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作平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作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的沟回。少年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已：BOY。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门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出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启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它一部分上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到如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对他们的盛大欢迎。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种隔阂与猜忌的国家。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和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美丽却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留美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当这些孩子的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据容闳的侄儿、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晚年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功课，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包括了音乐、油画、拳击和军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校外的一个舞蹈学习班，在这个班里，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你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同样是这位梁敦彦，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的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中，以对俄国侵略野心的透彻分析而轰动一时，当地报纸专门为此作过报道。梁敦彦演讲的时间是1876年，斯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对梁敦彦演讲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说完全茫然无知。就在梁敦彦慷慨发表演说的同一年，李圭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会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对此，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详细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对留美幼童的赞赏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1881年8月21日，美国各界为即将离别的幼童们在避难山教堂举办了一台晚会。幼童吴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玛丽·巴特利特在晚会上给吴的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这个美国妇女认为：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也许正是十年美国生活深植于心，当幼童们奉命回国之际，容闳的另一个侄子容揆选择了以逃跑的方式永远留在美国。在他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除了回国旅行过半年外，其它时间都居住在美国。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种毅然绝然的方式与他的祖国划清界限：他有七个孩子，他没有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汉语。容揆不合情理的举动，窃以为或许和他的同学们回到祖国后所遭受的冷遇与屈辱有关。幼童们在美的十年生活，变化何其深刻广大。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全体急召回国，就在于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因此，当幼童们一旦被强行中止学业，立即动身回国，就注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体，甚至，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祖国的杂种。或者，祖国和他们的关系，套用奈保尔的话来说，“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对此，有着先见之明的《纽约时报》早就断言过幼童们回国后将面临的尴尬：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果然，当幼童们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扑面而来的祖国，却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当幼童们在上海登上祖国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尤其令他们意外和伤心的是：“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甚至也没有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亲友压根儿就没被告知，幼童们业已远行归来。惟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这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漫长道路上时，幼童们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头，都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独轮车通过法租界时，有些车辆没有通行证，幼童们不得不下车自扛行李，徒步经过。幼童之一的黄开甲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产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更令幼童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的祖国竟然把他们当作了囚犯。他们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壁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黄开甲认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监狱，也要比这所书院整洁舒适。次日，正值中秋佳节，一些已获知幼童们回国的家长，为久别的孩子备下了酒宴，但他们却被继续关押在求知书院，不准越雷池一步。在关押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又三人一组，由清军押着，前往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请安。去衙门的路上，两旁仍然是看热闹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们发誓要拯救的亲爱的同胞。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幡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心，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好比一个目睹母亲被人强奸的儿子，当他正要奋勇上前搭救时，却遭到了父亲不顾一切的阻挠。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已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乔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犹如祖国的英文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向他们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词殷殷的家书。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作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他在这封家书中，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之大憾。为此，他在这封信中，附上了一帧自画像。黄季良留下的这帧自画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许多年后，我曾寻访过当年的海战遗址――即闽江即将汇入大海的马尾罗星塔下水面。虽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闽江已经远比上游更为开阔，但当年敌我双方近二十只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海面拉开决战，几乎就等同于面对面的白刃肉搏。受制于人的福建水师在仓促之际迎战，再加上实力悬殊，败绩可谓必然。这场海战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战中阵亡。在今天的马尾镇上，还有当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内的石碑，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辩。留美幼童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的关注。美国驻华公使专门为此给美国国务卿写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是的，他们的洋化被同胞们视为叛逆并加以嘲弄，但关键时刻，他们仍然为这个时刻痛心着的国家冲锋陷阵。虽然祖国把他们视为杂种，他们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宿命，更是东西方人伦皆通的赤子情怀。留美幼童肇始于同治年间，在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轻皇帝统治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短暂的和谐，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被扑灭和洋务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呈现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荣，史家称为同治中兴。几乎与同治中兴同步的另一桩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大事，则是中国的东邻――多年以来的学生和粉丝――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如同中国一样，原本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入侵，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明治天皇统治期间，进行了旨在脱亚入欧，追赶近代世界的改革。当明治维新使得这个从政治到文化，从饮食到服装，无不以中国为楷模的国家神奇地变得异常强大，并在短短二十年后，竟然以区区岛国的力量击败一个疆域以千万计的大国时，大清的国运却早已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和随后的庚子拳变而坠入风雨飘摇之际。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无限期望的所谓同治中兴，事实上只不过是这个即将谢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从这两个同为东方古国的政府在对待各自的留学生的立场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历史的竞赛中获胜。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随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们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留了下来。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启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的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衷衷。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得干净。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简介今年是文革结束之后高考恢复四十年。高考，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许纪霖教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在2007年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公众论坛做专题演讲，谈对高考制度的思考，十年之后，当衡水中学模式在各地扩张，同时又受到了抵制的时候，许纪霖教授的这些思考依然有其现实的价值。文：许纪霖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三十年前的九月，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务农。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以后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和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将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种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是相同的，拜邓小平之福，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高考恢复后这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在高考恢复之前的文革，高考不是以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拍板，通过恢复高考作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高考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1905年科举的废除，产生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长期的动乱。1977年恢复高考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在当时，高考不仅有稳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解放，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的前半期，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进行消磁。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象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还有立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除了像张謇这样个别的状元，历史上大部分状元，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有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在干什么？有没有成了大才？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象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能把握的。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而是真的狼来了。统一考试推出以后，研究生的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研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各种各样资格考试，都是一个模式，不仅高考，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标准有问题。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是一个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通过高考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给底层、内地和农村的年轻人一个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假如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让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看你是什么出身。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皇帝专制愈来愈厉害，社会也越来越腐败，但是整个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与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和香港的拿套招生制度，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腐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报道了大学老师的某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陌生人是可信的，有社会信用，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客观化、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一些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技大学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的招生办法。，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但又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试行了几年，科大不敢试了，因为中学校长们普遍地缺乏信用。而在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上来的，让各个名校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一旦哈佛发现你学生连续几年平平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美国、香港那样的合理招生制度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面子社会里面，哪怕大学校长、大学老师个人再廉洁，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被各种各样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今天的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现在就有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模式在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按照各省人口确定招生名额，以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另一个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学习国外在上海考生中实行部分的提前面试自主招生，不经过统一的高考。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也提出了一个民间版本的高考改革的方案，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这些改革方案，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竞争。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他们过去有种族的差异，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或者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推出了一个平权法案，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力量，给那些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孩子在教育上以补偿的权利，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都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再好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也要有比例，比如20%左右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不过，许多白人不服气，说到法院去告，说是受到了反向歧视：我SAT分数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为什么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就可以被歧视了吗？这个问题，涉及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如何安排的问题，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撞。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没有问题，大家都接受。关键是他提出了第二条，差异原则。罗尔斯有一个看法，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欠个人的一笔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为什么要补偿，如何补偿，罗尔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论述，这里不详细讨论。不过，《正义论》出来以后，这第二条差异原则，对弱势群体补偿，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的正义原则。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和纳税制度太不发达了，你无法分清究竟谁是最需要帮助和资助的人。不说高考，就以过去每年的研究生公费生和自费生确定来说，就很令人头痛。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年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都是贫困的，实际情况也未必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几所重点大学开始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但谁有奖学金，谁没有奖学金？又很难决定。在国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可以无所作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你让他如何接受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有各种困难。从历史上看，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贫家子弟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利，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中有一道题是关于股票，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美国、香港、上海行得通的好制度，推广到全国，就可能适得其反。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了板一刀切，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权，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开如今被抽紧了的高考死结。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美国式的、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情况的公正理论。罗尔斯得理论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正义的安排？我们如果也施行差异原则的话，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要有大的理论框架。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服人心。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其他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中国社会的问题表面上是制度、法律的问题，实际上根本问题是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再好的制度也不行。中国现在的法律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纯粹从法律来看，有些法条还真得不错，但问题是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执行的是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这学期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课，讲到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和谐是儒家的理念，但这个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和谐，它是一种文化秩序，和谐的利秩序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孔夫子讲的仁。仁是一套价值观，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礼的秩序，实现和谐。但是，今天大家都讲和谐，但和谐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同样，正义问题也是一样，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可以从对策层面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慢慢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理论的准备和论证也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

文：林炎平第九章  现代的危机——和再次“文艺复兴”（下） 20世纪西方政治的一系列错误绝非偶然。在这些错误后面，是民主社会中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即媒体和资本的作祟。这就是要在这里讨论到的两个现代西方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媒体和资本。 媒体和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前面的章节所分析的，今天的资本是昨天的劳动力，而今天的劳动力就是明天的资本。正因如此，控制了媒体就相当于左右了今天劳动力，而控制了资本则掌握了昨天的劳动力和今天的生产资料；于是，控制了媒体和资本就等于控制了今天和明天的生产资料以及昨天和今天的劳动力。 在西方，唯有媒体和资本基本上不受民主直接约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对这两者进行投资和控制的原因。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和作为私营公司的媒体，都可以借自由的名义不受任何监管。在西方受到监管的是公共设施和政权，由于他们是民选的，他们必须受到监管。于是媒体就当仁不让地参与“承担”了监管的“任务”。但是媒体自己又由谁来监督呢？没有！资本也同样不受监督。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了竞争的约束。但是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比如，一些不同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实际上属于同一家公司，而即便那些属于不同公司的媒体由于它们所属的股东沆瀣一气，也失去了竞争的环境，于是媒体的公正就失去了保证。 1991年的洛杉矶骚乱完全是媒体的不公正报道一手导致的，媒体片面报导了洛杉矶警察对一个黑人（Rodney King）过度使用武力，因此导致了民众的抗议。但是关于此事件的报导是极其不公正的，媒体没有报导这个人在被警察制服以前是如何酒后驾车，拘捕，并且和警察对着干的，也不说明此人是一个罪犯，尚在服刑期间，却利用假释的机会继续犯罪。相反，媒体一味掐头去尾仅仅显示警察采取的制服罪犯的行动，而罪犯的犯罪事实却被删去。面对自己引起的洛杉矶骚乱，那些主流媒体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公正的英雄。其实，在一些问题上，美国的媒体通常采取非常不公正的立场。他们很大程度上极不公正地把警察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而把罪犯描写成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媒体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北美媒体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责难很难说得上公正。我通常对宗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但是我觉得批判应该是公正的，而北美媒体对于基督教持有的显然不公正的态度使得我不得不同情基督教。媒体的势力非同小可，他们面对明显多数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舆论上营造出轰轰烈烈。 北美的媒体基本上是由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由于民主制度，他们不得不使得自己看起来不偏不倚，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所以，当你越来越了解美国媒体和他们背后的操纵者，就越来越怀疑它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动机和公正性。它们真正忠于的，并非美国人民或西方人民，亦非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而是一小群特殊利益集团和他们的利益。 美国的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作为媒体的重要部分的娱乐领域，好莱坞对历史的歪曲和偏见更是显而易见。当然在好莱坞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其在好莱坞难以生存也难以成为主流。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好莱坞著名导演制作了一部影片《耶稣的激情》（The Passion of Christ），这部并不过分的影片招来了犹太人组织和媒体的责难。我本人并不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觉得这部影片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仅仅由于影片按照圣经描述了耶稣受难中犹太人的负面作用，所有的犹太组织和媒体对影片进行了不公正的报导和责难。但是，好莱坞的年复一年连篇累牍的对于德国人进行整体的污蔑，却得到了好莱坞本身和媒体的赞扬。斯皮尔伯格（Spielberg）用摄影机进行的对于历史的歪曲得到了好莱坞和媒体的一致喝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千万不要到好莱坞的影片中挖掘真理，那些我曾经以为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实际上多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如果他们没有彻底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也刻意隐瞒了历史。 这些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仅把他们自己塑造成权威的化身，而且还竭尽全力企图封堵不同的声音。 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写了一本书“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美联储的秘密》）【1】，用他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严厉的批判。我本来对于这本书一无所知，是由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而决心买来一读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蒙特利尔报纸上看到了犹太人组织破坏一位作家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讲演，理由是这位作家写过反犹太的书。这个作家就是Mullins，他们说的书就包括《美联储的秘密》。我很震惊，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居然有一些利益集团可以用这样卑劣手段封堵他人的话语权。我因此决心一读此书，结果发现，书中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对美联储的形成和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书中确实批判了一些人，但总不能由于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而不许批判吧？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犹太人批判，那么又有什么呢？难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而不被质疑或批判的吗？ 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就在言论上进行控制。不少冠以“反歧视，求公平”宗旨的组织实际上的行为和目的恰恰背道而驰，比如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 等组织，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民权组织，结果都是犹太极端分子背景的，他们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制止他人对于犹太极端势力的批评。本来在西方批评是一种极正常的民主手段，但是他们却把这样的民主手段描绘成煽动“仇恨”。破坏Mullins的讲演就是B’nai Brith牵头行动的，他们以民权组织的名义从政府得到了经费，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破坏西方的民主政治，在西方有识之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在西方普通民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好莱坞和媒体的背景基本相同。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他们似乎对苏联的恶劣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原因很简单，好莱坞的大亨们代表的小集团利益和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大相径庭。好莱坞的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古拉格群岛》在西方人民中享有盛誉，其作者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但是好莱坞却选择了不予理睬。好莱坞的斯皮尔伯格们可以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艺术”地描写德国的暴行，但是他们绝无兴趣把任何以上的历史事实搬上银幕。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1/5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只字不提，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这些好莱坞和媒体的大亨们，对于带给人类更大灾难的一些历史事件讳莫如深，对于要建立以上受害者的纪念设施居然如丧考妣。他们连篇累牍甚至添油加醋自己的辛酸往事，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别人的苦难经历。这样的截然不同的对待历史只能说明那些大亨们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走狗，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正义也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所艺术描绘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也大可怀疑。 他们如此的不公大行其道的同时，自然是他人的权利被损害。英国一位历史学家David Irving由于对于二战中一些事件的看法不同而被以所谓的“否认大屠杀”罪被判3年监禁，而且他不是唯一的由于对历史事件的见解而被囚禁的人。在以自由和民主为宗旨的西方社会里，居然会有人由于不同的政治见解而被定罪和坐牢，简直难以想象！这是现代西方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在西方，你可以质疑上帝，可以批判圣经，可以痛斥总统，指责政府，但是你不能质疑一个称作“大屠杀”（Holocaust）的历史事件。奇怪的是，对任何别的民族的大屠杀都可以质疑，苏联对于自己公民和东欧的人民进行的屠杀可以质疑，日寇在亚洲的暴行也可以质疑，但是对于二战中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却不能质疑。这让西方蒙受了政治上的巨大损失。西方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中输掉了物质，而且也输掉了精神。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允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只有那些禁不起质疑的理论，才需要用法律或者武力来封堵质疑。剥夺人们陈述观点和表达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做法，是让西方丢尽道德原则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愚蠢行为。 就在有人为质疑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坐牢的同时，一个同样在二战中犯下了屠杀和残害平民罪行的罪犯Solomon Morel却可以逍遥在法律之外。此人在二战结束后在苏联占领的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把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德国族裔的人囚禁在集中营里，这些囚犯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平民。他对于他囚禁的德国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其残忍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说“对比Morel所经营的集中营，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这个罪犯现在躲在以色列，逍遥于法律之外。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还嘲笑波兰试图引渡这个罪犯回波兰接受法律制裁的努力，“居然你波兰还有权利想惩罚犹太人”，意思是，你波兰算老几。以色列仗着美国的支持，俨然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和正义惩罚。 对于这个罪犯，通常大声疾呼严惩二战战犯的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却视而不见、沉默无语。那份“矜持”，对比他们通常的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充分说明了这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只寻求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绝非为了普适的人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是要把历史事件打扮成他们希望的样子，为他们今天的利益服务。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采取了非常不公正的态度，几乎一边倒支持奥巴马（Obama），有意忽视奥巴马的一些问题，而穷追猛打迈凯恩（McCain）阵营的问题。如此偏袒，实在不忍目睹。CNN一开始还对其偏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是到了竞选后期整个赤膊上阵了，简直就成了奥巴马的竞选班子的一部分。这些媒体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把持的系统灌输到民众之中，这和新闻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其所作所为严重地降低了美国媒体的可信度。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媒体的权利和影响巨大，而且它们想如何解释事情就如何解释事情，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想袒护谁就袒护谁。由于媒体的私营性质，其权力既不来自于人民，也不受监督于民主的机构；由于媒体的被垄断，他们的行为也不受限制于竞争。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后，人口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深入的讨论都被禁止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一些严肃的关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的讨论，结果被冠以种族主义而打入冷宫。当时其所在的安大略省的省长振振有词：“我们不要坏科学。”言下之意就是一旦被扣上来“坏科学”的帽子，就只能被禁止了。这是对人类进步的双重反动，一方面任凭影响人类前途的人口问题恶化，另一方面破坏了科学得以生存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资本了。和以上已经阐述到的艺术、政治和媒体相比，资本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资本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介质，资本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资本还不仅是金钱，而是管理和金钱的混合体。 如果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即使是民主社会，对资本的行为也无能为力。一旦极少数人拥有极大的资本，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就已经操纵了金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本流向任何他们希望的地方，资本的到来会带来经济繁荣，而资本的离去会引起经济萧条。由于资本的操纵者拥有支配手中资本的绝对自由，于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将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 正如我们在科学和民主一章中论述的那样，资本作为昨天的劳动力具有的力量甚至比今天的劳动力还要巨大。今天的劳动力具有独立的思想，难以被操纵，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是对权力最好的限制。（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对于媒体的控制来左右今天人们的思想）。但是昨天的劳动力却没有选票，其一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就完全控制在这些少数人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利益集团在西方受到民众普遍的痛恨，这并不是由于西方存在着种族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资本运营总是在由这样一些人操纵，而他们的道德准则显然背离了西方普遍的原则。在美国，华尔街的大亨们被美国普通民众痛恨，但是对于这些人，民主没有办法制约。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资本的支配并不来自公民，而是极少数的操纵者。 政府和资本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对立，前者是民主的，而后者是独裁的。由于资本的伟力，资本成为一种权力。资本操纵者的权力不来自人民，没有三权分立，因此资本可以为所欲为。资本的操纵者使用杠杆方法，把手中的资本放大到极限去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势。后者的独裁不仅仅源于私有资本集中在极少数富人的手里，而且也由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资本也由极少数人操纵。他们创造出所谓“基金”和“财富管理”，把不属于他们的钱也圈到他们的手下，成为他们谋取利益和权力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之大，不是一般人容易想象的。金融资本才可以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就那么几个“金融大鳄”，就可以掀起金融风暴，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升上去，降下来，甚至打倒。 美国的联邦储蓄机构其实名不副实，它既不联邦，也没有储蓄，其本身并非政府机构，而仅仅是一些私营大银行联合的一个空架子。因此由它制订的货币政策很难保证不带私心。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和政策都无法说是民主的。不错，美联储主席需要美国总统的推荐和国会的确定，而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是由全体公民选出的，在这点上说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环节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美联储主席的选择到底是基于公民还是廊说者的意愿。因此，美联储制订的政策也很难判定其是否以美国公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有人这样说：“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而是谁当美联储主席。”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却不无道理。美联储主席想怎么调整利率就怎么调整利率，没有人可以干预他。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多年，而正是他对于最近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由其导致的全球金融风暴负有难以推托的责任。他的低利率政策首先引发了股市的泡沫，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后又继续以低利率刺激房屋市场，制造了房屋市场的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这个帐不能全部算在格林斯潘身上，因为这样一个其规则漏洞巨大的金融体系，不是格林斯潘也会有别的人制造这样的经济混乱。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任何约束，其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也不受政府的控制，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独裁和专制的系统。其唯一目的就是利润，其手段就是利用手里的资本和其控制的金融规则来操控市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的机制的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不仅可以防止不合适的人进入政府，而且可以把不合适的政府扫地出门。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可以对任期内的国家各管理部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滥用由公民赋予的权力。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都没有。 我们来看看作为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低利率刺激了普通人们的贷款欲望，而银行则进一步兴风作浪把这样的欲望变成贪婪和铤而走险。房屋抵押贷款（按揭）本来对贷款者审查严格，因此几无风险。但是审查严格就减少了贷款者，于是银行就放宽审查，这就有了“次贷”（Sub-Prime），亦即把钱借给了信誉和还贷能力本来不够格的人。 比如银行A有100亿美元，为了暴利，它进行30倍的“杠杆”操作，于是它就有了3000亿的运作资金。因为只有把钱借出去才可以赚钱，于是就到处找人来借它的钱，其中就有很多“次贷”。但是A并不傻，他并不自己承担风险，而是找另一家金融机构B为这些贷款做了保险，这就是CDS合同（Credit Default Swap），如果A不能偿还，这些合同就归了B，由B来承担。但是B也不傻，它买了公司C的保险。这样的一层层的投保，每层的保险公司都很精明，按照常规的坏账率计算，都是只赚不赔的。但是房屋市场价格一跌，那些本来指望着房屋涨价出手赚钱的“次贷”贷款者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断供，接着，公司A根本无法对付如此大量的断供者，于是找B来赔偿。这样一层层到最后的担保者，但它也同样赔不起，于是它就不得不完蛋了。它一完蛋，所有的都一起完蛋。 因此，“次贷”仅仅是美国金融问题的症状，而远非问题的根源。美国金融系统的规则和操作，才是根源。 在美国，所有的产业和产品都有质量标准机构。比如食品和药品有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总署），各种材料有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但是对于资本最集中的金融机构的产品和运作，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甚至没有任何标准。格林斯潘振振有词说金融机构自己会管理自己，再退一步，市场也会管理它们。自由市场的确有调节机能，但是其必须通过竞争起作用，而由于金融寡头们的控制和勾结，自由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所以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了。格林斯潘一直指望这实际上不存在的竞争机制来调节金融业，因此他自己就不必做什么，却火上浇油把本来过低的利率调得更低。怪不得他每天拎一个不足半公斤的皮包把美国经济导向了危机。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的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在股市上扬、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不许任何机构监督它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但是当股市大跌、出现亏本的时候，这些大银行却要国家（亦即纳税人）来拯救它们。它们在挣钱的时候采取的是资本主义，而在亏本的时候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挣钱的时候它们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 那些普通纳税人通过金融机构的投资本来就回报甚微，没有哪个基金从长远来看跑赢了大市，股票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股民带来财富的机制。从1966年到2006年的40年间，纽约的股市增加了14.5倍，这折合成年利6.90%。而这段时间的年通货膨胀也有4.56%，再减去由于投资所得回报的税收，实际上，投资的回报还跟不上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亦即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显然资本的流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西方人民的利益，而仅仅符合资本运作者的利益。难怪西方所有领域的发展都迟缓于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资本追求的利润在发展中国家高于西方国家，于是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被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工作机会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正是资本和其运作者使然。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1900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供需平衡有一个自然的周期，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会经常出现，但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负反馈作用，它们只在小范围内波动，不会酿成大规模的危机。 192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美联储要负很大责任。这个1913年被创造出来稳定金融系统的机构，却恰恰没有起到稳定所需的负反馈作用，而是以正反馈使本来并不严重的经济问题演变成危机。 那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如果说今天的劳动力决定了政府，那么昨天的劳动力（资本）则影响了政策。政府是由公民决定的，不管财富多少，每人有一票，也仅仅有一票。但是在政府形成之后，作为昨天劳动力的资本就会以各种形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当然，公民，也就是今天的劳动力也会以有组织甚至示威游行的方式对政府施压，但是资本的拥有者和运作者对政府的施压通常是非常隐秘的。在西方有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廊说”（Lobby）。这是一些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资本和其它资源，向政府和议会施压和谏言，从而影响议会通过的法案和政府的决策。 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正是由于科学和民主所到之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必然减轻，所以一些寻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躲避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总是有一些人和集团设法制造它们可以控制的同时又是游离于民主制度以外的机制，以便使他们可以逃避责任和约束。这就是西方媒体和资本现状的成因。 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科学和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之所以说它们是权力机构，是由于它们实际上享有的影响力和权力。可以说，媒体和资本是民主国家中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属于公民，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竭尽全力对媒体和资本进行控制。他们知道，控制了这两个，实际上就左右了政府的政策和民众的思想。于是就在民主权利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和独裁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这正是独裁者梦寐以求而无法在民主国家实现的梦想，但是通过这样的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就可以梦想成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奴役。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要进行资本和媒体的垄断——用资本控制过去的劳动力，用媒体左右今天的劳动力。 西方必须对自己社会中最不民主的两个因素，媒体和资本，进行彻底的审视和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 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漏洞，这样的漏洞不可能由堵塞去解决问题，因为仅仅靠堵塞就会造成更大的独裁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竞争系统和机制来解决。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竞争精神仍然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如果我们真正地使古希腊的四个公理（或者说是四种精神），亦即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把古希腊的两个定理（科学和民主）作为我们的指南，我们就必然会彻底解决这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 人类迄今的历史表明，文明和进步的社会不一定可以战胜野蛮和落后的社会，这就如同人的健康肌体未必可以战胜癌细胞。代表了恶势力的癌细胞可以依靠它在某些方面的强大扼杀健康的肌体，并且用它强大的扩张能力占领整个肌体，从而让整个肌体死亡。在开始的时候，癌细胞可以在数量上和能量上都很小，但是如果不及时清除，原本健康的肌体将最后死亡。人类的历史也如此。 如果说人类在古希腊文明后期被迫地接受了她的消亡，那么人类在文艺复兴后的今天主动地扬弃了文艺复兴所弘扬的价值。古希腊文明已经是数千年前的事情了，文艺复兴也过去了数百年，曾经高举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大旗的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作为其文明源泉的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精神领域，西方实际上已经在背离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古罗马的悲剧会再现吗？这绝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我们绝不希望到失去之后才理解曾经拥有的意义。 古罗马人最终丢失了古希腊文明，从而欧洲步入了漫长的暗夜。人类是幸运的，在这几近千年的漫漫长夜后，迎来了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的复苏。如果我们现代人最终也丢失了古希腊文明，那么我们也将无可避免地再次进入漫漫长夜。在那长夜的尽头还会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吗？人类的失而复得的幸运未必会重复，人类未必会有再一次的机会。 因此，让我们在还未失去的时候就开始珍惜吧。也许，现在是需要重温“文艺复兴”的时候了。【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Staunton, VA24401，1952（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第九章  现代的危机——和再次“文艺复兴”（上）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古希腊的原则；而媒体和资本，是民主社会中影响力巨大但却最不民主的因素。 ——作者 “文艺复兴”已经远去，她来的时候潜移默化，离去的时候亦不轰轰烈烈，然而她留下的足迹深刻无比，她激起的巨浪至今仍然涟漪犹存。“文艺复兴”无可争辩地复兴和弘扬了古希腊文明，直接铺平了通往近代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建造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大厦的基础。但是，毕竟她远去了。其实，人类总是要走向未知的空间和时间。 人类历史已经处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作“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是以西方的状态来界定的，19世纪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未知“海域”航行。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这个“海域”，但是随之而来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现在的航线。看似平静的海面暗涛汹涌，晴朗天空的边际已经开始出现了乌云。 人类社会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尽管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都是物质的，比如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和短缺、人口爆炸，而真正和本质的问题是精神的。曾经让人类激动不已的精神领悟变得模糊了，让人类信心坚定的归属感开始动摇了。我们在精神上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吗？今天的西方会像古罗马把继承来的古希腊精神逐渐抛弃吗？ 这样的担忧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艺术、政治、媒体和经济等几个不同的领域里，“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将巴黎称作“艺术之都”绝不过分，因此用巴黎来诠释艺术是恰当的。在巴黎，如果想按照时间顺序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可以先到卢浮宫，然后到奥赛博物馆，最后到蓬皮杜（Pompidou）中心。在这些博物馆里，你会依次看到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近代艺术，和以抽象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但是，你将看到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区别外，也许并不能让你感觉欣慰。 卢浮宫所代表的艺术和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艺术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卢浮宫里陈列的艺术品给人的感觉是无法超越的赞叹，那么蓬皮杜中心给人的冲击多半是出乎意料的困惑。介于两者之间的奥赛博物馆则似乎是她们之间并不完美的桥梁。当参观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后，来到塞纳河左岸的奥赛博物馆，仍然可以感觉到她们之间的联系甚至亲情，尽管奥赛博物馆似乎在奋力摆脱卢浮宫那巨大和辉煌的影响，试图独树一帜。而蓬皮杜中心已经彻底和卢浮宫没有了关联，和奥赛博物馆的藕断丝连也显得牵强附会。 仅在建筑风格上，卢浮宫（图16－1）和蓬皮杜中心（图16－2）就截然不同，卢浮宫是典型的古典建筑，庄重而典雅；而蓬皮杜中心却非常“前卫”，浮躁而张扬，其所有按照常理本应隐藏在内部的管道，都故意夸张地暴露在建筑物的外表，俨然一个人的肠子长在了身体外面。蓬皮杜中心以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命名，以纪念这个对标新立异有着异常热情的政治家。蓬皮杜甚至想把整个巴黎的老城区都改造翻新，也许都翻新成蓬皮杜中心的样子？还好巴黎人没有理睬他，否则巴黎就面目全非了。由原来的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奥赛博物馆（图16－3）则比较好地继承了古典建筑的风格，她把大工业时代的内容隐含在了古典的风格之中。她的建筑风格和陈列内容似乎在谦逊而婉转地和作为“长辈”的卢浮宫诉说离“家”出走的愿望。而蓬皮杜中心的里里外外则如同彻底的叛逆，不仅已经离“家”出走，而且决心和“长辈”一刀两断。 16－1  卢浮宫（Louvre），巴黎，笔者摄 图16－2  蓬皮杜（Pompidou）中心，巴黎 图16－3，奥赛（Orsey）博物馆，巴黎蓬皮杜中心侧面有一个著名的“丁格尔泉”，由一个水池和里面的雕塑组成，这是一个典型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作品。一个如此简陋的摆设被称作了“著名艺术品”，不禁令慕名前往的我大失所望。充斥蓬皮杜中心内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风格的“艺术品”。 不仅仅是巴黎，这类“艺术品”在当今各艺术馆备受推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大西洋另一侧，加拿大的国家艺术馆的陈列风格类似于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而其建筑风格比奥赛博物馆要现代，但比蓬皮杜中心却要保守得多。加拿大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才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以前，这里是印第安文明的边缘地区。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加拿大的艺术无可避免地经历了西方艺术近代变迁的影响。 我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一个是一幅油画（图16－4），与其说是油画，不如说是一幅油漆。在5米多高2米多宽的画布上（543.6 cm x 243.8cm），规则地漆成三条等宽的不同颜色，两侧是相同的蓝色，中间是红色。这幅画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Voice of Fire”（火之声）。加拿大国家艺术馆花了180万美元购置了这幅“画”。当时有人质疑如此代价是否值得，馆长辩解说：这画已经涨价了。言下之意，这幅画买得很值。我当时愕然，这是给艺术馆购置艺术品呢，还是买股票呢？ 图16 - 4  火之声，现存于加拿大国家艺术馆有一个渥太华地区的油漆工更加坦率和实在：“这画值这么多钱吗？给我180加元，我就可以给你这样一幅画。”诚然，此“画”确实只要两桶油漆，一个小时就足够了。尽管你可以说艺术和刷油漆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艺术品”真的比油漆工的作品更像艺术吗？ 有一件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的“作品”是把小便池吊在门框上。更有甚者，另有一幅作品是用新鲜的牛肉连在一起做成了一件“连衣裙”，旁边展示着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穿着这件连衣裙一个女子。这件“牛肉连衣裙”作品如此受到艺术家的青睐，以至现在陈列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图16－5）。牛肉已经干燥，成了牛肉干，唯有照片还显示了当时人体模特穿上新鲜牛肉“连衣裙”的“风姿”。图16 - 5，牛肉连衣裙，用新鲜牛肉制作，目前陈列品已经成了“牛肉干”；小图是当时由人体模特穿上的效果。（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蓬皮杜中心也有一个小便池作品，但我不能肯定其就是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展出过的那件作品。这个在蓬皮杜中心陈列的作品有一个很优雅的名称——“喷泉（fontaine）”，实际上就是一个旋转了90度放置的小便池（图16－6）。图16 - 6，冠以优美名称“喷泉”的作品 —— 旋转90度放置的小便池。（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确实是艺术，于是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和古希腊之间没有分歧。但发展到现代分歧就非常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如果说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寻求美好和理想，那么一些现代艺术仅仅在追求刺激和幻觉。 我并非不能欣赏这些“艺术”，对作者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也常莞尔。但是，就此而已了。如果把它们和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作品相比，就如同正剧幕间的杂耍比之正剧。如果他们安于这样的地位，那未尝不可，但是问题是，他们要以此取代正剧。如果他们还不敢如此狂言的话，那么他们也在跃跃欲试。 对于那些“见仁见智”的“艺术”，我们不妨使用“垃圾原则”和“平庸原则”进行判别。亦即，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品”和垃圾放在一起，和平庸的日常物品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识别。不少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垃圾堆里也无法“鹤立鸡群”。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艺术品”就应该是垃圾和平庸的同类。 现代西方音乐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并不对现代音乐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也可以欣赏现代音乐。但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距离，更是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古典音乐是对理性的崇尚，那么现代音乐就是对于感觉的宣泄。理性的深刻和感觉的浅薄就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现代的“重金属音乐”以及类似的音乐，只能说是给麻木神经的刺激。越麻木，需要刺激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刺激，神经越麻木。 当我们驻足在古典艺术面前，会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发自内心的赞赏，而面对现代艺术则可能即便经过很久的困惑也不得其解。也许，现代艺术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现代的愤怒和困惑？如果说古典艺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是由于崇高和美感，那么现代艺术所引起的共鸣就更多地是愤怒和焦虑。愤怒和焦虑是很可以引起共鸣的，正所谓“同病相怜”，这也许是现代音乐可以流行的原因。现代艺术不需要观赏者理解，而只是让观赏者一起困惑，只要可以引起共同的困惑，那么就是佳作，如果可以引起愤怒，那么就是上佳之作了。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往往对人生和社会态度积极进取，而后来的前卫艺术家不少却常常从毒品和酒精带来的幻觉中寻找灵感和宣泄感情。这绝非偶然。 显而易见，古典艺术是如此伟大，要超越她们显然已经不可能，甚至望其项背都极其困难。对此，现代艺术家心知肚明，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标新立异。这就像是一个能力不够且别出心裁的跳高选手，面对自知无法越过的横杆，他选择了从下面钻过去。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必然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原来的精细不见了，代之以粗制滥造。面对一些现代艺术品，你会感到那些“艺术家”是在侮辱你的智慧。那些“作品”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衣”。 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如此多地表现在了艺术领域。确实，艺术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对世界观的表述，对于艺术的赞赏和对于艺术形式的认同，反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于是，我们的艺术表现，就是我们世界观的流露。 如果我们对不喜欢的艺术可以选择回避，那么，政治就是无法回避的了。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已经所向无敌，整个世界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完成而一览无余，生产力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而突飞猛进，整个世界都已经在西方的掌握之中。任何非西方和西方的冲突都以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完胜而告终。但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却随之而来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令人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两败俱伤，雅典作为战败者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从来不具备领导希腊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斯巴达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由雅典代表的民主政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严重地倒退，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黄金时代随之结束。整个希腊世界只有很不情愿地等待后起之秀马其顿的到来了。好在马其顿还是希腊世界的一员，亚历山大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嫡系弟子。否则，如果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导致波斯的统治，那么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绝不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有道义上的意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俄国和北欧的冲突，最终是德国和英法的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上利益远远高于道义，不管谁在冲突的最后成为胜利者，其在道义上都没有更高尚的地位。 19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内部的战争实际上可以避免，比如美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加拿大并没有进行“独立战争”，但是加拿大今天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加拿大人民仍然把英国女王奉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拿大并不比美国有丝毫的不公正，由此可见，美国的“独立战争”未必必要。如果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必要的，那么“南北战争”显然更不必要。 进而，二战的欧洲战场也是可以避免的。二战的发动主要归罪于希特勒（Hiitler），但是英国对于德国的政策促使了这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对此，西方不少有识之士耿耿于怀，美国政治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布坎南（Buchanan）就直言不讳美国参与欧战是一个错误。 二战结束不久，欧洲悲惨结局的始作俑者丘吉尔（Churchill）便装模作样地大声疾呼“铁幕正在落下”，好像那个他、罗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在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今天乌克兰境内）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会议他没有在场。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却为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卖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整个人类的进步。在“铁幕”落下来之后，大半个欧洲都在铁幕后面了。 如此结局让一些西方领导人，如“和稀泥大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一生都为此追悔莫及。由于他的命令，巴顿（Patton）强大的集团军不得不在距离布拉格不到50公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巴顿愤怒地指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决定，他知道欧洲的明天将是暗淡的。巴顿扬言要写的《我所知道的二战》由于他不幸死于车祸而未能问世，而这本书正是西方政治家非常不想看到的。按照巴顿的说法，其对二战的观点和描述将和大众所知的大相径庭。捷克的Plzen是巴顿大军占领的最西边的欧洲城镇，我由西向东驱车去布拉格途经这个小镇，从那里到布拉格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在柏林至今还旧貌尚存的“查理检查站”（Check PointCharlie）（图16 - 7 ) 驻足很久。这是当时的西方和苏联军事管制的结合部，如此敌意和对峙的“盟军”恐怕是空前的，但愿也绝后了。“查理检查站”似乎诉说着这铁与血的破碎的光荣与梦想，以及铸就的愚蠢与荒唐。 图16 - 7  查理检查站的今天（笔者摄）当欧洲的普通民众真正认识到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如此地不美妙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雅尔塔被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铁幕后东欧的民众仰天长叹，幸免于难的西欧的民众愤怒怀疑。战争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出卖和欺骗的糟糕感觉所代替。 布拉格是一个非常美丽和精致的城市，其旧城保存得很好。在布拉格狭窄的小巷里，那古典的气息几乎迎面扑来，把人带回到几个世纪以前，也把人带回到数十年以前（图16 - 8, 16 - 9）。1968年，著名的反抗苏联统治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就发生在这里。为了镇压民众，苏联的坦克开进这些狭窄的小巷，整个西方和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愤怒了。尽管我到布拉格时已经是在“布拉格之春”后几乎40年了，苏军坦克留下的痕迹已经难在巷陌中寻觅，但是捷克人对于这段历史却绝难忘记。图16 - 8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图16 - 9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大错已经铸成，铁幕已经落下，现实必须面对。冷战成了整个世界的现实，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西对垒、军备竞赛、穷兵黩武、剑拔弩张……整个世界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惨重的代价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反而更加危机四伏。这个历史教训，西方吸取了，但却矫枉过正，犯下了另外一个严重错误。 今天让西方头疼不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实际上是西方自己培育的。西方在冷战时和苏联集团的危险对峙和博弈中，已经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国家，即便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只要它们反对苏联，或者可以被西方用来牵制苏联，都被西方精心培育，即便牺牲西方的原则也在所不惜。如此策略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别无选择，但是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了抗衡苏联集团，西方培育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激起了伊朗的反美情绪，直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在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皇室之后，伊朗成了西方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西方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把伊拉克的侯赛因拉扯大和伊朗对抗。结果伊拉克在侯赛因的领导下成了美国更加头疼的敌人。本拉登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也是西方在和苏联的抗衡中刻意培养的，本拉登得到了来自西方的财政和武器的支持。曾几何时，本拉登的“圣战者”们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自由战士”。但正是这些“自由战士”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反西方的恐怖事件，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至此，西方才如梦初醒，面对由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凶恶的敌人，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西方并没有彻底醒悟问题所在，实际上至今还在“已知明日，执迷不悟。” 当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令人费解的。在二战时，苏联是西方最凶恶的敌人，但那时，那些胆小鬼，比如丘吉尔，不敢与之对峙，而选择了拱手相让。但在俄罗斯不再是西方敌人的时候，却一再采取挑衅的姿态，把导弹放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西方应该理解这和当年的“古巴危机”中苏联把导弹架在古巴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此不明智的举动也许是西方试图补偿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在二战中对苏联的屈服和出卖，也许是西方试图伸张自己二战决策错误导致的难以下咽的屈辱。于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西方似乎要再犯一次错误以抵消过去的那次错误。但是，两次错误并不构成一次正确，就如同两个缺德并不构成一个美德。（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转载自网络三年前，中国富豪陈光标来纽约，在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宴请数百无家可归的穷人，轰动一时，看法分歧。昨天澳大利亚也发生了似乎同样的一幕：墨尔本公司预订的宴会取消，五星级酒店却拒不退钱。公司高管一怒之下，索性邀来百位流浪汉……老高按：几年前——2014年6月25日，中国富豪陈光标在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举行慈善活动，宴请了数百无家可归的穷人，当时消息轰动一时，想必大家记忆犹新。这次澳大利亚的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请各位看完体会吧。至少在我看来，二者有荒唐闹剧和温馨喜剧之别。墨尔本这件事，简直就是一部喜剧电影的情节！或许，“Too good to be true”，它真的只是一部虚构的喜剧片？请澳大利亚的网友验证吧！　　宴会取消，酒店却拒不退钱！墨尔本公司一怒之下喊来了100个流浪汉……　　墨小编，墨尔本生活资讯半个月前，墨尔本一家咨询公司兰利集团（ The Langley Group）在墨尔本洲际酒店预定了一场豪华的午餐宴会。因为这场午餐会是公司用来招待重要客户的，约100人的规模，来的各个都是金主。所以他们特地选在了这个墨尔本老牌的五星级酒店。并且老早地就把菜品，酒水什么的都确定好了！人均 $400的标准一共100人！兰利公司爽快地把钱付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周之后，公司内部安排突然出现变动，大Boss一声令下，这场午餐会取消！“取消午餐会？钱都付了啊！” 负责预定的经理当时就懵逼了……于是，经理赶紧屁颠屁颠地给洲际酒店的预订部打电话：“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帮我们取消下周三的预定的午餐会……”可是，洲际酒店方面的态度，却是坚决的……“Sorry啊～这个真不行！不管你来不来，钱是绝对不能退的！”兰利的经理一听，钱不能退，就更着急了！4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啊！哪怕退一半也行啊！可是洲际酒店坚持要严格按照预定条款来执行的，为了他们这场声势浩大的午餐会，酒店已经推掉了其他的预定，这个风险和损失，酒店是不背的！一周之内退订一分钱也不退！澳洲人就是这么守规矩……兰利公司的经理这下郁闷了，这洲际酒店也太坑了！这钱要是真的要不回来！就要你好看！于是，今天中午，他叫来了100个流浪汉，冲进了洲际酒店……我的天！召唤丐帮搞事情啊！这要钱不成来砸场子了啊！其实啊，这个经理还真的是来搞事情的，不过是一件人人拍手称快的好事情！他把这场豪华午餐送给了那些穷苦的可怜人！事情是这样的。兰利的经理梅赫塔（Mahta Manzouri）在知道订金不能退还之后，也想过很多种方法，比如把午餐会改成公司的内部聚会之类的。但是时间有限，匆匆忙忙搞个不伦不类的聚会，也是徒劳。但是，她想老板一定希望既然钱已经花出去了不能草草了事，要发挥最大的价值！于是，她忽然想到了那些最需要一顿美食的人：流落街头，食不果腹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进一家五星级酒店尝一口精致甜美的点心吃一块鲜嫩多汁的牛排这些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的工作餐，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用来回味一生的享受！她不打算再做别的安排，只想把这场精心安排的午餐送给慈善机构，邀请100名穷苦的Homeless来享用这顿免费的午餐。她忐忑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板，没想到老板不仅没有丝毫地责怪，反而对她的善良和创意大加赞赏！这场午餐会，会比任何我参加过宴会都要值得！在得到老板的支持后，梅赫塔就和另外几个同事开始忙活起了这场慈善午餐会！首先，他们需要告知酒店！洲际酒店可不是一般的小酒店。作为全球知名的高档连锁酒店，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墨尔本的这家洲际酒店位于大名鼎鼎的金融街Collins Street上，平时进进出出的都是高级白领和金领……这里的餐厅更是高贵优雅，纤尘不染……这一下子要来100个homeless……想想也是很崩溃！可是，万万没想到，洲际酒店的工作人员竟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宴会是您订的您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人无贵贱来者是客请相信我们的服务！短短几句话，不仅打消了梅赫塔心里的担忧，更是抚平了之前小小的不满。这下，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慈善机构了！可是，只有100个人有机会走进这家五星级宾馆，这对梅赫塔来说，选择怎样的100个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她首先想到了孩子！这个城市里的Homeless有很多。有一些可怜又可恨，而有一些则真的是因为命运的不公……比如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有的是被父母遗弃有的是为了逃脱暴力的家庭他们本身没有错可最终还是流落街头……所以，她第一个联系了Melbourne City Mission，一个专门收留24岁以下青少年的慈善机构。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因为父母离婚、吸毒犯罪搞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他们一直都在经历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苦难，只能从陌生人的关怀中学会爱和幸福！对他们来说，可能吃一顿肯德基都可以开心很久！当这些孩子知道有好心人邀请他们去五星级酒店免费吃喝时，兴奋地又喊又叫！他们甚至不知道五星级意味着什么……只是一个劲地问工作人员是不是有喝不完的可乐是不是有吃不完的鸡腿！梅赫塔和同事们还联系了Home of Welcome，Brigidine Asylnm Seeker‘s project等几家慈善机构。每家慈善机构带30个人左右。这些慈善机构都是收留那些因为残疾或精神疾病，而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可怜人。他们每天就靠这些慈善机构才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洗一个热水澡这些慈善机构非常感谢梅赫塔他们能把这样的机会送给这些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的穷苦人。所以，他们也像梅赫塔保证把这样珍贵的机会留给那些善良的人洲际酒店在得知兰利公司这个特别的安排之后，决定免费升级餐饮标准，不仅有主厨拿手的鸡腿和牛肉还作了别的精心搭配……总之就是要让每一位特殊的来宾吃出幸福感！最用心的一点是，因为他们知道澳洲的很多孩子会选择当服务员来打工挣学费，所以他们给孩子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参观之旅！让这帮孩子了解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工作是怎样的！酒店更是愿意提供机会让他们学会谋生！今天，为了给这些homeless 一个美好的机会，兰利公司、慈善机构、洲际酒店，都在用心地忙碌着……Home of Welcome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homeless在得知可以去洲际酒店的时候，激动的哭了！这真的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好事！他们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套体面的衣服反复问我可不可以！他们都是一群被社会遗弃的人也许这是唯一一次觉得自己被重视了！为了给这些homeless一个美好的记忆，慈善机构还专门包了一辆电车。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在吃饭前好好游览一遍这个温暖的城市。还不用在寒风中走着去赴宴！因为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贵宾！当走进这个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时，年幼的孩子们又蹦又跳，而那些这些吃尽苦头的homeless却都犹豫了……有的，是因为自卑而局促有的，是因为感概美的太不真实有的，是想让这个梦长一点，慢一点……可是穿着精致，满脸热情的服务生们却主动来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早就布置好的宴会厅。简直美呆了！服务员给他们介绍各种美食，这些他们听都没有听到过的食物的名字，在那一刻，却温暖而熟悉！100名Homeless和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像家人朋友一样，谈论着自己未来的打算。一群本以为没有未来的人突然间对未来有了憧憬！尤其是那些单纯的孩子，一个劲地问老师，这些食物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以后也要当一个很棒的厨师！洲际酒店的经理在看到这些珍贵的笑容后，计划着每年冬天举办一场这样的慈善午宴，给这些在生活最底层挣扎的人们带去一点温暖和希望……梅赫塔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决定能带着这么多人幸福和快乐！甚至有可能改变这些孩子的人生！而这个决定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她之所以想到homeless，是因为当时正好看到了曼切斯特爆炸案的一条新闻。两个流浪汉不顾危险，冲进爆炸现场，救出受伤的小女孩！这两个流浪汉成了这个悲剧中最闪亮的人性光辉。他们只是体育馆外面乞讨的流浪汉，在听到哭声后，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勇敢逆行，救出了受伤的女孩。两个流浪汉成了国民英雄！看着他们忧郁而平静的脸，梅赫塔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些曾经被这个城市厌恶的流浪汉，并不能抹杀那些值得同情的人。他们同样善良，同样有爱，同样值得拥有幸福和快乐。如果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哪怕给他们一点希望，都是那么珍贵！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人们除政治之外，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说政治更多意味着当下的生存，那么教育则似乎着眼于未来。人们或许可以忍受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似乎无法忍受一个不自由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中产阶级大规模移民西方世界，对子女教育的关切应是促成这一行动的重要动力。不少继续生活在中国的家庭，也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之外，寻求多样化的教育机会。人们对现行教育的强烈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都要求我们对何为教育进行深入思考。但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更多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性的层面上。而对教育的本质、自由与教育的关系，则明显关注不足。或者说，我们对教育缺乏一种总体性的反思。对此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教育哲学所能解决的。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没有什么脱离作为整体的哲学的教育哲学。”[1]从这一角度看，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教育哲学”的存在，本身就是教育问题的一部分。在前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维持政治统治的工具，是政治教化的一部分。因此，在现代之前，教育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在现代社会，教育才真正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任何取消社会阶级区别和号召所有人自由的社会，应当把教育构想为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为所有人的。”[2]在如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以洛克、密尔的部分思想为基础，简要论及自由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 一 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性原则，是与自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弗雷格关于对象和概念的区分，在逻辑和语言的层面上，确立了个体的存在论基础。如果说没有个体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自由的观念就无法确立。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对我们每一个体而言，首先即意味着自立。或者说，一个人在个体意义上的自我确立，即意味着自由。个体性自由的确立，是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也就无所谓自由了，尽管在笃信宗教的人那里，灵魂的自由最要紧。生命的保全既是个体的生存本能，但也更需要法律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尽管说个体的自由有其存在论上的依据，但在社会—政治层面，这一自由又是如此脆弱，而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这就要求自由的个体之间，不得相互侵害。而且，这里的法律必须是保障自由、维护权利的法律，而不能是有权势者打击他人的工具。一个人的自立，在洛克看来，还与财产权有关。事实上，即使仅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在财产上享有自主权的人，无论在精神还是其他方面，他都可能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此相反，一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体制或他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为了生存他就不得不放弃许多自由的权利。但在许多激进主义者看来，财产权的确立，似乎不过是对自私和贪婪的保护。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才是最大公无私的，足以承当起“博爱”的美名。但正如王楠在《培育自由：洛克的教育哲学读解》中所指出的：“洛克对财产权的肯定完全不是对自私和贪婪的肯定。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是美好的品质，保护私有财产，本质在于尊重每个人应得的‘生命、健康、自由和占有’，避免个人的勤劳受贪婪和懒惰的侵害。”[3]从这个角度看，洛克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恰恰是对勤劳这一美德的认肯。汉娜·阿伦特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对“财产”和“财富”进行了区分。她认为一个人拥有财产，在道德上是应得和正当的。而对过量财富的疯狂追逐，则是人性的贪婪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限制。洛克对于人性的贪婪，有深刻的批判，王楠在研究中指出：“人越发空虚浅薄，又越发渴望支配（dominion）和占有（possession）。他越是无法把握自己，就越是想要抓住在自己之外的人和物。”[4]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独裁者对权力的极度贪婪，以及那些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他人的控制和对金钱的占有，其实都不过是自我的空虚所致。如此，则一种不良政体的存在及其运行，同时意味着生产出大量的病人。正因为洞悉到了这一点，洛克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教会人们过一种完满自足的充实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中，名誉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名誉就是他的人格的规定，表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人对自己感到羞耻或认为自己有信誉，来自他对自己名誉的评价，对自己人格的认识。”[5]而认识自己，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于小孩子而言，尤其如此。因此，按照洛克的意见，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一定要爱惜受教育者的名誉。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独立的人格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爱惜，他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一个爱惜名誉，对自己和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立判断的人，即真正的绅士。王楠指出：“真正的绅士，会用真正的名誉来衡量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并产生相应的荣誉感和羞耻感。这种对名誉的爱，不是出于对荣誉的饥渴而汲汲于他人的赞许，那种欲望是虚荣（vanity），是内心空虚的体现。对虚荣之人来说，名誉只不过是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可以拿来向他人炫耀。但对真正拥有自尊的人来说，那是自己人格的体现。孩子对名誉的重视，使得他会主动接受他人赞许和责备的引导，逐渐用羞耻和信誉感约束和决定自己的行动。”[6]正如洛克所言，名誉是一种法，因此是一个人对自身的约束，也是他行为处事的尺度。而对荣誉的过度追逐，则是一种价值上的虚无和心理上的虚荣，事实上也是一种病。而且，一个人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过度看重，表明他不过是自身欲望的奴隶，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 二 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接受教育的过程格外漫长。一般而言，一个现代人在学校度过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也就是说，一个自然人要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知识积累。但即使如此，一个人在学校学习了十几年，可能记住了大量零碎的知识，但对于何为学习、学习为何的问题，却缺乏真正的理解。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在中国的教育中尤为突出。关于学习问题，密尔在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中说道：“学习的目的不是掌握一些对将来工作起作用的知识，而是对关系到人类利益的所有重大问题有所了解。”[7]但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中，无论是大学还是一般公众，都迫切地希望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掌握更多谋生的技术和知识。基于这一认识，大学开设了更多技术性的专业和课程。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技术性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学到。在大学课堂上对技术性知识的讲授，其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纸上谈兵。而且，这样的知识很容易随着技术的革新而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在大学课堂上教授有利于谋生的知识，表面上看是为学生未来的工作考虑，但事实上，这既不利于谋生，同时也耽误了理论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何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理性问题的学习和探究上，从而以不变应万变？密尔就认为，教育所能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宏观的视野，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对自然和人生宏观的、正确的观点，并在心中牢牢铭记把时间浪费于实际不值得为之努力的琐屑事物实际上也就是怠惰。”[8]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人不断学习的过程，其实是从空虚中挣脱出来，不断走向自由充实的过程。王楠写道：“人学习和求知的过程，是脱离迷茫不定、把握到神圣真理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人才能从虚无中摆脱出来，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些什么，获得人应有的规定性。这就是寻求知识和真理对现代人的意义。”[9]从这个角度看，学习的终极目的，仍是那句古老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在世界之中，一个人才可能真正看清自己。与此相反，一个闭目塞听、执着于自己的自大或自恋狂，既不可能认知世界，也很难看清自己。学习或求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自我，追求真的过程。这里所谓的“真”，大致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真诚，即求知者对所学习的东西，要有一种真切的关怀，一种求真的意志。二是真理，即相信有些东西确乎是真的，而且这样的东西必定存在。一种自由的教育，就应该鼓励受教育者说真话、求真理。而这样一种精神，恰是西方文明中最核心的力量。王楠就此写道：“坚持讲真话，就是承认、服从、信仰和追求这真理。人只有承认它，服从它，信仰它，追求它，才能够让它进入空虚的自己，与它相统一，成为真正的人。一切科学和哲学思考的预设是：真理存在。而以上帝信仰为基础的道德的预设是：道德是上帝为人所指出的通向拯救的真理。讲真话就是相信‘真’的存在，相信‘真’的存在才能追求‘真’。这种认‘真’、求‘真’和服从‘真’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中，成为支撑它的核心力量。”[10]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所谓真即是其所是，即让是的东西是，让不是的东西成为不是。这样一种追求，不仅有其伦理上的指向，且更多与知识论连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或学术就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天下之公器。王楠在“读解”中写道：“知识是要拿出来与他人相互交流、讨论的，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相互交流思想和知识，不应当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是为了真理本身。所以，人们应当以诚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耐心的解释来向他人表述自己的观点，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应当傲慢偏执，自诩握有绝对真理，借知识之名争斗不休，或在虚假的学术幌子下面谋求个人的利益。”[11]如此一来，在真理与自我的关系上，即意味着真理掌握我们，而非我们掌握真理。在如上引文中，作者特别强调人们在讨论知识问题时，应当使用平实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再说几句。关于语言，洛克曾指出：“在我们与他人的谈论中，语言的目的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要把一个人的思想或观念让另一个人知道。第二、是要尽可能简易，迅速地达到这个目的。第三、是要传达人们对于事情的知识。”[12]洛克的意思很清楚，即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思想或观念的交流。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人们最好使用一种简易而有效率的方式。如此，平实的语言就应当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将这一理解贯彻于教育之中，则“不可给孩子的心智充塞一堆意义不明的词汇、逻辑不清的理论，让他们学会用浮华的修辞和论辩的技巧来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虚荣。”[13]文：李文倩如果我们对知识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那么使用一种平实、素朴的语言来对知识进行表述，就应当是一种极大的美德。与此相反，那种表面华丽的措辞，不过是乱人心智。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对自己有这样的反省，即因早年读了许多诲淫诲盗的文学作品，反而对于自己的思想能力，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一种自由心智的培育，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一问题值得认真探讨。 三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即所谓分工，或曰分科治学。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高速度积累，任何一个人即使穷其一生，也无法穷尽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更不用说要有所创造了。但对这样的一种趋势，如果以一种极端立场对待之，则是相当危险的。知识人蜷缩在一个个过分狭小的领域中，丧失了进行宏观判断的能力。如此一来，学者们在知识上的工匠化，必将使其无法成功培育一种自由思考的心智和能力。汉娜·阿伦特针对这一问题，在《论暴力》一文中写道：“许多领域都无休止、无意义地追求原创学术，而在这些领域，如今也只可能有渊博的学识，这种追求要么彻底的不相干，也就是著名的‘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要么导致伪学术的发展，而它实际上毁灭了它的对象。”[14]密尔也曾指出：“根据我们已经有的经验可以知道，如果只埋头研究一种学问，对其他所有的学问与研究不闻不问，必然导致人类精神褊狭而误入歧途。这种情况下，精神内部孕育出对特殊研究的偏执，伴随而来的是那些视野狭窄的专家们都丧失理解、评判宏观事物及其根源的能力，并具有一种共同的偏执。我们不得不这么预测：所谓的人性，将越来越因只能熟悉细小的事物而渐渐萎缩下去，一旦面临重大的事物就不能适应了。”[15]应该说，汉娜·阿伦特和密尔所担心的情况，在今日之中国已相当严重。而这样一种对碎屑事务的无休止的迷恋，在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的社会中，则会得到更多官方的鼓励。于是乎，学者们沉浸在细小的愉悦之中，并为此而洋洋得意。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度高昂的。公共言论空间的萎缩，使多数专家处于毫无见识的状况，但也正是这些人，凭借少量的专门知识，在他根本不懂的一般性问题上大放厥词。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一种学术现状，反映到教育领域，即过度的学科化。但正如密尔在“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中所指出的，大学阶段的教育，不应以培养学者为目标。他写道：“在大学生理应达到的教育阶段，可以把他们从个别科学的、细部的、一个个的微观考察中解放出来，升华他们的思想，教会他们将科学和人类文化视为整体，认清不同学科在前者中的位置和在后者中发挥的功能。”[16]而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解放”，是培育自由心智的必须。参考文献：[1][2]陈嘉映等译．西方大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01、303．[3][4][5][6][9][10][11][12][13]渠敬东、王楠．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9、20、41、41、103、75、111、110-111、119．[7][8][15][16][英]约翰•密尔．密尔论大学．孙传钊、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26、24、112．[14][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9． 

文：张维迎​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交易市场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微博)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搞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文：辉格 海德沙龙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文：拾遗轻易被感动，轻易被激怒，轻易被吓住，轻易被诱导……当下横亘在人群中最幽深的分野，已经不是信息多寡所形成的“知沟”，而是判断力强弱所分化出的“智沟”。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应学会守脑如玉。一一天，苏格拉底上课时，从短袍中掏出一个苹果：“大家集中精力，嗅闻空气中的气味。”然后，他回到讲台，举着苹果问：“哪位同学闻到了苹果的味道？”几位同学回答：“我闻到了，淡淡的苹果香味！”其他同学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苏格拉底再次举着苹果从学生丛中走过，“请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闻空气中的味道。”回到讲台，他问：“大家闻到苹果的味道了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闻到了！”苏格拉底说：“非常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我们，其实很喜欢随大流。二心理学家阿希做过一个从众实验：当参加测试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时，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不知道，这5个人都是托儿。阿希让大家作个判断：卡片上4条线段，哪两条一样长？线段差异明显，正常人很容易作出判断。但5个托儿故意同时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一大串测试者跟着选择了错误答案。每个人都有潜在的从众心理：别人做什么我跟着做什么，我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你去参加音乐会，在路口遇见一群人。他们都在仰望天空，于是你也跟着仰头观望。音乐会上，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你也跟着鼓掌，整个大厅掌声雷动。音乐会结束，你去更衣室取外套。看到前面的人将一枚硬币扔进碟子，你也慌忙从兜里找出一枚硬币扔进去。……我们常以为自己很有主见，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习惯依附于他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习惯跟随别人瞎起哄，没有自己的主见；习惯人云亦云，没有判断事情真伪的能力。三1895年，勒庞写了一本经典著作《乌合之众》。此书出版后，以每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传播。这本书为何具有如此魔力？它道出一个真谛：聪明的个体陷入群体就容易变成傻逼。个体大多是聪明的、理性的、冷静的，但一旦陷入群体或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就容易变得迷信、盲从、愚蠢、暴力：1. 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2. 群体冲动、急躁，易受暗示和轻信；3. 群体的智慧，低于个体的智慧；4. 群体充满原始的暴力和嗜血的欲望;5. 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所谓乌合之众，就是说再聪明的人都有傻逼的潜质。“一旦融入一个群体，你就会传染上他们的动作、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做出一些荒唐可笑但毫不自知的事情。”四21岁的蔡洋，从南阳来到西安，一直老老实实地刷了两年墙。他生活无比简单，上班，下班，看看抗日剧，玩玩游戏，偶尔在网络中倾诉对爱情的渴望。但他生活的轮盘在2012年9月15日突然翻转。那一天，反日的标语贴满了西安，狂热的人群占领街道，呐喊声似要掀翻古城。拥挤在人群中的蔡洋无比亢奋，他急于想找个目标做些什么，以示爱国。终于，他盯上了一辆日系车。他抓起一把U形锁，狠狠砸在车身上。车主李建立急了，跑出来理论。蔡洋高高跃起，对着李建立的头一顿猛砸，一下，两下，三下……浓稠的血与脑浆喷涌而出。而等待蔡洋的，是10年牢狱之刑。个人陷入群体，很容易就会成为“蔡洋”，在乌合之众中变成“群盲”。五不要以为蔡洋傻，我们聪明不了多少。《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一刊出，我们毫不琢磨思考，立马随手转发。《罗尔有三套房产，是两家公司法人代表》一刊出，我们又纷纷调转枪头，骂得罗尔体无完肤。《罗尔说“罗尔事件”》一刊出，我们又无比同情罗尔，觉得“善良是伪装不出来的”。《对罗尔的宽容，是对好心人的犯罪》一刊出，我们又觉得罗尔可恨，“损害了本来就脆弱的社会诚信”。观望这两年发生的热点事件，没有一件躲得过这个铁律——听到甲方发声，我们义愤填膺；听到乙方发声，我们觉得甲方不是东西；听了丙方发声，我们又觉得甲乙都不是好鸟。我们就这样轻易被感动、轻易被激怒、轻易被吓住、轻易被诱导……世界名著《动物农场》中有个例子——动物领袖斯诺鲍和拿破仑又发生了分歧。拿破仑觉得当务之急是设法建立武装队伍。斯诺鲍认为应先煽动其他庄园的动物造反。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又听了斯诺鲍的，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实际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会同意谁的。失去脑子的我们，不就像这群动物吗？正如评论家曹林说：“当下横亘在人群中最幽深的分野已经不是信息多寡所形成的‘知沟’，而是判断力强弱所分化出的‘智沟’。”六柴静刚进央视时，老师是陈虻。陈虻啪地将一盒烟拍到桌子上。问柴静：“这是什么？”柴静回答：“烟。”“我把它放医学家面前，说请您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尼古丁含量，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我让经济学家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烟草是国家税收大户，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我让搞美术设计的写三千字，那哥们肯定会写：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然后，陈虻翘起腿，对柴静说：“现在，请你写三千字，你会写什么？”柴静一下蒙了，不知从何入手。陈虻说：“你有自己看待世界的坐标系吗？”借用陈虻的话：你有看待事物的坐标系吗？遇到一件事情，你想过这五个问题吗？1、这个事情有没有证据和理由支撑？2、这个理由/逻辑是否能够推出结论？3、这里面是否隐藏了某种价值观假设？4、其中的证据/事实是否能有效支撑理由？5、是否存在隐藏或模糊不利的证据/事实？如果你不能明确判定，那就请：1、不要轻易妄下结论；2、不要轻易急于站队；3、不要轻易评价别人；4、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评论左右；5、不要随便说什么感同身受。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守脑如玉”。七乔任梁自杀后，井柏然因没及时表达哀伤，而被无数网友谩骂：“你应该代乔任梁去死。”陈乔恩因没及时表达哀伤，遭到数万网友恶毒攻击。有人留言：“乔任梁都死了，陈乔恩你为什么还不死？”这句留言，竟然获得了3000多个赞。但以前，我们不也是这般咒骂乔任梁的吗？乔任梁曾感叹：“每天看着这么多人骂我，诬陷我，想着干脆死了算了。”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中讲述了一种“平庸之恶”——当一个恶行发生后，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不过是奉命把犹太人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不过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不过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不过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只有“守脑如玉”，才不会犯下可怕的“平庸之恶”。正如王尔德所说：恶，莫大于轻浮。八当年，小泽征尔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参赛。小泽征尔全神贯注地挥动着指挥棒。突然，他发觉乐曲演奏得有些不自然。他以为演奏家演奏错了，要求重奏一次。但重奏的乐曲依然不够自然。评委会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小泽征尔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喊声一落，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前面选手虽也发现了问题，但都放弃了意见。1998年，香港廉政公署公招首席调查主任。43岁的蔡双雄参加了这次选拔考试。可是，最后一道题把蔡双雄难住了。题目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分值20分，答不出就意味着出局。蔡双雄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半点举措。最后，他在试卷上写下：我想不起他采取过什么举措，我不会答。两周后，结果公布：只有蔡双雄入选。原来，李世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这道题，目的是测试应试者的诚信度。守脑如玉，才能有这般的定见和远见。九胡适先生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何为“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说：“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影响他的判断和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他并不仓促的下结论，也不轻易的附和他人的意见，他宁愿耽搁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查考事实和证据后，才下结论。”胡适先生的话，更适合用于这个时代。在这个信息、思想、流言、谎话满天飞的时代，愿你我学会“守脑如玉”。

文：林炎平马克龙就职仪式当天的凯旋门法国大选日（5月7日）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法国新总统就职仪式日，也就是今天（5月14日）我在巴黎。巴黎是世界上最大的法语城市，而世界上第二大法语城市不在法国，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国和加拿大构成了“新大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称作“新大陆”，是从欧洲的视角来看的，因为欧洲是“旧大陆”。法国的这次大选和美国的刚刚过去的大选一样意义非凡。我对此极其关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周反复播放德沃夏克（1841-1904）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作于1893年），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种潜意识。聆听这首乐曲，用我自己的话形容是，令我热血沸腾脊椎发冷。德沃夏克和他的《自新大陆》看似和法国毫无关系。德沃夏克是捷克人，《自新大陆》作于他美国之行期间。但是，我可以明确地感到的是他在新大陆受到的强烈感受，和他对旧大陆的深切怀念。从新大陆看旧大陆，一个大洋的彼岸，数千公里以外，数千年的传承和更迭，我可以明确地感到这种情绪，但是我无法确定德沃夏克的结论。介于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是英国。这是一个和旧大陆同根同源却特立独行的文明。捷克布拉格高堡墓园里的德沃夏克墓我想说的就是她们：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旧大陆，欧洲文明的近代先驱——英国，欧洲文明的现代代表——新大陆。让我们从今天的旧大陆说起。法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在5位候选人中初选出两位：马克龙（Macron）和勒庞（Le Pen）。在5月7日的最终对决中马克龙胜出。许多媒体把马克龙至于五位的中间，号称是中间派。在他的左边是阿蒙（Benoit Hamon，社会党人），右边是菲永（François Fillon，共和党人），最左边是（Jean-Luc Melenchon），最右边是勒庞（Marine Le Pen，国民阵线）。看看这些人的主要政策倾向：阿蒙要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2小时，向机器人征税（谁用机器人就罚谁）。Melenchon要实行的是彻底的消灭资本主义，给每个人发工资而不管其是否工作。菲永向往的是撒切尔主义，断供懒汉，减少福利，削减政府开支。勒庞要脱离欧盟，禁止穆斯林移民，阻止法国穆斯林化，但是却坚持工时每周35小时，同时要国有化一些企业。马克龙很难称作中间派，实际上他自己曾经是左派的社会党政府里的经济部长，刚刚从奥朗德的政府辞职，退出了社会党，自己组织了前进党，以中间派的面目出现在大选里。本来大选也没有他的什么戏，但是由于菲永爆出经济丑闻，在原来执政党期间让自己的太太挂虚职领工资。这本来也仅仅是指责而已，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法国人可以容忍总统有情人，但是不能容忍总统占纳税人的便宜，于是菲永失去了胜选的可能。玛丽安·勒庞被贴上极右的标签是由于她的父亲的反犹言论。自从老勒庞的国民阵线被他女儿玛丽安·勒庞接手过来后，国民阵线的反犹立场不复张扬，但是极右的标签却被永远贴上了。这次法国居然有1/3的人投票给勒庞，于是勒庞的国民阵线已经不再是过去可以被简单地贴上极右标签而打入冷宫了。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投票给勒庞，这是多么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还有人可以忽略它吗？马克龙胜利了，但是法国胜利了吗？我从来不是左派的拥趸，对于马克龙这样的左派政党中出身的人，我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我从来都喜欢右派，理由很简单，他们是自由的保护者。但是，说勒庞是右派并不十分恰当。说她是极右派，那是左派要搞臭一个人的手段。但是我确实不希望勒庞当选法国总统。我也不希望马克龙当法国总统，但是更不希望勒庞当总统。我的理由基于如下几个判断：1）勒庞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右，而是左派。2）勒庞要退出欧元区。3）勒庞要退出欧洲共同体。我认为这些政策都是把法国带入灾难的途径。法国必须向右，但是勒庞并不是右派。勒庞的社会政策确实很右，我倒是喜欢她的这些政策。包括限制外国移民入境，限制外国移民领取社会救济，限制穆斯林的极端说教，等等。但是她的经济政策和左派并无二致。Macron在胜利演说中声称“在5年后，让那些投票给勒庞的人不再会有理由投票给极端的候选人。”如何做到？让选民向左，还是让政府向右？其实左右都不能保证，因为勒庞到底是左还是右并不能简单界定。左和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是容易区分的，但是极左并不是是向左无限延伸，极右也并不是向右无限延伸，吊诡的是：它们在向各自的方向延伸一段后就向后划出一个大的弧形，最后在我们无法看到的表象背后殊途同归。我认为，极左和极右的初衷是这样的：极右是以消灭批判的方式来保护自由，极左是以消灭竞争的方式来求得平等。但是，一旦没有了批判，自由便不复存在；一旦没有了竞争，平等就化为乌有。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极左和极右，它们的结局都是相似的。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至少我可以像景仰德意志和不列颠一样景仰法兰西。我有一次开玩笑和朋友们说：法兰西随便“拉”出几个就把东方文明比下去了，比如拉瓦锡、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这还仅仅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里的冰山一角。但是法兰西在社会学上总是乏善可陈。从早期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法兰西都是温床。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是法国的伤痕。在今天的拉雪兹公墓有心者仍然可以找到“公社社员墙”，只是没有几个法国人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但是法国人都还记得萨特。萨特在法国甚至在世界上还有市场，这本身就说明了法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萨特之流是文明世界的癌症。文明世界并不是没有能力治疗萨特式的癌症，而是文明世界里有太多天真的人喜欢萨特之流。我想起我刚读完的“The Capital in 21st Century”（21世纪资本论），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Piketty）。这是一本红极一时的大部头，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来捧场。我硬着头皮看完了这本书，就如同明知饭是馊的却硬是把馊饭吃完。掩卷长叹：是什么理由使得他得出这么荒谬的结论？皮克提的书通篇都在说他的r-g理论，核心就是社会财富越来越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越来越不平等，政治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如此地急需解决，否则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我的评价是：无稽之谈，愚蠢至极！我在这里没有篇幅批判皮克提的理论，但是确实在写一篇文章《从r-K走向r-g，左派理论家是如何拿平等做幌子用消灭竞争来消灭自由的？》所谓“r-K”理论说的是，物种总是要设法生存的，不是以质量竞争，就是以数量竞争。因此高等生物再生数量少，但是存活率高，比如猴子；而低等生物则以高数量以克服低存活率，比如青蛙。问题是，当竞争被人为压抑，那么劣等的便立即以数量胜出。而r-g要干的就是后者。皮克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始于今天，而是由来已久。结果就是，法兰西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从未选出一个像样的政府。比之英国和美国，令人唏嘘。我们该回到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了。这次我们回到比德沃夏克更早的时代，那是托克维尔（1805 —1859）的时代。他的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于1835年，比德沃夏克出生还早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48年，届时《论美国的民主》已经再版了12次。经过了从写作到第12版的15年间，他以更加的自信给出了他著名的再版前言。尤其是，1848年法国人革命重演，再次推翻了他们曾经复辟的王朝。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民主》中正警告和预言了这样的革命。如下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12版再版前言部分文字：不管最近发生的事件多么突然和重大，对本书作者来说都不感到吃惊。其在15年前写此书时脑海一直被那正滚滚而来的不可阻挡且铺天盖地的世界民主潮流所占据。…………美国的体制在皇权统治下的法国看来只是一个奇观，但是今天其应该被共和的法国所研究。使得新政府得以安全的不是武力的强大，而是法律的良好。战争之后便有法律，前者摧毁而后者重建。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要一个皇权还是一个共和，而是一个浮躁的共和还是一个安详的共和，一个有序的共和还是一个无序的共和，一个和平的共和还是一个好战的共和，一个自由的共和还是一个压迫的共和，一个威胁私有产权和家庭的共和还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的共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法国，而且是对所有文明国家。……现在这个对我们看来是崭新的问题却由美国在60年前解决了。我们今天才引进的人民自主权原则，在那里过去的60年里一直畅通无阻，并被直接地、无限地和绝对地付诸实践。……在那里，共和制度不仅仅没有骚扰这些权利，而且保护了它们。私有产权在那里得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的保护。在那里，无政府主义和专制政治一样闻所未闻。我们从哪里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希望和教训？我们应该从美国的体制中理解那些我们可以借鉴的……那些使得美国宪法得以成立的原则，比如秩序、权力平衡、真正自由、对法律的真诚和深刻的敬仰，却是对所有共和国不可或缺的。它们对所有共和国都是普适的。我们可以这样毫无风险地预言：所有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共和国很快就会不再是共和国。托克维尔此时并不知道美国将发生的事情，而主角是出生比他晚4年，去世比他晚6年的林肯（1809-1865）。在12版再版前言发表后13年的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的制度受到严峻考验。托克维尔没有活着看到美国内战的爆发和结束，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让人失望。托克维尔是理性和冷静的，但是法兰西并非如此。在1856年，他去世前3年，托克维尔写了《旧制度和大革命》（The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在结尾，他是这样痛心疾首也是充满热爱地描述法兰西民族的：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驱除这片黑暗的灯火。……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彻底和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足以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导致类似的革命。不得不说，托克维尔真正明白法兰西民族。但是，法兰西却没有多产出几个托克维尔。今天的法兰西，在自我作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曾经的美德，今天已经成为了政治不正确；曾经的龌龊，今天登上大雅之堂。今天的政治正确，否决了曾经的几乎所有美德。首先破坏的就是竞争精神，而皮克提之流以学者之名为此背书。接着失去的便是自由。一个半世纪前的托克维尔的告诫并没有唤醒法兰西。我还是想继续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但是，这块新大陆是旧大陆勇敢的拯救者还是孤独的逃离者？美国的校园左派似乎并不比法国的温柔。美国也许顾不上旧大陆了，而英国也决意逃离了？英国的离开，理智还是胆怯，还是兼而有之？马克龙会带法国走向何处？我当然希望马克龙向右，他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他今天就任命了右翼的共和党人作为总理。其实，马克龙想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国人自己到底意向何处？就职仪式当天的香舍丽榭大道我们无法躲开，也无法逃离。新大陆不是世外桃源，英伦三岛更不能独善其身。唯有拯救旧大陆，才能拯救全人类。这里是自由的故乡，理性的故乡，科学的故乡，民主的故乡，公民的故乡……我可以长长地列举下去，这些人类文明独一无二的特征都诞生在这里也仅诞生在这里。正是因为如此，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才会如此动人心弦。正是因为如此，旧大陆才必须永不沉没。因此：法兰西万岁！欧洲万岁！始于从蒙特利尔至巴黎的航班上，急就于雷恩和巴黎。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

文：林炎平​第九章  自由、平等、博爱——公民终极的尺度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我们不会因为慷慨而后悔。—— 伯里克利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 作者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看得清楚。但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但是永志不忘： “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 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 “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它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 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 而这些理念，正是古代中国所欠缺的。 古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古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 “博爱”更在中国历史上难觅踪影，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它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 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 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源于理智的思维，也不由于功利的需求； 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因此这是理智的“爱”。源于古希腊的术语“哲学”，就是由古希腊语的“爱（Philia）”和“智慧（Sophia）”所构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 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和“性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和真理的充满激情和忘我的爱，也可理解为有别于理智的狂热的“爱”； 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 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 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 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的人格进步史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战胜其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的历史。如果说“公民”人格完整地反映了“自由、平等、博爱”，则“奴才”人格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落后的斗争，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和奴才人格上的搏斗。 公民是一个合理社会的基础，也是目的。奴才是一个不合理社会的基础，却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可以说，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 那么什么是公民？除了他人格上的完整，亦即“自由、平等、博爱”之外，他需要履行公民的职责和具有公民的权利。在作为一个“个人”和一个“公民”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腊对于公民的培养和对公民理念的教育甚至令我们今天自叹弗如。古希腊人在“个人”和“公民”之间达到了非常和谐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可以运作得如此完好的最终理由。 古希腊梭伦（Solon，公元前638－558，图15－1）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和“公民”。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独立个人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图15－1  梭伦（Solon），National Museum，Naples，意大利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回顾本书中引用的伯里克利的讲演，以上这些理念都在其中出现过。梭伦、苏格拉底、伯里克利所鼓励和赞扬的，所要培养和造就的，就是“公民”。这就是古希腊社会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合理社会的全部基础。 古希腊为人类奠定了一个独特和空前的社会形式——“公民社会”。由于公民的权利和职责，使得公民本身的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标志和最终目的，因此公民的素质和标准便成为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关注的焦点。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这种不关心他人和国是的态度常令经过古希腊文明洗礼的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e）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没有公民的结局。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不少国人也未必理解公民的意义。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许多人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成部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我不禁想起了古希腊时代那些到访雅典的波斯人听不懂“公民”、“民主”和“自由”的故事。我想必也曾经如此。 有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因此，也有“自古公民出少年”，于是也有“自古奴才出少年”。人格是从小培养的。如果一个教育制度不能有效地培养公民，那么受教育者最终将会很大比例成为公民的反面——奴才。这奴才中可以包括“顺民、暴民、良民、刁民。”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反面——“禁锢、等级、仇恨”。 我自然想到，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这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他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1．  以身作则。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11． 勇敢地面对逆境。12． 说真话。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14． 明智地理财。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16． 认识虔诚的力量。17． 理解宽恕的力量。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19． 寻求善。20． 追求真理。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不久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公民教育，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任务。古希腊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而且在体育场、剧场、图书馆。 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的剧场是如何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等的戏剧带给公民的。那些剧目中有正剧、悲剧和喜剧，但是没有“颂剧”，亦即歌颂统治者的剧目；也没有“怨剧”，亦即哭哭啼啼寻找青天大人的剧目；也没有“闹剧”，亦即没有幽默却糟蹋人格的剧目。 我们也知道古希腊的体育场馆是如何培养孩子们健康体魄和竞争精神的。 而图书馆，也是古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图书馆是面向所有公民的，而不是私人的藏书楼。许多古代民族也有藏书楼，那只满足了极少数人的嗜好，而非全社会共享。以弗所（Ephesus）不仅有巨大的剧场，而且有可观的图书馆。那图书馆的遗址令人可想见其当时的规模（图15－2）。 图15－2  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以弗所的古希腊图书馆遗址（笔者摄）我有时想，在古希腊这样的环境中，就是不想做有权利有责任感的公民，也难。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两个他的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非常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咕噜，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2】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咕噜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炖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炖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这小院子（图15－3）和村子（图15－4）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院子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但小院已经空无一人，在老大爷去世后不久，他的大侄儿也患病去世了，而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寄居到了早年嫁到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那时经常看着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图15-3  笔者当年住过的太行山小院子 （笔者摄） 图15-4  太行山山村 （笔者摄）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这绝不应该仅仅是自然的趋势，我确信，这也理应是人文的。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图15－5），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如此从没出息走向更没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图15-5  笔者当年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笔者摄）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15 - 6）。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图15-6  巴黎拉雪兹公墓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15－7），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图15-7   巴黎公社社员墙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它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也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15－8），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图15-8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15－9）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图15-9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但是其含义，却并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实践。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这不正是公民必备的人格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1】Vincent Farenga，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2】“凄惶”在山西晋中地区方言中是“可怜”的意思。（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尹保云一、不能随便使用“文明”一词“文明”与“文化”是从大学者到普通人都经常使用的词语，而且无论怎么使用都会沾点边。但是作为学术概念，它们都十分复杂，不少人因使用不当而惹起争论。相比而言，文明概念要比文化概念简单得多。根据诺贝特·埃利亚斯等学者的研究，“文明”这个词虽有拉丁词根，但其现代词（civilization）则是在16-17世纪于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使用的。埃利亚斯概括了文明一词在18世纪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会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文明这个词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用来概括现代事物的，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工业化生活和民主制度。这是文明一词的首要含义。按照这个概念，那些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不能被称为文明。文明与野蛮，是对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的区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大多崇尚中国，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是中国的礼仪和制度的推崇者。因此，他们在把西欧称为“文明”的同时，也把中国称为“文明”。但启蒙运动后期，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增加，西方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孟德斯鸠是最早怀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指责中国是一个充满商业欺骗和血腥专制的国家，不可能有很好的社会道德文明。18世纪后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加速，而中国却长期陷入停滞，日显落后。所以，到了19世纪初期，西方人的“中国热”迅速降温，而贬低之声日益升高。黑格尔甚至把中国看做世界历史的婴儿期，自由精神还深藏在肉体之内而没有冒出。马克思恩格斯称中国为“半文明”，到了他们的时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了。文明这个词也有扩展使用。这与“抛光”（polish）和“文明化”的提法联系在一起，说明事物的相对性，用以描述技术、组织、礼仪、制度结构等的进化。大都市、县城和落后农村，它们的抛光或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沃勒斯坦所说，文明一词具有“非常正面的内涵，在语法上是单独用来指示种种进步（和它们的结果），这些进步使男人（和女人）更加‘市民’（civil），即更少‘动物相和野蛮相’。”总之，它是用来比较道德与福祉的进步，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东西不能称为文明。东南亚国家对黑非洲有些部落社会自称“文明”倒无大妨，但若是对发达国家自称“文明”就会被视为无知和狂傲。同时，文明还有进一步的扩展用法，即经常用来称呼历史单位，如“新石器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这类扩展用法虽然已成习惯，但已经失去了上面说的正面意义，“文明”也就是“状况”的意思，“新石器文明”也就是“新石器状况”，如果是和更先进的比较，也就是“新石器野蛮”。尽管有扩展用法，但文明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它用来概括现代性事物，既包括技术、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又涉及个人的举止行为。其核心是现代民主制度。启蒙思想传统是强调政治制度和道德的进步。康德的文明定义是很权威的，它指的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国家制度，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杰弗逊在1787年出版的著名启蒙读物《弗吉尼亚笔记》中认为：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把法律和权力分开的分权制度，后者是指与这个制度相应的思想教养。这样的认识至今仍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含义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二、文明无高下？中国学者陷入非主流思想的泥淖上述文明概念在中国并没有深入传播。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在这种背景下，非主流的“文明”概念自然要压倒主流概念而受到追捧。20世纪初期，文化有机体说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起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前者列举了人类历史上8大文明，后者归纳了人类历史上26种文明。这些其实都是有史以来的王国、帝国、国家等单位。他们认为，这些“文明”都是单独有机体，各有自己的灵魂和躯体，都要经历一个由发育、成熟到衰老死亡的过程。这样的观点与启蒙-理性主义的学术传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不同的历史单位和地区，都是开放系统，文明由诸多元素组合而成，不是不可分的有机体，对文明的研究也应是分析的。在主流看来，人类文化学的文明（及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非社会科学的”。它之所以常被提到和介绍，也主要是因为批评和否定它的需要。相反，因为陷入非主流思想嗜好的泥淖，中国有些学者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推崇备至。文明是独立的有机体和没有高低之分的观点，迎合了闭关自守的心态。说西方文明即将衰落，会使人感到快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说的 “西方”本来指的是德国的西方，即英、美为代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只看到这个书名就够了，把它理解为整个西方。至于汤因比，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以及在一些演讲和文章中，不断宣扬“西方衰落”，“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这种诺亚方舟式的故事，很能迎合理性精神欠缺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不断地加以引用、宣扬和阐发。这样，国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热的文明研究，非但没有带来重要的学术和思想进步，反倒使非主流思想不断传播，大有成为主导之势。马克思在文明概念上与启蒙是一致的，而一些学者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边却无视马克思思想的这个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很多学者专注于制造学术泡沫。无数的资金、一批批的项目、一个个的学术会议和报告，都花在讨论“文明无高下”“中华文明优势”“西方文明衰落”这样的主题上。这样的学术研究使不少学者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标准和真假判断能力，有的大学教授甚至智商退化得不如农妇，因为一个农妇尚且通过一次旅游而知道自己的文明程度不高，能体验到中国大陆没有美国、日本甚至韩国、台湾地区的文明程度高。非但如此，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堕落到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能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务，但目前只是集中精力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尚未展开，依法治国也只是在推进中，然而，居然有人写出“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是第一层次的国家”之类的文章，并在报纸和网络上四处转载。这种病态倾向若继续发展，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精神下沉，国家层面的决策智慧也难免严重弱化。三、马上超美国？思想界不少人忘记了“韬光养晦”前面提到，启蒙的传统是把政治和观念（道德）的进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看做文明的高层次元素，而把技术与经济的进步看做制度与观念进步的产品，是文明的底层次元素。马克思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而把技术生产力在内的经济作为“基础”。中国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底色的，从物质层面分析是特长，然而，恰恰在自己所长之处，很多学者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邓小平曾经有个预测：中国可以在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邓小平是伟人，有超出常人的历史洞察力。根据中国的落后状况，邓小平还提出了“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以及“韬光养晦”等战略。然而，思想界不少人已经忘记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刚刚吃了几天饱饭，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专门写预测文章，有的预测中国将在30年内超过美国，有预测只需要15年，还有预测到2020年就可以了；有的学者一直鼓吹 “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最有效，将拯救世界；还有众多的网络文章不断地揭露美国穷人生活困难、纽约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这样的宣传让人觉得中国已成经济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并马上就要超过美国了。事实究竟如何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仅相当于100年前的美国。如果对经济稍微有一些理解，就会认识到奥巴马不是在胡说八道。即便国内目前的统计学是可靠的，也不能以GDP总量来判断经济实力，它说明不了很多问题。早在清朝，中国的GDP就是世界第一了，但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即便中国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GDP超过美国，那也不说明中国赶上了美国。即便是人均GDP，在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上也没那么重要，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家人均GDP都排在世界前面，但谁也不认为它们是经济发达国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GDP纳入对文明的思考，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的一个标准，只是二战后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传统。在马克思那里，底层文明元素（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技术。不可否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有空前的提升，但目前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属于很低的，属于第四梯级。在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包括钢铁冶炼，我们都落后于韩国一个技术梯级，而韩国也仅排在世界第三梯级。这就是说，仅从文明的低层次元素来衡量，我们的道路也是十分遥远，还属于“野蛮”状态。如果从高层次元素来衡量，差距有多大就不好说了。因为文明的高层次元素不那么直观，容易遭到各种模糊和诡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尚处在模糊和诡辩阶段的民族精神，必定是缺乏理性之光的，是昏暗的。

陈行之一我曾经反复表达一个观点，文学在精神气质上应当与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即所谓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奇怪爱好或者异想天开，在文学发展史上，这是被反复证明过了的一种规律，我仅仅是对这种规律做了具有个性色彩的解说而已。我们可以从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那里找到耐人寻味的例证。《古拉格群岛》是一部真实记录苏联极权主义社会状况的著作，尽管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小说家，但在这部作品里，他完全放弃了虚构的权利，通过自身经历以及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完成了一部口述的历史，煌煌巨著（全书译成中文约160万字）每一个字都显示着赤裸裸的真实。我愿意这本书和与之类似的书称之为观念作品。卢梭的《忏悔录》、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是这样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萨特的《恶心》、《墙》虽然虚构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它们着眼的仍旧是观念而不是人物，所以同样也可以列入观念作品之列。所谓观念作品，就是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味，但着眼于表达思想观念的作品，或者说在文学形式下用形而上方式探索社会与人的境况的作品。观念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通过演绎情节传达哲学观念（例如萨特通过他的小说阐述存在主义哲学）；一种通过描述社会生活状况传达作者的思索。《古拉格群岛》属于后者，它通过大面积展现生活真实的方式，传达作者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忧虑、愤慨乃至于憎恨。相反，卡夫卡履行的是作家职责，他把对世界的观察全部彻底地文学化了，从他那些杰出的小说中，你看不到奥匈帝国具象的现实，看不到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流程，感觉不到卡夫卡赋予作品灵魂的那些东西是否具有思想的特质，你甚至可以在通常意义上认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展现的仅仅是人类精神一种阴暗的图景……卡夫卡用虚构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则纯粹是文学的。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以《古拉格群岛上的卡夫卡》来作为本文的标题呢？难道在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或者换一句话说，在观念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接的通道？如果有，那又是一条怎样的通道呢？那里面存在怎样的机理呢？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有意味。二　　卡夫卡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描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事件。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早晨醒来，像往常那样等待女房东的厨娘安娜送来早餐，但是安娜没有出现，相反，在他的房间里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陌生人。“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陌生人什么也不说。K嘟哝说：“安娜该给我送早点来了。”陌生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对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点来。”“简直莫名其妙！”K匆匆穿上裤子，打算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地打扰他。陌生人阻止他：“难道你不觉得呆在这里更好一些吗？”K说：“我必须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否则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呆在这里。”“我可是好意。”陌生人一边说一边有意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的一切与头天晚上没有什么不同，唯一变化是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在看书。这个男人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打量着K，说：“你应该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难道弗兰克没有告诉你吗？”“他告诉过我，”K回答说，“可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K挥舞着手臂，就像打算挣脱两个束缚他的人，往门外走去。“不行，”坐在窗前的男人把书扔在桌子上，站起来拦住他。“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原来是这样，”K冷笑道，“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为什么被逮捕？”男人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回你的屋子去吧！你现在是负案在身的人。”后面的情节是：法院也和这两个不速之客一样奇怪，既没有公布K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最初十分愤怒，初审开庭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决定不去理睬这个案子，但是，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迫使他无法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他甚至开始厌恶银行的差事，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主动到法院打探消息，为洗刷自己的罪名四处奔走。他遭遇的现实也是荒诞不经：他所聘请的律师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他以外，连一份抗诉书都写不出来。没有办法，K去找法院的画师，画师告诉他：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法院的这种认定。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K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告诉他说，“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人不可能找到“法”，一切申诉都是无谓的，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小说结尾，K被两个黑衣人架到郊外一个采石场处死。卡夫卡所有小说都是在这种基调中展开的，《审判》甚至还不是最具卡夫卡特色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卡夫卡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思想内涵寓言式地描摹了人类超越时空的生活图景。如果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一幅油画，反映在画布上的世界就是严重变形扭曲和光怪陆离的，就像达利和毕加索的画作一样，这种变形和扭曲简直到了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断离、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通过唤起接受者的感应来发挥作用的，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压抑，一定是唤起了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连我们也不曾自觉的意识或者情感，才打动我们感染我们。我们的情感和心理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经验过的现实。这样，在变形的艺术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间就有了一条通道，正是这条通道把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联接在了一起。三　　　　让我们到这条通道的另一端，看一看索尔仁尼琴描绘了什么。索尔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讲述了很多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不是虚构的，它们就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下面我转述几则这样的故事。一个叫伊尔玛•明戴尔的匈牙利姑娘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怀着初恋少女的情怀，她约请热烈追求她的男朋友克列盖去看演出。索尔仁尼琴没有说姑娘知道还是不知道克列盖是侦查员（类似于我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大剧院度过的这个夜晚，毫无疑问他们仅仅是普普通通处在热恋之中的青年男女。这对情侣偎依在一起温情脉脉看完了演出，他们也许说了很多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也许会进行初吻，也许会在颤栗中第一次触摸对方……总之，这是一个甜蜜得让人融化的夜晚。演出结束以后，两位情侣仍旧偎依在一起，和其他人一道走出剧场，迈下剧场门前的台阶……结果如何？结果是：克列盖没有把姑娘送回家，而是直接送到了“鲁宾卡”——苏联肃反、内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直属监狱所在地。姑娘很有可能和大清洗期间大多数被枪杀的人那样丢掉了性命。在大清洗的日子里，一个叫彼得•彼得内奇的人偶然看到一位上级领导阴沉冷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整天惴惴不安，害怕被人抓了去。几天以后，彼得内奇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了，正是那位阴沉冷漠的领导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亲手交给彼得内奇一张到索契疗养的疗养证！彼得内奇欣喜若狂——原来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恐惧感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欢天喜地回家收拾行李去了。离家那天，他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火车站，这中间还一个劲儿责骂他的老婆笨手笨脚。在车站候车室，彼得内奇遇到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年轻人一看到他就主动打招呼说：“彼得•彼得内奇，您难道认不出我来了吗？”彼得内奇茫茫然，不好意思地说：“好像……真的认不出了……”年轻人就向彼得内奇的老婆弯弯腰，说：“他只是临时忘了，他一会儿就会想起来我是谁。”年轻人不由分说挽起彼得内奇的胳膊，两个人一起登上了列车——从此，彼得内奇就消失了。邻居被逮捕了，留下需要喂奶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一个好心的妇女找到内务人民委员会，询问该怎么办？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同志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这位妇女坐在接待室长条木椅上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等待的结果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抓走了。原来，上级给下面下达了抓捕人的指标，这位妇女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还差一个人。苏联大清洗期间，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当你周围的人陆续被逮捕和枪毙的时候，你甚至渴望灾祸尽快降临到自己头上，也就是说，你总是在想那么多人都被抓起来杀掉了，为什么还不来抓你？为什么总是拖延？这种拖延成为一种可怕的精神困扰，它带给人的精神痛苦甚至要大过被逮捕和被杀掉本身。一个叫瓦西里•弗拉索夫的老共产党员无所畏惧，不顾同事们的劝告，决不离开他工作的地方逃跑，结果，这个区域所有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却总是没有人来抓他，他实在无法忍受精神压力，主动去向警察部门自守，找到了自己的结局。伊拉克里神父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这期间已经有人三次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他，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从车站接走他，把他掩藏起来，从这家到那家，一直过了八年被隐匿的生活，神父被这种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一九四二年，当逮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拉克里神父竟然给上帝唱起了赞美诗！一个女大学生总是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凝望监狱，因为那里关着几乎所有她知道的科学家、作家和德高望重的人，当有人警告她有可能被捕的时候，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荣幸”，因为她自认为没有资格去和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关在一起，后来她具备了这种资格，她几乎是怀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监狱的。阅读《古拉格群岛》，你经常就会感叹，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你甚至可能会想：如果这些事情不是白纸黑字印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上，而是印在《卡夫卡小说全集》中，有谁会怀疑它们不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呢？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异的图景——索尔任尼琴站在城堡上完成着对于生活的真实记录，卡夫卡则在古拉格群岛上孤独地写作着梦幻般的故事。四　　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之间——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隔，如果事情真的如同我前面所说在观念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结通道的话，那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处境。无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文学、心理学，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都把目光凝结到了人类自身，社会、历史、艺术不过是人类赋予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用存在主义术语表示就是“人的存在的显现”。任何形式的显现都是为了达到人类精神宇宙的深处，而人类本质就呈现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将分别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一起，彼此消失形式上的区别。正是在这里，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才彼此接受对方，承认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说拉丁美洲文学神奇？就是因为它比其它样式的文学更直接切入了荒诞现实，敏锐地发见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并且用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现代文学，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我想最重要原因是它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为文学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实主义，我只是强调，现实主义如果不能够与哲学联结，会变得琐碎而乏味，就像目前很多无聊作品一样。直面现实与直面人的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的联结出色地说明了他们进入人类灵魂世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种力量第一次让永久占据社会顶端的强力感觉到了尴尬，因为只有它们才剥去了强力的伪装，还原给了它们真实的面目。人类通过柔弱显示自己的强大，强力则通过强大暴露自己色厉内荏。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狂欢的地方，那里只有人，我们只看到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或许正因为如此，强力总是害怕用哲学打通的事物，害怕卡夫卡，更害怕索尔任尼琴。

文：尹保云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向现代文明转变，是向先进国家学习。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不容讳言，我们民族的整体智慧目前是比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有众多会打字的“文盲”，还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级别的“文盲”。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治。这样的国家搞起现代化来，要比真文盲的国家更加困难。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东西，乐于学习外来思想。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苏联传播来的教条主义知识体系是反现代文明的。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教条主义思想体系有两个主干，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为这两个主干完好无损，它们不断地长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构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导致个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一、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顾名思义，经济决定论的特点是认为经济决定一切。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覆。启蒙思想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而经济决定论却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把西欧现代化解释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发展宪政民主。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它并非是启动资本主义，然后推动其它变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西欧现代化是因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变，儒学的一些思想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激发和滋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然而，教条主义却宣布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有宪政民主制度，把政治进步解释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与此相关，它导致把经济作为单一目标而不顾其它。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经济搞砸了导致政治斗争，回头来还是按照老路子搞经济。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经济决定论在大量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中成了一种宗教，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为对其它现代性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从来理解不了市场经济与宪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不到很多经济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为果的。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冲突、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其次，它使社会精神进一步庸俗化。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经济决定论的一套理论，进一步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动物本能，使整个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比波斯还要落后一个档次，因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头（精神）冒出来了。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二、斗争与诡辩的方法论尽管欧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但教条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则来自于中国先秦就有的阴阳五行说和道家思想。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要糟糕得多。这种方法论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通过它的灌输，人们貌似有了深刻思维，实际上连正常的识别能力就丢掉了。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这连接着阶级斗争思想，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推动力。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经常陷入权力斗争，但他们信奉和宣传的从来都是“和为贵”哲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框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对立的群体、不搞斗争、打压和控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社会。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智商堕落到如此程度，何谈现代文明？其次，它鼓励诡辩而削弱科学理性。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说这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毕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认识，与科学认识完全是两回事。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辩证法以模糊思维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按照现代思维，一家国有企业好不好，查查它的账本便可认定。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智力衰退到连一个企业的好坏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识别文明系统的高低优劣？辩证法总是显得振振有词、考虑问题全面，实际上毫无科学理性，与阴阳八卦的学问没有区别。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怀恋“正”（过去），向往“合”（未来），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换句话说，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虚幻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凭空设想。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轨道。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会生长出新的，从而使这一毁灭教育的大树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当然，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但主体倾向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学理工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幸免于此，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会而灌输了的。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的认知结构在14岁时就定型了，极少数人后来能发生一些改变，大多数人则不会有很大改变。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制现代文明。这种精神会变换花样而不断传承，从而把中国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区域。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因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级结构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不会轻易变动，但这个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的。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

文：林炎平第八章  科学和民主——人类永恒的主题 科学的本质是以严肃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质是以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 作者 科学和民主解决了人类社会最棘手的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作者 通过此前的阐述和对比，伟大的古希腊精神理念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我相信阐述这些伟大精神的文字，必定在读者心中引起多种不同的感受，无论是对古希腊文明的不可置信，还是对华夏文明的情有独钟，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感受到内心的荡气回肠和外界的风雷激荡。重返心平气和之后，我们回味：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是的！不仅这些伟大的古希腊精神是真实的，而且由这些精神所必然导出的结论将更加让我们感到不可置信，但又无可置疑。 这四种古希腊精神，即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可以被理解为古希腊文明的四个公理。从这四个公理出发，古希腊人导出了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公正的两个伟大定理——科学和民主。这些公理和定理为古希腊独有，不见于任何别的民族和文化。 古希腊人第一次把理性和科学带给了人类。在世界其它地区尚处于蒙昧和恐惧的时代里，是古希腊人首先把理性的光芒洒向了人间。古希腊学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理性至上的原则诞生于古希腊，在她向其它地区扩展以前，也仅仅存在于古希腊。 古希腊人首先提出了民主的理念并进行了民主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民”、“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前面提到的伯里克利的伟大演讲描述了古希腊雅典民主的实践和理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将民主政治系统化和理论化，并提出了为了防止独裁，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形成三足鼎立相互约束的设想。这是现代民主“三权分立”【1】学说的最初起源。 于是，人类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出现了科学和民主，欧几里得几何和雅典政制成为了科学的典范和民主的榜样。 科学并非正确的代名词，科学具有“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所有特点，她允许错误，但不允许欺骗；允许权威，但不允许扼杀异议；追求真理，但从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问，但鼓励质疑。她最本质的特点是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于批判的无限宽容。 民主也绝非多数的代名词，民主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和“竞争精神”，她由基于多数意志的统治和对于全体公民的尊重两方面构成。亦即，不管多么“多数”，都不能以任何方式迫害“少数”；不管如何“少数”，都不会丧失公民应该享有的任何“权利”。 一个合理的社会，科学和民主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她们必须同时存在。我们将在稍后对此探讨。表象上，科学是一种传统，民主是一种制度。但实质上，科学是由精神形成的一种传统，而民主是由意识导致的一种制度。在她们背后，是理想和理念，是人的精神和意识。因此，科学和民主都要求有高素质的公民。 科学的本质是以严肃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质是以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两个概念的梦想史；一部人类的进步史，就是这两个概念的普及史。在真理和公正之间，在严肃和妥协之间，古希腊人制定了人类社会永恒和崇高的原则——“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是普适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管什么文化背景、民族背景、宗教背景，科学都使用了同样的标准。民主也绝不例外。科学的语言不仅对地球文明是普适的，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对于任何其它地球以外可能的文明也是普适的。美国的航天器携给“地外文明”的信息中就有数学公式，因为我们确信，科学是所有文明共同的语言，也许书写的形式不同，但所表达的内容都必然一致。 百年以来，“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逐渐走进了普通国人的视野。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这是近代中国进步和反动的根本之争。这两位“先生”，对一部分国人来说，如慈禧太后，是来自西方的噩梦；对另外一些国人，如仁人志士，则是遥远的憧憬；而对还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比如阿Q之流，则是不可理解的多余的痛苦——有饭吃的时候，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没饭吃的时候，其又不能当饭吃。于是，无论是吃饱了还是饿着，对于阿Q们，科学和民主毫无用处。确实，这不能直接吃喝的科学和民主极难成为他们的理想和实践。 难以想象，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不被理解的科学和民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即已成为理想和现实。对于我们曾经引用过的学者安·邦纳对古希腊文明的评价——“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所说的探索人的一方，就是人本主义、民主；而探索世界的一方，就是自然哲学、科学。 但这人类最伟大的理念和实践，却在古希腊消亡后的漫长岁月中销声匿迹。随着文艺复兴，这古希腊理念在西方重生。辗转徘徊，历经坎坷，人类作为整体距离这一梦想的实现似乎已近在咫尺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很多国家和民族来说，其中也包括中国，用“艰难坎坷、任重道远”来形容科学和民主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旅途绝不为过。 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就是精神和物质的进步。人类社会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阶段，可以按照材料和工具的使用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和复合材料时代；也可以按照社会产品的所占比重分成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类似的划分不一而足，但都不曾对人类社会用精神标准做一个划分。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是精神文明。如果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仅仅需要按照精神文明标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重要的部分“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标志，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 在社会演变中，精神和物质必然是互相影响的。精神的进步促进了物质的发展，同样，物质的进步给予精神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比如，科学的进步是精神的，其导致了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仪器的改进，这就是物质的了；而仪器的改进给予科学的发展以更加强大的工具，从而给予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手段。但是，物质进步并不能保证精神进步的必然发生。在深入地阐述科学和民主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本质上的困难。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总会有两个困扰，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社会的财富非常贫乏，不管如何分配，都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相对贫困”是指社会的财富由于分配不均匀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占有的财富在比例上远远少于另外一部分人。人们在肉体上对于“绝对贫困”较为敏感，但是在心理上则对“相对贫困”更加敏感。 在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及在此以前的史前时代中，每个部落都处于“绝对贫困”之中。那是物质赤贫时代，没有由物质作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可言；同样，那是精神赤贫时代，也没有由精神作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可言。但此状况在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逐渐改变了。 但是，物质改善并不一定导致同步的精神进步。华夏汉朝以前的物质进步和古希腊古罗马不相上下，但是华夏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或民主；古罗马在物质上的进步超过了古希腊，但是古罗马在科学和民主上都落后于古希腊；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曾经在物质上达到过古希腊时代的水平（尽管年代晚了很多），但是它们都不曾产生科学或者民主。因此，人类的精神文明并非物质文明的必然产物。 因此，仅仅从物质的角度，无法解释科学和民主在古希腊的诞生，也无法解释直接导致了科学和民主的四种精神在古希腊的诞生。换言之，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科学和民主的诞生都不直接源于物质文明。世界上的古文明各种各样，但没有一个曾经诞生了这些人类伟大理念中的任何一个。 于是，人类社会诞生科学和民主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必然，还不如说是奇迹。现在很难想象，如果人类没有科学和民主将会是何境况，就如同很难想象，如果今天的社会没有电的应用将会如何。 科学和民主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即便她们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伪装成忠实的信徒。如此无可争议和叹为观止的伟大却诞生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那片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古希腊人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神文明，她至今都是人类社会的典范和榜样，一个至今我们尚且难以完全理解和难以达到的典范和榜样。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重新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人类社会在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并因此物质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古希腊的精神文明导致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和进步。诚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古希腊，而是在更高的物质发展层次上再现了古希腊的精神文明。 此后的社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物质的高度发展，反而导致了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社会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瞩目了。我们将看到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文明——科学和民主，如何解决了人类最棘手的物质困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随着财富的逐步积累，人类从整体上减轻了来自“绝对贫困”的威胁。财富的积累使得财富分配的不均更加容易发生，从而加大了“相对贫困”。正是这样的相对贫困造成了不同经济状况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突飞猛进的提高，整个社会已经就此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同时也由于社会二次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而导致了严重的相对贫困。本来绝对贫困已经缓解，但是相对贫困的扩大使得人们反而认为绝对贫困更加严峻。这样的情况在进入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后的初期显得更加严重，因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社会法律和道德与其同步和适应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社会管理领域的滞后，亦即法律和体制等对于生产领域的滞后，被一些学者以为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滞后。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些滞后的部分并非精神文明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亦即仅仅是精神文明中的对于物质文明的管理部分，而不是精神文明中的创造部分。 谈及文艺复兴后的大工业时代，即一些学者定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就不得不谈到资本。其实资本和金钱之间并没有区别，金钱用于投资就成为了资本。人类社会对于金钱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人们诅咒金钱，称之为万恶之源；人们追逐金钱，为之铤而走险；人们痛恨金钱，认为其使社会道德沦丧；人们热爱金钱，因为没有了它就寸步难行。但是金钱是什么？ 在金钱出现以前，社会的交易是以物易物进行的。这样的不便，由于金钱的出现而克服了。但是，社会商业交易的实质并没有变化。过去以物易物，现在用产品换到了的是货币。这个货币并非持有者最终希望拥有的，它仅仅是一个媒介，当一个人把要出售的产品变成货币，这个交易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直到他用此货币再购买了他所需要的另外的产品，这个过程才算是暂时完成了。但是这样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完成的过程，对于另外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交易的开始，所以这样的交易和流通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的时刻。每一次把货物变成货币和把货币变成货物都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的一部分。 一个人把自己生产的物品出售换到的货币，一个人做工一天后领到的工钱，都是他们对于社会贡献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金钱是劳动的证据。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金钱是一种社会认可的符号，它表明其持有者为社会提供了某种产品或者服务，从而他有权利在他需要的时候向这个社会索取等值的产品或者服务。于是我们恍然大悟，金钱本身绝非万恶之源。但是，正由于金钱具有如此地位和功效，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追逐之，甚至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这不择手段背后的动机，才是万恶之源。 在进入大工业化后演变成资本的那部分金钱更是无比强大，引来不尽的崇拜和诅咒。如果说劳动是明天的金钱，那么金钱就是昨天的劳动。或者说，金钱是已经实现了价值的劳动，而劳动是尚未实现价值的金钱。当我们今天并不消费昨天的劳动成果时，资本的积累就开始了。大工业时代急剧增加的生产力已经使得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在今天把昨天的劳动所得全部消费掉，而是积累得越来越多。就如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具有越来越巨大的力量一样，金钱作为昨天的劳动力，其力量自然同步增加。 如果说今天的劳动成为明天的金钱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毕竟风险是存在的，劳动未必总是可以得到预期的回报，那么金钱作为昨天的劳动，则是更加确定的，因为这是已经实现了价值的劳动。同时，由于劳动力的集约化所需要的高超组织和集约化后的劳动力的巨大力量，使得由于社会分配不均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金钱实际上比等值的劳动力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些金钱由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就相当于等同数量和价值的劳动力由极少数人调动和指挥，并且这些劳动力绝对服从，因为金钱绝不会罢工或异议。可想而知，金钱拥有者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两个重要因素，从来没有像进入工业化以后这样形成激烈的对抗。其实，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并不是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才有的，而是存在于以前的所有社会形式。只是由于那些时代资本稀缺，其无法和劳动力形成广泛对立。进入大工业时代后，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分配的不均，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拥有者通常是不同的人群。绝大部分资本被少数人拥有，但是劳动力却属于所有大众。 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资本和自由。仅仅有资本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选择。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是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地结合。允许这样结合的，就是资本主义，而不允许的，就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含义是，在那里不仅仅产品是自由出售的，而且劳动力和资本也是自由出售的，因此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就是自由的。资本可以雇佣劳动力，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借贷来雇佣资本。通常，民主制度尊重和允许个人的选择，在那里实行资本主义很容易，于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民主国家首先到来了。 由于民主国家通常会自然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导致了有人把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资本主义不仅可以在民主国家产生，也可以在不民主的国家出现。比如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在集权国家出现。通常集权国家由于一些严厉的限制造成资本和劳动力无法结合，此时资本主义就无法形成。但是如果在政权的有意倡导下鼓励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那么同样可以形成资本主义，在国家倡导下形成的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高度不均衡的时代，穷国政府所倡导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国家倡导下的由富国的资本和穷国的劳动力的结合，因此这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和民主的关系并不唯一。亦即，民主国家一定会有资本主义产生，但是资本主义并不限定在民主国家。 资本和劳动力都以各自的方式寻求最大的利益，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它们对于利益的追求都必须通过和对方的结合而进行。它们彼此依赖，也互相对立，至少它们的相对利益是对立的，其矛盾似乎不可调和。其实在大工业化初期，这两者确实显得不共戴天，进而导致从19世纪开始，有学者断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亦即，大工业时代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我相信下这个结论的人一定熟知“马太定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普适的规律。本来，如果没有环境制约或者人为限制，“马太定律”是必须遵守的自然和社会定律。“马太定律”可以表述为“剥夺那些所剩无几的，给予那些绰绰有余的。”“马太定律”在自然界的例子很多，在非生命领域，例如，那些大肥皂泡以吞噬小肥皂泡的方式越长越大，而小肥皂泡越来越小，直至消失。学过金属物理的读者知道，在金属的结晶过程中，那些大晶粒以吞噬小晶粒的方式长大。在生命领域，那些个体比较强壮的会由于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而更加强壮，而那些弱小的，却由于相反的原因越来越弱小。因此，“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论仅是“马太定律”在社会领域的另外一种陈述。 但是，历史证明西方大工业时代并没有导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愈演愈烈，而且逐渐缓解和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适的“马太定律”在这个领域的应用是完全错误的呢？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是什么拯救了人类社会于看似不可自拔的困境，解决了人类社会中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答案就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技术的改进，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和竞争制度给这种生产力提供了海阔天空的环境，于是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整个社会从整体上迅速摆脱了“绝对贫困”，因此也有能力让每个社会成员脱离“绝对贫困”。在一个崇尚科学的国度里，“绝对贫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相对贫困”的被消灭是民主的功绩。在整个社会的财富激增下的财富分配肯定会不均匀，从而使得一小部分人占有多得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幸而，由于民主的存在，选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极富的人数比较少，而普通的劳动者却具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民主程序使得政治家和立法者不得不代表选民的利益而不断地修正法律，从而使得社会的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渐趋于公平。人们手中的选票将决定议会立法者的倾向和最终的立法，于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都会逐渐对大多数人有利。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其是“相对贫困”被消灭的一个重要象征。 今天在我居住的加拿大，“绝对贫困”早已不复存在，最贫困的加拿大公民，也有足够的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费保障他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用政府津贴生活得很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给低收入者的津贴实际上来自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向政府纳的税。因此政府津贴领取者的生活水准绝不应该和正常工作的人一样。 我攻读博士时候的报酬完全可以使得我生活得很好，但是由于希望有所积攒，我的花费实际上是自觉限定在官方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即便这样，我也生活得很好。因此，我自己的经历说明，加拿大实际上完全告别了绝对贫困。所谓的“贫困线”以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绝对贫困。 加拿大还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每个老人都可以领取到退休金和养老金。甚至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在加拿大工作过的在退休后才成为加拿大移民和公民的人，加拿大政府也给予了一视同仁的照顾。一些以和自己的子女团聚为理由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老人，到了加拿大几年后就有资格从加拿大政府领取养老金，只要他们的年龄超过65岁。而且这份养老金是不薄的，超过了每月10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 我是拿加拿大的研究助理奖学金才得以完成我的博士学业的，当时每个月可以领取到900加元，当时仅用其中不到一半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所以我明白1000加元/月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从加拿大大学得到的这笔奖学金不仅让我完成了学业，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立世原则。 加拿大如此慷慨，使得在她国土上合法居住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贫困”之忧。至于“相对贫困”，今天在西方也只是学术上的术语而已。在西方，每次选举都会把社会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拿出来重点讨论。政府在如何花纳税人的钱方面特别谨慎，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缩小贫富差别，另一方面，政府必须让辛勤劳动者有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竞选和政府执政中，税收的多少和如何花费永远是一个重要的竞选纲领。 税收的使用和花费，永远在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每年政府财政预算总是在国会里吵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反对党和执政党对于纳税人的钱如何花的看法不同。如果政府预算在议会通不过，政府就垮台了，就要进行重新的选举。政府在税收的使用问题上的任何闪失，都会立即导致公众和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在下次选举中，执政党肯定要因此下台了。下台后的执政党也就卧薪尝胆，争取更好的表现，以求选民下次再给它一次机会。要执政总会有错误，所以总会有下台的时候。但是由于别人也有下台的时候，于是它也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关键是，善待公民和他们所纳的税收。 正因为如此，政府要证明自己善待纳税人的钱，至少如何花纳税人钱的账本是一清二楚的，到底什么花了多少，都有记录也可以随时备查。比如，教育花钱多少，医疗花钱多少，军备花钱多少，对外经济援助多少，拨款给市政建设多少，公路花钱多少，等等。而且每项都有更加详细的花费记录。 在西方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修路的地段上类似这样的标语：“你所纳的税正在为你工作！”、“你纳税的每一元钱都在为你工作！”意思就是，政府明白这是纳税人的钱，也在努力善用之。政府对纳税人的谦卑和对税收使用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宽容的人民、求真的理念、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必然代表选民的意愿，从而逐渐完善了社会的第二次分配。所谓的社会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税收和政府开支完成的，首先，收入高的公民要缴纳更多的所得税，比如收入低的缴纳的税率低，有的甚至是零，而收入高的税率可以高达50%。亦即一些收入高的，其收入的50%都作为税收给了政府。所以收入高的不仅仅纳税总额高，而且比例也高。这些税收都由民选的政府安排来做一些有益于民众和社会的事情，其中包括了给予生活比较困难的以补贴。 当然，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因为如果这样，就完全摒弃了竞争精神，一个社会就会陷入惰性和停滞。我们庆幸古希腊也给人类留下了竞争精神。正如我们已经在前面阐述过的，所谓竞争，就必须公平。这样的公平必须是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而非终点的一致。也就如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的赛跑者在同时同地起跑，而最终结果的参差不齐则是公平竞争的一部分。这样竞争的公平避免了一个社会“大锅饭”或“平均主义”的产生。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占有率一定是不同的，这是竞争的必然。只要竞争还存在，在终点的参差不齐就不可避免也不应该避免。 伦敦，也许是当年科学和民主在大工业时代战胜社会贫困和不公的最瞩目的战场，而大英博物馆（图14－1）无疑见证了这一切。大英博物馆，这个如雷贯耳的名词，她不仅意味着艺术、文化、历史和政治，也倾注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和争议。她也是我从巴黎坐“欧洲之星”列车去伦敦作“一日游”的唯一目的地，清晨从巴黎出发，两个小时后就抵达了伦敦。我一头扎进大英博物馆，一整天全都花在了那里。博物馆像时空隧道，让我一日便游历了万年，把我从现代带回到了史前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代，再回到现代。在这浓缩的历史长廊里，文明和野蛮的较量，进步和倒退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分。在古希腊时代那睿智和平和的哲学背景下，大工业时代的激越和冲突更显得突兀。图14-1  伦敦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当我带着犹如乱麻的脑袋从大英博物馆钻出来时，已近黄昏。原本以为对大英博物馆已经了如指掌，参观仅仅是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看来并非如此。但是，错综复杂之间，那头绪却是更加清晰了，正如同那块陈列在博物馆中神秘的古希腊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城的“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图14－2），尽管镌刻于其上的古埃及文扑朔迷离，却由于有古希腊文的同在而有了解答的办法。我没有走向火车站，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向了泰晤士河，以期泰晤士河的晚风梳理我头脑中的乱麻。虽然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嘈杂，已经远离了这座城市，但是仲夏泰晤士河的黄昏，依旧喧嚣。在这里，和许多当年热情地拥抱了“文艺复兴”的地区一样，“绝对贫困”已经无可救药地远去了，“相对贫困”的“葬礼”也正在进行之中。为它们送终的，是诞生在古希腊时代的两位巨人——“赛先生”和“德先生”。图14-2  古希腊托勒密时代（公元前4 - 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罗塞塔石”。石碑上用三种不同的文字表达了相同的内容：上部是五千年前的官方古埃及文，中间是当时托勒密时代日常通用的埃及文，下部是古希腊文。“罗塞塔石”因此成为解密古埃及文的线索（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夜幕降临时，我再次登上“欧洲之星”列车，离开伦敦，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奔向巴黎。在舒适的车厢里，我想到了脚下平稳的铁轨，四周坚实的隧道和头顶波涛汹涌的海峡。这一切都显得如此轻松自如，但是这一切曾经是那样步履艰难和困苦卓绝。是“文艺复兴”后的大工业时代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使得过去的不可思议成为今天的轻而易举。脚下的铁轨已经铺向所有大陆，四周的隧道已经遍及全世界，把曾经看似无法征服的自然天堑，变成在谈笑间便可穿越的坦途。我陷入到无法避免的思考和质问之中：所有这一切，离开了“文艺复兴”可能吗？绝无！没有古希腊文明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 总而言之，正是科学和民主消灭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只有科学和民主可以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只有在那些没有科学的社会才无法消除，而“相对贫困”只有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才根深蒂固。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科学和民主，最终战胜了人类物质文明的终极挑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学过数学和逻辑的，都知道术语“充分必要条件”的含义，科学和民主就是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让我们用一句拗口的逻辑语言阐述这个结论：当且仅当科学和民主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必然被消灭。 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胜利。需要提醒科学和民主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吗？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 应该指出的是，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诞生和存在并非意在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而是为了认识自然和人类自己，理解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伟大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理性的信念，终于在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派生为人类最伟大的物质财富。超脱自然和淡泊名利是古希腊精神的特征，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来没有把人类分成不同的阶级从而进行斗争的学说，更加没有充满仇恨的让人类对立和不共戴天的理论。古希腊哲学的睿智平和、超凡脱俗和淡泊功利，却在不经意间，为人类提供了解决人类社会最棘手的问题的方法。 在科学和民主为主导下，西方社会从总体上是非常公平和公正的，事实上，在任何具备科学和民主的国度，不管他们是在西半球还是在东半球，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都显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更加重要的是公民人格的健全。尽管这样的国家也有问题，人民也有抱怨，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她们具有别的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科学和民主是不能分割的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亦即，仅仅科学是不够的，而仅仅民主也是不够的。一个仅仅有科学而没有民主的社会将忽略了社会之本——人；而一个仅有民主而没有科学的社会将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性或求真的社会，因此民主也不可能长久。 民主并不是发现真理的充分条件。每次人类发现和接近真理都是通过极少数人的智慧和勇敢，而他们在当时的观点一般不为绝大多数人认可。因此，人类向真理跨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这艰难的一方面来自揭示真理本身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社会多数的对于真理探讨的抵制和不理解。 例如，大地球形和日心说从提出到最终被人们普遍接受居然历经近两千年。从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到文艺复兴的哥白尼（Copernicus，图14－3），日心说的经历是人类探索真理之艰难的缩影；从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到文艺复兴后的哥伦布（Columbers，Christopher，图14－4）和麦哲伦（Magellan，Firdinand，图14－5），对大地球形的认识是科学由少数人掌握的真理战胜大众偏见的典范。直到哥白尼之后很久，绝大部分民众仍不接受日心说。至于大地球形，在被麦哲伦1519－1522年的成功环球航海直接证明之后，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如果那时让全人类对大地是否球形举行全民公决，其结果一定是：大地是平的。 图14－3  哥白尼（Copernicus） 图14－4  哥伦布（Columbus，Christopher） 图14－5  麦哲伦（Magellan，Firdinand） 如果今天让全体人类来投票表决近代物理的“哥本哈根解释”是否合理，结果很可能是否定的。“哥本哈根解释”对于不谙近代物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荒谬绝伦。但正是它，很好地解释了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并且准确预言了一些现象。即便“哥本哈根解释”还不是终极真理，它也比那些看起来逻辑正常的对立面（比如爱因斯坦的观点）要正确得多。 因此，民主和真理并没有直接关系，真理不可能由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局限，离开了科学，民主将名存实亡、误入歧途，其非但不可能带领人类走向理性和真理，反而会导致集体的愚昧和平庸。 同样，仅仅有科学而没有民主也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因为如果这样，社会将失去真正的目标。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人为本，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对于人类来说的合理意义，一切成就都会和这个社会的公民毫不相干。 因此，科学和民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自洽和完整的系统，它们缺一不可。科学和民主是形成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亦即，如果一个社会有科学和民主，其必定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科学和民主不完整，其必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说伯里克利的讲演是民主治国的缩影，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科学治国的纲领。柏拉图强调了国家领袖必须精通哲学，其大部分即今天所说的科学。正如柏拉图的学园禁止不懂数学的入内，柏拉图也要禁止不懂科学的进入国家管理阶层。 今天的世界，已经绝少有人正面否认科学和民主的价值，即便是最不民主的人也要用“民主”标榜自己，最不科学的人也会把“科学”挂在嘴边。科学和民主的普适性已经不容怀疑。但是对于科学和民主的抵抗却并没有由此而减少或减弱。其实，既然科学和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何必在意其来自何处？ 古希腊伟大先哲们开启了科学和民主的先河，留给人类社会难以估价的精神财富和永不消逝的理性共鸣。科学和民主在古希腊成为理想、付诸实践并且变成现实，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人类也许至今还不解这奇迹诞生的理由，但世世代代都将承蒙这奇迹的恩泽。 科学和民主的坎坷历程令人无限感慨，她们曾经随着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被焚烧的浓烟从人类社会消失，那完全可能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绝响，人类社会完全可能再也无法领略其风采。且幸凤凰涅槃，文艺复兴使得这个奇迹在千年沉寂后再次降临人间。 我们可以不信神迹，但难以质疑这是上苍对人类最慷慨的馈赠和最神圣的启示。 科学和民主，人类社会至高的价值、终极的标准和永恒的主题。【1】“三权分立”在英文中称作“Checks and Balances”，意即“制约和平衡”，亦称作“Separation of Power”，意即“权力分割”。更加准确的表达是其拉丁语词源“Trias Politica”，意即“三权分立”。（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缺乏体质锻炼，不是因为国人懒，而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把日子都过错了。国人体质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统计局每年都给我们报告人口平均寿命怎么怎么提高，但我们周围童年患白血病的，少年得癌的，学生体测猝死的，青年、中年过劳死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 江浙一带8成儿童体内兽用抗生素超标，某地八成公务员身体亚健康，中国已经进入癌症爆发期……这些，都早已摆在我们面前。有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全民医疗支出已达4万亿，这意味这什么?意味着全民生产总值的近百分之十，被用于看病看掉了。 我在评论中认为，全民饮食垃圾化是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合适的锻炼，也是诱发体质下降的重要因素。缺乏体质锻炼，不是因为国人懒，而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把日子都过错了。 请让我简单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的孩提时代，应该怎么过?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世界，锻炼体质意志，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兴趣和身体的好底子。但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幼年时期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地学习。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把全国的儿童都推进了深渊，那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你家孩子两岁学唐诗，我家必然一岁就学，你家孩子一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学外语!总之，恨不能把孩子的起跑线划到妈妈的肚子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又是画画，又是弹钢琴，凡是天下的知识，恨不得三岁前全部灌到孩子的肚子里。孩子在玩的过程中锻炼的机会和天性被生生剥夺，太多的孩子还没上学，就已经戴上了眼镜。 谁都知道这不对，但谁都不会带头纠正，因为变态的社会竞争必然带来变态的被动适应，人人觉得危机，便人人不能自拔。 再看看青年人都在干什么?青春期本来是用来学习的最好时光，可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拼命的玩手机、玩游戏。 正所谓玩物丧志，玩垮了意志，玩毁了青春，也玩坏了体质。这里也有一句迷惑人的口号，叫“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儿子，考取的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可自从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就完全沉溺于网络游戏，四年大学，居然只去过两次校内图书馆。每天晚上，上网玩到深夜两点不睡觉，白天经常因为起不了床而逃课。每门功课基本都是60分万岁。可怕的是，今天的大学里，基本都是这样。 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为了扩大人脉，适应黑色竞争，争相出入吃喝场所，动不动喝得烂醉如泥，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却被活生生地糟蹋掉了。 中年人能顾及一点身体的健康吗?更不能了。因为上有老要孝敬，下有小要培养，一个家要经营，一套房子的贷款要月供。职场打拼从来就是没有人性可言的，除了拼命赚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我们冷静地看看，也只有老年人因为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能在这个世上多看几眼，才开始拼命地健身!那帮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才是把身体当回事的人。 孩子们该玩，却在拼命地学习; 青年人该学习，却在拼命地游戏; 中年人该顾惜身体，却在拼命赚钱; 老年人该颐养天年，却开始拼命地健身。 中国人从小到大，全把日子过错了，过反了，这不仅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悲哀，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是一个把人逼迫得不能正常过日子的社会，特色社会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该有人出来说说了。

文：林贤治 “你有手绢吗？” ——赫塔·米勒诺贝尔演说 有谁，在思想言论受到严密监控的国家里，甘愿选择写作为业？当政治寡头集团用民主的泡沫把一个专制国家掩盖起来，对外吹嘘如何稳定团结富足美好的时候，有谁敢于充当国家公敌，手持小小笔杆，试图戳破弥天的谎言？当一切已成历史，谁还坚持咬住黑暗的尾巴，竭力将罪恶拖曳到世人面前，接受正义的判决？ 赫塔·米勒。 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的尼茨基村。这是一个德裔聚居地。据说她在公开场合并未说过她是罗马尼亚人，或者德国人，而是自称为巴纳特人。显然，她对作为异乡人、边缘人的身份是敏感的。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置于共产党管治之下，巴纳特的日耳曼等少数民族，长期遭受种族主义政策的歧视和迫害。米勒的父亲在二战时曾经做过党卫军军官，母亲在二战后随同地区的大批青壮年被强迫驱往苏联劳动营，共达五年之久。这样的家庭，在极权统治下，注定走不出恐惧和屈辱的阴影。 在大学期间，米勒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并开始练习写作。由于她同几位德裔青年，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瓦格纳一起组成文学小团体“巴纳特行动小组”，从此，秘密警察盯上了她。 她毕业后在一家制造厂任翻译。第三年，国安局找上门来，要她当“线人”，遭到她的拒绝。她说：“我没有干这种事情的德性！”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但失去了工作，而且深为国安局制造的关于她是“告密者”的谣言所伤。她没有当众做出解释的权利，于是，她在绝望中拿起了笔。 对米勒来说，写作就是证词。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找不到职业，身无分文，债台高筑，甚至每天晚上不知道吃饭该买什么充饥。其实，对于一个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来说，物质的匮缺还不是致命的威胁。她的命运已经完全攥紧在国安局的手心里了。她一直被监视，被监听，不断的骚扰，甚至制造交通事故，绑架，提审，踢打，种种心理战术，使到她根本无法忍受。她感觉到，真实的情况不会为人所知，居家时，每样东西都爬满阴影，跟踪无孔不入。这种情况一直延至被驱逐移民为止。 今年7月，米勒在《时代报》上发表文章，表达对罗马尼亚政治现状的看法，文中这样述说她往日在大街上被捕，并遭秘密审讯的情形： 在我去理发店的途中，一个警员护送我从一面薄薄的金属门走进居民礼堂的地窖。三名穿便服的男人坐在桌子前，其中身型细小、瘦骨嶙峋的是头子。他要求看我的身份证并且说：“好了，你这婊子！我们又在这里碰面了！”我从没见过他。他说我与八个阿拉伯学生发生关系，以换取紧身衣和化妆品。但我根本不认识阿拉伯学生。当我这样告诉他，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二十位阿拉伯学生作证。你看，那样足够开一场大型的审讯。”他反复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我弯腰去捡拾，这样大约有三四十次，当我的动作渐渐变得缓慢，他瞄准我的背部一点踢过来。从桌子尽头的门口背后，我听见女人尖叫的声音，也许那是录音带发出虐刑或强奸的声音，我希望吧。然后我被迫吞下八只煮得烂熟的鸡蛋和加了盐的青葱。我被迫跪了下来。那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打开金属门，把我的身份证扔出去又从后面踢了我一脚。我一头跌进灌木丛后的草堆里，接着向下呕吐。我没有犹豫，拾起身份证立即飞跑回家。在街上被拉走比传召更恐怖。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哪里，你会就此消失，无法再露面，或者像他们早前所威胁的，你会被拉入河里，变成一具溺死的尸体，而死因是自杀。 在一个被监控的国家里，米勒，她想到了自杀。在一篇题为《黑夜由墨水造就》的访谈里，她说她为自杀与否的问题想过很长时间。她说：“我根本不想死，但是我也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曾经非常想活下去，但我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因为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安宁了。” 对米勒来说，写作就是在恐惧中寻求内心的安宁。 1987年，她移居德国，可是并没有从梦魇中解放出来，依然生活在早已离开的“独裁者”的领地之内。在柏林二十年，自由而喧闹的大街对于她显得那么陌生。她坦承道：“对我而言，最压迫、最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生活在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那段时间。生活在数百里外的德国，无法抹去我过往的记忆。”她不绝地诉说着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她的主题一直没有改变，致使德国人认为，尽管她身在德国，尽管她的母语是德语，她仍然是罗马尼亚人。 对米勒来说，写作就是对抗遗忘。 在德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以米勒这种块根般深入地下的写作状态，不可能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所以，当瑞典学院宣布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她的时候，会引起一片惊诧。获奖的理由，恰恰是人们所忽略的，因为她孤独；她“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坦直，展现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 在罗马尼亚，她出版短篇小说集《低地》，这部处女作遭到审查机关的疯狂删减，像“箱子”这样的词也不能保留，因为容易令人联想到“逃亡”。两年后，她只好将全稿偷运到德国出版。《低地》透过小孩的眼睛，揭开罗马尼亚乡村的真实面貌。其中，农民的残忍，政权的暴虐，都是以她的成长经历为依据的。她又发表了《沉重的探戈》、《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等小说，所叙都是秘密警察、逃亡、移民、死亡，专制政体下的日常生活：强迫性，压抑，荒诞，绝望。 到了西柏林以后，她发表《赤足二月》，小说交织着战火和死亡的阴影，纳粹党卫队的形象活跃其间，作者以隐晦的形式把过去和未来连结起来，表达了个人对极权与暴力的恐惧。她接着出版小说《单腿旅人》，写一位年轻女性在国外流亡的过程，表现一种情感危机，以及对故土的怀恋。1992年，她发表《狐狸那时便是猎手》，以诗性的语言描述专制镇压的恐怖。《心兽》讲述的是四位大学生的遭遇，他们在极权统治下，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自杀，或者被谋杀，但始终弄不清两者之间的界限，死亡本身始终不曾透露死亡的过程。最有名的，是今年8月出版的新作《呼吸钟摆》。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营的书，是她同奥斯卡·帕斯提奥等人一起寻访当年苏联的劳动营之后写作的。故事写的是二战结束时，在战争中曾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受到的非人对待。在劳动营里，个人的命运为偶然所掌控，个人毫无价值可言，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当作者谈到《呼吸钟摆》的原型，她的母亲在劳动营中的惨况时，几度哽咽落泪。 至今为止，中国大陆只翻译米勒的三个短篇，台湾翻译了她的《心兽》（《风中绿李》），如此介绍是相当寒碜的。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可以从中读到这位被誉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为我们编织的似曾相识的生活：被剥夺，被控制，被侮辱，被孤立，以及贯穿其间的无所不在的恐惧感。 恐惧来自孤独。无家可归的孤独。米勒告诉我们，即便“独裁者”暴尸街头，整个制度覆亡日久，孤独仍然抓住每一个人。这就是专制的力量。极权社会里，没有人可以摆脱孤独，孤独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所有关于米勒的文字，都把她描述为一位喜欢穿黑色衣裙的瘦小的女人。在如此柔弱的躯体之内，如何可能蕴藏那么大的能量，足以对抗比她强大千万倍的独裁者及其国家？那反抗的火焰如何可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从来不曾熄灭过？12月7日，米勒在瑞典学院演讲厅向我们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她带有手绢。 手绢与笔，是米勒身为弱者所持的武器。 “你有手绢吗？” 演讲这样开头。这个句子在整个演讲中被重复多遍。或许，米勒多年来就这样不断地提醒自己，而今，她又这样反复提醒她的听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演讲中，米勒说到几个同手绢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米勒拒绝国安局要她做“线人”的指令之后。工厂奉命把她用的厚厚的字典清扫到走廊的地板上，安排其他人员占据她的办公室，不准她进门，实际上在迫使她离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谣言说的那种线人，而是上班一族，她只好在身上掏出手绢，小心铺平，然后坐在上面，把字典放在膝盖上，动手翻译那些液压机器的说明书。正如她所说，她成了个“楼梯玩笑”，她的办公室就是一块手绢。她说，她没有哭，她告诉自己，她必须坚强。她天天坚持这样做，直到几个星期过后被正式开除。 米勒痛恨国安局。大约因为这个机构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极权国家的本质，那种没有限界的暴力和阴谋；而且实际上，米勒也经受了它的最残暴最无耻的威胁。我们看到，除了写作，米勒很少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对公共事务作公开表态。然而，只要事关国安局，就会看到她迅速介入的身影。2008年，柏林罗马尼亚文化学院邀请两位曾为罗马尼亚国安局效力的学者作家与会，她立即发表公开信表示反对。在东西德笔会筹备合并时，鉴于东德一些作家与国安局有染，既不认罪，也不解释，她便决然退出德国笔会。她发表文章，对国安局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后，仍然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感到愤慨，指出40％前秘密警察仍然留在今日的国家情报部门工作，而旧日的秘密档案也仍然留在他们手中。她还指出，今日的罗马尼亚貌似改革开放，但仍与旧政权妥协，而大部分罗马尼亚人都装做失忆，或已然失忆，这是她不能容忍的。此外，她还为争取罗马尼亚当局公开她的所有秘密档案而付诸行动。 米勒的手绢，有国安局留下的她的泪痕和血渍，她用它包扎伤口。 还有一个故事，是米勒同帕斯提奥谈话打算写他的劳动营生活时，帕斯提奥告诉她的。帕斯提奥饿得半死，乞丐般去敲一位俄罗斯老人的门。老妈妈让进屋里，给他喝了热汤，看见他连鼻尖都滴下汤汁时递给他一块白手绢，一块从来不曾用过的手绢。老妈妈说，这是祝你们好运，你和我的儿子，愿你们很快能回家。她的儿子和帕斯提奥同年，也像他一样，在远离家乡的另一个劳动营里。米勒描述说，手绢有格子花纹，用丝绒精心刺绣了字母和花朵，是至美的事物，对眼前的乞丐来说，又是充满矛盾的事物：一方面绢布中深藏温暖，另方面又以精致的刺绣，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老妈妈来说，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到她屋子里来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帕斯提奥在这位老妈妈赠送的手绢中，既感受到欣慰，又承受到一种做人的过高的要求。 帕斯提奥一直把手绢珍藏在他的行李箱中，有如一个双重儿子的双重母亲的圣物遗骨或舍利子。这条白手绢，既给他希望，也给了他恐惧。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一旦失去希望和恐惧，就是行尸走肉。 米勒说道：“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问我自己：‘你有手绢吗’这个问题是否到处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冻与解冻之间的雪光闪耀中也能向整个世界展开？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每一条边界？” 米勒的演讲是以手绢结束的。她最后说：“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被剥夺了尊严的人说一句话——一句话包含着手绢这个词。或者问这个问题：‘你有手绢吗？’” 整个演讲，从开始到结束，米勒都用了同样一句话：“你有手绢吗？” 手绢是微末之物，在米勒的眼中是如此伟大。她说：“对我们来说，家里没有其他东西像手绢那么重要，包括我们自己。”在米勒的作品中，就多次出现手绢，或者类似手绢的布块，各种代替物。手绢的用处，确如米勒所说的无处不在，譬如擤鼻子，擦干血泪和污垢，它作条状可以包扎伤口，咬住可以抑制哭泣；湿手绢可以治疗头痛发烧，罩在头上可以抵挡烈日暴雨；打个结可以帮助记忆，绕在手上可以拎起重物；在站台前可以挥别亲友，还可以将它盖在死者脸上，成为安息之所。手绢在米勒这里，代表母爱、亲情、友谊；它是工作，是劳动，是抵抗，是保护，是疗救；它是一个人的尊严、羞耻、同情、慰藉，它把生活中及内心里最不相干的东西连结到了一起。 关于写作，米勒说，她并没有什么任务可言，只是写和她自己有关的事情，或者可以说是个人一直承载的伤痕。因此，她需要手绢。 获奖后，米勒在记者会上说她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就是说，她的文学世界是广大的，并不限于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她说：“你可以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计算在内。很多人都遭到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了。”她觉得自己是为被迫害而死的朋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的。这样，她便需要许多许多手绢。 由于米勒随时带着手绢，永远带着手绢，她的作品也就具有如手绢般平静的风格。血、泪，激情和理性，都包藏在里面。这是生活自身的风格。身为女性，米勒清楚地知道，任何政治的重压都必将返回生活，人不能不过日常生活。所以，米勒描写的最沉重、最险恶的政治，都是日常生活，在手绢中依次展开。 ——“你有手绢吗？” 我们的作家有旗帜，钢铁，有裸露的床单，有变戏法的手巾。就是没有手绢。

文：邓程 一 随着钱仲联、杨明照先生的逝世，老一代学者终于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完了，最后的大师消失了。 于是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似乎再一次在高校获得了广泛的称誉。——老实说，它已经快要成为一句格言了。九斤老太生前恐怕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否则她会向鲁迅要著作权的版税的。 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时代造成的，现在的人整天数理化，以前的人整天线装书，能比吗？ 确实，现代教育制度科目的重心向理工科倾斜，使得此后几代人的国学功底大不如前，这确实是文史哲学者功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光文史哲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其他社科院系也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为什么理工类也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是啊，理工类也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最不可理解的，随着重理轻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应该一代胜过一代才对。然而不，中国的大学再也没有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华罗庚、陈景润。 不可思议，确实不可思议。 在一间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某某先生真是圣人啊!你看他对自己的学生多好啊!他对学生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啊!” “是啊!” 沉默。所有的人都羡慕得流口水。 突然，有一个花白胡子的博士抬起头，恍然大悟地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知道为什么某先生对学生那么好吗？” “为什么？” 花白胡子一板一眼地：“因为那些学生都是蠢货。” 众人一愣，哄堂大笑： “哈哈! 酸葡萄酸葡萄! 你这是酸葡萄心理。” 话虽这么说，也引起了众人的反思。大家都想起了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优汰劣胜现象。你要想成功地被学术界接纳，你首先得平庸。 这和传说中的官场何其相似! 如果你不平庸怎么办呢？至少你得比你的导师平庸。如果你不比你的导师平庸呢？那你就得装得很平庸。如果你没有装得平庸怎么办呢？你表现得总有一天会超过导师，你甚至于现在就显得比导师高明？ 那你就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学界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二 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华罗庚慧眼识陈景润。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茶余饭后充斥了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个人对这类故事都津津乐道。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人的高尚的品德和极其偶然的发现上。如果高高在上的权威人物没有熊庆来、华罗庚的品德和求贤若渴的动机呢？如果他们没有那偶然的发现呢？于是我们就煞有介事地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这说明我们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是多么的脆弱。 天才人物真的会自动成功吗？谁都知道,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个人只要基因是天才，那么他就一定会是天才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谴责文革对文化对文明的摧残了。不管天才地才，用老子的话来说，大器晚成。成材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且其对环境的依赖性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对于学术界来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重要。 三 我们当然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可惜，最终我们发现，在经历文革十年的“斗私批修”以后，发现人们的“私”不仅没有被批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终于承认，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公的人总是极少数，而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疾贤妒能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生活，有点小毛病并无大碍，反而使人觉得更可爱，可如果这样并不怎么高尚的普通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发生在一个古代的强盗群落的真实故事吧! 林冲初上梁山泊求职，还带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自己又有教授职称，还是长江奖励学者，以为到梁山泊当一个强盗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然而王伦不这么想，他想：“我不过是一个落第秀才，本无才学，宋迁杜万又没十分本事，这林冲一来，我等怎么压得他住？”于是决定打发他走路了事。 看看，当强盗都这么难，遑论其他？《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情节，是《三国志》等正史里所没有的。那就是著名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法，周瑜最终因为失败而气死，并发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的故事。周瑜因此成为和王伦齐名的疾贤妒能的典型。人们论及此往往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的不公平，是小说里编的。其实，正是从这里，体现了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深刻考察和对人性的细微体认，这正是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正史，它所以存在的理由。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有七宗罪，排在最前面就是骄傲和嫉妒，从某种意义来说，嫉妒可说是人类的原罪。 四 中国当今的导师制正是打击优秀、压制异己、扶植平庸的制度来源和保障。 中国现今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是用的中世纪的作坊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导师对学生负有全责，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加工出厂的全过程。且不说这样会使学生的眼光尽可能的狭隘，而最可怕的还是导师的近乎无边的权力。在目前的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行当，也不可能有研究生导师这么大的生杀予夺的毫无监督的权力。在这里，甚至于连舆论都是跟着导师走。导师不会有错，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剥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只看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而得意门生与失意门生的区别仅仅在于鲁迅的著名概括：一种是做稳了的奴才，一种是想做奴才不得而已。 原因很简单，这一切均来源于研究生导师的几乎无限的而且毫无监督的权力。我们先假定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导师都是高尚的天下为公的人，于是放心把权力全部交给导师。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假定是最靠不住的。在这种氛围里，研究生的命运完全控制在导师的手里。导师不满意这个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喜欢发怪论呢，可以说他是 “神经病”；如果学生有新观点呢，可以说他“不扎实”；如果学生很扎实呢，可以说他“没创新”。总之，用王朔的话来说，要毁你太容易了。反过来也同样。最可怕的是，论文答辩的能否通过，能否顺利毕业，也全掌握在导师手里.。研究生期间，学生对老师奴颜婢膝，胁肩谄笑，惨不忍睹！老师对学生猜忌刻薄，百般侮辱，莫此为甚！这种野蛮残忍的中世纪导师制维持至今，匪夷所思！ 毕业以后呢，无论毁誉你仍逃不出导师的掌心。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关系给学生毕业求职的学术单位打一个招呼，或者推荐信里，或在各种场合宣扬这个学生桀骜不逊，缺乏合作精神，并且把这个学生的成绩一笔抹杀。可以说，导师可以轻轻松松把自己看不惯的学生置于死地。 同时，现在的高校普遍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留校”制度，在文史哲，导师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来留自己的学生。采取这种办法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办法带来最大弊端是近亲繁殖，那就是学生与导师学术思路过于一致，缺乏广泛的接触，思维局限性太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 留校制之所以是“一代不如一代”现象的直接根源，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近亲繁殖。最主要的还在于导师选择留校的接班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承认确有个别导师如熊庆来华罗庚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我们也有“苏步青现象”，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导师都是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的。谁不愿意自己天下第一？谁愿意一个刚刚认识的不相干的小后生超过自己？ 这就是留校的原则和标准：一个“优秀”的、比平均水平稍好、但是比自己稍差的学生，是留校的最佳人选。比别人好，比自己差，这就是一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所有的学术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整齐划一地采用这种标准选择学术接班人。 在这样一种制度里，要想一代胜过一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它的结果只有一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代不如一代。而最早采取这种制度的人就一层层地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大师，无可逾越的顶峰。在传说中，在回忆录里，一个又一个宗师道貌岸然，无所不知，聪明睿智，比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不仅如此。导师利用手中的权力，还可以轻而易举粉碎比自己强的人的学术梦想。资源在他手里，他一方面贪天之功，自命为人才的导师，人才要向他感恩戴德。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权力，调动各种关系，把超过他的人置于死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师=杀人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导师就是这种普遍的嫉妒心理的化为行动的执行者，导师就是那直接的催林的风。 五 许纪霖先生有一篇文章《“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中国新闻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他指出：“博士培养制度，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说得对。“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一对一指导，以心传心。招收学生，依据的是个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够培养成特定的‘那一个’。这当然只能由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置啄。虽然导师权力不小，但责任更大。”“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定，必须讲究程序正义。招谁不招谁，由教授们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共同讨论，集体决策。”非常精辟。“这两种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哪个更好，难有定论。欧式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学有所承。美式制度让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继承有余，开创不足，而后者造就出来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庸才。”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其实靠不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师傅带徒弟的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其实一切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变形的欧式制度，培养的才是真正的庸才。因为天才是一定要被中国化的欧式制度赋予导师的权力所扼杀的。 许先生还说：“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所以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相安无事十来年。”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以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重大转折。除了说得很多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专业调整，还有就是导师制从欧式美式混用到“一边倒”学苏联，全部改用欧式体制。 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显然用的美式体制。举一个例子：《中国古文法》是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指导他撰写论文的导师有两位：一是梁启超，一是赵元任。梁启超对论文的评价很高，在论文的封面写的总评是“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中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与此相反，赵元任是专挑毛病，最严厉的批评是“言有易，言无难”。王力显然超过了赵元任。赵元任面对王力的天才，显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要掐死王力的欲望。但是由于还有梁启超，赵元任只好酸溜溜的扔下“说有易，说无难” 的话了事。 “说有易，说无难”这一闷棍可以使人昏厥，但还不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欧式体制，恐怕就难说罗。 六 何兆武先生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很多，人才的选拔，外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管理，内部的管理，都对学术影响很大。对目前来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外部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的管理干预，而已经纯粹是一个内部的管理问题了。问题在于学界内部的学术专制，使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自由。 现在的学界学术腐败横行，学术水平低下。充斥在主流学术媒介的作品大都人云亦云，毫无创新，面目可憎。真可以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高度的学术专制。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对不顺眼的小人物残酷迫害，围追堵截，穷追猛打。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那么，面对学术界这么严重恶劣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呢？ 七 我认为，中国当前应尽快摈弃那种几千年不变的专制思维，把学术体制的核心——师徒制民主化，改为导师集体负责制。 导师集体负责制，即由多位学者组成导师组，负责一批学生的招生培养和毕业，有多方面的好处。由于是集体负责，权力分散，互相监督，在招生上腐败，权利交易的现象可以从根本上遏绝。在学生培养上，对学生中的中才而言，他可以开阔眼界，调整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广收博取，扬长弃短。对学生中的天才而言，就能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而不用忌讳来自嫉妒或者不理解的压制。在学生的毕业上，同样由于权力分散，互相监督，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徇私舞弊，为不合格者大开绿灯。一方面，天才学生又不至于由于导师的嫉妒而遭扼杀。这样学生质量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 还不仅如此。 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还可以解决学界权力集中，资源垄断，学术专制的根本问题。学霸学阀控制学术界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门生弟子进行控制。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然后这些亲信又被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学术界就这样，被少数学霸逐渐控制，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学术腐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的制度激发人性的善，恶的制度激发人性的恶。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既可以保护人才，又可以成全导师的道德文章，还可以防止学术专制，遏制学术腐败。中国未来学术之成败，在此一举。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文：辛允星 追剧半月有余，终于等到尘埃落定。认真欣赏《人民的名义》这部热剧，我最大的感受是两句话：负面人物被塑造得太真实，而正面人物则显得太虚假；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大尺度”，而在隐喻化解之道方面“很保守”。鉴于已有太多的网文围绕该剧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只好从“实”与“虚”两个方面对该剧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性分析，尝试指出其创作之得失，并根据该剧所透露的微妙“信号”来推测中国政治未来几年的演进方向和可能后果。 首先，我认为该剧“较为真实”地揭露了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之中所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比如官场内部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山头）现象、公共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问题、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把手”被监督难题、司法严重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根本不存在法理上的制衡之现状，国家公务人员的“唯上”与“唯权”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作为本剧故事线索的检察院在开展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可谓是处处受到党政权力的干预，很难独立行使检察权，若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剧中所描述的“反腐行动”似乎早就被“团结”的声音和内部干预停止了；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展现，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仍旧停留在“权治”状态，与“法治”的理想目标还有着遥远的距离，“权在法上”的现实丝毫没有得到改变。 同时，该剧还顺带揭露了一些“连带性”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受阻、社会关系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女性的“身体物化”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腐败和教师人群的功利主义思想等。据说，因为这个事情，妇联工作部门还提出了“抗议”，我真想对他们说：在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就不要作无谓的“辩护”了吧？你最多质问周梅森——“中国社会处于整体性黑暗时期，你为什么专黑我们？”我认为这问题根本用不着周老师来回答，我可以用常识给出答案：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展现全部社会现实，而只能从某些局部来揭示一些突出的现象；教育工作者在本剧中几乎是“全军覆没”，不也没人出来抗议吗？为了“照顾”下观众的小心脏，也不能让全部丑陋集中呈现嘛，所以，咱且稍安勿躁，等待其他作品带给我们心理平衡，“鲜活”的社会现实，还怕被“文化人”忘记？ 总的来说，本剧在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方面确实显现出了“大尺度”的特征，其典型标志是其中角色人物涉及到的官阶明显高于之前的绝大多数类似剧目，直接承认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权钱、权色交易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之中。然而，我认为该剧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具有颇多“败笔”——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易学习这些人物显得“太纯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百毒不侵”、“无欲则刚”、“洁身自好”...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之鲜明写照！我之所以难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真实感”，是因为自己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人物，甚至也未曾听说过“足以让我相信”的真实事迹。 透过本剧，我还发觉到了一种沉重的“隐忧”，那就是它所传达出来的政治讯息。剧中正面和负面人物的鲜明对比似乎在暗示：正面人物因为坚守信仰而“正义”，负面人物因为丧失信仰而“堕落”，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政治大计将主要依靠“革命信仰”的重建来实现，这完全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该剧虽然也通过汉东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等表达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一把手的权力需要接受监督，但很显然，在中国这个特别强调“核心意识”和军事斗争的国度里，同级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以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重建必然会遮蔽制度创新，剧中角色陈岩石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至死都没有认识到，他的信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能被广泛接纳，而沙瑞金的诡异笑容（即“心知肚明”）则传达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暧昧”前景。 进而言之，假如本剧所暗含的“政治信号”代表着中国最高政治当局的一些想法，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坚守源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推行具有市场化取向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变革。显然，这完全符合最高政治当局几年前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它延续着经济改革右转、政治变革左行的基本路线方针，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再阐释。众所周知，运用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方式来开展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很少被尝试过的政治创新，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要命的“保守”思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经济”加“国家资本主义”，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自由平等竞争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形态可谓是南辕北撤，最终它也注定会因为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走向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看似“大尺度”的同时，《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充满了“保守”的味道；它将自己业已揭露得淋漓尽致的那些“不堪现实”交给了革命信仰，交给了道德理想，交给了明君清官，却唯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简化了“制度的必要”，忘却了法治社会的本质特性，从而给“清醒”的观众们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和无尽的忧心忡忡。马克思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造现实，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现实价值，那么，如何改造现实呢？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一旦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当然，领衔的“改造者们”也许在私下预定的“目的地”本来就与公开说到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若如此，这个民族的千年悲剧必将要继续重现了。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文：林炎平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下） 在东方社会中，人的普世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于是在某些时代，极少数人的价值出奇地高昂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接近于零。黎民百姓不断被告知必须为了某个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最后我们既不知道为之奋斗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们曾经以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奋斗，其实在那个整天叫嚷集体利益的年代，每个人的利益都被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践踏，甚至后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坏。所谓的集体利益变成了蔑视个人权利的借口和践踏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毫不客气地迫使我思考极其尴尬的现实：从口号中的“主人”到现实中的奴隶，从理论上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到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这曾经令我困惑万分的反差，终于由于一件事而让我如梦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夏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下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毕竟，当时完全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牛马般的劳作令人倒头就可以熟睡。但是，我们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须继续干，而牲口去避雨。蹲点（到基层监督）的公社书记这样下令。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村子里的老乡却已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产队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问题就大了，一是治疗昂贵，二是暂时没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么生产队就受大损失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蔑视人的价值的事情发生在距伯里克利讲演近两千五百年后。这漫长岁月中人本主义的理性和实践的波涛巨澜，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风平浪静，不见丝毫涟漪。 这样的难堪，自然会使得一些人争辩古希腊仍然实行的是奴隶制，以此减少我们的惭愧。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中，社会被分成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处在最底层，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对于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不错，古希腊有奴隶存在，但是古希腊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制上。在古希腊，奴隶从来不占人口的大多数，极盛时期的雅典也仅占了人口的3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腊奴隶的地位和生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隶，甚至奴隶无需为公民或自由民让道。在城市里，人们无法辨别谁是奴隶，谁是公民，奴隶的穿着和举止和公民并无二致。奴隶可以从事文书管理，经商行医，甚至担任警察，他们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已。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隶非彼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社会中的奴隶更像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在没有成为公民以前，移民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其它一些仅仅公民才享有的权利。古希腊的雅典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国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隶，他们虽没有公民的权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挣取报酬，并和雅典公民一样由衷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古希腊的奴隶生活，但必须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图13－1）的一些讲演中，我们知道至少两个奴隶的故事，一个是帕西昂（Pasion），为银行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明，最后被提拔，成为银行家并且脱离了奴隶身份，甚至获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后来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给了和他同样经历了从奴隶到公民的佛米奥（Phormio）。 图13－1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梵蒂冈博物馆，罗马梵蒂冈，笔者摄 古希腊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还可以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申明了其道德准则。誓言摘录如下： “我以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亚、帕娜西亚以及众神的名义起誓：……我将依据我的能力和判断医治我的病人而绝不伤害任何人。我进入病人的住处仅仅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绝对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对自由人和奴隶都一视同仁。对于任何我可能在行医时听到的隐私我都将保守秘密绝不传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声明了行医不应该和被治疗者的社会背景或身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宗旨，后来成为西方对人的价值之普遍态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致今天仍然作为行医的准则而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实践，至今医学界仍然要求行医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始于古希腊，因为人本主义精神是导致人道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产生在古希腊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别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在华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难以产生，更难实践。就是今天，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也不得不羞愧满面。 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和实践，但绝非以人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对于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对于官僚的感恩；皇帝对于大众的施惠，官僚对于子民的施惠。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图回报的帮助在中国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扬。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前，通常前者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而后者则会问自己，我回报得起吗？的确，后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识并且以后再不相逢。那么帮助的功利基础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赠施惠。但是平等的帮助则不同，其功利基础是更加广义的。当你帮助一个人，并非由于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亦非他今后会帮助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你道义上的职责，并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个和你素昧生平的人会挺身而出。这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础，也是其道德准则。 这需要更加远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实现，因此其道德准则是更加高尚的。这样的道德准则不仅仅需要功利基础，还需要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精神”就是使之实现的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权利和职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观。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在此上，“公民”才得以产生。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实现。 中国数千年来，不乏物质辉煌，不缺文化灿烂，但是一旦进入科学领域，便乏善可陈，一旦进入人文领域，即十分畸形。平等的“人”，不见于中国数千年历史。 宋代被很多人誉为文采风流、礼重士人的黄金时代，号称“人文大宋”。但那仅仅因为皇帝允诺不杀士大夫、不杀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诺归允诺，从苏东坡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迟，当时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可想而知。仅仅因为一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咏桧树的诗句就被以诽谤时政的名义罗织入狱，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大宋文人的权利远不及古希腊的奴隶。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婢女被随意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却无人过问的例子史不绝书。宋人洪适《夷坚志》载有宋代兵马统辖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颊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甚至压以重石，火烤水浇，无有不死，前后甚众，全部埋在后园中。 南宋号称名将的杨政的虐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姬妾若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后还能看到人皮挂在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称作奴隶，但她们的命运，绝非一个社会地位的名词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后的中国，由家族的祠堂杀人也绝非孤立的事件。族长可以处死被认为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处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把棺材里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处死的妇女活着放进去，钉死棺材盖板。然后由族人滚动棺材，让里面的女人活活呛死。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由某个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而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的。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确实超越时代，是人类理性的难以企及的典范。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锋出现在舞台上。……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的人文准则就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古希腊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腊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职务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地位或者家庭背景。为了避免少数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古希腊甚至采用了“陶片放逐法”来避免独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数人赞同放逐某个高官，此人就不得不离开本国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并不会损失财产也不会受到另外的惩罚，他仍然可以回来，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见，古希腊人需要的政府，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旨在照顾全体公民利益的管理组织。古希腊人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被关怀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于他人之下。 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他们独立自主，言论自由，他们决定国家的政府组成和官员任免。这样的政制仅仅发生在古希腊，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都不曾出现。因此，古希腊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权”等概念，从来不见于古中国，也不见于古埃及、巴比伦或古印度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文明。确实，把人的价值放在神和统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腊。 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后来把它归于古希腊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时并非没有疑虑，我曾经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发现，仅仅从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并不能直接导致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公理。这显然和古希腊的其他几个公理一样令人对其来源不解。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公理的定义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自明的真实”。那么，为什么这样自明的真实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却如此地难以理解呢？ 古希腊人礼赞的是人类本身，他们关心真实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关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典范，其在真实和裸露的人体与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权威。它们被重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社会价值和形态。在华夏历史上，其顺序永远是：权威、信仰、人，这就是“官本主义”。在别的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顺序：信仰、权威、人，这就是“神本主义”。唯独在古希腊，其顺序是：人、信仰、权威、这就是“人本主义”。 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人类才得以平视和俯视“神权”和“皇权”，这才有了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讲演，有了灿烂的古希腊雕塑，有了辉煌的古希腊戏剧，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学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以外的民族，“神权”和“皇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腊，在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威统统必须让位给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艺复兴的后期，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轶事也许给了“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释。 拉普拉斯写了巨著《天体力学》，为了尊重作为皇帝的拿破仑（Napoleon），就送了一本给他，皇帝看了并不理解，但问题还是有的：“为何书中只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称经典：“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这意思都已经很明白了，连上帝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而已，自己只是一个皇帝，还可以说什么呢？拉普拉斯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这么牛？为什么敢于蔑视上帝？古希腊使然，文艺复兴使然！ 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图腾”，这一人类文明史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图腾被原始部落的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象征，和他们有着某种血缘的和神圣的关系。图腾的形式各种各样，或是怪兽，或是变形的人像，或是某种图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这样的象征和符号才可以称得上“图腾”的话，那么，唯有古希腊没有图腾。或者说，古希腊的图腾就是人本身，那从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腊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样的古希腊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题。如果有怪兽，那么仅仅是作为敌对的势力，或者是以陪衬而出现的。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13-2，13－3）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图13－4）。在尚存的雕塑残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战胜强大的丑恶的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比如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胜恶兽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图13－5）。 图13-2， 13-3 古希腊帕加马城神殿（公元前281-前133年）遗址出土复原，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笔者摄 图13－4 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笔者摄图13－5，古希腊雕塑（公元前340－330）梅利埃格（Meleager，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她们美丽，他们强健，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的健美不会使我们产生恐惧，而是产生了认同、想往和追求，他们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产生认同和鼓舞。 正由于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龙，不知何时开始龙成了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这足以构成恐惧。由于恐惧，所以图腾。图腾的目的就是用对恐惧的粉饰和崇拜去接近凶恶，从而获得心安理得。而聪明的国人，并不仅仅渲染这种恐惧，而是给予了恐惧以足够的粉饰——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这就是华表（图13－6）。如此独具匠心的龙和祥云的结合，便将恐惧用吉祥淡化了。于是，恐惧变成了可以托付的权威。那么，华表是中国的图腾柱吗？我并不怀疑。 图13－6 中国的华表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另外一种顶礼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图腾（图13－7）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华夏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图13－7 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可以很肯定地说，“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对于恐惧的崇拜和复制恐惧的热忱。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但是，和中国人、印第安人相类似的图腾和图腾柱不见于古希腊。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13－8）。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13－9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图13－8 古希腊帕加马城出土的廊柱，建于公元前281-前133年。图为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廊柱（笔者摄于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图13-9 雅典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作于公元前5世纪（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古希腊的雕塑，洋溢着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间最值得称颂和关注的焦点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13 - 10）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驻足她身边时，你更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图13 - 10 古希腊狩猎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原作是青铜像，Leochares 作于公元前325年，已佚失。图为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13－11）和佚名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Venus）”（图13－12）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图13-11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赫尔墨斯和小酒神》，作于公元前340-前330年， 笔者摄 图13－12，古希腊雕塑（公元前4世纪）《维纳斯（Venus）》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相比那些把怪兽奉作图腾顶礼膜拜的文化，古希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脱俗。因此，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她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中或隐含或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无可掩饰的自白。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有的却是对人的赞颂和人类精神的弘扬，这，就是“人本主义”。 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一个社会将会怎样？我们从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了“人本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所有的貌似正义的说教，都会在其中扭曲变形，其所谓“正义”，将蜕为恃强凌弱；其所谓“民意”，将沦为以众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质必须是人本主义，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后者是必须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质。正是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的统治不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迫害。人本主义精神之伟大和深远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暴政和独裁。 我们今天的人道主义、民主政制和普适人权，无一不出于古希腊，无一不基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赠予人类的永恒的礼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人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贡献，如此伟大以至于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表达，还是让我们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讲演中的一句话吧： “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迹，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 是的，这还不仅是过去的奇迹和今天的赞叹，而且是今天的准则和明天的指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