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语 文：王亭苏 喜欢挑剔，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气质，喜欢用刁钻的眼光看待一切，把一切都蔑视一遍，除自己之外，人人几乎都是异类。自己被限制中限制别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话里总是藏着看不见的机锋和小聪明，刺痛，而又自鸣得意。随时准备向对方扑过去，含情脉脉，诚恳地践踏对方的自尊，彷佛自己因此获得更多机会的赞美。 中国人对于自信心的培养是畸形的，攀比心做成了通往欲望的囧途。而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活一天算一天，不信因果，但是又迷信一切，恶狠狠地愚钝地盲目地活着，目标不是天堂，是现世的抽象的幸福，超现实主义的虚幻，想象中的明天永远寄托着希翼，见花落泪，落叶悲秋。对自然的感受比对人的感情总是更深厚和纯粹，使人恍惚觉得我们的人文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到底是否错觉，几千年也未见答案。 中国人最神秘的地方是永远不会给你答案，也许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活在一种扩张的被无限放大的自我意识里，衍生出一个无比花哨的而又诗意的世界，种种神秘诡异的文化氛围营造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鬼祟的做派和处世的机警。 年老绅士的名士派头里总有一种疏离感，让你亲近不得，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同自己一样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他们是被时间浸染的活着的标本，代表着这个东方故国的渊博厚重的底蕴，站在最远的距离最高的角度俯瞰你，俯瞰一切，彷佛只有他配得到好运和赞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到处都是热红朝天的生计，不可一世的摩天大厦，阳光直射下金光灿烂的玻璃窗子里永远是你猜不透的人心，容易使人生出厌世的念头。灰扑扑地又无限光明的一切，沾染了世故，不管不顾向前冲，没有尽头和死亡。 刻薄又克己的中国人都长着一副伶牙俐齿，吃一切可吃的，消化一切难于消化的食物和艰辛。说难听的话就像说好听的话一样容易。在美国人叫海里的虾虫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它作为上等菜招待客人。一个对食物有热情的民族，你很难相信他们会彼此刻薄和看不起，因此，如果你是个较被动的人，你需要有一些防范，如果你不擅长冒犯他人，就要用锦心绣口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最可气的是，往往自己先受到恶意的诋毁，而你一旦还嘴并且说服他，还嘴的人往往变成恶人，这就是中国逻辑，喜欢冒犯然而一旦冒犯失败，过错全是别人的，检讨自己相当困难。 中国人到底还是相信性善论的，人性里的美好遏制了恶的趣味，使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温和友善。孔教熏染下的人生，如果不是被统治阶级篡改利用，中国人是相当可靠的，情和义是中华文化脉络的脊梁，是礼的延伸，然而近当代对于传统的破坏几乎是没有取舍的，砸掉一切，毁掉一切旧的文物和思想，使古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中国人对于道统似乎没有多少疼惜，教育系统脱离人文和文化含量的弱化使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面目，是是而非和随波逐流。爱热闹，爱喧哗，爱一切可能填满空虚的娱乐和形式。自然和艺术是用来粉饰和附庸的，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便时刻想成为别人的主人，敌意来自内心的恍惚和不自信，来自彼此依存的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永远无法摆脱这张生活的网，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民族基因的传承显示了强大的能量，集体人格造就了越来越深的隔膜和怨恨，彼此都成为可能的发泄情绪的对象。如果你不学会自保，时刻有遭到创伤的危险。 然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喜欢精致的人生，有道德的人生，然而性格里有粗鄙的成分，不容许别人有不同于自己的地方，不容许你有隐私，你需要敞开心扉，过滤给世人看你自己，你才算的上是一个世俗标准里的诚实的好人。 中国因为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书写者的受挤压的地位和现实，回过头去看向纵深处，你听到的永远是浮泛回响，空洞，表象，莫测，然而，紧紧握在民族的苍凉的巨掌中的是被重新点燃的檀香炉里的檀香，经久地散发出华夏文明的悠远的香气，古老，风雅，神秘，参透一切悲喜欢爱，参透全部史实，就像你看得见的人体上的跳跃的淡蓝的血脉......永不凋谢的女人的发髻上的花朵，绣着龙凤的女人的艳丽的肚兜，一段残留的古城墙，帝后的王冠，朱红瓦绿的古老的宅院......张生和崔莺莺，杜丽娘的百宝箱，十八年寒窑的苦等，诸葛先生的草庐，扶不起的阿斗，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岳飞和满江红，苏轼的月有阴晴圆缺，李清照的争渡，争渡，醉向藕花深处.....这一切，数不尽，说不完的一切都是中国...... 永远不会完，挑剔中超越困顿，也许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应该得到体谅，得到时间的明证和宽宥。

雷锋是个“可爱”的孩子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说雷锋“可爱”，第一是因为他做的都是“好事”，当然被人们称为“最可爱的人”；说雷锋“可爱”，第二是因为雷锋做的事太“可爱”：比如，在大白天打着手电宣称是夜读毛选，在当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及其跌破眼镜的印刷技术上，老百姓估计要花很久才能认出照片上印的是人还是一只大熊猫。雷锋用大白天打个手电代替黑夜这办法还真有创造力，真高明！又比如，雷锋爱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做了好事偏偏不告诉你我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部队的编号，考考你们和我捉迷藏找我的能力；还有，雷锋手上戴一只瑞士英纳格手表，对着一双臭袜子要补上一千遍给你们看他是如何的节俭，哈哈，估计对这双袜子有特别的恋袜癖。更奇的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大城市里满大街捡小孩粪便，居然一天能捡到300斤。那时候估计满城市里的孩子等着雷锋来，熬了10天的大便一天在门外解了送雷锋。哈哈，想想也真可怕，那时的城市怎会有这么多的门前屋后的大便，没有雷锋，还不臭气熏天，居然还是春节阶段！ 雷锋确实做了好事了，偷偷写在日记本上，偷偷告诉你我部队的编码。这些日记，这部队的编码，就是今后受表扬的最好的证据。雷锋很可爱，故弄玄虚，像一个孩子，等着妈妈对他的表扬！ 这个世界，做任何事，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了信仰，一种是为了认可。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相信，不需要任何回报。认可是一种需要回报的行为。为什么说雷锋像孩子？因为孩子从出生起，是没有信仰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模仿大人，从大人的眼里，他慢慢地明白什么行为会被大人认可和受到赞扬，什么行为会被大人批评和谴责。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教育要和别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甚至食物。大人教育他：只有你今天和另一个孩子分享了，明天你才有可能得到这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和食物。这就是回报。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愿意分享的。这种回报教育的效应，尤其是几个回合实践摩擦下来，小孩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人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玩他的玩具，要有回报，就得分享！孩子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种认可。 信仰和认可，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爱的事业为工作，有人选择最高薪高回报的行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在爱情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结婚，有人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的人结婚。这两大类里，最最不同的是当遇到挫折时，为了信仰的人和为了得到认可的人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信仰本来就是一种真诚的感情，他不需要回报，也不需要外界的承认，是发自内在的热情。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是低薪回报，还是会非常高兴地做下去。 而为了认可而工作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的衡量是有条件而外在的。比如说一旦高薪变成0，或这个社会不再承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人会认为一切努力都变成无用之功，悔都来不及啊。所以美国和西方文化中，一再强调，你最好去做自己有“Passion”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有passion （激情和热爱）去做一件事，你将对一切结果无怨无悔。 雷锋捡粪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认可？　有时发奇想，如果哪一天雷锋不小心捡的粪，粘上了墙上红色的大标语（粪不认字啊），被别人揭发雷锋是个破坏革命的坏分子，雷锋还会继续捡他的粪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会！这粪带给雷锋的是耻辱，而不是光荣，哈哈，此粪已不是雷锋要捡的粪了！这分界线就出来了：如果说雷锋捡粪是为了城市卫生（信仰），雷锋应该继续捡他的粪：如果雷锋捡粪是为了表扬（认可），当然这个使之成为反革命的粪就是万恶的粪了。 雷锋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雷锋做这一切好事是为了一个信仰，他将真正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一个信仰，他不需要大白天打手电读毛选登报纸，他不需要捡了粪非要拿到秤上去秤出个几斤几两。所以外国人参观雷锋纪念馆，非常不解地问：既然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那么最后你们怎么会知道是他做的好事呢？外国人太愚蠢吧，他们就事论事，以为不留名就不可以留部队的编号，以为不留名就不会在日记上记下几斤几两的粪。这帮脑子不转弯的外国傻瓜！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牛B感 文：许锡良 人来到这个世界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一经降临人世，这个生命自然就要寻找一种存在感。从紧攥着两个小拳头出生，到咂吧着小嘴巴寻找母乳的本能，再生长发育到小胳膊往里拐，需要拥抱，需要自己的玩具，双手往自己嘴巴里送食物等等，都是要实现自己的这个存在感。 对于儿童来说，也许一小块糖，一个精巧的玩具，一个小故事，就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让他们获得快乐，获得满足感与成功感，然而，随着人的成长，人的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慢慢地由自然人生长成为社会人。这个时候，就不是一点点自然生理上的需求可以满足得了了。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满足之后，自然会往更高的方面追求，这就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说。 人在物质层次上的需要，可以说不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是大同小异，关键在于精神层次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我们有时可以简化成为一种说法，叫“牛B感”。用马斯洛的说法叫“自尊与自我实现的需要”。 中国人的牛B感，金庸武侠小说《葵花宝典》里有一句打油诗最能够充分体现出来：“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武林至尊，无敌天下，待到一统江山的时候，其实接下来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富可敌国，贵为天子了。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人生在世中最为有牛B感的时候了。中国儒家文化，动辄喜欢说：“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起步怎样，其实说白了就是要通过一套修身的办法，先是把自己弄得文武双全，文治武功，软硬兼施，掠夺天下的能量十分了得，这个过程叫“内圣”的功夫，等到一个人修成正果的时候，他就要出山寻找“外王”的治功了。因此，金庸小说里的“降龙十八掌”，就是这样，一个人躲藏在深山老林里修炼出来的。修炼的代价其实也是很高的，像东方不败那样“欲炼神功，必先自宫”，“克己复礼”，要想在人前显贵，必先在人后受罪。要想牛B，先得装B。要想牛气，先装孙子。儒家一番做人的修炼功夫，说白了，其实就是如此。 在儒家圣人文化里，一个人一旦成王成圣，他就开始统治并教育着芸芸众生，如果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做帝王师的牛B感是一直是儒家圣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眼里，老百姓什么也不会，必须用圣人来教导。如果没有圣人降临，中国人真不知道自己这条命怎样活下去。用朱熹对孔子的评价的话说，就是“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那是照亮一切的人类灯塔。然而，当你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翻开圣人之言的时候，凭着一个人最质朴的感觉，立即就会觉察出中国的圣人，其实一不讲人性，二不讲逻辑性，三缺乏创造力，四缺乏生命活力，说白了就是一个个装B的祖宗。孔子及其三千弟子，严格遵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结果一生竟然无一像样著作发明创造降临人世。孔子在思想学问上除了没有实质性的创建之外，还做了两件文化破坏的工作，一是将当时流行三千首《诗经》删减为三百首，其删减《诗经》的标准是孔子自己订的，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至于怎样为邪，怎样为不邪，其标准完全深藏于孔子自己内心，并不公示于众。如果被问急了呢？孔子说，就是不违背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实说白了，礼就是孔子心目中的那套专制等级特权制度，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人的贵贱，完全按照职业的贵贱来分类。上等人是官，二等人是吏……然后一级臣服一级，连思考的对象，都不得僭越其所在的级别，用孔子的话说，这叫“思不出其位”，否则无法维护官场权力的气焰。用这个标准，所谓公民有议论公事的权利，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另一件就是篡改鲁国的历史，即所谓的作《春秋》，其实就是根据他维护君主权威的需要来篡改鲁国历史事实。即后人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两件事，前者是毁灭文化遗产，后者是篡改历史事实，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需要而作。在这里，人分三六九等，在下位者，不可以言上事，在下位者不屑于言下事。什么人只能够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也只能够唱什么歌。父亲做什么工作，在父亲死后，作为儿子也只能够从事什么职业——至少三年内不得改变父亲的职业志向，这叫“孝”，否则就是“不肖子孙”了。由此，在中国文化里衍生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再衍生出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中国人的牛B感还远不满足于这些。既然成王败寇，就要把事情做到极致才是。比如，一个人官做得大，权势倾天，能够做到“一言九鼎”，照说已经是十分牛B的了，但是，这样还不够，还要能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在后面议论的，这个时候必须让议论的人闭嘴，变成“腹诽”，行人也只能够道路以目。即使做到这样，也还是不太过瘾，必须主动站出来歌功颂德。即使歌舞升平，颂圣万寿无疆，也还是不够过瘾的，必须取代神的偶像地位才行，成神成仙才行的。 这是把牛B感做到极致的帝王做派。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成功人士，也是大小帝王的微缩版，比如，中国人常常不会满足于在某一领域里，某一专业范围内的权力与地位，常常喜欢来一个“赢者通吃”。因此，出入三界，即政界、学界、商界统统跨越，才是一个人真正成功的标志。在政界有权势倾天，在学界成为学霸，在商界富可敌国。用自己在政界的权力打击商界的竞争对手，再用自己在学界的地位为自己贴金，这个时候可谓是功德完满，真正实现了儒家成功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的人生境界“立功、立德、立言”。用“立功”来完成自己在政界的地位，自己的政界地位是靠自己的杀人如麻，护主有功换来的。用“立德”来完成自己在商界的地位，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是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换来的。用“立言”确立自己在学术思想界的至尊地位，从权力到金钱，再到思想文化，通通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个时候，怎是有几个臭铜钱的土豪或者是有点诗文才气的臭文人所可相比的？这个时候的牛B感才达到了至高的境界。说到底，中国人的牛B来源于掠夺的能力与成就。战乱时就用枪杆子掠夺，和平时就用权力掠夺。所掠夺的战利品，无非就是江山、金钱、财宝、美女之类，这些也就是中国人牛B感的筹码。 中国人折腾一生，从来都是在寻找与他人相比的机会，寻找那种特别的牛B感，只要有三个人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分出上中下三等人。至于获得这种牛B感的方法与手段是否符合人性的底线，那是不在考虑之列。因此，杀掉无辜少正卯的孔丘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并且将此事定为王制，成为法典。专门靠欺诈为生的诸葛亮，被中国人千百年来尊为“智圣”，中国人最高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想像出来的最牛B的神物是“龙”，上能够飞天，腾云驾雾，中能够飞沙走石，狂风大作，下能够深龙潜海，稍有不满，即发大水，喷火焰，荼毒生灵，无恶不作，却因为最能够显示中国人的“牛B感”而被中国人尊为文化图腾标志，并且自称为“龙的传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想传传龙的那种“牛B感”，在这里“牛B感”并不是造福人类的能力特别巨大，恰恰相反，是践踏人类、生灵涂炭的威力特别巨大。乃至在这种龙的文化里，中国人骨髓里都充满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基因。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存的法则，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尊严，都笼罩在神之下，即使有所谓的牛B感，也是因为文明、人性与创造的智慧，因造福人类而获得的。 如果把人降临为神之下位的产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再牛，也是神的下位产物，人无论多么牛B，仍然不能够超越神，无论我多么聪明智能，也仍然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你艰难曲折的思考过程，早就在神那里掌握着，你思考的错误答案与正确答案，也早就在神的预料之中。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多么高，无论你多么有权，多么有钱，也无法超越神的力量。因此，一个人权势倾天，富可敌国，也仍然要在神面前保持必要的敬畏，在造物主的杰作，大自然与人的生命面前，也仍然要保持必须的谦卑。因此，在有神的社会里，人的牛B程度是有限的。根据这一逻辑起点，还可以推理出人的牛B感，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牛B感，在法治社会，即使是国王的尊严，也是在法律之下的尊严，没有超越法律的尊严。人的普世价值与自然法则，仍然是任何牛B感的人的底线，不可以有丝毫的僭越。 现在社会的牛B感，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具体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越来越分散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专业领域。平等加个性化的社会，越来越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各美其美，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做最好的自己，以实现造物主在创造自己这个生命体的时候所赋予的最美妙的那些个性品质。 承认人的局限性，就要把取得的公共权力放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分权制衡。即使在政界，也不可以无所畏惧的牛B下去。商界是市场的舞台，法律之规范之下的自由、平等、等价的交易规则是获得利益的唯一方法与途径。学界是专门留给专家、学者的舞台，这个社会需要专门的人员，专门的头脑，有专门的时间来探究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不是那种天赋的人，没有那个兴趣与时间精力保障的人，自然要远离这个舞台。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社会，政界、商界、学界，三界的界限是清清楚楚的，即使你再牛B，在自然人层面上也跳不出神的范围，在社会人层面上也跳不出法律的范围，在职业人层面上也跳不出学术思想的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内牛B起来，然而，无论怎样牛B，也只是那个范围内的牛B，丝毫不可僭越。出入三界，是对人类社会规则的无情践踏，把人类社会的边界搞得混乱不堪。这样的社会，不乱象丛生才怪呢。 人活着，需要不断地证明那种存在感与价值感，这是不错的。但是不是通过互相伤害，而是通过互助协作，互惠互利而取得。一个健康正态的社会，越是服务他人，越是通过创造财富，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的人越是牛B，而他自己反而越是低调。相反，一个互害的社会，都是通过造恶，通过制造恐惧氛围，令人心生恐惧感而产生优越感与牛B感，这是最要不得的。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文：徐贲 徐贲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 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 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亲自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纳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提醒党的领导们：“元首反复强调，党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对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复强调”说明内斗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对外保密才格外要紧。一个自称代表绝对真理的党当然不能让群众看到，党的高层其实并未被这个绝对真理所统一。但是，再极权的党国也不可能单靠那些只忠诚而不能干的人来运转，它必须起用一些“能干”的人。然而，他们虽然忠诚，但却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党内高层领导中，那些最能干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党的弱点的。但是，这些人却又总是在加倍小心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运。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党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Pel　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对党员，党有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可以确保“完全一致”，但党对普通民众就远不能那么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党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作了区分，追随者是那些有别于一般群众的“觉悟群众”。党员或党徒是忠于党的事业，为之斗争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追随者是投纳粹党的票的群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在所有紧要关头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投纳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对纳粹的。 　　在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说，他展望有一天，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只有最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成为党员。1933年3月戈培尔对无线电台从业者发表讲话，提出了把德国人百分之百争取到纳粹这一边的目标：“无线电台必须帮助我们巩固和捍卫这一目标。无线电台必须让我们时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让他们再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极权展现和证明人民对它“全体一致”的拥护，不光要用宣传所说的，还要用公共活动所做的。人民全体一致拥护纳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表演之一便是“选举”。 　　纳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权前的国民议会(Reichstag)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在1933年3月虽有操纵但还算相当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44%的选票。纳粹取得了政权8个月后，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跃升至92%，可见纳粹宣传的力量，当然这是在纳粹很得“民望”时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纳粹意外的不快时刻。1934年，兴登堡总理去世后的全民公投，纳粹得票率为88%，有的区得票率甚至不到70%。纳粹的宣传刊物《我们的意志和道路》评论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还有10%的德国人在观望，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争取到国社党国家一边。”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纳粹的得票率都是99%。 　　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共产党。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党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党的指示办事，按党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党、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党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党、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党”、“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社会统一党)都是成员众多的庞大组织。希特勒的目标是让1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这个目标一直没能达到。东德共产党的组织力比纳粹还要强，到1988年为止，德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产党党员，党员自己宣誓绝对服从党的纪律，他们也是最容易“全体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党外群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纳粹时期，最大的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都是会员，这就和中国工人、教师等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一样。冲锋队(SA)、党卫军(SS)，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妇女会和其他附属于党的“群众组织”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参加不止一个组织。 　　东德的情况也很类似，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FDJ)，1989年“德苏友好协会”有620万成员，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另一个名叫“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的群众组织也有众多的会员。而且每个人还不止是一个组织的成员。1979年，东德的一个化工企业1.9万名雇员中有97%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会员，84%已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青年雇员还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24%是东德共产党党员。许多人还是这些组织中的各级干部，光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的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种头衔。哪怕是在群众组织中，各种头衔，如小组长、某某委员、干事，也给人一种“权力”的感觉。取得某种职位后，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视的机会，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宠的感觉。“先进”、“模范”这一类称号也能起到类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仅让当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让其他人羡慕、学习，照他们的做法有样学样。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党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12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共产党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党，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15这种现象在党内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国共产党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东德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逃到西方。他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跟这些人谈话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们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层层叠叠的“组织”为无数的加入者制造了一个相互钳制的人际关系牢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以谎言加码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做“谨慎升级”。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党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党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没有人确切知道极权宣传到底有多少效果，从极权对任何公开异见和群体聚合的恐惧来看，就连宣传当局对自己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没有信心的。强行禁止，逮捕不规行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维护宣传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尔说，任何有效宣传后面，一定得有利剑的支撑，东德国家安全部誓言要当好党的“盾和剑”。人们有公开的“正确行为”是因为深知不正确行为的严重后果，几乎没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剑”的。对1936年德国工人状况，有人这么说：“稍微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他们也是不会去做的。”东德民主人士、政治异见者纽伯特(EhrhartNeubert)问道：“在那时候的东德，谁会承认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数人，而且是在私下会承认。……这个制度就是靠恐惧来维持的。”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注：本文选编自徐贲著《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极权世纪的见证与思考 文：景凯旋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zQFVibQz6XS6gUqrEoBRyDlN5iah0jc93WLgG9F3YLicKtfP5dtQFxCic43XYXw3juBfFmSFzL206hQ/0?wx_fmt=jpeg​ 捷克当代作家伊凡·克里玛 克里玛是当代捷克的重要作家，其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叙写了他在纳粹占领和斯大林体制下的个人经验与思考，读罢令人深思。以往任何时代，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非正义、复仇与宽恕，都是很简单的人类生存概念，但在作者身历的两个极权时期，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世纪。 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自童年写到“布拉格之春”前夕。克里玛出身犹太家庭，童年时就随父母被关进泰雷津集中营。他们全家幸存了下来，但他那些集中营的小伙伴全都死在了毒气室。战后，他考入政治与经济科学高等学校新闻系，后来又转读查理大学哲学系的文学专业。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清洗，他的父亲虽然支持现政权，但也遭到无辜迫害。这使他意识到，无论是纳粹还是苏联，都声称自己负有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结果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这一切都来自现代人对拯救的渴望，企图用地上的天堂取代上帝的福音。包括克里玛本人在内，许多捷克知识分子都曾真诚拥护新制度的建立，相信伟大的历史进军将会给人们赋予崭新的生活意义，革命的恐怖不过是未来幸福生活的必要代价。历史上所有乌托邦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同时也都主张用暴力来实现和维持这个理想。不幸的是，“每一次，当人们相信可以进入天堂时，实际上都开启了通往地狱的旅程”。 对于现代极权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的背叛负有最大的责任。朱利安·班达曾写道，从前的知识分子虽然没能在行动上阻止仇恨与杀戮，却至少在思想上阻止了形成仇恨和杀戮的观念，使得人类虽然行恶，但毕竟崇善。如今这一切都被颠覆了，知识分子公开宣扬崇恶的理念。书中有一个细节，萨特在访问捷克时不无轻佻地谈到，苏联制度的残酷给文学提供了伟大的主题。在捷克作家看来，这的确是挺棒的主题，特别是当人不必生活于其中的时候。对此，克里玛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 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伊凡·克里玛著，刘宏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克里玛先后做过《花》、《五月》、作家出版社和《文学报》杂志的编辑，记者和作家的身份使他能观察到广泛的捷克现实，但他的小说、剧作和报告文学却因为过于真实而很难通过审查，因为这不符合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在历史上，捷克作家从来都将文学看作是生活的捍卫者，而极权制度却不容任何对现实的质疑，他们惧怕人们的独立思考，并试图用谎言来制造一个虚拟的现实，文学也因此成为“不自由的艺术”。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官方的文艺政策，大会的自由气氛最终引发了“布拉格之春”。在第一部的末尾，作者写道：“没有自由的知识，没有意见的争论——在争论中不应该存在被禁止的话题——任何社会都不能发展。”正是生活与阅读使得克里玛成为一个思考型的作家。与其他回忆录不同，此书在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议论文，似乎是有意将感性与理性结合在一起，以引导读者思考。读者借此不仅可以了解克里玛刻划入微的个人经历，而且可以分享作者引人入胜的知识分析。 这些议论可以说全都涉及到现代性的重大题目，如大屠杀的残酷、平庸的邪恶、报复与正义、乌托邦的根源与性质、革命与恐怖、青春与激情、世俗信仰、独裁者的特征、知识分子的背叛、愚民宣传、不自由的艺术、教条与狂热以及极权的疲惫。不待说，纳粹与斯大林体制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极端的层面上表现出现代性理念中道德缺位的后果。从克里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由与文学的深刻思考：如果没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人们就会变得狂热和盲从，而人的心智一旦泯灭，正义与文学都将不复存在。 注：本文为高和分享书目推荐语。

在左翼传统之外书写“穷苦人” ——兼论阎连科的底层立场和“人民性”概念 文： 陶东风 作家阎连科 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的主流传统，已经在“左”翼文学传统、“底层立场”、“人民性”等概念之间建立了固定关联甚至等义关系，似乎只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或持“左”翼立场的作家，才会关注劳苦大众，持有底层立场；而信奉其他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自诩关心底层人疾苦，也不能够真正代表底层人，他们或者是放不下精英主义的姿态（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而高高在上，或者盲目崇洋、全盘西化，再或者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成为“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此同时，另一个等式也建立起来了：所有坚持“底层立场”、“人民性”立场的书写，必然是或只能是“左”倾的。这样的一种等式似乎在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就形成了，后来经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成为支配性的、官方关于“底层”“人民性”的话语方式。直到当下的新“左”派文论，依然在延续这个论述方式。 但我认为阎连科打破了这个等式。 一、左翼话语框架对阎连科穷苦人书写的阐释谬误 　　 阎连科在各种场合一再表明：坚持底层立场，关注“穷苦人”，书写“穷苦人”的命运，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灵魂和核心。他曾经说：“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穷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确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1]这点在批评界倒是不存在什么争论。但值得关注的是：突出强调阎连科小说底层立场之可贵的批评家，以新左派居多，而在新左派的话语系统中，底层立场总是与“左翼”传统联系在一起。 这方面一个非常值得解读的文本，就是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发表后李陀和阎连科的对话。在对话中，李陀一方面高度赞赏阎连科坚持了底层写作的立场，认为在90年代所谓“小资话语”甚嚣尘上的“小人”时代背景下，阎连科这种立场、这种书写的更显得无比可贵。他同时也高度肯定阎连科“描绘一幅二十世纪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画卷”的雄心。但另一方面，李陀又批评阎连科“展示的历史有时候比较简单，不够丰富，对历史的复杂性表达不充分。”[2]李陀指出，阎连科小说里有不少故事和情节都发生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且其中一些历史事件描写，比如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描写，“就和文革后我们看到的很多类似文字差不多，都有一种简单地否定革命的倾向。”这种让李陀甚为不满的所谓“简单否定革命”，是指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告别革命”思潮。对此李陀非常不赞同。他说：“我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至少都应该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种同情态度，即使其中发生个那么多悲剧。今天当然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和检讨，但是要充分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要从对这些复杂性进行研究和分析当中认识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3] 在我看来，李陀一方面要把阎连科纳入“左”派传统，另一方面又觉得阎连科不够“左”，不够“革命”，因为阎连科对“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否定太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彻底否定，因此有“简单化”之嫌。在整个对话中，李陀是从左翼的话语框架，即阶级论框架，来理解的“底层”“底层立场”的，他的“底层人”实际就是“左翼”话语中的“工农兵。”虽然他也承认“工农兵”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形成对于文学的束缚，成为文学的枷锁，走向自己的反面。”[4]但他还是更多地肯定了其合理性，而且明确赞美左翼“工农兵文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要求写作这件事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5]只有在这个阶级论的框架里，李陀才会对80年代的“告别革命”思潮提出质疑，把“工农兵”在文学创作中的边缘化，把实验小说的兴起，全部看作是对“底层立场”的背叛。[6] 除了李陀，刘剑梅也是在“左”翼传统内解释阎连科的代表性评论家之一。在她看来，“阎连科的美学实验，从未令他成为一个脱离政治语境的美学恋物癖者，相反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永远回荡着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所坚持的道德准则的声音。做劳动阶层的代言人，是现代文学的左翼作家所选择的写作立场，这一立场成为阎连科小说的最显著之处。”[7]刘剑梅还指出：“通过持续不断地重写‘受苦人’和批评社会的不公平，阎连科努力重建与延续五四知识分子及左翼作家和劳动阶层的亲密联系。”[8] 刘剑梅的解读存在明显的理论混乱，这就是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底层立场与左翼的底层立场混为一谈，没有看到两者对受苦人、对劳动阶级的关注，实际上存在重大差异。在文章中，刘剑梅一会儿说“阎连科继承了左翼作家的传统”，一会儿说他同时继承了“五四”与左翼两个传统。在她看来，这两个传统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对文学史有起码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左翼话语系统中的“劳动大众”和“人民”概念是阶级化的，几乎等同于“工农兵”，同时又带有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倾向，“劳动人民”被无限美化乃至神化；而鲁迅所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其对劳动大众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它在同情底层大众的同时没有把他们神化，而是同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愚昧、麻木等国民劣根性。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劳苦大众是值得同情的，但也是需要启蒙的。这个分歧至少可以追溯到1928年以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鲁迅的批判和攻击。[9]更重要的是，在周作人等持有人道主义立场的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大众”是个人本位而不是阶级本位的。阶级本位的大众话语鼓吹仇恨和斗争，而个人本位的大众话语主张人道和博爱。“五四”启蒙主义与三十年代左翼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说到底是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还是知识分子归顺大众的分歧和斗争，而这个所谓的“大众”，在左翼的阶级话语中实际上就是“工农兵”。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工农兵”也不过是在理论上、口头上处于所谓的“主人”“主体”地位，知识分子真正要服从的是名义上代表“工农兵”的那个组织。 这种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背叛，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0年代末），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1930年代），再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学”（1940年代），最后到解放后的大跃进民歌、文革样板戏的一贯传统。 二、五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对底层的背叛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阎连科继承的是左翼的这个“关注底层”传统。这里我想解读阎连科的两个文本。一个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学与底层人生活》。在讲到文学与底层关系的时候，他举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那种文学和底层人、底层生活的关系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如鲁迅的《阿Q正传》《祥林嫂》《药》《孔乙己》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夏衍的《包身工》，茅盾的《春蚕》，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甚至说包括沈从文的《边城》等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他们小说的血脉，都是底层人生活的血泪和欢乐。”[10]这些被阎连科当作“底层写作”的作家，显然不限于左翼作家（沈从文最典型）。[11]这可被视作阎连科对文学和底层关系的理解突破了左翼话语局限的一个例证。 更有意思的是，阎连科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50年代最最坚持所谓“工农兵方向”的革命文学，恰恰是遗忘底层的，是对底层立场的彻底背叛：“可惜，文学发展到50年代以后，这种最为底层的老百姓，老百姓中最底层的人，从文学中退了出去，他们不再成为文学的主角，完全成了文学创作的遗忘者。被遗忘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学要表现‘火热的生活’，而底层人不在‘火热的生活’中。”[12]阎连科列举的5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比如“三红一创”，《苦菜花》《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最经典的左倾文学。但阎连科把它们逐出了“底层写作”。试问：还有比这更能说明阎连科与左翼立场的差异的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于“底层”的界定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说工农兵不是底层，那么谁是底层呢？从他强调底层人就是生活在“社会的主流之外”的边缘人这个界定看，阎连科是从主流和非主流的角度界定谁是“底层人”的，也就是说，是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极左意识形态关系角度进行界定“底层人”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火热生活”的主人，也就是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比如李生宝、高大全），他们是“社会主流”中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都不是底层。而恰恰这个主流之外的人，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才是真正的底层人。从这个标准看，解放后极左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乃至那些被列入“阶级敌人”之列的“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不也是底层人吗？这些真正的底层人的对立面，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中的“英雄”和“模范”。这一点体现了阎连科与新“左”翼不同的批判知识分子立场，这个立场即使不等同于、至少接近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和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如果说30年代的左翼立场相对于国民党统治而言还是边缘的、非主流的，因而也是具有批判性的；那么，极左思潮成为文学的绝对主导思想后，依然坚持左翼立场，坚持“工农兵方向”，就彻底丧失了批判意义而堕落为御用文学了。 我认为，阎连科对底层的这种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中国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不能用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更不能用左翼的标准去界定“底层”。在一个极左思潮猖獗的时代，凡是受到极左思潮迫害的人，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商人，还是工人农民，都是底层人。这个意义上的底层人，包括像老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本身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大量饿死的农民。换言之，传统的通过阶级来界定“底层”的做法在极左思潮统治的社会是无效的。 熟悉阎连科小说的人都知道，阎连科对于五、六十年代那种全民疯狂的“火热生活”，对土改、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是有深刻批判和反思的，这些“火热生活”或者直接就是作品的主体情节（比如在《受活》《坚硬如水》中），或者作为主体情节的背景（比如在《日光流年》中）。但无论何种情况，阎连科从来没有肯定过其所谓“合理性”，也从来没有在这些运动中发现李陀所谓的“复杂性”。[13]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正是这些“火热的革命生活”，在今天看来就是极左的政治运动，让底层人陷入了无穷苦难（这点尤其深刻地表现在《受活》中）。 被新左派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式“现代性实践”（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恰恰就是底层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受活》中茅枝婆让受活人入社，把受活人带入中国革命史，恰恰就是受活人苦难的开始；而改革开放时期以柳莺雀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带领受活人发家致富，则是他们的苦难史的延续），这里面不存在任何“复杂性”、更不要说“合理性”。阎连科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革命历史的彻底反思和批判，构成了他和新“左”派立场的根本差异，也体现了他与五四启蒙主义以及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的精神联系。由于李陀等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不满，他们对阎连科的不满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非常奇怪的是，李陀自己也没有具体说明解放后的这段革命史的“复杂性”“合理性”到底在何处）。 　　 三、从阎连科理解的“人民性”看其与左翼的差异 “底层”概念与“人民”、“人民性”概念从来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另一个最能表明阎连科与左翼的所谓底层立场之差异的，无疑是他对“人民性”这个概念的解释。 在与张学昕的对话中，阎连科对“人民性”这个概念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他说：“我以为，说人民时一定要把文学中的人民和我们长久以来文件、报纸、领导讲话中说的那个‘人民’的概念区别开来。应该把我们说的人民加上一个引号。前者（文件、报纸、领导讲话，引注）说的人民，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成分，有一种阶级性，有一种人领导另一种人的意味，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要领导人民……’如何如何；而我谈的‘人民’，少有阶级性，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阶级性。它更多的是指‘所有心怀善良而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怀有善心的有罪之人，是指那些千千万万被领导的人。”[14]由此可见，阎连科对“人民”概念的阶级化和意识形态化非常反感和警惕。他反复指出：“‘人民’这两个字，是非常精确地用汉语概括了‘公民’那样的一种东西，但现在通常说的人民，已经被意识形态通俗化，其中没有了崇高的意味。而我们在文学中谈‘人民’‘人民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文学是神圣的、崇高的，如果文学没有了神圣、没有了崇高，那就不要去谈文学的人民性了。”[15] 我以为，上面这两段话集中表明了阎连科理解的“人民”和左翼的差别。首先，如上所述，左翼话语系统中的“人民”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阶级化，它不是不包括所有国民（更不要说“公民”），而是指无产阶级，特别是工农兵。这种“人民性”话语后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史的主流人民话语模式。阎连科的“人民”与此完全不同。首先，他的“人民”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概念（“有罪”这个词甚至透露出他的“人民”概念可能还带有基督教成分）。阎连科同情底层人民，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有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人。“‘人民’，一定要有一种神圣性，这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16]显然，这个“神圣性”不是左翼意义上的“劳工神圣”，而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既是普遍的人，又是个别的人，但绝对不是阶级的人）的神圣性。其次，他说“被领导的人”才是人民，这说明阎连科是从与权力的距离远近、与权力的关系亲疏角度界定“人民”的：人民就是受到权力排斥的底层人和边缘人（非常接近于今天文化研究对于“底层”“贱民”的理解）。那么，到底谁是“被领导的人”？谁是被权力排斥的人？是梁生宝和高大全等“工农兵”么？当然不是，他们是领导者，是革命的主人。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才是“被领导的人”，才是被权力排斥者，才是人民。[17]第三，从阎连科认为“人民”就是“公民”看，他的“人民”概念还是一个法学概念，至少有这种思想的萌芽。这里包含着尊重人民就是尊重人的公民权利的意思。[18] 阎连科赞美和崇尚的这个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是胸怀宽广的，是尊重人的，充满了对人的爱：不是爱某些人，某一部分人，或某个群体的人，而是爱所有人。他认为，正是这种大爱决定了文学的格局。“在小说创作中, 一部作品气象的大小,不在于结构, 不在于风格, 不在于语言是细腻还是粗犷, 而在于你对人尊重的深度, 对‘人民’爱的深度和广度。你的写作情感在你的笔端流露出的爱只是爱某一群人、某一类的人, 那你的小说即便有最好的结构, 最独特语言, 最超常的故事, 那也是小气、小格局。可你流露的爱是深刻的, 爱是有着‘人民性’的爱, 即便你的语言、结构, 有不尽人意之处, 那你的小说格局仍然是大的格局。”[19] 从这样的人民概念出发，阎连科明确反对把“底层”“人民性”与新阶级论搅合在一起： 现在, 我们的时代正处在一个漫长的转型期, 在这个转型期中, 过去的“阶级”没有了, 但新的“阶级”——准确地说是有阶级性的“阶层”,又凸现出来了。这个时候, 谈文学的“人民性”,我的理解就是希望文学的格局要大, 关注点要大。什么“中产阶级”，什么“白领”，什么“底层文学”，什么“农民工小说”，如此等等，这是文化、文学中的新阶层论、新阶级论。而谈“人民性”, 关注“人民”, 这不仅使文学具有的崇高的品性, 也是因此才有可能使文学摆脱新阶层论、阶级论的约束, 进入大的格局。“白领”、“底层”、“中产阶级”、“农民工”等, 对于文学来讲,你说他们有谁不是“人民”呢? 不在“人民”之中呢？[20] 可见，阎连科的“人民”概念是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的，是主张人和人的友爱的，而不是鼓吹仇恨和斗争的。“人民”不但包括工农兵和下岗工人，也应该包括中产阶级和白领。[21]他非常警惕把“人民”概念重新阶级化，搞成一种新的斗争哲学。这一点与左翼包括今天的新左翼的人民话语形成了根本区别（比如李陀理解的“人民”基本上就是工农兵）。 秉持这样的立场，阎连科并不希望把所谓“底层立场”与文学的社会现实关怀对立起来，似乎不写“底层人”就等于没有社会关怀。他说：“今天我们的小说，把关注点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底层人’身上，这非常值得尊重，表达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可仅仅如此就够吗？比方说，你关注妓女就等于关注了社会，关注了农民工进城就是叫关注社会的话，那么，我关注白领和有钱人的生活，就不是关注社会吗？我关注上层就不是关注社会吗？不能这么绝对化”。[22] 如果追溯一下历史，则不难发现，阎连科所倡导的这种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尊重和关注，就是从延安时期到解放后各种官方文艺理论从阶级化的“人民”“人民性”角度一直痛加批判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比如周扬1960年7月22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动思潮对于人民和人民的文艺已经发生了极有害的影响。”“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明确置于“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在这个报告里，从“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普遍人性”，到胡风的“仁爱的胸怀”，再到冯雪峰的“广大人类的友爱”，巴人的“人情味”，周扬对“中外修正主义者”的“人性论”来了一个大扫荡，目的无非是要把“人”和“人民”纳入绝对的阶级话语之中。[23] 这样的“劳动人民”话语必然也是敌视个人和个体的。还是在周扬的这个报告中，他说：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后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这种思潮在历史上确实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产生了不少灿烂的作品。但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毕竟不过是建立一个“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个性，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为了建立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那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幻想罢了。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和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一样，就完全丧失了最初的反封建的光芒，而变成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劳动人民的谎言了。[24]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否定了极左文艺路线，不再提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淡化了文艺的阶级性而增加了其普世性。周扬这个老左在经历了历史的磨难后，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极左立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肯定了人道主义；而今天的新左们则依然沿着极“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不能不是一个讽刺。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根本差异，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底层的分析，注定是不得要领的。顾名思义，“底层”就是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是最少掌握社会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群体，故亦名“草根”。“底层”既为层，则应属社会分层范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可以归入阶级（或阶层。“阶级”和“阶层”在英文中本为一个词）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底层言说把无产阶级归入底层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确是受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属于社会中的无权无势者。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认为无产阶级相比于资产阶级而言处于社会底层，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之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者，怎么能够说仍然是“底层”？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难道那些被剥夺了财产乃至生命、被工农兵专政搞得灰头土脸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谓知识分子，仍然站在自己的主人头上作威作福？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过这样的莫名其妙的阶层：既是统治者，国家的主人，同时又是“底层”阶级？难道那些毫无反抗能力、被贫下中农随便拉出去枪毙的地主，仍然是欺压贫下中农的“统治阶级”？而那些翻身做了主人，分了地主的土地，夺了地主的财产乃至老婆女儿的贫下中农们，倒是被地主欺压的底层？这样的理论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这样，在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言说、分析底层，不但南辕北辙，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极大污蔑。 注释： [1] 《：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林建法编：《阎连科文学研究》II，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2] 《：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林建法编：《阎连科文学研究》II，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3] 阎连科、李陀：《：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见《阎连科文学研究》II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4] 阎连科、李陀：《：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见《阎连科文学研究》II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5] 阎连科、李陀：《：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阎连科文学研究》II，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6] 阎连科、李陀：《：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李陀与阎连科对话绿》，《阎连科文学研究》II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7] 刘剑梅：《徘徊在记忆与“坐忘”之间——读阎连科德长篇小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阎连科文学研究》II，第346页。 [8] 同上，第346页。 [9] 在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上，后来成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太阳社作家钱杏邨发表了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章批评鲁迅跟不上时代和革命的步伐，“他的创作在时代的意义上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不过如天宝宫女，在追述着当年皇朝的盛事而已。站在时代的观点上，我们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文章认为，鲁迅的作品甚至不能代表五四的思想，而只能代表清末的思想，断言“在这样的思想底下所写成的创作，根据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具体到鲁迅笔下的阿Q，钱认为，阿Q只能代表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而不能代表五四时期、更不用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后者已经是具有高度阶级意识和革命自觉性的新农民了。 [10] 《阎连科文论》，第242页。顺便纠正一下，《阿Q正传》等作品不是三十年代的，而是二十年代的。 [11] 值得指出的是，持有左翼立场的左翼作家和参加了“左联”的作家并不是一个概念，作为当时的一个抗日联合组织，参加左联的作家很多也很杂（包括鲁迅），但其中很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左翼作家。 [12] 《阎连科文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13] 以宣称“复杂”来暂且悬隔“判断”，最终却又非常简单地恢复对左翼文学的肯定，是一种无视历史真正复杂性（如五四启蒙传统与左翼传统之间的差异）的话语游戏。 [14] 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15] 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页。 [16] 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6页。 [17] 当然，“工农兵”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者，他们只是纸上的“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以无产阶级和工农兵的代表自居的当权者。 [18] 我说阎连科的人民概念有宗教的成分，是有依据的。就在这个对话中，他问：“我们中国人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宗教情怀，那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就永远上不去了呢？”他的回答是：“没有宗教的民族，的确会使我们的文学在尊重人、爱‘人民’时显得有些无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民族没有宗教就对文学失去信心……我们没有宗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作家的宗教情怀却是可以一点一点培育的。比如说，我们说‘人民’‘人民性’的时候，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去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一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爱我们的敌人”（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6页）很显然，阎连科心目中的“人民”，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普遍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对“人”的爱，是一种带有宗教感的大悲悯、大情怀，一种博大的、远远超出了阶级之爱的博爱。这和基督教的爱很接近，而和左翼的“人民性”立场差距甚远。 [19] 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6页。 [20] 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4-45页。 [21]阎连科还特别指出：和张承志排斥“庸众”不同，他认为“庸众”也是人民的一部分。阎连科还特别指出：和张承志排斥“庸众”不同，他认为“庸众”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庸众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张承志蔑视庸众, 表明了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 表明了他鲜明的写作立场, 这非常可敬。现在, 我们写作都已经没有写作立场了。不过, 我以为作家写作要保持恒久的对人的尊重, 这里说的对人的尊重, 自然应该包括我们说的‘庸众’”。（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6页）。 [22]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说阎连科》上，第45页。 [23]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这是周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1960年9月4日《人民日报》。 [24] 同上。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

摩西奶奶的神话 文：婉冰 摩西奶奶，本名安娜·玛丽·罗伯森·摩西（1860—1961），她原本是美国一名极其普通的农家妇女，一直默默无闻。但在古稀之年，沉睡了大半辈子的才华竟然神奇地展现，她用手中的画笔，绘出了生命的色彩，她用天份和执着，成就了一部大器晚成的神话。 摩西奶奶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格林威治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年曾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在家，做农场女佣。27岁时嫁给了一个雇农，她从来没离开过农场，正天忙碌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里。76岁那年，因关节炎复发，她放弃农活。出于个人喜好，开始尝试画画。她生活在美国一个偏僻的小镇，最初的作品，只能放在杂货店里代销。有一天，命运之神眷顾了这位老人，一位收藏家发现了小店櫥窗中的作品，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收藏家的推介下，摩西从此走出小镇，进入了美国画坛。 摩西奶奶 摩西小时候就喜欢刺绣，但她的创作热情因家计所累而中辍。摩西的画源于她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如农夫抱柴禾，铁匠钉马掌、孩子们划雪等等，朴实、鲜明、生动、活泼的内容，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喜爱。童年时代的乡村景色，麦田、马车、茅舍、远山、绿树都是她的创作素材。其中《捉感恩节火鸡》、《戚树园里的熬糖人》、《过河去看奶奶》都是怀旧的主题。她善于敏锐地捕捉季节、天气和时间的细微差别，用明丽的色彩，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和农村文化。那些散发着美好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二战经济低迷时期，走进了无数美国家庭，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和暖意的阳光。 80岁那年，她在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她登上了《时代》、《生活》杂志的封面，很多作品被大都市博物馆和白宫收藏。后来，她又在巴黎、伦敦等地举办画展，她的画在欧洲畅销，她也从此走向世界。色彩明快、清新质朴的绘画作品；丰富多彩、充实随性的晚年生活；轻松愉快、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这些美好积极的元素，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摩西奶奶成了闻名遐迩的风俗画画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敬。 1961年12月13日，摩西奶奶在纽约州胡希克佛斯逝世，终年101岁。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贫苦农夫的女儿，一个农场工人的妻子，居然冲破了年龄和教育的限制，凭借对美的挚爱和追求，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在二十多年的绘画生涯中，摩西创作了1600幅作品，潜在的天赋使她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勤奋和坚持把她推上了绘画艺术的颠峰。 2001年，华盛顿国立女性艺术博物馆举办摩西奶奶画展，又一次引起轰动。在这次画展里，展出了很多个人收藏，其中一张明信片特别引人注目，这张明信片是寄给了一个叫春水上行的日本人的。春水上行是位医生，他自幼喜欢文学，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因此非常苦闷，他给摩西奶奶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老人指点。对于有人请教人生方向的问题，老人马上予以回复。春水上行就是后来蛮声世界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摩西奶奶当年说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她说：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这段话成就了日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点拨了无数正在彷徨的后来者。 摩西老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因渴望而存在，如果漠视这些渴望，那么渴望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对于一个有天份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会比自己感觉到的大得多，如果不及时挖掘出来，那些潜在的天份就会自然流失，甚至完全泯灭。渴望做的，如果能全力把它做好，这无论对个人的成长，还是对社会的文明、发展和进步，都将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有益的事情。 人的成功方式有许多种，摩西老人活了70多年也没有遇到伯乐，但是她成功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名师的指点，生活就是她的老师，无师自通，她就是自己的伯乐。摩西老人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最了解我们的，还是自己。心灵的呼唤、渴望与需求，决不可等闲视之。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大胆地试一试，那些潜在的能量又怎么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确定了兴趣所在，就要尽早去做，努力去做。在生命的进程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唤醒自我，适时地、果断地、慷慨地给自己一个施展的机会，才不会让潜在的天份和才华付之东流。 摩西奶奶是美国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她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作品，放射着永恒的艺术光芒。她的传奇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永远都没有太晚的开始。如果一个人能全力以赴专注自己的兴趣爱好，就会产生惊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那时，成功就会在前面悄悄地等待着你，等待着你去收获人生的幸福和快乐。

写在220北美华裔大游行之际- -呼唤马丁·路德·张 文：铁木 这篇文章，是一个旅居美国15年的华裔对美国文化和族群问题的思考。 首先：为220游行者赞！为他们的勇气而赞！ 赞完之后，让我们再来试图讨论一些更深入的话题。 引言：梁警官事件最棘手的两个矛盾 当我思考这次的梁警官事件时，我想为华裔而呼吁。因为梁警官的确受到了委屈。可我觉得很难下笔，因为最棘手的有两件事： -我们华裔，是在为一个有瑕疵的人物辩护；而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似乎还是只有笨拙的方法和语言。甚至连220游行的标语，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优雅的方案。 -我们华裔，为梁警官事件背后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而不平；而那些对我们种族的偏见，也许有一些其实并不是偏见，而是悲哀的事实。 因为这两个原因，我感觉华裔其实似乎是迷途的羔羊。我们很无知很无奈，在政治的路途上我们还很幼稚，我们需要的是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智慧而有魅力的领导者。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呼唤我们华裔自己的马丁•路德•张！ 现在，让我们从头说起。 1. 梁警官判刑事件 关于这件事的背景，已经很清楚了：2014年11月纽约华裔警官梁彼得和同为菜鸟警察的一位白人同僚，一起巡查纽约一座治安极其危险的建筑时，觉得在黑暗中听到声响，于是在惊慌中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墙壁弹回，正好射入经过的非裔受害人 Akai Gurley, 导致其后来死亡。2016年2月，梁警官被陪审团认定二级过失杀人罪成立。 此事立刻在华人界引起轩然大波。热议的焦点主要两条： 一，关于判刑：二级过失杀人罪，被华人界普遍认为判刑过重，尤其是与类似情况下白人警察所受到的控罪相比。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在白人警察与黑人民众对立情绪的大背景下，梁警官被当成缓和警民关系的替罪羊牺牲了。 二，关于华裔作为一个群体的反应（或者，缺少反应，及缺少有效的反应）：初期的议论是，为什么我们华人又受到了歧视和欺负，而三位华裔陪审员和一位华裔的纽约市议员，却不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广大华裔民众不能团结起来，为梁警官喊冤？为什么我们这么忍气吞声？后来，借微信之力，很多华裔组织起来了，要在全美各大城市在2月20日组织一起大规模游行，简称220大游行。此时，主要的议论变成了，游行的主旨是什么？很多人说口号应该是“释放梁警官”，而另一些人站出来说，你缺心眼不，人家黑人都死了，看见你这个标语打出去该怎么想？！ 2. 微信时代之前，美国华人个体上是精致的精英，整体上则真的是一盘散沙 梁警官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感慨的是，这次的220游行，能被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在微信时代之前我从未想过和不敢想象的。 我在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10年前，华裔会怎么反应？ 我想那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我1997-2012年间，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那时的美国，华人的心态，常常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华人一有挫折，就上纲上线，喃喃自语”我为什么又一次受伤害了？” 华人很多都是祥林嫂一样的唠叨： 新来的每天问“我要不要回国”，“我要不要回国”，… 而打算或已经在美国呆下来的，念念有词的则总是这几条： -为什么我们受歧视？ -为什么美国人对我们有偏见？ -为什么我们没有政治地位？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主流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抱团? -为什么印度阿三那么可恶？ 然后，唠叨完了，还是该干嘛干嘛： -继续全心全意努力赚钱； -继续远离政治，公益，体育，艺术，和流行文化； -继续逼很小的孩子学钢琴； -继续逼高中的孩子不准报考钢琴专业，而必须学法律医学和金融； -然后继续抱怨歧视，政治地位，主流，抱团，和阿三。 可是，当华裔抱怨不能成为主流社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什么是主流社会？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主流社会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低端的中产和大多的屌丝阶层。而华裔时时刻刻争做“精英”，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成为“普通老百姓”。这里面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华裔的那些有事实依据的偏见，电影“Harold and kumar”系列里淋漓尽致的都给我们展现了。如果我们华裔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美国的华裔，已经如此聪明的把自己学习修炼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注重自己的事业，注重赚钱。和西班牙裔相比，我们不愿意生很多小孩，所以眼看别人渐成主流，而自己越来越边缘化。我们只消费流行文化，而不参与其生产制作。我们对选举缺乏兴趣。我们遇到不公正，如果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并不发声。我们胆小怕事，小心翼翼。我们或明或暗歧视非裔。 总之，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自己成为精英。 而精英，又怎么可能成为”主流社会”呢？曾几何时，英国伊顿公学的学子们，都不敢去从政，因为太不“亲民”了。弄得伊顿背景的卡梅伦竞选时，只能处心积虑的自己找台阶下：“你看我们英国社会的进步多大呀！连我这样的伊顿学生，都没被你们看不起而接受我来参选，说明英国选民真的是成熟而伟大的公民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裔的边缘化就很容易解释了：我们努力成为精英，并以此为豪；我们精英的如此精致，我们甚至都不屑于去伪装一下亲民。这样怎么可能成为主流呢？ 为什么我们受到偏见？因为那其实并不是偏见。 为什么我们没有政治地位？因为我们对政治和公益鲜有兴趣。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因为我们人口少，我们精英高大上。 为什么我们不抱团？应为我们宁愿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别的人就算是华裔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甚至近至十年前，美国华人个体上是边缘化的精致的精英，整体上则真的是一盘散沙。 3. 微信第一次将以前小心翼翼患得患失的五百万华裔组织起来，成就了勇气的220大游行。 所以说实在的，这次我真的是被震憾了。 华裔们这次如此的被事件震惊，这个事实让我震憾。 而微信的力量如此强大，让一盘散沙的华裔第一次在全美范围内组织了起来，这个事实也让我震憾。 多少年来，华裔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显示出来可敬的勇气。大家站出来呼喊，不再是患得患失小心翼翼的中国人形象，而是充满了血气和硬骨头。 更久以前的我不清楚，但近如李文和案，华裔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屡屡受到伤害？为什么华裔总不能团结起来反抗？ 人的斗争有三种层次：与环境的斗争；与人的斗争；与自己的斗争。 华裔的斗争，很久以来，不是与别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与自己懦弱的斗争。害怕惹事。让我常常想起二战期间“沉默的犹太人”，任人宰割。 殊不知，“人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就像有网友说的，“中国人或者华人有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不敢speak out ，对公共事务不关心，讨论问题的时候，只要和自己无关就不积极参与，在困局中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团队利益，有时候真令人痛心。” 又有人说，”先是看了在美国的朋友转的案情介绍，感觉很痛心，同时朋友还是说：只能继续痛心地做着模范的沉默群体之一。” 而如今，“沉默的华裔”终于在网上结盟了，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勇气。甚至成就了全美各大城市联手的220大游行。这本身就是个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的事件啊。真的是见证历史的感觉。 4. 可微信毕竟只是工具，而不是灵魂。220游行，我们的马丁?路德 • 张在哪里？ “沉默的华裔”，220大游行。一切都很好。可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游行？ 毕竟，我们要辩护的梁警官是有瑕疵啊！毕竟人家无辜的黑人死了啊！ 很多人要打标语“释放无辜的梁警官”。 一些人没想清标语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一些人甚至没想清旗帜是打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 这起事件，并不是华裔和黑人之间的斗争不是吗？需要对无辜的黑人死者表示一下尊重不是吗？ 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游行？ 这个问题，微信没法告诉我们答案。 那么，我们的有逻辑，有激情，有智慧的领导者在哪里？ 我们的马丁•路德•张在哪里？ 还有，这次游行，除了为梁警官伸冤呼吁，我们还有更广泛的诉求不是吗？那就是诉求种族的平等和公平。 那么，对华裔的不公平，到底有多么的广泛？对华裔的公平待遇的诉求，除了游行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自身可以做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主动参与更多的政治和公益？ 这些，有人给我们指导思想的道路吗？我们的马丁•路德•张又在哪里？ 5. 脸书在中国被禁的今天，五百万华裔却能在美国毫无障碍的用微信来串联，并用它成功组织全美范围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的华裔大游行；这本身难道不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见证吗？ 现在我想退一步出来，看看梁警官事件背后，关于华裔和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白人警察与黑人民众对立情绪的大背景下，梁警官被当成缓和警民关系的替罪羊牺牲“–这一个普遍认同的对梁警官事件的解读，我认为是公正的。 可当我从这件事本身跳出来，看更大的背景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能认同一些人的观点：即所谓华裔受到美国主流社会“不公正的歧视”，是一种长期而普遍的现象。 你看，这次事件中，来自非“友国”的微信没有被禁，而是被华裔用来做成组织游行的工具，这本身难道不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见证吗？你能想象老外在中国利用脸书组织游行吗？ 身为华人，我要平心而论的说，如果论种族歧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种族歧视少于美国。 这不是我要谬赞美国。这是美国的特殊性决定的。她本身是个移民国家，除原住民外，所有的居民，曾经都是“外国人”，早来晚来而已。美国就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真正属于世界的。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他来到美国，落地生根，他都应该觉得，这片土地其实也属于自己。只要自己愿意，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正如他同样是他所来自的那个祖国的主人。 就像电影“教父”开篇，那个光头的意大利移民说：“我爱美国。” 而这句话，与他热爱意大利毫无矛盾。 这种移民在美国的“主人”感觉，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当我在纽约西雅图或者旧金山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常常会有南亚非洲和中东的贫穷的移民，言语之中他们常常会对美国给予他们的欢迎表示真心的感激。而在荷兰和英国，出租车司机常常会有很多土耳其摩洛哥和波兰的移民，言语之中，他们常常对自己在新的国家受到的排挤表示无奈甚至怨恨。 我的荷兰朋友说，荷兰人见到外国留学生，第一反应常是“你什么时候离开荷兰，回自己的国家？” 而当他在美国留学时，每个美国人都问他，“你毕业后应该留在美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这让他非常诧异。 可真的，这就是美国的情怀。 记得1997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快就被这种欢迎和热情所深深地感染。我和同样来自大陆的一位陈同学，刚下机场，就被硅谷的一个陌生的家庭接到家里，免费住了一个星期。热情的主人带我们去购物，帮我们做好一个星期以后搬到学校宿舍的准备。一天晚上，我和陈同学聊天，感慨万千说，怎么觉得这里有这么多的个人自由，这么多的梦想，这么多的可能，这就是美国梦吗？ 时光荏苒，像很多移民一样，我读书，工作。毕业后做事没有几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项目团队里就有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美国白人为我工作，而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一点不快。美国完全没有歧视吗？我想也是有的。可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崇尚公平竞争的地方，因此我并没有觉得我遇到过美国人，因为我是中国新移民，就觉得我不配当他们的上级。 6. 马丁?路德·张：为华裔呼喊，更为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呼喊 那么，当我说美国是世界上种族歧视最少的地方时，我是说该知足了，不要再去游行了吗？ 绝对不是。 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特质。 美国是建立在一个”理念”上的国家：她永远追求自由和民主，以及对快乐的追求，永不停歇。美国人对个体的自由和民主所应该达到的高度，永不满足。她甚至为了保证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到现在还让公民保留枪支，只因为宪法里说过，在万一政府作恶的情况下，公民可以自卫。 所以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她是一个理念。 在这个理念里，国家和政府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受到挑战。任何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去法庭，用宪法来测试政府的行为：如果测试结果是反宪法的，那么这位普通的公民，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就可以战胜政府。这种普通公民的“宪法测试权”，也是“美国”这个理念里非常独特的存在，以此来保护公平，民主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华裔的游行，实际上不就是为了捍卫和追求美国的这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理想的一次行动吗？ 就算梁警官这件事非常复杂，很多事不能说的很绝对，可其中的确有证据确凿的不公平：有对梁警官判罚过重的不公平；有无辜黑人惨死的不公平；有对纽约政府失职行为缺少问责的不公平；种种的不公平，都值得我们去游行去示威，去要求这个国家做得更好，去要求这个社会变得更完美更公平。 所以我要盛赞220大游行。因为它所昭示的，正是对美国理念的追求。 她的公民应该永远去追求完美。她的公民应该永不满足。 就像伏尔泰所说的，“我永远尖锐的去批评巴黎，是因为我热爱巴黎。” 这才是美国的价值观。这才是美国的理念。这才是美国。 而这一切，也许我们现在不觉得，但它事实上是如此重要。因为虽然现在的美国，还有很多对公平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但这些并没有一种永远的保证。 因为文化的暗流，其实可以如此汹涌。如果美国的公民们，不去时时刻刻去捍卫“美国”这种理想，那也许有一天，这些就突然丢了，美国也突然变了，变得她的公民都不认识了。 就像一位智者所说的，“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 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 所以220游行，它是为的什么而游行？ 我想说，我们的马丁•路德•张会告诉我们，这次游行，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华裔的权利，它还是为了捍卫美国理念的真谛。那就是，各族的平等，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民主，以及追求快乐的权利。

没有医学素养的悲剧 文：辰思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通常人们都知道高风险职业是司机、井下工等，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医生是高风险职业。在中国医生为什么成了最危险的职业？医患的结症究竟在哪里？ 大家都习惯于从医-患之间找原因，或者在医疗机构内部找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有：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德医风滑坡；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患者对医学的期望过高等等。出于这种认识，于是各大医院的“医患沟通办公室”应运而生。但是医患沟通办公成立10年了，医患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引10月13日人民日报《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尤其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患纠纷和医患暴力冲突不仅未见减少，反呈增多趋势。这是为什么？ 平心而论，若作横向的比较，医院的道德素质与服务态度并不比商业服务、公安、法院及公务员系统更差。在中国的法院里，被错判、错杀的人数决不会比医疗事故致死的人数更少；论性质，滥杀无辜更比医疗事故恶劣万倍。但为什么停尸闹丧等砸打行为只发生在医院，而不会发生在法院？我不否认患者是弱势群体。但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屠刀，总是杀向更弱势的群体的。近年来，连续报导了多起弱势人群，因他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并经多年上诉上访无效，最后他拿起屠刀杀向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证明。 可见，问题的结症并不在医患之间，而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 我认为，造成医疗纠纷呈爆炸性增长和医疗执业环境恶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即定性不准；二是医疗投入不足，且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医疗风险保险机制缺失；三是整个社会缺少宽容。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一句话，就是制度或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 正因为我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所以，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而制定的一系列调整医患关系的所有法律法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是恶法。并由此误导了我国医疗政策的走向和舆论的导向。如《侵权责任法》就将医疗侵权当作一般的民事侵权来处理，废除了在我国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医疗侵权只有在构成事故的前提下，才予赔偿的原则，错误的将具有特殊性质的医疗赔偿，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降低了赔偿的门坎，扩大了医疗赔偿的范围。由此，必然毒化或恶化了医疗执业环境，扩大了医患冲突的机缘。《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医事立法上的一种倒退，还自认为这是本次立法的一个“亮点”、一种“创造”。 在中国法学界，普遍也承认“医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但要问：究竟“特殊”在哪里，他们多不堪了了。所以一旦由他们来制订相关法律或者处理具体的医疗争议案件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用大民法的视野去进行审视，并由此制定出同一般的民事侵权赔偿并无区别的规则或处理意见。 有人作过很形象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将花瓶打碎；而医疗事故好比别人送来了一个破碎的花瓶让你去修复，但你未能将其修复或未能完全修复。这两种责任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医疗赔偿，为什么必须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原因。不仅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国的医疗赔偿法律规定，都必须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如果法律对这两种责任的制裁不加区别，适用同一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也不光是医疗赔偿是这样，其实还有空难、交通、铁路运输、邮政、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等赔偿，都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在这些领域均不适用一般的“损害责任”概念。 除中国外，美国的医疗政策也是相对糟糕的。最新的统计表明，全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570万，另有2700万靠临时保险苦苦支撑，随时有失去保障之虞。在美国，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目前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45岁的乳腺癌患者约兰达？科尔曼病情严重，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她原本可凭借医疗保险接受3轮化疗，但因无法工作而失去医疗保险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美国的医患关系仍然牢固而信赖，并没有出现过一起砸打医院或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论维权意识，美国公民显然要高于中国公民，但美国的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并不高，医患冲突也并不激烈。 究其原因，相对中国，美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充分注意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尚有其局限性，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能严格按照医学科学规则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定案，而不会苛求于医学。在赔偿追责原则上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大大减轻了医方的赔偿负担。 如近年在美国加洲的一家医院里发生了一起医疗纠纷：一名刚出生的新生儿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输氧，护士遵医嘱将氧气给输上了。不久孩子死亡。这时发现，护士虽然将氧气管给插上了，但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得知这个信息后，孩子的父母很气愤，将医院和护士告上法庭。经过医学鉴定，认定护士虽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有医疗行为上的过错，但孩子的死亡仍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非未输氧造成。结论为不属医疗事故。患者息诉。 这个案件若发生在中国，一方面患者不大可能会接受这种鉴定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患者接受了这个鉴定结论，法院也仍然会判医院败诉。这不仅是因为《侵权责任法》已摒弃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更要命的是《侵权责任法》还规定有对医方不利的推定过错，即公平原则(第58条)和无过错责任赔偿(第五十九条)。 其次，在医疗事故的防范与处理上，美国是注重于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中国则不大注意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只注重在事件发生后对人的处罚上。似乎只要抓了人，判了刑，“平民愤”了，政府就尽到责任了。 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一家医院里发生紧急情况，医生在忙乱中，错将乙醚当氧气给病人输入，造成病人当场死亡。病人家属很不满，对医生提出指控。医院领导出面解释说：这不是医生的错，问题是由于“乙醚接头与氧气接头可以通用而造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难免出错，这是医院的管理有问题。”病人家属表示理解，放弃了对医生的指控。通过这个案例，从此将全美的氧气插管接头均换成专用接头。这样，如果医生即使在慌乱的抢救中抓错了氧气插管也无妨，因为那是插不进去的；从此在全美再也没有第二例类似的悲剧发生。 而在中国，将氯化钾当氯化纳进行静脉推注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就重复发生过多起。发生后就将药师和护士抓起来判刑。其实，要防止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将氯化钾和氯化纳注射液的外包装和安培的颜色和标志作个醒目的区别就行了。但我国就是不通知厂家应作这方面的改进，结果致使类似悲剧不断重复发生。 再次，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要远高于中国。 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从9000亿美元增长到16790亿美元，人均开支从每年3354美元增长到56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政府负担医疗费比例达45.6％，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只占16％(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 在中国，以2007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0966亿，其中医疗投入为1418.85亿，其中免费医疗开支270余亿，占总医疗投入20％。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卫生经费，真正用于医疗保障的仅占卫生总投入的15%。就是这很少的医疗保障投入，其中又有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殷大奎2006年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以卫生人员平均年工资30000元计算，全国卫生人员的年工资为1800亿以上，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完全拿来发工资还差近400亿。因而，中国老百姓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医药费，还必须为医疗机构支付至少700亿的工资和公费医疗的开支。这样，中国的普通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者，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而中国则没有。 在美国，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有两块：一块是医生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块是患方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据估计，美国医生每年大约将1.5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大约相当于其工资收入的8％，在风险更高的外科部门这一数字则更高。其实，患方的医疗风险强制保险是无须另行购买的，因为这笔保险费用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医疗保险金中。如果是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也会适用国家赔偿使患者得到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无须打官司患者都能得到救济。 再再次，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而中国对民众实行的是阶级教育，崇尚的是暴力和恐怖。 美国的民众是有信仰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教人向善和崇尚宽容的；而中国的民众自小接受的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教育。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挂在少年儿童脖子上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即红旗的一角。 什么叫宽容？1991年11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卢刚在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用左轮枪，枪杀了他的两位导师，一名系主任，一名副校长，中国留学生同学山林华博士和一名女学生秘书6人，随后，饮弹自尽。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美中国留学生想到的是仇恨，怕遭到仇恨的美国人的报复，一时间不敢上街上超市。但美国人不仅没有仇视中国留学生，反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在事发3天，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与我们同样悲痛的卢刚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美国死者家属们感到，如果我们早一点关注卢刚，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于是4位美国死者家属将他们的遗产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帮助像卢刚这样有精神障碍的人。其中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得到了这个基金会的帮助。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许多中国人当得知这一信息时，甚至被惊得目瞪口呆。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周国平先生。2000年3月13日《检察日报》第6版，刊登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医学的人文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将发生在医院里的极个别现象说成是普遍现象。他说“现在医院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却如此稀少”，“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周先生的爱女“妞妞”因患有双眼多发视网膜母细胞瘤，不幸早夭。周先生在事后获知，他的爱女所患的这种发病率为1.2万分之一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可能与X光的照射有关时，便断定，妞妞的病肯定与其母在怀孕5个月时，患肺炎后的一次X光透视检查有关(笔者注：其实，现代医学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产生原因并不十分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遗传因素有着的重要作用，约40%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具有遗传性，如果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患有此病，子女发病的机会为1/2。此外，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的携带者发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危险将增加1万倍。目前，尚没有事实证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与X光的照射有必然关系)。从此，他只要走进医院便“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蒙昧人”(见周国平《医学的人文品格》)。于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便产生了对医院的恐惧和对整体医生的仇恨心理。周先生自己也承认“我心里还是恨，怎么能不恨呵，有时候杀人的心都有，杀女医生，杀医学博士……”(引《周国平文集》第5卷89页)。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平民碰到类似的情况，还不真拿刀子去捅医生吗？

大人物的“痛哭”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一世总有不顺与悲伤之时，哭，也就很难免，尽管它不是“常态化”。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指男人要比女人天性坚强，不容易掉泪。所以大男人的哭显得特别，而尤以大人物的“痛哭”，能引起人们惊异，甚至社会“震撼”。 前不久，微信群里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蒋介石晚年痛哭评价毛泽东，感动全球50亿人！》，该文转载自“百事通”。不用说，这很吸引人，蒋介石和毛泽东斗了一辈子，水火不相容，他被打败逃离大陆反倒痛哭起老对手了。 此文开头：朝鲜战争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啊，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要研究、学习毛泽东！” 接下来是：台湾首度解密蒋介石临终遗言，蒋介石说过：“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蒋介石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说：“没有毛先生，中华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后，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文章未属作者姓名，短短的到此为止，并没有蒋介石“痛哭”的字样，文不对题嘛。不要紧，下面有“阅读原文”标记，点击后却无法显示原文，“百事通”是何路门神？我没必要去查找，因为看了这有板有眼的“导语”，就已确认它不是真事。但肯定有不少人相信，链接分享——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忏悔自己“干了一辈子坏事”，“要向毛泽东请罪”，于是人们对老蒋的“深明大义”伸出大拇指，给“解密”的文章点赞，并且“感动全球50亿人！”作者不仅解密，还有数据统计，果真如此，那要谢谢“百事通”了。 还记得此前有一篇文章，说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兴奋地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面无表情的挥挥手，坐在沙发上沉思，没有吃饭，一天没出屋，后来竟独自失声痛哭。文章解释，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在想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怎么就先走了？ 哭，大多是伤心的流露，也有乐极生悲。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身边人员回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却为蒋介石的死而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能相信吗？但文章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另一种“解密”，自然就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奇心理。而后，才有了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 我又想起四五年前见到的一篇奇文，说1971年发生“9.13” 事件，蒋介石得知林彪机毁人亡后，伤心哭了起来。这无疑又是个“新闻”。林彪是中共名将，长征中率领红一军团披荆斩棘，一路突破险关，保卫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解放战争率四野抢占东北，指挥辽沈战役消灭几十万国军精锐，再率百万部队进关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立下盖世之功。建国后的文革中，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对蒋介石来讲，中共副统帅林彪是叛徒，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却为林彪之死而哭，令人匪夷所思。文章解释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林彪接班掌握大权后，会念及师生一场与他合作，实现其“光复大陆”之志，林彪意外身亡，蒋介石的希望破灭，因此伤心哭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不是老蒋患了神经病，就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梦想，不过是表明蒋介石不计前嫌，博大胸怀，知人重情义而已。大概是《作家文摘》转载的文章，所说的这件事不见出处，我也没记作者是谁，看后便当废纸扔掉了，事后觉得，应该把它留作茶余饭后的“聊证”。 毛泽东是伟人，蒋介石是不是呢？有点不好说。当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宴会上举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称过谁“万岁”？所以蒋介石也应该是伟人，后来毛泽东把这位前中国领导赶到了台湾，此一时彼一时。但他们都是世界级大人物，去世三四十年后，有人推出了毛蒋互相“痛哭”的杰作，不知是捧还是骂。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贫贱之家百事哀。平民百姓的哭，比起那些大人物，更让人相信，也同情，因为真实。却也不全如此，苏东坡可谓大人物，中国宋代的大文豪，看看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苏东坡梦见早逝的爱妻王弗，凄怆不已，直抒悲怀，写下了这首沉痛感人，千古传诵的悼亡词。后人确信作者的“梦”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托的。 近代洋务派首领、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他师从曾国藩近30年，当闻恩师逝世，悲从中来，在给其弟书信中写道：“（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李鸿章的这段话，评述他认知的曾国藩，表达了对师长的深情厚谊，字里行间朴素真挚，颇为感人。他的“泪寄千行”，我认为是真实写照。 中国人讲顺其自然，凡事相信，凡事就少有自己的思想判断，但也喜欢猎奇，更善于“传诵”。这种习风下来，于是有文人墨客，不知从哪里弄来或者裁剪出种种隐秘，自以为得计而有益。更有无聊的人，不时搞出一些无聊的消遣，“痛哭”都成了一项炒作，也有不少写周恩来某时为某事的痛哭，标题显眼，却不知其真假与究竟有何用。诸如此类，许多人便去相信，或者甘愿受欺听之，还口笔相传，以致无聊的东西长存于世间。就像舞台上的变戏法，一套一套的，总有人会看的。 当下互联网时代，写东西比白纸黑字的书报来的容易，捧骂几乎没有成本，传播更方便，更快更广，什么揭秘、爆料、惊现、解密、震惊层出不穷，美其名曰“任性”。而不管这些是否真实，是否臆造，有无现实意义，有风即是雨，随帖的、点赞的、写评语的接踵而来，似是而非，不辨真伪，偏有人跟着闲聊，舍得花时间消遣。 从微信群看到“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想到了这许多，对于一家之言的“猛料”，无论涉及什么方面，报纸还是网上的，都需过过脑子，融入自己思考，有必要就研究一下，不然干脆不看，也不致于轻易相信。人云亦云的“传讹”，更不可取，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先贤“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我们今天做起来还真难啊。

爱，如风 文：倪志娟 王国维曾说，做大学问要经历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的意思是只有经过苦苦寻觅到执著追求的过程后，人才会在不经意之间豁然开朗。 其实不只做学问要经历这样三种境界，在对很多事情的领悟上，我们都要经历类似的三重境界而逐渐走向深刻，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螺旋似的上升过程。对爱情，也是如此。 年少时分，在懵懂之际，一壁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一壁在小说中，在童话和电影中，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寝食难安、痛不欲生的情况也是有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小学时的一个暑假，看了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的电影后，我是如何沉默地走回家，爬上自己的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遍遍回想海的女儿化作泡沫消失在海的尽头的情景，心中充斥着巨大的难以排遣的悲伤，这种悲伤大概持续了一星期之久，而且并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转化为一股隐秘的暗流，在心里不停地流淌过许多岁月。因此，那时我只乐意看有情人终成眷属，以为那才是爱情的最好归属。 再大一些，到青春正浓时，人生的真相也逐渐显露，五彩的肥皂泡一一碎去，隐约明白了生命原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漫长得足以磨蚀一切激情、浪漫和精致的情怀，即便有情人终成眷属，那美满也只是暂时的，之后，是琐碎平庸的真实一点一点铺展开来，曾有的爱与浪漫常常化作对对方无止境的怨恨或麻木。于是宁愿看悲剧，看深爱的两个男女主人公如何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沉沦于自己生命的旋涡之中，却在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为对方柔软地疼痛着、记忆着。回忆往事的时刻，眼底眉梢泛起的依稀是一丝甜蜜的欣慰——因为得不到，反而成就了爱情的永恒。 再后来的后来，也就是现在，自己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恋情，也开始接受生命的平淡，再去琢磨爱情这东西，才发现自己一直抱着错误的信念，其实爱情哪里是可以永恒的东西呢？大起大落的情节、大悲大喜的结局，不过是诗人作家的虚构罢了，真实的爱情往往只是生活中瞬间爆发的温情——就象蓦然回首不经意间见到那个人时片刻的喜悦罢了。 领悟这点是因为偶尔读到的一个很微不足道的情节，讲的是春秋时的吴国，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王妃忍不住春色的诱惑，带了随从去阡陌小道上欣赏烂漫的野花，在她流连忘返之时，吴王钺派人传话给她：“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读到这里时，竟有了窒息一般的感觉。吴王的了了数字，却传达了无穷的爱意。他一定深爱着王妃，懂得并欣赏她爱花的心，才会这样特意派人告诉她：你慢慢地欣赏，不要着急，不要辜负了美好春色。那可爱的王妃，听了这话后会是何等的幸福呢？那天小道边的花，该开得格外艳丽罢？那天的王妃也会美得让人惊艳罢？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否有着一地鸡毛的烦恼，他们是否最终拥有天长地久，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这样的一天，这样的一句话，这样动人的一刻，曾在阡陌小道上留下，他们一生即可满足了。 人世间流传的恩爱故事很多，可有多少值得仔细分辨呢？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中间表达的爱情似乎也是浓情似火，可透过历史的记载，看到的总不过是唐玄宗嫁祸红颜的无奈与薄情，是苏轼寻花问柳的滥情，这样的爱情，枉自浓艳了诗的文字，寒凉了人的心。 那么，不如不去求那浓情似火，如漆似胶，也不去求天长地久，生生世世，就只珍惜生命中瞬间的温情好么？这样的瞬间，有时候微小到仅仅只是在你穿过车来车往的马路时，他落在你背影上的关切的目光，或者，在你专注地对着一朵花微笑时，他欣赏地看着你时的表情。有这些，人生就很奢华了——事实上，我们可以拥有的，大概也只有这些了。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一阵一阵的凉风正从北边的窗子进来，拂过我，又在屋子里回旋绕转，再从南边的窗子出去，我身心俱宁，静静地，静静地，感受那风的来和离去。如是，便是爱的过程了。

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文：苏小和 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里，仔细找出几颗饭粒，喂到兄长小小的嘴里。我懂事以后，一直对兄长的面黄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 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 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评森的兴趣是一种不务正业。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似乎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先人了。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后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利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利、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利、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 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公民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地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界和普罗大众而言，《饥饿与公共行为》可能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它会重新激活我们中国人对三年大饥荒的悲伤记忆。

屠龙之术vs学以致用——为什么古中国没有科学 文：林炎平 我是由于李约瑟而写这篇文章的，或者说我是为了那些喜爱李约瑟的人而写这篇文章的。 李约瑟的观点深受中国人的宠爱，这是可以理解的。多么令人振奋！我们华夏在科学上居然领先了西方1700年！ 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夜不成寐的结论。我曾经也为之激动不已夜不成寐，后来因为发现我上当了，也为此夜不成寐：你可以忽悠，但是不能这么忽悠。这就如同我家一贫如洗，突然有人告诉我，我的祖上曾经是世界首富。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尽管我们都声称自己不是阿Q，但是当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居然曾经是我们的历史，感情谁都会成为阿Q，即便是短时间的业余阿Q。结果发现，全是瞎话。与其如此得而复失，不如当初不得。再说这根本不是“得”，而是一个海市蜃楼，除了让我们体会到我们都有某种阿Q情结外，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李约瑟这样一个在自然科学上基本不通的人要下这么宏伟和不靠谱的结论。我总觉得，李约瑟的结论与其说是来自研究考证，不如说是来自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的压力。世界上有一种风是最强大最难以抵御的，那不是台风，也不是龙卷风，也不是飓风，而是……听好了……枕边风！当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人遇到了枕边风，结局很悲催。这大概就是李约瑟悲剧。“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而李约瑟悲剧是一个真悲剧。 李约瑟问题”：伪命题，真悲剧。 我和McGill大学的Yates教授有过几次争论，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具有中国背景，但是我完全不赞同李约瑟对中国的美誉；Yates是英国人，却基本同意李约瑟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作为理工背景的我，对人文并不陌生，对古希腊的科学史非常熟悉，对中国古代的有技术但无科学也深入思考过。Yates对我的辩论无法正面抵挡，于是他拿出李约瑟的武器（毕竟，他是李约瑟的嫡系弟子）：I merely gave the benefit of doubt toChinese。意思就是当结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时候，我把好处给了中国。Benefit of doubt是法律用语，意思是当证据不足无法确定是否有罪时该受益的这一方。比如在刑事案审理中，被控有罪的人享有“Benefit of Doubt”，亦即，当证据足以怀疑他有罪但不足以确凿证明他有罪，而他也无法证明他无罪的时候，被告作为无罪处理。 李约瑟的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中国的偏爱，也道出了他的偏见，至于这是否由于来自他对于他太太的偏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态度本身不科学。 其实，据我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和对希腊科学史的研究，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中国有技术，但是没有科学。中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过科学。比如中国的算术，其实中国没有数学，只有算术。数学是科学，而算术距离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不远离功利和进入抽象，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 中国最接近科学的是东汉的赵爽，他在毕达哥拉斯证明勾股定理700年后再次证明了勾股定理。勾股定理在被证明之前，没有什么科学意义，而只是一种经验。从普适角度证明勾股定理可以被称作接近了科学，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单一这样的事例，依旧不能说明问题。祖冲之也许是中国最有科学精神的人，但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这实在不能称作科学，而仅仅是算术。早于祖冲之1000年的阿基米德早就知道圆周率的精确算法，按照他的方法，可以算出任意多位精确的圆周率，但阿基米德认为这是“蓝领工作”而算了几位就束之高阁。阿基米德创造的“穷竭法”实际上非常接近微积分，他用此来计算球的体积和面积，给出了近代用微积分才可以得到的解析解。而圆周率只是阿基米德的穷竭法的副产品。 阿基米德 至于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也是由李约瑟为了讨好鲁桂珍而提出的“四大发明”更加和科学毫不相干。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甚至没有接近过科学？ 在中国，有几个重要的价值观导致了这个结局。首先是难得糊涂，其次是学以致用，最后是以食为天。 要比较科学的发祥地古希腊的价值观和华夏的不同，可以比较他们是如何对待一些关键问题的。比如在古希腊时代，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有人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素数（质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吗？ 这样的问题有多坑爹啊！更加坑爹的是，居然有人要证明这个命题的真伪！比这更加更加坑爹的是居然欧几里德证明了这个命题。也就是说：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在华夏，从来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此人估计是混不下去的，因为他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华夏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处吗？当然是没用的。不仅当时无用，今天也无用。数论是最没有用处的。于是，华夏人就会问：没用的东西你搞什么？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既然你吃饱了没事干撑得慌，就干点别的事情吧。也许就是劳改吧？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你们整天在整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如去挑大粪。 更多的华夏人会问，你这么认真干什么？你不知道素数到底有穷还是无穷会死啊？我连什么是素数都不知道，不也活得好好的吗？不要这么计较，不清不楚不是也这么过日子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如果是一个老师，你这样要求学生，你肯定是无徒之人。 你知道为什么孔夫子有这么多的徒弟吗？因为他从来不追根刨底任何问题。孔夫子没有任何科学精神，这才使得他成了万世师表。如果他当时如同欧几里德这样，他必定是一个无徒之徒。 想知道欧几里德是如何证明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吗？真的是奇妙无比，而且极其简洁。但是我不忍心在这里表述，因为很多人会为此落荒而逃。但是我也不忍心不在这里表述，因为我不想难得糊涂。证明如下（如果你看不懂这个证明，也没啥，继续努力就是了）： 假定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个数为n，最大的素数是Pn。 把所有n个素数都乘起来，其乘积 S = P1·P2····Pn 现在考察S + 1. 如果其是素数，那么我们就有了n+1个素数，因此最初的假定不成立，于是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如果其不是素数，那么必定可以被一个素数P整除，而P一定不是原先这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因为用原先任何一个素数做除数都会有余数1。于是我们至少有n+1个素数。 因此，最先的假设不成立。亦即，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证明完毕。 这真的是一个亮瞎你的双眼的证明。要知道这是2300年前，华夏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证明了这个命题。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还有想象力的力量。我当时看到这个证明的时候真的是汗流浃背心跳加快：完了！这回完了！看来老庄孔孟诸子百家都加起来也不够给欧几里德拎草鞋的资格了！ 欧几里得 欧几里德不仅仅证明了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而且他还有这么一段轶事： 他曾经在柏拉图学园里当校长。一个小伙子来求学，过了几天，这个小伙子满脸困惑地来找欧几里德：“几何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立即叫来了教务长：“请给这位年轻人一点钱，让他马上离开这里，他居然想在这里学有用的东西！” 古希腊人研究的这些被我们后世称作科学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无用的。是名副其实的“屠龙之术”。如果这样的东西在华夏教授，那么学园会很快关闭，因为我们是学以致用，没用的东西我们是不屑学习的。我们和古希腊人的价值观的差别就在这里，古希腊人认为，追求真理是一种美德，那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什么一定要有用？难道幸福本身不值得追求吗？华夏的认识基本上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不能吃不能用的，就没有理由追究，否则就是“吃饱了撑的”。 “屠龙之术”在华夏成为了如此家喻户晓的格言，从小到老告诫着中国人：不要去学那没用的东西。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嘲笑和惩罚那些思考不能立即有用的东西的人，后来，这样可以供我们嘲笑的人已经不多了，越来越少了，他们都绝种了。既然他们绝种了，科学还会有吗？他们还没有动科学的一点点脑筋，就被整个社会打入另册，划为异己，你还指望我们接近科学吗？ 古希腊的科学都是不折不扣的屠龙之术。欧几里德几何有用吗？在古希腊基本毫无用处。那一整套公理系统，简直要让咱华夏人笑掉大牙：太较真了，无徒啊！太可笑了，有用吗？太坑爹了，能吃吗？祖冲之还好是在朝廷里混个职位，业余时间算了算圆周率。如果他没有那个公务员职位，早就被骂死了饿死了。 古希腊还有一个超级坑爹的，和欧几里德基本上是一个数量级的，叫做阿波罗尼。此哥们研究的是圆锥曲线。也就是说，你把一个圆锥拿来垂直放在空间里，拿想象的平面来切它，你就得到了如下几种曲线，然后研究他们的性质： 平行于底面切：圆； 平行于圆锥侧面：抛物线； 介于以上两者：椭圆 垂直于底面：双曲线； 阿波罗尼和他的圆锥曲线 还有比这更加无用的吗？说它无用，那是最仁慈的说法，那简直就是坑爹！你这么拿一个想象的圆锥，用想象的平面，这么切那么切，你想干啥？那是大白菜，那是猪肉，那还有点意思。你这么切一个圆锥，绝对精神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咱聪明的中国人的结论。你见过咱庄子想象过这玩意吗？他老人家想象倒是丰富，那鲲鹏展翅，好几万里。接着就是结论。过程糊涂，结论宏大，没有推理，非常省事。咱要的就是这个劲！不仅省事，而且讨巧，于是有徒，延绵不绝，愈演愈烈。 那阿波罗尼的几何真的没用，但是人家就是认为这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的过程就是幸福。我就是要把这圆锥给切明白了。你想咋样吧？这哥们就这么牛，他用纯几何的方法研究圆锥曲线，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听明白没有？就是今人也未能超越他。 后来，后来……，后来的情况对华夏很不妙，后来证明阿波罗尼的圆锥曲线的用处太大了。那已经是阿波罗尼去世以后1700年后的事情了。这个世界来到了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天体的运动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天体是按照什么规律运行的？那可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就是要猜上帝是让天体如何运动的。 继承了开普勒开创的事业，牛顿证明了：任何受以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在保守场中的物体运动都必须是阿波罗尼曲线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要么是圆，要么是椭圆，要么是抛物线，要么是双曲线。比如我们的地球轨道是很接近圆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抛物线，有些彗星的轨道是双曲线，有些行星的轨道是比较扁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非常扁的椭圆。 当然，这些圆锥曲线还有更加广泛的用途。比如： 你们家汽车的车灯反光镜是抛物线旋转形成的抛物面，灯处在这个抛物面的焦点处，射出的光就是平行光，于是射得很远，看起来很亮。否则无人可以在晚上开车，除非你是猫头鹰。 室内乐如果把剧场做成椭圆的，你把乐队放在其中一个焦点上，而把听众放在另一个焦点上，听众听到的演奏就如同乐队就在自己的身边。奇妙吗？ 你看到的发电厂的散热塔就是双曲线旋转形成的双曲面，这样的形状使得散热最好。 圆，我就不说了吧。反正阿波罗尼就是不切那个圆锥，圆我们还是有的。你瞧咱那天坛多圆，咱们多圆滑？但是除了圆，咱还有别的曲线吗？没有阿波罗尼也会有圆的，但是别的曲线就未必了，而理解别的曲线的奇妙性质就完全不可能了。 我不知道李约瑟是否学过数学和物理，也不知道为李约瑟喝彩的人是否有这些科学基础，我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阿波罗尼、开普勒和牛顿是否还胆敢说华夏有过领先的科学。我们必须诚实地告诉世界：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圆锥曲线，不要说研究，就是连想一想的胆量都不曾有过。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么坑爹的东西咱从来不屑一顾，也没胆量一顾。 咱们现代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也给了李约瑟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陈省身是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是美籍华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无法说话，让人递过纸笔，写下：“我马上要到希腊去报到了。”他认为，希腊是数学的故乡，数学家死后都会去希腊重新集结，继续真理的征程。陈省身是对的。他超越了民族的狭隘，真正理解了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是不分民族的。陈省身是中国的骄傲，他证明了华夏人是可以搞数学的，只要我们端正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陈省身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自由。自由至上还是以食为天？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比哈姆雷特的问题更加要命的问题。谁都会背这两句莎士比亚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较接地气的翻译是“土逼还是不土逼，这绝逼是一个问题。”我们谁都可以吹嘘在灰常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土逼还是不土逼”，但是我敢保证没有几个人能够整明白到底什么是“土逼还是不土逼”，哪怕行将就木他也很可能整不明白，因为他们一直混迹于“土”和“逼”之间不能自拔，最后只能是“土逼土逼的”。这就是为什么华夏不管是“土逼还是不土逼”都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 我没有系统地读过莎士比亚，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很诚实。况且我在农村的时候找遍了所有的可以称作书的东西，发现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东西。但是我后来整明白了“自由至上”还是“以食为天”是能否走上科学道路的分水岭。 一个以食为天的群体是不可能走上科学道路的。科学的道路布满荆棘陷阱，充满艰难险阻。这是一条求真而不是觅食的道路，任何以觅食为宗旨的群体都会望而生畏，随后落荒而逃。一个自由至上的群体才可能走上科学的道路，一个把自由视作最高价值的群体才可能在科学这条道路上走到底。这就是古希腊人给我们的启示，这也是古希腊人和古华夏人的比较给我们的启示。这是一座严酷的分水岭，追求自由的走向一边，追求食物的走向另一边；勇者走向一边，懦夫走向另一边。 一个“以食为天”的群体肯定会用自由换取食品，这是由他们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他们以为牺牲自由获得食物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一个没有了自由意志的群体是不可能在追求真理和理性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这条道路不会是他们的选择，哪怕阴差阳错上了这条道路，也会很快逃之夭夭，一去不返。 历史和这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人群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这也许就是上帝的意志，也许就是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意志：以食为天的，最终忍饥挨饿找东西吃；自由至上的，永远吃饱了撑着找事情做。 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点：拿自由换食品，结局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食品。以自由为上，却总也不会挨饿，也许日子有时过得艰难，但是前途总是不辜负他们。 正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他们也就有求真的执着，不在意是否有用，却在研究屠龙之术中得到幸福感。科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伟大的娱乐，是一种求真的快感，是一种超脱的喜悦。因此，要让他们难得糊涂、以食为天、学以致用，就如同笼子里的鸡向搏击长空的苍鹰宣传养鸡场生活的和谐美满诸多好处。好处显然是有的，只是那不是老鹰们的向往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没有科学的理由，这就是华夏甚至没有接近过科学的理由。

“何人不起故园情!" 文：紫云（蒙特利尔） “乡愁”这一古老的主题歌从古至今，清清灵灵，呜呜咽咽，浩浩荡荡，唱了一年又一年。带着皎月的清辉，带着落花的幽香，带着春水的澎湃，带着丝竹的幽咽，带着羌笛的哀怨，从关外的峻岭丛林到江南的小桥流水，从深邃的东海到广褒的荒漠，唱啊唱，有游子的地方就有乡愁的清唱。 从古老的长诗《诗经• 国风• 王风》：“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到北朝民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从唐诗：“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还。”到宋词：“悔当年, 早不扁舟归去”；再至驰名中外的古典文学大家叶嘉莹教授的“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乡愁的含义不同，但世世代代的游子都不能不唱。声声盼归，声声思归，声声归何处，呜咽如流水，奔腾不息。 那么现代人的乡愁呢？在我们这个电子时代，电话里分分秒秒可以听到故乡的声音；网上视频，无论是天涯海角，都可以像是面对面的交流，声音是真实的，影像是真实的，故乡就像在身边，亲人就像在眼前。在这个如此方便联络情感的时代，我们是否会有乡愁？ 现代人是自由的，心有多高梦就有多大，路有多长行程就有多远。一个行囊，一张旅票，任何一个有梦的地方都会扎根，任何一个新的召唤都可以再次起程。在这个如此繁华浮躁的时代，乡愁还有它的定位吗？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已不再是阻碍我们心灵沟通的路障，残阳古道、枯树昏鸦的景象已不在我们的行程，那么我们的乡愁又归于怎样的景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EZNBQq5AvvyefgQuRFxic08S4nwp3Gwlsdy6GMkAvk7j9cUfibVubruBdrx1Dlp3uN2K6XhBRibSzQ/0?wx_fmt=jpeg 那匆忙行走中低头失神的你，是否此刻记起了故乡的一物一景？那独处一隅遥望远处沉思的你，是否又忆起了童年的往事？那音响与灯光的扑朔迷离中放肆吼叫着的你，是否是在宣泄着郁积已久的对父母的思念？拖着疲惫的身心孤独地走过车水马龙的闹市，你是否想躺在家乡厚实的土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东西南北任我行，哪一个行程上的脚印没有回头张望的情愫？哪一个游子心中没有对故土的思念？ 在这茫茫人群中，走的最辛苦的人数最多的应该是民工一族吧。离开了世代赖以生存的根基，走在一条不一样的行程上，是否他们的乡愁更易显现？中国有9 亿农民，其中5 亿走向农民工。远离家乡的跋涉中，乡愁就是那漫漫的风雪归途，一个行囊一颗思归的心；乡愁更是那依傍柴门的父老亲人，一个游子几颗盼归的心。 在这茫茫人群中，走得最远离得最久的应该是那些远渡重洋的海外人吧。据1999 年的资料表明，海外华人至少有3,455 万人。“每逢佳节倍思亲”，望不尽那远水高楼时，那一轮圆月每每就带着游子的深情旋转。“月是故乡明”，它承载的是乡情和亲情。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EZNBQq5AvvyefgQuRFxic0nRkiaOSY0vgKeFW6a688OmvZAv9KxCCMZgZyuA76vj9Gncnc73mEktw/0?wx_fmt=jpeg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两宋词坛上, 苏轼、陆游、辛弃疾三人词作中“归”字出现频率颇高。辛弃疾626首词中出现了193 次，陆游145 首词中出现了41 次，苏轼360 首词中出现了106次。其中只有少数是用来指称现实时空中的物理位移, 因此，这一关键词既说明了词人对心灵归所的急切追寻, 也说明了词人生活中定有志与时违的负面境遇，那里明显有一种于动乱社会中对归属感产生的强烈要求。对于游子，“归去来兮, 吾归何处”，每每都是心灵在幽冷与孤独中浸泡过久之后深深的一声叹息。饱尝海外创业艰辛与不被肯定的特殊境遇，必然会让海外游子有不同的一种乡愁情结。 一阵乡愁的微风，带着长安落霜的月辉，带着洛阳牡丹的芬芳，带着关山笛声风声，带着江南丝竹音韵，心湖被吹起层层涟漪。“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阕“雪梅香”再次将乡愁一咏三叹：月初现，冰弦辗转叩层楼。古人曾来否？踌躇莫错归舟。因是当年定春信，却该今夜话乡愁？怅千载，素染江花，亘古长流。 悠悠，一声叹，“岂不怀归”？细说从头。梦里梅熟，别亭路总悲秋。闲鹤关山笛声远，战鸿荒漠直烟惆。年年事，一样相思，都付清幽。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fcqcvqr24zfkbzxCibNREV7Ig0rWjxibUHf6p9QZlN1kfpbJkPnQZVOpSPE1Nf08cm2EWscdnzNIw/0?wx_fmt=jpeg 分享： 0

文化差异还修养问题？ 文：艾小禾（蒙特利尔） 加拿大是个崇尚多元文化的国家，允许并尊重各种族的移民家庭在主流文化中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传统。然而，很多保留了自己原生民族文化特色的移民家庭长大的孩子，常常会在成年以后在社会融入上出现问题。有时候当地新闻里也会看到一些少数族裔的二代移民在当地社会取得成就以后，有时候却因为人际关系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处理不好而功亏一篑。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西方出生长大的穆斯林家庭的移民二代却是ISIS恐怖运动的主力。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父母熏陶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作为移民家庭，为了给后代比较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让他们在思维方式和内在修养上能同当地孩子站在同一个起点上，探讨和反思中西方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的差异，不把原生家庭里养成的问题带进子女以后的生活，就显得尤为重要。 偶尔看到当地华人作家杨延颖写的一篇描述中国移民家庭在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产生观点冲突时各自表达方式的文章，就以这篇文章为例，从一个侧面讨论一下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 文章中被父母引以为傲的大女儿已经是名校麦吉尔大学的住院医。这样一位在父母眼里的完美化身，在当地社会也堪称优秀的年轻女子，张口就用脑残这样的不文明用语描述妹妹的追星行为，对父亲的提问更是毫无耐心：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咱俩不是一个level的。连读者都要悲愤，父母做出巨大的牺牲，就是为了让女儿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蔑视父母吗？然而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无理态度却以语塞作为回应。 在家庭生活中，这位优秀的移民二代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个在主流社会比较优秀的女子身上应有的教养。如果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我们常常会从孩子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收获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那么女孩的行为，就完全可以从文中父亲的行为举止中得到解释。 文中的父亲跟家人交流方式始终都没有表现出尊重意识：对于小女儿的追星行为，他从鼻子里哼一声表示蔑视，然后粗鲁地指责自己的妻子教育不妥；在不认同女儿行为的时候，他没有纠正和循循善诱，而是直接扬起巴掌用侵犯人权的方式威胁女儿说要抽她；盛怒之下他甚至真的对女儿动武；他的幽默方式是骂女儿脑残，脑袋进水，脑袋被门挤烂了，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娱乐了家人，因此全家人一起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个粗鲁的家庭至此升华到了和睦幸福欢声笑语的高潮……一个移民加拿大十五年的中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在交流方式中展现出来的教养，跟当地家庭和西方文明水准，还有着巨大的距离，甚至完全看不出西方文明，和当地社会文化对他们修养的影响。 日积月累地面对这样一位不懂得尊重他人的父亲，女儿的态度自然也是他的态度的反射。他在结尾的语塞似乎也来的合情合理，因为他完全没有尊重他人的意识，自然在得不到他人尊重的时候，也不懂得提出尊重这个概念来捍卫自己，教育子女。 教养中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失的基础修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对弱势的尊重。尊重在中国文化里常常带着功利心和势利，古代对尊重的解释也只是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重视，总是透着比较和势利。而现代的中国父母常常教育子女的是对更高阶层的迎合和取悦，对弱势的尊重上感觉有点欠缺。尊重应该是无关利益和无关对方地位的情况下，对所有生命平等如一的修养，不应该把职位，权力以及财富与尊重程度关联起来。 在西方社会的规则和职业道德的约束，文中的女儿在工作中面对病人的时候，绝对不会因为病人的认知跟她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拒绝跟病人交流。然而在毫无规范约束的家庭生活中，这位住院医生却不懂得尊重。真正的修养不会因为外在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通常在毫无利益关系牵扯的情况下，家庭生活，以及亲密关系，是最能体现人的基础教养的。因为亲情和爱常常会让对方选择默默承受来自家人的语言暴力，而不会选择回击和伤害对方。也常常看到一些西方人，无论在外面对上司，还是在家里对待家人甚至宠物猫狗，都会始终如一的彬彬有礼。教养，应该是一种不管外界有没有约束都会展现出来的内心体现，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习惯，是表里如一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需求，是起床后的必穿的一件衣服，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然而也有很多缺乏家教的人，常常会在社交场所迫使自己穿上礼貌的外衣，却因为在家庭环境里没有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在近距离关系或者极端环境下，总忍不住脱下不合体的衣服，露出自己的粗鲁面目，这也是很多移民二代在融入当地文化中常常面对的问题。 常常看到有的移民用文化不同来遮掩自己原生民族文化里原始和落后的东西，用文化差异来为修养问题找借口，从而使自己的家庭文化孤岛一样存在于主流文化中。实际上，文化不应该是野蛮和原始的遮羞布。 对于原生文化跟西方文明有差异的移民来说，教育后代，需要先从反思自身的修养做起。为人父母，是一次对自己原生文化的反思，是一场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修行，也是跟随儿女一起的再次成长…… 附：小小说： 代沟 作者：杨延颖 “小花痴”丹若又在用Ipad看她的偶像李敏镐演的韩剧。她妈妈素素切了盘水果插上牙签端过来，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素素瞄了一眼丹若手里的Ipad，嘴里唠叨着：“一天到晚抱着Ipad看韩剧，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妈妈你知道吗？李敏镐是我的男神，我的长腿欧巴。” “什么是欧巴？” 丹若撇撇嘴：“欧巴你都不知道，就是哥哥呀，妈你真老土！” “好，好，好！我老土，你时尚。我看你现在真变成了花痴了！” 丹若哇哇大叫：“哪个女孩儿看见李敏镐不犯花痴啊？” 素素直摇头，她看了看坐在一旁看报的欧阳，一脸的苦笑。 欧阳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就是你让她看中文电视剧的结果。还美其名曰：学中文！现在可倒好，中文电视剧也不看了，迷上了韩剧，又变成花痴了。” 丹若小嘴不饶人：“我现在不仅认识中文，我还会说韩语呢？我变花痴怎么了？你想让我像姐姐一样变成剩女啊！” “丹若！”夫妻俩异口同声制止女儿，同时，紧张地抬眼向楼梯上方看去，观察着楼上的动静，他们担心大女儿在楼上听见。 “你再敢胡说，看我不抽你！”欧阳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威胁丹若，同时扬起了巴掌，吓唬女儿。 丹若撅起嘴嘟囔：“本来就是嘛！原来你们恨不得天天跟姐姐说不能早恋，不能早恋，现在你们着急了。” 欧阳声色俱厉：“你还敢犟嘴？” 看欧阳恼了，素素连忙打圆场：“好了，好了。来，吃点儿水果。”她端起果盘递向丈夫。 欧阳直眉瞪眼地冲着素素：“我不吃！都是你惯的！” 欧阳和素素这对夫妻育有两个女儿，姐妹俩完全是两种性格的人。大女儿欣然文静、内向，就像一株白玉兰，总是静静的；而小女儿丹若，却十分外向，正像她名字的另一种叫法“石榴”一样。石榴花开起来又大又鲜艳，那火红的石榴花，多么热烈、奔放啊！ 两个女儿相差十二岁。欣然是在国内读到小学五年级才跟爸爸妈妈移民到了蒙特利尔，而丹若则是在本地出生的CBC。 欣然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来到蒙城后，欧阳为了培养欣然，除了上班，几乎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陪伴女儿。陪她参观博物馆；陪她去国家公园；送她上法语补习班、英语补习班；每天辅导数理化知识。欣然也争气，只用了半年就从法语欢迎班出来了，然后顺利地从小学、中学毕业，大学预科成绩优异，并被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录取，如今已经做了几年的住院医了。 欣然是欧阳和素素的骄傲，可是如今就是婚姻问题让老两口着急。两口子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为女儿介绍对象。开始，女儿还很听话地去见面，几次下来后，女儿开始抵触。无论欧阳两口子怎么动员，女儿再也不去了。她说，你们那个时代才用这种方法介绍男友，她自己总会碰见合适的人，不需要父母拉郎配。可眼看着欣然就二十八了，怎不让两口子着急呢？ 欧阳对欣然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使他无暇顾及他的小女儿丹若，他对丹若完全采取“散养”的态度。 丹若是在他们移民第三个年头出生的。怀上丹若时，夫妻二人生活刚稳定下来不久。看看周围的新移民都有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儿，夫妻俩就希望能再生个儿子。怀孕的时候，素素觉得和怀欣然的时候不一样，丹若在自己肚子里的时候，非常活跃，心想，一定是个坏小子。她把她的感觉告诉丈夫，欧阳十分高兴地说：“那一定是个儿子！这辈子儿女双全了，夫复何求？” “别得意！如果又是个女儿呢？” 欧阳不无调侃地说：“素素你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如果真要是再生个女儿，咱们就把她当宠物养。” 素素白了丈夫一眼：“儿子迷，封建思想。” 十月怀胎，丹若呱呱坠地。一看又是个女儿，夫妻俩虽说有些失望，但看着女儿粉嫩的小脸儿还是很欢喜。 丹若出生后，夫妻俩分了工，欧阳主管欣然的学习和生活起居；素素负责哺育丹若。好在丹若是个快乐的小孩，只要喂饱了，换好尿布，她要么乖乖地睡觉，要么看着摇篮上方挂着的花花绿绿的婴儿玩具，快乐地舞动着四肢。当父母和姐姐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时，她马上会递上一个灿烂的笑脸。从此，这个小丫头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 丹若从小活泼好动，但却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平平。欧阳和素素也曾想用培养欣然的方法，狠抓丹若的学习，但丹若却用尽办法来抵抗。有一次，盛怒之下的欧阳甚至对丹若动了武。倔强的丹若边哭边大声地对父亲说：“你再敢打我一下，我就报警！” 一句话惊醒了欧阳：这里是加拿大。周围曾经有人因打骂自己的孩子招来了警察，被警察带走后，费了好多周折才能重新和孩子团聚。真要那样，那可摊上大事儿了。 后来，欧阳对教育丹若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负气地对素素说：“只要丹若不吸毒、不和坏孩子鬼混做违法乱纪的事儿，我是不管了，我只当是养个宠物了。” 但素素不甘心，她想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教育丹若。她看丹若不喜欢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就买来各种中国电视连续剧来吸引孩子。看得时间长了，丹若还真就认识了不少中国字。后来，每年暑假，素素都让丹若回中国和外婆生活两个月，让她多接触中国文化。可是，外婆家的几个表姐妹都哈韩，个个喜欢韩剧。受她们的影响，丹若也迷上了韩剧，迷上了韩国服饰和韩国帅哥，这让素素始料未及。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欣然穿着淡蓝色的家居长裙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高雅的气质、及肩的长发、雪白的肌肤、秀丽的脸庞、亭亭玉立的身材，举手投足让素素感觉仿佛电影中的画面，她不由地暗想：这么漂亮的人儿，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小脑残，你刚才怎么又惹爸爸生气了？”欣然拍了一下丹若的头。 丹若有些心虚：“没有。我在看李敏镐，爸爸说我是花痴。” “你就是脑残加花痴。”欣然逗着妹妹。 在欣然这种八零后的眼里，九零后的妹妹，往往想法很奇怪，难以理解。 素素搂着丹若打趣：“九零后脑残妹。” “妈，我是零零后好不好？你生我的时候还差一个月就是2000年了。” 欧阳没好气地白了丹若一眼：“那不仅脑残，还脑袋进水，还脑袋被门挤烂了。”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晚饭后，欣然坐在客厅陪爸妈看电视。她最近又转了一家医院，工作特别忙，两周才能回家休息一次，她十分享受回家的时光。 欧阳过去在国内也是医生，他很希望女儿能跟他聊聊她的工作。于是，他含笑看着女儿问：“欣然，这家医院和以前那一家医院在你这个专业，医疗水平哪个更好啊？” 此时，欣然也许正被电视所吸引，也许是不想提工作上的事，她冲口说了句：“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咱俩都不是一个Level的。” 欧阳顿时语塞。 注：小小说《代沟》转自北往 — 魁北克文学公众微信号。

巴金：十年一梦 文：巴金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零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零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注：本文转载自巴金《随想录》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3）—— 我的非洲朋友们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博将陆续刊载。 我们在达喀尔（Dakar）的官邸是租用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当我们俩带着一只小狗走进这座巨大的老宅的时候,都觉得这么大的空间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奢侈了。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老宅里居然有五个佣人在等着我们，安和丝黛拉负责内勤，她们俩一个在官邸服务了十多年，一个超过二十年。年纪最长的瓦利是我们的看门人，马马杜负责花草，菲利普清洁泳池和室外场地。后来由于达卡城市交通状况复杂，我们又雇佣了司机迪里。随着孩子的来临，还雇佣了小保姆艾米丽。这七位土生土长的塞内加尔人是我所能接近和了解的当地人，也是仅有的几位。在非洲这两年，我们这些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似乎一直有着一堵无形的墙，很遗憾我无法跨越，也无从跨越，我时常想起三毛在撒哈拉的经历，不得不由衷感叹，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在瑞士国庆活动上服务的家政人员。 我永远记得抵达达喀尔的第一天，这里正值干爽的旱季，气温在二十五度上下，我很高兴地换上短袖T恤，准备出门采购。瓦利正守在门口呢，他一身装束着实吓了我一跳，头上一顶毛线帽，身上一件长大衣，脚上穿的居然是棉靴。我问他：“晚上冷么？”他点着头说：“很冷。”“现在您还觉得冷？”瓦利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是冬天。”后来我还真发现不少塞内加尔人在二十多度的天气带着毛线帽子，市场上大衣、长靴一样卖得动哦。瓦利大叔性情温和，他已经六十出头了，可能因为是守门人的缘故，他很严肃，我基本上看不到他的笑容，也难得能和他说上话。他高大魁梧，一脸严肃的样子确实很有威慑力，但接触多了，我发现他实在是一个“慢超人”。一回头一举手，包括从椅子上站起来所花费的时间，绝对让人刮目相看。我常设想着如果有个小偷来行窃，瓦利大叔只要负责瞪眼和大吼一声就可以了，跑腿的事儿还是交给别人吧。 达喀尔长期电力供应不足，每天都会出现数次突然性停电，有一天晚上停电后，我和先生索性摸黑坐在客厅里聊天，突然我的小狗发疯似地狂吠，我们俩起身观望，只见落地窗外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身影，象极了《巴黎圣母院》里的驼背卡西莫多，还是断了头的，脖子上似乎插着根棍子！他一路缓缓走过，身边还不停晃动着电筒的光圈，怪不得我的狗会吓成这样。我们都知道是瓦利大叔在巡夜，但是很好奇他怎么整出这么有效果的影子来，开门一看，谁都乐了。瓦利大叔把一床棉被兜头披在身上，肩扛一根长警棍，一手举着手电四处晃悠呢。尽职尽责的瓦利在停电的时候每十五分钟巡行一圈，那天我们的狗狗兴奋地守在楼下，每十五分钟狂吠一场。而我们俩一想到瓦利大叔的形象，至今都忍俊不禁。 在达喀尔，不论是餐饮、家政还是旅游，当地人从事服务行业非常普遍。 在赛内加尔，服务于外国人的人有一个名称叫白手套，这是从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称谓，但因为报酬相对比较好，现在的塞内加尔人并不反感这项工作，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对于西方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来自中国的我似乎比我先生更能接近他们，瓦利大叔见到我会很松弛地邀我品尝他的手抓饭，我记得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过：中国人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相互理解。 我们的花匠马马杜和我更是一见如故，一见面就可以聊家常了。和普通的塞内加尔男人一样，他健谈，活跃，还有点小滑头。我刚到非洲，希望在空荡荡的室内添些花草，马马杜捧了本又大又厚的植物画册给我选，我一边赞叹着他的专业和热情，一边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一番，选了心仪的品种，拜托他去问价格，最后直到我们离开非洲，他也没搬来一盆。因为他那本画册里的植物别说达喀尔，恐怕就是整个塞内加尔也找不到。马马杜服务于我们大使馆和两个外交官家庭，因此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只见他成天风风火火，骑着摩托车到处揽私活。我们的花园里连坚韧的罗勒都枯萎了，三叶梅疯长到邻居家里，我先生略有抱怨，他立马跑来收拾干净，临了还爬到泳池边的椰子树上砍俩椰子送我品尝，我喝着自家的椰子汁，自然也就心平气和，完全把他忽悠我买室内植物的事给抛到脑后了。 马马杜三十五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爹了，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全心全意地爱护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生活的重担全部扛在自己肩上。他告诉我还会继续要孩子，而让我大跌眼镜的原因居然是孩子容易夭折，多要几个会比较保险。后来我才知道塞内加尔五岁以下孩子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他们只能这样寻求家庭的安全感。 我们离开非洲前，马马杜突然瘦到走型，他告诉我小女儿得了心脏病，为孩子能尽快手术他发疯地挣钱，累得不行。我望着马马杜原来明亮有神的大眼睛，那里尽是些疲惫和忧伤。我们的圈子里常有一种声音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为救治病人掏腰包，因为在达喀尔，以孕妇和孩子需要治病为由借钱的谎言十分盛行，即便是在家服务多年的佣人，也常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欺骗。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希望这个尽心尽力的父亲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有一种风度我们还很陌生 文：王开东 近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一场自行车赛上，发生了感人一幕。车手伊斯梅尔·埃斯特万，在距离终点只有300米时不幸遭遇爆胎，他只能扛起自行车跑向终点。而此时，对于他身后的竞争对手奥古斯汀·纳瓦罗来说，是一个绝佳的超越机会。 不过，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纳瓦罗居然拒绝超越对手，而是刹车放缓了速度，慢慢地跟随在爆胎的埃斯特万身后。道路两旁的观众为纳瓦罗的举动欢呼鼓掌。最终爆胎的埃斯特万获得铜牌，而纳瓦罗则与奖牌失之交臂。 后来，埃斯特万想把奖牌送给纳瓦罗，但遭到了婉拒。纳瓦罗表示自己不想在快到终点时超越一个爆胎的对手取胜，这样是不道德的。 相似的场景，我们似乎见过。 1997年3月24日，英超利物浦对阵阿森。两队当时积分相同，胜者有望夺冠，败者将与冠军无缘。这是一场窒息的不容有失的比赛。63分钟，利物浦世界级球星福勒带球突破，晃过几名后卫，直接面对守门员西曼。在福勒出脚的一瞬间，守门员西曼疯了一般，不顾一切用身体扑向他的脚。如果福勒继续出脚，球势在必进，只是会踢中西曼，不过责任都在西曼。伟大的福勒为了避免西曼受伤，猛地把脚收了回来。因为出脚太猛，又收得太快，结果失去了平衡倒地。 主裁毫不犹豫，出示红牌将西曼罚出场外，并判罚点球。福勒却向裁判再三解释，西曼并没有碰到他，他是自己摔倒下，请求裁判收回处罚。裁判被福勒感动，收回成命，没将西曼罚出场外，但点球照罚不误。 点球随后由福勒主罚，福勒没办法，于是有意主罚了一个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温柔的“点球”…… 无论是纳瓦罗，还是福勒身上所闪耀的品质，实际上是欧洲伟大的骑士精神。赢要赢得光明磊落，输也要输得漂亮诚恳。无论输赢都保持风度。 比赛当然要追求输赢，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人生。人生不是冠亚军，更多的应该是胸怀和气度。 比赛让生命更美好；而不是相反。 我们不是傻瓜，当然觉得这种境界伟大，否则网络上也不会形成刷屏。但这种高尚离我们太遥远了，以至于显得有点陌生。 我们不仅缺少高尚，甚至也缺少宽容和理解。 不同球队、不同球员的支持者，简直水火不容。詹姆斯的支持者和科比的支持者如同仇人。姚黑，姚蜜。科黑，科密。简直能够刀兵相见。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代表组织枪毙你。 这让我又想起了德国人普方灭门案。 2000年4月1日深夜，江苏沭阳4个失业青年入室盗窃，杀害了奔驰亚洲副总裁德国人普方，还有普方的妻子和一对儿女。 普方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她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写信给地方法院，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但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普方母亲居然去了沭阳，当她看到当地的贫穷，了解到四个杀人犯都是文盲，老人默默流下了眼泪。她觉得应该为死去的子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联系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成立了普方纪念协会，首先是致力于帮助苏北地区的妈妈，再慢慢改变她们孩子的生活状况。当社会为孩子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就不大会犯罪。毕竟每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想干坏事的。 如今，普方遇难10多年过去了。苏北有近千名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资助，更不明白一个老母亲破碎的心以及一颗高贵的灵魂。 当然，这种贵族精神，我们曾经也有过。只是在一次次被嘲弄、被侮辱、被编排之后，慢慢萎缩了。 宋楚争霸中，宋襄公坚持公平决斗，不乘人之危，不半水而击，非得等楚军渡过河流，摆好阵势才交战，结果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成为历代的笑柄。 晏子为了杜绝齐国可能的内乱。故意用两个桃子分给三个英雄，功劳最大的吃桃子。有意引发三人的争斗。头两个人认为自己功劳大，先吃了桃子。第三人摆出自己特大功劳后，认为自己该吃桃子而不得，愤而自杀。另两人也因为羞愧而自杀。 晏子之所以能够“二桃杀三士”，就是借助三人身上残存的贵族精神。 项羽不肯过江东， 不愿意把战火再烧到自己的故乡。 但有人批评他。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慢慢的，中国人变得聪明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看结果，不管过程的功利主义一点点蚕食高贵，笑贫不笑娼。 历史上，最委屈的要数东施。 东施看到西施皱着眉头很美。也模仿西施的样子，皱着眉头，捧着心口。但却更丑，这让全中国人嘲笑了千年。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一看到东施这个字眼，都有一种只可意会的快感。 但我们这样对待东施公平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东施看到美，追求美，效仿美，何错之有？ 我们不能因为东施长得不好看，就剥夺她追求美的权力。 还要知道，追求美的过程是一条艰难的过程，也许在不断的失败中，东施也会不断修正，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爱美之路。如果我们对东施效颦一棍子打死。那东施也就只能永远丑下去了。 再看这件事情的本质。东施之所以被嘲笑，就是因为效仿的结果不好。这种只看结果，不管动机、不顾过程的功利主义，已经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思维。正在把我们拉出正常人之为人的轨道，如果只追求结果，那么，所有人共同的结果，不就是死。前方是什么？前方唯一相同的就是坟墓。 某次世乒赛，冠亚军之争在中国人之间进行。比赛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一位队员很快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却一不小心崴伤了左脚。短暂的包扎之后，比赛继续进行。 那个没有受伤队员闪过狡黠的一笑。我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兆，整个人都不好了。鲁迅说：“我常常以为不如所料也认为未必竟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只见那个人，不声不响，杀气弥漫，冷漠地抓住每一个战机，每次都攻击对方地左脚一边…… 抓住命门，刀刀见血，结果当然毫无悬念。这还是国内的比赛，这还是手足队友。 国外的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还欠神枪手埃蒙斯一个道歉。 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男子步枪三姿决赛中，埃蒙斯前九枪领先贾占波3环之多，几乎提前把金牌收入囊中。但埃蒙斯最后一枪鬼使神差地把子弹打到了别人靶子上，而且是惊人的10.6环。埃蒙斯神出鬼没的这一枪，把到手的金牌拱手让给了中国贾占波，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疯狂。 但人家不，恰恰是这一匪夷所思的失误，让埃蒙斯成为了悲剧英雄美丽的捷克女射击队员卡捷琳娜对他深怀同情，主动去安慰他。后来，他们恋爱了，结婚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妻子卡捷琳娜在埃蒙斯的加油声中，战胜中国杜丽获得首金。全世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埃蒙斯，期待他完成自我救赎。 北京时间8月17日，预赛第二的埃蒙斯，在决赛中越战越勇，早早确定了巨大优势。最后一枪，埃蒙斯只须打出6.7环，就能拿到四年前失之交臂的冠军。6.7环，这是一个低的不能再低的成绩，这个成绩埃蒙斯闭着眼睛也能打出。 世界屏住了呼吸，马修举起了枪。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一声叹息。4.4环，对，4.4环，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雅典的噩梦又一次降临。尽管埃蒙斯疼痛难忍，但还是友好地去拥抱中国选手邱健，向他表示祝贺。这是埃蒙斯的风度。 赛后，当埃蒙斯埋头在美丽的妻子怀里，整个射击场都窒息了，那一刻，太阳失去了温度。 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明白埃蒙斯再次倒下的原因。埃蒙斯太爱自己的妻子了，他太想拿回这块金牌了，好给这段美丽的姻缘增色。他想让妻子知道，四年之前那次惊世骇俗的失误，只是上帝的假借之手，来成就他们的尘世之缘。正是动机太强烈了，才使得马修失去了准星。 在自然和宿命面前，人是强大的，更是渺小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有的射击手都跑来安慰这个无冕之王。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安慰埃蒙斯，对他唏嘘不已。马修失去了金牌，但也仅仅是失去了一块金牌而已。 但我们国家级的媒体怎么报道？我们报道的标题是《埃蒙斯是中国的吉祥物》。那一刻，我不由得感到深深的悲哀和耻辱。中国人真是一个不会欣赏悲剧的民族。成者英雄败者贼。想想看吧，中国那些银牌得主的落寞，他们的名字能被几个人记住？银牌就是失败，失败就是给国家丢脸。 而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悲剧英雄，也是英雄。 也许，真正的奥林匹克的精神魅力就在于此。人永远不屈服于命运，为了梦想和爱，我们选择流汗和飞翔。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红尘之外论三毛 文：艾小禾（蒙特利尔） 9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父母严禁我跟风读言情和武侠小说，推荐读的多是世界名著和大陆的革命文学。然而我却对革命文学兴趣全无。一次偶然被书摊上的《撒哈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从此就读起了三毛。 三毛书里幽默生动的异域故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是记忆中单调阴暗的中学生活中少数几片放着异彩的霞光。然而那时生活在以粗线条为美德的中国大陆，甚至革命电视剧里的开国老将领和英雄人物都把对人对物的骂娘暴粗当作一种不以为耻的常态。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被三毛的文字和故事吸引的同时，私下里觉得三毛在接人待物上的礼貌和修养让她难以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对她完全认同。 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来到西方社会，读书，约会，然后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端安定下来。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在西方社会里生活久了，被西方文明和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西方老公教诲熏陶多年以后，偶然怀旧再次挑灯夜读三毛，才发现，初读三毛时不能认同的礼貌和修养，已经是被我认作自然而然的行为规则。在西方社会，她对人的礼貌和修养，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三毛生于一个父慈母爱的家庭，十九岁带着初心去欧洲学习文学和艺术。在约会了各国男友之后，跟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男人一起在撒哈拉沙漠开始了家庭生活。从年少开始耳濡目染的西方修养和西方生活，让她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偏西化，这一点上三毛更像个用中文写作的西方人，所以她带着平常心写欧洲，写沙漠，写海外生活。她对读者是真诚的，她用自己的真性情写作，很少用名人名言，典故或者艺术哲学的标签来端着自己向读者说教。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却都是把自己放低又放低的谦和，以及对宇宙众生的悲悯和怜爱。在她的文章中，朴实中显现出的爱和勇气是让每个读过她的书的人爱她的理由。 三毛遵照自己的内心感受活着，她不肯迎合系统，不愿过循规蹈矩又充满潜在限制的生活，于是在青春年少时选择了一个人背包去远行。她带着探险家的勇气浪迹天涯。她在西方成长成熟，找到自己。半世漂泊，和十几本书之后，离开台湾时那个单纯又带着失恋的挫败感的孩子，已经变成了满心沧桑，万水千山走遍的中年人。 在先生荷西去世后，她选择了重回父母身边生活。台湾或日本更加明显的社会特征是，大众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约定成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违背这些行为规范的人，常常会被其他人边缘化。甚至整个东亚文化都对个性自由没有太多的容忍力，因此大家常常都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活着。心神自由的三毛回到故乡，势必会有压抑感和孤独感。于是，多年远离华人世界的三毛，用自己西式思维想象的浪漫，对一个终生在大陆生活的人毫无设防地敞开了心扉。 三毛离开台湾的时候还太小，对故乡的回忆已经成了满满的乡情和戏剧小说里的花好月圆，对东亚文化里的势利和虚伪已经完全不懂得设防。碰到王洛宾，成了她这辈子最后的灾难。 对于成年以后建立的亲昵关系，无论友情还是爱情，只有两个文明程度相近经历类似的人，才能对私人空间边界的界定达成共识，建立更持久的关系。文化教育背景相差太远，对于越界的界定，很容易就成了鸡同鸭讲。 很多华人习惯于对外人客气礼貌，对亲近的人就完全不讲修养和礼貌，肆意而为。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少尊重对方私人空间的概念，理所当然的消费和利用感情。而三毛的西式修养和礼貌让她尊重他人的边界，她的个性和勇气只对自己，绝对不会对其他人和亲近的人发作。 为了见到想象的爱人，三毛两次跑去陌生的大陆。 三毛和王洛宾两个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的人相遇，一方的不懂边界必然对更文明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王洛宾终生生活在粗线条，对尊重隐私和尊重私人空间缺少概念的中国，他才华横溢却压抑多年，对名利和声望的渴望必然大过一切。他没勇气接受三毛的感情，却理所当然的利用和消费她的感情。他用送上门来的三毛和她的名声来粉饰自己抬高自己。最终不可逆反的伤害了三毛。 年少时读三毛，就觉得三毛这样的修养，在大陆可能会完全生存不下去。如果当初她爱上的不是王洛宾，而是一个跟自己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相当的人，也许现在满头白发的她正坐在壁炉边跟老公一边喝咖啡一边回忆年少时的漂泊时光吧。然而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去大陆访问王洛宾回来的四个月以后，三毛在台北的一家医院用一根丝袜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编者注：此文是作者为蒙特利尔华人女性作家枫子日前在台湾出版的新作《弥漫在秋光中的法国香颂》一书所做的序。 枫子，加籍华人，专栏作者，现居蒙特利尔。2004-2006年在加拿大最古老的麦吉尔大学 ( McGill University ) 学习市场营销的研究生课程。2011年其散文集《那一城枫红枫绿——生活在加拿大的法裔社会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她以海外生活中培养的独特视角，游历亚欧美时采撷的鲜活经历，将生活、书籍、艺术、文化里各样的点滴信息融汇交揉，附上自己的思考与诘问并诉诸笔端。 行走于书里书外 文：林锦 枫子嘱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一个导读。“由你来写是最合适的，”她说，“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我们的共同见证下诞生的，也是一段我们共有的美好回忆。”正是这句话打动了犹豫再三的我。是的，作为该书内文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我应该写点什么，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枫子和她的书。 我与枫子相识的日子不短了，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极为真诚、热情而又富于浪漫情怀的人，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心灵成长的年轻作家。对于充溢着精神性的美好文字，她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虔诚。这种虔诚引领着枫子行走于书里书外，去拜谒一座座文化、思想的圣殿，与此同时，也拿起笔，一字一句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之塔。 本书中的19篇文章其实是枫子担任加拿大文化杂志《此时此刻》专栏作者时的作品结集。专栏名称叫“读书行路”，是枫子拟定的，诚如她在《莎士比亚书店》一文中所说： “这个栏目的名称寓意着我的人生理想：一半时间在书房，一半时间在路上。读书、旅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读书可以使我获知世界上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的人和事，让我的视野更广阔，心胸更包容，丰富智慧上和道德上的想象力。而行路则使我得以亲身去验证那些从书本里获悉的知识和经验，感知生命中最鲜活最生动的点滴事件；而反过来那些亲身获得的经验又会促使我去阅读更多相关的书籍以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乐此不疲。” 读书行路，这是枫子（我相信也是任何人）精神成长的路径。读书能够开启一个个崭新的世界，而行路，又将书里与书外、理想与现实连接在一起。毋宁说，当我们人在书房，心灵已经在路上，去到无远弗届的地方，任意翱翔。正是自由不拘的心灵，使枫子的文章有了一种随意、流畅、变幻的特点，不同的阅读、拜访对象，带给她不同的感受，心由境生，意随笔到，于是她的文字时而深沉蕴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像春花般明媚，时而似秋雨般浊重。读书与行路，在她的笔下又是相互交织，绵密一体的。书中大部分文章，既不是传统的游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评或读后感，而是书里书外两个世界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坐在花神咖啡馆，品味着《女宾》里萨特与波伏娃的惊世爱情；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一路追寻到他的家乡贡布雷小镇……枫子用自己细腻的心灵感受力、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连缀起这两个世界，游走其间，兴味盎然，也将阅读和行走的快乐，通过她的文字传递给我们。 枫子无比深挚地热爱和眷念着欧洲文化，它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滋养着她，丰富着她的心灵。那块古老的土地既是她的精神培养基，也是她心心所向、梦魂所系。本书中的十九篇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欧洲文化的，而其中，介绍法国文化的更是占了大半。本书最后定名为《弥漫在秋光里的法国香颂》，我想也是因为那流淌其间的法式浪漫，最能代表枫子的文风并体现全书的意境之故吧。法国可以说是枫子的心灵故乡，许多人读了她的文章，都以为作者必定长期在法国生活过，因为她笔下的法国，是那样的亲切稔熟，老旧的左岸香颂，巴黎的陈情往事，还有那些咖啡厅、博物馆抑或长眠着名流佳士的墓园，都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当枫子告诉我她迄今为止只去过两次法国，加起来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真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深入一想，又觉得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枫子生活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这块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上，她时时处处都在感受着欧洲的风韵，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濡染。魁北克是曾经的“新法兰西”，而她居住的蒙特利尔，是世界第二大法语城市，号称美洲“小巴黎”。与法兰西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每天都跃动在她的视野里，渗透于她的生活中，并化为笔下浓浓的法式情怀。她与欧洲的距离看似遥远，其实很亲很近。 不过，也正是因为本书作者生活在加拿大，所以看待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并在很多文章中都留下了北美生活的印记。例如《到左岸咖啡馆朝圣》中，她将北美色彩斑斓的马赛克文化与具有深厚历史蕴含的法国文化进行比较；《到百老汇看音乐剧》中，专门提及歌剧《巴黎圣母院》中第一男主角扮演者是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展示一个城市的灵魂》中，开首就提到“蒙特利尔国际艺术电影节”，并不忘在最后借受访人之口夸奖蒙城是“一座很年轻很艺术的城市”。当然，作者还有很多特别的感受，也是不为亚洲读者所了解的。比如《欧洲一年》中，枫子的愿望是盼着孩子年满12岁，那样她就可以随意去听音乐会了，因为加拿大的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独自在家，等等等等。这些内容，相信对于喜爱和希望了解北美文化与生活的读者也会有所助益。 本书的篇目次序经过刻意安排，与在专栏刊登时并不完全一样。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全书是以时间为经线来展开的，首篇《欧洲一年》，是作者理想中的“一年读书行路计划”，接下来，随着时间、季候的递进，依次展开一段段心灵之旅，以海外生活中培养的独特视角，游历亚欧美时采撷的鲜活经历，将生活、书籍、艺术、文化里各样的点滴信息融汇交揉，附上自己的思考与诘问，成就一篇篇渗透着思想和智慧光芒的优美小文。而末篇《莎士比亚书店》，又可看作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和回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枫子写道： “我享受读书，耽于读书带来的幸福。……得益于这一年半的专栏写作，使我可以静心读书，在阅读中享受那份与作者交流时身体的孤独。那些智慧的语言把灵魂的生命向我敞开，被这样的文字滋养时，我觉得自己变得又谦卑又富有，又多愁又幸福。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我读书写作的那些时候。”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弥漫在秋光里的法国香颂》吧，去找寻、去体验、去分享枫子所感受到的快乐――在字里行间，在书里书外。 注：本文作者曾任加拿大蒙特利尔文化杂志《此时此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