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之实与虚

文：辛允星

追剧半月有余，终于等到尘埃落定。认真欣赏《人民的名义》这部热剧，我最大的感受是两句话：负面人物被塑造得太真实，而正面人物则显得太虚假；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大尺度”，而在隐喻化解之道方面“很保守”。鉴于已有太多的网文围绕该剧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只好从“实”与“虚”两个方面对该剧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性分析，尝试指出其创作之得失，并根据该剧所透露的微妙“信号”来推测中国政治未来几年的演进方向和可能后果。

首先，我认为该剧“较为真实”地揭露了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之中所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比如官场内部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山头）现象、公共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问题、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把手”被监督难题、司法严重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根本不存在法理上的制衡之现状，国家公务人员的“唯上”与“唯权”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作为本剧故事线索的检察院在开展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可谓是处处受到党政权力的干预，很难独立行使检察权，若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剧中所描述的“反腐行动”似乎早就被“团结”的声音和内部干预停止了；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展现，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仍旧停留在“权治”状态，与“法治”的理想目标还有着遥远的距离，“权在法上”的现实丝毫没有得到改变。

同时，该剧还顺带揭露了一些“连带性”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受阻、社会关系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女性的“身体物化”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腐败和教师人群的功利主义思想等。据说，因为这个事情，妇联工作部门还提出了“抗议”，我真想对他们说：在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就不要作无谓的“辩护”了吧？你最多质问周梅森——“中国社会处于整体性黑暗时期，你为什么专黑我们？”我认为这问题根本用不着周老师来回答，我可以用常识给出答案：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展现全部社会现实，而只能从某些局部来揭示一些突出的现象；教育工作者在本剧中几乎是“全军覆没”，不也没人出来抗议吗？为了“照顾”下观众的小心脏，也不能让全部丑陋集中呈现嘛，所以，咱且稍安勿躁，等待其他作品带给我们心理平衡，“鲜活”的社会现实，还怕被“文化人”忘记？

总的来说，本剧在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方面确实显现出了“大尺度”的特征，其典型标志是其中角色人物涉及到的官阶明显高于之前的绝大多数类似剧目，直接承认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权钱、权色交易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之中。然而，我认为该剧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具有颇多“败笔”——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易学习这些人物显得“太纯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百毒不侵”、“无欲则刚”、“洁身自好”...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之鲜明写照！我之所以难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真实感”，是因为自己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人物，甚至也未曾听说过“足以让我相信”的真实事迹。

透过本剧，我还发觉到了一种沉重的“隐忧”，那就是它所传达出来的政治讯息。剧中正面和负面人物的鲜明对比似乎在暗示：正面人物因为坚守信仰而“正义”，负面人物因为丧失信仰而“堕落”，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政治大计将主要依靠“革命信仰”的重建来实现，这完全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该剧虽然也通过汉东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等表达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一把手的权力需要接受监督，但很显然，在中国这个特别强调“核心意识”和军事斗争的国度里，同级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以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重建必然会遮蔽制度创新，剧中角色陈岩石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至死都没有认识到，他的信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能被广泛接纳，而沙瑞金的诡异笑容（即“心知肚明”）则传达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暧昧”前景。

进而言之，假如本剧所暗含的“政治信号”代表着中国最高政治当局的一些想法，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坚守源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推行具有市场化取向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变革。显然，这完全符合最高政治当局几年前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它延续着经济改革右转、政治变革左行的基本路线方针，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再阐释。众所周知，运用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方式来开展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很少被尝试过的政治创新，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要命的“保守”思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经济”加“国家资本主义”，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自由平等竞争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形态可谓是南辕北撤，最终它也注定会因为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走向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看似“大尺度”的同时，《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充满了“保守”的味道；它将自己业已揭露得淋漓尽致的那些“不堪现实”交给了革命信仰，交给了道德理想，交给了明君清官，却唯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简化了“制度的必要”，忘却了法治社会的本质特性，从而给“清醒”的观众们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和无尽的忧心忡忡。马克思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造现实，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现实价值，那么，如何改造现实呢？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一旦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当然，领衔的“改造者们”也许在私下预定的“目的地”本来就与公开说到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若如此，这个民族的千年悲剧必将要继续重现了。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