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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3）
文：林炎平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 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 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 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 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 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 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 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 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 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 11． 勇敢地面对逆境。 12． 说真话。 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14． 明智地理财。 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 16． 认识虔诚的力量。 17． 理解宽恕的力量。 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 19． 寻求善。 20． 追求真理。 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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