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美国大选，一本书能看透吗？ 文：转载自译林出版社微信号 11月8日，美国将举行第58届总统选举。选举人团将首先被选出，再由选举人团于2016年12月19日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对决终于接近尾声。无论如何，美国人将做出选择。 查尔斯·琼斯，总统制研究权威、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在《美国总统制》一书中，他从总统制被创造的历程开始，全面介绍了总统制的体系运作。 试想，你正处于开国奠基的时刻。谁来执掌国家大权？如何遴选掌权者？将会产生一个还是多个领导者？如何组建政府？政府能持续发挥作用吗？形形色色的问题摆在美国开国元勋们，如詹姆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埃德蒙·伦道夫、罗杰·谢尔曼和乔治·华盛顿等面前，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公共事务实践者。 《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利文斯顿 Scene at the Sig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oward Chandler Christy （《签署美国宪法》） 为什么选择“总统”，不是“总督”？ 为什么选择“总统”这个头衔呢？为什么不用在各州更为普遍的“总督”（governor）头衔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示了开国元勋们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可以理解，美国民众唯恐出现某个人像以前的英国国王那样行使行政权力的局面。实际上，《邦联条例》下的第一届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行政机构。然而，在费城，开国元勋们已经达成共识：要想使治理更加有效，美国就需要一个行政机构。虽然在费城有与会者于不同时期提议使用“总督”这个头衔，但是，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令人回忆起殖民时期那些令人憎恨的皇家总督和特许领主”。 威廉·菲普斯爵士（1651—1695），第一位由英国皇家任命的马萨诸塞总督 “总统”这个头衔更加中性，盛气凌人感可能更弱一些；它源于拉丁语“主持”（praesidere），实质上就是“主持、负责或统辖”（to preside）的意思。并且，这也正是制宪会议、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各位主席所履行的职责；他们就是在主持会议。 第一次大陆会议，1774年10月26日在费城召开，12个殖民地56名代表参加 美国的第一位总统榜样：乔治·华盛顿  如果有一个营造行政权力的正面形象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们很难期待有谁能比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做得更好。他也许曾被称为“不情不愿的乔治”（George the Reluctant），因为他曾经多次表示更愿意留驻弗农山庄而不是担任一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那些热衷于从政者的熙攘声中，华盛顿并未恋栈，其不情不愿使他更加获得世人爱戴。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也是唯一的无党派总统 就在那里，他正襟危坐，主持着制宪会议；他的出席重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每次扩充的总统职权都会得到明智而审慎地运用。 南卡罗来纳州代表皮尔斯·巴特勒认为，“如果不是许多成员将目光投向华盛顿将军，视之为总统，并且根据对其德行的评价形成了关于应授予总统之权力的观点”，总统权力“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大”。 乔治·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 他就是那位击败英国人后毅然解甲归田的将军。“阁下”（His Excellency）并不是他想要的称号。当然，实际上，1787年8月6日，一个委员会曾经在向制宪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这一头衔，但是，有人提议将这一头衔移除——该提议获得通过。  白宫的建成  今天，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访客也许很难相信，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首任总统之时这座城市尚不存在。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联邦大厅阳台上作了就职宣誓，这个大厅位于纽约华尔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然而，纽约并非行政首长的长久的就职地点。 纽约联邦大厅，约绘于1798年 1790年7月最终通过的《首都选址法》决定，沿波托马克河边划定区域设立首都，并授权华盛顿总统任命专门委员来确定具体地点。同时，政府将在1790年12月离开纽约迁往费城，直至1800年再迁往新址。随后，位于中心位置的崭新的“联邦城”（Federal City）将担负国家首都功能。 马里兰州划出了河东北部的土地，弗吉尼亚州则划出河西南部的土地（并未使用，这一部分日后被弗吉尼亚州收回）。华盛顿总统选定了具体地点，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开始横跨波托马克河，与弗农山庄相距不远。他委任曾在大陆军服役、出生于法国的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少校来规划设计联邦城。 朗方的规划图 朗方的设计并未得到全面的采纳，并且华盛顿在中途解雇了这个容易激动的设计者（“朗方”在法语中是“孩子”的意思）。 华盛顿的樱花节 按照设计方案，最初被称为“总统府”的建筑既是居住地点也是工作地点。这座建筑也被称为“行政大厦”，在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任期中开始被称为白宫。“白宫”这个名字的来源尚有争议。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1812年，它被战争的大火严重毁坏，重建后被粉刷成白色。 美国建筑师协会2007年发布的榜单中，白宫在“全美最受欢迎的建筑”榜单里名列第二 有趣的是，华盛顿从未居住在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里。他是唯一一位从未在白宫居住的总统。当首位入住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发现白宫透风、潮湿并且没有洗澡间的时候，华盛顿如果知道，一定感到庆幸。 现存的第一张白宫照片，摄于1846年

尽其一生，米塞斯告诉世人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 文：方钦 1940年8月2日，历经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几经周折之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然而，这位一年多前仍与欧洲政要谈笑风生，而几位弟子也早已就职于北美名校的犹太逃亡者却发现，自己在这异域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要觅得一份满足温饱的体面生计也希望渺茫。从1940年到1945年，从西海岸辗转到东海岸，最终方在纽约大学（当时该校还算不上一流大学）获得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教授”资格。落寞之余，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一方面开始学习语言、积极融入新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开始提笔回忆自己在欧洲的峥嵘岁月。待其去世五年之后，这本回忆录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时付梓。这位老人，就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这本书，就是《米塞斯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的伦姆堡，贵族、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地区，同时贴上这两个标签就几乎注定了此人一生将命运多舛。1900年米塞斯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他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奠基者门格尔（Carl Menger）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经济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米塞斯积极参与门格尔的杰出弟子、曾三度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所组织的研讨班，并成为主要参与者。1909年，米塞斯开始进入维也纳商会工作，直到1934年为止。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德文版原书名为《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该书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是米塞斯影响最大的时期。在学术工作方面，由于对货币问题的深刻洞见和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精准预测，米塞斯声名远播，甚至连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不远千里飞往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在社会工作方面，米塞斯则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二是尽可能遏止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如此，身处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米塞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圈外人：在学界，维也纳大学对他关闭了大门，他只能作为一名无薪讲师（后来升级成没有薪水的编外副教授）授课；在政界，作为时常为政要提供建议的非正式顾问，米塞斯的正式身份其实仅仅是商会书记办公室的一名小职员而已。1934年，意识到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的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职，离开了生活将近四十年的维也纳。1938年，纳粹军队进驻维也纳的当晚，米塞斯的住所就被查抄。等到法国沦陷后，米塞斯终于同意了他妻子的建议，移民美国。 如本文开篇所述，米塞斯到达美国的初期经历了一段阴郁的低潮期。一个年近六十的老者，失去了一切，还要依靠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接济度日，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米塞斯却并未放弃，大约从1943年开始，在他身边又开始重新聚集起一批新的学生、好友和仰慕者，同时纽约大学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两份工作也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米塞斯重振旗鼓，将维也纳的私人讨论班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1969年，在米塞斯年届八十八岁时，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米塞斯“荣誉会员”的称号，但也仅此而已。对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来说，米塞斯仍然是局外人。聚集在他周围、受到他思想吸引的，大多不属于学术圈，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士。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米塞斯 如何评价米塞斯，学界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奥地利学派学者心目中，米塞斯是“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怎样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好友兼同事，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将米塞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广博，“甚至连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而在奥教分子——特指那些丝毫不理解经济学，却热衷于意识形态、立场斗争的奥派粉丝——眼中，米塞斯更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社会科学理论到米塞斯这里就达到了完满，“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当下人类智识水平不可逾越的巅峰，任何对米塞斯理论的质疑都是异教徒恶毒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流学界，米塞斯依然默默无闻，甚至还有些声誉不佳。大多数正统的思想史教材中，根本寻不见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也仅仅是知道有这个名字而已；即便偶有少数教材提及米塞斯，说得最多的不过就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基本上沿袭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认为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米塞斯是输家。尽管该论断全然罔顾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全面衰退的事实。 公允地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有三。一是他在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理论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一套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补完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缺失的一章，将货币纳入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理论”中，并追随维克塞尔的脚步，解释看似中性的货币为何会产生非中性的效果。米塞斯第一次运用效用理论来证明货币的本质，阐述企业的投资决策、银行的信用扩张以及政府的货币政策等诸因素如何会导致社会系统性的经济波动，从而为宏观层面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起微观基础。二是坚持以动态方法来处理现实世界的经济事态，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竞争性市场。在米塞斯看来，竞争性市场的本质是每一位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之下，如何有意识地去发现“盈利机会”的过程。所以米塞斯反对新古典的静态均衡概念，认为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资源最有效配置，只存在某种短暂的“休憩状态”（state of rest）——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交换来改善自身的境况。计划经济计算正是因为试图以一种机械的最优化方式来配置资源才注定失败。而“价格机制”、“企业家精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规则并不等同于市场本身，它们只是行为人赖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三是米塞斯最早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博弈的思想。米塞斯在解释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时明确指出，凭借市场价格传递出的信号，能够让行为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也考虑到他人的决策，从而实现人与人交往行为的自发协调。二十年后，他的学生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一起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正式将博弈理论引入经济学。 时至今日，上述贡献早已被当前经济理论所吸纳，无论主流学者是否意识到这些思想其实最早都是由米塞斯所提出的。 撇开特殊的时代因素不论，米塞斯这种被主流学界拒斥的境况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性格，米塞斯通常给人一种刻板、严苛和教条的印象。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笔下的米塞斯就是一副挑衅式的形象，“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直到晚年也没弄明白为何当年在“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上米塞斯要怒斥他是“社会主义者”；连米塞斯的嫡传弟子有时候也要战战兢兢，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会导致米塞斯大发雷霆，甚至好几年都不再和他们说话。 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著作中那种异样的执着心生厌恶，“他的充满感情的风格并不为支持经济学学科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方法的许多经济学家所喜欢”。所以布劳格毫不讳言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简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眼中，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不符合当今的学术标准。 如果我们不了解米塞斯思想的背景，就永远无法理解他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米塞斯回忆录》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部回忆录中，米塞斯极少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向世人展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能够通过米塞斯自己的剖析来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世界：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诗。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面对那种处境，理性的深思熟虑完全无济于事；可是接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救赎随之降临。甚至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整部回忆录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透过这段内心独白，我们仿佛能触摸米塞斯潜藏于倔强外表下的脆弱灵魂，感受到他为何要以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战斗。 有些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遗忘米塞斯，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完全无视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样的评价并不能说有失公允，但只是道出了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米塞斯一直在拒绝二战以后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对运用数学方法工具的珍视远甚于对概念清晰度与深度的关心，对经验的可预期能力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对政府积极的、用心良苦的经济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强调要远重于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的规律的强调”。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相应地，知识生产也从曾经的手工作坊模式变革为工厂流水线模式。这种转变的优势无需多言，但也会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其消弭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当今世界各著名学府中“标准化的”学术生产线，活生生地将大批潜在的天才头脑逼成了工匠木脑。 按照当前标准化的学术考核程式，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必须能够学以致用、关注现实；倘若无法致用，也要能够方法上有所创新；如果连方法创新也不可得，那么就在形式上搞搞创意，博取眼球。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光怪陆离的发展。应用学科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要学学道士下山，小则可为顾问，大则可成国师。而躲在象牙塔中的少数派孜孜于搜罗各类自然科学“新方法”，从早期的数学、经典物理学和生物学，到热力学、量子力学和脑科学，乃至活体实验、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悉数收录，以期理论上有所突破，却完全无视数学、物理学背后的抽象逻辑，更罔顾自然世界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不济的，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也可以走网红道路，做明星学术：比如我不说“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讨论“为何毒贩子要和老妈住一块”；我不关注“需求和偏好”，而是关注“失足妇女如何对不同人种的嫖客定价”；或者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证明大众常识（common sense）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专家错得更多、更离谱。 这样的趋势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强调纯粹且普世之真理”转移到了“单纯描述现象”。曾经的李约瑟之问还要深究东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而今学者则沉迷于描述气候影响了社会制度、红薯减少了农民起义、土豆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且认为前者这类定性分析意义模糊、缺少证明，是不“科学的”；后者量化分析更为精确，有数据，有规范计算，所以是“科学的”。 然而这是错的。强调诸多外在因素的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曾经的“地理决定论”的升级版。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形形色色外在因素摆布下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有何区别，人和棋盘上的棋子又有何区别？更何况按此推论，适应能力超级无敌的“小强”岂不是早就应该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淘汰人类了？ 只注重可量化的现象描述，让经济学在充斥着无比复杂的数学公式、图表和计量分析的同时反而变得浅薄。世人哪怕再无知，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停止西进是因为基督徒的国王娶了穆斯林妻子；而大饥荒起始于革命后代谋求晋升机会，终止于个人生理健康原因——体质差的人都死光了；至于从河流支线的数量来估摸城镇数量这类把戏，数百年前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数伦敦城烟囱的时候就玩过了——他用烟囱的数量来估计伦敦的城市人口数量。 用米塞斯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经济学家的最低标准就是必须能够辨别种种谬误，并给予决定性的反驳”。所以无论世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个人生活如何波折，在他商会的办公室，在街边的咖啡馆，在阴冷潮湿的曼哈顿地下室，米塞斯始终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当四周无人愿倾听时，他默默地将之记录在回忆中：你愿意为真理——即便是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付出多大的代价？ 米塞斯尽其一生，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知识分子”，不是价值判断，更非道德评价，仅仅是说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将它们言明。 所以，米塞斯对人类思想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那一套至今仍然被主流学界所排斥的方法论原则。 米塞斯的方法论又被称为“极端先验论”，因为他主张经济学乃至关乎人类行动的知识整体，具有先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哈耶克也无法赞同米塞斯的立场。但是对米塞斯来说，一切又是如此的清晰：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仅仅在于人能够思想，并将思想付诸行动；而从思想到行动的一切环节皆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逻辑借着我们影响世界，或者世界借着逻辑影响我们”；所以，逻辑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生来就在这个游戏之中，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参与下去”，“逻辑充塞世界、现实，以及生命”；在此意义上，有关人类行动的科学的责任，就在于审查个人所要达成的目的与其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先于任何的经验范畴。 米塞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本质上是休谟法则（Hume's law）和现代逻辑的混同，而非单纯的“新康德主义”。根据休谟法则，“实然”推不出“应然”，我们观察太阳从东方升起亿万次，也无法百分百断言从今以后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仅仅依赖经验资料和数据分析，我们无法获得可普遍化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变而来，经由莱布尼茨、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一直到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发展成熟的现代逻辑，则规定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形式，凭借此，我们能够跨过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以及意义世界的阻隔，直接言说人类社会千变万化的表象背后一般性的东西。 所以，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以及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一样，米塞斯强调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能够为理性存在者所公认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结论随意设定的假设之上。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体系中，该一般事实被简化为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为了达成目的而去行动。 如果确立的一般性事实没有错误，由此所作的命题推导也没有错误，那么得到结论必然在逻辑意义上为真。此时经验材料的作用，只是辅助我们认识一般性事实及其结论：如果经验数据与理论相符，只是示例性地表明，该理论在特定经验范畴中得到了验证；反过来，如果理论与经验不相符，我们也不能断定理论发生了错误，除非我们能够证伪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所以星相学家观测星空千万年，也不能归纳出“日心说”；苹果自古以来都从树上掉落，却只有牛顿道出了“万有引力”；引力波实验失败了六十载，却不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 只有分析性的事实，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能为理性存在者所能接受的事实。就此而论，虽然米塞斯的经济学一直不使用数学公式、否定实证方法，但是却比那些标榜运用“科学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科学。而那些以学科规范为名、坚持僵化的主流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类似于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挂在嘴边的教条主义者。至于那些遗忘了休谟法则、背离了现代逻辑的所谓实证量化分析，反而让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米塞斯都是一个老古董，老到只有在斯宾诺莎磨着镜片的那份坚毅和执着中才能寻见。然而纵观古今，他们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神棍——故弄玄虚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不是跳梁小丑——标新立异所谓创新；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追寻繁杂世界背后不变的真义，并竭尽所能示之于大众。米塞斯用一生为代价做到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他都坚信，在这个时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存续—— 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是最近这几个世纪中一切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所取得之成就的基础。由经济知识所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是获得妥善利用还是被弃之不用，取决于人类自身。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他们也无法消灭经济学；将会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自身。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4期，2016年8月21日出版。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陈平原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注：本文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读《玫瑰的名字》的馨香 文：思羽 这是一本久闻大名，又一直没时间去读的大部头。今年夏天终于一气呵成读完，很有一种过瘾的满足感。虽然，不会认同书中的一些观点。 文本完全是学院派的风格。也可以看作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思想历史的百科全书。 作者艾柯是意大利中世纪历史研究学者、符号学家、大学教授，睿智又博学。小说是他48岁以后才开始的功课，也是一举成名。他的叙事从大结构框架的恢弘庞大，诸如，中世纪教会各派别的纷争、皇帝僭主和教皇的关系、关于基督守贫的辩论；到修道院日常生活的精微细致，修士们每天每个时辰的祈祷灵修，申正经、赞美经、晨祷、辰时经、午时经、午后经、夕祷、晚祷……他的思想让人看到但丁的精神和气质。尽管，他自己说第一语言是法语。他们同俱有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学者的博学敏锐，同在逻辑学，拉丁文法，修辞学上潜心研究、旁征博引、游刃有余，而但丁就是艾柯可以汲取的、丰富的、肥沃的土壤；还有，他把对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学、迷宫学进行知识和形而上的分解探究，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和借鉴。博尔赫斯写过《巴别图书馆》、《迷宫》，而图书馆和迷宫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意象。那句在微信上被到处转贴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就是《天赐之诗》里的诗句；最后，艾柯还借助侦探小说的线索与结构，就不用提柯南道尔了，成就了丰富、复杂、纷繁而芬芳的《玫瑰的名字》。所以，我认为，它会成为当代少数经典文本之一。 安伯托·艾柯一 开篇部分就是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煞有介事。故事发生在1327年意大利北部的一所貌似沉静寂寥，却充满了骇人听闻、无数死亡的激流暗涌的本笃会修道院。 序，是以《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开篇。把十四世纪前后的政教历史、世态风情、人文思潮、和科学新发明概述了一番。这里，我看到，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时代，而是一个闪光的、喧嚣的和沸腾的时代。现代欧洲的思想，语言，文化和国家孕育的土壤和摇篮。 德国皇帝路德维希和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教皇开除了德国皇帝的教籍，路德维希反告教皇是异教徒。一直以来，意大利神职人员的权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更爱炫富和贪权；这就导致了方济各会的传播济贫的理想，宣称基督的清贫是信仰所在。可是因为它的发展过快，加上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上的影响，而遭到了教皇的排挤，想把他们当异端清除；当然，也就因此得到德皇的支持。 小说开始就是教廷和帝国之间开展谈判之际。路德维希将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地点安排在了小说里的修道院（没有给出具体地点）。而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记得《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就知道威廉哪方人士），方济各会的修士，因作过英国和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显示出非凡的才智和高度的人道精神在当时闻名遐迩。他带着见习僧，梅尔克的阿德索，也是本书第一人称作者，肩负神圣的使命来到此地。 小说为了表现巴斯克维尔的威廉的博学、聪明、洞察力、超凡才智和逻辑推理，特意为他安排了不同凡响的出场。他们师徒二人在快到修道院围墙的山路上，遇到了一群僧侣和仆人，嘈嚷着、激动着、兴奋着。然后有人迎上问他是不是谁谁，威廉先温和地谢谢食物总管，然后说，不要为迎接我中断你们寻找马儿，那马很机灵，沿着右边的小路走了，它不会走太远，到了山脚的烂草堆就会停下来。他甚至知道那是院长最宠爱的马驹，名叫勃鲁内罗，乌黑，五英尺高，步态均匀，大眼睛，小脑袋……这一连串显摆、足智多谋把阿德索和所有人都惊呆了。 阿德索在午时经观赏教堂的大门，那些雕塑、绘画、宝座、神像，七灯台、人子出现、水晶般的流水、翡翠般的彩虹、四活物、老鹰雄狮公牛和人、二十四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坐在二十四宝座上、不断地匍匐敬拜……这些景象、甚至大段语言都是《启示录》的原文，是使徒约翰展示给世人的。很快，阿德索意识到,《启示录》里，未来国度里血腥的屠杀就像预表一样按顺序发生在这家修道院里。 二 修道院聚集着圣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众多僧侣们，还隐藏着从方洛各会发展出来的其它的小兄弟会教派的异己修士，异教徒，卑微者，也同时接待着来自全世界各修道院的访问学者、留学生。他们在此学习研究、启迪思想、著书立作，有的短暂逗留、有的终其一生。彼时，修道院里有一种邪恶的势力肆虐着，僧侣们正神秘地一个接一个地死人了。 七人死亡。 《启示录》里，天使吹响第一号角，下冰雹烈火夹带鲜血从天而降；天使吹响第二号角，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第三号响，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第四号响，太阳、月亮和星辰的三分之一将被击中…… 阿德尔摩，年轻的袖珍绘图名师。给书籍页边做装饰，画微型小图案。他善于自然发挥，从字母的结尾处巧妙地延伸出，美人鱼，欢快的鹿，吐火的怪兽……蜿蜒缠绕在书本页面周围，想象力丰富生动活跃让人赞叹。但是他身上有股女人味儿，欲望横生的眼波，撩惹得周遭男人们心神不定。第一天。他的尸体在藏书楼东南角的斜坡下被牧人发现，暴风雪侵蚀得尸体皮开肉绽，面目全非。 韦南齐奥，希腊语学者。他对知识渴望、大胆追求，喜欢学术辩论；他倡导诗歌，发现真理。他是生活在书本之中、为书而活着的学者。他有温馨的使命。第二天。他死得很恐怖不堪。两条腿倒插在一口大的猪血缸里。 藏书馆馆长助理，贝伦加。面色苍白紧张的年轻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阿德尔摩的亲密的关系，还有马拉西亚，使众僧侣缄默隐讳、又暧昧、欲言又止。他因为不慎说了暴露那本藏书的秘密，欲盖弥彰。第三天。他溺死在医务所的浴缸水里。舌头发黑，两个手指肚发黑。 药草师，塞韦里诺。医务室里收藏不少砒霜，没药，曼陀罗草皮，他理性又有学识，第四天。他被星球仪砸死。 图书馆长，马拉西亚…… 一切好像都按着《启示录》七号角吹起的顺序和预言…… 这个楼堡、迷宫，是那些死去的僧侣们的欲望之蔓延浸淫、乱象丛生之所在。 书中还塑造了形形种种的僧侣：厚唇，参差的犬牙，伤疤把宽大的嘴巴和鼻子连一起，丑陋邪恶贪食的萨尔瓦多雷；奸淫无耻邪荡的雷乔米；表面凝重豁达，却执迷于聚敛财富，骄傲于权利的修道院长；为了得到稀世之作，不惜犯罪的本诺；还有藏书馆的守护人，瞎眼的豪尔赫……“正如通奸乃是对凡人的诱惑，财富乃是对贪婪的世俗教士的诱惑，知识则是对崇尚求知欲僧侣的诱惑。” 其实，《约翰一书》里早说过了的，世界上的诱惑无外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一下子就概括了以上种种。没读过约翰的福音书时，就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里知道这句话了。那时的触动是，谁能逃脱了这些诱惑和罪呢。 1986年的电影版改编，主角威廉由肖恩·康纳利所饰 三 藏书馆。不许笑。 艾柯营造了一个建筑结构复杂诡秘的迷宫式的藏书楼堡。 楼堡里面有举世无双、气派十足的书柜，旋转到深渊的楼梯。基督教世界无人能媲美的手抄本、珍本、古籍，和真理谎言秘密，巫师的邪书，圣灵的智慧之光，等等。 多少世纪以来藏书楼的设计蓝图，唯有馆长从他的前任那里得悉。没人可以进入楼堡的顶层。它的形状是八角形。远处看是四方形， 而每一个角上还各有一个七角形的角楼。 可是，修道院的一系列死亡却是源于在藏书馆寻找和隐藏一本书。 一本假想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有关喜剧的 “笑”。缮写室里就有国精彩的辩论。希腊学者韦南齐奥说，如果“笑”能成为真理的载体，通过诙谐俏皮的语言来表达，也不是坏事。他反驳豪尔赫，认为诗歌不是低级的学科。如果是，怎么解释圣经里的赞美诗，也是诗歌，也用比喻。豪尔赫却说，主在他的教诲格言里，整本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引人发笑和令人恐怖的东西。“基督是从来不笑的”。所以，他也倚老卖老，不许年轻的僧侣议论谈笑。 缮写室。记得以前看过小说或文章常提到中古时代的僧侣们怎样在缮写室誊写古卷圣经、默祷冥想、和工作中度过孤独寂寞的一生。强调身心灵的互动。就是以祈祷的精神读书，在工作中沉思，使它成为灵命成长的助力。而僧侣们的工作就是祈祷和从事学术书本研究心得。这家修道院就有150名仆人服侍60名僧侣。 四 艾柯说过有两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另外，还有哲学上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 乔伊斯最后快失明，而博尔赫斯则全瞎了。 博尔赫斯的名字全称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位不准笑、还狂热执著地守护着那个藏书馆的瞎眼修士，也叫豪尔赫；而且也博学多闻，当过十八年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在《〈玫瑰的名字〉注释》里，艾柯曾解释道：所有人都会问为什么要用豪尔赫这个名字影射博尔赫斯，为什么博尔赫斯又这样存心不良。我不知道！我需要一个看守图书馆的盲人（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想法），而图书馆加上盲人，只能产生博尔赫斯。也不知该说艾柯太刻薄还是太聪明。 既然又说到博尔赫斯，引用一句他的话，“没有一个人有权主张文学的原创性，所有作家都或多或少是精神的忠实抄写员，是先在原型的翻译者和注释者。”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原创了。文学这活儿很久之前就已经干完了。 再回到艾柯。他精心设计的开篇，僧侣仆人们寻找马驹勃鲁内罗，原型就是伏尔泰的小说《查第格》。查第格在树林里散步，遇到了皇后的太监，问他可曾见到皇后的狗，查第格说：哦，那是母狗，不是公狗，很小的卷毛，耳朵长，左前脚瘸了……这时皇上的马又丢了，他又说：那马漂亮极了，深奥五尺，蹄子细小……太监们都怀疑是他偷的，要惩罚他去西伯利亚。好在最后狗和马都找到。 还有那个迷宫藏书楼的意象。阿德索和威廉第一次进迷宫，怎样用僧侣袍子上扯下的毛线团做标志，幸亏这线团最后出来。是来自希腊的神话传说。忒修斯在找到他的生父希腊国王后，怎么自告奋勇做献祭的童男，来到米诺斯的迷宫，借助公主的线团，战胜怪兽，逃离迷宫。 书中到处可见的符号，这里每一个数字都揭示着微妙神圣的象征意义。在基督教中，四福音。数字八代表着重生与再生。上帝创造天与地用了六天，第七天为安息日，启示录里有七灯台、七号、七印和七碗，第八天则是基督徒通过洗礼”重生”或”再生”的日子。还有三位一体，三个天使…… “非洲之终端”的秘密：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幻象是什么，第一和第七又是什么意思？ 数字也都是丹布朗《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地狱》里擅长的课题。 镜子，文字密码，一场大火，这些情节和意象，我们从来都不陌生。 艾柯说，丹布朗就像是他的《福柯摆》里的一个人物。是他创造出来的。多骄傲自大的意大利人哈。丹布朗分享了他的那些小说人物对圣杯，共济会，异教秘密的着迷和沉醉。 五 有关玫瑰。 太多读者粉丝痴迷于《玫瑰的名字》里玫瑰的诠释。害得作者专门写文章要大家不要过度诠释。他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我理解，玫瑰就是爱欲。人世间的那点柔情温馨交欢和颤动。在激情中癫狂堕落，在极乐中焚烧死亡。 巴黎评论记者采访作者，问他，为什么他的两部成长小说里（《玫瑰的名字》和《波得里诺》），仅有两段描写性爱的场景，他说做爱比写爱更爽。 第三天晚祷后。作者记录了此生惟一一次销魂的爱欲。 他的欲望的冲动，如痴如醉，软弱无力、难以抵御地盈盈满涨，两三页纸用的全是《雅歌》里的文字描写。也难怪，小僧侣能说出自己的什么性爱语言呢。“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异教女孩的美如晨光初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她的眼如鸽子，温柔甜美定睛；她的唇滴蜜，好像乳房滴蜜，散发出芳香；她的两只乳房如百合花中吃草的小鹿……我想这就是阿德索生命中惟一的、最后的一朵玫瑰。没有名字，只留下芬芳和馨香。 博尔赫斯的《弥尔顿和玫瑰》写到：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 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 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 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 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 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弥尔顿曾将它凑近眼前， 而看不见。哦你这绯红，橙黄 或纯白的花，出自消逝的花园， 你远古的往昔魔法般留存 在这首诗里闪亮， 黄金，血，象牙或是阴影 如在他的手中，看不见的玫瑰呵。 弥尔顿，最后也全瞎了。就像博尔赫斯自己。还有书里的修道院和藏书楼的真正主人，豪尔赫。 从藏书楼到对书本的掌控、从知识到对话语权的掌控，文本中的象征一览无余。掌握了知识就是掌握了话语权和叙事，也就掌控了世界。 可惜，从中世纪的混乱的时代至今，无论君王还是教皇，没人做到。

流放的灵魂 ， 高贵的圣徒——读《索尔仁尼琴 流放的灵魂》 文：阮永松 这本书，我读了三遍，觉得书中的人与事，是那样的熟悉，那些问题是如此相似，似乎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国，仿佛就在我们本国。 索尔仁尼琴，台湾翻译的名字是“索忍尼辛”，似乎更能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境遇：他真的能忍耐，他真的很艰辛，他忍受了各种非人折磨，历尽了千辛万苦。以后翻译外国人名时，大陆的同行如果与对岸的朋友切磋一下，必有裨益。 强大的洗脑机器 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出生于虔诚的东正教家庭。但是，在上学期间，母亲也接受了红色政权的洗脑，与同时代人一起以全部的热情疯狂地追随着无神论、反教权主义的潮流。1918年的变故将她拉入了教堂。婚后不久丈夫悲惨离世，红色恐怖与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所有这一切促成母亲重新燃起信仰的热情。 小索少年时代，旷野上到处是成堆的死尸，尸体周围是无家可归、自生自灭的野孩子，他们靠着偷窃和行乞存活。敏感的西方记者曝光后，苏维埃政府把他们抓起来，组成所谓“儿童共和国”，将他们培养成日后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维持秩序的那些残酷无情的监管者。 一个基本上是基督徒的国家，在大规模红色恐怖和无神论的绞肉机下，已经被改造成培养野蛮人的托儿所。 小索在上学时，国家开始全面推行无神论化。在家庭，母亲、外婆，舅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按照东正教的要求进行日祷、斋戒和敬拜活动。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母亲与舅母不断讲述内战的恐怖情景及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外祖父财产被没收，舅舅被判刑，但是在学校里，布尔什维克却受到赞美，同学们睁大眼睛听老师讲红军的丰功伟绩，大家敲锣打鼓，歌颂苏维埃。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一直令他纠结。在互相告发与谴责的氛围中，同龄人的压力与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使他拒绝了家人的“反动”说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条和被歪曲的历史教育。 外公家的私有财产被没收，还一再遭受折磨和审问。老人家希望将财产留给外孙，但是被洗脑的小索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财产是万恶之源。这让外公黯然神伤。 当时一个向秘密警察告发自己父亲的青年，竟成了苏维埃青年学习的榜样，在全国大力宣传推光。 索翁后来回忆说，我在基督教精神中长大，但是，苏维埃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却使我离开了宗教，每当我重新阅读青年时代的一些信件和文学作品时，我就会被一种空虚的恐惧感控制住。 无孔不入的监控机器 他在学期间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索翁参军抗击纳粹侵略。在毫无人权的环境中，他绞尽脑汁去学习服从那些“不值得服从”的人，后来他带兵作战，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获得军功章，职务也获晋升。正当平步青云、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突然被逮捕了。因为与一位朋友通信，二人在坚持列宁主义全然正确的前提下，讨论了斯大林的政策。 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瞬间变成了叛徒，象征军人尊严和职位的红旗勋章当场被撕下。开始他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不久就会有人向他道歉，他将会被释放，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此后监狱的折磨无休无止，睡在马桶旁边的稻草上。他亲眼目睹了被毒打后无法入睡之人的哀嚎，忍着恶心吞下监狱里动物饲料般的食物。即使是在牢狱中，红色苏维埃并没有放松监控。在被监禁的犯人中间，也有特别安排的线人，负责随时举报同伴的动向。 为了挣脱共.产.极.权宁愿加入纳粹的苏联人 苏维埃兴起后，对农民是强征暴敛，生杀予夺，对教会财产也是毫不留情、抢劫一空。 战争中，索尔仁尼琴他惊奇地发现，一些在共.产.极.权压迫下的苏联人（包括俄罗斯人），把纳粹德国入侵当作天赐良机，大批苏联人加入纳粹德国军队，甚至与纳粹签订了雇用合同，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他们对美英与苏俄结盟感到痛心疾首，期盼纳粹德国给他们带来自由，至少不要阻碍他们挣脱苏维埃共产极权制度。 当时竟然有数百万苏联人跟随德国人一起撤退了。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带路党，他们在与苏军作战中奋勇击杀，毫不留情，他们更要做苏维埃的掘墓人。苏联人民对苏维埃制度的非正义之痛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索尔仁尼琴对这些还无法理解，觉得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我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内心里非常感慨，这与国内某些人所说的带路党何等相似。谈国民性、素质论是多么肤浅的讨论呀。八国联军时期、抗战时期，不也有类似的中国民众吗？人性渴望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不分人种，不分民族，谁不渴望自由呀？） 从地狱到炼狱 在监狱，索翁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睡在马桶旁边的腐烂稻草上，与臭虫蚊子作伴，吃着动物饲料一样的食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这与今天一些天朝人.权活动家出狱时描述的大同小异。此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正确的，是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在监狱里，他依然为列宁辩护。索翁一次次给妻子写信，让她期待当局的大赦，他与美丽的妻子望穿秋水---他们的青春都耗费在徒劳、无尽的等待中。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失望，最终让他彻底放弃了对大赦的幻想。那令人绝望的漫长刑期，让他遭受重击，使他穿过地狱的核心，进入炼狱。 在监狱里，他遇到的东正教神父基普尼奇谴责马克思主义……基督徒帕尼讲述苏维埃政府摧毁教堂、抢劫民众财产，剥夺信仰自由，俄罗斯人民在极权政府重压下人格变得畸形，陷入了可怜的顺从，无神论的专制制度不仅会玷污一个人，还会令一个人变得丑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宗教信仰才能给他提供一个有力的保护层。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纳粹的异教信仰，都是同一枚邪恶硬币相反的两面。 教宗庇护12世指出：极权主义使政治权力超过了它应用的限制，并因此将所有合法的生命形式——包括个人的、地方的、专业的——都压缩到一个以民族、种族或者阶级为标签的机械统一的集体中。这位教宗还指出唯物主义教条的无用性：无论哪一种体系，只要这种体系本身从原则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实际上是机械的，那么我们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社会的创伤就得不到医治，深刻的分歧也得不到消弭。索翁经过与难友进行灵性与理智的深入讨论，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是被强行宣传灌输的结果，是在相互谴责与不断告发的氛围中接受的，许多人的信仰是在残酷迫害下放弃的。索翁与监狱中观点对立的难友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从来没有变成争吵，反而加深了友谊，索翁开始认识到监狱不仅是咒诅，而且也是祝福。 1950年，索尔仁尼琴被转移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狼犬虎视眈眈地巡游，全副武装的敬畏随时监视。他在空间上离妻子越来越远了，相互的通信中，索翁更多地提及上帝，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但是他的上帝信仰被妻子视为软弱，妻子接受的是苏联教育体系的无神论教育。妻子在经历漫长无望的等待后，在绝望中和另一个人（后来被证实是克格勃的密探）“结婚”了，从而结束了这段饱受折磨的十六年的关系。 索翁经历了不足果腹的粮食分配、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被强制劳动，后来却被另一种疾病击倒了。1952年1月，他被诊断得了癌症。劳改营的绝望心情，临终病榻钱的凄凉，从死亡边缘的挣扎，到最终战胜死亡，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医生科恩费尔德向他介绍了自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漫长经历，科恩费尔德告诉他：没有什么在尘世生活中临到我们身上的惩罚是不应得的。这次会面成为促使索翁皈依基督教的临门一脚。 索尔仁尼琴在Kazakh的劳改营 他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并超越科恩费尔德的普遍生命律了，为什么命运不惩罚加害者呢？为什么作恶者在享福？对此，唯一的答案就是：尘世生活的意义不在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发展。折磨我们的人已经受到了可怕的惩罚，他们正在变成卑劣的人、没有平安的人，他们脱离人性向下坠落。为义受逼迫的人则是发展着的人，充满喜乐、平安和希望的人。他认识到：照亮道路每一处转弯角的，既不是我的理智，也不是我的激情，而是一束有着更高设计的平静的“光”，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能把握住的唯一。而现在，当我用新发现的“节制”，品抿生命的水，我才发现，创造万物的主啊，我的信仰复原了！我曾背弃你，但你却与我同在。 为逃避苏维埃集体化宁愿与世隔绝的基督徒 皈依基督教后，索翁比以往更同情因宗教信仰受逼迫的人，在埃基巴斯图兹，他与许多因信仰而坐牢的基督徒朝夕相处，惺惺相惜。听闻这些基督徒在斯大林俄国的敌对环境中，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斗争，他越来越佩服他们。《古拉格群岛》中他详细介绍了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为了逃避苏维埃集体化的故事。整个村庄连根拔起，然后消失在茫茫的俄罗斯旷野深处，二十年来，这些绝不妥协的基督徒在波德卡缅纳亚—通古斯流域的广大盆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躲开外部世界的窥探，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 直到1950年，这种隔绝的生活状态被迫结束了。这个外部无人知晓的居住点，被人从飞机上发现了，并把它的位置报告了政府。当苏联的部队到达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但繁荣的村社，这个村社的人度过了二十年与野兽为伍、但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是悲惨的生活。他们都穿着自制的外衣和长靴，他们还特别强壮。整个村庄的人都被逮捕了，他们的罪名是进行反苏宣传和建立敌对组织，他们和索尔仁尼琴在同一个劳改营中。可见极权统治者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点微型的自治组织。 引爆真相 1953年斯大林死亡，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索翁被宣布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他由一个人民公敌变成了战争英雄、敢于批评斯大林缺点的勇士。索翁决心要将自己经历的集中营中各种苦难——全部的、毫无删改的真相，全部公布于世。 他要点燃这个炸弹。此时的索翁已经变得空前强大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他将单枪匹马，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谋，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在一个预料不到的文学世界引爆这个炸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揭发劳改营暴政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准出版发行，看见风向转变，真理报评论员，长期以来为秘密警察告密、揭发自由作家的、趋炎附势的共.产.主.义写手，过去批判索翁的人，突然将索翁描绘成人民的英雄。这些党棍文痞，在共产极权唯物论统治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苏俄、黄俄，不都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必要扯国民性呢？唯物主义、无神论才是可怕的刽子手！ 孤独的圣徒 索翁希望他的朋友在获得自由的同时，重拾斗争精神，但是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去看望青年时代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尼古拉，与他讨论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掀起的暴风雨般的争议，不料对方对人类灵魂、精神财富这些话题毫无兴趣，他只关心工作单位的权力斗争和个人的晋升前景。环顾四周，许多朋友都变成了谋求发迹的机会主义者。 后来他的作品也遭到查封没收，为了保存作品不得不东藏西躲，为了写作安全，他常常抛下妻子离家到远处写作。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不能意识到他丈夫的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也不能意识到它对索翁的重要性，她无法分享他的使命感。妻子娜塔丽娅在西方出版的回忆录，包含着许多使人痛苦的对真相的歪曲，这使索翁怀疑她被克格勃利用。 他一直多年来在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都是徒然。他与体制内的作家格格不入，不久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索翁告诉他的迫害者们，他们首先是人类，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敞开、诚实和完全公开，这是一切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如果有谁不让我们的国家拥有这种公开性，那么，她就完全不关心他的祖国，他考虑的就仅仅是自己个人的利益。谁不希望他的祖国拥有这种公开性，他就不想消除祖国的疾病，而是想把疾病引入祖国，使她溃烂。 开除出作协的做法，却使索翁成了国际性的轰动人物。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恼羞成怒，官方喉舌宣称，开除索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西方境外势力授奖是别有用心，诺贝尔奖是对苏联的挑衅。 1972年，他发表公开信，首次公开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此前，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他的基督教信仰，出于谨慎，此前他尽量避免提及他的宗教信仰。公开信发表后，在昔日许多盟友中引发敌意，由于【四旬期书信】鼓励牧首要勇敢面对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他的自由派朋友认为东正教是过时的、陈旧的东西，对索翁的观点感到意外和反感。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也开始破天荒地反对他，坚决拒绝为他打印这封信。 从此以后，由于基督教信仰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与他格格不入。他恍然大悟：人们支持我，是因为我批判斯大林，批判苏维埃，当我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就热血沸腾，满心支持我。人民的兴趣止于咒骂斯大林。一谈批判之外的如信仰回归、社会重建诸事，人们就兴趣缺缺。（这与今日中国何其相似！）索翁认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他为敞开自己失去了许多朋友，但是仍旧没有屈服。 1971年8月8日，索翁在商店排队时，克格勃用毒针刺入其皮肤，企图立即谋杀他。万幸的是，他全身剧痛、多处浮肿之后，上帝保全了他。迫害他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飞黄腾达，进入政治局，后来当上总书记了。 【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呼吁：停止污染土地，呼吁为下一代留下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克服短期经济思路，削减军事力量，减少空军飞行训练，减少噪音。保护信仰自由，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索翁不仅仅是揭发苏维埃过去的作恶，也致信苏联领导人，力图说服苏维埃政府，让它相信政府的职责是未来的守卫者。他在信中说，我们愚蠢地挥霍着我们的资源，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使我们的土壤贫瘠….污染着我们的土地。让我们及时醒悟吧，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动方针吧！为了保护未来，并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必须克服短期经济思路，放弃许多会造成有毒污染物的工业生产形式。 他还呼吁：削减我们的军事力量，使我们的天空摆脱成群的飞机令人厌恶的轰鸣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上帝创造的所有时刻，它们都在我们辽阔土地的上空无休止的飞行训练，轰鸣的噪音扰乱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休息、睡眠和千百万人的神经。请还给这个国家一个健康的宁静吧，没有这片宁静，你们就不会拥有健康的国民。 此外，他还请求当局公正地对待所有的思想和道德流派，尤其是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他说，从个人角度看，基督教是唯一能承担起俄罗斯灵性治疗人物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并不请求基督教有特权，只是认为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不应受到压制。除了信仰自由，他还呼吁有自由的艺术和文学，允许进行自由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将会给俄罗斯带来丰厚的回报。 呼吁悔改与自制 索翁就像当代的施洗约翰，他呼吁俄罗斯同胞悔改，并保持自制。他提醒说：我们俄罗斯人不是正在壮丽的荣光中跨进天堂，而是正无望地坐在一堆另行灰烬上…如果我们不会悔改，我们的祖国就会灭亡，还会拖着整个世界与它一同灭亡。只有通过许多人的悔改，俄罗斯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到洁净，一种新的、健康的民族生活才会成长起来。我们不可能在错误的、不健康的、不知悔改的土壤中种植出洁净的庄稼来。 他进一步阐述。悔改和自我限制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民族，也适用于每个人，因为任何民族的悔改都只能从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开始。我们总是急切地留心如何抑制他人的过度贪婪，但是，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断然抛弃了他自己过度的贪欲。正是这种潜藏在人心最深处的自私与骄傲，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然而，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一样冷落排挤他，无法接受他的思想。 1973年12月，揭发苏联劳改营黑幕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苏联当局怒不可遏，索翁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在家中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境。索翁从未想过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自己的国家。六个星期之后，家人获准前往瑞士，加入流亡生活。妻子临行前重复十二月党人的话：虽然我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但是，离开俄罗斯确实让人极度痛苦的。 《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在美国出版发行，索翁马上预测：苏联共产极权必将崩溃，而且即将崩溃，他可以活着回到俄罗斯。因为极权是靠谎言维持的。谎言一旦捅破，崩溃就不远了。所以他一再表示，回家近了，他可以活着回家了，对俄罗斯信心更足了。 对西方民主的认识 流亡瑞士后，他欣赏瑞士的民主制，基层民主、地方自治，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瑞士的一个地方城市可以决定接纳外国异议人士申请政治庇护，无需中央政府批准。索翁对此激动不已，他说：当一个城市可以自行决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出自基层的民主。 1974年索翁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对瑞士民主制度赞不绝口，认为：第一，瑞士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沉默的，悄无声息地运转着；第二，它是倒立的金字塔，地方级政府所掌握的权力比行政区政府更大，行政区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又比联邦政府更大。此外，民主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宁愿节制自己的需求，而不愿破坏整体的结构。 在索翁看来，瑞士的民主制度体现了他本人对自我限制的热忱信念。 西方的世故与势利 索翁虽然是流放寄居的生活，但是并不仰人鼻息，并不是对美国处处讨好。当美国试图与苏联缓和时，他婉转地提醒美国不要牺牲良知，不要与邪恶做交易。索翁对美苏缓和政策的含蓄的批评，令国务院基辛格深感不快，福特总统宁愿接见球王贝利，也不愿接见这位人权斗士。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开骂，认为索翁愚蠢自负。但美国人对此愤愤不平。1975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授予索翁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但是国务院再次干涉，阻止决议落实。这也是基辛格们采取报复行动的另一个例证。 1976年他造访英国，拜会BBC电视台，直言不讳批评BBC俄语节目质量每况愈下。他呼吁BBC向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播出节目，最重要的是BBC俄语节目应该包括宗教讯息，基督教是俄罗斯最有生命力的表达异见的方式，一些社区距离教堂有两三百英里之遥，BBC能够而且也应当将教会送到他们的家中。 索翁认为，东西方都患了同一种疾病：唯物主义的疾病，道德标准缺乏的疾病。正式这种道德标准的缺乏，才造成象苏维埃这样的极权制度的出现，才造成西方社会一样贪婪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他解释说，这一问题的源头在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型，这是唯物主义对于灵性在中世纪的过分扩张的一种反抗，从此人类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了，越来越忽视自己的灵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物质性的全面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灵性生活的衰落。他再次警告，让报纸大卖的是丑闻，不是灵性价值，因此占据早晨头条新闻的正是丑闻。 英国伦敦的柯莱特国际书店承认，由于担心冒犯苏联，暂时停止出售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的著作。作为补偿，书店收到苏联大笔资金。 芬兰当局禁止向阿兰群岛上讲瑞典语的居民播出索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瑞典语电视剧，担心损害与苏联的关系。 索翁在哈佛大学，直言不讳批评西方世界的道德败坏，在西方，已经到了该捍卫人类义务而不是人类权力的时候了，自由遭到了滥用。草率和肤浅，这些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疾病。 索翁夫妇在国外不仅勤于笔耕，揭发苏联黑幕，也积极筹款，向苏联境内的良心犯家属邮寄衣服和圣经，而苏联的打压阻挠，更是无孔不入，克格勃密探在海外四处出没，收集受捐者信息。 索尔仁尼琴流亡在瑞士苏黎世 中国人过于拔高了戈尔巴乔夫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过于高看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苏联当局依旧是封锁消息，高级干部从附近大学悄悄接走自己的孩子，火车站人满为患，直到瑞士气象专家发现放射性云团，苏联才承认真相。此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的时期。对出版索翁的著作，戈尔巴乔夫的党中央也持消极态度。戈氏还对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抗议活动进行过军事镇压。 重建俄罗斯 1990年索翁发表《重建俄罗斯》，表示稿费将捐给切尔诺贝利核灾受害者，表明对环境的关注是他的思想关注的一个核心。文章指出，苏联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强行追求盲目的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乌托邦，包括农民阶级及其村落的毁灭，土地失去了丰收的能力，城市被粗放工业的污染物所污染，河流、湖泊、鱼类都被毒化。水源、空气、土壤资源遭到破坏，核辐射加剧了污染的进程。我们砍掉了茂密的森林，掠夺了富饶的土地，这些财富是我们子子孙孙无可取代的遗产。 索翁警告，新俄罗斯面临的危险是，从马克思主义过度浪费盲目跳跃到唯物主义放纵无度的贪欲。 索翁认为，自治应该扩展到小村落，甚至家庭。分权的精神包括从中央计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利，各省应当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完全的自由，要有强大的地方自治政府。 耐心地、持续不断地扩大地方村落的权利，是整个国家有机体逐渐重塑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具有生命力的地方政府，真正的民主才能够存在。没有适当地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政府，就没有稳定的或者繁荣的生活，公民自由的概念也会失去所有的意义。 红色苏联七十年极权统治将私有财产宣传成万恶之源，这样的思想在苏联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索翁呼吁重新培育独立的公民，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的公民。他说，必须将拥有适量的、不压迫他人的财产看做人格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并且是有益人格稳定的一个因素。中国古人不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吗？ 他指出，健康的个人进取心必须获得广泛的活动自由，应鼓励和保护各种类型的私营小企业，它是确保地方快速繁荣起来的力量。对未受约束的资本集中，应该进行严格的法律限制；在任何领域都不允许形成垄断。 1990年之前，大多数俄罗斯人十分讨厌和厌倦政治，他们所要的就是摆脱共产.主义混乱状态的立竿见影的简易方法。当时，俄罗斯人梦想已经破灭，只想找到捷径。索翁的建议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当时的苏联人还是喜欢听各种预言家自吹自擂的承诺，他们承诺会出现有着无限的消费品的世界，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民族，几乎不可能被索翁自我限制的主张所吸引。索翁已经看到这种危险，并预知到他的后果：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能量已被耗尽，那么，即使是最完美的政府机构或者所有的工业发展，都不可能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因为一颗根基腐烂的树无法站立起来。 对土地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索翁主张，土地应该私有，而且只能是属于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阶层的财产，不是掠夺者或地主的财产。他主张应该无偿把土地返还给那些在苏联时代被剥夺了土地并被流放的人们的后代。这是平均地权论政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4年5月索翁重返俄罗斯，踏上俄罗斯土地的第一站，他选择了马加丹，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中心。激烈的政治变换中，俄罗斯人淡忘了数百万的受害者。他表示要向这片土地鞠躬，那里埋葬了无数被杀害的同胞。根据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埋葬无辜受害者的土地是要成为圣地的。 对教会的期待 索翁具有独自反抗暴政的无法抑制的勇气，但是，他却常常受到蔑视。这是当下浮华时代精神的悲哀。在一个懦夫的时代，勇气显然要受到贬抑。许多人对索翁的敌对态度，来自他们对他的基督信仰根深蒂固的敌意。他呼吁教会要在公共场合远离“虚伪的、以上电视为目的的政府皈依教会的活动，这是有损尊严、迷惑人心的活动，他还呼吁教会接受并发挥它在社会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当教会合法地分离与政治权力时，它却不应当远离社会及社会痛苦的需求。 对俄罗斯的忧虑 索翁认为，俄罗斯由政党主导立法机关，缺少实际意义的地方自治政府，继续困扰俄罗斯社会的大肆腐败，这是致命伤。俄罗斯缺少监督制衡普京政府的反.对.党，他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来说，强有力的反对派是必须的，也是令人向往的。此外，共产主义解体时，俄罗斯没有进行一个净化过程，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党政官员的一句忏悔的话语。他为此深感遗憾。索翁认为，不进行这种忏悔，俄罗斯人就丧失了历史净化的根本经验。 人类的出路 他在研究吞噬了六千万人民的俄罗斯革命史时说，如果要我简洁地概述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那就是“人们忘记了上帝”。 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对教会的激烈憎恨是大革命的典型特征，革命必然从无神论开始，对上帝的憎恨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根本的动力。 他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二十世纪的心理疾病，就是匆忙、仓促、急速、间歇性和浅薄。无限的技术进步，正威胁着有限的地球资源，它威胁着人类灵魂的生命。面对技术中心主义，及其带来的肤浅信息的海洋，人类的灵魂正变得越来越浅薄，灵性生活正在日趋退化。消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带来人类灵性的提升，反而是灵性的坠落，人类离上帝越来越远。人类必须过有敬畏和节制的生活，才有未来。 对民族的理解 民族灵魂的概念是索翁整个世界观的基石，既然文化实质上是灵性的，那么，从某种神秘意义上来说，它就拥有一个灵魂，既然每一个本土文化都可以提供给世界某种独特的东西，那么她就有一个自身独有的神秘灵魂。 他说，我深深地相信，无论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列邦列族的生活中，上帝都是在场的。近年来，主张在当代文明的熔炉中，消除个民族、各色人群之间的差异的说法，越来越流行，我不同意。列邦列族的消失，将会使我们变得贫瘠，就像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性格和相同的脸。列邦列族是人类的财富，是它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性。就是最小的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自身包含着上帝之设计的某种特殊恩典。 他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你要爱所有其他的民族，就像爱你的民族一样。 索尔仁尼琴在红色苏俄的监狱受尽折磨，但出国后也没有为五斗米折腰，没有刻意讨好西方，没有高喊“来生不做俄国人”。中国流亡海外的人士中，许多人满腹苦毒，自我中心，深陷在唯物主义的陷阱中，不知寻求上帝，不知认罪悔改，不知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比一下，灵魂与肉体层面，孰轻孰重？中国人该从索翁身上反思什么？继续怪东怪西，不思悔改？我们是继续寻找借口，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外部，推给历史，推给文化，推给体制，推给国民素质，自己不准备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 最后推荐大家迅速网购此书，优先阅读此书，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方向，找到出路。我读了三遍，知道以后我该做什么了。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女克林顿？ 文：林炎平 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注定将载入史册。美国经历了8年的奥巴马政府，而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能和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他是第一个当选为总统的黑人，这本身就证明了美国不存在系统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是在他当政8年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反而趋向更加激烈的冲突。他几乎在每次种族事件中都扮演了煽动黑人的角色，而由自由派把控的媒体总是把煽动黑人对抗社会打扮成反对种族歧视。 这仅仅是奥巴马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进一步消除种族冲突本来是他在任期内最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是他最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他不仅不为，反而倒行逆施。他的无能和自私，由此完全得到证实。 当然，这次总统竞选无关奥巴马，而是关于奥巴马可能的继任者——希拉里·克林顿。到底美国是否还要忍受另一个四年的奥巴马的无能缺德的后遗症？这是这次竞选的关键问题。女克林顿是奥巴马几乎所有问题的参与者和始作俑者，在外交和内政上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败绩累累，隐患重重。 1）恐怖主义：女克林顿和奥巴马连RadicalIslamic Terrorism（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敢说，还指望他们打赢反恐战争吗？明明恐怖主义就是在伊斯兰和穆斯林里面产生的，却不敢正视。知道女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怎么对加州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枪杀14名美国人的恐怖事件反应的吗？他们说“我真希望这个事件是白人干的。” 2）贸易逆差：美国和所有的贸易国都产生贸易赤字。这完全是政府谈判和政策的问题。这些协议都只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8年里没有任何增加，而过去的8年是美国经济好转的8年，这种情形是说不过去的。 3）政府赤字：奥巴马在位8年期间，美国的赤字翻了一番，他任期内就制造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经济好转的8年，在这样的比较有利的大环境下，他居然可以如此增加赤字却没有增加基本建设或者服务，这是匪夷所思的。 4）外交灾难：IS是由于奥巴马的渎职才壮大到今天这个样子。本来，奥巴马只要在伊拉克维持一定的部队并有计划地撤军，IS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奥巴马执意要显示他结束伊拉克战争的能力和树立他反战的形象，不顾后果执意撤军留下真空，导致IS的形成和壮大。IS的主要成员都是伊拉克逊尼派的，是萨达姆的旧部。伊拉克战争本来不必要，但是如果不是奥巴马的撤军就不会有今天的IS。而女克林顿是奥巴马的帮凶。 5）班加西惨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遭受恐怖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Etevens等人被杀。女克林顿居然在事先有征兆的情况下不予理睬，事发当时居然不接紧急电话。事后她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她是国务卿，负责所有的对外事务。她却对自己的属下的安全毫不关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fnheaMC0ZcRYO8oAxjWbo3TkU5nRuwN7eibtlKsoBnkrh5HPjicUUPg/0?wx_fmt=jpeg 6）医疗保险：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已经病入膏肓。保险费直线上涨，受保范围不断下降。这种医保是行不通的，看看加拿大就知道。你要到需要用到加拿大的医疗时才知道这种医疗计划有多糟糕。加拿大人看医生困难，遇到要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不少现在不得不去美国做手术。等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全面落实，到时候也许不得不去墨西哥了。这种糟糕的情况甚至连男克林顿都说不能继续，但是女克林顿坚称她要继续推进这个计划。 7）税收问题：女克林顿居然要在中产阶级上继续加税。还许诺很多的免费服务给不工作的人，这些必然导致在努力工作的人身上加税。这是惩罚努力工作的人而奖励不工作的人。长此以往，美国很快将变成法国那样的社会：努力劳动者承受沉重税负，而不劳动者可以不劳而获。 8）犯罪率：美国在奥巴马就任之前已经连年犯罪率下降，但是经过奥巴马这几年的执政，近年来犯罪率重新上升。在90年代成功地将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纽约市市长Juliani激烈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纽约的Stopand Frisk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奥巴马居然想以种族歧视为由取消这一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率的措施。黑人的犯罪率确实比别的种族高，那么他们在监狱里的比例当然就高，这怎么可以称得上种族歧视呢？NBA里的黑人球员就很多，难道NBA也要按照社会的种族人口比例分配球员名额吗？ 9）最高法院：去年保守派大法官Scalia去世，如果女克林顿上台，她将任命自由派的大法官。这将是美国的灾难。到底有多危险，设想一下男女共用的厕所即可。奥巴马下令厕所不按照实际性别分成男厕女厕，而是按照个人自认为的性取向随意进入。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可以随意去女厕所，只要他认为自己心理上是女性即可。如果你是女性，你投女克林顿的票，等到女克林顿上台你去女厕所碰到大摇大摆进来的壮硕男子将如何做想？ 10） BLM猖獗：这就是所谓的“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这一组织。名字如何我们暂且不理会，这个组织宣扬什么我们绝对要知道。他们居然声称要杀死白人警察，把白人警察当作火腿在火上烤。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也是一个种族主义组织，但女克林顿却声称她支持这个组织。在美国，黑人骂白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白人稍稍批评黑人的问题便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事实上，黑人谋杀受害者中的98%是被黑人杀死的，和白人没有关系，和白人警察更加没有关系。而白人受害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黑人杀死的。因此抱怨的应该是白人，而不应该是黑人。但是，美国白人是不许指出这些事实的，只要你胆敢说出以上事实，你就是种族主义者。而你随便栽赃白人，你却不仅没有麻烦，还美誉为争取种族平等。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美国已经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什么是政治正确？世界上有两种互不相容的“正确”，一种是正确，另一种是“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就是以政治为目的把谬误和恶行打扮成正确。 11）克林顿基金会：这是一个极为阴暗的组织。克林顿夫妇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他的基金会可以玩到这么大，但是随着奥巴马的上台和女克林顿就任国务卿，基金会开始了神一般的成长。到底谁是克林顿基金会的赞助者？这里是几个例子：卡塔尔赞助了100-500万美元，沙特赞助了25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中东的几个土豪政府而已，并不包括那些以个人名义（却有政府背景的赞助）。很多人称克林顿基金和女克林顿国务卿之间的运作关系是Payto Play，如果你捐款给克林顿基金会，你就可以见上女克林顿国务卿，如果你捐款数额大，你见得就快。也就是说，你钱打到克林顿基金会，这边国务卿就把你需要美国政府办的事情办了。沙特是谁？也许大家都知道在所有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后面都有沙特的影子，从本拉登到IS，都是这样。沙特自己拒绝接受任何一个中东难民，却承诺可以帮助欧洲建造清真寺，他们要让Minaret矗立在欧洲各地。知道什么是Minaret吗？就是清真寺的标志性清真塔。克林顿基金会何以在短短的女克林顿任国务卿的几年里筹集到几十亿美元？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能耐，难道克林顿就凭着莱温斯基的绯闻，还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解释只有一个，女克林顿用她的公众职位和捐款者做交易：你把钱给克林顿基金，我就给你提供方便。克林顿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官员。如果女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她和男克林顿将把这种权钱交易更加发扬光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aCY4MDrGyt9Ncia4E4SJ1IAws4EOIlzR4ZyiaBc1AIoicmNxs8M0bAKw/0?wx_fmt=jpeg 12）讲演费：女克林顿到处讲演，每次讲演所得数十万美元。在金融巨头GoldmanSachs的讲演就是一例，她许诺这家金融公司如果她当政将会如何做，当然是如何保证这些金融寡头的利益和开绿灯。一次讲演何以得到如此多的费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讲演的报酬是多少？一位英国科学院院士的讲演报酬多少？难道女克林顿比他们更有深度和广度？只有一个解释，这些讲演费不是讲演的价值，而是一种投资（这是仁慈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贿赂（这才是真实）。这是金融寡头压的宝，他们认为女克林顿有可能在他们的支持下获胜，这样他们的赌注就压对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指使他们有很大控制权的主流媒体黑川普挺女克林顿。 13） 缺乏可行的政策：女克林顿的竞选除了攻击川普个人，还有什么？为什么女克林顿阵营对川普的传言如此感兴趣而对川普的政策却很忌讳。理由很简单，他们相信他们无法不在挑战川普的政策时一败涂地，所以只好像花边新闻小报一样满篇都是川普的个人琐事。但是女克林顿自己的屁股更不干净。 14） 邮件门：女克林顿的邮件门比起男克林顿的拉链门更加恶劣。女克林顿为了躲开政府纪律，免得留下她使用公权力为自己的“克林顿基金”服务的记录，她居然使用自己的在商用服务器上的私人邮箱发送政府机密信息。然后她为了消灭证据，删除了35000份邮件。由于这些邮件中有不少属于政府高级机密，最近的Wikileaks披露，女克林顿居然贿赂FBI的高官，让他们改变对自己不利的邮件机密等级，从而使她脱罪。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jYV29IlAwl7Et5bOg5KqJ4GccBKiacCqdVoibfqUjz0NyspYoPjqVXsQ/0?wx_fmt=jpeg 15）媒体和资本：在美国，有两个因素是非常不民主但是却可以操纵影响民主的，这就是媒体和资本。这些自由派媒体为什么不约而同支持克林顿而黑川普，因为他们曾经投资了克林顿基金也赞助了女克林顿，如果女克林顿不当选，他们的投资就付诸东流了。看看这些媒体背后的老板，都是金融资本。美国已经几乎没有独立媒体，所有媒体在财政上都附属于金融资本。他们为了利润绝对会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像CNN这样的媒体都赤膊上阵，连一点点脸面都不顾，去给女克林顿站台洗地鼓吹。为什么媒体不讨论两个候选人所倡导的政策，而是纠缠于川普的个人花边新闻？为什么媒体不渲染问题更多的女克林顿的花边新闻而只纠缠川普的花边新闻？主流媒体已经堕落为女克林顿的走狗。在2008年一些主流媒体，比如CNN，就是奥巴马的帮凶。今天它们是女克林顿的帮凶，完全成了女克林顿的喉舌。川普11年前的一段录像被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结果是川普在私人空间（更衣室）里和朋友胡吹如何追女人。川普只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朋友胡吹乱侃，而男克林顿是霸王硬上弓真干。许多女人指责男克林顿性侵犯她们，而女克林顿对这些指责她丈夫的女人们威胁谩骂指责，无所不用其极。 16）奥巴马的执政记录：他积累的赤字等于他之前所有43任总统的赤字之和，失业大军达到950万人，领救济食品的人增加了1300万，8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你希望让女克林顿继续奥巴马的无能吗？ 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不投女克林顿的票吗？今天奥巴马支持女克林顿的言论正是美国不投女克林顿票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看看08年奥巴马和女克林顿争夺党内提名的时候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攻击就知道，今天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恭维是多么虚伪。媒体居然把奥巴马的老婆打扮成道德力量，让她出台挺女克林顿。奥巴马老婆俨然道德领袖到处讲演支持女克林顿，而她8年前这个时候却是到处奔波贬低这个女克林顿。我不知道这些媒体和奥巴马夫妇如何自圆其说，也不知道奥巴马老婆何以称得上道德，更不要说楷模。她做过什么值得这个头衔和可信度？难道美国人要这样一个蠢货的老婆来告诉他们如何投票？这简直是对美国人的侮辱。 如果你不喜欢川普也不喜欢女克林顿，这很正常，这说明你的道德标准很高，甚至连没有证据的恶行你也不能容忍。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川普却喜欢女克林顿，这就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了。女克林顿比川普恶劣得多，川普是嘴炮而女克林顿是真干，你怎么解释你对川普义愤填膺而对女克林顿无动于衷呢？拒绝女克林顿！投谁的票也不能投女克林顿的票！

孤独的鲁迅 文：邓晓芒 多年以前，曾听一位朋友谈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其实不过一个甲子，60年一循环。当时听后付之一笑，以为很机智，但也未必，夸张而已。不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时候，将先生当年所作文章翻来一看，大为惊异，竟如写于昨日。 　　 当然，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来说，这60年我们是大有长进的。从社会变革上看，这也是确实的。但就思想文化上说呢?的确，鲁迅时代最进步、最先锋的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但那“最……”之后又是什么呢?我很怕现在那些“新”、“后新”、“新后新”、“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以及“后哲学”、“后文学”、“后理论”等等的时髦，又要来一次对全部文化的“革命”（现在称作“解构”），而与这股势力相抗衡的，现在仿佛只有“国学家”和保守主义了。其实双方恰好是相通的：“后现代”的目标在我们这里正是回归传统。理论家们在那里争来争去，多半是为了抢话筒（争夺话语权），一旦真的抢到手，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在那里做姿态，趁机亮一回相而已。 　　 然而，正当看客们这边鼓几下巴掌，那边打几声吆喝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天许多人对鲁迅的了解，大不过道听途说的那几句话，旋即就淹没在各种新说旧说之中，间或看到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又大都是50年代的“胡风分子”和“右派”写的。年轻一代则多以为自己已超越了鲁迅老远，用不着再来捡这出不了风头的老话题了。不过，鲁迅之所以被人们忽视的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颇不合国民的口味。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如莎士比亚就与英国人优雅的绅士派头相去甚远，塞万提斯无情嘲弄的正是西班牙传统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对鲁迅有所了解，他一定会说，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 　　 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了。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平心而论，鲁迅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至今还是最受关注的一位。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16卷在15年内已印行9次，最后一次在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订货会上以580元一套（涨价100％）的价格一次就订出6000套。而且，在鲁迅生前和死后，海内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书也不在被禁之列，相反还被利用来整倒一些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鲁迅的不感兴趣，未必不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但这些其实都与鲁迅毫不相干。他自己历来都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他盼望自己的书真正被人遗忘的一天早日到来。 　　 于是，事情便成了这样：无论我们今天是冷落鲁迅，还是抬高鲁迅，我们始终都不能进入鲁迅。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和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孤独的鲁迅只和孤独的读者打交道。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鲁迅的思想与任何其他思想家都不同的特殊之处。 　　 一、自我否定的忏悔精神 　　 鲁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急先锋；但很少人指出，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到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本性、赤子真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袒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乐黛云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则用来吹牛。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参看《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80页。在同时代人中，唯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唯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快，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上，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性格。 　　 二、大无畏的“摩罗”性格 　　 摩罗，即梵语“魔鬼”之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谓世间人当莫不秉有魔血，但“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数”，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人是其精神楷模。中国古代也有屈狷、庄狂、济癫、八怪，但只是外部现象上的一种“乖戾之气”，而在内心生活上，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逍遥自在、率性自得的平和旷达之境，就是死，也觉得自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九死而未悔”，而缺乏性格内在的魔性力量。鲁迅不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态度，他向往着“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为此，他提倡“绝望的抗战”，在绝望中奋起，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 　　 但这样的人，必是狂人，多事的人。譬如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帕斯卡通过“打赌”而信仰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算出自己会稳操胜券；鲁迅却明白自己注定要输：人类若不能因此得救，他就是瞎折腾一番；人类即使万一得救了，也决不会感谢他，而会忘掉他，就像部落的人群踏灭了丹柯的心那样。但他不顾这一切而“举起了投枪”。依他的才华，他可以去埋头炮制鸿篇巨制，获诺贝尔奖，但他为了战斗而抛弃了这一切。他认为这样的土地只长野草，不生乔木。他宁可像一盏油灯，熬干了自己，照亮了虚空，“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他当然知道个人是渺小的，他决不是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但他偏要给这“太平”世道上，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在那些自认为正大光明的“君子”眼里便显出是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鲁迅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并说过“写这些无聊的东西”，“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还说自己“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即一种恶作剧式的玩笑。 　　 但这种恶作剧却正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这是人们至今未能发现的。 　　 三、爱人类的方式：批判 通常人们认为，爱人类只有一片温情、甘为孺子牛这一种形式。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即尼采的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这是他爱人类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国家的“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许多人抱怨鲁迅太尖刻、太偏激，对什么人都无情攻击，有怪癖。这正说明这些人的懒惰和麻木，他们正是合适的抨击对象。鲁迅的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要他们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自己在对自己的深深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他的论敌），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一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几乎成了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所以他后期的杂文热衷于打笔战，为一些速朽的事投入不相称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得罪了不少人。他在死之前还声明：“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有些人就此认为他是个心地狭窄的人，殊不知这正是他救人（也救己）的方式。他曾讲到他的解剖自己，也“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写在〈坟〉的后面》）。但可惜并无人做到这一步，人人都是无辜的好人、“造物主的良民”，不是枭蛇鬼怪，即使不唾弃他，至少也感到自己冤枉。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层次。 　　 这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阿Q也是批判自己，是批判我们大家，希望大家都对自己多多地反省。但许多人一开始疑心是专对自己而来的；后来排除了自己，又疑心是对某某人而来的；最后弄明白了，是批判“国民性”，却又怪他“以偏概全”，把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当作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把鲁迅本人排除在外，然后责备他太刻薄、不厚道。中国人不能接受这种“爱人类”的方式，以为是侮辱，就因为人们总是把自己看得太好，他们绝对想象不出一个人可以像鲁迅这样自己挖苦自己，只能把他的血与泪的忏悔解释为恶意伤人。 　　 四、对进化论的超越 　　20世纪以来，中国最激进的思想、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进化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往往掺入了强烈的进化论色彩。鲁迅在很长时期内，也相信优胜劣汰，新的总是好的，社会进步是必然的“铁的规律”。不过一开始，他就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而把进化的希望完全留给了未来。他早已看出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遵守进化原则，优胜劣汰只是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中毒太深，所做的只能是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常诅咒自己的恶劣思想，希望不要传给青年。所以，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念。 　　 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有的学生反过来暗算老师，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优汰劣胜。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描写青年责怪养育他们的母亲挡了道，成了累赘，小孩子刚会说话已能喊“杀”。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当然，对于青年他始终还寄予希望，但这并不是由于相信将来必定比现在好，而是由于有将来，毕竟就有不同于现在的希望，有再次努力的可能。 　　 五、对传统的批判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多读外国书，这很为现在一些研究“国学”的人不平，他们为此给鲁迅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只是建议“青年”不要读太多中国书，而要先接触些外国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鲁迅自己也研究传统，但他仍认为他对青年的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他也对魏晋文章、女吊和民间复仇故事（眉间尺等）感兴趣，但归根结底认为这些研究都是些无聊和无可奈何的事，因为传统中的这些反正统因素毕竟带有传统的局限，而这只有从“外国书”的眼光才能看得出来。 　　 鲁迅对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概括也令传统文化的鼓吹者大为不满，他概括为两个不断交替循环的时代：1．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但不满归不满，却只见人们摇头，不见有人去和他论理较真，因为若较起真来，恐怕还得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曾指出他们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只要我们认同他的从现实出发的立场，就可见出他的这些话从根本上来说毕竟是深刻的。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的《坟》、《热风》中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就可见出历史的确没有走多远。鲁迅当时所批驳的“爱国论”的五大论点至今还在流行着，它们是：1.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2．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3．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4．外国也有叫花子、臭虫等等；5．中国就是野蛮得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一驳，唯有最后这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同上书，第312页。。承认中国“野蛮”的事实，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今天在各种“寻根”、“回归”和展示中国野蛮风俗的“好处”和“美点”的文学作品中，看得更加分明。我们怎能说鲁迅已经“过时”了呢? 　　 但国人的无是非心，于今尤甚。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到21世纪的了。

林黛玉的爱情期待 文：李劼 当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上“永恒的女神，引导我们前行”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道出了一个为人们尤其是男人们所忽略的事实：正如历史创造总是由男人承担的一样，男人本身又总是由女人启悟和塑造的。虽然夏娃来自亚当的肋骨，但偷吃禁果的一刹那却由夏娃传递给亚当。在女人的灵性面前，男人往往显得不无迟钝。假设这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就会变得浑浑噩噩，如同一汪死气沉沉的泥潭。女人是人类这具有灵性的动物中最具灵性的部分，如果人们把自己称为文化动物的话，那么女人便是一道永恒的文化灵光。 男人对女人的持续不断和不知疲倦的追求，乃是他们对于这道灵光的永恒向往。 经由这道灵光的照耀，男人才完成了自身人之为人的构建。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伊里亚特》中，海伦造就了整整一代古希腊英雄连同特洛伊男子汉；同样，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没有杜西尼娅的这道阳光，唐•吉诃德形象就无以成立。如此等等。 或许是西方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种秘密，他们有了辉煌的骑士时代，有了那个“Lady first”的人文传统。遗憾的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正好是相反的愚昧颟顸。一部二十四史，只见男人的蛮横，不见女人的灵光。早先的女娲形象，在这部历史中不是被视作褒姒或杨贵妃式的祸水，便是如同西施和王昭君那样被男人政治玩弄于股掌。这种昏暗在文学作品尤其在《水浒传》那样的强盗小说中尤为可怕。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杨雄杀妻，一个个全杀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 女人本来就是爱情的象征，但她们被贬被杀的理由恰好仅是偷情或媚人的罪名，一如晴雯的枉担虚名，含冤屈死。按照这种昏暗的逻辑，假如特洛伊战争发生在中国，那么战争的内容就不是攻打特洛伊城，而是争相杀死海伦。女神般的海伦在中国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断头台上的妖怪。 历史的野蛮就是这样形成的。女人作为人本意义上的灵物与爱情俱绝，从而只不过是男人采阴补阳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器皿。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年代，人们才逐渐看见了诸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样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如同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使这个昏暗的世界初露晨曦。 这就是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 作为大观园中神明般的少女，林黛玉形象荟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女子的全部灵气，以其惊人的才情卓然而立。 过去在《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一类小说戏曲中被小心翼翼晦暗不明地展示的放浪美丽，在林黛玉形象如同一轮朝日喷薄而出。人格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第一次在这个少女身上获得了生动的体现。其意味的动人一如夏娃刚刚睁开眼睛看见亚当、看见伊甸园、看见自己的一刹那。 为此，夏娃受到了生育痛苦的惩罚，而林黛玉遭到的则是无望的爱情期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GOsy2GTKsHQmdczdQuaiarGdbGQNwJTZlpYUKH5uq3cGVqZR0SN26Gic19x9sHxs1vdVTe3o2fTBg/0?wx_fmt=jpeg 同样的悲壮在《创世纪》中被诉诸创造的苦痛，在“世纪末”中被诉诸期待的无望。前者是女人为历史付出的代价，后者是少女为灵魂作出的奉献，这种奉献形式的结构不是向……爱情的期待，而是向……期待的爱情。 这种向……期待的爱情形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叛逆。因为在以往那些云遮雾障的爱情故事中，爱的指向不是奉旨完婚式的世俗认同，就是入梦化蝶式的畏惧退避，更不用说那种对浊男的绝对依附。既然在一部没有爱情的历史和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上，爱情本身就意味着无望，那么还不如在指向上将它付阙：既不指望奉旨完婚，也不幻想双双化蝶，而是以一个等待的形式傲然伫立；等待自身，等待未来，等待戈多。 正如在贾宝玉的形象结构中灵魂先行自身一样，在林黛玉形象结构中，先行自身的是无望的爱情期待。由色而空的形式结构，在林黛玉形象是由浇灌到还泪；因此，向……色的空，在此呈现为向……浇灌的还泪。由于浇灌的不可能在世复现，还泪便成了期待着的过程本身。 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过程。亚当的肋骨之于夏娃的先行规定性，在此被诉诸了诗意十足的浇灌。须知这浇灌前提蕴含了多少男欢女爱的历史内容。远溯《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有曹植《洛神赋》的淋漓云雨，飞扬神采；及至宋明之际，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几乎写尽了男女床笫之间的现世欢乐。然而所有这一切两性间的创造性欢娱，在《红楼梦》里全都被抽象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即神瑛侍者之于绛珠仙草的浇灌。生命由此定格为一个优美的造型，凝练的线条自上而下飞泻流动，草木有知，泪水涟涟。美丽的故事就这样生成了。 以浇灌为先行自身的林黛玉形象，以还泪为其在世形式。当贾宝玉认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时，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林妹妹是泪水的化身。泪水为水中至尊，不是自然的天地之气，而是灵魂的现身形态。也许正是泪水的这种至尊意味，才有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当然，林黛玉作为泪水形象还不啻是对暴虐的抗争，因为与这泪水直接对应的灵魂形态乃是作为贾宝玉形象原型的顽石。宝黛爱情的在世形态，由于抽象了色的前提，变成为以泪洗石的凄婉意象。 毋庸置疑，无论是大观园之前还是之后一段时期内的贾宝玉，是稚气的，混沌未开的。而且，他的这种天真起初与史湘云的蒙昧极为相近，直到有一次他听见史湘云规劝他立身扬名时，才将对方与自己断然划分开来。这种稚气和混沌，用小说中的说法便是玉的蒙尘。蒙尘是贾宝玉寓世沉沦的必然方式，尘世的诱惑即便在这天分极高的少年，也不是没有魔力的。再说，按照由色而空的逻辑进程，不经由蒙尘，又何来的清澈？需要指出的只是，忠心耿耿的洗尘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世人讥讽为小性儿的爱哭的尖刻的少女林黛玉。 《红楼梦》的读者十有八九不能理解林黛玉没完没了的哭泣。人们往往按照世俗的生存原则衡量这样的哭泣，从而作出世俗的人际评判。殊不知，正是林黛玉这一次次的哭泣，一点一点地洗净了那块沉沦寓世的顽石。想当初贾宝玉是多么的蒙昧糊涂，既倾心林黛玉之灵巧，又仰慕薛宝钗之仙姿。即便在听到《葬花辞》恸倒山坡的当口，内心深处也是将林黛玉、薛宝钗乃至袭人、香菱搅作一团，这与其说出自性爱的弥散状天性，不如说缘自贾宝玉与生俱来的稚气。而尘世的混浊，又不断地将这稚气混同于须眉浊物的浊气。每每在这样的当口，林黛玉一场泪雨倾盆而下，使天地间顿时变得清新起来，从而使贾宝玉获得沁人心脾的空气，焕然一新地面对沉沦着的世界。然而，泪为灵魂之形，毕竟又终有尽时。“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林黛玉泪尽之时，便是贾宝玉彻悟之日。 且不说林黛玉奔月时刻的如何凄绝人寰，即便是晴雯之死，也已经使贾宝玉写出了如同“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那样的激愤之言，更何况林黛玉泪尽时刻对贾宝玉的沉痛打击。因为宝黛爱情那种在世的还泪性质，致使宝玉这块顽石离不开泪水时时刻刻般的洗涤。在此，爱的快感在双方全然集中体现于泪的痛楚。事实上，无论按照心理逻辑还是生理科学，往往是哭而不是笑成为爱的高潮。林黛玉的眼泪是对贾宝玉最为兴奋的刺激，而且刺激所至，直抵灵魂。一个是爱哭，一个是爱见哭。这就好比当今歌星之于听众观众，林黛玉因为有贾宝玉这一天生的知音和感应者，她才哭得其所。如果说，贾宝玉的灵魂以顽石为形，那么林黛玉的灵魂以泪水为状。泪不尽，石不醒；泪尽石醒，人去园空；一个奔向月宫，一个悬崖撒手，整个美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 向……浇灌的还泪使林黛玉成为引导贾宝玉前行的女神，还泪的这种在世形态使宝黛爱情以向……还泪的结构互相关联。泪水在林黛玉意味着无尽的期待，在贾宝玉意味着不断的净化。山石无水则不灵秀，宝玉没有黛玉以泪相洗，也许会与贾琏无异。泪水规定着林黛玉的形象造型，也造就了贾宝玉的返璞归真，使由色而空的灵魂自我实现成为可能。这是一幅绝美的还泪图：透过迷蒙的泪雨，一个看见了自己的知音，一个找到了导引的女神。这是眼泪之于双方的关联结构，也是小说所叙的那条灵河的寓意所在。灵河者，林黛玉之泪河也。灵字既谐音于林黛玉之林，又意寓了灵魂的灵意。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GOsy2GTKsHQmdczdQuaiarx5866Fu1641lxQzkZ8St04kEaxa31m5Kh3la9zZPX4ULKmYYnSibJVQ/0?wx_fmt=jpeg 与泪水构成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的在世形态相应，这一在世形态的特征便是期待的焦灼以及与这焦灼有关的尖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几乎就是这位期待者的自画像，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则道出了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紧张。如此焦灼和紧张将这个病如西子的娇弱少女折磨得心力交瘁，但同时又将其口锋砥砺得如同一把锋芒毕露的利剑。林黛玉不是一个斯巴达克斯式的斗士，但她必须面对与她为敌的整个世界，并且其险恶不亚于斯巴达克斯在斗兽场上面对的景象；构成与生命的草木质地与形成巨大反差的外部世界的沉重高压，迫使这个泪流满面的少女以其犀利的口锋傲然相向。 所谓林黛玉式的尖刻就是这样形成的。 林黛玉那种心较比干多一窍式的玲珑剔透和敏锐细腻的惊人才华，除了洋溢于一首首凄美的诗作，几乎全都倾注在她之于世人的尖刻上。天生的高洁品性，使她睥睨一切，皇帝在她眼中也不过一个臭男人而已。既然本来就是世外仙姝寂寞林，除了对爱情的无望期待一无所有，那么任何装模作样的言谈举止都成为多余。纯真的心地在此体现为惊人的坦率，见一个打趣一个，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世人的种种丑陋和可笑。女儿本来就是水做的骨肉，更何况这颗泪做的灵魂，在这种罕见的晶莹面前，任何世俗的浊物都难免心惊胆战和自惭形秽。当然，也正因如此，林黛玉形象才招致世人的种种非议。这与其说是非议对象提供给非议者以非议的口实，不如说是非议者面对这种高洁时的卑怯和嫉恨。 因为人世如此污浊，即便上帝开口也不会美言相向，何况林黛玉这样的烂漫少女。当然，人们不敢对上帝放肆，因为上帝教诲人类反省自身的方式通常不是采用告诫，而是诉诸洪水、灾荒、瘟疫、战争之类的惩戒。相形之下，林黛玉式的尖刻毕竟只是温和的告诫，只伤面子不伤身，致使在听惯了皇上圣旨和上级命令的世人那里非但不觉得震聋发聩，而且还敢嬉皮笑脸地胡乱诋毁；即便小说再三点明林黛玉的仙子来历，人们也照样无动于衷。由此可见，贾宝玉的确是非凡的，因为唯有他在林黛玉的尖刻面前不是感到咄咄逼人，而是显得毕恭毕敬。他知道林妹妹从来不说混帐话，林妹妹一开口，不是揭露谎言，就是说出真相。事实上，仔细想想林黛玉的所谓尖刻，其中又有哪一句说错，哪一件事说偏，哪一个人说走眼了呢？世人如果能有贾宝玉那样的灵悟，也许就不会在这种尖刻面前忐忑不安了。 一方面是流向贾宝玉的眼泪，一方面是指向世人的尖刻，构成林黛玉作为期待者形象的两个侧面。当然，在林黛玉的期待中不无对婚姻的指望意味，但这种指望不是薛宝钗式的攫取利益，而就是林黛玉式的实现爱情。虽然就爱情的本义而言，仅仅是两个人的对话和权益，但在中国社会及其历史上，这个两人之间的愿望从来没有在两个人之间实现过。因为且不说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本身在历史上具有多大可能性，即便可能，也必须通过张生和崔莺莺式的奉旨完婚才能兑现。 爱情必须经由婚姻的包装，而婚姻本身又绝对不考虑爱情。尽管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姻向来就是群体性的家族事务。在《红楼梦》里，人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婚姻事例，不仅与当事人双方毫无关系，而且家族统治者将当事人推入他们所设计的婚姻事务中时，冷漠得就像在从事牲口买卖一样。按照这样一种群体性的组合规则，当事人的婚姻愿望只有在与家族利益全然一致并且同时也成为家族统治者的择配意向时，才有可能如愿以偿。 薛宝钗遵循这样的规则，因此获得了她想拥有的婚姻，尽管这婚姻所实现的与其说是她的个人情感不如说是其家族的利益。然而，在这样的规则面前，林黛玉恰好是个犯规者。她所指望的婚姻除了自己的爱情愿望什么都不考虑，这就注定了她那爱的正当愿望和权利与家族联姻的世俗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冲突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更何况在她的爱情要求中所蕴含着的，还是过于理想化的纯洁和高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5xibbicnLbPv9TFQECLsuWqDj5pngUuk8aLkBVibicW0kI84mRibVkCE08OEZwfzgrxWsSTcYpszKZ0Q/0?wx_fmt=jpeg 以泪水为形态的爱情期待对于净化贾宝玉的灵魂固然至善至美，但这种期待之于浇灌这一性爱本身的追求而言，却纯洁得令人怵然。这就好比纯情少女之于初恋对象的理想化规定，苛刻得足以让对方发疯。清纯的泪水可以洗涤灵魂的污垢，但难以将爱情推入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正如大观园此景只应天上有一样，林黛玉的此情也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即便是西方爱情故事中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之类的纯情程度，也及不上林黛玉所期待的爱情之晶莹。由于情的高洁，所以爱得苛刻。如此的缠绵悱恻和铭心刻骨，在一般的凡夫俗子不是魂飞魄散，便是逃之夭夭。然而，爱情的灵魂维度就在这样一种爱情理想中被确立起来，掠过尘世的丘陵沟壑，如同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一样，直指高远的天空。 在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面前，人们可以看到又一种天、地、人的结构方式，即与妙玉、宝玉、湘云结构相似的黛玉、宝玉、宝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林黛玉象征着天空，贾宝玉象征着世人，薛宝钗象征着浊世。天空是贾宝玉先行自身的导引女神，世人由林黛玉的在世形态泪所洗沐，浊世是贾宝玉寓世沉沦的生存共在。 在此所谓木石前盟乃是天国的灵魂之盟，所谓金玉良缘则是世俗的利益联姻。灵魂与利益经由贾宝玉这个人的环节碰撞冲突，最后各得其所：林黛玉得其灵魂，将贾宝玉引渡向天国；薛宝钗得其躯壳，把贾宝玉拖入世俗的婚姻泥潭。换句话说，贾宝玉的灵魂交付爱情，其躯壳则抵押给婚姻。这种爱情和婚姻、灵魂和躯壳、天国和尘世的裂变和各自归位，结束了大观园世界的一切景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所谓“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片死寂的景象。 由此可见，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不是世俗的、色欲的，而是精神的、空幻的。人们可以说这种爱情因其浓郁的理想色彩而虚无缥缈，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竖立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文维度，斯宾格勒将这一维度称之为第三进向，亦即在平面的长和宽之外的第三个维度：高度，或者纵深。人之为人不是因为其世俗的平面的生存进向，而是由于其精神主体的存在空间。人凭借这第三进向在精神上（而不只是在生理上）站立起来，成为万物之灵。而林黛玉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展示了她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 相对于贾宝玉的混沌未开，林黛玉可谓灵性十足。她一跨进贾府便留意到各色人等的差别异同，诸如贾母的怜惜，凤姐的喧哗，邢、王二夫人的深藏不露，赦、政二舅舅的避而不见，更毋须说，在众人中一眼认出那位“倒像在哪里见过的”表兄贾宝玉，一个命定的知己。正是这样的灵性，什么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无论是凤姐的花胡哨，还是薛宝钗在佩物上的特别留心，抑或贾宝玉用心不专的飘忽摇摆，她都能一针见血地当场点出。如此惊人的敏锐不是可以用天资聪颖一类判断解释得了的，因为这种资质所基于的乃是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5xibbicnLbPv9TFQECLsuWqyGUia9h4EfyqAkDLMGDWxb5svv9icB6rSIN09cy9IBWlyibgACQKJJ1VA/0?wx_fmt=jpeg 当年鲁迅曾感慨地说，一部《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我不想在此贬低鲁迅的判断是否偏颇，但可以肯定的是，《红楼梦》中领会悲凉之雾者不仅不独宝玉而已，而且首先不是宝玉，而是作为无望的爱情期待者林黛玉。是林黛玉在《葬花辞》中率先感受到生存的紧张，是林黛玉在《五美吟》中大胆颠覆了昏暗的历史，又是林黛玉在《桃花行》中深切领悟到大观园世界的末日将至，更不消说这位少女以泪洗玉的艰苦行程，使贾宝玉得以一步步趟过尘世的污泥浊水，完成向天空的最后飞跃。 除了因为天性善良，这位少女在薛氏母女的兰言爱语下曾经蒙受过伪善者的欺骗，她在整个故事中始终不合流俗，傲岸卓立。在省亲场面上，她写出“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清新诗句；在杯光觞影中，她于行酒令的当口脱口而出的是《牡丹亭》和《西厢记》的词文。她会不假思索地随手扔掉皇上经手的赐物；而面对薛宝钗的“珍重芳姿昼掩门”，她就是展示出“半卷湘帘半掩门”的风流潇洒。她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她更不趋炎附势，如同薛宝钗那样审时度势地朝贾母说上句把中听的话，或者点上一出老太太爱听的戏文之类。 她的副本形象晴雯尚且身为下贱而心比天高，更何况她自身在爱情追求上的执着连同与此相应的对自由的渴望。她不是不明白她的爱情期待究竟有无希望，但她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生宗旨，心甘情愿地走向无望的天空，“一抔净土掩风流”。可见，她那红拂般的卓然识见，来自她不畏赴死的决心和不入浊流的心胸。毋庸置疑，这意味着她将付出什么样的生存代价，然而，人的维度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这里不再奉行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的苟活原则，而是昂然宣布：不自由，毋宁死！ 这样的人格和灵魂断然扬弃了生存的圆滑，从而张扬出精神的高贵连同存在的诗意。生命在此不再顺从于生存的烦忙，而是指向体验的辉煌。也就是说，在这里的原则不是世俗利益的获得，而是人生审美境界的抵达。 所谓第三进向，在此全然体现为生命的审美观照。 正是这样的审美观照，人们可以在林黛玉的爱情期待中领略到当年党锢气度、魏晋风度那样的贵族神韵。毋须任何标榜，其间诗意自在，灿烂闪烁。因为人格的高标，便有了灵魂的如此光芒。过去在李白、杜甫乃至苏东坡、辛弃疾等等须眉骚客的诗词作品中没能读到的璀璨诗意，此刻全然闪烁在了作为《红楼梦》诗魂的林黛玉形象及其一篇篇歌吟中。 相形之下，李白的佯狂、杜甫的忧伤、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辛弃疾的“栏杆拍遍”，在这样的诗魂面前全都显得不无做作。不管这些男人们如何手舞足蹈，捶胸顿足，由于他们在人格上的不独立和灵魂深处的不自由，不是有失尊严如李白，就是流于贾政式的所谓方正清肃如杜甫；苏、辛二位算是宋词大家，一放开喉咙便是铺天盖地，一会儿擎苍牵黄，一会儿金戈铁马，可惜不过是一派豪放的浑浊；而且越豪放越浑浊，越浑浊越豪放。这股浊气最后酿成一幕抱起孩儿皇帝奋力投江的忠烈喜剧，让人弄不清楚那位宋末忠臣究竟是留取了丹心还是犯了谋杀罪。难怪《红楼梦》选择从女娲补天开卷，因为作者实在是被这么一部须眉浊物的历史伤透了心。 以泪洗面的在世内涵，焦首煎心的期待过程，尖锐犀利的面世口锋，卓然高贵的人格灵魂，这一切构成了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的形象造型。这一造型与小说开卷处的女娲补天形成一种互补性的象征意蕴。如果说，女娲补天在小说中意味着对历史的感慨以及对重创历史之可能性的向往，那么林黛玉作为一个爱情期待者形象所寄托的则是为《红楼梦》所独具的人文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5xibbicnLbPv9TFQECLsuWquCMZKTe1wQxN7e8tNiaNh8p9XiaJzMnK32aw1wCS3yJkAjMCyUpYzxkg/0?wx_fmt=jpeg 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在于：是女人，而不是上帝，塑造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男人；因此，要想把一部陈旧的历史翻向新的一页，首先应该确立的不是象征着力量的男人，而是象征着审美的女人。因为坚实的石块要成为美玉，得经由流水的洗濯，或者说，浑浊的力量经由审美的观照才会显得厚实而不愚昧。力量本身总是蒙昧的，没有女人的灵性加以导引，就会使历史充满血腥的暴虐。 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发现人是万物之灵的时候，真是应该再补上一句：女人乃是万物之灵中最有灵性的部分。正如男人如同石块，坚实，浑厚，象征着力量和创造；女人好比流水，清灵，柔美，象征着理想和审美。男女之间在天然质地上的区别，造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司空见惯的性别指向，男人永远倾心女人的美丽，女人永远崇拜男人的力量。 由于男人天生的物质性，他们在心理指向上始终渴望精神的审美的世界；又由于女人天生的精神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趋于物质的世俗的烦忙。因为男女共同的天性在于，自身缺少什么就渴望和倾向什么。当人们说男人总那么好色，是因为作为力量的象征，他们缺少美的灵气；而当人们说女人往往很物质很具体时，则是因为她们本身太精神太抽象太审美太虚无缥缈。有了山峦的坚实险峻，却企盼行云流水的飘逸轻盈；有了流水的清澈晶莹，又希望拥有群山诸峰的伟岸超拔，如此等等。因此，《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孩儿家玩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浊物——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揭示出了历史创造的人自身创造的全部奥秘。 当然，这样的奥秘是在两个向度上揭示的，一个是女娲补天的向度，一个是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向度。人们在补天向度上读到的是有关历史创造的神话，在期待向度上领略的则是有关人自身创造的意象。 作为上帝的现身，女娲示演了她的炼石补天。如同《山海经》所记载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故事一样，历史的创造在此不是以具体的史志而是以象征的叙事呈现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补天者是女娲，但实际上补缀天空的却是女娲所创造的炼石。如果说女娲是与耶和华一样的上帝形象，那么炼石就如同亚当那样是上帝所创造的男性造物。上帝制作亚当或者炼石，但他并不直接创造历史。这是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本义所在。因为历史的创造是由男性造物们直接承担的，即便是像蛇和梅菲斯特这样的撒旦形象，也只推动历史的创造而不直接参与其中。直接的创造者角色由亚当或浮士德扮演。然而，当我说男人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时，同时又意指女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创造者。这之间的关联在于：正如男人总是面对历史一样，女人总是面向男人。 男人要通过历史的创造显示其在世的力量，女人往往通过对男人的创造而拥有世界。 就男人而言，他通过创造与历史合一，同时又通过女人与自然相接；就女人而言，则是她通过男人与世界合一，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自然意味塑造男人。这样的创造链环在创世纪时代，可以说是秩序井然的。蛇将创造的秘密告诉夏娃，然后夏娃再告诉亚当，最后亚当揭开蒙昧时代进入艰苦的创世劳作。同样，在《伊里亚特》中的历史创造也经由自然到人到历史的正常过程，由海伦创造英雄，再由英雄创造历史。然而，这到了《浮士德》时代，从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便被打乱了，梅菲斯特不是通过女人作中介而是把浮士德直接领出书斋，就好像蛇把夏娃撇在一边而把亚当直接引诱出伊甸园一样。由此，创造不经过审美的过渡而直接进入历史，使历史显得暴虐和残酷。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女人的牺牲或曰甘泪卿的悲剧便成了势在必然。不管浮士德对此如何忏悔或因此如何向往海伦，都改变不了这样的残酷性，从而洗不干净自己作为没有审美意味的创造者的罪孽。至于历史本身，也因为这种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的被破坏而走向没落，并且无可挽回。顺便说一句，有关西方历史的这种没落，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是以文化生命进入文明过程这样的轨迹加以描述的。 相形之下，这样的没落在中国历史上则早已发生。人们在《山海经》故事中还可以看到些许女性崇拜的痕迹，包括在后羿的故事中，嫦娥在夫妻间的地位也不像后来的女子那么低下。然而，先秦以降，嫦娥们便如同《浮士德》中的甘泪卿一样成了历史进程的牺牲品。历史的生成越来越不具备审美意味，不仅权术肆虐，盗寇蜂起，即便道德伦常也变成了暴虐的屠夫。随着生存上的安全感的日益失落，人际术泛滥猖獗；又随着两性之间的创造意味的逐渐窒息，房中术瘟疫般风行。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了士大夫自欺欺人的生存策略，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功立德立言之道，更是将女性的创造性质弃之如泥。除了在从事房中术和传宗接代的内室里或床笫间，整个一部历史中几乎看不到女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几个，也是道德审判的对象，而不具有丝毫对于男人的创造意味。世界就这样沦落了，历史就这样僵死了；也正因为这样，《红楼梦》才开宗明义地推出女娲补天的神话。 有关这种补天的历史创造意味，拟在后面章节论述贾元春—王熙凤—贾探春形象的系列时详细阐释，在此指出的只是，女娲补天过程中的炼石意象。我认为炼石是与补天相连系而不相同的神话意象。如果说补天象征着有关历史的创造的话，那么炼石则暗寓着女人之于男人的创造。由于以往历史过程中由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的破坏，《红楼梦》一开卷便请出女娲修补那个女人创造男人的审美环节。不管将来的命运如何，小说竭力要在历史过程中注入审美因素。这样的炼石意象具化到小说叙述的故事里，便是林黛玉的以泪洗玉。 虽然贾宝玉是一个拒绝创造的男人，而林黛玉也不以立功扬名为然，但在她的爱情期待中却于一种末世姿态中提供了一个醒世的信息：历史进程亟需注入审美因素。也即是说，在男人创造的历史上，应该具备女人炼石的前提。虽然历史的使命总是由男人担当，但导引历史的却不是帝王圣贤，而是永恒之女神，以及为这女神所显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5xibbicnLbPv9TFQECLsuWqNjlEibJkgKlgJGMHz96BQMtBJN5buhwbUyTlVbZYh2vcVzWpS0F9otQ/0?wx_fmt=jpeg 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当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在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将自由之神诉诸美丽的女子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样的灵感早就在《红楼梦》的林黛玉形象上光芒四射了，更毋须说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塑像之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灵魂意味。遗憾的只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直接从《红楼梦》中读出这样的审美意味，而是从那座坚固的雕像追溯到那幅著名的油画，然后蓦然回首，那人却是——轻灵飘逸的林黛玉。 领略了林黛玉形象在灵魂意义上的审美意味，那么同样可以省悟的是，这个形象与其说是作者情之所至，不如说是一个小说醒世的象征。尽管小说本身不具有任何醒世意向，但林黛玉形象却的的确确是《红楼梦》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遗憾的只是，有关这一精神遗嘱，领略者寥寥。也许唯有壁立千仞的陈寅恪，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中续写了这样的遗嘱，推出了一颗同样自由的灵魂，并且具有同样独立的人格，站在死寂的历史路口放射着同样灿烂的审美光芒。 这就是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的历史文化内容。 林黛玉爱情期待的最后一个象征意味，便是等待戈多式的期待本身，作为爱情期待者的林黛玉，她的期待过程是以泪洗玉；那么她的期待指向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希望、理想或者结果、结局，而就是期待本身。这种期待就像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塑像一样，沉默而执着，迷茫而久远。等待戈多的意味不在于戈多的是否存在，或者会不会到来，而就在于等待本身的过程。同样，作为期待者的林黛玉的期待，也不在于所期待的爱情能否实现，而在于期待过程中的以泪洗玉。就《红楼梦》本身而言，林黛玉以这样的期待完成了小说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这个遗嘱的主要精神在于：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浊物。进入历史的男人只有经过水的洗礼，才会使历史的创造具备应有的审美意味；而历史的生命或者说活力也就取决于审美意味的有无。水枯，石则烂；石烂，历史终。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世人醒悟过来吗？ 注：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李劼的博客”。

一种不合时宜的感伤 文：倪志娟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qBxJFDkNRTtVicibaUcgbQKx4opGmPuXLvGocP2lIh1BMlymHOKUuLtw/0?wx_fmt=jpeg 一 两次提早到来的寒流，让冷和萧瑟的滋味侵蚀入骨，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冬天已经来了。然而，当午后的阳光透过紧闭的窗子照在身上时，却仍然有躁躁的热。我忍不住起身，向外眺望，才发现，外面还是一片静穆浓郁的秋日景象。 那条小路两边的梧桐树还有满树的叶子，只是颜色从青绿转成了鹅黄，院子里几株矮小的枫树已红透了，草地开始泛黄，但绿的底子还未去掉，一丛一丛的菊花蓬勃地盛开着，丰润的色泽在阳光下眩目。所有的生命都还沐浴在一片宁静和穆之中，也许在下一场不知何时到来的凄风苦雨中，它们才会完成最后的凋零。 突然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致，让我起了无限感念，一些断断续续的情节在脑海中闪过，与随年龄增加的感悟，刹时汇聚成一股哀哀的思绪，一时汹涌纷沓。 这两年，我已很少这样无端地伤感。经过一些起起落落之后，我深知生命中可以把握的只是一点实在的温情，人生的路已然写定，就不愿再做无益的自伤。面对花开花落，至善至美，偶尔的感动多半只化为心中瞬间的激荡，片刻后便风平浪静，不留痕迹。 而现在，面对这一片秋日的宁静，我的忧伤却无法自制。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TueO0HNZqoGLOiaNPRFy5nk9m4aXuu7HnzVOcqPKlBnpBraPRDdkrrQ/0?wx_fmt=jpeg 二 这样的感伤，在我，是有许多原因的，然而我宁愿只把它归因于川端康成的小说。这几日我正在读他的书，大学时代曾深深地迷恋过他的作品，现在再读，依旧被那美的意境所捕获。 作为日本的一个代表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的确很好地表现了日本的文化精神，他将“物哀”这种日本人所独有的生命体验演绎到了极至。樱花之所以在日本备受喜爱，就是因为这种花最容易零落，最能唤起日本人特有的无常感。生如樱花，明艳灿烂，也许仅仅在一刹那，然而，这一刹那的生，又何其美妙！在片刻暂留的无常之美中，才显出生命的光辉和存在的价值。流水落花春去也，伴随着樱花的开谢，无可奈何的惆怅和无常的凄凉美感渗透进日本文化的内层，“物哀”便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种精神，日本民族的韧性、宁静、阴郁和脆弱，大概由此而来吧。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里，飘飞的雪花，舞蹈的精灵，媚态惑人的艺妓，典雅的和服木屐，茶香缭绕的静室……组成了一副副鲜明的画面，画面后弥漫的则是美的徒劳感、无常的生命意识和樱花般的明艳与寂寞。 读他的小说，就像欣赏一片樱花花瓣在微风中缓缓地飘落，它的坠落轻柔得像一个梦，却又沉重得像一块石，一旦进入你的心间，就将成为一种魔厣，永远挥之不去。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哀愁，这是一种生命之徒劳的虚空，这样的哀愁和虚空，只属于敏感的心灵，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I7wfsZib0AlMg2L4y5CibwibNcvXook74gH4hoVEJSycOiaFkGkYNNwjJw/0?wx_fmt=jpeg 川端康成三 我之再读川端康成，缘起于前些天，我看的一场歌舞表演。 那是一家装修豪华的夜总会，我相信这样的场所在全中国早已遍地开花。在设备齐全的大厅里，T字型的舞台一直延伸到整个观众席，那舞台和吧台的高度是齐平的，演员在这样的舞台上表演，不仅缩短了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隔膜，使观众能获得一种参与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节目可以像一道道菜肴一样端出来供观众品尝，观众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样的场合，观众是上帝。 其间，大多的节目都粗俗不堪，不值一提，触动我的是几个女孩子的集体舞。她们穿着三点式在台面上做出各种动作，表演中流露出专业训练的痕迹，她们都很年轻，脸上的微笑还荡漾着脂粉无法遮盖的清纯气息，裸露的肌肤在灯光下闪烁着瓷器般的光泽。 在震耳的音乐声和呛人的烟雾中，她们窄瘦的肩骨随着舞蹈的动作一次一次突出在我眼前，我的内心忽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痛楚和忧伤，痛楚，是因为我和这些舞蹈者同性别，我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她们在面对整个男性目光的包围时，所感受到的虚弱和无力，忧伤，是因为她们裸露的青春和美丽，这样廉价地、没有尊严地被展示。 也就是这一刻，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MtCickicHhic3yDhs3iclFlM4u17d6bGBVKO7HZSyprXAUI4eJ5pSAUU7w/0?wx_fmt=jpeg 我不敢去看其他男性观众的眼睛和那一双双眼睛里流露出的种种念头，甚至也不敢去分析他们，包括和我同去的那些男性朋友们，是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这些年轻美丽的舞蹈者，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样的氛围里，在那样没有距离的观看中，在那样靡靡腐败的嘈杂和喧闹中，绝不可能寄居川端康成的美，他的舞女，只美丽在他那样美丽的心灵和眼睛中。 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同事说：“我替她们难受。” 同事摇摇头说：“没必要。你在这里同情她们，她们自己保不定多得意呢，也许她们骄傲着自己的美丽，喜欢被男人看的感觉呢！” 是这样的么？假如是，那么我的这点心痛和伤感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些暴露的色情表演中，会穿插着拍卖一些国画，在一个歌星的演唱中，她配合中间的过门朗诵了两首唐诗，经典和粗俗被糅合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让我真正见识了一回什么叫大众文化。 看到我只是安静地坐着，同事递给我一个敲桌子的锤子，他说，敲吧，死劲敲，你一投入就会开心了，来这里就是找轻松的。我知道他在说我古板，我不想解释，可是我实在无法在这样的场合找到轻松，只能呆坐成一个局外人。 四 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他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很早就曾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这样的结局对川端康成而言，似乎是一种必然。他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古典的精神之追求和美，这样的追求和美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种徒劳，是无法实现的梦想，美，往往只能成为精致的灵魂通向死亡的津渡。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LSBdu2ic5UOB36xdXia2AvMzicZ2icp6YY8V9eC4ZdWmaBstcbn7OGLiadg/0?wx_fmt=jpeg 而随着现代科技和商品意识的长驱直入，精神之追求和美则肤浅成为一种装饰，一种大众狂欢的象征仪式，就像我看的这场歌舞表演里，诗情画意作为调节欢场气氛的添加剂，大众，在麻木和迟钝的状态下，集体寻求一种“在场”的快乐。据说，现代的日本人也再难欣赏樱花那短暂的凋落和无常的美，每年樱花季节，商店里会销售人造的纸花和樱花赌马券，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一些新的樱花品种，期求常开不败，樱花的象征意义有了急剧的变化。 那个古典的时代消逝了，那个典章蕴籍泪痕班驳的背景消逝了，那个上演生命投入美之火焰的悲剧的舞台消逝了…… 我的这点点感伤显得多么地不合时宜！ 我还记得那天看完表演之后，已经是子夜时分，外面下起了很细很细的毛毛雨，天地之间笼罩了一层轻雾。我和朋友们放弃了坐车，一起沿着湖慢慢走回学校，湖上烟波浩淼，湖边柳树依人，心渐渐地沉静下来，那些刺耳的音乐和昏黄的表演远去了，在彼此稀疏的谈话中我仿佛又找到了一种陌生的却又无比温暖的情绪。 那么，不如就抓住这一点属于我个人的、世俗的温情和陪伴，希望人生永远这样承平和清净，让我可以在内心祭奠着川端康成，静立在窗内观看这个不安分的世界。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7B7rOIfKjnJzonGxkYRjv69ib42yz3aHZLHPUmY7zkWBq3zoAsmSlU0WTePXZ9IUcWxibu3Cyownw/0?wx_fmt=jpeg

自由人的礼赞 罗素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房里，梅菲斯特向浮士德讲述了创世之史： “天使们合唱的无休止的赞美已开始令人厌倦；当然，终究上帝不该受到天使们的赞美吗？上帝不是已经给予他们无穷的快乐吗？得到不应得到的赞美，由他所折磨的人来崇拜，这难道不是更加有趣的吗？他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并决定这伟大的剧作应该开演。” “在无数年前，灼热的星云毫无目的地在宇宙中回旋。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开始成形，中心的云团抛出行星群，行星群就冷却下来，沸腾的海洋和燃烧的群山起伏震荡，从墨云团中降下的滚热成片的雨水，在赤裸的凝固的地面上泛滥。而后第一个有生命的微生物在海洋深处形成，在适宜繁殖的温暖中迅速成长为广袤的丛林，巨大的蕨类植物从潮湿的沃土中伸长出来，海洋动物生长繁衍，竞争，吞食和消亡。在这些动植物的演化展现中人类诞生了，他有思考能力，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和对崇拜的极端渴望。人类看到，在这个疯狂而又奇异的世界中，万物匆匆，一起生命物都在无情的命定的死亡来临之前，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去攫取短暂的生命瞬间。于是人说：“有一个潜藏着的我们只能领悟的目的，而这目的是善的；因为我们必须敬畏什么，而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于是人从斗争中走出，断定上帝想要通过人类的努力从混乱中产生和谐。而当他服从由上帝传达给他的从他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捕食动物的本能时，他称之为罪孽并请求上帝的宽恕。但是，他怀疑在他创造一种平息上帝愤怒的神圣方案之前，他是否被公正地宽恕。而且既然现存的世界是如此地糟，他就使它更糟些，以便将来可能会更好。因此，他感谢上帝给了它去放弃那些可能得到的欢乐的力量。上帝微笑了；当他看到人在放弃和崇拜上变得完美时，他投送另一个太阳穿越天空，撞破人类的太阳；而所有的一切又复归于星云。 “是的，”上帝自语道，“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概言之，这就是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信仰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甚至比这更为没有目的，更没有意义。生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从今以后须找到一个归宿，如果有这么一个归宿的话。人是原因的产物，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原因会取得什么结果。他的由来，他的成长，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情爱和信仰，只是原子偶然组合的结果，没有什么热情，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没有什么强烈的思想和感情，能超越坟墓而保存一个个体生命；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所有这些，尽管并非毫无异议，但仍然是如此地几乎确定无疑，以致任何哲学想否认它们都会站不住脚。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构架中，只有在坚定的绝望的坚实基础上，灵魂的居所才能安全地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疏远而又无情的世界里，像人这样脆弱的动物怎样才能使他的渴望经久不衰呢？自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它万能而又盲目，它在无限的空间里长期不断地变迁着，最后产生了一个孩童，他仍然受制于它的力量，但却富有洞察力，赋有分辨善恶的识别力，赋有对他那不可思议的母亲的一切工作的判断力。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的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妒忌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当然，当最珍贵的东西已被自愿付出时，胆战心惊的信徒会认为，他们的嗜血的欲望必定被平息，除此之外就无须做更多的事情了。摩洛克教—诸如此类的信条可以这般通称—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卑躬屈膝的屈服，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他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且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 然而，当道德品行逐渐变得更加大胆时，人便慢慢感到需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假如崇拜不停止，这种崇拜就会传给与野蛮人创造的神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神。有些人虽然感到了理想的要求，并且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新的神，但仍然坚持赤裸裸的权力是值得崇拜的。上帝在回答约伯关于旋风的问题时，淳淳教诲说：那是在炫示神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神的善没有半点暗示。这同样也是我们当代人的态度，他们把道德建基于生存竞争之上，并认为幸存者必定是适应环境的人。但由于其他人对这种道德意义上如此可憎的回答感到不满，他们采取了我们习惯于称之为特殊宗教的立场，宣称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中，事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实际上是和谐一致的。因此，人类创造了全能而又至善的上帝，创造了所是与应是的神秘统一体。 但是，事实的世界是不完善的；而如果使我们的判断依从于这个现实世界，就会有一个奴性因素存在，我们的思想势必被这种因素冲涤殆尽。因此在一切的事物中，最好是通过把人从非人的权力暴虐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人的尊严。当我们认识到权力多半是起坏作用时，人，做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在这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世界中，仅仅是一个孤立无助的原子，人类再次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被看作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为重要，并且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卡莱尔，尼采以及军国主义信条使我们习惯于权力崇拜，这种崇拜是我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理想以对抗敌对世界的结果：它本身是对邪恶的屈从臣服，使我们对摩洛克神的一种最大的牺牲。假如力量确实应该受到敬畏，就让我们敬服那些拒绝虚伪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未能认识到事实通常是坏的—那些人的力量。让我们承认，在这个我们所知的世界中，有许多其他事物可能更好些，而我们拥有并必须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过。让我们对真，对美，对完善的理想保持敬意，这些都是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获得的，尽管其中没有一项是与无意识的宇宙相一致的。假如权利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着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Hibnqj60Ztwq1Bo7Jb83vQn5gECWic85bStL5eTnem791R0NaHvDS3oDzib9EUH7h5iaJJD1U7ibflDQ/0?wx_fmt=jpeg 当事实与理想的背反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一种激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是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韧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利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的。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尽管自我克制的必要性是罪恶存在的证据，但基督教在传教中就已显示出超越普罗米修斯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期盼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种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严正的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然而， 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因素；即使在实在的善不能获得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目的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抱怨我们希望的破灭，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但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并非仅靠自我克制就能建造起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殿堂。萦绕着殿堂的预兆呈现在想象之域，音乐，建筑，不受干扰的理性王国以及抒情诗对金色落日的想象之中，在这些领域中，美在照耀和生长，远离悲痛的感触，远离变化的恐惧，远离现实世界中的失败和惊醒。在沉思这些事物中，天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形成，立即给予我们一块判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试金石，给予塑造我们理想的灵感，这种灵感可以作为构造神圣殿堂的基石。 在能够进入圣堂之前，除了生而无罪的宝贵精神外，还要穿越一个黑暗的大洞穴。大洞穴之门是绝望，它的地面是用绝望的基石铺成的。自我必定在那里死亡；苛求和未驯服的欲望必定在那儿窒息，唯有如此，领会才能从命运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穿越大洞穴之后，自我克制之门又重新导向智慧之光，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洞见，新的欢愉，新的柔情，照亮了朝圣的心。 那时，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反抗的辛酸，我们已学会顺从命运的外在统治，并且认识到非人的世界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的，最终我们有可能改变和再造无意识的宇宙，在想象的熔炉中使它变质，以一种新的闪耀着金光的意象去取代旧的泥偶像。在千奇百态的事实世界中—在森林，山峦和云彩的可见的形式中，在人类的生活事件中，甚至在死亡的无穷威力中—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洞见能发现由它自己的理想首先塑造的美的反照。以这种方式，心灵肯定了它对无思想的自然力量所作的精妙控制。心灵所对付的材料越坏，未驯服的欲望越横行，它在引导人们克服障碍，开发它蕴藏着的宝藏中的成就就越大，就越能在驱动反对力量去增长它的成功中取得更值得骄傲的胜利。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有成就，最辉煌的；因为它在敌方的正中心，在最高山峰的绝顶建立了耀眼的城堡；从坚固的了望塔上四望，它的军营和兵工厂，它的纵队和要塞，都尽收眼底；在它的城垣内自由生活继续着，尽管存在大量的死亡，痛苦和绝望，所有的服从暴虐命运的首领为不屈不挠的城市自由民带来新的美的奇观。幸福属于这些神圣的堡垒，更幸福的是那些饱览功绩的城堡中的居民。荣耀属于身经无数年月战斗的勇敢的战士，他们为我们保护了无价的自由遗产，使渎圣的侵略者不能征服城堡，保持了它的纯洁无暇。 但是，悲剧的美仅仅构成一种可见的性质，这种美的性质或多或少以明显的形式总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死亡的情境中，有一种神圣，一种压倒一切的敬畏，一种博大精深的对存在的无限神秘的感觉，在这里，犹如痛苦的某种奇异的结合那样，受苦者因为悲痛的结合力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在这些领悟的瞬间中，我们失去了一切对短暂欲望的渴望，一切为了渺小的目的所作的争斗来竞争，一切在肤浅的观点下构成一天又一天的日常生活的些小琐事的关注；我们看到，由于人类友情之光照亮了狭窄的救生筏，我们在黑暗海洋的咆哮波浪中只作短暂的飘荡；没有一句令人心寒的怨言从这个避难中的伟大的夜空中出发；处在敌对力量中的人类所有的孤独都集中在个人的灵魂中，它必须独自挣扎，竭尽它所有的勇气，与丝毫不顾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整个宇宙抗争。在与黑暗势力斗争中，胜利是荣耀的英雄伙伴的真正洗礼，是人类存在对美的支配的真正开始。在灵魂与外在世界的可怕冲突中，忍让，智慧和博爱诞生了，随着它们的诞生，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深入我们灵魂深处的，使我们似乎成为玩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死亡和变化，过去的不可变更性，以及人类在宇宙从虚无的盲目急变面前的无能为力—能够感觉这些东西并且认识它们就能够去征服它们。 这就是“过去”为什么具有那么大魔力的原因。它的不动的静态图景的美就如同晚秋令人陶醉的纯洁，那时的树叶，尽管一阵清风就会使它们飘零四落，但他们依然以金色的荣耀面对蓝天而在闪烁。“过去”不再变化或斗争，就像邓肯那样，在经过生命的适时的狂热之后，它就安眠了；曾经是渴望和执求的东西，曾经是细微而又易逝的东西，都已逃遁无迹；曾经美好而又永恒的东西，就如同夜晚的流星，闪过而又消逝了。它的美，对于一个无法与之相匹配的灵魂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征服命运的灵魂来说，它是信仰的关键。 从外观看，同大自然的力量比较起来，人的生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和死亡，因为它们比努力能在自身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伟大，而且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被它们毁灭的。尽管它们是伟大的，但伟大地思考它们、感受它们没有热情的光辉，则更为伟大。而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再以奴隶式的屈从在无可避免的命运前低头，而是吸取它，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个人幸福而作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的纯洁无瑕。 自由人以最坚固的所有的纽带，以共同命运的维系，使自己与人类同胞联系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一种心的景象总是伴随着他，爱之光辉照射在他的每一件日常事务中。人的生命是一种穿越黑夜的漫长的行程，绕在这漫长征途四周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人受着疲惫和痛苦的煎熬，朝一个很少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地前进，在那儿没有人长期逗留过。当他们行进时，由于被无限强大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掌控，我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时间是及其短暂的，我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征途中洒播阳光，以同情的慰籍来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一种永不怠倦的爱的纯洁的欢乐，增强正在衰弱的勇气，在绝望的时刻，逐步灌输信念。让我们不要用恶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让我们只考虑我们的需要－悲哀和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同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难友，与我们一起都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时，当他们的善和恶由于过去的不朽而变成永恒时，正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失败，我们的行为不是造成他们痛苦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火的火花照亮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准备鼓励、同情他们，用勇敢的话语激起他们高昂的勇气。 人的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缓慢而又确定的命运使他和他的同类陷入无情和黑暗之中。对善和恶的盲目，对毁灭的满不在乎，无穷的困难伸展于人生的无情之路；对人而言，今天被判定要失去他至爱的人，明天是他自己将要穿越黑暗之门，唯一还值得追求的是，在横祸来临之前，他所拥有的是使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变得高尚的崇高思想。鄙弃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和恐惧，崇拜自己的亲手建立起来的圣地；不因机遇的主宰而丧气，从统治他们外在生活的专横暴虐中解放出来，而保存着心灵；骄傲地向那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判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像疲倦而又不屈的阿特拉斯（传说被罚用双肩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的巨人）那样，独自支撑他以自己的理想塑造的世界，而不顾无意识的践踏，勇敢地行进。 注：本文摘自罗素著《自由之路》一书。

石榴石及其科学意义 文：嵇少丞 在2016年10月10日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的“观石赏枫”郊游中，Grenville 构造省变质沉积岩中红色的石榴石晶体给各位教授与女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石榴石，英语中叫Garnet， 法语叫Grenat，是一组具立方晶系对称性的矿物晶体，因其晶体形态酷似石榴籽而得名。在青铜时代，石榴石就已经被人类用作宝石。 考古发现，古埃及人特别喜欢用石榴石美化他们的服饰， 作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2500年前古希腊人已经把石榴石镶到手镯上。石榴石是古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High priest）亚伦所佩带的彩色胸兜上的十二颗宝石之一，代表犹大支派。在古希腊神话中，哈底斯在交还珀耳塞福涅时给她吃下一些石榴籽，令她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回到冥界，因此石榴石一直代表忠诚、真实及坚贞。在1842年法国奥布省Pouan发现的地下宝藏库中，石榴石与一个公元5世纪的日尔曼人英雄的骸骨一同埋葬。在英国莱斯特郡曾发现了一个制造与公元5世纪的黄金石榴石吊饰。在一个公元6世纪的法兰克人墓穴中，发现了一个用石榴石做成的夹发针。在公元16世纪，人们迷信石榴石可以保护人类的心脏免受毒素及瘟疫的影响。即使现在，石榴石也常被用于手镯及胸针。 另外，《圣经》里有挪亚方舟用石榴石照明的故事。在《古兰经》中， 也有石榴石照亮了第四个天堂的描述。 石榴石按其化学成分可被分为如下几种： 钙铝榴石（Pyrope），铁铝榴石（Almandine）、锰铝榴石（Spessartite）、钙铁榴石（Andradite）、钙锰铝榴石（Spessartine）、钙铝榴石（Grossular，变种有沙弗来石（tsavorite）及肉桂石（hessonite））及钙铬榴石（Uvarovite）。 石榴石形成两个固溶体系列：1. 红榴石-铁铝榴石-锰铝榴石2. 钙铬榴石-钙铝榴石-钙铁榴石 我们在蒙特利尔北面Laurentides山里看到的就是钙铝榴石，呈红色，化学式为Ca3Fe2(SiO4)3。 石榴石是通用化学式为X3Y2(SiO4)3的硅酸盐矿物。X的地方通常被二价正离子（Ca2+, Mg2+, Fe2+）占据，而Y的地方被三价的正离子（Al3+, Fe3+,Cr3+）占据，配合一个正八面体或由4−提供的四面体框架。石榴石常具正十二面体的结晶习惯。石榴石中， 化学键力较强，其摩氏硬度高达6.5至7.5。铁铝石榴子石的分子式：Fe3Al2(SiO4)3 石榴石是研究岩石变形历史关键性的矿物，因为石榴石具有热力学的稳定性， 能够有效地抵抗成岩候的化学交代或风化蚀变作用， 故可以记录高温变形的历史， 例如，岩石经受剪切旋转的变形历史，故本人曾形象地把旋转的石榴子石称之为石头中的“风火轮”。 风火轮，中国神话故事中哪吒的兵器之一，双轮暗藏风火之势，可作交通工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有诗为证：“两朵莲花现化身，灵珠二世出凡尘。手提紫焰蛇牙宝，脚踏金霞风火轮。豹皮囊内安天下，红锦绫中福世民。历代圣人为第一，史官遗笔万年新。” 天然岩石之中亦有类似“风火轮”这样的构造，您若不信，请看下图。 岩石中的“风火轮”，是地壳岩石曾经发生高温塑性旋转剪切变形的证据。（a）变质岩中右旋的石榴子石。（b）石榴子石中Mn含量分别图，从红到兰Mn含量降低，Mn含量的变化指示石榴子石的生长与右旋历史。（c~f）构造岩中石榴石变斑岩的生成与右行旋转解释图，生长着的石榴子石变斑晶在旋转长大过程中逐渐裹进周围塑性变形基质的面理。 旋转是宇宙中普遍的物理现象，星系在旋转，地球在旋转，固体地核在旋转、液体地核在旋转，地幔也在旋转（对流）。固态地壳的旋转相对难些、慢些，主要发生在剪切带特别是大型韧性剪切带中，岩石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的旋转过程通过内中立方对称晶系的矿物——石榴子石在逐渐生长的过程中把正在旋转的周围介质的面理或线理不断裹进体内而真实地记录下来，那些依次被旋裹进入石榴子石体内和那些尚留在其体外的面理，构成“风火轮”的旋光。既然旋转发生在400°C以上高温环境，故叫它“风火轮”亦非常确当。 岩石中 “风火轮”在构造地质学的行话中叫雪球构造（Snowball）。在地壳的固体岩石中，旋转剪切的平均速率其实很慢，每百万年才旋4~5°，但这对山脉来说已经很快了， 例如，喜马拉雅山脉在西藏呈东西向走向，而到了滇西北（横断山和云南三江地区）就转成南北向了，这样近90°的旋转仅需要不到两千多万年的时间。原来，岩石圈板块的运动也是“脚踏风火轮”式的，其“金霞”可以穿透上地壳，产生轰鸣的强烈地震。岩石中 “风火轮”的科学意义还真不少呢。

住蒙特利尔到哪去看壶穴？ 文：嵇少丞 壶穴（Pothole）是一种有趣的、极具观赏价值和科学意义的地质构造，以光、曲、滑、漏、透、空为特征。但是，壶穴是长居河滩、大得不能移进室内欣赏的、精美绝伦的天然奇石。我们必须去野外才能原地观察欣赏。 2016年10月10日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 举行了“观石赏枫”活动， 大家在蒙特利尔北面约70 公里的Rawdon小镇的Dorwin 瀑布公园了得以欣赏到了壶穴。 大家可以先走25号高速公路向北，然后进125号公路， 在转337 号公路就到Rawdon小镇的Dorwin 瀑布公园了。 从Pontbriand湖向南流到Rawdon小镇， 遇到坚硬、直立的长石-石英质变质岩转向东。激流携带砾石与砂子对原先小幅低凹之地（例如，节理与层理交界处）岩石进行研磨、摩擦、刻划、撞击等，逐渐形成中国茶壶或西方酒桶形状的坑， 故称之为壶穴。 研磨有壁磨和底磨之分。底磨主要由壶穴内大石块完成，而壁磨主要由冲进壶穴内的碎石与砂子完成。壶穴的直径与深度之比主要取决于壁磨和底磨作用的相对比例。高速水流推动石子猛烈撞击石面，使原先破裂张开、水被压进岩石裂隙内部、细沙子也挤进裂隙。水中携带的气泡撞进岩石裂隙内部还会产生爆破，产生新的微破裂。随之，从石头上裂解出来的颗粒或岩屑就被流水冲走。 青青从壶穴里捞出许多鹅卵石， 就是它们的磨蚀才形成壶穴的。 经过漫长的时间，相邻壶穴可以彼此贯通，相互兼并，形成复杂形态的壶穴。 有两种地质作用控制壶穴的形成：（1）磨蚀作用 (Abrasion)，水流中挟带砂与砾石刮擦、磨蚀不规则石面河床而产生的圆形、椭圆形、或近圆形的凹坑，然后，水流进入凹坑，形成涡流，盘旋冲击并转动坑内石子或砾石，不断磨蚀着坑壁，越磨越大，越磨越深，若在深部再遇到软弱岩层或薄弱面如节理或破裂等，冲蚀刮磨的速度就更快、效率更高，造成凹坑的侧向扩展、延长，使得一系列壶穴甚至在地下相互连通，形成地下河流。上述是机械作用。（2）腐蚀作用（Corrosion)，即壶穴中水特别是酸性的溶液对岩石的溶解和腐蚀等化学作用。在现代山区河床或洪水多次泛滥的倾斜山岩上，壶穴或水流的冲蚀坑非常之常见。在我带学生去怒江和金沙江考察时，我都会顺便让学生看壶穴，给他们讲壶穴成因。壶穴有大有小，大的就是深潭，小的就是驴“蹄窝”， 更小的不到指甲大。 壶穴或激流的冲蚀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坑壁光滑如镜，在坚硬、各向同性的岩石之中更为明显，例如，花岗岩、大理岩、灰岩、泥岩、砂岩等。二是，只要没有人动过，坑内总有砾石存在，其表面非常光滑，磨圆程度高。原先有棱角的石块，在涡流的冲击下，反复研磨着坑壁，石头磨石头，最后，棱角磨圆了，呈鸭蛋和鸡蛋状，大小不一。 壶穴形成的速度相当惊人，例如，在二战之中人工开挖的一条渠道底部，渠水仅用60年时间就在坚硬的玄武岩上形成长1.1米、宽0.8米，深1.29米的壶穴。在阿拉斯加上乌卡克（Ukak）河，仅用了85年时间就形成直径4-6米、深2-3米的壶穴。在页岩和粉砂岩上，20年的时间就能使壶穴的大小增加4倍。 中国人特喜欢在私家园林或公园里放一些太湖石， 这些太湖石就具有漏、透、空的性质，其实质量上乘的太湖石就是被一系列壶穴贯通的石灰岩。蒙特利尔梦沪园门口就有一块太湖石。 壶穴形成的过程就是基岩上河流下切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河流在山间形成山谷， 例如长江三峡与怒江裂谷都是这样形成的。山间河流的下切速率为0.01-0.10米/年。当你走进长江三峡、虎跳峡、怒江峡谷，你看到的两岸悬崖峭壁，正是河流快速下切的结果。怒江峡谷有个石月亮的地方，山顶上有个圆圆的洞，看上去就像挂在半空的月亮。其实，那些近乎圆圆的洞就是个壶穴，当时河底还在某个高度。如果河流每年下切5厘米，则每一万年河底就要下降500米。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就是这样，山里的物质源源不断的被水流搬运到海洋，再沉积下来。由于地壳的均衡作用，山区地表物质的被搬运走了，又进一步导致那里地壳的整体抬升，就如漂浮水面的船，船上货物被卸载下来，船就抬升起来，侵到水下的船体高度就减小了。通过山体的剥蚀作用，原先深藏地下20-30公里的岩石就抬升出来、暴露地表了。所以说，壶穴作用对于地壳抬升意义重大。 所以，看壶穴必须去水流湍急、岩石坚硬的峡谷。因其交通便利，长江三峡是普通游客看壶穴的最佳地方。您可以结伴去重庆万州--奉节的瞿塘峡—巫山巫峡--湖北巴东楠木园一带的长江两岸，最佳时间是干旱年份的3-4月份，因为其他时间长江水位高，壶穴淹没于江水之中，只有冬春枯水时节才露出水面。但是，三峡地区在每年3—4月份为多雾季节，若碰上一个好天气是您的运气。三峡壶穴是记录长江地形、地貌变迁、江水与岩石相互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山里小型的壶穴（例如，北京西山坡）常被不懂地质的人（例如，苏德辰）解释成运煤古道上驴马踩的蹄坑，帮助当地农民开发“京西古道”的旅游 ，让人笑掉大牙。 长江三峡石面上一些小型壶穴曾被船夫用竹篙点出来的凹坑。 例如，　《广州日报》曾发表一张照与长江三峡的照片（下图），说“石壁上见有密密麻麻的石窝，这些多为船工长年累月撑竹篙所留痕迹”。

中西反差：争抢和守规 文：陈向阳 如今，中国很多火车站的售票窗口有个转盘式的装置，保证窗口前只有一位顾客。这办法真好。过去那窗口前经常挤成一疙瘩，一个个冲着里面又喊又叫，半天不动地方，让后边排队的人心焦。 国人不排队往前挤是一种难改的习惯。有一次我去旅馆的前台退房，前面只有一位顾客，我就站在他后边等。谁知来了一位女士，一下就扑在柜台上，大叫一声“退房！”，根本不管服务员正在给前面那位顾客办手续，更不管我这个排队的。我说她：“你排一下队行不行？”她冲我一翻白眼：“你站那么老远，谁知道你是排队的？”然后转过头接着喊：“退房！” 不排队往前挤，上车抢座，进门抢先，还有吃自助餐抢虾。反正国人在公共场所经常是争先恐后一窝蜂，根本不管先来后到。 惭愧，咱也曾经好不到哪去。记得刚出国时反而惊讶澳洲人的“彬彬有礼”。那是1980年代，我刚到悉尼没几天就去了一个大集市，人不少。当然，人再多也比不上中国。那时周末去王府井真正是摩肩接踵，在人流中碰人一下或被人拱一膀子很平常。在悉尼的市场里我还照样猛往人缝里挤，但有点惊奇，很难撞上谁。人家一见我横着膀子过去，马上就躲，还说一声“Sorry”。那天有不少人对我说了“Sorry”。我不解：人家躲我，反而对我说Sorry，这不是弄反了么？当时我认为：那么些人，互相碰撞一下很正常嘛，谁有本事谁往前挤呗，说什么Sorry？多此一举。 入乡随俗，我逐渐习惯了澳洲这套，也注意到更多的不一样。比如，澳洲人有时看见正在排队的熟人，聊上几句，然后呢，仍走到队尾去排队。而在中国，见到排在队里的熟人，打个招呼就自然而然夹进队里了（现在刚到澳洲的中国人还是如此）。再比如，有些小商店里没几个人，澳洲人并不站队，但都记着谁先谁后，没人往前抢。售货员服务时也留意着先后次序，如果闹不清了就问一句：“该谁了？（Who’s next）”。同样的情况若放在中国，几位顾客会抢着喊：“给我来两斤…！”“给我拿….！”。一般谁喊得响喊得急售货员就会先为谁服务。中国人说话大嗓门也是一种争抢，争抢被人注意的机会。 凡事都有例外。有一次在堪培拉一家小店里，没几个顾客，不站队。但那售货员在轮到我的时候却招呼另一位顾客。那顾客瞅了我一眼，似乎也闹不清谁先谁后，就接受了售货员的服务。然后呢，那售货员还是不理我，又去招呼下一位顾客。他是故意！是歧视！我想到了种族歧视，因为除了我，商店里其他人都是白人。我觉得有点气冲脑门。这事在中国不算事，因为总遇上各种不公平，也就不在乎这么一点。但在澳洲处处讲公平，眼前这明显的不公平就成了一种难以容忍的当众受辱。可正在我要张口时，那位顾客倒先开了口，他没接受服务，而是伸手一指我，大声地说：“该他了！”看他的表情似乎也对那售货员不满。我有点感激，对他说了声谢谢。 虽然澳洲人里确实有像上面那位售货员一样不公道的，但很少，少得碰上一位你就会生气。而中国不讲公道的人太多，多得你都不在乎了，虱子多了不咬。像上面那位顾客一样认真讲公道的澳洲人很多，而在中国呢，太少，少得我都没遇见过。 当然，这只是小事，上面说的都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却有不算小的意义。 首先，争抢行为已经被大批中国游客带到了全世界，造成了普遍印象：中国人不文明不礼貌。而这坏印象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致命打击。 再者，这些争抢行为折射出的是深层问题。乍一看，争抢不过是小毛病，只要教育一下“讲礼貌，守秩序”就可以解决。但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 中国人不是不懂“讲礼貌，守秩序”。有一次，我在一座大厦里等电梯。电梯门开了，门口等候的几个人居然不动窝，让我先走。对这从未遇到过的礼貌，我刚要感动就明白了，他们让的不是我，而是我身边的一位。从他们的对话得知，那位是他们的局长。 有人说，中国社会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圈子”构成。在每个圈子里面都有尊卑上下的礼让秩序。比如一个工作单位就是一个圈子。每天圈子里的人打招呼、进门、上电梯、让路让座，在他们的人际接触中都守秩序，都懂礼貌，都会礼让，特别是对上级。一个家庭也是个圈子，家庭内部也很讲长幼先后的秩序。过去是晚辈尊待长辈，如今反过来了，独生子女成了小皇帝，处处占先。但即使秩序变了，也仍然有秩序，一家人不会互相抢道、抢座、抢先。 不过，圈子里面也争抢，只不过方式完全不同。若在工作单位也像在公共场所那样抢道抢座抢先，恐怕很快就会抢到一个“炒鱿鱼”。这里的争抢反过来了，要努力表现温文礼让，给同事尤其领导一个好印象，这才能争到提拔的机会。要在人前“示好”，而在背后排挤对手，争抢于暗处。就像在电梯门口给局长让路的那几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没准却盼着局长早日完蛋，自己取而代之。 家庭圈子里也一样，如今国人的争抢日趋激烈，争房子，争遗产，争补偿款，有些家庭争得兄弟姐妹甚至父母儿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 今日的国人恐怕处于历史上纯朴善良最少，自私自利最重的时期（之一）。公共场合的争抢只不过是最外露的表现。这是因为出了熟人圈子，到了公共场所，圈子内部的礼让秩序失效了。和陌生人一起乘公交、挤地铁、逛集市，哪怕你是局长，也别指望一个不认识你的保安给你让路让座。在这里，争抢变简单了，不必再讲什么明的暗的，只消身体敏捷有力气，谁抢到前面算谁的。 西方人当然也有关系圈子，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那么多尊卑礼让的阶梯。当然，职位也有高低，在官方场合的礼仪中也区分上下级别。但在礼仪场合之外，别管圈里圈外，整个社会都一样，人格平等。在这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公共秩序当然要讲公平原则。大家都是一样的公民，都要承认别人有和自己同样的权利，都要遵守一样的规则。 中国人欠缺的就是这个：平等观念。离开了熟人圈子的尊卑礼让规矩，没有平等观念的人当然不会尊重陌生人的同等权利。在“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心驱动下，能不争抢么？ 有人把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争抢归于“传统道德崩坏”。这样说也有点道理。咱们确实有过礼仪之邦的老名声。但那些“礼仪”说到底都是圈子里面的规矩。从乡里街坊到官场庙堂，这些圈子里都有尊卑上下的礼让次序。而那时陌生人聚集的公共场合远不如今日普遍，人们基本上生活于诸多的圈子之内。只要各个圈子里有序，社会也就有序了。历史上曾有过的“礼仪之邦”恐怕就是一个个圈子维持着“尊卑有序”的社会状况。 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混合，圈子之外广泛的公共场合，只是当中国向着现代社会转变中才出现的。而公共场合的礼让秩序，就不能依仗圈子里的那套了。 有人建议用传统的礼仪文明来解决今日中国人的“道德崩坏”。不知想过没有，中国传统文明中根本没有平等观念。而现代社会公共场合中的“自觉遵守秩序”却需要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之上。 还有一招可以杜绝公共场合的争抢，就是像北朝鲜那样搞成人人守纪律的“大军营”，但那又不是现代社会了。 平等观念，还有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梁文道：最想为读者推荐的一本书 文：梁文道 瓦西里·格罗斯曼，苏俄记者、作家，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74 年，在安德烈· 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 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引起巨大轰动。 本文是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先生为（俄）瓦西里·格罗斯曼著作《生活与命运》（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2015.8）新版所写的序言。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BFANvadicbAsc1cERVMDL7K75KvCCkC9VkX1JiarbNbkBLibIKYt7dNPkmFSMfbILbwI3zCibM4prg/0?wx_fmt=jpeg 《生活与命运》著者：（俄）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力冈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 https://mmbiz.qlogo.cn/mmbiz/pcX84Gtib2oiaVTGJJNTbCb8EkL8ETv7IC0qFApIyziaQVcjpPqCN0Ay5hJibicGBibEFOzzSKQrruofIGibp2vlUehpw/640?wx_fmt=png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到左岸咖啡馆朝圣 文：枫子 那天，在雨中游完了塞纳河，带着一身悲凉上了岸。岸边是一排排绿色的书亭。我在一家书亭买了Edith Piaf和Yves Montand的歌碟，然后问卖书人：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怎么走？他说一直往街里面去，走5分钟就到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QUhCZ8purwStv6znDXfn0mEGuGDKcPicMHY43qcws0kK6CguuHpAn3w/0?wx_fmt=jpeg 穿过长街窄巷，直奔圣日耳曼大街。濛濛的细雨，灰霾的天空，正是灵魂出窍思绪远飞的好天景。感谢奥斯曼先生（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专制，使我们得以走在与150年前无异的街道上。石子小路，米色楼房，灯柱石栏本无奇异，只因了曾经穿行其间的人的活动，而变得有历史有故事；塞纳河静静窄窄本不秀美壮丽，却因了其河水中流逝的先人的欢笑愁肠而不朽动人。 耳畔是Piaf荡气回肠的旋律，我也似《午夜巴黎》里的剧作家一般成功穿越回到那心驰神往的黄金时代。此刻，此时，在“花神”，时光倒流七十年，我的形骸里附着了波伏娃的灵魂： 避开露台遮雨棚底下的拥挤，拾级而上，来到寂静空荡的二楼，在我和萨特每天写作的那张台前坐下。自从巴黎被侵占，一切都变了样，圆拱咖啡馆是不能去了，都是“灰鼠”（穿灰色制服的德军）；寒冬里“在花神咖啡馆里起码不会感到寒冷，我们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此外，它可以使我们与外室隔绝……”（----波伏娃日记）。就这样每天饥寒辘辘惶惑紧张不说，如今连他也被关在了阿尔萨斯的战俘营里。形单影只的我每天还是习惯性地来到这里，把从前的写作改成了写信：“德军的粮食管制更严格了，巴黎人在忍饥挨饿。我每天都是在外面弄点吃的，然后回到这里直至打烊，寒风刺骨的街道总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兴奋；而咖啡馆内的温暖则给我一种舒适的感觉……”（----波伏娃日记）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xTJF2kGIX6wrPfSRyahbbIb8O5rPMdiaBmyibNCapojMC1iaCP6aR8a8PmRwDiaIMahHEIicMiaESYblw/0?wx_fmt=jpeg 偶像已逝。在这个雨天的午后，我坐在专属她的那张桌子前，与她在灵魂上交集会晤。小心地摩挲着那发亮的实木桌面，脑海耳际间神往的尽是前一世纪的光辉影像：在这里萨特思考着因喝咖啡而存在，还是因存在而喝咖啡的哲学问题；波伏娃在艰涩地描写着她和他和她的错爱情仇；因“花神”而结缘的加缪也会偶尔加入进来，铿锵三人行，唇枪舌战，任思想花火的碰撞如翻江倒海山崩地裂…… 其实，一杯苦艾酒或黑咖啡本无任何别致之处，“花神”的魅力于我，和那些坐落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一样，是热血沸腾的艺术狂飙，是豪情万丈的哲学思辩，是社会变革的思潮酝酿，是天翻地覆的壮丽画卷。 多么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 所以说，来到巴黎，怎能不去左岸咖啡馆坐坐呢？！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xTJF2kGIX6wrPfSRyahbbXSaQicibCsW4anAVDibicsZDHSiaS215iaibeTAylt00y7FojW7Q9ARXgRM8g/0?wx_fmt=jpeg 左岸不是具体的某个地理界线，左岸咖啡也不是某一间咖啡馆的名称。塞纳河的左岸，围绕着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那两条大街交汇处，圣日耳曼区，拉丁区，和卢森堡区那些地方，学子教授，文化精英常流连在不同的咖啡馆里；在香烟的缭绕和咖啡的氤氲中，激荡着缜密的思辩，智慧的交集，思想的碰撞。 左岸，咖啡馆，知识分子。这三个词共同塑造了巴黎特有的人文气质。到底是先有了知识分子的滔滔雄辩，还是先有了咖啡馆文化的蓬勃兴旺？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QUhCZ8purwStv6znDXfn0mEGuGDKcPicMHY43qcws0kK6CguuHpAn3w/0?wx_fmt=jpeg 其实，世界上最早的街头咖啡馆并非诞生在巴黎，而是在1645年的威尼斯。它的出现使得原来上层社会封闭的沙龙生活走上了街头。在许多城市，它曾是最早的市民可以自由聚会的公共社交场所。而真正令咖啡馆文化成型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却非巴黎莫属。早于大革命时期，在大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推动作用下，启蒙运动给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解放。用哲理和思辨而非暴力说服他人成为时尚。精神的自由和对人性的看重，使得大家有了交流的需要。识文断字、胸有笔墨的人们在咖啡馆里呼朋唤友，指点江山。在法语里，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el Engagé，是由“Intellectuel知识分子”和“Engagé介入”这两个词组成。在雄辩术和修辞受到重视的法国，知识分子似成长在肥沃土壤里的参天大树，高言清议，风云际会，积极参与介入社会公共事件，推动政治历史变革，“为以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萨特）。作为最理想的公共聚会场所，咖啡馆代替了原先“广场”的角色，成了法式民主发展的实践地。 去咖啡馆并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左岸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AEEYUm3SA9h6LbehXh3yay1ocYuISSdUAgtSGeZX8QZfKG4SRhQnuQ/0?wx_fmt=jpeg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 在左岸，与“花神”一样留下了一连串名人巨匠辉煌名字的咖啡馆比比皆是：在蒙帕纳斯的“丁香园” （La Closerie des Lilas），我们仿佛看到海明威正在思考“怎样写才能使小说具有深度”， “在令人舒畅的咖啡浓香里”，只花了六个星期他便写就了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在圆拱咖啡厅（Le D?me）的墙上，张贴着马蒂斯、毕加索、达利等现代派绘画巨匠的相片，那些震天撼地惊世骇俗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在这里酝酿成长。 在拉丁区，坐落着巴黎第一间咖啡馆“普鲁寇”（Café Procope，始于1686年）。在“哲人世纪”，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等文人哲学家在这里聚会用餐；在19世纪这里又是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缪塞、塞尚等人常来的地方。同区的另一间咖啡餐馆“拉贝罗斯”（LaPérouse）正是普鲁斯特开创意识流小说体裁的所在，在此他完成了《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HJhSvicicswR3Bd7NKM12ibQdOBK5tjYeGs0JfrMfYBsibDpr8aEo7Erww/0?wx_fmt=jpeg 作者于普鲁寇咖啡馆（Café Procope） 然而说到左岸咖啡馆中最负盛名最多人朝圣的，当属圣日耳曼区的“花神”和“双叟”了！ 去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的那天，没有凄风和冷雨，心中的阴霾也涤荡殆尽：刚在旅途中结识了两位住在巴黎艺术城的画家，我们三个结伴而行，精神气爽轻松自得。 她就在“花神”的隔壁，巴黎现存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的对面，倚立在繁华的街角，密密麻麻几十张桌椅摆开去，行人经过时偶尔还会摩肩擦肘。环境绝对称不上温馨浪漫，却因着曾经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和存在主义作家的聚会地点而闻名。她也是王尔德生命最后时光的陪伴、毕加索与他的缪斯女神多拉·玛尔邂逅的见证…… 我们够幸运，被派到了一张门口正中间第一排的首席座位。左边紧挨着一对白人夫妇，右边是一双摩洛哥情侣。罗画家被这摩洛哥小麦色“有内容”的脸庞所吸引，奋笔写生；小周拿着笔记本整理我们东欧之行的相片；我则忙着用相机镜头记录下过路人的千姿百态，和小周用中文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评头论足。这里是看人与被看的最佳所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fD6CkefZNPZ3yBOcdZW0kcsnbShApjjZ28FmJArMAGjvfHrXWEAWibQ/0?wx_fmt=jpeg 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ya7ia8k7ZhvMwuWHRPWaMvvwdIECmktxdic26Vib3g9bkKMRJiabOR56eQ/0?wx_fmt=jpeg 罗画家的素描，于双叟咖啡馆 “你看这巴黎女人，着实不够惊艳，再加上一色的黑黢黢服饰，不失不过的保守风格，中年女性由于生活的历练加上文雅的装扮，还算颇有几分气质，而年轻的女孩们就很不起眼了。不像在北美：那里是移民社会，马赛克文化下产生了太多的混血美艳女郎，加上她们又敢于尝试各种色彩和式样，把年轻俏丽的身体尽展无遗。” “这些时尚之都的‘时尚教主’们，为什么看起来都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所言呢？所谓引领时尚应该是独特和创新吧，每年春秋两季巴黎时装周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与眼前这巴黎女人黑灰米色没完没了的潮流轮回相比，实在是不能自圆其说，无法服众。” 当一脸邪魅与调皮之气的摩洛哥人给罗画家递上第四根烟的时候，我旁边的男人过来搭讪。客套寒暄一轮之后，是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此行在法国，一直拿她与北美进行着对比。我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比如说这时尚。在北美那个色彩斑斓的大拼盘里，多元文化的概念，对个性化的推崇已经深深植入人们的骨髓。他们不要权威，不会盲从，穿衣打扮尽显个性，特立独行，自信而骄傲； 反观巴黎人则仿佛唯恐与别不同，他们紧追潮流，生怕落伍，满大街一年四季总是那样暗沉沉的混合色，胆小畏葸，毫无主见！” 他：（毫不掩饰作为欧洲白人的高傲）“北美的个人主义源于他们没有历史和过去，因而没有也无从寻找身份的认同感。那里的人除少数精英，大部分是没教养的人，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鲁莽草率；而欧洲人有自己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生活中从来少不了政治、历史和艺术。我们很自豪自己的身份，所以愿意维护能够表现这种身份的符号，比如时尚趋势，比如生活方式。凡是和主流认同的方式不同的人都不是和我们同样身份的人！……” 罗画家递过来我和他聊天的速写。这位白人大方地为我们叫了啤酒。临走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CEO：Bank of Luxembourg。 难怪这么嚣张！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LnLaCfa1bunIW6HGicryNatBm1dic8tJyPz2aALMRvR4JzfTDuw2bLXg/0?wx_fmt=jpeg在双叟与卢森堡银行CEO激辩。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CRI0yh46ZBAw1icOaptcAp0bAD4mBo1lWkXdBMa0sDGTvWZvKLqdkibgQx5zf3iatrkU8td3vuZrNg/0?wx_fmt=jpeg 一本书，一杯Espresso，就是一个美好午后的回忆。

文明的差异、契约及自由——科学的起源 文：吴国盛 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 ◆ ◆ ◆ ◆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b5EKICUiasfpaaOoa8PkeRykbUzMCPfz5oRiaPdhd4Ltz8kOIgDRXFQw/640?wx_fmt=jpeg ▲雅典希腊广场西面的匠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庙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一中国文明的本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ZicuZ1PtSfxVZkgVxG1VRdHiag9iaStJNOrIbYgk11ajPrpnd6qztQT7w/0?▲农耕文明（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中国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农耕文明，中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农民。农民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跟土地绑定在一起，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离开土地。这样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血缘家族群居的方式来过日子，标准的中国农村啊，它的村子基本上是一个姓，那个辈分排的很清楚，亲疏远近分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这种血缘文化所弘扬的文化秩序呢，是按照辈分来排定的。中国人讲伦理学，那个“伦”就是辈分的意思。我们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比如我们跟台湾同胞说，你们不要闹独立了吧，血浓于水啊。这话洋人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东西，什么叫血浓于水。对于我们沉浸在血缘文化里面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就明白。血缘关系不光是生物学关系，它更多的是亲情关系。血缘关系越近，亲情就越浓。血缘文化衍生的文化基因是亲情文化，所以情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至上，在情、理、法之间，情是最高的，理是其次的，法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搞法治就比较费劲。法低于理，理低于情。理最后都要诉诸于情，而那个情最终是血缘亲情。所以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整个中国人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大家庭的肯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肯定有二心，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够相信外国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和那个血缘文化是有关系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4MQIjzv3On4seVmX0mDibkFYxnYpyuibHHre33tickLXL7M3NWoASMvVw/0? ▲宁夏中卫高庙，吴国盛摄。这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门联写道：“儒释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尽在此间” 在这种亲情文化里面蕴含了一种人性理想，刚才我讲了，我们追究文化，最终要追究到一种文化对“人”怎么看。对中国人来说什么是人？人就是有情有义的东西。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禽兽。中国人过去认为禽兽之为禽兽就在于无情无义。所以我们经常骂这个人不是人，就说他是禽兽，衣冠禽兽。后来发现禽兽呢，也不完全是无情无义，所以我们再骂人就说是禽兽不如。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中国文化的一切训练都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基本方式是“礼”，礼仪、礼制、礼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文化，中国是礼义之邦。 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大认同。我们崇尚变化，并不认同某个东西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不能够打破，因为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生命之流，流变是宇宙的本质。只有在变之中，宇宙中万事万物才能保持活力。我们按照一种实用的、实践的和当下的原则来制定我们的行事方法，灵活机动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以血缘亲情为本，一方面是变通之道，我就先把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摆出来。 二希腊——西方文明的源头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西方，看西方的源头希腊人是怎么回事。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并不很丰富，他们那个地方粮食不好种，一般是种点橄榄，榨点橄榄油，种点葡萄，酿葡萄酒。光橄榄油和葡萄酒是不够的，要通过交换，通过和近东、小亚细亚地方的人交换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希腊民族本身还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希腊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农业的民族，而是一个海洋型的、流动型的经商的民族，迁徙是他们的常态。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JH8JHFQ8FwNwUnoqr2hibg9ibHf93I9pZBSrNOGaVJ7ynVVGDHSSOPSw/0? ▲作者在雅典普尼克山上“表演”阿基里斯追龟，背景是雅典卫城 中国呢，是父母在，不远游，到处乱走的人都是可怜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那是人生最悲惨的一种状况。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讲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背井离乡，除了北京同学之外，都是背井离乡来到昌平。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有多么的可怜。 但是传统社会这是可怜的。有些人离开父母到北京城做官，那是没办法，过去讲，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使你在皇帝旁边做到了宰相，如果你的父母去世了，你也得回家，向皇帝请假，回家去丁忧三年。当然，老了以后要告老还乡，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都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不支持在外面到处乱走，认为那不是正经人。你们一定会惊奇，晚清时候，政府要派少年到美国留学，结果学生报名的很少，根本就凑不齐那么多人，没人愿意去。那些留学生家里人压力很大，邻居都笑话他们，说他们卖儿卖女的，把儿子卖到美国去了。 三契约文明欧洲的早期情况就很不一样，迁徙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血缘文化的地缘文化。在一个迁徙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他们的行事准则呢？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所以，我们称西方文明是所谓的契约文明，契约文化。在西方，订约是个常态。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是人和神之间订约，人如果背离了这个约，上帝就要惩罚你。西方文明里面那个契约意识极其强烈，契约一旦确定，每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契约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契约之上没有东西。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喜欢说人是至高无上的，而契约总归是人签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人之为人不是靠契约来规定的，而是靠人情来规定的。人情靠什么规定，靠你的血缘关系来规定。而西方社会里，它认为人作为人，以能够守约、守规则作为标准，因为它契约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了。一旦约大家都不承认了，那这个社会就解体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社会表面看起来一盘散沙，那是从西方的眼光看的，是因为我们不受任何契约的制约。 我们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靠契约过日子，国家垮了之后，乱了之后，全回家了。我们并不害怕，国家没有了，家庭仍然可以把中国文化保存下来。比如说现在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学校宣布解散，学校作为一个小社会就解体了，很容易解体。一旦出了小小的灾难，大家很快就跑回家了。家庭是自己最后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呢，我们对契约不是很看重。 所以，依法治国为什么那么难，这个法制建设那么难，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都是农民，我们不是以法来服众，我们是以情来维持社会秩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是很麻烦的问题。德治其实就是以情治国，所以又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是有矛盾没有解开的。 契约社会里面对人性是怎么理解的呢？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人就是有情有义嘛，儒家把“仁”看作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那个“仁”是大写的人，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追求的目标。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都是这个道理。那么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这个很有意思。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P20baMJ8gbqjIJ3qDgYNnvqH8gLK1Gxcicu4gNbXEylgry5dv0by59Q/0? ▲安徽西递村口的功德牌楼胡文光刺史坊，吴国盛摄。此牌楼表彰西递村人胡文光在任政府官员时爱民如子为民办事。 契约社会里，我们知道它有个基本的预设，就是每个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如果你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话，那么你签的约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找一个小孩，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欠我一万块钱，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小孩根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你诱骗他签约你就是犯法的，签约是无效的。所以，在一个契约成为一个最高的文化准则的社会，它一定更强调的是签约者独立个体的自主性。所以人性对于他们来说，它首先指的是独立自主性。简单地讲就是，“自由”是人性根本的规定性。不理解自由，就不理解西方文明。如果你们学下来“西方文明通论”，还不理解“自由”两个字的话，我认为西方文明基本上就白学了。 四自由的概念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的概念，也很难理解“自由”。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一个节点，你的身份是根据你的社会关系来界定的，每个人都深切感觉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所谓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常常逃避责任，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的，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只有自由才有责任，只有一个自由民才能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希腊人曾经嘲笑过东方人都是奴隶。幸亏希腊人不大知道中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说中国人全是奴隶。近代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认识，把中国人除了皇帝之后分成奴才和奴隶两种。多数是奴隶，少数是奴才。奴才和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奴才知道自己是奴隶，他很高兴，很愿意当这个奴隶。 所以，西方文明对自由的强调，是跟他的文化基因有关系，它和它的契约文化有关系，一个自由的人，对西方人来讲，他首先是要懂得遵守规则，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看法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说没有自由，我们觉得没有自由；第二个极端是说如果非要有自由的话，我们就认为自由就是胡来，就是不守规则，这个看法正好和希腊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希腊人讲了，自由的目的就是，认清了这个规则之后，自觉地服从这个规则，这是自由的。如果你认清了规则，你不服从他，那当然不是自由，比如你为了蝇头小利，违反更大的人性原则，这毫无自由可言。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r8LEic13Qk8ibdwBDtn9OwZbo11qTibyCicJeHjFh57hPumVcFxvqwKrJQ/0? ▲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1830），现存巴黎卢浮宫 我觉得对自由的理解，是我们对待西方文明非常关键的东西。西方人讲，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说“不自由毋宁死”呢？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活着多重要啊，我们本来就没有自由。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由第一个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认为不是好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所以，在现代汉语里，自由就不是一个好词，不信你去查一下，和自由搭配的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是好词。不止自由不是好词，连与“自”字有关的都不是好词，多数不是好词，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啊，好词不多，都是坏词。这说明我们这个文化里，并不鼓励你个体张扬，并不鼓励你自作主张。如果不扭转这个看法的话，我们对西方文明是没法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的。 五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好了，那个自由的希腊人民怎么就出现科学了呢？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就是为了解决科学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在中国诞生。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刚才我已经批驳了，庸俗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混饭吃的。科学从它本来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你不能说中国人也有知识嘛，对，我们中国当然也有知识。但是希腊人所说的科学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一种严格的、确定性的和超功利的知识，这叫科学。这几个定语很重要，严格的、确定性的、超功利的，这几个东西都相当重要。 如果一种知识不是超功利的知识，那中国当然也有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多得很，对吧，怎么做饭，怎么盖房子，怎么管理国家，知识多得很。但是，没有一样知识是超功利的，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都是实用的知识，没有超功利的知识。所以中国没有科学，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知识。 第二个，中国也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追求确定性知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国传统思维里并不很重视很强调知识的确定性。《易经》大家都知道，可以做很多推演，但没有一个结论是严格可证伪的。今天晚上有没有雨啊，他一算，反正你有雨他也对，没雨他也对。“打破沙锅闻（问）到底”这样一个成语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并不喜欢那种严格的确定性的知识，以及追求这种知识的人。而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要通过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把它推下去，我们对这个就不很在意。 比如说，孔子在路上走，有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一个人说太阳早上离我们近，一个人说中午离我们近。说早上为什么离我们近呢，看起来太阳个大。中午为什么近呢，因为太阳晒得比较热。问孔子，究竟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近。孔子想了一会，诶，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那就算了。孔子说算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直耽搁了几千年，没人来关注这个事。因为我们并不追求这种知识，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笨或者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不要求我们往这方面发展，你搞那么清楚干什么，太阳早上大还是中午大，有什么关系啊。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LFiaaCaibxj8csmyTIQuEuQfch2CSlQZLqBeVBET0XsYqSc8KrQcMsFQ/0? ▲孔子像（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情有义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寡情薄意，但脑子很清楚，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德育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德育做的好，那这个人基本就成人了，至于逻辑不太清楚也无所谓，不重要。当然，希腊人就不一样了，希腊人的德育和智育没有严格的区分。它认为知识就是美德，有知者就是有德，无知就是缺德，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主动犯错误，你犯错误证明什么，就证明你是缺乏知识。这一点和我们很不一样。 西方自由的人性理想，它必定要通过某种人文形式得以实现。中国人的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性理想，它通过礼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来得以教化。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这个礼文化的目标是训练一个人善良，有德，懂得爱人，训练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不需要很确定性的知识，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灵活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的爱不是一个普遍的爱，中国人讲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你爱你自己的父母应该是最爱，其次你爱别人的父母，再推而广之推下去，你如果爱别人的父母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你不是有毛病就是别有用心，你必须肯定要最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跟它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的，中国人很讲究这种亲疏关系，所以，我们亲属里面的称呼特别多，一个父辈的称呼，叔叔、伯父、舅舅、姑父、表叔，洋人一个uncle全部解决问题，类似的女性也一样，为什么一个全部解决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没必要，我们可以嘲笑洋人这都分不清楚。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搞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少了之后，很多称呼都快没了，很多人也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会认为你们这些现代中国人、外国人太没文化了。他们为什么搞不清楚呢？不是他们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搞清楚，没有必要做区分。而我们中国必须要作区分，这个区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是我们文化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懂得这些差别，这种有差等的爱啊，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Z1iauORdMIJ25sPdrkwC6UE2TpS3DcmvCyKvU5dJ8HX3y9CgO72F2aA/0?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人难”哪，从来没有听见过洋人感叹做人难，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作为人首先是懂得爱的。而这个爱是一个差等之爱，这个差等之爱又不是绝对的，每次都要调整。比如说，很典型的，你能不能行好礼，这些礼节的安排，你能不能到位，就体现你懂不懂得差等之爱，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要摆一桌饭，这顿饭怎么排这个席位，谁坐上手，如果在你们家吃饭比较简单，你父母、祖父母在，必然就排下来了，按照血缘关系。可是如果吃这顿饭的人特别复杂，不光有你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家的父母，这就不好办了，两对父母怎么排序。还有你的老师也去了，还有你的领导，假如你已经工作了，还有你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去了，还有你的救命恩人也去了。总而言之，这么一拨人来了，就摆这么一桌席，你怎么弄，这就很复杂。如果你学习礼仪，不懂得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重新调整这个结构，你就抓瞎了，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家人太不懂礼貌了，每个人都有理由，自己要做上席。但是你如果懂了礼，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这些礼节的话，你能说出些道道出来，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诶，这个人会做人。 这种情况很多啊，中国人之所以感叹难做人，就是这个爱是差等之爱，它不是平等之爱，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爱。所以呢，做人很难。所以就要学习，学什么呢，学礼，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 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这不要紧，没人笑话你，一个人整天想着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我们反而笑话他。古代杞国有个人，他老想着天塌地陷这件事，睡不着觉，结果中国人民就嘲笑他，给他起了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其实这个杞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先驱，他对于宇宙的结构和地球的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忧虑，按道理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宇宙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遭到周围的邻居们的一直嘲笑，那就算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vBVGaRFp5HESVwSCjxjpOOac6F28WibRVh6fNAhfts6AoAicorkkgsPA/0? ▲杞人忧天（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所以中国古代宇宙论是很落后的，很不发达，因为我们根本不关是宇宙是多大，有限还是无限的。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外面是什么呀，如果是无限的，那无限是什么模样啊。后来，看了看算了，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确定性的宇宙论，因袭一些说法，天圆地方，说地球是方的，可是他没考虑，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怎么契合到一起啊，他漏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也无所谓，不考虑，因为我们认为没必要考虑。你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和你不知道的话，这有什么要紧呢，影响你生活吗？影响你清明上坟吗？都不影响。所以中国人民，大知识分子，到了清朝末年，还不知道地球是个球，以为球体那边的人，天天倒着，那怎么办呢。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它的模式走的不是一条路 好了，反过来看希腊人。对希腊人来讲，通过什么样的文化方式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由呢，这就很难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是有着某种内在的东西来做事情。刚才我讲了，所谓的自由，无非就是遵循原则，懂得原则而遵循原则。所以，那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变，必须是确定性的原则。你原则老变，你看中国人原则就老变，我们从来都认为，原则是人制定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西方人不能这样的，在西方那个契约文化下，契约一旦形成之后，或者说契约意识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对某种超越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原则，是非常在意的。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他们就不会轻易动他。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d5R8Pajw9JaVxphVlrgGz3cOgsFGpYVWjDsu4RhI3j0PVUJM988VibA/0? ▲美国画家Howard Christy (1873 -1952)创作的《美国宪法签署场景》（1940） 你看我们中国人对待法律什么态度，跟儿戏一样，经常改，咱们那个宪法经常改。而美国的宪法，改一条难着呢，它每改一条，背后都有法学的论证，法学论证的背后又有哲学的论证，那前面还有社会阶层利益的论证。那个论证，论证了好多年，才能稍微改一点点，因为他们理性化程度太高了、那个规则意识太强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OTerFcyY9LCjfvQTVZAtdFLiaEZb7FbbbyPClYxqqYebgcURBtIm9gg/0?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的宪法塑像 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说改就改。比如说今天老有坏人杀学校里面的孩子，很多省马上就规定，凡是拿刀威胁师生的可以当场击毙。这就不行了，当场击毙的权力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人拿刀是干什么呢，他还没动，你就把他崩了算了？当然，这个做法有自己的合理性，你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当然要采取一些办法了。所以，我们经常动不动严打啊，什么突击行动啊，专项行动啊，与法律要求的那种稳定性、确定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说，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希腊的科学是个什么科学呢？它是完全追求确定性的，通过确定性的追求，它能知道什么叫自由。 六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自由的意思就是服从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则，而那个规则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得知呢？他们说通过经验不能得知，必须通过我们思维中的某些逻辑推理。所以希腊人就发展了极其罕见的一门科学，叫做推理科学、演绎科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几何丈量啊，图形测量啊，但是就是没有发展出几何学来。因为几何学是一门推理科学，推理的科学它本身要求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演绎，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的归纳，就像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那么勾股定理是个经验的公式，是木匠在反复实践中发现，就得出这个结论。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m5tdvic5lpoSPVq2SZibgV2rVOnx0MmwmsqO7CzHF5beQDwsn5hic8n8A/0? ▲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所采用的会标，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 可是希腊人说这个结论没有用，我们要从三角形的内在特征中推出这个事情，什么叫内在特征呢？这个推理是不依赖任何具体的三角形，只依赖三角形本身。所以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关于本身的学问。这个关于本身的学问呢，是按照事物自身如此的方式来进行推演的，所以我们看作为演绎科学。作为科学，它是确定性，是内在演绎的知识。这种知识才叫科学。而且希腊人讲科学，必须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是超功利的，他认为功利性的科学仅仅是奴隶们混饭吃的，真正的为了自由而存在的科学必须是没用的，越没用，越纯粹，越科学。 欧几里德是《几何原本》的作者，流传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跟它学了几天几何学之后，就问他，老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据说脾气很好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那意思就是说，你骂谁呢，我这门学科怎么会有用呢，这种有用的怎么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呢，那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们做这个东西，是纯粹的，是完全没有用的，越没有用，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ctOVG5d57If0Hvx8YYRNswkbFXoWQLm0kmSy8hWXyh2FCww4MHMk2A/0? ▲西班牙画家Jusepe de Riber（1591-1652）创作的油画《欧几里得》（1630-1637） 所以希腊人那个科学啊，完全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要捍卫自由的神圣理想，所以它要有科学。它做科学的目标不是别的，是为了铸造一颗自由的心灵，是铸造一个自由的人性理想。他不是任何意义上混口饭吃，凡是混饭吃的东西那都不是科学，那是技术。所以呢，希腊的技术不怎么样，希腊的技术乏善可陈。希腊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也要求不高，吃点面包，喝点葡萄酒就可以了。衣服也很简单，希腊人拿块布一披就行了，地中海地区温度也比较温润，生活比较简单。所以希腊自由民的大部分时间去发展那种所谓的自由的学术、自由的艺术、自由的哲学这些东西，所以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 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呢，科学和技术很长时间没有关系，也不必有关系。希腊的科学作为纯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转化不成艺术的，它也不想转化，它认为纯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我们要讲的希腊的科学，当然，希腊这个科学经过近代之后，转化成有用的科学，这个路线我们要讲一下。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2csiaqDYOLfUlzuTXnfMPP3GPj72F6nXRLe5KuAHEyHMfM3HO3Kyj0NlNegtlcaZB6eLAlVpposcJhcib9u6TFcg/0? ▲《反思科学讲演录》封面 （本文摘自《反思科学讲演录》之“西方技术文明”，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

全球化时代需要信仰“真爱”（附《希拉里、密和、我》小说节选） 薛忆沩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14年及2015年连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空巢》（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及《南方都市报》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2013年新版）、《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南方都市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伟大的抑郁》。 近日，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在国内出版，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死亡和生命意义的文学作品。9月3日，薛忆沩携新书做客广州唐宁书店，与读者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爱情”—— 《希拉里、密和、我》将读者带进一个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奇特故事：一位刚经历了妻子病故与女儿叛逆的中国男人，和两位与中国有着复杂联系的女人在严寒的皇家山上相遇。他们用一个冬天的情感纠葛，以及背后充满悬念的“生命真相”，展示了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也呈现了历史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影响。 以下是薛忆沩的发言（由唐忆霜整理）： 2011年的冬天，我正因为长篇小说无法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在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她们中的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一个是言行异常的西方女人，她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看起来精力旺盛，却是“健康的病人”。她们的行踪都有点奇特，她们的举止都有点古怪。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与令我绝望的现实世界那样遥远。她们分散了我对那个现实世界的注意。她们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脆弱和孤独是因为“失去”造成的，是因为爱情之死造成的……想象将我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 我在那个冬天结束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将写下一部以她们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在首次看见小说原型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了。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当然，我没有想到它会在五年之后就孕育成功。我以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是我对“失去”更为深刻的理解导致这部作品的早熟吧。 小说的三个主人公，“希拉里”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也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密和”是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原型来自皇家山上坐轮椅的东方女人，也融合了我少年时期的记忆；还有“我”，这是我最不熟悉的人物。这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 但是，这部作品遭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其“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和阅读趣味脱节，有的则表示文学恰好需要这种稀缺的“浪漫”，人生更需要“真爱”的信仰。在这个时代，我仍然用古典的方式在写作，我仍然想回到古老的情感之中，纯粹的快乐、纯粹的忧伤……这也是我在《希拉里、密和、我》中致力描述的情感，在这样的时代，这部小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中的“王隐士”，出场虽少，却是灵魂人物，他道出了作品的核心思想。“王隐士”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全景和意义。“王隐士”认为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王隐士”对全球化时代也有深刻反思，他谈到关于时代的各种悖论，甚至承认自己是“逃犯”——“王隐士”说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总之，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觉察，也就没有逃离的冲动和自觉，而他则是一个从现实的各种桎梏中逃脱的形而上的“逃犯”。“王隐士”还说要感谢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让逃离变得可能。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连超脱的“王隐士”也没有能够逃离这个时代。 小说里多次提到雨果与德罗埃（他们长达半世纪的爱情生活，留下了两万封情书的“精神遗产”），以及卓别林、卡夫卡、劳伦斯等文艺大师的感情经历，说明“真爱”往往是与创造力、与伟大的使命联结在一起，而不幸的爱情不见得都是摧毁性的，也可能是创造性的。我在最近出版的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中，还赞颂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这些伟大的女受难者甘愿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跟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们崇高的奉献是十二月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也成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给予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战胜人世间最深的黑暗。 注：以上文字转载自金羊网。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0eZTY0mU22Jav7VcH07rfMGqgQM1N0eJicqHjQGkuqfr3Z2MMdzUZdA/0?wx_fmt=jpeg 附录：《《希拉里、密和、我》节选 开始的开始 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直到现在，那个冬天围绕着皇家山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是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每当它们在睡梦或者幻觉中重现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被最无情的疑问惊醒：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我痛恨这如同绝症一样的疑问，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冬天割裂，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激情割裂。每次从睡梦或者幻觉中惊醒，我都会因为这残暴的割裂而感觉遭受了至深的伤害。 按照蒙特利尔的标准，那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它开始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于三月上旬，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而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只发生过四次雪暴，零下二十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就是说它也并不是特别冷……可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里，生活向我打开了那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窗口，那一扇永远也不会再打开的窗口。我至今都觉得我通过那窗口看到的风景难以置信。 我现在相信，所有那一切都起源于我妻子的死。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地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地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我完全是凭着冷漠的责任感抓紧了她的手。她最后一次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惊慌了。我叫醒了刚刚躺下的女儿。我问她还要不要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你说呢？”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反问我。我知道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打或者不打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那还是打吧。”我凭着冷漠的责任感说。 前来急救的医护人员十五分钟就到了。我妻子在他们到达之后八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我妻子是在一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中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的。复查的结果证实她的胰腺癌已经进入中期。从发现异常到停止呼吸，我妻子只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前面的四个月，她的情况比较稳定。在化疗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妻子不仅力图保持情绪的稳定，还力图保持生活节奏的正常。她甚至还坚持到便利店来帮过几次忙。但是进入新年之后，她的状况迅速恶化。那天清早她在洗手间晕倒之后，我们第一次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每天都急剧下降，她的情绪每天都激烈波动，她每天都被忍无可忍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从我妻子住院的当天起，我就将便利店完全托付给了那位一直想买我们便利店的朋友，全天在医院陪护。整整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二月的最后那个星期一，她的医生告诉我，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将她接回到了家里。我妻子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最初几天的精神状况比在医院里有明显的好转。每天中午，有一位护士会过来查看病情的发展。还有一位信教的朋友每隔一天会过来为她做祷告。那位朋友每次都要求我跟她一起为我妻子做祈祷。尽管我和我妻子都不是基督徒，她相信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祷告来减缓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的祈祷不仅一点都不专业，也一点都不专一。在祈祷主为我妻子减轻痛苦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祈祷。我祈祷主将来在接我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再这样犹犹豫豫。我绝不愿意遭受我妻子遭受过的煎熬和折磨。从接我妻子回到家里到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 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其实，在我女儿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她对我的依赖和依恋越来越少了，她与我的交谈和交往也越来越少了……对生日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进入中学之前，每次她过生日，她都会盼望着我给她的礼物，而每次我过生日，她也都会送给我一张自制的贺卡。但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我女儿不仅不再期盼我的礼物，也不再记得我的生日了。而到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她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大学，也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专业。尽管如此，我对我们关系的死亡并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她不打算根据我的意愿在读完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争取更高的学位。她想马上工作，而且想到远离蒙特利尔的地方去工作。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马上就会夭折啊！她没有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工作。她沮丧的表情让我偷偷高兴了四天，也只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第五天晚上，我刚进家门，我女儿就告诉我，她收到了她申请的唯一一家蒙特利尔公司的录用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她的祝贺，她接着说，她已经在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马上就会搬出去住。这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决定。“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住呢？”我着急地问。“因为我想。”我女儿冷冷地说。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就搬走了。那是比我能够想象到的要激烈得多的行动。我女儿不仅是从我的身边搬走了，还从我的生活中搬走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既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她甚至没有回复过我的一次邮件，她甚至连她新的住址都没有告诉我……我终于失控了。在最后一次邮件里，我愤怒地写道：“作为你的父亲，我至少有权知道你现在的死活。”我以为我的愤怒会刺激她马上给我回复，让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苦苦等待了十天。那是比等待我妻子的死亡还要痛苦的等待。那是让我对自己的死活都失去了感觉的等待。第十天的傍晚，我在超市里遇见了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我问她与我女儿最近有没有联系。我没有想到她的回答会那样肯定。她说她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晚饭。这回答首先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她还活着，接着我又感觉备受羞辱，因为我与她的关系现在还不如她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不需要再等她的回复了。我知道，尽管她本人还活着，我们的关系却已经死去。 一个月之后，我卖掉了我们的便利店。这对我是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交易。它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结束，甚至还意味着逃离。它也可以说是我紧接着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其实在我妻子的复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想到过要卖掉我们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要集中精力来陪护她，还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苦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而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工作。但是，我怕我妻子误解了我的意思，将我的想法当成是对她的宣判。在她住院之后，卖掉便利店的想法又一次被我女儿提了出来。她也提到了复查结果是一种提醒。她说我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过着起早贪黑和省吃俭用的生活了。我心里非常赞同，嘴上却强烈反对。我对她说，如果马上卖掉便利店，肯定她母亲的病情肯定会加重，因为她母亲将便利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接着，我又经历了另一次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我卖掉了我们已经住过将近十年的房子，搬进了位于皇家山西面“雪之侧”路边的一幢高层公寓。那是一幢有四十八年历史（也就是与我同年）的公寓。我选择在那样的淡季卖掉房子是因为不想在它里面孤独地过着圣诞节和我妻子的诞辰日（她的诞辰日在圣诞节之后的一天）。而我看上那幢公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离我妻子的墓地非常近，我每天都可以散步从她的墓碑前经过。 搬进新居之后，我又试着给我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还是一次都没有接听。最后，我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将我已经搬家的消息和我新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邮件里希望她能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她母亲的扫墓。我女儿没有回复我的邮件，但是，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她走进了我的新居。那是她搬离我的生活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领她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她显得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只好放弃了。我们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我首先差不多是强迫她接收了新居的备用钥匙。我觉得留一套钥匙在她那里非常必要，而她却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接着，我问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她说不错。接着，我问她住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很好。接着，我问她下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她说还行。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太忙。我没有办法得到更长的回答，感觉极为失望。然后，我们一起去墓地。我对着墓碑鞠躬的样子在她的眼里似乎非常可笑。她默默地走到墓碑前，伸出右手抹去了墓碑顶上的积雪。我问她是不是梦见过她母亲。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她是不是还记得她母亲做的牛腩煲。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接着问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她还是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非常失望。这时候，我女儿告诉我，她还约好了一位同事中午去逛街。我看了一下表，我们在她母亲的墓碑前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很想说服她多呆一会儿，但是又没有开口。 我女儿在墓地的门口就想与我分手。这一次，我没有妥协。我坚持陪她走到了地铁站，尽管她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跟我说话。在入闸口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经常回家来看看。她说她真的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她不假思索的回绝对我是更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我有时候都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我的语气还是我的语言触动了我女儿，她站在闸口的另一侧停了一下，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但是，那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不要整天闷在家里。不要总是去想过去的事。”她冷冷地说完，转背走了。我还想再哀求一次，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绝望地看着我女儿的背影，很想她在下站台之前能够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她没有。 一阵强烈的酸痛穿透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眶顿时就湿透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我任何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都那样短促？……难道这些都必然是成长的标志吗？一连串的问题激烈地翻腾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那一天我在那位台湾邻居面前对我女儿的抱怨。我说我正在成为李尔王那样的“弃父”，正在面对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好心的邻居劝我不要给自己强加过度的“危机感”，她说我女儿的表现很正常，她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很正常”和这样的“都这样”。我很孤独。我很绝望。我想离开这里，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女儿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才含泪转过身来。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也许就应该从这个瞬间开始，因为刚转过身来，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方少女。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女儿的不相上下，她的个头跟我女儿的非常相似。她站在两个通道交汇处，正在为选择出口而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走到她的跟前，问她想要去哪里。她说想去皇家山顶上的观景台（那是可以俯瞰蒙特利尔城区的著名景点）。“你跟我走吧。”我说，“我走的正好是那个方向。”她充满信任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我是一种更大的补偿。与刚才陪我女儿来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一路上又不少的交谈。她告诉我她来自韩国的釜山，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就像我女儿一样，她也是夏天刚从大学毕业。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这次报名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她昨天刚来到蒙特利尔。她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抓紧时间参观城市里的旅游景点。我好奇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冬天来蒙特利尔。她说她就是冲着蒙特利尔的冬天而来的。她说冬天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这要归功于她父亲或者说要归功于维瓦尔第。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特别喜欢拉维瓦尔第《四季》中的“冬季”。她说那一段神奇的乐曲是她和她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她的这一段话立刻引发了我很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精神纽带”呢？我不知道这种缺失是我自己的错还是我女儿的错。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专长，而我女儿喜欢的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在阅读方面，她稍微有点兴趣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侦探小说。 我在我住的公寓大楼门口停下，与给予我很大补偿的韩国学生告别。我告诉她，顺着马路对面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皇家山顶了。韩国学生浅浅地对我鞠了一躬，她说幸亏遇见了我，不然她一定要走许多的弯路。她感激的言辞和举动激起了我深深的满足感。我目送她横过马路，我目送她渐行渐远……我的心情与刚才在地铁站里看着我女儿的背影浅行浅远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深深的满足感让我决定一直要看着韩国学生的背影完全消失。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里的第一个奇特的场面会在那背影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在小路尽头拐弯处那家鲜花店的门口，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身来，向我举起了双手。她怎么知道我还在看着她？这有点不可思议。她好像是知道我刚才在地铁站里对我女儿背影的期待。她好像是想满足我的那种期待。我也对她举起了双手。我很激动。韩国学生继续高举着双手倒退着走。我也等她完全消失在鲜花店的后面才将手放下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韩国学生刚才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并不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而是在我提出新的请求。这奇怪的感觉推着我跑过了马路，又推着我沿着那条小路跑向了鲜花店，跑过了鲜花店，又一直跑到了韩国学生的身边。“我其实还应该再陪你走一段。”我不太好意思地说。韩国学生充满喜悦的表达让我充满了喜悦。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冬天的时候走进过皇家山了。刚来蒙特利尔的那些年里，我女儿总是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因为她非常喜欢在皇家山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皇家山上有两个露天溜冰场。海狸湖边的人工溜冰场几乎在整个冬天都会开放。而到了严冬，有人工溜冰场四倍那么大的海狸湖本身也变成了溜冰场。节假日里一起在皇家山上溜冰不仅是我女儿的享受，也是我自己的满足。尤其当我们手拉着手在海狸湖上溜冰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我女儿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永远都需要我的呵护。这时候，我对生活的热爱都会迅速膨胀到极值。但是，我女儿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她开始是不愿意我拉着她的手溜冰了，她后来是不再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溜冰了，她最后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溜冰了。 我一直将韩国学生带到了海狸湖边。事实上应该反过来说，应该说是那个韩国学生将我带到了海狸湖边。没有她在地铁站的意外出现，肯定就不会有我在严冬的海狸湖边的重现。面对意想不到的山景，韩国学生发出了一声韩国味很重的惊叹。我也在心里悄悄地发出了一声惊叹。我惊叹十年之后又能面对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景观。我惊叹生活就好像是重现的幻觉或者幻觉的重现。 海狸湖还没有作为溜冰场开放。我在湖边的小路上为韩国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人工溜冰场的旁边。韩国学生好奇地打量着溜冰的男女老少。而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这时候，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脸来，问：“你会溜冰吗？”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淡淡的伤感。我说我会。接着我又说，不过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溜过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的第二个奇特的场面会在这时候出现。 “那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说。 我深深地颤抖了一下，感觉她的建议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重复了一遍她的建议。 我们马上走进名为“海狸湖阁”的服务站里租鞋换鞋。韩国学生动作非常敏捷，很快就换好了冰鞋，站在一旁等我。这与我女儿当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年，总是我先换好了鞋之后在等着我女儿。“你为什么十年没有溜过冰了？”韩国学生问。 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更深的伤感。“因为我女儿长大了。”我说。 韩国学生好像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微微地低了一下头，然后又看着我问：“她多大了？”。 “应该跟你差不多。”我说，“她现在都不愿意回家来看我了。” 韩国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等着我换好鞋之后，与我一起走进溜冰场。她很快就完全适应了溜冰场的气氛，彻底放开了她的身体。她溜得非常漂亮，不仅倒溜和顺溜转换自如，甚至还能做漂亮的跳跃和旋转。而且她每次从我身边溜过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地跟我打一声招呼，让我感觉十分温馨。而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适应溜冰场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因为十年的隔膜，更重要地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我不断地停下来观赏着韩国学生轻松自如的表现，又不断地回忆起我与我女儿当年在溜冰场上的场面。同时，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皇家山的露天溜冰场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惊叹让我在走出溜冰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我想这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以后每天都来皇家山上溜冰，而且是每天清早起床后就来，而且要坚持整个的冬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仪式啊！我想用这奇特的仪式驱散已经令我忍无可忍的孤独和空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4woz1ZT6ytMGuUffvtZahLnmich3Oj4bsUSKkAUA12k1F3YS9dqcKnA/0?wx_fmt=jpeg 换好鞋之后，我指给韩国学生看通往观景台的山路。她说她已经感觉有点疲劳了，加上天色也已经昏暗，拍照的效果肯定不好。她想还是跟我一起下山，以后再去那里参观。“我正好还可以再多练习一下英语。”她说。我隐隐感觉她是有意想陪我下山，心中充满了欣慰。 一路上，韩国学生谈起了她儿童时代学习溜冰的一些经历。她说有时候她父亲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看着她溜冰。她说那真是很奢侈的享受。我继续在暗暗地羡慕她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也羡慕那个父亲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在我住的公寓大楼前，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再陪她一段，陪她到地铁站去。她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们正好可以在相遇的地方分手。”接着，她谢谢我为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我说我应该谢谢她，因为她让我找回了溜冰的感觉。我也祝福她在蒙特利尔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我们最后也是在地铁的入闸口分手。但是我看着她走进入闸口的心情与三个小时前看着我女儿走进入闸口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想看着她走下通向站台的台阶。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转身，并且又快步朝我走过来。我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句至今都让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的话。“她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她说，“一定会。” 这应该是那个冬天里的第三个奇特的场面。它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己刚才在皇家山上做出的那个决定的信心。回到公寓大楼，我直接去了设在地层的杂物间。上次搬家的时候，我处理了许多从前的物品，包括我妻子的大部分衣服，我女儿的大部分书籍。但是，我特意留下了我自己和我女儿的溜冰鞋。当时我只是想留着它们做一个纪念。没有想到，它们还会重新遭遇皇家山上的真冰。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脑海里交替翻腾着白天奇特的经过以及十年前在皇家山上溜冰的画面。我对自己的重新开始不仅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每天清早上山的决定。十年前，我只是在节假日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而且每次都带着我女儿去。我们在上山的路上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换鞋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溜冰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现在，我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整个冬天都上皇家山的决定。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上完厕所之后，我坐在床上读完了那本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最近半年以来，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阅读英语的定量。这种阅读已经成为我与孤独相伴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正好是一种补充。我在八点差十分走出家门。像从前那样，我的右肩上背着我自己的冰鞋，左肩上背着我女儿的冰鞋。失眠的影响很快被激动冲淡。我激动地朝着皇家山上的海狸湖边走去。这时候，我当然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冬天将会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其实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55pEeu5tAQBYB8afAb9xAhzVYpAJvKicLsaRPIJicyxJswlibmpwtuymQ/0?wx_fmt=jpeg

那一抹雾蒙蒙的“呼愁” —— 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文：枫子 读这本书，要选择一个雨天的午后，坐在靠窗的桌前，一杯土耳其咖啡，一首简慢的吉他曲。（可否借用一下《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呢？）细雨打湿了窗户，你透过雾蒙蒙的窗向外望，依稀可辨迷蒙的街灯，疾行的路人，和石板路上散落着的枯枝、落叶。一股湿漉漉的惆怅漫过心头。于是你小心地翻开书，读到扉页上的一行小字：“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于是，在这样一份淡淡忧伤的氛围中，你慢慢走进了奥尔罕· 帕慕克的文字里，跟着他细密的描述，你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beashlrScDI3YzymvqA7Otu1vCicxPQY0mXucic56HSJ3ZzPsssSPTNA/0?wx_fmt=jpeg 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写作此书时，依旧生活在五十多年前妈妈抱他最早看世界的那个地方。在这里，作者用诗一般细缓的笔触，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家，他的街道，和他一起逆向阅读他的城市的生活与历史。 读他的书，不要企望能猎到奥斯曼帝国的丰功伟绩，苏丹后宫妻妾的奇闻轶事；也不要企望读到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古迹多么壮观，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光多么迤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v2gICRVuLNaZGtYo1A6DHxFqPIakoXl3HgmFlIibIpUOTwNMcpgWOIQ/0?wx_fmt=jpeg 本书作者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 ）与他的城市 这不是一本轰轰烈烈的小说。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如书中用一整章节描写的西方画家梅林的版画一样，是没有中心、无边无际的。“那是一种水平的动感，没有任何东西跃入眼中。”他只是借助了伊斯坦布尔无限可能的生活场景：街巷、广场，花园、喷泉，集市、摊贩，城堡、废墟，山丘、冈峦，船只、桥梁，海峡、河湾，氛围、气味……这样一个个生活中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天堂，邀请我们在其间随意漫游。 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 成长的蜕变 与其说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他22 岁前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伊斯坦布尔，认识过程的几次转变。 财富若是关键，那他的确是有幸生在一户共和国时代的新富家庭。童年的帕慕克与这城市是远离的，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个高尚住宅区的尼尚塔石街——曾经某帕夏的官邸花园。他们家族共同生活在那个称作“帕慕克公寓”的大楼里：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各家都有新教派的德国保姆。小帕慕克在整栋楼房里跑来跑去，玩着从欧洲带回来的玩具，最远也是跟着妈妈去博斯普鲁斯的海滩散步，欣赏昔日富丽堂皇的雅丽别墅。他非常清楚“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我一无所知的团体”，“神只在乎穷人，我们这般人幸运得足以不需要她的爱。”1950年代末，在七八岁孩童的他的眼里，也曾目睹过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土耳其语“高官”）官邸，雅丽别墅（土耳其语“海边豪宅”），僧侣教堂在土耳其化的进程中被摧毁的巨变，但那时他还不甚了解大人身上那份紧追西化和现代化的潮流、渴望迅速摆脱衰亡帝国的心酸记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Q285T0OnPSLRVNxq2iaVvWj3BwoTyGpcccI7YMrFHZ6WYN1jDDzIicyw/0?wx_fmt=jpeg 除了富有的生活氛围，他对伊斯坦布尔的了解，更多地是从西方旅人的诗词画作中得来的。帕慕克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拥趸，号称“几次在巴黎街头见过萨特”；而他的姑父是当时土耳其最受欢迎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这样充满了书香氛围的家庭中长大，小帕慕克得以有机会接触许多大部头书籍。而实际上，童年的他总是在祖母的房间里，自己饶有兴致地翻看那些大人的藏书。由此他知道了： 德国画家梅林的版画《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海岸风景之旅》（1819 年出版），精确地描画出昔时的大伊斯坦布尔主义：博斯普鲁斯的旖旎风光，复台风格的雅丽建筑，皇宫花园，广场喷泉。 1843 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国诗人奈瓦尔在《东方之旅》中称赞：“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天方夜谭》。” 而奈瓦尔的朋友，法国作家戈蒂却少有地描写了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废墟墓园及肮脏的街巷。1850 年福楼拜造访伊斯坦布尔，他厌倦这丑恶冷酷、神秘的东方情调。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ja3UgMNxUNqtGCYCmib14nhHwDqXY1nNDeNOxYdq0iaxqa6Y8fjPwicRA/0?wx_fmt=jpeg 在18、19 世纪的光辉岁月里，法国与英国文学创造出的伊斯坦布尔形象，都集中在西方人感兴趣的：僧侣教堂，近卫步兵，奥斯曼服饰，宫殿与后宫，奴隶市场，街头乞丐，墓园，清真寺，博斯普鲁斯的漫游，天际线之美等等充满着异国情调的方方面面。那时没有多少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进行过认真的描述和记录，所以小帕慕克对自己公寓外的那个伊斯坦布尔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西方人笔下的描述之中。 帕慕克十一岁时，曾经在半夜里目睹了一艘苏维埃军舰悄悄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大人的恐惧和担忧中，他渐渐明白了博斯普鲁斯对于他，不只是美丽海滩的漫步，更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冷战时期的割据焦点所在。眼见中东的财富从这里溢出他们的城市，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的日渐衰落，以及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少年的帕慕克也成了忧心忡忡的伊斯坦布尔人中的一员，朦胧抽象地开始向内看，性格中加入了谦逊卑微的成分。 那时帕慕克总找各种理由逃课，而逃课的去处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与自己的城市这样亲近地接触：“漫游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得以看见只有真正漫无目的、游手好闲的傻子才会注意到的东西。”尘土，铁锈，烟雾，污秽，残骸，裂纹，断壁，废墟；泥泞的公园，荒凉的空地，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肮脏的街巷，打开的垃圾桶传来的恶臭，人行道的坑坑洼洼……“这一切混乱无序，这城市特有的推推搡搡，不禁让我怀疑她是否在惩罚我加入肮脏破旧的行列，惩罚我人在此地。”少年帕慕克终于切身看清了原来这才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原来这就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看见他们，内心酝酿的愤怒使我讨厌城市，也讨厌我自己。”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eyXgkiaJnzCjICpvA4ibkKAA6OtYxQqCFqdNofZ5o1sLUHIibia6Bjz2dw/0?wx_fmt=jpeg 而伊斯坦布尔都市专栏作家的记录，更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通过浏览这130 年来的一些报道片段，作者得以了解到伊斯坦布尔经历了帝国衰落，共和国建立，冷战期间的对抗，土耳其化进程这一系列的巨变。涉及到实际生活当中，就是人民生活愈加破落衰退，受人歧视、微不足道的自卑心理愈加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帕慕克对自己城市的理解逐渐由向外看变向内省，把视线从满城的废墟残垣，转到了擅长描述这破败所带来忧伤的四位孤独的伊斯坦布尔作家，他们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博斯普鲁斯文明》），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 四位都出生于大帝国的衰亡期，成长在共和国的建设中。他们深刻了解奥斯曼文明及其衰微的必然性，又切身经历了土耳其化意识形态的蒸蒸日上，感受到向西看的伊斯坦布尔急于撇清与过去的联系，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一切的极端化。纠结于这错乱复杂的意识形态里，四位作家把写作视角集中在了与失落和毁坏有关的忧伤之中，对身为伊斯坦布尔人而没资格继承帝国最后一丝文明而内疚，对自己的城市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的举措而悲伤。这种“后帝国忧伤主义”作家的描写，作者称其为“废墟的忧伤”。这四位作家的忧伤深深地感染着帕慕克，他们成了真正给他以滋养、引发他灵感的源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k0Nw9SveoxyTGkFnlZ8t3Non8PIYTmpk5FjbTO8Tqx55Z3JGwn3gxA/0?wx_fmt=jpeg 从此，他深深地把这份忧伤注入到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自己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呼愁”与黑白影像 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忧伤，土耳其语为huzn 或hazen，直译为“呼愁”。帕慕克深爱着这份忧愁，以至于专门辟出两个章节来描写什么是“呼愁”。他说： 对诗人而言，“呼愁”是雾蒙蒙的窗户，介于他与世界之间。它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对作者而言，“呼愁”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此处省去用整整四页纸、六十六个生活场景来形容的“呼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2Z7sD27L3B7hvLHGJVDLkaoiajL2Ziche6YSoIEHu73XLXo4ib4AbPACw/0?wx_fmt=jpeg 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这种集体的感觉和氛围，就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这是一个布满了废墟的城市，这是一座充满着忧伤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人生来就被赋予了呼愁的内在气质，那是早已经埋植于他们体内，注入于他们血液的基因。回忆过去会陷于旧时的辉煌，那份伤感令他们感到呼愁；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那份空虚令他们感到呼愁；面对越来越受冷落的遗弃感，他们感到呼愁；直视眼前的挫败与贫穷，他们更感受到呼愁。千疮百孔的伊斯坦布尔啊，让你的人民怎能不为你感到忧愁！ 在呼愁中成长的伊斯坦布尔人，逐渐练就了与“愁”共存的生活智慧。“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这种呼愁鼓励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的美德。”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和贫穷看做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呼愁为他们的听天由命赋予了某种尊严，却也说明了他们何以乐观而骄傲地选择拥抱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呼愁不仅麻痹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也提供他们麻痹的夸张手法。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SGqWEOMnvmgic4IvYNR4ExfFp8icnXP6OYibnQiaQBEX6c5c1XsZ6xDB9A/0?wx_fmt=jpeg 作者近乎自虐狂般地享受拥抱着这份呼愁。他把这全城共享的呼愁用一幅幅黑白影像来形象地加以诠释：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那是年久失修、颜色褪尽的颓垣断壁，破窗残宇；那是海鸥筑巢的清真寺圆顶看得见的黑白之雾；那是空寂荒芜的墓地是破旧木屋前的残破喷泉；那是古勒的摄影集《消失的伊斯坦布尔》中每一幅黑白老照片…… “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夜幕后，就可以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昔日的传奇梦。”怀想过去，唤起回忆，就是“呼愁”的本质。 接近西方的东方之梦 跟伊斯坦布尔人150 年来的感受一样，帕慕克时常陷入一连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之中：“来回摆荡，时而由内、时而由外看城市，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却也不完全是异乡人。”历史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伊斯坦布尔人这特有的“归属不定感”。他们的一生都在做着这样的天问：哪里是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4S43e071U6XCNbByicEScWmKDUONFAZMiciafDHbGibaYibVg1qv94bOEbA/0?wx_fmt=jpeg 往东看，往西看，伊斯坦布尔人赤裸裸地暴露于欧亚的共同注视之下。他们平凡生活里的任何一次意见或决定，都是一次立场表明的考验：或东方或西方。往前看，往后看，他们背负着怎样激越的过去和要直面怎样不堪的现世，即便可以忘却拜占庭的千年伟业，而奥斯曼文明的烙印似乎挥也挥不去。伊斯坦布尔人生活在这人生签牌分派给他们的国家和城市里，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他们知道，争论毫无意义。 帕慕克也有过这种挣扎：“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堙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 不同于那四位孤独忧伤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徘徊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帕慕克的心始终根植于伊斯坦布尔这块土地，他的灵魂早已注入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如今仍住在其中。作为掌握着这城市“秘密”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追踪与城市相关的所有一切，从残骸废墟中汲取力量，努力塑造一个接近西方的东方之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西方世界攫取到好处的伊斯坦布尔，同时也看到了那个保留东方完美形象的伊斯坦布尔。这，就是帕慕克及他城市的回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xetNibfUxFvQp9dA2VFVibdzIgcCyBgia1ah0MPzCddfRykia7gvaDTmoA/0?wx_fmt=jpeg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作者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 为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福斯特：捍卫人文教育 文：德鲁 福斯特 摘要：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今天来到西点军校，我倍感荣幸。我的家庭和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曾祖父188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们家里一直以此为豪。 我曾祖父叫Lawrence Davis Tyson，我最近拿到他的成绩单，我才发现，他在他的年级里排名51。 这可能听起来不算差，但其实当年他所在的年级只有52人。他的成绩比1861年毕业的George Armstrong Custer（美国内战著名将军卡斯特）好，卡斯特是1861年毕业那届倒数第一；但是没有Ulysses Grant（尤里西斯·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好，1843年毕业的39人中，格兰特总统排名第21。格兰特总统曾说过，当时在西点军校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看小说。最近我在读我曾祖父的遗稿，我发现他和格兰特总统相似，都喜爱文字。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是少尉，曾在美国西部驻扎。就是当时，他遇到了我的曾祖母，开始给她写各种深情款款而又充满诗意的情书。他甚至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怕我写的太频繁你会厌烦。”在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圣诞，二人互送礼物，是剑形的围巾扣。我的曾祖父把这看做二人结合的信物，他说，“再也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彼此缴械投降。”后来，我的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将军，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在任上去世。 而今天来到西点，我想谈谈，语言对于领导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对于一个领袖，以及人文科学及艺术对于培养这些品质的重要性。 在西点谈领导力似乎有点“班门弄斧”，毕竟西点从1802年就开始成为领袖训练营了——尽管可能不为世人所知。“领导力”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地出现于书中——亚马逊上关于它的书有18万多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领导力的索引也有170多万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所以我们会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领导人是坚定果敢的，还是灵活多变的？他们应该有远见，还是应该更务实？他们应该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难以达成一致，然而有一点就是，领袖们往往可以激励其他人挑战自己，做他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当我今天站在这儿，在这儿全球最好的领袖训练营，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答案：西点军校不仅是全国第一所工程学院，也是一所致力于人文教育的高校。 西点军校致力于人文教育，是有原因的。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为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一些立法者认为人类学、艺术史和英语专业的学位不实用。他们呼吁“多要电焊工、少要哲学家”，从财政上削弱对各个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系部的支持力度，更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伤害。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点军校的人文科系却发展势头正好，这又是为何？当其他高校都在降低人文教育要求的时候，军事院校却在加强。在过去的50年间，西点军校已经将其课程转变为通识性质的人文教育，其毕业生具有广博的科学与人文知识，拥有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能力。在这里，人文学科正是构建自我意识、性格特点，以及真知灼见的源泉，也是保证领导人与他人交际的内在动力。 人文科学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成为一个领袖需要洞见。小说家Zadie Smith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洞见很重要，洞见是一种“天赋”，是能够聆听多种声音，能够对不同情况充满敏感度。西点军校对于领导力发展的诠释是“一个人认知自己的能力，多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护照”，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多元思考。 我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去，历史给了我多种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视角。数据单独存在并没有价值；历史也不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如巴顿将军给1944年在西点上学的儿子信中所写，“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用，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我的偶像，历史学家J.H.·富兰克林这样说道，“以知识武装自己，”以史为鉴，抗击种族歧视。“直面历史，正视过去，”他这么说过。一些历史遗留的传统，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富兰克林通过矫正这些传统中的错误改变传统，他对于事实与真相有着清晰的认知，尽管这些真相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亦或不为人所承认。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做这件事。写作需要耐心与毅力。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用历史破除愚昧，当我们有勇气挑战所谓的“真相”，就为我们的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诠释。正如富兰克林2003年所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 除了洞见，领袖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常常说，教育和上岗培训不同。工作中，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战士知道，在战争中，我们一定要灵活，瞬间了然复杂局势。如果说洞见让我们看清情况的话，多视角就是给了我们创造性应对挑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则能助我们应对意外之事。 在西点，我知道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叫做“Friction”。这样你的思考能力会超出你本身原有的能力。文学、艺术、音乐、历史–这些都是“Friction”，因为他们或令人费解或引人深思或激动人心，都会让我们质疑，前进，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自我与世界。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领袖如何运用语言变得更有说服力。丘吉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深知语言的力量。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公共演讲。他站在伦敦街头，集合众人，反对禁酒运动。数十年以后，在二战中，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演说，坚持抵抗德国侵略。所以，他最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再合适不过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无可争辩的。很多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往往是那些将语言视为行动的领袖们。正是这些领袖，激励人们，战胜内在惰性，敢于冒险。这些领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语言天赋，都可以通过语言来鼓励他人。 所以，只有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才能够理解往昔决策者的智慧、灵活多变且能够作出正确决策，才能培养激人奋进的语言能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代表你我，负起责任；代表国家，肩挑重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希望大家认识到人文所赋予各位的特质，在生活中重视人文，向他人宣扬人文。让《伊利亚特》成为你的枕边书，让自己成为人文的力量，成为人类未来的力量。 原文：……It is a supreme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at West Point. I come from a family with deep roots in the military, and it is a great source of family pride that my great-grandfather graduated from West Point in the Class of 1883. His name was Lawrence Davis Tyson, and it wasn’t till I recently received a copy of his transcript that I discovered he was 51st in his graduating class. Now that doesn’t sound too bad, except that in the Class of 1883 there were 52 students. Great-Grandfather Tyson must have been deeply grateful for Clarence B. Edwards, cadet number 52, who saved him from being the “goat.” Now, of course, his rank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eorge Armstrong Custer, who was the goat in 1861, but worse than that of Ulysses Grant, who was 21st out of 39 in the Class of 1843. And Grant confessed to spending a good deal of his time here devouring novels. Now, in fact, as I found reading through my great-grandfather’s papers, he seems to have shared with Grant something of an affinity for language. As a young second lieutenant, my great-grandfather was stationed in the West, where he met my great-grandmother and began writing her passionate and quite poetic love letters. He confessed in one: “I fear I should weary you if I wrote oftener.” For their first Christmas of knowing one another, they sent each other identical scarf pins in the shape of a sword—and they crossed in the mail. My great-grandfather took this as an “omen” of their unity, a bond that would bring him, he said—in his words, “No more quarrels or wars … each of us has surrendered to the other his sword.” He was trying to win with the pen what he had not yet won with the sword. His advances—on all fronts—raise a larger question. West Point cultivated in my great-grandfather a considerable capacity for leadership: He commanded a regiment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then in 1918 he served as a general on the Western Front, where his brigade took terrible losses as it broke through the Hindenburg line. While he was with his troops in France, his only son, a naval aviator, was killed when his plane crashed into the North Sea. Only after the Armistice did General Tyson go to England to claim the body. Tyson was later ele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ere he was serving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w, given his low marks as a cadet in almost every subject,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his eloquent letters might suggest that his way with words played a role in his eventual successes. Including, of course, with my great-grandmother, who he clearly hoped would surrender more than her sword pin. And here I am. I want to focus for a few minutes here today on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to leadership, on the interpretive and empathetic power of words on which leaders rely, and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broa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at nurture these indispensable qualities.……How, then, do we explain West Point, and its thriving humanities departments? As other institutions drop liberal arts requirements, military academies have been adding them. Over the past 50 years, West Point has transformed its curriculum into a gener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raduating leaders with broad-based knowledge of both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in a fluid and uncertain world. Here, the humanities are resources that build “self-awareness, character, perspective,” and enable leaders to compel and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 want to touch on how that happens, in three crucial ways. First, leaders need perspective. Novelist Zadie Smith, quoted in Professor Elizabeth Samet’s new anthology on leadership, calls the capacity for perspective, and I quote her, the “gift” of the “many-colored voice, the multiple sensibility.” The West Point system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escribes it as “the expansion of a person’s capacity to know oneself and to view the world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We might call it a passport to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My own field of history offers perspective on our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 of the past. Data does not stand on its own; history does not actually “tell us anything.” Historians tell us. General Patton wrote to his son, then a West Point cadet in 1944, “To be a successful soldier you must know history … ates and even the minute details of tactics are useless,” he continued. “What you must know is how man reacts … To win battles you do not beat weapons—you beat the soul of man.” One of my own heroes is John Hope Franklin, a historian who—as he put it—“armed with the tools of scholarship,” deployed the past as a weapon against persistent racial injustice. “To confront our past and see it for what it is,” to use his words. The past lives, in what we see and do every day, in what he call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at “have controlled … attitudes and conduct.” Franklin helped to change those traditions by overturning their falsehoods, by training a clear-eyed gaze at facts and evidence no one had yet dug out or wanted to admit. It took him a lifetime. Writing requires patience and resolve. But the rewards can be great. History shatters the dark glass of ignorance, it gives us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accepted truths and to open new paths to the meaning of our past. As John Hope Franklin remarked in 2003, “Good history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a better present and future.” But, gaining perspective is not always easy. It can cost those who are brave. Chinese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documented the history of 36 million deaths from a human-caused famine in his recent book Tombstone. His employer forbade him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accept an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 so instead he sent the speech he would have given. He wrote: “I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so they will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from now on.” History not only tells us that things were once different, it tells us that they can and will be different again. And it reminds us that the nature of that difference is in large part man-made. It is up to us. If we can see contingency, we can identify the opportunity to act, and to change. Second, beyond perspective, leaders need the capacity to improvise. I often point out that educa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training for a job. Jobs change. Circumstances evolve. Certainly, soldiers know, in the chaos of battle, that our knowledge needs to be flexible, as we grapple with complexity in an instant. If perspective opens eyes, its multiple lenses give us the ability to act creatively, to improvise in the face of the unexpected. Craig Mullaney, West Point Class of 2000, writes in his gripping book The Unforgiving Minute that the first rule of warfare in Afghanistan was this, and I quote him: “The closer you look,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One sergeant’s motto, he says, became “Semper Gumby” because of the flexibility each new crisis required from the troops. Mullaney writes: “Problem: no armor. Solution: drive faster. …We did what every infantryman in history has had to do in combat: We improvised.” Improvisation. Flexibility. Contingenc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is lies at the heart of why we pursue the liberal arts. Where there is no rulebook, turn to philosophy, turn to history, to anthropology, poetry, and literature. Take the wisdom and inspiration of the great thinkers and leaders who went before you, and then create your own. At West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trained through what some here call “friction”—being in a situation that you realize is beyond you. This is how you learn to think past where you are. Literature, art, music, history—these are forms of friction because they are meant to be unsettling, stirring, mind-bending experiences that force us to question and push and to reinvent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a new way. Winston Churchill,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greatest leaders, was a war correspondent before he turned 21. He recognized warfare as a kind of performance, wherein success can depend on the capacity to imagine ourselves into our roles. He wrote: “The courage of the soldier is not really contempt for physical evils and indifference to danger.” It is instead “a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attempt to simulate these habits of mind … to be good actors in the play.” Churchill soon found himself devouring books on history,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religion, driven by what he called “the desire for learning,” and because, as he put it, “I … had a liking for words and for the feel of words fitting and falling into their places like pennies in a slot.” Churchill put pennies in that slot again and again, delivering some of the most compelling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now a third point—how leaders use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language. Churchill understood this powerful tool of leadership at a very early age. In his last term as a cadet at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at Sandhurst, he gave his first speech, standing on debris outside a row of London bars, rallying a rioting crowd against a movement to prohibit liquor. He said, to rapturous applause, “You have seen us tear down these barricades tonight, see that you pull down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m at the coming election.” Now, another young man had started the protest by poking holes in the barricade, but Churchill finished it by telling them what it meant. Decades later, he did the same for England in World War II, creating a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that defied German bombs. How appropriate that his Nobel Prize was not for peace, but for literature.…….We have been telling war stories for millennia, endeavoring to understand, to reconcile the inhumanity of war with the humanity of words. As literature has struggled to capture war, its leaders have armed themselves with literature—because leaders necessarily strive to understand well enough to know and to explain why and where, and to what end, and what next. According to Plutarch, Alexander the Great slept with two things under his pillow: a dagger, and a copy of Homer’s Iliad. The power of language is undeniable, and irresistible. In no small part, changes that fundamentally shape the world we live in today resulted from leaders for whom language itself was a form of action. Those who inspire others to abandon the innate human resistance to change and risk a better future so often share an important common trait: a gift for language, and a capacity to compel other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 A leader must inspire others to believe in possibili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otivate them to follow and to act.……And Lincoln. Lincoln, whose ability to make a compelling case for the war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 was no small part of why 2 million Northerners were willing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milies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the Union. The Gettysburg Address, 272 words spoken in November 1863, created a different America. We know their cadence like a national poem: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War defined a landscape of unimaginable death. Lincoln defined the purposes of the war. He said what he wanted it to mean. As historian Garry Wills has put it, “Words had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guns.” Lincoln’s relationship to words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the dynamic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s of words and their own language. Language often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Lincoln use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o clarify his thinking; to explore and pursue the logic and implication of ideas. I am sure you have had this experience in writing papers: Who has not written the introduction to a paper last? You finally know what it was you wanted to say once you’ve worked out all the intricacies of the language of saying it. As one novelist has put it, “How do I know what I think till I see what I say?” Lincoln embraced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gradually, through the words he shaped in a dialogue with himself. “I thought about it and studied it in all its phases,” he is said to have told a Union Army sergeant, “long before I began to put it on paper.” A lifelong conversation is not a bad way to describe the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a path of discovery where we set our inner compass as we go. The ability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oneself is also the ability to have dialogue with othe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Lincoln’s words live long beyond their delivery date, leading on without him. Words have implications—and consequence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live up to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 one is in a position to know the power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better than all of you, the women and men of West Point. In 2008, before the ROTC program officially returned to Harvard’s campus after the end of “Don’t Ask, Don’t Tell,” I spoke to five graduating Harvard seniors commissioned as officers that year. I thanked them for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sacrifice, and I told them, “I wish that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 spoke that day in the spirit of inclusion, in the spirit of Douglass and Stanton and Lincoln, on behalf of every student who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or sexual orientation. But to you at West Point, especially those of you who are cadets, I say those same words today in a different and renewed spirit: According to a recent Gallup poll, the military is the last institution in which Americans have high confidence. Not organized religion, not government, not newspapers, not banks. You. You and all you represent. We need you now more than ever—as thoughtful, disciplined improvisers, educated broadl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s leaders who include and create new spaces for the humanities. I wish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n Homer’s Iliad, a tutor comes to Achilles and his task is to teach the young man two vital things: “To be both a speaker of words and a doer of deeds.” A page on the West Point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Philosophy website opens with this quotation, and then adds, “This was Achilles’ ideal, and could be yours.” We share this call to action: To be speakers of words and doers of deeds. To lead, as my great-grandfather might have said, toward no more quarrels and no more wars. In closing, I ask you to heed that call. Lead on behalf of each other. Lead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Lead, also, on behalf of the liberal arts—of the tradi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humane insight that they represent.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ttributes they have given you, mark their presence in your lives, advocate for them in the lives of others. Keep your own Iliad under your pillow. Be the world’s best force for the humanities—and thus for human possibility. Thank you.

西方社会的两大难题 文：林炎平 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媒体和资本。唯有它们基本上不受民主制度直接约束。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竞争的约束。但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媒体每次都推波助澜。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媒体也对此毫不介意。好莱坞和媒体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 1/5 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样，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对资本却不然。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约束，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民选政府也缺乏对其立法。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机制的问题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却没有。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他们在挣钱的时候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 1900 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这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然，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由此，他们就在民主制度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于是，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的所作所为令人非常不安。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和资本两大难题不是民主制度特有的，也不因民主制度而恶化，相反，民主制度缓解了这两个问题，但未能彻底解决。因此，民主制度需要找到进一步解决它们的方法。否则，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