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薪火六代

文：谢志浩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引自《燃灯者》

　　 

一

　　 

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认为，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存而不论。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朱维铮，艰难时世，刮垢磨光；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杨奎松、阎步克，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特别是，视钱穆先生为“守旧派”，失之同情的理解。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二

　　 

百年中国，第一代史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莫过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两位先生的学问合称“罗王”之学。两位老辈，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罗振玉

王国维

　　 

新材料的出现，对新学问的产生，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史的共识。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清末民初，殷商甲骨、西北史地、流沙坠简，明清档案，这些新材料，要是没遇到，怀揣故国乔木之心，志在挽救礼崩乐坏，拥有远见卓识的罗振玉先生，新学问难道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吗！

　　 

罗振玉、王国维两位老辈，才是百年学术史上真正的“预流”，开启了无数法门。两位老辈心情是古典的，头脑是现代的。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情感，在晚辈眼中，不够搭调，但在两位老辈那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一事实，也许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任何真正的创造，必然是有根基的，这一使命，必须由亦新亦旧的人物成就。

　　 

第一代史家，生逢末世，振衰起敝，亦学亦政，只是在晚岁，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辈，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落脚，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

　　 

第二代史家，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大体上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相对于上一代史家而言，多为学术体制内人物。陈垣长期执掌辅仁大学，柳诒徵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吕思勉执教光华大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书，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第二代史家群体，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有游学的经历，但对学历都不是特别挂心，陈寅恪追求学问、不要学历的故事，更是成为佳话。这一代史家，也是亦新亦旧的一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尽管吃住在赵元任家，但是，对王国维先生，别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第二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老辈王观堂难得的知音。

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罗振玉、王国维可说是前清遗老，少壮派陈寅恪，则是遗少。很有意思的是，遗老王国维，遇到改朝换代，学术上，依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比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家，民国三十八年，遇到了另一次“改朝换代”，老辈学者，都要从头再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代史家，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大体上出生于1912年前后，可谓“民国婴儿”。这一代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抗战和内战期间，这一代史家获得学术地位，1949年，渐入佳境的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王瑶、赵俪生、陈旭麓，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大体上，1949年，便成为第三代史家的分水岭。这之前，成就了一半，这之后，另外一半，能不能成，要看造化了。1949年，鼎革之际，第三代史家，除了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出走台湾。留在了大陆的，绝大部分，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闪转腾挪，左处右置，到了1978年，流淌在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和真性情，日见其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遇到了全能政治的大时代。

　　 

三

　　 

笔者绘制学术地图，对于第四代史家，寄予的温情和敬意，可说最少。现在想来，不够公道。史学家的性格基因，既有超越性，又有时代性。

　　 

第四代史家，大体上生于1931年前后，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他们还是有些“童子功”，可惜生于忧患。第四代生逢国难，少小漂泊，上大学，赶上国共内战，国共鼎革，院校调整，批判武训、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四清、文革，桩桩件件，无一漏过，堪称“老运动员”，久经考验，沙场老兵。

　　 

第四代整体特征，无论与上面的第三代，还是与下面的第五代比较，都呈现着特殊的风格。

　　 

第四代史家，遭遇全能主义政治，受到意识形态的洗礼。谢泳有言：我们低估了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第四代史家知识建构的关键期，从生态到心态，从语言到知识，全方位受到集权政治的耳濡目染。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第四代史家的灵魂，使得这代史家，成为百年六代史家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的学术，紧贴着政治。对部分第四代史家而言，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为“姚文元”式的种子选手，应招成为“姚文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止是一位史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第四代史家与第二代、第三代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第二代史家，既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化世家的根底，自身强大的气场，无形之中，化解不少“意识形态”。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才发现，举国若狂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印证着那句话：人是思想的芦苇。

陈寅恪

　　 

冯友兰、周一良，第二代、第三代很有代表性的大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梁效”的顾问，令海外华人诟病。他们都见证了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大家慢慢理解了冯友兰和周一良。冯友兰反省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了，晚年的冯友兰先生，重新找回自我，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

话说回来，哪怕知识界永远也不谅解冯友兰、周一良两位先生，冯友兰氏的两部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那里摆着，任谁也诋毁不了。周一良氏，毕竟是书生，1949年之前，依然有很好的学术成绩，比如《魏收之史学》。

　　 

第四代的幸运和不幸，是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全能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批判，可以说是第四代史家成长的土壤、温度和空气。客观而论，“大批判”成就了不少第四代的种子选手。朱维铮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罗思鼎小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勇敢的态度。

　　 

第四代史家的特点，在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立论很正大；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上看，遗传性不高，变异性很强。

　　 

政治敏感度高，使得文章极易泛政治化，这是第四代与生俱来的，历史让他们生活在全能政治的时代，岂是第四代史家自身的“原罪”？

　　 

这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四代学人依然习惯于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他们的长项啊！第四代，要是不这么干，才让人想不通呢！

　　 

第四代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学术上“造反”了，一系列的大批判，第四代手到擒来，弄到最后，第四代很少能够懂得敬畏什么，比如传统。

　　 

朱维铮、袁伟时是第四代史家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位身上，体现着第四代史家的一般特征。

　　 

　　 朱维铮在复旦大学，曾受教于周予同、陈守实先生。周予同先生，尽管认为经学已丧失了活力，但，老先生对经学史依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朱维铮从周予同先生习经学史，但对经学史，朱维铮已经没有老辈的那种情分，有的是纯客观研究。朱维铮既然对经学史都没有那种情分，所以，看待一代醇儒——马一浮，自然也欠缺一份温情。马一浮老先生，办复性书院，在朱维铮眼中，只是蒋介石的小点缀而已。

朱维铮

　 

袁伟时先生内心，有着和朱维铮相似的理念。两位先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研究，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有才气，有见解，可谓精彩纷呈。

袁伟时

　　 

这一代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传统”在第四代史家看来，可以说是“封建”和“专制”的代名词，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

　　 

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传统”在袁伟时笔下，是笼统和模糊的。一旦走近，表面的肯定，转换为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在朱维铮和袁伟时这代史家心中，“传统”当然不比“现代”有价值。

　　 

新时期到来之后，第四代成为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带头人。有人说第四代是过渡的一代，其实，哪一代不是历史的过渡呢？哪一代也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关键看谢幕是否精彩。

　　 

谢幕，其实就是“知止”，明白自己的局限，才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传帮带，薪火相传。第四代史家里面，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在学术传承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先生带出了很好的团队。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魅力，还有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章开沅带着马敏、朱英，师生之间，切磋琢磨，近代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很是让人羡慕。

章开沅　 

四

　　 

第五代史家，出生于1950年前后，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阎步克、杨奎松是这一代史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成长史上，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有着难以忍受的“饥饿”记忆。

　　 

“红卫兵”和“饥饿”，是第五代史家身上的两大关键词。这一代学者在政治化方面，和第四代学者，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扣帽子，打棍子，本色当行，原本就是红卫兵。第五代比第四代，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饥饿”情结，已经训练出红卫兵异乎寻常的“觅食”本领。

　　 

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中国难得的政治黑暗和清明时期，都被他们赶上了。这一代，胸中常怀问题意识，业余喜欢与师友聊天，正好碰上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大上“轨道”，历史正好选择了他们成为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这一代人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城市户口的要好一些，农村的孩子，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2005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学术研讨会，放眼主席台，同一年龄段的学者，大陆学者不仅面带菜色，待人接物，似也不如台湾学者从容。细心想来，这就是“饥饿”给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吧！该学习的年龄，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往事可堪回首！慢慢地，这些人琢磨出味道：主事者想出这么一招，并不是出于浪漫的政治想象，而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以为，取消大学招生，致使中国人才断档。笔者，倒是觉得，没有上山下乡，那么，沿着历史的惯性，只是批量生产第四代学者而已，有量的积累，不会有质的提升。事实是，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上了一所别具一格的“早稻田”大学，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得出与文化大革命相反的结论。

　　 

第五代史家，整体上较第四代深刻，原因很简单，历史给了第五代十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因为有了反省的态度，所以，第五代人，在七十年代初，执着地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中国到底往何处去！

　　 

“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五代史家，习史之前，有着工农兵的各种历练，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如此特殊的际遇，可谓空前绝后。

　　 

老大不小的第五代，拖家带口，来到学府，成为“老童生”，得遇第三代学者，这是他们的格外幸运之处。老辈多已古稀之年，否极泰来，终于不用写检讨书了，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带学生，写文章，开会议，创学会，办刊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谭其骧与葛剑雄、周振鹤，程千帆与莫砺锋、程章灿，张岱年与陈来，王瑶与陈平原，赵俪生与秦晖，陈旭麓与茅海建，石声淮与傅道彬，张舜徽与张三夕，第三代带第五代，就在书房、客厅，权且当做教室，一块聊天而已。别小看聊天，此中有真趣！

　　 

八十年代，学府没有脱贫，才有坊间的议论：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愣是不去，机关和国企，炙手可热的地方，住在憋屈的筒子楼，到底图什么呀？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矣！

　　 

五

　　 

绿茶兄来信，希望梳理青年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成长轨迹，不觉讶异：在我看来，一代史家，要到五六十岁，才算成熟，现在是不是有点早啊！静心一想，第六代史家，已然人到中年，再不梳理，他们也都开始变老了！

　　 

第六代史家，出生于1970年前后。“市场”和“电脑”是这一代人的关键词。1970年代生人，相比六〇后，少了些理想主义色彩，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味道。1992年邓公南巡，吹皱一池春水，第六代很活泛，很自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不长的一段时间，就风生水起。

　　 

这一代人赶上了历史的巨变，不仅擅长经营自己，还拥有强有力的工具——电脑。作为与互联网共生的一代，第六代有着极为广阔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写作方式，比较互联网化。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从农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跨越的“三级两跳”，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文化的样式，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农业文明通行的“前喻文化”，通过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为“后喻文化”所替代。

　　 

第五代学者，就生活样式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互联网的史前时期”，因为，这一代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信息的采集和加工，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室和私人藏书。也就是说，老派学者的成长，依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居住在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自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在小地方，图书文献方面，有着先天的限制。

　　 

网络时代的来临，读书人购书、读书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只有信息化社会，才能够真正做到。网络这种新生事物，走入“七〇后”的生活，并已形成一种心理积淀。第六代学者的成长，就有可能打破“大地方”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很期待，“小地方”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学者。

　　 

 “七〇后”自身，也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互联网史前时期”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确定性，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被彻底颠覆，并有进一步碎片化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学术伦理，伴着阅读的碎片化，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格局，但，并不是说，传统路径就走不通了，其实，更多的时候，传统路径还是很给力的。

　　 

赵晓力、俞江、叶隽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论文指导老师分别是沈宗灵先生、李贵连先生、陈平原先生；付海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导师是马敏先生；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导师是李文海先生；冯筱才毕业于浙江大学，导师是金普森先生；吴赟毕业于中山大学，受教于吴承学先生。吴飞硕士毕业于北大，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张晖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指导老师是张宏生先生，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名师出高徒，老道理还是不错的。

　　 

比起第五代史家，第六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板”。第五代成为老童生，一门心思，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老辈，即第三代学者，也是这么想的。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四化”，干劲十足。老辈要把一辈子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老童生，当时的学府，确有几分闲暇和宁静。

　　 

时下的学府，闲暇和宁静，已成前尘往事。第六代学者发育成长，与导师似已不大密切。成为学术掌门人的第五代学者，今非昔比，课题、项目、基金，基地、刊物、会议、答辩、访学，焦头烂额，目不暇给。最该用心的教书育人，反倒支应差事。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不少读书人，已经把攻读学业，作为功利考量，只要跟对了“大牛”，吃香的喝辣的，滋润的很，应时得很！

　　 

像张晖这样，将学问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说凤毛麟角，但也不会很多。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徒，充斥学府，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追本溯源，学术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大环境和小环境，学术规制这根弦，越绷越紧。评比、总结、职称，都是杀手锏，指挥着第六代学人，团团转。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就是三年磨一剑，都已经落后了。

　　 

张晖，这么天才的学者，竟然要一年磨一剑。身体原本就弱，岂能耐得住超强度的劳动！张晖，可说是第六代学者中，最早离世的一位。

张晖

《龙榆生先生年谱》，是张晖大三学年论文，深得吴小如先生好评。耿直率真的吴先生以为，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也未必有这种水平，徒有虚名的中年学者也未必写得出，因为他们很少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不住冷板凳。

　　 

张晖之死，带来的不该仅仅是追念，还应该反思学术评价和认定机制。量化机制，实在很害人。身上的绳索不能松绑，头上的利剑不能卸下，那么，第六代学人，就不可能获得宁静和自由，中国学术，则很难走出荆棘路。

　　 

第六代史家，理当秉承着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信条，通过运用人类学，体悟地方性知识，增进文化自觉，进一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世界何以为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