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尊严的论说和寻找

有关尊严的论说和寻找

文：李劼

不管后来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第五号屠场》如何尖刻地调侃在二战中的美国和美国军队，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美国的参战，不仅捍卫了美国人的尊严，也捍卫了全人类的尊严。由于尊严的丧失和对他人尊严的侵犯，日本军队的袭击珍珠港从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样道理，希特勒在欧洲的失败，是从占领巴黎之后对法国人的羞辱开始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希特勒在苏联的失败，始于用闪电战式的偷袭，侵犯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当年在中国土地上与日本军队作战的俄国军队是无耻的，但由普西金、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等名字标记着的俄罗斯文化，却是相当有尊严的。那样的文化不仅在希特勒面前表明了尊严的不可侵犯，也同样在横扫一切的暴力革命面前，经由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那样的作品显示了人性的尊严。俄罗斯的文化底气，即便是拿破仑也遭到了重创。就其个人的军事才能而言，库图佐夫并不比拿破仑出色。库图佐夫最大的人文资本和精神底气，在于俄罗斯人所拥有的极为充沛的文化底气。仅仅凭借着漫天的冬雪，库图佐夫就使拿破仑的远征溃不成军。莫斯科的那场大火，非但不是拿破仑成功的标志，而且还是其失败的开始。不要以为尊严是可有可无的、文化是没有用处的，随便举个例子便可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释放的文化能量。

战争的所谓胜利，与其说是实际的得益，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其他等等的，不如说在于尊严的捍卫，在于对罪恶的制止。战争不是体育比赛，严格说来，没有赢家。老子曾说，胜利者应该怀着葬礼般的悲痛来纪念战争。比如，纪念诺曼底登陆的阵亡将士，是对战争最为恰当的纪念方式。邀请当年的敌对国家德国参加纪念，更是有尊严的体现。就此而言，美国不仅具有尊严，而且懂得尊严。在珍珠港的纪念仪式过程中，美国人最后说的是：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不仅对美国是过去了；对德国、对日本也都过去了。宽容，是尊严的另一种体现。与此相反，报复，通常具有丧失尊严的危险。

阿基里斯是不是个真正的英雄，不在于他能不能杀死赫克托耳，而在于他打败对手之后做了什么。当他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在特洛伊城前羞辱特洛伊人时，被他羞辱的其实是他自己。本来出于为朋友报仇而出战，已经过于复仇心切，还要以如此野蛮的方式来羞辱他人，炫耀自己，最后哪怕脚踵中箭，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悲悯，更遑论敬意。

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因为利益上的冲突所致，而是内心深处的敌意所造成的。对他人的敌意，乃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利益上的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就像做生意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唯有内心的敌意，很难谈判和商量。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与其说是来自利益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敌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们的内心说要有敌人，于是就有了敌人。

在打败赫克托尔之后，阿基里斯假如能够一掬惺惺相惜、英雄相敬之泪，不无悲伤地将对手的尸体当场送还给特洛伊人，那他就成了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体现在格杀的能力上，而是体现在尊严的有无上。否则，不过是扮演了老虎狮子那样的动物而已。中国历史上有个君王，宋襄公；此公与他国交战，见对方渡河，他不动手；对方渡过了河，还没有列阵，他又不动手；最后等到对方完全准备停当，他才发起冲锋。结果，他打了败仗。后人评论说，宋襄公的仁义心肠，乃是蠢猪的道德。其实，在宋襄公的年代里，人的尊严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且不说王公贵族，即便是庶民百姓，也同样的自尊和尊他。楚国的流亡者伍子胥在逃难路上，先后碰到过一个村妇和一个船夫。得到他们的相助和相救之后，伍子胥竟然还信不过他们，再三叮嘱他们要保密。对此，村妇和船夫的反应是不约而同地以自杀向伍子胥作出了最为彻底的承诺，也是最具尊严的回答。村妇用她替伍子胥杀鱼做菜的那把菜刀自杀的，船夫则把救渡伍子胥过河的船翻转过来，将自己反扣在船底。不知评说宋襄公是蠢猪的人，如何评说这二位如此相救伍子胥的庶民。

在打败了特洛伊人之后，希腊军队的所做所为，可以在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里窥见一斑。一面是占领者行使他们对妇女的占有权，和对儿童的杀戮权；另一面则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们，全力捍卫着特洛伊城的最后阵地：特洛伊人的尊严。史诗《伊里亚特》没能着力描写的特洛伊妇女，在欧里庇德斯的剧中，被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舞台上。看完这样的悲剧，让人难免如此感叹，古希腊的文化是辉煌的，但在那场战争中的希腊联军，却并不文化。正如在歌剧舞台上，普契尼最具爱心；在古希腊悲剧中，欧里庇德斯的戏剧，最关注女人在男人的历史和男人的战争之中的命运。假如悲剧的定义确实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乃是灵魂的净化，那么欧里庇德斯的戏剧，最符合那样的定义。

阅读他人的历史，阅读他人的文化，有助于反省自己。中国并不是没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那么辉煌的文化，并不是没有过美国人所具有的尊严。只是无论是那样的文化还是那样的尊严，都被中国人自己遗忘了。一个民族最为原始的形象，与其最早的集体无意识一样，是深藏在其神话里的。要知道当初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读一读《山海经》的神话故事，便可一目了然。人性的尊严，在那里得到了神性的展示。无论是男性的夸父，还是女性的女娲；无论是少女般优雅的精卫，抑或是金刚般雄浑的刑天，还有王子般潇洒的后羿，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假如说，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话，那么一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阳刚之气，还有一面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讲说的那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阴柔法则。一是火，一是水，中国的文化，是水火交织、日月相照的阴阳太极文化。

中国的历史，是在商周之交发生悲剧性的转折的。就像希腊城邦之间的斯巴达最后灭掉了当时的文化明珠雅典一样，来自西岐、由早先的游牧部落脱胎而来的西周，颠覆了地处黄河流域、承传着华夏文化命脉的殷商。原先民主联邦式的政体，就此告终。武王驾崩，周公当政。周公为所欲为地发布一系列剥夺个人权利和无视人性尊严的诰令，建立了等级的、专制的中央集权体系。数百年之后，孔子追随着周公，建立了与之相应的道德话语。经过一番不断的完善，孔孟话语变成了儒家学说，并且杂以所谓的法家，形成了王道和霸道的互补结构。无为而无不为的阳刚之气，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顺其自然的阴柔法则，蜕变为从韩非子到《三国演义》的阴谋诡计。中国人的退化，由此开始，一泻千里。

可见，人类的历史并不像达尔文所描述的那样，是进化的。进化论仅在物种进化的意义上成立；一扩展到社会理论，就变成了以石器、铁器之类的物质文明递进来标画人类文化历史的乌托邦学说。事实上，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很可能是退化的。至少《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在当今中国人之中，已经相当鲜见了。

希伯莱民族历史上的先知，摩西，建立的是法律；中国历史上的周公和孔子，给中国人套上的却是一套专制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从而形成一种被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定义为的伪形文化，覆盖了中国历史长达二千多年。这段历史演变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禅宗的出现，才在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而有了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最后以《红楼梦》作为最为辉煌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历史成果。就像莎士比亚奠定了英国人的文化一样，曹雪芹的《红楼梦》标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重新确立。遗憾的是，从文化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人的，却不是《红楼梦》，而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红楼梦》里找回的人性尊严，在那两部小说里恰好是被泯灭的。这二部小说不仅对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也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二部小说同时深深地左右了在中国发生的一场场造反和一次次革命，导致中国政治始终陷在一种怪圈里裹足不前。尊严，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被王国维称之为有如佛陀、基督般的李后主，为什么会被占了李氏江山的宋家皇帝所鸩杀？因为李后主哀婉动人的词句里，尊严犹在。这是最不为专制君王所容忍的。王国维也是由于看到了将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了尊严而毅然投湖，叫做“义无再辱”。陈寅恪读懂了王国维的自沉，最后以壁立千仞的姿态，恪守了人性的尊严。中国文化的一线香火，是这么保存下来的。

王国维和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鲜见的文化守灵人。他们守护了中国文化的灵魂。那个灵魂简而言之，便是从《山海经》、老子的《道德经》到禅宗，从禅宗到《红楼梦》。研读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假如读不出其中的灵魂所在，读得再多也徒然。但历史的悲剧也恰好在于，人们之于文化灵魂的茫然，致使中国文化陷入一段长长的失魂落魄的历史，难以自拔。

数百年来，中国民众为《三国演义》中的互相算计和《水浒传》中愚昧勇武所苦，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个比一个具有流氓人格的政治枭雄所左右，向他们表示莫名其妙的崇拜，不是低头鞠躬，就是俯伏在地诚惶诚恐地山呼万岁。

假如中国的民众能将这样的恭敬，稍稍分一点给那些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中国的历史也许别有一种面貌了。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李鸿章背负着战败国的全部屈辱，到东京有关尊严的论说和寻找与日本人谈判。期间，一个充满武士道狂热的日本刺客向他开枪，几乎打烂了他的脸。当日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明治维新领袖、伊藤博文首相，向他表示道歉的时候，李鸿章忍着巨大的伤痛，硬是以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为由，向伊藤博文讨回了一个亿的战争赔款。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李鸿章谈判完毕归来，将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然而，在中国，他却因此成了卖国贼，被打入道德的地狱里。想当初，他在跟其老师、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曾国藩谈论外交时，曾国藩问他，如何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回答是，打痞子腔。曾国藩马上纠正他说，不，与洋人交涉，以诚信为要。因为诚信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当然，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命运，也跟李鸿章一样的悲惨。天津教案，在葬送曾国藩的政治生涯的同时，也将他的名声毁于一旦。

这样的历史，说来似乎十分遥远，但却在中国人的身边不断地重演。中国人真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重新认读自己的历史。中国人真想找回人性的尊严，就得从向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道歉开始。

向他人学习也是一种方法，哪怕是悄悄地学也行。有个中国留学生，喜欢在自动投币的报箱里一叠叠地拿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美国人，投进硬币之后，打开报箱，取出一份报纸；然后关上，重新投币，重新打开，再取出一份报纸。于是，他突然明白在自动投币报箱里买报应该怎么做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从报箱里抱出一叠叠的报纸，分给同胞们享受那种“免费”读报的“快乐”。这个留学生在报箱前学到的，绝对不比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肤浅；假如他在美国读的是文科，那就几乎等于他在学校所学知识的总和。

在美国留学的男生，读了许多年可能还不懂得为女士开门。而在美国的中国女生，首先学会的也许是抽烟时尽可能酷的姿势。不过，得提醒中国男人的是，面对来美的中国女士，要有某种心理准备。假如为美国女士开门，她们即便匆忙得来不及说声谢谢，也会向你投以感谢的笑容，不管你是什么人。但假如为中国女士开门，那就没准了，除非你是个美国男人。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尽了中国男人的粗鲁相待。早在来到美国之前，她们心中已经有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中国男人看到她们对美国男人显示春天般的温暖、对中国男人露出冬天般的冰冷时，不要过于不平衡，这叫一报还一报。想想当初造反的农民是如何对待地主的，就应该理解如今的中国女士如何看待迫害了她们数千年的中国男人了。

事实上，专制在中国早已变成了一种心理的、精神的病菌，不管在位的还是不在位的，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百姓，谁都难免被传染上。张三很专制，李四反对他；反对的结果是李四胜利了，却轮到李四变得专制了；于是王五站出来反对李四，王五也胜利了，但王五又变成了专制者；于是赵六又站出来反对王五，一直反对到取得胜利为止。如此反对来反对去，最后大家反对的都不是专制，而是前面的那个胜利者。中国男人将此叫做江山轮流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在中国女人则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些名堂经，是让美国的汉学家们再皓首穷经也难以弄清楚的，更何况他们习惯于籍以书本和概念去认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歌德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男人创造的历史，是由女人导引的。由于文化心理的长年痼疾，中国女人的水性时代已经让位给了新新人类的泥性时代。面对中国妇女，假如欧里庇德斯再世，没准《特洛伊妇女》式的戏剧会有另外一种写法。但那样的话，欧里庇德斯可能会变成阿里斯托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