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 | 中国文化有前途吗？

田晓菲，学者，现居美国波士顿。主要著作有《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等。

我对那些凡是期待一个“是”或“否”答案的大问题感到一种本能的警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有人邀请我参加“中国文化有前途吗”的讨论时，我决定接受，因为我希望有机会对这个问题本身提出反问：“哪一个中国文化？”

  

但首先且让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设想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个未来，而我们将站在那个未来，对过去进行回顾。让我们想像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里，中国和海外世界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影响重大的接触。在那个年代里，大量外文文本被翻译成汉语，被社会各个阶层吸收消化。很多东西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丧失了，但是这阻挡不住人们的不断尝试和努力、不断被他们阅读的外文资料所深深地改变。在那个年代里，外语词汇进入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外国人来到中国，住在中国人当中，经商贸易，学习汉语，或者教授学生。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旅行到海外，或是进修学业，或是长期居留。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汉文化受到太多的外国影响感到强烈的焦虑，但也有很多人热情地欢迎外来影响，极力呼吁思想的解放与宽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而永久的改变。

我所指的，当然是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但是我说这些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说天底下再没有什么崭新的现象，一切都是对历史的重复；因为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是想说，也许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有前途吗”——之前，应该首先问一问：“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文化”，甚至也不存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如果某种价值在刚刚引介到中国来的时候被视为“外国”的、非本土的，那么，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用来描述“中国文化”的标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混合体，充满了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有些矛盾是不可解决、不可调和的。

近年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是所谓的“国学热”。简单地说，国学指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过去进行的研究。国家对此十分支持，因为可以培养民族主义精神，有利于统一团结。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学网站。不久前，国学网开列了“2007年十大国学风云人物”。这十个人当中，既有年逾九十的著名学者，也有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作者。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之所以成为2007年的十大国学人物，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日志，向星巴克总裁抗议在故宫里开设星巴克咖啡屋。这篇日志据说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网友支持。此后不久，星巴克离开了故宫。

对这一文化事件，原本可以作出多种诠释，但是，一旦置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它就只可能有一种解读，也就是对文化纯洁性一心一意的追求。换句话说，它代表了把任何不纯的外来因素全都排除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圣地之外的欲望。这给了“紫禁城”一种全新的意义：以前，“禁”针对阶级而言；现在，“禁”则针对种族和文化。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座紫禁城是被满清皇族所占据的，当满族人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们被看成野蛮的夷狄，深受汉人仇视；而在整个清朝，满族统治者也一直在满、汉之间实行种族隔离和区别对待。

时至今日，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新的隔离：内与外的隔离。这里的问题是：在今天被视为“内”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物，而一直都是驳杂的混合体。如果“内”早已受到了“外”的“污染”，就实在很难严格地维持内、外之别。我的一位四川朋友，在听说辣椒是美洲的进口物之后曾怏怏不快，因为这说明川菜并非“自古”就是以辣为特色的，而且川菜之辣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实际上，在早期中古时代，川菜不但不辣，而且以甜为主。魏文帝曹丕曾转述一位太守的话：“蜀猪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饴蜜，以助味也。” 这个故事是一个寓言，它显示了饮食、货物、口味以及历史本身的流动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种种复杂因素。

“国学热”还倾向于把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等同起来。然而，把中国文化视为纯粹单一的儒家文化，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极大误解，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化。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诚然被政府当成控制人民的主要工具，但佛教和道教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历史时期，直至今日，儒家思想都在一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因此，儒家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形成物，不是从孔子时代就固定不变地一直传到今天的。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是研究这些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儒家观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被一次次重新建构的过程；我们的职责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吸取什么观念或者摈弃什么观念。这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士大夫”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教化“老百姓”的封建时代，而是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进行人生选择的时代，大众不再作为“愚氓”需要“士人”的教诲和引导；二来是因为宣传儒家价值观点的态度，严格来说是传教士的态度，不是学者的态度。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告诉大众的是：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从来都不是社会现实。

因此，如果儒家传统极力强调孝顺父母，那正是因为在中国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存在著很多矛盾不和；如果儒家传统强调忠君，那正是因为很多其他形式的忠诚，比如对家族或者个人家庭的忠诚，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原本是楚国臣民的伍子胥，为了发泄家庭仇恨，挖开楚平王的坟墓，尽情鞭打楚平王的尸体，难道这可以算是符合儒家精神的行为吗？然而伍子胥在死后却被尊为神明，江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伍子胥庙，人们对他世世代代烧香膜拜。如果把传统中国社会视为儒家社会，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还看到哪吒，原本出自印度神话，在中国社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开始是因为一部题为《封神演义》的小说，在现代则是因为一部已经成为经典的动画片以及近年拍摄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被视为文化英雄的哪吒，是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杀死自己父亲的小孩子，然而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大众文化中深受欢迎的人物；2007年，上海大众汽车製造公司甚至把一种新车型命名为“哪吒”。儒家思想又该如何容纳哪吒这样的人物、如何诠释这种“哪吒现象”呢？很简单：儒家文化容纳不了哪吒；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为“哪吒现象”寻求解答。

就这样，当我们仔细检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正因如此，短期记忆十分方便，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更是如此。政体对任何微妙而复杂的知性问题都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人民，如何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短期记忆或许也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天然具有的一种遗传基因，因为它保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上，不去多想几百年之前，更不用说几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怀人类的生存，在全球气候转暖、空气污染、爱滋病和金融危机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另外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生存，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像动物或植物那样生存；我们还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历史和人文教育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大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我们在大学里当然要为了未来的职业进行准备和接受训练，学习必要的专业技艺；但是大学也是我们开始了解自己、反思自己，也了解和反思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的地方。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然相信他们有责任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生活和如何思想。他们总想弄清楚：哪一部分传统文化应该被保存，哪一部分应该被抛弃。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时代是网际网路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我们不能替别人决定他们应该拥有哪些价值观念，不仅因为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更因为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的。我们作为学者所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展示这些价值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提醒人们记得历史。

如果我们多留心，我们到处都会看到历史的痕迹，这个历史不是作为以“国学”为标签的化石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现代社会活生生的纤维，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让我们再回到星巴克咖啡屋。几年前，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星巴克里，我看到一首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的诗。这首诗是星巴克的一位顾客写来歌咏和赞美咖啡的，诗的形式是七言绝句。除了形式的古典之外，这首诗还属于中国在六朝时代发展起来的“咏物诗”。而在墙上题诗，无论是直接题在墙上，还是题在所谓的诗板上，更是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在星巴克咖啡屋的墙上看到一首旧体诗，这几乎恰恰是把星巴克逐出故宫的反面。一种手势拒绝和排斥任何“不纯”的因素；另一种手势则欢迎甚至欢庆“不纯”的因素。到底哪一种手势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在我眼里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

咖啡源起于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接壤之处。它从衣索比亚传到叶门，又从叶门传到阿拉比亚，再传到欧洲、美洲，最后传到中国。就像辣椒一样，咖啡是进口物。货物在流动，人也在流动；疆界被突破，文化变得混杂。在中国的中古时代，人们经常旅行，不仅在本土，也在海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旅行：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走了相当漫长的路才来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旅行者和游客有一种根本的不同：游客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旅行者走得很慢，徘徊观望，渐渐吸收他或她所经过的地方、所认识的人民。旅行者被旅行所改变，同时，也欢迎和接受这些变化。

本文首发《天涯》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