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说 文：王亭苏 中国的一切古老的东西，都有一种命定的色彩，娟丽超拔。区别于任何文化特质。 中国人也愿意用宿命解释一切。宿命是柔软的，质地温良，令一切来自生命的坚硬都变得更柔软，以至发生最彻底的妥协。 虚无主义在古老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宗教，在任何时代盛行。虚无就是伸向现实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描画出无形和有形的物质和精神，这一生是另一生的活泼再现，它的在场让一切都发生因果。 我受到宿命的蛊惑是在少年时，恍惚听见人说：瓜子面尖俏下巴颏儿的女子多半薄命，尤其是尖的下巴颏儿更是福禄薄相，不容质疑的阴森语调，在夏天落日后的暑温里升腾起一阵惊悸，似乎一生都被满脸皱纹的阿婆轻佻的注解。 多半是心虚，于镜前流连，正面照后侧面照，尖俏的下巴颏儿似乎无可改观，只觉得心底的一片绚丽随之死去。 命运一说，在中华文化里被发展成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支主干，江湖术士也因此得以衍生。 人体本身就是命运的映射，五官，气色，脸颊额头，手的命纹，手指长度，宽度厚度，臀部线条，走路姿态，名字，出生年月日时辰等等都饱含命运的暗示，房屋宅第，祖坟方位，室内景观等重大问题更不必赘言。 古代每诞生帝王，必是出生神奇，有比普通人曲折离奇千百倍的征兆，人的猎奇心理得到空前满足，天子的信誉威权也因此得以建立巩固，天命昭昭，令凡众臣服，代表了中国人普遍的天命观。人类历史由无知向有知的演进，就像人自身的一部命运史，出生，成年....老病死，福禄寿......无尽的黑暗向光明的进取，解释出更多神秘主义的规律戒条。一切都逃不开宿命的枷锁，精神上也上了锁...凝固的哀怨......。人越发淡漠疏离，压抑热的和冷的爱憎。然而擅长咬文嚼字的中国人总能在一片僵死的灰里找到活力，命运二字因而被破解。命和运分开进入同一命轨，命被视为与生俱来，生命之本色，好坏由天不由人，是死在人类精神温床上的不败的花朵，而运则是变化的，有时间性，时间的恒定性是本质，变化也是本质，运的起伏变化就是时间的另一种本质，吉凶祸福虽有定数，但却可不变中生变。命如顽石，固守原地，而运如皎月，时而入云，时而云开月出，光华满人间。因而，人总能怀抱希翼，断绝自己怀疑人生的坏念头。 宿命论的积极和消极就像左右手，淡然，平和，相互制衡，彼此需要。 《周易》云：命运为常数，非定数，有可变数。命运的存在，尤其承认命运的存在是经过人类数千年社会活动，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经验获得。佛家讲因果，周易讲阴阳五行及命运观。诸子百家中独墨家排斥命运之说，儒圣孔子经过大半生熬炼后“五十而好易”，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广被民间传颂。又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等，皆可观照到孔子的命运观，死心塌地，无可置疑。东汉学者王允所著《论衡》，专辟章节论“命运寿禄”。命运之说，归根结底人自身局限所致。命运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皆起于心念，人向善，福未至祸远离，人不好善，祸未至而福远离。 周易之数，穷痛有变，万变不离天道矣。 命运是一场春华秋实，你才是它真正的主人。

艺术歌曲二首 编者注：这是由蒙城词曲作者师勇先生创作的两首艺术歌曲，优美蕴藉的诗句，配以深情含蓄的吟唱，带给我们关于秋和冬的独特阐释。 冬季来临之前 ------------------------- 词曲制作 © 师勇 2015-12-05 在线播放： https://youtu.be/oBgt1gsafVc 更多信息：www.shiyong.co.nr 当沉重的脚步踏过雪泥 当街上来去的行人一脸严肃 你的风衣领子高高竖起 对苍凉的城市轻轻说，不 当人们的目光不再温暖 完美客套隐藏着冰冷的距离 你的黑色皮鞋坚强踏出 对苍凉的冬日轻轻说，不, No. 在一刹那间我分明感觉到 你的眼角隐隐闪烁的泪光 或许只是又一个混乱的季节 (或许只是又到了离别的季节) 请不要迷茫（请不要伤感） 在这一个冬季来临之前 你的心里流露出一些不安 或许只是又一次奇异的冒险（或许只是又一次全新的开始） 请不要说惆怅 (请不要说孤单) 死叶 Les feuilles mortes -------------------------------------------- 词 © 亥米·德·古尔蒙 Rémy de Gourmont 译 © 卞之琳 作曲制作 © 师勇 20151108 @ Montreal 在线播放：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FApO9BzSA 更多信息：www.shiyong.co.nr 西摩妮，到林中去吧，树叶掉了， 把石头，把青苔，把小径都罩了。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它们的颜色多柔和，色调多庄严， 它们在地上是多么 脆弱的残片！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它们的样子多愁惨，黄昏一到， 它们哭得多伤心，晚风来一扫！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踩在脚下，它们像灵魂样啜泣， 发一阵鼓翼 或是曳裙的细息。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来吧：我们将一朝 与死叶同命。 来吧：夜已到，夜风 带我们飘零。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Simone, allons au bois : les feuilles sont tombées ; Elles recouvrent la mousse, les pierres et les sentiers.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Elles ont des couleurs si douces, des tons si graves, Elles sont sur la terre de si frêles épaves !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Elles ont l'air si dolent à l'heure du crépuscule, Elles crient si tendrement, quand le vent les bouscule !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Quand le pied les écrase, elles pleurent comme des âmes, Elles font un bruit d'ailes ou de robes de femme.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Viens : nous serons un jour de pauvres feuilles mortes. Viens : déjà la nuit tombe et le vent nous emporte.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敌手的人格和尊严- -希腊化造型艺术特征谈，兼论电影《间谍桥》 文：禾子 廖康由电影《间谍桥》引出了“尊重敌手”的论点。看过影片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引申一下，谈谈这一艺术理念的渊源。 “尊重敌手”，特别是尊重被俘或战败的敌手，也就是说，不把敌手丑化、简单化、恶魔化，而是注入同情心，给予同等人格地位甚至英雄主义的表现，是希腊化时期造型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其后西方艺术及美学中一个重要理念。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东征。从地中海东岸、南岸至广大的波斯帝国，直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随着兵车战马刀光剑影的军事征战，希腊古典文化艺术也自然而然的在被征服地和殖民地传播开来，直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取而代之。历史上，这段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不确定性，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心理都多多少少被烙上了焦虑的阴影。而艺术也有意无意地反映出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古典时期不曾在雕塑绘画中突出的情感表现，现在则逐渐屡见不鲜。比如悲伤，痛苦，忧虑，无奈，等等。在一些极度的情感表现中，艺术家们又把主角选在了故事中的对立面，即所谓的敌手。然而不凡的是，希腊艺术家们并不单纯为了表现情感而表现情感，而是给予了主角近于完美的人格和尊严，把一般人的悲伤和痛苦转化为英雄主义的悲壮，把肉体的创伤和受难转变成精神上的高贵。 一幅描绘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战场上相逢的镶嵌地板画很好地表达了这个理念。十九世纪时，在罗马庞贝城的火山废墟下，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罗马画家临摹的希腊化时期的拼嵌画（现在时髦叫“马塞克”） – 著名的伊萨斯战役（Battle of Issus）。伊萨斯战役一向被认为是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帝国的一个决定性战役。画面中，亚历山大身穿甲胄和魔女梅杜莎护身符，骑在马上，手持矛枪，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沿；他的头部飘洒一头卷发，面部表情坚毅镇定，两眼直射波斯皇帝及总指挥大流士三世。同样的身先士卒，大流士也冲锋在前，同时威武地挥动手臂指挥队伍向前。他身后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的超级帝国的军队。他的队伍的矛枪所向披靡般地压向亚历山大的队伍。就在这样一种敌弱我强的有利情况下，大流士眼中却露出一丝畏惧和踌躇。作为艺术分析，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敌手大流士被同等地作为伟大领袖人物的艺术处理，同时也看到了对人物前所未见的微妙的心理情感表现。艺术之外，我们知道，大流士三世战败之后退回波斯都城，被自己手下杀害。亚历山大尾追到达后，仍然给大流士以皇帝规格的葬礼。可以看出，不轻视、不丑化敌人的艺术表现，有着它文化和历史的根基。 伊萨斯战役 在位于土耳其西海岸的柏尔迦摩（Bergama/Pergamon）城内一座宙斯（Zeus）神庙祭坛上，也有一组雕刻作品很好地阐释了这样的艺术理念。这座神庙中的圆雕浮雕以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和其他诸神的故事为主题，穿插进当地作为希腊属地的口传历史。在残留的一幅战神雅典娜（Athena）和巨人阿历茨欧尼厄斯（Alkyoneus）争斗的浮雕画面中，雅典娜位于中心位置，右手拖拽着已经战败、频近死亡的巨人。她的右前方，巨人巨大赤裸的身体占据非常明显的位置；他全身紧缩的肌肉、弯曲的身体、跪地的右腿、大睁的眼睛，朝下的眼角，突出了肉体的极度痛苦。雅典娜的左上方，胜利女神尼凯（Nike）不失优雅地飞在空中助战；巨人的母亲 – 大地女神嘎伊雅（Gaia），刚刚冒出地面，面部充满忧虑的表情，似乎想要帮助和挽救即将被拖入死地的巨人儿子。巨人在这里并没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倒是恐惧多于镇静。但是，艺术家没有简单化地把这个巨人表现为一个懦夫胆小鬼，也没有把他丑化成一只赖皮狗，甚至没有让他的面目因恐惧而扭曲变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他的原貌和尊严。 柏尔迦摩宙斯神庙群雕：雅典娜与巨人的战斗 宙斯神庙雕刻群的情感高峰，是描述柏尔迦摩Bergama 王国一段历史的几组雕像。这个自誉为奥林匹亚神祇后裔建立的王国，曾经打退过“野蛮”的高卢人（Gaul）的入侵。在雕刻中，艺术家没有宣扬胜利者的伟大和光荣，却是把视线集中在了战败者一方。一个高卢勇士，眼见败局已定，先杀死了妻子，然后高昂着头，把利剑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一个背号角的战士，身受重伤，跌倒在地，胸前伤口鲜血直流，却拼命支撑自己不要倒下。高卢人这种宁死不屈的人格和精神，临终前不失自身尊严的行为，被艺术家们表现得淋漓尽致，并镌刻为永恒。这里，不仅仅是故事的内容和所描绘的行为动作具有悲壮感，在面部和身体的细节方面，艺术家们也创造和传递了一种悲壮美：收缩紧绷的肌肉和紧蹙的眉头，在表现肉体痛苦的同时展示了勇士们健美的体魄和庄严的表情。 我们知道，希腊古典艺术的至上原则和终极目的是“美”。而把古典“美”的原则和情感结合在一起则形成了希腊化艺术的特征：在极度痛苦之下仍不失庄严和美的表现。 最完美的例子莫过于“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Laocoon and His Sons）的雕像。这尊雕像是1506 年偶然在罗马发现的群雕作品，制作年代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至早期罗马时期。作品背景是讲特洛伊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腊人佯装撤退，留下一匹木马作为礼物赠送予特洛伊人。特洛伊祭司拉奥孔感觉有诈，警告人们不要接受木马。但是特洛伊人不听他的警告，把木马拉进城，最终导致了灭城之灾。尽管如此，诸神们还是非常不满意拉奥孔的所作所为，派巨蛇缠咬死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这尊雕刻作品表现的正是拉奥孔父子三人被巨蛇勒绕、痛苦挣扎的情景。由于雕像表现的希腊化艺术特征及其美学理念很为典型，很多欧洲艺术史家和美学家都对它做过论述，我只需要借花献佛，转述在下。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其《古代艺术》中对“拉奥孔”雕像做了最为精彩的描述；美学家莱辛以“拉奥孔”为题写了一本论画与诗的界限的美学论著；其他艺术理论家如歌德、席勒等也都加入过评述。下面是莱辛论著第一章的开头一段，包括引述的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的论述。 温克尔曼先生认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表情上，它们都显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他说：“正如大海的深处经常是静止的，不管海面上波涛多么汹涌，希腊人所造的形体在表情上也都显出在一切激情下他们仍表现出一种伟大而沉静的心灵。 “这种心灵在拉奥孔的面容上、而且不仅仅是在面容上描绘出来了，尽管他在忍受最激烈的痛苦。全身上每一条筋肉都现出痛感，人们用不着看他的面孔或其它部分，只消看一看那痛得抽搐的腹部，就会感觉到自己也在亲领身受到这种痛感。但是这种痛感并没有在面容和全身姿势上表现成痛得要发狂的样子。…… 他所发出的毋宁是一种节制住的焦急的叹息 ……。身体的苦痛和灵魂的伟大都经过衡量均衡地表现在雕像的全部结构上。拉奥孔忍受着痛苦，…… 他的困苦打动了我们的灵魂深处；但是我们愿望自己也能像这位伟大人物一样忍受困苦。 “这种伟大心灵的表情远远超出了优美自然所产生的形状。塑造这雕像的艺术家必定首先亲自感受到这种精神力量，然后才把它铭刻在大理石上。…… ”（摘自朱光潜译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这里重复强调一下，希腊艺术家在追求艺术的最高原则美的同时，给予了正反两方面人物同样的人格和伟大心灵。拉奥孔正是这样一个被赋予伟大精神力量的反面人物。 电影《间谍桥》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美学理念。影片故事情节很简单，没有大的戏剧性起伏。它所贯穿的思想主线就是廖康已经总结到的一点“尊重敌手”。故事里的敌手是一出场就被抓获的苏联间谍，一个半老头艺术家，相貌平凡，没有高大全的渲染，但可以看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在被捕时刻，他从从容容销毁了情报；在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情况下，他坦然处之，甚至还带点小幽默。他没有为了苟且偷生而屈膝投降、背叛自己的信仰；他和其他人一样，有妻子儿女。被交换回国时，明知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志干掉，依然坦坦然然。观众看得清楚，这一切是因为一种可贵的精神植根在他的人格中。影片为这个敌人保留了相对完整甚至完美的人格。 美国律师显然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公敌跟自己相同的人格精神：对信仰的忠诚。律师本人是个崇尚和捍卫美国宪法的理想主义者，在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的高压下，依然相信宪法的至高无上和其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承诺。在他单枪匹马地努力下，敌人不仅被给予基本人权的待遇，还被挽救了生命。美国宪法的价值也因此被彰显出来。 影片主题无疑是在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是否能够、或者已经超越了政治，仁者见山，智者见水。艺术中的表现，毕竟都是从胜利者的角度给予失败者的同情，总有居高临下之嫌。艺术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尽善尽美地表达人文精神，可以以其独特的感染力开阔观众的视野，为观众提供某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同时影响和鼓励人们在现实中去追求完美的理想。 后记：本文行将结束时，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这种践踏毁灭人性的暴行，既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更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当不同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如此激烈的撞击，西方社会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奉行自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已经超出了艺术可以回答的问题。

走进索罗斯的精神世界 文：天马（蒙特利尔） 人们对华尔街的了解，可能最大程度是从这两个华尔街的领军人物。巴菲特和索罗斯。巴菲特苦苦教导人们，要在市场中发现被低估的价值，从而进行投资获得盈利。索罗斯则暗示人们，赚钱更多程度上是投机之道。因为“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相和谎言的连续剧。”赚钱的办法就是“认清其假相，投入其中，并在假相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巴菲特讲投资理论，只述不著；而索罗斯谈起投机之道，不仅写了多本著作，而且强调他的投机是基于多年来遵循的“反身性理论” （Theory of Reflexivity）。 要真正走进索罗斯，走进他的所想，所爱的世界，卡尔·波普是一把关键的钥匙。如果不知道卡尔·波普其人，就不可能洞悉身为金融巨鳄的索罗斯为何多年来一直钟情他的哲学理论，更无法理解索罗斯身上浓重的哲学家情结。迄今，当人们对索罗斯提问时，这位年近80的金融大师，似乎对研究关于哲学的问题，比回答关于股市的问题更为感兴趣。 早在1949年，当索罗斯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时，他就被卡尔·波普以提出著名的证伪理论和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所深深吸引。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谈到，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社会”，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情；另一种则是“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战争，不管面临何种压力，互相冲突的信仰都可以互相调和。但开放社会同时又可能是“不确定、不安全”的，不过在波普看来，不管如何，开放社会总比封闭社会优越得多。要了解“开放社会”对索罗斯的影响，只需推敲一下索罗斯麾下“量子基金”的名字即可。 1979年，索罗斯把他的基金重新命名，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当然，这一更名主要是为了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在量子力学里，人不可能预期到亚原子粒子的行为，科学家遂以“测不准”定律来加以描述。但这也正好印证了索罗斯对市场的看法：市场也总是处于不确定和不断波动的状态。而这种有悖于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理论的见解，其框架则是直接脱胎于卡尔·波普提出的“开放社会”。 受惠于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大师，索罗斯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独立思考世界是如何运转和发展的这类宏大命题，并尽可能用哲学思想对此进行解释。正因为此，当芸芸众生都渴望从索罗斯嘴里套得一些投资策略时，索罗斯总会不识趣地搬出他的“反身性理论”。 市场反身性理论（Theory of Reflexivity）简言之就是市场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市场现象会影响投资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投资人的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市场，导致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进而产生泡沫。他说：“我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永远处于一个扭曲状态，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对于这种金融市场的扭曲的观点，会导致未来的金融市场以一种我们所无法预测的方式，向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方向，我们把它称作回归式的发展方向。” 经济学家们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是围绕着一个平衡点去波动。这种均衡理论是来自于物理学理论。他们用此理论对金融市场进行评估和预期，但是他们忽视了自然现象是独立发生的，是不围绕着人的思维来发展的，而社会现象却是受到认知影响的。人的差异性思维会影响认知环节，这种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另一种就是把自身参与的思维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即自反性理论。这种自反性理论实际上与思维有联系，但是在现实经济学中，人们总是会忽略这种相互的影响。人们想要模仿自然科学领域的认知方式，问题是把这种方式用于社会科学，却恰恰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理论。为这种曲解的理论，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一些著名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从索罗斯到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卓有成绩的人，都是极有个性和独立思维能力之人。从索罗斯的哲学角度评价一个开放社会，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社会，无不闪耀着他们思想的火花，他们从本身研究的领域金融和经济，跨越到哲学，政治的高度。Independent Thinking (独立思维能力)，无论对一个科学家，金融家，经济学家，政治家，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想在股市中有所作为吗？请先学一学独立思维的能力！

“吟诗诵文，热议激辩”活动纪实 2015年11月28日，筹备了数月之久的“吟诗诵文，热议激辩”活动在“时代学园”编辑部如期举行。活动在赵敏的手风琴曲《山楂树》营造的浪漫气氛中开场，十数位诗文朗诵者与数十位热情的观众一起在音乐舞蹈、诗歌朗诵、思想对话中共度了一个充实难忘的下午。 由赵敏博士创办的“蒙城文艺”微信群集聚了一群蒙城文学艺术爱好者，绝大多数群友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造诣。群主的理想是让文学与艺术联姻，最终把科学与文艺融为一体。半年来，大家在这虚拟的微信世界里交流文学创作、艺术欣赏的心得体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应一众热爱诗文朗诵群友的要求，群主及工作小组策划组织了这场别具创意的“枫韵蒙城”诗歌朗诵会。经过近四个月的筹备，十名报名参加者不负众望，为大家带来了高质素多形式的朗诵艺术视听盛宴。整个活动中思想、文学、朗诵、舞蹈、音乐各种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体现了组织者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大胆的理念创新，让人耳目一新，给与会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d7995ce9/ 赵敏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44c5bd36/ 李微与徐智 李微，笔名蒙特小微，从事会计工作，《七天》报社“随心飞扬”专栏作者，魁北克作家协会会员，蒙城旗袍会会员，梦之声合唱团团员。从小喜欢文艺，最喜欢主持节目、跳拉丁舞和朗诵。特别喜欢配乐诗朗诵，当浪漫的诗歌作品遇到悠扬悦耳的音乐，像是一首来自心底里最感人的歌。最喜欢的一句话：Life is beautiful。生活是这样美好，需要用心去感受。 朗诵作品： 《一棵开花的树》 作者：席慕容 《 梦绕山峦》 作者：李微 小提琴伴奏：徐智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4c7a9491/ 大宇 大宇，本名：董宇，四川成都人。2012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2013年7月至今担任蒙特利尔FM102.3 中文节目组组长。2006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曾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5、96年在四川省歌舞剧院和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学习声乐和播音主持。 朗诵作品： 《再别康桥》 作者： 徐志摩 《将进酒》 作者：李白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8edbf894/ 索菲 索菲，计算机硕士，美国IT公司首席分析师。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理事。有诗歌入选2014《中国诗人诗典》，《海外诗库》，加拿大中英双语诗集《一根线的早晨》，诗作散见于中国，加拿大，美国报刊。诗歌追求语境，意境，哲思之美。 朗诵作品： 《灵魂是失散的孤儿》，《茶》 作者：索菲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6594472e/ 梦醒时分 梦醒时分，魁北克作家协会成员。来蒙特利尔10余年，喜欢文学艺术。希望用诗歌，这种凝练的语言，来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以及人与人真实的情感。 朗诵作品： 《缘分的天空》 作者：梦醒时分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b7f09e17/ 嵇少丞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地质工程与采矿工程系地质工程专业教授（1991年起）。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科院地质所研究生，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获法国科技部最佳博士论文奖、中国矿物、岩石与地球化学协会的侯徳封奖、德国洪堡研究奖、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基金、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优秀教授等奖励。近30年来，致力于地球材料流变学、显微构造、变形机理和岩石物性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探索地壳和岩石圈构造变形的动力学过程等领域做出一些里程牌的工作。 朗诵作品： 《古汉语朗诵》，《励志散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作者：嵇少丞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da66ac36/ 孙海燕 孙海燕，曾任上海滑稽剧团演员，2005至今在蒙特利尔任时装设计。 朗诵作品： 《心中的河》 作者：赵敏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0ef17875/ 林炎平 林炎平，加拿大McGill大学理工科博士。下过乡，放过羊，斗过狼，留过洋，经过商。一个被迫弃学的学生，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一个走出象牙之塔的学者，一个“不务正业”的企业家。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荒唐的岁月和最激动人心的变革，经历过西方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严格的科学训练使其能够严肃深刻地思考中西文明的盛衰和得失。 朗诵作品： 《特洛伊之夜》 作者： 林炎平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351d5bb7/ 陈宇英 陈宇英，山东人，在国内做了十几年的景观设计师后，移民加拿大，现在一家小公司从事办公室工作。 朗诵作品： 《人间四月天》 作者：林徽因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ae93bb3c/ 楼永新与李微 楼永新，本科毕业于浙大理工科，当年学习优异，却喜欢诗词歌赋，喜欢朦胧诗。后来去香港做期货投资，再后来，移民加拿大，十几年来，做投资理财顾问。繁忙枯燥的移民生活，几乎忘了文青的一面。最近被身边的朋友感染，重拾旧梦。 朗诵作品 （与李微合作） 《致橡树》 作者：舒婷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baf97700/ 吴金芳 吴金芳，曾在西安电视台做播音员，主持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从1999到蒙特利尔，做过房地产经纪。现已不再工作，但做着自己的爱好。唱歌，旅游，读小说，社会活动，种菜养花，等等等等。 朗诵作品： 《我曾经爱过你》作者：普希金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作者：余秀华 这次活动是蒙特利尔华人组织举办的较大型诗文朗诵会，值得纪念。十位朗诵者忘情演绎，各具风采。索菲与林炎平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因为懂得，自然天成。海燕则朗读了赵敏创作的一首散文诗，心有灵犀，咏其灵魂。小微不仅邀得徐智老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现场伴奏，更与楼永新二人对诵，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陈宇英与梦醒时分虽然表示压力太大很紧张，听众却从其真挚的诵读中感受到自然诚朴的情怀，一样感动。而吴金芳、大宇两位专业人士的朗读着实为大家带来了滋养心灵的视听盛宴。而整场诗文朗诵会的最高潮当属稽少丞教授带来的古汉语朗诵。稽教授说语言就是文化与情怀，来自刘邦故乡的他用苏北话为大家演绎现代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令大家捧腹之余，亦领略了一番古汉语的魅力。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105049be/ http://pic2.qnpic.com/doimg/common/59386a9d/ 当天还有来自“蒙特利尔中华文化艺术中心”的两位年轻演员为大家带来的经典双人舞蹈《化蝶》。表演舞蹈的雨佳是一位年轻优秀的才女，她的舞蹈柔美婀娜，她的音乐素质也极其出色。节目中小提琴与舞蹈的交替表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股清新温婉的别样气息。 双人舞《化蝶》 吟诗诵文之后，便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与林炎平先生对话”环节。上月（10.26）“林炎平研究中心”成立晚会的盛况仍历历眼前，蒙城华人还在为林先生为麦吉尔大学捐赠340万加币的善举而骄傲感动。很多观众就是为着前来一睹林先生的风采，并就一些心存已久的问题与林先生本人现场互动。大家的提问五花八样，但始终围绕着“林炎平研究中心”的创办宗旨及研究方向：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林先生详细介绍了他此次捐款义举的初衷，创办过程，涉猎的科系，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此外，现场观众也非常踊跃地与林先生就历史文化宗教文明等话题进行了提问，比如：“西方现代文明的直接源头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民主制度中废除平民沦为奴隶与王莽废奴新政的结果为何不同”。林先生就这些提问一一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答。 现场观众也将自己对林博士的敬意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薛先生当场作诗一首：林间小溪水潺潺，炎凉风雨只等闲。平静致远做学问，研读深思写新篇。究根问底求真理，中西文化精华传。心系五洲行善举，好事多磨有新天。另一位刘先生则表示：《孟子》有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足下俯仰宇宙济民生于肺腑，勤观天象忧国运之虛高，楚歌萧萧兮任重而道远，同道之人，必将群起为林卿鼓而呼。 “吟诗诵文与热议激辩”活动在蒙城著名豫剧演唱家牛嫂的《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彩演唱中圆满结束。 牛嫂 最后感谢五位“枫韵蒙城”筹委会小组成员数月来的辛苦付出： 左起：赵敏，枫子，张巍，索菲，林炎平。 筹委会成员简介： 赵敏：蒙特利尔大学工学博士，美国高科技公司项目经理，蒙特利尔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席。 张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美国高科技公司工程师。 索菲：康科迪亚大学计算机硕士，美国IT公司首席分析师。 枫子：麦吉尔大学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班毕业，专栏作者。 林炎平：麦吉尔大学工学博士，成功实业家，“时代学园”创办者。 特别鸣谢：刘丹（摄影）；王建刚（录像）；大宇（采访）。

台湾小游感怀 文：一沙（蒙特利尔） 我不算悲秋客，素不擅附风雅，但值此深秋时节，竟痛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为了抚平枕边人心中一层叠一层的伤痕，老妻寄望于类似33 年前那次同样的时节、但意境相迥的“九天台湾环岛豪华游”蜜月之旅。 对这次的4天豪华台北旅游，我没有什么期待，只想满足一下怀旧的心理。想当年，从香港去台湾的游客，哪怕是粗茶淡饭、辛苦过日子的打工仔，只要能照足旅游公司的潜规则，随身携带指定的少量物品入境，如参茸海味、云南白药、华洋名酒、万金油、牛仔裤之类，但事先一定要剪掉或刮掉“中国制造”这4 个字，就连内衣内裤也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就等于免费得到往返机票以及九天的富豪般的享受了。尤有甚者，这些港客中，只要身上还有足够的雄性荷尔蒙激素，随时还会饱尝飞来无边艳福，享尽宝岛超限温柔，“何日君再来”莺啼不绝于耳。当时，环岛无处不充斥着南宋偏安的情结，所见的民众，脸上没有多少笑容，即便是点头哈腰地接待豪气的港客之后。带团的导游比站错队的红卫兵更加愤昂，豪华盛宴中最扣人心弦的押轴合唱，场场都是令全台湾人黯然落泪的爱国歌曲“梅花颂”。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抵达台北新机场入境大楼，眼前这位爽朗健谈的中年女导游，在短短的四天行程里，却把我从躲不开的哀思，抛进另一个欲理还乱的思索。对着我们这批中、老年港客，虽然素未谋面，但是，她讲话似乎完全没有什么避忌，一路上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台湾有哪些好的，她说，有哪些坏的，她也说，不卑不亢，很专业，非常自信，笑声朗朗的，没有一点八股味的宣传。她坦荡相告，自己出身贫困，靠自学成才，以大学的学历在此行已经纵横十多年。她有屡获口碑的事业，有幸福圆满的家庭，有丰盛的现代化生活，她们一家都是信佛的，自愿地从丰厚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她感激老蒋，也钦佩小蒋，对李登辉的经济建设功绩不吝溢美，对陈水扁不无惋惜，只是多补白一句：活该！对台湾首富郭台铭更有一番极富人情味的好评。 无论是在骄人的101摩天大楼，在偏远的九份山城，在人头涌涌的故宫博物院，在三流九教混杂的士林夜市，还是在庄严肃穆的忠烈祠，在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舒畅的诚书屋，在熙熙攘攘的西门町，我细意观察南来北往的台湾人，果然脸上多是自然的笑容，言谈举止多是热诚的应对，与整洁简朴的市容，宛然一派和谐，印证了女导游娓娓所言：台湾老百姓正在享受着文明国家应有的优渥的教育、医疗和住屋等等的国家福利，而所有这些，并不要求台湾老百姓以当奴才为代价去换取；恰恰相反，在台湾当官的，面对着老百姓，往往是谦卑的，甚至是毕恭毕敬，稍一不规矩，就会丢掉乌纱帽、当阶下囚。 中正纪念堂 在参观中正纪念堂的前一天，她特地给我们出了一道IQ 题：既然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一套完美设计的政治婚姻，还缠绵着几十年风雨同舟，至死不渝的夫妻恩爱，可是，为什么宋美龄始终拒绝和蒋介石同房呢？次日答案揭晓，在一幅幅巨大而珍贵的历史像片前，人群涌涌，她笑着说：因为蒋公年轻时与青帮为伍，染上了梅毒。望着我们这些啧啧称奇的游客，她还不忘向身旁巨大的蒋介石全身铸像打个招呼：你们看看，蒋公的样子多么慈祥！她好像是在与一帮老朋友侃大山，笑谈远方亲戚的老祖宗的风流韵事一样，无所谓要不要为尊者讳。是的，凡是与老百姓的切身有关的见不得光的假、丑、恶，老百姓都有权无情地曝光，无情地嘲讽，无情地赶尽杀绝。 短短一代人的人生道路还未走完，台湾人已经讨厌歌颂残暴的伟大，还随时唾弃卑鄙的光荣，棒杀荒谬的正确，诸如此类的随心所欲，绝对地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人文环境的反差巨变，对比不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而纵向对比的史料令人慨叹，横向对比的现实令人无语。两岸的族群，似乎都在装修家居，各自忙着调校自己喜欢的颜色。绿和蓝的纠缠，无论多么噪耳，都是空调机的嗡嗡，总会给他们换上新鲜的空气；红和黑的忽悠，无论是多么精明的算计，用地沟油捣鼓出来的蛋糕，不管它多大多美，总叫里里外外的人作呕。 一滴水，固然不能透视天空的阴霾和风暴，但是，灿烂的阳光肯定可以被这滴水珠映射出来。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年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高唱入云的当下，从东海那边飘来的阵阵秋雨，会让我们看到什么？请允许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哲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常识”和“自由”——潘恩的两个关键词 文：楚寒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809年），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生于英国诺福克郡，曾继承父业做过裁缝，后来做过教师、税务官员，后来投身欧美革命运动，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先驱波特莱尔在他去世前三年，写下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部诗集表达了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的鞭挞，流露出对美好世界公义社会的向往。收入这部诗集的五十篇作品中第一首就很有名，作品名为“异乡人”。 诗中的“异乡人”因为远离人群而变得孤僻，进而用哲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亲人与朋友，也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处于一个边缘人的心理状态。他必须远离到他乡自我放逐，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异乡人对“祖国”的定义超越于政治含义之上，他的“祖国”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那不是用纬度、国界来区分的，也不会因暴力、胁迫及伤害而屈服。因为异乡人的心，就是“世界之心”，永远都坚守着世上最后的良心。 如此自我放逐他乡的异乡体验，与寻找心灵家园的故乡意识这两者的既糅合又冲撞，无法不让人不为之动容。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者，都曾遭受过流浪、流放或流亡的共同命运，乃因他们不肯屈服于强权、群体、等级、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立品格，使他们或甘愿或被迫而成为人类历史流亡谱系的优秀成员。18世纪下半叶美欧两陆的革命风暴时期，出现了一位影响卓著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一位不断被驱逐的流亡者，潘恩的一生总是奔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各国重要的历史关头留下自己不朽的声音和足迹。他的思想和灵魂像老鹰一样在时代的天空中展翅上腾，他的肉身却在大西洋两岸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磨折。他的遭遇之惨，甚至超过那位“以不幸着称于世”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那融入骨髓的对自由的信仰。潘恩说过：“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句慷慨激昂的宣示，正是潘恩终生不停奔走，要去为不自由的地方、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而奋战的一生写照。潘恩离世到明年6月就将整整两百年了，但只要人类始终向往热爱自由，潘恩的思想就将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十几年以前，潘恩于我是一个特别心仪的名字，《常识》是一本特别想读的书。那是1990年代初的中国，许多的真相被扭曲，一切有关常识的言说都弥足珍贵。那年的夏天啊，我的心拼命地向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狂飙人物倾斜。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因着捧读《常识》、《人权论》和《理性时代》同时默想“遵行真理”的上帝律法，而成为一个心潮澎湃的夜晚铭记于我的整个生命。阅读潘恩的作品彷佛是在聆听贝多芬的不朽名作《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呈现出反抗和叛逆的狂风怒涛般的力量。他的文字中透露出对世俗禁锢的嘲讽和不受一切羁绊的疏狂，如同乐圣谱写的一个个激情四溢的音符。这里面有与我所接受的教育相悖但为我所深深认同的东西，它们在往后生命的晦暗日子里激励着我的思维心绪。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解答了我在孩童时代也是每一个孩子时常发出的疑惑——“我是谁？”：“人权起源不应仅仅停留在古代某一时间阶段，而应追溯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在原初时期，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也就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正因为他是人而非其它，理应享有神圣的权利。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界对他就象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其中还有这样的颠覆极权主义神话的让人难忘的描述：“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也从来不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或由谁来统治；……”、“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其主要的意图和目的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安全。” 一位热情宣扬天赋人权捍卫人类自由的言说者的心声跃然纸上，时代的土壤和个人的经历孕育了潘恩，这种对人权和自由的阐释，展现了启蒙时代一位流亡思想者的锐气与头脑独具，也深远地影响了他身处和身后的这个世界。 一生以“世界公民”自许、在异国他乡居住岁月超过家国故乡的潘恩，是个天生的叛逆者，是祖国的异邦人，外国的异见者，一只会思想的丧家之犬。这是一个少时就辍学的英国诺福克郡穷苦裁缝家庭的孩子，饱尝了在社会上遭到失业饥饿虐待歧视等等的各种磨难，因写作支持英国下级税吏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的诉求，被认定有“反政府思想”而遭解雇，遂流亡北美； 到美洲还不到两年，潘恩就以“一个英国人”署名出版了《常识》，吹响了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号角，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人物。战争结束后，他却受到排挤再度失业； 退隐到英国后，潘恩因为写《人权论》号召英国人民彷效法国大革命起来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被英国政府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并下令通缉。他被迫再度逃离英国，连夜流亡法国； 到了法国，潘恩刚一登陆就被推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参加起草了《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兰西宪法，热情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但因反对处死法国国王而主张放逐，及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被上台后的雅各宾派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十个月，又被拿破仑禁止出国十多年； 而在英国，当局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认定潘恩是非法之人，著作全部查禁，永远不得重返英国； 返回到美国，潘恩却因为出版《理性时代》持守自然神论观点，遭到联邦党人说他是个“无神论者”的指责，随即被他所热爱的美国人民围攻诅咒。晚年，他在纽约新罗歇尔穷困潦倒中孤苦度日，最后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含愤死去。 这个异乡人的一生，度过的是颠沛的一生，同时也是异见者的一生。潘恩几乎就是为反对和反抗而生的，他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或虚幻上的世界，他不能容忍人类走向一条自我奴役的道路。潘恩以独立评说政事、反抗压制自由为己任，作为一名对时代和历史负责的评论家，他永远难为当政者所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持续不断地为自由和人权鼓与呼，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持之以恒兜售思想的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一个不服从的世界公民，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自由之子。 没有人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参与了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人的作品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造成巨大的影响。“世界就是我的祖国。”、“给我七年时间，我就会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写一部《常识》。”潘恩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鼓动革命，阐释宣扬自由人权的要义和重要性，结果却遭到诬蔑、审判、逮捕入狱、不得善终的下场，三个国家几乎同时抛弃了他，两次取消了他的国籍。 他承受着超乎想象的苦难，他那柔弱的心脏承受着接踵而来的痛苦，他为此也曾有过恐惧、颓废和沮丧，忍受着寂寞、凄凉与横逆，可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粒希望的种子，那是童年时起就已在他的心里种下的。他的心始终与底层的民众和苦难的人类的命运贴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被苦难彻底击垮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手中的批判武器，苦难丝毫无减他一贯的捍卫自由的信仰和活跃、犀利的思维。他一面承受着苦难，内心纠结着矛盾和痛苦，一面又构思着一个理想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摆脱了苦难和不平等。他怀抱着一颗思想者的心走向自己的理想国和自由王国，把自由和正义之光带给了人类的未来。他的文字作品就是自由的火把，这火把照亮了世上每一个人的灵魂，照亮了被奴役、被压制的人们绝望的心，也照亮了全人类的自由之路。 苦难的潘恩，在同时代许多人的眼里，是一个异端，一个叛逆者。在喜爱他的人眼里，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的革命者，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支撑他的思想基础，是肇始于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论”，由此，潘恩着述中最让人感受到一种魔力的，便是他倾力论证天赋人权说的那些部分、那些段落。作为有生以来饱受歧视与排挤的底层人，潘恩比谁都懂得自由人权的价值和平等的可贵，他把天赋人权看成是高于一切的权利，它不是上层人赋予下层人的，也不是当权者赋予民众的，而是天生的、超等级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 “英国王室并不神圣”，他说，我们只应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 循着天赋人权的思路，潘恩将隆隆炮火对准古典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而将煌煌赞词献给代议制和他心目中理想的政体——共和政体。 共和制自然会也应当与代议制形式——公众选出来的代表议事机构——结合起来，潘恩肯定地说，因为它的宗旨，乃是“增进公众的幸福”。更因为，在共和制的制度设计下，权力确乎出自人民自愿，而法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中，就是国王。既然法律成了国王，那么在这种政体下，过去的君王将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上跌落下来，在没有君王的国度里，人人便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了。 好清晰的思路啊。这还不算，为了实现“共和”，为了“人人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潘恩更进一步从天赋人权说出发去论证——为什么要将君王拉下王座？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社会权利和权力均根源和服务于天赋人权，人们参加社会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和保护人权。如果政府不尊重甚至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用抗争的手段推翻暴政。 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统治，是违反建立政府的目的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权予以推翻，建立自己的政府。并且不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统治违反人权和不合法，而且英王在英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是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 英王听了这番逻辑推理，大概会恼怒到吐血。可是异乡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既然连英王——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在英国的统治都不合法，那么其在美国的统治更不合法了。这样说来，北美人民起来反抗更是正义的了。潘恩充满激情地呐喊：“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 他呼吁：“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将它驱除，欧洲也将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对它下了逐客令。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无可置疑，身居异乡与漂泊流亡并没有使潘恩在失落中消沉丧志，更没有失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及思考人类命运的勇气，他用自己的流亡为人类思想领域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思想启蒙者，潘恩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他虽拥有一颗对苦难和歧视极为敏感的心，可他同时拥有一种与苦难和歧视面对面进行抗争的坚强意志。他用他的全部个人体验和他的信仰去呼唤每个人所应平等享有的那份天赋权利，这是一个热切灵魂的热血、理性、悟性与文化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正如他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合理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他让北美人民进行的独立战争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为北美十三州本土而战，更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世界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并呼吁战争结束后成立的美国政体应置于共和、宪政、自由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内。 潘恩从道义上同情和肯定被压迫者以战争的方式夺回被暴力夺去的权利，并从法理上加以论证分析。他对于人民推翻暴政的权利的认可，饱含着一个受尽屈辱的底层人的反抗激情。潘恩用毕生的精力为被剥夺权利的民众争取天赋的人权，相反，他蔑视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当权者。在潘恩眼中，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用《常识》——这本小册子——把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他要阻遏这些权力狂妨害人类自由的正常发展！他还用他那朴素而又真实的语言，以一种说出真相的智慧和勇气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实上“自由”，比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更重要，所以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把发掘、诉说并谨守这些常识，看成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大责，也是人类通往自由之路须廓清的观念体系。 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唯有本乎理性出发，才能得出有着坚实基础的真知灼见，由此导向的世界才是向上的。在当时那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潘恩无疑是一个在学术上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他以朴素的情感和天才的洞见预见到了人类的未来在于认可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性，他肯定了自由民主、理性人权、宪政共和的积极价值——并且他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地浸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面。潘恩作为人类自由的代言人，影响、参与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宪法，这使他直接影响了两百多年来整个世界、整个近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两百多年来用以建立世界秩序、指导社会运作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准则，诸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共和、法治等等，都可以从这位自由公民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他属于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 人类的坦途是自由。人生的目的是自由。人性的基础是自由。世间万物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区区三尺身躯的人类尤其如此，也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创建一套保护自己生存安全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这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维护自由，乃因为自由是人生一切构建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在人类历史维护自由的艰难历程中冲锋陷阵在最前头的，无疑是闪耀在人类思想界星空中的那些思想家们。在这些思想家的群星谱像里，又以一群人的努力最为艰苦卓绝，却也最为成就斐然，他们以精神信仰为纽带凝聚成一个身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沉重却荣耀的名字——流亡者，或者说，异乡人。 在人类的各行职业中，这些可敬的思想流亡者们，他们以思想为职业、以漂泊为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中体验着生存深渊直面着人生苦难，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就18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有伏尔泰、卢梭、拜伦、海涅、雪莱、赫尔岑、别尔嘉耶夫、雨果、托马斯•曼、乔伊斯、阿多诺、乔治•奥威尔、哈耶克、茨威格、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 他们离开家国走向放逐，他们离开集体走向边缘，他们在放逐地在边缘处远距离地观照和思考。他们是精神的人，而不是物质的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崇尚自由的人，而不是无所依凭的人，甘受奴役的人。他们坚持特立独行，他们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依赖。在任何时代，这种人物都是很难受到大众欢迎的，他们在现实社会里经常遭到打击陷入困境，个中艰苦冷暖自知。他们各自构成一个生活的孤岛，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孤岛，一个思想的孤岛。他们在思想的探求中不断前进，他们挣扎着要在薄雾中发出一点微光，他们致力于不让时代往地狱里沉沦。他们永远对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在同不公义的奴役人歧视人的社会现实作抗争，永远在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在战斗。他们是虚空的尘世里一群没有归属的异乡人，他们孤独，他们疲累，他们独自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值得他们倾心恋慕的，只有那遥远天际上变幻莫测飘浮不定的云朵。 异乡人潘恩，无疑可以无愧地列席于这群光辉的异乡人名单之中，即使是在异乡人的成员之中，潘恩的遭遇也应归于不幸之列，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不幸。可是有了潘恩的时代是幸运的，有了潘恩的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不幸的潘恩将他的每一滴血液，都燃烧在激荡时代免除奴役争取自由的事业当中，不幸的潘恩点燃的自由之光，终将会照遍人类生存世界的各个角落。 岁月的流逝逐渐形成既定秩序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人们愿意从日常认识与经验形成的固有观念中获得依靠和鼓励。当一个时代被一种惯性思潮所笼罩，当一个时代的人们囿于偏见被蒙蔽了见识，或者大多数人处于不明白的困惑时刻时，提出置疑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伴随而来的常是毁谤与迫害。其实在打破旧有观念的同时提出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通常不过是常识而已。这种常识往浅里说，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往深里说，却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经验等等之上的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共同价值观。 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起伏的变革浪潮面前，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迷失了方向，对人类前景困惑不清，甚至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革命家们都在迷惘的时候，清醒地把常识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形单影只的少数人。庆幸的是在那群情激荡的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人，勇气才有了方向，自由才有了根基。这时，我们有幸看到，正是这位《常识》一书的作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命名人，《人权宣言》的起草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世界公民，终生漂泊的异乡人，选择了与众人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宣示常识，歌咏自由。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文/陈漠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注：本文转载自《新周刊》

关于巴黎枪击案，你该听听这个女人怎么说 文：来源于网络 sultan 【这个女人叫Wafa Sultan，一个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女人。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下面这篇文章来自互联网，被反复转载后，原文作者已经无法查清。】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我被眼前这位阿拉伯女性利剑般的语言震惊了！一位朋友传来近日在阿拉伯网站和许多英文网站流传的一段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辩论节目。在这个节目上，这位女性舌战伊斯兰教士，对方简直没有丝毫招架之力。这是我观赏过的最精彩的电视辩论之一，这是我见识到的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Wafa Sultan video 在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世界，不仅专制横行，还是绝对大男人主义的世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毛拉们（mullahs）统管一切。女人连骆驼的价钱还不如，没有任何权利，连脸都不让见天日，要严严实实蒙起来。那些动不动就上街狂热反美、反西方的大男人们，可以合法拥有三、四个老婆，但女性却连开车都被当作犯罪，更不要说在婚姻上有同样的权利。 至于伊斯兰文化的弊端，更是不许女性插嘴。在那个“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的《可兰经》主导的世界，谁也不可以对这种文化、这种宗教提出批评。在自由的丹麦，一家报纸发表关于伊斯兰先知的漫画，那个世界的男人们就狂热喊叫着去攻击人家的使馆，向天空放枪，放火；当然，就别提他们用自杀炸弹，去炸犹太人的餐馆、学校、老人中心，甚至正举行婚礼的教堂。 在那样一个谁也不敢说真话、噤若寒蝉的世界，竟出现一位女性，敢公开在阿拉伯半岛电视上和那些毛拉们面对面地辩论，大声说出事实、真实、真相，痛斥伊斯兰文化，勇敢地为犹太人、为西方文明辩护。一夜之间，她成为阿拉伯世界“良知”的象征！ 她就是今年47岁的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个亲眼目睹的事件改变了在叙利亚出生、成长，并曾是虔诚伊斯兰信徒的苏尔丹。1979年，一帮恐怖份子冲进她当时就读的大马士革 Aleppo大学，高喊着“Allah is great!”，当场枪杀了她的教授，并一气打了一百多枪，她震惊了，意识到这不是她应该要的神和宗教，从而开始质疑曾得到的所有伊斯兰知识。 她决心逃出那种宗教主导的国家，去寻找真正的文明。1989年，她和丈夫孩子抵达洛杉矶，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她常在网络上撰文和那些极端伊斯兰者辩论，后来被半岛电视台发现，找去参加辩论节目，由于她信奉自由的价值，大胆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弊端，再加上她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敏捷，反应机智，毫不让步，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 尤其是今年2月21日，她在半岛电视上和埃及伊斯兰教士辩论，精彩异常，其片断被中东的“媒体研究所”（MemriTV.org）放到网络上，一下引起轰动，各种语种的网站在转载这个节目，仅MemriTV上的该节目已被下载超过百万次，google 关于她的词条已一百多万，并以每天近10万的速度增长，更有成千上万的评论，甚至有人称她是“新世界的女神”。 这个节目让人感到阿拉伯世界的希望所在。更令人确信，不管什么族裔，什么文化背景，不管哪里的人群，面对怎样严酷的专制，只要是人，心里就会有对自由的呼唤，对真正文明的向往！ 苏尔丹提出一个远高于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她说《可兰经》明白地写着，要用武力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变成穆斯林。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比较说，犹太人经过巨大苦难，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团结起来，不是用暴力和屠杀，而是用向世界贡献知识，赢得世人的承认。但穆斯林在做什么，把三个大佛像凿毁成废墟。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她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更是向倍受伊斯兰世界的大男人欺压的阿拉伯女性发出呼吁﹕“我想告诉每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你是真正的领袖，如果你不坐在驾驶位置，带着我们的新一代安全地向前行驶，那么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出路。” 苏尔丹特别强调，女性的天性不是暴力和强制，而是和平与宽容。她说，“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么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后，他们带领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要相信你自己，扮演你的角色。” “你能生出生命，你就有能力来保护生命！” 她直言﹕“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 苏尔丹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人物，《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CNN 电视，法国《世界报》，以色列广播电台等，都发表了对她的报导或专访。《华盛顿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勇敢的美籍阿拉伯女性”的社论。她和伊斯兰神学士在半岛电视上的辩论，被译成各种文字，成千上万的人发贴讨论，成为近日最大的网络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当然，她也遭到那些狂热毛拉们的痛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神学士在谴责她，她家里的电话留言中不断有威胁的话﹕“噢，你还活着，你等着瞧吧”；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即使在半岛电视节目上，那些辩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发出追杀《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裁判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她对《纽约时报》说，“知识把我从那种落后的思想中解救了出来，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去把穆斯林人民从那种错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她已用阿拉伯文写过两本书，目前正在完成第三本（英文），名为《逃脱的囚犯﹕当神是个恶魔》（The Escaped Prisoner: When God Is a Monster）。《纽约时报》说，这本书出版后，“阿拉伯世界会被搅翻天”。 她的母亲和兄弟仍在叙利亚，已不敢和直接她联系了，只能通过在塔林的妹妹转话。她的两个兄弟，在她上电视批评伊斯兰教之后，就被叙利亚的秘密警察带去审问。但苏尔丹说，“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这就像一场万里跋涉，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和最困难的开始十英里。”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 苏尔丹在半岛电视台与穆斯林辩论时的视频解说词： Wafa Sultan：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是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的冲突；它是尊重人权和侵犯人权的冲突，是把女性当畜生还是把女性当人之间的冲突。我们见天看到的，不是文明的冲突，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 MSL一：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发生着的是西方文化和落后无知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Wafa Sultan：是的，那是我的意思。 MSL一：那是谁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种概念？难道不是亨廷顿吗？可不是本拉登。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讨论这个问题。 Wafa Sultan：是穆斯林最早使用这种概念的，是穆斯林最早开始这种文明冲突的。伊斯兰的先知讲：“我被命令去和其他人战斗，直到他们相信阿拉和他的追随者。”当穆斯林把人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且呼吁和不信仰阿拉的人战斗，知道那些人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他们就开始了这场冲突，发起了这场战争。为了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教义和教规，那里面充满了对非穆斯林人的侮辱，并呼吁和不信仰者战斗。我的同事讲，他从没有攻击过别人的信仰。但在这个世界上，哪个文明会让你去叫不是人家自己选择的名字？有时候还把人家（犹太人）叫做AhI AI-Dhimma，有时候把他们叫做“那本书的子民”，有时候把他们比作猿猴和猪，或者指责基督徒让阿拉愤怒。谁告诉你们“他们是那本书的子民”？他们不仅是写圣经的人民，他们是写了很多书的人民。今天你们所拥有的所有那些，有用的科学书籍都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自由的、创造性思想的果实。是谁给了你权利把他们叫做“那些让阿拉愤怒的人”或“那些走向歧途的人”？然后宣称，你的信仰教导你要克制自己不去攻击其他信仰者？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或者犹太人，我是一个世俗者，我不相信超自然，但我尊重别人信仰的权利。 MSL二：你是不是一个异教徒？ Wafa Sultan：你愿意怎么称呼都无所谓，我是一个不相信超自然的世俗的个人。 MSL二：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那我就和你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你诽谤和反对伊斯兰、先知和可兰经。 Wafa Sultan：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兄弟，你可以相信石头，只要你不把它往我身上扔。你可以自由地朝拜任何人，但是其他人的信仰，不关你的事，不管他们相信弥撒亚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或者撒旦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让人民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犹太人经过浩劫的灾难，他们迫使世界承认他们，用的是他们的知识，而不是暴力；用的是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哭喊和暴怒。人类众多的发明创造和18、19世纪的科学都归功于犹太科学家，1500万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贡献和知识，赢得了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在德国餐厅引爆自杀炸弹，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表达抗议，可是穆斯林把三个大佛像毁成废墟。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烧毁清真寺，或杀穆斯林人，或毁掉别国使领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用杀人、毁掉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道路。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你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二） ——Dakar women’s group的女人们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博陆续刊载。 初到非洲的紧张感过了以后，我开始无所事事起来，就在这时，先生递给我一张邀请，来自Dakar women’s group。这可是大名鼎鼎的达卡妇女俱乐部啊，因为在非洲工作的外国人的家眷们大都是全职家庭主妇，生活匮乏则需要相互帮助，女人们便开始扎堆儿。这里是个小联合国，世界各国驻塞内加尔的外交组织、军事代表、援非工程项目……所有人员的家眷，都可以成为它的会员。刚巧俱乐部组织年初报名大会，我兴冲冲地赶去了，达卡的初春，阳光明媚，柔和且温暖，车停在一幢白色豪宅前，达卡特有的红色土壤配着湛蓝的天空，炙热的枚红色三叶梅放肆地占据了大片大片的白色墙壁，不同发色，肤色，风情各异的女人们穿梭其中，绝对是一幅很奇特的场景。俱乐部的常规兴趣小组每周活动，有英法西班牙等各种语言小组，烹饪、瑜伽、拳击、舞蹈等也在选择之中。那一天我的心情就像是发掘了一处宝藏一般兴奋，事实上，在塞内加尔那段日子里的许多快乐，许多收获都是来自于这个由女人们折腾出来的Dakar women’s group。 Dakar作为塞内加尔的首都，物资供应比较丰富，但从欧洲进口的物资都翻了数倍价格。而当地土地贫瘠，我从欧洲带去的花种，菜籽，没有一个能发出芽来。牛羊没有草吃，各个瘦骨嶙峋的，我亲眼看见它们在垃圾中寻找食物，羊则大啃纸箱。所以本地市场完全是另一个场景，要是哪位妇人面前有几根儿水灵点的黄瓜或者西红柿，可要赶紧抢下来，保不定接下来就找不到卖相好的蔬菜了。但本地人市场价格便宜，还常有我们不常见的东西，非常有趣。Dakar women’s group女人们强大的搜索力就像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咒语，我们经常出门淘宝，从食物到生活用品还有艺术品，一个都不能放过。我的第一个朋友Ellen是荷兰人，她的丈夫是德国海洋渔业专家，Ellen比我大近二十岁，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已经自立，她随着丈夫满世界地跑，是一个充满活力、霸气十足的女人，我俩在一个法语小组，家又离得近，我不辨方向记不住路名，所以她常开着她的红色迷你菲亚特带着我到处跑，我跟着她逛菜市场，用不熟练的法语讨价还价，我们到处搜索新奇的美丽的物件、传统布料、手工骆驼皮盒子、木雕、古琉璃珠……达卡商人非常彪悍，他们推销商品的时候有着极为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这些外国人一旦出现在商业街，立刻会有不少人紧追不舍地围堵，被这些喋喋不休的非洲大汉们追着，我常常不知所措，但Ellen却能穿着她合身且优雅的短裙，穿梭在咄咄逼人的商贩们中间，她肆无忌惮地大笑，连比带划地讨价还价，让我这个亚洲小女人天生的局促感和紧张在她气场十足的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次我俩去淘宝，喜爱艺术品的Ellen钻进工艺品市场不见踪影，我在车旁等她，正着急呢，就见从市场那些破旧窝棚和漫天尘土中，Ellen一手提着只羊腿，一只胳膊下夹着幅画，曼妙地跨着步子走来，她一甩头发，开心地冲我摇头晃脑地大笑，原来他看到人家刚宰了羊，赶紧套近乎，买画还买出只羊腿来，这个女人该有多强大啊。强大的Ellen在他温和幽默的丈夫面前可是另一副模样，她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丈夫的事业，作为海洋专家的Michel热爱大海和鱼类，他常年在非洲研究和指导海洋渔业，希望阻止野蛮捕捞，保护濒危物种。Ellen至今都在自己的facebook里宣传呼吁海洋保护，是一个积极严肃的环保者。现在我每次花钱买超市一次性塑料袋的时候都很内疚，仿佛看见Ellen皱着眉头，叉着腰对我摇头：“婷，你怎么可以忘记购物袋。” 我们每年举办时装展，邀请当地设计师展示时装和首饰作品，模特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当担了。 Dakar women’s group一年里活动非常丰富，开年舞会、艺术品拍卖、画展、自由集市、化妆舞会、时装展。我们自己组织自己拉赞助自己当义工，绝对是dakar 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们最优秀的组织者之中有一位法国将军夫人Dominique，她是位越南法国混血，漂亮的Dominique喜欢把自己归到Asian Lady的行列里，所以我们俩也经常在一起。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独自在巴黎求学，她带着两个女儿常年生活在Dakar，Dominique是我见过的最有活力最贪玩儿最不操心的母亲，她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为Dakar women’s group当义工，既是我们的副主席，也是我们的法语课老师，是年度画展的组织者，也是所有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做母亲之后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对于孩子的期望和担心，记得我问过Dominique，你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不多花点心思，不打算以后上个名校啥的？Dominique很淡然地说：“她们以后的时间多着呢，为什么要着急。在非洲，没有发达的现代生活，孩子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远离舒适的生活，他们学会珍惜和感恩，懂得爱护朋友和家人。”那一刻我真觉得她是个很智慧的母亲，我们作一个极尽呵护的母亲也许并不难，但是让孩子热爱自然，坚强独立，学会感恩却需要母亲花很多心思。 现在Dominique依然活跃在塞内加尔，她主持Dakar Art Show今年已经是第25届了，想起六年前我们曾经借用学校的教室布展，而今天已经成了达卡艺术界的一件盛事，真是由衷地为她高兴。前几天Dominique更新了facebook上的照片，她和孩子们在沙漠中腾空跃起，定格在湛蓝的天空里，美极了，让人仿佛看到这个巴黎长大的美丽女子那洒脱自由的灵魂。 Dakar women’s group的成员来来往往，每年都有新旧更替，不变的是女人们用勇气，热忱和智慧在塞内加尔撑起的半边天。我相信不管我们这些曾经的会员走到哪里，心里都有一段很美丽的记忆属于她，属于塞内加尔。

不幸的“言中”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叙利亚难民席卷欧洲，伊斯兰国（IS）恐袭全球，当今世界怎么出了这两块大“毛病”？ 前不久曾写了一篇博文，根据这几年的表象，认真剖析病根儿，寻找治疗的办法，总比“局外人”站在那东拉西扯指责，自以为是的“解读”有点用。 ​说一千道一万，叙利亚难民源于国内政治冲突，早在四年多前，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强烈反对“阿萨德二世”的巴沙尔政府，军队开枪抓人造成流血事件，难民就开始了外流。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燃起战火，IS组织乘机侵占叙利亚，实施恐怖暴力，老百姓哪还受得了，最怕的是IS魔爪，便大批逃离家园。美国轰炸了一年多，巡航导弹再准也炸不完IS，叙利亚人看不到希望，难民首选欧洲纷纷涌入，谁叫欧洲是富有的“乐园”呢。 美国打IS可不像打塔利班那么卖力，有自己的算盘，他要让巴沙尔下台，IS也要推翻巴沙尔，美国一下子灭了IS不就帮了巴沙尔？俄罗斯想保住巴沙尔，在中东这块战略要地楔上一颗钉子对抗美国。近来一个月，俄罗斯派战机炸IS捎带着威慑反政府军，普京亮出了“大国腕”。但也没能把IS怎么着，更别提消灭，俄罗斯航班爆炸死亡280多人的惨案，俄方调查出是IS恐袭干的。 难民危机也波及到加拿大，新上任的帅哥总理特鲁多，硬要在一个多月里就接受2.5万叙利亚难民，引起许多群众不满，纷纷签名反对。大家知道，叙利亚难民中大都是青壮年，如此短期的“政审”，能否查清有无恐怖成分？我在《叙利亚难民潮的“源与治”》一文（编者注：刊发于本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难民可提取此文）中说，加国民众是讲道义的，并没有过多考虑经济负担和纳税，担心的是国家和社会稳定、人身的安全，要求对难民甄别清楚后再进行接收，这并不过分，也很让人理解。特鲁多盲从的难民政策，没有细致的审查程序和准确结果，难免会出现大问题，但愿不被我“言中”。 加拿大政府愿意在难民身上出钱，新领导想有所作为，还应该有更多考量，听听民众的呼声。即便草率承诺，接收的难民没有事与愿违，也只是“大潮”的杯水车薪。 我说，现在最紧迫的是彻底打垮IS，让叙利亚少一个最严重的“人道灾害”，光靠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炸弹不能奏效，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力量。对IS这样极端残暴的恐怖组织、威胁世界的公敌，你跟他讲不通任何道理，就要用战争和强大的武力去消灭，使其不能死灰复燃。然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协调叙利亚停止内战，监督举行全国大选，尊重人民意愿，选择认可的政府和领袖，改变陈旧官僚政体，走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文章加图片整整一版，见报的当天，发生了巴黎遭连环爆炸枪击事件，平民死伤近500人，举世震惊。据调查这次恐怖袭击是IS组织所为，抓获、击毙的恐怖分子中就有来自叙利亚并持有该国护照的人。不幸的是，祸患被我“言中”了。 对共同的敌人IS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对恐怖分子防范不严，酿成了又一场人间悲剧。前天在土耳其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首脑为巴黎恐袭死难者肃立默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显出几分沉重神情，不知他此刻内心怎么想。 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恐袭是对法国的战争，随即加大了对IS据点、指挥系统的轰炸。而一些国家仍然动嘴不动手，似乎大祸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如中国一句老话“各扫门前雪”，只对IS表示谴责而不进行打击，就能解决恐怖威胁和难民问题，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什么叫姑息养奸？这就是。而事实上，IS的魔爪几乎无处不在，他们不管哪个国家、什么人权、道德、无辜平民，随时都可能制造出血腥灾难，谁能保证自己就是“局外人”？ 叙利亚被搞得四分五裂，连年战火不断，20多万人丧生，IS以“国中之国”为根据地大开杀戮，制造全球性的人肉炸弹、恐怖暴力，四五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这个国家现领导和政府负有什么责任？还应该不应该存在？巴沙尔的“正统”还就是存在着。但无论其背后有什么推手和动力，我认为巴沙尔在总统宝座上不会再呆多久。也许，这是另一个 “不幸”的言中。

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 文：秦晖 11月13日，法国首都巴黎遭受了极其惨烈的恐怖袭击。 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 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 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 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 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波尔布特暴行莫不如此。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墨子所谓非攻，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 注：本文摘自秦晖先生在9·11事件一周年所做的《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一文。

桥梁和重圆 ——在林炎平中心（古代和现代世界的自由和全球秩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编者注：日前，林炎平博士为母校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捐款340万元加币成立了“林炎平研究中心”。本文为林博士在中心成立庆典上的发言。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与麦吉尔大学的深厚情缘，道出了其捐款义举背后深邃的文化与道德思考，并阐述了中心创办宗旨及未来研究方向。本微特刊发此文，使这些充满激情和哲学思辨精神的文字可以滋养更多的读者。 约翰•邓恩荣誉教授 院长哈德逊•米德威尔教授 院长吉姆•奈赛尔教授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领事熊胜先生 副校长马克•温斯坦先生 副校长和教务长克里斯托夫•曼弗雷迪教授 荣誉校董迈克尔•米恩先生 校长和副校董苏珊•福捷教授 全体教授们 我的宾客们 女士们，先生们： 谢谢大家前来一起庆祝这一时刻！ 对我来说，在这里经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心的揭幕式和庆祝，也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个人的致敬，而是对一个原则的庆祝，这个原则就是加拿大的价值。 我永远是欠债者 在此，我被称作捐赠者，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的却是，对于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我是一个永远的欠债者。是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给了我到这里来学习的机会并且使得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成为可能。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我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天，那是1986年8月24日。我身上只带了50美元和一张父母用毕生积蓄为我买的单程机票。 我也记得此前我是如何填写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的： 在问题“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支持你在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我的回答是“零”。 在问题“谁将给予你在加拿大期间的支持？”我写了“你”。但是我马上擦掉换上了比较礼貌的回答：“我没有钱，没有亲戚，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如果您不提供资助我就无法前来。但是我很希望来。您将不会后悔您给我的支持，因为我一定会回报。” 我仔细填写好表格，寄给了麦吉尔大学。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振奋人心的回信：我已经被接受进入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给予我研究助理资助每年11,000加元；而且，我的学费全免。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正是这个资助使得我得到了签证并且来到了这里。 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梅里克•阿克本教授，是她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择了我。她后来去了渥太华大学。她在数年前去世了。我绝不会忘记她。我也非常感谢史蒂夫•于教授，他在我的论文最后答辩的关头协助我正在生病的导师，从而使得我的博士答辩能够顺利完成。 在我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期间，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教授和同学，正是这些我学习生涯中的点滴细节使得我充满喜悦和热情。正是这些日常琐事使得我理解了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对于我的意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开心的也有伤感的，有美好的也有糟糕的，有智慧的也有蠢笨的。 光阴荏苒，但是我从未忘记我关于”回报“的承诺。这个词我记得如此清楚和长久，以致最终成为了”救赎“。 毕业后我立即设法馈赠麦吉尔大学。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捐赠不超过500加元，但是我马上收到了来自大学的感谢信，称谓我“新领袖之一”。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过奖，但是也说明了大学知道如何鼓励捐赠。现在麦吉尔大学称谓我“缔造者之一”。我知道这是一种殊荣。相比“缔造者”，我更加喜欢被称作“新领袖”，因为后者生机勃勃，而前者则有点老气横秋。后者像是“女高音”，而前者像是“男低音”。但是我喜欢男低音，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在渥太华大学合唱团唱过男低音，而且是我理解没有了男低音则会让女高音和整个合唱团失去魅力。 我坚持为麦吉尔大学捐赠，迄今已经有两个奖学金和一个基金，再加上今天捐建的中心。我捐赠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做了“回报”这一承诺，如果不兑现，便会夜不成寐。在承诺“回报”的时候，我从未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这让我想到了一则电视广告：一位沮丧的男士坐在出租车里，好心但是丑陋的司机劝导说：“不要沮丧，买张彩票你就开心了，你也许会赢。”男士沮丧地回答：“赢了，我就请你去加勒比旅游。” 结果他真的赢了大奖。接着他还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和这个出租车司机共游天堂般的加勒比。当然很不情愿。 因此，在你做出如此重大的承诺时，你必须确定对方是一位美丽的女士，这样你就不会后悔了。对我而言，麦吉尔大学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 麦吉尔大学 我们给予是由于我们受人之恩 我的父母是我的榜样，他们把毕生的积蓄都捐赠给了中国的一所大学。 我也绝不会忘记在我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中国荒凉的山村里一位老大爷和众多相亲帮助了我。 我们不可能给予社会多于我们从社会索取的，而我们亏欠最多的是对那些伟大的思想者。因此我们必须回馈给社会。 我们一直享受着这些伟大思想的恩惠，这些伟大的思想通过科学、技术和艺术，给了今天的我们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 没有了这些伟大思想，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片洪荒？ 如果没有毕达哥拉斯会如何？是他把音乐和数学联系起来。 如果没有阿里斯塔克会如何？是他测量了太阳、地球和月亮的相对距离后发现太阳比地球大得多，从而推出应该是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 如果没有艾拉托色尼会如何，是他靠测量不同维度上的太阳阴影而计算了地球子午线长度。 如果没有德谟克里特会如何？是他提出所有物质都是由一种不可再分割的原子组成。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会如何？是他在雅典的大街上随机请人交谈并让对方发现其实他所认为的常识只是幻觉。 如果没有欧几里德会如何？是他把几何知识综合为“几何原本”，从而给予了人类最大的科学武器。 我还没有提到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等等，因为否则会冗长无比。没有了他们也许也不会如何，只是我们必然在暗夜中苦苦探索得更久，也许依旧。 对于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都是欠债者。这正是我们必须回馈社会的理由，只有这样，我们未来的后代才有可能受惠于我们今天的努力。 笛卡尔曾经这样说“我给，故我在”。哦，并非如此！他说的是“我思，故我在”。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思想是一种给予，而且是最大的给予。人类文明不是建立在劳力上，也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上。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我给，故我在”。 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必须对我们华人社区的同仁说几句。加拿大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之中。加拿大不是宾馆。我对一些抱怨有所耳闻，比如说加拿大对华人有歧视。我必须说，我从未遭受到任何系统性的歧视，我从来不觉得我比欧洲后裔的加拿大人遭受更多的不公对待。我们必须理解，系统性的问题和随机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加拿大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她的不足和问题。 在这个国家，你和政治家握手，那是他的光荣； 在这个国家，你批判她的问题，那是你的爱国行动。 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和来了不太久的移民，我们确实有着许多需要理解和调整之处。我们知道，我们来自的东方和我们居住的西方之间有着不同。我们必须在这种不同之上用理解建筑一座桥梁，而不是假定由于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桥梁不可能建造，从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 为什么要有这三座桥梁？ 是的，我将讲的是桥梁，而且是三座桥梁： 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桥梁； 在历史和现代之间的桥梁； 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 这些桥梁至关重要。对历史和现代的研究，将使得我们从时间上理解世界的发展；对西方和东方的研究，将使得我们从空间上理解世界的存在。而最终，是应该让人文和科学密切结合，因为，离开了人文，科学便失去了目的；而离开了科学，则人文失去了进步的可能。 如下是我关于这些“桥梁”的简要解释。 A. 西方和东方 1）古希腊剧场和东方剧场： 了解东西方不同的最好办法是比较它们的差异。比如，东西方的剧场有着极大的不同。希腊的剧场是半圆形的，舞台在圆心，是最低的地方。距离舞台最近的座位和舞台在同一高度，而随着座位和舞台之间距离的增加，其位置也越来越高。而东方的剧场则完全不同，其舞台在最高的地方，而观众却在最低的地方。剧场形式当然反映了社会现实。当一位古希腊政治家对听众发表讲演的时候，他是站在最低的地方，面对位置比他高的听众。而如此情形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没有哪个皇帝会容忍他的臣民坐在高处俯视着听他的讲演。 古希腊剧场 2）东西方之间的迁徙： 目前，这已经演变为了一场大灾难，而且无法用任何常规的办法进行制止。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那些大规模输出难民的国家按比例放弃一部分领土给接收难民的国家。当然，这个原则是非常难以执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政治动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难民希望移民到德国，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国家制造一个德国；如果你希望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就在你的国家制造一个加拿大。这些国家并不会失去领土，而仅仅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由别的国家帮助其建设一个其人民向往的社会。这就如同别人免费帮助你在你的后院进行修整。 在东西方之间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这种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就是建造东西方桥梁的基础。 B. 历史和现代 我们回顾历史就如同我们凝视镜子。我们努力地观察镜子，并非由于要看清楚镜子，而是要看清楚镜子中的自己。我们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才是我们看镜子的理由。 如果不理解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和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可以避免在历史错误上重蹈覆辙取决于我们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历史。 为了看清楚历史这面镜子中的我们自己，需要有一面准确的不变形的完美镜子。我们必须制造这样一面镜子，亦即，我们必须重现历史真相。我们必须让这面镜子准确地反映我们当代，而不是制造一面刻意变形的镜子来美化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虽然我们不能穿越时空回到从前去劝导我们的祖先什么该做或什么不该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那些他们当时无法理解的答案。 这是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由于时间不可回流，因此受益者只能是生活在时间更晚的一方。因此我们也把将来作为我们的考虑，因为对于将来，我们就是历史。我们建造的桥梁也将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们见证了某些利益团伙为了其利益而篡改历史。我们非常理解，当某人歪曲历史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窃取当下。而那些损害当下的人，一定会篡改历史。 毋庸讳言，历史曾经被篡改以符合某些人的当代利益。而我们的责任则是把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我们的使命是为将来留一面准确的精密的和完美的镜子。 这就是建造横跨历史和现代的桥梁的意义。当然这对将来也极具意义。 C. 科学与人文 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古希腊人给我们展示了科学和哲学应该如何密不可分以成为一体，而不是彼此分离各自独立。这个传统在牛顿时代依然是成立的。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时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但是，我们今天只有PhD（哲学博士）这一个名词可以作为那个遥远时代美好传统的回声。在大学里，哲学属于人文而人文不包含科学。同时，工程仅仅和机器和机械有关而失去了人文意义。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把工程和艺术放在一起似乎听起来都觉得别扭。 然而，我们不断地同时面临来自人文和科学的挑战，亦即来自艺术和工程的挑战。 1）全自动汽车： 用不了多久，你将坐进你的轿车，告诉它你想去哪里，然后轿车就会自行开往你的目的地。只有乘客没有司机，你的车就是你的司机。但是，这个行车软件将如何编制不仅仅是一个工程任务而且是人文任务。在某些场合其需要的人文更多于工程。比如，当你的车面临这样的紧急状况时它将如何抉择：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牺牲车内乘客的生命或者是车外路人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如何让车做出选择？过去，我们可以隐匿这个悖论，让那面临这样不幸状况的倒霉司机自己去选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编出程序，我们不再能假装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选择拯救车内的乘客还是车外的路人？我们到底是否准备选择杀死少数以保存多数？我们到底是否选择保护特定的几个而不顾其他？还没有人高调声明这个程序将如何编辑，但这对工程师们来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挑战。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工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分割工程和人文是不可能的。 2）人文是工程的目的，因此工程从来都伴随着人文。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它们的名字本身就是证据：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等等。人类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便是文明的名称。 在学术界，科学和人文的桥梁更加重要。没有科学的哲学总是倾向于制造头脑发热的狂徒，而另一方面，没有人文的科学总是导向冷酷无情的社会。 我们不希望把工程教育变成就业训练班，也不希望让人文教育输出热情澎湃但是理性缺失的毕业生。 我们希望怎样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努力，未来则不乐观。我对未来悲观大于乐观。近几个世纪来的巨大物质成就造就了东西方之间、历史和当代之间以及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见证了大学丢弃了古典教育，我们见证了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狂热，我们见证了精神对于物质的退却……人类文明在这样的趋势下还能够坚持多久？ 巨大的物质成就使得我们忘记了它们背后的伟大思想，如同我们为辉煌的建筑倾倒，却忘记了其建筑师。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主旨在于“重圆”，我不知道何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乐章表现了抗争，第二乐章表现了冲突，第三乐章表现了反思，第四乐章表现了乐曲的宗旨——重圆。对我来说，“重圆”是具有深刻和广泛含义的：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时代之间以及科学和人文之间都需要重圆。而我所说的“桥梁”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重圆”。 我记得那是我到蒙特利尔的第二年，在蒙特利尔艺术馆举办了“达芬奇工程展”。这是我第一次在书本和图片之外看到了达芬奇的作品。他设计的飞机就在展览上，他的各种各样的工程设计都展示在那里。 达芬奇是把科学和人文，以及工程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完美的典范。 他的《蒙娜丽莎》一直在卢浮宫微笑，这也是我朝拜卢浮宫至少30次的理由之一。这著名的自信的微笑已经持续了500多年，在《蒙娜丽莎》面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赞叹和好奇的心情瞻仰这幅作品。而达芬奇的科学思想和工程设计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且至今依旧在我们之中。 《 蒙娜丽莎》 我们热爱这些伟大的思想者，正是他们证明了我们人类有着不可置疑的共同点——热爱美好，诉求正义，追寻理性。 毕竟，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思想和给予，这个世界就不会走向黑暗。 谢谢大家！ 现在让我们欢迎专程从旧世界赶来新世界参加这个庆祝的思想者，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的荣誉教授，我的朋友约翰•邓恩教授。 附：讲话英文原文： Bridges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Yan P. Li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s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 Professor Emeritus John Dunnl Dean Prof. Hudson Meadwell Dean Prof. Jim Nicell The consu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R China to Montreal Mr. Xiong Sheng Vice-Principal University Advancement Marc Weinstein Provost and Vice-Principal Academic Prof. Christopher Manfredi The Honourable Chancellor Michael Meighen McGill Principal and Vice-Chancellor, Suzanne Fortier All the professors and my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o celebrate together! It is a great honour for me to be here to experience such a historical moment. I understand that this inauguration and celebration is not only for one center, and this tribute is not for one person, rather it is a declaration of a principle, which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value of Canada. I am forever indebted to McGill and Canada Here I am praised as a donor and a giver, but deep in my heart I feel forever indebted to this great university McGill in particular and this great country Canada in general. It is McGill and Canada that offered me such great opportunities to come and study here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do what I do today.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I arrived in Canada, which was Aug. 24, 1986. I arrived at Montreal airport, carrying less than $50 with a one way ticket bought by my parents with their lifetime saving. I also remember how I filled my application to McGill for my PhD program. On the question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to support your study at McGill”, my answer was “0”; On the question “Who will support you during your stay in Canada?” I wrote “you”. Then I erased it and changed it into something more polite, but the meaning was the same: I have no money, no relatives, no any resources, therefore, if you don’t give me financial support then I cannot come. But I really want to come. You will not regret supporting me because I will reciprocate your support. I filled the form as carefully as I could and sent it to McGill. A month or so later, I received the wonderful reply that I was accepted as PhD student with a “Research Assistantship” of $11,000 per year. In addition, my tuition would be waivered. That was an astronomical figure for me and it was that money got me the visa and got me here. I thank my supervisor, Prof. Melek Akben, for choosing me out of many applicants. She later moved to Ottawa Univ. Sh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Sh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I also thank Prof. Steve Yue for stepping in at the last stage of my PhD program due to the heath issue of my supervisor. I met so many wonderful people during my study at McGill, professors and fellow students alike. It is these details of my journey that made me carry on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pleasure. It was these daily events, big and small, great and trifle, happy and sad, wonderful and awful, brilliant and dumb, that all taught me the Canadian values and made me understand what McGill and Canada meant to me. Time passed fast, bu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my promises. “Reciprocating” is the word I always remember, with time passing by, it slowly became “Redemption”. Immediately after I graduated from McGill, I tried to find a way to deliver my promise. I remember my first donation was no more than $500. Soon after, I received McGill’s reply, praising me one of the “new leaders”. I am sure that they were over generous on this, but it was a good tactic to encourage graduates to give. Now I am told that I am in the category of “founders of McGill”. I still prefer “new leaders” to “founders”, because the former sounds so fresh and the latter a bit old. But I like both, though more former than latter. The “New Leader” sounds like soprano and the “founders” sounds like bass. I like base too, not only because I was singing at Ottawa Univ. choir as a bass, but also that without bass soprano would lose her beauty. I continued. I did not donate for anyone else, rather I did it for myself. If I don’t deliver my promises, I have problem of sleeping. At the time when I made the promise of “reciprocation”, I never thought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that serious. That reminded me a TV commercial: A taxi driver found his passenger depressed, cheering him that he could win the lottery. The passenger responded hopelessly with a promise that if he won the Jackpot then he would take the driver for vacation to Caribbean. Then he won. And he did take the driver to a beautiful island for vacation. And he was painfully reluctant. You know that when you make some big promises like this, you should make it to a beautiful lady, then you will never regret. For me, McGill is that beautiful lady. Why should we give? Because we have taken My parents set an example by giving all they had to a university in China.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remote village in China, where an old peasant among many helped me during my most difficult years. He died before I had ability to help him, leaving regret that I can never recover. I rebuilt his tomb, which is never enough for me. We have to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when we can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give more than we have taken. We are forever indebted, especially to the great minds. We are given a free ride by these minds. What we have both in spirit and material today were created by great minds, throug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s. Without them we would still be in Neolithic Age. What would be the world if Pythagoras did not connect music and mathematics? What if Aristarchus did not measure the relative distanc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n found that the Sun was much bigger than Earth so as to propose that our Earth must be circling around the Sun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What if Eratosthenes did not measure the Sun shadow differences to calculate the earth’s longitude? What if Democritus did not hypothesize that all the materials were made of some basic indivisible elements called atoms? What if Socrates did not fetch randomly the pedestrian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to make them realize their common senses were actually illusions? What if Euclid did not bother summarizing the great “Elements” to give us the most powerful scientific method of thinking? I did not even mention Archimedes, Aristotle, Plato or other great minds because the list would otherwise go endless. We are indebted to these great minds, and the great minds after them.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we should give back to our societies so that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enjoy our contribution. Descartes said “I give, therefore I am.” Oh, no, of course not accurate. Rather “I think, therefore I am.” But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thinking is giving, and thinking is the greatest giving. Our human civilization is not built on labour, not on materials, but on mind. In this way, we say “I give, therefore I am”. This is our country I have some words to my fellows in Chinese community. Canada is our country. We must be involved ourselves into the Canadian society. Canada is not a hotel. I heard someone complaining about discrimination in Canadian society. I have to say that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any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untry and have never felt that I was unfairly treated than my fellow European Canadian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a systematic problem and a random problem. Canada is such a great country, so much so that we are allowed to criticize her imperfe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is country, you shake hands with a politician, that is his honour; In this country, you criticize her problem, it is counted as your deed of patriotism. As new comers, and even not so new ones,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we do have a lot to understand and adjust. Building 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is the best way to make the individuals in society successful, thus the whole society. I know that between East where we are from and West where we live now,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have to bridge them by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isolating ourselves by assuming tha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cannot be bridged. Three bridges and why? Yes, I am talking about a bridge. I actually will talk about three bridges, which are the purposes for me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center. 1)Between West and East; 2)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3)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these “bridges”. The studi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will make u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ime; that of West and East will make us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space; eventually, humanity and science should be inseparable twins in academy, for humanity is the purpos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is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humanity. Here are some examples to explain why it is so. A) The West and The East 1) The theaters in Greece and Eas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 and East, the best way is to compare them. There is an astonishing difference in theate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Greek theater, which is the ancestor of the Western theater, has its stage at the center but the lowest position. The audience seats are circularly arranged with higher position as the increase of the radius. The theater in the East was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with its stage at the highest position and the audience is at the lower ground. This arrangement of the stage and audience seats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When a politician in ancient Greece talked to his fellow citizens, he was on the lowest position, facing the citizens sitting higher than him.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in the East, because it was impossible to ask an emperor to stand lower position to face his subjects sitting higher than him. 2) Migration from East to West: It has been a disaster as the Syrian refugee floods into Europe. It is impossible to stop such human migration by any conventional measurements. A bridge must be built, which is the bridge of culture and trust.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refugees should give up their lands proportionally to the countries that accept them. This principle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applied, because the people escape a country and those who rule it belong to totally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However,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achieved as long as we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he countries of the migration source should be forced to lend their lands to the countries of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For instance, if you like to move to Germany, we build a Germany for you in your land. If you like Canada, we build a Canada in your country. It is a development exemplary for the problematic countries. The land will not be taken by any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like that you let other people to enter your backyard to renovate it for free. Are there common values for both the West and the East? If we have not had it yet, we must find it or create it. These common values are the base for the bridge. B)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at we look into history is like looking into a mirror. We look hard into a mirror, not because we want to only see the mirror itself, rather we want to see ourselves inside the mirror. It is ourselves in the mirror that is our ultimate purpose of looking into it.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we would los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ourselves in the present. How much we understand the history decides how we can avoid repeating the same historical mistakes. To see ourselves inside the mirror as we really are without distortion, we need a perfect mirror. We must build the perfect mirror, which means we need to restore the history as it was. We need to make the mirror accurate so as to reflect our present time, but we cannot distort the mirror to beautify our time and our activities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m. We cannot go back time to tell our ancestor what to do or not to do so as to achieve more and fail less. But we can search the answers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us could not tell us because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en. Since time does not flow back, the beneficiary can only be the ones on the side of later time. We also have the future in our mind, because we will be the past in future and we are building the mirror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We have seen time to time the histories were revi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to benefit some interest group’s purposes. We can well understand that when someone wants to distort the history, his purpose is to sabotage the present. When someone wants to hijack the present, he has to distort the history. We know how history was edited to fit someone’s interest today. It is our duty to correct the distortion. It is our duty to leave an accurate, refined and perfect mirror to the future.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bridg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ertainly, it is also meant for the future. C) Science and Humanit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re not separated over 2 thousand years ago in Greece. The ancient Greeks showed the way how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re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not to be independent to each other, but combined as a unity. This tradition was still evident in Newton’s time. His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is as philosophical as scientific. However, today we have only the name of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to echo the beautiful tradition. In universities, philosophy belongs to faculty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is not included. At the same time, engineering becomes something related to machine and mechanics without humanity interactions. Engineering and Arts become such an odd pair that they do not even sound right when together on our university camps. However, we constantly face the challenges simultaneously from humanity and science, from arts and engineering.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Automated car: Soon we will be able to get into our car and tell it where you want to go and the car will drive you there by itself. No driver, but only passengers. The car is your driver. However, making the driver software is not only a task of engineering but also humanity. In some sense it is more humanity than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when the car faces a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will have only two outcomes, the death of the passengers inside the car and that on road, how do we program the car to act? Before, we hide this dilemma and leave to the driver who unfortunately faces these choices. Now we all have to know what we as a society and collectively want to choose. We can no longer pretend that we do not know. Do we choose the lives of the passengers in the car over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utside of the car? Or we choose to kill a few so as to save many? Or we choose to save certain people by sacrificing the others? No one has openly declared how the program will be written, but it is an inevitable challenge facing the engineers. It is more a moral issue than an engineering one. In this sense, we know that separating engineering from humanity is impossible. 2)Humanity is the purpose of engineering, thus engineering should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humanity. Look back the human civilizations eras, their names are evidences. Paleolithic A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ron Age, Steel Age, etc.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that we engineered are the titles of our civilizations. In our academy,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bridge science and humanity. Philosophy without scientific thinking tends to produce hotheaded fanatics, on the other hand,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leads to heartless society. On our campus, in engineering, we don’t want to become job training workshop; in humanity, we don’t want our graduates to only have passion but without sufficient rationality. What future do we want? The future does not look very promising if we don’t work hard. I am more pessimistic than optimistic. The recent centuries of huge successes in terms of materials have generated growing gaps between West and East,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We have seen the abandoning of classics on campus. We have seen the national fanatics all over the world. We have seen the recession of spirit versus material in our society… How much longer can our human civilization last if the trends of such continue? The great material successes made us forget the great minds behind them. It is like that we saw the magnificent building, but we forgot the architect who designed it. But we do have hope and we do want to work. I don’t know how I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ethoven’s symphony No.9 is about human struggle (1st movement), confliction (2nd movement), reflection (3rd mov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4th movement). For me reconciliation means a lot, between peoples, and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The bridges that I mentioned here mean only one thing, which is reconciliation. I remember that it was the second year after I came to Montreal. Montreal Fine Arts Museum hosted the exhibition of Leonardo Da Vinci in Engineering.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be exposed to some real items beyond books and pictures. His design of airplane model was there. His many drawings of various engineering designs were there. Leonardo Da Vinci perfectly combined Science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Engineering and Arts. His “Mona Lisa” has been smiling at the Louvre, which w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me to visit there so far over 30 times. This famous smile with great confidence has been lasting over 500 years. His engineering designs have been inspir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nd are still among us. In front of the painting everyday there are thousands people to pay their respect with wonder and curiosity. We love these great minds, which show that we human being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 loving beauty, seeking justice and searching reasons. After all, if we can still think and give, the world will not go dark. Thank you! Now let us welcome a thinker who traveled from Old world to New World to attend this ceremony. He is British Academy fellow, Emeritus Professor at Cambridge Univ. My friend Prof. John Dunn.

吟诗诵文，热议激辩 —— 时代学园与您相约深秋季‏ 又是一年深秋时。时代学园即将举办如下文化活动，诚邀您的参与： ( 一 ) 艺术和文明观点交流与辩论： 您将有机会与多位知名教授一起探讨文明和艺术，倾听他们的见解，或让他们倾听您的观点。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代，科学和人文……不拘一格，尽在其中。热议激辩，挥洒无任。 （二）诗歌朗诵： “蒙城文艺”微信群将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散文朗诵会。朗诵者包括多位蒙城著名节目主持人、诗人、学者、教授及文学爱好者，相信他们深情的朗读、优美的配乐会带给您一场精致的艺术盛宴。（此环节将在1:00PM准时进行，请准时出席切勿错过） （三）与林炎平博士交谈： 近日来，林炎平博士为母校McGill大学捐赠340万元加币成立“林炎平研究中心”之义举成为这个秋季蒙城华人热议的话题，他的慷慨善行将真、善、美这人类永恒普世的真理生动真切地诠释演绎出来，令蒙城华人深深感动并为能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朋友而倍感骄傲。应一众读者作者的要求，林先生将与您面对面详细阐释“林炎平研究中心”的创办宗旨及未来研究方向。 时间：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 下午1:00 地点：1605 Chabanel W., Montreal, H4N 2T7 （备注: 请使用大楼后面停车场入口进内。） 报名参加方式：请发送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至： editor@thismomentpress.com ， 或请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平台TimeAcademy，然后发送短信预定座位。 附：以下为到达活动举办地址交通示意图： 图1： 活动地点大楼前面 图2：活动地点大楼后面 图3：大楼后面停车场入口 图4：如何开车前往活动地点 图5：从cote-vertu地铁站乘公交到活动地点 图6：从crémazie地铁站乘公交到活动地点

西西里最美丽的女人 文：任不寐（蒙特利尔） 关于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玛莲娜,Malena》）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近代以来那种人道主义观念：个人价值往往被社会舆论或多数暴政所歪曲，因而保护个人、警惕多数成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 故事梗概如下：时间是二战期间，玛莲娜是西西里岛一个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她从外地嫁过来，丈夫参军去了。美丽的玛莲娜成了整个小镇的敌人。男人们企图占有她，为此互相冲突，并利用玛莲娜的无助而设法讨便宜。然而这些男人在玛莲娜受欺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说句真正的公道话。所有的妇女疯狂地痛恨她，仅仅因为她漂亮，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情人对玛莲娜的贪恋。玛莲娜的丈夫战死的消息传来后，她因贫困去当了妓女。“解放”那一天，小镇的妇女们把玛莲娜拖到街道上，群殴后把她赶出了小镇。整个世界目睹了这场多数暴行，但没有一个人阻止。打人的那些悍妇拥有“不容置疑的道义上的理由”和践踏底线的免责特权：玛莲娜陪德国人睡过觉。然而她们施暴的真实理由是非常简单的：长期以来形成的嫉妒。人的攻击性往往和自己内心最阴暗的部分有关，但那些外在行为总是打着公共道德的招牌。 玛莲娜没有伤害任何人，她唯一的罪过是她太美丽了，她因这美丽却没有成为大众的情人而成为大众的敌人。 这部影片的深刻之处首先是使人们对人性的黑暗面进行反思：人真的喜欢别人美好吗？也许事情往往正相反。人甚至可以宽容别人的缺点，但不容易“宽容”别人的优点（比自己好）。在一个资源短缺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里，嫉妒更是朽烂，而其毁灭他人的方式也更为隐蔽、伪善和暴虐。在一个“大家”都犬儒地活着的时代里，“大家”比“墨索里尼”更不能容忍优秀、真诚和美好。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思想方面的意义是促使人们反思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道理：社会舆论是否总是代表着公义。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每个人都在理性和道德上都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每个人都是罪人，怎么能说这些“加权”的理性和道德就更优越呢？因为多数的不理性和不道德也同时在“加权”。不仅如此，由于人的狡诈，人们往往在群体中更容易盲从，迫于多数压力更容易丧失独立性，或者因搭便车的缘故更容易形成乌合之众，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结党营私。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色情电影。淫者见淫一直代表了中国评论界的整体水平。与此相关的是那种带着幸灾乐祸却缺乏神经的论调：“玛莲娜要自我反省，要是你一点错处都没有，那为什么大家都说你不好呢？”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人被伤害了，结果评论家和人民不是要伤害人的人“举证”，反而是要被害人举证。这就是大众舆论的疯狂之处。其实这种评论家是另外一种盲从者，多数使他感到畏惧而失去了批判的理性而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多数中的一位，甚至是乌合之众中的骨干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他自己定了玛莲娜的罪，然后他论证说，你若没有罪我怎么会定你的罪呢？这个循环论证或同意反复构成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密码，每个个体都随时可能被拉出来投进这无物之阵，成为受害者，尽管他昨天还在街道上随众或在网络上蒙面向别人扔石头。 需要反省的不是玛莲娜，而是“大家”。这个“大家”是一个个最百无聊赖却嫉妒成性的“小我”撑起来的太阳伞而已。在一个最缺乏道德热情和道德根据的国度里，当道德败坏已经无以复加的时代里，因为道德已经彻底消失，“大家”就成为道德唯一可能的替代品，“大家”就等于道德。这个大家在任何道德意义上都和它要吃掉的那个个体没有分别，因此那种将别人分别为恶就成了“大家”自我确认唯一的办法。“大家”一定要吃人，否则它就无法自存。然而由于“大家”就是那个人，这吃人的道德就成为双重的不道德，是人类道德史中的最大丑闻。 玛莲娜的故事在北方就是恰达耶夫，他因对自己的民族说了几句真话被整个俄罗斯当成疯子。这故事在中国还有阮玲玉。“大家”杀害了她。她死了，她在死——阮玲玉在今天的故事更加花样翻新。然而在这些尸体中“大家”活着，永远悻悻地活着。正是在这种黑暗中，玛莲娜是很了不起的。她一个人。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看到，“群众”、“法庭”、“律师”、“妇女”和“解放者”构成了整个世界，一个道德神圣同盟，她们因对玛莲娜的仇恨而彼此握手言和。玛莲娜是很了不起的。她一个人。她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这个故事里还有另外两个好人：他的丈夫和暗恋她的男孩。导演把这一点亮光点燃了，不过我却相信这是一种自我安慰。这点亮光在世界上任何小镇上都不存在，没有任何指望才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真相。因此，只有在我们的理想中，玛莲娜才并不绝对孤独。在这理想或盼望里，玛莲娜的丈夫并没有战死，他回来了，残废了。他了解真相后去找被驱赶到外地的玛莲娜，然后又把她带回镇上来生活。他们返回来的脚步是那么坚强，我感到我的心和整个镇子都被踩碎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男孩雷纳多痛恨“大家”对玛莲娜的伤害，但这是成人权力领导的世界，他除了孩子式的报复以外无能为力。但他最后还是向玛莲娜的丈夫讲述了真相。这是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当整个世界都在犯罪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在说话。安徒生了解人类。 我于是想起了带领“大家”出埃及的摩西，那个从水里拉上来的“弃婴”。他在做“文化基督徒”或怀有“愤青正义感”的岁月里，却成了大家的敌人，同胞恨恶他，埃及人要杀他。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大家”的力量，他只有逃向旷野。因此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不想再回到大家那里去，即使神这样差遣他。后来，在旷野里向他投石块的总是“大家”，摩西的确了解人。大家究竟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伙人，那伙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的“公众”，他们杀害了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的那位。 然而，从那以后，大家再也不是神，仅仅是罪人。大家再也不能审判，而是在审判别人中被审判。大家再也不是爱，仅仅是怜悯的对象。 本文图片均取自电影《玛莲娜》海报和剧照 “大家”曾经这样——后来同样——压在玛莲娜的身上。因为渴望而不能这样压在玛莲娜身上，或者渴望象玛莲娜这样被压在身上的人民，都纷纷加入，成为了“大家”。 注：本文选摘自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牧师任不寐个人网页：不寐之夜

担当与回馈 ——林炎平博士为麦吉尔大学捐款创立跨学科研究中心 文：亚明（蒙特利尔） 10月26日晚，麦吉尔大学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大学俱乐部鸿儒相聚，宾客满堂。以林炎平博士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及酒会在这里举行。中心的全名为“古代与现代的自由和全球秩序研究中心”（Yan P. Li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 林炎平先生（前排中）与麦吉尔大学校方代表在一起 对麦吉尔大学这所加拿大首屈一指、世界知名学府来说，这是又一个值得骄傲的日子。此前虽有诸多毕业生为母校捐款，但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未能形成风气，而且这次的捐赠数目也是近年来最高的。林炎平是该校1992年毕业的博士生。他此次捐款340万加元，促成了这个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诞生。 林炎平先生接受麦吉尔大学校方代表的祝贺 麦吉尔大学校长苏珊·福捷（Suzanne Fortier）女士在致辞中说，“林炎平博士长期以来一直是麦吉尔大学的支持者。今天，我很感谢他这个特殊的礼物。他的眼光和见解是这个研究中心得以创建的驱动力，而中心本身将成为推动来自世界的知名学者和学生共同工作，进行跨学科和跨地域研究的强大动力。” 麦吉尔大学校长苏珊·福捷（Suzanne Fortier）女士在开幕式上讲话 福捷博士说：“人们对大学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要不断探索，包括新的知识、从没有人做过的研究，去勇敢地涉及不同的领域。而那些校外的人一直在鼓励我们，给予我们力量和灵感去这样做。林先生就是在推动我们开辟新的视野，将技术领域带入人文科学的研究。这不仅将为麦吉尔大学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也会为世界带来新的思想。你的眼光、你的灵感和你的慷慨，将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当天出席成立仪式的嘉宾计有麦吉尔大学工程学院院长Jim Nicell教授，人文学院院长Hudson Meadwell教授，蜚声世界的McGill大学教授Charles Taylor，专程赶来的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的John Dunn教授，美国布朗大学的Kurt Raaflaub教授，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熊胜领事，以及林炎平的亲朋好友，蒙特利尔各界华人代表等，近百人共同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并向林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上图左起：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熊胜领事，麦吉尔大学工程学院院长Jim Nicell教授，副校长Marc Weinstein先生，校长Suzanne Fortier女士，林炎平博士，加拿大参议员、校董Michael Meighen先生，教务长Christopher Manfredi教授，Vera Qi-Lin，人文学院院长Hudson Meadwell教授。 蜚声世界的McGill大学教授Charles Taylor先生向林炎平博士表示祝贺 “林炎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Jacob Levy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 加拿大参议员、校董Michael Meighen先生在开幕式上讲话 副校长Marc Weinstein先生在开幕式上讲话 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John Dunn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 人文学院院长Hudson Meadwell教授（左）和工程学院院长Jim Nicell教授在开幕式上 教务长Christopher Manfredi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 林炎平博士受邀在仪式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母校自豪，也很高兴支持创建这个研究中心。它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在过去与现在、东方和西方、科学与人文之间搭建起桥梁。 林炎平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在讲话中笑谈1986年怀揣50美元来加拿大求学的趣事，说当时全靠每年1.1万元的奖学金。毕业后第一次捐款不足500元，学校却在感谢信中鼓励他说“您将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也谈到年轻时在中国到边远农村插队的经历。但他讲这些似乎都不是要讲个人的经历，言辞中分明渗透出的是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关照，是他此后潜心于研究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出发点。 说到此次捐款的直接原因，他说到两点:“能够思想是人类最伟大的能力。人类社会和人类的文明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金钱上，而是建立在人类思想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为研究中心捐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把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园，而不是暂住的旅馆。既然我选择留在这里，我就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些贡献。” 实际上，林炎平先生在创业成功后一直不断地研究和探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他先后发表了《奥林匹克的启示》、《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两本专著，对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起源、发展及各自对世界文明的推动所起到的影响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对比。著书立说之余，多年来林炎平博士还先后在中国浙江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捐建了5个奖学金或学术基金，亦曾资助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进行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研究。而这次捐款在麦吉尔大学开设研究中心，则是他着力最大的一笔。 作为一名工科博士，林炎平先生深具丰厚的人文思想，他的兴趣及研究领域辽远广博：古今东西、历史文化政治哲学，尽在他的思想考量中。同时他又拥有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情怀，不遗余力地在华人世界大力推广先进文明与普世价值。正因此，“林炎平研究中心”将未来的研究方向拟定为横跨文理科系、兼具人文科技。按照麦吉尔大学网站上的介绍，这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将要探索的是“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历史与发展。在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桥梁”。麦吉尔大学的人文学院及工程学院将同时受益于此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现在已经确定的课题将汇聚五个领域的知名学者，涵盖历史、法律、建筑等。 林炎平博士与麦吉尔大学校长苏珊·福捷女士在一起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哲学系政治科学教授雅各布·利维（Jacob Levy）在发言中说：“中心将专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历史及规范性研究，对从古代到今天的发展作出跨时代的比较，包括世界所有地区。而对所有参与的团队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林炎平研究中心 该中心已经开始筹划一系列活动，包括举办会议和研讨会，邀请演讲嘉宾，推动研究项目。目前已经确定的活动包括11月5日在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由UCLA的历史系教授做有关古代文明的演讲，题目是《丝绸之路以前的中国与西方》。 受邀参加“林炎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的有50多名华人，很多人表示为林炎平先生的义举感到骄傲，把他视为大陆华人的楷模。 受邀与会的赵敏博士说："具有理工科学位的林博士学贯中西，勤于思考，为研究中国千年积弱的思想根源和解决出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责任的担当，是海外留学生的杰出代表。" 相关链接： 有关此活动的新闻报道: http://www.rcinet.ca/zh/2015/10/28/44519/ http://www.mcgill.ca/newsroom/channels/news/34-million-gift-dr-p-yan-lin-new-centre-256372 https://www.mcgill.ca/ 林炎平研究中心网页： http://www.mcgill.ca/lin-centre/

时间之外的小镇——楚格（2） 文：王亭苏 题记：楚格，位于瑞士联邦中部，在琉森和联合国总部苏黎世之间。群山环抱，湖水清澈明媚。教堂，钟楼，樱桃白兰地，风味独特的香甜蛋糕。彬彬有礼，绅士风的俊朗的男人和温和文雅的女人。世界级富商巨贾的聚集地，平均两人一间的知名企业。不事张扬的富庶，宁静的天幕下可回望千年不化的山顶积雪，洁净出尘。被盛誉为欧洲的好莱坞。 对于一个城市或者乡村，或者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名字便是语言，是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和情感。 万物有其类，其属性，其地域性，其文化特质都似乎离不开名字。 楚格，这个瑞士联邦的中部小镇，因为有了这个名字，被我念念怀想着，即使我住在它的里面。总觉得灵魂上的亲近和相融恰。仿佛和我长在一起，无论何时再也无法分离。楚格——这个名字我想应该是盛产于华夏，它有着古老文明的雅致韵味和秘艳的色调，总能够在不经意间提醒自己来自遥远东方，它和我的东方情调如此亲近。我甚至在摆满中国瓷器和字画的家中有一种恍惚感，觉得自己未有片刻稍离故土，东方随身而来，和楚格相遇并相互倾心。 楚格，似乎是专为解我相思而生，它和我有着一种天然的可敬畏的和谐。楚，富足底蕴和无限的风情，是诗情画意的底色，它是时间里永恒的楚楚动人。 楚是不可被改写的，多一笔则繁，少一笔则废，即便在新中国风行简化汉字的文化浪潮中，它有幸被完整保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或是命运。 这个字总能让我想到楚汉之争，想到霸王别姬，悠然的怀古幽思满满萦怀。楚无疑是凄惨的，因为楚霸王传奇的人生和爱情，这种凄惨更有了可资缅怀的心绪上的跌宕和恒久性。四面楚歌便有了一种色调，绝望的一去不返的命运。 楚腰，在《墨子兼爱》中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原诗是：楚灵王好细腰，其臣皆三饭为节，到后汉记载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传说楚王在河边散步时看到一颗柳树，其态袅娜多姿，见之大悦，遂赞美道：如果有人的腰这样纤细多么好。正是：王者一句话，饿死人几多？面露饥色的王公大臣们大概未必领会楚王的深意，也许是要实行简朴之风，然而这不过是后人的有情踹度罢了。也许楚王别有嗜好呢，争当王者的贤人未必对官僚阶层是一件坏事，只是这代价太大了，命都要葬送掉换来的王者青睐，恐怕不是人道和明智的。封建帝王的威权和臣子的卑微以楚楚动人的“媚态”呈现。然而历史的事情谁又说得清？尤其王者的心思谁又猜得透的？楚王，至少他的审美情趣是有几分俏皮可爱的。因此楚字又多了几分冷峭的难以琢磨的基调，王者的基调。 到了现代，若有人被称为楚腰，恐怕是现代时尚的引领者。 柳永有词云，暮霭沉沉楚天阔，楚天，令人想到南国碧蓝辽远的天际，多少深情厚爱都在楚天之际。楚天今泛指长江中下游的地域。 衣冠楚楚则出自诗经，大概做个衣冠整洁鲜明的人是所有人的理想。衣冠楚楚，楚楚动人，楚楚可怜，楚楚不凡，楚弓楚得，楚才晋用…...，凄楚，痛楚，清楚....复杂多意，变化万千。当得翘楚的大概是《楚辞》，楚国大夫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承袭屈赋的形式，骚体类文章的总集。 楚，烂漫的一支春花，开在华夏文明的沃土，愈开愈浓烈，愈芳香，楚格，音译而来，一个伟大的译者天性使然，大概是有深厚美学功底的，腼腆顾盼间的一个完美的诠释。 楚格，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典雅传统和现代化兼容的小镇的名字，楚格，鲜活的生命力，恒久的超然和美好。古老的情调和庄重，幽谧的气韵与和谐，不沉溺，不耽于幻想，不对抗，从容自若，慢悠悠地从历史中走来，走到历史里去，无尽的循环，如沙漏........

教育，孔夫子和乔布斯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俺不是教育学出身，没有学过任何有关教育的理论，凭着自己几十年的悟性，俺把教育的目的分两大类：（1）拷贝（2）创新。拷贝是基础，创新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赖以进化，从猴子到人，从地上爬到现在天上飞的最基本动力。 说到拷贝式教育，中国人万万不会忘记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孔夫子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捧上了“圣人”的地位。孔子一直被中国称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基本国教”。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宗教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对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宗教就是儒教。但是，如果你把儒教思想狗熊掰苞米一样掰开来，呵呵，你会看到两层芯子：（1）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仁义（2）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三从四德。你仔细翻一翻儒教里的仁义，再去看一看现在这个世界到处宣扬的“普世价值”，你会发觉“Nothing New”（没有任何新鲜的）。其实人类最基本的爱，真，善，美，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不是孔子原创的，所以这里，儒教的贡献不是创新，是拷贝。在教育中是最低级的一层，给儒教打分，分数不会高：因为这是拷贝抄袭的内容。而另一层，三从四德，却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儒教的创新内容，在试卷里可以打高分！但是遗憾的是，这创新部分创出来的三从四德，却是中国文化中真正毒害中国人几千年的糟粕。三从四德，完全是儒教为皇帝服务，戴在老百姓头上的枷锁！那正是鲁迅《狂人日记》所写的：人吃人！孔子的哲学，是中国典型的官场哲学，孔子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官本位，奔着想做皇帝的辅佐。中国大众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利的膜拜，是有渊源的。 孔子作为儒教的鼻祖，他喜欢学生去“深刻体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的问题，都是封闭式选择题。如果学生回答的和他的思路不一样，孔子让你再悟。哈哈，悟到学生某一天成为他肚子里的蛔虫，那就是他最出色的学生。所以孔子要摆“师道尊严”，学生是不可以挑战老师的。孔子要的是拷贝式学生，现今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大批高分低能学生，都是孔子的好学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君不见，孔子之后中国浩浩荡荡几千年的历史，竟“无一人是男儿”，胆敢超过孔子。悲哉，我之大中华，到底是孔子太强，还是孔子后人太弱？ 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 、到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代，是一代胜一代，一代创一代的理论。因为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一样给学生作封闭式选择题，他的问题，都是开放式问答题。他没有把自己树立在圣人的地位而不可超越。这就是教育的更高一个境界：鼓励学生胜过老师 ，鼓励创新，鼓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格拉底自己说：我不是智慧者（Sophist），我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Philo-sophia）。苏格拉底最后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追求真理的承诺，其为了追求真理而藐视权威和孔子的一心奔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中国和美国最名牌的大学生在电视上PK。在真理、智慧、权力、金钱四个选择题中，大部分的美国学生首选了真理和智慧，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其实这选择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的教育和追求，是万变不离一个框架，这便是做官 ——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权力和金钱，不是真正的真理和智慧。创新一定要挑战原来的权威。当一个学生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时，他必定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影子之下的拷贝者。 说到苏格拉底，令我想起大名鼎鼎的苹果教父乔布斯的一句话：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么夸张的一句话！乔布斯的一生，就是追求创新的一生。创新和中庸，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听一听乔布斯的话： · 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教育的本质，不是拷贝。否则今天大家还是北京山顶洞人。教育的本质，是创新，是在拷贝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创新。但是几千年中国的儒教哲学，把国人的教育本质，限制在拷贝上。记得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美国一个幼儿园的家长，把一家幼儿园告到法庭，其母亲抱怨：我儿子在进幼儿园之前，我在纸上画一个圆，他可以告诉我，这是鸡蛋，这是太阳，这是电灯。但是进了你们这个幼儿园，现在他只能告诉我：这是零，没有任何别的答案。其母亲一怒之下，告这个幼儿园扼杀其儿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哈哈，听似一个玩笑，但是这是中国很多孩子的现状！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面，他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让后代更快地拷贝，但遗憾的是，另一面，教育往往抹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在师道尊严的教育体制之下。所以给孩子们更大的空间，鼓励孩子创新，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 文：毕飞宇 编者注：本文来自读者月照花林的推荐。她在推荐语中写道：一次有趣的文字游戏，一番犀利的思辨剖析，竟折射出两个伦理价值基础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文章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又法人深省，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思想冲击。这样的重读经典更有意义，向作者的批判精神致敬。 毕飞宇，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玉米》、《推拿》。 一个女人，因为她的虚荣，向朋友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舞会去了，在项链的照耀下，她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不幸的是，项链丢失了。虚荣的女人为了赔偿这条项链付出了十年的艰辛。然而，十年后，她终于从项链的主人那里知道，所谓的钻石项链是假的。 ——这就是《项链》。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家喻户晓的原因并不复杂，它多次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头。家喻户晓的原因还有一个，《项链》的写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国的小说传统——因果报应。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其实有弱者的模式，自己无能为力，那就寄希望于“报应”。基于斯，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与电视上，一位倒霉的老汉听说自己的仇家遭雷劈了，他老泪纵横，不能自己，他对着苍天捶胸顿足：“——报应啊!”他那是欢庆胜利。好了，都报应了，天下就此太平。 《项链》的“报应”当然有它的主旨，它剑指虚荣，或者说剑指女人的虚荣。如果我们“深刻”一点，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它剑指人心腐朽与道德沦丧。如果我们的“深刻”再带上一些历史感，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说，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导致了人心的腐朽与道德的沦丧。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这个。莫泊桑告诉我们，拜金与虚荣绝无好报。他的批判是文学的，也是数学的，也许还是物理的。像E=MC2一样，《项链》这篇小说其实也可以简化成一个等式： (女人)一晚的虚荣=(女人)十年的辛劳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不重要。乌龟到底能不能跑得过兔子?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泊桑相信，拜金与虚荣本身就带着寓言式的、宿命般的霉运。 是8岁还是9岁?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了《项链》。他没有涉及拜金与虚荣，也没有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讲的是“凤头、猪肚、豹尾”。父亲说，“那一串项链是假的”就是“豹尾”。 是高一还是高二?我们的语文老师终于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解了《项链》。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重点讲了两条，第一，资产阶级的虚荣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第二，在小说的结尾，为什么马蒂尔德会在弗莱思洁面前露出了“自负而又幸福的笑容”呢?这说明劳动是光荣的，劳动可以让人幸福。 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这两条，是因为老师的话太离谱了，它自相矛盾。——怎么可以用光荣的、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去惩罚呢?这就如同我在打架之后你惩罚了我两根光荣的油条，我再打，你再加两个光荣的鸡蛋。但是我没有举手，也没有站起来，我的老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不想为难他。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至今都不能确定我的大学老师有没有在课堂上分析过《项链》，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就课程的设置而言，老师们讲述法朗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莫泊桑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时段。关于这一个时段，我记忆里头有关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是模糊的，清晰的只是一大堆的形容词：虚伪、贪婪、吝啬、腐朽、肮脏、愚蠢、残忍、丑恶、卑劣，奸诈，行将灭亡。这些形容词不只是修饰，更多的是界定，被修饰与被界定的中心词只有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说，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一句话，西方的文明是一块臭肉。 我想说的是，在我读大学的那四年(1983-1987)里，人们对金钱、资本与西方依然保持着丰沛的却又是动摇的仇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在批判金钱、资本和西方。在我们的记忆里，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批判金钱主义、资本主义、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是的，如果你不去读小说，仅仅依靠课堂，你会误以为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同一个写作班培训出来，他们类属于同一个合唱团，只训练了一个声部。 老实说，分析《项链》是容易的，《项链》很清晰，还简洁。如果我们把莫泊桑和左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分析《项链》也许就更容易。作为一个和“自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莫泊桑一点也不“自然主义”。他另类。他独辟蹊径。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如果说，左拉钟情的是鲁智深笨重的禅杖，莫泊桑所擅的其实是轻盈的飞镖，“飕”地就是一下。莫泊桑不喜欢对视，他是斜着眼睛看人的；他乜斜着目光，却例无虚发。 他只让你躺下，可他从不谑尸，碎尸万段的事情他从来不干。正因为另类，他的前辈法朗士，他的精神领袖左拉，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配得上那些评价。 《项链》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结构完整，节奏灵动，主旨明朗。直接，讽刺，机敏，洗练而又有力。你可以把它当作短篇小说的范例。如果让我来说，我能说的也许就是这么多。事实上，关于《项链》这个短篇，我真的已经说完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像，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所以，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我所说的这些莫泊桑也许想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 一切都来源于昨天(2015年7月11号)。就在昨天下午，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件无聊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把《项链》重写了一遍。当然，所谓的重写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游戏，我把马蒂尔德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把马蒂尔德丈夫路瓦赛的名字换成了王宝强，把富婆弗莱思洁的名字换成了秦小玉。几分钟之后，汉语版的而不是翻译版的《项链》出现了。故事是这样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书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因为虚荣，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去了。派对结束后，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王宝强和他的太太四处打工。10年后，也就是2014年，这对夫妇终于还清了债务，他们在国庆长假的九寨沟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没能把苍老不堪的张小芳认出来，然而，张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诉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惊，反过来告诉了张小芳另一个真相：“那串项链是假的”。 虽然是自娱自乐，但我的游戏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据：今天的中国金钱至上，今天的中国资本垄断，今天的国人太物质，今天的国人很虚荣，今天的国人爱奢侈。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发表《项链》的那一年——的法国很类似。既然社会背景是相似的，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当然就可以置换。 但是，我沮丧地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中文的人名，汉语版的《项链》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破绽—— 第一，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宝强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 第二，相反，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他的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带着这条钻石项链，可她绝不会带着这条项链到部长的家里去。在出发之前，她会取下来。她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 第三，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再幼稚、再虚荣、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她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她一定会“低调”。当然了，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无论她的脖子上挂着什么。——除非张小芳把长城买下来，再挂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机关常识。 第四，假货是中国的基础，造假是中国人最普遍、最杰出的生存能力。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谁还没买过假货呢?张小芳，一个虚荣的、骚包的女人，她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让她去借奢侈品，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是写作的人脑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说，这对夫妇真的借了，项链真的被这对夫妇弄丢了，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其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项链”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王宝强夫妇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这部小说? 第六，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一条钻石项链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书辛苦十年么?对了，还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的脏衣服呢?她那么漂亮、年轻。这年头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的脏衣服?张小芳挣钱的方式有许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为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张小芳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更可能没有。 第九，这年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质，有些虚荣，只不过借了一条项链想在派对上出点小风头，这怎么了?怎么就伤天害理了?你一个作家利用手上的那点写作权力，恶意升华、草菅生活、肆意糟践，刻意安排人家过了十年的不幸的日子，你这不是仇富，而是变态。你的写作心理是不健康的。一位女士的小虚荣怎么了?那么多的官员在那里搞形象工程，动辄损失几个亿、几十个亿，这样的虚荣你不管不顾，你无聊吧?你吃了药再写好不好?你的情感方式不适合做一个作家。 第十，就因为女人的那点小虚荣，这个社会就虚伪了?贪婪了?吝啬了?腐朽了?肮脏了?愚蠢了?残忍了?丑恶了?卑劣了?奸诈了?在中国，女人的虚荣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能耐?造成中国严重社会问题的因素有许多，恰恰不是女人的虚荣。拿女人的虚荣来说这么大的事，只能证明你的浅薄与无知。你的理性能力远远达不到写作的要求。 我只是随随便便的列举了十个理由，如果你愿意，你也许还可以找到另外的十个理由。我只是纳闷，我更好奇。——这么好的一篇小说，什么都没动，仅仅替换了几个汉语的姓名，怎么就这样狗血了的呢?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魔术，也不是娱乐与游戏，相反，它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我的能力不足，学养不足，我恳请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好好地面对一下这个独特的文本，虽然这个文本是狗血的、漏洞百出的。 也正是纳闷，也正是好奇，我把《项链》里头所有的姓名都换回去了。再看看，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么呢? 我说过，《项链》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但是，诡异的是，或许是被汉语版的《项链》吓着了，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有了阴影，我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我从《项链》里头看到了别的。这些“别的”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该不该把它们说出来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严重的忧郁症。但是，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想法说出来，我也会忧郁。 在莫泊桑的《项链》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也无论当时的法国具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我想说，在1884年的法国，契约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项链》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 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 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我在这里很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个更好?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 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 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众星捧月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自己的想像看到马蒂尔德的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惩戒马蒂尔德，他给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我对耐心这个东西特别地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想必朋友们都会同意，当代的中国是没有耐心的。我们热衷于快。我们喜爱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太滑稽了，这个振奋了我们几十年的判断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它让高贵的生命变得粗鄙，直接就是印钞机上吐出来的印刷品。我们人心惶惶，我们争先恐后，我们汗流浃背，我们就此失去了优雅、淡定、从容和含英咀华般的自我观照。没有耐心，极大的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 耐心有它的标志，——我们能像还钱一样耐心地挣钱;——我们还能像挣钱一样耐心地还钱，就像马蒂尔德所做的那样。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挣钱的态度决定了还钱的态度，还钱的态度也决定了挣钱的态度。挣和还都特别重要，没有人只挣不还，也没有人只还不挣。要好，两头都好，要坏，两头都坏。 心情愉快，我终于要说到钱了。 关于钱，《项链》告诉我们，在1884年前后，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法国教育部的书记员收入是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我说“中产阶级生活”倒也没有胡说，无论莫泊桑怎样描写马蒂尔德对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如意，但是，她的家里有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女佣。因为女佣的存在，再怎么说，马蒂尔德也是衣食无忧的，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的。 一个鬼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这个鬼魅的东西叫钻石项链，换句话说，奢侈品。再换句话说，奢侈的生活。这条项链有多奢侈呢?算起来吓人一跳，等于公务员一家十年的收入。 这句话还可以换一个说法，1884年前后的法国，一条钻石项链可以维持十年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想说，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地美好，这个美好就是正常。我愿意把所有正常的生活看作美好的生活，——你是丰衣足食的，只要你别奢侈。 莫泊桑为什么对马蒂尔德的虚荣不能原谅?说到底，她奢侈，最起码，她有奢侈的冲动。 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只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也不是不可以有贫穷，可以，但是，只能有少部分贫穷。 最为糟糕的社会是，一方面有大量的贫穷，一方面有大量的奢侈。我说这样的社会最糟糕，依据的是生活的常识：这样的社会不正常。这个不正常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贫穷太容易，奢侈也一样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1884年的法国是多么地正常。 所以，莫泊桑先生，息怒。在我看来，你所批判的那个“法国社会”是多么地正常，多么地美好。我宁愿相信，你所批判的不是金钱、资本和西方，你所批判的仅仅是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是的，奢侈冲动它才是原罪。 最后，我想说一说《项链》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的大前提。 《项链》这篇小说有一个所谓的眼，那就是弗莱思洁的那句话：“那一串项链是假的。”这句话是小说内部的惊雷。它振聋发聩。我相信第一次读《项链》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打晕。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假货，或者说，是假。这就是所谓的大前提。 但是，这个大前提恰恰又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假”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使人吃惊?很简单，“真”的环境。同样，如果环境里头到处充斥着“假”，或者说，整个环境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将失去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和震撼力。 在《项链》里，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说线性极为明了，假——真——假。借来的项链是假的，还了一条真的，最后再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块巨大的磐石，稳固地盘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后，“假”出现了。在“真”与“假”的冲突中，构成了所谓的小说戏剧性。 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将小说的线性做一次调整，变成真——假——真?能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事实上，这样的作品文学史上有。牵强一点说，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可我们不该忘记，《局外人》并不类属于现实主义，它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什么?荒谬。荒谬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假”盘踞在生活的中央，闹鬼的反而是“真”。 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存在主义的真——假——真这个线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它的线性只能是假——真——假。我是不是强词夺理了?没有。道理不复杂，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说，求真，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认知的基础、审美的基础和伦理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真”会使我们平静、愉悦，而“假”则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与恐慌。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只能依靠“假”对“真”冲击来完成，而不是相反。 《项链》正是在“真”这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故事。当莫泊桑愤怒地、讥讽地、天才地、悲天悯人地用他的假项链来震慑读者灵魂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 莫泊桑，你安息吧。

你在困惑的“文化身份认同”中拾检生活吗？ 文：路歌（蒙特利尔） （图片：我和我的朋友们。手机拍摄。） “文化身份认同”，随着海外生活的延续，似乎成了一个困惑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我问朋友，你该怎么回答： 说你是中国人。你肯定坚定不移地说：是。问你是加拿大人吗。你会说：是啊。 问你在加拿大的生活方式。你会说：中国人的习惯，难改呀，也有加拿大人的方式，顺从政策规定和生活原则。 问你比如哪些生活方式。你会说：很多，购物社会交流，工作方式，连生孩子也像老外一样，买一个小推车加一个小小单人床。 问你生活的感受。你会说：很闷，哪里有中国热闹，那边是家庭似的，亲戚一堆，抱在一起。 问你为什么选择呆下来。你会说，这里生活平静，自由自在，自然清新，再闷也没有老外承受“孤独”的能力，习惯了就很好。 问你生活那么多年最想说点什么。你会说：一言难尽，出一次国，安一次新家，接受一次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问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你会愣一阵子说：请问我是谁，当然啦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人，离开了熟悉的中国，住进了不熟的加拿大，有中国心，爱加拿大，我怎么在“夹缝里”了。哈哈。 问你任何看待自己的加拿大身份。你会说，老实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中国人，在心里呢。比如这里的选举我没多大兴趣，如果中国的大事，我就如同住在北京的中国人了，关注！ 问你怎么看待这几年的成长。你会说：这几年的加拿大生活让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安定了，老人也来了，生了三个孩子，政府也给了不少牛奶金，出国时蛮好的。想到成长，还是想说，不得不首先感谢祖国那些年给予的教育和培养。 问你为什么写起东西了。你会说：文化历史的两种经历，感受很多，很想写出自己生活的变化和“不同”。 问你怎么个“不同”了。你会说：我写的是加拿大生活，为什么我的想法总是有中国味，有时表达了我的加拿大的“味道”，可惜又少了中国风格；我不想像中国人那样写法，张口就是讲人与人的博弈，斗争的哲学。这里生活那么简单，想写人与大自然的生活，可惜，我的生活方式常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和生活资源，有时感到苦恼，为什么我不能溶于现实的环境中。 问你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吗。你会想了想说，应该不少人这样吧，真的。 问你那么你如何认定自己的生活故事呢，比如如何看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你会说，不知道，应该是加拿大的移民文学吧。不过，有点不同，至少是少数人的文学，多元化的一部分啦。 那好，问你想好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做一个怎么样的加拿大人呢。你会惊奇地说，真没想过，我看我的中国身份可能永远刻在心上，可能就按照现在的思维方式生活。难道，人的本性会改变吗？ 这样，你总归要被“文化身份”的认同而纠缠，世界在变，中国人在变，在“世界村里”你是哪家姓氏的。你会说，“身份认同”除了客观因素，跟主观有关联吗，如果有关联，我也得思考，找到自己呀。 问你的人也感到奇怪了。你到底想做什么人，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在早期东方主主义的观念里，只能选一个。现在你有智慧去“猜想”。 哇，你最终抓了抓脑袋说，我应该是生活的加拿大人，文化与世界观的两重性人，真正的第三种人：在两者之间存在。聪明的你，答案可以拿到80分。 原来，你认同的是“夹缝里的人”，酷。 就让下几代人去做加拿大“鬼”吧！ （图片：作者手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