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 圣愚文化——俄罗斯文化的真正底色与民族性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  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     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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