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教育为何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泯灭？ 文：朱维毅 编者按：本文是朱维毅先生为《希姆莱兄弟——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中文版所写的序言。朱维毅是德国工学博士，专业作家，曾出版《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了解世界历史，离不开“二战”史；了解“二战”史，离不开纳粹德国史；而要了解纳粹德国史，希姆莱这个名字是很难避开的。 在讲述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众多书籍中，重点或专门介绍希姆莱的书有很多，其中因中文版的存在而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有《海因里希•希姆莱》（1988）、《黑色军团——希姆莱和党卫队》（1995）、《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2010）等。 我在写《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的过程中曾查阅过大量关于纳粹党卫队历史的资料，其中也经常涉及有关帝国党卫队长官希姆莱的信息，因此，对希姆莱的大致经历及其在纳粹史中的地位不算陌生。但我仍然对了解希姆莱抱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书籍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观察角度都太过一致，大多数作家都以远距离考察者的身份，依托并无实质性差异的资料来讲述希姆莱的人生履历和历史作用，区别无非在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或者深入资料和细节的程度不同。 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写史的意义和路数自然要琢磨得多一些，在这里说一下自己对作家研史路数的归纳。 我认为写史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种： 第一，查阅历史档案和大事件记载资料，确保不失真和无断裂地展现历史的延展脉络。 第二，收集日记、笔记、信件、回忆录等个体信息，为历史的主干赋予枝叶性细节，让历史这棵大树变得更为完整和多层次。 第三，寻访大历史的亲历者，在交流中获得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在取得史证的同时，完成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让历史活起来。 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单独用来完成一部历史书作，而更容易打动读者的研史著书途径，则是尽可能实现这三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样写出的历史，就会立体、鲜活和可信，这也是我的追求目标，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超常的作家投入。 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会发现已有的关于纳粹领导人传记的中文版书籍的形成，主要依托的都是第一种写史方法，第二或第三种方法即使被采用，也大多处于辅助地位，起到烘托主题和丰富细节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合理并可行的写史路数，但如果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个人物都采用同一种书写模式来展现，视角是不是不够全面？历史是不是不够立体？人物是不是不够丰满？ 当然，同一模式的写作也会因作家占有资料的翔实度或权威性的差异而导致阅读价值的不同，但人们读史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姆莱兄弟》中文版的出现是件好事。 这本书的写作路数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二类方法，即依托私人档案等个体资料来展现特定历史人物。这些材料包括希姆莱的家信、他弟弟和弟妹的私人文件、证书等特殊家族史料，使得写作素材具有独特性，也使读者和写作对象有了近距离感。同时，作者又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第一种写史方法，在书中对历史大背景总能做出适时而精要的交待，因此此书在写史方式的选择上先胜一筹。 我们如果把这本书和写作视角相近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中文，2015 年出版）相对照，就会知道《希姆莱兄弟》虽然同样是从描写家庭成员关系与互动的角度来展现人物，但后者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畴更为宽泛。书中的人物不仅包括希姆莱三兄弟，还纳入了希姆莱的父母、妻子、亲戚、老师、同学、同事……作者在对各种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交待中，为作品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好的可读性。 再者，作者的身份、写作动机和历史态度，也给此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卡特琳•希姆莱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或历史学家，她祖父家的兄弟三人都是纳粹分子，而她祖父的二哥，就是那个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刽子手”的纳粹党卫队首领希姆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A9QYBsN8w8TK30K457ic3gdjxfZVAbiaCV2oVQdmyxHaXcaK5A03IicHfy3xQGYicRaGNXJxLCtnFQ/0?wx_fmt=jpeg 海因里希•希姆莱 她为什么要写这些给自己带来一生耻辱的祖父辈前人？她如何评价由这些前人参与促成的那段罪恶历史？她会以何种立场和心态来解读自己的这些特殊亲人？她作为母亲又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做这件事的原因？ 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素材和独特的作者，构成了《希姆莱兄弟》的三大看点，也促使我翻看了这本书。 希姆莱的个人经历、政治生涯和历史作用虽然是我在阅读此书时不可忽略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其他相关书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待，这里不必再做介绍。我只想谈谈此书中带给我的印象较深的几点观感。 1942 年1 月20 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万湖会议上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参与制定这项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家罪行计划的，有希姆莱麾下的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官员6 人，政府相关部门官员9 人，而在这15 位与会者中竟然共有9 位博士！ 这种接受优质教育者选择极度野蛮行为的情况，也出现在希姆莱家族中。家中三兄弟出身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其父约瑟夫•希姆莱教授曾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家庭教师，其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后来还担任了校长。他们的母亲安娜出身于富裕人家，嫁入希姆莱家族时还带来了30万金马克的嫁妆。 希姆莱三兄弟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训练。在学校里他们必须首先在父亲任教的几门课程中做到成绩出色，在学校外他们又被鼓励参与多种兴趣学习，去阿尔卑斯山远足，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希姆莱9 岁时的第一篇日记就是父亲写的范本。而他接受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可能导致他在价值观上异想天开的哲学或社会学，而是农业学。但希姆莱家族如此精心的教育最终造就出来的，是三个追随黑暗政治的儿子，其中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成了在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杀人恶魔。他主导了纳粹党卫队的大屠杀行为，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负责。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A9QYBsN8w8TK30K457ic3pMefEaib01OVG1DnbgYlwNXRKyJem9UBNG12ib1sun7MJJDficSd6rxwA/0?wx_fmt=jpeg 希姆莱三兄弟与老希姆莱夫妇全家福照 精致和严格的教育为什么最终导致了受教育者人性的扭曲和泯灭？对此我想引用一位德国中学教师的话予以回答： “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犯罪组织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所以，民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由高知识者主导的国家犯罪。” 希姆莱兄弟选择效忠于纳粹主义并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因为德国社会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大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素，我认为是欧洲人文发展的局限性，简单说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倾轧日益尖锐，直至使德国到了危机重重、出路不明的困难程度。德国在“一战”中的损失以及战败赔偿带来的严重民生困境，引发了各派社会力量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分歧和对立。博弈的结果，是民众选择了宣称要洗雪战败耻辱、废除《凡尔赛条约》和重振德国经济的纳粹党。在这个过程中，海因里希和他的哥哥格布哈特的立场和行动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认同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表达对国家出路和自身价值的认识。由书中展现的希姆莱家族状态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中产阶层带来的冲击，在此阶层中的两代人所具有的右翼的国家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被强化的行动力。 阅读此书后，读者眼中的希姆莱就不再是一个天生恶魔，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就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甚至欧洲列强争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这对我们分析总结人类历史重大错误和教训，解析纳粹领导者们从普通人步步成为战争罪犯的内因，都是有利的。 书中没有过多描绘希姆莱以及他的人生道路，但从他和家人的相处状况以及他的日记内容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比较立体的希姆莱。 说到希姆莱成为纳粹高层重要成员的条件，其实并不耀眼，甚至还可以说非常不足。他自幼体质孱弱，易感多疑，绝非果敢坚毅之人。他从军的经历也非常干瘪，只是在“一战”期间在民兵性质的“青年防卫军”里参加过一段军事训练，又在战后接受过一段以做底层军官为目标的培训而已，真正的战场他连一天也没有上过。他的农业学大学文凭对他后来从政和领军的角色更提供不了什么知识底气。就是他的婚姻也质量极差。妻子长他七岁，因长期感情不合，他和自己的女秘书结成稳定的性爱关系并让她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如此泛泛之辈何以成为震惊世界的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最高领导者？我看过此书后的结论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执着不懈的努力。 希姆莱和大多数纳粹领导人一样，属于为自己国家寻求“光明”出路而努力探索奋斗的德意志人，至于他们为什么走上与人类良知相悖的犯罪道路，这正是人们在了解这些人之后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直在寻求答案，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反思”。要反思就要洞察历史，而这本书恰恰是洞察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 最后我想谈谈血亲跨代反思的问题。 血亲跨代反思，就是反思者跨越时空之隔去追索自己前辈的错误以及生成错误的原因。这种反思对中国人具很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价值，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反思自身而只善于反思对手的历史过失。让一个中国人去探究自家恶贯满盈的已故前辈的历史并将其公之于众，那几乎是彻底的不可能！这就涉及《希姆莱兄弟》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一个特殊价值——如何对待前人的罪恶人生。 作者卡特琳•希姆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她对家族纳粹前辈的背叛，在情感上体现在以自己的姓氏为耻，在行动上则体现在自己的婚姻选择——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丈夫的前辈曾经历过她的前辈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在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德国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卡特琳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另类代表。 她属于纳粹分子的后代，这批人在战后德国反思纳粹罪恶的过程中都承受过沉重的血统耻辱感。她又属于在这批人中间站起来的人：支持民主体制，厌恶纳粹前辈。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决定深入研究相关前辈的经历并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这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还需要特殊的勇气，因为她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昭告了她与家族中右翼分子的公开对立，同时也难免面对社会的可能质疑，比如书中为希姆莱更多赋予了作为一个普通德国家庭成员的人性特征。 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多面性，天生恶、一贯恶、绝对恶的人只存在于漫画或童话中。作者依据家庭史料从家庭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一个重要补充。具有明显的填补空白意义。 促使卡特琳写这本书的最重要原因，是她要给儿子一个说法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懂事后的儿子解释父母两个家族的故事——母亲的前辈曾经试图杀死父亲的前辈！她在全书结尾处说：“我一直都害怕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的家族一方面赫赫有名，另一方面死无葬身之地时，我该如何面对。唯独能让我在这一刻好受点的，是我能有问必答，对先辈们的罪过和责任程度给出明确的说明。” 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这位母亲为她的儿子完成了这本书。但这本书一旦问世，受到启发的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作品出版后在德国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读者都认为：这个通过家人讲述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新的、重要的角度审视第三帝国历史。 而这本书在我眼中还另有一层价值：它告诉我们，写什么、怎么写才能不负一个民族的历史付出。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 文：刘再复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 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一群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的朋友，乘船到彼得堡游览。此次旅行，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刚刚崩溃的革命大帝国没有东西吃，街市上一片萧条，地摊上到处都在拍卖英雄勋章。我知道，俄罗斯正在经历又一次社会大转型，这种艰难岁月只是暂时的，因为我在涅瓦河畔，一直想到俄罗斯那些伟大的灵魂。相信有这些灵魂在，俄罗斯早晚会恢复它的元气。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一起，总是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亲赋予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作品与人格铸造的。当我走进彼得堡，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时，首先不是对政权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感慨，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心灵，充满感激之情。那一瞬间，从少年时代积淀下来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树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着。一个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来了，一个在黄河岸边的风沙中还偷偷地读着《战争与和平》的书痴来了，来到他的精神星座上，来到你们的身边!你们能感知到吗，长眠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大街与大旷野? 在彼得堡的商店里，面包短缺，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萧条与悲凉，但是，我相信，有托尔斯泰这些名字的支撑，有如此雄厚的文化根基垫底，这个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时间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国家是有利的。当世界的道德正在走向颓败时，俄罗斯这片大森林有托尔斯泰们的阳光照射，它不会腐朽。 二 踏上彼得堡的第二天，我记起契诃夫的一句话：“俄罗斯总是看不够。”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这片辽阔的森林与原野确实是他们的情感倾注不完的。而我想起这句话时，做了一点延伸，变成“俄罗斯心灵也总是看不够”。 我从十五岁读高中开始，就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至今四五十年，总是觉得读不够。出国之后，我仍然继续阅读。阅读俄国文学，与阅读欧美的诗歌小说感受很不相同。我喜欢从卡夫卡到萨特、加缪、卡尔维诺的小说，喜欢领悟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所作的批判和批判背后的悲伤，这是人类失去精神家园之后的大彷徨。“我是谁?”他们发出的是世纪性的大提问。我常与这些提问共鸣，然而，我还要活下去，我必须活在托尔斯泰们“我是人”的答案中。托尔斯泰曾说：“他是人，所以我们要爱他。”这句话的对应意义就是：我是人，所以我有被爱的权利。托尔斯泰的伟大人生公式只有一个：我爱，所以我写作。这一公式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蕴藏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意，我永远领悟不够，它像永恒的宇宙和永恒的大自然，一次性的短暂人生之旅绝对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托尔斯泰曾说，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整个人”就是身心全部，就是应当如此活着的整个人格与整个心灵。列宁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哭哭啼啼的地主，一个是时代镜子似的作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托尔斯泰是完整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魄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我也确信，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只有一个用爱贯穿人生的完整的托尔斯泰，只有一个大慈大悲笼罩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托尔斯泰，也只有一个用爱统一自己的生命也统一精神宇宙的托尔斯泰。从来没有一个地主的托尔斯泰，尤其是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他永远支付着他的大爱。他的确常常哭泣，眼泪一直流到死亡的那一刻。在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不幸的人们。在号啕的哭声中他说：“大地上千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正是以他的整个心灵哭泣着。眼泪没有前期与后期之分，托尔斯泰的眼泪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描述契诃夫的时候只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一是“天才”，二是“善良”，契诃夫是社会讽刺的天才，文字都含着最善良的眼泪。而他自己，也像托尔斯泰那样哭泣过。帕乌斯托夫斯基批评契诃夫的各种回忆录都忽略了眼泪，对契诃夫曾经痛哭一事只字不提。只有吉洪诺夫、谢列勃罗夫写过契诃夫的眼泪，这是在黑暗中独自奔流的眼泪。他生性善良高尚，且刚毅木讷，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瞄着底层的弱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XLIO7ZOHGmdHsicJ1b4tJmTia8P1chIjEAo49szEb1R0EzE0ONtqsSsdhBVtLVTz6bicL6yXhrgqWA/0?wx_fmt=jpeg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俄罗斯作家是天生爱哭还是不能不哭?他们的眼泪是难以抑制的，一颗巨大的慈悲心，负载着比谁都沉重的人间不幸，不能不常常落泪。 在彼得堡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对着墨绿色的波浪，我之所以想起了俄罗斯心灵的眼泪，是因为这些眼泪曾经滋润过我干涸的血脉，还帮助我浇灭过狂热的喧嚣，在疯癫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它一滴一滴地往我心中滴落，使我规矩了很多，使我没有为虎作伥，没有与狼共舞。 我的年轻时代正是热火朝天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就感到自己与时代很不相宜。我降生错了，不是降生的地点错了，这个地点是我永远爱恋的中国，是降生的时间错了，我不该降生在“横扫一切”的年月。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完全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终日紧张，朝不虑夕，神经日夜不得休息。 当我看到人们带着愤怒走向批判台，像狼虎对着诗人学者吆喝的时候，我就在台下发抖，并意识到，这个时代属于他们，只有他们敢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横扫人类的一切精华。这个时代不属于我，这个时代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都逼迫我去面对一个问题：对于被审判的牛鬼蛇神，我应当恨他们还是爱他们?在大彷徨中，我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号啕大哭，他的眼泪洒向我惊慌的内心，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声音：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哪怕他们是敌人，也要爱敌人。何况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你的兄弟、师长与同胞。托尔斯泰的哭泣拯救了我。他让我知道：此时，我的懦弱是对的，身心发抖是正常的;此时，勇敢便是野兽，只有懦弱与动摇能远离野蛮。一切理由包括革命的理由都高不过“人类之爱”的理由，唯有“爱”的真理是四海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过托尔斯泰的提醒，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了一条小路，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正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在临终的时刻又看到高远的无限的天空。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托尔斯泰的眼泪，觉得每一滴都是热的，我该怎么感谢这些眼泪的滋润和他那些爱的绝对命令呢?这些眼泪与命令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个时代的风烟、阴影、噩梦、深渊，完全可以毁掉我，完全可以剥夺掉我的全部善良与天真，把我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一个没有心肝的政治生物，一个只会在方格纸上爬行的名利之徒，一个把持权力、财富却不知人间关怀的小丑，一个摆着学术姿态却丧失真诚的骗子，甚至可以变成一匹狼，一条狗，一头猪，一只长着邪恶牙齿的老鼠。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堕落只是一刹那。在这个时代里，我有过错，但毕竟没有堕落，这是何等幸运!想到这一点，我对托尔斯泰就充满感激。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是奇迹。人，真了不起。但是，我并不太喜欢二十世纪。这也许与我自身的体验有关，我只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太艰难了，我想努力去做一个人，但不知道怎么做人。人得有一些与兽区别的品格，例如人必须善良。没有善良，人就会像野兽一样随意吞食自己的同类。天才一旦失去善良，就会变成希特勒。可是，在这个世纪里，善良遇到空前的嘲弄。人们说：革命不是温和与善良。善良者不过是糊涂虫，是怜悯狼的东郭先生。人们还说善良没有饭吃，善良看不到敌人的面孔，善良是无用的代名词。这些世俗的谎言遮蔽了道德，潮水般的笑声使善良的品格像囚犯似的抬不起头，人类的一种基本品行像星星一样陨落了，连作家诗人也丢失了善良，于是，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向另一些作家诗人开火，到处都是攻击与咒骂，时代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烽烟。我差些被烽烟熏死，差些被潮流卷入深渊。幸而托尔斯泰的名字仍然在我心里，想到这一名字，我就想起他那一句绝对的、几乎是独断的话：“我不知道人类除了善良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品格。”这句化入我肺腑深处的话，一直保卫着我，保卫着我道德的最后边界，人与兽的最后边界。守住这一边界，我才分清了清与浊、净与染，才想到：把人送入“牛棚”，不是小事，这是重大历史事件。我感谢托尔斯泰，感谢他让我知道丢掉善良的全部严重性，及时地进行一场自救。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XLIO7ZOHGmdHsicJ1b4tJm0jH7qvZ4eVZO8ibX7CbsMiccrqMas4DYUmK36tEtZNHlLsyDnAqVdCdw/0?wx_fmt=jpeg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又是托尔斯泰帮助了我。这个年代，满身是污泥，满身是血腥味。当朋友们在抚摸伤痕、谴责社会的时候，我也抚摸与谴责。一个错误的时代的确糟蹋了所有的诗意。时代是有罪的。就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告诉我：勿忘谴责你自己，应当有坦白的英雄气，唯有“坦白”能拯救你自己。坦白承认自己参与了错误时代的创造，坦白承认自己在牛棚时代里的行为并非属于人类，而属于兽类与畜类。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有这种坦白的英雄气。 那一年，在度过一段放荡的日子之后，他自己憎恶自己，在日记上写道：“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我堕落了。”他把生命作为战场，与“自身的罪孽”搏斗，在临终前，他仍然反复地说：“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懦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托尔斯泰这种坦白的英雄气，像雷霆一样震撼了我。他如此伟大，又如此谦卑。当年他读到卢梭的《忏悔录》时，就如同晴空霹雳，因为他从中找到拯救自己的生命之舟：坦白。他这样礼赞卢梭：“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他不仅礼赞，而且也写出自己的《忏悔录》。通过忏悔，通过正视曾有过的“畜类的生活”，正视在时代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于是，他返回人类，从牛棚返回人间。托尔斯泰提示我，强大的人无须撒谎、隐瞒和掩盖自己的弱点。而且还启迪我：我的确参与创造错误的时代，给牛棚时代提供了一块砖石，我的每一声呐喊、每一张大字报都是罪孽的明证。我不应害羞，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曾经唱过高调，曾经追随过“造反有理”的呐喊，浑身是匪气;还曾经千百次发誓要当一头老黄牛和一只愿意夹着尾巴生活的狗，浑身是畜气;甚至向所谓“走资派”伸出利牙，浑身兽气。 那个牛棚时代，那段历史，那些无所不在的污泥浊水，真的进入了我的生命和腐蚀过我的生命。我的脾气变了，小丑般跟着人家嘲笑唐僧是“愚氓”，恶鬼似的到处寻找“落水狗”来痛打，戏弄一百遍“宽恕”，践踏一千遍“温情主义”。暴力的病毒侵入了自己的骨髓。换血，要吸髓，要把病毒从脉管里吸出来，挖出来，倒出来。我对托尔斯泰这样保证。 也许因为反省，我终于在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也告别革命。无须卖弄学术姿态，无须做学院式的词源考证，我要告别的革命当然是暴力革命。无须隐讳活在我心中的托尔斯泰催生了我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我耳边总是震荡着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发出的声音：“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一个对人类怀着大慈悲的人，不可能支持暴力。在托尔斯泰的眼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没有什么使用残暴手段的伟大目的。杀戮永远是一种罪恶。所谓恶，就是暴力。托尔斯泰并非主张“勿抗恶”，而是主张勿以恶抗恶，勿以暴力征服暴力，从而陷入暴力怪圈中。 托尔斯泰指示我：这个世界缺陷太多了，这个世界的道理太多了，我们应当有一个最高的道理。对人间不要求全责备，但可以要求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放下武器难道比制造武器更难吗? 在彼得堡的那三个白天，还有三个夜晚，我其实不是在游览，而是在游思。我知道托尔斯泰不仅写过彼得堡，而且最后长眠在彼得堡。在这个地方，在波罗的海的岸边，我不能平静。唯有在这个地点，我能做出如此倾吐，如此诉说，能痛快地抒写久藏于心中的情思。 注：本文转载自共识网。

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文：周濂 摘要：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 一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更是因此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说，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在Jstor搜出那篇批评文章——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激进的美国经济：1970年的调查》（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他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爱因斯坦既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KbygbUgkd3C4kz6W6XiajBLfzQ4T6pZibyIFYp0Io3AcbstByVtPk16hWE2KdgCC8BCScibnfJiazQw/0?wx_fmt=jpeg 安德烈·萨哈罗夫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在其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二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他生活在微博时代，恐怕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这篇博文的宗旨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错！你只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攫取公共资源。你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 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 但是另一方面，这通大棒也并非全无章法，不管是否歪打正着，它的确击中了一些要害，也正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才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但是另一方面，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公知”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座地基尚未打成就已成废墟的公共空间。 三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则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论证看似荒诞不羁，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 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注：本文转载自财新《新世纪》

现代瓷艺 文：王亭苏 中国是装在瓷器瓶子里的一缕轻烟，几千年来是个不断变化长成巨人的魔术师。是刻画在瓷器上的活色生香的人生，是描画不完的无穷意蕴……蕴藏丰富的人情人性之美。 西方人概念中的中国就是瓷器，瓷器似乎代表了中国两个字的全部内涵。瓷器在中华文明史上处于各个时期的文化投射地位，时代的风貌，民俗，习气，思维，民生等美学思想都集中在瓷器的创造力和审美表现力上。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k8ia2VS5a79diblWqBdDIDmUPe1UNsXQsQeAovhFMneZr3uKRB9vs5xw/0?wx_fmt=jpeg 收藏瓷器的人无疑是爱瓷器的，却也谈不上爱艺术，高雅的喜好对国人有种拔高的风险。 古代瓷器和古代官窑的投入上是普通收藏者所无法承担的，鉴别力及各种综合因素令他们不敢承担风险。现代艺术瓷因此得到国内外很多收藏家的追捧，近几年，大宋官窑陶瓷艺人和艺术家不懈的尝试和创新使现代艺术陶瓷走向世界，像刮起的一股古中国闺阁中的香风，挠着你的心肝，刺痒难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pn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3Pwic5fmclZNjv2VDeuczNStyK4fPm7djGWianyp9Y6h4YPsdwvU5Uhg/0?wx_fmt=png 古代官窑的陶瓷数量远不及热爱它的人多，物以稀为贵的物论和人伦思维，把古代瓷器束之高阁，捡漏或是偶然的运气成就不了多少浮华梦，现代瓷器便不必承担这样的压力，每个收藏家的特质都是不知生命苦短的，都有着唯美的喜好，愿意生生世世和这些命里注定的东西为伴，艺术永恒使生命得到延续，也达到了永恒。 大的收藏家往往不是用这些东西交易，像流落的自己被重新拾回人间，一种身心的安放。现代艺术瓷的艺术语言看上去不那么暮气，更灵动和活泼，但是也因此缺少了沉淀的厚重感，然而人的心理很微妙，可以为自己的行动画上完满的句话。不存在得失，以此达成与物的和解，与世界的良性沟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v64AhInqeCnElLiaupkKNLho3nibZZ3mWicZJibXAZpDBUaWpwK9wtYxuw/0?wx_fmt=jpeg 现代艺术瓷的新颖别致也符合现代人的大众审美情趣，家居中有一种适度的调和感和协调的能力。然而这只是收藏现代瓷器的原因之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倾向收藏名家名品，某种程度上功利主义思想还是得到最大补偿，身份的象征，实力，未来增值的可信度。而系统化的收藏则是考验耐心和修为的，按不同年代，作者，类别等。眼界在这时候是责无旁贷的，也考验你的经济能力。收藏之前的功课一定要做足，比如成型工艺和烧成工艺，不同陶瓷就像不同的个体的人，各有优劣短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Asa0dCahbb4OWrQicucJteiabLCMicvI9NnjecM928L9BphPjWdjX5tYg/0?wx_fmt=jpeg 了解现代瓷器远比古代瓷器更容易，它和历史的链接和承继发展到现代，是和你面对面的，是现实的触摸，不存在鉴别古瓷器的多元而复杂的难度。就像阅读一本好书，连看几遍你的感受会完全不同，一次比一次更多领悟，收获到更多信息，和自己发生恋爱的愉悦。 而专利作品在未来的地位就像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王储，有可能成为绝世孤品，因此在收藏现代艺术瓷的时候，专利作品在前面的基础上做为专项考虑不无益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Cibejn2kFbib5KCh7TI8X5co764GxGDRRBiaqO4914kAmYVjW5DJibDaXQ/0?wx_fmt=jpeg 色彩是有香气的，现代瓷的丰富绚丽的想象力和融合能力发展了现代瓷器重要的特质：色彩斑斓。最没有个性的特性，因此往往被一时迷惑而忽略造型本身，作为一种三维空间的艺术形式，造型是艺术灵魂的再现，就像一个到八十岁还情愿保留身材的女人，世界都将为此精神倾倒。 瓷器的圆润感一直占主流，大概符合中国人的气质，然而因此反而有了缺口。于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大喜爱的，除非它的丰富的内涵打动我，否则我愿意离开这种市侩的自作聪明的圆滑。我更喜爱挺拔感的造型，有竹子的清瘦文雅，纤秀。对于雄阔的，文儒的，豪放的造型只要是适宜的，都是值得品味和欣赏的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f80grOjjU1TTYY9Pqc7uDvKw5Q2EZoLRJX71ql9ZQibNOvPX56Kv8rB68ticqUhaO4ZWKR9JJApVA/0?wx_fmt=jpeg 瓷器没有过分复杂的线条感，受工艺的局限，也受人心的局限，心过于复杂了便喜欢简洁的物品，然而它给我们带来的想象力却是无穷的。 唯一性是瓷器必备的特质，就像你我互不可取代，窑变和造型是否统一，新颖是唯一性的前提，而窑变的本质应当是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给人以艺术的完整性，画面优美毋庸置疑，而达到空灵的至境似乎是个难度，相当大的考验，考验你的综合素养。而色泽就像一个人的衣着，雅而不俗，层次分明，多变，釉色靓丽莹透，令人可喜的，单调和干瘪的物欲世界被它们的色泽充满，是理想主义者的收获。斑点瑕疵就像华丽绸缎上的墨迹，不容宽恕。 现代瓷从古代瓷厚重的身影中蜕变，未来也会作为历史供人凭吊，吸纳和扬弃。可是管得了多远呢？一场人生一场春梦。

让历史照亮未来 文：唐小兵 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剥洋葱》里说：“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显然，在格拉斯的观念世界中，记忆是与历史真相衔接的，记忆是刚直而真诚的，它追求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本真呈现，通过这种呈现的事实来牵引出一种人类世界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回忆，则往往与当事人的自我隐藏和自我粉饰相关。回忆者要么通过一种对个人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悲情叙事（比如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强化个体和国族的苦难、屈辱和危机意识及与之相互激荡的救亡图存精神，从而塑造一种个人与国家命运共振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在一些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比如《苦难辉煌》中都有显现；回忆者的另一种倾向，则是尽可能在历史文化的源流中搜寻积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乃至将历史中的典范人物再度激活，以各种方式引入当下的公共生活之中来塑造集体性的自我。甚至有一些历史记忆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过度浪漫主义化和美化，以此来砥砺自我和批评当下。这两种方式，都容易在道德激情和强势价值的主导之下，裁剪历史以迎合回忆者的价值偏好。 就当代中国而言，正如儒家青年学者唐文明在一次儒学论坛所言，面临的大问题是所谓三个和解，即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和解。和解之所以必要而且迫在眉睫，正说明对历史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记忆与理解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围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真相的论争，同时也是关乎如何理解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冲突，形成了刘小枫所谓的“精神的内战”之境况。在八十年代，以强势政治主导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对毛时代的历史记忆与反思暂时搁置起来，寻求社会进步的最大公约数。如今当中国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关头，如何叙述和评价共和国六十年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便成为引发历史记忆场域“诸神之争”的导火线。显然，“团结一致向前看”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处理基于历史苦难和情感伤痛的和解问题。和解必须建立在对于历史真相的挖掘与叙述的基础之上。 近些年来，因为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韩钢、曹树基、冯筱才等一些当代史研究者的史实重建工作，当代史的历史论述和历史记忆开始呈现出一种严肃、多元而真实的面相。它不再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极度简化和粗暴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往往无法刺激青年一代深入了解历史的兴趣，反而让他们想当然地把历史记忆和历史论述当作权力的背书。同时，这种叙述导致的另一种后果就是代际之间的深刻隔膜。家族记忆、社会记忆、文革记忆等被掩埋在历史的深水区，无法成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在的他者”。记忆的隔膜导致的是情感的疏离，以及整整一个民族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淡漠。没有历史记忆促动的代际之间的连带感，以及生发出来的探索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历史的渴望，这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建构便无法矗立在坚实的地平线之上。自我也好，认同感也罢，抽离了历史记忆这个维度，便自然会呈现出奇特而扭曲的面容。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往往就是陷溺在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缝里而有意无意漠视历史的人。这正如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所言：“只有在此刻，过去才向我们敞开它出乎意料的新鲜面容，告诉我们一些前人有耳也不曾聆听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没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传统（这种安全性的丧失在几百年前就发生了），整个过去的向度都变得岌岌可危。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 事实上，与阿伦特“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相似，托克维尔也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无法脱离历史记忆这一最为重要的心智结构的基石。回顾这些年来，大量回忆录、口述史的出版，其实也是以一种极度私人化、民间化的方式，在呈现和建构一种不同于官方记忆（或者说权力记忆）的当代史图景。无论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巫宁坤的《一滴泪》和他女儿所撰写的《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赵越胜的《燃灯者》等，还是集体记忆形式呈现的著作，比如北岛编《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七十年代》，或者像徐贲的父亲徐干生在《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中描述的苏州中学红卫兵运动情况，或者像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及杨绛的小说《洗澡》等，都在以私人记忆或文艺的形式叠映出当代史的多元图景。章诒和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后的贵族》（大陆版名为《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更是激荡起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知识人和艺人历史的兴趣。借由这些个人性的记忆与叙述，我们才能理解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对于在意识形态浪潮中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踪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幸存者的他们又是如何叙述和反思时代的。 巫宁坤曾用一句极为悲痛的话来概括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放弃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归国后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归来”或者说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在1949年之际留在大陆，都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期待。“受难”则是知识人见证认同感的破碎，是理想主义的挫败。“幸存”隐喻着与其相对应的牺牲者和受难者群体的庞大。毋庸讳言，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不无相互冲突的面相。比如高尔泰与萧默之间的笔战，比如《暴风雨的记忆》中关于北京四中在红卫兵运动中究竟有无政治暴力的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同时，我们也可以发觉历史记忆的一些误区，比如有些记忆过多地停留在对政治之恶的控诉层面，以及对自身受苦经验的反复陈述上（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就超越了这种受苦人的历史记忆形态），而缺乏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精神反思。同时，一些回忆录、口述史作品流露出与其批评的政治强权在思维方式、话语形态和心灵习性上高度的同构性，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越反越像”的悖论。即便如此，我们仍旧期待多歧的历史记忆以私人化的方式在公共空间里显现出来。甚至被当事人扭曲（无论是对真相还是真理）的历史记忆，也仍旧具有探索和反思的价值。挖掘伯林所言的“扭曲的人性之材”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心灵轨迹，同样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换言之，即便如阿伦特所言脱离了生活实感和社会经验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形成史，也仍旧可以作为被分析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记忆无所谓真实与虚构。在那些虚构性的历史记忆之中，也同样可能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和伦理困境。 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也是层累地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地方性知识、自我认同、个人经历等都汇合在对于历史的记忆与叙述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切忌黑白二元化。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比如划分为圣人式的反抗者和恶魔式的服从者等），或者为了迎合对当下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批判需要而夸大或歪曲事实本身，都是历史反思时需要警醒的危险倾向。历史记忆最有魅力也是最难处理的，往往是涉及到人性的灰暗模糊地带的那部分，而极权主义最得心应手的也就是操纵大众黑白两分地简化现实。因此，种种夹杂不同立场、知识结构、经验乃至情绪的回忆录、口述史的出现，诚然会呈现出事实本身的繁复。这些更具个人性特质的文字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复杂性的渠道。让一切有争议和分歧的历史记忆都在公共空间生长出来，让一切自以为稳定和固化的历史理解都产生摇摆感，让一切约定俗成的历史感情和伦理都重新问题化，我们才能真正超克基于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式的强制性的历史记忆往往是自我摧毁的逻辑背反）。这也许是我们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这数十年历史不得不面临的“记忆之战”乃至“精神内战”。或许通过这样一种艰难的过程，我们才能学会超越意识形态地独立思考，超越一己之偏见去聆听和理解各异的声音，才能学会包容异端和容忍多元。正因为此，史家余英时在给美国华裔学者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撰写的序言中呼唤更多回忆录的出现：“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中外古今，无一例外。自传出于传主的亲笔，是所谓第一手史料，价值更高，远在后人所写的传记之上。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无不盼望着自传的出现和流传，愈多愈好。” 人类学家王明珂说过：“历史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杀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因此可见，历史记忆其实既跟政权合法性的建构相关，也跟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和种族的身份认同相关。在历史记忆的场域，福柯所言的权力的毛细管化极为明显，而记忆与权力的结盟关系也极为显著。众所周知，在公共论述空间里，来自底层的声音实在太匮乏。底层也常常因长期受制于权力、精英话语的压迫乃至扭曲，将自身承受苦难的意义窄化。我曾在一次关于回忆录、口述史的讲座中碰见一位写过自传而未曾将它出版的中学退休教师。当我鼓励他争取将书稿出版时，他极为惊讶地说，自己实在太平凡了，在历史中根本不重要，这种自传哪有出版的价值？！（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作为一个普通农人自传的出版很有典范意义）可见在民间记忆和私人记忆的领域，记忆的压抑（来自权力、舆论、传统、习惯等）与自我压抑（来自观念等）是如此的普遍！因此，在记忆的领域，如何推动记忆权其实质是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权的平等意识，以及开拓各种渠道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和资源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对于当代中国代际、人际、朝野之间建立相互的连带感乃至互信和认同感，是一件特别紧要的事情。 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传承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尼尔森说过：所有的悲伤都能够被忍受，只要你把它讲述成一个故事或者放到一个故事里来讲述。当然，讲述或者忍受悲伤肯定不是最终的目标，而借由历史记忆而试图寻求的历史和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更深刻的价值共识和情感共同体才是我们的目的。“团结一致向前看”，也许可以借助自然时间和人事代谢来淡化甚至消泯历史的悲情和创痛，就像民间谚语所言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可是如此一来，伤疤和疼痛感的历史价值都被刻意抹去了，更何况伤疤就是伤疤，它永远在那里，不会变成跟没有伤疤一样，除非一个民族自欺欺人地无视它。历史记忆就是不断地探寻伤疤的肌理，试图重建历史和人性的图景，并以此来恢复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感通能力。这自然需要道德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这一点，显然战后德国比日本做得好很多。 关于“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时代政治苦难的反思已成俗套：“我们都是当时体制的一部分，我们都有责任。”但正如阿伦特在《集体责任》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针对历史和政治之恶，“每个人都有罪”的自我声称在道义上似乎高昂，但在历史反思和道德重建上却是无力的。“所有人都要负责”其实质就是所有人都豁免于伦理责任的同义词。这是历史认知、道德反省和伦理思考的懒惰，更是一种面对历史模糊性和含混性的智性软弱。阿伦特睿智地指出责任与罪错的差异：“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没有人有罪。与责任不同，罪过总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严格地属于个体的。它针对一个行动，而不针对意向或可能性。对于父辈或本民族或人类犯下的过失，简言之，即对那些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的行为，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感到有罪，尽管事情的发展确实可能使我们为它们付出代价。而既然有罪的感觉，或者良心负疚、对做错事的意识，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判断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限制这种虚假感伤也许是明智的，从字面上理解，它们只能导致混淆所有真正的问题。” 人类总是习惯于选择性地失忆，从“沉重的肉身”（苦难记忆的负荷）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刻意遗忘历史的轻松）中逃逸。就当代中国史的记忆来说，尤其如此。当这部分历史记忆因为表达空间的限制而无法完整、有效地呈现在公共空间时，当历史中的罪错与邪恶尚未得到应有的检讨时，当从这段历史走出来的人并未深刻地反思自我的同一性（或者说分裂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时，我们就不能声称已经实现了社会的宽恕、和解与团结。历史记忆和历史反思是抢救真相，更是一种见证，同时也是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不管它是以悲悯、感恩、控诉还是受苦的基调彰显。我们也呼唤因此而激发起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人物的讨论。最深的敌意是完全无视的冷漠，而非热烈的争论。只有在持续争论与寻求共识的艰难中，我们才能学会彼此尊重和谅解，才能真诚地面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才能心平气和地谈历史和解和价值重建的议题。 注：本文转载自《读书》2014年第2期。

夏天的花园 文：云霞 尽管骄阳当空，我仍然喜欢徜徉在蒙城的空气里，用脚丈量令人晕头转向的街角巷尾。即使涂上厚厚的防晒霜，裸露在外面的皮肤热辣辣的，我依然喜欢，因为满眼五彩缤纷的花，让人留恋忘返。 回想第一次踏上这座城市，那正是几年前的夏天。看到大街上的高大盆景一排接着一排，盆景高达一人，里面的花卉植物错落有致，颜色多样，高的植物放在中间，周围种上两三种略低一些的颜色鲜艳的花卉，有大红的，有玫红的，或者粉红，还有紫色的也常见。盆景的边缘有时会布置一些低矮的绿色植物，或者爬藤的，低垂到盆沿下面，又好看又有情趣。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欢喜起来了，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城市，决定留下来就是一刹那的时间。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Tkn1832hcAApm8y0yAuEDRngIgiajqPO3ic58tNgCMuvwDFicicFS2Ahtg/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VfQx6AzN3GVAVobCwwrTDibpsfnANGxwl6fjqfEP9Jv9sGc7BibWVY6g/0?wx_fmt=jpeg 图1、图2：天竺葵——蒙城最常见的花 几年下来，经历了四季的几个轮回，感受到了蒙城短暂的春天，梦幻无比的秋天，漫长而绝望的冬天，最喜欢的还是夏天。因为它的活力。除了各种赛事，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还有的就是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的花园。 人到中年，体力的下降加上体力劳动的匮乏，肠胃消化能力逐年下降。为了健康，饭后散步变得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常规，所以一个人的散步就变得有些枯燥了，所幸的是，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城区，合抱的大树和别致的花园比比皆是，令人百看不厌。 冰雪刚刚融化，各家各户就忙碌起来，一天一个样。眼见着花园小车穿来速去，人们挥舞铲子、修枝剪、铁杵，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变出了漂亮的花园，让人联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神秘花园》。每家花园都不相同，有的花园简洁明快，除了大块草坪，就是点缀几处灌木丛，只在门口或者廊下几处放置几大盆组合花卉，经常有紫色的薰衣草，红色的矮牵牛，配上高大的狗尾草，花卉大多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草本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更换。有的花园繁复华丽，多达几十种花卉品种，颜色五彩，搭配在石凳、喷水池等景观的周围，颇有看头。看到这样的花园，会让人想起什么？中国的织锦绣片！对于一个没有看见过私人花园，只在旅游风景区见过公共花园的我，真是佩服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为了赚钱，就是国内的风景区的花园-大量雷同，远看壮观，近看无趣。如果为了兴趣，情趣、有趣，就是这里的私人小花园，细致、精巧、处处透露出花园主人的个性、品味。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YKSAu5GQD3K3nxTFOc9EASh5hNG9MYfNNc1iaRO1WrPg7w5b91gvBTw/0?wx_fmt=jpeg 图3: 门前的盆景狗尾草、天竺葵 隔开我家一条街有一家花园令人影响深刻，它的天鹅绒黄杨树修剪的很漂亮，每一颗树根据倾斜的角度和本身的形状修剪成圆形、半圆形、伞行、方形，用巧夺天工来形容都不过分。众所周知，黄杨树是一种生长很缓慢的常绿植物，因为耐寒，容易修剪成型而经常做花园造型，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恒心才可以修成正果啊。精致的黄杨树配上养护得当的草坪，显得别致而气派，每次走过这个花园，总让人想象它的主人应该是个严谨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老先生。 刚进入夏天，他家的花园就活泼起来，每一周都有变化，窗台外悄悄地爬满了三色堇，三色堇又称蝴蝶花、猫脸花、人脸花，花的形状像蝴蝶，一朵花通常有三种颜色，比较常见的有紫、白、黄三色，花瓣的外围是白色或者浅色的，里面深色部分的形状像一个猫脸或者人脸，中间黄色的一个斑点很像鼻子，看到会有诡异的感觉。但是这户主人选择的是少见的紫、蓝、白品种，使得这款三色堇的蝴蝶的形状比较突出，而因为紫色和蓝色色差不大，猫脸的形状不显眼。这款三色堇让人的感觉是优雅、含蓄，我想也许正体现了女主人老太太的气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rvRSH2dhhQfCyDHL1vBdQ4KFC33dmK2jhibukdwKjEaKRz5Beoyl7m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kUCj7WcnrlxXydTQ8uvBymhIVVsRelSkfpoZGXZE5DMGBCksEZPBQQ/0?wx_fmt=jpeg 图4、图5： 蓝色婆婆纳像鼠尾草 除了窗台，他家的门前小径两旁种满了多种草本植物，比较亮眼的是蓝色的婆婆纳，它有些像一种多年生的鼠尾草，我在多家花园觅得它的踪迹。蓝色的花受到欢迎，大概因为蒙城的主要居民是法裔的缘故。据说婆婆纳被大家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非常粗放，几乎不要照顾，又是多年生，繁殖能力超强，两三年下来，就成片成片的怒放了。景天是花叶都可以观赏的植物，有嫩绿且低矮的品种和浅绿的稍高的品种，和蓝色的婆婆纳组合在一起，高高低低，颜色深深浅浅。门前小径两旁装饰了一些墩厚的大石头，这些植物有的簇拥着石头而生，有的像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得，野趣盎然。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1PFWOQiaicpGPslowUNZmUTyQoxkKP8uHsVINo4assQq2XE4MibNIIgY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IKpAib6ctvpia26mtQ4pGrUlChibMxpoMdwxkALC1EuWTPC9Rvib30Pw6Q/0?wx_fmt=jpeg 图6、图7： 景天是花叶共赏的植物 看了那么多，从眼热到心热，那天因为打折促销，我果断买下一盆玫红天竺葵，了了心愿。这是蒙城最最常见的花卉，花季从六月初到九月下旬，花色繁多，一簇一簇的，衬托在圆圆有波纹的叶子中间，很像中国的秋海棠。它是蒙城咖啡馆、餐厅装点门面的首选花卉，如果你第一次来蒙城，无论在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偏远的小镇，第一眼看到的花十有八九是天竺葵。我像很多邻居一样把它挂在露台的廊檐下，这样，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眼自己的家，想象着路人看到它时亲切、放松的心情。 有一天我看到女儿在给天竺葵浇水，我奇怪地问：“这花需要浇水吗？” “当然啊！我浇好几次了，如果几天不下雨，花一定会渴的！”十岁的女儿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一本正经的回答。 在女儿面前我有些不好意思，顺口就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花园，所以没有习惯种植，不会伺弄花草。”接着，我沉默了，心里想着：我们这代人的贫乏已经到血液里了，恐怕这辈子就这样了。

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 文：资中筠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资中筠先生与阎连科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资中筠，著名公知、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资中筠精通英语及法语，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资中筠先生”。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著作。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eukSJvQWSjxy4febD3spDw64ibiaNFqvAYOFnqkbj3FOHXdxjpLKWYN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jicGZibyJbdbIUfkPDciaRLXQqAxvrU1XfnibhkxWPPJPtWUjHp3ckXynw/0?wx_fmt=jpeg 资中筠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是通过回顾中国留学生的历史， 横亘一百年。以下是演讲实录。 刚才阎连科讲的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深刻。文学家的特点是形象思维。我呢， 缺乏形象的思维， 只是讲空洞的理论。其实理论我也不懂， 就是说理吧， 还有一些枯燥的历史事实。 在此之前，阎连科讲到中国作家的状况。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不熟悉，很少看小说。 但我注意到阎连科， 他是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的， 首先确实是关心民间的疾苦，不是只写历史、向后看的， 或写写身边的琐事，而是有一种震撼力。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对父老乡亲关怀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已经摆脱了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之一， 写作是因为心里头有话要说， 不得不写， 而且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不是像很多作家那样，写之前先想着写出来会有多少读者，或者能得什么奖。当然中国的作家还有一样很不幸的事，就是得想着能不能发表， 会不会被禁。所以， 阎连科的书常常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摆脱了这些身外之物， 完全凭自己的良心来写的话， 那就会出比较好的作品。当然这里面也要求有作家自己的才华、天赋和想象力。 除了作家， 文学作品之外，所有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做学术研究的人，教书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简单一点，把身外的功利目的摆脱掉一些，说到底就是凭良心办事，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曾国藩有一句话， 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不管是做什么行业，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能比较睡的着一点。我一般是不失眠的， 我想与此有很大关系。 下面进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海外留学生跟祖国的关系。我一般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想到几代的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一些什么关系？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心态。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没有留过学，不是留学生， 所以讲的东西很可能也是隔靴搔痒的，不是真正的亲身体会。此外我要讲的也不是中外交流史， 所以只讲留学生， 不讲其他的移民，和由于其他原因到海外的人。比如早期出来的劳工， 因在国内实在难以生活下去， 就出国做苦力的华人。也不讲现在贪官把家属送出来了。 只是讲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后， 一批一批的留学生真的到国外来学习的，然后或回国或没有回国的一些状况。 若以粗线条来看， 大致有这么几个时期： 一九四九年以前 一、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 也就是1872年的容闳建议的幼童留美，出现一个小浪潮， 派了一大批幼童到美国去。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觉悟到需要到外国学习。但当时， 士大夫对留学还是不接受的， 是抵制的，好像觉得到国外留学是有失身份， 或者是怕苦。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远离家乡就是很苦的事情。何况又是飘洋过海到遥远的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指派各级官员将孩子送出去留学时，他们常常会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 就是一个贵族的门房，结果当了替身， 替主人家的少爷去留学。 这是那时国人对留学的看法。那批小留学生出去以后，政府发现他们很快就西化了， 一些官员觉得这样不行，找个借口没学完就让他们回来了。即使是这样，回来的人中还有一些有作为的。 比如说詹天佑起了很大作用， 造铁路等。另外一些，虽然地位不高， 但他们至少会外文，所以大部分在外交部当翻译。还有一些成了技术人员。 这是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7GcqKnpvdKvVD9XLclZrvQMvcHBmJKLiaSW3U4ZZ2vqoBFBEf3eWUHA/0?wx_fmt=jpeg 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 此外， 除留美之外，还有派到欧洲去的，有福建的船政学堂、培养造船的工程人员和海军的军官，例如严复就是学了海军回来的。 二、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战争被打痛了，一个大清王朝被小日本打成这个样子，更觉得应向国外学习。当时官费送出去的大多是留日的。甲午战争是1895年， 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虽是政府出钱派出去的，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干革命，在日本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大多数都是反对清政府的。那批人中也有学技术的， 其中学医的比较多。因为日本的医学比较发达。 除了像鲁迅， 孙中山这样的中间转行的不算，留日的医生后来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后来中国的西医里分两派，欧美派和日本派。 以上这两拨留学规模都比较小，真正起作用最大的是“庚款留学”。 三、庚款留学 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国赔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发现赔多了。 是美国带头算了一下，退还了几乎一半。 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外交官交涉的作用， 如驻美公使梁成，他就是那批幼童留学回来的，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 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一方面是中国外交官的争取，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有他的考虑，愿意这样做。因为1882年美国的排华政策引起很大的反弹，中国1905年左右出现排美运动。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对美国反感，抵制美货。本来八国联军之后， 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就很高。加上出现义和团， 给美国很大的刺激。美国的有识之士就想， 一定要想办法培养能够了解中国，并且对美国友好的知识分子，将来好跟美国打交道。这样两方面的需要促成了庚款的退赔。 美国算了一下，中国不该赔那么多。原来美国分到的是3，293.9万多两银子。当时大约合2，400多万美元。占整个赔款的7.3%。后来重算的结果是，应退还1，190多万两。差不多等于是退回一半。从1909年1月开始， 按月退还多要的赔款， 要一直到1940年为止。 退还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去留学之前要先学外文，中国就搞了一些预备班。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前已经培训了三期， 180人。 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所有的教会学校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 文化机构，都由中国人接手管， 如外国人校长变成了都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做副校长或者教务长。 当时在美国的带动之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 如英国，法国和日本全退还了多要的庚子赔款。与美国的方式相同， 因此也有官费到这些国家去的留学生。中法大学就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 到抗日战争后， 美国在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等于把赔款都还了回来， 就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庚款留学的人数到1943年为止有三千到四千人。这个时期留学的规模大， 时间久，效率最高， 成才率最高。这批留学生与以前的不一样， 跟以后的也不一样，是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因为这次派留学生已不是盲目的，确实是经过考试选拔以后，才派出去的。比如第一期是从600多人中选出63人，只有十分之一被选出来。有了清华学堂以后， 又先在那培养。所以出国时起点就比较高，又经过清华预备班。到国外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 水平比较高。 另外就是培养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取他国之长， 补己国之短”。就是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 中国本来自以为文明最悠久的国家，能够愿意汲取外国的文明精华，灌输到自己的文明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就是说， 当时派留学生的思想本身就相当进步。 那些出去的留学生， 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学他国的精华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各个领域都起到骨干作用，各界的开拓者中都有这一期间留学生的身影，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政府官员， 特别是外交领域，自从有了这批留学生，充实到外交部门里， 对中国外交改善很多， 以前在外交中什么都不懂， 要么是妄自尊大， 要么是丧权辱国。那一时期出了很多有名的外交官。 如王宠惠、武平方等。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回国留学生都是在教育界。很多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就是他们这些人做的。而且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下一代。像种子一样，种下去。影响非常大。深远影响更难估量。 所以一般都认为，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 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在各个领域起到了骨干作用。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 例如像胡适、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但等等。应该说，就是我当年上学时老师辈的那一代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界， 还可以点出很多人名来。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tMXSWKVHnqHqdQuCiaghuoTdvFErdg23SjzvuI22qviclKUuYhDnZzPZBuGKEOpMmhwPC7n9ujKd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这又牵涉到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因为后来有人说美国是别有用心的，退还庚款就是要培养亲美派。当然他不会培养仇美派。他要培养的是对美国友好的知识精英。 中国方面尽那么大的力量争取，也是因为有一批官员就是要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双方的动机是合拍的，利益是相吻合的。 在外交上， 能够达成协议的外交都是因为利益是相吻合的。利益的汇合点就是达成协议的基础。汇合点越高越大，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好。有一些自称的“爱国者”经常会说， 这个国家干这个事不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吗， 他就是动机不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或者外交官，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办外交的话，就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外交官。因此说这样的话就等于废话。但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这么说。好像外交应该是无私的，这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要去办外交呢？ 所以当时庚款留学正好是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从得利来说，对中国好处更大。因为这一批人确实在那个关键的年代，对中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也有人说，这些人对美国友好是美国得利， 可是当美国侵犯中国利益的时候，这一批人绝对不会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且知道怎样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后来到1945年， 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庚款留学仍在继续，也仍是这样的传统。 而且那时出去的本来是准备回来的。后来有相当一批人没有回来。华人中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留在国外不回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45年以后不回来主要是政治原因。去留大都是政治的选择。 总结一下四九年前留学生海归的作用 不仅是庚款官派留学的，还有教会派出去的，基金会资助的， 还有自费的等，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外交方面，出了杰出的外交官；像顾维钧等； 其次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是起了骨干作用。 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 效率很高， 出成果很快。 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新的思想，是“西学东渐”的载体。 他们站在中西交汇的最高点，为中国的新文化的奠基，引进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引进新的可以想象的一种制度，为后来创建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使清朝之后没有建成另一个皇朝。而且他们不是只引进一种思想，而是什么思潮都引进了，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次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不同，是世界性的各种思潮在中国争鸣。从无政府主义， 到法国的革命思想，到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 从法西斯主义， 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美术、艺术、音乐的各种思潮。 还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间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成为精神支柱，教育栋梁，如西南联大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继续坚持高水平的教育， 培养人才，靠得就是这批人。 西南联大的校长、教务长、名教授， 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都迁往内地， 继续办学。一直坚持下来。都与这批留学人员的作用有关。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tMXSWKVHnqHqdQuCiaghuo0Lia6rZGqDBhCGHibudFicPenmypscSibzogLhv7bBSofkticiapQDmjEPKg/0?wx_fmt=jpeg 西南联大 为什么当时的留学海归能起到这些作用 首先，从主观条件方面看，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前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已经很高了，在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能够选择外来文化的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弊病体会很深，刻骨铭心。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明确目的； 第二从他们的主体来讲，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不管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风骨， 还是从西方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都有独立的人格，比较有骨气，即使到政府里做官， 也很少是贪官。 从整体来说没有被权势所收买； 第三就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作为洋行职员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现在说在外企是很好的工作， 那时社会地位不高。 直到四九年以前都是这样。对文化人是很尊重的； 第四也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那时国外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华人在国外受歧视，进入高级职务的机会比较少。而这些留学生出身大都在中上层家庭， 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 他们若回国是物以稀为贵，一般都能有较好的职位，较高的待遇。 第五个原因就是， 无论在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虽然政府不怎么样，昏聩贪腐， 一些武夫打来打去，但他们对文化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留学回来的海归们，都是当作很珍贵的人才， 争相聘用， 给予很高的待遇， 放手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在私营领域当时也比较容易起到作用，例如办实业、现代化的银行开始建立，特别是办教育，余地比较大。自主创业的机会较多。所以回来之后能够一展所长。 第六是当时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思想领域自由度比较大。 你回来之后，信奉什么没人管你，如胡适宣传的“杜威主义”，巴金崇拜的“无政府主义”，或是其他人崇拜另外的思想，不受控制。 他们自称是“偷天火的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把外国的好的东西拿回来充实中国。有百家争鸣的空间。 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的条件，1949年之前的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也是相对的，因为时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要办大事很难，经费总是不足。比如一位回来的海归要建地质研究院，就非常困难。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勉强才办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r0tsuxoGNGcXEgbribdzwfHvGKhHCcDGSVNWdsqp4TPLFcbes6vEKIw/0?wx_fmt=jpeg 一九四九年以后 这之前的留学生很少想要移民的。从四九年以后留在海外不回国的人比较多了。留下的都是不得已的，心情也不好，有一种“孤臣逆子”心结。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 对共产党又不能认同， 只有留下来。 留下来糊口是没有问题，但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得到发挥所长的机会，有“海外孤儿”的感觉。觉得是流落他乡，心情不愉快。 例如原来的图书馆馆长袁崇礼，在国内的地位非常高，但在美国定居以后，只是在国会图书馆的东方部做一个输入目录的普通职员。只是利用他懂中文。 即使那些留校任教， 得到终身教授教职的人，也有很多并不得意。 我八十年代出国时碰到这一批老的留在国外的人中，心情都不愉快。 例如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 职务在华人中已经算挺高的了，他跟我见面聊天时也是牢骚满腹。 还有一个哈佛的教授， 爱写诗，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忍教小儿学胡语”，（笑声），说不得已要教下一代学外国话了， 心里很不舒服。 那个时代留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留下来是很不得已的。也是很不得意的。原来是应该可以回去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政治上的变动没有能够回去。 当然也有一些回去的， 五十年代初期听到国内好像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反右以前国内是有一些新气象，政策是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不过主要指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留学生。 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例如学化学的傅鹰，在美国听到“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就因解放军回击长江上英国军舰的挑衅， 觉得扬眉吐气， 一高兴就回国了。后来差点打成右派。 总之除了像钱学森这样的回国后得到极高的待遇，因为要他造原子弹， 其他很多热心回国的人， 到了反右的时候就遭到了厄运。所以，那些准备回国的人也就不再回国了。 以上是讲四九年以前出去留学的。之后主要是留苏了，主要是学语言和学技术。但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到六0年就与苏联闹翻， 不再派留苏学生了。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计。 再下来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留学大潮，那是不可抗拒的。很多青年学子都想出国。那时虽然自费的很少，因为家长工资还很低，不可能自费出去留学。 但当时由于欧美等国，尤其是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奖学金的机会比较多，还有一些基金会。此外政府也有政策公派留学生出去。 但在这次的留学大潮中，不回来的相当多。 我当美国所所长时，对此非常伤心。我亲自跟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谈，跟他们要名额， 然后又确定派出去的人的研究方向。出去的人走之前都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一定会来。 刚去的时候还给我写信， 到第二年就不写信了。以后就没消息了。原因之一主要是派出去的大多是访问学者，不念学位。可很多人都有机会得到读学位的奖学金。所以那时一去不复返的特别多。但这批留学生基本上是好好念书的，而且还要半工半读，做助教，图书管理员等。他们确实在努力读书， 相当多的就留在了学校了。 到八十年代末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有本来想回来的也不回来了。因为八十年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很有希望的。那批年轻人曾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比较优秀，也很有自学的能力。出去了也很愿意回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的， 希望做一番事业。但那个事件一出， 很多人就不回来了。回国也做不了什么事了。甚至有回来的又出去了。那时有一句话，“不是进去了，就是出去了”。（笑声） 再下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越来越上升了。民族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分明。在国外不再觉得那么舒服，很难融入。二战以后的种族歧视也比较少了。在国外受歧视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视个人出路而决定去留成为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无可厚非。 过去有一种观念， 留学生不回来就是不爱国，起码是说你没良心。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没有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自己最好的出路。 如果说八十年代出去的留学生还好好读书，那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年龄越来越小，出去的良莠不齐。 家长越来越阔，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出去。纨绔子弟也越来越多。留学生的观念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也不一样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JZosmaXv7AzZ6ibS8Gjq01H7SokY8B0ibFnndnPK1iaHScRnQWPzrSmgQ/0?wx_fmt=jpeg 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了，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开始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回流。这部分回流的人中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是到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但毕竟是少数。因此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海归觉得自己身价高，要求较高的待遇。 现在的情况就更多元化了。要再像四九年以前那样“吸取他国之精华”， 为国内的改革服务就比较难了。 刚才说了主观原因， 还有客观原因， 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甚至于跟晚清政府都不一样了，由你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少了，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党的需要，完全要看政治是否需要你。对像钱学森那样需要的人， 可以什么都给你。但对另外一些不需要的人，你提出科研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动辄得咎。再后来的话，由于中国社会更加复杂了，要面对的不仅是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事，还要对付人事上的关系，各种潜规则。这样发挥作用就比较难了。 这样就造成留在国外的更多了，很多人用脚投票，不再回国。 总之哪里有更好的发展就到哪里，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无可厚非。 你留下来就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肤色是没有关系的。如骆家辉，他代表美国来中国做外交官，当然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他是第二代移民， 更无可指责。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自然而然念念不忘乡亲父老的，虽然因各种原因在国外定居了，但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前途，这是很自然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促进中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值得尊重的。 但还有一种现象，是我看到的而且很不喜欢的，有一些人两头通吃，回国吹嘘在国外有怎样的地位，能见到什么要人； 忽悠了中国人以后，回到所在国又吹嘘自己能影响中国的政策，骗得外国人的青睐，两边骗来骗去的谋私利，抬高自己身价。 还有一种在国外并不一定很得意，这种人有野心，在国外满足不了，就回到国内。很快就能融入中国现在这种畸形的社会。 他们非常懂得权贵们需要什么，然后与国内的贪腐势力和潜规则同流合污。而且以他在国外，似乎很了解国外的这种身份，制造一种统治者赏识的舆论，说其实外国很糟糕的，腐败也很厉害，民主没什么好，中国千万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样的话在中国很能被接受，他通过这个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本畅销书，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中，才畅销的。作者说，民主好在哪，我走了190多个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他说非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没有一个效果是好的。说明非西方国家是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的。更岂有此理的是，他自己是在阿尔卑斯山下买了房子，呼吸新鲜空气，他说中国治理污染最好。（笑声）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特高兴。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说明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 我也理解在海外华人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在海外希望祖国强大，自己身价更高，于是希望中国崛起，中国梦。这种人是把主观愿望当客观事实，然后到处讲中国如何了不起。这实际上是帮倒忙，误导外国人，他们只看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觉得外国的城市很落后。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从长远角度讲存在的隐患，他不在乎， 因为它不需要为此负责。 有一个外国人就对我说，中国现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后来我说你应该到西北、西南的地方去看看。 他很坦率地说，你们有这么多贫困人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外国人关心中国是有限度的。他也不管你还有几亿的贫困人口。 如果海外华人真的关心中国命运的话，你不能忽视还在水深火热中的那些民众，就像阎连科写的艾滋病村的情况。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PXqFJ6cdklfNDOn7XabJFWfyyNb0s9HuWo5wzqWDYCR3bcurVvq6bQ/0?wx_fmt=jpeg 外国人对中国的人权经常很关心，但它只关心那些头面人物，一些政治活动家受到的压制，他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关心有那么多底层的老百姓的人权， 天天在被剥夺。所以我觉得， 要靠外国人施加压力改变中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底层老百姓事得罪中国政府。对此不应抱有幻想。在海外的一些人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我觉得无效， 即使暂时有一点，也很有限，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进步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而且应该说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掌声） 但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真正关心中国民运的话，可以用各种办法推动中国向宪政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千万不要助纣为虐， 为专制唱赞歌。 中国现在有两种思想倾向要避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 表现在为钓鱼岛砸汽车这类的事情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 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他把权贵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贫富悬殊归咎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所以怀念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还比较好。实际上， 现在50岁以下的人就不太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样了， 他们也没挨过饿。但“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口号很能够忽悠人。 这两种倾向中， 在海外比较能够起作用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希望中国显得特别强。我记得八十年代出来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左派，他们居然希望中国马上出兵打台湾。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要打起来他们在海外不受任何影响，还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最倒霉，然后他们在一旁摇旗呐喊，说这真好。 给我们争气、长脸。这是不可取的。 在海外真想关心中国的话，应该做些推动向民主、宪政方面前进的事，或者能够进一步开启民智的事，例如以亲身的经历和研究介绍西方的制度，各种值得学习的社会现象，开启民智。现在出版社出版翻译的书比出版本土的书尺度要更宽松些。读者也会多一些。 （掌声10秒）

在"林炎平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会议 "全球正义的新方向"上的讲演 (中英双语) 女士们、先生们、教授们和同学们：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这个颇有意义的会议。你们有些人甚至不远万里从非洲和澳洲赶来。欢迎来到麦吉尔大学！ 这个会议是关于全球正义，涉及的问题应该有移民、殖民和重圆【1】。 它们是极大的话题，但也是一些悖论。那些支持移民的人通常反对殖民，难道它们不是一回事吗？那些渴望重圆的人也往往是不想做出让步的，没有让步何以重圆？ 在今天的语境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加紧迫。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中不寻常的时代，整个世界都看起来不太正常。从大西洋两岸的恐怖袭击，到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它们都是被长久忽视的社会疾病的症状。 我长久思索如下的四个问题，也许你们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1. 政治正确不再确定政治正确这一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批评和怀疑。在学术界，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挑战。政治不正确应该被容忍甚至被鼓励。 2. 殖民主义被激辩 我相信殖民和移民是这个世界的永恒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语境下。而由于马斯克的企图，这个问题会更加成为话题，因为他正在计划殖民火星。我当然鼓励他如此做，但是也为他担忧。因为在他成功500年后，火星人会把火星上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他的殖民主义。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jJkdnhgKvQRdgibpXtZficCqoQhUoYy1onx9BXCia5dvH3vPZtIdvE1MQ/0?wx_fmt=jpeg 3. 公众理性必不可少 民主正在所向披靡，而政治混乱也在到处蔓延。如果缺少公众理性，民主不太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民主的局限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真理不是由投票选出来的。麦哲伦从1519年到1522年进行了环球航海，直接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是如果在那时进行全民公决的话，那么结果是地球还是平的——从民主上来讲是平的。福山博士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治制度在过去曾经运作平稳而现在却不再如此。正是公众理性的丧失使然。 4. 重圆是关键 我认为重圆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理念。我多年来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Reconciliation这样一个单词无法翻译为一个单一对应的汉语词，后来我终于意识到，在汉语里没有这样一个词与之对应，而其理由正是我困惑并在思索的。我相信有许多语言和民族难以找到一个单一的词和其对应，因为这个理念并不存在于每个文化和每个民族。正因如此，这个理念应该被移植到所有文化中。这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的。 当谈到重圆，我希望推荐各位从这个角度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其四个乐章正是从个人挣扎，到集体冲突，到深刻反思，最后到全人类的重圆。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研讨将使得这个相对暗淡的时代变得光明一些，并给予我们的社会以某些指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ia3iaEcyoN6Oa6B8uInVhmQTc8hW9GTQnSjV7d7R3GCD3UDgx3gQkEWQ/0?wx_fmt=jpeg 附英文原稿： The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of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Justice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Global Justice September 8 and 9, 2016 (Thurs-Fri)McGill Universityby Yan P. Lin Ladies, gentlem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is meaningful conference. Some of you came as far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Welcome to McGill! This conference is about global justice, in terms of immigr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y are great topics. They are also paradoxes. The one who supports immigration is usually against colonization. Are they the same thing? The one who wants reconciliation usually does not want to make concession on his part. Without concession, where is reconciliation?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otADjT42KdADibZOOfj95LZ07gkUnL3iaETk9AHIm0icCuUxOHlibR9Kwg/0?wx_fmt=jpeg It is even more urgent to discuss and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t is indeed an unusual period of modern time. What we have seen, is a world gone mad.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both sides of Atlantic Ocean and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in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he symptoms of long ignored social diseases. I have been reflecting the following 4 issues and hope you can provide some answers to them.1.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in Doubt Never before, is political correctness facing such criticism and skepticism. In academy, we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such challenges. Political incorrectness should be accommodated and encouraged in academy. 2. Colonialism Is Debated I believe colo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are forever the topics, especially in today’s world. Even more if we know what Elon Musk is trying to do. He is planning to colonize Mars. I certainly encourage him but also am worried about him, because 500 years after his success, he could be criticized for his colonialism by all Martians for all the problems that they face then. 3. Public Reasoning Is Essential Democracy is prevailing but political chaos are spreading. Without public reasoning, democracy might not do much good for us. The limit of democracy is rooted in one simple fact, which is that truth is usually not found out by voting. After Magellan sailed around world from 1519 to 1522, the world was proven scientifically round. But if we had held a referendum then, the earth would have still been flat - democratically flat. Dr. Fukuyama’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has difficulties to interpret why the same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worked relatively smoothly before, suddenly does not work as well. It is the decay of public reasoning that is the cause.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0AcC5ZwOvp27otIPRYNypOfI2r5jYDTBlfomMTiaLicU3SXGoCqc7yJA/0?wx_fmt=jpeg 4. Reconciliation Is the Key I believe reconciliation is by far the greatest concept in human society. I spent many years to try to understand why this word could not be translated into a single Chinese word. I finally have to admit that there is no equivalent word in Chinese to express this concept, for some reasons I am still struggling to root.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cannot translate this word easily. This is a concep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exist in all cultures and all nations. Yet it is a value that should be colonized into all cultures. It is an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alking about reconciliation, I would recommend everyone to enjoy Beethoven’s 9th Symphon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s 4 movements demonstrate Personal struggle, Collective conflict, Deep reflec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whole mankind. I believe what you discuss here can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relatively dark period of our time and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to our societies. 注【1】重圆是我采用的英文单词reconciliation的汉译。Reconciliation难以翻译为准确对应的汉语词。

欢迎参加林炎平研究中心学术会议 2016年9月8日至9日，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林炎平研究中心（Yan P. Li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将举行学术会议，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前往参加。 会议具体议程如下： 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Justice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Global Justice September 8 and 9, 2016 (Thurs-Fri)McGill UniversitySpace is limited--please register (http://mcgill.ca/lin-centre/node/596).The conference program is provided in English below.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 cliquez ici (//www.mcgill.ca/lincentre/files/lin-centre/gjworkshop_programbio_fr.pdf). Thursday, September 8 (9:00 am to 4:00 pm)Introduction and Welcome (9:00-9:30)Location: Leacock Building, Room 429 Panel 1 (9:30-11:30)Location: Leacock Building, Room 429Chair: Yves Winter (McGill) Paper presenters: • Briana McGinnis (McGill), ‘Conflicts of Affect and Reason: Loss of Nation and the Obligation to Lov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ften conflicting) normative reasoning underly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olicies for removing existing members from their home nations. Focusing primarily on the denaturalization and denationalization policies of liberal nations such as the U.S. and the U.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s that blending contractual and affective citizenship requirements present for nations that prize consent, fairness, and the rule of law. • Catherine Lu (McGil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for Genuine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roject of reconciliation is a response to the alienation produced by or constitutive of social/political injustices and harms. Agents can be alienated from other agents, but also from the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es that produce or contribute to injustice. Under what conditions ma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major social/political injustice come to affirm the social/political order that mediates and organizes their activities? I examine in particular barriers in the case of indigenous peoples’ reconciliation with settler colonial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sovereign states, consisting in the problems of structural indignity and inauthentic agency. Lunch Break (12:00-1:00) Arts Council Room 160 Panel 2 (1:00-2:30) Location: Arts Council Room, Arts Building, Room 160Chair: Catherine Lu (McGill) Paper presenter: • Robert E. Goodin (ANU), ‘Structures of Complicity: Consumers, Producers, Suppliers’ Abstract: Businesses or customers are often accused of complicity with the bad behaviour of suppliers of products that they use or consume. But complicity is a relatively precise notion, involving one agent making a potentially necessary causal contribution to the wrongdoing of some other agent. Often one or another of those key elements is missing in the corporate or consumer case. Sometimes what businesses do amounts to more than mere complicity with wrongdoings of upstream suppliers; sometimes they are virtually ‘partners in crime’.Other times what businesses or customers do amount to less than complicity, because there was no realistic chance that what they did could have made a causal difference to the other’s wrongdoing. In the latter cases, however, they can still commit the moral wrong of being part of a bad practice. • Discussant: Amandine Catala (UQAM) Afternoon Tea (2:30-4:00 pm) Arts Council Room Friday, September 9 (11:30 am to 5:15 pm) Panel 3 (11:30-1:30) – Light lunch with tea/coffee and desser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start Location: Leacock Building, Room 429 (co-sponsored by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Chair: Fernando Nuñez-Mietz (McGill) Paper presenters: • Caesar Atuire (University of Ghana),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 contemporary African reading of Romano Guardini’ • Yann Allard-Tremblay (McGill), ‘The Global Geryon: Pluralism, Self-Government, and Subsidiarity’ Abstract: I argue for thre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guide political theory in its apprehension of the global order: (1) fundamental pluralism regarding significant political entities; (2) self-government, understood as the joint determination of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interactions, of this multiplicity of political entities; (3) subsidiarity as the standard by which these entities should be guided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is leads to a normatively desirable complex and irreg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order, one that is neither statist nor cosmopolitan. Short Break (1:30-2:00) Panel 4 (2:00-4:00) Location: Arts Council Room 160 (co-sponsored by the Groupe de Recherche Interuniversitaire en Philosophie Politique - GRIPP) Chair: Pablo Gilabert (Concordia) • Robert E. Goodin (ANU), ‘Enfranchising all subjected, worldwide’ Abstract: According to Robert Dahl’s all-subjected principle, ‘the citizen body in a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state must include all persons subject to the laws of that state except transients and persons proved to be incapable of caring for themselves.’ The all-subjected principle does not limit voting rights to conventional national boundaries, as its advocates have hoped in forwarding it as a more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to the all-affected principle. • Arash Abizadeh (McGill),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the All-Subjected Principle’ Abstract: Domestic laws that coercively seek to regulate activities within the state’s territory by threatening sanctions for violations may be given a wide-scope interpretation (implying that everyone is subject to the coercive threat) or a narrow-scope interpretation (implying that only those within the territory are subject to the coercive threat). I here argue for a narrow-scope interpretation. 4:00-5:15 Reception in Arts Council Room

荒诞的现实与扁平的文学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阎连科先生与资中筠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FrtGK5FiagZwU6I1MkxyrT4XuU7dOE0oyG1sXILqzlDBIYLSPI7bFiaYdCYFBwT2RtuCdPmGTtV6A/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4blBWw78ibnoAhOm2TO23SBYphicNIm5BK4Aib9eZa2rpIej4XYNcSBSQ/0?wx_fmt=jpeg 报告会上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Ix30FydIZ0peLgB7OAIgwo19UKgeNCKpFYSqukVX7NMQTXpicIGhR8Q/0?wx_fmt=jpeg 阎连科先生、资中筠先生与林炎平博士在时代学园编辑部楼前 以下是讲座全文： 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荒诞扭曲的中国现实与扁平简单的中国文学”。 像刚才炎平讲的那么庄重、重大的问题我其实很少做过思考，超过文学的事我不大说得来，所以还要和文学扯在一块。 首先，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荒诞、复杂的呢？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今天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朝鲜，当然也不是加拿大，更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 最令人可喜的是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自由，再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混合体。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监督，那种非常复杂、微妙，虽然微小随时可能被抹煞，但又永远是“野火吹不尽”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他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复杂。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领导人和昨天讲话不太一样，那不是他们不会讲话，而是他对这个社会也完全不知道如何把握，在中国是说中国梦，可到了美国也说与美国梦是差不多的。（听众发出笑声）我想不是习主席对这个梦没有把握，说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而是不是也因为他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如何去把握。中国今天的现实不是任何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一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今天的中国，在网上，你们在国外可能都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今天再说地沟油的问题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它的问题很明显简单。我们还听到有毒奶粉、毒韭菜和鸡蛋，甚至又听到来自广东和湖南的大米也有问题了。种种问题在全世界、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闻。还有北京的雾霾今年有多么多么严重，是美国的500倍，是欧洲的300倍。 总之，在当今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如果一周内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发生，那才是值得大惊小怪。（听众笑声） 我想中国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有关，与我们刚才说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的非常巨大的监督的力量。今天我们说到网络、说到微博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夸张的东西。但我们完全不能低估这种监督的力量。恰恰是这种监督的力量使社会或多或少地进步， 或多或少地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不能一步跨入资本主义，又不能一步退回到朝鲜那边去。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异常复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rPGfB4cOwicyy1OzzPDOdqh68FVcX6wzeMdk9KB9UNeqaPqwN4e2G1g/0?wx_fmt=jpeg 从表面来看，这只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但还可以把握。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沦丧到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来之前重庆那个区委书记雷政富，就是被女孩拉下水那个。我们就想象不到，他被审时竟然对所有法官说，我是在与女孩谈恋爱。这是一个正厅级干部，是共产党的苗子。他在当县委书记时犯了很多错，贪污了很多钱，但照样升任为区委书记。可以想象他是被共产党认为可以培养的。但他在道德上已经沦丧到让我们正常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甚至说，我这个人并没有贪污多少钱，就是有点好色。这就是出自一个正厅级干部之口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道德沦丧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说到干部，在说到城市中的年轻人，讲点最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在部队当过26年兵，军队相对来说好象一块净土。但现在也沦丧很厉害，比如说，军队文工团的女孩子， 她们都是20多岁， 能歌善舞，个个年轻漂亮。她们周末可以脱下军装，出去玩，临走前四五个人坐在一起时打赌，谁都不带一分钱，看谁周日晚上回来带回来的名牌多，包包里的现金多。她们把这当成日常的生活和游戏。她们是军人且这样，艺术院校就更不用说了。像舞蹈学院、戏剧学院，周五下午都会有很多豪华轿车，等在学校的门口，把那些女孩子一个一个接走。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对这些孩子也无可厚非。二十多岁她想过好的生活，而她的家庭可能有些困难。但她们都是大学生呀，我们的社会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大学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一个一年级女学生发微薄说，我家庭比较困难，我读书四年期间，想寻人包养，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她就与谁同居四年，上完学后分手。我们能够理解她可能有困难，但不能理解她用这种公开的方式。 以上说的是有文化的、城市的人，乡村按说应该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以我老家所在的河南洛阳的一个村子为例，每次我回去都会听到看到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我老家所在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六千多口人，可20多年几乎没有那个家庭的青年结婚去领结婚证，完全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情况。有一次县委书记告诉我说， 你们那个村庄已经20多年既没死人， 也没有生过人，也没有人结婚。（听众笑声）包括我家的那些亲戚，侄女都是不领结婚证，举行个仪式，就同居住在一起了，完全不可思议。而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没有领结婚证就可以逃避计划生育。 而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那孩子人人都要拜金，都要挣钱，打工。河南人口多，也不可能都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子干什么呢？每天的早上四点钟起床，开着拖拉机，拿着电动的锯，开出去偷树，筏树。整个把方圆几十里以外，凡是达到碗口粗的树，全部偷光。偷的树都锯成三米长，一车一车地拉回来。而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木材加工厂，收购木材，加工成板材或家具。先偷远的，再偷近的，直到三四年前，我在春节期间到父亲的坟地去上坟，结果看到坟地里已经一棵树都没有。我就对我的侄子说，这都是你偷人家的，人家偷我们的。回头再看，整个山坡上都没有树了。挖祖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可现在坟地的所有树木被偷光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正常。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dI7DaSqMHAtqs8eDfYibuM6c5WzwyvFTlxLiawwckkp3C2X34hz4p7AA/0?wx_fmt=jpeg 触目惊心的盗伐林木 周边的村庄都是这种情况，整个的社会拜金主义，人心的欲望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如果想到那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就会处于非常绝望的状态。我们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几乎每个人想的就是一个字“钱”。当谈到钱字，什么都成了合理的。偷、抢、卖淫，什么什么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任何事情从逻辑上无法解释时，当放到钱字下面就全解释得特别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拜金、堕落， 钱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反过来说，我们的作家，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第二，看看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绝望。有很多像资（中筠）老师这样的有气节的人。不论他们的声音大、声音小，都不断地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但就作家这个行当来说，我可能更熟悉些。 一个作家可能所起的作用有限，但种种原因，今天中国的作家几乎都不愿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最有才华的作家，把他们的代表作拿出来，突然发现，最有价值的小说与中国的现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让人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在绕道而行。没人关心中国现实， 没有人关心中国今天的文学是什么样子， 人心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能知道我写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小说写得好与不好先不管它，几乎我的所有作家朋友都对我说，你根本犯不上去做这件事情。虽然鲁迅关心政治成了伟大的作家，可沈从文不关心政治也是伟大的作家。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WeVdwDUTAIYbAlyvqGvvFO0bDvicMwAias6NGFlGTarlqWZ8qGk63XtqbcVufU5OgkVm00Bgajmiag/0?wx_fmt=jpeg 文学的奇妙恰恰就在这里，屈原、鲁迅是伟大的作家，可陶渊明、沈从文也是伟大的作家。这就是说，如果文学有两条道路可走，不关心现实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如果所有的作家都像沈从文一样，像张爱玲一样，与现实拉开距离，完全不关心的话，那整个中国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文化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的情况就正是这样。 中国今天的文学虽然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的写作，一种就是名正言顺的在中国作协系统的作家，他们既拿名，又拿利，政府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读者也喜欢他们的写作，批评家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这些作家是最受欢迎的，有的还当了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确实是最有才华，小说写得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问题是这样的人太多了。 再有一个就是今天的写作完全被市场所左右了。每一个作家都想读者多、挣钱多，这无可厚非。但从80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写作都是直奔市场，直奔读者的口袋去的。无论是网上还是书面的写作。没有人愿意承担什么。文学当然不能承担过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思考的时候，文学就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的文学丰富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中国今天的文学就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任何作家非常明白中国的出版制度，审查制度，中国的读者，中国的媒体，是个什么状况。这也正是文学的复杂之处，也是作家可以逃避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要警惕的。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多，他可以在海外讲一套海外喜欢的话，回到国内又讲一套让国内喜欢的话。他会讲另一番道理，恰恰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制度，这一恰恰让我们在艺术上找到一种更加含蓄，更加艺术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无疑就是更加逃避的、更加隐讳的，更加让人喜欢而不自觉的文学道路来。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在遵循的就是：我不面对现实，我也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作家的一个现状。 第三，这样的写作真的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吗？ 中国文学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政府想象的那样，真的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我们拿了诺贝尔奖，但这并不等于你就是世界文学了。不拿诺贝尔奖也不等于你就不是世界文学。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gdibBwQYwbzD2ag3H9dF83BoWmiaeRs7axv2gQaOPlyjIf0j5KAYbtwA/0?wx_fmt=jpeg 莫言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多不喜欢，但他的小说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名的，我们可以谈论很多问题。今天的莫言已经不是昨天的莫言了，而他的作品都是昨天写出来的。（笑声）我想它既不证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莫言拿了诺贝尔奖，整个中国欢呼雀跃，是为了文学欢呼雀跃，也不仅是为了这个奖。而是认为，我们中国文学终于可以像政治、像经济、像军事一样，走向世界，给世界一个有力的还击。把文学当作拳头，打向世界。我们拿到这个奖，证明我们的文学也像经济一样发达了。而离真正的文学研究还差得非常远。这种情况也会引导中国作家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据我所知，莫言获奖后，中宣部每年会拿出一个亿，将中国的作品向海外翻译。凡是正规翻译出版的任何语种，都会给你相当高的补助。这会吸引很多的出版社。每年的６月份到１２月份，只要出版社签订了翻译的合同，就可以到中宣部领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有一个五洲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具体任务就是，针对中国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的较多，而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较少，花大钱把中国文学带到西班牙语世界去。三年的时间已经带出去一本书了，本来计划中有１５本。 但这些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都在中国印刷，然后给孔子学院，自己再买走两千册。我们先不说这里有洗钱的嫌疑，仅从这种能够自己翻译，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的情况就说明，我们用很多的钱推销本国文学。而这是慢慢有效果的。我们看到中国人在瑞典办出版社，在西班牙办出版社，你不翻译我的作品出版，我自己在这出版。我们不要笑，时间长了是有效果的。更可怕的是，这种出版方式引导了整个中国作家的写作。有才华，有思想的作者都被引导到这样的创作方向上去了。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文学是不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也不是特别大，如果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问题严重在我们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写作会像今天这样止步不前，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文学永远不是靠一两个作家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文学带动起来，他一定是靠一大批作家共同的理想和努力，让这个国家的文学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学作品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写作，我们走遍任何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说是因为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好，读了他的作品开始写作的。我们可以听到大江健三郎说是受了鲁迅的话的影响，“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才开始写作的。但大江健三郎只在中国说过这个话，他到其他国家从来没这么说过。（听众笑声） 从以上情况，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用几十万去翻译出版，可荷兰六个汉学家要翻译《红楼梦》，申请了四年拿到4万块钱人民币。这里当然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非常复杂。 第四，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希望吗？ 恰恰相反，中国的文学现在恰恰是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期。因为中国的复杂性，荒诞性和扭曲性。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今天是一个扭曲的，但却是蓬勃向上的社会。虽然及其扭曲，可你走到北京、上海，走到农村，到处都充满着希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阎连科对这个社会是绝望的，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完全不识字的人，和大学教授，都对这个社会充满着希望。这是更不可思议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你处于一种多么糟糕的写作环境，但面对现实都有写不完的，用不完的写作资源。 这就像歌德说的那样，勇气并不简单是勇气，勇气是作家的一种才华。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简单的敢写什么，还要有这样一种才华。我们不能说禁书当然就是好书，但如果禁书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用最个人的方式表达最真实的内心，这应该成为我们写作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长期面临的课题。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DkBEY1ybiaxHItka0hMhIZMpTkpszyzJkIIJSNjBDRTa1CiaiczQN5k0w/0?wx_fmt=jpeg 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积极的写作环境下，从四九年以后我们看到十个作家都是一种写作风格，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今天也大致如此。 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好像很丰富，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一位作家都大量地吸取外国作家的经验。这就形成了个性中的共性。今天中国的小说确实是不缺少技巧，不缺少任何主义，对整个世界文学的熟悉和借用都达到了一种极致。但缺的是如何摆脱西方文学经验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把握中国现实的能力。 虽然中国的作家对西方作品如此熟悉，可对西方又如此地不了解。对西方如此了解，又对我们传统的文学那么隔膜。如果和台湾作家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如此单调，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大大超过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大量的写作资源，但我们有没有能力用最个人的方式，最有才华的勇气来写这些东西，表达这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说，最近几年，无论如何，中国的作家开始觉醒，更明白我们急需要面对中国的现实。 第五，文学的继承人问题。 当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活跃一些，七十年代的弱一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还没有形成气候。而若寄希望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但到了这个年龄，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到了７０岁比５０岁时写得还好。个别情况另当别论。整体上看，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在走下坡路。每一位作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疲劳，都难以写出我们渴望的作品。而我们的现实又这么丰富，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作家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当前中国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你坚持下来可能就往前走一步，坚持不下来就是往下滑一步。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这一代作家没有写出我们渴望的伟大作品，那我不相信八０后的孩子以今天的写作方式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 就我个人来讲，我也基本上到了日薄西山的情况，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但有些写不动了。那么文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失望。 但有一点，最近几年，无论是王安忆，无论是于华，无论是莫言，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近３０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人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写出最伟大的作品，但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而且敢于面对中国的历史，这虽然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期，但这个转向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是可以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好，我就讲到这里。（掌声持续十几秒）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gOkqauGJmrruvWOOaBWluibFqicvxdBsV4pjK1Y6kFH9kuB0flM4PjcQ/0?wx_fmt=jpeg

林炎平博士获邀进入麦吉尔大学校长顾问团林炎平博士 来自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消息：近日，McGill大学邀请林炎平先生进入麦吉尔大学校长顾问团（Chancellor's Advisory Group on McGill in Montreal），任期两年。此顾问团由15名成员组成。校方希望借助他们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卓越的分析决策能力，为麦吉尔大学的运作管理建设发展起到决策进言的作用。 林炎平博士1992年在麦吉尔大学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为表达对McGill的感恩之心，多年来林博士先后为麦吉尔大学捐赠了三个助学、学术研究基金，其中以“林炎平研究中心”（全名为“古代与现代的自由和全球秩序研究中心” Yan P. Li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规模最大，捐赠额为340万加币，是今年来McGill得到的最大的单笔捐赠。基金受惠单位涉及文理学院，其宗旨为搭建一座连结过去与现在、东方和西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林炎平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mcgill.ca/lin-centre/ 林炎平博士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资深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其专著《奥林匹克的启示》、《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洋洋数十万言，对古希腊文明与华夏文明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层面做了深刻的对比，其中有不少独到的思考及观点。而“林炎平研究中心”则可以说是林先生将其思考付诸实践的成果。 此次林博士获邀进入麦吉尔大学校长顾问团，可以说是华人参与本地最高学府决策的一件荣光盛事，蒙城华人为此深感骄傲与自豪！祝贺林炎平先生！

我的读书观 文：萧三匝 此处专指人文社科书籍，读者也专指一般读书人，而非学者。我读书本不多，名之为读书观，绝非托大，略陈数言与诸君交流耳。 一、所谓读书，不过是与作者对坐谈心。他说，我听。他说得对，我自然认可。他说得不对，我又何必屈从?故平视古今中西大家巨匠乃读书要旨，仰视则读书之大敌。 二、读书的最大目的，是建立思想框架。也就是，学到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知识不是力量，见识才是力量。装一肚子知识，最多不过是个知道分子，知道与不知道有何区别?中国不缺知道分子，百度就是最大的知道分子，中国缺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人，读了一肚子书，但在大是大非上却无定见。你要说张三的主张对，他能找出一大堆理由说张三不对;你要说与张三相反的李四对，他能找出一大堆理由说李四不对;你问他自己到底是何看法，他就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了。有人炫富，有人炫姿色，这种家伙炫其博学，我平生最讨厌这种人。 三、 只读经典。原因很简单，人生苦短，除了读书，大多数时间都应做事，经典都读不完，何必读字纸?何谓经典?经过时间淘洗的著作才是经典。放宽点来说，知识界公认的大家著作也可称为经典。但并非大家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部经典已属不易，能写两三部者可称奇才。故一般而论，读一个人的代表作即已足够，只有少数里程碑式人物的著作需要全读。我读过鲁迅、周作人全集，殊觉后悔，因其大多数文章都不必读也。 四、 世上并无任何一部必读经典。故那种开给所有人的必读书目，也仅仅只是个参考书目而已，万不可当真。此语与上则可形成辩证关系，何也?仍以对坐谈心为喻：两人对坐，有无话不可谈者，有气场不合，沉默不言甚至抽身离席者，读书也一样，若口味不符，何须强求?纵使强求，岂能获益?比如我，中国四大文学名著，我都没读完，因为都不喜欢：《西游记》几乎回回都是重复，可写八十一难，何尝不可写千万难，结构不好，读之索然；《水浒传》的英雄，大多不过莽夫，不相识前，一语不合，大动干戈，一说起某个双方都认识的“哥哥”，旋成拜把兄弟，其智与小儿何异，与公义、原则何干? 再者，英雄们的造反，多因私仇细故，原与所谓朝廷迫害无关，此种人物，有何资格称英雄耶?《三国演义》，史观陈腐，大赞勾心斗角之人，国人受此毒害可谓深矣，何必读它?《红楼梦》，实在太啰嗦了，我承认，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五、 读书兴趣也可转进，不宜过于拘执一端。有人选择终生研究某一个人、某一本书，旁人自无置喙的理由，但多数人的兴趣还是要大得多。我30岁前喜读文学，之后喜读思想学术著作，不读文学久矣。转进者，转为进也，若只转不进，终归浅陋，转而能进，终能廓然、沛然，一通百通也。即如陈寅恪，早年所学多种语文，对其学术创作未必都有直接作用，但必能产生间接作用也。当然，从根本上说，只要用心，本无只转不进之人，唯程度不同而已。 六、 经典必须细读。既然是经典，就存在极大的普适性和深刻性，况且任何文字的表意功能都有限，不细读何以深知其意?有人声称自己一年能读两百多本书，有知名教授每月都能向读者推荐20多本书，我即便不怀疑其诚实度，也相当怀疑其见识，因为这种读书方法，根本不可能细读。与其追求读书数量，不如深究读书质量，读书又不是淘金，读那许多何用?有心人读书，从细读一两部书开始扩而充之，否则无根基可言也。如李泽厚最初做学问，即从细读谭嗣同、康有为开始;殷海光之《中国文化的展望》，我细读不下三遍，仍觉新意迭出。 七、 反者道之动。凡为学问，必生派别。凡大家巨匠，必不受派别限制。世间学问，创见多源自跨界。所谓学统，不过腐儒自珍之物，与学者求真之本质相悖。虽然如此，欲卓然自立，当从某一学派入，了然此派源流细节后，则应进入另一与其相反之学派，至少需知其大要也。所谓相反相成，此之谓也。举例言之，欲确立牢固不破的政治思想，则左右两派思想均需涉猎，否则固执一端，虽有卫道之热情，必浅薄无根。进一步言之，若不知对立思想流派所攻为何，即便坚信此派立场，不过迷信而已。何况“立场”一词，本是政治斗争词汇，与思想探索有一毛钱关系吗? 八、 有无之辨。读一本书，先当不存我心，完全将自己投入进作者的语境之中，所谓“以学心听”也，目的是真正搞懂作者的所指究竟为何、思想方法为何。但若止于此，不过前言之知道分子，如何才能进一步?当有我也。思想者读书，“六经”不过是“注我”之工具而已。何以能之?再读、三读、四读时当独立分析该书得失，得则取为我用，失则弃之如敝履可也。此所谓“失”，包括论据失当、论证方法失当、论点适用时空的局限、情感影响理性的程度等等。大多数著作的创见，不超过十点，可用一页纸写完，此所谓真“得”。获此“得”仍不能谓有识，唯有将从书本所得与中国当下现实联系，深入思考，才能真有见识。再以政治学论，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立论基础大都是针对该著作诞生时西方某国、某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并从现实出发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总是存在其时代局限性。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本西方著作完全回答了当代中国如何才能完成现代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自己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指的答案不是理念，而是方法、途径、手段。 九、 泛览杂著。杂著也不是闲书，可谓在某方面或某几方面有见解的著作。沉迷经典过深，容易把脑筋搞呆，泛览杂著，可以保持脑筋的活力。但泛览者，知其大意可也，不必探究过深，故览、读二义不同，前浅而后深。 十、 索玩无用之书。以上数则，强调读书的实用性，因此过于理性。但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满足自身感性需求自属应当。站在建立诗意人生的角度看，无用是为大用，因其能怡情、悦神也。张中行曾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今化用，不读无用之书，何以遣有涯之生。人若无见识，尚可原谅，若无趣味，不可深交也。对我个人而言，若有空闲，最喜索玩宋人字帖，其中尤奢黄山谷、米元章之行书也。

专访作家薛忆沩：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 文：徐刚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这得益于这位难以归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哲学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而恰在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近年来，他凭借长篇小说《遗弃》《空巢》《白求恩的孩子们》、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等，先后斩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从2014年起，还连续三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成为华语文坛的一道风景。 薛忆沩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一切尘世的粗浅和鄙薄，虽知音者稀，却也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最近，他的《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与狂风一起旅行》修订再版，再加之他一系列小说在英文世界的翻译出版，以及最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的顺利发表，我们对他“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他旅加归国后，我们有了这次敞开心扉的对话，一次关于一个执着的文学生命的对话。 70年代给我的两大遗产 凤凰周刊：追索您的人生轨迹，从国营工厂、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到高等院校，再到移民加拿大，我感觉您始终是在追求抑或逃离的路途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在您生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薛忆沩：我喜欢自己出生的年份和月份（1964年4月），因为它与莎士比亚的出生正好相隔四百年。而我的记忆是与1970年代一起开始的。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始，对一个写作者也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它将历史和政治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最终也决定了写作者观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我在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已经逐年清点过70年代的历史与政治对我文学生命的影响。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逃离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秋天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从北京逃回到了长沙。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逃离，它在一星期之后以我的妥协而结束。第二次逃离发生在1986年，是从位于株洲的国营工厂的逃离。这一次我是以极端的方式让“城堡”似的体制向我做出了妥协。这第二次逃离已经与文学关系密切了，或者说，文学这时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中心和抉择的理据，任何其他的诱惑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我想我现在不可思议的“文学状态”就是最好的评价。我想我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评价。 凤凰周刊：我是通过长篇小说《空巢》才开始了解您的小说创作的。记得在2014年，非常偶然地在《花城》上读到这部作品，感觉非常惊艳：竟然还有作家以如此绵密繁复的方式去触及现实与历史。在我看来，《空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小说在此极为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之上，从而极为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实。沿着《空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小说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呈现那难得一见的“现实感”？ 薛忆沩：语言不应该以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为己任。语言也无法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这一点，尼采早就已经看到并且据此还在《偶像的黄昏》里表示过对语言的“轻蔑”。我一直很不理解人们关于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议论。我一直觉得，这种关系的存在是一种学术的成见甚至幻觉，对这种关系的焦虑是功利的，是会阻碍小说艺术的发展的。小说作为意识活动的一种记录，当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隔阂。而小说作为关于“故事”的叙述，也同样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距离。 小说应该呈现“现实感”，这种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精髓，而这“现实感”事实上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通感”。这种“通感”，主要体现于个人命运的悲剧性。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是小说寻找这种通感的工具。《空巢》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找到了这种通感：它既是一次关于“骗”的历史考察，又是一轮关于“空”的哲学思辨。它将身处不同“现实”中的读者带进了同一段美的历程。 凤凰周刊：我在关于您的一篇专论中，用“内心的风景”来概括您小说的基本特质。在我看来，您的小说无论写历史、写城市，还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所标示的写“两性关系”，都一样是在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开掘，而非单纯、客观的表象叙事。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内在化”写作方式的？ 薛忆沩：从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涌入中国，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饥饿而迷失的心灵，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批判的武器”。这是我的“内在化”写作方式得以生根的“大环境”。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又都可以说是“现象学”的通俗形式。“现象学”最大的野心就是要纠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割裂精神和物质的所谓“二分法”。 “内在化”的写作方式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它通过人与历史和现实互动的意识活动来认识人的处境。这种意识活动不仅为文学提供内容，还为文学提供形式。它是文学的根。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我在青春期之前经历的中国现实。我一直觉得能在“十年浩劫”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那时候的人处在极端的状态，每天都在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而且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简朴、权力体系单一，对灵魂的观察，不会受太多肤浅的事物遮蔽。 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孩子，我记忆的深处自然会积淀无数“内心的风景”。在《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说“语言”和“死亡”是70年代留给我的两大遗产。这两大遗产也是“内在化”写作方式的根基。 “文学祖国”中的世界公民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您喜欢不断“重写”自己过去的作品。看得出来，您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圈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位像您这样如此执着地“重写”的作家了。“重写”不仅意味着弥补过往的漏洞，凸显旧作的精华，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借此表明一种文学的态度。您的长篇小说《遗弃》今年又要再次出版，这应该是它的第四次“升级”了，《遗弃》无疑是一个文学的传奇。您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实施“重写”的？能简单谈一下您对《遗弃》的“理想读者”是如何期待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uwjwfZohFt39S8qibKiac4GIhMsWbooVN1lNqh3iagQOSgOu09qg13V9g/0?wx_fmt=jpeg 薛忆沩：还是可以回到刚才引出的“语言”和“死亡”这两个关键词。我是基于“语言”对旧作进行重写的。在2008年前后，也就是我离开母语的环境六七年之后，我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快发展到了对自己的旧作（特别是那些被人追捧的旧作）忍无可忍的程度。另外，重写也是对“死亡”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情结，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有过深入的讨论。 我的重写大概开始于2010年。到2015年初，我已经完成了对自己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全部作品的重写。此后，我又完成了“非文学类”作品的重写，即将以《伟大的抑郁》为名结集出版，里面涉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和人物。《遗弃》的最新版本也将与《伟大的抑郁》同时出版，这个版本与2012年获得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版本没有太多的变动。《遗弃》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奇，它的文学价值仍有待学者和读者的发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是《遗弃》的主题，所有对生命的困惑有深切体会的读者都是它的“理想读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gxWlMUN4oaMIYDoS5LtgpHwt7oeiaXS64xvsYfRTqzLkBZlJnKD3CSA/0?wx_fmt=jpeg 凤凰周刊：《文学的祖国》是一部有关文学大师的阅读笔记。在这里，您并没有触及太多此类书籍常见的文学技巧之类的元素，转而写到很多作家写作背后的故事，关注的其实是作家个体的命运。或许在您看来，文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才是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作品？我一直隐隐地觉得，您在对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将您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自然地呈现了出来。比如流亡作家纳博科夫，通过语言的“变节”与“再生”而成为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再比如黑塞不安的灵魂与祖国的紧张关系，为此他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深陷险恶的漩涡，都会让人联想许多。因而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在您笔下的大师，与您本人及其小说作品之间，建立合理的理解通道？由此也充分理解，文学这个语言的祖国的确切内涵。 薛忆沩：尽管我认同符号学的批评理论，却一直不能接受“作者之死”的看法。写作始终是与写作者命运密切相关的事业。“作者”没有死，也不可能死。他们始终与他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作者的这种“不死”状态，也是写作这种事业最为精彩的部分。我在叙述大师们的命运的时候，也会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大师们的命运中发现写作的宿命对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是莫大的安慰。 昨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对巴恩斯的精彩访谈。巴恩斯谈到他刚出版的以肖斯塔科维奇生平为素材的小说。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列举的作曲家生活中的那些细节也恰好是我在读他的传记时感触最深的。我相信，能够写出经典的作家，对生活中的细节也会有相同的敏感。这种敏感是“文学的祖国”中的“世界公民”的共性。我个人是注重传承的写作者。我相信写作与语言，与忧郁，与个人，与理想主义等等的神圣联系。我相信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我的这种信仰在我的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也是理解我的作品的关键。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mocJXMEicia9hwonYicibUOpnu2UDKkym1AW8217eboLGFOIzFMP6ic6NHA/0?wx_fmt=jpeg 凤凰周刊：您直接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书评写成了一本书《与马可·波罗同行》，而且逐章分析，精确到字句。看得出来，您的用力极深，为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这本书中，55座不同的城市，每个小节都有独特的标题来锁定一种确定的意蕴。这既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与展开，也是一种诗意的把握与概括，相信会对人们理解《看不见的城市》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您的笃定的解释，也有可能会扼杀卡尔维诺文字中更为隐秘的丰富内涵。那么问题来了，您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想写这样一本书？仅仅是因为前言中所说的，“许多中国读者看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吗？或者是说，卡尔维诺这类当代中国极为稀缺的作家，对于您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薛忆沩：我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我正在为《南方周末》写读书专栏。写作这部作品，是我为了保住敏锐的语言感觉而给自己出的“附加题”。这是难度很大的写作。我的汉语感觉的变化，或者说我对汉语的发现，就是在这次极限运动般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前面已经谈到，对母语感觉的变化是我“‘重写’的革命”的导火线。《与马可·波罗同行》因此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的解释并不是“笃定的”，其中存留着不少的疑惑和问题。这些疑惑和问题甚至是被卡尔维诺本人忽略的。 写作这部作品更崇高的动机，当然是想让读者看到小说的认知功能。小说一方面是审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批判的武器”，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将“审美”与“批判”结合在一起，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作为审美的对象，小说必须有精准的语言、精美的结构、精微的思绪、精深的情怀；而作为“批判的武器”，小说必须以高度的自觉去探究历史的根源和人性的奥秘。 《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对生命充满忧虑，对权力充满困惑。马可·波罗的见识和叙述完成了对帝王的教育，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平民感觉如同经受了洗礼。这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作家的境界：他们的作品既保留了文学高贵和庄严的体态，又充满悲悯和温暖的情怀。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w07HSp7nb9H49lx1dXDIBGzZcDHtg3ZahLvwbFXKGzM7sJ6HmtQOIQ/0?wx_fmt=jpeg 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 凤凰周刊：最近，您的“战争”系列小说被美国的英文杂志以专辑的形式用一整期的篇幅推出，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时也在加拿大出版。这些作品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包括哈金在内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您的小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翻译问题一直都具有争议，一方面，多数人会认为汉语小说独特的韵味具有“不可译性”；另一方面，中国的故事又很难逃脱被刻板理解为中国现实或历史的命运，成为西方汉学家猎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小说的翻译前景的？ 薛忆沩：任何一种语言“独特的韵味”都是不可翻译的。要知道，我们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那些经典作品，也丢失了原作多少“独特的韵味”啊。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本身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美国大批评家威尔逊，曾经在一封给纳博科夫的信中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英译其实非常糟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糟糕的翻译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作品的传播。翻译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看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翻译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外语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懂汉语的时代，在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写作水准和阅读趣味都在下降的时代，翻译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它不再单纯是语言的问题了，它还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这种被忽视的状况，现在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前，在我的“战争”系列小说出版之后，有德国和法国的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关注中国文学的网站上还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访谈中也经常被问及我对这种状态的看法，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这种状况可能说明我的作品超越了某种文化上的偏见。我希望我的作品被西方普通读者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仅仅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或者政治的辅助材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愿意与那些不懂汉语也对中国文学没有任何知识的读者和学者讨论我的作品的原因，那是“纯”文学的讨论。是的，从今年开始，我被翻译的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我希望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凤凰周刊：您长期在国外居住，平时也大量阅读英文小说和学术作品，有没有打算尝试英文写作？ 薛忆沩：这也是经常被人问及也令我十分沮丧的问题。用英语写作一直是我的野心。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尽管它可以在写作课上得到A+的成绩，但离我自己期待的水准还相去甚远。后来再用汉语“重写”的时候，我更是很有感叹，知道自己很难再有勇气去做第二次尝试。 凤凰周刊：《作家》杂志第五期刚刚刊出了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单从小说的题目，我就感觉它与您过去的那些长篇小说可能大为不同，这让我非常好奇。在三联书店关于“薛忆沩文丛”的活动现场，您提到这部作品呈现的是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您还提到，国内一家著名杂志的编辑认为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阅读趣味都已经脱节。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新作的一些情况吗？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能够在国内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与一个因妻子的死亡及女儿的离去而濒临崩溃的中国男人，在蒙特利尔天寒地冻的皇家山上发生的一段奇特的“三角关系”。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而三个生命的相遇交织着人类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爱的喜悦与悲伤。这只可能发生在全球化大时代的故事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 2011年的冬天，我在皇家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当时，我正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无法在国内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小说的两个原型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马上就激起了我的想象。尤其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却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她让我为自己对写作的绝望而羞愧。我与这两个原型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一直相信她们将会给我带来一部新的作品。 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在首次看见小说原型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了。仍然是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就像两年前《空巢》出现的时候一样），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小说的发表过程经历了与《空巢》同样的曲折。当拒绝过《空巢》的那家杂志用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为理由拒绝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失落和恐慌了。我有的只是一点点伤感，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祖国可能真的与“文学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注：本文转载自凤凰周刊2016年第19期

鲁迅、胡适与钱穆：逝去的铁三角与轻佻的当下 文：朱学勤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 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 文：许良英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国知名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長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 吴江先生在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否认民主是普世价值。文章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但定睛细看，不难发现，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论述，都是经不起分析的。现择要评论如下。 此“价值”非彼“价值” 文章开头定义“普世价值”为：“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里首先需要作两处文字矫正。一是“普地至上”，显系“普地之上”之误植。二是随后提到的“人的主权”，应该是“人的权利”。因为“主权”是指统治、管辖之权，“人的主权”，意义不明，而与“自由、平等”并列的，只能是“人权”，即“人的权利”。 认为“价值”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与当前热闹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双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如出一辙，而所有中文词典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了。可是，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 多数决定 ≠ 民主 文中谈论民主制内容时只讲到“多数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多数决定＝民主。实际上，多数决定只是实现民主的一项措施。“民主”一词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希腊文democracy中的demo意为村社，是城邦的基层单位；cracy意为统治或主权。Democracy意为全体村社公民掌握城邦政权。它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定期举行全体自由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由多数决定原则作出决定。 文章引述《南方周末》上胡文辉论文《中国上古多数决定原则的痕迹》（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西周（胡文辉原文是西汉）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定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可是并未说明这与民主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多数暴政”的恐惧症 文中着力渲染由多数决定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借以否定民主。“多数暴政”的论据是什么？不妨听听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的说法。它是美国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在大陆会议上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是敢于直言的激进民主派。可是十年后，他却转向贵族政治，主张强力政府。在1789~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他强烈地表露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说：“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与此相反，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ius，前460~370）有句名言：“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约翰•亚当斯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由于出身门第、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联邦宪法生效并选他为副总统（总统为华盛顿）后，他不再流露反共和主义的情绪。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强烈地反映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富裕世家出身的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当政，已实现了重大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肯定美国民主制有强大生命力，对欧洲将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囿于贵族政治的偏见，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选制很不以为然。他受到过总统杰克逊的接见，但对这位平民总统并无好感。他无中生有地诅咒所谓“多数暴政”：“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句邪恶的、极为可恶的套话”；以为“可以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的滥用权力”。但他还是承认：美国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信心并善于合作。既然如此，何来恐惧之有？ 卢梭并非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文中视卢梭为民主思想家的代表，指责卢梭，就是攻击近代民主。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我国已流传了上百年。人们习惯于把卢梭看作是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我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看的。可是，在我系统地认真阅读了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文献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满怀热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掌权时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名为“雅各宾专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随着被葬送了。 不仅如此，卢梭的“公意”理论，经过黑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到了20世纪，成为“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由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来实现的主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 何谓“民主”？ 现在回到正题，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问题。首先要对“民主”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个准确的理解。 何谓“民主”？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城帮首领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在阵亡战士葬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负担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的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称民主政体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并且推崇“法治”，贬斥“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他的心目中，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这些至理名言，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点陌生。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没有形成个人权利（即“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权概念出现于17世纪，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权这个前提，“多数暴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民主是普世价值 既然“价值”是指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政治概念，与伦理道德有何关系？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亚里士多德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最高的和终极的伦理学。并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从事态出发，探索其原因；而政治学则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探索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表明。“价值”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可适用，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 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求生存、谋幸福，形成了对全人类（至少对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共同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集体理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他们是超民族、超阶级的，因此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人“不可说谎”；“不可损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 上升到政治领域，体现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向往“自由”、“平等”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同样，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即“人权”）和实行“法治”，也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由“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作为基本元素所组成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然也是普世价值。 如何医治腐败？ 吴江文章最后用不小篇幅谈论腐败问题，可惜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谁都知道，腐败根源在于滥用权力。早在1748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同千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ad Acton, 1834~1902）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遗憾的是，目前所有中译文几乎都不准确，与原意有出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绝对腐败不仅出现于掌权者身上，也绝对地出现于整个社会。 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

购票信息 音乐会时间： 2016 年9月10日 入场时间：18:30 pm 地点：Salle Marie-Gérin-Lajoie, 405, SAINTE-CATHERINE EST 票价： VVIP: $55 VIP: $40 正席： $25 正席预售票：$20 售票电话： (438) 928-9378 点击或直接扫描以下二维码填写购票信息购票地点 AMM蒙特利尔多元文化协会办公室 5115 Trans-Island Suite 240, H3W 2Z9 (514) 862-6908 周一至周四 12h-16h 周五至周日 9h-16h LaMuse KTV 1608 Avenue Lincoln, H3H 2L8 (514) 568-5858 15:00-3:00 百信眼镜（南岸） 7209 Boul. Taschereau, Brossard, QC, J4Y 1A1 514-589-1898 IHAS冠名赞助商 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9j707ypdpxphis3t0.jpg 歌手已就位，舞台已备好，就等懂音乐会欣赏的你了！ 购票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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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方式： 参加方式很简单 就是用蒙城汇手机APP发语音！ 在“K歌房”活动主页发布新的主题即可！ （小提示：录制至59秒即松开暂停哦 超过的话可能会需要重新录制） 格式为【踢馆】+歌曲名称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用手机客户端发语音？ 首先你得有个客户端 长按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 下载好客户端后打开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6uiwb7ffaub7drt7z.jpg 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7ni4f4kfkipji4lwf.jpg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7ahmm3o1o5fh9hpae.jpg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7x1ke4icxy0rpj6i5.jpg评分机制： 得到赞赏萌币数。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7dsipvff9dk0fvjwj.jpg

国 家 失 记文：阎连科 编者注：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本文最初在海外发表，本微转载时因故略做删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ZYREcDkd1ZSUicm0ibsq00zP2wNufzsH9KjbXGIxia2yLdnu8rm4iaibHgsdG0l8Ds6ibrybUy4LpIlFQ/0?wx_fmt=jpeg 阎连科 一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有次她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你们听说过在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百姓吗？”她的这个问题，让那些学生们不禁哑然，而且面带惊愕的疑怀，仿佛这位香港教师，正在讲台上公然编造中国的历史，攻击他们正在日渐崛起的祖国。自此之后，那个早被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国问题——国家性遗忘，便如楔子样楔入我的头脑和骨血的缝隙，时时忆起，都会隐隐听到体内淌血的声息，都会有与国家遗忘相关的一连串的问题，马队般踏着记忆的血道，狂奔着来到我自责的广场： 那些出生在八0、九0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中国的孩子们，是否真的成了遗忘的一代？是谁在让他们遗忘？他们被遗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这些有着记忆的长辈，应该为他们遗忘承担些什么责任？ 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遗忘的称谓，在中国应该被称为“失记”更为准确。因为遗忘更多的是让记忆抛弃过去和历史，而失记，则包含着“对现实与历史选择的抛去和留存”。是的，正是这个失记的境况，在我的国家，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成了“有选择记忆的植物人”。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都正在失记和被失记中，正在被一代人所整齐、干净、力求不留痕迹的遗忘着。失记和遗忘、真相与失忆，每天都在备受关注的一些语言、文字、头脑中发生着冲撞和争夺。我们一直以为，历史与人类的记忆，最终会战胜暂时的忘怯，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实上，事情却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虚假已经战胜了真相，臆造早就成为了历史和逻辑连接的链条和接口，就连今天刚刚目睹发生的事情，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选择性失记所抛弃，只剩下一些真假难辨的碎片，残留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 二 必须承认，四九年之后，革命和被革命一直席卷着这个泱泱大国。革命在创造政权，创造历史，创造现实。而记忆和被记忆，自然失记和被迫性失记，都在国家有选择的失与记的范畴中，成为一种革命的选择与手段，被有序渐进地推进和实施。封建历史的一切，因为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的，当然就不再提他了。辛亥革命也已经遥远了，把孙中山的名字留下来，而与这个名字相关、无关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之细节，也都从史书和教科书中有选择地删去着。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中国老人都还历历在目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共有哪些党派、军队、志士在前线抗日流血和牺牲，也都被有选择地记住和遗忘。这一关于失记的行为，是一种国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后来，这个国家在以一个人的热情，带动着整个民族沸腾的建设中，最早以运动延续战争，以革命替代生产的发生在1951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因为它为1957民族灾难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关于它和那场直到今天想来都还让人不寒而粟的“反右”运动，都被强制地从人们记忆的库房移向了失记的仓库。而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随之而来的遍及整个中国、有数字统计饿死三到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让整个世界都随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诞、残酷、广众和令整个人类都为之惊震与哑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愿再去还原这一旧有的恶貌，让孩子们的记忆中有着历史的真相。延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和越南那场无为的战争，无论中国或越南阵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无谓的生命，也都只字不再去提了。发生在1983年的那场“严打”，所谓法律，就是权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人在街头亲吻，而被当作流氓送进了监狱，有多少人因穷盗物而人头落地，也不再回头追问了。 在这一切所发生的国度，人们和孩子们，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快速强盛的欢呼中，对它们感着陌生了，大体忘怯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爆发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面际之广、人数之众让人无法查考、因卖血而起的艾滋病；黑煤窑、黑砖窑隔三错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饺子、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和遍布甚广的含有严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计划生育中的暴流产，今天城市、乡村无处不在的强拆和对上访人员恶截的不法与无礼，如此等等，现实中所有有损国家形象与权力机制的负面事件，都会迅速因国家失记而成为昨日之烟尘，在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可有文字记忆的地方通过删去、禁言的方式，达到失记和忘却的目的。 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与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记忆的渠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文艺的表现与表演。这些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创和独有，世界上凡是集权的国家，或是某一集权的历史阶段，无不是采用这种权力对语言的压迫，从而使那些记忆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沉默和失记，渐次地再在统治的时间中，把失记扩展到民间、基层和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当下一代对此一无所知后，这种强制性失记就大功告成了。 历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写了。 三 强制性失记，是一种强汉对弱女的奸淫，其强汉的暴行，其实廖无新意，一如某种动物对自己领地的捍卫。没有这种捍卫，也就没有那种动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权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中采用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失记，也正是集权对集权的巩固之必须。然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咎为国家与权力，还要去质问那些在强制性失记中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甘愿渐次地失去记忆，而最终达到权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记，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它国家、民族和历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苏联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为了集权、独裁而采取着“文字狱”的遗忘之法，可结果，在那儿却产生了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权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说是对记忆、遗忘的修复和疗救。昆德拉的《遗忘》，是直接探讨强权对他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伤害和剥夺；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则把民族最黑暗的记忆，拉至一切有着阳光照晒的地段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决非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如今日之朝鲜样的国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门扉、窗口都是关闭、锁死的。今天的中国，一扇窗子（经济）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则因权力对其社会、人们的管理之需要，是关闭或穷力关闭的——问题就在这儿。与记忆、遗忘相关的中国式的国家性失记的特性，就在这半开半闭的窗妙里。 首先，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份子每个人的口与笔。 其次，因为那打开的一扇窗子有阳光透进来，世界之风之光也无可阻地进来了。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开明了。法律在记忆和遗忘中没有具体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它既不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像的自由，也不保护那些不愿失去记忆的人们有记忆的权力。一切都寄希望领导人的开明和道德之情操。而这已经打开的窗口和门扉，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换来的，不如说是权力在开明时候恩赐的。一如长久关闭在黑暗监狱中的人，已经给你打开了一扇透光通气的窗户后，难道你还有权力要求狱门大开吗？于是，有选择的记忆，就在这打开的窗口进出流动着；必须的失记，就永远封闭在了那扇关闭的窗户后。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份子们，甘愿在规定可选择的记记中写作和被迫性失记中沉默忘记的环境与根由。心甘情愿，是一种智者的集体妥协，是群体记忆放弃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心照不宣的认同——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需要再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为的牺牲了。 第三，对失记的默认与赞同，还源自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赞同失记的，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需要遗忘、失记的；只要你的想像只去想像权力、历史、现实需要你虚构、加工、创造想像的，而不要把想像的翅膀延伸到必须遮掩、失记的土地和天空中，那么，就把权力、荣誉、金钱全都奖给你。反之，就把疏冷、禁止奖给你。 在这个国家里，金钱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让双唇紧闭，让笔水枯干，让文学想像的翅膀，借助金钱的力量，飞向反真实和良知的方向。然后，再以艺术和艺术家的名誉，堂而皇之地完成历史遗忘中的虚构和现实假像那有砖有瓦的华丽重建。在这儿，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阉割了；语言被权力和金钱轮奸了。而被权力驾空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帮助着国家性失记的完成；也在生养、培育着每个人的习惯性失记和对怀疑的怀疑。怀疑者总是受到惩罚，而甘愿相信虚假、虚伪与虚构的人，不怀疑黑色的下边原有耀眼底白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奖励都收入囊中了。于是，国家性失记的历史之工程，也就大业告馨了。 在中国式的国家性遗忘、失记的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共性的相通，妥协性与奖励性则是今天中国现实的独特。三十多年前，中国对记忆者不肯失记采取的是绳索、铁链的高压和强制；而今天，这个富裕的国家，灵活而大方的运用着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采取奖励的方法，使你在记忆中妥协和放弃。在中国，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一家民间或个人组织的国家奖项。几乎所有的评比和奖励，都是党和国家的。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新闻和文化奖，也都是在失记和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运作进行的。不是说这些奖项是绝对的不公与不合理，而是说，它允许你在规定可选择的范围内创作、创造和想像。只要在这可选择的范围内，你有成就了，自然可以获得各种的荣誉与奖项。 四 最近，瑞典作家、诗人埃斯普马克正在中国出版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时代》。其中第一卷的名字就叫《失忆》，写了主人翁对他前半生包括爱情在内的一个人记忆的全面丢失和寻找。这是一部独特而奇妙的小说，探讨了个人记忆的来源和无来源。它与中国式的失记所不同的是，中国式失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权力对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丢失的是民族的历史和记忆，荒诞的现实和未来，而个人获得的是金钱、权力和荣誉；是用自己的失记去领得一份诱人动心的换取物。《失忆》在中国的出版——是中国式失记的寓言和预言。是一个国家性失记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和延续。我们在失记的过程中，首先丢失的是历史中的民族记忆；然后再丢掉现实中的一切真相；第三步，每一个有记忆的中国人，就都该像《失忆》中的“我”一样，失去自己对自己生平的记忆、对情人的记忆、对恩爱仇怨的记忆、对欢乐苦恼的记忆。让大脑中记忆的区域，成为一张洁净的白纸，等待着社会、权力依照他们的需要，重新去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和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国家、权力和社会，渴望他们管理的人民——每个区域、阶层和环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岁的幼儿。他们希望对一个国家的管理，如同幼稚园中老师对孩子们的管教，让他们吃了就吃，让他们睡了就睡，让他们娱乐了，他们就面带天真、纯净的笑容，举着头大的红花，在别人写好的脚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进行歌唱和表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只能让有记忆的人失记，让能表达的人沉默，让成长中的下一代，脑子洁净如洗，如同一张等待随意涂鸦的白纸。然后，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幼稚园，成为等待重新开垦并随意沙漠或种植的处女地。然而，如同幼稚园中总有叛逆的孩子，总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不是老师让做什么，才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也一样如此，总是还有那些不愿失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总在争取自己的发声，争取让自己想像的翅膀，沿着灵魂、良知和艺术的途径，飞越规定可以创作的区域，到任何历史与现实的角落，创造出承载记忆的作品来。 记忆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为此，我总是抱着一个作家天真的幻想，延续着当年中国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记忆之梦——不仅在中国建一个文革纪念馆（其实，今天连这个建馆的建议也没人再提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余年，它该成熟了、完善了，该有着巨大的包容、自省、记忆能力了。那么，就在世界上最为阔大、游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建一座“民族失记碑”，刻写下我们国家自某一历史时期以来的全部伤痛与记忆，如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凡此种种的民族之灾难，都记刻在最为醒目的广场上，告诉所有的国人与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于记忆的。 因此，它才真正是伟大的、可敬的，敢为世人榜样的。

你以为你是谁？ 文：孙立平 经常弄不清自己是谁；放历史情境里，更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多年前的一天，我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然后问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 被选择最多的群体是政治家，政治家中被选择最多的是可想而知那几位，可想而知那几位里被选择最多的是成吉思汗。 理由是，当时国家最强，打的最远，疆域最大，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接着，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恰好活在他那个时代，想一想，你会是谁？ 问题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好吧，我来帮你们设想一下。 首先成吉思汗就一个，成为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退而求其次，宗室诸王、万户官、千户官，一共分封还不到百人。 你不怕流血厮杀，想象当个勇猛的骑士也不错，这也一共才几十万。 就是整个蒙古民族，当时不过百多万，在中国版图内各民族人口中属于很少一部分，就整个欧亚大陆来说更是如此。 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历史记载，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屠城无数，哀鸿遍野，文明摧毁，满目疮痍。 而你，从概率上看，最有可能是家产遭掠，亲人被夺，沦为奴役，甚至死于非命的被征服民族中一员。 就算你熬过了战乱，别忘了蒙古统治者还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即中西亚人；汉人；南人，也就是南宋人。后两种人按规定被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你觉得你更可能是哪一等？ 就算你幸为蒙古人，那又如何？蒙古人也要提供大量赋役，遇到征伐，还要自备马匹、兵械、衣食出征，为筹备这些有人甚至要出卖妻儿。出征一次多少年，常常一去不复还…… 说到此，我停下望着他们，底下一片沉默。 现在，社会变迁，思维多元，但弄不清自己是谁这种症状并未明显减少，依然经常有所表现。 那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竟有那么多人欢呼喝彩。国际上每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尤其针对西方国家，都不乏叫好之声。恐怖主义本来是无规则、无底线、无差别的反人类，是世界公敌，好多人却当成了反对霸权的英雄。后来，塔利班组织在巴基斯坦一个高山上，杀害了多名登山者，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有些人才惊异的意识到，恐怖分子原来也杀中国人。你以为你是谁？ 有次国庆节在家看电视，又见圆明园里一女游客在镜头前谈爱国，说看了遗址心里特别不舒服，侵略者把我们这么美好家园给破坏，现在他们不敢了，我们人民也不允许这样。一时间声泪俱下。 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最近，又时常听到有人怀念、颂那个“火红年代”。先看看下边这些，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会是谁：“造反有理”的学生；“广阔天地练红心”的知青；遭遇“自然灾害”的农民；“停产闹革命”的工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或他们的子女；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揪斗的“牛鬼蛇神”；死得不明不白的将军、元帅、国家主席…… 你对伟大领袖“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敬佩得五体投地，你怎么知道被斗的不是你，牺牲的不是你？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死的那一半？ 当你为一种力量的崛起而叹，乃至热血沸腾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覆灭而悲情，感到愤怒屈辱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肆虐而欢呼，感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