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与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北京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深夜，一道带铁丝网的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将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二十八年，逐渐被视为一个国家永久分裂的象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家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悲剧。但谁也没有想到，柏林墙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被民众冲垮了。 因为东德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的一句口误，释放出边境从即刻起开放的信息，民众便像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有历史见证者如此描述说：“当首批民众接近分界线时，东德边境卫兵还茫然不相信而仍然予以拦阻。是时成千上万的青年，攀上墙顶，振臂高呼，西柏林市放出探照灯光，照在五彩斑斓的墙面之上，教堂钟声齐鸣，香槟泡沫纷飞，交织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以此为标志展开的东欧和苏联政权迅速瓦解的过程，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东德初露峥嵘，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二，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感觉跟中国参加亚运会一样），西德没有参加此届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二。西德获得11枚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 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1600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甚至敢于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东德，曾经奥运金牌巨人的陨落史 文：转载自网络 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今天，看一看某些人为运动会上官办体育运动员获得金牌后志得意满的表情，仿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某些中国人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评述1989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执政者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某些中国人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拥有过。 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与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体育报》报道，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 第三，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垮台的下场；尽管获得了100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 但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就有八万五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 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到百老汇看音乐剧 文：枫子 曾经有一回，我在纽约一口气住了11个晚上，就在曼哈顿的正中心----时代广场的时代酒店。酒店位于49街和第七大道之间，百老汇的最中心区。这个地点意味着，我出门去看场百老汇的音乐剧，简直就像去路口士多店打个酱油那般容易简单！ 酒店正对着的就是一家戏院，常年上演着著名的音乐剧《芝加哥Chicago》。酒店的左手边紧邻着另一家戏院，正上映着当年获得9项Tony奖的《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Tony奖被视为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项，获提名剧目均为在百老汇各剧院演出的音乐剧。每次走过这家剧院的门前，我都要小心翼翼侧着身子踮着脚尖，因为那门口坐满、睡满了熬夜排队买票的戏迷们。看来百老汇的音乐剧不只墙外开花聚焦着全世界的眼光，在这墙内也深深牵绊着NewYorker纽约客们的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rQK9j4VRQ0LCdl5j7t3f2qRkebLMrypNKoNx8CTpiaibUxibZPyCC2gRA/0?wx_fmt=jpeg 兴奋地跟在纽约的律师朋友憧憬着必看的百老汇经典剧目，他却劝我们不妨去看看外百老汇的Show。原来这百老汇有50多家戏院，常年上映着举世闻名的经典大戏；而在外百老汇（Off Broadway,指在百老汇以外纽约其他地区）更有百十多家剧院，那里则是观赏一些小众的或先锋的或实验性的最新剧目的聚集地。热爱艺术的纽约客不跟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挤在百老汇，而是更愿意到外百老汇的小剧场去欣赏真正艺术性的演出。 我却未能免俗，毕竟我是游客一枚。曾经在很久以前，在东方在亚洲时就无限憧憬着的那些如雷贯耳的音乐剧目，如今就真真切切地晃动在眼前。走在时代广场，感觉那铺天盖地的平面的立体的广告牌中，有一半都是在宣传音乐剧的：哦，《歌剧魅影》；哇，《妈妈咪呀！》；Oui，《芝加哥》；Yes，《雨中曲》！如我这般来自世界各地亢奋着的游客们置身其中，简直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干脆直接跌倒迷失在音乐剧的包围之中。 在纽约，我们把音乐剧当做一项旅游产品来消费。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VVB3fqh0mNUhp7arvibh1JEoCsPE9aEiauoHkltXR7XAYIsyJJ9symXg/0?wx_fmt=jpeg 时代广场上的音乐剧广告铺天盖地 百老汇早已对世界各地的游客进行过经久的培训了。慕名而来的观众怎么也会哼唱几句著名音乐剧中的旋律吧：像《乞丐与荡妇Porgy and Bess》中的SummerTime，或《妈妈咪呀Mamam Mia！》中的DancingQueen, 又或是《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里的Tonight，再不济也会哼两句《猫Cats》里面的Memory吧……音乐剧不同于话剧，它比话剧多了歌舞；不同于舞剧，它又比舞剧多了说唱；更不同于歌剧，因为它演唱的同时还又说又跳……它是百老汇流行起来的歌舞剧Musicals，是音乐、歌曲、舞蹈和对白相结合的戏剧表演，而归根结底，音乐才是它的灵魂和主线！朗朗上口的旋律容易传承，人们往往就是因为一首歌而记住了一部剧，就像我每次唱起Memory，眼前就会晃动着那些猫脸。记得2004年看American Idol,那个后来夺冠的黑人女孩Fantasia比赛期间两度演唱SummerTime，每次都是赤脚坐在地上，藏起姿势，藏起装扮，只用灵魂演绎，把这首爵士乐歌曲的忧郁心酸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直唱得评委也泪眼汪汪。因为记住了这首歌，我才了解到原来它出自一部叫做《波吉与贝丝》的音乐剧史上第一部黑人爵士乐的歌剧。 时代广场上醒目地矗立着一个大型折扣售票亭TKTS，电子版上显示着当天百老汇和外百老汇各色剧目的折扣价格，游客们直接在这排队买票，简单方便。我花了80美金，即6折的价格买了一张当晚《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the Opera》的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D218XySSDl3he5Ln3pwMsLGyn74E0V1c1Fic8kas5knA18lbRrclsSQ/0?wx_fmt=jpeg 上演《歌剧魅影》的Majestic剧院 百老汇音乐剧的名声在外，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选段外，有些剧则是以同名电影、小说先声夺人，改编成音乐剧后自然省却不少宣传的气力，能够轻易闻名。对这部《歌剧魅影》，我在思想上的准备铺垫可真是不少：在中国时，我便老早就看过这部音乐剧电影；在法国时，又探访了这故事发生地的巴黎加尼叶歌剧院；在加拿大，我开着车听着它的CD，对剧里那些优美的选段可谓耳熟能详：Phantomof the Opera ,The Music of the Night，Think of Me, Angelof Music……因其是伟大作曲家韦伯的作品，我还连带着将他的又一力作《猫》也了解了一番。（世界四大音乐剧中，韦伯的作品就占了两席：《歌剧魅影》和《猫》，另两部为《西贡小姐》与《悲惨世界》。） 以时代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一公里内，音乐厅如商铺林立，那些看似又老又旧又小的戏院，每家都有自己的经典剧目在上映，剧场只要有一部举世瞩目的镇店之宝，那么就可以坐吃几十年老本了。在44街的这家Majestic戏院，镇店之宝就是百老汇史上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从1988年首映至今）：《歌剧魅影》。 这部史上超强悍、骨灰级的歌舞剧原来竟是在这样小的剧场里扬名全球的！Majestic好小啊，我数了数，也就1600多个座位吧，可在百老汇，据说它还算是大型剧场呢。坐在小剧场里的好处是，观众与舞台亲密无间，置身其中全情投入，在演出的两三个小时内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不忘彼此。音乐剧里像《歌剧魅影》这样的大制作为数不多：首先它有一个好剧本，改编自盖斯东•勒鲁（GastonLeroux，1868-1927）的惊险小说《歌剧幽灵》；舞台布景亦可谓大手笔，将空旷惊秫的加尼叶歌剧院逼真地再现于方寸的舞台之上；而最令它扬名万方的还是其优秀的音乐！英国音乐剧作曲家韦伯（AndrewLloyd Webber）可谓当代音乐剧之父，也许大众不太熟悉他的音乐剧目，可他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可以说是无人不晓：Don’t Cry for meArgentina,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Memory,等。3次Tony奖、3次格莱美奖、1次奥斯卡奖、1次艾美奖……单只这些奖项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些问题吧。韦伯在创作《歌剧魅影》时，女主角克丽丝汀的音乐部分则是根据莎拉·布莱曼的音域设计的，而出演了此剧后莎拉也一夜成名，并且还因此成就了她与韦伯的一段姻缘。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ZEEFkWaObSFcx13lVu1u9QlJGFtXxLdT5ZcsByD4ZdJho5RAiahdznA/0?wx_fmt=jpeg 《歌剧魅影》剧照 音乐剧不比电影电视，没有NG，演员们每一场都是实打实地全情表演下来。我们期待看到不同演员对同一角色的迥异演绎，即便是同一个演员每天的表演也不尽相同。剧场里的每个瞬间都是无法复制的，想要鉴证那个瞬间，除了坐在剧场里外别无他法。 虽然此前也看过这电影，欣赏过其音乐，但置身现场的感觉还是不同，整个人被这浓重的气氛感染着，不由自主地进入剧情跟着徘徊于现实与虚幻之间，不能自拔。舞台表演的魅力就在于现场的同步感，我的心随着剧情的发展也一直悬而未定，情绪亦沉湎于男主角的善良与专横，体贴与霸道，矛盾纠结不能自拔的悲情与无助里面，悲伤着他的悲伤，感动着他的感动，甚至也跟着蹙眉，甚至也跟着叹息。当然，我更是冲着那些早已熟悉的音乐旋律去的。每当现场响起那些音乐选段，那些从前我只能透过音响、通过屏幕来欣赏，无的放矢展开我的想象的音乐，现在就通过舞台上这些具体的人、物、光、影活生生地显现了，这抽象变具象，幻象成现实的转换给我的心灵带来不小的刺激和撞击。感动于是产生。 一场表演看下来，我的收获是全方位的：在同一个晚上，我聆听了一场演唱会，观赏了一场舞蹈表演，倾听了一场管弦乐队的演出，欣赏了一部音效光影舞台布景俱佳的话剧表演。综合多样的艺术形式，立体逼真的现场感，我想，也许这正是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吸引人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只面对着1000多名观众，可舞台上的演员们每一场都在全情投入，勉力而为。就这么一场一场踏踏实实地演下来，到2012年2月份，《歌剧魅影》已经在百老汇演出了十万场次！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lyUkHzj1u65HkkIjicdoBjAmQrCibtt1WRImkHoNibye1u46aJxibU8xeA/0?wx_fmt=jpeg 时代广场上的折扣票售票亭TKTS 一部音乐剧的演出，是一个团队整体协作的成果。置身其中不同角色的人有着不同的心情体会。对词曲作者来说，他们的参与可以说是一次性的工作，词曲创作完毕后交给演出团队就算大功告成。而对于演职人员来讲，接受了一部剧目的演出，就意味着把一个季节，一年，甚至几年的光阴提前承诺了出去。而在演出的过程中，演员们是兴奋的，因为每一场的表演都可以不同，每天的发挥都因当时的情绪、状态甚至身体情况而有所变换。但对于一些欠缺发挥余地的角色，比如乐队，就是耐力与恒心的考验了。乐手们每天机械地重复演奏相同的曲目，在固定的地方做着规定好的情绪处理，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万万不可忍受的。曾认识一个魁北克的小提琴手，在百老汇多部音乐剧的乐队里担任演奏。他说：为了钱，我会去那边（百老汇）工作2、3年，等赚够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我是一定要给自己放假的，修身养性，专心创作，否则我就成了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专业技师了。 住在曼哈顿的那些天里，我共看了三场音乐剧。一次是以Will Call的形式，在酒店预订，去现场取票，140美金一张，后来比较起来我才知道这样买票最贵。那次看的是《Anything Goes》,一部自上世纪30年代就在百老汇出演的经典剧目，曾获奖无数。这是一部我所理解的最经典的百老汇歌舞剧：演员们各个能歌善舞，唱功、样貌、表演、舞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是专业水平。想起我们国家原来的文工团演员好像就是这样的，可惜现在却再难找这么全能型的人才了。故事也是以经典美式大团圆结尾，全场观众看得都很开心并且满意。还有一次是离开纽约最后那天下午，趁着还有两个小时的空闲，就溜达到酒店对面去看《芝加哥》。刚巧赶在开演前最后一分钟，花38元买了一张最Cheap的票。进去一看，那是更古旧的小剧场，一共就十几排座位，我坐在十来排的地方视线已经相当不错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uNUF9p4Deuw8LOxlk9GH8ibb9gJ36045icSDLp1f5Z7gNZHDsF0icv5Eg/0?wx_fmt=jpeg 《芝加哥》剧照 艺术与它所依赖存在的城市文化紧密相连，百老汇音乐剧其实折射着很强的纽约独有的大熔炉文化特色。歌舞剧的音乐创作需要融合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及配器，而纽约这个流行音乐的文化重镇则为之提供了宝贵的多元化的音乐素材。不过在我看来，我更情愿把百老汇的音乐剧划归到纽约市开发的旅游产品，百老汇的大鳄们则是最成功的开发商，他们对音乐剧的投资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非艺术行为。在他们娴熟老道的商业运作下，音乐剧被打造成了纽约的城市名片之一，是一项Must Go的游览项目。既然这项旅游产品是给来去匆匆的游客们看的，那剧情一定要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就似好莱坞大片一样，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为空虚忙碌的现代人编织一个美好的成人童话，营造一个人人满意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幻像。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dLpnWXEbLEaQfqZF24dlHYVLsEOGeN1haZnEsiczoZq1EgZkT5tbS5V4MtHH5ohY930nVxrMzkxg/0?wx_fmt=jpeg 又及：由法国和加拿大联合制作的音乐剧《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于1998年在巴黎首演以来已经成为了世界音乐剧中的经典剧目。第一男主角卡西莫多的扮演者为来自加拿大魁北克Sherbrooke市的Garou，他演唱的主题曲《美人Belle》优美动听，被歌迷公选为法国近50年来最佳歌曲。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79nuIHB2CK5icib4ibgY9Kx5kMiaaXEfRwQ4xnvJfXCZP3HELU85XyUFUwsbtq7oydIiaKRjhqb8LQDg/0?wx_fmt=jpeg《巴黎圣母院》剧照：卡西莫多与死去的艾丝美拉达

大清国的故事（3）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敌人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全文完）

大清国的故事（2）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吸取教训的某些中国人现在依然如此）。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Lhu8julnDHxMCah0P1UibGocBnlSX09yhoq3ic1rZ0hdM0QsJYt8oYUw/0?wx_fmt=jpeg 两广总督耆英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FAcPt6SMINpibZIQGUN3tQ2UibysNt83vniaxA63mQ65tdic2J9QAKS5Og/0?wx_fmt=jpeg 两广总督叶名琛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PXctWTWmDEPEgic4zyfY8AXsFWtAeaDFKZKuEWRdcyVIlj2xazuSObQ/0?wx_fmt=jpeg 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大清国的故事大清国的故事（1）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现在很多当官的，不就是这个心态吗？不捞白不捞，哪里有什么国家责任和公民荣誉心。）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dkBNIhG3eWD1RLu0JpdERH6216OCMtCDeTibOgsibuiaYZC4q0suhZl0g/0?wx_fmt=jpeg 林则徐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 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rDmlcJjAKFlg38k7aaGiaibKq9vhN1pZqdfsnyiaeVQCTUAcK4CpnbqCA/0?wx_fmt=jpeg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 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 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Xvj3wmicuLqkFicW4fxrpKyk3KjJEibjMN8VVpjMrsdvNgtG0wk6UVuHw/0?wx_fmt=jpeg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镇江“西门激战”。英国人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制。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lGYVmfXcjXgaFjVgweTv920HqORyvoPe6RThr1EIRzHqFqslsp5b4A/0?wx_fmt=jpeg 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德国的强大，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 文：转载自美国内参 最近，很多家长都在看一篇文章《没有人会告诉你，你的孩子没礼貌》，文中说到：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婚宴，婚宴的桌上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很没有礼貌，把转盘转得忽悠忽悠的。一席下来，家长没有阻止自己的孩子，大家因为不熟悉也没有阻止。但是在家长带孩子去上厕所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在中国，没有谁会告诉你，你家孩子没有礼貌，但是所有人都会讨厌你的孩子。——我们把这种“不说”当成了一种礼貌，礼仪之邦的俗语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跟一个德国朋友出去，路过郊区的一条小河，看到一个小孩在钓鱼，旁边却放着两根钓竿，德国朋友不高兴地走过去，问道：“怎么有两根钓竿？”（德国规定钓鱼一个人只能用一根钓竿。） 小孩回答说：“跟同学一起来的，他上洗手间了。”（果然不一会，上洗手间的孩子回来了。） 德国朋友继续问道：“有执照吗？”（德国规定钓鱼要有执照的。） 两个小孩赶紧掏出执照：“有呢，你看。” “带尺子了吗？”德国朋友又问道（德国规定钓鱼要有尺子，钓上来的鱼不到规定的尺寸要放回去。） “带了带了。”两个孩又连忙掏出尺子来。 “哦。”于是德国朋友就走开了。 一旁的我很奇怪，不知道朋友为什么要管那么多，“那两个是你家亲戚的孩子？” “不是。” “你朋友的孩子？” “也不是。我不认识他们。” “什么？不认识？怎么可能呢？那人家干嘛要听你管教？” “呵。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孩子是德国的未来，我们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德国朋友淡淡地说着。 我沉思良久，想到一个景象：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敢大声地喝斥那些不认识的孩子，教他们怎样做吗？ 在德国期间，我一直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德国社会何以文明，德国人在全球何以受到普遍的尊重？通过了解和体验德国的教育，我们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 在很多人看来，德国战后之所以能崛起，与他们“严谨”、“勤奋”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而人们通常认为，德国这种高素质的民族性格，则得益于对教育的重视。正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德意志的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 据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元帅毛奇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在德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有非常不错的收入。据政府的相关统计，德国政府支付给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倍多。德国中学教师人均年税前收入超过45，000欧元，与德国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职员的人均年税前收入相当，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中小学教师属于名副其实的“中高收入阶层”。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师的收入也有一定差异，但不会很大，至多为30%左右，因为德国社会最不能容忍的是不公正，这种价值取向已渗入他们的血脉，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 放眼整个世界，德国中小学教师的收入高于除瑞士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而高居全球第二。在职业属性上，德国的中小学教师属于国家的公务人员，受不解雇的保护，无失业之虞，而且每年还有两个很长的假期。 这么好的收入待遇，使得德国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的门槛也随之提高。在我国，大学本科生或硕士生、博士生都可直接到中小学应聘任教。在德国，情况要复杂得多。你若想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至少要过三道“关口”。 首先，你得拿到大学本科或者更高的学历。其次，你得一本正经地接受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训练，参加权威机构组织的相关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最后，你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 这三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闯过去的。与我们国家正相反，“上大学容易毕业难”，这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常规。在德国，大学学制一般为理工科4年，人文科5年，医科8年。大学前两年学基础课，考试不及格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 第二阶段是专业课学习，考试及格才能拿到学分，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学分，才能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由于大学学习要求很高，加上许多学生要一边打工补贴生活，一边又要随“不懂变通”的教授们认真读书，因此，无论是基础课考试，还是专业课学分，都难以一帆风顺。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据了解，目前德国大学生从入校到毕业，平均需要7年， 4-5年能毕业的人是少数。如果想当教师，好不容易拿到毕业文凭后，还要应付心理学、教育学考试，尤其是难度最大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这大约要花3年左右时间，而且，即便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培训应考，也不一定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再加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的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减少，教师职位空缺主要靠自然减员，而德国的制度设置又基本杜绝了“走后门”的陋习，单纯的德国人要想成为中小学教师，竞争和筛选十分激烈，只有那些真正热爱教育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成为教师。而一旦实现当教师的梦想时，年龄已在30岁上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职业备受尊重，基础教育界人才荟萃。 德国禁止学前教育？怎么可能！ 网络上经常看到“德国禁止学前教育”这种说法。德国的孩子并不是在上学前天天傻不啦叽的就是玩，而德国人对“学”前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孩子们也会学一些东西。他们的书包不比我们的小。 比如幼儿园时，老师会教孩子们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回家，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在公共场合不可大声说话，甚至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等遵守社会秩序的教育。 而如果孩子对某类学科，比如音乐、艺术或体育感兴趣，他们是有权利在一些学校或机构进行学习的，甚至有些是免费的。 在德国有一本有关儿童教育的书，十分流行，叫Struwwelpeter：以很多荒诞诙谐的故事，来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最注重孩子的性格、品德培养，很多好习惯也是因为从小家庭教育的结果。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TOjowOicwEISC43TlnLNNOiaoLl7Y1fhI4zAKCrdMAKmPAFOGaaKOXW58myZBX18yS7BOUgOE8lvA/0?wx_fmt=jpeg 比如自理能力：如饮食、睡眠、排泄安排、自理能力训练。 比如规则意识：盛入自己盘中的食物一定要吃光；必须先吃完饭菜，才能吃零食。 比如爱心：很多家庭会在家中养小动物，如小狗、小猫，让孩子亲自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懂得体贴入微地照顾弱小生命。 比如坚强：孩子摔倒后，只要不是很严重，父母不会马上去帮忙，而是让他们学会自己站起来。 比如尊重：告诉孩子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德国父母很多不会在未经过孩子同意时去翻阅孩子的东西。 比如礼貌：德国父母在寻求孩子帮忙时会说bitte(请)，之后会说danke（谢谢）。 比如理财：德国父母会非常严格的控制零用钱数量，会让孩子做些简单的家务以获得零用钱，避免不劳而获。 比如承担后果：有一个德国母亲对自己总是起晚的儿子说“很遗憾，我不能开车送你去学校。这得怪你自己，你可以选择是放弃早餐，还是迟到。” 比如承担责任：有严厉的德国家庭，如果孩子忘了把脏衣服放进洗衣袋，他还得继续穿脏衣服。 比如诚信：德国家长首先会以身作则，并经常会告诉孩子，要遵守约定，不能轻易食言，答应过的事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到。 比如自信：德国家长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自信培养，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家长都会给与更多的鼓励和赞赏，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从小的自信来源是父母。他们也绝不以成绩的好坏去否认自己孩子在其他方面的优秀。 比如合作：在德国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都会有意的去为孩子们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因为在德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做“Wer alleine arbeitet , addiert. Wer zusammen arbeitet, multipliziert.”（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 来看看他们长大后的好习惯 看书：德国人经常手里拿着一本书，在地铁上，玩手机的人少，看书的人多。在德国如果你留心能看到各种大小的书店，而书店里永远都有不少的读者。纸质的书籍在这个电子社会当中，似乎在德国仍然流行。德国人有91%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23%年阅读量在9到18本之间；25%年阅读量超过18本。 礼貌和谦让：礼貌和谦让其实是一种宽广的心态。有一次在德国高速上遇到事故，两排车并为一道，因为有急事，一个在我左方的车主动放慢让我先过。如果你在人多的时候坐地铁，你也会发现，站在门口的人会主动先下车，让后面需要下车的人下车后在重新上车。 准时：大多数德国人都能遵守规定好的时间，这里说的准时并不单单指德国人，还指德国的公共交通，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每辆地铁、公交车都能按照时刻表的时间准时到达车站。 注重家庭：德国人与注重工作相比更注重家庭，他们会在下班后回家与家庭团聚，很少因为应酬而不回家，在节假日更是会把时间花在自己家庭身上。 记事本：几乎每一个准时的德国人都会有一本记事本，这个记事本不一定是要与工作相关，但一定与自己的生活相关，比如记录重要的事情或预约时间。 遵守交通规则：德国人十分遵守交通规则（不是全部，当然也有闯红灯的行人），尤其是司机，因为这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在德国开车基本都会打开日间行车灯，而他们在变道时不仅要看后视镜，还要扭头去看盲点区是否有车（考驾照时必学的）。 注重生活质量：德国人绝对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民族，他们宁可把钱花在真正的品质生活上去享受，尽管他们能造出世界顶级汽车。比如他们会花200欧去买一个保温壶，而不是一个Gucci钱包，他们会花500欧去买一个厨房用具，而不是一个LV包，他们会花上千欧去维护自己的花园，而不是一件Burberry大衣。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奢侈品是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是一个包或一件大衣。 注重环保：德国人很少乱扔垃圾，因为他们知道环境的重要性，即便身在外国，他们也多数如此。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中国爬山，由于没找到垃圾箱，这个德国人拿着自己的冰糕棍一路走下山，找到了一个垃圾桶后才扔掉。 严谨：他们的严谨源自对细节的考虑，比如在德国超市里买到的每一个鸡蛋，上面都会有一个标号，而你可以通过这个标号，了解到下这个鸡蛋的母鸡的生长环境。 契约精神：在我们看来很多德国人非常死板，甚至是不会变通，但这是因为文化和从小养成的一种“契约精神”造成的，他们轻易不作出承诺，但承诺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有了保证，才有了德国品牌质量的承诺。 不屈不挠：为什么德国汽车比普通汽车贵出许多？为什么德国的锅比普通锅贵出几十甚至几百倍？为什么德国的米勒洗衣机要几万甚至几十万？为什么Made in Germany是高品质象征？其实百年前的德国产品是被英国人嘲笑的疵品，但就是因为专注和坚持，才有了今天质量上的保证。 遵守社会秩序：每一个德国人几乎都会遵守社会秩序，比如排队，无论是人在排队，还是汽车堵车排队，很少有插队现象。 公共道德：如果你留心，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德国的公共场所（除了球赛期间）十分的安静，几乎大家都是窃窃私语的状态，很少有大声喧哗的。（除了球迷和醉鬼）。 同情心：多数德国人会主动帮助弱者、残疾人或老人。老人摔倒这种事也会在德国发生，但一定会有人上来帮忙，而且不只一个。当遇到残疾人时，也会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爱国：德国人很少嘴上去说自己多爱自己的国家，甚至经常讽刺自己国家不合理的地方。但从他们坚持使用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不难看出他们的爱国精神，当然也是他们对自己产品的信心。如果遇到国际球赛，那么你肯定能够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 尊重生命：当遇到特殊车辆时（拉着警报的警车、救火车、救护车等），民用车会主动靠边相让。 注：本文来源自《美国内参》2016.5.25.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6）文：林炎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不通的老路 比起日本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朝，不仅没有西化的行动，甚至连西化的想法都没有。“西方”对于清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尽管早就有这个噩梦的兆头，但是直接威胁到大清的江山，还是始料未及的。康熙时代噩梦的兆头刚刚呈现，乾隆时代用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抵挡了这个噩梦的到来，慈禧时代虽然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她抵抗的努力甚于她的前辈。把慈禧称作反西化“勇士”绝不夸张，所有可能的抵抗她都做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可以接受汉文化，汉族可以接受满文化，两者却无一愿意接受西方文化。1861年咸丰经过“圆明园事件”的惊吓后驾崩，年仅5岁的同治帝继位，慈禧的垂帘听政就这样开始了。作为咸丰的配偶，慈禧理应知道“圆明园事件”的内幕和始末，作为同治帝的母亲，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权力之至高无上。因此，慈禧明白社稷有必要她也有能力进行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在慈禧垂帘听政开始后第6年的1867年才开始。同治在1874年18岁时就死了，根本就没有亲政的机会，继位的光绪是慈禧一手挑选的，她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大权独揽，慈禧就这样统治了48年直至去世。从时间上，三个短命的皇帝加起来也不抵一个长寿的“垂帘听政”；从力量上，三个性格廻异的男人合起来也不敌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慈禧对于西化抵制之坚决，甚至不惜完全断送她儿子光绪的政治生命，也许直接就是光绪的生命。如此“大义凛然”和勇猛顽强，遂令慈禧堪称后世反西化“勇士们”的“楷模”。“继承太后的遗志，发扬太后的精神！”这是发自每个反西化“勇士”心底的前赴后继的誓言，“太后啊！你走了，我们来！”也许他们嘴上不能这么说，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华夏的统治者不接受西方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其内涵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华夏的百姓拒绝西方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经被奴化到不再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勇气；而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则令人困惑，他们理应知道西方文化更深的内涵和对于华夏的意义。但是，即便就是像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和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李之藻、梅文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夜郎自大，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只是想用西方文化来给华夏文化做陪衬。这个想法肯定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太离谱了，就像用太平洋给西湖做陪衬一样荒唐。到头来，他们也两头受气，里外非人，公正的人显然对他们的荒唐嗤之以鼻，而独爱“西湖”的人则指责他们用“太平洋”来“寒碜”了西湖。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学并不真正理解，不过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他们的功绩值得肯定。但另一些居心叵测的“高级知识分子”则不然。康熙时期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御用知识分子”，是宫廷主管天文的监正，居然散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言论，听起来很耳熟，就像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人进而诬告汤若望，使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又诬告南怀仁，几乎再次得逞。但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身为宫廷“天文学家”，却算不准基本的天体运行，对比南怀仁准确预测的行星位置，此人终于败露靠嘴皮子和诬告过日子的劣迹。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毕业于鲁汶（Leuven）大学。这是一座古老的建于中世纪的大学，在布鲁塞尔东边不远的小城Leuven。我偶然去拜访这所大学和小城时，还不知道南怀仁就是这里毕业的。古旧安静的小城，居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平和的环境和高贵的气氛令人感慨宗教和科学最终不无争执的和睦相处。在宗教和科学的激烈纷争后，各执己见的愤然平息下来，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共存的意义。 与科学和宗教在Leuven的和睦相处不同，在中国，西方的学说受到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抵触。华夏可以死心塌地接受辫子和裹脚布，但是却容不下西方的观念和思想。本来，既然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在中国儒教和科学也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实际上却不行。这倒不是中国儒教的问题，而是社会现实和文化的问题，是民族性格和统治者心胸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何国人把外来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本来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受益，并且文化交流并不能导致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唐朝曾有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中国文化，这并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属于中国；唐朝引进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也不意味着华夏就归属了印度。文化交流并不能看作是侵略或者皈依。但是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华夏文化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华夏的属国，朝鲜是这样，越南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应该是这样。于是，他们的恐惧也恰恰来自于此，因为如果以上逻辑成立，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就使华夏成了西方的属国。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加上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使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充满了恐惧。 于是，向西方学习对于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有着巨大障碍。哪怕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也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祖上就有的，只是“失传”了而已。国人是好学生，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的学习能力出奇低下。一个能把一条强加于自己的“猪尾巴”留在脑后长达两百多年并且誓死捍卫的民族，却对于新的显而易见的道理置之不理甚至顽强抵抗。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这辫子剪掉之后，内心的辫子还依然如故，一有时机，这根“猪尾巴”就会露出来！ 如果把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清朝，也不公平。清朝的残酷统治的确进一步摧毁了国人的道德体系，但清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统治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应该对此负责。至少从秦朝开始的统治者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然而，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西化并不等于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明朝开始的“西学东渐”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的西化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只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而已。尽管这样，中国在物质上的西化和表面上的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夏自己的文化。 和国际接轨——邯郸学步 中国今天城市已经没有了传统特色，城市建设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跟随了和照抄了现代的西方，只是这样的照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只有表面而没有实质。一些值得保留的旧城在以“现代化”为借口的急功近利中消失了，比如北京的老城和杭州的老城。中国现在的城市更像是给汽车建的，而不是为人造的。宽阔的马路，给汽车的行驶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但那因拓宽马路而铲除的寻常巷陌，也使得昔日曾经的人居环境荡然无存。 比如拿杭州来说，本来的旧城区确实老旧，翻新后的新城区完全不见了老城区的踪迹。原来狭窄的小巷子并不适合汽车行驶，但是对居民来说不无方便。而新城区的宽阔马路款待了汽车，却未必对居民有好处。城市中心成了汽车的集散地，噪音和废气使得居民的环境恶化。 而立志“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日本，却相当好地保存了日本城市的风格，我在日本的小城成田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确信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和古朴说再见，“西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 中国喜欢说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一千年以上的建筑都不容易找到了，而两千年以上的就只有地下的坟墓了。而在欧洲，却很容易看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和有数千年历史耸立的古建筑，而废墟就更加不胜枚举。巴黎旧城保留完好并非完全归因于其坚固的石头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巴黎旧城里现代化建筑非常少，绝无仅有的是类似蓬皮杜中心和蒙巴拿中心这样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巴黎。巴黎的马亥（Marais）区更是保留旧城区的典范。 巴黎的新城在旧城外面，如果以凯旋门为中心的话，卢浮宫在凯旋门城内的方向，而其反方向相等距离的城外，就是著名的巴黎新城——防卫区（La Défence）。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反映了当时潮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念都淋漓尽致地在防卫区中得到了体现。有的至今还不失时髦，有的风光已过。防卫区所体现的理念和巴黎老城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对于“现代”和“经典”的解释。我从巴黎圣母院（图1）开始步行，经过卢浮宫（图2），穿过协和广场（图3），沿着香舍丽榭大道（图4），抵达凯旋门（图5），再漫步到巴黎新城防卫区（图6，图7），这10公里的距离，也许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征途的缩影。当我抵达防卫区后，赞叹之余，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的老城。这也许就是人类今天的心态：在“现代化”的美梦成真后，立即发现，其实，那经典的美却是更加永恒和持久的。那时髦一时的很快就会老去，而那古旧的经典却青春永驻。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9X1cMtU07bMKhocbjVo7IxRabYpgB7LGJRb4CCS6MZyQDthr3nbQkg/0?wx_fmt=jpeg 图1 巴黎圣母院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eHVibXvdxWpTBvlgkT7QxB1SpFbUOMhV7BJ4UugE0Q2BicNza5XN6t0g/0?wx_fmt=jpeg 图2 卢浮宫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aNrr2g55guIz32UZw2Y96fbnDw36N46mSgf1BEUS9TicLbHoyXgPxYA/0?wx_fmt=jpeg 图3 协和广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AYia3hdPOQn9P5WKElQWViaKuAEIYCRECqlZpgmtTHd4yrkCoaAYeVDg/0?wx_fmt=jpeg 图4 香舍丽榭大道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ud8LhE9PfPZEonTXmWfHqric5Z3OeG4VAELEnzQwbZ4icZsBdkmQYZYg/0?wx_fmt=jpeg 图5 凯旋门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JXjz0Cl12YYAa0474Nicvn5wWhOLl7ia98VLocX1MKjsSJLujE4wFgmA/0?wx_fmt=jpeg 图6 巴黎新城防卫区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baicibgfkNo2rXPTo6KPibpaq9TxYM2Bmy8YiclettRLRchHAmV588xn8Q/0?wx_fmt=jpeg 图7 巴黎新城防卫区新凯旋门 在北美，历史尽管相对短暂，但是仍然将旧城的保护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波士顿，在古旧的街景背后是崭新的现代设施，旧的门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又不失古典的风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整个老城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图8），面对圣劳伦斯河，老城和老港似乎讲述着这个新兴国家数百年来的历程。石块铺就的街道并不青睐现代的车辆，而亲切地把人们带回到数百年前大工业时代的前夕。蒙特利尔新城紧挨着老城，给予老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衬托出老城更加深远的底蕴。现代和古典、时髦和经典、今天和昨天，新城和老城就这样比肩并立，有心的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她们之间的眼神和微笑，听到她们彼此的耳语和叹惜。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PrZ9TMWPIoReO0Edce9F0PY5UCSLIsReKeNTVUXXUPMPW23YUL166w/0?wx_fmt=jpeg 图8 蒙特利尔老城 国人没有直面废墟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欣赏废墟的深刻和感悟。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安慰，这在废墟中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这在废墟前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是上苍的庇护，这是废墟无法做到的。 如果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就是西化的象征的话，那么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西化了。一些玻璃幕墙包裹的大楼在低纬度地区本来完全不合适，环境气温和夏季阳光使得这样的大楼即便把空调开足也无法抵挡玻璃幕墙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些大楼的设计者和欣赏者之所以青睐这样的生吞活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由于急于在形象上西化，既非这样的大楼适合他们地区的气候，亦非这样的大楼符合他们的用途，而是其形象体现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他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和西方“接轨”了。 上个世纪中期的大屋顶建筑，以及最近到处照抄西方现代的大楼设计，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觉得如果不保存民族特色，就不中国了；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不抄别人的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在时代和民族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无可救药地认为时代和民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在混乱的逻辑中，最后即得不到时代进步也丢失了民族传统。在由直接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而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只能陷入对于历史的忘却和对于现代的恐惧的不伦不类的泥潭。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建筑，我们创造了她们，然后她们影响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理念将无可避免地体现于其建筑，而这些建筑，将毫不留情地重塑这个民族的性格。在急功近利和生吞活剥的建筑形式中，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和对于产生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恐惧心理同时体现了出来。 现代国人的婚礼，更是一个无法自洽的场景。绝大多数新人都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婚纱和礼服。对于婚纱这样完全西式的服饰，国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如同恋爱自由一样，婚礼穿什么就更加自由了。但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基督教的新人也要选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就多少令人疑惑，因为，正是这些人，对于“西化”也同样恐惧。 一些西方的节日，被许多国人急不可耐和囫囵吞枣地引进来，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其实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的含义。比如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西方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表达“互相尊敬的爱意”的节日，这样的表达可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也可以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长辈晚辈之间的。但是在中国却被歪曲了，只成了情人之间的了。 这不禁令我想到在太行山时的一则趣事，一位被村民尊为学究的老汉把“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大大地写在了打谷场和仓库多处。问其用意，曰“成功了，吉利了，不要忘记当时的出力流汗。”我当时比小屁孩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也忍俊不禁。 这些不理解内涵的向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和国人的内心价值观念相比，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国人在一种两难境地中的挣扎。一方面，国人对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和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模仿意向，但是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偏见使得他们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文明时却恐惧万分。这恐惧最初不是民间的，而是慈禧太后式的，但是长期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宣传，加上传统文化的缺陷，使得国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精髓的接受上和对西方文明形式的追逐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对前者恐惧万分，而对后者趋之若鹜，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延续。这样的延续还没有尽头，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尽头。 对这种冠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西化，似乎国人已无心理障碍，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和思想的深层，国人却对西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同时却对这西化到底是什么又几乎毫不理解。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在对于西方形式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对西方的本质拒之千里。对于一个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此趋之若鹜，同时又这样恐惧万分，如此自制的“两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东方和西方——走向共同的价值 那么国人所恐惧的西化，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西化的地区香港。香港在英国式的统治下的西化并没有使得香港失去中国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人会说香港在文化上是英国的。 香港的“西化”不仅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伤害香港人，在文化上也没有丢失香港的特色，在人的素质上更使得香港人远远高于内地人。一些内地国人喜欢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这是偏见和抹黑。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看待香港，现在看来很狭隘。香港在近代政治上一帆风顺，经济上风调雨顺，于是缺少了跌宕起伏的艺术题材。毋庸讳言的是，香港人的普遍素质要远远好于内地人。 我由于工作需要不时去香港，港人的待人处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香港人对于英国颇有好感，认为英国人是讲道理和重感情的，这种态度曾被内地媒体说成是“殖民地思想”。但是很坦率地说，有殖民地思想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陆人。大陆在成为秦始皇和清朝的殖民地后所形成的殖民地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也许，这仅仅是反唇相讥，其实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根本不重要，加拿大和美国曾经都是殖民地，但又怎么样呢？加拿大至今的国家首脑还是英国女王，但是加拿大人的坦然、宽容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恰恰就是国人缺少的。 世界上西化得好的国家都相对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高贵。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反西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激烈地反西方的国家，越不民主不人道。现在世界上最痛恨和恐惧西方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洲的“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内虐待人民，对外诅咒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其最反西化的时期，就是它最黑暗的时期，而随着反西化的减弱，其社会也随之进步。这是一条规律，绝无例外。 其实，所谓“西化”并不始于西方，而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之所以称之为“西化”，是由于西方皈依了古希腊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意大利仍然是意大利，英国仍然是英国，法国仍然是法国，德国仍然是德国。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来的，并非西方所固有。 如果华夏当时也接受了古希腊的观念和价值，那么今天和西方在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西方才可以接受古希腊而华夏就不可以吗？古希腊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我们今天继承的奥林匹克传统不就是古希腊价值的一部分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更重要的部分呢？ 接受古希腊对于华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始于玄奘取经的佛教普及实际上是华夏的一次文化异化，其发生在唐朝而不是别的朝代也许正说明唐朝的开明。盛唐并没有由于接受了西天来的文化而不盛唐了，而是更加昌盛了。遗憾的是古希腊没有在印度这个地方。如果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既然已经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就会影响印度的文化传统，于是玄奘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学生，或者是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门徒的门徒。那么，玄奘带回来将不是佛教经书而是古希腊文献。于是华夏就会可能先于当时正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而进入“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文艺复兴最丰硕的成果也就可能在华夏首先出现，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国人近代才知道的“先生”就会提前千年来到中国。但是，即便这样，华夏会接受古希腊文明吗？历史无法假设，于是我们不得而知。 玄奘取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价值不在经书，而在于取经行为的本身和对于“异端邪说”开放和包容的勇气。尽管佛教的普及绝不能和古希腊精神的弘扬相提并论，但是唐代坦然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却是在华夏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佛教在华夏的普及并没有使中国不中国，于是可以断定，如果“希腊化”亦即“西化”从玄奘开始，那么华夏也不会就此不华夏。唯一改变的将是那惨痛的历史进程，华夏不必到了明清才始知希腊和西方，清朝和那些大屠杀就不必发生了，那根头上的辫子和内心的辫子也就不必出现了。 20世纪后期，有一种思潮和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许讨论不同，而不许评价高低。于是古希腊文化也就不能被评价比别的文化好。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带给了人类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继续，而其他文明无论如何吹嘘其辉煌、悠久和连续，都只是一个残存的外壳，其内涵早已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独树一帜，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和普及这个文明，就应该像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一样，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我们自己的文明。 华夏许多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源于西方，好像由于此，西方才接受了古希腊文明，而对于华夏所在的东方来说，这就是一个外来的文明，于是就不易接受。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倒是诞生在西方的德国和英国。但西方摈弃了它，而东方却更有它的市场。 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数百年中“希化”了，亦即“希腊化”了，如果华夏可以如此“希化”，何尝不是一件幸事？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把代表这些价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的历史。我们有太多试图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人，有太多的“叶公好龙”式的人，有太多的“慈禧太后”和她忠实的追随者，却没有足够多真正的勇敢的改革者。 中国应该“西化”。如果你嫌这个术语太刺耳，那么就说，中国应该“希化”，或者用更加顺耳的说法，中国应该“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 简言之，中国应该补上“文艺复兴”这一课。 （全文完）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5） 文：林炎平 中国的“西化”——恰如西方的“希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作者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KycrYtIZfCcvjqzdTpjaVapnPkRcbFcCj3SGwdSpFwcumQnGpibibfcQ/0?wx_fmt=jpeg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xJ0YHP5IDhIEtic6bBVg2AWfHdCtwFBVj3hk17icopWetaB5OBWACqMw/0?wx_fmt=jpeg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4）文：林炎平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SKG7LkHSdnLjDT365AvNsFMYXznab9CXia781E3vuagT0HNibkH2tK6Q/0?wx_fmt=jpeg 图1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aZ5V3Wicg49kMglfMMEHnRyAdibzQJNZj4uGjzrgyMoKybkZ8dkjibI6g/0?wx_fmt=jpeg 图2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VdwIZzFJvvFceZaXT1gbeBWIQs90iaOfdX0qDrjwawE5iaYveUKOLEZA/0?wx_fmt=jpeg 图3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nicRCnXgg4S6Ljs7wfmG77JUplaicm221ibEHgD94ZGnuIQWibNNFn6zOA/0?wx_fmt=jpeg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QjXekPWKic6gBTAt7Q8gepm6SXAsLAJeqOsD5rw18WxqAz6ia2iaKEOQ/0?wx_fmt=jpeg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PuxFExPSCRGlzW8wOaTnicQMVVuxZDsMhQgicIibzqlzxGibDFsjDL8twg/0?wx_fmt=jpeg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wxibfLdcSpjPicxKibWT6TEjNQCgNP69IR5icwNuk1UawvcKuXWDx32egQ/0?wx_fmt=jpeg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新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账号”添加关注。

思维能力不足造成国人的劣根性 文：宋怀常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不知反省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好骂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神圣化与妖魔化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盲目崇古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注：本文选自宋怀常著《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一书。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文：王志龙 索尔仁尼琴 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这位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的文学巨匠，生前饱受争议，死后备极哀荣。布什、萨齐科等外国政要向其家属致电悼念，深表哀痛。俄罗斯总理普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到灵柩边向逝者敬献一束红玫瑰。普京说,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国家的历史,“为社会打了一剂防疫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中断休假，亲自出席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俄罗斯政府在发给索尔仁尼琴家人的一封电报中称赞说：“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生活可作为整个国家的道德指南”。 索尔仁尼琴在其自传体性作品《牛犊顶橡树》中曾痛苦地表示：“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作家的这种朴素信念。列宁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索尔仁尼琴又何尝不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精神的传承者呢？他的反叛，他的直面苦难，他的愤怒出诗人，都与十二月党人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zmVmQZr7Zp12c1BncgOicRk0icth2QZwuGibbYTw3dR1du230zTSkc9hw/0?wx_fmt=jpeg 提起十二月党人，我们的眼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大风雪扑面而来。一行人离开了贵族之家、离开了温暖的火炉，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艰难的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饰华丽的贵妇，或搀扶、或依偎着身边的男子。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从此，西伯利亚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难者的殇城。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被专制政府流放到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跟上来了。1864年5月，在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执行象征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冲上前去，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所谓的叛国者。一位马车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是呀，不仅马车夫知道，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俄罗斯知识分子忧郁而热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曾经炙烤和荡涤过我们的灵魂。有人说，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犹如凤凰涅槃，诞生了众多富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与诗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个名字不是光芒四射？当代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正是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获得举世公认。因此他被推崇为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 一天长于百年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红军攻入东普鲁士时，索尔仁尼琴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智慧，率部成功脱险，并带出了全部技术装备，又一次立下战功。1945年2月，也许索尔仁尼琴将要获得第三枚勋章时，他却突然被捕了。 内务部的官员在旅部撕下索尔仁尼琴的大尉肩章的时，旅长特拉夫金在旁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你的朋友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 索尔仁尼琴明白了。原来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俩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提到过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这样敏感的问题。看来寄给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了，以至在战争胜利前夕身陷囹圄。 1945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索尔仁尼琴8年劳改。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后，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实际上还是一种流放。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夕，才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一条浮出水面的深水鱼，似乎骤然的减压使他难以适应。不过他也明白，“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沉默。他要用文学来替千百万遭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全体受难者矗立一座方尖碑。于是，他偷偷地开始写作。1959年完成了反映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八五四号劳改犯》。当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发表的可能。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可能生前出版，有些则可能死后才会出版。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此开启苏联思想文艺界的“解冻”时代。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一位劳改营的难友科佩列夫将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854号劳改犯》送给《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意外地得到这位主编的激赏。只不过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中篇小说，以示“分量更重”一些。同时建议作者把标题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hM4ADvBClaGdia7dcGXh3qEJb26eFN3DQlww5uhcmt4kSguBBAmbFvg/0?wx_fmt=jpeg 然而，在当时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为稳重起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此事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未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期基直接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捅到了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他亲自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允准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为许多人增添了勇气，加速了个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提高过程。”（〔俄〕《俄罗斯文化史》，第614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赫鲁晓夫不仅在皮聪大的乡间别墅里听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列别杰夫朗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还向与会者推荐此书，称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转引自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等译，第138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真是一天长于百年。 《古拉格群岛》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 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清洗，正是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昨日的战友，今天便成了阶下囚。“被杀死、被集体化折磨致死的人数，加上被斯大林镇压的人数大约在700—12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全苏居民总数的一半。”（〔俄〕《俄罗斯文化史》，T.C.格奥尔吉耶娃著，第526页）同样，意识形态的专制较之沙俄时期可谓已臻登峰造极。在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垄断下，人们谈不上任何的言论自由。就连左倾倾向十分明显的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归来》一文中，当时都是这样描述的： “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入虚伪的成份。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一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苏联的“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可斧起头落的可能。” 但就在这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险恶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仍以“牛犊顶橡树”的勇气，冒着再次被监禁的危险，创作了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意义，即到处都是古拉格下辖的劳改营。）。该书以白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这样的作品在国内自然是无法出版的。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带到国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开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不无悲凉地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来源于二百二十七位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是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大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OO5dL2hQAVdFzWeiaGSvxQgcWibNHhW2al8fmmwHYiahsInNX9KA5061A/0?wx_fmt=jpeg 在《古拉格群岛》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作者当年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历史有时也竟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 时代的流亡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金眼看就要像令人愉快的雪花飘落到索尔仁尼琴的头上。但他并未因此怡然自得。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无拘无束的国度里，如何对待一位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呢？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呢？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那么，在苏联专制制度的国度里，对于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呢？漫不经心，不予重视，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灭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 事实正是这样，而且事态的发展比作家本人的估计更为恶劣。在种种阻拦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努力失败之后，苏联当局千方百计防止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连勃列日涅夫都暴跳如雷地发出最高指示：“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从此，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面包没有了，煤气没有了，莫斯科的户口也没有了，索尔仁尼琴像无家可归的游子飘流海外。然而，他并未屈服。他仍然坚称：“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在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癌病房》中，他用“癌症”影射前苏联体制上的弊端。“人长肿瘤会死，国家长出劳改营和流放制度怎能活下去?” 女作家利季娅因反对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迫害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也禁止出版。但她满怀信心地预言说：“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也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苏联核物理学家，另一著名的异议人士）命名的街道。”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苏联解体后，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他经由阿拉斯加飞往西伯利亚，首先来到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走下飞机舷梯，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岁月的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但是，人类的苦难史，前人在追述时又怎能一笔带过呢？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Q8oVqK6UzHND0g9HRticaDibjH0mmXb7dKQwuZicgrxeuqiaHXI3FppInQ/0?wx_fmt=jpeg “一粒麦子死了”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难道不也是索尔仁尼琴历经坎坷，遭遇监禁与磨难、放逐与回归、屈辱与殊荣后，给我们的谕示吗？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俄罗斯谚语云：“忘旧事者失去双目。”索尔仁尼琴也在《古拉格群岛》中告诫后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 富有喜剧意味的是，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那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十七年后，八十八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了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奖金为五百万卢布。作家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前来领奖。颁奖典礼甫一结束，普京总统立即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的家中亲自拜访。 俄罗斯的当代文豪和政坛巨星惺惺相惜，互致敬慕。普京总统称赞索尔仁尼琴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尽管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可能已心如止水，但毕竟如他所言： “我相信美好时光终将来临，我会活到那一时刻，我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也会到来。”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曾对索尔仁尼琴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不只是为了俄罗斯的过去，也是为它的未来，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部巅峰之作的扉页上，作品引用了《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今，索尔仁尼琴这粒思想的麦子虽然死了，但谁说他又不会催生出更加灿烂的思想光芒呢？至少会让世人懂得：“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m6ibA3E5vwTbKzY5b917k12ZlkpEontsrJZWGaicunagGYEoWtACdkow/0?wx_fmt=jpeg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3） 文：林炎平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11． 勇敢地面对逆境。12． 说真话。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14． 明智地理财。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16． 认识虔诚的力量。17． 理解宽恕的力量。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19． 寻求善。20． 追求真理。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2） 文：林炎平 告别综合症自由、平等、博爱——走向公民 “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 —— 作者 公民——中国从未有过的理念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普适价值”的理念中，也许“公民”是一个同时集中体现了人和社会价值的理念——诞生于古希腊，沉寂于中世纪，再生于文艺复兴。她的命运就是社会公正和人的价值的命运。而作为法国大革命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这个古希腊价值的现代形象。“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却是永志不忘：“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他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毋庸讳言，“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中国就如同丰衣足食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自由一词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概念性缺失，其真正词意近代才诞生。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博爱”更在中国难觅踪影，其实“爱”本身，在中国也是非常近代才有的概念。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他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墨子曾经提出了“兼爱”，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則乱。”墨子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不分等级的“兼爱”。但由于墨子的“兼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支持，注定不能独立生存。孟子也提出了类似兼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破口大骂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惜的是，墨子的“兼爱”呼声在即便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显得那么微弱。随着对“爱”还算重视的孟子的破口大骂，和之后对于孔孟和儒家的独尊，墨子的“兼爱”就寿终正寝了。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和此后几乎所有皇帝都奉行的礼教，注定了从未诞生“自由”和“平等”理念的华夏连“博爱”的幼芽也将夭折。在等级森严的礼教中，在残酷专制的制度下，“爱”的消亡是如此必然。墨子“兼爱”思想的悲剧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在中国，对上的“爱”被恐惧和奉承所代替，对下的“爱”被威权和恩赐所代替，平等的“爱”被利益和客套所代替。因此，“爱”这个词已经不具备真正“爱”的含义，尚存的“爱”大概只有“宠物”对“主人”的爱和“主人”对“宠物”的“爱”了。离开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怎么看都像是以上两者。但即便这样，也比宣扬“仇恨”要好得多。毕竟，一个充满了即便再卑微“爱”的社会也胜过一个充满了高尚“恨”的社会。正因如此，国人在面对舶来的“博爱”理念时，显得很局促和拘谨，更多的是拒绝。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同于肉体的“爱”；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的爱和对真理的爱，因此也可理解为激情的“爱”；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人格的进步就是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搏斗的历史。而“奴才”，则最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它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一个社会的终极进步就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从“奴才”走向“公民”。 奴才——华夏久病不愈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夏有这么多人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恐惧万分，必欲置之死地。他们知道，如果“自由、平等、博爱”被华夏普遍接收，那么“公民”的理念和实践就会取代“臣民、子民、顺民、刁民、良民和暴民”，随之，产生和滋长奴才和奴性的土壤和基础就会荡然无存，一个由这样的社会人格和民族性格构成的社会形式将轰然倒塌。所谓奴才，绝不指那些地位低下者，也绝不是侍者或仆人。这些仅仅是职业，而绝不构成“奴才”的定义。“奴才”决定于人格，而不是社会地位。再低的社会地位也不构成奴才，而再高的社会地位也不妨碍产生奴才。我们不妨给奴才画一个像。奴才这样对待自由：奴才不需要自由，他们要的是仰仗权势的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这和普适的每个人的自由背道而驰。他们自愿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权势，随着权势的旨意，他们可以一拥而上，可以一哄而散，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噤若寒蝉。他们在龙或者狼的阴影里得到了自身的安全和给予别人的恐惧，他们为此心满意足。他们为了更多地给别人以恐惧，他们需要让龙更加强大、让狼更加残忍。龙和狼剥夺他们的，他们从别人的恐惧中得到了回报。龙和狼迫害他们的，他们从迫害别人那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奴才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眼睛里没有人，只有主子和奴才。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而只是权力的附庸，因此也绝不把别人当作人。他们发誓要骑在别人头上，又要辛苦地把主子扛在脖子上。他们扛着主子一是为了用主子吓唬别人，二是主子的重压让他们感到踏实。因此，一旦脖子上没有了主子，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奴才一生都在寻找靠山。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强大的靠山，哪怕那个靠山是残酷压迫他们因此他们避而远之的。因此，他们哪怕就是远涉重洋，也梦想着当时他们逃离的国度可以成为他们在异乡混得好一些的靠山。奴才绝不喜欢真相和真理，因为其将破坏他们营造的一切美好融洽的关系和利益。于是他们绝不喜欢公正，更不喜欢竞争，一旦竞争，那主子和奴才都做不稳了，那还了得？奴才这样对待“平等”：奴才痛恨平等，钟爱权势。在没有权势时，俯首帖耳，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于是，卑躬屈膝和专横跋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在奴才身上统一得很完美。他们在地位比其高的面前奴颜婢膝，在地位不如其的面前趾高气昂。对他们来说，平等是瞎话，要么主子，要么奴才，哪里会有平等？他们恨不得把所有别人都变成他的奴才，一旦他们成了某个程度的主子，他们就竭尽全力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才。由于奴才爱的只是权势而不是主子，于是在他们的主子垮台时也会对主子大打出手，那是绝没有了一点点过去的主仆情分。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可以成为主子而奋斗，但知道唯一途径，就是做好主子的奴才。只有做稳了奴才，才有前途。由于主子上面还有主子，于是奴才是注定要永远做下去的。做好奴才，是他们从历史和现实中树立的“颠扑不破”的信条。奴才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背景，以便可以让他们在外面称呼别人“蕞尔小家”，俨然自己出于一个“泱泱大家”。但其实他们自己在这“泱泱大家”里不过是奴才和家丁，就是连说一句话也要看看主人的脸色，以免遭到一顿臭骂甚至痛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豪感”，在嘲笑他人为“蕞尔小家”中，俨然也“享受”到了一丝作“主人”的痛快。即便离开“泱泱大家”后到某个“蕞尔小家”谋生，也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家”奴才和家丁的身份。由于远离主子而免遭痛打，便忘却了当时的疼痛，于是越发想念起主子来。那“臭骂”和“痛打”原来也令人梦萦缭绕，如今没人“打”没人“骂”了，这日子还真的不舒坦了。奴才这样对待“博爱”：奴才绝不可能博爱，因为他们只有利益，没有正义，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权势，因此依附权势者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那些越专权的，他们就越依附；越残暴恐怖，他们就越强烈尊崇。奴才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们恐惧别人，同时又在追求别人对自己的恐惧。他们忍辱负重，却也随时都在寻求把日积月累的仇恨宣泄给他人，把自己遭受的来自社会上层的践踏变本加厉地强加给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由于权势在奴才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把来自权势的迫害看作是恩赐，而把来自平等的宽容和谦让看作是他们的特权。于是奴才对于迫害他们的权势者，报以俯首帖耳；而对于有恩于他们的无权者，却恩将仇报。于是，奴才特别喜欢窝里斗，不斗清楚了主子和奴才绝不善罢甘休。不斗就分不清主子和奴才，做不稳奴才的日子是绝对不能过的。他们从来痛恨民主，因为民主不承认主子，而离开了主子的日子是无法过的。而当他们一旦成为主子，便绝不限制手里的权利，也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行善。于是，他们缺乏“爱”，而充满“恨”。在主子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但是当主子要他们愤怒时，他们振臂高呼、声嘶力竭。奴才完美地结合了慷慨激昂和俯首帖耳，大义凛然和卑躬屈膝。这都是为了主子进行的表演，是满足他们奴才性格的一种宣泄。奴才缺乏同情心，却热衷于他人的隐私，那绝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欣赏别人的痛苦。他们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别人的痛苦可以引起他们的快感，别人越痛苦，他们越亢奋。奴才绝难忠诚，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利益依附于主子的权势，依靠后者他们最大化了前者。于是在主子还强大的时候，他们对主子顶礼膜拜，对主子效忠有加，但是一旦危险出现，主子危急，他们就立即树倒猢狲散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总而言之，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反面。“为虎作伥”用来形容奴才非常恰当，从不幸的受害者走向卑鄙的害人者的经历，泯灭自己的良知为主子行恶，就是所有奴才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人，构成了“奴才”，这样的性格，就是“奴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是“奴性”代代相传的表征。在她做媳妇的时候，备受婆婆的欺凌，可怜。终于多年以后她脱离了婆婆的管束而自己也成为婆婆后，不去改变曾经加害于她的规矩，却反过来用同样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方式加害于自己的媳妇，可恨。如此奴性和奴才，导致中国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血流成河，过后社会却依然如故。世道没有变革，更改的仅仅是主子和朝代的名称。奴才，却一代又一代地真心实意诚惶诚恐地做稳了。鲁迅一针见血：“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他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亦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于当时词义的不同，这里鲁迅用了“奴隶”而非“奴才”。其实，他要说的是“奴才”，因为“奴隶”是被迫的，而“奴才”却是自觉自愿的。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人只是权势的附庸，而权势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于是，绝大多数人是极少数人的附庸，极少数人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子，“人”消失了，“奴才”和“主子”取而代之。但是，看似天差地别的“奴才”和“主子”之间并无人格上的差异：主子＝ 奴才 ＋ 权势在两边都减去权势后，等式变成：奴才＝ 主子 － 权势亦即，一旦“奴才”有了“权势”，就成了“主子”；而一旦“主子”失去了“权势”，就成了“奴才”。权势居然如此重要！于是在中国，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人格的蔑视成为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进而，为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对失去权势极度恐惧。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平等被践踏，而奴性和权势被弘扬。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培养奴才的学校，“合格”的“毕业生”源源不断供应到社会中来。他们的人生词典里只有“奴才”和“主子”，而没有“人”。在人格上，他们都是“奴才”，只是在对权势的追逐中，有的上升为不同级别的“主子”，一些沦为不同级别的“奴才”。当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他们呈奴才相，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他们呈主子样。仍然是鲁迅：“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可惜，时代更迭，沧海桑田，国人的奴性却并不见消失。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积重难返的就是“奴性”。数千年的积淀，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对丑恶的怜悯胜过对美好的同情；对谬误的姑息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对权势的屈服胜过对弱小的谦恭。这样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太少情面，但确实是国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巴黎石板路上的Je t'aime 文：枫子 关于巴黎，每一个人对他（法语中巴黎是阳性词，故用“他” 指代）的理解和印象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巴黎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有时，当我想起巴黎，思绪也并不繁乱，可能就是几个人，几件事，真实的虚幻的，恢弘的平凡的，统统重叠交织杂糅在这样的一张明信片里：虽然那人那事早已成了黑白记忆，但那句深深印刻在石板路上的JE T’AIME（法语：我爱你）却依旧历历清晰。 流动的盛宴Je t'aime, moi aussi 巴黎是民族的，更是普世的，这个爱情之都一直不吝释放他的魔力，吸引全世界的有情人在此见证他们的爱情誓言：Je t’aime。 美国来的海明威（ErnestMiller Hemingway,1899-1961）在巴黎的爱情就似一场流动的盛宴，盛宴的主角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最清苦朴素，却又充满青春欢乐的日子（上世纪二〇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那里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爱情故事！写作《流动的盛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近四十年了，当年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唯有在记忆中追寻那段已在时光的透镜里失焦变形的朦胧往事。“这就是在巴黎的第一阶段生活的结束。巴黎绝不会再跟她往昔一样，尽管巴黎始终是巴黎，而你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注：海明威原文中用“她”指代巴黎。）这深深的叹息发生在海明威结束自己生命的四年前。那时他身患重疾，记忆力丧失，身心均遭受着深深的创伤和摧残。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自己已处暮年，或在心里已开始预备着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什么能令他动容、感怀不忘的呢？那一定是他一直珍藏心底，最柔软、最不忍触及的一段湿漉漉的黑白往事吧？于是他坐在古巴的观景庄，面向东方，目光跳过茫茫大海，将思绪飞回到从前和彼岸，追忆起了那一段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岁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vPIMtlfb3wCKkHpPHghAsBpiaSRZ75FFB3OHUl0H64lntvegWTLycWw/0?wx_fmt=jpeg 那时他才22岁呀！浑身都是少年那种抒情的能力！在这最美的年华里，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沉湎在巴黎这席流动的盛宴中，享受着纯洁温馨的爱情，开辟文学创作的新里程（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那时的生活可真是清苦，俩人时常得忍饿挨饥，可虽穷却精神富足。“我们吃的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青春的纯真加上艰苦的磨练，将两颗心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绝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爱。”那是他一生中真正的一段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 海明威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相对于其他三次，这第一段最为纯洁，那时他无名无利，有的只是青春的理想和激情。他曾那样爱着他的妻子，以至四十年后，在暮年时光里，仍旧清晰地记得妻子的模样：“等火车驶进车站时我又见到我的妻子，她站在铁轨边，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去爱任何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她体态美丽，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红中透着金黄色，那是整个冬天长成的，长得不成体统，却很美观。……这时我把她搂在怀里，”“她说：‘我爱你，我们（指她和儿子）都非常想念你。’” 这时他一定是这样深情地回答妻子的： “Moi aussi.（我也爱你。）” 可那脆弱的青春啊，是那样容易消逝而不可靠。当有人（他的第二任妻子）“不知不觉地，天真无邪地，毫不留情地企图与那丈夫（指海明威）结婚……而如果那丈夫运气不好，又会爱上她……”海明威一直把第一段婚姻的毁灭归咎于第二任妻子的蓄谋，“一切真正邪恶的事都是从一种天真状态中发生的。” 然而覆水难收。“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度过的是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但是等我们在暮春时分离开山间回到了巴黎，另外的那件事重新开始了（指与后来第二任妻子的婚外恋情）。” 海明威与哈德莉的纯美爱情就这样被他自己葬送了。怀揣着悔恨和遗憾他离开了巴黎，回到了大洋彼岸的故乡美国，在那里用一生一世来祭奠那又爱又痛的巴黎爱情往事。巴黎，记下了他的最痛，也记下了他的最爱，沉淀之后，他悠悠地说： “巴黎永远没有个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她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但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 遥远的梦幻Je t'aime，moi aussi 这是个随时随地、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因为想象力预先在这里留下了它最不寻常的关切。这个世界不再遥远，不再难以接近。雨果说：“这个又哭又闹的巴黎，风情万种，令人眼花缭乱。”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注定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心心向往的圣地。 这个女人年华不再，可她依旧坚定自信，铿锵豪迈，因为她的生命里有年轻时候储藏的爱的宝藏。 在那个年轻女子的心里，巴黎是在茫茫无尽的时间长河中航行时的想象，是她终极的关切和情感的寄宿。那遥不可及的空间与她热烈的憧憬对峙着，当偶然获得的一点感觉与憧憬相吻合，虽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她仍旧快乐地假想着这梦想存在的合理性。那异域的一切虚幻又实在，那样令人着迷，皆因她为之陶醉的，恰恰就是那模糊的形象，朦胧的感受。 那个印象派的巴黎啊！ 那吸引力从遥遥远方来到内心深处，虽脆弱却有生命力，虽飘渺却经久不散，寄托着她拳拳的期盼。“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说，远方总是好的，因为诗意的生活总在别处。 “诗人，生活在别处，在沙漠 / 海洋，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 这个把纯真情感寄予别处的女子，怀揣着史诗般壮烈的情怀，与那个住在巴黎16区的卷发男孩，孤注一掷地谈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异国恋爱。她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凭着唱过的巴黎歌曲，读过的巴黎书籍，看过的巴黎电影，背过的巴黎诗句，或者一部巴黎音乐剧，甚至是与来自巴黎友人的一席话……巴黎活生生地驻在她的心里。他们依托着书信和电话，认真地虚拟着恋爱的细节和情景：在布洛涅公园，在塞纳河左岸，在莎士比亚书店，在加尼叶歌剧院，在香街之上，在铁塔底下……他怀抱着她，说：Je t’aime，她依偎着他，说：Moi aussi。连背景音乐都设计好了：“Sous le ciel de Paris / Marchent des amoureux /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巴黎的天空下漫步着恋爱中的人，他们的幸福建立在专为他们营造的氛围中。”——Edith Piaf：Sous le ciel de Paris “爱情本身与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之间的差别判若天壤。爱情的本质在于爱的对象本非实物，它仅存在于情人的想象之中。”——马塞尔·普鲁斯特 她自顾自地谈着这场假想发生在巴黎的恋爱，她不是不知道：“Dreams are my reality /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梦境就是现实，惟一真实的幻想，幻觉已成平常事，我试着活在梦境里。”——Richard Sanderson：Reality 无论如何，她毕竟是拥有了生命中一次至纯、至真，浪漫而奇妙的爱情故事，并如愿地将它写在了巴黎的书页上，这是她一生的财富。 巴黎，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遥远的梦幻。爱情，就应该发生在巴黎！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avxibQSXwtnncicREy5IxEQAcHlVrtaKktE5vAfC4ic0YEzf6XKwKibbew/0?wx_fmt=jpeg 理性的情感 Je t’aime，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aussi”？Parisian（巴黎人）却怀疑这种完美爱情誓言的合理性——那好像是中产阶级的文化遗存，落满了灰烬尘埃，是外省人、外国人才追求的东西。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诞生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早已深深地嵌进了人们的基因里。接受冲突，接受缺陷，接受不完美，是巴黎人的本性，就像承认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连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著有《恶之花》）都说花也有恶的也有病态的，更何况是有人参与的爱情？真正的巴黎人从不追求虚无的完美。情到浓时，也一定要理智地给Je t’aime加一个小注脚：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non plus，我爱你，我也不爱你。这样不解风情的调侃出自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法国流行音乐教父）。当他与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昵称BB）——这个全法国最性感的象征——在床笫间缠绵之时，BB恳请Serge为她谱写一曲全世界最美丽最动听的爱情歌曲。迷人的性感小猫说：Je t’aime，丑得像海龟的Serge 却说：Moi non plus。 这首充斥了喘息呢喃性明示的靡靡之音由于太色情太露骨，被定性为音乐界的Emmanuelle艾曼紐（三级片电影），曾一度被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时候禁止播放。 Serge却很不服：这明明是一首纯洁的爱情歌曲，真挚坦荡，“The music is very p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rite a love song and it's taken badly.” 这个死后被追认为“时代的波德莱尔”的叛逆音乐家，在生前，人们只看到了他形骸放浪、嫉俗愤世的一面，那内心隐藏着的深刻理智与足以让人绝望的洞察力，却无人能解。 Je t’aime je t’aime（女）我爱你我爱你 Oh oui je t’aime（女）噢是的我爱你 Moi non plus（男）我也不爱你 Oh mon amour（女）噢亲爱的 L’amour physique est sans issue（男）肉体的爱是无望的 短视的人们只听到了深深的喘息和“来来去去”的呢哝，然而Serge却在这浓情蜜意之际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这肉体的爱是多么的无望，没有出路。“It was an ‘anti-fuck’song about the desperation and impossibility of physical love.” 难道人们就没有从那优美的旋律中听出背后隐藏着的忧伤吗？相信吗，心有灵犀者听到这首“色情歌曲”也会难过地落泪？有性无爱（或少爱）背后的叹息，是那样地寂寥和惆怅，就似除了遥远而一无所有的远方。理智的Serge即便怀拥着全法国人民最渴望的性感女神，也一样抑制不住那蔓延心底森森密密的绝望，为那身心灵不能融为一体的失落与忧伤，越是强调“我要进去”，那肉体实实在在的结合愈加遮掩不住内心的空虚慌张。谁能说那激情过后不是置身沙漠一般的孤独和迷茫？ 你看在这首歌的MTV里，与那性感的歌词、挑逗的声息相呼应的，是Serge身裹大衣，面目严肃，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庄重地、肃穆地，却又仿佛孤注一掷地，发出他爱的宣言：Je t’aime！同时好像又感到了这美好愿景离现实太远，紧跟着再强调：Moi non plus。就这么“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来回往复地重申，怀着某种宿命的态度来迎接爱情。 Serge死后被葬在巴黎的Montparnasse墓园，与宣扬“美与丑恶不可分割”的诗人波德莱尔，和引领法国人实践存在主义生活态度的哲学家萨特为邻。巴黎人民在这几个哥们的带领下，在爱情面前，没有外省人、外国人那种神圣感，觉得爱就爱了，那只是没有忘记理性的尽情体验。 Serge Gainsbourg在巴黎7区的故居。

渊博三境 文：李劼 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文豪博尔赫斯，学识之渊博，文学史上历代作家当中可谓首屈一指；思想的深邃、心胸的浩瀚，足以与卡夫卡、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比肩而立；其睿智其平和，又颇有东方禅师风范。晚年有如荷马一样双目失明，他的短篇小说颇有荷马史诗的恢宏气度。论说人类文化，了无偏见，将古希腊文化、希伯莱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与最为辉煌的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一视同仁。在他心平气和的人文胸襟面前，萨伊德的气势汹汹显得极其可笑。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j0tZfVfReibYtibd32182hPVcBOPtOQzo58F8Xktl0Q1D6Wo3YSC2QQQ/0?wx_fmt=jpeg 博尔赫斯 渊博并不鲜见，然渊博被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恢宏高远的审美境界，却是博尔赫斯的不同凡响。精通多种语言，在博尔赫斯并非只是成为学者的资本，更是抵达审美的坦途。他对照拉丁文、意大利文阅读《神曲》，体味但丁诗句之美，全然是匠心独具的诗歌评论；一如他论说梦魇，于弗洛伊德、荣格之外蹊径独辟。他擅长于将极其形而上的话题，旁证博引地诉诸日常言说，不露丝毫的概念痕迹。阅读博尔赫斯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能于渊博之中感受到审美的惊喜。用他本人的说法，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他拒绝承认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文学写作。他藉此指出，乔伊斯的小说，是失败的。 熔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爱尔兰史诗为一炉的乔伊斯小说，其渊博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作家，其语辞上的非凡造诣，在英语世界举世公认。但他没有将渊博完全交付审美，而是误认作了实现其文学野心的天梯。他蔑视都柏林小市民，却依然难脱市民气；他想叛出教门，却在《芬尼根醒悟》里下意识地扮演阿奎纳。他在《尤里西斯》里让化身斯蒂芬高谈阔论莎士比亚，让都柏林小市民布鲁姆卖弄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知识，其叙事更是维妙维肖地演绎了有史以来英语写作的各种经典文体。但最终还是挡不住，在《芬尼根醒悟》中走火入魔般的疯颠。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n5OKvglsMlwSicG7t4yhUdrGsWIqdhohicl9zhvGIEvPOCsic1Su1ICyg/0?wx_fmt=jpeg 乔伊斯 有趣的是，即便走火入魔，文字照样光彩夺目。那些个重重叠叠地充满隐喻性的句子，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异曲同工。《尤里西斯》尚有故事和人物，《醒悟》全然是由句子组成的一片片文字的群雕，足以让艾略特的《荒原》黯然失色。立体的叙事话语，将最古老的意像变成了最现代派的画面。野心是丑陋的，但被野心点烧的焦灼却美得另有一工。透过疯颠，乔伊斯的渊博徜徉着一派野性的峥嵘。 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渊博像驯顺了的家禽。《管锥编》的丑陋，不在于野心勃勃，而在于屏息敛声。同样的旁证博引，钱钟书既没有博尔赫斯的思想性和想像力，又没有乔伊斯式的天马行空。就算是家禽都没有鸭子的欢快只有鸡的自得。论权变为权所囿，论设敌又不敢为敌立言（参见笔者新浪博客上的《博客清淡、与众闲聊》之三之四）。同样的避谈政治，在博尔赫斯世界里是因为政治显得太过渺小，但在钱钟书的著述里，政治却巨大得有如无形的重压，令人窒息。因此，钱氏会将韩非子的权术视作察兵之微，将西方的人权理念等于同韩非子鄙视的竞于道德。阴森可怖。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iaT3xpwtKd3QaicLPaDm1LoTvoB2bFQAichZfvDV94d5Ewb1yn58he2NQ/0?wx_fmt=jpeg 钱钟书 《管锥编》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对称在小聪明的洋洋自得上。渊博，在钱氏笔下，有如财富被一再炫耀。在渊博之上高高飘扬的是记忆的旗帜，而不是思想的飞翔或者审美的高远。这种自恋的可怜在于，既不敢挑战权力，也不敢叫板孔儒话语；尽管钱氏心底里既不服权势的重压，也不以儒家为然。心高气傲，原本要有灵性的修为和深厚的善根做底蕴，方才因孤寒而凄美，因悲悯而致远。然于御译之外偷偷自得其乐的钱氏著述，却宁可苟活于鸡笼也不愿拍案而起于山林，终成中国文化圈养史上的一例经典。喜儿被黄世仁强奸固然很不幸，但让黄世仁正式收房做了小妾却更不幸。 博尔赫斯，乔伊斯，钱钟书，渊博三境也。 注：本文摘自“上海人李劼的博客”。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1） 文：林炎平 圆明园质疑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圆明园这个话题了。1707年，也就是满清入关制造这些惨案60余年后，一座专供皇家享乐的园林在康熙年代的北京郊区初具规模，康熙后来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四子胤祯，亦即后来的雍正。乾隆继位后继续大兴土木，历经嘉庆、道光，转眼到了咸丰年间。1860年的圆明园已经是一个超过5平方公里的硕大皇家园林，这时，距离“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经有两百余年了，国人的辫子已经梳得很自然踏实，奴才也做得滋润稳当了。当然，春风得意的是满清朝廷：被奴化的广大顺民、被征服的辽阔疆界、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有，这争奇斗艳的园林，啊！一切都是这么美好。 不幸的是，洋鬼子来了。清朝统治者一想到洋鬼子就感到深受威胁，那汉人对大清奴颜婢膝俯首帖耳，但是这些洋人既不下跪还气宇轩昂，这不是天朝大祸的开始吗？不杀一杀洋鬼子的威风，这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而建立起来的美好的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满清确信，要按照征服汉人的办法来让洋人臣服，既然杀戮这办法对汉人好用，对洋人也应该一样好使。 1860年8月的一天，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使团成员，在通州城外被清廷的僧格林沁部队恶意扣留。他们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德诺曼先生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 他们这样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30英里，关进了一个城堡的牢房，他们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坏死，化脓长蛆，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死后三天，他的尸体才被挪走。 又过了两天，德诺曼在同样境况中死亡。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铐。 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Mr.Boulby） 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湖有庙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就是圆明园），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殴打，三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死亡。几天以后，波尔比等人相继死亡，死状与安德森中尉相同。 另外，一名英国军官巴巴松上尉和一名法国军官德鲁克，在八里桥被斩首，尸体抛在运河中，三人因伤重而死，几名印度兵饿病而死，其余的被捆绑虐待而死。 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39人，活着回来的只有19人。运送死者的棺材到来后所呈现的令英法联军十分愤怒。波尔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的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手掌发黑坏死、化脓长蛆、白骨外露。等最后一批约13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亲王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退兵。 英国人正在悲愤之中寻求报复的办法，但是恭亲王俨然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这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心有不甘，绝不愿就此饶过满清政府。他们要找一个让清朝皇帝永难忘记的报复办法，否则，等到联军退走，清朝皇帝更以为天朝威慑洋人无可奈何。最大的担心是，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很可能会受到类似对待。权衡思量之下，圆明园就成了报复的首选目标，因为幸存者讲到，那个虐待和杀害他们的地方，就在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也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若干被扣人员的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他们的地方！ 额尔金写道，他曾经考虑过几种惩罚办法：“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偿还，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破坏和约的罪犯，被交出的很可能是一些替罪羊。推断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1860年10月17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英法分别为30万两和20万两。恭亲王很快同意支付恤银，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退兵的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挽回英军烧园的决心。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1860年10月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致词。第二天，公元1860年10月18日，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在为其战友复仇的强大动力驱使下，冲向满清皇室的后花园——圆明园。 绝大部分国人对于圆明园事件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于圆明园事件的理解就如同一部由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香港导演拍的电影：一群匪徒，把圆明园抢劫后烧掉了，马上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几根孤零零的石柱和散落在地面的大石头。既不给出真实的起因，也不提供真实的结果。我当时就看过这部片子，始终搞不明白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动机，那电影对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而事实远非如此，经过也要复杂得多。 首先，圆明园被抢劫和焚烧后并没有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焚烧后还有大部分的建筑是没有受损的。我在1980年代读研究生时曾经到圆明园参观，那时参观圆明园的人还很少，园内冷冷清清。我看到了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头和尚存的残垣断壁，觉得这种野蛮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又想，难道一把火就会烧成这个样子吗？我在圆明园的实地解说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令我吃惊的是，在园内的说明书上明确记载，圆明园焚烧和抢劫后，大部分建筑还是完好的，除了一些容易拿走的细软，园内文物被掠走的不多。显然，圆明园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后来许多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稍后来说这个问题。 其次，圆明园被烧的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对于清朝皇帝野蛮行径的报复。本来清廷以为西洋人和中国人一样，只要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样杀戮，就可以使之屈服和恐惧，从而服从和归顺。但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洋人不是中国百姓，他们不会就此屈服，然后山呼万岁。相反，他们对于清廷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咸丰知道大错铸成，自己丢下京城，落荒而逃至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他的“庙”是没法跑的。洋人并没有拿中国的老百姓出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事件和普通百姓并无关系，所以他们后来的报复完全没有针对普通的国人或城市，他们选择的报复目标是可以让满清皇帝记得住痛苦的皇室后花园——圆明园。 圆明园遭到报复性的焚毁和抢劫后受到一些损坏，但是总的程度并不严重，因此咸丰还要重新修葺，甚至后来慈禧还想过恢复圆明园的昔日风光，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慈禧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颐和园。这样圆明园就被弃置了。 但是圆明园的大部分金银、雕梁画栋、各种石雕、各种工艺品都还在。于是就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抢劫。这时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破坏，完全是由中国人（包括满族人和汉人）自编自导的闹剧，和西方人并无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洗劫圆明园的是清朝的高层，随后是八旗子弟，再后来是小官吏，最后是普通百姓。亦即，圆明园的绝大部分洗劫是自上而下地由满清的臣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先洗劫的是细软，越到后来越是重物，最后就是那些雕梁画栋和石头，洗劫的最后，百姓车拉驴驮，把圆明园最后没有被高官和八旗子弟洗劫掉的进行最后的清理，直至仅仅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非起重机不能搬运的东西。如果检查北京的各处，有的四合院铺的石头就是从圆明园拉来的。 大多细软和文物流向了更加广泛的民间，当然包括国外。绝大部分圆明园文物是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其中就不乏清朝的官员和八旗子弟，还有的根本就是老百姓自己干的。当看到圆明园遗物时，可以想象，这些遗物绝大部分极可能是清朝的高官所洗劫后转卖的，而那些笨重的圆明园遗物，则肯定都是国人（包括高官、八旗子弟和百姓）之所为。你可以按照遗物的重量就知道是哪一个阶层的国人干的。 不久前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发现了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原来在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石雕喷水鱼。当时网上还群情激昂，嚷嚷要把被外国人抢走的宝贝都要回来。但是，这石雕鱼并不是外国人抢走的。这个价值连城的喷水鱼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发现的，显然不可能是法国士兵或英国士兵从圆明园里抢了出来又扛回到北京城里的四合院里。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通的。事实的真相是，老百姓把原本属于圆明园的宝贝“顺”到了自己的家里。 当然近水楼台的高官和八旗子弟就不屑于“顺”这些石头了。2009年初国外拍卖圆明园铜鼠首和兔首的事件在华夏渲染得沸沸扬扬。主流媒体拿出它一贯胡说八道的看家本领，宣称“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掠走了这十二个青铜兽首，致使国宝流失海外140多年。虽然目前已有5座铜像经各种渠道回到祖国，但圆明园和这12座青铜兽首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 首先，这些铜像仅有区区250年的历史；其次，它们是由意大利人朗士宁设计和制造的；再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虐杀无度和制造“文字狱”的皇帝后花园里的装饰品；最后，它们并不是由英法联军掠出圆明园，而是由于那些达官显贵和八旗子弟的手笔，它们才从圆明园消失的。当时的英法联军至多仅仅毁坏了一些园内的建筑，拿走了一些细软，这些在当时并非文物古董的兽首铜像绝不是英法联军所感兴趣或者容易拿走的。它们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喷水鱼一样，都是日后被自上而下的中国官吏和百姓最后扫荡干净的。然后由他们卖给了民间，辗转到了海外。 那些大骂“兽首”被拍卖的国人和那些趁火打劫彻底洗劫了圆明园的国人在心理上是同样一些人，他们自相矛盾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在于他们对于文明的蔑视和仇恨的崇尚。他们在砸烂文物时候的激情澎湃和叫嚷归还文物时候的热血沸腾都源于无端的仇恨和敌意。 现在我们应该理解了，圆明园沦为今天这样子，英法联军仅仅是一个序曲而已，正剧是中国人自己演出的。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历史的真实。国人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外人，其实中国的所有严重的问题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那些把圆明园和其流失的艺术品说成是中国“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慷慨激昂地利用“圆明园”和“兽首”宣泄仇恨的人，目的绝非“爱国”，而是“仇外”。他们面对真正的千年古迹被破坏贻尽时的无动于衷、甚至兴高采烈、甚至积极参与，足以说明他们对几个区区两百年的由意大利人为一个泼血的朝廷所制作的后花园饰品的大做文章的愚不可及和别有用心。 如果我们要把圆明园作为一个教育基地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教育人民如何正直，而不是从高官到百姓的万众一心的趁火打劫。为什么雅典卫城废墟的石头没有人去偷？人家已经废墟了两千多年了，那些石头都还在。我2008年去看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一部分修缮结果。那些石头都是在废墟遗址现场找到的。而圆明园才区区一百多年就连大石头都不翼而飞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民众普遍的作践自己的行为以及把自己的恶劣行径嫁祸于人的伎俩才是我们的圆明园遗迹更加需要谴责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b3eMKJSFNOSSiabu34WT2wgFECTtaWsvYWEkQWyIJC9I6L3d5mOoy3rStVPyIkcib1lVQiaPfx7FVg/0?wx_fmt=jpeg 依然屹立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 杭州雷峰塔的遭遇和圆明园有几分相似，其倒塌的主要原因是百姓常去塔基那里挖一些土和砖回来以“镇宅避邪”。本来白蛇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和被迫害的弱者，抗争失败后被代表权势的法海用雷峰塔将她永久镇压在下面。因此，雷峰塔就是恶势力迫害弱小的象征。但是，百姓却把这样的象征拿回家去顶礼膜拜和避邪，他们要避的是什么邪？无非是要让自己在强大的恶势力庇荫下苟延残喘，以期避免和白蛇一样的下场。他们在崇尚恶势力的同时，又破坏了古迹，如此双重的道德犯罪，也许只有在华夏才可能名正言顺蔚然成风。原来的雷峰塔终于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在1911年倒塌了，现在的雷峰塔，是一个几年前新造的“古迹”，以其不伦不类的辉煌掩饰着这历史的伤感传说和百姓的怯懦行径。 正是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弱小的蔑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才能都被国人很容易地遗忘了。今天，当年誓死守卫扬州的史可法的事迹和大屠杀遗迹即便在扬州也无人问津了，江阴民间浴血抵抗满清入侵最后全城被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遗迹早已无可寻觅。而这些，才应该作为教育基地，那里，才有中华民族的惨痛和需要记取的历史。 义和团的愚蠢和罪行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庚子赔款”和其原因“义和团运动”了。在中国谈起义和团运动时，并没有完整地描述这一事件。“义和团运动”由民间发起，但确有宫廷背景。义和团被清廷所利用，最后又遭到了清廷的抛弃。对于义和团运动，国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甚至胡编乱造，从而使得这个事件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需要。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民运动和愚民运动。 义和团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的伤害，远远多于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的伤害；而义和团对于中国人的伤害，更加远远超过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伤害。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的伤害几乎不存在。比如西方在和满清的冲突中，刻意避免了可能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 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义和团运动的话，可以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运动”。这两个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历史这样轮回，不得不叹惜中华民族近代的不幸和不争。愚昧与残暴，同是“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将义和团比作红卫兵，认为是迷信和暴力的象征，我觉得非常贴切。甚至红卫兵借用了满清迫使国人的剃发，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剃成阴阳头，一侧光溜，另一侧留长发，这和满清强加给汉人的前面光溜，后面一条猪尾巴有异曲同工之“妙”。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民间的秘密会社，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其中掺杂大量反科学反理性的愚昧成分，因此他们先天就对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另外，满清数百年的愚民政策使得普通民众无从获取知识，造成了普遍的愚昧，从而对外来事物不解，进而充满恐惧和仇恨。很多人相信照相机会摄走人的魂魄、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心肝修炼邪术，不一而足。于是，教会成为人们敌视憎恨的对象。加之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传播知识，例如西医等，对华人社会的某些陋习如纳妾缠足等多有抨击，这也为守旧势力所不容。 愚昧必定导致仇恨和残暴。义和团就是这种社会风气达到了极致的后果。义和团对于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充满敌视，务必除之而后快，西方人被称为“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称为“二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里面会讲洋话的，用洋货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称之为“三毛子”到“十毛子”不等，统统列入异己。既然是异己，那就不必客气，或抢或杀，决不姑息。于是必然导致滥杀无辜。很多时候已经无法分清他们是出于敌视才行凶，还是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义和团对无辜平民施暴非常普遍：“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西巡回銮始末》） 义和团的这一极端仇外心态被慈禧太后所利用，用来对付当时正令她头疼不已的西方人，那些由奴才组成的义和团当然不会错过被主子欣赏的绝好时机，于是欣然从命，为“大清一统靖江山”充当急先锋。当义和团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认可，进入北京后，暴行愈演愈烈，奸淫掳掠，滥杀无辜，导致北京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庚子国变记》） 他们凌虐妇女，将活人肢解活埋，甚至对利玛窦、汤若望等曾对中西方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死人都不放过，掘墓鞭尸无一幸免。《西巡回銮始末》中如此记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北京外，义和团在河北、山西、浙江、内蒙古和东北等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如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当时在内蒙古传教，被铁索横穿肩骨，关在囚笼里，到处游街，最后处死。正是因为中国境内频频发生教民被杀事件，引发各国抗议，而慈禧太后知道西方各国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江山，便招安义和团，向各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急剧膨胀的仇外情绪和极其低下的民族自尊一脉相承，并且极易被统治者愚弄利用。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场绝非理智可以解释的运动。他们也许还记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是他们既没有反抗这些惨剧的始作俑者的胆量，也没有能力。于是积淀的仇恨就发泄到了各种没有多少势力的团体身上，比如传教士和教民这样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群。这些人群被义和团定为迫害对象的理由是，他们是异己，他们被清廷痛恨，并且他们没有自卫能力。通常，奴才选择的宣泄仇恨的对象和迫害对象，都符合如上条件，亦即，被迫害者必须是弱者，必须是主子不喜欢的人，也同时是异己。如果不是异己，那么就把他们打成异己。 于是在清廷的煽动下，在慈禧太后的默认下，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高喊“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及中国基督教民进行了大规模群众暴力。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大约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很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也死于义和团之手，数量远超被害教民。仅北京死于义和团的就有十数万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北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全被烧光，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灭之而后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情况。日后文革时的破四旧，对文物古迹砸烂毁尽，即与此一脉相传。 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暴民运动和大屠杀，才有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时的慈禧，和当年的咸丰一样，仓皇出逃。这才有了次年，亦即辛丑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庚子赔款”等后续事件。这些来龙去脉本来一清二楚的事件，由于人为的原因，居然被偷梁换柱，弄得扑朔迷离，唯有把对西方的敌视，渲染得家喻户晓。无限放大的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庚子赔款对中国人民的羞辱，略而不谈的是各地义和团的罪行和清廷公开悬赏杀人的起因，只字不提的是各国用庚子赔款兴办学校医院的善举。这不能不说在舆论宣传上是偏颇的。 教科书上美化义和团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却在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出处，能找到的倒是类似以下充满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歌谣：……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这些奴才要帮助主子来“大清一统靖江山”了。这些曾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诸多满清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现在要为满清的江山不择手段了，包括虐杀无辜的西方人、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教徒同胞、无辜的妇女儿童，以及“紧急破坏大轮船”。我们从这些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群头上冒着傻气、眼里露着凶光、心里怀着仇恨的明火执仗的匪帮。 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感叹：“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这是当事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和对中国百年来民间迷信思潮的反思。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陈独秀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指出：中国若要进步，“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没想到几十年后风水大变，义和团运动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些荒唐的咒语，那些冤死的鬼魂，似乎不曾存在过。现在的很多“爱国者”，提起西方义愤填膺，提起康乾盛世却交口称赞，颂之为“千古一帝”，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仿佛“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大屠杀都不曾存在过。 1645年中国人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自己的头上不梳辫子，曾经以死抗争。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两百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将会为了保留头上的猪尾巴再次以死抗争，并且誓死捍卫那个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政权。可笑的是，两者都是以“爱国”的名义，难道时间和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今的中国教育体系，还在灌输学生如何仇视西方的近代。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别有用心地告诉普通的中国人，“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在西方这么多年，到过许多西方国家，交往过很多西方人，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有和普通中国人过不去的想法，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西方人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恶意。那些刻意煽动中国人恐惧和仇视西方的人，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用心险恶，或者两者兼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恩怨，应该留给昨天；历史的启示，则赠予今天。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公正和完整地陈述和评价历史，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理解：民族之间的敌意和阶级之间的仇视，都是病态，都不必要。 国人其实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的存在，国人的痛苦减少了很多。如果没有西方，也许今天国人还梳着辫子山呼“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叶赫那拉氏早已死了，但是她的衣钵和祖上的规矩未必就随她进了棺材，于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是必须要呼喊的。被山呼万岁的对象可能一变再变，口号或许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那情真意切发自内心的奴才式的欢呼却并不曾改变。 西方也许曾经是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敌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0） 文：林炎平 谁是残害中国人的元凶？ 但是在中国大陆，曾几何时，只要一说到西方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等等字眼，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如此情绪使得国人很难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其实，一些国人用来贬低别人的描述，也是华夏曾经的所作所为。华夏曾经也是“帝国主义”，“中华帝国”源远流长，周边的越南朝鲜就曾经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在一些地区成功了，比如今天的中国境内；但是在一些地区失败了，比如越南和朝鲜。于是，“侵略”便成了朝鲜和越南用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行为。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当年唐朝的李世民、蒙古的成吉思汗、满族的努尔哈赤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要在自己强大的时候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在历史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以上那些中华帝国领袖所代表的帝国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掠夺”和“侵略”伴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因如此，他们的“掠夺”和“侵略”通常带来的不是野蛮，而且是文明和繁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地图，在所有西方人“侵略”和“掠夺”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统治和管理的地区，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这不是一个巧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澳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太平洋岛国），等等。我在这里没有列入欧洲，因为那里是现代“侵略”的发源地。实际上欧洲版图和国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吞并和征服中形成的，因此欧洲本身也是西方人首先“侵略”的地方。西方真的在中国没有干过坏事吗？现在我们就留下了圆明园了。也许这是唯一的西方人对中国做了的坏事？在谈到圆明园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满清在华夏大地制造的一些惨案，而这些惨案通常是国人极不愿提起的，即便提起，也支支吾吾、欲语还休。但是，让我们用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从“扬州十日”开始说起吧。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叛变使得满清轻而易举经山海关进入中原，整个中原的百姓就要遭殃了。1645年5月13日，清军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明朝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拒绝清军招降，决定坚守扬州。史可法凭借葡萄牙重炮在守城的开始占据了优势，但是满清将领多铎指挥士兵不惜代价，在成百上千的人死伤后，攻陷了扬州城。史可法自杀，但没有致命，随后被清军俘虏。多铎“劝说”史可法屈服遭到拒绝，于是下令杀害史可法。接下来的十天，就是所谓的“扬州十日”。“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魏斐德在 《洪业 ― 清朝开国史》中这样描述。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任凭那些已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的摆布。20日入夜后，清兵的兽行开始升级了，到处是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被害人的嚎叫声。次日，清军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就被抓了起来，分成数十人一堆，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清兵就开始用长矛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 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弥漫，尸陈街巷。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甘愿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以期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任何被抓住的女人，都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市民们争先恐后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为的就是干这样的差事可以活命。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扬州的百姓，已经闻风丧胆，只要一个清兵出现，成群的扬州百姓立即坐以待毙，无人敢逃。惨烈如斯，令人不忍卒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繁华都市，在短短的几天内便化为一座死城。而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则将屠杀中俘获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了满清皇帝顺治及摄政王多尔衮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我不知道80万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是，“扬州十日”的惨烈绝不亚于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当时流寓在江南一带，也在所著的《鞑靼战纪》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此书于1654年在欧洲出版，大概是最早向世人揭露扬州十日惨剧的。而在华夏，由于清廷坐稳天下后，大兴文字狱，诸多描述清军暴行的书籍被禁，这场大屠杀在它的发生地反而被逐渐淡忘了。现代的中国人，还有几个知道“扬州十日”？还有几个记得史可法？正直的人们，不管你是否中国人，都请记住这个名字 ― 史可法。这是一个被刻意忘却的英雄，甚至被描绘成阻挡民族统一的小丑。奴才只牵挂得势的新老爷，绝不记得失利的旧战友。 民族英雄史可法 这场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又一个大屠杀接踵而至。这就是同样被我们遗忘和回避的“嘉定三屠”。如果说，“扬州十日”是满族人亲手所为，那么“嘉定三屠”就是满族人借汉族人的手，由汉族人自己所为。扬州屠城之后，百姓对清军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当清军进逼南京时，弘光皇帝出逃，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主动降清，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20余万兵马束手投降，清军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更使江南士绅民众坚信归顺满清是最好的结果，而抵抗的结果是毁灭。汉人已作好心理准备，在风平浪静之中改做满清的臣民。钱谦益劝多铎：江南民风柔弱，不必用兵就可以使得人民归顺清朝。此话不假，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但是，这风平浪静却由于清廷忽然下的一道“剃发令”而变成暴风骤雨。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这一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此人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但并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看到了时来运转的机会，成了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子提拔之恩，孙之獬主动剃发着满装。但他那副打扮，不仅没给他上朝博得满堂彩，而且既被汉人官员鄙视，也被满人官员嘲讽。恼羞成怒的孙之獬立马上了一道奏章给清廷，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孙之獬很明白地把中国和满族对立起来，而且强调了如果满族要彻底征服中国，必须彻底消灭中国的传统，因此在服饰和礼仪上必须归顺满族。这对于遵守儒家礼仪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晴天霹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要把保留了千年的汉唐衣冠发型改成蛮夷的式样，前额剃得光溜，脑后梳一根“猪尾巴”小辫，无疑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汉民族情感和文化上的严重伤害。江南纵然“民风柔弱”，也不堪忍受如此践踏。剃发令一下，江南各地便掀起了抵抗热潮，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而清廷毫不手软，为了强迫汉人接受满清野蛮的发型服饰，他们以明朝降将李成栋为统帅，先后对嘉定实施了三次残酷的大屠杀。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一路上奸淫杀烧。抵达嘉定，他下令屠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清军果然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清军（其实是前明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要财物，随手一刀，至被砍人献出金银才欢跃而去。不如他们意的，必被砍三刀，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最后，这五千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几天之后，李成栋发现嘉定居民仍有反抗，于是再次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嘉定又惨遭“二屠”。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将军吴之番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这是“嘉定三屠”。经过这三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成栋终于在尸山血海上插稳了“剃发易服”的旗幡。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中原人被迫在暴力和强权下屈服，梳起了那根代表满族文化的辫子，成为大清的顺民。李成栋也因此“赫赫”功劳，受到清廷的一再提拔。“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制造的许多惨案中的两例而已。此外还有江阴屠城，满城杀尽，尸如山积，共计城内死九万七千余名，城外死七万五千余名。幸免于难的江阴遗民只有五十三人。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 广州大屠杀，“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一笔又一笔的血债，罄竹难书。若干年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但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满清对于其他民族的屠杀也毫不逊色，准噶尔盆地大屠杀就是一例。在蒙古人各部落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1755年，乾隆派清军征服新疆（回部），同时对蒙古准葛尔部实行了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即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他决心用亡国灭种的大屠杀来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部的回部（维吾尔人），于是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于是称之为“新疆”。对于清军屠杀准噶尔人民的问题，中国国内研究者大多予以回避，很少有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文章。有些文章即便涉及到也竭力淡化甚至予以否认。如果想要从清史中找到这些信息更加不易。一些中国的学者淡化甚至美化了这场大屠杀。《西蒙古史》中有这么几段文字：“乾隆制定了稳定的安抚政策，并在进军中严格贯彻执行，因而深得人心”。靠斩尽杀绝得人心吗？ “在战争中发生杀害一些受裹胁或无辜百姓之事是存在的”。这轻描淡写的“一些”可是几十万人啊！“由于清政府执行了安抚政策，使准噶尔人民免除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去向有了归宿，生活有了出路，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归宿和去向在哪里呢？实际上只有那些逃到了俄罗斯等邻国的准噶尔人才免遭屠杀，也许准噶尔人都让清廷安排到俄罗斯去了？“那种认为清政府把厄鲁特各部人民杀尽斩绝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类“此地无银二百两”的表达更加让人赞叹他们粉饰和歪曲历史的勇气和决心。历史记载却和这些美化清廷的表述大相径庭，《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准噶尔可能投降的部众如此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前线将领忠实地执行了乾隆的旨意，报曰：“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毫无疑问，清军对准噶尔的大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孤立的行为，而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严格执行的统一行动，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这场大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遭到了灭顶之灾，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 “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我们今天可以公正地评价乾隆，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粉饰历史，更加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在“统一”的旗号下，任何罪恶都可以粉饰成民族大业的必须。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成吉思汗》也成了成吉思汗统一大业的赞歌。成吉思汗对于周围各个民族，包括对华夏民族的杀戮就成了统一大业的伟大步骤，满清对于周围民族的杀戮也成了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而那些抵抗这些杀戮的民众却成了阻挡历史前进和妨碍统一大业的小丑，他们十恶不赦，于是屠杀他们就理所应当。这些人和“历史学家”也必定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赞颂日本天皇和日本侵华战争，只要最终日本成功统治了中国。对于这些人和“历史学家”来说，由日本统一的中国要远远比蒙古和满清统一的中国更值得称赞，黄海、渤海、东海、日本海、南海，都成了统一帝国的内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都纳入了统一帝国的版图。这个由日本统一的大中华帝国将远远比蒙古统一的中国要强大，当然也比满清统一的要强大，既然他们可以赞美蒙古和满清，他们理所当然更赞美日本。清帝国对外的扩张始于自己的老家，现在的东北，其向南吞并了中原，向西吞并了西北和西南，但是向北却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康熙以前的俄罗斯还不强大，无奈之下和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称作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其实根本就没有中国的什么事情，条约上连中文都没有，只有俄文、满文和拉丁文。满清和中国的条约大概只有“扬州条约”以及“嘉定条约”，这些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条约”是在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的象征。满清向北扩张的手段与其在中原的做法并无二致，但是满清这时所碰到的对手却不同了，俄罗斯比准噶尔强大，没有被满清屠杀贻尽；俄罗斯人比中原的汉人更加执着，并不会因为害怕屠杀而梳起“猪尾巴”俯首称奴才山呼“万岁”。俄罗斯的顽强使得清帝国在那里玩不转了一直在中原很灵光的把戏。此后，等待清帝国的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大小小的俄罗斯“史可法”们的打击。于是满清就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满清也和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倒是中国在精神上的曙光。如果没有这些“不平等条约”，国人还必须忍受脑后那根猪尾巴更久，也许永远，也许国人永远要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对于很多国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如此，他们已经做惯了奴才，有朝一日眼看奴才做不稳了，反而惶惶不可终日了。国人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自尊可言，经过满清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更加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户籍制度和文字狱，把国人的心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国人头上的辫子梳起来了，前额的头发剃掉了，长袍马褂穿起来了。在俄罗斯向西方学习，把服饰换成西式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演的却是这样一出丑剧。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征服了周围相对先进的民族，这就足够丑恶了。更加丑恶的是，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内心被迫生长出一种对于正义的默然和仅仅对于强大的膜拜。真理，对这些人已经不重要了；正义，对这些人来说已经淡忘了；唯有强权，成了这些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是朝代，还是国家——为什么会有美国？ 文：朱学勤 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 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同一地球上共处，已有200余年历史，其间曾有两次交集。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纲领最后六字为“建立合众政府”，昭示此后中华民国的百年追求，是想结束中国史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新型国家。无独有偶，11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六个字。后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 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万恶“美”为首，现在突然承认为“新”，这一点进步来之不易，理应表扬，但也是否允许庶民一议，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 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人新著《帝国的分裂》，看郑非回溯美国如何建国，或许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启迪，有所教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gIXCDu3yH7EhxFMo6Rt8DthfsG7tpafhcdrfT95WLwlyJjVO2rEFrg/0?wx_fmt=jpeg 　　 我们这些人此前盛赞“光荣革命”是经验主义而非先验主义引导英国赶超法国，赢得现代文明史开局胜利，这些没说错。但有一事难以绕过：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胜利，不列颠为何出现“帝国分裂”——北美十三州引法军回援，宣布独立建国?郑非认为，兹事体大，值得细说。经验主义当然好，但也有它的短板，一旦流俗，即成因循守旧，得过且过：1688年之后，不列颠依成例而治，渐成惰性，好施小惠，不思“大体”，这个“体”，既指“政体”，更指“国体”。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东摸摸西摸摸，只因战胜而增税，一不小心摸到这块“烫手山芋”，终成“帝国分裂”之大祸。 战前英国对北美管理松懈，当时北美税负极轻，各殖民地年人均税负从0.1到0.22美元不等(按，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60美元到100美元)，折算为英镑，仅为1先令，可谓轻徭薄赋。正因如此，战后向北美多征一点税，不列颠信心满满：战争本来因北美殖民者与法国人争夺土地而起，法国佬赶走了，十三州太平了，让北美多交税，其实是补交此前我们垫付的军费，谁得益谁买单，这是常理。北美这边的想法却相反：战争既已打赢，外部威胁已消除，十三州为安全需求买防务，“保护费”应随需求下降而下降，不降反增，岂有此理? 北美人抓住1215年大宪章来说事，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的问题——伦敦那边的议会有没有“权力”对我们征税?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伦敦没有我们的议员，凭什么下令向我们加税?“无代议士不纳税”，这是大宪章赋予我们的“历史权利”!不列颠认为这是强词夺理，伦敦是帝国议会，海外领地是地方议会，就算是“一国两制”，怎么能以下抗上，冒出个双方平行的“平面逻辑”? 母与子争议，从“钱”争到“权”，争出个“世界观”问题：帝国认为这“世界是直的”，必须竖起来直着放，中央在上，领地在下，上下有序;北美认为这“世界是平的”，朝政等级应放倒，呈平面排列，建立“新型关系”。前者守一个“帝国竖立”，延续中世纪晚期“王朝”话语，后者坚持这“世界是平的”，其实是在突破“朝代竖立”，呼唤现代国家逻辑。 此前北美走私猖獗，七年战争中甚至有人向法军走私军火而牟利，在伦敦精英眼里，这就是一群赖昌星式的人物。赖昌星赖税，出于经济利益尚能理解，打着1215年大宪章旗号来争“权”，则万万不能容忍。不列颠并非专制，有议会民主，能让步，而且确实在让步：已经颁布的“印花税”收回成命，运至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官茶，比那里的走私茶还便宜三便士。 伦敦的执政经验是经验主义，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能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遇事多撒银子就是，但不能得寸进尺，问鼎“朝廷”——“国体”。这就叫 “不生事”，或曰“不折腾”，用经验主义大家伯克的说法，“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伦敦自认精明，他们始终坚持在“钱”上争，与赖昌星们讨价还价，就是不在“权”上争。这就是历来统治者容易犯的错误，让不让“权”，也有一个“本”与“息”的关系：今天主动让，只不过是“息”——改革“政体”即可，明天被动让，则可能是“本”——动摇“国本”;拖到后天不得不让，那就是“连本带息”——从“政体”到“国体”，吭不郎当统统“让”出去了。 那时英国可称“一体两面”，1688年“光荣革命”解决了“政体”问题，“国体”尚处于中世纪帝国时序，王位世袭，有一世、二世、三世。即政体言，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它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它是“民主的”，又是“帝国的”，治本土，无成文宪法;领海外，无专职机构，既不像联邦，也不像邦联，有点四不像，就这么“摸”着石子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 用格林在《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中的话来说，“在英格兰的宪政中寻找线索，来指导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恰当关系，是徒劳无功的”，既有体制“不再适合一个扩展了的，多元化的”帝国。这样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北美来捅，还可以继续“混”，继续“摸”，北美这一捅，短板与长板不接缝，“政体”与“国体”开裂，“一体两面”就混不下去。北美这边起初也懵懂，曾寄望于母国民主、君王仁厚，留在帝国母体内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也能过得下去，两边已经打起来，华盛顿每天晚上还在与众将领“为国王干杯”，就是这样出现的。后经潘恩、杰斐逊这帮“精英分子”援引法国观念来“启蒙”，猛一醒，有意识地向“一体两面”接缝处捅，母与子拳脚相向，闹到不堪收拾，经“八年抗战”，北美最终独立。 北美果然“自成一局”，这“一局”非同小可，承上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 说“承上”，它没有割断与英国精神的联系，当初喊“无代议士不纳税”，比英国还英国，可谓“光荣革命”第二局，亦可称第二次英国革命。此前不列颠解决了“政体”问题，现在轮到北美来解决“国体”问题，以1787年费城制宪为标志，可结束数千年“王政”，开启“新型国家”的“新型关系”。 说“启下”，这“第二局”延续“第一局”——延续英法争霸，扩展至世界史范围北美与俄罗斯争霸，第一局1∶0，第二局还是1∶0。那时欧洲过于吵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却未注意视野背后，还有更为危险的两条线在不声不响地扩张。一条就是这北美，独立后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由东向西，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另一条则是沙俄，方向相反，由西向东，也是从一条海岸线扩张至另一条海岸线。俄罗斯与它的精神之母法兰西也干过一仗——1812年拿破仑战争，也同样是在战场上接过它母亲的接力棒，跨上跑道第二圈。它是越过乌拉尔山，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直至看见日本海。 这两条线势能太大，一是由东向西，一是由西向东，不幸地球又是圆的，它们一定会碰头，一旦碰头，是和平相处，还是撞击出天崩地裂的火花?从梅特涅到基辛格，这师生俩把王朝权术玩得烂熟，合纵连横，连连得手，可挂多国相印，尤其是后者从中南海绕到重庆，“China政治”兼个人生意一路通吃，却看不到历史老人已经绕行到他们背后。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蓦然回首，才看见那两条线就在他们的后花园碰头，擦出一朵叫“冷战”的火花，耐心地无声慢放。“扬基佬”与哥萨克先在易北河拥抱会师，后在柏林墙对峙，冷眼相看五十年。 世人谓“冷战”，或谓“东风”“西风”，其实深植于英、法争雄二百年，即北美人开出的“第二局”，也是历史跑道上的第二圈。至1989年，贝多芬《欢乐颂》突然响起：柏林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倒，俄罗斯扩张至十四国，比北美还多一“国”，瞬间解体，轰然倾塌。 为什么会有承上启下，为什么“第二局”会以这样的一幕告终? 从精神血脉这一头说，北美“第二局”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先验主义之混血，占有生物学“混血优势”。 如果说英国血是A型，法国血是B型，那美利坚是二合一，它能诞生人间，意味着地球万国生态出现了一种新型血——AB型。扬基佬本性属A，独立战争能抗税，端赖大英母体赋予他们的“历史权利”——1215年大宪章。但从1775年潘恩、杰斐逊援引法国观念始，北美开始危险转型，抗税理由从“历史权利”转向“自然权利”。前者尚有经验主义A型血，后者则援引法国B型，把“先验理性”写上了他们的旗帜。 用恩格斯对法国启蒙观念的总结，所谓“先验理性”，就是要让此前的一切权威都要到“理性”而不是“历史”的“法庭”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严重的转向?之所以说“严重”，实因为它是要将此前的历史归零，“权利”不是从历史继承，而是从历史的零度状态即人类刚走出、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时，有一纸契约开始的。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诗语说，那只不过是“人猿相揖别……流遍了，郊原血”，他们说“对!是有‘人猿揖别’，但不是‘流遍郊原血’，而是订有一纸契约，此后方有文明社会;统治者单方面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故而我们有权利另定契约，再建一个新型国家，‘从头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AJjGCoY1cIj77OP7fFoob6b24CxK2N6schCRghibcYjNCRjuhLia4tPA/0?wx_fmt=jpeg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我们细审杰斐逊《独立宣言》开头那一段，什么叫“ 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是柏拉图和卢梭式的证明方式：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也有几何学那样的“公理”，须从各种偏见、定见后退，退至不能退，直到发现那最初的“公理”，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那就是“真理”，或称历史的“零度状态”。它不能“自我证明”，却能在人心中“豁然朗现”(当代中国新儒家语)，从这里出发，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定理、定律，由定理、定律再来证明整个几何-政治学“大道为公，正当合理”! 《独立宣言》列举的那三大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生来平等而且自由，当年就是以“自然权利”取代“历史权利”，逆行上溯，一步一步以先验演绎而不是经验归纳推导出来的。 但按伯克英式经验理性来衡量，权利是从历史中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原理演绎出来的。哪有什么“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几何-政治学“公理”?那张“人猿相揖别”的“社会契约”，从尼罗河石窟到敦煌经卷，找不到一条考古依据。一个不能“自我证明”的东西反而能证明更多的东西?那不是几何-政治学，而是文学-政治学，全是巴黎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梦呓!但历史就不按照伯克的经验理性走，而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那里拐弯，高举高打，从波士顿一直打到费城。 当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张，杰斐逊的激动身影终于淡出，他在这一不亚于《独立宣言》的关键时刻，去心爱的法国当公使去了。一个与杰斐逊水火不容的冰雪儿——汉密尔顿，在费城悄然出现。后者更多经验理性，厌恶前者文学激情，他所主持的《1787年宪法》，不仅是英国经验理性的杰作，简直可以看成是完整回归。我们可以对比《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不仅在思维逻辑，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迥然有异。这一发现如为今日“后现代话语”窥得，他们一定如获至宝，称之为“美国反对美国”! 如果要从文本(Text)溯源向上追，后人确实可从杰斐逊追到卢梭、柏拉图，但在汉密尔顿那里，只能追到亚里士多德，途中还可能看到伯克，“帝国分裂”走到费城制宪这个节点，老伯克也会击节称赞。这历史的“第二局”还真是靠幸运起步，当时如杰斐逊不走，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那次会议，汉密尔顿麻烦大矣!阿弥陀佛，杰斐逊这一走，才轮到汉密尔顿唱大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MMQGoiaxbZ2Lu3QUOek0yXDvfZfGwlyHwyicEUKDCurOSBn9AyyQ7WbA/0?wx_fmt=jpeg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1787年宪法主要起草人 总要有人如烈火般燃烧，也要有人如冰雪般聪明，这水火相济，“二人转”才唱得下去。没有杰斐逊，北美不可能点燃独立战火，没有汉密尔顿，这把火只能把“新型国家”的可能性烧得一干二净。 历史在召唤，既有杰斐逊，又有汉密尔顿，二者合流，方形成AB新型血，不是“郊原血”。更幸运的是，这两个人的出场顺序很容易搞错——居然没搞错。“打天下”一定要A先B后：1775年人人心中有独立，人人笔下无独立，只有让杰斐逊喊那一嗓子，方能点燃独立之激情;“谈国家”则一定要B先A后：1787年历史第二次召唤，汉密尔顿应声而出，将杰斐逊点燃的这把火收敛为《1787年宪法》，即使有杰斐逊回来挑刺，大舟已成，瑕不掩瑜;再将《1787年宪法》与《第一修正案》交公民作捆绑式公投，也改变不了宪法本文的基本面，因公投辩论而形成“驴象之争”，开启民主党、共和党之政党轮替，结果反而更好。 假设二人颠倒，相互“摸”到的是对方考卷，让汉密尔顿来写《独立宣言》?那一定会写成ATM机操作说明，味同嚼蜡，独立之热血一定被银行家的冰水浇灭。让杰斐逊来起草《1787年宪法》?北美文学史会多出一首诗，建国之平台一定被搅散，我们再也看不到“新型国家”。如此A、B混血，又没有把出场顺序搞错，这扬基佬实在太幸运，以致欧洲人说是“上帝参与了美国的建国过程”，二百年羡慕嫉妒恨，至今难息。 世上如有“美国梦”，梦开始的地方，即有“驴”与“象”施施然出场，而且是按顺序出场。“驴”也好，“象”也罢，其实都是AB血，只是“驴”多露一点A，“象”多露一点B，此后各国都被这样的“梦露式话语”颠倒——冷血如斯大林者，在世亦为如此好梦吸引，号召苏维埃全国干部要把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搞一搞跨世纪跨洲际的“混血工程”。可惜基因排异，终不能混血，苏维埃直至崩溃，也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基因工程。 从硬件—制度创新这头说，北美建立大国联邦，既解决了“国体”，也顺带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朝代”。 “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已成大众共识。但在200多年前，民主却是个令人起疑的东西，原因就在这“大众”二字，大国众民，民主能“饭否”?仁人哲士大多摇头。须知两千年前东地中海地貌破碎多小岛，只能搞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制：一棵大树吊一口钟，钟一响，选民直往大树奔，立定呼喊，以音量大小定然否。 我们现在到东地中海旅游，从以弗所通都大邑到斯巴达村落原址，只要有城邦故地，就会有罗马人留下的公共剧场，大小不一。可见罗马征服希腊，后者的公共精神并没有灭绝，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场能容纳多少人?近代居民动辄百万、千万，如印度、中国还进位至亿，此时能行民主否?或者换个角度问，即使如不列颠那样在英伦三岛行民主，这一“政体”是否能扩容，接受那“平面世界观”，把“国体”也搞成民主的?不列颠就栽在这里。 英国未能避免郑非所言“帝国分裂”，不是因为它没有民主“政体”，而是难有民主“国体”。它是一个“半新型国家”，是“帝国”，还是个“朝代”——以王纪年，有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停留在中世纪晚期。 北美人搞成“光荣革命第二局”，破了这一难题。这“第二局”又可分两幕：第一幕是“打”，1775至1783年八年抗战，赢得北美独立;第二幕是“谈”，1787年费城制宪三个月，不动枪动嘴皮子，天天吵天天谈，谈出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借用资中筠之名言：“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出天下”自古皆然，屡见不鲜，“谈出国家”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为美国取名US，托马斯·潘恩就有言在先：“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什么是“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当年十三州日长夜大，地理幅员超母国10倍，连居民平均身高也超母国10厘米，孕育如此硕大新生儿，汉诺威王朝当然难产。乔治三世将其子捂在子宫里，疼痛难忍，也实在是找不到让巨婴顺产而又不造成“国家分裂”的“新型国体”。莱克星顿枪一响，新生儿呱呱坠地，难题从母国转到子国。 第一难题是十三州对英国独立，要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世系?不仅有人想，而且有人这么做，先有人劝华盛顿高走一步，遭拒;土造不成则进口，已有人说动德意志利奥波德亲王，再遭华盛顿拒，后者只愿做民选总统，而且只任两“届”而坚决换“届”。华盛顿此举不仅是对美国的贡献，更是对人类的贡献：没有这个以“届”换“代”，只要他世袭一次，传至“第二代”，“总统”也会变“国王”，那“谈出来的国家”立刻“弹”回去，转至“打天下，坐天下”，人类重归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4VBG6E9vorwsVubuuhgdXTl51v74HcUq7XCIWD1J10W2QQYf8b9a2Q/0?wx_fmt=jpeg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第一难题为华盛顿所破，那第二难题则让华盛顿头疼不已：1776年对英独立，十三州是否继续独立，十三州变成十三国?第二题不比第一题容易。“谈”啊“谈”，“谈”至1787年费城立宪才涉险过关。现在可以说了，那十三“州”本不应翻译为“州”，中国人将十三个“state”翻译为“州”，纯属本国惯性所然。将“state”译成“州”，是从大元帝国划分的“省”联想而来，其实是强人从己。“省”来自帝国派出机构，是个巨型“派出所”，不该拿来对译“state”。如此误译，只能说中国人的朝代观念——“垂直”思维有多顽强，总不能设想这“世界是平的”，离了“朝政”不能活。在“州”与“国”之间，老祖宗留有一词，可以供后人准确翻译：“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邦”! 那十三“邦”离“州”远，离“国”近，各有各的议会，有些“邦”独立前已有宪法，战前各“邦”与伦敦的联系也要比与相邻“邦”紧密。一旦与母国“拜拜”，让这样的十三“邦”联在一起过，势必又要建一个“桶箍”——“中央”政府。一提“中央”政府，那十三个本来平行的“邦”立刻“竖”了起来：赶走一个“中央”政府，是为了迎接另一“中央”政府?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故而费城制宪十分艰难，“谈”了三个多月，天天吵，日日吵，好几次吵到崩溃的边缘，吵得华盛顿闭目塞听，想想还是回老家算了。 他们居然“谈”成了!以今视昔，这一“谈出来的国家”大体框架是： 一、将英国留给他们的宪政传统以明确文字固定之，这就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宪法》; 二、各“邦”保留自治，留有宪法、议会，保留退出与加入联邦的权利; 三、国防、外交、铸币权上交联邦政府，其他权利保留于各“邦”; 四、除联邦税外，各“邦”自行确定地方税种; 五、为平衡联邦政府有常备军，民间保留拥有枪支的“历史权利”; 六、联邦军队无地方议会同意，不得擅入地方，干预民政; 七、各“邦”自行选举行政首长，非联邦政府任命; 八、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三权分别对应柏拉图总结的“政体三原”：总统对应君主制，最高法院对应贵族共和制，议会及总统直选对应民主制。 九、联邦以“届”纪年，不再以某王某家以“代”纪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82MgX8sl8DrCSlhtpyR8LoPjMe4LrWzdJibJu1w2GkKVA88y0Hicffqw/0?wx_fmt=jpeg 油画：制宪会议 后来我们看美国所犯错误，“驴”也犯，“象”也犯，要多蠢有多蠢，要多笨有多笨。但在1787年，美国人完成的这场“制度创新”——大国联邦，只能说是一个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国家”，九九归一， 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被这一群“驴”或“象”摆“平”的。 此前人类不是没有过联邦，如瑞士山区早有联邦，那是小国寡民，不在这一问题域。此前北美也有过邦联，却是“用沙子结成的绳索”(华盛顿语)，软弱无力。美国定名为United States，是地方各邦“平面”排列，再不是某朝某代“垂直”贯列。那十三个state继续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化合反应，不如说是物理连接，单数变复数，加一个“s”而已，成十三“国”联合体——US。 正是这一“新型国家”而不是“新朝世袭”，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面对这项难题，汉诺威王朝解错了，后来所有的朝代帝国都解错了，从奥斯曼、奥地利到俄罗斯，只能一崩再崩，一裂再裂。只有美国人解对了题，“合众国”可大可久，不断“合”，持续“合”，“合众”至今五十“国”，却不见英国式分离——从郑非所言当年“国家分裂”，到20世纪印度分离，直至去年差一点儿苏格兰也独立。 所谓“新型大国”，这里“新”那里“新”都不重要，关键就在它是个“新国体”——US，那才是真正的“独联体”。所谓大国众民，民主“饭否”之“现代性难题”，至此方得确解，从此以后，人们才有理由放心：民主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更是可能的，它在古代是个好东西，到现代还是个好东西。当年US刚问世，欧洲人普遍看不懂，只有托克维尔例外，他在新大陆旅行六个月，终于看出门道：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至于那个在中国称为“中央政府”的东西，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一提“中央”，美国人要跟你急! 顺便说一句，115年前同盟会翻译这个US，水准远比今人高，译为“合众国”，恰如其分，能引导后人理解“新型大国”究竟“新”在哪里。“合众国”者，合“众国”也，而不是“秦王出，四海毕”，化成一个“始皇帝”，代代传系，民众则如潘恩所言“是荒野上的牲畜，从这个人的这一代传至这个人的那一代”。 这US果然是尤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先是美国人自己想推而广之，此乃“美国梦”，至少是“美国梦”的对外延伸：既然北美洲能“联”，为什么五大洲不能“联”? US本来就是“小国联”，称“小联合国”也可以，不就是将state变成 nation，US变成UN?故而一战后“国联”，二战后“联合国”，都是美国人首倡，都有一个“联”字内嵌于里——United。殊不知那同文同种的state能“联”，不同文不同种的nation却不好unite，事关亨廷顿所言“文明之冲突”，UN不是US，美国人为此吃尽苦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数千年朝代，比他们世故得多，早就看出这出“美国梦”太萌，太直，也太憨，好糊弄。威尔逊首提“国联”，壮志未酬身先死，是被气死的;罗斯福搞成了“联合国”，没料到“请神容易送神难”，那“联合国”变成独裁者俱乐部，有一年居然闹出把美国开除出“人权委员会”的“大新闻”;纽约居民对UN很烦，多次上街游行，欲驱“联合国”而不能，至今未果。 列宁、斯大林也想学US，他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各“州”——人家就不叫“州”，直接称“国”，各“国”在“联合国”还要有独立席位，比“美国”还“美国”。可惜有其名无其实，可大不可久，一朝崩溃，地球上多出十几个独立国，饮恨1989! 老欧洲如美人迟暮，对后起之“美”是一贯地“既羡且憎”，后来想通了，也学US，搞出一个“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申根协定》，各国主权分两层，可下沉者沉至地方议会，可上浮者浮至欧洲议会，能明显看出汉密尔顿之遗踪。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欧洲要搞“这个世界是平的”，有点吃力，但已见它废列国制钱，发统一银票，称“欧元”——欧洲的“美元”，志不在小。去年见希腊债务危机，今年见叙利亚难民冲击，祸乱不断，“欧盟”是过了难产这一关，但很有可能是不足月早产?唯有英国是英国，它还端着1775年老绅士架子，不废英镑，不签协定，看欧盟“自成一局”，仍作壁上观。 历史如此吊诡，犹如孩童手里的万花筒，稍一抖动就会出现一幅又一幅不同图案。七年战争大英驱走法国，因战胜而增税，而“帝国分裂”，法军再返，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西洋，谁是七年战争胜利者?法军以此承担“国际主义义务”，那是早于中国的一次武装NGO(非政府组织)义举，却打得国库空虚，两年后又是因征税引发本国革命，二十年血流漂杵，似又踩中历史的循环报应，路易十六梦断黄泉，应后悔这场“抗英援美”? 即就北美内战言，独立战争是母与子第一次内战，80年后南北战争又何尝不是兄与弟第二次内战?南方持《独立宣言》要求独立，北方以国家统一起兵平叛，林肯之后背差一点就能看到乔治三世与汉密尔顿之叠影!只是到这场战争后期，林肯“易帜”，易之以“废奴主义”，才扭转被动战局。 当罗斯福在开罗、雅尔塔有意冷落丘吉尔亲近斯大林，内心有现实主义谋略，另一半也是真认为丘吉尔老牌帝国主义实在讨厌。如果让罗斯福活得足够长，看到二战后美国的民主外交迫孙立人停战，逼蒋介石行宪，此后不得不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补交更多美国士兵之“郊原血”，他又该作何感想? 及见今日奥巴马之窝囊，于乌克兰、叙利亚及中东危机步步退缩，面对普京步步紧逼却招架无力，200多年前的建国之父们是否会追悔，面对这个丛林与文明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世界，还是英国的间接管治而不是美国的直接卷入更为妥当? “世界”究竟是“平”的，还是被一战、二战唤醒，陷入更大“不平衡”——这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驴”愿干涉，“象”持孤立，这本来就内嵌于北美建国后两种外交路线之争议。随着时间推移，“驴象之争”将脱嵌至国际政治，上升为哲学、史学乃至人类学，吸入各行各业。 从杰斐逊、汉密尔顿到华盛顿，他们犯了很多错，此后的人还会犯错，但所有的错误都抵消不了这群开国者开辟的历史起点。即使这一起点在文明世界得而复失，就像2500年前雅典为马其顿所灭，随着选民越来越奥巴马化，这不是没有可能;后世人们还会不断回到波士顿、费城，凭吊这里曾经发生过第二期文明起点。当其时也，中国还处在清朝近古，“国家”与“朝代”能有什么“新型关系”? 乾隆爷建不起“新型大国关系”，情有可原，因为那是一个丛林时代，人类只能以自家的王室徽号为部落标志，才能有效辨认自家的丛林地带，美国仅仅是例外。那些人在那时从事的那场试验，一开始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空间问题——母邦与子民是“竖立” 还是 “平放”?当他们完成那场试验，后人才发现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原来可开启“新型国家”，以结束“朝代”?前者以换“届”纪年，后者以血缘传“代”，或可称一代、二代，实是中世纪语言。 “届”还是“代”，人间究以何者纪年?兹事大矣，事关“史前”“中世纪”或“现代”、后现代”。马克思当年盛赞北美试验为“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200多年前，历史就是在“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那个逗点之间转弯。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能否建立“新型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端看你能否认清这一“划时代”。 注：本文是《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一书的序，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9）文：林炎平 莫名的敌意——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理解西方，对国人来说绝非易事。西方，那是一个综合了令国人困惑的理念和制度的集合体。国人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 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西方的敌意中最严重的当属对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且最没有历史纠葛的国家。 庚子赔款——中国百姓受益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是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仇恨；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造福于国人的教育事业却不予提及，以免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当于现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yicSrW38KdpFslpPYn2TORu5KdgUnFbq8goyzx1xicMib2AX4iahkntJKg/0?wx_fmt=jpeg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ntf6xmLQrUQbND0YTHAMrWqksjKC8OvOLMh5RCJxWK9wOEZFK4kibpA/0?wx_fmt=jpeg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国人从来没有被中国的教科书告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精神的中国新领袖，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12岁的詹天佑被选送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他日后设计修建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即“京张铁路”，使其被尊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在后来的学子中还涌现出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许多领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fV7S2QiaYqoicVCLhnEHZDAIo7LwJfF1SF3HAUN5vaFT1or8LJ9VpIC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带领燕京大学由一间“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几乎家喻户晓，但却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其他历史事实便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进行抗日示威时，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无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bNtcoOj62Vu4ic6PbryahxnlwVPmFkeuolMvTPuNicpAGNb7ErGUQjA/0?wx_fmt=jpeg 司徒雷登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 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被描绘成掠夺，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于是，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让租界的屈辱，无视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动荡归结于西方的洋枪洋炮，而不正视近代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正是源于西学西风。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一如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经过“文艺复兴”复生的“人本主义”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这些理念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适的。不管西方那时的“文化侵略”有什么缺陷，西方都没有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无法质疑其结果。诚然，即便从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诸多善举却乏恶可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限于庚子赔款的钱，也不只从庚子赔款才开始，也绝不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师范学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关系不小，而和美国关系更大。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初到太谷时还是半大小子，当时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美国被描绘成恶魔、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和宣传大相径庭的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学校。当时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庚子赔款没有关系，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美交恶，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煽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把所有历史上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实，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东渡的鉴真非常相似，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的更多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后来有人把这样的文化交流描绘成文化侵略，显然是一种有悖道义和逻辑的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这样的说法，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国。按照他们的逻辑，鉴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会有好名声，前者对日本进行了“文化侵略”，后者对印度进行了“文化盗窃”。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才变成了物化的冲突。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井陉到山西阳泉这段路是全程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大学年代每年数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耳边响起赞颂平阳公主的诗句“战马萧萧不下鞍，金鼓声声剑光寒。平阳公主应犹在，威名永镇娘子关。”眼前一片悲凉的山峦叠嶂，列车艰难却平稳地驶过，这一切将久远时光的唐代和遥远空间的法兰西，极具反差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当然，历史上港英当局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冲突中的“沙田惨案”负有责任，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不管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时，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公正地说，西方在华夏的过错，远远不及国人自己对同胞的伤害。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争先恐后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以“大道”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发不了财的人更多。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曾经是贫穷渔村的上海却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那由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狭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这条航线海拔很高，险峰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飞机在飞行中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飞行队被中国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队损失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aYoagc21gmpsUcg6AJc5SCTNuCPDwtyB4GdLibhvgshsBXp5ribEE6A/0?wx_fmt=jpeg 美军飞虎队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所抵达的远离故乡的居住地，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善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的的确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繁荣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是精神的进步文明。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7） 文：林炎平 中国奇迹——还是西方奇迹 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作者 奇迹的产生 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亦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上比较不起眼的大国，近几年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GDP年增长更是超过了10%。于是“中国奇迹”之美誉也不胫而走。这样的赞誉是不过分的，但是，受到赞誉的对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一个普遍的现象，亦即所有发生这些“奇迹”的国家，都是过去经济不太发达和比较封闭的地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奇迹”的发生绝不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己有了产生奇迹的灵丹妙药，或者是具有别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勤奋努力，而是，这些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点”，亦即，低廉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熟练工人以及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发达的贸易。 如此奇迹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奇迹当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熟练工人、低廉工资、稳定政局、开放贸易。无疑，这些是“奇迹”产生的充分条件。 有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的贸易是中国吃亏了，理由是，中国用数亿件T恤衫才可以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747，言语间愤愤不平。实际上，此例恰恰证明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贸易，那么中国就是用无数件T恤衫也不可能换来波音飞机。如果中国闭门造“机”，那就是再花费数百年时间也难有波音747。 正是有了西方倡导的被一些人诅咒为“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才使得本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得到高技术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中国生产的数亿件T恤衫还是T恤衫，数亿条牛仔裤还是牛仔裤，而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波音或者空客飞机。然而，作为西方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们也照样可以生产出同样的T恤衫和牛仔裤，当然质量更好，只是比较贵一些罢了。 贸易，从统计上来说，永远对落后的一方更加有利。那些极其贫穷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变得比较富裕。比如，那些穷得只剩下绿水青山的地区仅仅倚靠开发风景旅游就可致富。这就是贸易，亦即金钱和旅游资源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些山水风景就不会有经济价值，青山绿水依旧，贫穷落后如故。因此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变得更加平均，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加不平均。相反，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将是没有极限的。 当然，贫富差距缩小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受损害最大的是那些富国的蓝领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低，因此最容易被穷国的劳动力所替代，导致富国的此类工人失业。 资本总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就如同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余钱或买股票或存银行，目的就是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劳动力也寻求最大的利益，人们总是希望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流向工资更高的地区，而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在没有制约时，这两个流动是必然发生的。当然，现在的世界，并非对此完全没有制约。 在发达国家，一定有法律和措施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法律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流向是一边倒的，亦即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迁徙。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屏障都是美国方面设立的，而墨西哥则不必担心美国会有人以偷渡的方式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目的的人口迁徙必然导致许多富裕国家公民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这些乐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吞噬，以及担心贫穷的外来移民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是，这样的人口迁徙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欢迎，他们通常是低价劳动力的雇主，因为这些移民的涌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供选择，因此也可以付更低的工资。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治、民主和人权通常比较健全，即便对贫穷的外来移民，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而这样的最低工资仍然比穷国的平均工资要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现在的最低小时工资大约是11加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而中国目前一般蓝领的小时工资不会超过人民币10元。加上发达国家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于是，移民的经济动机非常强烈。 这些差异既造成了人口迁徙的动力，也形成了资本迁移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资本向低工资和低人权的地区趋之若鹜。于是，一种和人口移民目的和动机一样的“资本迁移”出现了。如果说人口迁徙还受到许多法规约束的话，那么“资本迁移”则几乎不受任何约束。 资本迁移和人口迁徙都将导致贫富差别缩小，人口迁徙会造成富国的一般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降低，而资本迁移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这种“资本迁移”的动机是和“人口迁徙”同时出现的。只是由于过去的交通不便，产品很难在穷国生产后迅速运到富国，因此那时前者的规模不会很大，从而前者不如后者明显。而现在的交通，已经完全可以把生产所在地和消费所在地分开，它们实际上可以分别处于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生产或消费。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放到零售商的货架上和把本国生产的产品放到货架上所需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个星期。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可以增加工时使得生产周期变得更短，实际上两者相差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周，甚至更短。而运输费用则由于航运的发达而变得非常低廉，现在一件T恤衫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全部费用还不足人民币0.50元。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存在运输的问题，比如软件外包和客户咨询服务，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这些行业完全可以不考虑地理因素。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自然就非常容易做出流向穷国的决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地区的资本随着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加工基地。广东一些和香港毗邻的地区首先旧貌换新颜，深圳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的渔村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化大城市。这种“奇观”，似乎有一种伟力，可以点石成金，只要它所到之处就有奇迹呈现。然而，对于这样的奇观，少有人理解个中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甚至引发了对于制度的辩论。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关于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论。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华时讲演中的一句话“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深信我们的制度。”显然，里根相信美国的制度优越于中国当时的制度。那么是否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的制度已经开始优越于他人了呢？ 在苏联时期，关于制度的辩论也甚嚣尘上。在1920年至1940年期间，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而苏联的经济增长非常可观。有人据此下结论，苏联的模式更加优越。当时苏联在美国招募工人，有美国工人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而对苏联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移民苏联，成了苏联公民。这些美国人后来在返回美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移民苏联的美国人数量不多，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几乎被人遗忘。重温这段往事，令人无限感慨。 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昔日苏联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那时主要是自己闭门发展生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消费脱节，许多产品并非消费者所需，于是造成了积压，而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又没有人生产，因此发生了短缺。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苏联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其人民带来什么实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也出现过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增长直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尽管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和30多年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今天的繁荣是在30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去的商品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今天商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各式产品。短短三十年，天翻地覆，称之为“奇迹”毫不过分。 奇迹的原因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奇迹”的产生原因。如下是我的“水塘理论”：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水塘里，其水位和外面的江河湖海无关。这正是中国过去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如同一口与世隔绝的水塘，不仅水位很低，而且水质也很差了。 在“水塘”的外面，是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不仅水位高企，而且水质很好。 在“水塘”和“江河湖海”之间仅隔着一个水闸，其将水塘和江河湖海拦腰截断，使得水塘内外断然两个世界。但此水闸并非江河湖海所为，而是水塘的手笔，所谓“广纳百川”即是江河湖海的气度，而闭关锁国则是水塘的性格。于是，决定是否开放水闸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水塘的管理者。 且不说这水闸打开的过程如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看被打开时激动人心的情形。只要水塘的水位足够低，而江河湖海的水位足够高，便有清波汹涌注入，这曾经与世隔绝的水塘在顷刻之间水位升高且水质改善，此“奇迹”发生的速度和水闸的开启程度成正比，也和水塘与外界的水位差成正比。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以上是一个宏观描述，那么如下给出了微观机制。 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岛屿，“西岛”和“东岛”，前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后者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东岛”最终决定向“西岛”开放的时候，两岛的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西岛”的企业主自然想到“东岛”去办企业，把产品运回“西岛”来销售，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大幅提高。此时“东岛”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东岛”在自己完全不创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和订单，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和“西岛”投入的资本、技术以及订单成正比。 “西岛”资本投入“东岛”的最大动力是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另外有一个岛，其他条件和“东岛”差不多，但是其局势不稳定，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另外还有一个岛，由于文化的关系，那里缺乏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的劳动力，其投资吸引力也会被大打折扣。 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东岛”成为了“西岛”的投资首选，经济就此突飞猛进。也正由于此，“西岛”的劳动力受到冲击，一部分劳工被“东岛”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他们只好转而寻找其他的不容易被“东岛”的劳动力替代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东岛”享受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刻成功，而在“西岛”经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调整。 “西岛”的首先投资“东岛”的企业在最初得到了高回报，但是“西岛”企业的利润并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因为，“西岛”的企业彼此效仿，都到“东岛”去办企业，由于“西岛”的自由竞争体制，“西岛”整体的零售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的下调使失业的“西岛”劳动力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对此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由于“西岛”在“东岛”不断投资和开办企业，“东岛”的劳动力便得到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会逐渐造成“东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有极限的，其理论极限是“西岛”的劳动力价格，尽管达到这极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差距会逐渐缩小。 于是，“资本迁徙”造成的直接损失是“西岛”劳动力失业，进而是其政府税收减少；受益的是“东”岛的劳动力和其政府税收。从短期来看，“西岛”的损失是必然的，而“东岛”的受益亦是预料之中。由于投资涌入，纳税剧增，“东岛”政府财政会越来越好，而“西岛”则不得不为贸易逆差而头痛。从长期来看，“西岛”可能得到的收益是其不得不由于来自“东岛”的竞争而另辟蹊径，力图在其他更加先进的领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无痛苦的。 由于以上原因，“东岛”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技术和生产基地。“东岛”的人也很容易地得到了此前他们根本不会生产的产品，比如飞机，电视机，电脑等等。 而“西岛”，则得到便宜的产品。这些产品本来“西”岛都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是资本的外逃迫使他们教会“东岛”如何生产，然后“西岛”自己反而不生产了。不久，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降再降，“西”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生产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西岛”一部分可以由“东岛”取代的劳动力的收入将不可能提高，因为他们的工资正在受到来自“东岛”的可以替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限制，于是，“西岛”的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在“东岛”相应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到和他们相仿水平前不可能提高。这是“西岛”的劳动力不可能等待的，于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不能被“东岛”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东岛”劳动力取代“西岛”劳动力是进行性的和由低而高的，因此对于“西”岛劳动力来说，就业将步履艰难。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和“东岛”进行贸易使得“西岛”的人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从而抑制了“西岛”的通货膨胀，使得“西岛”的人们享受到了实惠的价格。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的托词，数据统计和分析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西岛”所有的商品低价都是以牺牲“西岛”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作为代价的。对于“西岛”上可被“东岛”替代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为这些便宜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更低的工资，所有这些来自“东岛”的低价产品都伴随着更低的“西岛”同类工人的工资，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由于和“东岛”的贸易而恶化了。 然而，对于“东岛”来说，其得到的好处还远远不限于上述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而是更加深远的。由于“西岛”需要在“东岛”进行生产，“西岛”必须给“东岛”提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比“西岛”给予“东岛”的资金和订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西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少年来创造的财富一起搬到了“东岛”，特别是把自己长期培养的生产力送给了“东岛”。对此“西岛”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从“东岛”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对于“东岛”来说，将这些产品卖给“西岛”比其在“东岛”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贸易对于“东岛”来说是万无一失。由于从“西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输入，以及对于生产“西岛”产品的要求，于是相应的配套就会在“东岛”发生，比如道路、桥梁、水利、电力、楼宇等。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东岛”将以比在“西岛”更快的速度进行。“东岛”的速度将导致“东岛”和“西岛”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西岛”会把自己过去的劳动成果智慧结晶全部拿到“东岛”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西岛”。这其实并非“西岛”上人们的意愿，而是“西岛”资本的意愿。 这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分善恶，资本也没有种族歧视。由于资本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对于资本的支配绝非按照“西岛”或者“东岛”的利益，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趋，把本来属于并可以留在“西岛”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都给了“东岛”，以期他们在“东岛”的投资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是短期的，在“西”岛的大部分企业蜂拥而至“东岛”后不久就告结束了。亦即，所有企业都把生产基地留在“西岛”而不进入“东岛”，和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挪到“东岛”的最终利益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企业把生产基地挪到“东岛”，其他的企业就不得不效法，否则将会由于相对高企的成本而无法竞争。 “西岛”之对于“东岛”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授人以渔”，教给了“东岛”“渔猎”的方法。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还给予了“东岛”所有“渔猎”所需的工具。而“西岛”得到的是“东岛”“渔猎”所得的极少一部分成果。国人是知道“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后者高度评价，而后者就是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这并非西方最初的动机，但却是结果。 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其实正是“西方奇迹”，这是一个表现在中国的“西方奇迹”。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一章中的阐述，那我们一定知道，资金或者资本就是昨天的劳动，而技术更加是昨天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亦即，“中国奇迹”是西方积累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是由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只是它表现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亦即，中国是靠由西方提供的生产力而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发达的运输，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离开了快速和大容量的运输，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就不可能成立。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西方所发明的。离开了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高效的管理，这是西方所创立的。离开了这样的高效率，许多硬件就无法有效运作。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庞大的资本，这也是西方所积累的。没有这样的资本的投入，中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广阔的市场，这是西方所开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不会有销路，因此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中国提供了什么？绝无仅有——劳动力——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西方的所有上述条件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奇迹”。 中国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国门打开，让西方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流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的引进、设备的投入、管理的输入、订单的涌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条件，这些资本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流入中国。比如，如果没有发达的运输，一些订单就会由于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中国生产。现在从中国始发的远洋货轮仅仅需要14天就可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港或加拿大的温哥华港，略多一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欧洲的一些主要港口。这就使得许多订单在中国制造成为可能。 数量众多并且听话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是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保有不是没有代价的。国人对于权势的服从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西方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要面临比中国更大的风险，因为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远没有中国工人听话。但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诚实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订单都和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缺乏诚信暂时还不至于导致资本的流失。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民族性格没有改进的话，迟早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东欧并没出现中国这样的高速度，主要是由于东欧原来的计划经济远比中国的要成熟和有效得多，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难免藕断丝连、恋恋不舍。毕竟，他们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那些成就是过去的中国可望不可及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乏善可陈，因此在奔向市场经济时毫不留恋、义无反顾。这并非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有比东欧更好的政策或者制度，而是当初的计划经济实在太失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当然只好“绝地反击”。另一个原因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东欧的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不少，这也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的。这样一个成就，反而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阻力。 迄今为止，“中国奇迹”仅仅是引进和照抄的代名词。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观，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比如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但是对于私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完整确立，土地的所有权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一些在发达国家如过街老鼠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比如官商勾结的问题、社会福利欠缺的问题、人民对于税收使用的话语权的问题。最终，是人民的政治权力问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的问题。 中国利用西方的私有制的成果（技术、科学、高工资、高效率）和中国公有制的成果（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者权益），创造了现在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靠在低工资基础上的照抄和引进所带来的增长，将会是有极限的。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这样的低工资还可以使得中国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于中国的制度的言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以比西方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绝非由于一些人所说的制度，而是由于“水塘”水位的差异。显然，仅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评价一个制度是非常不充分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由于其起点非常低的池塘。只要池塘的水位足够低，水闸的开启足够大，池塘的水位就会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