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我的秘密书架

薛忆沩：我的秘密书架

薛忆沩，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语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空巢》、《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和《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和《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中称赞笛卡尔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开拓者，是近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罗素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诗人拜伦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这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他认为信仰“有可能出错”。爱因斯坦与罗素是许多方面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理论，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他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理论的时候，忍不住还是对物理学的一条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物理学的进化》关于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时间简史》之类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这本书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清晰流畅”同样是它的风格。“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这是我最早读过的科普作品。它激起了我对这种体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孤独。它从“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拉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百年孤独》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也读不透的作品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了55座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那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后者是他永远也无法用铁骑征服的。

与其说那是55座城市，不如说是55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靠“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了如下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戴上了死者的面具。”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七十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设想：如果毛泽东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地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七十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 这种对生存状况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俄罗斯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秘。随笔集的第一篇（《小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三位最重要的现代诗人的随笔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感悟到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