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两个因素（下） 文：刘路新 二、体制的因素 1， 思想与体制 “周秦之变”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与西方的帝国，比如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或奥匈帝国，有很多的不同。 有学者认为，无论一个帝国是否君主政体，也无论存在时间的长短，只要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军力和扩张的特性，就可称为“帝国”。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中国的历代王朝才是唯一“合法的帝国”，其特点是，有皇帝，有统一的疆域，有统一的文化，居于世界的中心。 这种神化的色彩既体现在君权的至高无上，也表现在国家的正统地位方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如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就不是“帝国”，其他的“化外之土” – 无论东夷西戎，还是南蛮北狄 – 都不能称为帝国，其君主也 不能称为“皇帝”，只能称为国王、汗或酋。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续至今这个问题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统一的文字。他认为，在中国广阔的疆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说的方言千差万别，不过，因为我们有同一的书写文字，所以，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安徽”的唐先生可能错了。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表现工具，所表现的内容，所体现的精神内涵，非常重要。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神化的皇权观念和正统的帝国意识，至关重要。它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也是中华帝国分裂后还能再合起来的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正统与神化的观念，即使是在国家分裂或分治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也在盼望统一。所以，简单的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统一的时期和盼望统一的时期。 中华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控制的严密，到达社会的最底层，控制到每一个人。秦汉之际形成的“中华第一帝国”，就具有这些特点。秦汉时期，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宗法制，成为社会政治的基础，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用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话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要到一个朝代的末期，如东汉末年、明末或清末，社会控制才会有所减弱，所出现的空挡，一般由家族或乡绅来填补。帝国分裂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也会减弱。葛剑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中国，“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对统一的中华帝国来说，严密的社会控制，突出表现在思想的控制。这是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硬的控制，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都属此类，以惩罚为手段，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乾隆帝编篡《四库全书》，则属于软的控制方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录了从先秦到乾隆年间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甚至包括西洋刚刚传入不久的科学技术书籍。 不过，乾隆编篡《四库全书》的目的，是“寓禁于征”。编辑的方式，用鲁迅的话说，可谓“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进一步说，这一编篡工程“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他还把这件事与其他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这一浩大的工程，评论家唐弢说的更加直接：“《四库全书》将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起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定，大都说的很清楚”。 保证帝国正常运转的，除了思想的控制，还有一套早熟的官僚制度，以及等级分明、组织严密的官僚机构。 从康德到韦伯到福山，都对中国早熟的官僚体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只是从社会治理的方面来说，没有注意到这种早熟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思想的钳制，以及创造性思想的缺失。 以科举为例，这是“外儒内法”的传统治理方式的重要环节，是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化的统一和钳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英雄便纷纷跻身仕途。在赵国的中牟，半数的种田人放弃耕作，进入私学读书，以图为国所用。宁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十五岁弃稼而学的少年郎，三十岁学有所成，为西周君主所器重。战国时期，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更为读书人提供了机会。出身于魏国寒门之家的张仪，投奔楚国，成为相国的门下客。一次饮酒时，相国丢了一块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殴数百下”。张仪仓皇逃回家中，妻子说：“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诸侯，怎么可能受这样的侮辱？”张仪不为所动，问他的妻子：“快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在”，张仪马上回答：“那就够了。” 自隋朝605年开科举，到1905年废除，在长达13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教育和人文思想，影响深远。 从正面来说，科举为中国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从反面来说，僵化的考试内容、迂腐的八股文风，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思考和创造能力。发掘的人才，也只是“帝国”这一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明清两朝，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技术方面有成就的大家，多是科场失意之徒，就反正了这一点。用顾炎武的话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科举，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我们的农耕方式越来越精细的同时，我们的文明形式和制度，也越来越成熟，对人的控制，也越来越缜密。 不断修正的早熟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僵化的科举考试，不仅固化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也让我们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 2， 体制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是说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便会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不断地自我强化，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还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诺斯以此理论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走上某条道路，会夸大过去的绩效，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时，无论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都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会顺着惯性前行，甚至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像是物理学中的“惯性”。 有的人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就是自我强化。热恋中的男女，对对方的小毛病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对方下次一定会改，这种一叶障目的情况，就是“路径锁定”的现象。 一旦出现“路径依赖”，制度的改变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困难重重。一般来说，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是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它们在制度演变过程中是连续的，累积的，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其次，非正式规则对制度的连续性影响更大。这些规则多是内生的、连续的、缓慢的，和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第三，一种制度形成后，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会希望巩固和强化现有的制度。虽然制度的改变会对多数人有好处，也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不会轻易得到改变。不只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哪怕是其他人，也会反复考虑这种改变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所可能获得的利益，很多的人会采取英语谚语所说的，“如果没坏，就不要去修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回忆过去时，会有不同的选择机制。痛苦的事情，会觉得时间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会觉得时间相对较长。孔子的要恢复西周，可能就是出于这个方面的原因。虽然“吾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西周的美好时光，孔子还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是说自己只是叙述和继承西周的礼仪规矩，并不是要新立一套礼仪规范。这是主动的“路径依赖”。 举一个“路径依赖”的实验。实验将五只猴子放进一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任何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将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实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五只猴子全是新的，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后来，在实验人员和高压水都不介入的情况下，猴子们也恪守“不许碰香蕉”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这种“路径依赖”的例子，举不胜举。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历史，就这么样，从秦始皇开始，一路“依赖”下来，千年不变。 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秦的体制：皇帝总览全国大权，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萧何以秦律为蓝本完善了法律制度，叔孙通以秦的礼乐为模板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乐制度，张苍在秦制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立法和度量衡制度。其他如赋税制度、官吏的选任和管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也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唐承隋制首先表现在，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还继承了隋朝的郡县制，只是将隋的“州”改为“道”而已，对于隋的均田制和以《开皇律》为代表的法律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隋朝首创科举，并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为唐朝原封不动地继承。 清承明制是说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源于明的框架，只经过些微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将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继续“票拟”制度，等等。皇太极仿明制设都察院和宗人府，前者作为最高监察机构，纠察弹劾文武官员；后者则负责管理皇族事务。清的创新表现在，仿明制设六部，却不像明代那样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六部都实行复职制，各设满、汉尚书一人。 除了上述明显的“路径依赖”以外，中华帝国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得以继续下来。 奴才成为大臣，内朝变为外朝，就是一例。 秦的丞相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汉武帝时，以地位卑微的尚书制衡丞相，虚置相权，以尚书为主的内朝的权势越来越大。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一变而为六朝尚书，正式成为政府的部长。隋朝成为尚书省。唐太宗李世民改尚书省为中书省，尚书令为中书令。唐朝末年，地位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正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了宋代，成为外朝，称“同平章事”。宋末时简称“平章”，实为宰相。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宰相，陪皇帝读书的“大学士”地位日渐提高，成为“内阁大学士”，又称“东阁大学士”，其中的“首席大学士”，即是“首辅”，地位相当于“丞相”，“内阁”也成为中央政府的简称。大清入关后，康熙十六年，在内阁外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乾隆以后，“军机处”成为政府机构，“军机大臣”也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为监督地方官员，朝廷经常派员巡视各地。这些巡视官员，虽然官职不大，因手握“尚方宝剑就”，令封疆大吏不敢怠慢。很多情况下，日子一久，这些巡视机构就变成了常设机构，甚至成为一级政府，巡视官员也慢慢地从“过江龙”成为“坐地虎”。 汉武帝派“刺史”去地方检查工作，全国几十个郡分为13州，称为“十三州刺史”，这时，州还不是常设机构，刺史也不是常任官员。随着驻扎时间的推移，州就成了一级行政区，原来的郡实际上降了一级，成为州下面的一级政府。到了东汉末年，刺史就成了州牧。唐代按察使所巡视的“道”，宋代的“路”，都有和“州”一样的演变历史。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越来越多，秦汉的郡县制，后来就增加两层，郡上有州，州上有道。这两级政府，都是由巡视机构演变而来的。 到了元代，“行省”成为一级政府，它的首长“行省平章”，成为地方官员。明代成为“布政使司”。明代两代的“部院”，先是作为工作组指导地方工作，慢慢地成为地方的常驻官员。 不只是被动的路径依赖，历史上有不少人，主动地试图回到从前的路上去。 王莽改制就是一例。这位胡适眼中的社会主义皇帝，掌权后，开始仿照西周“盛世”的制度，如更改官制和官名，一再改变币制，恢复井田制，等等。钱穆说他是“书生式的政治家”，黄仁宇说他天真地认为，“金字塔可以倒着砌”。 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仿照《周礼》的官制，设立六官机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他之所以主动地回归，采取这种复古的官制，是希望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地主的拥戴。 结语 因为这种惯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这种“路径依赖”，我们常常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等同于改朝换代。所以，即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一再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 现代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只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精神的解放与升华，如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以及人与人的平等。 西方的现代化是把人从神的国度里解放出来，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是把人从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难度也更大。 没有划时代的思想的解放，没有脱胎换骨的体制的转换，像蛹变为蝴蝶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就会继续在历史的磨道里转圈。

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两个因素（上） 刘路新 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和秦以后的“中华帝国”时期。 秦始皇统一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一直在这个帝制的磨道里转圈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千年犹行秦政制”。 这种“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体制，中国是怎么进去的？现在，面临再次转型的中国，怎样才能走出这一“模式”呢？ 关于这个“模式”的形成，有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是自然环境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处在一个封闭而又广袤的地区。说封闭，因为它的东边是大海，北边是草原，西边是沙漠，西南和南部是高山。说广袤，因为它又有足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供我们折腾。 在这一环境中，产生了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我们务实的文明，让我们不用去关心外面的世界。 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一盈一虚，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我们的性格，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除汉武帝主动征伐匈奴外，历史上，中国很少出兵国外，最多也就是应属国的要求，去镇压当地的叛乱，比如对越南，还有对朝鲜。 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明朝，中国的版图没有很大的变化。两个疆域最大的朝代，都是少数民族开拓的。元朝时，广大的疆土是蒙古人开拓的，中国是被他们征服并统治的国家之一。满清的版图基本奠定了今天的疆域，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几位满族统治者开拓的。 中国在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了自己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的框架内，形成了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虽然这种文明和这种制度相互影响，可是，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到来，中国就会一直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循环下去。 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和美国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都这么认为。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在这篇文章里，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哲学或思想层面的原因，第二是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因素一一列出，只可能举出一二，从中一窥端倪。 了解了这一体制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走出，也就清楚了。 一、 思想的因素 1，哲学的突破 公元前八到三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四地，先后发生了思想革命，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经过这次思想变革，人们逐渐摆脱迷信和神话思维，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解释人类和宇宙。 具体地说，犹太人和印度人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犹太人有了一神教，有了造物主的观念。印度人则有了“生命轮回”的思想，开始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希腊思想的解放表现在从“神话”向“理性”的科学思维的转变，他们不仅开始探索各种自然现象，也开始讨论政治与伦理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则更偏重人文精神。面对礼崩乐坏的世界，思想家们更关心政治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思想家，中国的思想家们更关心“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更具有历史性和人间性。 从此，东西方文明就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2，哲学的突破在西方 在希腊，“哲学的突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将世界分为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代表的古典哲学，将世界划分为真实的和现象的，世间的和超世间的。两个世界界限分明。他们认为，超世间不仅高于世间，外在于世间，也是世间一切价值的源泉。 苏格拉底认为，要认识自己的无知，要获得足够的知识，去追求至善。柏拉图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比物质世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需要透过心灵去了解，而且，只有在精神的世界，才存在完美的观念。 以色列出现了先知运动，出现了普遍而超越的上帝观念，上帝通过使者先知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世间不仅依赖于上帝而存在，也是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 犹太人开始有了严谨的一神教信仰，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绝对的神。正义的耶和华必将惩恶扬善，因此，信徒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西方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都把超世间和世间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所以，直到现代，许多西方的知识人都认为，他们的本分是维护永恒的价值，而不应卷入世间的活动，特别是世俗的政治，因此才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说法。到了奥古斯丁时期，开始有上帝的王国和世间的王国之分。法国哲学家本达认为，西方知识人一直都遵守耶稣的信条，信奉“我的国不属这世界”(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野，世间与超世间的同时存在，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同样因为这个原因，面对纷乱的世界和人生的苦难，宗教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也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精神的和宗教的力量，使之距离世俗的社会越来越远。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统治非常严厉，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占据主要地位的基督教文化，设立宗教裁判所，控制文化的发展，限制科学思想的传播。教士不能结婚，必须禁欲，人们要将一切献给上帝，死后才能升入天堂。 因为知识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因为基督教的扩张本性，使得西方文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着魔和解魔的过程，或者说，有个升天然后又降落人间的过程。 西方的着魔，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罗马帝国的衰落导致社会治理出现空挡，需要有宗教来填补；第二，基督教本身主动进取的特点，他们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第三，教皇的力量。 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有明显的内在缺陷，无法解决晚期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导致帝国垮塌。与此同时，基督教伦理符合社会的需要，更加人道，更加贴近大众，教会本身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具有组织上的优势， 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多神教变为一神教。不久，西方开始“着魔”，进入中世纪。 在夏洞奇看来，不管是基督教化，还是伊斯兰教化，都是因为有这种社会需要，在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社会上有一种对着魔的特殊需要。多神教自身的缺陷，古典文明的衰落，礼崩乐坏，政治权力和权威出现了真空，教会就进入了，介入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除了社会的需要，还有基督教本身的特点。基督教文化是扩张型文化，基督徒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传福音。他们认为，要在末日到来之前，让人类的全体都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进入天堂。因此，基督教不断地向各地派出传教士，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手捧《圣经》的传教士，比携带枪炮的殖民者更先到达。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积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一些没有语言的居民，他们还帮助创作语言，翻译《圣经》。 基督教的传播经历过三个重要时期：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和地理大发现时期。教皇，特别是两个格里高利教皇，对于推广基督教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对抗世俗的政治，以及对抗伊斯兰教。 在西欧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利用当时形势进行改革，使得罗马教会获得空前的发展。谁有权任命主教？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这一问题上斗争激烈。教皇认为，上帝创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将所有的人集中起来，执行上帝的旨意，因此，教会高于任何人造的机构，也高于国家。教皇是“无国界的国王”。 如果单纯地说，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有点片面。还有“哲学的突破”所产生的思想影响，把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为现世和超现世。因为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因为有超现世的存在，所以，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可以选择逃避。 很多的因素综合起来，相互作用，促成了中世纪的出现，或者说，是中世纪“着魔”的前提条件，虽然现在的很多学者也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黑暗，那么停滞。 我们发现，在西方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每一次大的转折，思想家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宗教的传播和精神主导地位的获得。在文艺复兴时期，借“恢复”古典文化而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直到现代化社会，很多的时候，思想家像是遗世独立的圣人，不仅批评社会的现状，而且预测社会的发展。 文艺复兴，就是要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从“着魔”变为正常，从天上降落人间。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也是将人变为“大写的”人的过程。 这个过程漫长而又艰难。单纯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说，就经过了三次文艺复兴，分别发生在公元8世纪，12世纪，还有14到17世纪。 先是发生在公元8到9世纪的“卡洛林文艺复兴”，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所取得的进步表现在艺术、哲学、文学、建筑和宗教典籍等许多方面。 接着是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发生重大变化，人们重新找回了哲学和科学的源头，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然后是15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次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人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借“恢复”古典而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制度。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源于这次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开端，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它使得欧洲摆脱封建宗教的束缚，变得自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并开始向全世界传播。 三次文艺复兴，每一次转折关头，我们都能看到著名的思想家产生的影响，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三杰”，到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拉伯雷和波兰的哥白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着魔以后，思想家们发现，双脚还是要站在地上，才有力量；还是要更关心当世的事情，来世才有着落。 经过宗教改革，经过人文哲学的突破，几经努力，终于摆正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从此开始。 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文明史的演变过程中，宗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时候，宗教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深远而细致。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该书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他认为，城市公民道德的败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基督教的侵入，将人们对现世的兴趣转向来世的天堂，基督教侵蚀了当时的社会道德，扼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统一，并引发罗马帝国走向末路。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的角色，也不可忽视。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从宗教改革所推动的宗教思想中找到，例如，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不仅支持世俗的活动，而且支持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追求。简单地说，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的第一批移民中，很多是清教徒和逃避宗教迫害的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因此，美国的《独立宣言》深受《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影响，。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政治，还是社会的其他方面，宗教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福山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治，很多的时候，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二者都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民主源于宗教里人与人的平等，而法治的前提则是敬畏，包括对于权威的敬畏，以及对于法律的敬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敬畏之心就难以培养。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的很多追求，都是通过宗教实现的。在这里，宗教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对于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的发展，都很重要。 3， 哲学的突破在中国 “哲学的突破”后，中国文明朝着与希腊不同的方向前进。 诸子百家中，大多关注世间的事情，比如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治理。也有思想家关注现实世界以外的事情。邹衍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惠施“以坚白鸣”，有“历物十事”；墨家主张兼爱；道家主张无为。遗憾的是，这些理性的思辨，大多没有流传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些思想不能直接应用于乱世，为治国者所用；二是他们不仅受到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抨击，也不为后世务实的读书人所容，著述和思想都难以留传下来。比如，杨朱说过，“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也”。他的思想，曾经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孟子却认定，杨朱和墨子都是“无父无君”的“禽兽”。 金春峰认为，孔子是“哲学的突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方向。 万昌华在列举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相同之处后，也强调说明二人在许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国家的治理，知识的追求，对统治者的态度，以及对妇女和体力劳动的看法，等等。 和希腊哲学家将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不同，中国的思想家更关注现世的事情。视野所及以外的其他事情，或不愿去谈（“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或不屑去谈（“未知生，焉知死”），或认为不值得去谈（“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为什么诸子百家更加关注现世的世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皆出于王官”。 “百家争鸣”形成的人本主义氛围，加上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纷乱局面，为“士”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 因为宗法制的衰败，以及私学的兴起，春秋末期，“士”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到了战国时代，他们在政坛上就更加活跃，很大程度上，成了这场“千年之变局”的导演。从李悝、吴起和商鞅，到惠施、张仪和苏秦。这些“士”们， 把中国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特别是法家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同样因为“哲学的突破”后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环境和土壤。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多神崇拜阶段，和原始社会的英雄崇拜差不多，见庙就进，见神就烧香。我们拜各种神，从关公、土地、灶王爷，到祖宗、耶稣、观音菩萨，数不胜数。 就多神教和一神教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来说，不是说后者比前者更高明，而是前者比后者更接近原始状态。 多神教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不断地改朝换代，走马灯似地换皇帝，我们也能接受，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神。如果一个不灵了，我们马上就会转而去拜别的。有时，我们还会自己制造出神来，然后顶礼膜拜。 如果说宗教有什么用途的话，它是人类精神升华的途径之一。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精神就难以升华，社会就会物欲横流。 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的时间，是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物质的阶段，实用的阶段，没有进入精神的层次。即使是在拜神的时候，我们所拜的，也不是神的位置，而是神的威力，是其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影响。就像我们拜皇帝时，所崇拜的，不是皇帝的权威或位置，而是他的生杀大权。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崇拜某个神，相当虔诚，拜的五体投地，也很容易就抛弃某个神，弃之如敝屣。 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说，秦以后，中国文明就不存在了。这是因为，秦统一后，中国就进入了集权的帝制时代。已有的哲学体系没有创新，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思想变迁更无从谈起。 明代中叶，当西方开始文艺复兴，开始近代化的时候，中国文明的低俗化开始加速，变得庸俗、物欲、政治化。 直到现在，我们谈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多是指秦以前的。秦以后的中国哲学，既没有创造性，又没有独立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更没有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汉代的独尊儒术，隋唐时期儒佛道的冲突与磨合，宋元明清儒佛道的融合以及由此转生的理学，都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延伸、演变或注解。 和战国时期的“士志于道”一样，后代中国的读书人也有“道”的传统。他们常常说的就是君子“从道不从君”，或是“安贫乐道”，等等。不过，什么是“道”？则没有明确的解说。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董仲舒认为“道”是万事不变的永恒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朱熹认为，“道”就是“日用事务当行之理”。 总的来说，“道”是一种“内在于心”的东西，是主观的、可以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东西。如《道德经》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用余英时的话说，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道”和西方教会所代表的上帝“确有其想通之处”，不过，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的制度和礼仪表现而树立起来，“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 “道”与宗教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它没有超越性，不是外在于心，或超越于尘世的东西。 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每一步都不容易，又没有客观标准，以致于有些人一辈子停留在“修身”阶段。因为怎样算是“修身”完毕，如何才能得“道”于心，都是很主观的。（未完待续）

当代儒商林炎平 文：周善铸 二○一五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领奖时的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这是古为今用；然后，採用西方的现代化纯化工艺技术提取精炼，这是西为中用，也就是说，古今融会、中西荟萃帮助我们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她表示，「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我本人有不少时间从事「核技术」在地质考古方面的应用研究，也属于交叉学科范畴，深知「学科交叉」的巨大威力和生命力。最近，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会员、蒙特娄华裔企业家林炎平捐款三百四十万加元，在麦吉尔大学成立「林炎平研究中心」，鼓励开展「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这个研究宗旨顺应当今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符合科学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引起了中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林炎平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及酒会，于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晚在蒙特娄市古色古香的大学俱乐部举行。参加的宾客中，鸿儒相聚，华洋融合，西方贵宾中除了麦吉尔大学校长、工程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和McGill大学的多位教授外，还有远道而来的英国科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等多名蜚声世界的学者。 林炎平博士在林炎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讲话 对麦吉尔大学这所加拿大首屈一指、世界知名学府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此前虽有诸多毕业生为母校捐款，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未能形成风气，而且这次的捐赠数目也是近年来最高的。高校获校友捐赠早已见怪不怪，但这笔捐款有点特殊，它不是用来设立奖学金，也不是买仪器、盖教学楼，而是用于学术交流和研究，用于聘请学者来校开展讲座，资助出版相关专着和资助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开展相关学术专桉的研究。数日后中心举行的一次活动，就是由一位历史系教授做有关古代文明的演讲，题目是《丝绸之路以前的中国与西方》。 麦吉尔大学校长苏珊‧福捷（Suzanne Fortier）女士在祝酒词中说：「人们对大学的期望是什麽？就是要不断探索，去勇敢地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新的知识和从事没有人做过的研究。有些校外人士一直鼓励我们，给予我们力量和灵感去这样做。林先生就是其中重要一位，他不仅为麦吉尔大学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也为世界带来新的思想。」最后她提高声音对林炎平博士说：「你的眼光、你的灵感和你的慷慨，将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林炎平的答词很风趣，他说：「我捐赠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兑现三十年前我的一个承诺。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身上只带五十美元和一张父母用毕生积蓄为我买的单程机票，来到麦吉尔大学。在填写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时，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支持你在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我的回答是『零』。第二个问题是『谁将给予你在加拿大学习期间的经济支持？』我开始写『你』，但觉得不礼貌，就马上改写成：『我没有钱，没有亲戚，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如果您不提供资助我就无法上学，但是，您将不会后悔给予我支持，因为我一定会回报的。』感谢麦吉尔大学，不仅全免了我的学费并慷慨给予我每年一万一千加元的生活资助。光阴荏苒，我始终没有忘记母校对我的恩泽和我对母校的承诺，我很高兴，今天能坚守我的诚信，实现我当年庄严的承诺。」 笔者有幸与五十多名华人一起参与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其中有中国驻蒙特娄总领事馆教育组组长熊胜领事，有林炎平的亲朋好友，有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及蒙特娄各界华人代表。大家普遍为林炎平的义举感到高兴，视他为华人的楷模。麦吉尔大学华裔教授嵇少丞和满地可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席赵敏博士对蒙城华语广播电台的谈话很有代表性，他俩说：「林博士勤于思考、学贯中西、文笔流畅、着作等身，为研究中国千年积弱的思想根源和解决方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他是海外留学生的杰出代表、翘楚精英。他成功地集学者与儒商为一体，为海外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称林炎平为儒商，确实是再也恰当不过了。他生于南京，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在太行山区插队落户四年。获得McGill大学理工科博士学位后，他在加拿大和中国创立了弗兰西斯国际贸易公司，担任总裁和董事长。 事业成功之后，他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探索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奥林匹克的启示》和《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两本专着，对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起源、发展，及各自对世界文明推动所起到的影响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对比。 着书立说之馀，林炎平博士还先后在中国浙江大学、美国史坦福大学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捐建了五个奖学金或学术基金，亦曾资助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进行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研究。而这次捐款在麦吉尔大学开设研究中心，则是他着力最大的一笔。 林炎平先生拥有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情怀，不遗馀力地在华人世界大力推广先进文明与普世价值。二○○八年，他在蒙特娄创办了加拿大最具思想性和文学性，最高端和最纯粹的中文期刊《此时此刻》，为加拿大华语刊物的历史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文化丰碑。 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曾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它曾经是中国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查百科典籍：「儒商者，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兼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他们奉行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利济天下，以弘扬儒商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为己任，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依託。他们是学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句话，是有德行与文化素养的商人。」 以上对儒商的阐释与定义，似乎就是为林炎平量身订做的。相对于古代的儒商，现代的儒商，特别是海外的儒商，其要求显然更要高得多，他们必须拥有更丰富的文化和知识，更开阔的眼界和心胸，还要懂得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 而林炎平无疑完全合乎这些条件，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是当代儒商的杰出代表。 研究儒商、提倡儒商精神，对于促进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有鑑于此，我们今天宣传和研究林炎平，弘扬和探讨儒商文化，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素养和人文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发表在《世界日報》艺文 版之 ”上下古今“栏目。）

焦虑的中国需要一场秩序重建！ 文：云禧 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 　　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 　　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 　　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响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 　　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 　　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 　　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

沉默不是金，而是社会的悲剧 文：刘瑜 很多时候，人会被习惯和情绪所无形控制。 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 “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 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 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 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 · 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 房间里的大象 ” ，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 “ 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 ” 的事。 “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 ”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 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 ——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 —— 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 “ 叛徒 ” 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 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 “ 醒悟 ” 过来 ; 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注：此文是作者为译着《房间里的大象 —— 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伊维塔· 泽鲁巴维尔着，胡缠译 )所写的序言。 ]

加拿大的“土”和中国的“洋” ——我看加中两国城市的不同 文 / 拉拉（蒙特利尔） 如果看惯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大都市的繁华、气派，那么当你站在皇家山上的观景台俯瞰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时，眼前虽然秀色可餐，你还是难免心生失望：就这么些高楼，还都那么“中规中矩”。失望之余竟也许还觉着点得意：咱北京可不逊这儿。 在蒙特利尔，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不过天安门广场大小，出此区域，某些街道甚至让你想起国内的“城乡结合部”。这地方真的挺“土”。窄窄的人行道是水泥浇筑的，断裂的地方留有明显的补痕，与国内越建越宽、配有几何图案造型、甚至光可鉴人的人行道不可同日而语；车道也是坑坑洼洼，“裂”迹斑斑，哪像国内的柏油康庄大道，光洁、标致；这里的许多商场，灯光昏黄、水泥涂墙，天花板还有漏水污渍，看上去年久失修，哪像国内的“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来福士广场”，标新立异、气宇轩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国人熟知的快餐品牌，在这里的店铺，内部装饰、桌凳都透着陈旧的气息、几分“老大色衰”的无奈，但在国内的店铺，却都明亮洁净，装潢闹中带雅、舒适怡人，犹如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居民住宅，多是两三层楼高，砖砌外墙，哪像国内动辄10多层，钢筋水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层叠叠；这里，车行至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两边都是有如国内工业园区里才能见到的低矮宽大的建筑，它们大都是商场、公司，就像一个个方块码在一起，看上去单调乏味，叫人提不起兴趣，唯有感慨加拿大地广人稀，才能如此“奢侈”地使用土地。连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都有十来米宽，两边高，中间低，成“波谷”状，长满了野草。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北面的拉瓦尔市，行在15号高速公路上，看着两边“平庸”的房子以及大片形同荒原的土地，感觉像下乡似的。不过，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那刻与“老天爷”“亲密接触”的惊奇，天空从来没有如此让人觉得触手可及，大团大团的云朵犹如千军万马迤逦压境而来，这样的恢宏气势对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的人而言是文字上的想像。一句“野旷天低树”竟让我在西方找到了注解。 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步伐驱动着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漂亮的公共汽车、地铁、马路、摩天大楼、霓虹夜景让外国游人啧啧称赞，感叹中国二十年巨变的不可思议。“唯'物'主义”如“星火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城市，市政建设的指标似乎就是看谁的楼房盖得高、奇，因此也就有了类似“大裤衩”、“生殖器”等地标建筑的出现，不一而足。与之伴随的却是人们“世界观”的越来越狭隘和扭曲，以为高楼大厦、不夜城代表繁华，以为豪华轿车、游艇、私人飞机代表尊贵，以为航空母舰、太空飞船代表实力，我们在物质上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到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精神层面上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眼珠长了没？”、“找死啊！”在国内，我一不小心没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助动车，就会招致骑车人恶语相加；行人过马路要急吼吼地跑，像在逃命，须知国内司机号称“马路杀手”，你敢气定神闲地走吗？还有什么“黑蛇”、“白蛇”、“眼镜蛇”，专谓警察、医生、教师等一众人，世道至此，什么高铁啦、磁悬浮啦，予人的感官享受又能深入到骨髓几分？去过中国的朋友会感慨祖国城市的崭新面貌，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漂泊大雨一来，威尼斯就有了“山寨”版，甚至还可能演变成“水漫金山”的人间悲剧。中国的城市，缺乏给力的防洪排涝、预防自然灾害的健康完善的“中枢神经系统”，经不起风吹浪打、地动山摇。 蒙特利尔虽“土”，但这背后却有理性的经济成本考量、人民决断的参与。老百姓觉得道路修修补补即可，政府就不能大兴土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理普天下人都明白，加拿大人可以监督政府是否把纳税人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而在中国，这还是天方夜谭。翻阅朋友家人相册，让我惊讶的是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呈现出现在的模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半世纪前的水平。房屋结构、外貌被保留，内部设施却随着建材的革新和审美的变化“与时俱进”。鱼和熊掌的取舍，人们似乎在这里已做得得心应手，既合情理，又遵循经济规律。 同样记得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河对岸的城市，行入尚普兰大桥不久，视野便豁然开朗，不仅是因为此处圣劳伦斯河河面异常开阔，更是因为前方的城市竟被淹没在一片浩瀚的林海之中，除了郁郁葱葱的树冠，几乎看不见房子，惟有临河的几栋居民楼和散落于林海当中的教堂尖顶突兀而出，这与隔岸我身后的蒙特利尔市区的现代化楼宇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城市地理仅一河之隔，面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摩登霸气，一个小家碧玉，让我大感意外。望着眼前圣劳伦斯河远道而来的壮阔景色，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嗨，为什么加拿大老让我想起先人笔下的大好山河呢？朋友在向我介绍圣劳伦斯河时的一番话至今刻骨铭心：在加拿大，我们有条名叫圣劳伦斯的大河，它的重要程度，她想了想后继续道，如同你们的长江，她流经我们蒙特利尔，你看，这就是她。我极目远眺，恰是水天一色，波涌云汉，江鸥疾下，浪逐琼花。那泓澄净的水体，岂是如今的长江可比？！听罢她言，我徒“空悲切！” “好山好水好寂寞，好脏好乱好热闹”是对北美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我初识此话时也很有同感。据说有一部分移民因耐不住这里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而选择回国。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我不妄加猜测，但是好山好水的背后是理性，好脏好乱凸显的却是盲动。在这样的寂寞和热闹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寂寞，在寂寞中思考，在单调而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瑞士印象 王亭苏 在我从前所受到的教育思维里，提到国外，一定会先想到资本主义奢靡无度的生活方式，女人的光滑性感的大腿是城市里林立的可移动的森林，男人都是爱好狂饮烂赌的色迷迷的，无所事事的，冷血的，不知人间冷暖的恶棍，资本家颐指气使地冷酷对待为他们付出劳动血汗的可怜的人，被他们盘剥榨取的剩余价值都像垃圾一样被丢弃销毁，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没有夫妻恩爱和亲子之情，《卖火柴的小女孩》凄凉孤寂渴望的眼神被定格在青春的薄脆的心底，一个灰色黑暗残酷的没有爱和安全感的世界，一个罪恶累累的世界。这种倾斜的价值观的教育让好几代中国人处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惧中，由人性深处升起的怜悯可悲地无的放矢，无法释放对于这种世界的恐怖感和恨意。相比我身处的世界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我常常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暖洋洋的人性博爱的世界，没有盘剥和倾匝，没有恐惧和对未来的忧患。 写到此，我用了八匹马的力气把这个跑题太远的自己拉回来。 我今天想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政治中立的瑞士人和瑞士。他们互相不可取代也不可剥离开彼此。有人问我什么是瑞士人？我大约迟疑了五秒钟后给出我自己不甚感觉圆满的答案，所谓瑞士人就是德国人厌倦了做德国人，法国人厌倦了做法国人，意大利人厌倦了做意大利人，加上其他一些欧洲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了一个联邦国家，为自己换一个新名头，在瑞士红白鲜明的十字旗帜下尝试一种新的人生，建立一种有别于旧生活的秩序。一个多元的文明社会就这样成为新理想的汇聚地，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也都是异乡人，我的安身之本来自血脉的深处，儒家讲心安处既是家，我大概获得了不小的力量在这里得以安身立命。儒家精神为流动的寄居者演绎了超越的能量，任何之地都是寄居之所，任何之地也都是我身之故乡。 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语作为瑞士的官方语言被自觉化分为人种语区，每个语区都汇聚了大多主流讲本语区语言的人，唯独英文很少派上用场，英文不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被广泛应用。英文的使用范围局限在旅游业上，也多局限在像我这样黄皮肤的人种上，当然在你无法在德语区讲德文的时候，无法在法语区流利告诉对方你需要洗手间的时候，英文会为你派上用场。多元而庞杂的语言文化环境，初时会让自己有极度的流落异乡之感，等你的耳朵适应了各种语言的音符，频率，语调之后，你会身不由己地爱上这里，由初时的不甚明其意的语言开始，为你自己开启磅礴的文化新乐章。就像行走在无际无涯的森林里，你耳边尽是鸟类不同的鸣唱，每一声啼鸣都是生命的吟喔和灵魂的发声，面对整个世界的交流，有限的沟通出无穷的意蕴。 在这个联邦国家中，大多数人都会至少两种以上语言，语言为其文化交融提供了基础和建设性，每种语言的后面都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发端于原生的生命起源，带着文化思维的深刻烙印，彼此交融和欣赏。 但是我对于分辨他们外貌的认知能力上让我自己也常常吃惊，近于白痴的程度。在清晨冷而清透的空气里，隔着跳舞女郎一样妩媚婉转驶来的电轨车，那些身着雪白坚挺衬衣的，一律欧式风格的黑色及膝短大衣，深色裤子，一尘不染的皮鞋的城市白领，高而宽阔的额头，里面藏着最单纯的爱憎和宽宥。挺而直的鼻子，让人不敢轻易冒犯。紧闭的单薄的嘴唇，冷峻严谨。白得看得见淡蓝血脉的肤色，一律的高大健硕，整洁干净有序，笃定安静彬彬有礼。隔着电车的明净的窗玻璃，我雀跃着想多看上几眼，然而电车轰轰然驶去，对面的人也跟着消失在这个有着几分老上海街道味道的娓娓余音里，像看不见摸不着的苦涩的乡愁。 我常想起百年前的老上海，幻想中的繁华而没落的上海，交织着各种美好和罪恶的上海。也许就在眼前，时空的轮转中，我站错了还是站对了位置？谁也说不清。但是我爱这一切，这活生生的一切，带着尘埃和光的一切.... 本土的私人银行肃穆端正的矗立在每个经过它的人的视野里，不可一世而又亲和圆融。 蓝色的，黄色的，灰色的，或是绿色的眼睛，就是这城市泛着幽光的湖水，在阳光下或明或暗，或深或浅，清淡疏远，寂寞安然。 欧罗巴这个种族和逃避主义绝缘，他们有他们的世道，大隐于市的中国处世态度在这里是不多见的，无论是从前或现在，他们一点都不缺乏诗意，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对于现实有更多内在的信念和掌控力，自然，艺术，书籍，宗教是他们的引领者，尤其宗教使他们充满前瞻性和敬畏心。社会秩序的发展经历过繁华和没落，文明陨落而重建新的文明，是一种很彻底的精神在充满他们自己，他们建立和架构了自身的文明信仰和生命观念，他们的道德是社会规则下的自我完成和约束，他们永远在超越自己和潜在的社会公共威胁，对于个人权利和生命尊严的信仰使他们远离来自丛林社会的残酷挤压，这让他们看上去永远都是温和厚重的。 社会秩序的优良，逾矩的永远是人性而非人心。机会主义在高效实效的生活中没有生存的空间。人际关系不会为你带来任何便利和好运，他们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没有功利的成分而也许只是出于本性的好恶。也许更本质些，但对于我这个东方人而言总觉得失落了一些自己也不甚明了的东西，或许是感觉亲密关系的丧失，也许是别的....而对于区别东方面孔我拥有惊人的识别能力，韩国人，日本人，马来人，新加坡人和香港台湾人。澳门人和大陆人。我常常用眼角的余光就可确定他们的来处，东方种族有非常明显的鲜明的气质特征，韩国人的内敛，日本人的静感，马来人的粗糙，新加坡人的优雅，香港人的自信，台湾人的精致，澳门人的浑朴，大陆人萎缩或张扬......当然这是粗而略的描绘，来自天性自觉和后天浅薄的经验，无论来自何方，在这里和他们的相遇都是值得喜悦的一点人生的光辉，世界很大也很小，你我擦肩的那一瞬便是永生。 过了，解脱。

中国距离——浅说“中国离公民社会有多远？” 文 / 毕卓（蒙特利尔）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毫无疑问，中华大地上所有的人间奇迹都源自这个民族非凡的、让人瞠目结舌的忍耐力、坚韧性和生命力。正是这样的特质才能在历史上一次次转换成各种神奇般的力量：如旧政权的摧毁力、文化浩劫的破坏力、GDP的增长力、每年春运的主力…… 在世界惊叹中国经济速度、中国模式等所谓的奇迹之时，我发现有一个“人间奇迹”被世人长期忽视了，我把它称为“中国距离”。在此，它特指中国社会离现代文明社会的距离。这里面包括二个基本含义：中国和世界先进文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差距；中国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在所谓创造经济奇迹的前提下和世界文明潮流反向拉开的距离。 漫漫历史长河，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其价值内核背离人性价值且渐行渐远，在轻视、否定进而抹杀人性价值的方向上一意孤行，这就是中国距离的基本内涵。它之所以长期被忽视，我想是因为这是个看不到的距离，是无法用仪器之类的东西测量的距离，所以就成了不好回答的问题。它很难精确地说明，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标准来衡量。如果非要用数字表达的话，也只能尝试从历史的时空里找出可参考的依据。 在世界文明到了相当高度的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经济、科技的现代化手段比肩世界的今天，中国距离给人的错觉常常是与世界一窗薄纸之隔，但实质上那是咫尺天涯。即使在当今文明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中华文化依然能够改头换面、旧瓶新酒，沿着专制集权的老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人不得不感叹它生命力之顽强。从它表现出的自我封闭和死而不僵的柔韧性，让人也不得不无奈地得出这样的反论：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过是围绕专制集权的不断完善为使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专制文明。呜呼哀哉！真可谓中华之灾祸，世界之不幸！ 是否如此，不妨稍做分析，以求答案。 先秦时代基本上属于专制文明的探索和尝试期。从传说中的夏朝到有记载的商周，可以看作中华文明的萌芽探索期。虽然民主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从未产生，但如果说专制集权从此粉墨登场，也不具有完善的典型形态，只属于初步的实践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初步的理论探讨和总结。这个时代的百家争鸣，本质上都是为封建君主提供多种方式的统治手段，看不到有异于专制集权的理论学说，最多不过是一些奉劝统治者开明、慈悲、重民轻君的主张。随后的秦汉唐宋可以看成是专制文明的成熟阶段。秦朝的强大、暴虐和短命使汉朝有了经验教训，从而有了早期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识了专制文明的成熟，宋明理学则进一步加强了专制集权，从此中国进入了稳定的封建集权的黑暗统治。到了元明清，中华文明则主要解决如何控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后期又不得不仓促应付外来的入侵者。当帝国主义列强四周环伺之时，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封建时代的穷途末路，以为新的文明时代必将代替、消灭专制极权的旧时代。然而百年过去，蓦然回首，看看中华民族近现代史那歪歪扭扭的脚步，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走回千年重复的老路。不奇怪的是，它却有枯木逢春之意，并无回光返照之象。 得此结论，并非人愿。实乃中华历史逻辑的推论。我想没有人会去论证专制集权存在的必然性，我也不想为此多用笔墨。所以在此不妨浅说，姑妄听之。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奇特很复杂的东西，不是一篇二篇短文就说得清楚的。既然文章主要是给从中华文化黑洞里挣脱出来的人群看的，所以对中国产生的文化现象点到即可。例如最近中国内外街谈巷议的宪政、民主、改革、公民等议题，只能让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国距离的存在。这些热议也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中国与同时代而不同步伐的人类先进文明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在中华民族为自由解放拼搏了近百年之后，我们还在努力建立公民社会、呼吁实施宪政，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是不是本身也说明了问题！既然宪政历经了一个多世纪都没有解决，再经历一个世纪也未必能解决。这个百年的时间距离不就是中国距离的参考吗。当我们还在说宪政、讲民主时，是不是在重复历史的轨迹。说说我的个人感受，议论民主宪政之类的话题意义不大，该说的百年来一直在说，该做的百年来做变了味。百年作为衡量中国距离之尺度，不为夸张！ 在中华大地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就是中国距离存在的根据。遥远的且不说，就说我们活在当下的人有幸经历过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二件历史事件，就知道中华民族现在是什么样的精神风貌。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走过六十年历史的人们都记得，那种人山人海山呼万岁的场面。那是一种民族的特质。不能因为它的荒诞、它让我们感到羞耻就避而不提，不能因为我们是旁观者就能自证清白。我们的精神也在其中狂热、叫嚣、追随，那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次另类的展现，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才得以偶露峥嵘。进一步说，它是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精神传承者共同创造的奇迹，我们身在其中：粉墨登场的、旁观的、逝去的、甚至未出生的。但那却不是我们文化精神的本质，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仁义礼智信等等大义贤言的塑儿。根据有关记载和历史逻辑，这个奇迹并不是当权者自己设定的，反而是“人民”自发的、使当权者始料不及的意外惊喜。 这也正是我提及它的原因。它可以当作中华民族百年来挣脱旧世界精神枷锁的大清算，荒唐可悲的是，这样的辞旧恰恰是为了迎新，为了戴上了新的枷锁，我们欢欣鼓舞抛弃旧的枷锁。这个看似拉近了的中国距离在创造奇迹的史册里记录下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远离。 另一个大事件是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面对这个悲惨史实，我们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期才开始提起，而主要精力是在究竟死了几百万还是上千万的数据分析上。愤怒、谴责、悲伤和批判的力量微乎其微。这就是中国距离，这是个背离人性的距离！它的“远”是无限的，犹如宇宙膨胀而去，星际分崩离析。仿佛数字的共识一旦达成，亡灵就会安息；而生灵早已心安理得，准备承接下一个悲剧。这就是中国距离。 一种现象是非理性的狂热，一种现象是习惯性的人性冷漠；二者的浑然一体也是历史上的又一奇迹。狂热，能使人幻生崇高的错觉和无比正确的精神力量，它自以为能摧枯拉朽，但却是灵秀尽毁、生灵涂炭。冷漠，可悲的不仅仅是当权者的残酷和血腥，更在于民族自觉和不自觉的沉寂，这种沉寂是最让人绝望的黑暗泥潭，那数千年的淤积沉淀是中国距离的最明确的时空参考。 狂热的亢奋终究要归于平静；而漠然，则如死寂的冰川覆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上。 经过了数千年的逆人性、非人性的文化洗涤，中华民族不得不被塑造成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人格！只有这种心体自足、怡然自得、寂然不动的所谓大乐境界才能做到任由乱云飞渡，我自闲庭信步！冷观饿殍遍野，悲怜不问良心！ 这样的中国距离，你完全能感觉到，可你丈量得出吗？它离世界文明之远是无限的，近也是无限的，正如盘旋的黑洞，无限接近却又无限遥远！中华文化犹如黑洞，千年来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使得中华民族的文明探索孤苦无助！犹如深陷泥潭的生灵，在挣扎中沉沦、灭亡、腐朽变质，堕落成文化的惰性积淀。在此，天使魔鬼之变、凤凰涅槃之生也不灵光。基督的救赎已徒劳，堕落者不在地狱，神拯救谁？ 华夏后裔谁愿意看到这样的图景：人在本质上变成符号数字，被现代手段完美地编排固定在自由走动的地域里。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想法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自一种塑定的思维；按部就班地劳作、不同分工和职责的有机协调、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 这是我最大愿望的祝福，祝福未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理想的景象。在那时，玉宇澄清、恩怨不再，中国距离“消失了”。人们像蚂蚁王国里劳动者紧张有序地工作生活，虽知有秦汉、以及魏晋，但无瑕以论；虽有桑榆之愿，却无意以谈；虽人口熙攘，却老死少有往来；虽居拥狭窄，虚拟空间无限。 这是中华文化发展进步的逻辑归宿之一。能像《逃出克隆岛》岛上的人那样生活！在那里，中国距离没有了意义。

为何没有出现东方民主？ 黄卧云 一 公元前206年，抗击秦军的两支最大力量——刘邦的10万之众和项羽的40万大军——集结到了秦帝国首都咸阳附近，相距不过20余里。项羽的大本营就设在新丰鸿门。这天，总司令部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刘邦——的到来，项羽的亚父范增早已安排刀斧手布置好了口袋，到时只等项王一声令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刘邦。正在等待之际，刘邦率领一支百余骑的精干卫队来了，一下马就向项王谢罪，说，我没想到自己能先入关破秦，一直在等待将军的到来，您一定是误会了。项羽昨天就从项伯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到眼前楚楚可怜的刘帮主，颇有几分歉意和心软，说，贤弟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你要称王，不然何至于此! 项羽被刘邦谦恭的表象蒙骗了，他哪里知道这个刘邦同他一样胸怀天下，是他最危险的对手。只有范增识破了刘邦的韬略，一个素来贪恋美色财货的人忽然变好了，志在天下啊。刘邦在项羽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上遭遇了传奇般的项庄舞剑，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得以脱身而去。他回到军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处决了曹无伤。 鸿门宴的故事预示了此后楚汉争霸的结局，它千百年来在中国尽人皆知，对后人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对于胜利，背弃就是信用，欺诈就是谋略，谎言就是智慧，而仁慈必定招致失败，相信对手只有自取灭亡。项羽在历史上从此也就永远定格在妇人之仁的失败者形象上。由于他放虎归山，4年之后只得自食其果，在四面楚歌声中他留下一首让世人唏嘘不已的悲歌《虞美人》，在乌江边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过去了2000多年后，到了1945年，鸿门宴故事重现江湖。中国人民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共同抗日的中国两大武装部队立即转入楚汉争霸状态。8月28日，中共领袖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飞机离开延安，到达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主席和国军统帅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此后又接连两次发出邀请电报。尽管有美国政府承诺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中共中央还是担心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安排的一次鸿门宴，它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庆以盛大的宴会接待毛泽东。蒋、毛两大军事领袖虽然互相看不起对方，一个绝对坚持民无二主，一个霸蛮要出两个太阳，但在欢迎酒宴上却相敬如宾，毛泽东一度高举酒杯高呼“蒋主席万岁”，这一刻可能造成蒋委员长短暂的失忆，忘记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对手。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天，国共共同发表了《双十会议纪要》的公报，双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统一全国武装力量接受委员长领导。同毛泽东的多次会晤之后，蒋介石更加确信国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国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产生过对毛泽东进行“拘留审判”的念头。这次为毛泽东挡剑的不是项庄，而是美国和苏联，是蒋介石慑于两大国的力量而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毛泽东回到延安告诉他的同志，在重庆协商的声明“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双方都只是把谈判当作斗争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斗争主动权，至少不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中处境很被动。双方都相信，只有战场上才能见分晓。1949年，就在共产党军队将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毛写诗告诫全党要以项羽为前车之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西楚霸王鸿门失败的教训两千多年来一直萦绕于人们心中。 二 欧洲。公元前494年，罗马共和国与邻近部族发生战争，紧急关头，平民却拒不听从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发表宣言称如果不废除对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他们将不再替政府卖命。一场内乱可能将就此爆发。元老院和贵族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设立民选保民官。平民运用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要求将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于众，直接促成了《十二铜表法》的产生，人类历史上于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后的1215年6月，一个类似的场面出现在英格兰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贵族在等待他们的国王约翰到来。英格兰贵族对国王没完没了的征税、征兵以便继续与法国国王的战争已经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用军事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其时，国王在对法战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贵族们的信心。贵族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文件要国王签署，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王国法律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国王一行策马而至。国王虽然知道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后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文件就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大宪章》。英格兰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确立为指导王国不可动摇的原则。 从罗马法律到英国宪政，构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链条，这根链条一直延伸到现在。20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署800年之际，英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英国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三 鸿门宴的故事和《大宪章》的故事代表了两种相反的行为哲学或者说行为方式，一种是谋略的行为哲学或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行为哲学或方式。谋略的行为哲学以获取绝对胜利为目的，其行为不需要规则，更确切地说，它是反规则的行为。文韬武略是该行为哲学的理想境界，斗争取胜在于掩饰自己，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使诈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语言上的欺骗和行动上的欺骗。伪装，伪善，越具有欺骗性越好。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是最经常的使诈手段，而实则实之虚则虚之，同样是欺敌之法。一旦对手知道你的真实企图，识破你谋略，掌握你的意图，你就会遭受重大损失。没有欺骗性，或欺骗失败，就是战术失败，也是战略失败。诚实是谋略的大敌，所有按规则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规出牌，是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双方的协议和承诺，仅仅是为了某种临时性目标的达成，或出于某种需要。协议和承诺本身就是一种麻痹对方的欺骗行为，而并不是需要兑现的约束，一如刘邦对项羽的“承诺”。厚道的、轻易相信“承诺”的人必定上当。 我们再来看法律的行为哲学，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第一种行为哲学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为目的，一视同仁是其最基本的准则。一视同仁就是包容，每个人享有相同的权利，我能有的利益别人也能有，别人没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对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对对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们的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产物，所有人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 人们不同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会，政治也是法律行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状况就足够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国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国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恶劣的国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没有在社会生活发挥权威作用，而是权力意志在发挥作用。宪法说到底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是两者相互之间的承诺，在没有成文宪法之前，这种契约和承诺就早已存在了，存在于社会习惯中。它不可能被随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协议，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协议。因此它具有不可违反的性质。成文宪法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它是国家承诺。当美国一位大法官说“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深远承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指的就是美国宪法。国家承诺是极其严肃、必须敬畏、不可违反的誓言，变更宪法、违反宪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轻薄之徒，随意变更宪法或违反宪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依靠谋略治国的社会，政治被称为是一门艺术。说是艺术，是因为它变幻莫测，难以琢磨，因人而异。艺术不需要规则，艺术与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法律格格不入。每个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存乎一心。政治艺术只不过权术的代名词，听起来显得高大上。艺术和权术都天然地反抗规则，厌恶规则，它们需要突发奇想。皇帝依靠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对各类奏折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时间阅览奏折，随即批发各种最高指示，交给大臣和各级官员去执行。它们可能相互矛盾。审时度势是政治艺术的根本，时和势是不断变化的，皇帝根据朝廷的利益需要发布命令。皇帝从来不需要对臣民承诺什么，朝令夕改是由于时和势的变化。最大的时势变化当然是权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这也是改革开始的时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包括整顿和调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过去的约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艺术中，改革就成了一种常态。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变的，不可改革的，不可违反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变，都可以改革，都可以违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无论贤与不肖，聪慧与愚妄，明智与昏聩，他们的自负都是一致的，他们无不是圣明的，伟大的，洞察一切的。他们就是法。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律体系，因为，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极少有长期发挥效力的普遍规则。只有两条规则适用所有的人，且长期有效，一条是对父母尽孝，人类和动物出于本能都遵循的法则，一条是死亡法则，皇帝也没有找到超越于它之外的办法。 四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多数国家的都实现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图上用统一的颜色进行标志，那么便会看到在地球陆地部分连片的“民主色”相当可观。但如果我们退回到300年前，这个颜色就仅仅只出现在欧洲边缘的一小块部分。纵观历史长卷，它也只有几个小点，分别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再加上不列颠岛。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他国家广泛学习民主和复制的结果。供我们比对的三个样本也就是全样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资本主义，这些都在同一个社会出现绝非偶然，它们的关系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有了其中的一个，就有两个，有了两个，就有三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竞争各方的利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这一自由是《大宪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亚当斯密所指的自由，这位经济学家鼻祖发现的真理是，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 当不同阶级的人们以协商的方式协调他们的利益矛盾时，一种民主的和法律的解决方式就出现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伦对雅典民主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贷以人身作担保，把穷人从富人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财产划分阶层，财产多的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权力更大，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梭伦让平民和贵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缓和了过去少数人奴役大多数、平民反对贵族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体更加稳固。在罗马共和国，罗马贵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稳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恒的现实性和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产生于自由社会，也只有自由社会中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经济制度。自由放任时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称原始积累时期，带有强烈的血腥和野蛮气息，它与奴隶贸易、血汗工厂、卢德运动等历史性标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与资本家一度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资本的海外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枪炮的庇护下开始的，它曾经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绝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靠通过拼命压榨工人来获取利益的资本家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分崩离析。资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须依靠最大程度的调动劳工积极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福特的汽车流水生产线早就证实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双赢模式。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联系，与本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内生动力使然。资本主义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仅在国内推动人们的普遍福利提升，还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跨国公司向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和输出技术，实现了互赢互利。资本主义第一次使人类财富创造力呈现爆发式的显著增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长。 能够发展民主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把融入作为解决阶级冲突的基本方式，通过融入实现了阶级合作。融入就是一种合作状态，不是一个阶级接纳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的相互接纳，平民接纳贵族，贵族也接纳平民，工人阶级接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接纳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争取普选权，通过获取选举权把自身融入到英国的宪政制度，反对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英国贵族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它始终包容来自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自由民到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英国国王不仅以逐步放弃权力来适应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不习惯没有国王的自由，就像美国人不习惯有国王的自由。 五 中国是一个内战频繁的国家，内战一方面可能导致改朝换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频繁的战乱和政权变动成为阻碍建立稳定的法律体系一个显性原因。以最近这次战乱和政权易手为例，持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打乱了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没能及时兑现它实施宪政的承诺，而抗战胜利后在内战的炮火中开始的“行宪”随着国民党快速败退台湾而告终。 但战争只是表面的原因。历史上的英国也是战争频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国火拼不断，内战也没少，国王同贵族的战争，以及王室家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是英国政治的突出因素。贵族的重要职能就是打仗。贵族或者国会同国王的战争不是为了夺取王权，而是向国王争取权利，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抑制了王权。《大宪章》是国王在战争威胁下签署的。1688年，贵族把荷兰国王威廉的军队进入国内，赶走了专横的詹姆斯二世，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内战具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和游民。第二，夺取天下、建立政权是其最终目的。人们特定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社会，皇帝和依附于皇权的官僚阶级构成了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处于社会上层;在它之下，便是一个完全无权、也几乎没有财产的广大的农民阶级。官民两大对抗阶级在缺少一个强大的土地贵族阶级或中产阶级作缓冲的情况下，其对抗模式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获取权力是人们向上流动、满足个人荣誉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权力成为社会博弈的唯一对象。 第二，科举考试虽然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为所有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但这种机会之门事实上只对很少的人敞开。人们不能依靠土地和财富获得权力，而只能依靠权力获取土地和财富。科举考试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通吃的游戏。 第三，夺权对希望改善生存状况的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夺权为目的的社会反抗同皇权及其官僚阶级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有产阶级从中协调，冲突只能以最惨烈的形式进行，即战争的形式，且只有一个结果，成或者败，生或者死，两个阶级的冲突具有彻底性，残酷性，不妥协性，不包容性。 第四，贵族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样的阶级合作不可能在皇权和官僚阶级之间出现，无论是贵族和农民之间，还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过对立的一面。而贵族与其土地上的农民近距离的生活和相处，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两者间的关系。中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则在利益上是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可以对被统治阶级施舍恩惠，但双方不可能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和共同遵守。农民感受不到对皇权和官僚阶级的依赖，山高皇帝远只会让他们觉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杂税，而皇权和官僚阶级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赖于底层生产者(农民)的税收，这种单方面的依赖使底层生产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统治者只有镇压一途。官民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战争是解决阶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于官民两大阶级不能产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阶级冲突是永恒的。战争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社会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战争仅仅是消灭了旧的压迫阶级，但没有消灭压迫本身，战争的胜负只是决定由哪一部分人来垄断社会资源和掠夺天下人财富。 六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宪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法治和宪政制度，自由、法治、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它们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协议的达成，形成于对协议的共同遵守。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利益理性或者说包容理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一个社会的人们或掌权者还抱着赢者通吃的信条，拒绝与社会利益各方达成利益共享协议，或者拒绝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会产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几个要点：1，承认他人的利益的正当性一如承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2，通过达成协议、形成规则，来确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机制。3，遵守承诺和规则。 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两大阶级构成的社会主体，其利益不包容的冲突性质，限制了他们以理性地态度看待彼此。谋略政治是把社会治理始终看成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官民之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局部战争也从未结束，官民只是暂时的休战。因此之故，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半军事化行动，军事谋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会，政治则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对立的那种制度——专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经常有人预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医治民主弊端的良药。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

中国有精英教育吗？ 文：宋石男 当代中国没有精英教育。 　　什么是精英?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说法，“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人物志》)。精英不但拥有智慧，还得富含勇气。而按照17世纪法国人的说法，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优秀人物”。精英是稀少的，而且是被精选出来的。 　　无论依照古代中国人还是17世纪法国人对精英的定义，当代中国或许有精英，但没有精英教育。 　　看上去，高等教育有精英教育的意味。但中国大多数高校已经是大众教育，201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足以佐证。 　　少数录取率低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仍然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针对应试精英的大众教育。 　　北大、清华一类名校，主要只能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高考显然不是挑选精英的机制，而只是让应试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应试精英中或许也有日后的精英，但它并不等同于精英本身。应试精英只能证明自己演算的能力、记忆的能力和按照章程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当然更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出类拔萃的的道德勇气、坚如磐石的责任心和正道直行的价值观。 　　应试精英无法证明他们拥有这些珍贵的特质，多年的应试教育已经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培养这些特质的可能性。在应试方面越是得心应手，在其他方面就越可能相形见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摧残性的体系，它不致力于培养整全的人，相反，它恰恰要趁你还没有成长为整全的人之前，利用你的不成熟和机械性来控制你。 　　升入高校之后，这种局面仍然不会得到扭转。应试精英进到名校，接受的只是大众教育与政治教育。大众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职业技能，通过对应的知识传授与实践训练，但他们无法获得通识与判断力。政治教育意味着他们会在惩罚与规训中习得服从的品性，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但无法培育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求，从而无法形塑精英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 　　即使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人们也只是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学习一大堆除了没用外没有任何缺点的东西，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会，作为一个精巧的自利者而奋斗终身。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人格层面，他们都未能通过高等教育而变成整全的人。 　　然而，精英必须是整全的人。 　　在知识层面，精英需要具备通识。他不能仅仅学会从淘宝上购买钻戒就认为自己懂得了爱情的真谛。正如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所言，具备通识的人，致力于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而在当下的大学，我们看不到什么通识教育的迹象。 　　在人格方面，精英需要培育自己的责任感与道德勇气。在这个层面，精英教育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在当下的大学，我们同样看不到有什么苗头，来帮助一个人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与良心。 　　成为精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集体主义被强调，世俗功利被置于首位，从而背叛了孤独与艰难。 　　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一个人要成为精英，就得学会与孤独和睦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如果在某种教育之下，一个人学会的只是如何在集体中与他人虚与委蛇并且抱团取暖，步调一致然后党同伐异，那么他是不可能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精英的。 　　艰难意味着通过真正的思考和有价值的生活来发现自我，寻找时代的真相。艰难意味着康德发出的那条古老指令：“敢于去认识”。然而，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少人被迫卸掉了艰难地思考自由、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重负，最终变成一块被使用多年的肥皂，磨掉棱角以便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有精英，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培养的，而是他躲过了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可能使其萎缩、畏缩、猥琐的劫难，凭借自我教育这种最高等的教育，终于使自己成长为精英。再说一遍，我所说的精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是一个整全的人，无论他是否拥有名位、金钱或权力，只要他具备通识与判断力，富含道德良心与公共责任，并将之付诸实践，那么他就是/才是精英。 　　杰弗逊对自然贵族(真贵族)与人为贵族(假贵族)的区分，或能增进我们对精英问题的理解。1813年，他给友人写信说：“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假贵族是良政的祸害，应该有制度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自然贵族与人为贵族，或者说精英与伪精英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价值而活，后者则为了价格而活。这里讲一个故事，未必是真，但饶富意味。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之人有何不同?”亚翁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同样，精英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伪精英活着只是为了吃大餐。 　　中国没有精英教育，五花八门的伪精英教育于是招摇过市。近乎于相亲的商学院，近乎于行骗的国学班，以及近乎于精神病院的灵修培训，价格高昂，招牌闪亮，但无论它们如何标榜自己的高大上，仍然只是培养老鼠和弱智的学堂。 　　最近的例子是今夏一个“北大清华文化深度之旅”，其声称“全方位体验北大清华的优质课程，帮助精英家庭的孩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10天收费29800元”。夏令营聘请北大清华名师授课，高考状元全程陪同，开设马术、高尔夫等实践课程，“以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和领导精神”。 　　要傻到什么地步，才能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

一首雅致的英译诗，祝朋友们新年新气象！ 旧年 　　 　　约翰•克莱尔\倪志娟译 　　 　　旧的一年离去了， 　　归向虚无与黑夜： 　　白天，我们找不到他， 　　夜晚我们也听不见他： 　　他没有留下足迹、线索或者地址， 　　无论在阴影或阳光下： 　　过去的一年有一张邻居的面孔， 　　所有人对他一无所知。 　　 　　他是无处不在的虚无： 　　我们看见的晨雾 　　也比他更具体， 　　比他拥有更多的形式。 　　他是每一丛火焰的朋友， 　　在每一个摇篮或客厅里—— 　　他是每一颗心灵向往的客人， 　　此刻，他却是绝对的虚无。 　　 　　旧报纸被扔掉了， 　　旧衣服被抛弃了， 　　昨日的谈话， 　　本是确定之物； 　　但是时光的页面已被撕除， 　　没有声音能被铭记： 　　元旦的前夕， 　　旧的一年被所有人丢失。 　　 　　 　　The Old Year 　　 　　by John Clare 　　 　　The Old Year's gone away 　　 To nothingness and night: 　　We cannot find him all the day 　　 Nor hear him in the night: 　　He left no footstep, mark or place 　　 In either shade or sun: 　　The last year he'd a neighbour's face, 　　 In this he's known by none. 　　 　　All nothing everywhere: 　　 Mists we on mornings see 　　Have more of substance when they're here 　　 And more of form than he. 　　He was a friend by every fire, 　　 In every cot and hall-- 　　A guest to every heart's desire, 　　 And now he's nought at all. 　　 　　Old papers thrown away, 　　 Old garments cast aside, 　　The talk of yesterday, 　　 Are things identified; 　　But time once torn away 　　 No voices can recall: 　　The eve of New Year's Day 　　 Left the Old Year lost to all.

坚硬的方块字 文：陆蔚青（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2014年获世界华文文学协会“文化中国•四海文馨”第一届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奖赛”三等奖。获奖评语：本文用清丽的文字书写无悔的深情。文章展现的关于语言的妥协，遗忘，平衡和怀念，既是语言的较量，又是生存与生活的挣扎。寻找语言的回归又是为了生活的方向。看似不动声色却又朴素无华的话语，将烽火硝烟的无声史诗隔着时空一一诉说。饥渴的灵魂献上的，是一曲送给中文的天籁弦歌。 作者陆蔚青，笔名怀素，蒙特利尔华语作家，擅写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各类体裁。 刚刚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我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只讲英语和法语的社会。在这里，我将用不是母语的语言生活下去。我必须努力学习语言。然而我自幼生活在中国北方单一的语言环境里，我的故乡说普通话，甚至没有方言。我的大脑中的外语系统一直沉睡着，好象从来没有被激活过，所以，拉丁语系的语流和语感，对我格外的难。我的脑海中耸立着一排排构架美丽的方块字，他们地基坚固，结构均匀，保质期很长。他们安静地耸立在那里，无声的藐视那些如蝌蚪般的拉丁文字的存在。当地铁一站一站在漆黑的隧道里驶过时，我的心也如前方一样茫然——音箱里一个大舌头的法国男人报着站名，我甚至不能把他的发音与站台上的标志相联接——音节不同，连读太重了。 然而我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和体悟新的文化。如果没有新的生命感悟和文化体验，我为什么要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远离我故乡的亲人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大胡子的法国人，他骄傲地对我说，学习法语吧，它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我别无选择，只能对自己说，遗忘你的中文吧，现在我需要新语言。 我学得很艰难。小蝌蚪们开始慢慢地进入我的脑海，于是，我的脑海中开始出现了印象派风格的画面——一阵潮水涌上来，雾气也升起来了，坚硬的骄傲的耸立的方块字组成的小房子，开始朦胧起来，在海水里有的开始有点东倒西歪了。而拉丁字的小蝌蚪，有些陌生的游进我的脑海。他们有的有点游移，那是我需要多背诵的词汇。有的游得很快，如鱼得水，兴奋地占据了某个空间，那是与我有缘的词汇，比如，星星，大海，玫瑰，天空------ 最初的时候，两种语言在大脑中相互翻译的时间很长。小房子和小蝌蚪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相互对视，不肯互换，怎么也找不到共同点。我们是同一个意思吗？为什么长相全然不同？而当他们相互对峙相互揣摩时，我的嘴无声的张大，发不出音来，我不知应该捡选哪个。我目视前方，催促他们尽快换位，因为那时的我，看起来又傻又愚顿。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如果不能表达，你的脑海中既使开出花朵，你的外表还是一个张着嘴寻找词汇的人。 所以当我听同学说她昨晚做梦，在梦中居然用英语说话时，我很羡慕。我想什么时候我的梦中语言能是英语或者法语呢？那样小蝌蚪就可以是我的语言了。然而在我思乡的梦里，我依然说着我的汉语，有时，也许是因为白天说外语的时候多些，梦里的汉语反而说得比以前更加流畅，语速也愈加快了。这真是欲速则不达。我想，忍不住心灰意冷。 有一天，我走在春天的夜晚里回家，空气潮湿而清冽，就像一壶封尘了一冬天刚刚开启的老酒。小雨细如牛毛，草色如酥。我虽身心疲惫，却突然忍不住想唱一首歌。于是我开口了。我惊讶地听到一连串的英语，那语言很快很流畅，不是诗，不是歌曲，只是某种内心独白。那些小蝌蚪像一队列兵，站得整齐而美丽，音阶高矮不齐，却各有气质，装备精良。天！我居然会这样流利而充满感情的说着异国的语言！我伸出手，摸一摸自己的鼻子，我的语言和春天的花朵一起来了。 问题出在给家人的长途电话上。有时说话时，突然发现找不到中文词。那地基坚牢的小房子突然之间出现了空缺，就好像排列整齐的牙齿，中间少了一个。小蝌蚪却游进去了，组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洋径滨。我不想给不懂英语的家人困惑，然而语言却常常堂而皇之的走在思维之前，夹杂着英语的中文说得流水一样自然。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嘴会仓皇地停顿下来，在脑海中快速搜索那个不知躲到哪里去的小房子。有时我会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个词，意思差不多，却不准确，我知道，那准确的正不知躲在哪里嘲笑着我这个矮鼻子的中国人，怎样遗忘着祖宗的文字。 有一天，我坐在桌前读英文时，内心突然有一种空洞，然后是一股冲动。那种冲动强烈而温暖，好像是想找寻故乡熟悉的味道，母亲做的拿手菜，或者是童年时大年三十晚上准备挑着灯笼出游的时刻。那是一种混杂的感情，一种灵魂的饥渴。我于是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用布包裹着的父亲留下的1956年版的半部《红楼梦》。那是出国时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第一眼望见那一排排发黄的方块字时，一股雾水竟弥漫了我的眼睛。黛玉来了，宝钗来了，那些久违的人物载言载笑的出现在我的面前，耸立在我面前的小房子们，坚硬而美丽，微笑着站在我面前，就像我梦中的亲人。 现在，我终于在小房子和小蝌蚪之间找到了平衡。我不再只为了生活强迫自己，遗忘什么，获得什么，我总会给自己精神上留一块快乐的空间，看英文累了，就看中文，看中文倦了，再看英文，法文也夹在其间，在脑海中转来转去，带我去看波伏娃，也去看加缪。这种感觉，好像是用不同菜系来满足自己的胃，又好像是穿梭在不同的文化空间。 后来我开始了写作。我的中文写作来自我灵魂的饥渴，那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怀念和对生命的安抚。我脑海中的潮水正在缓慢而有序的退却，小蝌蚪们依然游动着，而那些来自生命，来自童年，来自五千年文化的小房子一样的方块字，却越加清晰地出现在晨曦之间。我伸出手来，细细地抚摸着它们的横竖弯钩，如天空，如巨椽，可以写得像怀素，也可以写得如王羲之。我突然看到，它们还是那样构架齐整，排列均匀，并且依然地基坚牢，它们站在那里，昂首挺胸，无声地微笑着，在我生命中组成永远不能遗忘的“有意味的形式”。 如果我能再次看到那个法国大胡子，我想告诉他，对我来说，中文，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你的法语，我的中文，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是灵魂的表达，它带我们回家。

有关尊严的论说和寻找 文：李劼 不管后来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第五号屠场》如何尖刻地调侃在二战中的美国和美国军队，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美国的参战，不仅捍卫了美国人的尊严，也捍卫了全人类的尊严。由于尊严的丧失和对他人尊严的侵犯，日本军队的袭击珍珠港从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样道理，希特勒在欧洲的失败，是从占领巴黎之后对法国人的羞辱开始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希特勒在苏联的失败，始于用闪电战式的偷袭，侵犯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当年在中国土地上与日本军队作战的俄国军队是无耻的，但由普西金、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等名字标记着的俄罗斯文化，却是相当有尊严的。那样的文化不仅在希特勒面前表明了尊严的不可侵犯，也同样在横扫一切的暴力革命面前，经由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那样的作品显示了人性的尊严。俄罗斯的文化底气，即便是拿破仑也遭到了重创。就其个人的军事才能而言，库图佐夫并不比拿破仑出色。库图佐夫最大的人文资本和精神底气，在于俄罗斯人所拥有的极为充沛的文化底气。仅仅凭借着漫天的冬雪，库图佐夫就使拿破仑的远征溃不成军。莫斯科的那场大火，非但不是拿破仑成功的标志，而且还是其失败的开始。不要以为尊严是可有可无的、文化是没有用处的，随便举个例子便可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释放的文化能量。 战争的所谓胜利，与其说是实际的得益，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其他等等的，不如说在于尊严的捍卫，在于对罪恶的制止。战争不是体育比赛，严格说来，没有赢家。老子曾说，胜利者应该怀着葬礼般的悲痛来纪念战争。比如，纪念诺曼底登陆的阵亡将士，是对战争最为恰当的纪念方式。邀请当年的敌对国家德国参加纪念，更是有尊严的体现。就此而言，美国不仅具有尊严，而且懂得尊严。在珍珠港的纪念仪式过程中，美国人最后说的是：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不仅对美国是过去了；对德国、对日本也都过去了。宽容，是尊严的另一种体现。与此相反，报复，通常具有丧失尊严的危险。 阿基里斯是不是个真正的英雄，不在于他能不能杀死赫克托耳，而在于他打败对手之后做了什么。当他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在特洛伊城前羞辱特洛伊人时，被他羞辱的其实是他自己。本来出于为朋友报仇而出战，已经过于复仇心切，还要以如此野蛮的方式来羞辱他人，炫耀自己，最后哪怕脚踵中箭，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悲悯，更遑论敬意。 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因为利益上的冲突所致，而是内心深处的敌意所造成的。对他人的敌意，乃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利益上的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就像做生意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唯有内心的敌意，很难谈判和商量。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与其说是来自利益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敌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们的内心说要有敌人，于是就有了敌人。 在打败赫克托尔之后，阿基里斯假如能够一掬惺惺相惜、英雄相敬之泪，不无悲伤地将对手的尸体当场送还给特洛伊人，那他就成了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体现在格杀的能力上，而是体现在尊严的有无上。否则，不过是扮演了老虎狮子那样的动物而已。中国历史上有个君王，宋襄公；此公与他国交战，见对方渡河，他不动手；对方渡过了河，还没有列阵，他又不动手；最后等到对方完全准备停当，他才发起冲锋。结果，他打了败仗。后人评论说，宋襄公的仁义心肠，乃是蠢猪的道德。其实，在宋襄公的年代里，人的尊严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且不说王公贵族，即便是庶民百姓，也同样的自尊和尊他。楚国的流亡者伍子胥在逃难路上，先后碰到过一个村妇和一个船夫。得到他们的相助和相救之后，伍子胥竟然还信不过他们，再三叮嘱他们要保密。对此，村妇和船夫的反应是不约而同地以自杀向伍子胥作出了最为彻底的承诺，也是最具尊严的回答。村妇用她替伍子胥杀鱼做菜的那把菜刀自杀的，船夫则把救渡伍子胥过河的船翻转过来，将自己反扣在船底。不知评说宋襄公是蠢猪的人，如何评说这二位如此相救伍子胥的庶民。 在打败了特洛伊人之后，希腊军队的所做所为，可以在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里窥见一斑。一面是占领者行使他们对妇女的占有权，和对儿童的杀戮权；另一面则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们，全力捍卫着特洛伊城的最后阵地：特洛伊人的尊严。史诗《伊里亚特》没能着力描写的特洛伊妇女，在欧里庇德斯的剧中，被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舞台上。看完这样的悲剧，让人难免如此感叹，古希腊的文化是辉煌的，但在那场战争中的希腊联军，却并不文化。正如在歌剧舞台上，普契尼最具爱心；在古希腊悲剧中，欧里庇德斯的戏剧，最关注女人在男人的历史和男人的战争之中的命运。假如悲剧的定义确实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乃是灵魂的净化，那么欧里庇德斯的戏剧，最符合那样的定义。 阅读他人的历史，阅读他人的文化，有助于反省自己。中国并不是没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那么辉煌的文化，并不是没有过美国人所具有的尊严。只是无论是那样的文化还是那样的尊严，都被中国人自己遗忘了。一个民族最为原始的形象，与其最早的集体无意识一样，是深藏在其神话里的。要知道当初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读一读《山海经》的神话故事，便可一目了然。人性的尊严，在那里得到了神性的展示。无论是男性的夸父，还是女性的女娲；无论是少女般优雅的精卫，抑或是金刚般雄浑的刑天，还有王子般潇洒的后羿，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假如说，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话，那么一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阳刚之气，还有一面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讲说的那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阴柔法则。一是火，一是水，中国的文化，是水火交织、日月相照的阴阳太极文化。 中国的历史，是在商周之交发生悲剧性的转折的。就像希腊城邦之间的斯巴达最后灭掉了当时的文化明珠雅典一样，来自西岐、由早先的游牧部落脱胎而来的西周，颠覆了地处黄河流域、承传着华夏文化命脉的殷商。原先民主联邦式的政体，就此告终。武王驾崩，周公当政。周公为所欲为地发布一系列剥夺个人权利和无视人性尊严的诰令，建立了等级的、专制的中央集权体系。数百年之后，孔子追随着周公，建立了与之相应的道德话语。经过一番不断的完善，孔孟话语变成了儒家学说，并且杂以所谓的法家，形成了王道和霸道的互补结构。无为而无不为的阳刚之气，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顺其自然的阴柔法则，蜕变为从韩非子到《三国演义》的阴谋诡计。中国人的退化，由此开始，一泻千里。 可见，人类的历史并不像达尔文所描述的那样，是进化的。进化论仅在物种进化的意义上成立；一扩展到社会理论，就变成了以石器、铁器之类的物质文明递进来标画人类文化历史的乌托邦学说。事实上，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很可能是退化的。至少《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在当今中国人之中，已经相当鲜见了。 希伯莱民族历史上的先知，摩西，建立的是法律；中国历史上的周公和孔子，给中国人套上的却是一套专制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从而形成一种被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定义为的伪形文化，覆盖了中国历史长达二千多年。这段历史演变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禅宗的出现，才在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而有了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最后以《红楼梦》作为最为辉煌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历史成果。就像莎士比亚奠定了英国人的文化一样，曹雪芹的《红楼梦》标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重新确立。遗憾的是，从文化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人的，却不是《红楼梦》，而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红楼梦》里找回的人性尊严，在那两部小说里恰好是被泯灭的。这二部小说不仅对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也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二部小说同时深深地左右了在中国发生的一场场造反和一次次革命，导致中国政治始终陷在一种怪圈里裹足不前。尊严，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被王国维称之为有如佛陀、基督般的李后主，为什么会被占了李氏江山的宋家皇帝所鸩杀？因为李后主哀婉动人的词句里，尊严犹在。这是最不为专制君王所容忍的。王国维也是由于看到了将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了尊严而毅然投湖，叫做“义无再辱”。陈寅恪读懂了王国维的自沉，最后以壁立千仞的姿态，恪守了人性的尊严。中国文化的一线香火，是这么保存下来的。 王国维和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鲜见的文化守灵人。他们守护了中国文化的灵魂。那个灵魂简而言之，便是从《山海经》、老子的《道德经》到禅宗，从禅宗到《红楼梦》。研读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假如读不出其中的灵魂所在，读得再多也徒然。但历史的悲剧也恰好在于，人们之于文化灵魂的茫然，致使中国文化陷入一段长长的失魂落魄的历史，难以自拔。 数百年来，中国民众为《三国演义》中的互相算计和《水浒传》中愚昧勇武所苦，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个比一个具有流氓人格的政治枭雄所左右，向他们表示莫名其妙的崇拜，不是低头鞠躬，就是俯伏在地诚惶诚恐地山呼万岁。 假如中国的民众能将这样的恭敬，稍稍分一点给那些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中国的历史也许别有一种面貌了。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李鸿章背负着战败国的全部屈辱，到东京有关尊严的论说和寻找与日本人谈判。期间，一个充满武士道狂热的日本刺客向他开枪，几乎打烂了他的脸。当日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明治维新领袖、伊藤博文首相，向他表示道歉的时候，李鸿章忍着巨大的伤痛，硬是以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为由，向伊藤博文讨回了一个亿的战争赔款。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李鸿章谈判完毕归来，将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然而，在中国，他却因此成了卖国贼，被打入道德的地狱里。想当初，他在跟其老师、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曾国藩谈论外交时，曾国藩问他，如何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回答是，打痞子腔。曾国藩马上纠正他说，不，与洋人交涉，以诚信为要。因为诚信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当然，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命运，也跟李鸿章一样的悲惨。天津教案，在葬送曾国藩的政治生涯的同时，也将他的名声毁于一旦。 这样的历史，说来似乎十分遥远，但却在中国人的身边不断地重演。中国人真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重新认读自己的历史。中国人真想找回人性的尊严，就得从向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道歉开始。 向他人学习也是一种方法，哪怕是悄悄地学也行。有个中国留学生，喜欢在自动投币的报箱里一叠叠地拿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美国人，投进硬币之后，打开报箱，取出一份报纸；然后关上，重新投币，重新打开，再取出一份报纸。于是，他突然明白在自动投币报箱里买报应该怎么做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从报箱里抱出一叠叠的报纸，分给同胞们享受那种“免费”读报的“快乐”。这个留学生在报箱前学到的，绝对不比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肤浅；假如他在美国读的是文科，那就几乎等于他在学校所学知识的总和。 在美国留学的男生，读了许多年可能还不懂得为女士开门。而在美国的中国女生，首先学会的也许是抽烟时尽可能酷的姿势。不过，得提醒中国男人的是，面对来美的中国女士，要有某种心理准备。假如为美国女士开门，她们即便匆忙得来不及说声谢谢，也会向你投以感谢的笑容，不管你是什么人。但假如为中国女士开门，那就没准了，除非你是个美国男人。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尽了中国男人的粗鲁相待。早在来到美国之前，她们心中已经有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中国男人看到她们对美国男人显示春天般的温暖、对中国男人露出冬天般的冰冷时，不要过于不平衡，这叫一报还一报。想想当初造反的农民是如何对待地主的，就应该理解如今的中国女士如何看待迫害了她们数千年的中国男人了。 事实上，专制在中国早已变成了一种心理的、精神的病菌，不管在位的还是不在位的，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百姓，谁都难免被传染上。张三很专制，李四反对他；反对的结果是李四胜利了，却轮到李四变得专制了；于是王五站出来反对李四，王五也胜利了，但王五又变成了专制者；于是赵六又站出来反对王五，一直反对到取得胜利为止。如此反对来反对去，最后大家反对的都不是专制，而是前面的那个胜利者。中国男人将此叫做江山轮流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在中国女人则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些名堂经，是让美国的汉学家们再皓首穷经也难以弄清楚的，更何况他们习惯于籍以书本和概念去认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歌德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男人创造的历史，是由女人导引的。由于文化心理的长年痼疾，中国女人的水性时代已经让位给了新新人类的泥性时代。面对中国妇女，假如欧里庇德斯再世，没准《特洛伊妇女》式的戏剧会有另外一种写法。但那样的话，欧里庇德斯可能会变成阿里斯托芬。

今天你阅读了吗？ 文：崔卫平 最近赶了一个早，天未亮从这个城市的北部出发，中途在东直门换了车，辗转至北京站。在车厢里有一个发现：车厢里几度上下，没有一个人正在进行阅读的。从前的情况不是这样。 当年一个路远的同事对我说，她在地铁上把该看的书全都看完了。我自己在地铁里也有许多愉快的阅读。那本《挪威的森林》是在放在包里，从崇文门到积水潭的地铁里一点点读完的。我还说过在地铁里不适宜读王小波，因为要是一个人笑出声来，会遇上周围人疑虑的眼光。 当然这不是“读书”的年代。而且说到“书”，则容易给人一种正襟危坐的感觉，比如“四书五经”。那是给准备当“圣贤”的大人物们用的，是治理国家也是治理人民的。一个人如果不想治理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他就不会想到要去读书，是这个道理吗？ 或者是拿“书”用做“敲门砖”的活动结束了。对许多人来说，那是至今记忆惨痛的时光，从五六岁开始，童工般地背着沉重的书包去上学，行走在早晨与黄昏灰暗的路灯之下，心中的欢乐和光明也一点点死去，于是再也不碰这种印成一册一册的东西。 事情发展到了让人不好意思当着人面拿出一本书，仿佛那是一件自杀式武器，对于自己和他人同时具有杀伤力。对于这个曾经是诗书大国来说，看上去有点像是惩罚的含义，不知道我们的先人作了什么孽。 但是我们换一些词如何？不说“读书”，而说是“阅读”，不拿那个东西称作“书”，而是叫做“读物”？随手抄起一件“读物”，就仿佛随身携带一位朋友，它与你谈心，对你说话，不说有它帮你解惑的优点，起码可以帮你度过一段烦闷无聊的时间。如何？女儿小时候告诉学生，我这个老师喜欢的书就是《野天鹅在行动》（一本关于以色列特工的书），那也是我在地铁里的“读物”。 “阅读”与“读物”属于你自己，是你为自己准备的。 “个性”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人人心向往之。但是“个性”的配方如何？到底有多少人拥有他们的个性，这是一桩可疑的事情。它不是表现在一个人摔碗拍桌子，当众叫嚣对骂，那叫失去自控从而泯灭了个性。个性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于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在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好人好事。包括为自己的床头准备一份“枕边书”，享受阅读也是享受自己的天地。甚至不与别人分享。在于能够对自己说，这个夜晚，这个周末，不是你的，而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要拒绝别人，没有比阅读更好的了。如果你要进入世界，也没有比阅读更好的了。许多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英国妇女是这个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当丈夫晚间去酒吧去咖啡馆，她们将大床当作最佳阅读天地，她们在床上读得又快又好。待到丈夫第二天头脑昏沉地醒来，发现身边的妻子容光焕发，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阅读可以更新自我。新陈代谢的规律，适合我们的身体也适合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人人都希望自己强大，但是强大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从自身吐故纳新的行为中而获得：每天都给自己新的进货，一时用不完还可以储存着，像在银行里放进存款一样，同样还可以生下许多“利息”出来。急用先学总是捉襟见肘。 法国思想家蒙田有一个“后花园”的说法。说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准备这样的地方，它们不轻易示人，那是一个对自己来说自由自在的地方：自由地思想和呼吸，自由地做梦和自言自语，悄悄地将自己的一部分埋葬掉，为的是诞生出一个新的自我。 假如年轻的身体中包裹着一个年老的灵魂，没有比这个看起来更加可悲的了。我去过一些也算是豪华别墅之类，主人什么都有，但就是缺少一排排能够令他增添光辉的书籍。要不就是他完全不会买书，那些精装的成套的书，没有一门入门入道的，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农民企业家。 说这些话听上去像个书商似的，但我手中一本要卖的书也没有。与你们一样，我也是个喜欢翻来翻去的读者。

全球精神排行榜 中国排第几？ 文：高伐林 若将当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精神素质，就其能否“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以及精神的独立、自由、丰富、深刻，还有创造性、覆盖面、影响力等等指数，综合列出排行榜，中国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脸红的位置。 憎恶俄罗斯，佩服俄罗斯人 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我的情感十分复杂。 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主政的苏联害惨了中国，贻祸至今：派人来创建苏式革命党，复制苏式专制国，策动蒙古独立、签订苏日协议承认满洲国、扶植盛世才企图让新疆独立，在东北抢劫奸淫……再加上地缘政治、能源争夺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对之由衷地憎恶； 但是对从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节，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只是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罗斯作家学者的文字，以及各种历史记载中，追慕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那些从容就刑的12月党人及他们义无反顾的妻子，还有那位竟然敢当面对沙皇坦然自承与他们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树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20年前，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落到紊乱、虚弱和沮丧的谷底之际，我的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俄国回来之后，对我说，俄罗斯人的人文底蕴不得了，一旦翻过身来，这个民族会很快重新赶上去；几年前，另一个朋友与几位俄苏文学专家结伴访问俄罗斯，也对我盛赞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依然在传续，令人敬畏；还记得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最衷心服膺的也是俄罗斯文学大师…… 他们所说的，不正是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那个“软实力”么。 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述心中对苏俄这种又憎恶又钦佩的矛盾情感，读到加藤嘉一文章说日本人“讨厌中国，却佩服中国人”，启发了我仿照一句：憎恶俄罗斯，却佩服俄罗斯人。 当今各种排行榜铺天盖地：国民收入最高国家排行榜、最强企业排行榜、影视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响力的人排行榜、消费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足；我想，若能将精神量化，将当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精神财富，就其在权力、传统、市场等多重高压与诱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勇气、恒心，以及精神的独立、自由、丰富、深刻，还有创造性、覆盖面、影响力等等指数，综合列出一个排行榜，我相信，俄罗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国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脸红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话。 俄罗斯知识分子留给全人类的，是一笔何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制度保障就无须勇气 美国、英国、法国，也有许多作家学者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由独立精神，其原创力更是出类拔萃，但是论综合水平，我不将他们放在前列——因为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使得他们“降”了“级”。这个制度是容忍、鼓励他们的自由独立精神的，他们即使有挑战强权、舍身取义的勇气，与苏俄和中国知识分子身处严酷的社会环境比起来，哪里有多少表现的机会呢！ 2001年，耶鲁大学300年校庆，又举行第300届毕业生典礼（何以建校300年就有了300届毕业生？这里面的缘故我一直很糊涂），校方为锦上添花，邀请了1968届耶鲁毕业生、当任总统小布什前来，给他颁发一个荣誉法学博士。我作为毕业生家长，也躬逢其盛。 给刚刚上任、政绩和威望都乏善可陈的小布什奉送一顶耶鲁的博士帽，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起轩然大波，两百多位教授联名向校方表示抗议——这是我听说的；而我目睹的，是小布什总统上台戴上博士帽之际，台下毕业生坐席区刷地掀起一大片明黄色波浪——足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举起了抗议他的各种政策的标语牌，那气势，简直让人闹不清今天是毕业庆典还是声讨大会了！ 颁发学位完毕，主持人宣布请小布什总统讲话时，明黄色的抗议浪潮再一次拍打会场，最汹涌的浪头也仍然是从毕业生区域中掀起。 后来，一位朋友对我说，非常佩服耶鲁这些有傲骨、有勇气的教授、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匡正了校方的“失节”，他们身上体现了可贵的耶鲁精神。我则不以为然，我说，耶鲁教授反对校方授予布什荣誉学位，耶鲁学生当面对布什请愿抗议，与勇气沾不上边。这些教授与学生对总统说“不”，对校方说“不”，对权力和权威说“不”，只是自己这么想了就这么说，哪怕胆小鬼懦夫都能够自自然然地说出口，就像对侍者说一声“咖啡里别放糖”一般，教授用不著担心丢了自己的饭碗，学生用不著担心上了别人的名单，注意一下行为的遵纪守法、用词的文明礼貌就行。为什么？因为，美国先贤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power）、保障民众权利（right）的体制。这是他们沿袭了几百年的权利，哪里需要壮起胆来？ 相形之下，苏联（俄国）的知识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这里”和“那时” 俄国女作家利季娅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个概念，足以让中国作家脸红。 利季娅1940年前后写出反映“大清洗”的长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时苏联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国外虽然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国内问世。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苏共开过22大以后，苏联作家出版社才答应出版，预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克里姆林宫风向又变了，出版社毁约。利季娅打官司赢回了100％的稿酬，但此书还是出不了。利季娅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利季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书的价值：就是阻抗这种有预谋的遗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两年之后作协倚靠的强大政权在千百万“男儿”的勇敢抗议声中垮台，她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了，震撼了读者和批评家。震撼的原因，与其说是其艺术造诣，毋宁说是其直面血腥现实的勇气。利季娅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不知还有哪本写1937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上述故事，我是从署名狄马的文章《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中读到的。 “这里和那时”——空间上的“这里”（恐怖政治的现场），时间上的“那时”（恐怖政治的当下）。分开来不起眼，结合在一起却意味著了万千风险。要问“这里和那时”多么不易吗？不妨比较中国：中国不是也有类似苏联“肃反”那样的惨祸吗？——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中国也有若干揭示这些惨祸的杰作，像《墓碑》（杨继绳）、《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但它们要么写于“那里”（恐怖政治现场之外），要么写于“这时”（恐怖政治时代过后），却偏偏没有一部，是写于“这里和那时”！ 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出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家艺术家，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上有五位俄国作家的名字；在“这里和那时”写出了《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与《我们》等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 当然，说“全都”交了白卷，也不尽然。毕竟还有顾准、林昭、遇罗克，毕竟还有北岛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有“六四”中许多大无畏的学生、学者和市民。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如何？ 狄马在文章中说：苏联文学中的不朽经典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作者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著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有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的写作态度：不是向谁交心、卖笑、献身，不是谋生的饭碗，也不是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感受到身后有无数人，在急切等待他记录他们无力自己讲述的命运，在争著委托他发出他们自己不可能发出的声音。 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诲：“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但是这个传统的现实例证在哪里？有几人？ 精神落差的原因何在？ 何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在逆境、厄运中创造出巨大的精神成果？有人以为，是因为苏联政府、制度还有缝隙，让他们能有点空子可钻，尚可容身；或者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有国际人脉，让当局投鼠忌器；而中国的专制统治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也更无所顾忌，将任何一点独立思想扼杀于萌芽。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执政者无疑吸取了苏联的专制经验教训，变本加厉。但是考察苏联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压制，足以让人怵目惊心。除了公开和暗地杀害，同样也是劳教、劳改、门口派岗，电话监听，封杀作品，禁止出镜，限制行动，偷偷翻抄，警告和威胁所有亲友……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竟派一位“女医生”住在他家一个月，家人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当局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著“犹大滚出苏联！”标语牌到帕氏住地游行…… 也有人会归结于两国不同的社会土壤、民众基础，认为有什么样的大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这种说法显然也没有说服力，揆诸历史，大众与精英二者并非永远一致，出现巨大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先例比比皆是，有时是民众对了，有时是精英对了。这且不说，即便真是如此，苏联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我们也还要追问：为什么苏俄有优秀的民众，而中国却多顺民、刁民和暴民呢？他们的普通女性在父亲、丈夫或兄弟“犯法”之后，也无怨无悔地跟著到西伯利亚；我们的女性当党小组长一谈话就宣布与丈夫离婚、划清界线；他们的异议人士被判刑、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欢迎，而我们的敏感人士一旦被当局盯上，邻居和同事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处处躲著他…… 哪些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国民性？ 或许宗教信仰是原因之一？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近千年传播史，形成了其作家和民众举头三尺有神明、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习俗，近年来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皈依基督教，应该也有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支柱这一因素； 或许自由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已有300年历史，俄罗斯又毗邻西方国家，即便当年在铁幕之后，接触民主社会的信息的机会也太多；而中国没有这种天时地利，自由民主的理念别说在普通公民中，在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 还能列举更多的原因： 中国执政者更全面、更彻底地掌控了一切生存资源，让每一个人一旦被体制抛弃就走投无路；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使得知识分子即使个人有心与体制决裂，也难以忍心家人被制度吞噬…… 素质与制度互为借口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回答：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没有在1917年阻止独裁者上台掌握政权？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没有能发动有效的抗争，尽早结束这种统治？社会精英的素质与国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这样素质的精英，都不能保证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那么这样的高素质，对国家、对民族而言，益处和意义何在呢？ 这些大话题，限于篇幅，不可能细谈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眼下，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有迫切的需要，来“以俄为师”，学习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和勇气。 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讨论，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说，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人的素质达不到，不可能建立先进合理的体制——多少别国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国来就变形走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另一种说，不，关键在于体制！体制不改，怎么可能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让素质脱胎换骨？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大把：“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还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 ——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 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无疑，中国这问题那问题，其根源、其症结，确实都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万万不能的”。然而，中华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舍身取义的精神。（《新史记》第19期）

清晨读书 文：任不寐（蒙特利尔） 先生平安。最近我非常感慨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和中国式讨论的缺陷，一方面，人际关系总是好景不长，就像您说的，我们丧失了爱到底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人讨论问题，分不清真理争辩和人身攻击之间的区别，但同时，明明是出于私人报复和宗派仇恨的目的，却常常把自己为罪争战说成是为了真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黑暗，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穿越这末世，胜过黎明前的黑暗。 ——摘自朋友书信 我们都经历那么多人和事了，更深刻地经历了基督，当知道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普遍的人性或罪性，更是深刻的族性和教会流弊。但也不用担心人际关系和人的攻击，因为我们有“神际关系”（神与人的关系）释放和保守一切，“神际关系”越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越会远离对人的圈子或某个人、某个仇人的关注或“爱情”——我有那上好的福分要投身，哪有时间连篇累牍和昼夜思想一个罪人呢？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际冲突中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和趁机起哄、趁机取义、记入历史和表演清高。我们可以这样说，哪里有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都有您说的这些问题。但这正是道成肉身进入的马槽。 另外，我们也不需要对人间黑暗和人际关系的丑恶发“义怒”。耶稣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发义怒”，不是为了灭人的性命，而是为了救人的性命。而该隐或一个罪人，更没有资格对另外一个罪人发“义怒”。圣经上的“义怒”，主体只是上帝。而神对每一位“正义秀逗士”的劝勉是：“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创世记4:6）“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书4:4）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剥去一切假冒伪善，人对人发怒与真理公义爱毫无关系，或者是出于嫉妒或者骨中的朽烂（该隐嫉妒亚伯），或者就是出于个人被扎心而记仇，以及种族宗派恩怨并因此仇恨上帝对仇人之罪的赦免与救恩（约拿恨尼尼微人）。如果您是旁观者，底线是不要在别人的罪中有份，上线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医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瞩目看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前几天我给一个海外的华人文化圈子写信，也涉及类似的问题。我主要的建议是，中国人聚集，要把注意力从人转向真理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越过您说的那两个或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黑洞。摘抄其中部分内容，与您分享： 今天早上起来读书，又想起“如”这个意象：围绕真理和食物的团契。朋友以读书或文化、知识为中心和目的的聚集，会摆脱掉以人或人那点破事儿为中心的聚集必然引起的真争执和假清高，必有祝福。但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对文化的关注，一直是在东西方文化的这个二院框架内进行的，即使新保守主义、新儒家也只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应战。然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还有另外三方，就是南方文化、东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这也许是我们可以阅读、思想和交流的新领域。 所谓南方文化，就是印度文化，达摩而奥修，轮回而瑜伽，南风盛行。汉魏玄学、隋唐禅学，宋明理学，都深刻地重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灵。而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真正的中心是易，阴阳二元论纵横儒道，贯穿终始。于是易与佛构成中国文化的两翼，“鸡国”就是这样运行的：以易入世，二元纠结；以佛入定，一元自由。如果重读泰戈尔，也会有新的领受。当年师徒四人如西天，不是偶然的。 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赴日留学一度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要媒介。这个问题由于后来的中日战争，被掩盖了。不过日本文化基本是日本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德国文化。没有朝花夕拾的价值。 所谓北方文化，就是俄国文化。大约100年了，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俄国文化几乎支配了中国现代史。不过在俄国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直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界的重视，就是以“白银时代”为代表的思想。那些文化群体类似今天的“如是诗社”，不过他们的文化志趣值得学习——是他们使俄罗斯开始了民族自觉。除了恰达耶夫以外，白银时代的明星人物还有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德列·别雷、亚历山大·勃洛克、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等。不过我本人愿意将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也放在其中，他在我的思想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她们的诗让人爱不释手。她们是俄国诗坛的邓丽君。茨维塔耶娃更有“移民情结”。 面向远东，俄罗斯文学呈现两个特点：大地精神和女性崇拜。前者对应着东方众生平等主义。但仍有不同，它强调的不是人与小猪猪的平等，也不是寄情山水，而是本根意识。我一直在思想俄罗斯文化中的土地情怀与中国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之间的区别。中国思想的中心是人。女性崇拜源于东正教中关于马利亚的感情。但俄罗斯的女性温柔与西方世界或西方教会的骑士精神不同，女性在这里主要不是爱的对象，不是小女孩儿；而是爱的源泉，是母性。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和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外祖母，深深感动、救赎了我们的童年。 然而俄罗斯文学中对女性的印象，与中国文学对女性的印象非常不同。诗经时代女性在水一方，但秦汉之后，女性基本上放学了。四大名著中，三国中女性是衣服，水浒中女性是母夜叉一丈青和潘金莲，西游记中的女性如果不匪兵乙有来有去，就是白骨精。曹雪芹逆反了，雪芹的信仰是女人。但是，与托尔斯泰不同，石头记里的女性与善良、公义无关，只是矫情和比男人更聪明。而且，曹将女性二元化了（易）：中老年的都比较邪恶，十二钗都是年轻貌美者。雪芹对女性的投靠和移情，源于对“他们男人”的嫉恨：“不跟他们男人玩”。除了贾宝玉这个不男不女的角色以外，红楼梦里的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曹雪芹其实代表了易和禅为底色的中国士人的基本精神。宝玉出家留下一个巨大的夸张的背影，在室外只是为了做室内的高人。因此，易为禅之本。 关注文化和读书，会解决所有华人社群夸张的彼此相爱和由于瞩目看人引起的疲倦、厌烦与纷纭，特别是，可以远离（假）清高着的试探和离析。当然，每个人的文化志趣不同，可以推荐更好的书目。我在想，如果每年有一个相对系统的读书、讨论的计划，能切实地祝福每个人。 注：本文摘自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任不寐牧师的博客“不寐之夜”。

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文：秦晖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图为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死亡的胜利》（约作于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后社会的动荡与恐怖。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并结集成为禁书《走出帝制》的一部分。）

好女色还是好国色 文：熊培云 世上男人终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死于好色，另一种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逻辑大概可以说通。不久前写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时，我隐约觉得“好色”而死亦可分为两种：一则好“女色”，二则好“国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学历史入门课的第一个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纣王那样好色，为了那个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双丢”（丢了天下、丢了脑袋）。但是本文所说的“国色”，并非代指妲己、杨贵妃等倾城倾国、沉鱼落雁的丽质佳人，而是说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虚妄前途。所谓好“国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国家当作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爱到死去活来，爱到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自己的人格终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谓之为“死于国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失去常识。去年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毁灭》极好地复述了希特勒当年如何迷恋“国色”。曾记否，这位落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强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国家是画布，人民是画笔，而在战场上，士兵就是被颜料包裹的笔尖。所谓生灵涂炭，其时不过是生灵涂上专制的五颜六色。自古以来让人景仰的政治韬略从此不得不让位于这位拙劣画家的行为艺术。俗话说，各行其是，各司其职。诚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 然而搞艺术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尝不会将政治推向险境？艺术的诗性思维，因为对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会将政治推向另一种极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强力推动下，理性终于让路于荒诞。所以，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来，历史上一些因为恶政孽生出来的大灾大难，大多都是因为诗性思维压倒理性思维所致。因为前者重意境、重审美（当知在人的潜意识里悲剧是美的极致）、重概念而轻逻辑。改天换地、推倒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坏事变好事”式的辩证法就是典型的诗性思维。在启蒙运动和诗性思维这两股巨浪的推动下，终于酿成了绵延于上一世纪的灾难。它包括那些以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间天堂的极端乌托邦运动以及持续六年席卷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战。这种好“国色”的理想主义可以简述为“凤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掷。其不幸在于探寻至瑧至美时，却无视另外一些尴尬，比如凤凰一旦自焚而死永远不会复活或即使复活它有可能变成一只鸡或一只鹌鹑。 　　 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断然是不会尊重自己的邻国。在好“国色”时代，它的掌舵者和追随者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个国家美艳如花、美仑美奂的未来。以虚妄的未来透支现在。他们不是自私的，却会因为“国色”而几近疯癫。恰恰是这种大公无私的疯癫最为可怕，因为能量无穷。在利他外衣的掩饰与自我暗示之下，一切恶都是“必要的恶”，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曰两国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来就有恶狼的习性，他们背井离乡、餐风露宿，扛着机枪去杀戮邻邦异族，有的是被政治胁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却是为了国家或民族的远大前程甘当炮灰与剖腹者。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伟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纳粹之苦的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曾经撰文感慨，那些杀人无数的军警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界》里的J C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见拙文《良心没有替罪羊》）。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同样是好色，贪恋“国色”者要比爱好“女色”的市井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优越性。因为他们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莲，而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国色”，掷地有声的崇高概念。他们“因好色而纵欲”常常可以感天动地，不但可以将别人劝进自己的战车，甚至将自己的一辈子也骗个精光。路易·斯博洛尔曾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恶转变成毁灭性的大灾大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同样是在电影《毁灭》结尾，在苏军攻陷柏林之际，戈培尔夫人之所以毅然将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一毒死，只是因为她心存信念——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而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一次关于“好色”的转向，即从好“国色”转向好“女色”，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这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大灾大难之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近年来，在法、美至少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是不久前法国评选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纵横沙场谋求大国霸业的拿破仑皇帝跌出前十名，领先于他的是众多慈善家和那些给他们生活增添乐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国的两位总统，一位是好“女色”的比尔·克林顿，另一位是好“国色”的乔治·布什。如今地球上大多数居民之所以认为小布什时代较克林顿时代危险，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位牛仔总统试图将这个旧伤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国色”不好“女色”、要政治不要生活的旧时代。 　　 当然，好“国色”不必完全贬抑，好“女色”亦不必无条件称颂。毕竟，死于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曰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彻底从死于“国色”的困境中走出来，却又不致跌进死于“女色”的深渊。 　　 如王尔德所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从启蒙时代正午灼眼的阳光到后现代温香软玉的沉沉暮气，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诚如开篇所言，什么样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际，究竟为何而生？

文学想象与公民行动 文：李文倩 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曾经扮演过激动人心的角色。人们习惯不假思索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表面上看，这一点都没错。在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专业或职业，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关心，热烈而近乎疯狂。只要是跟文学沾点边的，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在他的生活世界中，无不受人关注，享受明星待遇。不少人说，中国历来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有这个因素，但不全是。在我看来，所谓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代，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学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作家凭借他对整个社会的直感，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关注问题，表达思想。这种思想，有可能是粗糙而浅薄的，但它始终与公共生活相联，绝不是某种自慰式的深刻。从另一个角度看，谴责当时的作家肤浅容易，但认真想想，当时的读者们，又有几个深刻的？ 而至今日，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在很大程度被影视剧替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成分，也越来越稀薄：人们更愿意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著作中寻找自己所关心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去读文学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多数中国当代作家的无能，也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因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无论其他学科提供了怎样精细的描述和解释，都有其不足和局限。事实上，对普通读者而言，最容易进入阅读的，还是文学作品。换句话说，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即使在这个文学严重边缘化的时代，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廖亦武、阎连科、杨显惠、野夫、胡发云、陈冠中等，就是明证。而糟糕的是，另一些深具思想家气质，在艺术上取得相当成绩的作家，比如汪建辉，却因“严格”的出版审查机制，而无法在中国出版其作品。我深信：这种“无名”的优秀作者，还有一些。 在作家之外，跟文学有密切联系的，是批评家。而所谓批评家，主要是从中国大学的学院体制中生产出来的。夸张一点说，在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已成为培育新左的巨大摇篮。正如陈奎德在为康正果《平庸的恶》所写序言中说：“在当代知识界，一个人所受的专业训练与其政治倾向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譬如：法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往往是右派，而文学批评家、诗人、哲学家 ……，则左派居多。即是说，一个人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与他的专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这并不难理解。在中国教育的总体氛围中，直至今日，左的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文学、哲学这样的学科，天然地带有理想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如果没有以对现实与历史的充分了解为基础，势必偏左。当然，这种内在的理由之外，在中国大陆，做一个左派，一般比较安全，且能充满个性地挥洒道德激情。比如北大著名的孔庆东教授，因为有爱党爱国的头衔，骂起人来，格外地有恃无恐。 中国当代文学的糟糕现状，使文学在中国当代知识界，彻底成为一个弃儿。而在普通读者那里，更是如此。但有必要指明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不独中国。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指出：“我们至今已经习惯了把文学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文学被看做寄身于一个次要的和没有竞争力的大学院系，即使被认为伟大、有价值、具有娱乐性、精彩卓越，也仍然被看做是远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思想的事物。”这种想法，在坚持纯文学标准的人眼中，是理所当然的。认真想想，纯文学观念的产生，是相当晚近的事。古典时代，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思想议题。古希腊如此，中国先秦时期同样。在努斯鲍姆那里，那种远离公共生活的纯粹文学，显然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在她看来，文学想象在公共生活中间，理应占有一定地位。但她同时亦指出，要阐明并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意味着格外的困难：“在公共领域中推崇文学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人会认为，当文学涉及个人生活和私人想象行为时具有启发性，但是当文学涉及更大的关于阶级和民族/国家的争论时，他们会认为文学是无聊的，没有帮助的。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值得信赖的科学，需要一种更超然、更坚定的理性。” 支配现代社会的重要法则，是功利主义。在努斯鲍姆的分析中，她将功利主义简化为成本—收益分析。这一原则，不仅在市场、行政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侵蚀着私人生活。比如在情感领域，通过恋爱、结婚的途径过性生活，被认为是成本高昂的。要想获得性满足，手淫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比嫖妓更低。但在这一分析中，人在情感生活中所渴求的意义感，消失殆尽。人之尊严，其内在的情感复杂性，没有得到尊重。努斯鲍姆的这一分析，跟哈贝马斯（Habermas）的思路，有接近的地方。在哈贝马斯关于社会本体论的分析中，他认为现代社会有两种社会存在组成，生活世界和系统。建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交往行为，处于根本性的地位。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感和自由感的世界。而系统的主要成分，则无非是市场和行政，这二者是必要的，但系统的过分扩张，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ld）。对此，努斯鲍姆亦有不满，她写道：“由于经济学思想决心只观察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因此它是盲目的：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们的独立性，对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希望、爱和恐惧视而不见；对人类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如何赋予人类生活以人类意义视而不见。” 正是基于对现代社会中计算性思维的不满，努斯鲍姆通过对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细致分析，指出通过阅读文学，尤其是小说，读者可获得一种重要的想象能力，而这对公共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读者在文学想象之中，能更为深切地体察人之丰富性，而不是将其简化为经济动物。努斯鲍姆指出：“……小说与其他叙述文学体裁的一些共同特征：它信奉每个人的独立性，信奉从质到量的不可简化性；它感知到发生在世界上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它信奉不以外部孤立的视角去看待生命中的事情，就像是看待蚂蚁和机器零件的活动，而是以内在的视角，带着人们赋予自身的多种意义去看待它们。比起其他的叙述体裁，小说甚至更信奉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信奉在具体的文本中体验一个生命所有的历程的道德相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其他体裁，它甚至更深刻地反对经济学简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更专注于质性差别。”对人之丰富性的充分认识，有助于产生另一种对公共生活非常重要的情感体验，即同情。努斯鲍姆甚至认为，这种深切的同情心，在法律审理过程中，具有相当价值。因为，它有助于法官设身处地地考虑不同的伦理处境，从而更好地理解整个案件的真相。还有，通过阅读小说，读者可获得一种道德想象力。这一能力，是对我们追求更好生活的一种指引；或者说，必要的道德想象力，是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必需。 努斯鲍姆对文学想象之于公共生活的热情推荐，并未使其失去清醒的头脑。她坚持认为：“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相信，如果提议用移情的想象来代替基于规则之治的道德推理，那将是极端危险的；我也不会提这样的建议。事实上，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这样一种伦理立场可以包容规则与正式审判程序，包括包容经济学所提倡的途径。”这跟中国大陆的文学左派不同。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左派那里，基于某种“正确”的道德假设，法律程序、市场秩序是完全可以抛弃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法律、市场，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与市场，毫无公正和自由可言，因此是必须要砸烂的。而至于砸烂之后如何，则是无需考虑的。 经以上解读，努斯鲍姆对文学想象之于公共生活的思想建议，我大致是同意的。但我的同意，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同意。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如果鼓励法官以同情或想象的方式办案，恐怕所造成的危险，比在那些已具成熟法治秩序的社会中所可能造成的危险，还要危险万倍。基于中国大陆现实的考虑，我将努斯鲍姆关于“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的思想议题，修改为“文学想象与公民行动”。有人曰，今日之中国，不明真相的群众居多；而了解真相的，则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则无行动力。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点，但应该看到，普通人对政治的冷漠，是相当普遍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自主选择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认识人之内在的丰富性，培育同情心和道德想象力，以此激励公民的信心和责任感，对走向公民社会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烟消云散 文：倪志娟 香烟的好处在于燃烧，当然，最好是在别人的手上或一只精致的烟灰缸边燃烧。点点成灰，孤烟一线，即便高堂满座，也可以忖印出一室跫然，让你神思恍惚而寂寞无限了。 我在一个无烟的世界中长大，父母兄长，及至丈夫皆不吸烟，但是对烟却有着无端的好感。小时候，偶尔举着家中待客的烟，模仿大人的模样点了，父亲会笑着责怪一句，而母亲常常断然喝止，她是个极注重言行举止的人，认为吸烟（还有其他种种行为，包括大声说笑，大大咧咧的坐姿走态等）都违背女子贤良之德，深怕我染上不良习性有辱家门。 和丈夫初识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秀温和的人，他本不吸烟，可是朋友聚会，他也和大家一起烟来烟往。当他吸烟时，他的外表瞬时有很大的改变，眉头紧锁，眼睛眯成一条缝，原本清秀的外表变得深沉阴郁，令人琢磨不透而魅力大增。他随和的个性和吸烟的姿态大大增强了我对他的好感。后来我力劝他吸烟，他却不为所动，说是吸烟胃痛，依然只在朋友聚会时客串一下，平时绝无此好。他的朋友谴责我“御夫”过严，我只有暗叫冤枉。 烟，和酒一样，是使人沉迷之物，然而我觉得，有这些爱好并非坏事。古人说，无异癖者不可以与交，我是深以为信的。易沉迷于物，恰好显示出一个人为性情所主宰而疏于意志，这样的人，总有其自然外露的一面，交往起来，相对轻松许多。一个男人，最动人时，往往是眉头紧锁，吞云吐雾之时，这时，他们显得严谨，严肃。或者沉湎于思绪，或者沉浸于某项事务，而一扫平常的嬉皮笑脸、疲塌懒散之态。头顶缭绕的烟雾，使他们周身焕发着一种超然之气，如一尊神，坚韧与勤奋尽显其中了。假如一个男人常常要面对那种必须正襟危坐、洗耳恭听而又实则无所事事的时刻，还是吸烟为好。否则，他可能会穷极无聊，以至于玩手指，玩钥匙，折小纸片，歪头斜耳，目光游离，更有甚者，会挖指甲，挖鼻子，挖脚指头，肮脏之态难掩，令人望而生畏。男子汉的威严何在？ 吸烟的姿势和性格也是有关系的吧，我曾观察过男人们吸烟的姿势，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烟，很斯文很细致地一口一口地吸，这种人一般精明谨慎，做事细致而有条理；第二种是用食指和中指的跟部夹住烟，吸烟时整个手掌罩住嘴唇，这种人一般温和洒脱，给人可靠之感；第三种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烟，这种人一般性子急躁，可能还有心不在焉的毛病。假如你想了解一个男人，假如这个男人又吸烟的话，从他吸烟的姿态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烟对我来说，也是与记忆有关的事，而记忆一般都指向人，看见熟悉的香烟牌子，便会想起曾经的亲人和过往密切的朋友。 比如那种古老的大公鸡牌的香烟，是与外公连在一起的。外公是个干瘦而木呐的老人，从我记事起他就那么老，那么瘦，一直到他死去。他不大和我说话，甚至也不大和外婆、和母亲说话，他总是沉默而孤独地做事，在田园里浇水种菜，在家里整理摘回来的蔬菜，用担子担了拿到城里集市上去卖。卖菜之后，他会来家里吃中饭，带来一些特意留下的新鲜蔬菜。他来了，母亲总会让我去买烟。他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母亲做饭，他默默地吸烟，吸的就是大公鸡牌的香烟。饭菜上桌，他喝一小杯酒，然后默默地离开，回家之前，他会去看一场皮影戏，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皮影戏。有时候也提出带我同去，可是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便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皮影戏，只在那简陋的表演棚外，依稀看过一眼那些模糊的、会动的影子。前年，在中国美术馆看到陕西的皮影戏道具和图片展览，我也是想到外公，而大公鸡牌香烟已经看不到了。外公的存在真象一个迷，假如没有香烟，没有皮影戏，我还会记得他么？在舅舅家里，只有一张遗像醒目地标志着他曾经存在过，其他的一切，都已没有外公的痕迹。 一些美国牌子的香烟，万宝路，良友，三五，长健等，当然还有女士香烟摩尔，在九十年代前后曾在中国大为风行过，当时，我的同学和朋友便吸这些牌子的香烟。现在，这些香烟在商店还有卖，只是少见人吸了，那些同学和老乡也不知踪影，偶尔在商店柜台上看见这些烟，依旧是怀念那些时光和那些人。我的一些女同学当年也曾经吸烟，并不吸摩尔，而是一种叫做hope的薄荷烟，杭州生产的，清绿色的包装，和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希望，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曾多么喜欢它。 也许是母亲的教诲影响深刻，也许是天生和烟只有若有若无的缘分，我一直没有正经吸烟，去年，一个朋友在我这里时，买了两包摩尔，她在时吸掉了一包，还剩下一包，放到现在，成为桌上的一种装饰，最大的价值是成就了我的一个网名。 在北京，经常在街头看见吸烟的女士，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婆，一种则是青春亮丽的时尚女子，前者吸烟和大多男人一样大大咧咧，对于她们来说，吸烟成为家常便饭，可有不可无；后者，则精雅俏皮，即使无意识摆出的姿态，仿佛也经过长久训练，有着刻意为之的痕迹。即使如此，当她们用修长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在淡蓝色的烟雾中，那些年轻的脸庞多少有些沧桑感，让人叹，让人怜，却自有一种洒脱不羁的凛冽。 烟，其燃烧的烟雾，使平常之物掩去了具体的轮廓而变得朦胧和神秘；其灰烬，则显示了一种荒凉，一种消逝，使那些无聊的、空虚的时光成为值得怀旧的时光，因为所有的记忆，尤其是那些美好的记忆，恰如时光的灰烬，假如一阵风来，便一切俱散，不留痕迹。人生，原本是如此虚幻，死命去握，也不过是握住那一个燃烧的过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