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的思考

简介

今年是文革结束之后高考恢复四十年。高考，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许纪霖教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在2007年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公众论坛做专题演讲，谈对高考制度的思考，十年之后，当衡水中学模式在各地扩张，同时又受到了抵制的时候，许纪霖教授的这些思考依然有其现实的价值。

文：许纪霖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的九月，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务农。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以后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和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将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种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是相同的，拜邓小平之福，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高考恢复后这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在高考恢复之前的文革，高考不是以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拍板，通过恢复高考作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高考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1905年科举的废除，产生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长期的动乱。1977年恢复高考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

在当时，高考不仅有稳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解放，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的前半期，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进行消磁。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象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还有立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除了像张謇这样个别的状元，历史上大部分状元，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有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在干什么？有没有成了大才？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象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能把握的。

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而是真的狼来了。统一考试推出以后，研究生的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研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各种各样资格考试，都是一个模式，不仅高考，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标准有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是一个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通过高考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给底层、内地和农村的年轻人一个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假如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让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看你是什么出身。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皇帝专制愈来愈厉害，社会也越来越腐败，但是整个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与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和香港的拿套招生制度，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腐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报道了大学老师的某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陌生人是可信的，有社会信用，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客观化、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一些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技大学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的招生办法。，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但又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试行了几年，科大不敢试了，因为中学校长们普遍地缺乏信用。而在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上来的，让各个名校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一旦哈佛发现你学生连续几年平平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美国、香港那样的合理招生制度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面子社会里面，哪怕大学校长、大学老师个人再廉洁，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被各种各样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今天的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现在就有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模式在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按照各省人口确定招生名额，以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另一个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学习国外在上海考生中实行部分的提前面试自主招生，不经过统一的高考。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也提出了一个民间版本的高考改革的方案，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

这些改革方案，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竞争。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他们过去有种族的差异，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或者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推出了一个平权法案，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力量，给那些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孩子在教育上以补偿的权利，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都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再好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也要有比例，比如20%左右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不过，许多白人不服气，说到法院去告，说是受到了反向歧视：我SAT分数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为什么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就可以被歧视了吗？

这个问题，涉及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如何安排的问题，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撞。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没有问题，大家都接受。关键是他提出了第二条，差异原则。罗尔斯有一个看法，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欠个人的一笔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为什么要补偿，如何补偿，罗尔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论述，这里不详细讨论。不过，《正义论》出来以后，这第二条差异原则，对弱势群体补偿，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的正义原则。

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和纳税制度太不发达了，你无法分清究竟谁是最需要帮助和资助的人。不说高考，就以过去每年的研究生公费生和自费生确定来说，就很令人头痛。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年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都是贫困的，实际情况也未必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几所重点大学开始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但谁有奖学金，谁没有奖学金？又很难决定。在国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可以无所作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你让他如何接受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有各种困难。从历史上看，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贫家子弟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利，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中有一道题是关于股票，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美国、香港、上海行得通的好制度，推广到全国，就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了板一刀切，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权，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开如今被抽紧了的高考死结。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美国式的、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情况的公正理论。罗尔斯得理论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正义的安排？我们如果也施行差异原则的话，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要有大的理论框架。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服人心。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其他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中国社会的问题表面上是制度、法律的问题，实际上根本问题是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中国现在的法律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纯粹从法律来看，有些法条还真得不错，但问题是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执行的是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这学期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课，讲到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和谐是儒家的理念，但这个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和谐，它是一种文化秩序，和谐的利秩序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孔夫子讲的仁。仁是一套价值观，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礼的秩序，实现和谐。但是，今天大家都讲和谐，但和谐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

同样，正义问题也是一样，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可以从对策层面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慢慢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理论的准备和论证也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