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内加尔的日子（4）——我的非洲朋友们 文：刘婷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博将陆续刊载。 塞内加尔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我们家的看门人的瓦里，花匠马马杜和司机迪里都是穆斯林，负责内勤的安和艾丝黛拉还有负责户外清洁的菲利蒲是天主教徒。以前看三毛写的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撒哈拉沙漠里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水火不容的冲突，但塞内加尔人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这几位雇员和睦着呢。他们之间从来就是彬彬有礼，微笑着问好，微笑着聊天，安和艾丝黛拉和男雇员说话的时候总是一脸羞涩，但也都落落大方。我家有六棵椰子树，一棵大芒果树，收获季节，马马杜利落地采了所有果实，按人头分好，张落着帮大伙送到家里去。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他们这样融洽地相处，虽然马马杜一颗芒果也没给我留下。 安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是几位雇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能听懂一两句英语的。我刚到塞内加尔，法语实在糟糕，安总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永远在不停地点头，我知道大部分时候她根本没听懂，但比起就会看着我连说带比划问完一个问题，然后一脸茫然地摇头偷笑的瓦里和艾丝黛拉来，着实给了我不少安慰。我这么个瘦小的中国女人，语言还不通，一下成了这所大宅子的女主人，要管理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雇员，想来一开始他们多少都是有些不屑的。 安在我们安顿下来不久就来向我告假，我大约听懂她说爸爸去世了。这可是人生大事啊，我给了她三天假，也很为她感到难过。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安又来告假，理由还是爸爸去世了，我惊得不知怎么回答好了，难道我的听力这么差？抑或是记忆出了问题？我只好问她：“上次你请假，我记得好像是说你父亲去世的缘故。”安点着头说：“是的，上次是我的一个爸爸去世了。这次也是爸爸。”安回答得特别坦然。我竖起俩手指头，瞪大了眼睛。安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告诉我，他们村子里看着她长大的长辈，都叫爸爸。作为中国人，我很理解一个村子亲如一家的和睦温馨，但整个村子的长辈都要我给假送终的话，我哪里吃得消。后来只能请我先生当翻译，向安解释了我们只管亲爸爸，不能照顾到其他爸爸的原则。安也没有异议，笑笑接受了我的解释。后来的日子，安不再请假，每天就这样静静地帮我做着家务，一起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亲近。 安非常爱漂亮，她每件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制作的当地传统衣裙，用各式土布缝制的修身长裙，配着当地女人超级喜欢的镶了亮片和珠子的拖鞋，不同款式的手包，她总是在结束工作后喷上一身的香水，袅袅地走来和我告别，我呢，每天都要大呼小叫地赞美她一番，这些漂亮的土布，多变的款式，配上她黝黑的皮肤和修长的身材，真是美极了。后来安很上心地帮我找裁缝，带我看布料，但最终我舍不得裁成衣服穿在身上，很小气地带着这些美丽的非洲土布满世界地搬家。 达喀尔作为塞内加尔的首都，城市建设是中规中矩的，但有很多中看不中用的地方，比如道路。总统府一带有红绿灯，但就是个摆设，大多时候不亮，亮了估计也没人看。其他道路难得见到红绿灯，街头行人，牲畜和机动车同道，车况更是千奇百怪，马路边常有妇女们结伴洗衣服，不会走路的娃娃就在路边悠然自得地爬来爬去。我虽然有驾照，但基本不敢开车，于是我们的新雇员迪力来当司机了。这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像很多达喀尔长大的时髦小伙子一样，他整洁，礼貌，总是拾缀得干干净净。迪力特别沉默，你告诉他去哪儿他总是点点头，超有耐心地开到地方，又超有耐心地等着你。有时我和朋友出门吃饭，不忍心叫他饿肚子等，我会叫他在临桌自己用餐，迪力也就乖乖地坐在一旁，也不看我，听我们结束了，就闷头去准备车子。我常想着法子和迪力聊天，希望这个孩子能放松点儿。 那时我们有外交牌照的车可以进入达喀尔最美的海滩——Clubmed的领地。这里并不对当地公众开放，只有Clubmed的客人可以享用。我借着外交牌照的方便，总是带了朋友去玩，车一开进那扇大门，就仿佛不再是塞内加尔，洁净的步行道，精致的商店，除了服务人员，几乎看不到黑人。这里是非洲最西端，白色的细软的沙滩，蓝色无垠的大海，黑色的礁石，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撒到每个角落，美得惊人。有一天，我决定带迪力去看看这里的美景，让他在门口等着，太不公平。迪力听我这么说明显犹豫了一下，但也就默默下了车，陪在我身边开始了沙滩漫步。我一路领着迪力，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为了让他放松，我还指挥他摆pose拍照片。海滩上大多都是欧洲游客，我明显感到得到了很多的回头率。迪力像个孩子一般听话，我带着他转悠了半天才回家，上车时迪力帮我开了车门，微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夫人。”我记得他这是第一次看着我和我说话。 到家我愤愤地和我先生说：“这些欧洲人也真是的，老看我们干什么。就因为我领了个当地人？”我先生先是偷偷窃笑，然后才告诉我：“达喀尔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从事伴游，在中国就叫‘鸭子’。很多欧洲老女人专门来塞内加尔旅游，就为这个。一个亚洲小女人也来凑热闹，人家能不看你。”天哪，我是不介意人家的误解，但害羞的迪力，这半天得多么地煎熬啊。带着对迪力的愧疚，我好久都没去强迫他放松。迪力依然还是不爱说话，但他会在每次购物回家后抢下我手里所有的袋子。我怀孕后，不管多麻烦，他都把车停到再不能开的地方，让我好少走几步。我从中国给他带了个小皮夹做礼物，他笑着当场把旧钱包换下，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礼物。我们离开非洲的欢送会上，迪力大方地跑来找我，他说：“夫人，我带我的女朋友来了，你要看看吗？”我当然很开心地见到了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小妞。 离开非洲已经快六年了，他们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脸书，也没有人可以传递给我他们的信息。但想起这些几乎和我朝夕相处的非洲朋友们，还能很分明地看到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神，真的挺想念他们的。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文：秦晖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 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 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 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而且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国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是在刘锡鸿那个时代，这两个人都是东方人，到了西方当大使，在西方他们就成了老乡的样子，因为都是东亚人。所以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在那里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在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宪是很难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讲了很多英国人很忠孝的话，他说英国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国人举行宴会，上演歌剧，前面都要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是不是女王，就是要为英国君主祝福。英国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关注，说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结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王子有病举国祷之，病好了，举国谢之。他就非常之感动，他又说，英国其实是个民政之国，就是民主之国，他说英王其实是没什么权力的，英国人忠于不忠于英王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害，你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给你什么高官厚禄，你不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杀你的头。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心，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看来英国人忠于国王是发自内心的，“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也就是说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慑，而是真的认为英王是个有德之人，他们由衷地爱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刘锡鸿卸任以后，后来又去英国的是张德彝，他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日记里写，英国的国王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你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坏处，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于英王。后来也有人说过，说中国改姓换代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英国也有dynasty，但是翻译成中国的王朝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个王朝和另外一个王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翻了。可是英国尽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个王朝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英国的王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位的英国女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子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王统从来没有断过的，所谓的Dynasty更换只是换了一个徽章而已。英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体制上比较类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东方的，比如说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日本也从来不换天皇的，所谓的万世一系，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大，日本天皇肯定没有传到一万世，但是的确没有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现象。 可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在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之残酷无情，一旦发生改朝换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前朝是斩尽杀绝，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人说王后将相宁有种乎?《西游记》里有句话“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一旦皇上的权力不太可靠，马上就有很多人想抢。当年曹操有一句话，人家都说他专权，他有一个反驳，他说你们都说我专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各个都想当皇帝，根本就不认为皇帝是一个具有什么神圣的人，觊觎皇帝的人会很多。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不要说把权力交给外姓人，就是交给自己家里人他们都信不过的，只要不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都有谋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国在建立秦帝国之前的两个大理论家，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再三讲过，作为皇帝，千万不敢相信别人对你是忠心的，不要说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谋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骨肉在内。你的权力只能靠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为你效劳是因为想得到高官厚禄，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你只能用惩罚和赏赐来建立你的统治。忠诚、道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出现王朝更迭，而且最严重的时候，唐宋之际的五代，大家如果看过《水浒传》都知道有一句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就是五个家族朱李石刘郭建立了梁唐晋汉周，在五十年时间内出现了十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帝都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 中国经常有末代皇帝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窝囊的，但是末代皇帝这个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我曾经提到，我说你如果去英国会知道最伟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白金汉宫前面就竖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直到现在英国人都很自豪的时代，也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你是很难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末代君主，她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我们知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贵族，就是萨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后，继位的爱德华七世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就把王徽换成了他父亲城堡上的徽章，于是汉诺威王朝就变成了萨克森-科堡王朝。可是这种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间换一件衣服一样的，从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英国所谓的Dynasty之间的演变通常来讲都不会成为英国无论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还有玫瑰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些东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中国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说中国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们所谓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们对皇上本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于道德的原因去对皇上这个人有什么忠诚，所谓的忠君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会杀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讲得简单一点，韩非、商鞅都说得很清楚，“君之于臣，非骨肉之亲也”，他和你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能够给你干活呢?是因为图你的赏赐，他为什么不敢反对你呢?是因为害怕你杀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搞了君主立宪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英国，他们的国王原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可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尊重皇上这个人格，我们尊重皇上只不过是怕他的权柄。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皇权，并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这个皇上一旦没有了权力，他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但是当初给清朝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对前代统治者是很残酷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全家杀绝满门抄斩。比如明清之际，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孙，清朝的统治者几乎见一个杀一个，逃到缅甸去还要抓回来绞死。 其实辛亥的清室优待条例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还是保留给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内清王朝还是可以存在，紫禁城里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统年号。关键是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什么保证，后来很快冯玉祥就撕毁了，而且撕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撕毁了也就撕毁了，没有人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即使当年实现了君主立宪，其实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除非实现了君主立宪以后中国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转入盛世大家都很满意，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实现君主立宪以后，中国仍然碰到一些问题，仍然碰到一些战乱或者困难，肯定就会有人提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彻底，还有皇上，就会越来越激进，最后还是把这个国王给搞掉。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因为儒家就讲天下为公，他认为秦以后的帝制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为公。法家其实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讲的就是毛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文革时候看的样板戏里的两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的枪多谁就是皇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忠君的道义而言。 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 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反而比较容易搞民主，中国搞民主的困难恰恰在于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忠君的。中国人其实就相信权力，权力万能，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经常会发生巨大震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反驳了，他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吗?这和西方总统轮流坐有什么区别呢?西方总统可以轮流坐，中国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轮流坐，似乎中国人讲平等比西方讲得还厉害，西方王朝从来不轮流的，英国从1066年以来就没有换过王统，包括从俄国到丹麦都是这个样子，一般都是不换的，包括波兰都是这样。可是中国就经常换，中国人历史上就经常换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经常换政党，不也是差不多吗?中国应该更容易才对，为什么说更难呢? 其实我们要清楚，民主制和专制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换不换，因为如果要讲换，古代那些人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王朝平均每个皇上在位时间其实并不长，罗马帝国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国总统短得多。所以不在于他的轮流不轮流，而在于这种统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暴力，我有枪，你不同意我就杀了你，你同意我就赏你。你跟我有好处，不跟我有坏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种同意是自愿的同意，不是凭暴力的。凭自愿的同意怎么去衡量呢?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因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从选票中体现出来，如果你得到了多数票表明有多数人同意你执政，你就可以凭同意建立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可是这个选票或者说民主制度这个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标志，并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这个人一票，你是为什么投呢?从投票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是认同他的政策，也许认同他的家族，也许是认同他历史上做过的什么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以后他长得漂亮，是个帅哥，甚至也许就是认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说爱新觉罗氏就是一个优等家族，姓爱新觉罗的人我就要选。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这个所谓的同意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把权力交给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当然不愿。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专制也是爱新觉罗当皇帝，民主选举，如果大家真的认你爱新觉罗家，民主选举大家不是照样投爱新觉罗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认你只不过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没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认你了，才会有这种现象。 爱新觉罗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孙就不那么害怕，我不是说威廉一世的子孙就很爱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欢民主，但是的确有一些君主是不那么害怕民主的，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爱戴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臣民对你根本就无所谓爱戴，所有这些爱戴都是装出来的，比如说你在位的时候，枪杆子在手，有上百万人对你山呼万岁，但是你一旦没有了枪，失去了权力，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有忠君的传统，反而不会有人那么害怕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忠君的传统，所以这个皇上就要死把住权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权力的情况。 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 我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比如说中国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别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孝顺，西方人有别的特征，假如这种特征确实存在，它存在的依据就是这些人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征，比如说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自然地表现出来对皇上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民族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可言，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区别。 可是如果有一种态度是在威胁之下产生的，你就很难把这种威胁之下的态度当做它的一个文化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有什么特色，西方有什么特色，也许这 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特色到底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价值偏好上有区别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爱什么，中国人选择什么，西方人选择什么，在这方面有区别呢，还是其实爱好什么的区别并不太大，只是他们有没有选择的区别?比方说你不能说在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都很驯服地走向死亡，你不能说犹太人文化就是喜欢进毒气室的，就是愿意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现代化或者再透彻一点讲就是民主化，其实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够得到弘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国人真的忠于皇帝，民主制度一点都不会妨碍这种文化的发扬，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受到阻碍，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忠于君，由于中国人的忠君使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损害。 我刚才讲的陈独秀讲的孝不孝，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孝顺，其实只有在没有父权威胁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忠不忠君也是这样的道理，甚至我认为任何文化倾向都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饮食方面，中国显然是有文化区别的，美国人喜欢吃西餐，中国人很多人对西餐不太接受，我个人就是非常讨厌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这种文化差别其实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么，如果我们在自愿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况下，有些人愿意吃中餐，有些人愿意吃西餐，那就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区别。可是你说现在我不吃麦当劳，有人拿着枪逼着我吃，我就吃麦当劳，你说我是具有西方饮食文化的偏好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不能够自由吃什么，和你在自由吃什么的情况下喜欢吃什么是两个概念，喜欢吃中餐和喜欢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后一种问题，并不是前一种问题，后一种问题其实无论在哪个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价值上有追求的正当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知识分子的不幸 文：王小波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中国人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 按：本文是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对袁伟时所做的一次采访，提问者王远哲。 袁伟时 :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LWnv9RT8ssqUujMBYibiaW83Kd7CuXUIvgH555Ucj57BEJ0ibt6gmjRqwpD64jjwKI0eUEcibicTomQ/0?wx_fmt=jpeg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以前章士钊在《甲寅》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觉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显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中国法典彻底被儒化了。 法律是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记录。中国法律的典籍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贯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尊长、宗亲不能特殊优待。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有不同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责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那么美好。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他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他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夷夏之辨。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敢于怀疑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圣谕广训》。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现在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境界，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苏格拉底等人，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虻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虻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所谓监督不过是对所谓圣君的建议，如果皇帝虚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1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附会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把议会说成起源于古代的乡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实力派——北洋实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拿到手，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坚持袁世凯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严厉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国民党动不动就要革命，还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另外，时代变了，理论要跟着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当地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中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意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顺民。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比起17世纪乃至19世纪的英国，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地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莎士比亚书店 文：枫子 我的“读书行路”栏目到本期止，已经写了8万多字，19期了。这个栏目的名称寓意着我的人生理想：一半时间在书房，一半时间在路上。读书、旅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读书可以使我获知世界上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的人和事，让我的视野更广阔，心胸更包容，丰富智慧上和道德上的想象力。而行路则使我得以亲身去验证那些从书本里获悉的知识和经验，感知生命中最鲜活最生动的点滴事件；而反过来那些亲身获得的经验又会促使我去阅读更多相关的书籍以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乐此不疲。 也总想，当有一天，等我老了，当旅行不再是说走就走的潇洒，那么，当我读书累了，又有精力又有欲望想参与身边的真实生活，想有一个契机和场合获悉最新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什么事情能够帮我达成这种愿望呢？ 也许开一间书店会是最好的选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TCt0ferpCTdRMTkYJgGZU9P9dzG8VhVibrg6ohp5vDaC4nzbBwJ5ibVw/0?wx_fmt=jpeg 我这书店也不打算去正经经营的，只要不蚀本，怎么折腾都行。那些书将堆放得到处都是，走路时一不小心身子就会碰着，脚会踢着，头顶会撞着；也不编目，也不分类，让那些贪心的书虫们一通乱翻吧，这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诱惑和刺激：也许下一本就会淘到心仪的宝贝!新书、旧书，绘画、雕塑，都卖吧!更主要的是，这轻松无拘的氛围会吸引一班志同道合的读书人，可以把这里当作一个以书结缘，谈天说地，分享写作阅读的聚会场所。 就像我挚爱的比奇（Sylvia Beach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做的那样。 她开创“莎士比亚书店”那会儿，也是菜鸟一枚，毫无头绪，想要帮客人找本书，必得乱翻一通，凭着记忆去找寻那书的大致方向。那时她还年轻，没有经验没有钱，不知道顾客在哪里，只凭着对书籍的单纯的热爱，就勇敢地在巴黎的法语环境中开设了一家英文书店。 这间不起眼的小书店，终究还是吸引了一帮英文书的读者前来寻宝。如果那些顾客都是普通的读书人来看书买书也就罢了，那么“莎士比亚”注定就只是一间书店；可偏偏那时，在20世纪2、30年代，英美国家的作家们为了摆脱本国意识形态的诸多限制，纷纷来到巴黎追寻自由思想的表达。于是，“莎士比亚”便成了他们的接头地点，文化沙龙，读书会，图书馆，出版社，及银行，邮局……而比奇小姐便成了亲历那个黄金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最佳见证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PAU7xbW3Eov86FR2FtibmZJjzNAncoicTMfZQTRPYc8JWdUCAlBZgIibQ/0?wx_fmt=jpeg 最初知道巴黎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还是因为海明威。在他的《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用了20个章节来描写巴黎20年代的旧事，其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莎士比亚图书公司”。他说： 在那些没钱买书的日子里，我从莎士比亚书店租书看。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待我比她（比奇小姐）更好。第一次踏进书店时，我非常害羞，也没有足够的钱从店里租书。她说我可以有钱的时候再来交押金，还给了我一张卡，说想借多少本就可以借多少本。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她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在一个穷得要命的地区…… 读他的《流动的盛宴》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章节，倒还不是因为莎士比亚书店，而是在这里，海明威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真挚最纯粹也最令他痛彻心肺（Touching his worstscars - William Boyd )遗憾终生的爱情： 我带着书回去，把发现的那个好地方告诉了妻子。“但是，塔迪，你下午就得去把钱还上。”她说。 “当然，我们一起去，然后可以沿塞纳河走一走。” “看看那些画廊和商店橱窗。” “然后在那吃饭。” “吃过饭后看看书，然后上床做爱。” “我们永远不会爱上别人。” “对，永远。” 那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发过誓以后不久，他就被别的女人勾走了，连带着把婚姻也销毁了。 海明威直到晚年生命终结之前，仍在对那段最纯洁美好婚姻的失去耿耿于怀，他的铁汉柔情叫我动容，心有戚戚焉。于是在巴黎的时候，我特意去了趟莎士比亚书店，不是为了比奇小姐，而是因为海明威！在那里，我买了他的英文版的《流动的盛宴》The Moveable Feast,坐在书店里把书翻到Shakespeareand Company那一章，再读一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nSfHhO2Oh6sAV3ppaDSfRjVRFxU7RJaV7ngHZ1XYciaq7NCbJZBSiabg/0?wx_fmt=jpeg 比奇小姐（右二）与海明威在莎士比亚书店前 其实，我去的这间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不再是海明威常去的那间比奇小姐开的书店了，那间在二战期间，因为比奇小姐不肯将她们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卖给德军，而被迫关闭了，比奇小姐也连带着被送进集中营6个月。现在这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与巴黎圣母院毗邻的，吸引着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以经营英文书籍为主，墙上也贴着当年比奇小姐和众作家们的相片。现在书店的年轻女主人也叫西尔维亚，而这只不过是此书店的老店主因为太热爱比奇小姐了，因而给自己的孙女取了一样的名字。 比奇小姐的莎士比亚书店关闭十年后，美国来的乔治·惠特曼于1951年开设了现在这家莎士比亚书店，因袭了“莎士比亚”这个名称也是经过了比奇小姐的允许。即便它不再是原来那间见证了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的吉祥地，及“迷惘的一代”的精神殿堂，爱书的人们还是从世界各地络绎涌来，把这里当作当年的那间书店来凭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xEicqANu8XuotPCcKbiaib84Oe46dwM5ibZXFCgYTJjltLSmxAvyxicJ74g/0?wx_fmt=jpeg 当年，可不是一般的年头，那些雄赳赳闪亮亮的时日，可是巴黎的Golden Age：192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黄金年代啊：乔伊斯、庞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文学绘画音乐各界的扛鼎大家都聚首在巴黎创立着各式流派，创造着各样传奇。而这边厢，在巴黎四区迪皮特朗街的莎士比亚书店里，更是星光熠熠、群星璀璨：安德烈·纪德最早办理了会员卡；饥肠辘辘的青年海明威每天早上一定准时前来报到；庞德夫妇从英吉利海峡那边涉水而来；“迷惘的一代”的提出者格特鲁德•斯坦因也从花街那边赶来；伟大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办公室；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给比奇小姐画着漫画；墙上的相片都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拍摄的；T·S·艾略特为面临困境的书店慷慨解囊……还有那一批批来自新大陆的“朝圣者”，把小小的莎士比亚书店挤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幸好比奇小姐把那些故事写在了《莎士比亚书店》中，使我们得以重温当年那文坛名人荟萃的盛况。我偏爱回忆录或半自传体类的书籍，就是因为从中可以一略我感兴趣的那些文化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比如看波伏娃的《名士风流》，我了解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我对上世纪20年代混迹于巴黎的英美流亡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创作有所认识。比奇小姐的这本回忆录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海明威的盛宴添加了一道丰盛鲜美的大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x63YH9bhSHHpOzLzUYQQyDvSz9BSCgBvX1Q3O0GvuFsmrCIfUhg6cw/0?wx_fmt=jpeg 比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 文字是作者人格的反照。读完比奇的回忆，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倒还不是那一个个名人作家的捧场造访，也不是她与他们的频密交往，而是比奇的善良、真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我把莎士比亚书店得到的赞誉和历史地位归功于她的为人。一间小小的书店，缘何又同时是沙龙，邮局，和银行？因为那些作家们把书店当作了自己在巴黎最信赖的归所，让家人把信寄到这里，没钱了来这周转一下，聚会见面都安排在这里，还有那些新书朗诵会，文学交流会……热情善良的比奇小姐那样慈悲，把那些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们的难处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处理，就像海明威写的那样：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待我比她更好。后人都羡慕她一个小小的书店可以成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尤利西斯》的出版商，可是读过她叙述的这本书出版的前前后后那些艰难过程，她为此付出的全部心血与热忱，不禁感慨：莎士比亚书店是伟大的《尤利西斯》最合格的出版商。 “我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与所出版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比奇小姐说。这本书当时被英美国家列为禁书，乔伊斯拿着手稿到处碰壁。可在比奇眼里，那样恢宏的巨著怎么可以就这样被黯然尘封？这位34岁的姑娘根本不懂出版业，也压根不知道怎样去做，只凭着对这伟大作家无限的崇敬及仰慕，她试探着问了一句：也许莎士比亚书店可以出版《尤利西斯》？ 一句承诺，意味着全身心全方位的投入：一遍遍校对乔伊斯那不停在涂改的“天书”，联络敢接受禁书的印刷商，为寻找“希腊蓝”的封面纸张而费尽周折，使尽全身解术推广预售，将微薄的收入借给乔伊斯做生活费，帮他找大夫看眼疾陪他做手术…… 即便后来境况好转的乔伊斯不再百分百地依赖比奇，甚至甩开她偷偷与美国兰登书屋签订再版合同，她也只有这句：“乔伊斯还告诉我他已经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四万五千美元。我知道他多么需要这笔钱——女儿的医药费不停上涨，他自己的视力也在持续恶化，因此这个好消息让我十分高兴，这真是雪中送炭。至于我个人的感受，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既然多说无益，就让一切过去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kmxxLX4LbujauicD86CSW8NSv7uMC0lb0DEZRr9hZGWVX8J6m282hPw/0?wx_fmt=jpeg 比奇与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 比奇在谈到其他作家时，也总是愿意将他们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读者，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行为，她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为他们辩护，从积极的角度试图理解和体谅。我想，这种友善宽厚的品质其实追根溯源就是爱。她爱书籍，爱作家，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们。爱的力量可以化解一切误解与龌龊，它就像晨光能够驱走漫长的黑暗，就像雨露可以滋润干涸的心田。比奇小姐及她的莎士比亚书店能够被后人长期地记忆和敬爱，是她精心耕耘后必得的收获。 像巴黎的其他店铺那样，现在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空间局促又逼仄。在那样促狭的区域里，现店主西尔维亚却仍奢侈地辟出一些位置给床，钢琴，和儿童阅读区。那些床是给流浪作家在此过夜的；一架老钢琴是留待一时兴起的读者抒发感情的；小朋友也要照顾到，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书籍的世界里熏陶成长，就像当年海明威的小邦比将人生的头几步从这里迈出一样。 那天我就倚在开满鲜花的阳台上，望去巴黎圣母院的方向。有女孩在弹奏钢琴曲，是唱巴黎的老歌：La Seine（《塞纳河》）。塞纳河就在身边静静地流淌，她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悉数尽收水底。缘何后人如此虔诚地凭吊前尘往事？为何一间书店能够成为巴黎的坐标性纪念物？不禁想起了我喜爱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在他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里说的话：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娱乐的选择，而当一个人居然能够选择走进书店，拿起一本书，那一刻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其实他是有一种愿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而又很卑微的愿望，他希望读书能够让他变得更宽容，更客观和更善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R3lwUHpLFfalyHrvhpoibS18dNxBmDz805673wcdKA3iawDvRjHYPeWg/0?wx_fmt=jpeg 我们短暂的生命，被其前后漫长的永恒所淹没。如何最好地把握这疾行的一瞬，活出高贵的绚烂？我选择读书。读书能够使我们在慎思中生活，直面生命中本质的事实；能够培育维护我们的灵魂，使其变得愈加神圣而坚强。读书让我们的智慧始于作者智慧的终止之处，收获其思想，提升求知欲望。在孤独的阅读中我们惰怠的心灵还可以被另一个心智所推动，获得有益的训练，提升高贵的精神性。 我享受读书，耽于读书带来的幸福。算算我这总共19期的专栏里，介绍过的书籍也有十来本了：奥尔汗·帕穆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纯真博物馆》；波伏娃的《女宾》、《第二性》及《名士风流》；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那边》、《追寻逝去的时光：在少女花影下》，以及现在这本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得益于这一年半的专栏写作，使我可以静心读书，在阅读中享受那份与作者交流时身体的孤独。那些智慧的语言把灵魂的生命向我敞开，被这样的文字滋养时，我觉得自己变得又谦卑又富有，又多愁又幸福。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我读书写作的那些时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icria2pVYhtQSYZDmnVz9NfUWBVCiak3OCicibsAGXibpxbPv7QSlDreJfYg/0?wx_fmt=jpeg 回忆录中附送莎士比亚书店藏书卡 注：本文中图片除资料照片外，均由作者摄于莎士比亚书店。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文：任不寐一 阳光暖暖地照在长冬的尽头，蓝色的天空首先降落在城东的小岛上。风运行在水面上，如爱沐浴，只身一人。“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汉•乐府民歌《古诗穆穆清风至》）。这样的天气确实罕见，雪是如此的温暖，太阳和冰在光中交织在一起。树木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我以google的方式在草地中间搜索到了2009年的第一片绿叶，激动不已。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吟唱的那首童谣：“……春分地皮干，小满鸟来全……”。雅歌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世人寻找春天的方法实在如此相同。曾有一位诗人在我生命的冬天里这样唱别：“我仍然年轻，长裙曳曳，长发飘飘”。这是杜审言的心境，“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与人分享自由是人生的早春心境；我们在孤独中被赋予了一种自我疗伤的能力。“禅静”是极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时间很残酷，时间也这样的贴心。时间就是一场希望。每个春天，上帝按一次回车键，象七天创造的节奏，让生命从头再来。这个岛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将两个句字连接在一起，让我在眼泪和歌唱之间的“转型”期间有思考和作诗的机会。我的岛上有条静静的小河，还没有解冻，可以让我走在水面上，那水在夏天曾潋滟着我无数的好奇和忧伤。这使我想起“耶稣行在水面上”，在和煦的风中，给我有 “写诗”的温柔。诗歌诞生在时空断裂的地带。在冬天和春天纠缠的河谷，在祖辈和子孙分手的村头，在男人和女人挥手的桥上，在人和神相遇的岸边，诗表达双方的仇恨和爱情。诗是语言贫困的产物，也是感情泛滥成灾的逃路。诗是冬天的河，给两岸架起一座可以交通的桥梁，让昔日无法通行的江河湖泊可以畅通无阻。诗是春天倾诉着的孩子，有的被神收养，有的落入虚无，再没有回来。 二陈家坪的诗使我想起李白在《早春寄王汉阳》的一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家坪对春天保留着敏感的记忆，这在我们这个没有灵魂的世代是比较罕见的。他在古老“寒梅”之下逡巡，至今未得“消息”。他倾诉，无人倾听。于是黛玉从贾府出来，将河边洒落的一切句字一一收拾起来，有条不紊地陈列在家坪魂绕梦牵的故乡老屋。陈家坪的诗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在“乡愁”中表现出来的。“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他早些年的诗试图穿越生命的意义，在那里，有海子一样清清白白的绝望：“要离开‘昏暗的森林’，只有下沉才是出路”。家坪对付绝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自己安顿在故乡，没有把灵魂全部交给北京及其城市广场。“早年的我，被留了下来”。面对城市，家坪从传统中支取了自卫能力，而海子没有故乡，就彻底返回诗和黑暗——那是人唯一的故乡。“剩余的陈家坪”就这样上路了。在进入北京城门之前，他敏感那里发生着一场灾变。20年前，天坛外有儿女经火的童年献祭和青春夭折。20年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摩肩接踵，麻木与无耻一色，无知共无畏起飞。这是进京付出了两种代价，陈家坪用他的诗在自己里面掀起了抵抗运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去？每一条路都是错的，它要诞生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感不断被现实处境入侵，我有些担心。最近这几年，家坪的语言开始和那农民城市和农民艺术家、思想家同归于尽。当然，诗人不能容忍彻底被埋，城市里死亡的仅仅是“另一个我”，“这绝不是我，因为他即将在人群中消失”；“但又近似于我，独自朝向荒野”。我在岛上看见他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小沈阳和清华大学以死磕的方式坚守的异乡，家坪要去哪儿？“我的村庄，我的小路，我所投靠的大地”。他“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他能否找到永远消失村庄？在那里，“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 三叶芝对史班德说：“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弗洛斯特在这样的恐惧中让自己坚守在乡村背景中，同时藉着这种炫耀与城市听众分享他的不安。就象一个保护自己的孩子，首先将自己和成人的喧嚣隔离，然后又在寂寞中渴望城市的爱情。人类所有的诗都是“可怕”结出的果子，诗人的优势是，语言之美本身成了故乡。艾略特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他说的是诗的语言。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公开死亡，但地下诗歌残留着生命的希望。此外，“生命意识的最高点”或“最敏锐的感觉”乃是死亡意识、死亡焦虑，或对死亡事实的记忆。《书•舜典》说“诗言志”，我赞成闻一多那个解释，“志”的主要含义就是“记忆”。从前，中国的诗更是对远西故土的记忆。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歌象中国诗歌泛滥着这样多的乡愁，李清照说“载不动“。中国人流离失所在地上，距离故土和生命乐园最遥远。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月球以下的边塞诗。西方的诗Poetry源于希腊字ποίησις，这个字的意思是make，最早上帝“造”夏娃（“众生之母”）的时候，那个“造”就是ποίησις。Ποίησις保存了诗歌所要记忆的内容：生命乐园里的一场爱情。人类最早的诗歌与死亡无关，只是赞美神和彼此相爱：“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记 2：23）。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诗拉开了恐惧之幕：“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 4：23-24）。诗歌是啼哭的斑鸠，从我们童年的春天启程，寻访母亲。她在拉麦那个冬天的背后，她在冰河的那一边。在离亚大、洗拉很远很远的岛上，夏娃在水一方。

苏格拉底与商鞅 傅道彬 公元前四世纪两位东西方思想家的死，沉重而耐人寻味。一位是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位是中国的商鞅。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相隔6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是典范的雅典公民，他从根本上维护民主政权的利益。而他却被民主政权通过公民大会表决处死;商鞅是秦国最得力的臣民，他建立了秦国集权的威严，但他却死于自己的法律。以至于后来逃亡的路上，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的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的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是要坐牢的。　　 说苏格拉底维系民主恐怕会招来非议，因为苏格拉底对当时的雅典民主政权屡屡出言不逊，而试图建立更有力量更具权威的贵族政治。生活在专制的社会里的人们对民主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其实民主社会绝非完美。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最好的制度。既然不是最好的，就允许有人异议就允许改善改良，使之臻于完善。从根本上讲，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判，是要改善民主制度的。　　 他对由“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子的、种田的、做买卖的”各阶层组成的议会常常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在他看来，在诸如制鞋之类的小事上，我们还能考虑到使用受过训练的人来服务;我们生病的时候，还知道找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然而一到了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整个国家生了病，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最有智慧最优秀的人来医治呢？苏格拉底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轻视民众。其实民主的根本是对人民利益的最终关怀，而不是简单的多数人意见。　　 在民主的低级阶段，最容易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说爱因斯坦与一个白痴的意见具有同等意义，大概不会有人同意。但在决定多寡的表决里却未必不是如此。因此苏格拉底干脆说：“我认为，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苏格拉底把个别的多数与普遍的知识（真理）已分开来;普遍的真理并不在个别的多数之中，民主不是多数吗？如果民主不是多数，那它不又成了独裁者的天下？如果我们发挥一下苏格拉底的思想，多数应是真理的多数知识的多数，而不是情绪的多数表决的多数。　　 照苏格拉底看来，最容易赢得多数的是演讲家和蛊惑家，为此苏格拉底明确表示反对用语言来取悦多数，多数一旦为演讲家所赢得，议会便由那些鬼鬼祟祟惟利是图专门躺在民主舞台幕后的寡头们操纵了，这样民主便成为蛊惑家们凭私心按动的表决机器了。　　 雅典民主时代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当时著名的教师是诡辩者（智者），他们专门讲授讲演和雄辩术。少数掌握了雄辩技术的人在公众集会上发表长篇大论，煽动群众实际上也操纵了政治。政治一旦成为修辞，便没有了理智。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显示了雅典民主政权的衰落。甚至于公元前411年那一次四百人的寡头执政也是雅典公民大会同意了的，就连民主制也几乎让民主的滥用给毁掉了。　　 这样苏格拉底们不得不寻求一条知识民主的路线。知识民主不是简单的表决多数，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选择。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广大的知识公民，这是符合苏格拉底的一贯精神的。“知识”问题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的问题可以概括为X是什么，他不断发问“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勇敢，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知识等等。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精神，因为独裁与专制是最害怕发问的。苏格拉底精神洋溢着对知识的热爱，按照柏拉图《费得罗》记，苏格拉底曾对费得罗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用于神，但‘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爱智是他赋予人的品性，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　　 在知识面前苏格拉底是虔敬的。“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从德尔菲神庙上获得的重要格言。认识自己探求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说，“我除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外，还能知道什么呢？”这同专制政治里目空一切的自信是多么的不同。所有的独裁者无不相信自己垄断了真理。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文化基础。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苏格拉底以知识去寻找和实践公民政治时，中国的思想家寻求的是臣民政治。法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臣民政治，这一点商鞅更有代表意义。　　 公民是需要知识的，而臣民只需要蒙昧。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法家的理论，不是因为其倡导严明的法律，而因为他们对知识的蔑视。我们现在所见的《商君书》，无论是商鞅自作，还是后人拾掇他的言谈，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主张却是公认的。商鞅的经济思想不无进步意义，但其中更多的是愚民、弱民、尊君的专制思想。　　 商鞅变法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垦草令，而垦草令实行的前提是愚民。所谓：“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劝农垦草的思想是积极的，而积极的变法思想，是以愚民为基础的。在他的目光里不是有知识的公民，而是不贵学习没有交际，只知在田野劳作的农奴。商鞅毫不掩饰其愚民弱民的理想。他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讲起这样的道理来，毫不遮掩，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商鞅鼓吹民勇，但这民勇是失去民智的民勇。在他的理想国里，民便是有一双呆滞的目光，只知耕种只知作战的民了。其实封建统治者最高兴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臣民。要造就这样的臣民，即先弱民愚民，就要先剥夺其求知的欲望。用商鞅式的推断就是“民不贵学问，则勉农不偷”。商鞅式的话语是垄断式话语，它潜藏于中国官僚政治的肌肤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中国文学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推崇一种“无知的道德”。越没文化，就越质朴越高尚。而文化人常又是自私的琐屑的代表。一些自命先进文学的代表者们常常充当了愚民政策的打手。其实没有知识的道德是靠不住的。　　 民主是一种公民的人格，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显现。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典范的雅典公民性格，那是公元前399年的一个黄昏，这位年届古稀的临近死亡的老人，放弃了各种可以逃生的机会，从容而平静地选择了死亡。从浴室里走出的苏格拉底催促狱卒尽快送他上路。他安慰了悲伤的朋友甚至包括狱卒，然后从容地将毒酒一饮而尽。他对陷于悲痛的朋友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苏格拉底要以自己的牺牲，唤起雅典公民的自身的觉醒，他是以雅典公民的身份与雅典公民来斗争的，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着一个知识公民的风采。比起一般公民来，他选择更多的是正义、真理等精神的东西，是一个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力。他自比是叮着雅典的“牛虻”：“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的骏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来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而雅典这匹硕大的骏马，却给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把他碾死了。但苏格拉底开拓西方哲学的知识路线却坚持下来，这正像他自信的一样，人们只埋藏了他的尸体而不埋藏他的精神。　　 与苏格拉底相比，商鞅显然太不关心知识了，他更注重的是策略是计谋。他不仅轻视臣民的知识，连自己的变法也只能算一种计谋，而不是知识基础上的正义和真理。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初见秦孝公先游说以帝道，继之以王道，但秦孝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只好选择了霸道。这也就是说变法并不源于他的信仰，而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中国传统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封建君主而言，最多也不过是献计献策的谋士而已。但是陪伴着一个专制的君王，仅靠生存的聪明是不够的。秦孝公死后，商鞅便以谋反的罪名而被追捕，以至于他死后，秦惠王还把他五马分尸。　　 民主与专制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两位思想家，这多少让热切向往民主的人有些失望。苏格拉底的悲剧意味着现代民主只能是知识的民主，理性的民主，它不仅仅是多数人意见的投票权，否则民主有时也会失去理智也会犯错误的。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和专制的意义是相同的，民主有时也犯错误，但它可以改正错误，而一旦发生了专制，错误便不可更改。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它是最不坏的，所以它可行。而独裁者往往能勾画最诱人的所谓理想蓝图，暴君常常借助漂亮的口号来推行专制。这似乎给人们提个醒，诸种比较，还是选择最不坏的。　　 在民主化的进程里我们应多一些公民少一些臣民。

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 文：丛日云 西方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的做法和相关理论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尝试搞通识教育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情况的确很特殊，特殊在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问题在别处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学生在上大学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媒体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教什么?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性功能，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那么，出于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需要，无论是儒家的传统遗产，还是几十年来毛时代的革命遗产，在整体上与建设现代文明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要是不适应的，甚至有些内容与这些需要是相悖离的。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二千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曾国藩、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二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至于说从马列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就更不适应了。在马列主义和中国式马列的理论体系里，其逻辑起点是阶级社会，从阶级社会过渡到短暂的、作为一种临时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要实现无阶级的、无国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逻辑体系里，没有公民社会的位置，没有如何限制和监督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设计。它教人如何做一个革命者，革命成功后，国家都消失了，也无所谓公民了。因此，它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能够用来进行现代的公民教育。如何做一个公民?如何处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公民和其他公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体系里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他的阶级学说、革命和专政思想对现代的公民教育只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二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有人把官方的改革称“打左灯朝右转”，这种拧巴的做法带来了改革的很大问题。在理论上，打左灯是合法的，而向右转是悄悄地、偃旗息鼓地进行的，这种作法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今天有人发觉不对劲了，指着你的旗帜说，你走错了，要你顺着你打的灯转，而那也是你一直声称的方向，你怎么办?你再向右转，就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了。在我看来，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做的，是“挂前进挡眼睛却朝后看”，他们承认要搞民主法治宪政，但回头从传统社会中寻找资源，让孔子给我们当向导。也有的人，虽然声称要前进，但却挂着倒挡。这种教育与现实需要、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相悖离的作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模糊我们真正的方向，会误导我们走入岐途。中华文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了，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已经内在于中华文明中。这种现代性的基本内容，甚至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会拒绝。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中华文明内生性的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靠权力支撑，形成对学生和公众的单方面灌输，其内容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是背离的，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要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学生，需要了解我们的中学教育。当今的中学教育之恶劣，怎么说都不过分。它不但通过极端的应试教育，摧残了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仅存功利之心，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同时，还出于政治需要，向他们灌输了大量的偏见，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违背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思想观念。这是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面对的特殊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却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谈通识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面对这个问题，还在大谈基于国家主义思路的通才教育，或照搬国外的博雅教育，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德行培养，甚至希望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培养“君子”，都有文不对题之嫌。在前几年一次全国性的通识教育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名牌大学介绍经验，说他们的通识教育讲中华文明的十大精神，其中包括延安整风精神、雷锋精神，这其实是把他们教的马列共同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冒充为通识教育。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解构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或整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现代文明价值的传播不是强制灌输，更不靠愚民教育。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利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但是，通识教育也不是放任状态，“与价值无涉”，不是像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者所主张那样，好像各种价值、各种主义、各种文化都是彼此彼此，都是一笔糊涂帐。没有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不是这样的，教师需要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所谓多元主义只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

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如何看待和处置权力？中国、耶路撒冷和雅典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中国把权力拥有者神圣化，其随即就成了神的化身，成了道德的化身。他不受任何约束，他就是最高主宰，而且，其人民也相信这点。于是，世俗变成了神圣。 耶路撒冷把权力归于上帝，让世俗的权力披上了神的外衣，但执政者仍然坚称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之间并不等同。亦即，神圣加冕于世俗。 唯有雅典其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并且，执政者的权力被分散给了不同机构，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并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亦即所谓“笼子”。权力最初是被古希腊的雅典关进笼子里的。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诠释了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形式：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政制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的危害应该为后人所警醒，其造成了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数百年的黑暗。如此危害，今天仍然在一些宗教狂热地区继续。 “官本主义”的危害更不言而喻，中国漫长的毫无制度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证据。而今天的北朝鲜更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人本主义”的直接政治成果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本主义”，它同时顾及了多数和少数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不同理念，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只有古希腊文明中的神是裸体的，因为他们不必掩饰。他们身体之裸露，正如古希腊人思想之坦然。 或曰，古希腊的神没有裤衩。后来不幸被古罗马人遮掩上了“裤衩”（无花果叶），这样的遮掩正是从光明磊落的“人本主义”的古典文明堕落为遮遮掩掩的“神本主义”的中世纪黑暗的先兆。欧洲被耶路撒冷带来的黑暗笼罩了近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逐渐重返光明。 而华夏更为悲惨，子民们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青天大人”和“大救星”身上。数千年来一败涂地，但至今痴心不改。国人对“以德治国”的热情，就源于“官本主义”的理念和传统。 “神本主义”至少坚信在神面前人人有罪，因此有着原罪的平等。但是在“官本主义”社会，官就是神，甚至官高于神，从而使得任何平等成为不可能。 中国历史，对于权贵，就是一部权力交替史；对于子民，就是一部青天大人盼望史，从“以官为本”沦为“以食为天”。 所谓“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是“官本主义”的表象。“人本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凡事冠以“民”的，而只有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才需欲盖弥彰地冠以“民”。“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前者基于所有人的平等，而后者只是在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中官对子民的恩赐和粉饰。因此，“以德治国”只是“官本主义”社会中子民的意淫。 久而久之，子民们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缺陷。他们既不能以“人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对权势进行批判，也不敢以“神本主义”所特有的信仰对权势进行质疑，他们只好以“官本主义”所特有的怯懦对权势歌功颂德。他们对大救星的企盼有别于“神本主义”社会对上帝的信仰——后者最终还会让自己付诸行动，而前者只会跪求“青天大人”。他们对权势者的“以德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期盼，而对于设立制约这些原本凡夫俗子的权势者的制度却不感兴趣。 于是，他们会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权势者打扮成道德和理想的化身，自己则匍匐于其下。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结局。“神本主义”至少认为“神是完美的，但任何人都不是神”，而“官本主义”却相信“神是完美的，而权高位重者就是神”。只有“人本主义”直言“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我们和神在道义上没有高低”。 “以德治国”最终必然导致道德破产。中国今天的道德破产不始于今天，也不始于毛泽东，也不始于马克思，而是始于汉武帝秦始皇甚至更早，然后巅峰于康雍乾，集大成于毛时代，病入膏肓于今天。任何对“以德治国”的想往都是对“大救星”的企盼，救星一定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灾星。 因此，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去估计人性和权力。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因此掌权者的善恶就是权力的善恶。权力越大，善恶的后果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希望他人对自己行善，而未必会制止自己对他人作恶。因此，当被制约时（法制），人的善良便容易体现；而缺乏制约时（人治），丑恶就常常毕露无遗。因此，被制约（笼子里）的权力常可行善，而被纵容（笼子外）的权力鲜不作恶。 也正因如此，把权势者的“裤衩”扒下来，亦即把权势者的道德伪装扒下来，是符合道德的。对那些自称“裤衩”里没有私利的权力，用任何方式把他们的“裤衩”扒下来都是合理。这就是为何重庆朱瑞峰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和动机，那是另一回事，正如同台湾议会的打架不应被用来非难民主代议制。我们不能仅仅指望某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而应该设计一种世俗功利的制约制度。 宪政就是用制度限制人性之恶，中国的宪政之路需要我们抛弃“以德治国”和“大救星”的神话。宪政对中国之重要和之困难都在于此。一方面，中国如无宪政则永远是一个奴才和主子的国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斥着奴才和主子使得宪政的实现格外困难。 如果必要，我不介意在走向“人本主义”时路过“神本主义”。“神本主义”至少比“官本主义”要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主义”。 中国必须走上宪政之路：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仅由被统治者授予并被明确界定——此曰“笼”；权力规则必须透明——此曰“裸”；同时，权力不能被供奉，而必须努力为全体公民服务——此曰“奔”。 因此，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吧！

福山理论之倾听与质疑 文：林炎平 本文作者林炎平博士与福山教授（左） 2013年6月初我去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古希腊文明讨论会“Savoir Public”（注1），同时拜访几位教授，其中便有著名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注2）。尽管已闻名世界，更有出版社穷追不舍让他赶紧写书，但福山还是一副谦谦学者样。他是日本后裔，却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 他说每天早上4 点开始写作，中午之后处理别的具体事务。政治和哲学类的书籍成为畅销书是不容易的，但是福山的几本论著却做到了这点。并非由于他的著作哗众取宠，而是由于它们准确地判断和解读了近代世界几个著名的历史性事件，比如东欧巨变。 他的几本最著名的著作出版后，世界又有重大变迁。我问福山：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大趋势，世界在走向你所称为的最后的政府形式——民主。但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显然是个异数，而近年来西方经济的困境和俄罗斯中国的相对繁荣，对此你如何解读？ 福山的回答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世界的发展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最终走向民主也不会没有障碍和曲折，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这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福山的判断没有异议，当人类从别的政府形式走向民主的旅途中，到底有多少峰回路转，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BAWph7rvPGiaSM6ov8z5zjphu5f4Dyzf3jJk18145y02OsOn3cHKfhOVT0xnV7fLTRaOXF2ZvVHw/0?wx_fmt=jpeg 如果我们闪回到公元前508 年，那时的雅典第一次创建了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极其天才和勇敢的创造过程，需要道德、理念、文化等等方面的长期准备，仅仅这个制度设计的本身，就复杂到难以想象。这个制度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数百年繁荣，此后却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接着是长达近2000年的沉寂。 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这个在2500 年前创立，此后中断了近2000 年，而在文艺复兴后期才逐渐重现的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显然，在漫长的中世纪，民主制度看起来是如此遥远的过去和不切实际的将来。 其实，雅典那短短的200 年的民主并不能仅仅从其本身去理解，否则我们肯定一头雾水。如想理解，必须上溯到荷马时代甚至更早，而且要延续到中世纪甚至更晚——民主制度的大厦在此前没有建立，在此后一片废墟，但是那些使得大厦赖以成立的支柱早已耸立而此后也没有完全倒下——这就是“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 福山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在6 月29 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产阶级革命》(TheMiddle-Class Revolution) 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他用埃及和突尼斯为例说明，中产阶级是走向民主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所有阿拉伯之春运动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发起的，他们有知识，了解外部世界。而中产阶级具有的民主驱动力源于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期望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失望。 但是在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家，这种不满导致的革命通常无法一蹴而就抵达民主制度，埃及和突尼斯就是例子。埃及革命由中产阶级发起，但革命的成果却被穆斯林兄弟会劫持。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组织，他们很难组织起有效的竞选，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胜出并非民众的胜利，也不是民主的真正体现，而是民主路途中无可避免的弯路。 我觉得，民主消除了少数压迫多数的可能，但是民主并非多数压迫少数的工具。民主必须是宪政之下的由多数拥护的政府，但其必须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安全。 回顾历史，革命的成果容易被一群自称代表最贫穷的大多数人的组织所窃取。如果我们闪回到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巴黎，这也同样真实。率领民众的是一群中产阶级，而革命的成果被某些人以最贫穷的人群的名义窃取。而这些赤贫者并不是政治的稳定力量，他们最容易被蒙骗——用“丰衣足食”和“复仇”就够了。而中产阶级就不那么容易上当，尤其是福山所定义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体面的工作，持有相当的资产。福山认为，中产阶级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政治诉求。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BAWph7rvPGiaSM6ov8z5zj9e1wgG5IS6oyxaMWb5vjV1gO9oMttmBJwq8D79OytC93d4sDMNeO8w/0?wx_fmt=jpeg 福山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任何民主的尝试。欧洲中世纪时，中国的人均财富显然超越了古希腊时代，而可以称作中产阶级的人比例也不少；那时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的巨大影响下无法自拔，而中国并无这些负担。但是中国却从来没有走近过民主，既无理念，更无尝试。因此，足够的中产阶级并非导致民主的充分条件。 因此我认为，福山理论中还需要考虑一个文化因素，这就是价值理念。没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不管如何富裕，不管信息如何通畅，民主都不会自动成为共识。 中国历史上人们有对丰衣足食的追求，而无对自由平等的想往。因此，他们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民主制度，相反，他们设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只能是找一个救世主，一个明君，然后匍匐在地山呼万岁。 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当时的中国，正是由于这些价值观的普及，一些在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也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些理念使得民主成为一个大趋势。 东欧巨变和阿拉伯之春便是证据。而它们的跌宕起伏肯定会有人用来做反例，比如《人民日报》说“埃及事件是给阿拉伯之春当头一瓢冷水”。其逻辑之混乱和阐述之愚蠢，令人联想到太监对别人性生活过度的幸灾乐祸，行将饿毙者对饮食过量的冷嘲热讽。 我们正生活在信息时代，信息交流使得过去曾经相对闭塞的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毋庸讳言，价值观的传播并非易事。实用信息的传播相对容易，但是价值观的传播却很困难。一个民族对那些和自己的传统格格不入的价值观的抵抗是非常激烈的，因此需要久远的时间和艰难的过程才可能让舶来的价值观落地生根。 文艺复兴后的500 年加速的信息传播推动了价值观的普及，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个进程更加迅速。正是自由平等理念的传播和被接受，使得民主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也许福山的“终极政府形式”的预言未必立即实现，但已经势不可挡。唯一有争议的是，那些拒绝这个趋势的人的美梦还可以做多久。 对于中国的繁荣，福山没有过多论述，但我认为：中国的繁荣其实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红利（注3 ）所导致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值得模仿或学习的所谓“中国模式”。 福山认为中产阶级将是世界民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福山引用的联合国研究数据：2009 年世界中产阶级的人数是18亿，而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9亿（届时世界总人口预测是83亿）。如此巨大的中产阶级人数和比例，将是社会走向民主的巨大动力。 我并不完全赞同福山的观点。福山也许过于把物质放在了首位，而我认为如果重提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意识决定存在。只要这些伟大的意识，或曰普世价值被人们接受，社会存在就将被不可逆转地改变。 而福山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间很不起眼的斗室，（我感慨斯坦福大学大概顶级的学者太多了），一个世界顶尖的学者居然在这样一间办公室里写出了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精神和物质之间孰为重孰为先便不言而喻。 附注： 1. Savoir Public（公众知识）讨论会是由林炎平在斯坦福设立的“TowardsCitizenship”（走向公民）基金举办的第一个活动，与会者来自法国几所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 2. Francis Fukuyama 最著名的著作是The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其断言自由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他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民主、发展和法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3 . 这是林炎平首先提出的概念，在这里指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潜在利益（红利）被发展中国家获得，而无法由发达国家自己获得。这并非发达国家不想从中获得利益，而是这样的“红利”无法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变现，只有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才可以使之变现。

中国的官场史，一部六百年反腐循环剧 文：李承鹏 站在应天城高高的台上，这个开国皇帝、也是帝国最资深的叫化子，不能忘怀当年正是贪官污吏让他流离失所，父母差点死无葬身之地。他心如明镜，官场贪腐让横扫天下的大元瞬间崩溃。他下定决心：绝逼要弄死丫们这些贪官污吏。是的，绝逼！那一年，他四十岁。他精力充沛，侦察和分析官员异常财务状况时像一部云计算机。他肃贪苛细，宣布凡贪污60两以上银子的官员将被剥皮揎草，杀得兴起，干脆下令“不足60两也杀掉”。早年的坎坷使他对贪腐恨之入骨，按现在纪检的说法就是对贪腐“零容忍”。在已知的素材里，可以看到亲任政法委总书记的他抓过的一些案子：“收贿袜子一双、鞋两双”、“书籍四本、衣服一件”、“围脖一个、网巾一个、圆口衣服一件”……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收破烂的。一方面出于叫化子护食的本性，另一方面，贫苦出身的他认为乱世就得用重典。杀、杀……他成立了亲军督尉府，就是后来人们在影视剧里很熟悉的锦衣卫。又启用检校，那些军人、官员、太监甚至和尚的职能很像现在的纪检或者巡视组，四处打探官员的负面。一经查实或不经查实，就会迅速砍掉那些人头。他花了十五年率兄弟们打江山，花了十五年杀掉五万贪官以稳住江山。可贪官越来越多，那时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官员正在庭上牛逼哄哄审问犯人时，忽然被一拨更加牛逼哄哄的锦衣卫冲进来抓走，弄得下面跪着的犯人也莫名其妙。又由于官员已不够用，只好留用一些犯了事的官吏让其戴枷办公。主审的官员和被审的犯人一样戴着枷锁，官员后面站着监视他的锦衣卫，一俟审毕，再把官员拖出去打板子。这景象，十分壮观。多年以后，我们看到同样可爱的景观：早上在报纸上看到市委的李书记严厉批评官风不正，晚上就在微博得知书记已被纪委带走了；刚刚看到纪委的曾书记抓了贪官，不一会儿就因涉黑被“双规”……新近的广州白云区肃贪，由于被立案查处的干部多达81名，更由于常务副区长、副区长及原区委书记在内的3名主要领导涉案落马，查处干部太多，导致开会人数凑不够。中国的官场史，一部按了循环播放键的滥剧。还是让我们回到明朝。话说贪官屡抓不绝，往往早上抓了三个，晚上又出现五个。资深叫化子决意祭出群众路线。那时还没有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仅限于内阁，他就向全国普遍发行了《大诰三编》，在《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里，他不忿地宣布：那些官员都是傻逼，现在我要动员德高望重的老人和见义勇为的豪侠们来帮我举报官员。后来更规定：任何一个百姓可以直接冲进官府，捉拿不满意的官员，当官的若敢阻拦，则“夷诛全族”。于是通往首都的路上，常见一群群老百姓押解官员前往南京的盛况，活像黄金周旅游，那些当官的甚至下跪向百姓求饶……真是大快人心。群众路线够彻底，视觉上也有种大革命的波澜壮阔。可是官员们仍然贪污，变花样儿贪污。他郁闷。而且新情况出现了，一方面全国书生们如过江之鲫报考公务员，另一方面，人人自危的京官们每天上朝前要站在家门与妻儿诀别，哪个亲戚欠了钱未还、房契在哪儿、下一代往什么方向培养、小升初找谁走后门……谁也不敢肯定这天上班之后还能不能再回来。一些官员想辞官。不行，“奸贪小人诽谤朝廷”。这个桥段由来已久……多年以后，一个叫刘志军的大官隔着铁栅栏告诉女儿“千万别沾政治”，被官媒批评“中伤政治”。还有一个叫赵光华的四川小官因受不了维稳压力辞去了副镇长的职位，被当成反面教材，被迫上网发表声明。压力山大，明朝的一些官员很爱得抑郁症。有的真抑郁，有的装疯。那时并没有太多高楼以供官员跳下来，割静脉自杀的法子也还没有流行开来。但喜欢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有个叫袁凯的监察御史为了保命就装疯，他装疯的办法很有创意：吃屎。从南派三叔小说的角度，六百多年后的官员就是六百多年前的转世僵尸。看，龙岩的镇长又上吊了。而之前，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洛阳公安局纪检书记张广生跳楼自杀，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卫生间上吊自杀……好吧，还是让我们回到明朝。朱元璋真心郁闷，俸禄虽被抱怨不够养师爷，但你们又为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虽说杀掉一些官员是为铲除异己，但很多官员的确贪腐得不成体统。听听那些刑罚：挖膝盖、抽肠、用开水淋再用铁刷子刷、铁钩把人吊起风干……什么《电锯惊魂》弱爆了。朱元璋奇怪得那张瓦刀脸快形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法数行而辄犯，奈何？”。为了几个破钱，丫们不怕死么？满朝文武，没人告诉他“渴马守水，饿犬护食”这个道理。一个叫桂彦良的大臣却发表了忠诚却相当二百五的意见：“用德则逸，用法则劳。”陛下该鼓励道德，树立官场道德模范。朱元璋深以为然，开动所有国家机器宣传道德，极品道德文章“八股”也在这时集大成了。他这么推理，把圣人思想像软件一样植入未来官员的脑子里，官员有道德了，国家自然昌盛了。这个推理影响久远，连后来推翻它的“清”也效仿。甚至几百年后的红朝也号召“流着道德的血液”，公务员统考时圣人、道德、高尚、和谐等字眼跃然纸上。未来公务员摇篮的大学，则有幸深刻传达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朱元璋恨不得在所有官员脑门上纹上“道德”二字，可帝国的吏治仍糟透了，它总共的十六任皇帝中，不乏勤勉之人，可直到末代的崇祯亡国，回天无力。帝国只相信两样东西：一是道德，二是酷刑。可从逻辑上，如果道德对约束官员有用，要那些下三滥刑罚干什么，如果酷刑是灵丹妙药，乡试、殿试何不考《论剁去贪官手脚、耳鼻制成人棍置于酱缸对未来吏治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少字面看上去更有震撼力。它从未想到过“法制”、“宪政”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差不多在朱重八站在应天城高台上决定玩死贪官的时候，一个叫英国的地方有下议院了。它不知道，锦衣卫、东厂、检校这些并不是监督，而是监视，而监视只会让贪官更狡猾、更坚定地朋党结私，形成连皇帝也撼不动的利益集团。总之，这个精心设计的帝国亡了。在它亡之前，有一个被人忽略的情节：1583年，万历皇帝在会试时出了一道匪夷所思的题目：朕越励精图治，官场却越腐败、法纪越松懈，到底是朕缺乏仁爱，还是太优柔寡断呢？在神圣的全国统考时居然出这样的题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见万历皇帝对吏治真是愁死了，憋得把本该给贵妃娘娘的私房话都剧透出来。多年以后，红朝拥有了八十一万纪检干部，平均一个纪检干部监视八个官员。这比大明的锦衣卫和检校还要多。外加中央巡视组和四十五个中央督导组，就是八府巡按的套路。这些日子，有些官员听说巡视组督导组驾临，前列腺都吓得掉裤裆了，每天上班前，说不定也深情回眸一眼平日爱搭不理的黄脸婆……最近我们常欣闻某某贪官“闪电落马”。可是，现在闪电了，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干吗去了？亲爱的闪电侠们。虽然不再四书五经六艺，但要坚持三个xx八x八x，世界上最神奇的道德就是，刘志军刚跟女孩做了“红楼梦”，就向领导感言“中国梦”。和明朝的贪官别无二致，他们被抓之后总爱玩这感恩呵梦想呵这些调调，仿佛只是误入红尘，内心还是小清新的。不同的是，明朝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当今是：诰命夫人被判死缓，银行行长被判死缓，法院院长被判死缓，公安局长被判死缓，刘志军果然也死缓。在争论是否“废死”时，我们只好调侃“不是取消死刑，而是取消死缓”。但认真你就输了。就算回到大明，抽肠、凌迟、、开水淋再铁刷子刷、钩起来风干……把惩治贪官基本具体成一个制作腌卤食品的过程，也不会吓跑贪官。大明朝不也就出了一个海瑞吗。何况海瑞也弄得大家不开心。一个清官无钱葬母，这就不是大时代，也不是小时代，是宵小时代。算了，不说影视，说明朝……《万历十五年》开头，黄仁宇先生专门写到1588年事情，英国大破西班牙无敌舰队。他没有提到的是，整整一百年后，也就是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诞生了，原本也贪腐、朋党、专制、国内形势乱七八糟的英国开始君主立宪，聪明地用分权、宪政、监督等手法治理国家，成为一时世界霸主。而此时，中国的政权已移交到了“清”，清仍延续覆灭的“明”的道德+酷刑，甚至还采用了一个辅助战术，“文字狱”。帝国从此走下坡路。所谓康乾盛世是教科书上涂抹的口红，潜伏的危机，均被四库全书那些才子们用修辞手法轻轻抹去。然后大家都去看热播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去了。靠，傻逼和绅。哇，牛逼纪晓岚。生生把历史看成了言情。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场从不缺肃贪，妓院最爱假装打扫内部卫生了，中国官员也是最爱讲道德，婊子最爱述说自己清纯的爱情。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既有那么多肃贪、又有那么多道德的逻辑矛盾里，相信，丽春院发生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像相信人民日报的大标题，死缓彰显了法治精神。其实无论斩立决和还是死缓，都与彰显法治精神一根腿毛关系都没有，只与圣上一拍脑门的力气大还是利益集团拖后腿的力气大，有至深关系。公元1644年，崇祯自杀前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就是说，你们这些负心人，平时白养你们了，关键时刻一个都不见，是你们搞死我的呀。276年前，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站在城头上发誓要搞死那些奸臣，经过276年卓越的努力，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终于死在歪脖子树下，哀怨认为自己是被奸臣搞死了。看着这枚循环播放键，到底是该不相信历史，还是不相信爱情。

海明威的那片海 文：枫子 海明威的那片海，在加勒比海那一边。海水深蓝、天蓝、淡绿，浅蓝，白沙细浪，棕榈飘摇，比尼斯的英国人散步大道更旖旎温婉，比戛纳的棕榈海滩更细腻洁白。即便是在二月隆冬，加拿大人还是可以来这里戏水搏浪，摇浆出海。即便什么也不做，只是躺倒在阳光底下，倾听海浪的声音，在这唯有天与海组成的纯净大自然里，亢奋的身体也愿沉静歇息，纷乱的心绪也该重头梳理。 这海滩真是个疗心的好地方。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蓝天与大海，人才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与无聊。尘世间的那些琐事算得了什么，那些人生难题亦不再是理性与道义的两难。这加勒比的海水就是有着神奇的功能，将从前所谓困扰人们左思也难右想也不是的问题统统归零。 不知道加勒比的这片海对海明威到底有什么魔力，他将自己的后半生统统奉献给了这里。要知道以他的能力和名望，他是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度过余生的：他完全可以继续沉湎于巴黎那席流动的盛宴；他亦可以呆在西班牙去尽情体验最挚爱的斗牛狂欢；他也可以留在满地都是猎物的非洲呀，为了打猎他没少受伤但却沉迷其间乐趣无穷；他也完全可以呆在自己的祖国，他的荣誉和出版生意可都是在那里促就萌生的。可他偏偏选择了古巴，这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中间的一片鳄鱼形的狭长小岛。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7WuYnbibOmzvRQwqvOmic2h9SNf0oDcrzBmxZEfO2ljb6OkpCTmia2nPA/0?wx_fmt=jpeg 如果将他选择古巴说成是因为美国的禁酒令（指美国20-30年代国会立法颁布的禁酒令，规定公开饮酒为犯法），倒像是合情合理，但这也只能说是充分的而非必要条件。嗜酒如狂的他20岁时不就是因为禁酒令而北上到多伦多，从而开始了他一生的写作生涯吗？（他时任《多伦多星报》记者和海外特派员）但那时的他并没有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的意思，多伦多的新闻工作给了他常驻巴黎的机会。在巴黎，他又得以北上去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南下到巴斯克钓鱼，到西班牙观看斗牛，去肯尼亚狩猎、到乞力马扎罗山看雪。他走过的地方着实不少，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他深深着迷的事和情。然而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加勒比海的这一头，在古巴，这片简单得只有阳光、海滩、棕榈、椰子的地方，留下生命中二、三十年的岁月和光阴。 起初，他只是美国、古巴两地往返。在哈瓦那的Ambos Mundos酒店，在5楼的11号房间，是他每次回来古巴必住的地方。酒店在哈瓦那旧城的中心，就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总督府那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深宅大院附近。那时古巴还是美国的友好附属，美国人在这里就像在自家后院那样得水如鱼。1939年海明威在哈瓦那附近十数里外的观景庄彻底定居下来以前的那十来年里，他在古巴的“家”就在Ambos Mundos酒店的511房，这个只有十来平米的空间里。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RZM66sWAsnR5vC5wicNjGN6ExLUyRnJOFdV9Ox7bcIgacN7EoBkUgEw/0?wx_fmt=jpeg 房间太小，只容一个工作人员既收门票又兼讲解（门票是2个古巴比索，1美元相当于0.7—0.9比索，依当天汇率变化而不同）。小小的房间除了一米宽的单人床，一柜一几，就是狭窄的洗手间了。这样逼仄朴素的客房因了曾承载这位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气息而登时有了神圣而魔幻的气质——虽然海明威的文字一点都不魔幻，相反却是那样实在简洁，用词经济，语气平静，言近而旨远，只能以真诚著称而非以华美形容。这魔幻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慕着他的盛名，循着他的足迹而赋予他的，令我们自己深深迷恋其间的一种幻象。 带着这份自予的膜拜情结，我看到他的那部老式打字机都非比寻常：想象着每个按键上都布满了他浸着汗渍的指纹，他每一轮的触键都是那样潇洒俊逸，就好似钢琴家举手落指间，那些动作都不是机械的循环往复，而是那音符的精灵从头脑里跳跃到双肩，再顺滑到伸展的双臂，然后沿着脉搏的律动流向钢琴家那灵敏的双手，又再轻轻悄悄地滑到指尖，最终演化成叮叮咚咚铿锵悦耳的声响。海明威在这部打字机上敲打的，虽然也是26个字母的随机组合，但那组合却闪现着他阅历的淹博和长久经验的光芒。他似乎有无限的能力，将生命本身的密度和广度赋予文字，坦率再现从容阐释。 他敲打出的是欧美非三大洲游走的丰富经历，几十年人生里面的难忘点滴。他说：要想写得好就要真诚地写。他将这一宗旨贯穿始终，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真挚与诚恳，他将小说写得认真坦白。读他的小说，我们不必似读其他小说那样需要面对一个虚构世界的心理准备，而完全可以如读散文时直接认定作者的叙述其实就是他真实生活的观照。所以热爱海明威文章的读者，肯定也有好奇与兴致分享他的生活状态：跟他一起前往滑雪、垂钓、赛马、斗牛、狩猎和捕鱼。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善于虚构而只会描述真实生活的写作者，所以他文字里透露的真情实感于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h8pMH40Y6ibzQ6OxLZ1kJibUxeyzXc0PovicKEE8mQ15s5jZLlnicP6DcA/0?wx_fmt=jpeg 且不论他是引领了“简洁直接”的写作潮流，还是“迷惘的一代”的最佳代表，我从他的文字里读到的就是真实、诚恳、坦率、生动和共鸣。他写在巴斯克国家垂钓，就那么认认真真、细致周到地将行程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从出发时什么天气，坐上了什么样的车，车上的人都说了什么话，到露宿的小酒馆里的女佣，及女佣的女儿和那些巴斯克风味的吃食，……一直到找钓饵，垂钓，及最后的收获……如此这般便是一篇俭约干净的文章。他描绘得活泼生动，我亦看得身临其境。每每读他的文字，我总忍不住产生这样的疑惑：以他一个七尺大男儿，臂阔肩宽，壮如水牛，经他大掌敲打出来的文字却竟是那样细腻精致娓娓道来不厌其烦。这是怎样一个内柔外刚的柔情铁汉哪！ 任巴黎有各式好酒，却没有朗姆这般醇烈；巴斯克虽有上好的溪流可以垂钓，但哪比古巴这浩瀚碧蓝的大海波澜壮阔。不写作时的海明威是个铁汉子，他的世界在大海里，在蓝天下，只有这海与天的壮阔才够由他任意驰骋。他将生命的最后21年都奉献给了这里，这片只有蓝天大海的地方。我看见他有各式鱼竿竖立在房间里，我看见客房和楼下酒吧间的墙壁上，满满都是他出海杨帆，手捧大鱼的各式照片留念。他的老人与海的故事，不可能是温室里灵光一闪创意忽现的产物，那三个昼夜的日出日落，朝阳夕霞，那正午炽烈的白日，那夜晚冰凉的月色，那鱼群出没的规律与形态，那鲨鱼狡黠的心思与诡计，所有这些，林林总总，不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凭空臆想，糊弄炫耀，而只能是经年累月的实操历练和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展现。只有真挚恳切、掏心掏肺地写作的作家，才是对读者负责任、并最终能够赢得读者热爱的人。读者都有自己成熟的心智。 他的《老人与海》便正是用他一生坚守的真诚品质书写的传奇。所以诺贝文学奖将荣誉送给了他，这个写简单文字、丰富生活的铁汉作家。在511房间的墙上，我看到他低头阅读获奖电文那一刻孩子般的笑容，我看到瑞士大使在哈瓦那向他颁奖的珍贵瞬间留念。 令海明威获得最高荣誉的那片海，就在古巴哈瓦那这一边。这片质朴纯净的海洋，孕育着坚忍不拔、自得其所、安于天命、知足知乐的人们。他们安心做着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和收获，则都交给上帝来安排。上帝原本为这里做了最适得其所的安置：有适宜的气候，慷慨的海洋，丰饶的土地，和质朴快乐的人民。然而有一天，500多年前，这一切和谐宁静从此不复。西班牙人来了，带着舰炮和瘟疫，没有心理和生理免疫的原居民们便在这两厢“见面礼”的左右夹攻下彻底绝灭。后来，非洲奴隶来了，欧洲海盗来了；再后来，美国人也来了。于是这加勒比海上最祥和平静的小岛从此随着征服者的意识形态变换着主义与信仰：西班牙时期的天主教国家，美帝国时期的民主国家，及卡斯特罗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DZHRVPH5CvMKE15MpFibCDXoJQBpzqmz83xJ8ydvdUeXtFI6gBicVLOQ/0?wx_fmt=jpeg 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的切·格瓦拉宣传像 走在哈瓦那街头，处处可见古巴的民族英雄卡斯特罗，及那个帅哥外援切·格瓦拉的大幅宣传画像。画像中他们的目光是那样高远，他们的神情是那样坚定，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圣斗士，他们是古巴人民的大救星。有人敬佩他们豪迈万丈的革命激情，深为他们那心怀天下、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英雄情怀所鼓舞和激励；也有人说这些人在上帝眼里只不过都是罪人一枚，他们是扮演神的普通人，其破坏力远比魔鬼还可怖。在大救星/扮演上帝的卡斯特罗们揭竿起义后，古巴一千万人民便被引领着走向一条叫做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不知道对古巴人民来说哪种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喜悦的，但我有一个判别的标准，那就是看看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和他们的生活实质。在古巴我看到的是我曾经熟悉的那种制度，那个我深受其伤而想方设法逃离出来的社会形态。如今我以一个提倡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公民招摇来到这片国土，住在海滨度假胜地，一个除了服务人员外，本地人与狗不许入内的高档区域。我被当做有钱的外宾一般被微笑服务着，我也如怜悯第三世界国家的穷苦人民一般大方地打赏着小费。可我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我不是一出生就落地在每一个公民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民主国度里。我当然知道身处这样集权国家里普通草民的生活状态，我用一个巴掌就可以度量他们的思想空间被允许延伸至多远。在那样的国度里，我也曾绝望地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我也曾认命地自贬身价。如今我不希望看到地球村里还有思想不能尽情舒展、心灵不能自由飞翔的地方，我宁愿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们都享受着一样的欢愉和福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kYtdU7rAbDPOdibibqhF56vCZA3kRK8OHibibsia2LXR32jS74FB2gHgWDw/0?wx_fmt=jpeg 这片国土原本可以那样美好，那些宁黄色的西班牙廊柱本可以继续大放异彩而不是锈迹斑斑，那些美式酒吧本可以继续爵士乐飘飘而非清冷破败。这里的年轻人本可以如他们的拉丁民族兄弟那般纵情歌舞，随心所欲地梦想、大胆坚勇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可是在这块满大街都是卡斯特罗及切·格瓦拉宣传照的地方，在这紧邻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岛屿之上，一千万古巴民众仍在一个家族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蓝图中艰难实践着。 这一片依旧湛蓝清澈的大海，已经不再是海明威笔下老人心中的那个大海。在那个海里，老人即便出海三天一无所获，但他坚信以自己积攒一辈子的技能和一对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双手，就可以一次次出海，一次次去碰运气。他知道，运气就在那里，没有人能阻挡他朝梦想前行的方向。可如今的这片大海，海里还有鱼，有更大的鱼，可是人们不能去一试身手，因为这抚育了祖祖辈辈的大海，这洒满世世代代汗水的土地，如今都与己无关。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那个姓氏——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一千万人民的命运，几十年来竟牢牢掌握在一个家族的手里，这是幸还是祸？ 海明威的这一片海，蓝天依旧，“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我真心企盼，那血液里流淌着拉丁热情的人们，能够早一日真正跃出他们所欲的人生之舞。

国乐与国民 文 / 言破空 阅赵先生《从器乐角度谈谈中西音乐的差异》一文，有读后感。 中国音乐，在此界定为：传统中国器乐。香港称“中乐”，台湾沿用“国乐”一词，大陆现称民族音乐”。传统，指西学东渐之前的华夏正声；琵琶改良成32品，或弹奏安德列耶夫的《月光变奏曲》等等，均不属讨论范围。器乐，即纯音乐；盖声乐，除非纯粹啊啊啊啊啊，一般均有唱词，文学作品配乐而已。国民，泛指中国人，包括身居海外而有中国文化背景，可能天天操番邦语言，但劳累、愤恨、迷糊，直至弥留时，中文脱口而出，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仍有别于当地人者；“香蕉人”如骆家辉，不在此范围。 赵文谓“中国音乐仅仅只有五声音阶”，似可商酌。我有书为证：《战国策》记载，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末两句悲壮，尽人皆知，但“变徵”是啥？《国语》记载周景王欲铸钟，询问乐官州鸠，后者讲解律与数的关系，并列举十二律名称。五声音阶在中国，用得多而成特色，但绝非“只有”。反之，苏格兰民谣《友谊天长地久》，全曲无Fa和Si，纯五声。 古人有五音、二变、七声、十二律。五音之外，尚添加变徵、变宫，遂有七声音阶。变徵则为徵升半音，变宫则降半音，元曲有不少“变宫调”。附图1内外两圈，顺时针为升，反之为降，一目了然。内圈五音，加二变。外圈外层为十二律，黄钟、大吕至应钟（成语“黄钟大吕”出此）；内层为相应英文音名。南吕对应A。内外圈相对转动，轮流坐庄，此即十二律旋相为宫，方便嗓音尖或爱唱高调者。 取一物体定音高（如竹管、丝弦），则频率与长度成反比关系。如材质固定，长度愈长，声音愈低。古人先以竹，后用铜，制作“律管”厘定音高，作为调音标准，系度量衡之一。律制则依据乐音之间距离，以音频比计算，比值越简单越协和，就是说好听。最佳为1/2，甚至听不出差异，故任何音阶均设在一个八度之内。次则1/3， 如Do 与So， 或Re 与La，所以弦乐器往往按五度定弦，而律制也即由此推算。以九九八十一作黄钟开始，三分损益（乘2/3或4/3，使每个律在一个八度内）：黄钟︰81 ； 林锺︰ 81×2/3=54 ； 太簇54×4/3=72 ； 仲吕︰44.9492×4/3=59.9323；清黄钟（黄钟的高八度音）︰59.9323×2/3=39.9549 最后这39.9549，与黄钟长度的一半40.5，有小差距，即“黄锺不能还原”问题。在连乘十二次2/3或4/3后，最后的值不可能达到原始的1/2。历史上有人设计过三百六十律，自称天衣无缝。但他又说，按此律作的乐曲大概无人能欣赏，也恐怕无法按此律制作乐器。为方便转调，让十二个音彼此距离相等。好在一般的人耳对此很满意，毕竟天籁人间难得闻。据学者考证，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音乐开始应用平均律，其理论，则在1584年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问世之时。理论落后于实践，相去一千六百多年，中间多少人心血。西方则最早从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开始，以五度相生法推算，原理与三分损益相同。 朱载堉（1536-1611），以自制81 档算盘开方（常用算盘为13档），将2开12次方得比率1.059463094，该值自乘12 次即得十二律中各律音高，且黄钟正好还原，解决了千古难题。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明朝广州布政司每两年在广州办一次交易会，东西商人和传教士交流货物和思想；朱刊行十二平均律学说时，值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来华，其日记中提及朱氏学说）。巴赫（1685-1750）据此造出世界上第一架钢琴，从此凡固定音高乐器，几乎都按十二平均律制造。朱氏当年制作的十二律管，现代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复制了其中的两支，旅欧时不妨去看看。 谈古意在论今。前文涉及数学，请勿嫌枯燥。毕达歌拉斯曾言：万物皆数也。改革伊始，有人就提出：改革如果成功，表现的将是一堆枯燥数字；若是失败，会是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果然！天安门诗抄字字血泪，国家不幸诗家幸。 而数学使人清醒、理智。碰到那种几何考试画个圈圈交卷，又要领你去共产主义的，要当心！到头来付出身家性命，甚至被整死还高呼万岁。人得了受虐狂、歇斯底里或斯德哥尔摩症便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音律研究领先西方约一百年，乐器制作上却鲜有长进。盖因技术落后，只得用天然材料竹子、蛇皮、椰子壳之类。二胡至今制作粗糙，功夫用在镶骨头、雕龙头（龙口还含珠）……甚至名家签名的质量证书。歪门邪道而独独不讲究音准、音色。钢弦替代丝弦几十年了，仍是老外做得最好。由此你就明白青岛下水道在大水中的表现，也会觉得刘晓波所言殖民三百年有点道理。儒家讲究修、齐、治、平，蔑视技术，认为奇技淫巧而已。直至领教洋人“船坚炮利”后才肯认错。但那老三篇里提到“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不正好显示劣性未改？而且这一班人后来把持大权。及至文革，乐器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独霸，购买乐器要革委会等开具证明。当年秦始皇只是收天下兵器，并无如此革文化的命。 中国音乐落后，因为独裁者压制、扼杀。中国乐器最为人诟病的是：音不准。solo 还可以，难以合奏，出不了《1812序曲》。赵文认为，“中国民族乐器虽不适于合奏但是很适于在独奏中充分展示每件乐器的特色。”我从中读出：一个中国人胜过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败给三个日本人。器乐落后，说明文化落后，满足于哼哼小调、戏文。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指肉声）”，恐怕是无可奈何。不可否认，器乐更抽象，更形而上。音乐似乎什么都没说，却能“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这样有悟性的人不多，国人往往只接受具体的东西，譬如曲名，高山流水、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行；F大调作品第几号，不懂。总得和具体、形而下的搭点关系。孔子听韶乐，赞叹：三月不知肉味。圣人如此，遑论凡夫？ 更不幸的是，缺少合奏，乐曲便局限于单旋律。就像章回小说，老是时间为序，只是偶尔来点“花分两枝，话分两头”。多声部使人兼听，审美趣味，跟着思维习惯就不会单一，独裁者就难售其奸。毛喜欢一元化，当年那首《咏蛙》结尾：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至今当局抵制三权分立，就因为国人能习惯、容忍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勿以为这仅是象征、比喻。试想不同种族，何以总有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认为，不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内在的性格、习惯、思维、趣味等无不受之先辈，代代相传。而逝去的先辈较活着的一代在数量上无限庞大，因此，死人的灵魂无可置辩地统治活人的头脑。吾人受先辈德行荫庇，代他们的失误受过。 有独裁强势，就有麻木奴性，社会生态的共生现象。孙大炮热衷于向华侨募捐购买枪炮军火，不懂马克思所说“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倒是该多多注意后者，譬如系统介绍西方启蒙学派各家思想、欧美民权意识。香港毕竟殖民一段时期，懂得个中道理。妈妈们推着童车上街抵制洗脑，谁说港人铜臭？妇人之见？深谋远虑啊！ 如今的红二代如薄熙来之流，能跟朱载堉比么？朱载堉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按皇家宗法，自然要继承王位。但他拒绝，一心要搞学术研究和散曲创作。此事轰动了明王朝，民间称他为“布衣王子”。音律之外，他在乐器制作、舞蹈、美术、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历法、文学创作方面也有建树。他不在乎权贵与钱财，平等待人，与地位低下的吹鼓手切磋技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诞生出这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说明中华民族有希望建立民主，他要是投身政治，就是蒋经国、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何况我们有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 从文化看国民性，以及影响、改造国民性，是个难题目、大题目。我这里大题小做。有道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有朝一日国人大部份（不说每个人）树立民主观念，事情好办。否则饶你体制改变也枉然，毕竟社会是一个个人组成的。

现代社会中，洗脑还有作用吗？文：陈嘉映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获取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要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写了一篇《出身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就会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健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教育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有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被洗脑者的不自知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另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自信，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无论在1984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生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也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也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此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没有暴力，任何洗脑手段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回到小说中的生活 文：倪志娟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可能带来的歧义：究竟我要说的是回到“小说式的生活”中呢，还是要回到靠阅读小说度时的生活方式中呢？我本来的意思无疑是后者，但是当我想更进一步地作此明确界定的时候，我发现，区分这两种意义其实毫无必要。因为生活本身，总是难以划界的。 “小说式的生活”，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长久以来，我就坚信一个概念：小说空间是一个虚幻的空间，是不足为信不足为凭的，而现实生活排斥幻想和美梦，它需要调动起我们每一根健全的理性去全力以赴。当我以此真实的信念一路走来，走到中年，我再说，回到小说中的生活，岂不是一种自我否定之言？ 但我又确实开始沉迷在小说中。 在春节回到父母家之后，和以往的每一个春节一样，我倏忽间离开自己经年拥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住房，我的生物节律，我平时所说的普通话，我的饮食，我的电脑和我的书。但是我倏忽间所进入的新空间，对我来说既不是陌生的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我父母的房子，我的乡音，我儿时就熟知的亲戚，我永远吃不腻烦的糊汤米粉，甚至父母专为我准备、已经盖了十几年的被子，都像一件穿了多年的外套，妥帖得很。这种空间的转换无比奇特，即使最初有不适，也是轻微的，因为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很快可以跟上节拍，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根本不需要强迫自己接受这种节律，我只是像一个旅游观光客那样浮光掠影，悠然地投身其中，很快就可抽身离去。因此，我和我的新空间相安无事。 可是，有一种东西，即使在我从原有的空间进入这个新空间时也不会消失，而且它的形象一年比一年更清晰，那就是我对生活本身的疏离感。在我高空跳伞一般进入父母的房子及其生活节律时，我摆脱了原有的一切，却依然带着我的疏离感。它在我体内蓬勃生长。 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春节，在千篇一律的吃喝睡觉、打麻将、看电视、闲聊等活动中，我偶尔翻看小说，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相比于前面那些活动，我在阅读中反而可以寻找到一种真实感，于是，第三个空间产生了，它开始绵延，并且覆盖了原有的两个空间，我进入一个阔大无边的世界，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我得到安宁。 寻找这中间的病态或心理根源是愚昧的，这与病症无关，我只肯承认我的倦怠，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或不一样的人都拥有倦怠，他们用各种办法努力摆脱这种倦怠，他们因为呆在倦怠之中而以为自己的摆脱了倦怠。而我，开始盯着上方一片虚浮的云，假装看到了希望。 在情人节那天，我遇上过一场小小的交通事故。在去看望了病危的姑妈回家的路上，我和父亲坐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父亲说着一些古旧的话，关于他的求学，关于姑妈对他母亲一般的爱，关于姑妈的癌症，关于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在飞驰的汽车中，这些话好像有了速度，变得轻盈，尽管其内容苦涩。而那又是一个雨天，雾气蒙蒙，隐藏了世界的轮廓，高速公路边的防护栏异常鲜明，像一条有速度的蓝色直线伸向虚无的远方。然后，汽车的引擎盖忽然之间翻卷过来，挡住了玻璃和我们的视线，父亲和我，还有司机，都沉默了。我们失去了视线，汽车仿佛正在飞驶入真正的黑暗。直到司机冷静地将汽车慢慢减速，停在路边，修好了引擎盖。余下的路程很顺利，但是我总是回不过神来，我一直停留在那一刻，那种视线消失而速度仍在继续的时刻。读小说的感受，就是那种感受：汽车飞速驶入了黑暗之中，真正的黑暗，没有万物，只剩下速度。 那么，请你再告诉我，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吧。当我们经常带着全部的身心撞入盲目之中时，小说带给我们速度，或者说，生活中的物质都随着速度的到来而消失，而小说中的物质，却随着速度开始延伸。这个过程同样不会留下一些什么。那么多孤独的人影摇晃而来，又摇晃而走，那么多的训诫，那么多的思绪，因为太多而变得无用。 对于日日贴近我们的真实生活，不会有新鲜可言，在行走尘世三十多年之后，我听到的每一件事、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已似曾相识。而对于小说这个虚构的空间，则不会有真正的熟悉可言，因为在其中没有面孔、没有事物曾真正停留，可以留下的是它在我们内心制造的幻影。我看着这些幻影，可以假装看见了希望。

从器乐角度谈谈中西音乐的差异 文：赵敏 许多关于宏观抽象讨论音乐欣赏的文章充满真知灼见且才气横溢。今天想换个角度，从器乐入手来微观具体地对比一下中西方音乐的特点和差异，算是与读者交流自己几十年来了解中西音乐和接触多种器乐的一些体会。当然这里讨论的是中国传统音乐而不是当下中国音乐院校里的东西，因为那也和中国的自然科学一样基本上是近代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西方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理论体系。作曲理论中阐述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技术在音乐作品中被普遍应用，比如旋律的重复与模进、旋律的扩展与压缩、调性变化、曲式结构变化等等，旋律发展比较科学合理。十二平均律给旋律的组合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基本元素和不同选项。不同功能的和声及其交替使用造成音乐的张力变化和色彩对比。庞大交响乐团几十种不同乐器被作曲家根据和声和音色精心配器，构成一个立体有机的音乐织体来烘托主题。在多种音乐手段综合作用下，作品的总体艺术效果臻于至善至美，且具有超越地域种族的艺术美感和文化价值。另外乐器设置也比较系列化或“家族化”（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小号、中音号、长号、低音号；短笛、长笛等），以利于乐器的音域高低搭配和音色协调统一，便于和声和配器手段的应用，适于大型乐团进行合奏或协奏。西方乐器的制作也比较科学，所有乐器基于十二平均律故而转调方便，在关键部位使用了更多的高强度金属材料增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音准的稳定性。 而中国音乐几乎是颠倒过来：理论建树乏善可陈，一些零星的理论归纳也仅局限于少数上层文人的圈子，不成体系更谈不上推广。音乐创作主要依靠三种形式：各类戏曲班子采用基本僵化固定的程式化音乐创作（如戏剧中套用各种唱腔等）；民歌或山歌在民间的口耳相传和自然筛选；再加上街头艺人进行的个人即兴创作。这样产生的音乐作品相对简单，而且受限于地域和民族，缺少能被广泛认可的美学价值，发展速度缓慢难以与时俱进。这也是中国很多地方戏剧多年来面临濒危的根本原因。中国音乐仅仅只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可用以构建旋律的音乐元素较少。基本上没有和声的概念，虽然侗族大歌中有和声的大量使用，但和声种类和使用方法都很初级。至于中国音乐能称得上“配器”的大概只有江南丝竹中三五件乐器的简单搭配，还有戏剧伴奏中的三两件“行头”的固定组合。同时，中国民族乐器大部分乐器无法任意转调。设计上缺少系列化的考虑，各种乐器的音色相差较远，音域较窄（如二胡两根弦而提琴四根弦）。尤其尴尬的是没有低音乐器，民乐合奏时只好加入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乐器制作上更多采用了自然材质，音准的稳定性较差（著名二胡演员宋飞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大型协奏曲“二泉映月”担任领奏时曾慌张地中途调弦）。另外中国乐器的演奏方式也不如西方规范，不同的人演奏同样的乐器风格可以相去甚远。提琴揉弦深度被指板限定比较统一，而二胡揉弦深浅的个体差异则难以控制，加上为数众多的弹拨乐属于离散化发音。故大型民乐合奏的旋律线条不如交响乐团清晰流畅，音色也不大和谐统一，合奏效果和西方交响音乐有着不可弥合的先天差距。 但是，和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相比完全处于下风不同，前述中国音乐的有些短处弱项在特定的场合又可表现为长处强项。一、因为没有统一的音乐理论指导，中国音乐作品随着地域和民族的变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比如豪放恣意的信天游、温婉细腻的茉莉花、雄浑壮美的蒙古长调和韵若天籁的壮乡山歌。一些五声音阶组成的民歌或山歌虽然旋律简单但朗朗上口，在大自然背景中呈现出一种简约的美。二、中国民族乐器虽不适于合奏但是很适于在独奏中充分展示每种乐器的特色。高亢粗狂的唢呐、珠落玉盘的琵琶、行云流水的古筝、滑稽诙谐的坠胡往往令人击节称奇。三、由于更多地采用了自然材质，能够较好地模仿自然界和人类的声音，例如竹笛的百鸟朝凤，二胡的如诉如泣。四、民乐演奏方式比较自由和个性化，大量的滑音倚音、夸张的揉弦颤指，可以产生撕心裂肺、回肠荡气的感染力量，能够更加淋漓酣畅地抒发人类感情。而这些特殊艺术效果西方乐器难于企及。 近年来出现的大型民族乐团是对西方交响乐团模式的一种生硬模仿，但我看来无异于“淮橘为枳”或“东施效颦”。而另一种聪明的做法是采用民族乐器独奏或领奏，用交响乐队伴奏或协奏，从而形成音乐效果上的“强强联合”。事实上这种做法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流行。 中国民族音乐虽然有很多先天不足，但得益于一代代艺术家的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产生过一些著名古代曲目和少量类似二胡曲“二泉映月”这样高水准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别具一格和独特魅力。从哲学上看，艺术魅力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永不停顿而又恰到好处地变化之中。展示中国优秀传统音乐可以为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欣赏者提供几道烹自华夏的听觉盛宴，为人类文明增添几枚来自东方的音乐葩蕾。 注：本文作者赵敏博士为蒙城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吃吃喝喝的民主 熊培云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嘱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和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自己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则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掺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了“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惶逃离现场。 阴阳壶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17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你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的著作。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源头。众所周知，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里完成。与英国咖啡馆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咖啡馆表面上虽然可以自由进入，但是里面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们不得不学会忍气吞声，直到有朝一日法国大革命乌云压城，一些激进主义者举起手枪，旁若无人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们，拿起武器！” 国王查理之烦恼 当然，咖啡占领欧洲并非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而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后者的反抗难免为专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种民意上的庇护。显然，伦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怀。1660年，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为得到聚集在咖啡馆里的民众的支持成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样，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瓢。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所在。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这就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17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3000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十八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巴西议会大厦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做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 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忧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盘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文：秦晖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 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 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2016年03月13日）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 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我的爱人、我的伴侣、我的亚力山德拉 文：嘉橙 有一个人物从不曾真正存在过，可是她却活在我的心底里很多年。她是我的镜子、我的伴侣、我的安慰——她就是美国小说《啊, 开拓者（OPioneers) ！》（注1）里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 我与她首次相识是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她活在一本简朴的小书里，我只粗略地翻了几页便决定把她带回家。到家后我爱不释手囫囵吞枣一口气读完。从此，她的形象便鲜活地存在了我的心里，直至今天。我感觉到她与我融为一体，并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 来加拿大10 多年来，她默默地陪伴着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洋插队”之路。她引领着我、支持着我，我从她身上汲取了力量。因为有了她，我不觉得孤独，不觉得软弱，不抱怨生活。对我来说她才是真正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我所经历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坎坷，根本不好意思在她面前长吁短叹。 在接触她的初期，我还是一位养尊处优的“知识新贵”，有钱有闲，想翻译小说来打发时间。这本打动我的《啊，开拓者！》自然成了我的首选。因为我爱她，我要让她活在中国。从未曾想，翻译工作刚开了个头，我便身不由己地开始了我自己的拓荒之路。我和她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地点出发、跨越不同大洋先后踏上了北美大陆的开拓之旅。 翻译的工作一放就是十几年，我个人的生活也一如拓荒者般崎岖不平。虽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但我们都同样曾经直面贫瘠。她的贫瘠来源于土地的欠收、自然的灾害，而我的则更多来源于心灵的荒芜。命运要我和她一样去耕耘、去收获，要我和她一样去奋斗。 我和她一样需要勇气和信心，坚持和劳作。小说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瑞典人的后裔。19 世纪末期，她随父母及三个弟弟从北欧来到美国的内布拉斯卡垦荒，开辟新的生活。当时的美国西部蛮荒、空旷、寒冷。父亲在辛勤开垦11年后终于体力不支，在46岁那年撒手而去。临终前，他把全家的重任托付给了长女亚力山德拉，嘱咐她永远不要放弃土地。亚历山德拉时刻恪守着父亲的遗训，把根深深地植于广袤的土地里，不曾远离一步。 土地是她的灵、是她的魂。她带领全家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自然灾害和大萧条，并排除异议，在别人渐渐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时，不仅坚守下来还远见卓识地低价买下了别人遗弃的土地，借用贷款不失时机地扩大了自己的庄园，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头耕耘的同时她还崇尚文化，渴望知识，她把最小的弟弟艾米尔送入大学深造，让他有机会成为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新一代年轻人。 在40 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庄园，并给两个大弟弟各自一份家业和生活。她终于可以有机会从土地上抬起头来，审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内心和情感需要。她那颗不太敏感的心渐渐意识到，她和小她5岁的卡尔互相爱慕、互相牵挂。虽然卡尔随家庭迁离了这片荒凉的高原，但在多年的分分合合中，“他们不经意的爱情却如细水长流，他们的感情是一种静默的关怀，是一种淡淡的怀念，是一种心心相印的牵挂，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深深知悉，是在平淡的生活点滴中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和依赖。这份感情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反而越发醇厚。”（注2）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因为地域的阻隔而减弱，反而日渐浓郁。卡尔会回来探访她，她也就始终有他么一个朋友。可是家族的兴旺让两个弟弟对卡尔产生嫌疑，担心他会夺取他们辛苦挣下的家业。 亚历山德拉的爱是无私的、纯真的，她不允许任何人怀疑他们感情的纯洁性。但是出于世俗的压力，卡尔还是再次选择离开，加入了去阿拉斯加寻找金矿的队伍。 《啊，拓荒者！》整本书的气氛沉重而苍凉，唯一让人心情明朗和轻松的描述，是关于她最小的弟弟艾米尔和玛丽的恋情。玛丽是波西米亚人的后裔，单纯而快乐。在艾米尔外出求学时，她糊里糊涂地嫁给了农民弗兰克。在一个丰收晚会上，游戏中的她被艾米尔骗去一个吻之后，纯朴、懵懂的她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爱的是艾米尔。虽然艾米尔痴情于玛丽已久，可是苦于现状他选择离开故乡去墨西哥城。在出发的那一天，他骑马去向她道别，看到她慵懒地睡在鲜花烁烁的樱桃树下，他们情不自禁地双双坠入爱河。就在这时，她的丈夫弗兰克来寻玛丽，并远远看见了艾米尔拴在果园外面的马，癫狂之际他扣动了扳机。那片红艳艳的樱桃林既是他们的婚床也成了他们的墓地，让人掩卷唏嘘不已，美好的为什么总是那么短暂？！ 我总觉得自己是被上天看顾的宠儿，他总把我需要的摆放在我的面前，亚力山德拉就是他派给我的守护神。她显示给我智慧让我明白，失去只为让我懂得珍惜，付出只为让我体味富有，琐碎只为让我学会化繁为简、去伪存真，而磨难是为了让我脚下触到坚实的土地。正如亚历山德拉从不曾离开她的土地，我也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根本。我的富有源于我对土地有了与她不同时代的、更广泛的、更深刻的理解和尊重。正如书上所说，“失去了土地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他们的生活是孤独而凄凉的。” 注1：作者为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生于美国西部的内布拉斯卡(Nebraska)。她的小说多以荒凉、空旷的故乡大草原为背景，描述早期欧洲移民在美国的拓荒创业生活，土地情结是她小说的主题，代表作为《啊，拓荒者！》（1913）、《我的安东尼亚》1918）等。 注2：引自网络书评，具体出处不详。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文：梁晓声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注：本文节选自梁晓声著《中国生存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