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 | 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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