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左岸咖啡馆朝圣

到左岸咖啡馆朝圣

文：枫子

那天，在雨中游完了塞纳河，带着一身悲凉上了岸。岸边是一排排绿色的书亭。我在一家书亭买了Edith Piaf和Yves Montand的歌碟，然后问卖书人：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怎么走？他说一直往街里面去，走5分钟就到了。

穿过长街窄巷，直奔圣日耳曼大街。濛濛的细雨，灰霾的天空，正是灵魂出窍思绪远飞的好天景。感谢奥斯曼先生（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专制，使我们得以走在与150年前无异的街道上。石子小路，米色楼房，灯柱石栏本无奇异，只因了曾经穿行其间的人的活动，而变得有历史有故事；塞纳河静静窄窄本不秀美壮丽，却因了其河水中流逝的先人的欢笑愁肠而不朽动人。

耳畔是Piaf荡气回肠的旋律，我也似《午夜巴黎》里的剧作家一般成功穿越回到那心驰神往的黄金时代。此刻，此时，在“花神”，时光倒流七十年，我的形骸里附着了波伏娃的灵魂：

避开露台遮雨棚底下的拥挤，拾级而上，来到寂静空荡的二楼，在我和萨特每天写作的那张台前坐下。自从巴黎被侵占，一切都变了样，圆拱咖啡馆是不能去了，都是“灰鼠”（穿灰色制服的德军）；寒冬里“在花神咖啡馆里起码不会感到寒冷，我们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此外，它可以使我们与外室隔绝……”（----波伏娃日记）。就这样每天饥寒辘辘惶惑紧张不说，如今连他也被关在了阿尔萨斯的战俘营里。形单影只的我每天还是习惯性地来到这里，把从前的写作改成了写信：“德军的粮食管制更严格了，巴黎人在忍饥挨饿。我每天都是在外面弄点吃的，然后回到这里直至打烊，寒风刺骨的街道总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兴奋；而咖啡馆内的温暖则给我一种舒适的感觉……”（----波伏娃日记）

偶像已逝。在这个雨天的午后，我坐在专属她的那张桌子前，与她在灵魂上交集会晤。小心地摩挲着那发亮的实木桌面，脑海耳际间神往的尽是前一世纪的光辉影像：在这里萨特思考着因喝咖啡而存在，还是因存在而喝咖啡的哲学问题；波伏娃在艰涩地描写着她和他和她的错爱情仇；因“花神”而结缘的加缪也会偶尔加入进来，铿锵三人行，唇枪舌战，任思想花火的碰撞如翻江倒海山崩地裂……

其实，一杯苦艾酒或黑咖啡本无任何别致之处，“花神”的魅力于我，和那些坐落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一样，是热血沸腾的艺术狂飙，是豪情万丈的哲学思辩，是社会变革的思潮酝酿，是天翻地覆的壮丽画卷。

多么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

所以说，来到巴黎，怎能不去左岸咖啡馆坐坐呢？！

左岸不是具体的某个地理界线，左岸咖啡也不是某一间咖啡馆的名称。塞纳河的左岸，围绕着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那两条大街交汇处，圣日耳曼区，拉丁区，和卢森堡区那些地方，学子教授，文化精英常流连在不同的咖啡馆里；在香烟的缭绕和咖啡的氤氲中，激荡着缜密的思辩，智慧的交集，思想的碰撞。

左岸，咖啡馆，知识分子。这三个词共同塑造了巴黎特有的人文气质。到底是先有了知识分子的滔滔雄辩，还是先有了咖啡馆文化的蓬勃兴旺？

其实，世界上最早的街头咖啡馆并非诞生在巴黎，而是在1645年的威尼斯。它的出现使得原来上层社会封闭的沙龙生活走上了街头。在许多城市，它曾是最早的市民可以自由聚会的公共社交场所。而真正令咖啡馆文化成型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却非巴黎莫属。早于大革命时期，在大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推动作用下，启蒙运动给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解放。用哲理和思辨而非暴力说服他人成为时尚。精神的自由和对人性的看重，使得大家有了交流的需要。识文断字、胸有笔墨的人们在咖啡馆里呼朋唤友，指点江山。在法语里，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el Engagé，是由“Intellectuel知识分子”和“Engagé介入”这两个词组成。在雄辩术和修辞受到重视的法国，知识分子似成长在肥沃土壤里的参天大树，高言清议，风云际会，积极参与介入社会公共事件，推动政治历史变革，“为以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萨特）。作为最理想的公共聚会场所，咖啡馆代替了原先“广场”的角色，成了法式民主发展的实践地。

去咖啡馆并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左岸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

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

在左岸，与“花神”一样留下了一连串名人巨匠辉煌名字的咖啡馆比比皆是：

在蒙帕纳斯的“丁香园” （La Closerie des Lilas），我们仿佛看到海明威正在思考“怎样写才能使小说具有深度”， “在令人舒畅的咖啡浓香里”，只花了六个星期他便写就了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在圆拱咖啡厅（Le D?me）的墙上，张贴着马蒂斯、毕加索、达利等现代派绘画巨匠的相片，那些震天撼地惊世骇俗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在这里酝酿成长。

在拉丁区，坐落着巴黎第一间咖啡馆“普鲁寇”（Café Procope，始于1686年）。在“哲人世纪”，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等文人哲学家在这里聚会用餐；在19世纪这里又是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缪塞、塞尚等人常来的地方。同区的另一间咖啡餐馆“拉贝罗斯”（LaPérouse）正是普鲁斯特开创意识流小说体裁的所在，在此他完成了《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作者于普鲁寇咖啡馆（Café Procope）

然而说到左岸咖啡馆中最负盛名最多人朝圣的，当属圣日耳曼区的“花神”和“双叟”了！

去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的那天，没有凄风和冷雨，心中的阴霾也涤荡殆尽：刚在旅途中结识了两位住在巴黎艺术城的画家，我们三个结伴而行，精神气爽轻松自得。

她就在“花神”的隔壁，巴黎现存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的对面，倚立在繁华的街角，密密麻麻几十张桌椅摆开去，行人经过时偶尔还会摩肩擦肘。环境绝对称不上温馨浪漫，却因着曾经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和存在主义作家的聚会地点而闻名。她也是王尔德生命最后时光的陪伴、毕加索与他的缪斯女神多拉·玛尔邂逅的见证……

我们够幸运，被派到了一张门口正中间第一排的首席座位。左边紧挨着一对白人夫妇，右边是一双摩洛哥情侣。罗画家被这摩洛哥小麦色“有内容”的脸庞所吸引，奋笔写生；小周拿着笔记本整理我们东欧之行的相片；我则忙着用相机镜头记录下过路人的千姿百态，和小周用中文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评头论足。

这里是看人与被看的最佳所在。

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

  

罗画家的素描，于双叟咖啡馆

“你看这巴黎女人，着实不够惊艳，再加上一色的黑黢黢服饰，不失不过的保守风格，中年女性由于生活的历练加上文雅的装扮，还算颇有几分气质，而年轻的女孩们就很不起眼了。不像在北美：那里是移民社会，马赛克文化下产生了太多的混血美艳女郎，加上她们又敢于尝试各种色彩和式样，把年轻俏丽的身体尽展无遗。”

“这些时尚之都的‘时尚教主’们，为什么看起来都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所言呢？所谓引领时尚应该是独特和创新吧，每年春秋两季巴黎时装周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与眼前这巴黎女人黑灰米色没完没了的潮流轮回相比，实在是不能自圆其说，无法服众。”

当一脸邪魅与调皮之气的摩洛哥人给罗画家递上第四根烟的时候，我旁边的男人过来搭讪。客套寒暄一轮之后，是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此行在法国，一直拿她与北美进行着对比。我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比如说这时尚。在北美那个色彩斑斓的大拼盘里，多元文化的概念，对个性化的推崇已经深深植入人们的骨髓。他们不要权威，不会盲从，穿衣打扮尽显个性，特立独行，自信而骄傲；

反观巴黎人则仿佛唯恐与别不同，他们紧追潮流，生怕落伍，满大街一年四季总是那样暗沉沉的混合色，胆小畏葸，毫无主见！”

他：（毫不掩饰作为欧洲白人的高傲）“北美的个人主义源于他们没有历史和过去，因而没有也无从寻找身份的认同感。那里的人除少数精英，大部分是没教养的人，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鲁莽草率；而欧洲人有自己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生活中从来少不了政治、历史和艺术。我们很自豪自己的身份，所以愿意维护能够表现这种身份的符号，比如时尚趋势，比如生活方式。凡是和主流认同的方式不同的人都不是和我们同样身份的人！……”

罗画家递过来我和他聊天的速写。这位白人大方地为我们叫了啤酒。临走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CEO：Bank of Luxembourg。

难怪这么嚣张！

在双叟与卢森堡银行CEO激辩。

  一本书，一杯Espresso，就是一个美好午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