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文：朱学勤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破的，一说破，大家都觉无趣。比如说，这十几年里，越说越煞有其事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热”，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几乎呈经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势。

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中国知识阶层的结构是否存在一个文人过剩的问题？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这种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构成大陆人文学科的先验氛围，而不是经验氛围，使得这一行当中人的思维方式迟迟不能向下着陆，挣脱中古束缚；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文人传统过甚，又喜欢追寻万物一源，就容易把这个“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务上，小如语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总得与“文”有缘，这样，他们从大学中文系学得的文化评论(多半是文艺评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训练就统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否因为允许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少？那么多人挤在这么狭小的言论空间，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话题像“文化”这样本身宽泛无边，同时又可以被讨论，必要时还可以被批判。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文化”，万喙啄一，啄得体无完肤，身上涂满各种文化人的口涎，不说臭不可闻，至少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

以上两个原因，轻易不能说破。尤其是后面一个，一说破，大家脸上都挂不住，那么一个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形而下的安全考虑？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文化说多了，就出来两派：西化派认为传统文化不改造，科学无望，民主无望；儒化派认为，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要从传统文化里往外“开”，不要说四个现代化，就是那第五个现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从传统文化里“开”出来。

　　

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开”字，无论是从西方文化里“开”，还是从中国文化里“开”。

　　

我们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没有那种决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没有。文化、政治、经济这三大块，各自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如果硬要说哪个与哪个接近，我只能说政治这一块离经济近，离文化最远。与其说政治体制是从文化里“开”出来的，不如说是从经济里“长”出来的(当然不能离开人在制度层面的努力)；与其说政治体制是文人议论出来的，不如说是与文人习惯距离最远的律师或相当于律师的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抠”出来的，此其一。其二，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不存在那种一旦文化如此，政治与经济只能如此，倘若变动政治经济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决定论闭锁关系。东亚如台湾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却出现与大陆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里“开”出来的。沉溺于文化讨论，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另外两大板块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偷懒、无能与无奈。

仅仅是偷懒、无能与无奈，倒也罢了，可笑的是，失败以后还要把比自己强横的一方说成是被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决定着的被决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对被决定者的高迈超越，是“深挖洞，广积粮”，是为未来的根本变动“建设”更为“深刻”的“基础”去了。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Q历来出在城里的知识界，而不是农村里的农民。

　　

再进一步，还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没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管它是叫“文化”还是别的东西？从思想方法说，西化派，还是儒化派，两种看法表面对立，但在内里却是共通的。他们都相信有一种世界图式，在这种世界图式后面，就藏着这个决定性的主宰因素，这个主宰因素制约着世界图式的每一个重大笔划，规范着世界图式的最终走向。这个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后来叫“历史理性”，在最接近我们的那一段行程里突然被改名为“经济”，由于“经济”这一字眼过于粗俗以及它后来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败，一部分学者嫌其不雅，于是约定俗成，又把这个决定者改名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罢，表面吵得凶，其实都是决定论，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经济”、“历史理性”与“上帝”。两派人以对立的方式互相补充，都从对立的两端向当中那个双方看中的地方挤，一定要挤出一个文化决定论才善罢甘休。在文化决定论者眼里，文化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以前，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没深度的，是盲人摸象；不讨论文化，而讨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就像一群没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师没有交给他们图纸以前就草率开工，太可笑也太可怜了。

　　

我不这么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个世界图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里摆弄的那一点文化，就是那个世界图式后面的决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个编辑在电话里非让我在文章名字后面注明职称之类的文化身份，我实在心烦，就随口报了一个“前管道工”职称。我以前是作过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别那一行当进入所谓的文化界，也还是甘心做一个“不彻底”、“没深度”、“没文化的工匠”。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除了文化，其它东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东西都可以成为讨论与改革的对象，唯有文化除外。被人们称作“文化”的那样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终在我们的身后，人们向前伸出无数双手，试图抓住它，每一双手抓回来却都是空的。文化确实像空气，人们每天都在呼吸它，却无从把握它。因此我始终弄不懂的是，人们怎么能向空气宣战，有什么必要向空气宣战？如果确实有某种主体宣称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建了一种新文化或摧毁了一种旧文化，那么他非神即兽，肯定不是人能干的事业。从思想史范围说，我近年来产生一个怀疑，难以释怀：从严复、胡适以来的文化讨论，很可能是个百年假问题？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相比更应该着手的实际问题，那几代精英耗费于文化辩论的精力，实在得不偿失。三百年前黄宗羲说“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来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属常识性思维，实际上是壁立千仞，顶破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习惯思维。他已经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学派才摸到的一个关键点：制度本身能释放出强大的学习功能，能使整个社会行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觉。可惜这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艺、文化的中国文人的习性。到近代，在治法层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适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实际是先有“治‘文’再有治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后经丁文江斥责：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文化问题则弄得更不象样，不说在知识积累上没有超过前人，而且形成一种伪深刻的风气，什么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显得没学问。前辈学者陷于这一“文化问题”，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严肃原因，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使然，值得认真总结。我们这一代继续扩大这一“问题”，恐怕还有一个在当下环境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动机？多半人当然不自觉，但是不自觉的力量超过自觉的力量，形成集体无意识，更厉害。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能讨论的问题冒充成必须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越说越假，越假越当真，终于弄出一个“现实中不可承受之轻”，呈现一种内里萎缩外延肥大的文化痴肥状。戈培尔说，谣言重复千遍，自会成真理。他没有想到，文化问题重复十几年，居然也能成真理。这样一个可气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着童言无忌来解救了？恐怕是会有一天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出来，冒叫一声“啊，皇帝身上没有穿新衣！”这个可怜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气球才会“嘭”地一声彻底爆裂。

说到法兰克福学派，很可能是这些年“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洋根源？因为仅从学理符号看，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见长，似乎比他们的上几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诸种结构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国那些好谈文化问题的朋友眼里，能以法兰克福符号谈文化，自然比只会引用先秦古籍的人来得高雅而且时髦，又深刻了一层。

　　

我写过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论在内，推理越深刻，越违背起码的逻辑。现在想来，对文化决定论者，仅仅说明逻辑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每一个论据；仅仅反对本土出现的文化决定论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从外面搬来的洋根源。对那些喜欢引用舶来学理而不是中国古籍谈论文化问题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迷信。事实上，这十几年从外面引进的洋思潮，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拿来就用，用之不衰，跟进者日众，却始终没有受到与之平等的学术检验，确实罕见。这件工作早就该做，现在有《读书》杂志来做，当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点。　

　

我以为，法兰克福过来的这幅油画再深刻，也先不忙赞叹这幅画的内部结构。不妨退一步，设法获得一个广角视野，看看这幅画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论发展史，究竟是出于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　

　

站远一点看二百年欧洲社会冲突史，以法国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根社会冲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阶段，是经济冲突，从早期工人毁坏机器到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第二阶段是政治冲突，从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设置断头台到一八七一年蒙马特尔高地起义；第三阶段是文化冲突，从上世纪中叶波特莱尔《恶之花》出现至一九六八年学生造反五月风暴失败。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理论家，经历几代人的变化，就是在这根下降通道中划出了一根批判理论发展史的轨迹，它可以上下踢腾，但无法突破制约它的上下轨道的限制。

　　

面对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线，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图作出向上的解释，葛兰西在监狱里构思文化批判，即认为向资本社会争夺文化霸权，要比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批判还要厉害，已经抵临与资本控制的总决战。而我以为，对立一方已经在骂声中成长，从批判中吸取了营养，底部逐渐抬高，走出了十九世纪的百年大底，终于走上了一条逐级攀升的上行通道。这条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与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论，对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说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继续存在，只是解决矛盾的战场一次接一次转移而已。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矛盾是按照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战场是按照对方限定的路径转移。我对葛兰西充满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这一边，但我总觉得他有点一厢情愿。我确实欣赏对方的顽强，欣赏对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认自己一方的被动，实在是一浪低于一浪。

　　

一九六八年学生从街垒撤退，标示着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由盛转衰，也标示着一七八九——一九六八近二百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法兰克福人还在说文化批判，那已经是撤退以后撒在街上的一串删节号，虽有余韵，但更多的是无奈；说句不好听的话，那真是龚自珍所喻，将萎之花，惨于搞木了。此外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但他们也该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却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故而我总觉得后代人的“深刻”深得有点可疑。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重锤与头盖骨，不失为一种危险的关系，重量级对重量级，故而十九世纪的历史远比二十世纪精彩；以针尖戳戳下腹部，尽管被知识分子解释得那样奥妙复杂，以至说是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马克思当年，实在是一种在学院中进行的知识谱系考古游戏，最危险的关系都已经释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开岩层，打在流沙层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我总是怀疑。你可以说是针刺，刺得真深呵；也可以说是在隔“腹”穿刺，针刺太短，已经够不着文化脂肪下的膏盲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戳几个小麻点搔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

因此，如果让我来寻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冲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马克思、赫尔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从资本结构的头部一点一点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块柔软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块文化脂肪，最后才会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那几个针尖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他能拒绝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还真需要一点保守主义的胆识。他谈出一番与西方社会主体结构交往沟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没有把大失败说成大迂回，更没有把大溃退说成是深层掘进之后的大爆破，没有洋阿Q。　

　

沉痛一点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一阵接一阵，已有二百年。先是经济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现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这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进攻，是无奈，而不是深刻。所谓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克的目标。新目标叫“文化”，其实就是精神领域里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张口即能呼吸，闭口即能食味，谁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龙里谈谈，一松手，则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精神总攻，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架具体的风车；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实在是太配中国文人的胃口了。

我无意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我只是想提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在西方历史长时段演变中的位置，二是中国文人好谈法兰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论发生那样一场长时段的蜕变，是受制于精神史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性因素的历史背景，容不得轻慢。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反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为他们伴奏，为他们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红事，暮云不是朝霞，总不能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当啦啦队，抢过挽联当旗帜？更不能兴高采烈，争抢人家的丢盔弃甲，捡到篮里就是菜。

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李敖曾经写过一篇很辛辣的文章，题目似乎叫《给好谈文化的人治治病》。这个李敖，有很多地方不能让我接受，但是这篇文章却记忆犹新，至今不敢忘却。我以为，中国人若真想为中国文化好，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少谈文化，至少不谈文化批判，先晾干文化问题里的水分，让那个文化痴肥症逐渐萎缩，十年以后，回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