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1）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1）

文：林炎平

造假的终极结局——造假人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本来这是精神领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如果这也造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假了。这说明造假在中国已经蔓延到所有领域，一旦到了学术和思想领域，就意味着人的造假，也就是“造假人”。

郭沫若就是“造假人”的典型，他的《李白与杜甫》示范了文人是如何按照朝廷的意志创造性和自觉地杜撰历史的。不幸的是，这样的文人在中国自古至今俯拾皆是。近代的文人如此，古代的文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御用文人”这样的专用名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另外一个典型。如果说《甲申三百年祭》只是涂抹历史为当时的政治进行服务和宣传，因此还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污点，在道德上尚有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获取地位和保全自己的典型。他的自我保护可以理解，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可以被宽恕。但是，对于他的如此热情和主动的出卖和创造性的背叛就很难原谅。把假话说得如此慷慨激昂和情真意切，实在是非彻底的奴才便不能做到。

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作为此项目的一部分，2007年秋天，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系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名北大学生和3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并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提醒所有选课学生。

结果，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根据所有论文的前后对比，斯登斯教授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至少有一半选修其课程的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如是说，并在12月19日当天，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出了一封电邮，同时附寄耶鲁大学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大学和北大教授。信件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警告学生：“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在信中，斯登斯也对北京大学校方在治理剽窃行为方面的无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北大存在如此之多的剽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无所作为，和对剽窃行为的习惯性容忍。

这样的抄袭在中国确实是被广泛容忍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应该是中国的古训了，也许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对于知识产权和弄虚作假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学术造假和抄袭已经司空见惯，根本就没有谁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如果说盗版好莱坞的电影还可以睁只眼闭只眼，那么抄袭他人的论文就绝不应被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句中国成语用在这里，则再恰当不过。但是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吗？斯登斯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而且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陈进，花钱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工夫。从2003年2月“汉芯一号”问世开始，此人复制这一过程达3年之久，他的“汉芯”系列也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此人头顶的光环越来越多，上海交大也在芯片的自主研发领域风光一时。2006年5月12日，终于东窗事发。

雒三桂剽窃案：此人是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雒三桂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和《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此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的王铭铭教授所著《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此人是北大英语系副教授，1993年攻读北大美国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事发前还担任系工会主席。黄宗英直接剽窃、改译《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此人 1992年秋回国工作，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此人是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其出版的10来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而成。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40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113万字”，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如此在学术领域中的造假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

那个耳熟能详的“人中假货”唐骏，能够在自己的学历造假戳穿之后还那样理直气壮，说明了那些“假人”已经对自己是“假货”这一事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唐骏的那句话应该算是这些假人的宣言吧？“我能够欺骗这么多人，这说明了我的本事。”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造假卖假在中国的普遍程度和广泛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要纠正“假人”这个问题，要比纠正其他造假问题困难得多。

盛况空前的全民造假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就是现在，在电视上还有那个所谓的“入选卢浮宫的服饰”的广告，其告诉大众，他们的服装被选中进了卢浮宫——世界上顶级的博物馆之一。言下之意，他们的服装不仅走向了世界，而且攀登了世界艺术的顶峰。但是，稍稍了解国外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卢浮宫是一个顶级的博物馆，其收藏的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古典艺术品；巴黎还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是收藏近代艺术品的，即奥赛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即蓬皮杜博物馆。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博物馆，也看过不少介绍博物馆的书，但还是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博物馆收藏现在商店里卖的服装。

这样的假话在电视上说得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要掩饰一下的犹豫。这骗人广告的制作者大概这样想：“法国人和卢浮宫不会来和我计较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出过国的国人也许会相信这样的谎言。”这样的广告如果在国外早就被起诉了，因此在国外你也看不到这样的假广告。首先在国外少有人这样厚颜无耻；其次，就是有，也立即成为过街老鼠。

显然，无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会造成心理障碍了。一个人只要足够无耻，那么他一定是无所畏惧的。他可以蔑视法律，可以践踏道德，可以破坏人间的一切准则。对于这样的人，编造“入选卢浮宫”这样的假话自然小菜一碟，毕竟比起“郑和下西洋”和“亩产十几万斤水稻”来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中国的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

中国的造假如何如鱼得水，看看今天的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就略知一二。至今有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都是造假的发扬光大。把历史进行胡编乱造后搬上屏幕或者银幕就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在这些历史剧中，历史人物被改写，历史被篡改，但是篡改者和观众觉得这天经地义。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如果历史人物九泉之下有知，断定会气得或者乐得跳将起来。

如果把茅台酒的瓶子装上别的酒出售，那么这毫无疑问是造假货。尽管这样的假货屡见不鲜，但还是受到谴责的，至少会受到花了真货的钱而买到假货的人的谴责。但是把真实的历史人物装上虚假的情节，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名称中塞进篡改了的内容，却会博得满堂喝彩，而绝无被指控为造假的危险。整个造假的和买假的不仅都接受假货而且都山呼假货的精彩，这样的场面着实令人十分困惑。你可以想象用茅台酒瓶装假酒的造假者看到假货卖出很开心，但是很难想象买到了假茅台并且知道这是假酒的人也同样兴高采烈。

一厢情愿的造假，也就是造假者开心而买假者愤怒的造假，已经足够丑恶了。那么这些两厢情愿的造假就更加是一种悲哀了。鱼有水而得以生存繁衍，水由于有鱼而变得生机盎然，这样的相得益彰，何以造假不兴旺发达？

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任何国人都必定多次收到类似如下的提供造假文件服务的电子邮件，我原封不动抄录在这里：

TO：贵公司/报关部负责人

     您好！欢迎与贵司取得联系，我司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成立的一家进出口代理企业、实力雄厚、价格优惠。以下是我司的业务简介：

1、  优惠快速办理：薰蒸证书、卫生证、健康证、植物检验证、兽医证书、产地证/普惠证等各类证书。

一般原产地证(CO) ((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量大可优惠)。

专业提供产地证，合同证明书等。

普惠制产地证（F/A及F/E、F/F、F/M），(1－2个工作日即可办妥)。

熏蒸证明书（C OF F），(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

2、  长期优惠代理名牌、仿牌、杂货出口报关。

联系人：XXX

电话：137 XXXXXXX

地址：XXXXXXXX

我隐去了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随处可见，这里引用的仅仅是几乎每天收到的提供造假服务的广告邮件中的一条。

其中提到的一些证书，读者也许不很清楚其用途，比如所谓的“熏蒸证书”是对于木质的包装、箱子和托盘的要求。如果这些木质的东西没有经过熏蒸处理以去掉可能寄生的害虫，就不能进入美国和加拿大，以防这些害虫在进口国泛滥。于是就有了造假“熏蒸证书”的业务。加拿大和美国人比较诚实简单，他们看到了证书就会觉得这些木质的物品都经过了处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样一个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太容易做的造假。中国的很多出口商根本就不会去做什么昂贵和费时的熏蒸，他们只是付钱给这些造假的人，不到一天，一张假证就做好了。这可是一张“真”的假证，因为这不是他们伪造的，而是从颁发这些证书的机构“弄出来”的。

关于学位证书造假的那就更多了。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

国人不仅在国内造假，在国外造假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中国人。据北美的统计，在北美造假各种文件和信用卡的主要是如下背景的人，中国裔、犹太裔和非洲裔。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而是事实。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破获的学位证书造假案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所为。他们制造假的学位证书卖给中国留学生，买假者期望以此在中国求职时有一块比较好的敲门砖。除此以外他们还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文件，他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人。加拿大警察局说这些造假者已经几乎做到以假乱真。在造假方面的造诣上，国人有着特殊的天分。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用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在奶制品中，甚至在婴儿的配方奶中。三聚氰胺是可以致病和致死的添加剂，但是中国很多名牌都有这样的问题。添加三聚氰胺的唯一动机就是其可以使得在检测蛋白质时蛋白质含量表现得高一些。检测蛋白质实际上不是检测真正的蛋白质，而是通过测定氮含量来间接地测得蛋白质含量。如果没有任何非法的添加剂，这个检测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但是这些不法商家在牛奶里兑了水或者其他物质又要掩盖其真相，就用三聚氰胺这样的氮分子量比重很高的工业原料掺入其中，使得其在测试中表现得和正常的牛奶一样。

2013年的造假又有进展，卢浮宫的门票是假的，来源中国；罗马飞机场到罗马市区的火车票是假的，来源也是中国。中国已经成了造假的代名词，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假货已经泛滥到全世界。

在中国国内的假货，就容许我不在这里列举吧。读者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假货，如果你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国人对于假货的喜爱也是假货横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国人特别喜欢买假货，假的名牌包、假的名牌表、假的名牌服饰，林林总总。这个时候，他们买假货是为了欺骗别人的眼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所谓“自欺欺人”。

热衷于买假货的心理和卖假货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利益。前者用很少的钱来做到本来要很多的钱才可以满足的虚荣心和炫耀，后者是用很少的成本来攫取超额的利润。

我和一个同事到巴黎出差，她狠心买了一个昂贵的名牌手袋。我们在法国的接待者、一个法国女孩说，她不买，太贵了。这时同时搭乘地铁的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过来说，这样的包成本只要10欧元，他可以做，在中国做，可以做得一模一样。我相信可以做到，这也是假货横行的理由之一，巨额的利润和超低的价格。他只要卖20欧元就可以赚到100%利润。我对那位买了真货的同事说，你后悔了吧？600欧元的包别人20欧元就可以卖给你。她说，绝对不后悔，毕竟是真货。巴黎的那位接待者说，她不会买假货，但也不买真货，一个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另一个不想花不值的钱。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都是一个目的，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于是我们就有了郑和下西洋的3万吨级的巨轮，有了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有了随心所欲修改的历史。

人类都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造假的可能性，但是把造假普及到如此广度和造诣到如此深度，则非国人莫属。

和中国普遍的造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很难看到假货。我曾经听到一个国人质疑在柏林买到的游览柏林的纪念品“柏林墙石块”：“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从柏林墙上敲下来的而不是随便捡来的水泥块？”，这是他本能的担忧，作为国人，此种担忧极为正常。我到柏林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样的纪念品，我知道柏林墙的意义，非常想拥有这样一块有纪念意义的柏林墙的碎片。我可以告诉那个对于这些石块的真实性有怀疑的中国人，在德国和西方，很难买到假货。就是十分想买，你也买不到。你也许可以在国外的地摊上买到假货，但那多半是中国造的。

造假在西方很难生存，这是因为西方普遍不容忍造假。就拿版权来说吧，我初到加拿大时，根本没有版权的概念。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教科书上有许多我需要的内容，就用复印机去印了。当时有一个加拿大学生过来说：“你不应该这样印，这是有版权的。”“我自己用又不是去牟利，这也不可以吗？”我这样想。

但是我后来发现，确实不可以。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版权许可，任何人不得翻印，包括复印。这样的字样在中国也到处可见，只是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在加拿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妥，不仅觉得不妥，还会特地过来指出这是非法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造假就不会有民间基础，造假的人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在西方这样的环境下，造假自然就不容易了。

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应该是弘扬古希腊的精神，古希腊的求真求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但是，在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独唱的小女孩声情并茂的演唱本来无可挑剔，但是事后却爆出实际上全世界电视观众和现场观众听到的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在媒体爆出这样的实际情况后，西方人很不理解。对于他们来说，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和西方的价值观正好水火不容。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那可就肯定会群情激奋。但由于这是中国的事情，西方媒体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姿态，仅仅简单报导了这个事件，没有任何评论。但是嫉“假”如仇的普通西方人仍然表现了很深的厌恶。我周围的西方人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是他们对此的厌恶难以掩饰。我和他们的谈话中，那些知道我来自中国的，会用比较客气的话来说，比如“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个真正唱歌的小女孩不也很可爱吗？”不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就会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当他们知道我来自中国后，不得不说“这对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别人会这样看中国人。我认识的一个很普通的加拿大人，他惋惜和无可奈何地说：“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他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有的人为了客气会这样说，“也许，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吧？”在现在的西方，人们通常不批评他们不赞同但不属于他们文化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是一句无奈的搪塞，其成为了他们对一些不赞同和不理解的行为不进行深究的借口。不幸的是，西方人如此无奈的敷衍实际上却一语击中要害，这句意在给中国人留面子的搪塞之语，恰恰道出了中国造假猖獗而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中国文化。

在西方人对于这样的造假表示深恶痛绝的时候，一部分国人也深有同感，但是更多的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他们普遍觉得这样的造假没有什么，为了国家的形象，这样的造假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造假就可以名正言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毫无疑问，这样的造假是有民众基础和理论指导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同时是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本来，造假并非中国的专利，但是这样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万众一心的造假恐怕除了中国就极罕见了。这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这和用茅台酒瓶装假酒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这样的场合都可以造假，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这样的造假向世人发出了什么信号，在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样灌输造假思想，这个民族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说这次奥运会让中国人，也包括海外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不尽然吧！如果一个人还有一点自知之明，那么他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做法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造假的怀疑对象。

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从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终极的必然悲剧就是“造假人”。于是，在中国社会中，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勤劳、节俭和诚信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比如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悲哀，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了让他迷惑的一点：一方面“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表明国人是极重视的了。但另一方面，国人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清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明恩溥沮丧地说：“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

且不要开骂“洋鬼子”，尽管他们说的确实刺耳，但是却一点不错。尽管“狼来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国人显然并不把诚信的丧失看做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似乎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如此燎原之势的造假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意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