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谈中国经济：增长何以持续？

​转载自澎湃新闻

如果说去年最受关注的一本社科著作是《21世纪资本论》，那么更早之前的同类书，无疑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试图论述，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

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该书中文版近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编有关中国经济增长部分的内容。

中国已经向包容性经济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这些跨越是以中国过去30年特别高的增长率为基础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利润、参与竞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中国能够增长首先是因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已经进行的一些基本改革，走向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只要中国经济制度一直还在更加包容的道路上发展，增长就会一直持续，尽管可能步伐会慢一些。中国还从大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及获得的外国市场、资本和技术中大大受益。

尽管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相比30年前更加包容了，尽管中国近来强调创新和技术，但是中国的增长是建立在采用当前技术和快速增加的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的。中国产权的保护还不完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约，为确保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决策方面的核心地位，政府对经济保持高度控制。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与中国当前增长有某些共同点，尽管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苏联在中央命令结构下强制将资源分配到工业，特别是武器装备和重工业也实现了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有大量的赶超可实现。当创造性破坏不是必然的时候，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更容易。中国的经济制度当然比苏联的经济制度更包容。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被大大推崇了，因为实现了高速的赶超。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国和西欧人均收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增长比苏联的增长更加多样化；它不仅仅依赖于武器装备或重工业，中国的企业家表现出了大量的独创性。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威权增长的渴求与生存能力，中国的经验确实提出了几个有趣问题。这种增长已经成为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的普遍取代，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和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在世界不发达地区为推动经济增长进行制度变革的几种形式。当威权增长挑战华盛顿共识时，其更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对凌驾于汲取性制度之上的统治者——在于他们渴望自由地保持甚至加强他们对权力控制的能力并使他们的攫取合法化。

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阐明的，特别是在已经经历了某种程度国家集权的社会中，这种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是可能的，甚至是从哥伦比亚和越南到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家最可能的方案。但是，也意味着，跟所有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增长的案例一样，它难以持续。

在中国的案例中，立基于赶超战略、外国技术引进和低端制造品出口的增长过程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或许不可持续，特别是当中国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标准之后。在这个例子中，历史和我们的理论表明，带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会慢慢下降。但是，这个结果远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这就可以避免。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某些声音也正在意识到这条道路前面的困难，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正在出现，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转向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将会受到限制。但是，许多西方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显示出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另一条道路，即威权主义下而不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下增长的道路。但是，他们都错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成功的重要根源：摆脱僵化的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并走向提供提高生产力和贸易激励的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相对于已经尽力采取措施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并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那些国家，中国的经验没有根本的差别。因此，中国在过去30年中成功的增长经验是由于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并走向更包容经济制度的基本转变，高度威权的存在使之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

另一种赞同威权增长的理论承认威权增长有一些不讨人喜欢的性质，但是该理论认为威权主义只是一个暂时阶段。这种思想要追溯到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理论——现代化理论，它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构想出来的。现代化理论坚持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所有的社会都会走向更加现代化、更加发达、更加文明的社会，特别是会走向民主社会。现代化理论的许多追随者也主张，与民主一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包容性制度也会随之出现。而且，尽管民主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不是一回事，但是定期选举和相对不受妨碍的政治竞争很可能会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发展。现代化理论的不同版本也主张，受教育的劳动力自然会导致民主和更好的制度。在略带后现代思想的现代化理论中，《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进一步，他说，只要一个国家有了足够多的麦当劳餐厅，民主和制度肯定会随之而来。所有这些描绘都是乐观的图景。在过去60年中，大多数国家，即使许多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的增长，大多数国家都见证了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因此，随着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像民主、人权、公民自由和产权保护等美好的事物都应该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随之而来。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对于伊拉克的社会和民主将去往何方，人们的看法都很积极，原因就是现代化理论。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之下，伊拉克经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2002年时伊拉克并不像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那样贫穷，伊拉克国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所以伊拉克有适宜民主和国民自由发展的成熟条件，甚至可能适宜我们常言的多边主义的发展。但是伊拉克社会出现了混乱和内战，这些希望随之破灭了。

现代化理论对于思考衰落国家如何面对汲取性制度的主要问题既不正确也无帮助。支持现代化理论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富裕国家都是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享受健全的市场并通常具有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然而，将这种联系作为支持现代化理论的证据，忽视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正如在全书已经讨论的，正是采用包容性制度的社会在过去300年中不断发展，如今相对富裕。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事实，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就明了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建立起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在过去60年或100年实现了更快增长的威权政体，与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主张相反，越来越不民主了。这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是可能的，因为它并不会导致这些制度必然会消亡。事实上，增长通常会出现是因为那些控制着汲取性制度的人不把经济增长视作威胁，而是视作对他们统治的支持。同样在情理之中的是，依靠自然资源价值上升产生增长的国家，如加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政体不可能产生走向包容性制度的基本变化。

历史记录对现代化理论的支持甚至更不充分。许多相对繁荣的国家已经屈从并支持压迫性的独裁统治和汲取性制度。德国和日本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两个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拥有相对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但并没有阻止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崛起和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出现，使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急剧转向了汲取性制度。阿根廷在19世纪也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跟英国一样富，甚至比英国还富，因为它是世界资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受益者；其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拉丁美洲地区最高的。但是，民主和多元主义在阿根廷没能成功，而且还不如拉丁美洲其他多数国家，政变接连不断，并且正如我们在第11章所看到的，甚至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者也成为贪婪的独裁者。即使近代以来，也几乎没有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步，正如我们在第13章所看到的，21世纪的阿根廷政府仍然能够肆意剥夺人民的财富。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几个重要观念，首先，威权政治制度下的增长，尽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会变成真正的持续增长——因为持续增长是由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第二，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相反，我们不应该依靠威权增长带来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很可能在向更加包容的方向转变政治制度之前，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威权政体当前经历的增长会达到汲取性增长的极限——事实上，很可能是在精英阶层有这种转变的愿望或有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之前。第三，从长远来看，威权增长既不是渴求的，也不是可行的，因此国际社会不应该将他们作为拉丁美洲、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样板，尽管这是许多国家选择的道路，因为它有时与控制他们的那些经济和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一致。

注：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