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飞
1898年,正值维新“戊戌变法”之际,一所学校诞生了。它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两天前,这所学校刚刚过完她的120周岁生日。
戊戌变法来自一些人对国家未来命运的焦虑,康有为对光绪说,变法迫在眉睫,再不改,不仅国家有危,皇帝怕也做不成了。
今年3月14日,物理学家霍金离我们而去。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霍金去世的日子,正是爱因斯坦诞辰139年。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比北大的生日早了20年。1905年,彼时的北京大学刚过入学年纪,而26岁的爱因斯坦就已做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正确解释,为其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毫无疑问的天才,就算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大概也听说过去年发现的引力波,而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就做出了预言。
然而,爱因斯坦的晚年,是在焦虑中度过的。物理学像所有科学一样,进步来自于每一代物理学家对前辈的质疑。牛顿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质疑,爱因斯坦则对牛顿产生了质疑。
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也在晚年遭到了质疑。他不喜欢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并用 “上帝不会掷骰子”反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他的对手、可能对大众来说不那么出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说: “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
作为爱因斯坦的对手,其实玻尔同样焦虑,爱因斯坦的江湖地位如此显赫,他的怀疑会影响量子物理最新思想的普及。
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相互质疑一直延续到了彼此生命的最后一刻。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在爱因斯坦的有生之年,玻尔没能说服爱因斯坦同意自己的观点。7年后,77岁的玻尔也过世了。就在过世的前一天晚上,玻尔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爱因斯坦1930年设想的光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回顾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质疑。
但是玻尔和爱因斯坦的焦虑和相互质疑,并未影响两个人的友谊,更没有影响物理学迈向未来的进步。反而是爱因斯坦的质疑,让玻尔和后来的物理学家坚定了对量子物理的信心,并进一步完善了量子物理的相关理论。
焦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学界,也体现在企业界。
全球知名芯片公司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是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太准确,英文的原文是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后来人们把这句话翻译为“惶(恐)者生存”。因为 Paranoid 在医学术语中有妄想狂的意思,有这个毛病的人,时常有一种“总有奸臣想害朕”的焦虑感,总觉得“地球很危险”。
一个人时常有焦虑感不见得美妙,但是对机构而言,特别是英特尔所在的技术领域而言,确实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但凡有一点“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想法,就会被市场洪流所淹没。
所以很多硅谷公司的大佬都有这种体现焦虑感的名言。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有一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你做个吃货,而是说人应该不停地挑战自我极限。在Mrjamie网站上,有一段总结,说乔布斯像一头凶猛的怪兽,永远不会满足,Mac、iPod、iPhone、iPad 一招接一招,如果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大概永远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英特尔多年来的CP公司,微软创始人盖茨也曾经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中国成功的技术公司领军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华为代表官方的企业传名字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甚至还说过“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
但是这些企业家的焦虑感,如同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焦虑感一样,并没有影响科学家和企业家们创造价值,也没能阻碍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更没有影响他们走向未来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反而能让科学家们更谨慎地论证思考,推动科学思想不断进步;让这些企业家们居安思危,带企业走向伟大。
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胸怀鸿鹄之志的莘莘学子、科学家和企业家,更要多一些焦虑感和质疑,才能够更稳健、更坚定地迎接未来、迈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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