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薛忆沩：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

专访作家薛忆沩：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

文：徐刚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这得益于这位难以归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哲学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而恰在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近年来，他凭借长篇小说《遗弃》《空巢》《白求恩的孩子们》、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等，先后斩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从2014年起，还连续三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成为华语文坛的一道风景。

薛忆沩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一切尘世的粗浅和鄙薄，虽知音者稀，却也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最近，他的《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与狂风一起旅行》修订再版，再加之他一系列小说在英文世界的翻译出版，以及最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的顺利发表，我们对他“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他旅加归国后，我们有了这次敞开心扉的对话，一次关于一个执着的文学生命的对话。

70年代给我的两大遗产

凤凰周刊：追索您的人生轨迹，从国营工厂、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到高等院校，再到移民加拿大，我感觉您始终是在追求抑或逃离的路途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在您生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薛忆沩：我喜欢自己出生的年份和月份（1964年4月），因为它与莎士比亚的出生正好相隔四百年。而我的记忆是与1970年代一起开始的。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始，对一个写作者也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它将历史和政治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最终也决定了写作者观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我在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已经逐年清点过70年代的历史与政治对我文学生命的影响。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逃离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秋天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从北京逃回到了长沙。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逃离，它在一星期之后以我的妥协而结束。第二次逃离发生在1986年，是从位于株洲的国营工厂的逃离。这一次我是以极端的方式让“城堡”似的体制向我做出了妥协。这第二次逃离已经与文学关系密切了，或者说，文学这时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中心和抉择的理据，任何其他的诱惑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我想我现在不可思议的“文学状态”就是最好的评价。我想我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评价。

凤凰周刊：我是通过长篇小说《空巢》才开始了解您的小说创作的。记得在2014年，非常偶然地在《花城》上读到这部作品，感觉非常惊艳：竟然还有作家以如此绵密繁复的方式去触及现实与历史。在我看来，《空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小说在此极为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之上，从而极为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实。沿着《空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小说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呈现那难得一见的“现实感”？

薛忆沩：语言不应该以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为己任。语言也无法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这一点，尼采早就已经看到并且据此还在《偶像的黄昏》里表示过对语言的“轻蔑”。我一直很不理解人们关于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议论。我一直觉得，这种关系的存在是一种学术的成见甚至幻觉，对这种关系的焦虑是功利的，是会阻碍小说艺术的发展的。小说作为意识活动的一种记录，当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隔阂。而小说作为关于“故事”的叙述，也同样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距离。

小说应该呈现“现实感”，这种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精髓，而这“现实感”事实上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通感”。这种“通感”，主要体现于个人命运的悲剧性。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是小说寻找这种通感的工具。《空巢》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找到了这种通感：它既是一次关于“骗”的历史考察，又是一轮关于“空”的哲学思辨。它将身处不同“现实”中的读者带进了同一段美的历程。

凤凰周刊：我在关于您的一篇专论中，用“内心的风景”来概括您小说的基本特质。在我看来，您的小说无论写历史、写城市，还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所标示的写“两性关系”，都一样是在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开掘，而非单纯、客观的表象叙事。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内在化”写作方式的？

薛忆沩：从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涌入中国，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饥饿而迷失的心灵，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批判的武器”。这是我的“内在化”写作方式得以生根的“大环境”。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又都可以说是“现象学”的通俗形式。“现象学”最大的野心就是要纠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割裂精神和物质的所谓“二分法”。

“内在化”的写作方式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它通过人与历史和现实互动的意识活动来认识人的处境。这种意识活动不仅为文学提供内容，还为文学提供形式。它是文学的根。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我在青春期之前经历的中国现实。我一直觉得能在“十年浩劫”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那时候的人处在极端的状态，每天都在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而且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简朴、权力体系单一，对灵魂的观察，不会受太多肤浅的事物遮蔽。

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孩子，我记忆的深处自然会积淀无数“内心的风景”。在《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说“语言”和“死亡”是70年代留给我的两大遗产。这两大遗产也是“内在化”写作方式的根基。

“文学祖国”中的世界公民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您喜欢不断“重写”自己过去的作品。看得出来，您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圈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位像您这样如此执着地“重写”的作家了。“重写”不仅意味着弥补过往的漏洞，凸显旧作的精华，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借此表明一种文学的态度。您的长篇小说《遗弃》今年又要再次出版，这应该是它的第四次“升级”了，《遗弃》无疑是一个文学的传奇。您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实施“重写”的？能简单谈一下您对《遗弃》的“理想读者”是如何期待的吗？

薛忆沩：还是可以回到刚才引出的“语言”和“死亡”这两个关键词。我是基于“语言”对旧作进行重写的。在2008年前后，也就是我离开母语的环境六七年之后，我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快发展到了对自己的旧作（特别是那些被人追捧的旧作）忍无可忍的程度。另外，重写也是对“死亡”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情结，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有过深入的讨论。

我的重写大概开始于2010年。到2015年初，我已经完成了对自己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全部作品的重写。此后，我又完成了“非文学类”作品的重写，即将以《伟大的抑郁》为名结集出版，里面涉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和人物。《遗弃》的最新版本也将与《伟大的抑郁》同时出版，这个版本与2012年获得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版本没有太多的变动。《遗弃》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奇，它的文学价值仍有待学者和读者的发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是《遗弃》的主题，所有对生命的困惑有深切体会的读者都是它的“理想读者”。

凤凰周刊：《文学的祖国》是一部有关文学大师的阅读笔记。在这里，您并没有触及太多此类书籍常见的文学技巧之类的元素，转而写到很多作家写作背后的故事，关注的其实是作家个体的命运。或许在您看来，文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才是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作品？我一直隐隐地觉得，您在对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将您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自然地呈现了出来。比如流亡作家纳博科夫，通过语言的“变节”与“再生”而成为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再比如黑塞不安的灵魂与祖国的紧张关系，为此他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深陷险恶的漩涡，都会让人联想许多。因而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在您笔下的大师，与您本人及其小说作品之间，建立合理的理解通道？由此也充分理解，文学这个语言的祖国的确切内涵。

薛忆沩：尽管我认同符号学的批评理论，却一直不能接受“作者之死”的看法。写作始终是与写作者命运密切相关的事业。“作者”没有死，也不可能死。他们始终与他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作者的这种“不死”状态，也是写作这种事业最为精彩的部分。我在叙述大师们的命运的时候，也会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大师们的命运中发现写作的宿命对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是莫大的安慰。

昨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对巴恩斯的精彩访谈。巴恩斯谈到他刚出版的以肖斯塔科维奇生平为素材的小说。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列举的作曲家生活中的那些细节也恰好是我在读他的传记时感触最深的。我相信，能够写出经典的作家，对生活中的细节也会有相同的敏感。这种敏感是“文学的祖国”中的“世界公民”的共性。我个人是注重传承的写作者。我相信写作与语言，与忧郁，与个人，与理想主义等等的神圣联系。我相信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我的这种信仰在我的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也是理解我的作品的关键。

凤凰周刊：您直接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书评写成了一本书《与马可·波罗同行》，而且逐章分析，精确到字句。看得出来，您的用力极深，为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这本书中，55座不同的城市，每个小节都有独特的标题来锁定一种确定的意蕴。这既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与展开，也是一种诗意的把握与概括，相信会对人们理解《看不见的城市》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您的笃定的解释，也有可能会扼杀卡尔维诺文字中更为隐秘的丰富内涵。那么问题来了，您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想写这样一本书？仅仅是因为前言中所说的，“许多中国读者看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吗？或者是说，卡尔维诺这类当代中国极为稀缺的作家，对于您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薛忆沩：我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我正在为《南方周末》写读书专栏。写作这部作品，是我为了保住敏锐的语言感觉而给自己出的“附加题”。这是难度很大的写作。我的汉语感觉的变化，或者说我对汉语的发现，就是在这次极限运动般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前面已经谈到，对母语感觉的变化是我“‘重写’的革命”的导火线。《与马可·波罗同行》因此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的解释并不是“笃定的”，其中存留着不少的疑惑和问题。这些疑惑和问题甚至是被卡尔维诺本人忽略的。

写作这部作品更崇高的动机，当然是想让读者看到小说的认知功能。小说一方面是审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批判的武器”，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将“审美”与“批判”结合在一起，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作为审美的对象，小说必须有精准的语言、精美的结构、精微的思绪、精深的情怀；而作为“批判的武器”，小说必须以高度的自觉去探究历史的根源和人性的奥秘。

《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对生命充满忧虑，对权力充满困惑。马可·波罗的见识和叙述完成了对帝王的教育，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平民感觉如同经受了洗礼。这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作家的境界：他们的作品既保留了文学高贵和庄严的体态，又充满悲悯和温暖的情怀。

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

凤凰周刊：最近，您的“战争”系列小说被美国的英文杂志以专辑的形式用一整期的篇幅推出，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时也在加拿大出版。这些作品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包括哈金在内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您的小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翻译问题一直都具有争议，一方面，多数人会认为汉语小说独特的韵味具有“不可译性”；另一方面，中国的故事又很难逃脱被刻板理解为中国现实或历史的命运，成为西方汉学家猎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小说的翻译前景的？

薛忆沩：任何一种语言“独特的韵味”都是不可翻译的。要知道，我们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那些经典作品，也丢失了原作多少“独特的韵味”啊。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本身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美国大批评家威尔逊，曾经在一封给纳博科夫的信中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英译其实非常糟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糟糕的翻译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作品的传播。翻译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看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翻译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外语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懂汉语的时代，在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写作水准和阅读趣味都在下降的时代，翻译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它不再单纯是语言的问题了，它还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这种被忽视的状况，现在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前，在我的“战争”系列小说出版之后，有德国和法国的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关注中国文学的网站上还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访谈中也经常被问及我对这种状态的看法，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这种状况可能说明我的作品超越了某种文化上的偏见。我希望我的作品被西方普通读者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仅仅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或者政治的辅助材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愿意与那些不懂汉语也对中国文学没有任何知识的读者和学者讨论我的作品的原因，那是“纯”文学的讨论。是的，从今年开始，我被翻译的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我希望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凤凰周刊：您长期在国外居住，平时也大量阅读英文小说和学术作品，有没有打算尝试英文写作？

薛忆沩：这也是经常被人问及也令我十分沮丧的问题。用英语写作一直是我的野心。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尽管它可以在写作课上得到A+的成绩，但离我自己期待的水准还相去甚远。后来再用汉语“重写”的时候，我更是很有感叹，知道自己很难再有勇气去做第二次尝试。

凤凰周刊：《作家》杂志第五期刚刚刊出了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单从小说的题目，我就感觉它与您过去的那些长篇小说可能大为不同，这让我非常好奇。在三联书店关于“薛忆沩文丛”的活动现场，您提到这部作品呈现的是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您还提到，国内一家著名杂志的编辑认为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阅读趣味都已经脱节。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新作的一些情况吗？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能够在国内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与一个因妻子的死亡及女儿的离去而濒临崩溃的中国男人，在蒙特利尔天寒地冻的皇家山上发生的一段奇特的“三角关系”。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而三个生命的相遇交织着人类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爱的喜悦与悲伤。这只可能发生在全球化大时代的故事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

2011年的冬天，我在皇家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当时，我正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无法在国内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小说的两个原型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马上就激起了我的想象。尤其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却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她让我为自己对写作的绝望而羞愧。我与这两个原型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一直相信她们将会给我带来一部新的作品。

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在首次看见小说原型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了。仍然是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就像两年前《空巢》出现的时候一样），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小说的发表过程经历了与《空巢》同样的曲折。当拒绝过《空巢》的那家杂志用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为理由拒绝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失落和恐慌了。我有的只是一点点伤感，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祖国可能真的与“文学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注：本文转载自凤凰周刊201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