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内加尔的日子（4）——我的非洲朋友们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4）——我的非洲朋友们

文：刘婷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博将陆续刊载。

塞内加尔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我们家的看门人的瓦里，花匠马马杜和司机迪里都是穆斯林，负责内勤的安和艾丝黛拉还有负责户外清洁的菲利蒲是天主教徒。以前看三毛写的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撒哈拉沙漠里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水火不容的冲突，但塞内加尔人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这几位雇员和睦着呢。他们之间从来就是彬彬有礼，微笑着问好，微笑着聊天，安和艾丝黛拉和男雇员说话的时候总是一脸羞涩，但也都落落大方。我家有六棵椰子树，一棵大芒果树，收获季节，马马杜利落地采了所有果实，按人头分好，张落着帮大伙送到家里去。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他们这样融洽地相处，虽然马马杜一颗芒果也没给我留下。

安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是几位雇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能听懂一两句英语的。我刚到塞内加尔，法语实在糟糕，安总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永远在不停地点头，我知道大部分时候她根本没听懂，但比起就会看着我连说带比划问完一个问题，然后一脸茫然地摇头偷笑的瓦里和艾丝黛拉来，着实给了我不少安慰。我这么个瘦小的中国女人，语言还不通，一下成了这所大宅子的女主人，要管理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雇员，想来一开始他们多少都是有些不屑的。

安在我们安顿下来不久就来向我告假，我大约听懂她说爸爸去世了。这可是人生大事啊，我给了她三天假，也很为她感到难过。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安又来告假，理由还是爸爸去世了，我惊得不知怎么回答好了，难道我的听力这么差？抑或是记忆出了问题？我只好问她：“上次你请假，我记得好像是说你父亲去世的缘故。”安点着头说：“是的，上次是我的一个爸爸去世了。这次也是爸爸。”安回答得特别坦然。我竖起俩手指头，瞪大了眼睛。安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告诉我，他们村子里看着她长大的长辈，都叫爸爸。作为中国人，我很理解一个村子亲如一家的和睦温馨，但整个村子的长辈都要我给假送终的话，我哪里吃得消。后来只能请我先生当翻译，向安解释了我们只管亲爸爸，不能照顾到其他爸爸的原则。安也没有异议，笑笑接受了我的解释。后来的日子，安不再请假，每天就这样静静地帮我做着家务，一起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亲近。

安非常爱漂亮，她每件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制作的当地传统衣裙，用各式土布缝制的修身长裙，配着当地女人超级喜欢的镶了亮片和珠子的拖鞋，不同款式的手包，她总是在结束工作后喷上一身的香水，袅袅地走来和我告别，我呢，每天都要大呼小叫地赞美她一番，这些漂亮的土布，多变的款式，配上她黝黑的皮肤和修长的身材，真是美极了。后来安很上心地帮我找裁缝，带我看布料，但最终我舍不得裁成衣服穿在身上，很小气地带着这些美丽的非洲土布满世界地搬家。

达喀尔作为塞内加尔的首都，城市建设是中规中矩的，但有很多中看不中用的地方，比如道路。总统府一带有红绿灯，但就是个摆设，大多时候不亮，亮了估计也没人看。其他道路难得见到红绿灯，街头行人，牲畜和机动车同道，车况更是千奇百怪，马路边常有妇女们结伴洗衣服，不会走路的娃娃就在路边悠然自得地爬来爬去。我虽然有驾照，但基本不敢开车，于是我们的新雇员迪力来当司机了。这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像很多达喀尔长大的时髦小伙子一样，他整洁，礼貌，总是拾缀得干干净净。迪力特别沉默，你告诉他去哪儿他总是点点头，超有耐心地开到地方，又超有耐心地等着你。有时我和朋友出门吃饭，不忍心叫他饿肚子等，我会叫他在临桌自己用餐，迪力也就乖乖地坐在一旁，也不看我，听我们结束了，就闷头去准备车子。我常想着法子和迪力聊天，希望这个孩子能放松点儿。

那时我们有外交牌照的车可以进入达喀尔最美的海滩——Clubmed的领地。这里并不对当地公众开放，只有Clubmed的客人可以享用。我借着外交牌照的方便，总是带了朋友去玩，车一开进那扇大门，就仿佛不再是塞内加尔，洁净的步行道，精致的商店，除了服务人员，几乎看不到黑人。这里是非洲最西端，白色的细软的沙滩，蓝色无垠的大海，黑色的礁石，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撒到每个角落，美得惊人。有一天，我决定带迪力去看看这里的美景，让他在门口等着，太不公平。迪力听我这么说明显犹豫了一下，但也就默默下了车，陪在我身边开始了沙滩漫步。我一路领着迪力，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为了让他放松，我还指挥他摆pose拍照片。海滩上大多都是欧洲游客，我明显感到得到了很多的回头率。迪力像个孩子一般听话，我带着他转悠了半天才回家，上车时迪力帮我开了车门，微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夫人。”我记得他这是第一次看着我和我说话。

到家我愤愤地和我先生说：“这些欧洲人也真是的，老看我们干什么。就因为我领了个当地人？”我先生先是偷偷窃笑，然后才告诉我：“达喀尔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从事伴游，在中国就叫‘鸭子’。很多欧洲老女人专门来塞内加尔旅游，就为这个。一个亚洲小女人也来凑热闹，人家能不看你。”天哪，我是不介意人家的误解，但害羞的迪力，这半天得多么地煎熬啊。带着对迪力的愧疚，我好久都没去强迫他放松。迪力依然还是不爱说话，但他会在每次购物回家后抢下我手里所有的袋子。我怀孕后，不管多麻烦，他都把车停到再不能开的地方，让我好少走几步。我从中国给他带了个小皮夹做礼物，他笑着当场把旧钱包换下，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礼物。我们离开非洲的欢送会上，迪力大方地跑来找我，他说：“夫人，我带我的女朋友来了，你要看看吗？”我当然很开心地见到了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小妞。

离开非洲已经快六年了，他们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脸书，也没有人可以传递给我他们的信息。但想起这些几乎和我朝夕相处的非洲朋友们，还能很分明地看到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神，真的挺想念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