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

文：刘再复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

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一群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的朋友，乘船到彼得堡游览。此次旅行，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刚刚崩溃的革命大帝国没有东西吃，街市上一片萧条，地摊上到处都在拍卖英雄勋章。我知道，俄罗斯正在经历又一次社会大转型，这种艰难岁月只是暂时的，因为我在涅瓦河畔，一直想到俄罗斯那些伟大的灵魂。相信有这些灵魂在，俄罗斯早晚会恢复它的元气。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一起，总是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亲赋予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作品与人格铸造的。当我走进彼得堡，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时，首先不是对政权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感慨，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心灵，充满感激之情。那一瞬间，从少年时代积淀下来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树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着。一个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来了，一个在黄河岸边的风沙中还偷偷地读着《战争与和平》的书痴来了，来到他的精神星座上，来到你们的身边!你们能感知到吗，长眠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大街与大旷野?

在彼得堡的商店里，面包短缺，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萧条与悲凉，但是，我相信，有托尔斯泰这些名字的支撑，有如此雄厚的文化根基垫底，这个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时间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国家是有利的。当世界的道德正在走向颓败时，俄罗斯这片大森林有托尔斯泰们的阳光照射，它不会腐朽。

二

踏上彼得堡的第二天，我记起契诃夫的一句话：“俄罗斯总是看不够。”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这片辽阔的森林与原野确实是他们的情感倾注不完的。而我想起这句话时，做了一点延伸，变成“俄罗斯心灵也总是看不够”。

我从十五岁读高中开始，就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至今四五十年，总是觉得读不够。出国之后，我仍然继续阅读。阅读俄国文学，与阅读欧美的诗歌小说感受很不相同。我喜欢从卡夫卡到萨特、加缪、卡尔维诺的小说，喜欢领悟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所作的批判和批判背后的悲伤，这是人类失去精神家园之后的大彷徨。“我是谁?”他们发出的是世纪性的大提问。我常与这些提问共鸣，然而，我还要活下去，我必须活在托尔斯泰们“我是人”的答案中。托尔斯泰曾说：“他是人，所以我们要爱他。”这句话的对应意义就是：我是人，所以我有被爱的权利。托尔斯泰的伟大人生公式只有一个：我爱，所以我写作。这一公式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蕴藏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意，我永远领悟不够，它像永恒的宇宙和永恒的大自然，一次性的短暂人生之旅绝对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托尔斯泰曾说，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整个人”就是身心全部，就是应当如此活着的整个人格与整个心灵。列宁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哭哭啼啼的地主，一个是时代镜子似的作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托尔斯泰是完整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魄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我也确信，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只有一个用爱贯穿人生的完整的托尔斯泰，只有一个大慈大悲笼罩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托尔斯泰，也只有一个用爱统一自己的生命也统一精神宇宙的托尔斯泰。从来没有一个地主的托尔斯泰，尤其是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他永远支付着他的大爱。他的确常常哭泣，眼泪一直流到死亡的那一刻。在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不幸的人们。在号啕的哭声中他说：“大地上千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正是以他的整个心灵哭泣着。眼泪没有前期与后期之分，托尔斯泰的眼泪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描述契诃夫的时候只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一是“天才”，二是“善良”，契诃夫是社会讽刺的天才，文字都含着最善良的眼泪。而他自己，也像托尔斯泰那样哭泣过。帕乌斯托夫斯基批评契诃夫的各种回忆录都忽略了眼泪，对契诃夫曾经痛哭一事只字不提。只有吉洪诺夫、谢列勃罗夫写过契诃夫的眼泪，这是在黑暗中独自奔流的眼泪。他生性善良高尚，且刚毅木讷，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瞄着底层的弱者。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俄罗斯作家是天生爱哭还是不能不哭?他们的眼泪是难以抑制的，一颗巨大的慈悲心，负载着比谁都沉重的人间不幸，不能不常常落泪。

在彼得堡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对着墨绿色的波浪，我之所以想起了俄罗斯心灵的眼泪，是因为这些眼泪曾经滋润过我干涸的血脉，还帮助我浇灭过狂热的喧嚣，在疯癫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它一滴一滴地往我心中滴落，使我规矩了很多，使我没有为虎作伥，没有与狼共舞。

我的年轻时代正是热火朝天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就感到自己与时代很不相宜。我降生错了，不是降生的地点错了，这个地点是我永远爱恋的中国，是降生的时间错了，我不该降生在“横扫一切”的年月。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完全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终日紧张，朝不虑夕，神经日夜不得休息。

当我看到人们带着愤怒走向批判台，像狼虎对着诗人学者吆喝的时候，我就在台下发抖，并意识到，这个时代属于他们，只有他们敢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横扫人类的一切精华。这个时代不属于我，这个时代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都逼迫我去面对一个问题：对于被审判的牛鬼蛇神，我应当恨他们还是爱他们?在大彷徨中，我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号啕大哭，他的眼泪洒向我惊慌的内心，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声音：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哪怕他们是敌人，也要爱敌人。何况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你的兄弟、师长与同胞。托尔斯泰的哭泣拯救了我。他让我知道：此时，我的懦弱是对的，身心发抖是正常的;此时，勇敢便是野兽，只有懦弱与动摇能远离野蛮。一切理由包括革命的理由都高不过“人类之爱”的理由，唯有“爱”的真理是四海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过托尔斯泰的提醒，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了一条小路，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正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在临终的时刻又看到高远的无限的天空。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托尔斯泰的眼泪，觉得每一滴都是热的，我该怎么感谢这些眼泪的滋润和他那些爱的绝对命令呢?这些眼泪与命令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个时代的风烟、阴影、噩梦、深渊，完全可以毁掉我，完全可以剥夺掉我的全部善良与天真，把我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一个没有心肝的政治生物，一个只会在方格纸上爬行的名利之徒，一个把持权力、财富却不知人间关怀的小丑，一个摆着学术姿态却丧失真诚的骗子，甚至可以变成一匹狼，一条狗，一头猪，一只长着邪恶牙齿的老鼠。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堕落只是一刹那。在这个时代里，我有过错，但毕竟没有堕落，这是何等幸运!想到这一点，我对托尔斯泰就充满感激。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是奇迹。人，真了不起。但是，我并不太喜欢二十世纪。这也许与我自身的体验有关，我只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太艰难了，我想努力去做一个人，但不知道怎么做人。人得有一些与兽区别的品格，例如人必须善良。没有善良，人就会像野兽一样随意吞食自己的同类。天才一旦失去善良，就会变成希特勒。可是，在这个世纪里，善良遇到空前的嘲弄。人们说：革命不是温和与善良。善良者不过是糊涂虫，是怜悯狼的东郭先生。人们还说善良没有饭吃，善良看不到敌人的面孔，善良是无用的代名词。这些世俗的谎言遮蔽了道德，潮水般的笑声使善良的品格像囚犯似的抬不起头，人类的一种基本品行像星星一样陨落了，连作家诗人也丢失了善良，于是，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向另一些作家诗人开火，到处都是攻击与咒骂，时代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烽烟。我差些被烽烟熏死，差些被潮流卷入深渊。幸而托尔斯泰的名字仍然在我心里，想到这一名字，我就想起他那一句绝对的、几乎是独断的话：“我不知道人类除了善良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品格。”这句化入我肺腑深处的话，一直保卫着我，保卫着我道德的最后边界，人与兽的最后边界。守住这一边界，我才分清了清与浊、净与染，才想到：把人送入“牛棚”，不是小事，这是重大历史事件。我感谢托尔斯泰，感谢他让我知道丢掉善良的全部严重性，及时地进行一场自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又是托尔斯泰帮助了我。这个年代，满身是污泥，满身是血腥味。当朋友们在抚摸伤痕、谴责社会的时候，我也抚摸与谴责。一个错误的时代的确糟蹋了所有的诗意。时代是有罪的。就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告诉我：勿忘谴责你自己，应当有坦白的英雄气，唯有“坦白”能拯救你自己。坦白承认自己参与了错误时代的创造，坦白承认自己在牛棚时代里的行为并非属于人类，而属于兽类与畜类。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有这种坦白的英雄气。

那一年，在度过一段放荡的日子之后，他自己憎恶自己，在日记上写道：“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我堕落了。”他把生命作为战场，与“自身的罪孽”搏斗，在临终前，他仍然反复地说：“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懦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托尔斯泰这种坦白的英雄气，像雷霆一样震撼了我。他如此伟大，又如此谦卑。当年他读到卢梭的《忏悔录》时，就如同晴空霹雳，因为他从中找到拯救自己的生命之舟：坦白。他这样礼赞卢梭：“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他不仅礼赞，而且也写出自己的《忏悔录》。通过忏悔，通过正视曾有过的“畜类的生活”，正视在时代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于是，他返回人类，从牛棚返回人间。托尔斯泰提示我，强大的人无须撒谎、隐瞒和掩盖自己的弱点。而且还启迪我：我的确参与创造错误的时代，给牛棚时代提供了一块砖石，我的每一声呐喊、每一张大字报都是罪孽的明证。我不应害羞，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曾经唱过高调，曾经追随过“造反有理”的呐喊，浑身是匪气;还曾经千百次发誓要当一头老黄牛和一只愿意夹着尾巴生活的狗，浑身是畜气;甚至向所谓“走资派”伸出利牙，浑身兽气。

那个牛棚时代，那段历史，那些无所不在的污泥浊水，真的进入了我的生命和腐蚀过我的生命。我的脾气变了，小丑般跟着人家嘲笑唐僧是“愚氓”，恶鬼似的到处寻找“落水狗”来痛打，戏弄一百遍“宽恕”，践踏一千遍“温情主义”。暴力的病毒侵入了自己的骨髓。换血，要吸髓，要把病毒从脉管里吸出来，挖出来，倒出来。我对托尔斯泰这样保证。

也许因为反省，我终于在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也告别革命。无须卖弄学术姿态，无须做学院式的词源考证，我要告别的革命当然是暴力革命。无须隐讳活在我心中的托尔斯泰催生了我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我耳边总是震荡着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发出的声音：“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一个对人类怀着大慈悲的人，不可能支持暴力。在托尔斯泰的眼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没有什么使用残暴手段的伟大目的。杀戮永远是一种罪恶。所谓恶，就是暴力。托尔斯泰并非主张“勿抗恶”，而是主张勿以恶抗恶，勿以暴力征服暴力，从而陷入暴力怪圈中。

托尔斯泰指示我：这个世界缺陷太多了，这个世界的道理太多了，我们应当有一个最高的道理。对人间不要求全责备，但可以要求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放下武器难道比制造武器更难吗?

在彼得堡的那三个白天，还有三个夜晚，我其实不是在游览，而是在游思。我知道托尔斯泰不仅写过彼得堡，而且最后长眠在彼得堡。在这个地方，在波罗的海的岸边，我不能平静。唯有在这个地点，我能做出如此倾吐，如此诉说，能痛快地抒写久藏于心中的情思。

注：本文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