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 日本文明何以能发展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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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文明转型的基本判断

1996年左右，国内一本知名杂志刊登了日本一位著名汉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小日本与大中华”，他分析这两个很有趣的概念。日本并没有抱怨中国人怎么一直叫他们“小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地位还没有达到世界前三位的时候，跟日本还有相当差距，日本当时是绝对的GDP世界第二，但是有的中国人依然叫他们“小日本”。许多人一直有点瞧不起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对于日本，我有两个大的判断。

第一个，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是他们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成功经验。自上世纪现代化理论流行以来，其实现代化理论的区域性反映就只在竞争一个命题——在原生的欧洲和次生的北美之后，全世界究竟哪个区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第三区域？在一次讨论会上，我没有举日本，因为我认为它不能代表一个区域，我举了南美和东亚。但实际上，如果将日本看为一个区域，那么可以说在第三区域毫无疑问只有日本完成了现代化。在此外的地区，南美在现代化转型中夭折了，亚洲四小龙在某种意义上也夭折了，亚洲四小虎也夭折了。在这点上，日本可以说是现代文明对接传统文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最堪为中国典范的国家。当然，成功之外，它也有它的教训。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个大的判断是，日本人在现代文明的自身建构上发展非常迅速。且不说其农业向工业的转化，我去日本参观丰田博物馆后非常感叹，因为它的第一个展馆，跟我们的江南一带（指唐宋以后的江南）一样，有非常发达的手工纺织机作坊，那里陈列着一大排一大排各种纺织机，经线、纬线交织的那种手工织布机械……但参观到最后会发现，丰田拥有非常自动化的生产线，比如汽车可以在现场压模具，参观者按一个按钮，钢板一进去，不久就出来一个成形的汽车外壳。当然我们类似的博物馆也有很多，但基本上参观者不能手工操作。可以说，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时，感受是非常震撼的——中日原来同样都是农业国家，同样转型时间不长，为什么日本发展的那么好？

除以上两点外，我还要特别说一下日本在科学文明上的发展，日本现在雄居世界科技文明的前列。2001年日本人提出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在其时基本上遭到我们嘲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十几年过去后，日本现在已经拿到了18个诺贝尔奖。因此，同样是东方的诗化文明，但日本已经转化为有精确知识的科学文明。

对日本文明的两点误读

就民族情感而言，一方面，日本跟我们世代友好；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原因（日俄战争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加之日本的直接侵华战争），我们对日本非常地愤慨，我们确实有理由对日本表示反感。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日本文明何以能够如此成功？

我对日本文明完全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关注日本的政治思想史，仅就此而言，我觉得对日本文明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的误解是必须要纠正的。

第一，我们老说日本文明因为根基不深，是学习型文明，因此转型转得快。而中国是宗族型文明，渊源深厚，因此我们文明转变得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一个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通过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将之变成自身的主体文明，做得到学习、甄别、接收、创造和新生，那么就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随时能够改变的学习型文明。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再生和创造能力的精深文明。

第二，我们在总结日本的现代文明转轨时，常常又太看重它的军国主义面相，以为日本完全是靠军国主义来振兴国家的，是军国主义让日本在迅速而短暂的华丽转身中，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化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不可能这么简单草率地就能从一个文明转向另一个文明，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军国主义走向现代文明。

在传统日本成长的晚期，军国主义确实占据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所谓的昭和时代前期（在这个时期，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成长很快）。按照丸山真男这样一批二战后被视为中右（严格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是非常亲和的）的日本思想家的总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在自身成长中遇到困难后产生的一个副产品。

在现代文明转型中，军国主义有两个非常复杂的面相：

一方面，军国主义带有强烈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修饰，日本人认为它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代表着亚洲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日本人对日俄战争的自豪之处，就是这代表了被压迫的亚洲国家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主义。由于中国长期批判日本的侵略，所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话语面相搞忘了。可以说，日本人历来是把自己放在被压迫的位置，而来张扬它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另一方面才是国家要现代发展，国家要追求强盛，要通过军事和战争手段让国家真正雄居世界前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日本的崛起只放在军国主义平台上来理解就有欠准确。中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很容易就把日本仅仅放在军国主义的平台上审视，以我们对日本的怨恨记忆来理解日本。

日本文明何以发展至此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看日本，我觉得在现代文明的转向上，日本起码有三个重要的经验。

第一，强迫打开国家大门的外来势力并不见得是要完全排拒和仇恨的对象。对日本来说，1853年也是悲痛记忆之年。佩里将军威胁日本人说，像他这样率领的舰队在美国本土多得很，甚至说有万千艘军舰可以来“伺候”你们。这把日本人吓坏了，认为美国几艘军舰就可以那么强大地轰开日本国门，因此如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中国一样，也被迫同美国签订条约，开埠通商等。但在今天的横滨市，日本竟然有专门的纪念馆纪念佩里将军的黑船来航，感谢侵略者打开了国门。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感谢是因为侵略者客观上打开了国门，而不是感谢侵略者的侵略行为本身。

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对现代文明具有区分能力：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美国人的行为确实损坏了自身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悟到，如果不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日本的国运可能从此逆转。佩里来航对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894年跻身全球第二波（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是原创的英国，第二波是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和北美的美国）三个现代化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产生了强大动力。

第二，作为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日本有筛选和学习外来文明的再生能力。在古典时期，就一般的理论文明或者说精神文明来讲，日本人的确是引介了我们的儒学。所以日本的古典学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其发展水平也非常高。就今天而言，甚至包括整个宋明理学乃至于中国思想史，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从低端上说绝不比我们低，从高端上说，其精英跟我们最高水平的研究也是绝对可以媲美的。

今天作为现代化第三区域中最像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它虽身处于亚洲远东地区，但属于西方七国发达集团。然而若去日本看看就会发现，其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传统的各种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仪式令人感佩。最关键的是，日本不仅以主体精神来学习华夏文明，而且在佩里将军黑船来航前后，日本就已经开始一个脱亚入欧的过程。发达的兰学，加上开放国门通商，使得现代文明全方位地进入到日本文化中。如果我们敢说“中国没有历史”这种福泽谕吉式的话，那要被骂死的。但日本在脱亚入欧时，福泽谕吉就说“日本没有历史”。而福泽谕吉恰恰是日本人推崇的启蒙之父。所以说日本人能够痛下决心，作为主体民族来学习西方文明。即使放在西方范畴内，日本今天的文明发达程度也是最高的之一，我们不敢说它一定能超过德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说它超过法国、意大利是没有问题的。

日钞上的福泽谕吉

第三，日本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在我们的文明解读里，常常以为传统文明一转型就会死亡，而现代文明才能新生，这是五四运动中一批学者得出的过激结论。但日本人在迅速华丽转身、跻身西方文明最前沿时，并没有放弃传统，并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历史”，也没有因为要脱亚入欧，就把自己的传统文明放弃了。相反，作为现代文明，它的东方特色强有力地推动1890年代的第一次崛起，同时也是197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得以再次崛起的动力。

傅高义在《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中，就特别强调日本文明中的东方因素。比较管理的专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典型原因就是它的东方精神——第一，终生雇佣，这只在东方国家才可能发生；第二是节俭精神，日本把它化为工业设计的精神，那就是极限设计。就安全性能和产品精细度而言，日本的水平最高，但其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把东西文明融汇得非常好。从东方视角看，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儒家精神，当然也有武士道精神及各种日本传统的东西。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日本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向”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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