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文:刘悠扬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 这是一段与深圳密切相关的文学之旅。 从20年前在深南路上得到灵感，写下《出租车司机》，到2016年《出租车司机》英译版在加拿大出版，薛忆沩花了20年时间，将“深圳人”带到西方。 2016年6月，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其“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Shenzheners》正式进入英美图书市场。对于深圳而言，这一文学事件是个里程碑：它为英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 6月4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上，薛忆沩带着《Shenzheners》，第一次面对西方媒体和读者，谈论他笔下的深圳和深圳人。接下来的多伦多文学节、温哥华文学节，都将有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Shenzheners》将和英美世界产生对话。 更早的对话，在翻译之初就已启动。尽管薛忆沩本人也用英文写作，但这本书的翻译，还是邀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家——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 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吴明益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版前，出版商Linda Leith问薛忆沩：这本书要献给谁？薛忆沩稍作思考，用英文写了一句话：“给那个启发了我的爱尔兰人。”那个爱尔兰人，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都柏林人》，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而《Shenzheners》，如今正被西方读者称作“中国的都柏林人”。 《Shenzheners》中的小说，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几乎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薛忆沩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是他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本期读书周刊，薛忆沩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首次对国内媒体讲述“深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将如何在英美世界“发酵”？这一事件对深圳意味着什么？西方读者又如何看“深圳人”？《Shenzheners》的出版商、“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Linda Leith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采访，她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对话薛忆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AiaHQlwSFyQEbMp4NexVDppaHXLY201mRib6VemuG7SayFA2hQpwiawXA/0?wx_fmt=jpeg 《Shenzheners》 1. 作品翻译迎来“破冰之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忆沩：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也用一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应该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薛忆沩：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的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的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将会接踵而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薛忆沩：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写作的特殊性。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中。它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2. Shenzheners与《都柏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薛忆沩：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中文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薛忆沩：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宣传活动的一些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宣传活动6月初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事实上，它的宣传已经于5月14日在深圳的福田图书馆开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文学节上，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3. 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薛忆沩：《作家》杂志1987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这个版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我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薛忆沩：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视“人性”而轻视“物象”，关注“内心”而忽略“外表”，贴近“边缘”而远离“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有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4. 他们对中国文学怀着敬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在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薛忆沩：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非常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出版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她是伽兰的研究者，也是伽兰的朋友。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她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薛忆沩：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在那里，我也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5. 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将出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包括《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薛忆沩：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薛忆沩：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第一”会属于目前还只有繁体字版本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不久，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薛忆沩：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20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Linda Leith (“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 “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来就远离深圳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同时却又十分亲近、可信。 我喜欢Darryl Sterk既口语、随和，又节制、严谨的英译。这种节制和严谨达到的极致使个体生命的宽阔景观可以通过微小的动作、表情和精准的词语本身来呈现。 《Shenzheners》这本书的外表首先就让所有人对它感觉既陌生又着迷。书的封面上和每篇作品的开始都配上了中国艺术家蔡皋的插图。谁能不被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插图迷上呢？而封面设计使用的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不仅漂亮，还令人好奇甚至诧异。 最大的诧异当然源于书名字母的排列。“Shenzheners”是一个很长的词。这意味着只能用较小的字号才能将它在一行中排出。想到薛忆沩的写作受到《都柏林人》的启发，我查看了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集多种版本的封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版本将“Dubliners”这个词切断，分三行排列。于是，我们的设计Debbie Geltner在封面上对“Shenzheners”一词做了类似的处理。这使得这个词本身和“深圳人”这种身份变得哪怕是对熟悉他们的人都感觉陌生了。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词，去感受“深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的原因。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 　　我的“深圳人” 蔡皋(画家、《Shenzheners》插图作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MPK4PEyMEZGAFJe3tJUGxFticcD3iakrj4Ric0ZXbTdHGOIzWNrUBDCiaA/0?wx_fmt=jpeg 《Shenzheners》插图 读忆沩的作品我总是站在作品后面的那个人。读着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千人。越变越多，越变越小，变成豆丁。 遵忆沩嘱为“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画插图，我便坐东窗下画起来。画着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万千人，两种东西合成了一处。 人，灰色人群中的灰色点子，类似物理学中的玻色子，天生倾向呆在一个状态，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变成另一个状态……世界就这么变化着，又觉察不出变化。 我的朋友岸子曾同我讲美丽的物理学，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个小圆点，再画波长，画栅画基本粒子的位置，我被她感动，我的豆丁小人实起于那个笔记本上的那个小点点。 我喜欢豆丁。 我居住的城市有魔幻的高楼，我不喜欢摩天楼，小高层还可以。我的住宅就在一小高层的顶层。顶层有花园，只要眼光短浅，也可以将花园误会成大地。但我总不能老捂着眼睛哄眼睛，我喜欢看生活，小高层楼房看生活不隔，我看街看城，看满到处有趣的豆丁，看自己提着篮子拖着影子跑生活。出租车和它的司机、小贩和文盲、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忆沩的视野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熟悉这些，觉得亲切，就像深圳的读者熟悉忆沩，觉着亲切一样一样。 不好意思，希望我画的豆丁也能被西方的读者接纳。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读书”，作者为《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8） 文：林炎平 中国模式——穷国廉价劳动力伤害富国蓝领工人 另一些人说现在的世界贸易是西方剥削中国，他们的说法基于这样的分析，即通常西方零售价格中仅仅有10%的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言下之意是西方把最苦最累的那一小部分给了中国，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比例，而是，西方给予中国的这一部分加工费对中国和西方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在欧美和中国的生意例子说明，中国工厂给予美国进口商的离岸价格通常是其最终零售价的1/5到1/4，有的比较高端的客户可以达到1/10。其实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如果仅仅从比例上来说，也可以达到比这个更低的。 为了便于阐述这个问题，可以把一个产品的成本构成大致表达为： T(总价格) ＝ M(材料) ＋P(加工) ＋D(设计) ＋C(管理) ＋F(金融) ＋R(零售) 以上抱怨西方剥削中国的人所说的就是在总的价格中只有劳动密集型的P（加工）和一部分M（材料）是在中国做的，而其价值仅仅占到了总的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如果这个加工不在中国进行，那么P（加工）这一部分在西方的加工成本大致是中国加工成本的5倍。这仅仅是加工费用上的差别，而材料部分的价格差异就没有这么大，所以产品的离岸价格大约是西方本土生产价格的1/3。但由于运输费用，远程控制费用和时间的增加，最终对于零售商来说，他们最终为抵达其仓库的海外生产产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本土生产的1/2。这样，本来在西方国内的加工成本20美元降低为10美元。但是，这并非产品的全部成本，其他成本并不由于在海外生产而降低，比如设计，仓储，管理，金融等等，我们不妨假设其成本为5美元。这样，其零售商的进货总成本为15美元，于是其零售价可以设置在50美元，产生的毛利35美元用来支付各种和零售有关的费用，比如，广告、人工、房租等等。在服装类行业的零售店，毛利一般是销售价格的40%－70%。 T（零售价）＝ 10（海外加工费）＋ 5（管理费用）＋ 35（零售毛利和费用）＝ 50 如果产品在西方本地制造，那么其在本国的成本是不变的，这样其总成本就是25美元，因此，其零售价大约会在75美元。 T（零售价）＝ 20（本土加工费）＋ 5（管理费用）＋ 50（零售毛利和费用）＝ 75 于是，在中国进行加工使得西方进口商原来需要付出的20美元的加工费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原来应该给予西方本国企业的20美元变成了给中国企业的10美元。这节省的10美元成本，使产品价格最终下调了25美元。西方消费者的受益就来自这零售价下调的25美元，但是，这些消费者中有那些被中国劳工替代的产业工人，面对下调的商品价格，他们的收入也降低了。对于这些西方工人而言，此时赚取这50美元的难度很可能已经等同于过去挣75美元，甚至更高。 亦即，价格降低了，但是工人的购买力没有上升。由于产品的加工被转移到了海外，这些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消费能力下降。不仅如此，整个西方社会也没有直接受益，由于产品的零售价降低，西方政府的税收降低，虽然有进口关税，但是相对较低的西方进口关税率，使得关税所得不可能弥补零售税的降低。由于税收的减少，社会福利也不得不受到负面的影响。这个推论得到了西方工人购买力统计的证明（见图表）。 反观中国，尽管西方的的确确仅仅把整个生产销售链的一小部分给了中国，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却非同小可。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西方订单的大量涌入使得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在短短的时间内遍及全国各地。 其次，这些订单都是销路畅通的，完全没有产品积压危险，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完全销售了出去，变成了硬通货。 再者，为了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西方的资本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直接用西方资本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成立合资公司。 在一些技术成分比较高的领域，西方还源源不断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从而使得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 一些先进的管理也随之进入中国，以保证产品可以得到质量和速度保证。 由于以上的原因，本来中国劳动力在用极其低下的生产效率生产没有市场保证的产品，一夜之间，他们就进入了国际生产和销售链。我记得在1978年以前我在农村一年可以赚取200人民币（大约合50美元）的报酬，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可以赚取300人民币（约合8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来自农村进入外贸工厂的劳动力每年可以赚取3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进，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这30年来产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的改善极其有限，甚至乏善可陈。 如下图表是很有说服力的数据：美国的非管理性工人的实际工资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2007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在197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以后，即趋于下降，于1993年达到局部最低点。虽然1993年以后实际工资缓慢回升，但是到1998年，在美国经历了五年“强劲”的经济扩张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仍然比1972年低，甚至低于1966年的工资。到了2007年，工资仍然和1966年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四十年没有涨工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2NYiap7F2ObtszuhCHI2T8SyAAEGpWlicc6RjFuh2l4r4eW9lCpWibdd1NHO1YhQ8kZPibIIzAicze0Q/0?wx_fmt=jpeg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整理分析：林炎平) 另一个反映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家庭实际收入的变化。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把全部美国家庭五等分，收入低端的40%家庭在1968－2005年的37年里平均实际收入累计只增加了20％，相当于年递增0.5%，收入高端的5％家庭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6％，也只相当于年递增1.6%。只有占人口极少的极富家庭，才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年递增。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正是西方经济有长足发展的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增长成果到了哪里？也正是这个阶段，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穷国。正是这个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收入，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收入突飞猛进，而他们的受益，正是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结论不容置疑，西方长足的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和西方做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 显然，中国不是唯一导致西方的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这个“池塘”实际上是封闭的，并不对外界构成影响。那时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一些其他“池塘”（第三世界地区）造成的。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国家一再由政府立法提高本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西方的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必然比现在的还要低。 开放——立竿见影 改革——步履艰难 西方和中国的贸易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对等，前者受益的仅仅是某个时段的资本占有者，而后者受益的是相当长期的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时过境迁，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穷国的无产者和富国的资本家。这样的联合需要穷国政府提供方便，而通常穷国政府乐此不疲。“把富国的劳动成果卷到的穷国来。”在这个目标上，穷国的政府和富国的资本家是一致的，富国的资本家将得到更高的利润回报，而穷国政府将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更高的税收。穷国的产业工人理所当然欢迎这样的联合，他们的工资将由于进入富国的产业链而必然提高。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穷国政府的倡导下，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联合了起来。倒霉的是富国的产业工人。富国多少年来辛苦经营起来的福利体系和工资标准都不得不向这些低人权和低工资的穷国看齐。 并不是说富国的产业工人在过去的40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的产品今天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完全来自科技的发展。反观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来自西方投资，也来自西方的最新科技成果。今天中国的通讯、交通、电子设备，都是西方提供的，虽然这些没有一样源于中国，但中国却几乎在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它们带来的益处。 这还不仅仅是资本上的流入，更加重要的是技术上的输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设备、技术、管理和资金是直接的生产力，其不仅仅直接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了按照西方订单所需要的畅销产品，而且这些生产力同时生产了中国国内所需产品。中国把国门打开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些自己曾经无法创造的生产力。没有西方，中国根本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潜在生产力可以解放，中国除了人力以外基本没有别的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不是靠解放，而是靠引进得到的。这巨大的生产力完全是西方提供的。邓小平先生说得很对：“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在现代中国起着关键和巨大作用的生产力——正来自于西方。 正是依靠这样的模式，一些本来不可思议的成就在中国取得了，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本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这些本来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了。 中国过去铺设柏油马路基本上依靠人工，最后用简单的压路机完成，效率极低，路面质量不高。但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大型机械，铺路就如同用联合收割机在工作，和马路一样宽的施工机械在向前行进中就在其后面留下了已经铺设好了的马路和公路。 过去打隧道非常危险和艰苦，需要人工一点点掘进，但是由于先进机械的引进，隧道施工不仅省力而且安全了。巨大的掘进机在其前端把岩石击碎，将碎石和泥土送往其后端，再由传送设备运到隧道外面。更加重要的是，在掘进过程中机械就自动将隧道的顶部和两侧被覆好了，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塌方的可能性。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大型船舶的制造和使用是远洋航运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只能造万吨轮，而且那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大吹大擂。但是国外那时的造船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吨级。没有这样的远洋货轮，远洋贸易就不可能。现在中国的造船行业的设备和技术也都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天空飞翔的飞机，是西方提供的，没有它们，中国的航空便不可能。 甚至在劳力密集的纺织工业中的先进织布机、电脑横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用这些机械制作的产品，立即销售到了西方，换回了外汇。同时，用它们生产的产品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 由于国外企业主希望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就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拉到了中国，培训中国工人来使用这些设备生产。我所知道的许多行业的许多设备都是这样引进的。比如冷挤压设备和技术，这个技术本来在国外已经算是很老的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无法攻克的问题，于是一些冷挤压设备的引进直接就解决了中国原来的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生产的电视机、电脑等等，其核心部件都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中国所做的仅仅是把从国外引进的心脏部分和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组装起来而已。所有的电脑的芯片都是进口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屏技术也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 中国繁荣的手机行业，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所有的基础工作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中国在直接引进了这些技术和设备后，形成了今天的繁荣。 还有一个我们极不愿提及但是不可否认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西方很多软件在中国被广泛非法使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使用的软件绝大多数是盗版。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很大程度上的生产力是建筑在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些盗版软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无法正常运作。换句话说，中国企业靠剥夺西方工人的劳动换来了自己的繁荣。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向西方引进的风险几乎全部在西方，而中国基本上不承担风险。作为投资方的发达国家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作为被投资方的发展中国家。著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MEMC投资洛阳硅材料厂，后由于许多原因而入不敷出，最后这家美国公司不得不放弃，用象征性的一美元，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设备忍痛割爱“卖”给了洛阳硅材料厂。这样的“豁达”，虽属无奈，并非所有国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 纵观以上每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等，其先进设备和技术都来自于西方。如果中国不借助于这样的技术，设备和资本的进口，中国的整个工业完全不可能有什么长足的进展。唯一没有大规模受益于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是中国的普通农业，也就是非农场型的传统农业，在那里虽然我们也看到了进步，但是那样的进步是根本无法和发生在中国沿海特别是大城市的进步相比拟的。 中国普通农业的进步应该是中国自己改革带来的进步的典型代表，理应受到高度评价。回想30年前，就我亲眼所见的中国农村，在山西广大农村，包括当时作为中国农业榜样的大寨，生产力极其低下，终年的劳作也只能挣到一些口粮而已，有的农民甚至一年的收入无法支付口粮钱，这样的农户被称作“倒挂户”。我作为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入也仅仅200元人民币，而且是没日没夜的劳作，没有任何休息日，而且经常处在饥饿的边缘，吃肉是奢望，能够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相对于当时农民那种入不敷出和食不果腹的状态，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 当前几年回访这个太行山小山村时，我看到过去那种牛马般的劳作不见了，细粮和荤菜已经是家常便饭，住房虽有改善，但是仍然变化不大，卫生仍然堪忧，饮用水仍然是从山沟里汲取。平川村子的变化会大一些，但是在没有工业的农村，只是在衣食上有改善，其他就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边远农村的生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山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外出到沿海外贸发达地区打工了。可见，就是边远的农村，其改善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 和山西普通农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沿海一些直接参与西方产业链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的贫穷和山西农村大同小异，但是改革开放后工厂如雨后春笋，如今已经基本上工业化了，不仅完全消化了当地的农业劳动力，还从全国各地其他地区招收工人。这些地区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道路、建筑、工业化程度、劳动力收入，均与30年前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浙江和江苏的农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参与了西方的产业链，亦即它们都成了西方的产品生产的一环。 西方用昨天的劳动，亦即资本和技术，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就。那么中国的成就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成分吗？当然有，但那是次要的。如果今天把国门关起来，便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中国目前的未进入国际产业链的那部分农村的发展就应该是中国离开了西方所可以做到的最高成就了。这些农村就如同我看到的太行山农村一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工业化的迹象。 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谈何容易，如果完全是自己土打土闹，折腾到猴年马月也难成气候。西方工业化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如果自己搞工业化，并无什么捷径可走。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并不是没有试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管理。过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人家的技术和设备并不白给。现在突然发现，西方资本家远远比苏联老大哥要慷慨。当然西方资本并不是来白给中国什么，而是来追求利润，但是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并不带有别的附加条件。只要你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资本就会给你一切。这比当年和苏联合作要简单合算多了。而且，来自西方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也比苏联的先进多了。 那些抱怨西方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的人，那些抱怨中国不得不用多少件T恤衫换取飞机的人，其心态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酒家，一天有一个道士光顾，饭后不付钱，但是说可以给酒家做一点好事作为补偿。道士到酒家后院的水井撒了一些馒头屑，就扬长而去了。酒家的老板娘很生气：不付钱还把水井搞脏了。第二天，去水井打水时却大吃一惊，水井里不再是水而是好酒。从此，酒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数年后，此道士又来了，说是路过看看，酒家盛情款待。道士问，生意可好？酒家老板娘道：好是好，只是没有酒糟喂猪了。道士莞尔，告辞了。自此，水井不再出好酒，而又是一口寻常的水井了。 毫无疑问，抱怨西方剥削中国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种剥削可以使得“被剥削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剥削者”，这样的剥削还是剥削吗？每年春节刚过那从内地赶向沿海城市的就业大军，难道是为了去痛斥西方的剥削吗？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里有他们在老家得不到的报酬和无法实现的价值。这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向世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西方给予了他们机会。而他们也通过艰难跋涉和辛勤劳动把这些机会和实惠带给了他们的老家。他们就像媒介，在用西方巨大的生产力直接造福当地的同时，也间接地带给了他们的老家。 环境污染——急功近利和管理不善的后果 面对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些声称中国吃亏了的人还不就此罢休。他们最后一招就是：尽管开放使得我们从西方得到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正是这些引进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西方把污染工业搬到了中国，污染了中国的环境。 这样的说法既错误又滑稽。这就如同：一个富裕家庭在过年时送了一头猪给一个贫穷家庭。这穷人家，吃完了猪肉，随即用猪肉撑起的底气，指着狼藉一地的猪骨头和猪毛指责给他猪的富户，“你的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我家。”猪，都是有骨头有毛的，富人家的猪也不例外。得了别人的猪，吃了别人的猪肉，还来指责别人用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自己的房间和院子，岂不贻笑大方。那富户自己吃猪肉的时候不也得对付这些骨头和猪毛吗？ 众所周知，那些有污染的工业在西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为了污染中国才临时创造出来的。西方有这样的工业已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从大工业时代开始，西方就和这些有污染的工业打交道。西方在治理污染上并非一帆风顺，那著名的“伦敦雾”实非美丽景色，而是在工业化初期煤炭过度使用又没有环保措施而造成的空气污染现象。西方不断摸索和研究治理这些工业污染，使得现代西方污染少了很多。在西方通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这并不是由于西方没有造成污染的工业，而是由于他们有治理污染的措施。 中国在开放中从西方引进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也不奇怪。既然别人家里吃的猪也是带毛有骨头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理解别人送来的猪也不必已经拔毛剔骨。因此，污染问题的责任在于中国自己，比如急于增加GDP而对一些工业污染没有妥善的治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落后于工业发展。这不是别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既然吃了别人的猪，又不收拾猪骨头和猪毛，那就不该指责别人，还是指责我们自己吧。在“可劲造”（东北话拼命吃的意思）完猪肉炖粉条后，收拾好骨头，扫干净猪毛，对别人说声“谢谢”。完全没有必要在装满了一肚子的猪肉后，用饱餐猪肉后的底气，指着被自己狼藉一地的猪毛和骨头，对给你猪的人大加指责。早知自己对付不了这骨头和猪毛，趁早在别人送你猪的时候就说声“谢谢，不，我不要你的猪，因为我对付不了这骨头和毛。” 国人对于污染公共环境似乎毫不在意。我曾经去中国舟山的著名海滩游览，即便在这“普陀仙境”，东海观音就在旁边，那些明明靠这些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旅游收入生存的百姓却对环境毫不爱惜。那些开在海边的大排档一边给游人烹调产于本地的海鲜，一边将剩饭剩菜和垃圾毫无顾忌地倒入大海。如此行为令我顿生厌恶，但是周围的国人却习以为常。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国内游人随手扔在山上的瓜子果皮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清洁工随时清扫，那宝石山早就成了垃圾山。而爱惜这些中国山水的却是来自西方的游客，他们绝不会向大海山头扔垃圾，不仅自己的垃圾都收入袋中，扔进垃圾桶，而且有的还随手捡干净国人扔下的垃圾。华夏如此民众素质，还有可能不造成工业污染吗？还有理由把自己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归罪于他人吗？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实际上对内“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真正的奇迹是由对外“开放”造就的。对内的改革无法形成工业化，而对外的开放立即引进了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直接引进西方强大和现成的生产力。这就直接说明了，中国的成就是依赖西方的，如果没有了中国，这样的成就也会并也已曾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西方，这样的成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放”的试点选择在了深圳这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小城，唯一原因就是它毗邻香港，唯一理由就是要借助已经西化成功的香港之优势。此后选择上海也是由于上海有着过去西方留下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在这么多年的折腾之后回过头来选择西方，本身就是对于西方模式的肯定，这是唯一可使国家发展的模式。这样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30多年后的今天，是坦承其理由的时候了。 现代文明建筑在技术之上，而技术则建筑在科学之上。正是有科学和技术作为基础，才奠定和创建了现代文明大厦。回顾这基础的源头古希腊，不禁感慨万分。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样的基础及其源头，也并不了解西方在这基础上建造的现代文明大厦。 就像电视和现代媒体在当今社会不可或缺，但少有人记得或关心它们的发明者，那家喻户晓的只是那些通过它们成名的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如果没有了现代媒体，这些明星将黯然失色。但是，它们的创造者已经默默逝去，无声无息。他们在世时不曾由于他们的发明得到多少报酬，因此也不是富人。正是他们植下的树苗日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大树参天后，庇荫下的纳凉人已经不记得植树人。那些由现代媒体照亮的明星们和这些发明家相比，就如同一抔黄土于高山，但是后者默默无闻，前者却占尽风头。因此我们在感慨之余也许不妨给予那些历经坎坷的“植树人”以他们应得的尊敬和荣誉，也给予那些风光无限的“纳凉人”以适当的质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类今天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昨天的伟大劳动成果，昨日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天的“江河湖海”，回溯那波涛汹涌，其清流来自于“文艺复兴”，而其渊源则是遥远的古希腊，科学和民主，依稀可辨。那“江河湖海”中诚然也有中国人过去的努力和成果，比如世人皆知的几项发明。既然西方从未无视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今天也完全不必诋毁西方的贡献。 毫无疑问，“水塘”里发生的“奇迹”得益于勇敢打开“水塘”闸门的人，他们的勇敢使得“水塘”的“奇迹”成为可能。但是，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 或者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3） 文：林炎平 卑劣的中国富人 对于中国的司机，非用“卑劣”便不能形容他们的行为。这当然是从统计上如此，而非每个人都这样。之所以在这里列举和对比了这么多司机的德行，乃因他们是中国富裕的代表。当今在中国，有车一族就是有钱一族，但却非有德一族。如果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德行，那么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8年我在杭州的一个楼盘交房的时候看到这样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可以买得起那里房子的应该是相当有钱的人了。面对一个女职员未必妥当的回答，那男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女职员大骂。也许他觉得那个女职员对于他这样可以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人太不恭敬了。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就对那男人说，对女士你不必用这样大的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大吼，他的儿子也声嘶力竭地帮着吼叫。那情景实在是让人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感到惭愧。 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有部分暴发户的修养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出国见过世面的国人应该好多了。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仍然未可乐观。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后准备入关，人们都很规矩地在排队，而有国人在排好的队伍中间穿插，闷头走到前面去。后来有一个老外看不过去，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比我们更急的事情，那么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此人才停了下来，看来这个人听得懂英语，受过高等教育，他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没有强制和有力的制约下，他的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没有起色。 2008年，就在中国从希腊点着奥林匹克的火种不久，我从雅典飞巴黎，同飞机有好几个国人，估计他们是到雅典来旅游的。上飞机后，他们坐在我的前面几排，接着我就听他们说位子被别人坐了，好像是要去要回来。有一个人过去对坐在前几排的一个西方女孩子嘟囔了几句，那女孩没有理会他，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听不懂他的英语，还是她在专注别的什么。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用中国话骂了起来，说这个女孩装傻，在中国可以听到的国骂和脏话不一而足。一群男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我觉得实在过分了。这时，这个女孩似乎意识到他们是在说她，显然她检查了自己的机票，起身走向后面，同时用相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对那些国人说：“粗鲁”。 刹那间，那帮国人鸦雀无声。这个女孩子显然是看错了自己机票上的位子，坐错了。这样的事情，很体现国人的心理，一种仇恨和恐惧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坦然来面对和解决问题，于是就剩下在小圈子里谩骂的勇气了。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的谩骂，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慷慨激昂的，也许只有这样，才宣泄了他们满腔的仇恨，掩饰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走过来坐在我这排另外一侧。毫无疑问，那些并没有这样心态的国人最终也被别人看作是一丘之貉。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作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徒劳的，行为胜过任何语言，而解释只能被看作开脱。如果众多国人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么所有国人最终也是牺牲品。当国人在国外被冷眼相向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指责那是种族主义，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普遍低素质的行为，导致了别的人群对于国人的“偏见”。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偏见”的话，也必须说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公正的偏见”。 和那些“有车一族”相比，那些必须自己挤公共汽车的人整体德行也如出一辙。在公共汽车上那些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没有残疾的男人，在看到妇女怀抱小孩，老人颤颤巍巍，居然也不知羞耻地稳坐自己的位置不动，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有的更是装睡。这样的男人，在西方绝少看到。在这里，我要向中国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向老弱病残妇孺者让座的人致敬，他们并不富裕，也为数稀少，但是他们看似不起眼的点滴行为是中华民族道德暗夜中的烛光。 低下的社会道德 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更糟糕的是，向北京市区供水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道秀丽的景观。两岸巨树参天，默默地守护着18.5公里的水渠，将洁净的引用水从密云送往京城。然而，这1200多棵巨大柳树却被生活在附近急于脱贫致富的人们砍伐殆尽。同时，为了生活方便，他们每天把垃圾倒在饮水渠边，堆积如山。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全然无视这就是下游人们的引用水源。最后有关部门被逼无奈，以毒攻毒，用铁丝网把水渠全副武装起来。 如果在中国坐过电梯的话，你就一定会深有感触。当你向一部电梯走过去，而电梯的门刚要关上，如果这时里面有人看到你奔电梯而来，他显然在拼命按键，那么他一定是在按关门键，好把你关在外面。你在电梯里也见识过如此行为，当看到电梯外面有人向电梯奔来，就会有人拼命按关门键，试图把奔来的人关在外面。那按键之急促、次数之多，足见其心理之阴暗。 相反，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看到这么缺德的举动，而是，在看到外面还有人向电梯走来的时候，电梯里的人会按一下开门键，好让想搭乘电梯的人赶进电梯。他们在按键的时候都仅仅按一次，就安静地站在电梯里。他们在电梯里会互致问候，如果不说话，就用微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试图把正在向电梯走来的人关在门外，但是在中国，却每天都看到。而在那些搭乘电梯的国人中大部分是一些城市白领，是一些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和薪水比较高的人。我在国内每天都看到这样卑劣的人和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试图把他人关在电梯门外时的理直气壮。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自私和卑劣的，这才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 在中国，你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前面一个人推开了或者拉开了一扇门，在你即将到达这扇门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你，但是仍然只顾自己走了。而你就会面对一扇在弹簧作用下狠狠关上的门。我曾经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和我有同感。我曾经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手里端着东西，而她前面是一个男的，那个男子把门推开时，那位女士距离他已经很近了。结果那个男人视若无睹，把手一松，门狠狠地迎面打向那位女士，把她手里的东西也打翻了。而前面那个男的也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头也不回。 在西方，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会在打开门后径自走掉。他们绝对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否后面有人跟上来，只要他们看到后面的人距离不是很远，肯定会用手维持门的开启状态，从而使得后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不必重新开门。特别是男士，这个时候更特别注意。 国人的“争先恐后”是我走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尚可用物质贫乏来开脱这样的行为，但是目前在中国富裕的城市里，那些富裕的人们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令人十分困惑。难道物质富裕真的就可以自然导致精神文明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俄国一度陷于经济困境，很多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排长队购买，甚至连面包都需要抢购。然而矗立在寒风中的人们沉默而安静，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队伍丝毫不乱。俄国还称不上西方，但是和中国比起来，一切都成了西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于中国。 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这些令人难堪的情景，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缺钱，还是缺“德”？应该不言而喻。可能还有比“缺德”更为深层的理由。 一些平时尚可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也很令人难堪。国外大学的快餐厅通常卖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同时供应一次性的餐具和纸巾。我在校时一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省，很少买快餐，毕竟那还是不便宜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平时很老实节俭的国人，拿了很厚的一叠免费餐巾纸，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而他们自己家里却是不买餐巾纸的。我感到很惭愧。那些纸巾本来仅仅是给买那些午餐的人准备的，如果大家都不买午餐却使用纸巾，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相反，和我同一个导师的一位法国同学，他是买快餐吃的。他也拿餐巾，但是只拿一张。一边是自己不买快餐、家里不买餐巾纸的却大肆浪费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一边是自己买快餐、家里有餐巾纸的却节约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令人深思。 加拿大也有穷人，但是总的感觉是，他们穷得不一样，不仅仅是收入，也在行为。我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把我平时积攒下来的饮料瓶拿去做回收。回收是给钱的，每个5加分。我拿着这20几个饮料瓶到了超市门口一看，太不巧了，在唯一的回收箱口，有一个捡破烂的人拉着至少两个巨大的塑料袋在那里一个一个往里扔。回收机只有一个小口，你塞进去一个，它就自动压扁一个存在里面，然后记录下来。最后会打出一张收据，你可以凭此到超市当现金使用或者提取现金。我想，他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我想把我的也给他算了，增加了他的收入也省了我的时间。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按了“结束”的按钮，取出收据，对我说：“你先来，我还有很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匆匆把20几个瓶子扔进了回收箱，拿了收据对他说了谢谢就进了超市。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我的瓶子送给他，对自己刚才对他的看法感到惭愧。显然，人的精神境界并不由于物质贫穷而低下。 当然加拿大的穷人也有懒的，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啤酒喝，却不想找工作。我读博士的时候在我的住处附近经常碰到一个小伙子向我们这些穷学生要钱，说是要去买一杯咖啡喝。我对他说：“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咖啡喝，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工作也找不到吗？”他不愿意回答我。 但是他们人都不坏。在中国，类似把窨井盖偷走去卖废铁，造成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身亡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样缺德的事情，在加拿大是没有人干的。就是再穷，也不会干这样的勾当。在加拿大，有人抢银行，但是没有人干这种非小人不会干的卑劣勾当。他们可以穷得很无奈，但是一般不会贪得很卑劣。他们中有坏人，但是少有卑劣小人。反观中国，某些达官贵人的贪得无厌并不由于他们腰缠万贯而有一丝的收敛。 其实，贫穷未必会导致素质低下，而富裕也不会导致品质高尚。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滥用，实际上已经败坏了这个源于古希腊很有独到见解的哲学思想。偏颇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无所适从，一会儿，所有的穷人都是好的，所有富人都是坏的；一会儿，只要社会富裕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过去的荒唐年代里，同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本来可以对世界构成更加完整和全面看法的哲学思想堕落成了“唯利是图”和“权威迷信”。 于是欢庆节日也缺少了社会公德。春节期间放鞭炮，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习俗。从春节前几天开始到正月十五，整个华夏大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失火频频，伤亡惨重。这个风俗没有得到禁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对于鞭炮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感情。每年春节前后眼睛受伤的人，特别是儿童，多于全年其他时候的总和。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焰火而失火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春节期间各个大中小城市里硝烟弥漫，夜不成寐，甚至驾车都看不清道路。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陋习却年复一年，有增无减。半夜两点三点都可以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后来知道，这些人在半夜三更和凌晨放鞭炮是经过皇历计算的，亦即，他们从皇历上或者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在这个特定的时辰放鞭炮，就会使得他们来年财源滚滚。且不说这样的算命有什么根据，但是如此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缺德，除了在中国都难以见到。 我在加拿大的公寓楼里，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大意是：我是你的邻居X楼X座XX，本周六晚上我有一个聚会，来的朋友大概不少。我们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但是由于人多也难免会比平时嘈杂。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不方便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聚会将在大约晚上12点以前结束。谢谢你的谅解。（署名，电话） 这样的姿态和礼貌，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在西方从小教育，深入人心。每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国人的做派，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就不顾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实在令人惭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礼仪之邦”堕落到如此的境地。 如果在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国家待过，你会对这样的一些国人的行为非常厌恶。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们阴暗和卑劣的心理却由于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举动表露无遗。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可想而知。 社会风气差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需要政府出面重塑价值观，“八荣八耻”的口号贴满了火车站等各公共场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些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竟然需要广而告之，宣传再宣传。这样到处张贴的效果如何？亦未可知。 把仇恨当作美德 和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许多国人说自己“太善良”、“太正直”，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居然大多数还如此自我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每个国人都听到过周围的人说“人善被人欺”。其一，说的人觉得自己很善良；其二，说的人深信善良是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三，说的人觉得自己不该善良。这样的心态，加上过去一直的仇恨教育，“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样板戏的唱段家喻户晓，仇恨也就深入人心。于是自私和仇恨，成了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近代的华夏，自私和仇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各个阶层和众多灵魂。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太善良”，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 如此自私和仇恨必然进一步降解国人的道德和劣化国人的行为，广泛的不分阶层的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官僚的腐败不必我多举例子，看看那个身居高位的药监局长就可以理解了，而民间的腐败正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道德进一步败坏的基础，以至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利就要用来进行腐败。 中国工厂的产品在出运给国外的客户以前，会由国外客户指定的机构派人查货，检验按照科学的抽检方式随机抽检一定比例的数量，如果在抽检的产品中问题超标，那么就必须返工甚至不可出运。由于服装是手工制品，因此不完美是肯定的，要找一些问题就太容易了。于是查货员手里就握有产品的生杀大权，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这时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和来自大陆的查货公司的雇员的表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比例的大陆查货公司的人员会用手里的权力要挟工厂行贿。如果工厂不给好处，他们就设法让查货不通过。很多时候明明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指把已经缝在衣服里的线头抠出来算作一个问题，这类问题数量超标后，产品就不能通过。如果工厂行贿使得他们满意，他们会“让我再看看吧”，然后更改查货结果，让产品通过。 他们通常并不会让质量严重不达标的产品由于受贿而通过，毕竟，客户在货物抵达他们仓库后还要检查，因此他们不想由于受贿而丢掉自己的工作。（毕竟失去了这个岗位，以后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他们的做法是在本来可以放行的产品上做文章，要等到工厂行贿后再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因此他们比那个药监局长还是要好一些。 而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的雇员就很少会这样。他们比较把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货物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行的他们也不含糊，他们也讲人情，但是通常不受贿。至少不会由于是否塞给他们钱而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不幸的是，大陆的工厂通常都屈服于大陆查货公司人员的淫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公司的管理层也对此毫无办法，与其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而使得那些查货员变本加厉，倒还不如就逆来顺受，付一些贿金算了，毕竟这些贿金和重查的费用比起来也相仿。正是这样的心态，查货的行贿受贿在大陆极其普遍。工厂一般都明白，大陆查货员少有不受贿的，而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查货员就少有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不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的深度进行改进，将出现道德的“沉船效应”。所谓“沉船效应”就是一艘大船在沉没的时候会引起周围水域的巨大反常，以导致周围的船只都受到影响甚至沉没。中国普遍的道德低下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外国公司，有的是很有声誉的，比如西门子，也不得不使用行贿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的危险。随着中国和国际的越来越多的交流，国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已经开始形成了道德的“沉船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以外地区被动的道德降解。在中国蔚然成风的假话、假货和贿赂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沉船效应”中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面子工程也在起着极坏的示范，在中国用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会金牌丰收的成果下，有的国家也在考虑是否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办金牌体育。这显然是一条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歧途。我希望西方绝不学习这样的举国体制，因为这已经不是体育，其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现实空间的国人素质如此，那么在虚拟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大陆的体育记者，在博客上号称自己如何和几个老外辩论，结果她所举例子是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辩论”。由于此司机的政治观点和她不同，此记者就下结论，那些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机要比这个白人司机和气得多，下车时她还给司机扔下一句话，“将来我不希望看到你向我讨啤酒钱”。我想，你干嘛不去北朝鲜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去采访，来美国干什么？我不知道此女记者在虚拟空间的“英勇”是如何虚构出来的，但是她把现实中的仇恨带到虚拟空间的努力却不容置疑。 于是在虚拟空间也充满了仇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些讨论，如果意见相左，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什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谩骂了。华夏的“泼妇骂街”，是世界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每人都肯定看到过骂街的情景，其实那些“泼妇”绝非仅仅女性，用“泼妇”这个词其实有性别歧视，因为“泼夫”也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不逊色。网络的发达使得很多这样的“泼士”（这不带性别歧视，男女均可）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国人在虚拟空间的辩论于是必然升级（或者说降格）为骂街。谩骂和恐吓，揭示了国人的仇恨和无奈。 物质的进步，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并没有带来素质的提高，而只是把现实空间的骂街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所以，不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环境。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那些在现实空间的“泼士”变成了虚拟空间的“泼士”，也许形象和声音被虚拟了，但那低下的精神境界，丝毫未变。 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国人的仇恨一定是后天获得的。如果一点点的观点不同就要如此杀气腾腾，那么真的关系到权力那就必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在华夏没有仁政。我经常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的著名葛提斯堡讲演和对于战败的南方的政策。胜利的北方（联邦）没有对失败的南方（邦联）进行报复，南方军队的高层没有任何人被作为战犯受处罚，李将军仍然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受到南北双方的尊敬，南方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战争结束意味着一切争端都成为了过去，南北方的人们都是平等的美国公民，每届美国总统还为阵亡的南方将士献花。这样的理念和胸怀，不禁令人唏嘘。 因此在西方的互联网论坛上，绝少“骂街”的，一些争论堪称激烈，但是大家就事论事，绝无人身攻击，很多争论充满了幽默感。幽默感源于平和的心境和乐观的态度，如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则幽默无从谈起。自私和仇恨直接消灭了国人的幽默感。 仇恨满腔必然导致幸灾乐祸，当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很多国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当自己遭受自然灾害时，却寻求发泄对于别人的仇恨。只要谁表达哀痛不够，就起哄仇视别人。而他们对于真正的救灾，是绝不感兴趣的。“阶级敌人搞复辟，雹子下进了棉花地。”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仇恨表达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把天灾都归罪于人祸，这些替罪羊当然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同时把一些人祸都归于天灾，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显贵。恨天恨地恨别人，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华夏天昏地暗，人人仇恨满腔，个个自私自利。 煽动对外的民族仇恨，鼓噪对内的阶级仇恨，这是国人过去的一贯做法。我希望这样的愚蠢和不理智应该在中国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但是，不，他们仍然在继续。如果不加以教育，甚至会愈演愈烈。 物质的富裕真的必然提高民众的素质吗？看看中国今天相对富裕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有钱和有德根本就是两回事。央视宣传公益精神的广告堪称做得不错，然而什么样的公众需要被告诫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就差告诫“不要随地大小便”了，其实这也应该宣传，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如此宣传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道德水平的低下。一个自封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对于“礼仪之邦”之名不副实的坦白了。但是，这样坦诚的勇气总比掩耳盗铃要好得多。 我相信华夏存在过没有以上令人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时代，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更早的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一定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一定有过充满谦谦君子而绝少卑鄙小人的年代，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裕。于是我们再次肯定，物质的富裕程度绝不能决定社会道德的高低。 我绝不认为贫穷会使社会更加合理，更不认为贫穷可以使人更加高尚。但我同样不认为腰缠万贯就可以导致好的德行。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高尚的人们会使贫穷消失，而一个仅仅是富裕的社会和一群脑满肠肥的富翁和权贵并不能使得社会变得高尚，甚至恰恰相反。 我们未必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在物质上清贫但是在精神上高尚的时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公益”和“善良”，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华夏积淀了太多的“自私”和“仇恨”。于是，我们知道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做一些什么。 让我们坦承和直面这历史积淀吧。进步是从正视现实开始的。

我们的国家——加拿大 文：林炎平 每年当地球在绕日轨道上掠过夏至点后的第九天，我们就会迎来一个伟大的节日——加拿大的国庆节。 夹在漫长的加拿大严冬之间的盛夏，总是显得弥足珍贵。而比这更加珍贵的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以及其公民的权利和尊严。 当暴风雪后轰鸣的清雪车碾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春风吹绿了广漠原野的自然植被和农田庄稼，当夏日热浪激起城镇村庄各种节日的喧嚣，当秋凉染红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漫山遍野，我们无法不赞叹：是什么人在这并不友善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社会？ 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度，并不仅仅由于她山川秀丽，也不仅仅由于她物产丰富，也不仅仅由于她国土辽阔。加拿大真正的美好，在于她是每个公民都得到尊重和享有尊严的国家。 在这片伟大的国土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宽广和深远。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极光，到南美麦哲伦海峡的波涛；从地中海文明的晨曦，到玛雅文明的久远；从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撒哈拉大沙漠的酷暑；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到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那些景色对加拿大都不生疏，因为今天几乎所有加拿大人的祖籍都是那里的某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aABicA1z2Bg6pGCRghesXZGAJk6tWQhkhiaQUPWUq6iazhuX2jSIj1L9g/0?wx_fmt=gif 但是，我们今天同属一个国家，这就是——加拿大。“上帝保佑我们的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这样唱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个身体力行普世价值的社会，这是一个社会和谐与公正的榜样。 美好并不等于完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如同每个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加拿大人和民选的政府并没有选择回避。 加拿大审视建国149年来的所有行为，甚至此前的行为，并且为那些在当时合法而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做法自责。印第安人的问题、梅蒂人的问题、外籍劳工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也包括了早年一些对待华人不公的历史问题，所有这些，加拿大都给予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也许有人至今对此还不能完全满意，但是我们不得不公正地说，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华人。 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我们真正感到了平等、自由、权利和尊严。在这个国度里，如果你感到自己如上任何一项受到了侵害都可以诉诸法律，并且你绝不会由于你的批评和不满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这个充满了高尚德行的国家里，我们并不必歌功颂德； 在这个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里，我们却可以任意批评； 在这个我们被善待和尊重的国家里，我们还可以吹毛求疵。 我们不会由于我们以上的任何行为而受到任何限制，或者导致任何不便。 在这个国度里，政治家和你握手，那是他的光荣； 在这个国度里，你参加政治家的集会，那是你给他面子； 在这个国家里，你参加批评政府的游行，那是你的爱国行动； 在这个国家里，你是主人，因为你是公民。 公民——还有比公民更加有价值的概念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0Xw5r1MtDqOESojicEOyQhxfN0JQNWmqDtiaW4LUtUgmTuWcD6jXk2bQ/0?wx_fmt=jpeg 加拿大，我们可以长长地列举可以赞美你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你不需要这些。因为，你是我们的国家，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 今天，我们这些出生在加拿大或者世界别处的加拿大华人，对你道出我们心里日益坚定的信念——加拿大，你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你的公民！ 附：加拿大国歌中英文歌词 加拿大，一个和谐美丽的国度，她的国歌庄严优美，深情洋溢，体现了加拿大人对于“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崇尚、热爱与坚守。在加拿大国庆日，让我们再一次聆听这激动人心的歌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tc06yuaJyyglMesvniatibhfInYyty5EgZPlLNV5nqnBDRAT7KdTJfibA/0?wx_fmt=jpeg 加拿大的国歌由卡力沙·拉瓦雷(Calixa Lavalee)作曲、阿多尔夫·贝西·卢提尔(Adolp he Basile Routhier)作词，1880年首次被演唱。国歌的歌词原先只有法文，1908年，罗伯特·斯坦利·维尔写了英文词。1980年7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啊，加拿大》为正式国歌，并在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国歌命名仪式。 O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With glowing hearts, we see thee rise,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From far and wide, O Canada,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God keeps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啊，加拿大!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您的子女对您充满真爱!颗颗闪亮的心儿深情凝望，那一片强大自由的北方!啊，加拿大!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保卫您。上帝使我们的祖国自由辉煌!啊，加拿大!我们保卫您!

邂逅加拿大艺术家比尔•里德的作品文：索菲 比尔·里德在创作中 我们一家刚从中国转道温哥华国际机场，回到加拿大的居住地蒙特利尔。在温哥华机场等候下一趟飞机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个小时可以在各处溜达溜达。 在国际出发区，我们一眼便能望到矗立着的一个巨型木刻雕塑。这就是著名的“海达瓜依之魂”（The Spirit of Haida Gwaii）的巨型雕塑。这个雕塑也引起了我上学前班的儿子的极大兴趣。为此一起探讨了这尊雕塑的来源，愉快地度过了一段原本看来很无聊的候机时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B4OYwDJp8k1COy9YYnicwiavu9YFPJUfMIHrweLPDwGonw3TjpcTyF4A/0?wx_fmt=jpeg 位于温哥华机场的巨型木雕——海达瓜依之魂 这个巨型雕塑的图案，对于加拿大国民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加拿大银行2004年发行的面值二十加元背面的图案就包括了“海达瓜依之魂”以及“渡鸦与人类的诞生”（The Raven and the First Men）的两个图案。前一个正是我们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国际出发区见到的。而大型木雕艺术“渡鸦与人类的诞生”的风采则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比尔•里德圆形大厅（Bill Reid Rotunda）内里目睹。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0Y5BflvY8B0RfAAgPXfibWp9qJv3W2iaNj3YDBQdLB1JaRcSMIwRHhdA/0?wx_fmt=jpeg 比尔•里德圆形大厅里陈列的大型木雕——“渡鸦与人类的诞生” 这些代表加拿大原住民文明的重要作品或工艺复杂，或气势恢弘，都是出自加拿大艺术家比尔·里德之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圆形大厅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尔·里德全名为：威廉·罗纳德（比尔）里德 （ 1920年1月12日 - 1998年3月13日），他是一位在反映加拿大土著题材的雕塑、版画、珠宝等领域有重要贡献的艺术家，也被称为最著名的原住民雕刻家。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ZtZXIlCxyNMoeCak36ArYD3lNMmYSvBCaE1I2lAgCusBdBRayMczs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O6n4GPDzD6xY8mHreiagzpKpyIicm4pD8qf1GEqpDaC5DPjrlt0X1fI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LYZQ4UjWVkJZsicKYV9wjel2Ik78dlYUNdxMQG021PY6ZLmAaLCia3jQ/0?wx_fmt=jpeg 比尔·里德出生于一个混血的加拿大家庭：父亲是拥有欧洲苏格兰和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中的曾有着非常发达的文明和文化的原住民海达族人（Haïda）。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大，也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他也曾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并学习过珠宝知识。在多伦多度过的时间，是他开发对古老的海达民族艺术的兴趣之时。1951年，他搬到温哥华，在那里他曾与当地的人类学博物馆进行合作并研究神话。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RJaicAcUvibFY2lhBjtK8WkBfw8MU7VSj9rY0tMxh5OSq4ldFdxXC1Iw/0?wx_fmt=jpeg 海达族人靠着沿海丰富的鱼产，不必为生活而到处狩猎。他们发展了丰富的艺术文化。受到母系家族的影响，比尔·里德熟练掌握了祖传的雕刻等技术。据说，他青年时期回到海达地区，受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他自己的曾舅父的作品的极大影响。后来他结合自己所受到的珠宝技术的训练，创造出各种原创性的作品。比如：袖珍泥质岩首饰，金或银，有时用珍珠点缀，版画，独木舟，图腾柱，木板，门，雪松雕刻和青铜等等。他通过他的创造性的工作，获得了无数的奖项。他一直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工作，直到因帕金森氏病而不得不停下来。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OwxqEeJhq4f5Lwx9wur71xrCMnWB560PU3r8c6hZOJjTtIx9j2aL4Q/0?wx_fmt=jpeg 他的作品包括了传神的木雕、精美的饰物、美丽的版画，还有宏伟的雕塑。加拿大官方极为重视他的作品，将他看成土著和加拿大现代艺术的代表。加拿大皇家造币厂铸造的一枚10公斤重的99999精制纪念金币，正面是伊丽莎白女王肖像，背面的主题正是比尔·里德于1986年创作的雕塑作品《海达群岛之精神》。加拿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和全球十佳机场榜上仅有的位于北美的温哥华国际机场都使用他的雕塑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能充分体现这个国家对各色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bNHXznsSsd3D2BkVqFnLIDBFLqdx1ZDsEHvYiaKVUNOYC49DL6ib1WBw/0?wx_fmt=gif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q9oe4ssOpT9VfJKpYORwxlavFbl2YagHshaKaoQ6h4VjP2pXvgUUFupibnuQRZcSssBN8icicCPwfQ/0?wx_fmt=jpeg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5）文：林炎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本来的面目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鲁迅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作者被刻意混淆的概念 一个在中国反复被强调但同时又模糊不清的命题：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但是，什么是中国标榜的“集体主义”，什么是中国鞭笞的“个人主义”？在美誉“集体主义”和抹黑“个人主义”的漫长岁月中，国人其实很少质问它们到底是什么。 慢慢地，华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亦即，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整个社会褒扬前者为“天下为公”，贬低后者为“自私自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定义下来，对立起来。 但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定义完全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这一词条作如是解：个人主义相信，所有的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所有的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义推崇自我独立、个人隐私和互相尊重的价值。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以及对于个人的控制，特别是由国家进行的对于个人的控制。个人主义认为，允许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其目的和方式是最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个人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仅仅在立法和维持秩序，以及防止个人干扰别的个人。个人主义同时相信按照个人所希望的方式获得财产、持有财产和出卖财产。 由此可见，西方的“个人主义”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公益、甚至伤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而是强调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和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其不允许任何个人以任何理由践踏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或牺牲他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样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如同维护好每一条支流的畅通洁净，必然成就了干流的滔滔清流。 至于“集体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比较合理地可以把其认作凡事侧重于整体的利益，并不更微观地考虑组成集体的个人。因此，合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对一群个体的利益从不同角度的表达和考虑：前者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人出发，而后者从这个群体的全体出发。 于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可以相辅相承而不必敌对的。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古希腊人作为个人的权利和作为公民的责任完整地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承的典范。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古希腊公民大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成的典范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古希腊索伦（Solon）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个人独立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HXck5AibxSEoyLpvobDLhntYb1N7vmjcoJL30KHUrNt7NoqK6pyYdxw/0?wx_fmt=jpeg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索伦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真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绝不应该对立。集体是个人的集合，而个人则是构成集体的元素。一个不弘扬个人价值的社会没有集体可言，而在一个失去了集体的社会中，个人也成了覆巢之卵。人类的社会之所以可以进步，就在于让每个个人的价值得以体现。 但国人似乎不是这样理解的。华夏有一句非常误导的成语 —— “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应该彻底倒过来才对，“小河无水大河干”。 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是由小河汇集成的，当作为支流的小河干枯时，作为干流的大河就没有了澎湃。中国的河流也不例外，当长江浩浩荡荡入海之时，她已经汇集了无数的涓涓细流；而在黄河中途断流之刻，正是由于支流没有足够的水量汇入。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句错得如此彻底和显而易见的成语会流传得如此广泛和久远，并且被用来教诲人们。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国人在集体和个人理念上的误区。华夏文化中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和压抑源远流长，于是在华夏，既无培养古希腊式的个人主义的土壤，亦无形成古希腊式的集体主义的环境。于是，“公民”，这个产生于古希腊的同时表达了权利和责任、独立和人格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未存在过。于是国人才会把关心公众事务的人看作是傻瓜。 集体主义成了群羊主义 国人罔顾公共事务这种态度常令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所导致的结局。一群不关心国是的人，怎么可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国人依旧如此。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国人，其实把集体忘得一干二净。 这也许不是国人的过错，而是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实在无可抗拒。但是，把本来强加于自己的现状最终变成自己自觉的约束和行为准则，却是国人作为整体和个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国人是在代代相传的强权下被迫养成了莫问国是、苟延残喘和胆小怕事的求生习惯和道德准则，也正是国人自觉的约束导致了更加残暴的强权。 久而久之，国人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当时的普遍常识和习俗产生对抗。如果没有一个鼓励个人叛逆勇气的社会氛围和道德勇气，对真理的探索将不可能进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际上既是华夏百姓罔顾公共事务的理由，也是统治者不把权力和百姓分享的借口。那些不属于某个小圈子的和地位不够高的，都请“独善其身”吧。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只是鼓励百姓依附权势的口号，而真正的实践者，却被扫荡贻尽了。中国式“集体主义”，一面是“群羊主义”，浩浩荡荡，亦步亦趋，对主人俯首帖耳，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群羊主义”也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其另一面，即“恶狼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高压统治是如何败坏了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道德准则。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格缺陷是如何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无比艰难。 集体主义在华夏一直就是消灭个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代名词。 愚公vs普罗米修斯 有一个在华夏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在不久的过去以至今天仍然被作为民族精神受到赞颂，这就是出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6 －221 年）《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 愚公一家住在当时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南面，嫌出行不便，共商把山搬走。群情激动下，开始了搬山运动，他们用簸箕和扁担，肩挑到渤海湾，一年走两个来回。邻居智叟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干，太不现实了。但是愚公不听，理由是“我死了有儿子，儿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并不增高，因此总有一天会挖平的。”弄得智叟无言以对。于是，愚公一伙每天挖山不已。此事终于感动了天帝，派手下的神仙替愚公把山搬走了，于是愚公家门口就此一马平川。 至于那两座大山，就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王屋山在河南的西北部。 列子的故事很有趣，也许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也许表达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在诸子百家时代，各种观点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一传说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此价值取向的评价。光阴荏苒，阴错阳差，《愚公移山》从传说演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上升到了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高度，可是细究这个神话，总让人觉得困惑；琢磨这句后来的口号，不免觉得有些荒唐。 其一，愚公的行为毫无利他精神可言。愚公和家人方便了，但是别人呢？至少我和所有历史上曾经居住在太行山上的人都是愚公的受害者了，连食用的水都要到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去挑。愚公为了一己私利，祸及他人以及后代，而受益的仅仅是他一家。如果这就是集体主义，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集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中愚公的集体利益显然不是大众利益，更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仅仅是愚公一家人小团体的利益。 其二，愚公的办法绝无可能搬走大山，他最后是靠天神恩赐才得逞。于是，愚公的成功在于受惠于一个强大的权势，起决定作用的是天神的旨意，这体现了华夏世界观的又一个要素，即依附权贵。 目标狂妄虚渺、过程劳民伤财、手段愚不可及、结果却美好圆满。天神善心一发，举手之劳，便让愚蠢成就辉煌、贪婪变成美德，对这故事的赞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于是，我们被愚公的思想和行为所鼓舞，要立志做现代的愚公了。只是，这次的愚蠢和贪婪是集体的和全社会的了。也许这就是“集体主义”？于是，我们要用愚公的办法损害在世人的利益和未来人的福祉了，把山挪到别处去，让别人去不方便吧，让后代去不方便吧！就如同愚公让我们现在不方便一样。 《愚公移山》中愚公的思维和世界观是一种文化的典型，如果我们不怕让一些人暴跳如雷的话，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愚公是愚蠢和贪婪的典型。他为了消灭一点点自己的不便，无所畏惧、不计后果、前赴后继，不惜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代价，罔顾给别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愚蠢和贪婪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问题是，这个传说中的结局是如此的美妙，最后居然让天神被这样的愚蠢和贪婪所感动并慷慨相助。 从此，华夏给予了这样的贪婪目的和愚蠢手段以道德认可。也许正因如此，华夏在此后会把耗费上下数代人和当今所有人的福祉为某个冠以“集体”名称的利益所做的牺牲美誉为一种值得赞颂的实践，也因此在两千年后会有人执意按照愚公的办法来建设一个新时代。于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就变本加厉了。“愚公精神”在华夏的长盛不衰绝非偶然，这是久远的畸形积淀伴随着对科学的无知和人格的蔑视之必然结果。 由于这个神话，以及在中国普遍深入人心的对于这个神话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认可和崇尚，使得我非常怀疑一个说法，亦即，中国的文化是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 和中国的愚公移山神话相对立的是一则古希腊的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了把火从天上带给人间不惜对抗天神，付出自己被永久锁在悬崖上受惩罚的代价。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了一个集体的个人主义？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他和天神对抗，宁愿牺牲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比较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故事，就会发现古希腊和华夏所赞颂的截然相反。正是对于这样截然不同理念的赞许和肯定，古希腊和华夏形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进而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导致后来西方和华夏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形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5HZ9UdpFfrDibdtu0WcZITqTCAV3UicW4tAmuELqmThYXakaaTGEWXwA/0?wx_fmt=jpeg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彼得•保罗•鲁本斯作品 正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了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倾情讴歌了普罗米修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古希腊伟大悲剧作家，被尊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Od3xvXCOcnfKLPDSlGwrreJ7ckYh5fAfAoPOQUuCjYwxuNmAkpOzvg/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马拉松战役中另一位普通战士斐迪庇第斯，以他生命的代价从战场跑到雅典，传递了重要战况。这四十多公里在两千多年后成为了现代奥运会的压轴项目——“马拉松长跑”，以表彰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无法分辨，也没有必要区别，因为那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古希腊精神。 否认个人价值和否定集体利益实际上是共生的。在否认了个人价值的时代中最后培育出的只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中国的历史正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社会曾几何时把个人利益变成不可言传的禁区。“先公后私”还不够，必须是“大公无私”，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和损人利己的卑鄙小人盛产于那个时代，并且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涌现、层出不穷。毕竟，一种文化积淀极不容易被铲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集体主义怪现象 在高喊集体主义的同时，却几乎每个国人都要钻营到一个特殊的集体之中，以便把自己和地位不如他的人区分开来。中国的高尔夫会员卡供不应求，再贵也有人要。并非中国的有钱人比外国人更喜爱打高尔夫球，而是由于此乃身份的象征，证明持证人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一部分，他终于加入一个集体了，特权和身份才是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国人的“集体主义”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同乡会。这个现象在西方绝难见到，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在崇尚每个个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理念普及的社会中绝难生存。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正是这种病态“集体主义”的表现。 用“集体主义”绝难解释的还有国人特别喜欢找名人题字，不管是餐馆，宾馆，书刊，甚至大学校名，都要找来名人题字一把。这些名人都权力炙手可热，但书法却绝难恭维。显而易见，题字的价值不在于字的好坏，而在于官的大小。这个现象在西方绝对难以想象，不会有大学找大官题字，即便大官想到大学里做一个讲演还要看大学爱不爱理你，看你够不够水平。但在中国，一个达官贵人的题字给被题字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哈，看看我高攀上了谁！”这就是潜台词，其威力之大，在中国决不可小视，国人老百姓就吃这一套，“这家后台真的硬！”羡慕和崇敬，溢于言表。 那些经过精心美化仍然惨不忍睹的题字揭示了一个内在的民族性格：对于人格的蔑视和对于权势的逢迎，掩饰自我、趋炎附势、以图飞黄腾达。这样的行为毫无集体主义可言，更与个人主义无关，而以依附权势来达到一己私利的动机和实践却昭然若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悲剧。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集体（社会）对于个人的践踏，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个人对于集体（社会）的损害。这种互不承认和彼此势不两立的矛盾，造成了集体和个人的最严重和本质的对立。但是这两个看来势不两立的行为，却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 —— 对于他人的蔑视和对于人的价值的践踏。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来也很惭愧。我刚到加拿大时课后参加英语口语班，班上学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留学生和当地母语为法语的人。为了使学生灵活地使用英语，老师出一些题目让大家辩论。其中一个是敏感的艾滋病话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便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我很自然地就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隔离起来，直到社会找到了治愈的方法。我当时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得到很多人赞同，但是出乎意料，赞同的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没有一个加拿大人。 事情虽小，但是随着我对加拿大社会和整个西方的理解，这件事居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终于理解了当时我的观念和加拿大人的差距。尽管我还自诩为理解西方文化，其实，在骨子里当时我距离西方的理念相去甚远：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少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美其名曰，“集体重于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实这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不尊重。任何一种以多数的名义牺牲少数的利益的行为，都将最终损害到全体。理由很简单，在每个个别矛盾的对立中，少数对于多数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叠加这些事件，最终多数将不复存在，而只有多次的少数，而最终的多数和全体正是由这些少数构成的。 如果我们把民主仅仅理解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彻底错了。这仅仅是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本质。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其使得少数人在服从多数之后，仍然得到了利益上的保护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独裁。 正是由于华夏的“集体主义”，在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大多数人却可以认为和自己无关而不予关心，如果他们还有正义感，那么也用“集体主义”掩饰了其怯懦；如果他们的正义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恻隐之心”也随之而去了。在少数遭受不幸时，他们努力挤在多数之中，对受害者的不幸无动于衷，还美其名曰“集体主义”和“为大多数人服务”。俨然羊群遭到恶狼袭击，他聪明地躲进了多数，任凭个别被恶狼叼走，却庆幸自己是多数的一员。但是这样的“多数”能持续多久？ 中国的“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价值，迫使个人把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仅仅理解为对于权威的屈服和忍让，这其实是“群羊主义”；一旦这样的屈服和忍让成为不必要，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正是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在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就蔑视和践踏所有他人的权利，自然就导致“恶狼主义”。 现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点燃的奥运圣火，必定隐喻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勇敢和功绩！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使得个人在强大的逆境中正义凛然，正是古希腊对于人的价值的颂扬。普罗米修斯成功地给人类带来了圣火，为他人带来了利益，而他自己由于对抗权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愚公也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给他人带来了损害，并且他的成功不是真正战胜了逆境，而是感动了一个权势，在这个权势的恩赐下，他得逞了。因此说，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人格云泥之别，对于他们的赞颂和认同派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 在中国，符合权威的利益，成了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则和文化积淀。这正是中国的“集体主义”的精髓，也是其致命缺陷。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不能在中国生存，因为其会被冠以“集体”的权威和利益所吞噬。在华夏的历史神话中，从来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更加没有对此的赞扬。华夏也有“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传说，但都或是天神下凡，或是秉承天神旨意，君临天下拯救百姓。无论哪种情况，都缺少挺拔的人的形象和意志，缺少伟大的悲剧式的感染力。 注【1】Vincent Farenca，《古希腊时期的公民和自我》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p277，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能否走出“制度雾霾” 文：张千帆 刚过去的“五一”长假，北京、河北等北方地区又被雾霾笼罩。如今北京等许多城市的空气完全是“靠天吃饭”，“风和日丽”再也不可能。因为要空气干净，就得使劲刮风。一日无风，就没有“日丽”了，雾霾立马聚集起来，一两天就能达到重度污染的地步。车辆限行、排污限制、产业升级政策似乎统统不管用。 岂止是雾霾，当今许多直接关系民生的问题都是政策“不给力”造成，而政策不给力的背后是制度“不给力”。今日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没有新鲜的空气，而是缺少控制污染所需要的发展模式调整；不是没有土地，而是缺少良好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不是没有教育，而是不合理的招生、考试、教育政策剥夺了人性化的教育；不是没有经济发展，而是缺少将财富和产品公平分配到国民不同阶层的机制；不是没有能干的官员，而是缺少正直、廉洁、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归根结底，问题的总根源是我们缺少人民能够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实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 我不是说西方没有问题，他们也有债务危机、种族矛盾、恐怖袭击等各种问题，但是西方和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西方面临的是政策问题，有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未必总能产生好的决策者，好的决策者也未必总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应对社会问题，偶尔失手甚至会产生所谓的“危机”。但是制度摆在那里，执政失败就要下台，最后在台上的决策者终究会制定和实施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制度问题。 有人说，好的制度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这不错，问题是，难道坏的制度才会出好结果？制度决定决策者是谁、决策机制是什么。这种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但是不绝对不等于不存在。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好制度不是好政策的充分条件，但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有的人为了否定制度的重要性，竟然说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不是制度变革。如果明治维新都不算制度改革，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当年美国“黑船”造访日本，把闭关锁国的日本人吓坏了。日本的启蒙“公知”福泽谕吉宣扬“脱亚入欧”，就是因为日本原来学中国文化，但是到了明清，中国已经堕落了，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学习榜样。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相继照搬法国和德国的法律体制，极为迅速地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现在中国教科书里的法学和科学词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引进的。1889年，日本模仿普鲁士宪法制定了“明治宪法”。 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二三十年之间体现出来。在日本全面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时代，中国还是放不下架子，依然纠结于“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样的大而无当的形而上问题。直到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受到震动，认识到制度改革原来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康梁借此造势宣传，中日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有没有一部宪法。这是19世纪末期中国朝野的共识，但今天似乎被彻底遗忘，甚至还有否定明治维新是一场制度革命的显然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 和甲午之前的中国一样，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首先在于，是否承认制度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归根到底，当今中国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本症结都会归结为同样的几个关键词，因为制度问题就那么几个。比如说雾霾问题，近几年中国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解决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即便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在中国更难，因为首先这个问题就不让充分讨论。 记得去年柴静制作了一个视频“穹顶之下”，点击量很高。让全民都来讨论雾霾，当然很好，这样能够把雾霾的形成机制、有效的治理方案弄清楚。也许一时实现不了，但首先要把雾霾的来源、可能的对策、涉及的成本都搞清楚，这是治霾的基本前提。西方之所以最后治理了雾霾，首先因为他们有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自由：大家先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然后把适当的议员、政客选进去，制定有效的立法并监督实施，所以才解决了雾霾。但是在我们这儿，柴静的视频播了没几天，网上就不见了。如果这个问题说都不让说，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就不存在。 即便让说，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产生雾霾的“真凶”是什么、如何治理，这个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因为政府未必会制定有效的立法，制定了也未必去积极实施。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解决雾霾就必须关停并转众多污染企业，政府会干吗？现在北京周边关停并转了不少污染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出了北京，不还是在中国污染吗？关闭企业会涉及很大的经济成本，让已经放缓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直接危及执政基础，所以政府是不会干的。它不会先去碰硬的东西，而是先捡“软柿子”捏，譬如机动车实行限号、限行，甚至传言要把奥运期间实行的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在这种制度下，哪个最好管，先把哪个管起来，但是限制机动车究竟多大程度解决了雾霾呢？给公民交通带来了多大不便、增加了多少成本？这笔账似乎没有算，或也许算过，但至少没有对我们公开，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评判它算得是否合理。 问题的根本在于，大众的逻辑和执政者的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执政者首先考虑某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大众则主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空气和水是否干净，食品、药品和疫苗是否安全。当然，这两种逻辑没有必要矛盾，但是要做到基本一致，人民必须通过周期性选举选择决策者；如果执政者没有这层压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能保证他们会以大众的逻辑而不是自己的逻辑做出决策。如果决策者的选择机制出了问题，执政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决策，那么雾霾也是解决不了的。 雾霾问题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选择。上世纪80年代，北京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雾霾问题。发展了三十年，经济大干快上了，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雾霾只是整个资源环境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水污染、土壤污染、各种食品污染等等，也都很触目惊心。经济发展速度快是政府的主要政绩，而由此带来严重代价则是我们广大老百姓来承担的。如果发展慢一点，但是发展方式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资源环境，我相信今天中国该有的还是会有，会有电脑，会有手机，会有各种网络技术……但是这种发展的成本、大家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会小一些？问题是，我们对发展模式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执政者替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中国模式”原先被奉为一个不可置疑的神话，绝大多数中国甚至外国学者都对它顶礼膜拜。现在出问题了，今天的经济似乎发展到了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地步，不仅“右派”不满意，“左派”好像也不满意。经济问题在中国还是可以相对自由讨论的，问题是讨论完后没有什么用。即便全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说我们想换一种发展模式，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还是没有任何办法。 政府的决策逻辑跟民众是不一样的，执政党首先要确保经济不能放缓，失业率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当然，民众也很在乎社会稳定，但是“稳定”的定义未必一样。执政者认为，你只要上街抗议就是不稳定，但民众认为，这只是公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不让表达，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受重视，恰恰会损害稳定。如果我们自己来选择中国发展模式，在自由讨论和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模式。 土地和产权是经济的命脉，但是现行土地政策当中就有不少不可触碰的红线。一线城市房价这么高，泡沫很严重，土地政策脱不了干系。中国“地大物博”，显然不缺地，我们缺的是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政策。比如以18亿亩“耕地红线”为由，不允许农村建“小产权房”。不是说这些红线绝对不能划，小产权房也许也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限制的逻辑从来没有交代清楚。如果政府有责任回应民意的要求，鼓励全社会讨论并公开某些自己掌握的调查数据，这个问题是不难讨论清楚的，政府的土地管理政策肯定会变得更加合理。在一个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框架下，有效的土地供给会增加，京沪等大城市的房价肯定会下降，老百姓对房屋的占有率肯定会提高。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不是我们选的，民意可听也可不听。 最后，举一个和经济也有关系的教育问题。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实在太多了，各种政策不合理真是“罄竹难书”，导致全国数以亿计的儿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下。这么说是一点不夸张的。而且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我们有什么苦闷和郁闷还可以说说，他们连表达和抗议的自由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把这种教育模式当作是一种正常状态。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甩了书包就可以去玩，但是教育“改革”了三十多年，却从小学开始就把每个孩子都变成作业和考试的奴隶。 为什么中国的学习那么紧？道理其实很简单，它是和中国优质大学严重供不应求决定的。为什么发展了三十多年，每年都培养了大量的博士，他们教教中小学总是合格的，但优质教育还是如何严重供不应求呢？这是国家用计划模式来管教育造成的。以前搞计划经济，中国穷成什么样？市场经济改革后，物质供给不缺了，但是中国还有最后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堡垒，那就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只要实行计划模式，供给就必然受到极大制约。管什么，必然缺什么；把高等教育管死，必然造成优质高等教育稀缺。优质大学少、考生多，高考压力能不大吗？高考压力一层层压下来，导致了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国儿童从1-18岁全都成为严重畸形的应试教育受害者。 其实，要改变这种教育模式并不难，放开高等教育就基本解决了。废除大学的三六九等，让国内大学自由发展，让民办院校和国立大学平等竞争，让供过于求的国际知名教育机构自由来中国办学，让耶鲁、哈佛、牛津、剑桥多到国内开分校，多造几个北大、清华出来，升学压力不就大大减小了吗？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为什么还是不做呢？无非是决策者出于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想做，最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反而管了。你说多了，他不高兴，就可以封杀你的言论；许志永等人组织随迁子女家长去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抗议，要求落实“异地高考”，还可以把人抓起来。以这种方式“管理”，中国教育就和雾霾问题一样解决不了。 2012年底，新一届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国内曾有几十位知名学者给政府上书，提出了六点改革建议，包括政治、经济与法治改革。现在看来，经济与法治改革似乎在往前走，政治改革却不进反退。但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走不出雾霾，因为雾霾之所以这么严重，正是因为经济改革走偏了；经济发展之所以走偏，正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没有跟上。 政治改革主要有三点：言论与新闻自由、党内民主与党政分离、基层民主选举。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譬如党政分离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口号，后来再也不提了。现在则是党政一体化越来越严重，党内集权也更加厉害。但是某种制度长期得不到实现，并不表明它就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些基本制度是各国长期摸索出来的治国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拒绝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仅制定不出应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政策，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今天一个雾霾问题，明天一个疫苗问题，后天工人大规模抗议企业欠薪……不仅人民深受其苦，而且执政者也应接不暇。 如此昭然若揭的制度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某些知识精英因为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说多了可能給自己惹麻烦，就把它们包装成“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好像这样一来，缺点就成了优点。可惜，雾霾不会因为“易容术”而消失。如果不诚实面对实质问题，那么各种投机取巧的逃避迂回终究只是自欺欺人、贻误时机。在所有制度中，言论和新闻自由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我们自己。当前中国左右撕裂严重，其实没有必要相互打个你死我活，尤其不要把政府卷进来，除非对方构成诽谤或严重侮辱。不要以为政府站在自己这边，就指望通过国家去管制对方的言论，甚至给政府“递刀子”。毕竟，国家不是你家，不可能随时为你所用。专制必然是人治，人治必然是任意的，今天可能站在你这边，明天觉得这样对他不利，就会改变方向。“文革”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大浩劫，但死得最多的不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吗？因此，让政府来干预言论，对谁都是很大的危险，也许目前对“右派”风险更大，但是对“左派”也绝不是没有风险。 既然如此，左右双方尽可以自由交火，也可以在政府那里兜售自己的主张，但是不要指望政府来管言论。如果左派想利用政府来整右派，右派有机会也想利用政府来打左派，那么双方谁都摆脱不了因言获罪的命运。只有双方达成共识，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才有可能让政府尊重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中国雾霾的源头是“制度雾霾”。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永远走不出制度雾霾，也就别想走出大气雾霾。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6） 文：林炎平​ 华夏的道德历史——寻求青天大人 于是，作为剧种，华夏只有“怨剧”而没有“悲剧”，华夏的“怨剧”是在祈求上苍的同情和“青天大人”的明察，而古希腊的“悲剧”是在激起蕴藏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和对于正义勇敢的共鸣。国人并非没有愤怒和抗争，悠久的孟姜女的故事，也许就是这种情绪的最终表达，但却显得很无奈很悲惨。孟姜女的哭诉，并非要唤起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和抗争的勇气，而是在寻找一个终极的听众，亦即一个超自然的“上苍”或人间的“青天大人”。 正由于没有“悲剧”，华夏也就没有了“喜剧”，而只有“闹剧”。在那没有多少幽默感的傻笑之中，到底有多少真理的启迪和道义的力量？实难恭维。每年闹腾的“春晚”，也许是中国既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的最好的诠释。留下的只有“怨剧”和“闹剧”了。当然，还有华夏色彩独具的剧种——“颂剧”，这也许应该归在“闹剧”之中。 华夏百姓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祈祷和祈求的是一个可以解救他们的“救星”和“青天大人”。中国的道德历史，就是一部哭哭啼啼闹闹腾腾的寻求“青天大人”的演义。国人需要一个“救星”，由他来掌握百姓的命运，而百姓只需俯首听命、歌功颂德。“济世自有飞天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数千年来在“皇恩浩荡”之中，不少国人已经没有了对人的价值理念。他们在被损害时的逆来顺受和他们有朝一日得势后的飞扬跋扈，源自同一个心理和价值观：个人价值是不值得尊重的。他们在底层时的逆来顺受是将这一理念用于自己的体现，他们在得势后的飞扬跋扈则是将这一理念用于他人的结果。 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个人主义”者，而最终都必然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即“恶狼主义”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可以用任何别人的福祉换取他们的私利，他们可以对于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悲惨处境熟视无睹，他们可以把别人看作仅仅是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和垫脚石，他们可以在谈论别人的生命时根本不觉得这是和他们有同样权利的同类，而是一些可以利用的筹码和数字。这就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的恶果。 华夏自古以来并非没有仁人志士，华夏最高境界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应该体现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字里行间体现着责任和牺牲精神，每个现代的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动和惭愧。范仲淹不仅仅抒发了他自己的志向和情怀，也没有忘记他的人民和皇帝。他个人的心情和感受，随着自然界的伟力而跌宕起伏，但是坚如磐石的是他的信念。 我十分喜欢范仲淹的这篇散文，不管在穷愁潦倒还是春风得意时，总不禁会背诵这篇散文。或喜或忧，人生任何时候都处在这两者之一或者之间。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绝非易事！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其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还相当遥远。就是如同可以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这样的不凡人物，仍然在随时矫正自己以符合他上司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把原则和理念置于权势之上。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困顿时，李白的诗句无疑振奋人心，催人上进。但是甚至像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都不能幸免对于个人价值的误解。“行路难”中念念不忘：“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绝非趋炎附势之徒，他可以蔑视权势，但是当他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却不得不把得到皇上的赏识作为他抱负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也不能脱离对于权势的依附，似乎这是唯一可以实现抱负的途径。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而如此经年累月的对于权势的屈服和依附最终让英雄也气短。 于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于是，华夏少有真正的英雄。那些被中国后人奉为“英雄”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积聚了过去和现存的污泥浊汤并以此兴风作浪让其荡涤社会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带来人格的进步和社会的公正，却致力于利用人性本来的丑恶和消灭社会仅存的良知。 西方对于个人价值的重视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史诗般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同样，对于西方来说，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积淀。一些看来不大的事情，却体现了一个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场大灾难中的小事情令人回味。 我远道去上海见一个瑞典的客户，适逢地震袭来。西方人似乎尤其珍惜生命，为了躲避从远隔千山万水传来余震，瑞典经理让所有员工在街心公园休息，进而把大家都放假回家，但是不好意思让远道而来的我们打道回府，居然她自己和我们回到她认为有危险的大楼去洽谈。我看得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对地震很恐惧。会谈后，我感谢她冒着危险和我们面谈。我知道，她是冒着她确信的危险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否则她不会打发所有的员工早早回家。 那次地震震中的惨烈我到了当天晚上才知道。瑞典办事处经理对此事的处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公司没有和其做成生意，但是此事却让我钦佩这位经理的行为。她显然是把雇员的安全放在了经济利益之上，而且她还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了雇员之下。我不得不说，在西方普遍弘扬的“个人主义”中，包含着对于其他个人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尊重。以致在不经意间，那些普普通通的西方人就流露出他们的理念，并且付诸于行动。 和这个事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作协委员的一首无耻诗词。其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最残酷和本质的写照，这样的无耻在任何崇尚人的价值的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首词并不出于压力和逼迫，而是作者内心积淀在这不寻常关头的真实流露，他是真正地感到了召唤，从而倾泻出了此等肉麻和无耻。如此自觉地对于他人生命和价值的蔑视和践踏，需要长期的心理折磨和道德降解。 在他看来，这么多死亡的个人，是无法和一个抽象的“集体”和权势相比的。人的价值不过是可以任意牺牲的数字或者符号。但是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绝不这样看。他唱的高调都是让别人去相信和实践的，他自己绝对不愿意就这样“亲历死也足”，更不愿意在坟墓里看奥运。他是要这些死去的人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愤怒，不要给他带来内心的责难，他要让那些死者的亲属认为“做鬼也幸福”，既然死者很幸福，那么幸存的也就更满意了。于是让他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过日子。 个人服从集体，而集体则由某些少数的利益集团所代表，从而所有的个人服从某些个人，这样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无论以什么样的慷慨激昂和群众运动做幌子，都无法掩饰其真正的本质。 宣扬“集体主义”导致的个人崇拜和极端自私 我们稍稍回首，便依稀可见那个还未远去的荒唐时代。对人格的集体侮辱莫过于那时的“忠字舞”。那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舞蹈大致如此：用手在胸前一笔划，算作是一颗红心，然后把手伸向空中，意思大概是把心献了出来。通篇都是这样的舞蹈语汇，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每天整齐划一地跳舞，表达一个集体对于某个个人的忠心。这个全民参与的集体舞，跳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终极诠释了中国式的“集体主义”。 忠字舞的荒唐似乎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忠字舞的基础却根深蒂固，主子阴魂不散，奴才忠心仍在，卷土重来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 在集体的名义下，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某一个“代表集体”的极少数牺牲自我。一些人的权力欲急剧膨胀，更多人的权利随之消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褒扬集体主义的民族，却源远流长的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 难道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个人崇拜是如此相辅相承吗？结论是肯定的。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内心的道义准则和独立的人格。随之而来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和个别人的飞扬跋扈专制独裁。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一针见血地批判此类集体主义：“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他显然指的是为了否定个人价值而推崇的“集体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私有制”的否定不能带来对于“公有制”的肯定，实际上过去搞的“公有制”最后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公无制”，人人一贫如洗，只有极少权贵拥有一切。从消灭“私有制”开始，以“公无制”的结局告终，这是必然的。这就如同你否定了每一滴水的价值，肯定不会再有江河湖海，很可能最后连一口小水塘都是臭气熏天的。 曾经在华夏盛行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为了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而已，于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价值丧失殆尽，却导致了极少数人的个人价值无限放大。所以，在中国式“集体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最蔑视的时候。 我的华山之行使我产生对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彻底怀疑。1976年10月初，是中国值得铭记之巨变的开始。当时我对于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愚公那个蠢驴也许无法让我这一辈子再次把太行山搬一遍了。我别出心裁决心到华山去一趟。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么一说，一个人去华山是需要一定疯狂才可以成行的。村里没有分红，只好靠逃票成行。 当时的华山，是非常值得去的。一是它挺拔苍凉的自然景观，二是它劫后余生的人文景观。 “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时几无人迹，越发彰显华山的内涵和个性。即便不看华山的任何人文影响，它的自然景色也可谓鬼斧神工，引人入胜。刀劈似的峭壁，直上直下，整座山峰就是一整块巨石，这是黄山和别的山无法比拟的。如果说黄山是秀美，那么华山就是壮美，华山让人联想到男子汉裸露的胸膛。但是那人文的痕迹使人非常感慨。这是一个被当时的“忠字舞”的“狂舞者”们刻意破坏后彻底忘记，被当时的歌舞升平完全遗弃，又尚未被此后的铜臭所污染的人文废墟和自然奇观。 山上所有古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连狭窄的石头小径边的历经数个朝代安装的护栏都被“忠字舞”小将们掀到山底去了，仅留下一些残柱。我曾经听说过“第二次解放华山”，后来知道这就是指“红卫兵”到华山上把那些“四旧”都砸烂。当时的我是自身不保，食不果腹，衣仅蔽体，那天上华山也如此，我只带了朋友送的半斤饼干，这是两天的全部食品。除了身上穿的球衣裤，没有别的衣服。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种看来和我无关的破坏的反感。 那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晚上在苍龙岭附近道士破旧的观里歇了几个小时，早上四点，乘着月色就去东峰看日出。在接近东峰的时候，看到另外几个上山的人，大概那天上山的一共也就这么几个人。十月的华山清晨很冷，太阳出来还要一些时候，于是就在这距离东峰不远的旧庙里歇一会儿。很快，那几个人就说太冷，要找东西生火取暖。山上的灌木他们是弄不来的，结果，他们居然想到了把空图四壁的旧庙的椽子弄下来做燃料。我对他们说，并不很冷，不要弄坏旧庙。我当时比那几个人穿得还少，如果我不觉得太冷，他们也一定不会太冷。但是他们执意要把椽子弄下来，把一根绳子抛上去，拉住椽子，用力向下拉。我当时没有更好的制止他们的办法，只觉得这事情简直太损了。他们要我帮忙，我拒绝了。好在这几个人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什么成效，只好气喘吁吁作罢了。估计他们经过这运动也不觉得冷了。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不忘。我对自己不能制止他们感到很惭愧，对他们的这种行径倍感愤怒。就为了一点点自己眼前的利益便胆敢破坏属于整个民族的文物，如此的贪婪和愚蠢，令人绝难原谅。看到这样一幕，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华山上的古迹都被破坏了。可以撼动的，都被“忠字舞”小将从山头推下了山沟，连栏杆云梯也不能幸免。当时华山的石径已经几乎没有扶手和栏杆，只有那些从巨石上凿出来的无法撼动的石头台阶还安然无恙。 我很难理解是什么使得这些本来涉世不深的学生热衷这么残酷的破坏。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遍及华夏大地和整个民族的普遍行为。全体附庸极少数的权势，丧失个人理智而导致集体疯狂，把属于整个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迹破坏贻尽，这是“集体主义”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培养使得他们对他人极其蔑视，对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极不容忍，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极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集体主义”和“正义”，于是有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华山一幕。 当我登上华山东峰时，太阳还未出来，月亮尚未隐去，东方已经发白，在寒冷中祈盼日出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一刻肯定会到来，因此等待不会没有意义。在喷薄而出的华山红日照到我这个饥肠辘辘、衣不御寒的太行山知青身上时，我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我似乎同时感觉到了自己对于天地的渺小和重要，使得渺小的自己感到重要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这也许就是我后来意识到的被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这使得我对于当时完全未知的社会变革更加有信心，更加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我当时并不知道古希腊和西方的思想，自然不理解人的价值。但是我在那一刻所感觉的，却在日后的人生经历中被反复品味，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那天正是阴历闰八月十五，那年有两个八月，于是有两个八月十五，每个我都记忆犹新。数年后，我在大学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时，最初的酝酿必定是当年华山的景象和经历。 七律·中秋 今夜明月今夜酒，西风时节宴中秋。身无分文忧天下，心有余力费躇踌。飘零已谙人生苦，浮沉渐泯世间愁。阴晴圆缺四海共，何必相逢叹如勾？ 为“个人主义”正名 我相信，任何民族的个体都在本质上存在着朴素的对于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尊重。“人之初，性本善”，想必是有道理的。因此，这种价值的被弘扬或者被扼杀是由于环境，而不是遗传。如果一个社会环境惩罚善良和独立的人格，而奖励丑恶和奴性的人格，那么久而久之，只有丑恶和奴性的人格才会以适者生存的法则胜出，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人格特点。而这种人格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导致了人格的恶化，人格的恶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再进一步导致人格的恶化。正反馈系统的结局只有两种：在没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以系统崩溃而告终，在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形成不收敛的振荡。在华夏发生的显然是后者，千百年来不乏朝代更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却不见人格的进步。 国人现在的自私，至少一部分来自于千百年来的对于“个人”的压抑和对于“集体”的弘扬，所谓“集体”并非社会大众，而是让个人牺牲自己的价值和出卖自己的良心以便和权势保持一致。这样的世世代代对于自私的培育，自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中国，少有人会把公用电线剪断、马路的窨井偷走当废品卖钱的。这很难说和虚伪的所谓“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长久说教没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和社会风气就是这些虚伪的说教和相反的现实所共同培育的。 和中国的冠冕堂皇的“大公无私”不同，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照顾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在国外乘坐过飞机的话，就一定会在安全指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碰到舱内失压，氧气面罩会自动弹出。此时，请立即戴好氧气面罩。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请务必在自己戴好后再给予别人帮助……。”现在中国的飞机上也如此要求乘客。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使得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同时，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在竞选政府官员时，都强调自己注重家人和家庭，在竞选场合经常带配偶和子女出席，以体现竞选者对于自己家庭的重视。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文革”时代，虚伪的“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教还促使了一些人装模作样的表演，他们到处声称自己的不重要、家庭的无所谓，甚至在那几部绝无仅有的戏剧和电影中见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以此表现这些人的大公无私 —— 既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在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大众。但真实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积虑“谁主沉浮”，要超过“秦皇汉武”，为一己私利不惜涂炭生灵，为平步青云不惜落井下石，他们永远不会是“个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别的个人；他们也绝对不会是“集体主义”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只是一个试验的对象和攀登权势高峰的阶梯。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那个“集体”是如此地虚无缥缈，它既不是个人的集合，也不为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服务，它只是一个被权势者创造出来否定“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就是集体的化身。 正因如此，多年的“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说教，造就的却是极其自私和虚伪的群体。在中国，没有集体主义也没有个人主义，有的只是对于他人价值的极端蔑视和极度膨胀的利己主义。如果任其发展，必如愚公把他的愚蠢和贪婪代代相传，其危害真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和中国式“集体主义”截然相反的，是古希腊要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古希腊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在意自己的清贫生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毫无实际功利可言的理想，才使得后人有可能成就现代文明。我深深敬佩古希腊哲人和学者，那时的学术研究，既没有什么高额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光荣的奖项，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利，因此，他们持续一生的高尚行为，只能源于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探索真理的个人勇气和寻求社会公正的利他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标签都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典范，也是集体主义的榜样。 个人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才会产生这样的英雄。尽管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那些甘于清贫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些握有权力但是倡导民主的政治家，如索伦和伯里克利；那些为了全希腊利益而战死疆场的无名将士，都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下才产生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oNDMoNwHRQ7nGdPojrwlg0pqpOcuy8xZAwVoVLrUhvgCzf6VeNwmbA/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oDqaoQMO6ibIdFJ226PFOZFLuNeJmoyibv78GwURCA5LCCFUao1tkdXw/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HXck5AibxSEoyLpvobDLhntYb1N7vmjcoJL30KHUrNt7NoqK6pyYdxw/0?wx_fmt=jpeg 古希腊政治家索伦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5bjyARkUmFM15Uicq5J16MBWFzHNtMBdDLzg4zW6pqdzSLNnoTKFQsA/0?wx_fmt=jpeg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 西方正是通过文艺复兴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才会在此后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科学、艺术和政治的英雄。他们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典范，也是重视整体利益的榜样。 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诞生的理由，而更是对其每个公民价值不容置疑的誓词，“每个人生来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雷贯耳的词句，蕴含着正义，激荡着风雷。正是对于每个个人价值的肯定，遂使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和他人做出了贡献。 蔚蓝的澎湃必来自无数清澈的涓涓细流，污泥浊汤也必源于众多的腐败肮脏。社会的进步始于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还怀有对他人的善念，对自我的尊重，那么，是从自己做起的时候了。 中国不需要“愚公”，而急需“普罗米修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普罗米修斯，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赞美他的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SqBB1sib3nfEiay91SyBbctHv4iaF2smnIxYmNXvwfcibeWB38icwnSM98A/0?wx_fmt=jpeg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法】尼古拉·塞巴斯蒂安·亚当作品 美好和正义，是从赞美她们开始的。

由近日几则加拿大新闻解读何为法治社会 文：陆岩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系列有争议的司法案例。先是一月份，宁夏33岁的马永平因屡次讨薪不成，反而遭到警方为难，气愤之下点燃了301路公共汽车。随后又有四川阆中公检法联合，以“恶意讨薪”的罪名将多名民工五花大绑。进入5月以来，北京年轻父亲雷洋被蹲点的警察‘抓嫖’，莫名其妙地死在警方手中。此案的迷雾还未拨开，又传来深圳一对姐妹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被警察推上警车押走。6月又有南宁的吴良述律师到法院立案，被法警枪走手机，撕掉一条裤腿，露出内裤，使其蒙羞。所有这些案件，都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引发巨大的关注和争议。民众对大陆司法系统的担忧越来越大，而对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越来越怀疑。 法治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最最基本的保障。怎样的社会才能算是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包括了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等多方面因素的整体概念。笔者在加拿大生活了20几年，真切感受到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民众来自不同政治制度和迥异的文化背景，社会能够如此和谐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成熟，完整的司法体系，而且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恰好，最近加拿大媒体登出了几篇涉及司法案件的报道，而且涵盖了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方面。解读这几篇报道，有益于我们认识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 立法：安乐死法案在参众两院“打乒乓球”未必是坏事 加拿大的法律完整、稳定，但有些条文会随时代的发展作出调整。目前正在制定的“医生协助死亡”法案就是一个重大调整。它起自于最高法院去年对一项要求有安乐死权利的诉讼案所作的裁决，要求政府取消原来刑法中“任何人帮助别人死亡都属于刑事犯罪”的条款，使安乐死合法化。高院开始给政府一年的时间完成修订，后来因执政党更迭又延长了四个月，最后的期限是6月6日。 加拿大的立法机构是众参两院，任何法律都是先由众议院提出，经过一读、二读的程序在议会辩论，作出修改完善，三读时投票表决，多数议员同意才能通过。然后提交给参议院审核，参议院同意后形成法律。 但此次制定安乐死法案，不仅在党派、议员之间有很多不同意见，还出现了两院之间的分歧。 参议院赶在5月31日前通过了三读，批准了有关安乐死的C-14法案，并希望参议院能够迅速审议，在最高法院规定的6月6日最后期限前出台。 可参议院却没有着急，反复讨论后在6月15号晚间投票否决了C-14法案，退回给众议院，要求对其中的几项条款作出修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删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者必须明显接近死亡”的条件。因为这违背了最高法院当初裁决的初衷，即“所有患了不治之症且遭受持久性痛苦折磨的人都应该有权利要求医生协助死亡，而不应仅限于那些很快就要死亡的人”。 众议院不得不重新讨论已经表决过的法案，接受了参议院提出的部分修改意见，但在要不要取消“必须是接近死亡的人”这一限制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 这使‘医生协助死亡法案’的制定陷入了一种僵局。也有人说这是两院之间在“打乒乓球”。而笔者认为，这种“打乒乓球”正好反映了两院在制定安乐死法案上的认真态度。 本来加拿大的参议员并不是民选的，参议院也有“橡皮图章”之嫌。可这次他们在涉及到生命的重大立法上是超认真的。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它恰恰印证了我们平时的说法，民主社会在制定法律时都是要反复推敲的，产生争论时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而法律一旦定下来，所有人都要遵守。 当然，旧法作废，新法却未能及时出台会造成一段时间的法律真空，在这段时间里“医疗协助死亡”没有法律条文可以遵循。但在加拿大这样法制成熟的社会里，并不会出乱子。因为还有省政府的管理，有医生协会和民间组织的监督。 当然，出台明确的新法规还是必要的，否则像1988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堕胎属于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却一直没有新的法律出台，造成加拿大社会至今在堕胎问题上仍争执不断。 司法：边境局执法不仅也需守法，还需讲点人性 上周另一篇报道是，加拿大边境安全局自2012年以来，与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国家地理频道合作，拍摄并播出到各个执法现场的录像。由于节目没有脚本，真实地记录边境官员执法的过程，一时吸引了不少观众。 但这一节目随着播出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加拿大人认为节目中充斥着粗鲁的行为和对执法对象的剥削。例如边境安全局突袭一个建筑工地，抓捕非法劳工。观众在节目中看到，墨西哥工人躲躲藏藏，被抓出来带上手铐押走。这让很多加拿大民众看不下去。 BC省“公民自由协会”把这一节目告到了人权委员会，起诉边境局播出这样的录像是侵犯非法劳工的隐私权。因为执法人员拍摄之前，并没有征求被拍摄对象的同意，后来让他们签字同意播出的文件也并非是出于自愿。诉讼期间，还有一些市民上街游行，高呼口号：“不要关押人，不要突袭式搜查”。民间组织的负责人甚至说：“对非法劳工弱势群体进行这样的拍摄是失去人性的。而把录像用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娱乐节目中更是卑鄙的”。 上个星期，联邦政府隐私专员丹尼尔·塞里恩（Daniel Therrien）在对此事调查后做出评判，说边境安全局到建筑工地抓非法劳工，并将抓捕过程放到电视节目上，确是侵犯了非法劳工的隐私，并要求停播这一节目。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边境安全局原来的本意是通过现场录像、在电视上播出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知法守法，可做法却触动了加拿大人心中同情弱者那根神经。而隐私专员则对民众的意见做出了权衡，使这场民告官的博弈，民方实现了诉求。 如果这件事还不足以展示加拿大司法的公正，那前不久安大略省检方要求法庭对一名警察从重判处的例子就更具代表性。那名警官因在2013年执勤时开枪打死了一名滋事少年被起诉。2013年7月，18岁的少年亚提姆（Sammy Yatim）在多伦多的电车上持刀威胁乘客。警方赶到现场时，车上已无乘客。少年站在电车门口。警察叫他放下手中的刀，站着不许动。但亚提姆往前迈了一步，警官福斯洛随即开了三枪。亚提姆倒地后，福斯洛又开了6枪。9枪中有8枪击中亚提姆，导致其当场死亡。 亚提姆的死亡在多伦多引发民众对警察过度执法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法庭判决时，陪审团决定判处警官福斯洛二级谋杀罪。因为他在亚提姆倒地后没有理由再向他开枪。按照加拿大刑法，二级谋杀罪的最低刑期是5年，最高是25年监禁。检控方认为，这是警察过度执法的最典型案例，因此建议对福斯洛的量刑应高于最低刑期。这名警官仍在上诉，但预计最后的裁决会高于5年。 这使人联想起去年5月在黑龙江安庆火车站，45岁的农民徐纯合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虽然民间和官方对此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让人们产生司法包庇执法的怀疑。 执法：嫌犯抗拒抓捕受伤也可告警察“执法伤害” 上面的案例实际已经涉及警察的过度执法。警察执法过程也是要依据法律规定的。比如没有法院的逮捕令不能任意抓人；警察在执法现场要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当行动，而不能“执法过度”。 上周，安大略省的警察行为监督机构对一件去年的案件作出裁断。警方在一个枪击案现场试图逮捕嫌犯时，遭到顽强反抗。后来警察在别人的帮助下，把嫌犯按在地上。但随后嫌犯感到脚腕剧痛，被送到渥太华医院检查，确诊是脚踝骨折。这名男子后来状告警察在执法时使用暴力，用扫蹚腿扫倒了他，造成脚腕骨折。 安大略省负责调查警察执法是否恰当的第三方机构“特别调查组”随后介入调查，在访问了8名现场目击者和12名警员后，得出结论说： “当时由于嫌犯难以制服，警员曾要求救急车上的人员帮忙按住嫌犯的双脚。男子脚踝受伤最可能的原因是医务人员踩着了他的右脚，因为他说是倒地之后才感到脚踝痛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警官确有扫蹚腿动作，也无可指摘，因为男子没有服从警员的命令。受伤是他反抗导致的不幸后果”。 此案最后得到明确的解决。这一案件的意义在于，警察执法带来的争执应该由谁作出评判。加拿大各省市都有专门的第三方调查组织，它是由退休专业人员和民间人士组成的，不会偏袒涉案任何一方。因此作出的评判很少受到质疑。 通过以上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加拿大，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完善的制度互相牵制的，而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父亲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文：悟空孙 写下这个标题，突然想起来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就写了一篇同样标题的文章。那么我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看100之后的中国人做父亲是否有了进步。 当然，时代总是不断的向前，今天的父亲早已不是百年前的父亲，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亲权重，父权更重。” “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了。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今母亲在家庭中也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严母慈父”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 因此，“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在问：“我们怎样做父母”？ 100年前，鲁迅之所以拷问怎样做父亲，那是因为我们的旧传统将孩子看成了父母的私产，将父母的生养当成了恩典，以至于父亲必定一言九鼎，子女必须孝敬，顺从。于是强制的道德戒律产生了“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 鲁迅的眼光惊人的犀利，道出了中国社会愚昧的本质，也给后来人指明了方向。鲁迅说，生物界的现象无外乎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吃饭，是为了养活自己，使自己快乐，所以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是为了生出子女，同样使自己快乐，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鲁迅这样断言。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9PM5ibWicfMrvibZRaw35WGnTEtKuMlYIoS5suzCKP8pMEyGCcjxLGhY8jCRJbmk2GEzCB8bibQ5Xtw/0?wx_fmt=gif 鲁迅与爱子周海婴 然而，100之后，我们还有父亲仰仗着自己生儿育女的“功劳”，高举“不孝”的狼牙棒，对儿子说“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老子不会掉一滴泪……”；我们还有父母包办孩子的一切：从吃饭到穿衣到入学到就业到恋爱结婚……；我们还有长辈倚老卖老，对教育孙辈指手画脚，自己对现代价值观则一无所知；我们还有父母从不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逼着孩子做这做那，拿别人孩子与自己孩子横比竖比，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拔苗助长；我们更不乏父母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好，自己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日后等待着子女加倍的报答养育之恩。 还是让100年前的鲁迅来开导现在的父母们： “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 “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今天的父亲们，我们要做的是解放自己，解放孩子：“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不要向100年前的父亲们和某类“长者”们，“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 对于年轻的一代，我们都是“老人”了，然“中国的老年，重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今天的父亲要勇于承认，我们和这个时代脱节了，我们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既然自己“悟不过来”，就不要对下一代指手画脚，“乌鸦”要叫，就由它叫去吧！父母养育子女只不过是自然赋予老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大可不必“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 所以，“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父母不要对子女无微不至“好”得过了头，不要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子女身上，更不要以“为你好”的名义给压制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理解父母的一片深情，但也不必太在意父母高兴不高兴，而给自己增加太多的压力和负担。尽力去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将自己父母的关爱回报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父母，将来再用同样的爱去关怀自己的后代，这样，才是最大的“孝”，孩子的未来才有希望，父母的生活才能安详，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父亲”们，请记住卡夫卡对他父亲的呐喊：“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牺牲了一切……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卡夫卡：《至父亲》）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而不是卡夫卡那样郁郁寡欢，性格怪癖，生活如一团乱麻，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方名声大噪的名人。 祝福每一个快乐的孩子，祝福每一个称职的父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9PM5ibWicfMrvibZRaw35WGnOUMgFicQD1yJGCaicmysNxM89tM5kjiatwKeSOZON8W6XXQy8xAH8SORg/0?wx_fmt=jpeg

祛魅之书 ——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文：倪志娟 “祛魅”是一个令人惆怅的字眼，即使明知“ 魅”的因缘往往是一种幻觉、一段距离、一层美化真相的轻纱，可是由于有“魅”之物总是带给人喜悦乃至疯狂，人们也乐意制造并维护着种种幻觉、距离和轻纱。这种状况直到20 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由于科学技术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过于强大，人类习惯用之的美化手段都不再有效，祛魅就成为一种时尚，先是科学和技术对自然世界的祛魅，接着是思想领域对人文世界的祛魅，再接着，是对人文世界的创立者知识分子自身的祛魅。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本阴郁之书。这本书中刻画了卢梭、托尔斯泰等十多位文化英雄的另外一种面目。和以往的文化史或人物传记不同，约翰逊的关注点只在这些人的私生活，但他所做的不是浅薄的揭密、贩卖隐私等“狗仔队”行径，而是力图从私生活场景中建构出更真实的所谓文化英雄形象。 这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呢？卢梭是一个有趣的疯子；雪莱沉迷于无情的理念；托尔斯泰如同一个暴君，自比为上帝的兄长；萨特是一个神圣的恶魔；海明威沦陷在酗酒的深渊里……这些被文化史奉为英雄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特征：才华卓越、性情专断、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无节制地追逐女性，正是这些特征带来了他们非凡的成功和不绝的影响。但是，约翰逊对这些人物的成功和影响进行了质疑：“知识分子本来是应当教导男人和女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的，但却是鼓励他们去服从感情；不是鼓励进行讨论以实现人类的和谐，而常常都是挑动用暴力进行裁决。”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以语言创造辉煌的思想和文本，以思想和文本追寻真，鼓励善，激发人们朝向乌托邦，可是他们自身，却在种种劣迹与混乱中度过一生，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在这些人物身边，无一例外地围绕着众多女性，她们的命运如同一块块黑色的无名之石，前赴后继地沉没在这些所谓伟大男性的生命洪流和他们掀起的理想巨浪中。 虽然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与他们本人的道德背离之间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这种批判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形象，如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多针对他为纳粹服务的经历，而他的私生活领域，他与阿伦特的情感纠纷，直到最近才有所论及。约翰逊有意要深入这个暗无边际的人性迷宫中，进行前所未有的论述，其实是冒了天下大不韪。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始终在论述精神与肉体之战，并且不断在精神的天平上增加砝码，强化人的理性色彩。精神可以摆脱本能和物质环境的制约，超越肉体经验与感觉获得无限，而灵魂和肉体则屈从于现实逻辑，是有限的。由此，他们认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心冲动与日常行为构成了前者，而精神生活超越于当下、生活在别处。这种划分简单又清晰，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命饯行准则。 约翰逊的立论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后现代主义从对理性精神的批判到对理性人的批判，其解构的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以福柯为代表，他不仅批判了启蒙理性精神的绝对性，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理性之人的虚幻性，从来不存在万能的上帝，也从来不曾存在理性的人，人永远是当下的、有限的、受制于肉体冲动的生命体，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但是以卢梭等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显然不肯接受这种有限性的命运，他们确立了一种夸张的关于精神与理想的神话，并且力图依靠自己的才华在尘世中建立起这个神话王国。由于精神的发展线索始终是由男性谱写的，女性始终被排斥在话语权之外，因此这种“精神狂想曲”混杂着男性的傲慢、自私、霸道，最终，他们只是在女性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狭小的、纠缠着眼泪与温情、背叛与仇恨的性爱王国。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从来不曾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也从来不会超脱肉体而变得伟大，它难以摆脱其有限性。 也许约翰逊的观点并非全部可靠，文化史上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的描述固然失真，但是谁又能保证，从私生活场景中截取的这些形象是完全真实的呢？人是一个复杂体，内心的骚动与行为举止总会在时空中交织出无形的经纬，即便是当事人自身、当事人身边的人，恐怕也很难还原其隐秘的真相。过于纠缠于私生活的细节，并且将这些细节放大，更彻底地摧毁文化的公共偶像，无疑加重了当前人类整体的虚无感。 然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神坛上拉下来，也自有其意义。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求真求善，而这种使命和真与善一旦被绝对化，往往会带来人类的灾难。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次暴行不是以理想的名义进行的呢？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警惕任何一个文化大师的说教，也有理由重复乔治·奥威尔的话：“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对自身宽容。 《知识分子》是一本祛魅之书，祛魅后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正如齐美尔在一战前就说过的：“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面对这一真相的确需要坚强和麻木不仁。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5）——奴隶岛 文：刘婷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微将陆续刊载。发送关键词塞内加尔，可提取该系列文章。 奴隶岛（Île de Gorée）是塞内加尔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我们安居下来之后，领事馆的老职员安排我们拜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在奴隶贸易盛行的18世纪，这座小岛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欧洲、北美奴隶贩子最后挑选和押解非洲人的地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那些原本拥有自由和尊严的人被套上枷锁，成为了奴隶。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向故乡投下了最后一瞥，踏上那永无归程的路途。在船上，陪同人员讲解了奴隶岛的历史，我的心抽得紧紧的，这会是一个徘徊着多少悲戚和愤怒的灵魂的地方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bKCWX6EtaxKlmSqXmYribWPMnvF9GkAk44KJSFQgfne0dMwfwmmyM1GuUxCBdVOowW1UWiaSLXibA/0?wx_fmt=jpeg 宁静的奴隶岛 二十分钟的航行，船很快就抵达了奴隶岛，因为是旅游淡季，我们上岸后只看见遍布小岛的白色或赭黄色房子，艳丽的三叶梅攀绕在墙头，平静的沙滩上有几个玩耍的孩子。阳光和海水映衬下的奴隶岛显得很美，很难把这里和那段悲惨的历史联系起来。好吧，背起双肩包，带着游客的心情进村吧。 玩耍的孩子们看见我们一队人，径直围了过来，各个都伸着手。我们在达喀尔街头见到乞讨的儿童都采取不给钱的态度，因为大部分孩子并不需要乞讨，但是伸手要钱似乎是一种习惯，习惯向所有外国人伸手，习惯把尊严随意丢弃。这不该是孩子们应该习惯的东西。我加快脚步，摇着手往前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一直跟着我，她突然对我说：“给我个口香糖吧。”她笑咪咪的，一点没有怯意，脸上的神情也完全超出自己的年龄。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口香糖啊。”“在你背包里，我看见了。”原来我背包的网袋里真有包被遗忘的口香糖。“好吧。”给孩子一块糖总可以吧。我取下包，递了一个给她，还没来得及收回去，她不知从哪里一把拽了另一个孩子来，“也给他一个。”我还来不及抬头，四周一下子多出好几双小手，口香糖很快就分光了。小姑娘嚼着口香糖，依然笑盈盈地说：“你包里还有什么？那只笔可以给我吗？”插在外袋的一只圆珠笔也被她看见了。 孩子们围着我，看着好些没拿到口香糖的孩子一脸失望，我索性把包里的记事本也拿出来，一人一张地分，等我抬起头，才突然发觉我身边的孩子群以及喧闹程度足以让人产生瞧一眼的好奇心了。而那个小女孩正往旁边的屋子挥手，有两位大妈也擦着手向我靠拢过来。我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好在我先生在这个时候突破重围，一把把我给提溜出来。总算进村了。 奴隶岛上最大的博物馆其实就是奴隶贸易时期关押和买卖黑人的一个两层楼建筑，当时的奴隶贩子把抓来的黑人关押在底楼的简陋空间里，自己住在二楼舒适的大房间，中间的空地是估价和买卖黑人的地方。当时男奴的价格由体重和肌肉多少来决定，女奴以姿色和贞洁为标准，小孩则依靠牙齿来判断其年龄，然后定价。他们像牲口一样被交易双方捏来捏去。被关在这里的黑人往往就是一家人，最终父亲被卖到巴西，母亲被卖到古巴，孩子们到北美，从此天各一方，再难相见。 我站在关押女奴的房间里，墙上只有一扇狭小的窗户，一墙之隔便是关押孩子的房间，作为母亲的我想象着听着孩子近在咫尺的呼唤却可能已是永别的时刻，那种压抑和痛苦难以言表。这里还有为提高卖价的增肥室，有去无回的惩罚室，一扇沉重的黑色木门后便是大海，当时船舶停靠在这里，奴隶们走过大门踏上通往甲板的木桥，就永远地失去自由和故乡了，他们被捆绑着紧紧叠压着装进船舱，经过经月的航程，往往只有三分之一能活着抵达目的地。导游告诉我，当时有很多黑人干脆一出大门就跳向峥嵘的黑色岩石，宁愿死在故乡的土地上。走出博物馆，我做了个深呼吸，抬头看那明媚的阳光都显得十分忧伤。 陪同人员提出带着我们到制高点看看小岛的全貌，我闷闷地跟着，不经意路过一个卖纪念品的小集市，好些个小贩围了过来，大多数游客对他们手上那些粗糙的纪念品没有兴趣，我更反感那种彪悍的推销方式，所有人都加快了脚步，我听到有一个声音：“知道你们都对我们做过什么吗？”这是一个小贩的不满。我的祖先虽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罪恶，但我的心里顿时因为这样一句话感到刺痛。那时我想，也许我不会再踏足这个充满了怨恨和戾气的小岛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bKCWX6EtaxKlmSqXmYribtQLJcW0CI47skSRz7VnVHAKTPPx4kyB9y73646b0tMOsF8eh5BGbmQ/0?wx_fmt=jpeg 奴隶岛上的民居 但后来我还是又去了，而且不止一次地去感受它，了解它。那是夏季来临之后。我的好朋友Ellen邀我上岛，因为那是一年一度的奴隶岛开放日。Ellen说岛上很多私人建筑都会向公众开放，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会在这些私人住所中向公众展示，同时还会有很多国际机构的艺术行为和活动。带着好奇心，我又上岛了。奴隶岛所有的房屋从外观上看都是很普通的当地建筑，但推门进去，真是另一番天地，很多来自欧美的所有者把自己喜欢的风格和个性带到这里，每所房子都别有洞天。我们走进一个希腊风格的居所，这里展示的是当地以为黑人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房屋主人在临海的露台搭上白色的帷幔，色彩鲜艳的沙发衬着一望无垠的蓝色大西洋，让人有身处地中海边的错觉。 另一家院落里，来自北欧的一位艺术家用羽毛和纸制作了许多灯，挂在丝瓜藤下，如梦如幻。沿着斑驳的台阶上楼，墙上挂着巨大无比的完整玳瑁，房屋内墙和外墙都因为岁月的侵蚀而斑驳暗沉，但橙色温暖的灯光和非洲风格强烈的艳丽桌布让这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它的主人估计是位首饰设计师，在屋内展示了很多个性独特的作品，临海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木质工作台，上面整齐摆放着首饰制作工具。可以想象这里的主人就是坐在这个工作台前，偶尔抬眼透过古旧的窗棂看一眼蔚蓝的大海，寂寞的岩石，他作品中特有的冷峻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就这样推开一座座房屋，走进一个个不同的，给人惊喜的空间。我无意中经过一个小院落，矮矮的墙头上立着一排排憨态可掬的陶土胖娃。探头一看，一家当地人正生火做饭呢，他们围坐在一起，食物就一盘盘放在地上。见我进门，一位高大的塞内加尔男人过来打招呼，他告诉我这些娃娃都是他做的，他的儿子刚满五个月，巨胖。他的喜悦就像这满墙头的胖娃娃，充盈了整个小院，我们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儿，临走买了几个沉甸甸的胖娃，他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微笑着说：“谢谢你们，要记得我们Île de Gorée，记得我是塞内加尔的艺术家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bKCWX6EtaxKlmSqXmYrib4Getia5Fe3jS2YscuYT6PPLxK29icADialEFZF66sx9eJhKUTjs4xbyXg/0?wx_fmt=jpeg奴隶岛上买到的胖娃娃 Ellen拽着我去寻找一个国际援助组织的场地，因为这个项目是专门援助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地区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孩的项目，当地女性大都会制作陶土水罐，他们就把女孩子们组织起来，教她们在水罐上增加一些设计元素，然后把这些产品卖到欧洲，女孩子们可以用双手创造财富，就可以免去失学和过早嫁人的命运。后来在岛上一个很大的庭院里找到了她们，一个个滚圆的水罐憨憨地十分讨人喜欢，我和Ellen一人提了俩水罐，加上背后背着的沉甸甸的陶土娃娃，我们俩真是满载而归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bKCWX6EtaxKlmSqXmYribudWgQp5icBiaLDNbRzUr32uq1SQcUxRqO80UXJd9DYEfKKsk4KhOmhI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bKCWX6EtaxKlmSqXmYribAoWshSGZG8YstwVChLWctmPRbVtJpuY6BjQEv0CLZrWZJEKXDM3apg/0?wx_fmt=jpeg 卡萨芒斯地区女孩子们手工制作的陶罐 在码头等船的空档，我一人坐在海滩边发愣。一个小姑娘头顶着一个小篮子向我走来，我下意识地紧张起来，毕竟拒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她走到我的面前，只是静静地把篮子取下来，伸给我。篮子里静静地躺着她做的项链。小女孩的项链，只是把琉璃珠和一些粗糙的材料简单地串在一起，谈不上好看。但我已经决定买一串，为这个不随便伸手的孩子。我问她：“多少钱啊？”“五百（相当人民币六，七元）。”我愉快地买了她的项链，她一边点钱一边转身走了。 看着她小小的身影渐远，眼前是夕阳下宁静的奴隶岛，蓝天，碧海，白沙。经历了如此沉重的伤痛的奴隶岛，这一刻显示的宁静和宽厚却是那么的感人。我想伤痛的历史一次次被提起，是告诫人们不能允许不公平的践踏和掠夺再次出现，但没有人可以因为过去曾经承受的痛苦而有权力以另一种不公平对待他人。曾经被血泪浸润的奴隶岛一片荒芜，但放下了仇恨和戾气的今天，它却美得不可思议。

古希腊悲剧精神 ——科学、艺术和民主的源头 文：林炎平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不在于表述命运不可抗拒，而在于表现在不同命运的两难境地中进行选择的勇气、理性和道义。没有悲剧精神，便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什么是悲剧精神？ 怀特海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很有意义：“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5aoOQia8F8S3QWiadNk1Zocd7nYj1V6jfyjZfa4iaqfpuddRExT0gtM2Q/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4ANnApxthSxX08aBSdD8LdeefYibjljicd9XpZRtefs3ca73r0zzrzw/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年/前497年－前405年/前406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hzLYEPnaTkGXWx6GOfGJa8aAK7T3tWQ5QEuCm9vn0ywlTNUFI1BfA/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 应该说，这些是相当有见地的思辨。艺术和科学，终于在古希腊的悲剧找到了她们的共同的源头。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论证却不正确。首先，雅典时期的古希腊悲剧甚至还不是悲剧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悲剧远远不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轨迹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简而言之，“认命”绝不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 那么希腊悲剧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两难和选择”，或者说是“把理性和道义置于两难境地，并且，直面两难，勇敢选择，坦然承担。”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哲人们是如何给悲剧下定义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这样下定义：“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纯。（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thereby.）”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似乎不得要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那个时代，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加赞叹和赞赏的，对他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正如同我们在崎岖的山谷向山顶攀登的途中，我们知道征途的艰难，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和执着的最终意义，只有到了山顶回首征程，才可能评价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经历。在古希腊时代，在他们看来两难和抉择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并不需要特别的褒扬，而其结果才值得品味。这个结果，就是让观众感到“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Cj3ibcfJGY9qnRNvQhpEdf0rNIrunnYcJ26hEqJwNjVRUutF11IBHHA/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后世的尼采给悲剧所下的定义则更加合乎我们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腊文明：“在死亡面前坚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来自这无尽勇气的快乐。（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尼采的定义很有意思，确实也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整体精神：生得快乐，死得坦然。绝无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赐。也许这也导致了怀特海前面的理解，认为悲剧是对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觉得尼采比怀特海要深刻。怀特海认为悲剧体现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尼采则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对并且生存得快乐，并且这种勇敢是“无尽的”，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来的快乐也是不会穷竭的。这是典型的尼采，当然这也是古希腊精神。 但是，古希腊精神还远远不仅仅到此为止，体现了古希腊精神的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也绝不仅此而已。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是“两难和抉择”。 希腊悲剧中的两难和抉择 阿喀琉斯的两难和抉择： 在《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中，Achilles的朋友Patroclus以Achilles的名义参战，被Hector杀死。这时的Achilles面临的选择是： 1）复仇，杀死Hector，但是这样的话，根据神谕，他一定会就此丧生。 2）放过Hector，Achilles就可以有生存的希望。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道义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为什么要杀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义上，Achilles不能放过杀害他朋友的敌人，让其不受惩罚。正是由于道义，使得这一对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两难。 Achilles选择了复仇，然后坦然直面他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这出于荷马史诗，因此也说明了古希腊悲剧精神其实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OQbSqQY9upbJMbcX9AsXxeRTibhgn1l7ibkxQQlaCCYdwiaQLy4mLhqOg/0?wx_fmt=jpeg Achilles与Hector战斗 安提戈涅的两难和抉择：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Antigone在哥哥被杀后，面临的选择是： 1）埋葬哥哥，这是符合习惯和神谕的。如果不埋葬她的哥哥，其灵魂就无法安息。 2）但是她作为大王的叔叔不许任何人埋葬她哥哥，Antigone道义服从这个权威和长辈。 如果没有理性，那么这个选择也是不难做出的，毕竟这个顺序首先是神，然后才是长辈。但是，按照她作为国王的叔叔颁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会被处死。正是由于理性，使得这个选择成为了两难。 结果是，Antigone选择了埋葬她哥哥，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5OX4TvtYqNCVNAOq8j5PqpgwEnaCvEhvtlUKyrFU1flYlRyZdoggVA/0?wx_fmt=jpeg Antigone埋葬兄长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悲剧，都具有这样的例子。主人公总是面临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是很难做出的，总是处于两难境地。不仅仅是道义的两难，同时也是理性的两难。其实是道义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两难。 在道义和理性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道义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它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理性比较接近功利，而道义比较接近理想。”但是，功利和理性绝不非此即彼，其实，功利是眼前的理想，而理想是遥远的功利。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逻辑的，而道义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也许如下的表达式可以大致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功利 + 距离 = 理性， 或者 功利 = 理性 – 距离 （如果希望在这里继续思考，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等式： 理想 = 逻辑 + 情感， 这个在本文不予展开。） 由此可见，理性和道义是彼此关联而无法清晰划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判断两难，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使用理性和道义。关键只是，我们在理性和道义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两难和抉择才是希腊悲剧的精神所在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两难和选择。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命运悲剧，而是选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两难到底如何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仅仅阐述了命运无法抗拒，那么我们几乎是“买椟还珠”，接受了其美丽无比的包装，却抛弃了其价值所在的内核。 不错，古希腊悲剧中充满了命运，而且是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Achilles在杀死Hector后无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才显示了当初Achilles抉择之伟大。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复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为朋友复仇。 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选择。之所以这种选择直击人心，是因为这种选择是在两难中进行的。荷马时代的史诗也好，古典时期的雅典悲剧也好，它们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也是向观众听众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选择？ 我曾在古希腊剧场的遗址上久久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半圆形剧场低处的舞台，想象当时的演出情景。严格地说，那不仅仅是演出，那是一场拷问，是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战，是对一个人道义和理性的审讯：这就是你所处的境地，这就是你面临的选择，你，怎么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BzPOCupPMtuicEkuUNib524FPqdsicB1t29Hiaf4C7RJJRLEPfXPVuw6Ng/0?wx_fmt=jpeg 古希腊扇形大剧场 这不是对一个集体的提问，否则你可以躲在“集体”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面逃避你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对上苍的祷告，否则你可以假装无可奈何而丢弃你的勇气。这更不是一个对权贵的祈求，否则你可以用匍匐在地而交出你的权利。这是一个对你个人的质问：你，就是你，如何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奠定了。古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就是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得以彰显和体现的。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荷马史诗是否最早的开端。荷马史诗并非凭空想象了这样一种精神，更可能的是荷马史诗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EoDrOZroRlibCfaicKR74rl0OIspB7BS6GP8gibtk4e8TO53MoQFgNuxQ/0?wx_fmt=jpeg 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约前9世纪－前8世纪）。图为荷马和他的向导，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绘 这样的两难在华夏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是我们几乎都选择了回避。比如，面对指鹿为马，你有如下的选择： 1）说出真相，接受惩罚， 2）躲避惩罚，隐瞒真相 我们无可救药地以整体民族的规模选择了后者。 看看今天，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选择的。这还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而仅仅是方便与否的选择而已，那些作为父母的很多选择了对子女的隐瞒，那些幸存的当事人选择了在粉饰和谎言面前沉默，选择了面对无知的后来者的若无其事。我们，作为整个集体，都如此为了方便而选择了隐瞒真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只好选择歌颂和哭泣，当强权压顶时，我们选择了歌颂；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哭泣。其实我们不敢正视两难，我们总是在混淆是非，美其名曰“难得糊涂”；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和行动的勇气，而是逆来顺受。因此华夏的戏剧缺乏古希腊的人性的光彩。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比如孟姜女他们可泣，但不可歌。苦逼和颂圣成了我们艺术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和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一些人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他们选择了真相，但是他们也因此而备受折磨甚至死亡。因此而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宏观的不同，古希腊人用悲剧的形式把这种勇气和这些勇士永远地用艺术褒扬彰显，而我们却让这些凤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气随着岁月烟消云散。 两难，选择和承担 诚然，没有选择就没有戏剧。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由于其主人翁的不确定的选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古希腊悲剧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置理性和道义于两难而选择之，并且由于其弘扬的选择标准的理性和道义。 直面两难，勇敢抉择，承担命运。 我相信，在古希腊的悲剧上演时，在那些扇形的大剧场观看的数千甚至数万观众们，他们和主人公一样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这就是每个古希腊观众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我怎么做？这就是古希腊精神。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为上天是不会修改规则的，一旦你选择，你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么做，这和他们无关，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义。 这就是古希腊精神，这就是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古希腊精神。 没有这样选择的勇气，就不可能直面证据，就不可能有质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逻辑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既然一旦选择，被选择的轨迹就不可改变，而这轨迹是有规律和可知的，虽然我们不能违背它，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它。这就是科学精神。 没有这样的勇气，就不可能有选择的勇气，更不可能有行动的胆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对抉择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解进行选择，进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民主精神。 我毫不怀疑，正是古希腊的理性导致了科学，正是古希腊的道义导致了民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共同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居然是古希腊悲剧。因此，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以及政治和艺术之间，其实是没有本质的隔阂的。 准则和结论 那么，在两难的处境中做出选择所使用的标准，就是另一个关键的问题。 到底是个人在两难境地的勇敢抉择提高了用以衡量选择的标准，还是标准的高尚使得抉择更加高尚。亦即，是选择提高了标准，还是标准提高了选择？这看起来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两难问题“到底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异曲同工。 我认为“一个文明和直接功利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这个文明的高度。”那么我们来看看我曾经说比较接近功利的理性在古希腊人那里距离功利有多远。古希腊的科学和功利几乎没有关系。需要例子吗？数论，毫无实际用处；阿波罗尼曲线，当时毫无用处；欧几里德几何，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有意思的是，倒是古希腊的道义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而这正是由于个体的责任感导致了整体社会的受益。这也许正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精神，质问我们每个观看悲剧的观众：你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你的选择，以及支持你选择的勇气和标准。 因此，古希腊悲剧并非所谓“命运悲剧”，其所弘扬的不是命运不可抗拒，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几个不同命运面前作为个人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以及支持这种抉择的理性和道义。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是贴切的。当我们欣赏了主人公在两难境地做出艰难的抉择，进而付诸行动，然后直面惨淡的结局，难道我们的心情不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吗？这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质问。正是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在理性和道义上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那些举世瞩目和历久弥新的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的成就，至今还在引领着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4）文： 林炎平 不择手段——成了生存原则手段的卑劣必定决定了目的的卑劣。——作者 不惜代价以达到目的已经成了当今社会的管理准则。比如，举国搞奥运，金牌第一；全民搞GDP；不惜代价维稳；不惜代价扫黄打黑。在这些看似正当和冠冕堂皇的目标背后，是不惜代价的途径。但是，什么是需要不惜代价的？这些目的都不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因为，只有人的权利和价值是可以不惜代价的，而它们绝不应该成为别的目的的代价。而问题是，这些终极的价值和权利却成了其他目的的代价。 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 这是一个不惜世界上别的地区的人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典型行为。由于这仅仅直接损害了国外的劳动力的利益，因此在中国没有受到任何主动的关注。直到西方对此强烈反应后才有所收敛。但是，在中国民间，这样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依然普遍存在，甚至在一些领域愈演愈烈。 如果检查每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使用的软件都是盗版的。实际上，离开了盗版软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立即就会瘫痪。因此，中国的GDP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盗用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 我敢不夸大地说，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基本上都是盗版的，那些办公软件也都是盗版的，绝大多数专业软件也都是盗版的。 我们公司曾经在2005年左右买了一个正版的Lectra软件。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也为此失去了一部分竞争力。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正版要花费数万人民币，别的企业使用的盗版仅用5%的代价就可以搞定。 Lectra是欧洲开发的一个服装设计和打版软件，在中国的应用很普遍，很多服装企业都有这个软件，因此其在中国的销量一开始还是很好的。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国人解密，以低价泛滥到市场。而那些后来贩卖盗版Lectra软件的人有一些就是那些曾经受雇于Lectra中国公司的雇员。他们了解了这个软件的细节，从内部搞到了解密的方法，然后辞去公司的职务，开始了贩卖盗版软件的生涯。 他们卖的盗版软件功能和正版的一样，因为本来就是从正版拷贝来的，而价格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他们得来全不费工夫。比如一辆汽车要卖十几万，而偷来的汽车卖几万就可以盈利。如果说偷汽车还有一些风险，还需要一些成本，那么偷软件几乎既无风险又无成本。偷到了一个，就可以复制任意多份，成本实际上为零。于是，现在的Lectra公司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彻底败给了盗版行业。 这样的偷盗行为在西方是被人唾弃的，但是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几乎任何卖电脑的都会给买电脑的装一些盗版的常用办公软件，价格极低。这个行当如此泛滥以至正常的销售根本无法进行。如果你不能为你的顾客装盗版办公软件的话，你就不会有生意。 这种偷盗行为在中国是由买方和卖方共同参与的。买方图省钱要盗版软件，卖方牟暴利提供盗版软件，双方一拍即合，从这样的偷窃行为中获得了利益，而损失的是西方工人和企业的利益。 这样的海盗行为在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政府的默许。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宗旨下，不惜代价以发展经济成了可以践踏任何道德法律的借口。政府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堵塞任何不良的信息进入中国，但是却声称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无能为力。这显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动机，甚至是纵容这样的海盗行径。 中国税务局的权力之大，令人恐惧。它们可以像追捕罪犯一样进入任何企业，可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封锁企业的文件和保险箱，可以搜查企业的电脑和文件柜。在中国，税务局实际上是把企业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而往往惩罚的是那些利润极薄而千方百计省钱的企业，而那些背景强大的企业就网开一面了。 但是，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径，却止于表面文章。那些轰轰烈烈的用压路机碾压查货的盗版光盘都是作秀而已。这些噱头根本就是做给西方人看的，谁不知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只是做做样子。我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有效行动制止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我在中国的企业经常被政府查账，而从来没有被检查过是否在使用盗版软件。 中国企业和个人盗窃西方知识产权还不仅限于盗用软件，还有更加直接和卑劣的办法。我和德国的Wittenstein公司的CEO有过几次谈话。他对中国企业的盗窃知识产权的行径有第一手的经历。他的公司曾经在中国销售他们公司首创的电梯，一开始生意很好，但是后来中国公司照抄后，就没有人买他们公司的电梯了。理由很简单，他们是首创的，开发费用很高，而抄袭却不要成本，当然可以低价销售。 这位CEO在Wittenstein公司有一个专利，当初嘉陵摩托来找他们合作，德国公司也按照要求给嘉陵公司打样。但是当样品车做到第50辆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原来，嘉陵公司已经抄会了办法，就把德国公司甩在了一边。他说，嘉陵后来按照他的专利生产了50,000,000摩托车，但是却一分钱都没有给过他们公司。 他还告诉我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另一个德国公司，是Wittenstein的竞争者，在中国沈阳开了一个分公司，雇用了一个总经理。后来居然发现这个总经理把德国公司的专利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注册为自己的专利。而且还在武汉开了一个工厂，用德国公司的全部信息在那里背着雇用自己的德国公司生产同样的产品。他把一部分业务介绍到了这家武汉公司，而这家武汉公司只知道他们生产的产品是这个中国人的专利。尽管此人后来被德国公司发现后开除，但是此人靠着偷窃德国公司的资料和专利，已经“名利双收”。尽管在德国人那里声名狼藉，但是在中国还是“名利双收”。 “发展是硬道理”，听起来不错，但是以什么为代价？以什么为途径？难道也包括抢劫和偷窃？这样的损人利己，这样的损害西方国家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总是不道德的吧？我可以为中国过去的一些海盗行为辩护，因为那时贫穷没有外汇。但是现在国家有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民间也不再是买不起软件，如果还在盗版，这恐怕是不正常的，如果还在纵容这样的海盗行为，则更加不道德。那些直接盗窃西方雇主的行径，则更像家贼，恐怕就更加卑鄙了。 不惜环境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 在损害国外的企业和工人的同时，我们也在损害着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有目共睹。这并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却很久以来被刻意忽视。其理由也是为了发展经济。 有什么样的经济可以用环境来做代价？当然环境污染本身也许给今后的GDP增加了一个发展的空间。如果我们把水都污染了，那么生产纯净水就是一个可以创造很高GDP的产业。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瓶装水的销量突飞猛进。从消费无偿的天然水资源，到消费极其廉价的自来水，再到目前消费相当昂贵的瓶装水，与水的消费有关的GDP显然增加了数百倍。但是，这是进步还是破坏？ 如果我们把空气也污染到无法呼吸的程度，那么洁净空气的生产企业就应运而生，其GDP一定突飞猛进。我们把本来对GDP毫无贡献的洁净空气污染成了无法呼吸的肮脏空气，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创造一个有很高GDP的纯净空气产业。这必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因为每个人无时不刻都需要呼吸。当我们家家户户人人都不得不购买供呼吸用的洁净空气，可想而知这个产业将会如何促进GDP的增长。从对GDP毫无贡献的免费空气，到对GDP巨大贡献的昂贵空气，这个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看看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不得不忧虑这样的担心恐怕绝非杞人忧天。我从温哥华起飞，整个飞行过程都可以清晰看到海洋或者陆地，但是到了接近中国大陆的东海，飞机下面的景色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进入中国陆地后，很少有机会看到清澈的景色。如果从多伦多起飞，越过北极飞往中国，那么一路上也是清澈的，北极自不必说，到了俄罗斯境内也非常清澈，但是到了兴安岭和内蒙古开始就变得浑浊起来。上海杭州和整个长江三角洲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重工业的地区，但是空气质量之差，令我怀疑这污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在杭州只有很少的时候可以看到蓝天。不管有关部门作何解释，空气质量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 我在杭州的公司的办公室距离保俶塔的直线距离不足1500米，但是居然经常连保俶塔也看不清楚，有时甚至完全看不见。每次从中国回到北美或者欧洲，就如同从混沌回到了清澈。 鉴于美国驻华领事馆的对其周围的空气质量检测和公布，P2.5这个本来不为国人所知的空气质量重要参数不仅成为了国人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而且中国也开始采用了这个标准。北京和整个中国近年来的雾霾天气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GDP和生活质量之间并非有着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时会背道而驰。 对于土地和河流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由于它们的被污染，农作物中重金属含量的超标已经不容忽视。这些被污染的产品进屋食物链，端上了国人的餐桌。 对于GDP的不惜代价的追求是一种病态，而以环境为代价追求GDP更是一种犯罪。环境污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但消除却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有的环境污染甚至永远不能被消除。不过，于此相比，精神污染更是需要极长期的时间才可以被消除。 不惜道义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 中国文化是有着基因上缺陷的，但是其基本的伦理道德还是维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文化上也同样不择手段。孔夫子塑像被请进天安门广场，后来又被请出了天安门广场。这也许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打倒孔家店”到现在遍布全世界的中国官方出资和张罗的“孔子学院”，这样一个轮回与其说是匪夷所思，还不如说是黔驴技穷和不折手段；与其说是弘扬了中华文化，还不如说是张扬了自己的糟粕。相比于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和环境污染，孔夫子的重新树立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民族不求甚解和不求真理的象征。不管孔夫子是否有好的德行，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孔夫子到底做了什么会被近代这样打倒，又捧起。如果我们需要给我们现在的行为正名，那么我们至少要对我们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所作所为，都在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抵御一种人类普适的价值，一种人类普适的精神。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孔夫子还是秦始皇，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一直在防止精神污染，批判精神污染，但是我们所作所为恰恰是最大的精神污染。我们的一切宣传就是在维护一种利益，而这个利益并非人的价值和道义，而是一种对专制的服从。为了这个服从可以继续，必须践踏普适价值。 在国际上的不惜道义而谋取短期利益，就是把中国人的钱去供养非洲和别的兄弟国家。以中国贫苦纳税人的钱去讨好第三世界，求得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国内的不惜道义而谋取短期利益，就是国企，以及把农民工列为另册。 不惜法律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亦即，在这个社会中法律得到尊重。但是，在中国，法治的基础法律却成为了可以随意修改不予理睬的摆设。 打黑意味着对社会恶势力的制裁。那么这样的制裁必须是按照法律进行的。不尊重法律的打黑，实际上只能是“以黑打黑”，最后难免“越打越黑”。消灭黑势力是民众的愿望，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民众对于法律观念淡泊，而对“青天大人”翘首以望，很容易就把打黑变成了破坏法律的手段。也许这样的破坏不是故意的，但是结果却是无可避免的。 是否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消灭“黑势力”。实际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潜在的危险。这无异于一个黑手党消灭另一个黑手党，当一个作恶多端的黑手党被消灭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欢欣雀跃。但是，这样的消灭，无可避免地导致将无视法律合法化。如果无视法律可以是合法的，那么法律就没有了威慑。一个社会必将因此远离法治而走向人治，导致比黑手横行的更坏的结果。 我很怀疑用不合法的手段“打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不要法治而取人治的环境。 重庆的“唱红打黑”终于以薄熙来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了。但是薄熙来的垮台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他并不是由于他的行为相悖于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而垮台的，而是由于一系列别的理由。他垮台了，但是他的做法并没有终结。中国很多地方依旧在实行着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政策。湖南民间商人曾成杰的被秘密处决便是一例。而对网络敢言者的惩罚和清除更是这种唱红打黑的继续。 宪政问题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这是法律的根本。但是在中国，宪法不是没有，而是从来没有认真实行。因此，宪政问题是最根本的法律问题。但是，为了利益，宪政就成了最大的忌讳。 宪政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任何权力都必须在法律下运行。但是，正是这一条引起了利益集团的反感。对于他们来说，一旦他们的手中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那么就无法随心所欲了。 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土地是个人的，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占极少量。但是在中国，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也就是政府的。于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在中国突然之间蓬勃兴旺起来。这就是和土地有关的产业。 政府出售土地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些巨额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是给了地方政府的，于是地方政府特别热衷于土地的出让，导致土地出让金也由于利益所驱而越抬越高。不可避免地，中国的房价就一路飙升。

以自由看待教育 文：蔡朝阳 编者注: 一年一度高考之际，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就是你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个面目可憎言语乏味的中年男人，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 教育在我们当下已经成为了一种国殇，每个人谈起教育，不论是家长学生还是老师都会义愤填膺，仿佛教育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擢发难数了。 就在我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网上热传一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在搞传销，知道的就知道这是河北一所非常著名中学的高考誓师大会。我们今天看这个视频，我们都在嘲笑他们，面带嘲讽，语涉调侃，其实我心里很悲伤，就像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做《因为你不懂得我的忧伤》，是什么把我们天真烂漫、充满了创造力与自由意志的孩子，逼到了神经病的边缘。 我还记得去年反日货的时候，全国各地那种激昂的情绪，不讲理的亢奋，跟这个高考誓师大会真的很相似，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成为了愤青，一代又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是喝毒奶长大的。这个毒奶当然首先是实指，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可以举办举世无双的奥运会，但是却造不出一罐让人民放心的奶粉，这个毒奶也是一种比喻义，就其比喻义而言，我觉得就是指我们孩子们从小学习的精神食粮。 不要以为现在已经21世纪了，我们所学的教材文本也与时俱进。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一起研究了在中国现在覆盖面最广的三套语文教材：人教社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以及北师大出版社的，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孩子还在吃错药。 这个研究报告在2009年2月份发表以后，首先引起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关注，后来一系列的一线媒体全部跟进报道，对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一场反思，这个反思直接导致了2009年到2011年民国教材的热销。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教材？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家的小朋友菜虫虫同学已经3岁了，到2012年他读小学了，等他把他的教材拿过来，我一看，我们批判过的教材一模一样在里面，纹丝不动。 今年寒假，发了人教社的第二册，小学语文第二册教材，还配一个磁带。我们家小朋友在复读机里听，我一听，里面有这样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还有一个：《抗日英雄王二小》，听完以后，我们家菜虫虫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什么叫"大扫荡"？ 大扫荡？！我愕然，对一个生活在2013年的孩子，你要跟他解释什么叫大扫荡很麻烦，我想保护这个孩子的不知情权。 我们来说王二小这个故事吧。王二小放牛，他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八路军歼灭了鬼子，可是王二小自己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小英雄，这一系列的小英雄有很多，比如我们都知道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刘胡兰，还有1949年以后的小英雄赖宁，我们发现这些英雄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有过一个讨论，遇到火灾怎么办？我们不鼓励孩子去救火，而是让他们学会第一、逃生；第二、报警。这个课文在2013年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还有。 我们知道，就是用这个教育，就是用这样的教材，用这样一种丝丝入扣的安排，制度性地塑造着我们的孩子，从小学阶段乃至更低幼的幼儿园阶段，它拿一些空洞的故事，拿一种宏大叙事来占领你的头脑，天真烂漫进去，歇斯底里出来。 菜虫虫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带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带他去了北京，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去看了天安门，因为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做《我多想去看看》。读了这篇课文，我们家孩子就吵着要去天安门，于是我就带他去了，我在天安门给他留影，他欢呼雀跃，各种姿势，其实我心里是挺担忧的，因为这是菜虫虫同学第一次被一个大词所绑架。 你想啊，一个从小在浙江绍兴南方长大的孩子，他怎么可能爱北京，超过爱自己的家乡呢？刚才洪启老师在演讲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有几次热泪盈眶，他对家乡那种真诚的热爱深深地打动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才是发自心底的呀，是不是这个教材可能有点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菜虫虫的生日是在正月里，正好今年正月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带着炫耀的语气跟他说，哎呀菜虫，今年你的生日要在马来西亚过啦，菜虫虫一听勃然大怒，叫起来：“不要，我要在我的祖国过生日！” 我哑然，目瞪口呆，“祖国”啊，这是这个孩子嘴里第一次迸出这样的大词，因为在我提供给我们家孩子的读物里面是没有这样词语的，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文章，叫做《祖国考》，究竟这个词语是何时、何地、如何进入他的大脑，进入他的词汇库的？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这样？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家庭作业。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刚读二年级，他有一天的回家作业是写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我这朋友是个酒吧老板，他开玩笑说：“儿啊过来，就这么写，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党的总书记亲。” 这是一个有个性的爸爸，但是我们知道，更多的孩子出来都成为了五道杠的黄艺博，他们热爱看新闻联播，他们的词汇库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大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刚才视频里面衡水二中的那几位学生，他们不也一样吗？ 在这种教育之下，他们就变成了这种人，除了学校单向给我们灌输的价值观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跟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也有关，我们多数家长，他总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的核心就是一个词：服从。 这些教育观念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号称要对孩子用自由的教育，很多朋友不理解，他把自由、爱和宽容理解成放任自流，他们带着过来人的口气教育我说，小蔡啊，规矩还是要做的。他认为，教孩子是要做规矩，于是他们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鼓励他们自由的天性，而是常常通过规训与惩罚的方式来使他们服从。 我是一个浙江人，我老家有句话，讲一个小孩子不乖，调皮捣蛋，叫做“七日不缚手”。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孩子刚生出来，头七天要把他放在一个襁褓里面，普通话叫“襁褓”，我们那边叫“蜡烛包”，用蜡烛包把他包起来，把他手和脚捆在一起捆七天，这七天捆过了以后，这孩子就很好养，很乖很听话。我从小被我外祖父批评，就是“七日不缚手”。 这个故事总是让我想起鄂伦春人“熬鹰”的故事，他们把一只野生的凶猛的雄鹰训练成一只猎鹰。如何训练，百度去查一下，核心就一个词：“肉刑”，通过肉刑来使这只在天空当中展翅自由飞翔的雄鹰，变成一只猎鹰，这跟七日不缚手本质上一点差别也没有。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为人父母，好崇高啊，教育工作者，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我们是马戏团里的驯兽师。好，一旦你长大了，你到青春期了，读了初中读了高中，你开始拥有理性和独立思考，当过去的那些灌输和管束可能无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用极其惨烈的应试，来挤占你所有的时间，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把你逼到不可抗拒的地步。 你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有应试只有考试，做练习才是大事。除此之外，青春所有的精彩全部取消，在你考上大学之前你的生活里面只有这个词语，“考试”、“分数”，而家长多数不能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他总是在附和这个应试教育的体制本身，成为戕害孩子的帮凶，因为孩子天性要自由，而家长却以爱的名义折磨孩子，最后两代人之间关系紧张，这就是一句流行歌曲唱的“最爱你的人，伤害你却最深”。 所以我们明白了，何以会有衡水二中这样的高考誓师大会，因为他们信奉一种宏大叙事，他们自小乃至如今，一直被灌输以一种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他们确实面临着举世无双的的高考压力，于是他们借鉴了传销和疯狂英语式的审美模式，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2005年，连战第一次访问大陆。因为他毕业于西安后宰门小学，后宰门小学的小学生们表演了歌伴舞，还用一种夸张的、变形的一种姿势和语调来表达对连爷爷的欢迎之情，叫做《连爷爷你回来啦，你终于回来啦》，这个视频出来以后被台湾那边嘲笑，被媒体和绿营嘲笑。 龙应台写了一篇文章，说你们不要嘲笑，一九七二年，我的柏克莱教授从铁栏杆外看着二十多岁的我们，在操场上穿着军训制服，踢正步、操步枪、立正唱国歌、喊爱国口号时，他眼中流露出的一种怜悯，跟我们现在对这些孩子的怜悯不也一样吗？ 龙应台说，二十岁的时候她还不明白，可是现在她明白了。现在我们也明白了，这些孩子好端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及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为什么会是这么一架庞大的机器，不允许发生任何改变，其实我们应该理解的，站在那个立场上，我们应该理解。 因为孩子们，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们，正值他们的青春期，我们知道青春期正是一个人思维最活跃、能量最充沛的时期。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所有在科学上的创造，都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最具创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无用甚至有害的事情缠住你，用极其严酷的应试缠住你，那么你的能量将如何释放呢？ 我的一个朋友是南开的博士，在微博上叫“兔老师”，他跟我讲过一个《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想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可是她的后妈不让她去，于是撒了一盆豌豆在灰里，叫灰姑娘把豌豆拣出来，如果你在两个时辰以内把豌豆拣出来，我就放你去。捡豌豆这件事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却足以用来阻止灰姑娘去做另外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王子的舞会，舞会才是有意义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死亡诗社》里有一句台词：Seize the day，翻译过来是“萃取生命的精华"，我经常觉得这真是伟大的比喻，教育就是灰堆里的豆子，它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却能够耗去我们最好的年华与最活跃的能量，磨损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不能去从事那些真正需要创造力的事情，最后我们没有去参加王子的舞会，我们去参加了衡水二中的高考誓师大会。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黑色幽默，面对这样坚硬的教育体制，每个人都在哀叹我们无能为力，因为靠你一个人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这句话是我年轻时经常被教育的一句话，他们用过来人的眼光和口气语重心长地跟我讲，然而，我很庆幸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一个很天真的人，我的妻子说我是麦兜，我的一个同事最近刚刚看了《西游•降魔篇》，他说你就是里面拿着《儿歌三百首》去降妖捉怪的驱魔人，因为这样的天真我总是不愿意完全输给这个体制，我在自己的教学中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去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比如说我经常给孩子们看电影，给他们看课外书，开读书会，比如说我的电影单子里面是有一个序列的，这些电影是一定要看的：《死亡诗社》、《肖申克的救赎》、《飞越疯人院》、《V字仇杀队》、《楚门的世界》等等等等，因为这些跟体制内多数教师不太相似的做法，本地媒体也采访过我，他们把我塑造为一个话题老师。 但有意思的是，在一次教育沙龙当中，当一位家长最后知道我就是报纸里介绍的那个老师以后，她说哎呀你就是那个老师呀，我老公说他要是知道你看到你，就要打你一顿——教育观念不同，不一定要用打的方式来解决嘛。 正因为我是一个这样麦兜式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诿过于这个体制，那么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自己就是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组成者。 以前鲁迅说过，我们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把孩子们放到光明里去，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悲壮，找了很多年，这个闸门在哪儿呢，没找到。 但是我现在发现，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不要去加重孩子们那种毫无意义的负担。回到灰姑娘的故事，我们知道灰姑娘最后她是去参加舞会了，我们也知道在《楚门的世界》里，金凯瑞演的那个楚门终于逃离桃源镇去寻找自由与爱情了，而在《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他花了20年用一把小锤子挖通了通向自由的隧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场景。 所以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这些通过磨难，通过不朽的，通过不屈的追寻而终获自由的故事就是我所理解的奇迹，所以请大家原谅我麦兜式的天真，这个世界上的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你始终相信奇迹会发生，奇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对于教育也需要秉承这样的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对奇迹的梦想。 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是考试吗，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吗，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婚姻，然后再让你的下一代复制你这样的生活吗？——远不是如此，我的理解，教育就是要守护你天性的自由，激发你天赋的潜能，让你发现你自己，让你成为你自己，从而让你能够有勇气，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拥有能量去开拓，说到底就是康德那句，对于启蒙的著名论断，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你的理性。 在孩子们能够真正理解到这些之前，在他们拥有能量去开拓之前，我们这些父母这些老师，这些监护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在做着比灰姑娘的后妈更加后妈的事情，在撒更多的豌豆。 灰姑娘最后去参加舞会，是因为她及时地把豌豆拣出来了，谁帮她拣的？是鸽子啊，斑鸠啊，小鸟啊，小精灵，小仙女，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老师和父母应该成为那个小仙女，这是我作为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父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小学教材用那种宏大叙事、空洞的故事来挟持我们孩子的头脑，以及小学阶段就开始的越来越严苛的那种应试教育，但是只要你自己是一个开明的家长，你的身教重于言传，身教往往重于言传，所以你的孩子的学业负担自然会减轻，至少他在心里会减轻压力，最起码的我们不要到新华书店，教辅商店去买更多的教材、更多的教辅读物来给他，家长自己要有一个理解，教育并不等于考试。 另外，我们的孩子已经被大词裹挟了怎么办？如果他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怎么办？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王二小》这种毫无美感的垃圾课文怎么办？即便我们不能阻止这样的变化，我们也要知道这种转变在这孩子从一年级到高三这12年当中是如何发生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介入到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 他的审美品质现在看起来似乎被败坏了，不要紧，我们用无数的、比课文比教材多得多的海量的一流经典去填满他的大脑，人的大脑容量是无限的，就是一个比特之海，即便我们做不到把那些垃圾课文全部挤走，但至少可以稀释它们，让它们接近为零。 在他们识字之前，我们现在有最好的读物就是绘本。在座的朋友和我，我们小时候是看连环画长大的，现在有一种读物叫绘本，这个绘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滋养，等到他识字了，你要给他最好的文字读物《小王子》、《夏洛的网》、《彼得潘》、《海鸥乔纳森》、《小约翰》等等等等。这些纯正的审美是符合我们人性本身的，是会在这个孩子身上茁壮成长的。 作为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学教师，多年来我也曾经匍匐在应试教育的脚下，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庆幸的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我自己的这种理念，我很任性，但我很感激我自己的任性，如今也年满四十了，新近才开始真正了解教育的意义，有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所以我在微博上我的签名叫做：40岁重新发现理想。 曾经有两次，我都很想离开这个教育系统，不再做教育了，一次是在90年代，那时教师的工资非常低，还比不过一个自行车工厂的临时工，第二次是在2000年代，网络等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很想去从事媒体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做媒体可以文章报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我最后因为懒散，终于没有离开。 我现在很庆幸我的选择，因为我现在真正理解教育人生对我的意义，我想我肯定会一直做老师做下去，做一个我想成为的那个老师。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告诫我靠你一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他们弄错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靠我一个人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的诉求仅仅是我想做一个不被世界改变的人，改变世界是一种示威，我们示弱，不想改变世界，不想被世界改变，这是一种示弱。 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可能有一种英雄情结，他想要解民于倒悬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得多了就变成了野心家。所以中国人经常会有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野心家他认为自己是救世主，而像我们很多不是野心家的人，我们则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你来救我，而我们自己呢，就在那儿待着，啥也不干，等救世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救世主，我们也不是野心家，我们都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坚持做我们自己，而不奢望去改变谁。即便是今天我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是一种我个人思考的分享，请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布道。 我的学生曾经因为我给他们看了《死亡诗社》，就在背后叫我「船长」，我们知道，基廷老师是让人家叫他「船长」的，而我不是，相反，我认为我是安迪，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那个囚徒，我是教育制度的囚徒，我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 我的工具是阅读、思考和写作，所以作为一个中学教师，我愿意是这些孩子们他们一生最幽暗的那一段旅程当中身边一盏微亮的灯火，我想告诉他们，除了主流体制规定的那个出路，除了他们鼓吹的那一套价值观之外，你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尽量做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船长。 注： 本文摘自蔡朝阳2013年在一席上海的演讲《以自由看待教育》。

在恐惧与热爱之间 文：刘瑜 一 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个看法，不同阵营之间甚至常常为此争得你死我活。然而，对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坏的人性，却一定程度上存在 “普世价值”—一般来说，人们都珍视诚实、友爱、善良、勇敢与忠诚等等品质，同时鄙弃谎言、冷漠、残忍、怯懦与背叛等等。或许，从这些人性的 “公理 ”出发，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是一种更容易达至共识的方式。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则否。 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描述了一个情形：在教师沙姆苏瓦力一九三六被捕之后(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哪怕其亲生母亲，对其遗孀与孙辈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六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二十公里，来到了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房间，但拒绝收容他们。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的孩子们提供食物 ……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只好租得一个村边房间。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村里一共住了十五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沙姆苏瓦力一家。她回忆道：‘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亲友之间的相互背叛。“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 ‘人民公敌 ’的亲戚与朋友，写下有关同事与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克里姆林宫担任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 ……伊万 •米安切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十一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十四名党和苏维埃领导人 ……” 这种背叛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残忍的迫害。尼古拉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他曾经在库兹明——村中的一个少年乞丐——困苦时接纳他到其皮革场工作。然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库兹明却恩将仇报。“一天晚上，尼古拉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 •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显然喝醉了，高喊 ‘富农 ’‘出来 ’，然后朝窗户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到尼古拉家，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停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 并朝天开枪 ……几天后，他写信给镇政治警察，控诉尼古拉是富农剥削者。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令他的前雇主被捕。”结果可以预料，尼古拉被判刑三年。后来，他的两个兄弟也被流放，母亲逃到其他城镇，长子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另外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以避免被捕，妻子和三个幼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却不被批准，最后全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原谅我大段引用《耳语者》中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是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把钥匙。大多时候，我们脱离个体的命运来讨论政治，而抽象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模糊政治的道德意涵——正如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所言，“谋杀一个人是谋杀，谋杀一百万个人则是统计 ”，因此，贴近个体的命运，是恢复政治之道义温度的必要方式。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 “一个富农 ”，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尼古拉 •戈洛温。那个受难者也不仅仅是 “一个教师的妻子 ”，她有一个名字，她叫古尔契拉 •沙姆苏瓦力。给苦难者雕像，使其能够无声而永恒地注视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宏大理想，或许正是费吉斯写作《耳语者》的初衷。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 •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间)，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也就是每八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受到迫害，考虑到当时家庭的规模，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完全免受迫害;仅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十八万人因为 “危害国家罪 ”被枪决。这两年，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一百一十九万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不包括至少十四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一百零二人遭枪决;此外，还有 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枪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泪水、痛苦、挣扎、恐惧与绝望。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 ”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二 不难看出，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 ……除非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苏联人，不是另外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国民 ——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环境在这种人性败坏中所起的作用。 这与一个永恒而无解的问题相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时代的人性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恶，使一个奶奶不再疼爱自己的儿孙，一个妹妹踊跃地告发自己的姐姐，以及一个行乞少年恩将仇报使其雇主家破人亡?“极权政治 ”是一个显然的答案，然而停留于这个笼统的回答又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政治通过何种机制败坏人性，而这种人性又成为极权政治本身继续运转的润滑剂? 极权政治制造恐惧，似乎是最直观的答案。如前所述，当时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种窃窃私语乃至道路以目的氛围中。然而，恐惧只能解释被动的服从，无法解释积极的参与;只能解释受害者的沉默，无法解释他们的虔诚——事实上，当时无数苏联人不仅仅生活在恐惧中，他们中很多当时——甚至事后——都表达了对党和领袖的无比热爱。而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热忱信念，这个政治体系很难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维持得如此天衣无缝。 灌输理想激发革命信念，是另一种直观的答案。毕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恶”，在当时很多苏联人眼里并不是 “恶”，而是为了更大的 “善”所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书中人物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不打破鸡蛋壳，就不可能煎成鸡蛋。”然而，如果对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令人抛却自己的儿孙、姐妹和朋友，那么又难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强烈的信念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会几乎突然懈怠，变成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乃至机会主义。毕竟，如果信仰曾经强烈到令人无视饥荒看到繁荣、越过绝望看到希望、穿过黑暗触摸到光亮，那么它怎么会如此脆弱，甚至经受不了一届领导人的更替? 或许，有一种机制，可以连接恐惧与热爱，使得一个人越恐惧的同时也越虔诚? 《耳语者》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将军亚基尔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枪决，然而，临刑前他不是对迫害他的体制产生怨恨，而是高呼：“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类似的情节——尽管未必总是表现得如此极端——在书中屡见不鲜。无论周围的世界如何悲惨，无数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当迫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那是 “人民公敌 ”罪有应得;当迫害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只是一个 “错误 ”、一场 “误会 ”，“锯木头时难免木屑四溅”。共青团员依达 •斯拉温娜的父亲被捕，她对此的看法具有相当代表性：“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 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会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掐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 三 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 “认知冲突 ”，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或者告诉自己 “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 ”、“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 ”等等。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 “认知和谐 ”的唯一途径——对很多人来说，戒烟太难了，不如改变对抽烟的看法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Lj8JokfLKR89vjs32A0JuZR2mgpsvE59MwqMxEByqKISyNLBwFtETWjMPKf7ZxeZWucuv4iceyrQ/0?wx_fmt=jpeg 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 ”心理到 “阿Q精神 ”，从不同党派民众的媒体阅读习惯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网络建构，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 “认知和谐 ”。从一九五七年费斯廷格系统阐述这个理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进行了至少两千多个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验证了这一理论。虽然其中有不少调整与补充，但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 “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 ”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 “诱导服从范式 ”(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 ——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或者古拉格群岛;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 “前途 ”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别人戴红领巾你没有，别人入共青团你不能，别人享有天伦之乐而你却连亲祖母都视你如瘟疫。正是这不同层面上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但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书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经历过极端焦虑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 “共产主义新人 ”;另一方面，发生在亲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茱莉亚 •皮亚特尼茨卡娅，一个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 “认知冲突 ”。一方面，想到布哈林这样的 “人民公敌 ”时，她表现出对制度无比的虔诚：“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种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围观。”另一方面，对于丈夫竟然也是 “他们 ”中的一员，她又感到深深的疑虑：“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十七年来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与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 ……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亚这样的人感到的认知冲突有多么强烈，由此产生的缓解认知冲突的冲动又有多么强烈。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如前所述，极权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发展前途以及社会关系都维系于 “服从 ”这一行为模式。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 ”——“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坏了 ”、“这个富农是个十恶不赦的盘剥者 ”、“斯大林真是苏联的拯救者 ”、“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 “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 “真诚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残酷的 “划清界限 ”、“恩将仇报 ”、“嗜血告发 ”大规模减少)，从而每个人 “改造世界观 ”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一个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儿孙的冷漠?一个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同事的告发?一个雇员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将仇报?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恶不再是恶，如果你赋予它 “意义 ”。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不再仅仅是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正义、勇气、热忱与牺牲。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 “阶级之爱 ”，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 “正义化身 ”，施暴是 “复仇 ”，欺凌是 “专政 ”。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 “作恶 ”的心理成本。 四 因此，通过 “认知冲突理论 ”，我们隐隐能够看到 “耳语者 ”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 “世界观改造 ”，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不过应该指出，这种转化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上述心理过程，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 “体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 “信念改造 ”。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今天来看，《耳语者》中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也令人惊骇而陌生。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当时的苏联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否则我们就需警惕，书中的 “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我们未必比书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时代。换言之，液态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当恐惧的阴影足够黑暗，完全将我们吞没，或许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无视儿孙的奶奶，那群告发同事的工友或者那个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会在阳光下呈现为熠熠发光的热爱。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2） 文：林炎平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 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 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 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Z6dM8P4jJjvodYmUjcYrgTg5ib7QGuZg5l7xwPQEN8AKGgcUZ2xia11w/0?wx_fmt=jpeg 图6－1， 迈锡尼遗址 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2JUon1Pt2Xibh8rV1VjVn1c1UXkAicoaVib96DJjkw83ZaUHuDMwgrtaA/0?wx_fmt=jpeg 图6－2，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 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 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d423gO2DB5HwkpCyzXYDJn5yLbagBMxOFShbuicEKr1uxX7RW7wweZw/0?wx_fmt=jpeg 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 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 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 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 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 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 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 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 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 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 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 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 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 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 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 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 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 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 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永远的《布拉格之恋》 文：怀素 夏天的布拉格，阳光像瀑布一样直泻在街头行人的脸上，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我背着行囊，行走在这样一种梦幻的色彩中时，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部著名的书，那部著名的电影。眼前这些古老唯美的建筑，狭窄而幽深的小巷，曾经经历过春天夜晚街头的欢愉，和坦克车行进中碾碎的一个民族的民主梦和尊严。而在布拉格的托马斯医生，在生命的纵情欢娱和精神的坚守中，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在这部哲学小说中，你到底想说什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s0dvC3Tgpall5XyzjAicK4cpjX3TRPH8MTR2JHCXd08THia2o52boJpw/0?wx_fmt=jpeg 电影《布拉格之恋》取材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在八十年代中期曾为无数青年学子追捧。书中的哲学思辨和诸如选择、逃亡、躲避等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使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带有人物的哲学书。后来，1988年，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其改编为电影，即《布拉格之恋》。尽管“书与电影哪个更成功”永远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对这个也同样的褒贬不一，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电影的叙述性和在情节进行中不断改变着的人物性格和命运。当然，在人物身后的政治背景和哲学命题，让电影拥有了独特的浓烈色彩和深邃境界。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tIlrSyERuayE6gSYcwVraWYlbzy3qcdHOkWpp2chYQFmSrVstansUQ/0?wx_fmt=jpeg 永远忘不了躲在电影院的角落里看电影的情景。它用一种古老而永恒的叙述性语言开头，“在布拉格，有一位医生——”，于是，托马斯开始与萨宾娜调情。医生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他独居，他与无数女人调情，却永远不想停下。在他的哲学里，他可以与女人睡觉，但不能与她们共眠。那时他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女友萨宾娜，萨宾娜想让他停下来，但他不想，萨宾娜就随他去。他就这样轻松的游戏着人生，至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天真无邪的特蕾莎。 人性的主题出现了。对医生来说，那只是一次偶遇，特蕾莎却在热情中跑到他的住所。特蕾莎用她的处境和疾病，一举打破了托马斯苦心经营的一人世界，托马斯的轻开始倾斜了。在特蕾莎依赖的睡姿中，托马斯被迫接受了两个人的生活——与一个女人共眠。而婚姻，就像儿戏一样，在某种玩笑和妒忌中完成。在婚姻中，托马斯并没有安居乐业，他依然处处留情，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需要找借口欺骗特蕾莎。而特蕾莎则生活在沉重里。她不能忍受丈夫的欺骗，而又无能为力。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mAg3wVH0F3SMnnCMfHZPbw8NNlWD5IACVOGIRLtV3icglX9qHLor9UA/0?wx_fmt=jpeg 终于，他们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政治主题出现了。“布拉格之春”后，苏军在24 小时里占领捷克，让他们的个人生活退到背景。民族的尊严，渴望民主的思想，让他们走回到一起。 重彩的战争镜头，强烈的民族情绪，大批的难民排着长队离开祖国。特蕾莎和托马斯也和难民一样，他们来到了瑞士。 在这里，托马斯和萨宾娜再次相遇，在流亡的落寞中再次陷入感情纠葛。而特蕾莎则再次陷入痛苦。 三个人面临选择。萨宾娜选择了逃避。特蕾莎选择后退。托马斯选择轻松。但是，轻松之后是什么呢？他身影潇洒的在游乐园玩耍，在河边喂鸭子，他拿着仙人球沉思——他的轻松不能承受，他回到祖国，回到特蕾莎身边。 这时，医生的轻盈与特蕾莎的沉重平衡了，爱情回到他们身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RBlszx4OhkfEg6ibu06MkbKVjfNHHaXpsPDdjrERUmKfuTVfXWiaV43Q/0?wx_fmt=jpeg 政治主题再一次从背景跳到前台。 医生拒绝写悔过书。他因此失业，但他依然寻花问柳。终于，特蕾莎以自己出轨来平衡心态，轻和重完全失去平衡。 当政治成为背景时，哲学命题就出现了。这个哲学命题悲哀而晦暗，像冬夜里划破天空的长笛一样，让睡在安稳梦中的人们在惊醒之后，有一种无望和悲凉——这就是，在你的生命中，轻和重，你能拿多少，你能承受多少。欢乐的日子是那样轻盈而留不下脚印，那么，是不是只有沉重，才痛苦的镌刻着。 医生个人生活的随意和对政治观念的坚持，使人物性格有了双重意义。 之后，主人公们移居郊外，渡过一段幸福时光，在这段时光中，主人公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和复杂社会生活的诱惑，回归到自然质朴的本质里。在这段完美的生活里，轻与重，灵与肉，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达到了统一。但生命是如此不能承受，这段时光很快以双双遇难完结。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SGnzVtkkgb3HW2reY5IvK6TXxyouKMicEn0dO77KbNT0MaxaR4NgB8Q/0?wx_fmt=jpeg 还记得电影放完的一刻。我坐在黑暗里，在剧情中不能自拔。布拉格郊外的六号门，萨宾娜的帽子，广场上的坦克，夜色中的舞会，还有那一直开进绿色氤氲之中的车，托马斯最后的一句话。 电影最终没有忘记给我们另一个哲学的命题，这就是，社会虽然让人类在无所适从，但自然质朴的生活，一直可以是人类快乐的源泉。 我想，这就是《布拉格之恋》除了个人生活、政治对人性的影响之外的第三层含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gE90U3UMFCGQuTbXXr3V0X8dzLTqDFqVia4grxXKNJJothlKQMyOdHUbwGd2BYOWzXqJMZNDw1TA/0?wx_fmt=jpeg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1） 文：林炎平 造假的终极结局——造假人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本来这是精神领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如果这也造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假了。这说明造假在中国已经蔓延到所有领域，一旦到了学术和思想领域，就意味着人的造假，也就是“造假人”。 郭沫若就是“造假人”的典型，他的《李白与杜甫》示范了文人是如何按照朝廷的意志创造性和自觉地杜撰历史的。不幸的是，这样的文人在中国自古至今俯拾皆是。近代的文人如此，古代的文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御用文人”这样的专用名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另外一个典型。如果说《甲申三百年祭》只是涂抹历史为当时的政治进行服务和宣传，因此还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污点，在道德上尚有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获取地位和保全自己的典型。他的自我保护可以理解，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可以被宽恕。但是，对于他的如此热情和主动的出卖和创造性的背叛就很难原谅。把假话说得如此慷慨激昂和情真意切，实在是非彻底的奴才便不能做到。 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作为此项目的一部分，2007年秋天，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系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名北大学生和3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并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提醒所有选课学生。 结果，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根据所有论文的前后对比，斯登斯教授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至少有一半选修其课程的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如是说，并在12月19日当天，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出了一封电邮，同时附寄耶鲁大学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大学和北大教授。信件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警告学生：“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在信中，斯登斯也对北京大学校方在治理剽窃行为方面的无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北大存在如此之多的剽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无所作为，和对剽窃行为的习惯性容忍。 这样的抄袭在中国确实是被广泛容忍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应该是中国的古训了，也许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对于知识产权和弄虚作假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学术造假和抄袭已经司空见惯，根本就没有谁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如果说盗版好莱坞的电影还可以睁只眼闭只眼，那么抄袭他人的论文就绝不应被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句中国成语用在这里，则再恰当不过。但是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吗？斯登斯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而且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陈进，花钱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工夫。从2003年2月“汉芯一号”问世开始，此人复制这一过程达3年之久，他的“汉芯”系列也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此人头顶的光环越来越多，上海交大也在芯片的自主研发领域风光一时。2006年5月12日，终于东窗事发。 雒三桂剽窃案：此人是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雒三桂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和《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此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的王铭铭教授所著《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此人是北大英语系副教授，1993年攻读北大美国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事发前还担任系工会主席。黄宗英直接剽窃、改译《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此人 1992年秋回国工作，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此人是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其出版的10来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而成。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40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113万字”，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如此在学术领域中的造假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 那个耳熟能详的“人中假货”唐骏，能够在自己的学历造假戳穿之后还那样理直气壮，说明了那些“假人”已经对自己是“假货”这一事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唐骏的那句话应该算是这些假人的宣言吧？“我能够欺骗这么多人，这说明了我的本事。”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造假卖假在中国的普遍程度和广泛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要纠正“假人”这个问题，要比纠正其他造假问题困难得多。 盛况空前的全民造假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就是现在，在电视上还有那个所谓的“入选卢浮宫的服饰”的广告，其告诉大众，他们的服装被选中进了卢浮宫——世界上顶级的博物馆之一。言下之意，他们的服装不仅走向了世界，而且攀登了世界艺术的顶峰。但是，稍稍了解国外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卢浮宫是一个顶级的博物馆，其收藏的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古典艺术品；巴黎还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是收藏近代艺术品的，即奥赛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即蓬皮杜博物馆。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博物馆，也看过不少介绍博物馆的书，但还是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博物馆收藏现在商店里卖的服装。 这样的假话在电视上说得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要掩饰一下的犹豫。这骗人广告的制作者大概这样想：“法国人和卢浮宫不会来和我计较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出过国的国人也许会相信这样的谎言。”这样的广告如果在国外早就被起诉了，因此在国外你也看不到这样的假广告。首先在国外少有人这样厚颜无耻；其次，就是有，也立即成为过街老鼠。 显然，无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会造成心理障碍了。一个人只要足够无耻，那么他一定是无所畏惧的。他可以蔑视法律，可以践踏道德，可以破坏人间的一切准则。对于这样的人，编造“入选卢浮宫”这样的假话自然小菜一碟，毕竟比起“郑和下西洋”和“亩产十几万斤水稻”来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中国的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 中国的造假如何如鱼得水，看看今天的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就略知一二。至今有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都是造假的发扬光大。把历史进行胡编乱造后搬上屏幕或者银幕就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在这些历史剧中，历史人物被改写，历史被篡改，但是篡改者和观众觉得这天经地义。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如果历史人物九泉之下有知，断定会气得或者乐得跳将起来。 如果把茅台酒的瓶子装上别的酒出售，那么这毫无疑问是造假货。尽管这样的假货屡见不鲜，但还是受到谴责的，至少会受到花了真货的钱而买到假货的人的谴责。但是把真实的历史人物装上虚假的情节，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名称中塞进篡改了的内容，却会博得满堂喝彩，而绝无被指控为造假的危险。整个造假的和买假的不仅都接受假货而且都山呼假货的精彩，这样的场面着实令人十分困惑。你可以想象用茅台酒瓶装假酒的造假者看到假货卖出很开心，但是很难想象买到了假茅台并且知道这是假酒的人也同样兴高采烈。 一厢情愿的造假，也就是造假者开心而买假者愤怒的造假，已经足够丑恶了。那么这些两厢情愿的造假就更加是一种悲哀了。鱼有水而得以生存繁衍，水由于有鱼而变得生机盎然，这样的相得益彰，何以造假不兴旺发达？ 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任何国人都必定多次收到类似如下的提供造假文件服务的电子邮件，我原封不动抄录在这里： TO：贵公司/报关部负责人 您好！欢迎与贵司取得联系，我司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成立的一家进出口代理企业、实力雄厚、价格优惠。以下是我司的业务简介： 1、 优惠快速办理：薰蒸证书、卫生证、健康证、植物检验证、兽医证书、产地证/普惠证等各类证书。 一般原产地证(CO) ((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量大可优惠)。 专业提供产地证，合同证明书等。 普惠制产地证（F/A及F/E、F/F、F/M），(1－2个工作日即可办妥)。 熏蒸证明书（C OF F），(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 2、 长期优惠代理名牌、仿牌、杂货出口报关。 联系人：XXX电话：137 XXXXXXX地址：XXXXXXXX 我隐去了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随处可见，这里引用的仅仅是几乎每天收到的提供造假服务的广告邮件中的一条。 其中提到的一些证书，读者也许不很清楚其用途，比如所谓的“熏蒸证书”是对于木质的包装、箱子和托盘的要求。如果这些木质的东西没有经过熏蒸处理以去掉可能寄生的害虫，就不能进入美国和加拿大，以防这些害虫在进口国泛滥。于是就有了造假“熏蒸证书”的业务。加拿大和美国人比较诚实简单，他们看到了证书就会觉得这些木质的物品都经过了处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样一个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太容易做的造假。中国的很多出口商根本就不会去做什么昂贵和费时的熏蒸，他们只是付钱给这些造假的人，不到一天，一张假证就做好了。这可是一张“真”的假证，因为这不是他们伪造的，而是从颁发这些证书的机构“弄出来”的。 关于学位证书造假的那就更多了。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 国人不仅在国内造假，在国外造假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中国人。据北美的统计，在北美造假各种文件和信用卡的主要是如下背景的人，中国裔、犹太裔和非洲裔。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而是事实。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破获的学位证书造假案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所为。他们制造假的学位证书卖给中国留学生，买假者期望以此在中国求职时有一块比较好的敲门砖。除此以外他们还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文件，他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人。加拿大警察局说这些造假者已经几乎做到以假乱真。在造假方面的造诣上，国人有着特殊的天分。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用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在奶制品中，甚至在婴儿的配方奶中。三聚氰胺是可以致病和致死的添加剂，但是中国很多名牌都有这样的问题。添加三聚氰胺的唯一动机就是其可以使得在检测蛋白质时蛋白质含量表现得高一些。检测蛋白质实际上不是检测真正的蛋白质，而是通过测定氮含量来间接地测得蛋白质含量。如果没有任何非法的添加剂，这个检测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但是这些不法商家在牛奶里兑了水或者其他物质又要掩盖其真相，就用三聚氰胺这样的氮分子量比重很高的工业原料掺入其中，使得其在测试中表现得和正常的牛奶一样。 2013年的造假又有进展，卢浮宫的门票是假的，来源中国；罗马飞机场到罗马市区的火车票是假的，来源也是中国。中国已经成了造假的代名词，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假货已经泛滥到全世界。 在中国国内的假货，就容许我不在这里列举吧。读者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假货，如果你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国人对于假货的喜爱也是假货横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国人特别喜欢买假货，假的名牌包、假的名牌表、假的名牌服饰，林林总总。这个时候，他们买假货是为了欺骗别人的眼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所谓“自欺欺人”。 热衷于买假货的心理和卖假货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利益。前者用很少的钱来做到本来要很多的钱才可以满足的虚荣心和炫耀，后者是用很少的成本来攫取超额的利润。 我和一个同事到巴黎出差，她狠心买了一个昂贵的名牌手袋。我们在法国的接待者、一个法国女孩说，她不买，太贵了。这时同时搭乘地铁的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过来说，这样的包成本只要10欧元，他可以做，在中国做，可以做得一模一样。我相信可以做到，这也是假货横行的理由之一，巨额的利润和超低的价格。他只要卖20欧元就可以赚到100%利润。我对那位买了真货的同事说，你后悔了吧？600欧元的包别人20欧元就可以卖给你。她说，绝对不后悔，毕竟是真货。巴黎的那位接待者说，她不会买假货，但也不买真货，一个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另一个不想花不值的钱。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都是一个目的，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于是我们就有了郑和下西洋的3万吨级的巨轮，有了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有了随心所欲修改的历史。 人类都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造假的可能性，但是把造假普及到如此广度和造诣到如此深度，则非国人莫属。 和中国普遍的造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很难看到假货。我曾经听到一个国人质疑在柏林买到的游览柏林的纪念品“柏林墙石块”：“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从柏林墙上敲下来的而不是随便捡来的水泥块？”，这是他本能的担忧，作为国人，此种担忧极为正常。我到柏林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样的纪念品，我知道柏林墙的意义，非常想拥有这样一块有纪念意义的柏林墙的碎片。我可以告诉那个对于这些石块的真实性有怀疑的中国人，在德国和西方，很难买到假货。就是十分想买，你也买不到。你也许可以在国外的地摊上买到假货，但那多半是中国造的。 造假在西方很难生存，这是因为西方普遍不容忍造假。就拿版权来说吧，我初到加拿大时，根本没有版权的概念。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教科书上有许多我需要的内容，就用复印机去印了。当时有一个加拿大学生过来说：“你不应该这样印，这是有版权的。”“我自己用又不是去牟利，这也不可以吗？”我这样想。 但是我后来发现，确实不可以。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版权许可，任何人不得翻印，包括复印。这样的字样在中国也到处可见，只是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在加拿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妥，不仅觉得不妥，还会特地过来指出这是非法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造假就不会有民间基础，造假的人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在西方这样的环境下，造假自然就不容易了。 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应该是弘扬古希腊的精神，古希腊的求真求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但是，在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独唱的小女孩声情并茂的演唱本来无可挑剔，但是事后却爆出实际上全世界电视观众和现场观众听到的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在媒体爆出这样的实际情况后，西方人很不理解。对于他们来说，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和西方的价值观正好水火不容。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那可就肯定会群情激奋。但由于这是中国的事情，西方媒体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姿态，仅仅简单报导了这个事件，没有任何评论。但是嫉“假”如仇的普通西方人仍然表现了很深的厌恶。我周围的西方人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是他们对此的厌恶难以掩饰。我和他们的谈话中，那些知道我来自中国的，会用比较客气的话来说，比如“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个真正唱歌的小女孩不也很可爱吗？”不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就会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当他们知道我来自中国后，不得不说“这对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别人会这样看中国人。我认识的一个很普通的加拿大人，他惋惜和无可奈何地说：“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他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有的人为了客气会这样说，“也许，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吧？”在现在的西方，人们通常不批评他们不赞同但不属于他们文化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是一句无奈的搪塞，其成为了他们对一些不赞同和不理解的行为不进行深究的借口。不幸的是，西方人如此无奈的敷衍实际上却一语击中要害，这句意在给中国人留面子的搪塞之语，恰恰道出了中国造假猖獗而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中国文化。 在西方人对于这样的造假表示深恶痛绝的时候，一部分国人也深有同感，但是更多的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他们普遍觉得这样的造假没有什么，为了国家的形象，这样的造假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造假就可以名正言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毫无疑问，这样的造假是有民众基础和理论指导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同时是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本来，造假并非中国的专利，但是这样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万众一心的造假恐怕除了中国就极罕见了。这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这和用茅台酒瓶装假酒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这样的场合都可以造假，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这样的造假向世人发出了什么信号，在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样灌输造假思想，这个民族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说这次奥运会让中国人，也包括海外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不尽然吧！如果一个人还有一点自知之明，那么他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做法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造假的怀疑对象。 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从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终极的必然悲剧就是“造假人”。于是，在中国社会中，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勤劳、节俭和诚信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比如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悲哀，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了让他迷惑的一点：一方面“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表明国人是极重视的了。但另一方面，国人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清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明恩溥沮丧地说：“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 且不要开骂“洋鬼子”，尽管他们说的确实刺耳，但是却一点不错。尽管“狼来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国人显然并不把诚信的丧失看做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似乎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如此燎原之势的造假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意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0) 文：林炎平 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作者 造假三部曲——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造假，并非某一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造假的现象，比如谎报收入从而少纳税，多报利润以美化自己的经营业绩，甚至制造假的货币、假的信用卡，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在西方这么多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造假，和中国的造假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国社会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绝后，那么也是登峰造极了。我不知道这问题是起自近代，还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造假的动机和原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如下应该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饰面子，追求虚荣，从而胡编乱造，夸大政绩，无中生有； 一本万利，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指鹿为马，滥用权力，迫使下级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逢迎拍马，出于利益，迎合权势，迫于权势，为个人的生存或者发达阿谀奉承。 但是，仅仅是这些动机和原因还不能使得造假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条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会对造假缺乏惩罚，从而使得造假实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 道德的沦丧——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道德准则，认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从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会时尚，心理障碍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习惯的养成——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不予谴责，造假自会生根发芽，通行无阻，最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从语言，到思维，到行动，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带来的好处和求真带来的害处，这两者给所有的国人以诱惑和胁迫，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谁是由于说真话而把官位坐稳的？绝无仅有，凤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说假话办假事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于说真话而断送仕途，甚至丢掉性命的？不胜枚举！有多少是由于说假话而受到严惩的？少而又少！这样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诉普通的国人一个放之华夏而皆准的道理——说真话，没有好处，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家破人亡；说假话，才有好处，才能升官发财，还可能鸡犬升天。 中国历史上的敢于直言的高官，也许有那么几个，但就是这些凤毛麟角的仁人志士，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轻者发配边锤荒野，重者落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也只能在“江湖之远”担忧“庙堂之高”。我想起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如其人，于谦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却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其遭遇令人感慨。在华夏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如同绝唱，已经永远逝去，他们的余音也早已淹没于世间蝇营狗苟的纷繁嘈杂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造假在华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动机越来越广泛，参与者越来越普及：小到蝇头小利，大到社会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贩，高到达官显贵，都可以成为造假者。 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道德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甚至食品和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在西方是极其罕见的，至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在西方，有骗子，有强盗，甚至有杀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谋利的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剂制造的假食品谋利。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在不断的人为折腾中、压力下，有谁不说假话可以过关？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说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说不误。甚至说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说假话的“真情”，着实可以感动那些不明白这些造假风气和习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体会有一点点是真的吗？绝无仅有。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不也如此吗？于是说假话蔚然成风。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造假绝不始于近代，绝非今天才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诱人民说假话，官员办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民众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胡编乱造的郑和神话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cibVqXXdQWDCXG7pXic4ffxER9NyRaYn0ap4ZAzqynicD6vbrSu5miacrw/0?wx_fmt=jpeg 三宝太监郑和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5－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bdC8sfYoZwbOO2kfluoianVfQYHLtrT4F70ibLtl3du8l7GIOeD5cWKg/0?wx_fmt=jpeg 图5－1 郑和宝船模型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5－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R71uHcnxibFZhlgjT9m3GCbMNgHPAgPtToKQBFaHAjicdwmVuibu1vlibA/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LyPCMLpApzeicia1kE3vc3KLYD4E27r8oibZe5Du7VJhJMFpibVvG9kgBA/0?wx_fmt=jpeg 图5－2 建造郑和船只的第六作塘 (分别为修缮前后所摄） 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他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 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几个表格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Gqftibg3gVLJQK2lPLofJg3G6xT7JWE4eMR65zqbVichPKbspd3afG0YzXicXVYeGibk5ia7kqxM7Y0w/0?wx_fmt=jpeg 表5－1，两个郑和研究重量级人物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注1】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 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天朝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 郑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也许太需要一段辉煌历史来支撑国人破碎的自尊心了，严格地说，是“天朝大国”的面子丢尽了。于是，“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原来在航海上也远远领先过来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确很能振奋人心。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关系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证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无法直面历史事实，而任凭其感情所误导，为了“民族大义”而领衔了“郑和下西洋”的造假运动。时至今日，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居然连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甚至环航世界这样的谎言都有广大市场，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 审视国人对这个造假的普遍热情便可知华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此随声附和，那还情有可原，毕竟无知总是可以作为过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贵为高知学者对造假不仅不予质疑，而且兴风作浪，这就绝难用无知来解释了。他们为了利益和面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并践踏了道德准则。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寸记录在官方正史《明史》中，这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难道官方认可的记载也会瞎编么？遗憾的是，的确如此。中国史官对于数字一向漫不经心，夸大其词几乎成了传统。八百、十万，这些数字基本并非确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阅青史，俯拾皆是的号称百万大军往往最多二三十万，乃至几万，几乎每场规模较大的会战专家们都得皓首穷经地去考证，名与实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间为了褒奖英雄，更是不免随意附会夸大。诸葛亮呼风唤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讹传讹，算作豆棚闲话尚可，当作史实断然不行。有关专家为了证明郑和宝船之存在，甚至引《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样的小说为证，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杜撰、歪曲以逢迎权势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前皇帝、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前皇帝、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他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退一万步讲，假定当时真的可以造出700艘万吨轮，那么郑和船队的远航意义是什么？郑和之前数百年，《西洋记》记载的郑和航线就已经存在。既然用比较小的船只进行远距离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欧的维尔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郑和以前所证明的，那么如此庞大的郑和船队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这个对国民毫无意义的远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寝如出一辙，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当时的虚无缥缈，被随后的《西洋记》变成了“神话”，被后世的国人顶礼膜拜热烈歌颂。在华夏，只要把皇恩浩荡渲染得轰轰烈烈，那么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视为粪土。如果说后世国人对这些瞎话的相信还可以解释为不谙科学技术，那么他们对这些造假的赞颂和喝彩只能被认为彻底践踏了以人为本的道德准则。无疑，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对于从造假中获得好处的期待，远远超过他们对过去造假中受到伤害的记忆。他们的整体性格，就是中国造假的土壤和基础，甚至始作俑者。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么派遣郑和去西洋弘扬“和平友好”的英明皇帝是一个什么货色呢？原来是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此人篡夺他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诛杀了建文帝的老臣方孝孺“十族”。把老臣的妻女让兵痞轮奸，然后卖给妓院。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亦即在今天吹嘘的“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天，六十二岁的朱棣坐在龙椅上，像看大戏一样，观看这些宫女在紫禁城里遭受剐刑。一个又一个刚成年和未成年的少女被剐杀，惨叫声不绝于耳。而这个朱棣看得津津有味，还亲自操刀。 这个大屠杀的起因仅仅是朱棣心情不好，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这根本不能成立的“通奸”实际上仅仅是互相照顾和取悦而已，结果被朱棣下此毒手。屈打成招，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不少受刑的宫女还是朝鲜人。当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剐杀后，又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 这个朱棣皇帝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注2】。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 果然，据说郑和从距离泰国不远的地方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以表太监对皇上的忠心。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当然，朱棣和郑和的后代鼓吹者们都把这些认作是弘扬“友谊和平”的伟业。这些自吹自擂不管是真的还是意淫，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 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甚至亲手剐杀无数毫无自卫能力宫女的皇帝，居然可以是国际间的友好使者吗？这样的朝廷和皇帝会善待别国他人吗？难道郑和船队下西洋找到逃亡的建文帝会不立即宰杀他？难道郑和船队找到建文帝的老臣不会像灭方孝孺十族一样群体灭绝他们？难道郑和的船队到海外看到华人模样的不会当作逃逸的唐赛儿斩尽杀绝？难道郑和船队对待外邦人会比他们对剐杀的朝鲜宫女更好？ 但是，对于编造和粉饰“郑和下西洋”的人来说，这些荒唐都可以不予理睬，他们要世人相信的，正是这个绝不可能成立的荒唐——朱棣王朝的腥风血雨吹打着太监郑和的船队，给海外带去了“和平友好”。【注3】 比之编造“郑和下西洋”的骗局本身，鼓吹“郑和下西洋”是和平友好使者这一谎言则是更加卑劣和丑恶的造假。这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对朱棣王朝歌功颂德的人，是否真的理解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是否曾经遭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质问？如此造假只能说明造假者已经是利令智昏不择手段了。朱棣剐刀下流淌的无辜中国少女和朝鲜姑娘的鲜血还不够证明这些把“郑和下西洋”吹嘘为“伟大、和平、友好”的造假者的无耻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产生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回音和共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的荒唐，加上后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不能不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原始记载的模糊不清，解读文献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旧史新说，再加广大受众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制造出的郑和神话，可谓中国造假案的典型范例。这样千疮百孔的瞎话和荒唐，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来附和与维护，不禁让人感叹华夏造假的人文基础之好。如果爱国主义要靠造假来支持，无疑是对华夏自己的辛辣讽刺；如果民族尊严要靠造假来提升，那必定是一条既丧失尊严也得不到面子的不归路。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也觉得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就不再是历史歌曲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翻到了真正的历史歌曲《毕业歌》的歌词，发现居然和重新填的词大相径庭。记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如此随意改写原词是可以的吗？我相信，很多人必然从这一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意编造。”这样的造假以及那些更加严重的造假必然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这也是中国人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的原因之一。 【注1】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 【注2】如下是朱棣的事迹年表： 1402年 明建文四年 43岁，封王燕地（今天河北北京一带）的朱棣篡位，改年号为永乐。杀齐泰、黄子澄，灭族。杀方孝孺，灭十族。大杀建文帝老臣，株连甚广。 1403年 永乐元年 44岁，迁都自己发迹的老窝，改名顺天府，亦即北京。 1405年 永乐三年 46岁，命郑和下西洋。 1406年 永乐四年 47岁，郑和再使西洋。 1412年 永乐十年 53岁，郑和复使西洋。 1414年 永乐十二年 55岁，下黄淮、杨溥于锦衣卫狱。 1415年 永乐十三年 56岁，解缙死于锦衣卫狱。郑和出使西洋还，俘苏门答腊王苏干刺献给朱棣。 1416年 永乐十四年 57岁，郑和复使西洋。 1419年 永乐十七年 60岁，郑和下西洋还。 1420年 永乐十八年 61岁，山东唐赛儿造反，朱棣听信唐塞儿扮作尼姑逃亡，于是捕捉天下尼姑万人。 1421年 辛丑 永乐十九年 62岁，郑和复下西洋。朱棣以后宫之乱为由大杀宫女宦官，剐杀宫女三千余人。 1422年 永乐二十年 63岁，郑和自西洋还。 1424年 永乐二十二年 65岁，复命郑和出使西洋。上半年还向朝鲜要美女，七月驾崩。 【注3】据称魏启宇这样说：“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一共打了三次仗。一次是旧港海战，歼灭了陈祖义反明的海寇势力。一次是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刺叛乱，欲夺王位，并残酷杀害明朝使团的官兵，郑和率兵将其击败。第三次是锡兰山国王竟然下令抢劫郑和船队的船只和粮食，图谋杀害使者，郑和举兵进攻王城，与之激战六天，打败并三次生擒锡兰山国王，最后令锡兰山国王心悦诚服。” 魏启宇是中外航海史研究的泰斗级的人物，1927年2月出生，湖南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曾任人民交通出版社科技图书编辑、社长、编审，兼任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委员。1990年离休。 http://www.qzwb.com/spec/content/2010-07/05/content_3385301.htm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