出来，只有通过隐喻来传达。 父亲带姐妹俩挖蘑菇，教她们辨别什么是好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这个社会也需要重新回到基本的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坐在黑暗电影厅里的观众，能够模模糊糊感到这里面不同寻常的东西，与之产生共鸣。寂静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心灵的声音只有当周围的喧嚣平静下来之后，才能够听到。安娜在一片寂静中继续冒险，用她的目光去测量、去分割周围的世界，建立起有关它们的尺寸和细节。小女孩乌亮的眼睛，喜欢被影评人拿来同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肖像做比较。 安娜终究要探索到她不该遇到的真相，她的心灵要去往自己要去的方向。有一天，空屋子里真的来了怪人，那是逃跑中的共和军战士，跳火车下来的。小女孩将自己书包里的苹果给了他。让已经成为封锁对象的共和军士兵，作为失败者在影片中成为同情的对象，这应该是这部影片本身的冒险所在，背后是人们对那段历史重新反思的强烈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西班牙的“解冻电影”。 士兵被发现和被打死，小女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她发现父亲的怀表，也许正是士兵拥有的那只。父亲是否参与了某桩罪行，她不能确认。她的心灵受伤，在受伤中她在生长。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是安娜和姐姐一同趴在铁轨上，倾听远方疾驶而来的火车。这个当然可以被视作另一个隐喻——倾听黑暗中未来的声音，辨认行进中的脚步声。成长中的小女孩本身也即是未来的象征。安娜的受伤和倾听，正是西班牙的受伤和呼唤。 影片中的1940年，正是导演艾里斯出生的年头，其中有许多他个人的回忆，他家也曾藏匿了一位神秘客人，家人不允许他与客人接近。 二 2006年由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拍摄的《潘神的迷宫》，与这部影片的风格气质颇有相似。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佛朗哥掌权之后实行大肆搜捕镇压，许多西班牙人跑到了原先的殖民地寻求庇护。1964年出生的导演称西班牙内战对他有不小的影响，在他的周围人当中，包括参与这部影片制作的人员当中，就有不少西班牙流亡人士或他们的子女。 影片同样采取了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她叫奥菲利亚。她所面临的世界也是一分为二，一半是现实的，另一半则是想象的。而这部影片中的想象世界，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出现的，即魔幻的方式。奥菲利亚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来往。导演本人曾用“童话”来形容这部影片的类型，但其中暴力血腥的镜头，令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被评为R级，即17岁以下观看需有人陪同。 故事背景也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西班牙。奥菲利亚随再婚的母亲，前往继父所在地的军营。继父是佛朗哥的一名上尉，驻扎在西班牙北部山区，任务是“剿匪”——消灭共和军的残余部队。此人生性残暴，滥用权力，虐杀无辜，将他的兵营弄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女管家，一位干练的高个子女人，竟然是共和军游击队的卧底。兵营的医生是她的同情者。他们将抗生素偷偷弄出来给山上游击队的负伤者，这点小小的缝隙更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比起可怕的人间世界，奥菲利亚踏入的魔幻世界更加令人欢迎，真正的妖怪远远没有那位上尉来得恐怖。每回奥菲利亚被那只蜻蜓般的精灵带走，尽管不知去向，但是却让人感到有足够的信任和放心。那位有着一双长长挂角的农牧神（潘神）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我的老名字只有风和树能念出来，我是高山和森林和大地。”扮演这位农牧神的演员需要化妆5个小时，比那位科学怪人每天化妆3个半小时还要麻烦。 在魔幻世界里，奥菲利亚需要经受考验。仅仅是因为吃了两颗不该吃的葡萄，她几乎失去了魔法的保护。这些历险，与现实世界正好有一种匹配：当奥菲利亚在树洞中艰难行走寻找那只癞蛤蟆时，地面上凶残的上尉正在带人追踪森林里逃亡的游击队员。奥菲利亚相信可能的世界，相信正义、善良；上尉除了崇尚凶残，别的什么也不信。现实世界本身的分裂，是影片拥有两个世界的根源。 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有点像那部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那位带着儿子进集中营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一再对孩子说这是游戏。同样，在残酷阴郁的现实世界面前，奥菲利亚拥有一个魔幻的世界，她沉浸其中，有着别样的目标和经历。然而与那部意大利影片不同，这部影片中的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条线最终搭在了一起，有一个互相交叉的结局。 上尉的儿子诞生，奥菲利亚的母亲去世。牧羊神让奥菲利亚抱走同母异父的弟弟，需要这个新生儿的鲜血完成最后的仪式，从此奥菲利亚便能重新回到她原先父母的王国，当她的公主。虽然条件诱人，但被奥菲利亚严词拒绝了。她不能用无辜者的鲜血去染自己的宝座，哪怕只是无关性命的两小滴。她决定牺牲自己，保护弟弟，即使他是暴君上尉的亲生骨肉，也不能用来为另一个加冕仪式做祭奠。 奥菲利亚的做法出乎意料，然而这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开端。一个新的起点——真正能够打开新的空间和通向未来的道路，它必定不能延续旧世界的罪恶，不能沿袭旧世界的逻辑以及偏见。它需要引进一些新的维度，新的做法，需要从没有开始过的地方开始，当然也是最为艰难的地方，才能够获得新生。 父亲上尉赶到，夺路而逃时在迷宫边上遇见了游击队。绝望中他将婴儿交给了已经归队的前女管家，同时把自己手上的怀表留下。这块表的表面上有裂痕，是上尉的父亲留下的，同时留下了他父亲战死的时间。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记住自己死去的时间。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会告诉他的，甚至不会告诉你的名字。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新的世界需要与从前的世界之间打隔断，造成某种阻隔。这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新生儿不能知道父亲的名字。他不会因为是父亲的儿子，拥有那样的血统，便需要承担父亲的罪恶，负责将某种仇恨延续下去。 这位新生儿与奥菲利亚是同一位母亲所生。奥菲利亚死去的父亲应该是共和军即对方阵营的。两个孩子一个脉络所系，而父亲则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这种状况难道还不应该结束吗？导演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道：人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经常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二分法，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着眼于未来——很难说这个反思角度仅仅来自电影导演，它更加扎根于西班牙民族和解、民主转型的历史进程。1976年，一位年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38岁），选了一位年轻的首相（苏亚雷兹，42岁），碰上了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冈萨雷斯，34岁），他们的历史负担相对较少，思想比较开阔。这年年底，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首相苏亚雷兹将这个结果称之为“常识的胜利”。 我们谈论的上一部西班牙影片里也有一只怀表。这让人想到，是不是这位年轻的墨西哥导演在向他的西班牙前辈同行致敬。这部童话影片（成年人的童话）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三 看了一些与西班牙内战及政治有关的电影，包括那部比较有名的《13朵玫瑰》。以1939年8月份在马德里的东方公墓13名左派女孩遭到枪决为题材，她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还有未成年者。但是电影本身的思想与手法平平，有点像那部《拉贝日记》，或者像1982年拍摄的《白玫瑰》，远不如2005年的同样题材的那部《希望与反抗》来得深刻，其中所包含思想内容一直能够穿透到当下。最后不得不承认，有几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影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是不是因为儿童的单纯，更能够比照出一个残忍失常的世界？还是对于内战这种复杂的事情，成年人仍然缺乏足够的智慧来反省应付？抑或，在佛朗哥专制时期，这是一个禁区，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找上门来，无暇顾及？有历史学家形容驰名世界的西班牙大导演阿尔莫多瓦（1951—），“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自觉的现代社会的概括”（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饲养乌鸦》是西班牙大导演绍拉1976年初上映的一部影片，对于绍拉中国观众更加熟悉他的那部《卡门》。出演这部片子的小女孩，也是出演《蜂巢的幽灵》中的那位安娜·托伦特。事隔两三年，她仅仅长高了一点，仍然灵性美丽，不过这回她扮演的是一个晦涩的角色，还叫安娜。 她在佛朗哥军官的幽闭家庭中长大，虽然物质条件充裕，然而在一个控制封闭的环境里，人们过得无聊压抑。她的母亲热衷于追究丈夫每晚的去向，夫妇之间来来回回都是老一套吵闹的说辞，令家中孩子能够熟练地背出，甚至乐于扮演。母亲忧郁而死之后，父亲仍旧花心并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这一切都被小安娜看在眼里。她与她的姐妹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塑性，因而她们本身也变得冷漠反常。目睹父亲去世，小安娜去冰箱拿东西给喂养的小豚鼠吃，幻觉之中看见了母亲，竟然没事一样笑了起来。最终她拿起枪对准了她憎恶的姨妈。这是父亲遗留下来的杀人武器，她天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她没有别的资源、别的思想起点。 这是一部难得的政治心理片：某种政治气氛、政治遗产通过小女孩的心理而呈现出来。影片的片名取自一则西班牙谚语：“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自己的眼睛。”言及这部影片，需要将这篇文章的标题稍作改动，换成“倾听未来中的黑暗”。未来并不是平等地朝向每个人开放，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没有未来。 另外一部片名为《没有最后一课》（又译《蝴蝶的舌头》，2000）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导演是乔塞·路斯·奎尔达。一个小村庄里男孩莫曲遇上了一个有自由思想的老师。老师已经快要退休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饱含热情。他称呼年幼孩子为“您”，为课堂上不妥的事情亲自上门道歉。他带领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教孩子辨别蝴蝶以及蝴蝶细长卷曲的舌头。面临日益逼近的右翼势力，他在退休典礼上演讲：“只要让一代西班牙的孩子在自由中成长，便没有人再夺去他们的自由，拿走这笔宝贵的财富。” 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时，大肆拘捕进步人士，白色恐怖来临。在恐惧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们的面孔扭曲变形。他们惊讶地发现，步出牢房的最后一位正是这位受到全镇人民爱戴的老师，他即将与一群人被押赴刑场。但是有人很快反应过来，为了自保，莫曲的妈妈先是叫丈夫骂这位老师，父亲为此涨红了脸。妈妈又让小莫曲骂。小莫曲看着老师身上仍然穿着裁缝爸爸做的衣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也开始高声骂起来：“无神论者，红鬼子，红鬼子。”老师的脸上显出迷惑、惋惜、深长的复杂神情。小莫曲童年的天空坍塌，他的生命从内部被撕裂。在我国，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这一幕肯定不陌生。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

文：秦朔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w3hhk2iaApCV7vDAiad6cwG9G106tianRSrT5l6K0t8FEa4ZFu6vuTnuw/0?wx_fmt=png 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一个外地到广州的打工者、染美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美术设计师，因为没有办暂住证，晚上外出忘了带身份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三天后结束了27岁的生命。这就是发生在2003年3月的孙志刚收容案。当真相曝光，举国皆惊，最后凶手被严惩，通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从此，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乞讨不会被收容遣散，而会得到救助。 被殴致死9个月后，孙志刚的葬礼在家乡湖北黄冈陶店乡幸福村举行。墓志铭上写道：“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不幸的孙志刚长眠在幸福村里。“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要是没有这四“重”，幸福在哪里？不知道。只知道不幸会随时降临，如同2016年5月7日晚，北京昌平，29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本硕毕业生、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公职人员雷洋的命运。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Vg1Kn6sm2UuZKOl5VnLUIyrjib4m5QicIiaHeXM7DkEtEhQucjWRwicung/0?wx_fmt=jpeg 从孙志刚到雷洋，13年过去了，同样是普通公民之死，都掀起了社会的巨浪。塞缪尔•亨廷顿说：“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转型转轨期的关键阶段，要克难攻坚的地方很多，亟需凝聚共识，同心协力，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而雷洋案所折射的，恰恰是社会沟通、社会信任的不足，其警示既意味深长，又刻不容缓。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Z66Xgib2tLNq6rL0JwDvRfMuPNVzTBdupYhk0rt66gEKDZWKfiaj44HA/0?wx_fmt=png 社会资本流失的危害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我们的社会是由很多资本支撑起来的共同体，比如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如果说5.12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资本的损失，但由于全社会情系汶川，心手相连，社会资本得到了增加，最终实现了汶川的重建；在雷洋案中，虽然人力资本的消失只一人，但社会资本——“个人与社会连接过程中所形成的信任与规范”——不知流失了多少。社会资本的损失，又连带着导致其他损失，更无可计量。 人心流失雷洋案的舆情关键词，有一个叫“移民”。“我要考虑移民了”，“警方的回应相当于给移民公司做广告”，“薄督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富豪的移民潮，雷洋案一旦处理不好将可能触发中产的移民潮”，等等。这就是社会资本损失的后遗症。“玩不过，不玩了。”伤了社会信任以及公民的社会参与热情。即使足不出境，心态也会改变。 凝聚力流失和传统的熟人信任、血缘信任不同，现代社会的信任是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系统信任”，它通常来自于对权威（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社会凝聚力也建基于此。而在雷洋案中，当事一方的警员忽而发布情况通报，忽而接受采访，全是自己证言，运动员裁判员集于一身，明示社会雷洋案就这么回事。如果不是舆情滔滔，检察院是否介入都存疑。由于“系统”的可靠性远不如校友的表现，人们对“系统”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未来的社会动员效率将降低，社会响应成本将增加。 心理恐慌和消费“拒买”社会资本的流失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焦虑。消费者心理学研究表明，恐慌性心理既能产生购买（“抢购”），也能产生“拒买”，即死死握紧钱袋，对买什么都不感兴趣。空空如也的商场，和网购的兴起有关，和经济的下行有关，也和预期不佳、消费意愿降低有关。 效率的降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发现，单用传统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劳动力、技术）来解释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缺陷，于是开始从社会因素，比如合理的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等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提高效率的保证。通过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以及团队合作(community cooperation)，社会资本可以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个体福利，使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但如果信息不共享，群体不认同，团队不合作，社会资本就会折旧，并大大降低社会生产的效率。 按照世界银行的财富分类，财富被分为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种，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个体与制度相联系的混合物，它决定为何一个社会在给定一笔资产变成可持续福利方面比另一个社会更有效”。设想一下，有着同样储蓄和财产状况的人们，为何在不同社会所表现出的投资意愿、消费意愿、安定和幸福感有所不同？相同的物质财富，在社会资本充沛的地方，人们感觉很富足、很安定，敢花未来钱，而在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的地方，人们会觉得“还是很不安”，还要多挣钱、多存钱。哪种情况下人们活得更有制度自信，一望即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8tG3icBuERia0sL7D7VtQFZmKr34CiaGnKK3LibWtFHdia766giaS7FaFBEg/0?wx_fmt=png 以人为本的公权力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既然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的财富感、幸福感的变压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呈现出正向的上升趋势、以增加人们的财富感、幸福感呢？ 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要相信人民，给人民自主负责的权利，让每个人迸发出智慧和奋斗精神，社会经济就会充满活力，社会资本就会不断累积。邓小平说过，“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他始终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很显然，当人民得到更多尊重和鼓励时，社会信任就会增加，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也会增加。 伟人的情怀有类似性。基辛格在悼念李光耀的文章中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他拥有超越物质盘算的愿景，（在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时）李光耀选择了独立建国，缘于他对新加坡人美德的深刻信心。他坚信，一座建在沙洲上、没有任何经济资源可用、以殖民海军基地为主的产业已经消失的城市，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主要资产实现繁荣，赢得国际地位，而这些资产就是新加坡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奉献。 很多学术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人和社会的一种连接关系，是一个社会综合能力的体现，尤其是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所肇始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积累，既和民族传统、文化等因素有关，更和国家治理与法治水平有关。历史证明，受约束的、以人为本的公权力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专制的、不受制约、滥权私用的公权力则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腐蚀剂。 在所有限制公权力的故事中，最出名的大概是“威廉一世和磨坊主”的故事，尽管有考证说故事不准确，但它依然流传至今。话说19世纪的德国国王威廉一世攻城略地，声名显赫，皇家为犒劳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建造了一座“无忧宫”——桑苏西宫。1866年10月13日，凯旋归来的威廉一世登上行宫，发现对面山坡有一座破旧的风车磨坊挡住了视线，就下令拆掉。领命而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那是一家私人磨坊，磨坊主声称是祖传财产，不卖！威廉一世下令“强行拆除”，磨坊被夷为平地。拆房时,磨坊主站在旁边说：“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但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公平之事我必诉之于法庭解决。”控状送到德国地方法院，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要求将磨坊按原样重建，并赔偿拆毁房子的一切损失。判决做出后，国王一一履行。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EQq6CmSNwmFYBXvzibLrDIItBJfpuYUHulUQycvUXr2bIvTia8ia2iaib2g/0?wx_fmt=jpeg 社会信任的基石正在于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小磨坊主的私产，纵使国王也不得侵犯。或曰：找个公益的理由不就拆了？不行。因为“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表现在每一个公民的具体命运中。如果公权力是以统治、怀疑、予取予夺的态度对待私权和个体，那么永远不可能建立社会信任，而只能建立奴役或者反抗的关系。相反，如果公权力的行使是以尊重私权为前提、以法治为依托，公权、私权之间的良性沟通就有了可能，社会资本就能积累起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ibicpia6LqAUwJw0Tc3J1icYrl8jKWd9FqAVzib7cWbNickliaDuSjxzjic5xQ/0?wx_fmt=png 谁在腐蚀社会资本的积累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每个社会都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代表就是公权力，就像交通秩序的维护者是交警。公共秩序不属于私人物品，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束缚”一部分私权。但为什么大家愿意服从于公权力？因为秩序让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让公平正义由可能变为现实，为此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尊重宪法，尊重警察，尊重法庭，是因为它们代表社会正义。 而在雷洋事件中，警方的做法符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呢？ 雷洋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警察未着制服执法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对雷洋进行盘问，本案中警察盘问雷洋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带离雷洋？警方强行带离雷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警方使用约束性器械是否符合程序？对雷洋的死因调查应遵循的程序是什么？收集本案证据应遵循的法律程序是什么？他们建议：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组成专门调查组，依法查处本案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建议由专业第三方组织鉴定雷洋的死因；建议由调查机关统一发布信息。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C3zJA7QRYg7IFX6yLQPOZ5ZTRXxYs3qt8CDCTKQtnmPmFu9Htj2bdg/0?wx_fmt=jpeg 如果把雷洋改成公民，上面这些提问也都非常合适。一旦公权力受私人偏好影响——无论是先入为主的敌意，还是体制化了的随意——就无法保证沿着公共福利最大化的方向运转。无论是立法权、执法权还是司法权，都具有权力的天然属性，那就是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没有严密的法治监督，没有确保宪法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责任机制，这些权力都可能违背设立时的初衷。 今天是5月16日，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文革”早已终结，但是，“疑罪从无”原则并没有真正建立，带着怀疑眼光在人民内部搜寻“敌人”、寻找“阶级敌人新动向”的习惯和思维并没有终结。当年去网吧的孙志刚，今天从足浴室出来的雷洋，都是被这种眼光“有罪推定”的“敌人”。他们的悲剧就从被认定为“敌人”的这一刻开始。这完全是“前现代社会”的逻辑，即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总有一部分人是边缘化的，需要被另一部分人整治和处理。而事实上，自以为天然地具有处置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权力的人，往往是法治和公共秩序最大的破坏者。“文革”打倒的“走资派”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反动学术权威”都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而另一方面，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方可提前或延期。只是因为某个人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大到九大之间隔了13年，可以说基本的规矩都没有了，特殊情况变成了一般情况。 “文革”是一场中国社会资本的浩劫。当人被带进你死我活的“动物丛林”，信任成为首先被牺牲的葬品。没有平等，就没有信任，就只有伤害。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何谓法治社会？就是把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作为基本价值原则、用法治手段加以落实的社会。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U7RenSh5QjseaB3uoBeEpKc3wic4iaFmYkicE62Za9UiapxsM0Z2hQr78g/0?wx_fmt=png 共建我们的法治未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H6bx1hibicmGiaSlL1IK8J5NiaymFDiaazt79rAm3NibWI1V9ibt4ibdliaoZPQ/0?wx_fmt=png 每一次重大的公共事件，都可能成为改革的契机。2003年最早发生在广州的SARS，使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腿长一腿短”的问题，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孙志刚案后，“收容”改为“救助”，更好地保障了人权。在西方，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日本的《少年法》、美国的《梅根法案》，很多旨在保障人权不受意外伤害的法案设立或其修改，都和一些悲惨案件的发生有关。 希望雷洋案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借用新华社的评论，雷洋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在更深层次上，还是对自身安全和执法公正的关切”，“即便一个人私德不检，哪怕是犯罪嫌疑人，其基本的人身权利和生命安全也应受到保护，不能不明不白死去。如果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每个人都会有安全焦虑”。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M8O42l7VI8au4Rur9LEGB0vFur8K2OUU93wwu80PVGO9zI6CQZiangw/0?wx_fmt=jpeg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驶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驶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可见，法治之基，就是人民的权益。 中国社会资本的发育，社会信任的增益，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手段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 我们需要更多地相信和挖掘蕴含在每个人身上的善意和潜能，需要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进行更加公正的配置，需要阳光化的、平等、民主的社会沟通与社会参与，需要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扩大服务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需要更具制度化的对公权力范围和使用形式的监督，当然，也需要更加理性、负责、自律的公民意见的表达。如果我们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规则和责任意识，法治的实施成本会无限高，像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的危机将会爆发。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USR70KaoSpML18S7Hqpv8pW50iac4utFUOdnPjCr4qsnic2OxrD8qquw/0?wx_fmt=png 雷洋案，一个永远的提醒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H6bx1hibicmGiaSlL1IK8J5NiaymFDiaazt79rAm3NibWI1V9ibt4ibdliaoZPQ/0?wx_fmt=png 雷洋已经不在人间。他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是一种惊惧感，是面对便衣警察的惊惧感，是高压之下、人人自危的惊惧感。但“怕”永远建立不起社会信任。 一个更多由害怕而不是自觉认同所支撑的社会治理，一个更多体现封闭环境中的控制思维的社会治理，不是有效的治理。很难想象这里能生长出自由绽放的创新的种子。 和经济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可以从周期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多个角度观察。长周期地比较，中国的社会资本仍处在上升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只有从思维上和制度上，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我们才能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强化人们之间的信任规范，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 法治原则赋予了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地位，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特征又加强了人们交往空间的广泛互动。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是复合多元、自主选择、协同友好、竞争有序的，也必将推动中国新的社会资本的形成。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bkl7PMewBJDmiaf9dI7CTVD1QPTnz1ur4eSc05ZPawEiaAmtto5r0xrg/0?wx_fmt=jpeg 在雷洋案中，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胜利者。凌辱公民的公权力，不管凌辱的程度是深是浅，都是一种“恶”。陷雷洋于死者，自取其恶，而绝不是胜利者。 雷洋不是完人，可是我们听不到他的反思了。而对生者来说，雷洋的惊惧则像一个魔咒，成为永远的提醒：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了一个坦坦荡荡、不再惊惧的未来。希望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天空中不再飘过惊惧者的身影——那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你还记得因为戴口罩而向中国道歉的那个外国人吗？ 文：喵汤圆小姐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一觉醒来，生活的城市不见了。2016年12月16日，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正进入最严重时段，今日进一步扩散至17省区市。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预警，专家表示，截至19日，全国重度霾影响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年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霾过程。 而石家庄PM2.5今天更是爆表破千了，这浓度大概可以嚼着吃了吧…… 于是网友无奈赋诗一首： 雾霾自救方案: 1.个人疗法：戴口罩。 2.全家疗法：买重疾保险。 3.有钱又有闲的疗法：去外地旅游。 4.土豪疗法：移民。 5.国家疗法：等风。 6.全民疗法：吸光它！从2008年外国人在北京戴口罩被国人谴责，到如今中国雾霾被全球侧目，PM2.5爆表，昨日北京半数以上路人戴口罩，政府发出了红色警报。这个一二十年后知后觉的过程难道不值得决策者、官员和全体国民反思吗？这难道仅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如此后知后觉，直到难以呼吸才想起来红色警报呢？2003年以前，没有人有关于雾霾的印象，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沙尘暴吸引了。说起帝都北京，就是满脸满嘴的沙子。 2004年，美国NASA在中国上空监测到了一片“褐色的云”，并在向其他国家扩散。然而此时中国人民还根本没听说过雾霾这个词。 2005年，国内媒体报道里开始出现“雾霾”的字眼，但只是在专家报告中一带而过，和“强对流天气”、“龙卷风肆虐”放在一起，没人注意。当年广东的雾霾时间已经有100多天，但大家依然以为那只是雾，甚至媒体们都没有把它们分清楚。 2006年，当NASA还在孜孜不倦地给中国的雾霾绘图，当外媒已经开始热切研究雾霾对中国经济和奥运会的影响时，国内媒体还在把雾霾当作“罕见大雾”报道，只关心这种天气对交通的影响。但学术论文库里开始出现雾霾的论文，百度知道上开始有人问“什么是雾霾？”。 “一场罕见的雾霾天气于近日持续袭击了我国中东部多个省市。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笼罩山东全省大部分地区，个别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100米的浓雾，大雾导致济青、京福高速公路山东段被迫封闭，山东各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新华社 2007年，国外专家开始研究中国雾霾的致命性，硅谷小伙子开始看中雾霾商机准备建生态大楼，日本抗议雾霾天天往他们那飘。全世界人民都在讨论中国人每天吸毒。 2008年，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口罩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激怒了全国人民，被媒体一顿猛骂，说他们“侮辱中国公众”、“居心叵测”。最后他们向北京奥组委递交了道歉信，还对全中国人民公开道歉。同年，美国大使馆开始更新每日北京pm2.5的数据。 “我想大家没有这个必要考虑戴口罩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戴口罩，那就是给你的行囊当中多增加了一点份量，我想它是用不上的。”——北京环保局 2009年，中国开始有人关注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pm2.5数据，当年最高值达到712µg/m。但媒体依旧将此作为天气预报来报道，只有学术界开始大量发表雾霾相关的论文。 2010年，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pm2.5的词条，新华网开始提醒公众雾霾可能造成健康威胁，但措辞谨慎，其实说的是雾的危害。 “雾的出现将会诱发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人们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戴上围巾、口罩，保护好皮肤、咽喉、关节等部位。尤其提醒对环境敏感的人注意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新华社 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质疑美国大使馆的雾霾数据不准确，当年pm2.5仍未被列入我国空气环境指标。 “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北京市环保局杜少中2012年，中国环保局直指美使馆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是“干涉中国内政”。但就在这一年pm2.5终于纳入了中国的空气质量指标。 “中国的环保具有叠加、多因素、压缩式的特点，所以希望大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暖风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国当美国。”——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3年，东北三省在十月供暖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严重的雾霾天，严重到进入了百科词条，pm2.5突破了1000µg/m，封城3天。2014年，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北京会投入7600亿来治理雾霾，还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2015年12月7日晚，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全市于12月8日7时至12月10日12时启动预警措施。这是北京第一次发布的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我们都是见证历史的人。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一样，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高瞻远瞩，把握根本，优先解决根本而重要的问题，因而能够内外兼修，标本兼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无论是个人身心，企业发展还是国家社会可以长期保持良性循环。后知后觉者被既得利益推着走，被眼前的矛盾和问题带着走，总是解决那些很迫切但并不重要，而忽略根本重要的真问题，结果越是忙乱，问题却越多，矛盾越错综复杂，但在最后成为不可药救的并发症发作之前，尚能翻然觉醒，饮下苦口良药，敢于刮骨疗毒，甚至壮士断腕。不知不觉者则是身体并发症袭来，或者企业已经岌岌可危，或者社会大危机已覆顶而来，仍然得过且过，歌舞升平，甚至准备脱逃而去……却终于躲不过灭顶之灾，最后时刻悔悟又有何用？！十几年来，中国人对于雾霾的反应，已经充分证明我们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民族。这和我们的国民性有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喜欢从众顺从不喜特立独行、喜欢锦上添花不喜犀利忧言。近年来，更是被空前的拜金主义蒙蔽了双眼，变得更加短视。这也跟主流精英更看重个人和家庭的既得利益扩张，而缺乏国家民族的担当，更不要说抛弃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由于我们十几年的后知后觉，我们现在终于为严重雾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翻然醒悟还来得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举一反三，比如中国各矿山城市的地下已经挖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陷，我们是不是该为子孙后代计，对开采后的坑道用废石回填？又比如土地招拍挂制度已经造成了世界最高的房价，已经使年轻人背起了无比沉重的负担，成为房奴，如何能释放出青春活力和创造力？还比如金融开放，如何防范经济结构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三重风险的叠加？等等。由于过去多年的后知后觉，现在很多问题已经积累在一起，错综复杂，已渐显并发症之状，这时候，要想守住底线，进而扭转乾坤，走上良性循环。需要立身国家、民族、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根本；广开言路，能够甄别，善于纳谏；能够系统思维，各归其位，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各得其所。更需要背水一战的勇气和魄力!

薛忆沩：我的秘密书架 薛忆沩，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语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空巢》、《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和《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和《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中称赞笛卡尔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开拓者，是近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罗素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诗人拜伦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这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他认为信仰“有可能出错”。爱因斯坦与罗素是许多方面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理论，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他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理论的时候，忍不住还是对物理学的一条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物理学的进化》关于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时间简史》之类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这本书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清晰流畅”同样是它的风格。“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这是我最早读过的科普作品。它激起了我对这种体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孤独。它从“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拉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百年孤独》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也读不透的作品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了55座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那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后者是他永远也无法用铁骑征服的。 与其说那是55座城市，不如说是55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靠“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了如下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戴上了死者的面具。”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七十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设想：如果毛泽东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地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七十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 这种对生存状况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俄罗斯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秘。随笔集的第一篇（《小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三位最重要的现代诗人的随笔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感悟到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3） 文：林炎平 Beautiful Slogan vs. Ugly Reality We all know French revolution.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were the slogans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reality of French Revolution was nothing remotely resembling to these values. Do not believe any politician, even the good ones. Once a person is given power, the corruption is inevitable. Just like what Lord Acton said in 1887: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P. Trudeau (J. Trudeau’s father) was a great primeminister. I have completely opposite opinion. He was one of the worst PM in Canadian history. Look how he damaged the economy in Canada. You may know there is an airport called Mirabel, which located nowhere between Montreal and Ottawa. It was such a big airport built on the insistence of Trudeau, citing that the location was so good that it could serve both Montreal and Ottawa. It ended up serve neither Montreal nor Ottawa. Huge money was wasted and P. Trudeau and his liberal knew it. This was why they used their power 20 years later after the disaster to name Dorval airport, rather than Mirabel airport, “Trudeau Airport”. Logically, they should name Mirabel airport, an abandoned laughing stock, as “Trudeau”, for it was really built on Trudeau’s idea and insistence. Mirabel Airport, Pierre Trudeau's White Elephant Like father like son. Now it is younger Trudeau’s turn to hurt Canada and Canadians. I love Canada and Canadians, but I sometimes are disappointed by the Canadians because of their naïve and readiness to be misled. A person without long and clean public service credential or successful and honest business track records should never be trusted into office, like Trudeau and Obama. Obama’s presidency has been a disaster. He must be ranked the most stupid and useless presidents in the USA. We may not blame him for everything because he is not a capable person, and his most suitable profession should be comedian. But one thing he definitely should have done and he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and position to do it because his background, which is the relation improvemen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e failed miserably. Never Vote for the Party that Represents Poor When young people without much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tend to think the parties on the left theirs because these parties usually claim that they represent poor people. Their claim is indeed true. However, this is also the very reason for you not to vote for them. Why should a poor person not to vote for a party that claims to represent the poor people? Is this a sane statement? Yes! When I was a student 25 years ago, I was pretty poor, since $880/month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poor enough. But I never complained because I was in a great country and enjoyed great freedom. It was my choice to be here in Canada and I love freedom. I genuinely believed that I was given a fair start line and the rest was on myself. It is a fair society and I am treated fairly. That time, there was a party claiming it represented poor people. I never considered it as my choice. And I had a very philosophical reason for my conviction: If such a party gets into power, its first priority is to keep you poor and make more people poor. For once you are out of poverty, they will lose your vote, and once there are insufficient poor people, they will be out of power, all because they represent the poor people. If you look into history, you will see exactly the evidences that support my theory. From Soviet to all these so called communist or socialist countries then; and from Zimbabwe to Venezuela now, we see the same pattern: The poor people’s parties were rushed into power by enthusiastic poor people, then these parties made their poverty into permanent and deeper. For the same reason, you should never believe someone like Sunders, the contender for the presidential nominee for Democratic Party in USA 2016 election. He is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Clinton. Obama shouted “change” 8 years ago, which helped shovel him into the White House. What has he done for 8 years? Nothing, except he wasted huge amount of tax money. He played a golf game at the cost of USD3,000,000 of taxpayer’s money. He used Air Force One for campaigning for Hillary’s presidential bid. Then he ran up the debt equivalent to that accumulated by 43 presidents before him. He is greedy and stupid, to say the least. The Dead Castro and the Moaning Left This day (Nov. 26, 2016) Cuban’s former dictator Castro died. Many Cubans are crying. For what? For USD15/month pension? But many Cubans are indeed weeping genuinely. It is a sickness, called Stockholm syndrome, i.e. the abused developed an affection and sympathy towards the abuser. Trump called today Castro “a brutal dictator”. J. Trudeau called Castro “the remarkable leader”, expressed his condolence towards Cuban people and recalled his father proudly called Castro a “friend”. Obama sends his condolence to Cuban people to help them cope the difficult time. Of course, there is Putin, the dictator in Russia, who is making his best words to Castro, the dead dictator, without much reservation. There is also Jesse Jackson, a leader of African American movement leader, who was fond of Castro so much. It is worth being noticed that Jackson was once a contender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f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USA. Let us hear what exactly the incumbent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Trudeau praised about Castro. If it makes you sick then you are still on the right side of justice. He mourned and praised: “a larger than life leader who served his people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While a controversial figure, both Mr. Castro’s supporters and detractors recognized his tremendous dedication and love for the Cuban people who had a deep and lasting affection for ‘el Comandante,’ ” Trudeau’s statement went on: “I know my father was very proud to call him a friend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Fidel when my father passed away. It was also a real honour to meet his three sons and his brother President Raúl Castro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Cuba.” The prime minister ended his statement by calling Castro a “remarkable leader.” Since Cuba is not significant in any way to Canada, Trudeau did not have to be diplomatic on what he said, which means he really meant what he said, and what he said reflects his true mind. Is this despicable? Canada’s reputable national magazine, Maclean’s, commented: “Trudeau made himself synonymous with Canada. He made Canada cool again. It was fun while it lasted.By the early hours of Saturday morning, Havana time, Trudeau was an international laughing stock. Canada’s “brand,” so carefully constructed in Vogue photo essays and Economist magazine cover features, seemed to suddenly implode into a bonspiel of the vanities, with humiliating headlines streaming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to the Guardian, and from Huffington Post to USA Today.”I always remind my friends that the left, like Trudeau the father and son, are the most dangerous factors to the West, because they are inside of the West and they can achieve what they can never achieve against the West.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left will inevitably merge with that of Bolshevik. Obama is another Trudeau. What is the difficult time that Obama meant? The day that Castro died? Or the decades that Castro imposed on his people? The Cuban exiles are at this moment celebrating Castro’s death. They hated him and this was why they escaped to Miami. Castro was leading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to fight for the poor working class in Cuba, at least this was what he claimed. 70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eir struggle has been so successful, because they made every Cuban poor, except themselves. I strongly question the morality of Trudeau and Obama. How can they side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dictator? This is another reason I cannot like Trudeau and Obama. Since they are on the left, so I cannot like left. Now you know that my conclusion is well founded. Do not vote the parties representing poor people. Do not be led into the road by their propaganda. Their priority is to keep you poor and make more people poor. If you still do not believe me, visit Cuba and tell me how you feel. Political Correctness vs. Tru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never about truth, rather it is only about politenes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rrectness: correct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Since political correct is so emphasized on “political”,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compromise “correct”. When you meet a person and her hairdo is horrible according to your taste, you will probably say that “it looks nice”. It is politically correct. She spent money to make the hair and she likes it, why should you ruin her mood? If you say “it is ugly to my taste”, which is correct, but it is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Therefo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a politeness, not truth. We here can talk about a sensitive issue, which is culture. Is every culture equal? Should every civilization deserve the same respect and praise? Of course not! How can a culture that created science, citizenship,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be equal to the one that created none of these? They are not equal, just like in a class the best students and the worst ones are not in the same level. If anyone told you that ever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s the same, you have to be very vigilant. You may consider him to be polite, but he does not tell the true, regardless whether he knowingly misleads or simply blindly follow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you can politely say “yes”, but you have to know that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Democracy vs. Truth I am very proud of Alexander’s question to Prof. Dunn, when we met him at Cambridge. At the dinner, you aske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republic?” Prof. Dunn spent so much time to explain it for you. I am not sure you understood. It does not matter. It was a great question and you have whole life to search its answer. Prof. Dunn is a renowned political theorist and he will appreciate to see what you can do in this area. Regardless if you will be studying politics,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s that democracy is not about voting for truth. Democracy is about the last defense line of fairness in term of the dignity of the people. Truth cannot be voted out, rather truth has been historically in the possession of very few people before it was widely accepted. Let us imagine we are in 1522 CE, when Magellan just finished the navig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very event proved the Earth to be round, not flat. However, if the human race held a referendum then, guess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Earth would be flat,democratically flat! Democracy can go wrong easily. French revolution was an example how it could go wrong. This is why democracy must work with rules of law. This is why we need checks and balances.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It is not our enemy outside of the fortification that we should fear, rather, it is our comrades inside. When the evil communism at its very beginning stage, it was the campuses in the Western world that nursed and facilitated it, disguising it with an intellectual outfit and making it attractive to innocent and naïv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th and students.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left did not give the birth to the communism, but they nurtured and upbrought it. And the campuses were serving the communism as cradles. Intellectuals and campus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Platonic Academy by Plato, Lyceum Academy by Aristotle, and even earlier Schools of Ionia and Pythagoras, had been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for their rationality and reasoning. But with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many intellectuals on the philosophy side lost the opportunity of scientific training. As the result, they either willingly or helplessly abandoned the priority of rationality. It was not that they did not like rationality, rather it was that the delusion was too attractive to reject without proper training of science. I do not mean that one with scientific training will be immune to delusion, but rather that without such training it is gravely easy to be overwhelmed by delusion. This is why I urge you to take science courses and trainings seriously regardless what you want to do in futur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method are the only way to lead you out of delusion, just as it led mankind out of i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n Greece and 500 years ago in Europe. It seems that nowadays the schools teach pupils about tolerance to everyth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o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LGBT to dictators, but failed to make you be tolerant to the criticism on delusion. Just like that they expressed their condolence to the Castro’s death, the left shows at e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 that they have been statistically on the wrong side. In this sense, left is wrong. Now that we have discussed much about the left and right in the sense of direction, justice and politics, we have some confidence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direction: Left is not right and right is not left. In Justice: Left is less right and right is less wrong In politics: Left will ultimately go wrong and right will eventually go right. This is the story about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I hope you reach the conclusion as I do: Be Right! （the end ）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2） 文：林炎平 The Wall – Nothing Wrong with It Trump made quite loud about his policy of building a wall on the border of Mexico to prevent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USA illegally. The media cried against this even louder than Trump’s vow. What is wrong with a wall? Don’t you live between walls? Does not your yard have fences? Your yard has fences to prevent unwan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Your parents work har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live within walls,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live wall-less streets. No one needs fences if safety is not a concern. No nation needs a defended border if no unwanted people cross it. Look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SA and Canada,undefended and free border of 5,000kms, which means the USA is not a lover of wall if not for running out of options.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Why should a nation allow unwanted people to come freely?” This question is the equivalent to this one: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Building a fence to prevent uninvi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is justified, just like your home and your backyard. It is a home. If you build a wall to prevent the people inside from getting out, then it is wrong, because it is a jail. That is why the wall or fences Trump wants to build on Mexico border is justified and that is why the Berlin wall built by the communist region was not.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Went too Far As we mentioned before, left is pro-changes. It is never a bad thing to progress, but it is indeed bad to change for the sake of change. Here are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obviously went too far in my view. I also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am not a social conservative. Every time I made tests to see my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y results put me in the liberal side rather than conservative side. My values on LGBT and minority rights have always scored as liberal. But it is the liberal in extreme that I am against. The LGBT – an Over Protected Group LGBT can stage a parade that is literally erotic, which straight people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do. LGBT groups have already been enjoying greater rights than the straight. Of course you will argue that this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look unusually more favourable to the LGBT than the straight ones. Yet, it is not. We have to conclude that LGBT groups are no longer the vulnerable ones. Do we still have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 No.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al rights as the other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argued is the marriage issue.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ivalent to the legal marriage, which is “civil union”.i.e. they can enjoy everything that a legal marriage provides, e.g. tax benefit and others for legally married couple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 still do not have somewhere is the name of “marriage”. But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hy should they call it marriage? If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e have to redefine “marriage”. In short, LGBT is no longer a vulnerable group. Rather, it is an over protected and over promoted one. BLM - A Real Racist Organization BLM ( Black Lives Matter ) is a racist group, which is not a surprising matter. But it is that it is not only a legally existing racist organization but also a promoted one that is astonishing. Its very existence shows the justice is leaning against European Americans. If one dares to change the B to W, he will immediately be labelled “racist”. This organization shouted killing the whites and police. This is bad enough yet the worse is that such behaviour has no consequences and drew little criticism from media or intellectuals, which is extremely worrisome. This is also where Obama has failed miserably during his presidency. He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fix, or at least improve, the racial relation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e is black and his very presidency is the proof that there is no systemic racism in the USA. However, he did the complete opposite, fanning up the racial hatred by the African Americans towards the European Americans. After his 8 years in Oval office, the relation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reaches its lowest point and the rift between them at its widest, in decades. The rise of the racist group of BLM is just a superficial symptom. Deep inside is a dark current against the European Americans promoted by the left. Left and Right in Politics Someone said that if you are not “left” at your 20s,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right” at your 40s, then you have no brain. I forgot who exactly said such first, but I remember a friend of mine said to me with his own experience. He is a French Canadian named Denis. One day about 20 years ago a strange guy dropped into my office. Soon we became friends partially because his infectious laugh. He told me that he went to China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e was a member of Canadi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Not anymore.” Seeing I was surprised, he continued. “Why?” I was curious. “If you are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20, then you could be generous. If you are still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40, then you are stupid.” He finished with aquite laugh, followed by mine. Left when You Are Young It makes it look like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between 20s and 40s. The question is: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left”, or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right” (politics)? So, which one is right (justice) and which one is wrong? If the political view at your 40s, which is right (politics), is right (justice), then the one at your 20s, which is left, is wrong. We certainly cannot justify being wrong by the excuse of being young. After all, when you are 18, you already have the right to vote, which means you should make a right decision for you, your family, your society and your country. If all young people at their 20s are wrong and feel justified, it is enough to take a country to a wrong direction. We certainly can use the youth and less experiences as the excuse to mitigate our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which is left (politics), but is this really justifiable? It is considerably easy to promote generosity when you do not have much, since it is not going to make you pay dearly. I would be the most generous person in the world if I were a panhandler. I would promise you the whole world “if I had it”. Since I do not have it, I can only serve you with my words, which does not cost me anything. That is also why when you are a student you tend to be on the left. Things will change when you get something. You get a job, you get a house, you get a family and you get your savings. At this moment, will you deliver what you promised before? Forget about the world that you promised to give. You will probably not give up you house. Statistically, no. People will not donate everything then live on street themselves. This should not be criticized. It is the original promising that should be denounced as being hypocritical. But I know the hypocrisy is genuine, since the youngsters who made the promises really meant it. Only later when they find ou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deliver when they really possess themselves valuable somethings. When a young student who promise the society with the whole world when he has nothing, he knows that he has nothing to offer but his words. The real instinct intention is that he wants the society to offer him everything, e.g. free education, free living, and free everything. They sincerely believe that, since they genuinely offer the society the whole world once they have it but they do not have now, then the society really owes them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now. “Since I am so generously offer you the whole world in future, why should you offer me with everything that I need now?” This is what their mentality and I was one of them but just was not addicted to it as long as them. They indeed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too, so they would work as volunteers with genuine enthusiasm. However, it is the mentality that they are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others are ruin it that gets them think that they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which is left (politics). Left on Campus Yes, young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misled. With their enthusiasm, they can accept different ideas, right ideas and wrong ideas. With their already left leaning in instinct, they can be easily led into this direction with minimum efforts. Our campuses are usually on the left (politics). More professors are on the left than righ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social and arts sections. Why are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more prone left in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that these disciplines require l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raining. Those who without such proper trainings tend to be unrealistic and fanatic. They think things are easy: “As long as you have a right attitude, which is left, you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Once the society has the right (justice) attitude, which is left,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will be solved.” Sartre, a French philosopher, is a typical intellectual who led the students into a wrong political direction. Since it i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it must be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right, i.e. left. He was extremely fanatic about the left, and was very much obsessed with Soviet Union, so much so that even after he knew what catastrophe the Soviet caused and what crimes the Soviet committed, he continues to praise it and led the followers to the direction, which is the left.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influenced by Satr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wever, you cannot distort an observation or make a machine work by boasting or merely by enthusiasm. You simply cannot brag a machine into working condition. Regardless how fanatic you are, the machine will not work unless you design it and make it right. Since they cannot make the machine right (justice), they have to be on the left (politics). Once you are on the left, you do not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things right. It sounds like a joke but it is exactly like thi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things right (justice), which is why it is difficult to be on the right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o easy to make thing swrong, which is why it is easy to stay opposite to right, which is the left.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left will occur later with much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Famine is one of them. If we examine the human history, we know that every extreme left caused famine. Unfortunately, the young students in the West have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famine, let alone experiencing one. They do not have even any remote idea about what it is like. Equality vs. Justice Left (politics) is always more attractive in appearance than right (politics).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of the left usually starts with equality. There are two great values in humanity, which are liberty and equality. Together with fraternity, they give us the most beautiful values: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The first two are the rights of people, the third one is responsibility. Young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yet less wealthy. They have too much hormone to spend and too little wealth to share. Thus, equalit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idea to them, economically, along with fraternity. Young people have less, so equality means they will take in more than share out. Then thing will go wrong from here. Why? The first value is liberty, which means everyone has its right to be free to do what he wants. But freedom has aboundary because you cannot deprive the other people’s freedom. i.e. your freedom cannot be expended at the cost of others’ freedom. It is for this sake, equality is important.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other people are as free as you are. Equality can be readily understood with liberty as: liberty is your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others’ freedom. The problem I just mentioned is caused by the reversed priority, i.e. equality prevailing liberty. If liberty is second to equality, all the problems occur. Once liberty is inferior to equality, equality is no longer the equal start rather is reduced to equal finish. Let us talk about Matthews's law: 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It basically justifies that deprive those who have less to reward those who have more. In human society, this law must be artificially limited, otherwise we are like animals and vegetables. However, once we need competition, this law must be followed. Let us observe the scenario in a Marathon competition at its start line. The best record holders are placed in the most front position, which are for two obvious reasons: preventing the slower runners from hindering them, and rewarding the faster ones for their previous achievements. It means your hard work and good performance are appreciated and rewarded. Without this mechanism, evolution of society stops. But without limiting this mechanism, we would be in a society of social Darwinism, in which the weak will be let perish. So, between total competition (no protection for the weak) and total protection (no reward for the strong), there should be an optimal point to take care both sides. An ideal society should be “the stronger can prosper with glory and the weaker can survive with dignity”. Where should be the line drawn? This is the question. We can understand now: so called left is that it values more equality than liberty; so called right is the opposite.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the communism, where everyone is getting the same regardless his contribution.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the Darwinism, where everyone is free to pursue his goal even at the cost of the others.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exactly like our normal Marathon competition, and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like a Marathon that forces every competitor to fin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ter is of course really ridiculous. No one will really watch this kind Marathon as spectator. And no one will really make any effort as competitor, because there is no winner, or you can call everyone winner, or more accurately, loser. ( to be continu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