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都感慨，社会人群的价值观严重分裂，情同手足的同学，因为一件事的看法不一致，就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恶言相向。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不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话语的不对等，指的是争辩的双方并不在一个语境下交流，也不在一个层次下交流。所争所论，表面上是鸡和蛋的争论，实际上是鸡和鸭的争论，风马牛不相及，就必然各说各的话，各发泄各的不满。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思考，首先是思。思乃思辨，思想。要思辨要思想，就需要见识。人的见识源自阅读和观察。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考乃拷问、考察、考虑之意。没有了知识的积累和见识的积累，又如何考而问之？考而察之？考而虑之？ 事实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正如罗素所言：“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过。思考对大多数人，是困难的事情，也是强人所难的事情。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尽管如此，很多人尚且理不出头绪。真的成为思考者，已经脱离掉信口雌黄的窠臼，凡事不再人云亦云了。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R权和Z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G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Z由和权利更有保I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单一宣传。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据传为资中筠先生所作，存疑待考。

文：高飞 1898年，正值维新“戊戌变法”之际，一所学校诞生了。它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两天前，这所学校刚刚过完她的120周岁生日。 戊戌变法来自一些人对国家未来命运的焦虑，康有为对光绪说，变法迫在眉睫，再不改，不仅国家有危，皇帝怕也做不成了。 今年3月14日，物理学家霍金离我们而去。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霍金去世的日子，正是爱因斯坦诞辰139年。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比北大的生日早了20年。1905年，彼时的北京大学刚过入学年纪，而26岁的爱因斯坦就已做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正确解释，为其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毫无疑问的天才，就算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大概也听说过去年发现的引力波，而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就做出了预言。 然而，爱因斯坦的晚年，是在焦虑中度过的。物理学像所有科学一样，进步来自于每一代物理学家对前辈的质疑。牛顿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质疑，爱因斯坦则对牛顿产生了质疑。 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也在晚年遭到了质疑。他不喜欢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并用 “上帝不会掷骰子”反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他的对手、可能对大众来说不那么出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说： “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 作为爱因斯坦的对手，其实玻尔同样焦虑，爱因斯坦的江湖地位如此显赫，他的怀疑会影响量子物理最新思想的普及。 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相互质疑一直延续到了彼此生命的最后一刻。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在爱因斯坦的有生之年，玻尔没能说服爱因斯坦同意自己的观点。7年后，77岁的玻尔也过世了。就在过世的前一天晚上，玻尔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爱因斯坦1930年设想的光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回顾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质疑。 但是玻尔和爱因斯坦的焦虑和相互质疑，并未影响两个人的友谊，更没有影响物理学迈向未来的进步。反而是爱因斯坦的质疑，让玻尔和后来的物理学家坚定了对量子物理的信心，并进一步完善了量子物理的相关理论。 焦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学界，也体现在企业界。 全球知名芯片公司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是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太准确，英文的原文是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后来人们把这句话翻译为“惶（恐）者生存”。因为 Paranoid 在医学术语中有妄想狂的意思，有这个毛病的人，时常有一种“总有奸臣想害朕”的焦虑感，总觉得“地球很危险”。 一个人时常有焦虑感不见得美妙，但是对机构而言，特别是英特尔所在的技术领域而言，确实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但凡有一点“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想法，就会被市场洪流所淹没。 所以很多硅谷公司的大佬都有这种体现焦虑感的名言。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有一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你做个吃货，而是说人应该不停地挑战自我极限。在Mrjamie网站上，有一段总结，说乔布斯像一头凶猛的怪兽，永远不会满足，Mac、iPod、iPhone、iPad 一招接一招，如果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大概永远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英特尔多年来的CP公司，微软创始人盖茨也曾经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中国成功的技术公司领军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华为代表官方的企业传名字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甚至还说过“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 但是这些企业家的焦虑感，如同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焦虑感一样，并没有影响科学家和企业家们创造价值，也没能阻碍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更没有影响他们走向未来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反而能让科学家们更谨慎地论证思考，推动科学思想不断进步；让这些企业家们居安思危，带企业走向伟大。 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胸怀鸿鹄之志的莘莘学子、科学家和企业家，更要多一些焦虑感和质疑，才能够更稳健、更坚定地迎接未来、迈向未来。 注：本文来源于“赛博故事”，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学者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摘自《沉思录》 作者：马可·奥勒留 著 何怀宏 译 哲学家说，如果你愿意宁静，那就请从事很少的事情。但是想一想是否这样说更好：做必要的事情，以及本性合群的动物的理性所要求的一切事情，并且像所要求的那样做。因为这不仅带来由于做事适当而产生的宁静，而且带来由于做很少的事而产生的宁静。因为我们所说和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不必要的，一个人如果取消它们，他将有更多的闲暇和较少的不适。因而一个人每做一件事都应当问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一个人不仅应该取消不必要的行为，而且应该丢弃不必要的思想，这样，无聊的行为就不会跟着来了。 试着如何使善良的人生活适应于你，即这样的人的生活：他满足于他从整体中得到的一份，满足于他自己的公正行为和仁爱品质。 你见过那些事情吗？也要注意观察一下事情的另一面。不要扰乱你自己。要使你十分单纯。有什么人对你行恶吗？那他也是对他自己行恶。有什么事对你发生吗？好，那亘古以来就从宇宙中发生的一切是分配给你和为你纺织的。总之，你的生命是短促的。你必须借助理智和正义而专注于利用现在，在你的放松中保持清醒。 这要么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要么是一团胡乱聚在一起的混沌，但仍然是一个宇宙。但怎么可能在大全中无秩序，而在你之中却存在某种秩序呢？当所有事物都如此分离、分散和共振时，在你之中也保持某种秩序。 一种凶恶的品格，一种懦弱的品格，一种顽固的品格，残忍的、稚气的、动物的、笨拙的、虚伪的、下流的、欺诈的、专横的。 如果他对宇宙是一个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的局外人，那么他也是一个不知道其中在进行什么的局外人。他是一个回避社会理性的逃亡者；是一个关闭理解之门的盲人，是一个需要别人而非从自身中汲取对生活有用的所有东西的可怜虫。他是宇宙间的一个赘物，通过不满于发生的事情使自己撤离和分隔于我们共同本性的理性，因为正是同一本性产生了这些事情，也产生了他：他是从国家裂出的一块碎片，使自己的灵魂同那融为一体的各个理性动物的灵魂分开。 一个是没有一件紧身外衣的哲学家，另一个是没有一本书的人，这后一种人也是一个半裸的人。他说，我没有面包，我与理性同在。——我不从我的学识中获取衣食，我与我的理性同在。 热爱你所学的艺术吧，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贫乏，满足于它，像一个以他整个的身心、全部的所有信赖神的人一样度过你的余生，使你自己不成为任何人的暴君也不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考虑一下例如维斯佩申的时代，你将看到所有这些事情：人们婚育、生病、死亡、交战、饮宴、贸易、耕种、奉承、自大、多疑、阴谋、诅咒、抱怨、恋爱、聚财、欲求元老和王者的权力。而这些人的生活现在已全然不复存在了。 再回到图拉真的时代，所有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的生命也已逝去。也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一下别的时代和整个民族，看看有多少人在巨大的努力之后很快就倒下了，分解为元素。但是你应当主要想想那些你自己熟知的人们，他们使自己分心于无益的事情，而不知道做合乎他们恰当的结构的事情，由此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结构，满足于它。在此有必要记住，给予一切事物的注意，有它自己恰当的价值和比例。因为这样你将不会不满足，只要你不过度地使自己注意小事。 先前熟悉的词现在被废弃了，同样，那些过去名声赫赫的人的名字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忘却了，克米勒斯、恺撒、沃勒塞斯、利奥拉图斯以及稍后的西皮奥、加图，然后是奥古斯都，还有赫德里安和安东尼。因为所有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变成仅仅一种传说，完全的忘记亦不久就要覆盖它们。我说的这些也适用于那些以各种奇异的方式引人注目的人，至于其余的人，一旦他们呼出最后一口气，他们就死去了，没有人说起他们。总而言之，甚至一种永恒的纪念又是什么呢？只是一个虚无。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做出认真努力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正直地思想，友善地行动，诚实无欺并陶冶一种性情，即快乐地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作为必然的、正常的、来自同一个原则和根源的事情来接受。 自愿地把自己交给克罗托，命运三女神之一，让她随其所愿地把你的线纺成无论什么东西吧。 一切都只是持续一天，那记忆者和那被记忆的东西。 不断地观察所有在变化中被取代的事物，使你习惯于考虑到，宇宙的本性喜欢改变那存在的事物并创造新的类似事物。因为一切现存的东西在某种意义都是那将要存在的东西的种子。但你要仅仅考虑那撒在大地里或子宫里的种子：但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你已不久于人世，但还没有使自己朴素单纯，摆脱烦恼，还没有摆脱对被外在事物损害的怀疑，还没有养成和善地对待所有人的性情，还没有做到使你的智慧仅仅用于正直地行动。 考察人们心中的支配部分，甚至那些聪明人的这一部分，看看他们避开什么，追求什么。 对你是恶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别人的支配原则之中，也不存在于你的身体的变化和变形之中。那它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你的这一部分。那儿存在着形成有关恶的意见的能力。那么让这种能力不要形成这种意见，一切就都会正常。如果那最接近于它的可怜的身体被割破、灼伤、化脓和腐烂，也还是要让那形成对这些事的意见的部分保持安静，亦即让它作出这样的判断：即能同等地发生于好人和坏人的事情决不是恶。因为，同样发生于违背自然而生活的人与按照自然而生活的人的事情，既不有悖于也不顺应于自然。 永远把宇宙看作一个活的东西，具有一个实体和一个灵魂；注意一切事物如何与知觉相关联，与一个活着的东西的知觉相关联；一切事物如何以一种运动的方式活动着；一切事物如何是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合作的原因；也要注意那继续不断地纺线和网的各部分的相互关联。 你是一个带躯体的小小灵魂，正像爱比克泰德常说的那样。事物经历变化并不是坏事，而事物由于变化而保持其存在也不是好事。 时间好像一条由发生的各种事件构成的河流，而且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因为刚刚看见了一个事物，它就被带走了，而另一个事物又来代替它，而这个也将被带走。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像春天的玫瑰和夏天的果实一样亲切并且为人熟知，因为疾病、死亡、诽谤、背叛以及任何别的使愚蠢的人喜欢或烦恼的事情就是这样。 在事物的系列中，跟在后面的总是与在前面的那些恰恰配合，因为这系列并不像一些无关联的事物的单纯列举，仅只有必然的次序，而是一种合理的联系：正如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被和谐地安排在一起一样，新出现的事物不仅表现出继续，并且表现出某种奇妙的联系。 始终记住赫拉克利特所说：土死变水，水死变气，气死变火，然后再倒过来。也想想那忘记了路向何处去的人，想想他们与他们最常接触的人的争吵，想想支配宇宙的理性，以及每日发生的似乎对他们是陌生的事情；考虑我们不应当像仿佛我们睡着一般行动和言语（因为甚至在睡眠时我们也有言行）；我们不应当像从父母学习的孩子一样，仅仅因为我们被教诲而这样行动和言语。

4月29日是北京大学学生林昭的忌日。检索人民日报有关林昭的报道，仅此一篇，这一篇的分量不轻，在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过后，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悲痛和大彻大悟。 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进行终审判决后，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刊登在1981年1月27日第3版，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穆青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接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也在穆青之后执掌新华社。 三位记者写道：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母亲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大舅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精神病为由撤销原判决，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宣布林昭无罪。 据说，这篇通讯见报后，上海警方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本文第三位作者陆拂为，的确是林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的两度同学。但三位记者在这里传递的，是一代人劫后余生、渴望光明的正义呼声。 人民日报一整版的通讯沉痛地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像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80年代党和人民冲破牢笼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长驱直入的黄金年代，党内外的思想情感水乳交融。党内老干部和党报的良知担当更是令人感奋。早在1977年10月7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纪念日，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策划发表长篇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耀邦动情地说：“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10月6日下午的“编前会”上，人民日报管理层一致同意发表此文，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 已经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共青团系统“右派”全部宣告改正后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情的接待。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最终，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欧洲关于马戛尔尼使团朝觐乾隆帝的想象图 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设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解读跨越200多年的中英关系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这本书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编撰者还是有太多的我们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使得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时常会偏离市场运行本身的逻辑，甚至有点“阴谋论”的解读，这对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是不利的。举例来说，五卅运动后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银行。作者感叹道：“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爆发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的银钱业不仅不“响应运动”，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频频接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大力支持对英资等外资银行渡过难关起到了一定作用。”我没有办法推测，如果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不接济，外资银行是否都会倒掉；如果他们倒闭了，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好是坏。但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情形，当时香港居民挤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汇丰等外资银行也是出手相助了。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下各个利益主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现象。作者在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借、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商业行为时，也存在类似的、我称之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同一国家的商人之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比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冲突还要大。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英国的银行当做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这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国人至今仍然对我们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我们虽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争气，更愤怒于列强的不讲理。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描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的强盗逻辑之苦，与我们的“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关系的。 金融博物馆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历史，但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 注：本文是作者为《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所写的序言。

文：丁林 2001年4月2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气氛凝重肃穆。本地的联邦检察官德格·琼斯面对12位陪审员，强压激动，深深地长吁一口气，“女士们先生们，很久很久了！37年前，差不多38年了！” 对托玛斯·伊·布兰顿涉嫌参与38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审判，终于开始了。 16街浸礼会教堂2005年的照片 那是1963年。那时候，美国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仍然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法律，实行学校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这一区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终在60年代被联邦政府和美国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觉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里旧有的保守势力在竭力抵御这样的反抗，尤其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主要是KKK组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用暴力抵挡种族平等的历史潮流。 于是，在最落后的两三个州，6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驱动的暴力案件。阿拉巴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阿拉巴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较多。KKK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弹，以致于伯明翰以此出名，人们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国南方宗教气氛浓厚。阿拉巴马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多数是基督教浸礼会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们会打扮齐整，领着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带孩子的家庭通常会早去一个小时，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礼拜之前，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周日学校”，那是牧师特意为孩子们开的圣经学习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参加“周日学校”的孩子更圣洁的了。他们就是天使的象征。这是南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伯明翰市第16街浸礼会教堂，一个黑人社区的教堂，地下室里，一颗炸弹轰然爆炸。这颗炸弹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四个黑人女孩：14岁的安迪·柯林斯、辛西亚·维丝丽、卡罗尔·罗伯逊和11岁的丹尼斯·麦克纳。教堂对街的商店里，一只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点24分。 四个遇难女孩 调查立即证明，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弹。很快就有证据指向当地活跃的KKK组织的成员。这个罪案震动了全国。虽然在60年代转型时期的南方，曾经发生了多起震动全国的“仇恨谋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四个女孩子的被杀更令人震惊的了。先是阿拉巴马州司法部，后是联邦调查局，针对这一罪案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却没有起诉他们调查锁定的四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案子没有直接证据，没有找到目击者和直接的物证，而只有一系列间接证据。仅仅依靠间接证据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难。关键是这样的证据必须能够说服陪审员。 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在陪审团没有认定有罪之前，必须假定嫌犯无罪，必须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律要求对刑事指控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这些证据必须确凿到能够说服陪审团的所有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根据司法程序，这样的谋杀案件必须在本州审理，必须由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团。当时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白人大众中普遍赞同种族隔离，KKK成员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直接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检察官无法得到陪审团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这样，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是谁干的，在当时的形势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却没能立即将罪犯绳之以法。可是，正是这四个黑人女孩的死，惊醒了美国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联邦政府和全国民众的谴责下，持有种族隔离观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农夫和工人们，开始反省了。 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种族隔离闻名全国。在他的传记影片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乔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辈、在竞选时给予他强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马的前任白人州长，得知四个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他要沃利斯改变对白人保守势力的支持，嗓音沙哑而沉重：“那可是去周日学校的孩子啊”！ 这个罪案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它使KKK这样的极端分子开始人心尽失。与凶手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阻吓南方黑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却促进了南方种族偏见的保守势力的迅速崩溃。一年以后，联邦参众两院通过了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美国南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立法，被彻底废除了。 1964年7月2日，Lyndon Johnson总统签署1964民权法案 时光像流水，冲刷着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复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似乎只有四个黑人女孩的亲人，还会在深夜万籁俱寂时想起她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们突然中断的人生。 可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忘记她们，没有忘记那件罪案。这个爆炸案和四个黑人女孩的被害，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谱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几乎人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曾经无数遍地看过一部叫《四个小女孩》的文献片。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四个单纯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访了女孩们的众多亲友。我们看着她们生前天真无暇的一张张照片。一个女孩的同学，在影片拍摄时已经是个青年，他讲起他们一起上完最后一堂课，怎样同路一起回家，回忆着路上两个孩子最后的对话，以及在家门口成为永诀的告别。第16街教堂的牧师，讲述他怎么抱起女孩们叠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父亲回忆他怎样给女儿拍摄她抱着布娃娃的照片，老泪纵横。母亲回忆自己听到死讯时候，只能重复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泣不成声。影片把失去亲人之痛，无可回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时提醒着人们，她们死了，正义却还没有得到伸张。 阿拉巴马州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说，他在法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个爆炸案，就发誓要把安放炸弹的人带上法庭。从他担任州司法部长那天起，每天上班时，他都要听一遍那首讲述四个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为被害的四个女孩伸张正义，是他的使命。 琼斯竞选参议员海报 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忘记这个罪案。对他们来说，最要命的是怎样得到能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案发多年来，调查在悄悄地进行着。早在1964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文就伪装成一个开卡车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兰顿家隔壁租了一个公寓，和布兰顿的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在这墙上，他安装了窃听器，布兰顿在厨房里的所有讲话都被录了下来。就在这些录下来的讲话里，布兰顿亲口向友人讲到，KKK有一个会议，是要商量怎样制作和安放炸弹。这段录音成为这次庭审中的主要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一名KKK分子作为内线，让他带上微型录音机，录下布兰顿的讲话。 当证据渐渐收集起来的时候，时代也变了。出于种族偏见而诉诸暴力，伤害无辜，这是一种不可姑息的罪恶。这一点，已经成为南方所有人的共识。让安放炸弹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对正义的时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发生14年之后，四名嫌犯中的首犯罗波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8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岁的巴比·切利，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法庭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62岁，在38年前25岁时参与爆炸杀害四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阿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当年爆炸发生之后，在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16街，从那个他参与爆炸的教堂前走过。现在，法官一声令下，他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四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亲眼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38年过去了，62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和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今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对38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文：徐慧君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1]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2]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4]，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5]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 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6]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 ←→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神经未梢）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类似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一样灵敏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7]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8]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9]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10]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11]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12]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13]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14]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5]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6]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17]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18]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的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9]，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20]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21]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22]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23]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24]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25]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26]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7]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演义》扉页上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兴亡的过程往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这个过程从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归因于中国人的宿命，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利出一孔”才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治乱循环悲剧的总导演。 “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28]制度建设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只要付出很低的维护费用就行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自发或诱发）突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29] 在汉语中，管仲与管总谐音，管总者，总管也。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0]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注解： [1]《管子·国蓄》。 [2]《第三思潮：马斯诺心理学》[美]弗兰克·布戈尔著，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7页。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4]《南齐书·虞玩之传》。 [5]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6]参见赵守泽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5—16页。 [7]《商鞅书·画策》。 [8]《史记·商君列传》。 [9]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0]《管子·国蓄》。 [11]参见[美]许烺光《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12]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3]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4]转引自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15]《唐摭言·述进士上》。 [16]《儒林外史》第15回马二先生的话。 [17]《厚黑学》李宗吾著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8]雅科夫：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燕南。 [19](西晋)左思《咏史》其二。 [20]吴思《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1]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22]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23]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中译本序。 [25]杨龙：路径依赖理论的政治学意义，政治文化研究网 [26]杨龙：路径依赖理论的政治学意义，政治文化研究网 [27](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28]《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 [29]《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页。 [30]《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水浒》中的英雄，大多数是无谋的，不，正确的说法是“不谋”，他们做事，只是出于一种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价值判断，如同李贽说的，出于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这种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对的，就去做，错的，就不做；善的，就去扶，恶的，就去打。见义勇为，容不得反反复复的算计。 天堂一定是由这些简简单单的人物组成的，而精于算计的人只能组成地狱。 鲁智深就是不谋的典型。 就做事而言，鲁智深有两个特点， 一，做前三不：不惹事，不生事，不怕事。 二，做后三不：不悔，不怨，不惜。不悔已做的，不怨受惠的，不惜失去的。 他有一句格言：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 所以，他做事，坚决、干净、彻底，不瞻前顾后，不犹豫不决，不三思而行。没有那么多的算计，更没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他就因此把自己的生活毁了。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思量，不后悔，对自己被毁掉的生活毫不留恋，并且，以后如何？也毫不在意。 他只是一条禅杖，一领直裰，一顶光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飘飘然潇洒走天下，难怪他是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孤星！ 金圣叹曾用四个遇字说鲁智深：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 这后面三句，我都没有意见，只“遇酒便吃”四字，委实冤枉了我们的智深兄弟，他固然是好酒，但不贪酒，不酗酒，事实上，他常常是遇酒不吃——在桃花山，因为不喜欢李忠、周通的为人，满桌的酒他便没吃；在瓦罐寺，在极度饥饿中，面对着一桌酒菜和崔道成的邀请，他也没吃；在暗中尾随保护林冲的途中，他也一路不吃酒；在华州，急于救史进的他，面对着朱武等人杀牛宰马和美酒，他仍是“一滴不吃！” 他是率性而为的人，又是内心极有分寸的人。 率性和分寸是一对矛盾，要处理好，很难。 率性可爱，有分寸可敬。 李逵比鲁智深更率性，所以有时候比他更可爱。但李逵往往没分寸，让人害怕，所以没有鲁智深可敬。 武松分寸感极强，所以很可敬。但不够率性，所以不如鲁智深可爱。 既可敬又可爱，这正是他高于李逵、武松等人的地方。 他的不谋，由于两个原因。 一、他不怕。他不计后果，别人还在琢磨、犹豫，他已挺身而出了。 二、他不躲。“遇弱便扶，遇强便打”，这正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遇到弱，还谋什么？扶就是了；遇到强，还谋什么？打就是了。 鲁智深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人，他的魅力，就来自于他的这种简单，我们就爱他的这份简单，单纯，他几乎是随遇而安，坦然接受命运。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挫折和转折，是打死镇关西之后，不得不做了和尚。他在军界特别适合（他武功一流），并且已有相当基础与人缘（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都很欣赏他），按说前程远大。一下子变成了他极不适应的和尚，按我们的想法，他一定非常痛苦，但是，他竟然坦然接受了。 而且，接受之后，他竟然就认了，以后他有很多还俗再作军官的机会，他都终身不改——一件直裰，一穿终身。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他还就真的成了正果。 嗨，谁知道我们的正果在哪里等着我们呢？这世界上的事，谁能说得清呢？我们自己算来算去，机关算尽，谁知道上帝会怎么拨弄我们呢？套用“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让上帝的归上帝，自己的归自己吧。 什么是上帝的？我们的命运，出处穷通；什么是我们的？担当在人间碰上的一切。 侠肝义胆 从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到大闹野猪林，一路散发着奋勇忘我的热诚，其正义的金刚之怒，威慑击退著邪恶。 为救萍水相逢的金翠莲父女，鲁提辖（相当于少校营长）毁了大好前程，被官府通缉，不得已落发为僧。为朋友两肋插刀，鲁智深挥禅杖救了险遭杀害的林冲，一路护送到沧州七十里外。因此，成了高俅的眼中钉，相国寺的菜园和尚也做不成了，再次亡命天涯，最终上山落草。为救九纹龙史进，孤身刺杀贪官贺太守未遂，被打进死牢，命悬一线。 见义勇为，舍身赴义，只要是义的事情，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听从内心的呼唤，该出手时就出手，从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108将中唯一真正带给人们温暖和光明的，是天孤星鲁智深。书中从未提及他的父母，这样一个缺疼少爱的孤儿却没一点阴暗心理。因为孤独，格外重情义。他把有缘相聚的人都看做自己的亲人，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因为备尝艰辛，所以能实实在在帮助别人，扶危济困。 不打不相识，打着打着连来捣乱的众泼皮都成了朋友。他视林冲为生死知己，野猪林里那披肝沥胆的一席话，令人热泪盈眶。不计前嫌，他率兵援助遭官军围剿的李忠、周通。 虽常因行侠仗义而惹祸上身，陷入困窘绝境，孤单悲凉到了极点，但他有着惊人的适应力，咋没咋地，荣辱不惊，无怨无悔。吃苦受累，浑然不觉。生活中充满喜感，憨拙粗糙如村野顽童，可爱又可笑，却不可怜。偌大个胖和尚，还指着他来遮风挡雨呢！ 怪不得智真长老一眼看出，这个粗犷的西北汉子的真善和慧根：上应天星，心地刚直，将来证果非凡。 今日方知我是我 鲁智深一禅杖把方腊打下马，立了大功。宋江劝他还俗为官，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智深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又劝他当个名山大寺的住持，他一口回绝：“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意思是要个完整的尸首就不错了。 为何心已成灰？替天行道变质。鲁智深是明确反对招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满朝文武多是奸邪之辈。之所以没散伙还跟着宋江，完全是尽兄弟之义。梁山军被朝廷用做“以贼灭贼”的棋子，东讨南征，一场场鏖战，将士们血肉横飞，惨死大半，宋江等热衷换取名利，他看透心寒。 多少厮杀往事，几度血火春秋，如今他急流勇退，什么都不要，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此生不还俗，一身僧装到底。这就是鲁智深，清醒独立，卓然超群。结果是，宋江等人最后让朝廷一个一个害死了。 八月十五中秋夜，在杭州六和寺，鲁智深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如雷鸣战鼓铺天盖地而来，寺中僧人告诉他那是潮信。智深忽然想起师父智真送他的偈语：“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闻信而寂。”果然应验了活捉夏侯成，生擒方腊。智深拍掌笑着问明圆寂之意，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 于是，他沐浴更衣，写了颂语，焚一炉好香，盘腿打坐，圆寂涅槃。留颂曰：“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 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看世间，多少英雄白头，多少美人迟暮，朝生暮死，脂粉变白骨，都不曾思考、认识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每人都有佛性，只是被世俗的许多东西所蒙蔽。鲁智深临终绝笔，扯断的是名缰利锁、爱恨情仇的纠缠。“今日方知我是我”， 那是不带半点水分的大彻大悟啊！ 他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鲁莽不羁的外表下有颗慈悲纯真的佛心。不计荣辱得失，没有放弃一个救助的机会，处处为了别人，从没有考虑到自己。吃亏的事他全做，占便宜的事他一点儿也不要。人间路万条，没有什么比寻求解脱悟道更重要的了。鲁智深的一生充满放弃又不断完善，这么个豪侠，从不守清规的酒肉和尚到一步步走向莲台，修成正果。大惠禅师用“满空飞白玉，大地作黄金” 来形容鲁智深的坐化，那是佛才能达到的境界！ 简单到最后，就是智慧 鲁智深是什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高贵，是一种令人心仪的气质。是《水浒》这部小说给我们树立的一个人格精神坐标。 文学是塑造精神气质的。好的文学，总是建立一种人格坐标，使我们相信人类自己，相信我们自身的高贵，从而，使我们虽然身处不完美的现在，但，相信未来。 可以这样说，在《水浒传》中，不同的人物故事体现出不同的文学意义。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完美甚至丑陋的世界上，还有高贵。在小人麋集的世界上，还有这样高贵的人。我们还可以拥有一种尊贵的人生。

文：如意药王 敬爱的读者，先看一组图 ： 这是大清在甲午海战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日本在战败后向大清投降的图，实际上这场战争打输了！ 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 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惊。为尽快善后，慈禧太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派李鸿章和他的长子李经方，代表大清天朝赴日本赤间关马关港，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时讯息尚不发达，天朝战败的消息，在民间只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势传播着。尽管如此，真相的传播，已对大清形成了致命的威胁。为继续愚民，更为了大清国的稳定和光辉形象。慈禧传下密旨，全面封锁北洋水师战败的消息，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大清在甲午海战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日本在战败后向大清投降的壮丽篇章。 旨意一下，大小官员立即高效的行动起来，当时的中文报纸早已接到禁令，不得报道大清惨败的真相，而是继续宣扬大清军力天下无敌的英姿。于是诸如一些，大清发明的新式床弩。已正式装备八旗军队，小日本吓尿了的新闻满天飞，让人心民心为之一振。 英文报纸因不受朝廷管辖，顺天府便派出兵丁和衙役，沿街高价收购所有报道甲午海战的报纸，争取不让一张报纸流入市场。同时重金收购海外媒体，然后以外媒的名义来报道甲午海战的战况，高度赞扬大清朝廷运筹帷幄，大清军民英勇善战的事迹。 经过努力，朝廷终于严密控制住了主流舆论，但各种民间谣言还在传播。为做的滴水不漏，各地学政衙门组织起本地的才子们，想让他们编一些大清繁荣昌盛的故事来欺骗百姓，怎奈，这些才子们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再加上交游广阔消息灵通。早已明了甲午海战的真相，如今哪里肯帮着朝廷制造假新闻？于是一个个托病拒绝，衙们主官无奈，只得大肆招收民间无赖，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充当舆论引导员。到处宣扬大清军力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甲午海战，小日本不自量力，被我天朝军队犁庭扫穴打得溃不成军，李中堂亲赴日本马关接受伊藤博文投降。并签订了马关条约。 官方放出的这些假消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于是老百姓就真的相信了，连杨柳青出版的年画里，内容也全变成了，倭国投降图，李中堂镇倭图，小日本朝拜太后图等比较正能量的东西。一时间人心鼓舞锣鼓喧天，人人称颂太后洪福齐天，英明睿智。 大清国内这么一闹，把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也弄懵逼了。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战胜了？经过三个月的秘密调查，终于以扎实的证据证明，大清确实败了，朝廷此举只不过是愚弄百姓罢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必须给予日本巨额赔偿，这笔钱最终摊到了所有大清国民的头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大清百姓一边声嘶力竭的歌颂大清崛起。一边不断的勒紧裤腰带。至此他们也开始疑惑：我们不是战胜了吗？为何日子越来越艰难？为何还要给战败国赔款？ 舆论引导员红着脸解释道："困难是暂时的，光明是永久的，我们给日本的钱财不是赔款，而是扶贫款，这次甲午战争把小日本给打惨了，简直民不聊生。小日本服软后，我们作为天朝上国也不能眼看着他们亡国亡种，于是就拿出钱财帮助他们战后重建，这样做既是大清朝文明富裕的象征，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人道原则。大家把裤腰带再紧几圈吧，为了大清的面子，再苦我们也得撑着。" 老百姓这下明白了，他们情绪高昂的喊过一阵口号后，提着篮子争先恐后挖野菜去了。 出现这种事情是很搞笑的，全球都知道大清战败了，唯有大清国民沉浸在战胜后幸福的感觉之中。当时最具公信力的媒体《纽约时报》撰文称：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非常善于意淫，哪怕对着石柱子，也能在幻想中达到高潮。 纸毕竟包不住火，甲午战争中日本攻陷旅顺，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幸存者逃出来后，又躲过朝廷的层层追捕。然后到处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终于使真相大白天下，压抑很久的媒体趁机跟进，将汹汹民意推向了高潮。 铁幕拉开后，再也无法拉上了，慈禧见势不妙，便把谎报军情，编造战功的罪名推给兵部和吏部的首席大臣，同时以颠倒黑白制造谣言的罪名大肆抓捕舆论引导员。最后宣布，甲午海战，大清确实战败了，以前那些编造大清胜利的谣言，全是舆论引导员在捣鬼，现在他们已经因隐瞒真相而受到惩罚，但战争赔款还摆在那里，希望大家再紧紧裤腰带，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这下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跳着脚嚷嚷："当初舆论引导员说我们赢了战争，为帮助日本重建，才让我们紧裤腰带的，如今又说战败了，还让我们紧裤腰带。这翻来覆去的咋总跟老百姓的裤腰带干上了？" 宣旨的官员冷哼一声，背后涌出大批兵马，他狞笑着对大家说："大家看见了吧，这就是骁勇无敌的八旗兵马，尽管他们打不过小日本，但收拾起你们来比砍瓜切菜都容易。快勒紧裤腰带，把省出的钱财都拿出来帮朝廷交战争赔款。" 老百姓们脸色苍白，纷纷弯腰低头，一边又一遍的紧了紧，腰间那根陈旧的裤腰带。

文：王实 随着3月29日Ivy Day（常春藤日）的发榜，“惊心动魄”的申请季走向尾声。今年常春藤八所盟校的录取率再创新低。例如：哈佛大学录取率首次跌破5%，由去年的5.2%下降到4.59%，普林斯顿由6.1%降到5.5%。而耶鲁即使新建了两所本科学院，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约15%，但录取率却仍然持续走低到6.3%。包括很多中国老牌精英名校的申请者在内，大家都在感叹今年美国名校申请竞争太过惨烈。 名校录取率越是走低，人们就越是想了解那些被名校录取的幸运儿究竟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美国顶尖大学总是强调学生的领导力(leadership)。因此，领导力可谓它们要求学生所具备的共同特质。不过，在去年3月美国大学录取发榜季，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名牌大学都在强调领导力，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领袖吗》的文章。文中对于领导力的定义进行了分析，也解读了名校招生官对于领导力的片面理解。文章说到，美国本土学生为了申请名校，普遍关注领导力而忽略其他方面，比如放弃自己的爱好，停止追逐梦想等。这篇文章也同时质疑，大学招生官对于未来领袖的青睐，会让学生只关注职位与权力，进而限制学生们的健康发展。这，就又让家长和老师难免产生一些困惑。 细细品味此文，结合这些年来自己从教师、申请外国学校的升学指导再到国际学校管理者的切身感受和经验，我倒是觉得美国名牌大学招生官强调申请学生的领导力这一素质，是十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的。美国名牌大学强调领导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招生官真的有错吗？ 申请大学，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一个学生，将名校对申请者的领导力素质的要求，作为追求完美的动力，这不能算错。但是，在此，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是把美国大学要求申请者具备的领导力素质，当成中国某些名高中所看重的“奥数”技能。如果把这个并无具体衡量指标的素质的培养，变成无中生有的精心打磨包装，再以此作为进入美国名校的敲门砖，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实际上，领导力素质只是美国名校要求申请者具备的素质之一。比如哈佛大学所中意的申请者，既有那些已经在同龄人中堪称优秀、从而可为他人示范人生经验的人，也有那些通过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可以激励他人的学子。比如几年前哈佛从我当时任职的北京四中录取的一位同学。她深入了解中国尘肺病人状况，采用多种手段号召全社会关注这个弱势群体。这就说明，申请大学的学生具备领导力素质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定义学生优秀的唯一指标，学生的个性与特征、经历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多元化学生主体的构成，正是使大学保持激情和动力的根本。 对于领导力与领袖的定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无论如何，把领导力当成领导者以及指挥甚至指使别人的能力，这未免过于幼稚。领导力，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周边的人们一同参与和行动，以服务社会的能力。名校对申请者领导力素质的要求，是一种正向激励，是要求那些大概率成为社会精英的人，在开始步入社会之时便要具备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初步技能。 在近些年做升学指导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行动起来：有一个学生成立了互助小组，利用自己的数学优势帮助他人，坚持数年，结果收到的不仅是同学的感激和自我成就感，更有名校招生官的青睐；还有一个学生积极投入和推广各种形式的爱心长跑，从影响班级、年级、学校开始，逐渐扩展到同区学校，最后推广到全市。 相反，也有学生为了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不落人后而总是想一鸣惊人，甚至不计成本地赴海外进行短期性、“表演性”义务支教。然而，这种追求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其实有时是本末倒置，结果适得其反，这种高成本的“领导力”往往会受到质疑。2016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就发布了由80多所高校招生官参与的题为《Turning the Tide》（扭转趋势）的报告，其中对于学生为申请名校而过度包装的现象进行了抨击。 要知道，这种基于进名校的功利之心包装而成的领导力，对于名校的招生官而言绝不新鲜。招生官既看一个申请者在申请之时已经获得的能力，更从申请者从这种能力的获得过程所产生的认识、形成的气质，来判断申请者的感悟力和潜在能力。他们根据以往的录取经验，一定会明白，一个人对目标持之以恒的坚持，对服务的投入、执着和热情，是增长才干、激发潜能、产生领导力的源泉。 四年前，来自北京四中的一名同学，并没有迎合潮流参加被认为最能体现领导力的“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项目，也没有参加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类型学术挑战杯赛。相反，他从帮老师批改作业，辅导同学，由浅入深专注于一项科学研究，前后四五年时间，对于北京水文状况和人文特点进行分析，他撰写的论文业界评价具有“极高水准”，而后他将论文提出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作为建议提交给政府相应部门。这项只是出于热爱而非出于让自己的申请材料更光鲜的研究活动，获得了一所以培养学生领导力闻名的美国名牌大学的青睐。由此可见，领导力会在潮流之外体现出独特气质。这种气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及其对周围人们的感召、对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也正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许多因职责所在而时时要施展领导力的学生会干部，并没有被名校录取的根由。这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领导他人，而只是专心而投入地做好一件事，这不能等同于没有领导力；同理，一些学生虽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领导岗位”上策划、组织和管理各种活动，也并不能全部与领导力直接划上等号。领导力，尤其是学生时代的领导力，不是领导位置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位差，也不是基于权力而产生的优势。领导和领袖不等于领导力。当年有一个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虽然只是学生会一个部门的干事，却是学生会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不可或缺的人物。当招生官问他为什么不去竞选学生会主席或部长时，他回答说，一个人相对于社会的价值，体现在其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将这种服务最大化的位置，就是最好的位置。因此，当一个有80名学生的年级存在超过60个学生社团，因而有60多个“领袖”时，招生官只要依据价值原则，就不难甄别出这些“领袖”的领导力。 表面看来，名校录取的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参加活动多的高中生。但是实际上，名校往往看中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以及参加活动所能获得的经验，更看中的是在如此繁重的课业和课外活动的压力下，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科学分配和管理资源，以及利用已有经验准确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是我与一位前任耶鲁大学的招生官在交流中了解到的。这种能力，当然也是领导力的重要方面。具备这样能力的人，由于管理和分配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在某个方面可能只是一个跟随者，但在其投入专注力的领域，恰有条件成为一个领跑者和领导者。 说到底，“领导力”是一个很难量化的素质与能力。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具有领导力，是否具备成为领袖的潜力，肯定不止于其是否去斯里兰卡照顾大象孤儿，是否去南美山区教英语。无数学生的经历表明，热情和执着才是领导力的源泉。名校指明录取具备这样素质的学生，是对学生价值取向的正向激励，其效应当不在鼓励学生“当官”，更不存在“僧多粥少”、“官多了怎么办”以及“都有领导力成为领导，谁人被领导”的问题。具备以服务社会为标准的领导力素质，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多多益善吗？王实(Shiny Wang)是北京海淀凯文学校学术校长。兼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升学指导办公室主任，曾常年担任北京四中出国留学申请顾问的工作。

文：张宏杰 一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也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 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二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今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于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识见不穀(国君自称)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现在穿着)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那句“蠢猪式的仁义”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三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 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四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或者那么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西方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在当年“批孔”大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是多么害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教条。 其实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先秦社会礼仪无处不在，从穿衣戴帽到在宴会上怎么与客人交谈，每一个细节都有繁缛的要求。今天的读者如果翻阅《周礼》之类的先秦典籍，也许感觉这些记载过于烦琐古板。 这也是贵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中世纪法兰西贵族以言谈举止的彬彬有礼闻名。法兰西贵族从小也要经过严格的礼仪训练。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贵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一定感觉更奇怪。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掉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晋国的将军在战争中遇到楚国的君主，也要行礼致敬。春秋小霸郑庄公有一次大胆地挑战周王室，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还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过，在周王逃跑之时，郑军并没有追击。 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就是说，我与周王作战，是迫不得已，怎么敢再凌辱天子!当天晚上，郑庄公专门派了使者去探周王，并且问候他的左右近臣。 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 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 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 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结果是，“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 这种情景在先秦其实随处可见。和西方封建社会一样，中国上古的贵族都是武士，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开《左传》《国语》，我们发现那些贵族个个都能上阵打仗，就连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长于武道，精通射御之术。 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乐。秦国在选择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勇敢：“择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无战事，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的心理，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贵族精神的第二条是重视荣誉，敢于承担。毕达哥拉斯说，贵族的生活是荣誉的，而奴隶的生活是牟利的。确实，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自认为血统是高贵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贱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权力也意味着责任。打个比方，西方航海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必须最后一个逃生。贵族在上古社会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长。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时候，在郑国的虢地，各诸侯国召开盟会。这个大会叫“弭兵大会”。“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会，就是停战大会，停止战争，呼吁和平，号召各国和平相处。 但是这个大会正在进行中时，鲁国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讨莒国。消息传来，出席大会的楚国代表主张杀掉鲁国的代表叔孙豹泄愤。晋国的大臣乐桓子赶紧去通知叔孙豹，表示要帮他做做工作，免于大难。 不料叔孙豹听到消息后，却拒绝了乐桓子的好意。为什么呢?叔孙豹说：“我来参加诸侯大会，就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难，各国必然要派兵联合讨伐鲁国。这不是给鲁国带来了灾祸吗?如果他们在这个大会上把我杀了，那也相当于惩罚了鲁国，鲁国就不会遭遇大兵压境之险。所以我宁愿死在这里。” 这就叫承担精神。这件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鲁语下》。 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新太史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执着，这么硬骨头。 在死亡面前的尽责不苟和从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走进了船长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他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待在一起。这就是贵族精神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遗存：尽责任，敢相当，在关键时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过《泰坦尼克号》，相信人们对当年“泰坦尼克号”在沉没过程中，甲板上的乐队一直坚持演奏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风中，忘我地演奏的乐手的形象，就是贵族精神的最佳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更永恒。 六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高尚。其实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贵族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优越性。 财富和地位让贵族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尊严，完善自己的风度，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贵族教育，在贵族这个阶层培养起一系列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的品质。 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 从第二代贵族开始，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开始形成与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观。从第三代始，贵族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开拓家族基业的激情开始淡化，贵族精神内化到他们的骨子里，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因此，贵族文化想要产生和传递下去，首要条件是稳定性。 贵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证了其稳定性。贵族们分家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承袭所有家产，别的孩子没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是没法分的，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个个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财产，所以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样，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儿子们都要争，怎么办?那就法定下来，只给长子。所以就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容器。只有贵族阶层能提供代代相传的、不间断的、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战争以车战为主，驾车、射箭的技术是武士所必备。 书数是指语文和数学。从“六艺”的内容看，它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训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情操。这种贵族教育设计是相当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性、优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使贵族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据说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不必为衣食甚至功名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而且深明礼仪，所以他们才能使艺术家有闲暇来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来欣赏艺术。

学者秦晖 提要：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首先就是商业的公正问题。商业公正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不能抢，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用权利谋利益；第二，不能骗，不能搞信息欺诈。商业社会是一个强调竞争的社会，但竞争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赢家通吃”。我们承认竞争必然有输赢，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平均主义，但不能输家就输掉一切。 所以，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解决“赢家通吃”的情况呢？这当然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加以解决。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福利国家有很多坏处，福利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的福利不必达到瑞典的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就不错了。美国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来很糟糕，在他们眼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是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社会。但与我们相比，美国的保障水平已经高出很多，这是事实。 底线的迷失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底线的失守当然是权利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但在语言形态上，它的迷失的确跟有些人不恰当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界存在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和整个西方经济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讲到农人和牧人的交易费用时说，只要产权是确定的或者说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最小就可以达到效率最优化。科斯讲这句话显然有一个无需说明的前提，不管权利是属于农人还是牧人的，至少权利是合法的。他没有假设农人把牧人杀了，或者牧人把农人抢了之类的情况。 但是，交易费用在引进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形。 第一，交易权利的合理设立，变成一个用人为剥夺交易权利或者人为膨胀交易权利，来为某些人降低代价的命题。有一些学者说，这种做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当然可以降低了，因为只准我交易不准你交易，交易费用就极大地降低了。 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交易成本最低化为由来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是不是交易成本本来的意义呢？或者，把不是属于一些人的东西，不经所有者的认可拿去任意交易，问题的本质是不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呢？交易费用理论到底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呢？ 打一个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吵了半天，交易费用很大而达不成交易，结果某甲把某乙抢了，交易费用当然就下降了，因为不用交易了。 第二，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讲整个社会维持一个交易系统所要付出的组织成本，决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价格是不是最低。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交易费用时，实际上讲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怎么样降低费用。 比如，有一位学者曾经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来证明过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出一个相反结论，说印度经济之所以搞不过中国，是因为印度的农会、工会太厉害，印度的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统治者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业没有中国有效率，因为印度的工会很强大，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大幅度增加。 如果说，一家一户与农民交易，费用很大，而农民组织起来后的交易费用就更大，是不是可以推理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放到强制性农庄里去，这样交易费用就最小了呢？这个推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交易费用，实际上只考虑了一方面出价最低。把农民抓到集体农庄的思路，并没有考虑到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费用，比如，几千万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被解释到这种地步，问题确实太大了。这把很多交易权利的不正当设定乃至不正当剥夺，都在所谓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样一个似乎学术化的话题之下给合法化了。 首要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利益各方的权利被剥夺，由一个权利中心或者说由一些不受制约的权利来配制利益。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表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 恰恰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在前一时期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比较中也可以看出。 用这种办法来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真正降低了，而这是否变成一笔将来需要用高利偿还的高利贷，还很难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转轨过程的本质就是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设定以后，在交易权利设定以后，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交易权利的公平设定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科斯他们所讨论的那一个层次。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太过程式化的或太过底线化的，因此它还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理论，甚至可以说和所谓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产权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还有公有化的过程里。在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很多私有财产通过捐助变成公益基金，从来没有人说这种行为侵犯了私有化；同时，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定。一位网友说，“私有资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私人同意。公有资产变成私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公众同意。”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其实，在中国争论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私有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往往不得要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实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过程中，不管搞计划还是市场，总是一部分人吃亏，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必过多强调“左”或者“右”，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两种取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达成互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应该有一种天平效应。在自由竞争过分发展时，就有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会站出来，在社会保障、福利上拿出较多的举措。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它妨碍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投资，那么比较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来——政策就会朝更多的自由去倾斜。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是不断进行的。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利益的正常调整，而且通常来讲都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而一个缺少公正的社会，利益总集中于某一个群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通常都和权利有太多联系。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的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的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将成为很奢侈的话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就是效率与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

文：杜君立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 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金圣叹 据说，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写成，就像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的意义都将得到确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我刚开始买书和读书的时候，就遇到了王小波。就像一个摘抄名言锦句的中学生，我甚至曾经试图编一本《王小波语录》。正如本雅明所想，用一篇几乎由引文构成的文章来纪念王小波，似乎可以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小波。 一 有一个选择题：两种职业，一个是一周只上一节课混吃等死的大学教授，一个是默默无闻只能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间，你会选哪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教授，但王小波选择了清贫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与利。 米兰·昆德拉说：“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宁可鸣而死，不可默而生。权利就是一种话语权，话语产生权力。有人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无数沉默者铺成的，沉默就是放弃权力和权利。王小波说：再不说话，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脸上了。于是王小波开始说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尼采主义者，那么王小波则是一个罗素主义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给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写了自序。22天之后，这个怀有一颗宁静童心的中年人飘然而去。王小波说：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时代，这篇文章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读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书架旁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我的一个理想和梦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欢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绝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贫而宁静的自由：活过，爱过，写过；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电脑边，而不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地死在病床上……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这才叫真实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在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卖无趣的自己。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可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愤青的鼻祖的话，那么王小波就是当代中国愤青的领袖，是中国一代白领的精神兄长，《我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一代小资的精神家园。“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启蒙影响的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谋道不谋食。”卢梭一生以抄乐谱为生；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卡夫卡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本雅明承认：“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挣最低限度的钱，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钱过活，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同时做到这两点”。王小波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还被篡改为《王二风流史》。即使这样，书也没卖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货车的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银河默默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爱情。 王小波与李银河 正如卡夫卡所说：“任何一个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遮挡住笼罩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上看到的一切，因为他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而且看到的更多；总之，虽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从生前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热抢，书商将王小波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的情书都不放过。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运，如果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那么王小波就是“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当那些生前声名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样声名鹊起，这既是一种王小波式的嘲讽，也算是一种本雅明式的历史公正。梁文道说，王小波是一种炒作起来的神话。我则认为，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最残忍最荒诞的思想标签。 在一个前互联网的时代，王小波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拥有读者，这愿望竟然被作为遗愿实现了。作为一个大众写作时代的预言家，他在《白银时代》中这样解释一个人写作的原因：“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 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诚意证明，真实的中国永远在民间，高高的庙堂之上，不过都是些毫无生趣的泥塑神像。王小波以他的生动伟岸创造出了中国文学最丰美的收获，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无限生命力，正如孔子曾言：“礼失求诸野。”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小波是个真正的名士和隐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对人的尊重、对智慧的尊重。对经历过文革劫难和中国教育体制双重“锤炼”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王小波是现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启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当下，更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诚和智性，刺穿了传统专制文化所谓道貌岸然的画皮——对专制思想来说，体现生命本质的人性从来都是洪水猛兽。 三 王小波始终对启蒙这个词保持着警惕。他蔑视一切权威和精英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在中国作家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许多“农民的儿子”，其“发达了”的精英姿态仍随处可见。李银河将王小波称作“骑士”，实际是褒扬他的守望精神，守望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认为，这种诗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诗意。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王小波以他的温存和得体，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智慧的通道。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王小波为我们塑造了“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后王小波时代，不乏有人做“王小波门下走狗”，这无疑是王小波所反对的，在王小波看来，独立与理性比什么都重要。拥趸与情感往往使人智力低下，狂热的粉丝与暴怒的群氓从来都是反智的产物。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如是说。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会死的，而且会比无趣的人死得还快，因为活得太长本身就很无趣。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有趣的长工和无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时代，草泥马已经成为一种最知名的中国动物。 “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后王小波时代，也是一个韩寒时代。没有儿子的王小波殒命之际，与王小波同龄的作家韩仁均，将“韩寒”的笔名转交给了儿子。如果王小波是代表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么韩寒则是代表名利的商业偶像。前者意味着寒室与失败，后者带来豪宅与成功，这就是中国的阴阳两界。在一个陷入思想与道德双重贫困的中国，一个“不像”王小波的韩寒被群氓奉为偶像，也被精英们奉为“公知”，他甚至为写作而感到“后悔”。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电子化写作的先锋，甚至自己编写了电脑程序。他没有手稿，几乎所有的“遗作”，都在一台破旧的586电脑中。后王小波时代已经是一个彻底的电脑时代，但韩寒却要处处“晒”手稿，让人分不清作家还是书法家。造化弄人，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现实比写作更荒诞，因而也更黑色幽默。当“四两拔干片”与“破着头发”成为典故，“光明与磊落”无疑使皇帝新装臻于完美。 四 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写一篇幻想小说——《2010》，他在小说中预言了一个2010年的中国：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数盲，一种是非数盲。数盲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统治者，非数盲因为能干只能做被统治者。“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 如今，2010已成往事。王小波早已在一个互联网前夜心痛地死于书桌，如同战士死于沙场。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作为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作为一个文革炼狱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经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满怀慈悲与温柔：“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暂，也是那些从相同年代苟活（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或沉默的、或装神弄鬼的犬儒们所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王朔是一个伪善的破坏者，那么王小波则依靠文学的真与美，解构了一个非人的传统，并且真诚地重建人性。王小波时刻提醒人们，理性与逻辑的重要。从现实的疼痛感来说，王小波之后的中国鲜有后来者。李银河说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认为他和海子是一样的人，只是一个诚实纯洁、不愿撒谎的孩子。王小波说的其实都只是一些常识，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和勇气。在忘却现实的荒诞与疼痛之后，我们都沦为心灵与良知的叛徒。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完美的动物庄园。 “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王小波是孤独的，王小波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王小波的写作一直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这种暖味是王小波的重要特牲之一，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无限可能性。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理性思辨，正是这种来自思想的光华，留给了我们关于一个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巨大背景和思考空间。 “人间已无梁任公。”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地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没有王小波的时代注定少了许多趣味，但人们迎来了互联网，这是一场草根的狂欢。在一个前所未有、物质丰裕的暴富时代，思想成为人类最后的奢侈品。人们面对思想和艺术时会问：这可以换来钱吗？欲望与成功的时代，名与利正横扫一切。王小波之后，中国不再有名士，但不乏沽名钓誉的犬儒与流氓。 15年来，王小波逐渐成为一个有关拒绝与思考的传说，他只在我们心中微微地坏笑——“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思考”（罗素）。4月是鲜花迷离的时节，非常适合怀念不在人间、不在中国、不在现场的王小波：“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文：高宏志 华盛顿4月3日公布建议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清单，内容包括美国301调查认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医疗产品。···中国则在4月4日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份对美国106项产品征税清单包括大豆、黑豆、棉花、各种肉类、酒类、烟草、汽车、化工、小型飞机、航空器…面对火药味逐甚为浓厚的中美贸易战，毛传媒请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高宏志博士发表了看法。 一、美国产业调整和国际供应链调整会加速 美国对500亿中国产品开长长的征税清单会对美国进口供应链造成深远影响，美国进口商会因此加速在东南亚和其他新型工业国寻找中国制造的替代品。一旦替代品形成规模，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美国严重依赖中国，尤其在低中端制造业。但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就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是美国长期贸易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贸易战加速了美国的产业调整和国际供应链调整，遏制中国的大战略更加清晰；欧日韩澳随后就会跟上。 贸易战和战略上的角逐已经不是箭在弦上，而是第一支箭已经发出，下面就是各自找盟友开始持久战。 对川普和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思维来说，贸易战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发展美国能控制的国内和国际的产业链（包括创新和生产）。 西方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从此次贸易战中清晰确立，冷战格局的大幕揭起，这很可能促使中国的资本加速逃离。 二、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贸易战么 中方号称贸易战势均力敌，惩罚关税针对的进口额是相同的，但是持久性如何就要看看贸易战各自的类别了，看看谁能短期内找出替代品，一旦替代品形成规模，那贸易战的杀伤性就真正显现了。 中国不进口美国大豆是可能的，美国汽车和化工品都有他国替代，因此中国这次并没有伤自己的筋动自己的骨，也就是说贸易战还是处于应战阶段。 其实，任何国家的资本都不喜欢贸易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西方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资本对贸易战的反应可以清晰的显现和监测。如果道琼斯和纳斯达克不因为中美贸易战彻底转熊（也就是说有升有降，维持平衡），就说明美国产业界充分吸收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了。因此，美国的实力是相对容易评估的。 中国的实力没有人知道，因为市场信息不透明，政府决策也不透明，到底贸易战是争面子（给公众看的）还是争里子（像美国一样借贸易战做产业和国际国内产业链调整）很难判断。 三、围绕高科技领先的贸易战 中国新的国家战略也越来越清晰，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高科技的依赖。 高科技上的竞争双方优劣势是非常清楚的。美国高科技是靠自由资本例如微软、谷歌、苹果、特斯拉；而中国发展高科技只是靠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发展高科技用于发卫星、研究导弹是有优势的；但是民用的、市场导向的高科技发展，自由资本是有明显优势的。在商用高科技领域，美国不知道领先中国多少年。这场围绕高科技领先的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是致命的。 四、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 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就是资本（包括国际和国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信心下降，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市场培育会有巨大的冲击。 贸易战可能会加速中国国内的资本产业界的恐慌，尽管这种恐慌不敢公开表达出来，但是人们能做的就是脚底抹油抓紧开溜。 实业界的退却，会促发政府更多的干预市场和股市；懂市场、懂实业和资本的人会感觉更忧心和无助。 现在，美国资本界也越发担心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整体贸易格局的影响。西方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回报降低、政治风险加大的根源还是在于政府的干预和把控，因为中国资本和市场并不是调节资源的主要手段；结果就是外资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 美国资本界虽然不赞成川普搞贸易战，但是从战略上，这些美国和国际资本都在重新评估对华投资风险。 贸易战确实是川普的利器，对中国国内的资本，实业和政府政策经济走向有深远影响。 五、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抗 中美贸易战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自由资本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的对抗。 中国梦可以由政府宣传，但无法用民粹来打造。中国梦的实现是建立在资本和产业界支持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政府对资本总是不放心的，因为理性资本（不是官僚和红色资本）只相信创新，技术和市场，其他因素都是可被效仿或替代的，不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非核心因素（包括政商关系）。 贸易战其实放大了政府与自由资本的利益差异，甚至是激化了二者的“分道扬镳”。贸易战的表面是中美关系，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自由资本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的对抗。 中国的《环球》呼唤国人团结起来应对与美贸易战，主观意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想想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对外冲突，“团结起来”说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为什么？根源就是利益。民粹为什么救不了中国？因为民粹在掩盖国内利益的失调。 中国内部的利益在表面“大一统”中一直在被压制，分割，剪韭菜；在资本和产业利益上就是创新、探险资本没有得到政府的充分保障。 中国还有另一个饱受西方学者和媒体诟病的就是劳工权益。没有充分保障劳工权益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产业优势正在挤压西方成熟经济体已经完善的劳工制度。两个经济体在劳工权益保护上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两者之间的竞争会是公平和持久的吗？ 小结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体制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是文明的冲突。贸易战对双方来说都不是目的，都是手段。问题是两种体制在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中，哪个是主流呢？哪个会获得中间国家的效仿呢？ 贸易战总会结束的，甚至是很快。它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刚刚开始！ 希望通过此次贸易战，中国政府能够意识到创业资本，知识产权和市场化的重要性。

陈丹青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养仍然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陈丹青油画：三人肖像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陈丹青油画：京郊民工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傅雷与傅聪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文革”传统。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观太灰暗的图景，但是我要说，问题与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问题可以放开来谈――包括“经史子集”问题――但另一部分问题，譬如历史遗留问题，譬如仅仅发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问题，总之，种种造成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直接导致今日教育状况的大问题，却不可以谈，绕开来谈。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更富强，出现更多的机遇。另一半现实是：自孔夫子以来，当今中国教育是历史上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若是以有所保留的“现实感”谈论读经、国学、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试图克服作为教育者而不愿说出的羞耻感？

邓晓芒摘要：真正的科学精神已经丧失殆尽。我们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为什么没有创新精神？因为没有兴趣嘛。什么叫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你不好奇怎么能创新呢？你一切都是别人已经说过了，我只要把它搬过来就是了，那怎么能创新呢？所以科学精神丧失以后，这样的科学就更加不适合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观的基础。这就是对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偏离。 我们把科学变成一种实用的东西，就是技术嘛。西方的科学，英文的science，德文的Wissenschaft，它们的词根都有“知识”的含义，都是一种知识。 在西方呢，都起源于哲学，也就是“爱智慧”，西方的科学起源于“爱智慧”。 那么，说“爱智慧”呢，就是以追求真理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家，爱智慧的人，他的毕生的追求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就是爱真理、爱智慧。 所以它最初与实用没有必然的关系，西方的科学最初是不实用的，而且是拒斥实用的，不打算实用的。 他们把“实用”看作是低层次的东西。比如说柏拉图，柏拉图的学园就明确地反对把几何学用在实际的测量当中。 几何学哪里是为了测量嘛。测量术在印度、巴比伦、埃及，都非常发达的，我们说古希腊的几何学同样受周边几个古老文明的高度发达的几何学、数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古希腊人有一个特点，他把这些数学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发展，而且朝着一种非实用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几何完全是为了一种理论兴趣。 你如果说实用的话他用不着搞出什么《几何原本》，搞一个体系出来。他只要掌握那些定理，一些记忆力好的人把它记下来，运用在某个具体的场合之下，就够了。东方历来是这样搞的，埃及也是这样搞的。 但希腊人在这方面作了一种非实用的，超功利的这样一种理解。在柏拉图的学园里面，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就给他个银币，叫他开路。 在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那里呢，对自然的知识的追求，最终还是要达到自己“不动心”的这样一种境界，哲人的境界，但是也没有什么实用的考虑。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原子在宇宙中的运动，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求实证的，也不是求实用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安心，达到一种哲人的超越的境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 到了中世纪，知识更加是如此。中世纪的知识，甚至有一些科学的早期形态，比如说炼金术等，其实这些知识中世纪的人主张都是为了上帝的信仰，本身不是为了实用。 当然，最后肯定有实用的目的，比如说炼金术为了给教皇聚敛财富，于是去进行早期的化学试验，做各种试验。但是对于这些炼金术士来说，寻找哲人之石、寻找炼金方法啊，实用的考虑倒是其次的。 他们还是要追究物质的秘密，上帝把什么样的秘密隐藏在物质里面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发现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为上帝的信仰服务的。 那么这种哲学，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它确实是起源于人的惊奇感、惊异。 哲学起源于惊异，起源于好奇心，如同审美似的一种生命冲动。这是属于人的本性里面的。哲学的这种起源也就是科学的起源，科学精神里面就包含有哲学的层次。 到了近代的科学，虽然它发挥了巨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它的科学精神仍然是立足于这种好奇心，仍然是立足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这种惊异感，也就是对真理本身的一种热爱和追求。 人都有这样一种自发的冲动，孩子从小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只要你不把它压抑下去，那么它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精神，这就是科学精神。 我们古代有科学技术但是没有科学精神。“五四”以来，我们对西方的“赛先生”加以引进，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是从有用和无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科学与玄学之战，它的主题就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或者说，科学是否万能？那么反对科学派的玄学派就讲，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不是万能，我就把它抛弃了，或者就把它贬低了，但前提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万能的东西。玄学是万能的，科学不是万能的。玄学派方面是这样理解的。那么科学派方面呢？ 相反，科学派就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的那些问题，也要拿到科学本身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它们是可以解决的。 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丁文江和胡适等人呢，就认为可以，而且必须把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都纳入到科学的范围内进行考察，不能够允许“玄学鬼”在这里立足。 他们把玄学派称之为“玄学鬼”，说他们是一种迷信，一种非科学的东西。那么前提就是说科学是万能的。 既然说是“万能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一种工具。由于科学是一种万能的工具，所以科学派必须坚持它；而由于科学不足以成为一种万能的工具，所以玄学派要贬低它。 他们的前提是共同的，都是要寻找一种工具。那么，双方的这种理解，都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继承，就是对客观知识的一种理解。 玄学派继承了中国历来对客观知识的一种蔑视态度。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说得很明白吗？“闻见之知”那只是小知，大知就是“诚明所知”。 “诚明所知”呢就是道德，道德知识那是最高的，诚则灵。至于“闻见小知”，“耳目之知”，或者是对自然科学的那种知识，那是不值得追求的，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道德问题。 所以，玄学派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这一方面，把科学看作一种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当然它是有用的，但仅仅是操作层面上的一些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面当然是个贬义词了。 你搞得很巧，如此而已。但是西方近代由于显示了这种“奇技淫巧”的威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它。 所以科学派就抓住这个东西了，就认为它是万能的，它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一场论战，我们通常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胡适，丁文江这些人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不是因为在理论上占了上风，理论上并没有占上风，而是当时时代的迫切的需要，是科学的工具作用压倒了对生命的个人的沉思，压倒了玄学。 玄学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当然要用科学，当然就要把一切都纳入科学的范畴里面，一切问题都放在这里面来加以解决。 正是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需要才使得科学派得到了胜利，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澄清问题啊，甚至没有跟玄学派划分界限。 你科学派和玄学派划分界限了吗？实际上你不是科学派，你只是技术派，当时的科学派实际上是技术派，如何让这种技术能更高一点，不是那种具体物质层面上的技术，而是“救国”、“保种”的高等技术。但是科学精神你继承了多少呢？可以说没有。 科学精神完全是出于对真理本身的兴趣，为真理而真理，出于一种对知识的惊异感，一种自由的探索的精神。这一点在科学派里面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西方科学在传到中国来的最初阶段，实际上处在一种“夹生状态”。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的科学很厉害，但是西方的科学精神我们并没有理解到，我们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西方的科学问题，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夹生状态”。 中国人对科学的这种解释，始终没有脱出实用主义的窠臼。我们上次专门谈到实用主义的理解，已经讲到这一点了。 科学有用，所以有用的就是科学。我们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很容易滑向实用主义的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凡是实践检验是成功了的，那就是科学的。 这种理解跟传统的迷信有什么区别呢？迷信也是因为它有用、它“灵”，才有人迷信它，并不是无条件地迷信。 我求神拜佛，有效的我才去求，没有效的我就不拜了。我换一个，我到另外一个庙里去。如果有效了，实践检验是真理了，那肯定有效，下次我还到那里去。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看在什么语境下说。 如果你还是处于传统实用主义的语境的话，那跟迷信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马列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因为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导致了成功。 至于这一科学它的真理体系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有好奇心。 讲了这么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谁有好奇心为了看他的原本去学点德文，把他的原著拿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好奇心呢？有没有这么搞马克思主义的？好像没有，好像一个都没有。 你为了学马克思主义去学德文，你把原本拿来看一看，看看翻译错了没有，看看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解释错了没有，看马克思有没有一些话跟我们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讲的那些话相冲突？没有人有这种兴趣。所以它是完全实用主义的。 科学在今天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更加成为了一门技术。它是生产力啊，生产力是什么？生产力当然是一门技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 真正的科学精神已经丧失殆尽。我们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为什么没有创新精神？因为没有兴趣嘛。什么叫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 你不好奇怎么能创新呢？你一切都是别人已经说过了，我只要把它搬过来就是了，那怎么能创新呢？所以科学精神丧失以后，这样的科学就更加不适合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观的基础。 这就是对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偏离。这种偏离就导致了人生观的基础中，科学是一个空白。 所以就有非理性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儒家、新保守主义来填补这个空白。 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没有把科学精神放进来，那肯定就把别的精神放进来了，把非科学的精神放进来了。 注：本文选自邓晓芒著《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茅于轼 摘要：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今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朱光潜先生 朋友： 岁暮天寒，得暇便围炉嘘烟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两部书，觉得命名大可玩味。玩味之余，不觉发生一种反感。 所谓“走向十字街头”有两种解释。从前学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贵相尚，所以力求与世绝缘，冥心孤往。但是闭户读书的成就总难免空疏虚伪。近代哲学与文艺都逐渐趋向写实，于是大家都极力提倡与现实生活接触。世传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地下，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一种意义。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所主张的艺术民众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诞生号中所主张的特殊的一般化，爱迪生所谓把哲学从课室图书馆搬到茶寮客座，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另一意义。 这两种意义都含有极大的真理。可是在这“德漠克拉西”呼声极高的时代，大家总不免忘记关于十字街头的另一面真理。 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含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流为俗化（vulgarized） 。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为市场偶像，而真纯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损了。到了市场而不成为偶像，成偶像而不至于破落，都是很难的事。老庄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白云观以静坐骗铜子的道士。易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客。佛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祈财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秃头肥脑的蠢和尚。这都是世人所共见周知的。不必远说，且看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学落到时下一般打学者冒牌的人手里，弄得成何体统！ 寂居文艺之宫，固然会像不流通的清水，终久要变成污浊恶臭的。可是十字街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都处处引诱你汩没自我。臣门如市，臣心就决不能如水。名利声势虚伪刻薄肤浅欺侮等等字样，听起来多么刺耳朵，实际上谁能摆脱得净尽了，所以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我们青年——要时时戒备十字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 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权威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说（Tradition），一为时尚（Fashion）。儒家的礼教，五芝斋的馄饨，是传说；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张的。比方九十九个人守贞节，你一个人偏要不贞，你固然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个人都是娟妓，你一个人偏要守贞节，你也会成为社会公敌，被人唾弃的。因此，苏格拉底所以饮鸿，伽利略所以被教会加罪，罗曼罗兰、罗素所以在欧战期中被人谩骂。 本来风化习俗这件东西，孽虽造得不少，而为维持社会安宁计，却亦不能尽废。人与人相接触，问题就会发生。如果世界只有我，法律固为虚文，而道德也便无意义。人类须有法律道德维持，固足证其顽劣；然而人类既顽劣，道德法律也就不能勾销。所以老庄上德不德绝圣弃智的主张，理想虽高，而究不适于顽劣的人类社会。 习俗对于维持社会安宁，自有相当价值，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可是以维持安宁为社会唯一目的，则未免大错特错。习俗是守旧的，而社会则须时时翻新，才能增长滋大，所以习俗有时时打破的必要。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所以维持固有的风化，用不着你费力。你让它去，世间自有一般庸人懒人去担心。可是要打破一种习俗，却不是一件易事。物理学上仿佛有一条定律说，凡物既静，不加力不动。而所加的力必比静物的惰力大，才能使它动。打破习俗，你须以一二人之力，抵抗千万人之惰力，所以非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不可。因此，习俗的背叛者比习俗的顺从者较为难能可贵，从历史看社会进化，都是靠着几个站在十字街头而能向十字街头宣战的人。这般人的报酬往往不是十字架，就是断头台。可是世间只有他们才是不朽，倘若世界没有他们这些殉道者，人类早已为乌烟瘴气闷死了。 一种社会所最可怕的不是民众肤浅顽劣，因为民众通常都是肤浅顽劣的。它所最可怕的是没有在肤浅卑劣的环境中而能不肤浅不卑劣的人。比方英国民众就是很沉滞顽劣的，然而在这种沉滞顽劣的社会中，偶尔跳出一二个性坚强的人，如雪莱、卡莱尔、罗素等，其特立独行的胆与识，却非其他民族所可多得。这是英国人力量所在的地方。路易•狄更生尝批评日本，说她是一个没有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希腊，所以不能造伟大的境界。据生物学家说，物竞天择的结果不能产生新种，须经突变（sports）。所谓突变，是指不像同种的新裔。社会也是如此，它能否生长滋大，就看它有无突变式的分子；换句话说，就看十字街头的矮人群中有没有几个大汉。 说到这点，我不能不替我们中国人汗颜了。处人胯下的印度还有一位泰戈尔和一位甘地，而中国满街只是一些打冒牌的学者和打冒牌的社会运动家。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在这个当儿，站在十字街头的我们青年怎能免仿徨失措？朋友，昔人临歧而哭，假如你看清你面前的险径，你会心寒胆裂哟！围着你的全是肤浅顽劣虚伪酷毒，你只有两种应付方法：你只有和它冲突，要不然，就和它妥洽。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无论走哪一条路，结果都是悲剧。 但是，朋友，你我正不必因此颓丧！假如我们的力量够，冲突结果，也许是战胜。让我们相信世界达真理之路只有自由思想，让我们时时记着十字街头肤浅虚伪的传说和时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碍，让我们本着少年的勇气把一切市场偶像打得粉碎！ 最后，打破偶像，也并非卤莽叫嚣所可了事。卤莽叫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是肤浅卑劣的表征。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朋友，让我们一齐努力罢！ 你的朋友 孟实 注：本文摘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

文：理查德-费曼 理查德-费曼，美國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电动力学创始人之一，纳米技术之父 这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演讲， 深入浅出、客观理性又激动人心。 这篇文稿翻译于弗罗伦萨，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 近二十年前，我和妻子徐杨充满享受地翻译费曼的书，而书的最后一篇就是这篇讲演词。 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提电脑， 两年中我们的背包里一直随身带着费曼的书和笔记本， 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 在我结束了一个在德国海德堡的合作之后， 游历意大利到了弗罗伦萨（又名“翡冷翠”， 好美的名字）， 这个文艺复兴的文化和历史集萃之地。 在弗罗伦萨城隔河的小山上， 米开朗基罗的第三个《大卫》带着世纪的勇气，静静地俯瞰全城。 雕塑脚下有个咖啡馆，于是我坐下来歇脚， 随手拿出费曼的书，打算翻译一些再继续旅游。可是当我写下几段之后， 就完全无法停止，费曼几乎就在我的面前。 整个下午， 我一气呵成翻出了整个篇章。 在结尾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金色夕阳下的弗罗伦萨突然间全城暮钟如潮。夕阳、弗罗伦萨、《大卫》、费曼，大概世间不会有太多更让人激动，有几近宗教神圣感的瞬间了。 二十年后重读费曼， 依然掷地有声。 与诸君共享。 ——译者李沉简 理查德·费曼：科学的价值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爱。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