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 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郭于华，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倾听底层》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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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一、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二、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四、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生活和记忆

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需要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

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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