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也须秉承普世价值 文：秦晓 编者注：本文是秦晓2010年07月19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时的演讲，题为《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时隔五年，仍饶有新意，耐人深思。 秦晓，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1983年于中国矿业大学获经济管理硕士，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自1976年先后在煤炭部、石油部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1年至2010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秦力生，曾任西康省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以下是演讲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李承鹏：两件兵器 有一天手欠，不小心按到了CCTV4，看奥巴马正在就物价、医保、就业等一揽子计划跟国会背书，慷慨陈词之际，一个议员大咧咧站起来打断：你在撒谎……那一刻，奥巴马像个没交作业被老师抽到的差生，喃喃地不知该说什么。那议员一通喊叫之后也不给面子，坐回椅子自顾玩手机，会还没结束，拎包走人。 我又切到CCTV1,—位中国官员义正词严地说，不要简单对比不同背景下的价格差异，充分的数据表明，中国油价并不算高，新的价格机制正在形成。下面听者频频点头，主持人适时回到演播室宣布民意调查，86%的群众对新的价格机制表示理解。 你看，前一个总统是多么的傻逼，后一个官员是多么的牛逼。可别人因为总有傻逼兮兮的总统才显得牛逼，我们因为总有太多牛逼官员，就显得傻逼。 不要说“新的价格机制”这样的文言文好么？其实就是涨价。其实我对涨价没意见，我只对涨的风格有些意见。总是放出一坨又一坨的专家跑大街上宣布“近期内不会涨价”，三天后就涨了。以后《现代汉语词典》该修改关于“近期”的词条：三天内曰近期，第四天是中期，第七天才敢叫远期……涨就涨，别偷偷摸摸的，如果总是零时零分零秒一起动手，那不叫涨价，叫起义。 中国人的智商一直在跟价格赛跑。气价涨了，小学常识课“地大物博，天然气储量世界前列”被颠覆了。电价涨了，报纸上“三峡大顼建成后电多得用都用不完”也翻篇了。菜价涨了，实地去菜篮子基地一看，奶奶个腿儿的，早变房地产施工现场了。水价、米价、药价……所以称我们的祖国为贵国是有道理的。贵国的逻辑一向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减产，全球变暖导致枯水，雪灾冰冻让地下输气管迸裂，所以必须涨价。我看不下去了，总把老天爷当被告，还想他老人家罩着你？ 问：为什么喜欢涨价？答：因为缺钱了。 问：为什么收那么多税还缺钱？答：开始只是安些天价吊灯，后来要送子女留学移民，再后来还得在床下藏它个十亿八亿，再再后来发现，为了国内国外之稳定，不造航母看来是不行了……总之这里跟其他国想法并不相同，其他国为了稳定就尽量不涨价，这里为了涨价，必须想法稳定。 又问：不是要以人为本吗？ 答：在中国，以人为本=本人以为=以人为笨=笨人以为。 最后问：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答：呆货，你得学会断句，其实那是——喂，人民，服务。 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不少群众欢呼国家拨出四万亿救市，专家也跑出来论证“体现集中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其实四万亿是这样的：印钞厂开足机器印了四百亿张老人头，先流进了央企甲，央企甲炒高房价后钱就流进了央企乙，央企乙说房价高导致炼油成本高，涨了油价再转到央企丙，央企丙说油价高导致物流成本高，就涨了票价，央企丁说票价这么高，显然得涨一涨钢价……依次催动了蔬菜价、药品价、学费价，最后一定又反推到房价。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涨价。 谁才是贵国最大的公司，很明白了。在贵国，你肯定不是股东，顶多一套牢的散户。在贵国，建国前斗的是地主，建国后斗的是业主。还真别把自己当业主，最多只是一枚牌子叫业主的肉版生产工具。这里让你天天忙着还房贷、交择校费、吃天价药，攒墓地费……就没心思去想更多了。偶尔犯贱，想了想公平、权利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连丈母娘都要冷冷盯着你：一居室还生什么小孩？该换套大点的屋子了。此时你羞愧难当，暗想断子绝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搞公平和民主。就此放下杂念，决心战死在职场。 这篇文章整理到一半时，我妈让我陪她去石经寺烧香。一路前行，到了茶店收费站时，发现过去只收十元的高速费，涨到十五元了。问收费员还贷都这么多年了，应该越收越少吧？收费站的同志奇怪地看着我，活像看到一个没吃药偷跑出来的精神病。这时后面的车就使劲按喇叭，依稀还听到叫骂：龟儿子快点，这是高速路。 我妈在一旁冷静地说，高速费不涨，对不起高速这个词。 是的，在贵国，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到罗马，条条大路一定通向收费站。 回家的路上，有个专家在收音机里滔滔不绝阐述一个很有新意的逻辑：表面上油价又涨了，其实这是在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只有中国石油企业不亏本，才有实力跟国际石油巨头角力，也才能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利益，所以本次涨价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抑制道路拥堵。说到拥堵这名专家更兴奋了，举出新加坡收取拥堵费已达六十年之久，我国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尝试跟国际接轨。有个听众在热线中马上举出拥挤的东京、伦敦和纽约并没有收拥堵费。专家沉吟片刻后严肃地说：“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一方面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国特色……”专家真是善解人意，犹如护翼，细心呵护，随便打滚，绝不侧漏。 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当官并不需要技术含量，因为有两件兵器：一件叫中国特色，另一件叫和国际接轨。每当不想和别人一样时，就举起“中国特色”，每当不想和人民一样时，就举起“国际接轨”。 仅此两件，就类似韦小宝当年的削铁匕首和护体宝甲，屡试不爽。

学会感恩， 懂得感恩 文：天马（蒙特利尔） 日前一位新移民朋友拉我加入一个微信圈，是为魁北克一项缩减私立小学经费而发起的抗议签字活动。最后此案以40000人签字而通过抗议。通过后，在圈里一个朋友出来发了一个短信：“私立小学已经比公立小学师资设备好不知多少了，送孩子去私立小学的都是有钱人，这些人却忽悠大家，包括很多上不了私立学校的家庭为他们去签字， 中国人圈子里很多人想也没有想，都被他们忽悠着去签了字。让政府去资助条件好的私立小学，把有限的资源再一次投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身上， 我很遗憾，当时没有阻止很多人去投这个票！”。看了此短信，有感而发，我也发了一个短信：“魁北克的私立小学，和外省，美国比起来，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因为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在资助。很多地方的私立学校是没有半点资助的。如果这项抗议是抗议政府缩减公立小学的经费，我会签字， 但是是私立小学，我没有签。”有人问：“为什么？”我回答：“每一个孩子， 无论是穷孩子还是富孩子，在教育上，应该尽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和条件，因为人是不能选择出身的。” 很快，圈子里就有两派人各自争论。一派说那些送孩子上私校又喊着抗议魁省缩减私校开支的富人是为富不仁，贪婪， 不愿为这个社会多作一点贡献，有钱了还要和穷人争这点资源。另一派人也开始扣帽子：你这么仇富啊，你红眼病。 总之，很快这讨论快要升级到恶斗。 我觉得很遗憾，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性地，客观地谈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彼此一上来就扣帽子，打棍子？当我说明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很吃惊反对的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仇富”心态，而不是从善意的思考出发：我这么说是觉得政府有限的资源应该投到师资，设备条件更差的公立小学！ 愕然，非常愕然！更愕然中国很多移民一上来就打棍子，扣帽子的口吻。因为一点小小的观点不同，立马变成势不两立！ 从这件事让我联想了更多的事，我又发了一条短信：“中国曾经很穷，曾经很被人看不起。但是今天的很多中国新移民老移民，相比这里一般的加拿大人，并不算穷了。但是很多人一碰到事就觉得别人欺负自己，觉得自己吃大亏。把自己想象成受气的小媳妇， 分分必争。人，是变成富人了，但是思维和心态，还保留在有些穷人所特有的敏感，狭隘， 自私，封闭的状态。保留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处处受人欺到处要抗争的‘挣扎’思维里，和等遗憾！这就是网上常说的中国崛起后中国人是大国公民小国心态。” 当一个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因为你被批准移民了，你就有权享受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切福利。但是每一个移民有没有扪心自问过：我为这个国家贡献过什么？加拿大无条件地给了新移民和原驻地居民一样的待遇，因为基于人人平等的概念。但是这个国家的财富是加拿大人几代人的努力创造的，不是你一个新来乍到的移民！ 加拿大人满可以这么说：凭什么你们刚来就可以享受这一切福利？这是我们祖辈奋斗几代人的财富，这公平吗？ 人要学会感恩，感谢别人给予你的。而不是以移民自居，不想到贡献，只斤斤计较算计着政府的每一分钱。 想起我曾经有一熟人，加拿大无私赞助他学完硕士课程，移民，工作。因为工资低，没做半年他就愤然骂出“ Fuck Canada"——海归了。我很愕然，你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做过半点贡献，加拿大给你助学金，给你移民，给你医疗保险，给你享受这个国家每一个公民可以享受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这里没有机会，可以回国，来去自由。加拿大没有要求你退还曾经用每一个加拿大人辛苦纳税的钱来无偿资助你的学费；来为你付的医疗保险；让你享受的社区活动费用。你享受的加拿大的一切：包括你开在脚下的高速公路；你头顶的一片没有雾霾的蓝天。但是至少请不要这么没有感恩心态地骂人。加拿大究竟欠了你什么？你扪心自问了吗？ 有些新移民，一到加拿大就在争着每一分的利益，自己的资产远远高于加拿大中产阶级了，但是他们分分必争， 宣称自己是一个受加拿大“歧视“的新移民，他们宣称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维权“。换位想一想吧，当加拿大人望着你们住在豪宅，看着你们争着领各种政府的补助还在宣称自己被人歧视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受到歧视？加拿大人满可以抗议：是他们在受到歧视！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财富，毫无保留地被刚到加拿大，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贡献的你分享了。你在领取他们辛苦纳税的钱却又住着比他们更高级的豪宅，过着比他们更奢侈的生活。还在骂着他们的仇富。他们难道没有理由抱怨这不公平，这个政府在歧视加拿大人吗？ 在中国长大的一代人，因为太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这个国家，政府欠了他什么，不管是哪个国家。那种状况。没有起码的感恩之心和分辨之心。所以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有一批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些人更不懂得理性地探讨问题，一上来就打棍子扣帽子想把不同意见的人立马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很多争论，连起码的逻辑都没有，你说的是公共资源应该更合理的分配，他马上给你扣上仇富，红眼病的帽子。非常坦率地说，在我决定投反对票的那一刻，我没有一点点的仇富心态。相反，我一直非常钦佩加拿大的富人们的意志力和勤奋。我更钦佩美国那些TOP亿万富翁主动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美国的遗产税那份豁达。更没有认为投赞成票的人都是邪恶的，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富人。无论对哪一方来说，理解和宽容比观点更为重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成熟，有感恩之心和分辨能力的公民！

越洋下蛋 ——Made in USA Vs Produced by China 文：任君抒（蒙特利尔） ‏ 当下举世皆知﹐连非洲落后小国的非裔人士亦言之﹕made in China﹐等于廉价货﹑劣产品的代名词﹑标签。 亦不时有外评对狂购外国货的国人﹕由地上打架到天空有之﹔为争购LV手袋至为争厕所入门大打出手有之﹔在高档精品名牌店门外﹐蹲着吃自备泡面有之﹔到日本争买其实是made in China 的厕所板和大米有之﹔诸等行为﹐讽之“钱多人傻”未为过矣。 中国特色﹕举国好斗。从政﹑经﹑军事……到民生﹐都好强在乎面子工程。但利字当头之时﹐更好与人争锋﹔且斯时就不必讲究面子。总之﹐在国际舞台上自视感觉良好的“崛起大国”，国﹑民却老是花大钱买不回尊严。 不过﹐中国人有才。不止在于製造彷冒﹑盗版产品﹐号称“山寨之国”﹔更在于只要有利可图﹐便精于钻营﹐最擅行走法律缝隙。 中国商家﹐在商言商讲手段。脑瓜转得快﹐钱多人也不傻﹕Made in China 转换为 Made in PRC﹐新标签贴出。如此偷龙转凤之举﹐对于并非学识渊博都懂得“PRC”=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的外国人﹐却也一时被蒙混成一“新”国度。好奇之下﹐这“PRC”确也曾销路一时。但﹐产品劣质不改﹐用家眼光雪亮。且﹐“PRC”毕竟并非“达芬奇密码”。最先“破译”的是东洋日本人。而一经破解便广泛流传﹐“密码”就变成常识。 中国孕妇﹐可是比中国商人更有才﹐智商高一档次。干脆来个“中国母鸡﹐隔洋下蛋”。——肚里之物﹐明明是 Produced by China ﹔却货真价实 Made in USA。以至带旺了北美的“月子中心”生意兴隆﹐一条龙服务应市而生。丰利可图﹐诱发非法经营蓬勃。 但是﹐无论是孕妇本身抑或月子中心东主﹐所作所为却愈来愈惹起主流社会的反感﹔即使是自己华裔同胞也不存好感。 近期看了报纸及世界新闻网不少文章﹐有关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查缉“月子中心”的实地报导﹐真是令人……﹐不知怎说才好了﹗ 加州华裔月子中心近年常成为主流媒体热炒话题。过去美联邦政府很少过问。可是﹐最近这次先卧底﹐再取缔﹔不再坐视违法行为肆意膨胀﹐表示了对维护法律秩序和尊严的正面意义。 本来﹐ 美国法定﹐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成为合法公民。那么﹐来美分娩﹐算在法律之内。而美国对本国公民的分娩﹑难产﹑低收入家庭等等的母婴福利照顾也十分优厚。这都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内社会制度优越和对外价值观的宽宏与包容。 但是﹐那些“中国母鸡”“生育旅游”﹐来美国蹲“月子中心”，且愈来愈肆无忌惮﹐大大地骚扰了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犯了众憎。在美国法律方面﹐业者眼见“越洋下蛋”已成中国风潮﹐大肆招徕生意。其中却不少涉嫌税务问题﹑造假﹑欺诈等违法行为。 “月子中心”的经营﹐无论合法与非法不少均有逃税﹑瞒税﹑教唆违法﹑假造各类文件﹑签証/医疗/福利欺诈……﹔由中国彼岸造假到美国此岸﹔真真假假一条龙服务。 有个别“中国母鸡”甚至在医院下完“蛋”领了証﹐未结清帐单﹐就逃回中国。有案以诈称贫穷低收入﹐一万八千多元费用只付低费4000多元后急急离去逃回中国。光是加州一医院就欠数1000万分娩费用。有人甚至抵美分娩后﹐竟然由不良中心引导﹐去申请政府的婴儿奶粉补助等福利。总之﹐良莠不齐之种种后果﹐得让美国纳税人去埋单。这些恶劣行径﹐不但钻了法律空子﹐还占了合法纳税人的便宜﹐当然让人难以接受。 还有中国大老板﹐因见老婆下完“越洋蛋”，行情熟络了﹐觉得有利可图﹐即时隔洋下海投资﹐买下30套公寓﹐请月嫂﹑司机﹑翻译……全为华人工作服务。对象是亲戚﹑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公司的高级干部﹐全是“自己人”﹐广告都不用做。大言不惭进行成行成市的“合法”“造蛋”生意。但这种图个人近利﹐而对美国及国民之远﹑近利益均为负值的生意﹐主流社会会欢迎吗﹖美国需要如此丑陋的投资来振兴经济﹖笑话。 “蛋业”兴起﹐“月子中心”之无良广告在中国大肆宣扬不实的在美国分娩好处的讯息。吸引中国来美出生的双非婴（父母均非美国人）数量逐年暴增。把人家国度的优秀法规和福利都滥用殆尽﹔甚至还贪婪地违法而行。这些华人中之败类﹐把罔顾法纪﹑唯利是图的丑陋中国人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难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社区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难怪政府﹑国民以及正义华裔都同步同声伐讨了。 最可恶的是一些中国孕妇把“洗脑”后遗症也带来﹕法治常识欠缺﹐“利”字观念根深蒂固，出言就流露出自身之素养不成气。 人家警察客客气气来执法。用“请”﹐还让请律师陪同去法庭。更暂不管有否违法行为﹐至今仍未起诉﹑遣返任何一位孕妇。可称颂执法文明有礼有序。却竟有中国孕妇、先生忿忿然说什么“中国人就是好欺负”﹑“中国人要团结起来”﹔“美国对我们很岐视”﹔“我们没占美国的福利”﹔“我们没拿白卡”云云。真是不识好歹﹗似乎不知晓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这才真叫“歪理十八条”。 那些“蛋”﹐明明是 produced by China﹐却硬是要 made in USA。贪的是什么已是路人皆知。 说着的是眼前话﹔图的是“双非蛋”日后的“后遗福泽”﹐甚至惠及两代人的福祉。这也正是“中国母鸡”们高瞻远瞩﹐目光长远之慧眼。 这只双非蛋﹐今日花费的仅是一张越洋机票而已。作为长线投资﹐俺付得起。以后的收益可不菲﹗免费教育﹑医疗﹑食品﹑健康﹑退休福利等。二十一岁成人后，“吾家有子/有女已长成﹐养在美国有共识”﹐可以申请他 / 她的“家庭团聚”（可依法申请外国籍父母的家庭依亲。） 这是“一步到位”，全家取得美籍或永久居留权的捷径。这个家庭从此赖定美国。那即是说﹐美国再要额外负担一大串老人福利。而他们从未对美国有交纳税收贡献。更重要的是﹐如此可为两代人投资了政治保险股。 还有﹐当下潮流新兴﹐那些中国富豪为了炫耀财富与地位﹐以越洋生个美国娃为风潮产物﹐作为富贵身份地位的象征。当然﹐早就把上面所述的长线投资收益计算在内了。有个国际接轨娃﹐比之当下的50万美元投资移民申请﹐得等候美国欲迎还拒的EB - 5签证排期﹐来得更轻松方便有效。心中的那把中国算盘打得咔咔响﹐另类‘大珠小珠落满盘’﹗ 当代的中国人﹐可谓个个都是精算系的高材生。对利益之精算﹐与“洗脑”成正比﹕越“洗” 脑里的知性容量越空﹔腾出空间来填充“利”字越满。只要投资得起﹐事必买长线股。 CNN财经网报导﹐到美国分娩的中国孕妇数量暴增。2008年4200 人﹔2012 增到1 万人﹔2014年（不确）4万人。 真不知美﹑加法律是怎么回事﹖ 现两国都有议员提议﹕取销“公民落地出生証”（即在美﹑加出生的婴儿即时拥有本国公民身份）。也许﹐此提议是适时了。 凭心而论﹐也很理解那些中国妈妈越洋分娩的苦心﹐她们在女人那么重要的时刻﹐却孤身上路去冒风险。 且不说长远利害﹐她们眼前最实在担心的莫过于是﹕大国崛起的祖国母亲﹐可以上太空、潜大海﹔有歼xx机 、有航母出世﹔可以仿制﹑山寨全世界的产品（非高科技）﹐可就是没有宝宝出生后的口粮﹐一罐可放心的奶粉﹗一如香港女法官在审理港深两地水客走货奶粉时愤然而言﹕“自己国家生产的﹐自己都不敢吃。国耻﹗” 其实﹐中国孕妇们应该更深层次地反省一下自身所为﹐到底可有违犯了它国的法纪﹔行为有否冒犯了当地公民权益﹖别动辄就把“歧视”挂在口边。犯了法﹐故然要治。但﹐犯了众憎﹐即使有理﹐也没人同情了。 “尊严”﹐是国人﹐即使是我们海外华人﹐都应补上的一门价值观基本课。若要他人尊重你﹐必要你先尊重他人。不要把在国内那股“人之初﹐性就恶”的陋习行使在文明的异邦社会。会羞的﹐尽管你不自觉。 嘿嘿﹐中国妈妈 、爸爸们﹐请别忙着站在异国发牢骚﹐回望你可爱的家乡﹐问一问自己﹕ 为什么不要在自家的窝下蛋﹖ Made in USA Vs Produced by China——到底是谁欺负你来着﹖ 是“中国人就是好欺负”﹐还是“中国人就是好负欺（福气）”﹖ “越洋下蛋”﹐以花旗国﹑枫叶国的护照 Vs 共和国旗帜下血染的危机﹐不是福气是什么﹖﹗

思想不是用钱可砸出来的 文：资中筠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10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 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 他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中国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将近20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此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同时日本经济正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2”之说。 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述，只引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崛起”。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20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 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 中国家长有一句常用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有不少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能否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加缪的“百年孤独” 文 / 薛忆沩（蒙特利尔） 1942年夏天，在巴黎濒临沦陷的前夕，法国最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法裔阿尔及利亚青年题为《局外人》的处女作。六个月之后，这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同一位作者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这两次互动的出版为二十世纪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凯旋门。因此，1913年11月7日变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伯特·加缪只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过四十六年。1960年1月4日，他乘坐小伽利玛驾驶的汽车返回巴黎。在距离巴黎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汽车突然偏离方向，猛烈地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上，车身裂成两半。警察在当场身亡的加缪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回巴黎的火车票，又在他的手提袋里发现了一份小说手稿（许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知道，那居然是一部以寻找个体生命的起点为激情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贴上“荒谬”的标签，正好回应遇难者专注的文学主题。 这荒谬的结局使这位到目前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谢世者。他创下的这谢世的世界纪录应该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打破的。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治用意。因为当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已经高达白热化的程度，将桂冠抛到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头上似乎有利于冲突的降温。结果却适得其反：加缪的获奖不仅没有讨好正在谋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也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左右两派同样强烈的不满和反感。这时候的加缪已经因为与萨特的著名论争在法国的知识界备受冷落，而使他左右都不能逢源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同情受压迫的阿拉伯人，但是却反对他们的武力抗争；他反对法国政府不人道的殖民政策，但是却坚决主张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的一部分。如此纠结的立场与加缪的出生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困法裔家庭，既带有很深的阿尔及利亚草根情结，又对宗主国或者说祖先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他的这种立场一年前就让他处于荒谬的境地：当时他专程去阿尔及利亚，想用他的文学盛名给冲突降温。结果，他一方面受到了法裔右翼分子的阻饶，同时又受到了阿拉伯左翼分子的监视。在一次集会上，他甚至听到了“处死加缪”的叫喊。这种经历成为了加缪的前车之鉴，所以在瑞典领奖的时候，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避口不谈。而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生们的质疑，他用母亲来抵挡。他说他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他不得不为她的安全着想。与《局外人》对母亲的生死极为冷漠的主人公相反，《局外人》的作者对母亲充满了世俗的温情。 萨特应该说是加缪的伯乐。《局外人》刚一出版，他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刚刚完成自己纪念碑似的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家为那部处女作写出了长达六千字的书评，将名不见经传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与卡夫卡和海明威相比。但是，这两个对异性都极为着迷的男人（据波伏娃的记载，他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不是哲学而是女人）最后终于因为不同的道德观而分道扬镳。我一直认为，与萨特的论争和破裂是孤独的加缪命中注定的结局。那论争和破裂将加缪变成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同样一直认为，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谢绝其实是萨特与加缪的正式绝交，是萨特对自己发现的千里马七年前的胜出的正式回应。早已经从“存在”变成“虚无”的加缪再一次遭受了代表着主流的哲学家的抛弃。 加缪是一个天生的孤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从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走出了世界。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半聋的文盲，终生都很少开口说话。加缪的童年就笼罩在死亡和沉默双重的阴影之中。而他充满人情味的立场又让他总是处于“政治上不正确”的境地，让他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孤儿。他的女儿称他完全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的《局外人》和《鼠疫》都以那里为场景，他的文字里经常透出他对那片土地的骄傲和热爱……但是，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还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卖他的书，他在那里的故居仍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没有被“打造”成文学圣地或者旅游景点。 荒谬的死亡并没有中断加缪的孤独。他的名声在六、七十年代继续滑落。他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继续被“继续革命”的滚滚红尘淹没。这就是为什么那部与他共同经历了最后的荒谬并且幸免于难的手稿要等待三十四年才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它在等待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都热情支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它在等待由几乎是清一色的法国留学生组成的红色高棉领导阶层的溃散，它在等待萨特一代左派的正寝，它在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九八九年，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终止……1994年，《第一个人》终于在法国出版，并且立刻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三十四年前那场荒谬车祸的遇难者复活了。天生的孤儿再一次成为了文学的宠儿。 年轻的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义正辞严地为唐璜辩护。他自己就是现代的唐璜。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女人的一生。他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的这种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又加深了他与生俱来的孤独。对女人的爱是加缪生活的艺术，也是他对荒谬的反抗。而加缪在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那么多女人的爱，这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无数热爱他的文学的局外人的幸运。 在1959年最后的那三天里，加缪分别给自己在巴黎的三位情人写下了同样激情的信，表达对她们同样强烈的思念。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下的不仅是情书，还是遗书。那些等待着他们下一次约会的女人在几天后的同一个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同一条噩耗。那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噩耗。她们共同的爱人将自己无法忍受的“百年孤独”完全抛给了她们。她们要在那“孤独”之中度过她们各自平凡的余生。

造假的“敢为天下先”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前年4月3日写过一篇《“中国式诈骗”令人发怵》，列举四十多种类型诈骗案例，五花八门，涉及的人员和范围甚广，提醒国人谨防上当受骗。造假，也是一种骗，有时被骗者损失更惨。中国从八十年代假货充斥市场，后来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一阵风过后“假劣”的东西又泛滥成灾，至今20多年愈演愈烈。 过去有说“除了人不是假的，都是假的。”现在连人都是假的，各地审查干部档案，发现造假很多，有人履历填的仅性别是真的。于是群众说：“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长，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填越假。”造假成了中国一项“专利”，几乎延伸各个领域，只说最近几件事，足以触目惊心。 金融造假——制造假币已有“辉煌”的历史，20年前，我曾接一个熟人的电话诉苦，她在一处小商摊位买东西，商贩找给一张面额50元的现钞，她随后到一家大商场购物，在收银台交款时这张50元现钞验出是假币，她好说歹说才退还，马上跑去找小商贩要求换成真币，那人死不承认使用假币，她想请我帮忙解决。我说这忙恐怕谁也帮不了，小贩转脸不认账，你又没有证据和旁证假币是出自他手……结果这位熟人气得直晕，也只有自认倒霉，那时50元还真当钱花。这种发生在身边的事，不过是一个假币缩影。 最近广东破获一起假币大案，从一个地下“印钞厂”查出两亿多元假币。山东三人合伙投入18万购买制造假币机器，将造出的16万假币出售时被抓获。所幸这些假币还未流入市场，更离奇是近日惊现的南京假银行，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案。这家“盟信经济专业合作社”于前年开业，伪造金融资质、特许经营证件，内部装修如同国有银行，大堂设LED显示屏、自动取票机和5个柜台，营业员统一服装，以高出银行几倍的利息引诱民众存款。假银行营业两年，吸金2亿多元，最终因嫌犯放贷投资失利，无法退还客户存款才败露。 “盟信”银行让200余人“信盟”后上当，损失惨重。其中一王姓商人去年将公司1200万元流动资金存入“盟信”，最后无法取回，血本无归。一名七十多岁老翁将100万元拆迁款悉数存入，以获取高息，不久诊断出自己患癌症，他多次去取钱只拿回10多万元，不够看病治疗，老翁哭天抹泪。这家假银行何能装扮得“天衣无缝”、在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光天化日之下行骗两年？虽然目前5名涉案人已落网，警方正追缉另两名逃犯，但众多受害人的存款却“肉包子打狗”了。 身份造假——在山西，有个70后的人叫冯朝辉，他靠买假学历、伪造档案，从农民变成工人，从工人变成干部，一路造假，又摇身变成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个靠替人“铲事”捞钱、充当官场掮客的“纪委书记”，在2014年被双开时发现，原来党籍也是假的！ 1975年出生的冯朝晖，凭假农转工、转干后，2002年购买了伪造的北方交通大学专科文凭。2003年谎报自己是中共党员，报考了党校并“取得”本科文凭。2005年，冯朝辉花费32万元，在朋友的操作下，为其妻子马月霞伪造了黑龙江大学和天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并伪造北京人事局接收函，将夫妻二人户口迁入北京市海淀区，又顺溜成为“北京人”。 随着职务的升迁，冯朝辉在承揽项目、插手煤炭上不断“掘黑金”。2007年后，他一直在纪检部门任职，凭借吹嘘“北京有人，办得成事”，在山西官商圈里混成了一个“人们不敢得罪、甚至争相巴结的红人”。2014年，冯朝辉被查出索贿、受贿、介绍贿赂、资金来路不明共计1300多万元，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给予冯朝辉开除党籍、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个初中文化、只有“性别姓名”不假的农民，居然当上省直单位的副书记、纪委书记，动不动可以“摆平”对官员的举报，索贿受贿，让人不可思议。冯朝辉的假学历、假证明、假文凭、假党员，是他呼风唤雨的资本，而这些的来头，又是社会、学界、官场丑态的鲜活样本。 货物造假——北京秀水街市场，崛起于80年代，以经营“外贸服装”闻名。随着经营的扩大，十年前拆迁旧市场，建成“新秀水”商场，吸引了众多北京和各地顾客，老外也常有光顾。大批中国商人的进驻，陆续充斥外国名牌服饰、手表等假冒产品。“秀水假货”由来已久，许多人知道，却愿意去“碰运气”，买便宜仿制外贸货，还能砍价，自得其乐。 这里韩国的“产品”不少，也颇受顾客青睐。去年底韩国政府特许厅（类似中国专利局）、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服装产业协会等组成调查团，到“最大假货商场”秀水街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假冒名牌服装、韩国化妆品等商品随处可见。同行的协会成员对中国人的假货制造、流通速度无不咋舌，他们说：“首尔的品牌时装表演举办一个月后，中国市场就已有不少仿冒品了。”韩国方面发出提示，有意在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后，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要“谨慎”，呼吁提前制定对侵害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行为的对策。 韩国政府派团赴华“密访查假”，尚属首例，说明已引起国外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有些防伪码制作公司为求获利，不按规定核查客户相关资格，以高于市价的收费给其制作假防伪码，并建立假的防伪码查询网站，为假货“转正”提供途径。记者经查发现，网上甚至有售整套防伪码系统，假货商办起来很容易，顾客则假货当真。 中国人确实有造假的“智能”，可以玩出无“成本”的变身术，能不费力地坐享其成，使老外们望尘莫及。无论是身份造假、金融造假、货物造假，都是为了私利，为了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难免有贪欲，但要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不能贪婪心一上来，就心术不正，千方百计造假欺骗。就像中国的产品没有外国质量好，叫得响，可以自己潜心研制，发明创新，为什么非要仿造假冒别人的成果？ 先哲老子的做人治事，有句经典：“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有仁爱，就必然有嫉恶和勇敢；他保守节俭，就必然能够彰显大方；他厚德谦让，就必然能够为天下先。 如今反其道，“敢为天下先”成了一句时髦语，不管什么都要尝“先”，似乎才豪气十足，称得上是范儿。殊不知中国造假没有一样符合老子“三宝”的正道，而其所以流于社会、危害民众，成为侵犯合法专利的“专利”，恰恰是缺少了行善不争，立法、监管的“敢为天下先”。造假早该休矣，始作俑者必须受到严惩。

规则比观点更重要 文：羽戈 瓦茨拉夫·哈维尔 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文章，在中国传播率最高的是哪一篇：《无权者的权力》，还是《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如果扩大文章的定义，或者把“文章”换成“文字”，想来选项可以增加一个，即译成汉语不足百字的《对话守则》，这是1989年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之时，他亲手制定的八条规则。 这八条规则，在我使用的社交媒介之上，十分常见。其出现频率最高的时候，大抵便是重大论战爆发的时候，譬如三年前围绕韩寒的争论，而今围绕柴静的争论。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有时我埋首史料，两耳不闻窗外事，偶尔抬眼一瞥，但见哈维尔的《对话守则》重出江湖，便知公共空间血雨腥风，厮杀在前。 为什么每逢论争，都有人援引《对话守则》呢？原因不难想见。这八条规则，尽管皆属常识，并无出奇之处，却是我们的公共生活最紧缺的东西，若比喻为空气和水，也许有些夸张；视作维生素C，则绝不为过。 请看《对话守则》：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再看看我们眼前的各种辩论、争论，除了第七条容易做到（这得感谢网络时代，使文字成为信息的载体），其他则遥遥无期，邈若云汉。由此正可见我们的公共生活糟糕到什么地步，落后到什么年代，甚至连“公共”二字，我们都不解其意，不配其名。不消说对话，我们压根没有学会怎么说话，怎么说理，怎么辩论，怎么议事。 这里可以引出我的一个观点：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建构而言，“怎么说话”优先于“说什么话”，说话需要遵守的规则，优先于说话的内容。模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著名例句，此即“规则比观点更重要”。事实上这二者一样重要，使用“更”字，则有感于现实的迫切。 为什么我要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打个比方，公共生活好比一块园林，观点犹如花木，规则仿佛栅栏。没有栅栏的约束，花木四处疯长，可能逾越园林，使其不成模样。园林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并非哪一支花木所独有，越界花木的自由，则以其他花木利益受损为代价。同理，没有规则的约束，公共领域的争论，不是流于私怨的纠缠，就是陷入混战的迷乱。 以哈维尔《对话守则》为例。第三条云：保持主题。我们的论争，却常常跑题，或者故意偷换主题，譬如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双方不就同一主题、不在同一平台争论，则如鸡同鸭讲，自说自话，争论沦为表态，共识永难达成。 再如第二条云：不做人身攻击。这是说理的根基，要对事不对人，切勿对人不对事。人事的确难分，然而不能因为困难，便不做区分，甚至有意混淆、颠倒。譬如柴静拍《穹顶之下》，不是不能批评，只是批评该针对纪录片（事），以及与纪录片直接相关的个人史（人）。可惜，颇有一些批评，完全抛开了纪录片，而针对柴静的人身展开征伐；或者企图通过对人身的批评，达成对纪录片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方式，只可能破坏议题（同时触犯了第三条规则），哪怕结论不无可观，对议题的伤害也是远远大于完善。 进一步讲，观点如目的，规则如手段。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辩，早已深入人心，程序或曰手段的价值，早已不言自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注定备受鄙弃。倘有人不守规则，以违反规则的方法，如不讲证据、进行人身攻击，取得观点的胜利，实则未必是一种胜利。观点的光辉，在被败坏的规则的阴影之下，必将大打折扣。 再进一步，依《对话守则》第一条，“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那么规则可谓追寻真理的路径。人无全知全能，谁也不能保证他的观点一定正确，这才需要对话。规则便是为对话而设。我们不敢说，遵守规则，人类便可觅得真理；却可断言，若不遵守规则，对话无枝可栖，乱作一团，真理则不可企及。 重申一下，我无意论证规则比观点更重要，基于现实的焦虑和考量，我才使用“更”字。换言之，我以为在今日中国，相比观点的普及（启蒙），规则的普及更加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还可以换一个说法，不谈重要性，从公共空间的建筑程序上讲，规则建构应该作为观点建构的前提。 这不是我的发明，先贤早有此说。亨利·马丁·罗伯特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是经典一例。也许我们都听过此书的中译者袁天鹏与同道推动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人，早于百年前，便在中国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孙中山建国三书，《民权初步》排名第一。胡适对孙中山时有非议，却相当认可《民权初步》，认为其重要性远胜于《建国方略》与《三民主义》。他说：“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1917年，孙中山写成《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此书除了取材《罗伯特议事规则》，还参考了沙德（Harriette Lucy Shattuck）女士的《议事规则》（Women’’’’s Manual of Parlimentary Law）。据蒋梦麟回忆，早在1911年，辛亥事起，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返回中国，临行之时，特地叮嘱蒋梦麟和刘成禺把《罗伯特议事规则》译成中文，“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只是蒋、刘二人有辱使命，最后还得孙中山亲自动手。 此书共计五卷、二十章、一百五十八节。单看卷名，大抵可知究竟：集会、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虽是会议细则，因有案例（演明式）诠释，读来并不枯燥。序中，孙中山指出，集会是“民权发达之第一步”，所以他写作此书，教国民怎么开会。他希望这些开会的规则，能够“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 遗憾的是，距离此书写成将近百年，孙中山的希望，尚未化作现实。中国的民权发育，依然处于“初步”的萌芽状态；我们的公共生活，开会也好，论战也罢，依然欠缺这些“普通之常识”。幸运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学习，课本就摆在那里：从《罗伯特议事规则》到《民权初步》，到哈维尔《对话守则》，再到袁天鹏发明的“萝卜青菜规则”（农村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个比一个通俗，一个比一个更易扎根中国的土壤。

大陆移民：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文：陆岩（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的中国大陆移民近几年明显增加。作为较早出来的人，我理解他们选择移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国内已经打下事业的基础，有很好的工作，物质生活也很不错。而移民对他们意味着是要放弃这一切，到国外从头开始。中国人又历来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如果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有谁愿意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和家人， 到大洋彼岸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度， 经受文化的冲击和思念的磨难。 最近听了几个新移民讲述他们的移民故事，使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每个移民都有他们做出移民决定的具体原因，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不适应。他们虽也谈到环境污染，谈到官场腐败，谈到社会诚信的缺失，但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忍耐的。而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社会对坏人的接纳和对好人的排斥。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讲到官场上如今是越贪越坏的人越得到提拔；国企白领谈到跟领导出行时不想干对不起老婆的事就被排挤；大学老师提到能当上系主任的是不学无术，善于陪酒的钻营者； 医生则说如今医学院毕业生要进医院工作，要先拿出十万至二十万给医院领导，不懂得上供者成绩再好也找不着工作；护士讲的是传染病暴发时，科主任故意让那些平时不会拍马屁的医生护士进隔离区看护患者；小学生的家长则无奈地说，老师对学生也是区别对待，哪个学生的家长不识相，那个学生就会被为难。 而这样的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已见怪不怪。官场上的卖官粥爵已经渗透到军队中；台上讲反腐倡廉，台下是大贪官的案例层出不穷；善于逢迎拍马、欺上瞒下之徒官运亨通；反而是不想同流合污、做亏心事的人觉得自己不入流，处处受掣。至于那些不懂走后门、拉关系的君子，就更是什么事都处处碰壁。 生物界的流行规则是“适者生存”，不适应者会被自然淘汰。“淘汰”这个词用到人类社会通常是正面的意思，即好的留下，坏的出局。 例如球赛中指的是败下阵来的球队，学校淘汰的学生是指那些不及格者。而在当今的中国，能升官发财的大都是说谎话不脸红、能骗会拍的有心计者，卖假药、骗贷款的奸商大笔捞钱，造假学历、剽窃论文者大红大紫。而那些忠诚老实、认认真真工作、不会来事、诚实经商的人反而或被淘汰，或被边缘化。 这就使笔者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说法。 其实，“逆淘汰”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屈原、岳飞就都是明证。但那时只出现在古代官场。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逆淘汰”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道德、诚信都已被金钱、权力淹没。看看那些如今得到升迁者的面相，就能大致看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社会怎么会形成这种‘逆淘汰’的“时代大潮”呢？无可置疑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本位”。由于有权就有一切，人们就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底层想翻身者也要想方设法接近权贵，而接近的途径无非是金钱加上投其所好。当官场上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这样爬上去的，那就形成了“逆淘汰”的“主旋律”，好人就不会再有机会。 文明古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实在令人唏嘘之余，也充满忧虑。我之所以对新移民们带着几分敬佩，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大多是不愿随波逐流，有自己的看法，是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水平不一定比在加拿大低，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也许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开始时比较艰难，但他们看到的肯定不只是眼前，而是更远。我很赞赏一位新移民的说法，他说，移民就是把人仅有的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不是很值得吗。

假相、偶像与偏见 ——重温培根，联想种种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说，四类假相阻碍人思维。（There are four classes of Idols which beset men’s minds. ）Idol 汉译有偶像、假相、屏障等多种意义。在此暂取“假相”，读者勿拘泥。现不揣冒昧，略述一得之见并求教方家： 种族假相（Idols of the tribe）：由人的本性而产生。人难免将主观意识，甚至意志与感情，混淆在对客观世界认识中，歪曲真相。而主观意识常和个人身世、环境紧密相关，故将它与种族联系。“种族”可解作社区、集团（党及其宗派）、阶层，甚至人种。因出身而有天生优越感，当属此类假相作祟。 洞穴假相 (Idols of the cave)：因个人偏见形成。人作认识与分析时，会有不同的主观和片面，人人都在其所独特“洞穴”（性格、爱好、环境、教育、行业等）之中，难免坐井观天。 市场假相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词语滥用而引起。语义（概念）含混不清，导致认识错误。一是原本不存在之物，却造出一些词来虚构其存在（或将来会存在，如“共产主义”），使人的认识发生错觉和混乱；另一种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有些语词，含义不明、模棱两可，导致人们认识有偏差，交流不畅。 剧场假相 (Idols of the theatre place)：由于人们迷信权威与教条，崇拜历史和现存的一些“思想体系”，使认识僵化。由此认识和思想好比逢场作戏，人喊好，就跟着喊好。好在哪里？究竟好不好？反而从来不思考。 培根认为第三种最有害，因为词语常隐晦而蒙蔽事实，欲求真知灼见，勿诉诸口耳，而须直面事实。笔者认为，此说颇为精当，“市场”也很形象化，只是交换的非货物而是思想，使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词语。 词语，无论政客密谋、商贾交易、情人幽会、泼妇骂街乃至领袖号召，都要使用，其污染程度超出货币。尤其常用词，难免言外之意，如暗指、影射、双关等等。故越是常用词，律师、法官等绝少使用。轿车、卡车、面包车，法律文书中一概作“运载工具”（Vehicle），正如实验报告或学术论文中瓷杯、玻璃杯等被代之以“容器”。 母语为中文者尤其须当心，独裁者与江湖术士最爱使用模糊不清词语蛊惑人心，搞些自己也说不清的“XX主义”之类。中文为此辈提供方便，有一段往事： 上世纪初，一比利时神甫在中国北方传教，能操国语与几种方言。被问及：中文是否表达含糊的语言？答：任何语言都能精确表达，也能含糊其词，端看说话者态度。倘若你不想把话说清楚，最好就用中文。诚哉斯言，难怪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中文可以做到“你不说还好，你越说我越糊涂”。 儒教以名为教，这是古代极重要的观念。胡适认同冯友兰，说道：“名”就是文字，即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以往写过字的纸不能当垃圾，有“字纸篓”收集焚毁。可以肯定的是，英语等拼音文字由音及义，可以不在乎形而沟通。但中文常是形、声、义，先看字形，再听读音。至于为了写出来悦目，读起来悦耳，更使代复一代耗费心血，甚至死到临头，仍不忘口占一绝。 二千年专制使国人含蓄内敛，不会得意忘形，见了方块字却得形忘意。譬如满街“打倒XX 主义”、“XXX 万岁”（这类景观在欧美看不到）就为之起敬、慑服，至于XX、XXX 究竟啥意思？懒得思想了。词语（形与声）原是思想的载体、包装，岂可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中国环境污染，其实语言污染更甚。譬如称年轻女性，一律“美女”，不知是何用意。说话越来越短，一字千金，文句却越来越长，一反古文过简毛病。而当政者尤甚，因为有话语权，鼓唇舌、摇笔杆，“民主”变成“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句型冗长、拖沓，暗中布下伏笔，让人读得昏昏沉沉，潜移默化（有催眠术成份）。 如以“权力”、“法制”替代“权利”、“法治”（利用中文同音字多），不知不觉，你的就变成他的。这使人想起50年代，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各取所需”被改成“按需分配”，而正巧列宁还强调过，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个人应当领取的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列宁言之凿凿，胆敢欺师灭祖？这同你的“权利”变成他的“权力”一样，你慢慢等着吧，等到共产主义，仍不能自取，要等人家分配。 笔者曾思索姓名次序的内涵，习以为常使人感觉麻木，不复思考而附和作跟屁虫，国人尤其，故而难出牛顿，这恐怕是钱学森未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说的。另一位英国人瓦特，少年时问奶奶：为啥水壶盖扑扑跳动？奶奶回答：水开了。瓦特倘若到此为止，就不知蒸汽机哪年问世。 儒家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人朱熹等也搞“格物致知”，然终归语焉不详。他们的意思似乎与培根学说略有交集，但鸡零狗碎不成系统，且表述欠清晰。切望热爱中华文化者，莫先入为主，堕入种种假相而不能自拔。 四假相载于培根《新工具》 ，中文版收在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内。不妨看英文，文字比小说清新易懂，与中文迥然不同，The New Organon，原作则为拉丁文。Organon，工具，源出希腊文。新，盖因亚里士多德著有《工具论》。有些人头脑里假相作怪，诋毁“言必称希腊”。其实，何止奥林匹克，古希腊为欧洲文明源头，在人类文明众多领域高擎火把，遥遥领先。显而易见者如建筑，美轮美奂。美洲有，欧洲则巴黎抄袭罗马，罗马抄希腊，更有隐而不显之学术思想，乃至民主政体、选举方法等等。爱琴海文明，与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文明不一样，大不一样。

跳着舞的灵魂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有一年去巴拿马旅游，约了去周边的原始村落一日游。因为巴拿马没有像非洲那样先声夺人的有了原始落后的名声，我满怀着无比的好奇和激情，想看看没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是什么样子。临行前我甚至非常负责任地警告男友，如果在世外桃源碰到心仪的男人，也许我会留下来了却余生，麻烦你把我的猫狗托运过来，搞得他一阵忐忑。 我们从海边的宾馆出来，坐了车又划了船，顺水而上，终于到了一个藏匿在热带雨林中的小岛上。上岛以后看到岛上几个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的姑娘出来迎宾，我大吃一惊，她们完全没有想象中小龙女的仙气，个个反倒五短身材，膘肥体壮。想到世外桃源的他们生活的殷实也不错，就依旧热情洋溢地听他们极力推销自己的文化。 当然其中很大的一个项目就是跳舞，这下村子里所有的姑娘都出动上场了，在原始简单的哨子的伴奏下，她们跳了两场舞蹈，都是仿生类，一场是蝴蝶，一场是青蛙。感觉仿生舞蹈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杨丽萍的孔雀舞，虽然还停留在纯粹的仿生阶段，没有付诸任何社会意义和故事情节，但是非常美非常形似；另一个境界是让我爱到心碎的天鹅湖，整场表演的音乐和舞蹈都是极尽奢华的感观盛宴，故事情节更让我伤心不已。当时的我，正痴迷各国版本的天鹅湖，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天鹅湖的某个片段的音乐一响起来，我就会为了看过的芭蕾舞里那个美丽天鹅的爱情和命运黯然泪下。 可是村子里的姑娘们的仿生阶段不仅是除了仿生没有融入任何其他涵义，甚至仿生的程度连型似的境界都没有达到的，只见十几好像从四面八方蹿出来小肥猪一样的姑娘们憨态可掬的模仿着青蛙的跳跃和蝴蝶的飞翔，既没有体现出先天的舞蹈天赋，又没有看出后天的刻苦训练，完全地没有职业精神。这种在文化的外衣下裹着的拙劣舞蹈，让当时的我有种受了欺骗的被侮辱感。 表演过后是游客们加入的自由舞蹈，村子里最帅的小伙子，竟然径直来邀请我跳舞了。这貌似是来之前梦想的一幕，但我还没有从刚才被原始舞蹈的伤害中回过神来，想都没想就立刻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显然非常受伤，带着巨大的窘迫转过身。男友不再担心我要跟着村子里的帅哥私奔了，在边上不断批评我怎么可以这么拒绝别人伤害了帅哥的骄傲，恨不得自己亲自上阵安抚他受伤的灵魂，可惜帅哥对与他共舞不感兴趣。舞蹈过后，导游拿出我们从商店里买的糖果，跳过舞的女孩子们上去一抢而空。他们还没有金钱观念，不需要给小费只喜欢糖果。我就恍然大悟怪不得个个膘肥体胖，原来是因为这些工业社会里被视为垃圾食品的糖果，在这里却被他们视为珍宝。过后村长出来说，遗憾年轻人都想走出去，我们的文化可能无人继承。我暗想原来什么都可以叫做文化。从那以后我对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原始村落不再抱着浪漫的幻想。 没有经过文明洗礼的世外桃源，只能叫做原始。世界上有太多风景幽雅的地方，但世外桃源的形成，只因为经历过工业社会的人逃离了现代文明的心境，而不是随便什么人什么动物进了风景区，就成了世外桃源。这一观念的形成和坚定化，竟然是从看了他们的舞蹈开始的。 我原本没期望去非洲找寻世外桃源。但同样是原始村落里的原始舞蹈，非洲人民的表现确实如此的不一样，在音乐的麻醉下，我觉得我都要爱上了非洲男人跳舞的身体了。同样是原始的衣不遮体，同样是简单的伴奏和音乐装备，在非洲，每个人却都是天生的职业的舞蹈家！他们跳舞的样子是如此投入如此激情如此动感，松垮的关节，修长的肢体，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随着节奏的召唤而投入的舞蹈，激起了观众身体内部最野性最原始的舞蹈本能。 炎热的夏日午后，原始的村寨外面的树荫下，一群原始人衣着的非洲人在跳着他们的传统狩猎舞，伴着模仿动物的叫声，我仿佛听到了祖先的召唤。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却走得离非洲越来越远，他们却还停留在这里，用最原始的舞蹈和生活方式，提醒着我们的过往。观舞的那一霎那间，我有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教育，矜持和文明外衣的冲动，想投入忘情的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心里充满了拥抱美丽的非洲的激情。有人说，非洲人是跳着舞来到这个世界，又跳着舞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对地球文明的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舞蹈了。 世界各地的健身课里，受影响最大最多的大概就是非洲舞蹈。比如时下最最风行的zumba， 伴随着韵律简单鲜明的音乐，真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要动起来的感觉。那些起源于类人猿发情求偶的摔臀扭腰动作，在黑暗中暗示对方“我的mating point 在这里快点过来吧”的动作，放在简单却韵律极强的在音乐下摇摆，很容易让人变得投入忘情。单从健身角度说，我是最爱Zumba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集肌肉运动，心血管运动和舞蹈于一体。时间久了，有zumba课的日子，心里就变得满怀期待，好像烟瘾或者乡愁一样的环绕着，渴望着。每当我看到zumba课上一屋子的姑娘们热火朝天地一起甩臀扭腰，就总仿佛看到了祖先们在伊甸园里纵情的盛况，眼前的地球污染，全球变暖化和中东危机，都变得遥远淡漠，总觉得人类又充满了希望。 走的地方多了，总喜欢去看看当地民族舞蹈，以此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人文两性关系和女性地位。埃及舞一群女舞者惊艳如埃及艳后，舞姿衣着里却尽透着男权社会里众女性极尽性感和优雅取悦某个极权分子争先恐后的要上他的床的感觉；俄罗斯舞的男士们列队舞蹈着，铿锵有力地跑跑龙套，沙场的士兵们看了一定会士气大增，边上列队站着不怎么爱动的衣不遮体的漂亮姑娘们，看着好像就是士兵们打了胜仗以后的奖品；中国古典舞含蓄优美，优雅的水袖甩呀甩，最最适合与后宫佳丽三千疲惫了旺盛的荷尔蒙之后，又想追求些意境和情趣的中国皇帝；印度舞说是形象取材于古印度神像，但是一旦配上吵架般的加上印度音乐，突然就把神相拉下了神坛，入了凡胎，令人联想到一波三折的印度电影里面个个都是drama Queen的印度人民，男女想靠近，却又扭扭捏捏的保持着距离，想优雅的调情，又顾虑重重的相互指手画脚，好担心他们跳着跳着，突然吵起来。 欧洲的古代宫廷舞蹈感觉就比其他民族多出了文明进化和对女性的尊重，总是男女一一对搭，有了更多的男女平等，也多出了社会化的男女在求偶过程中的心理过程演绎：男方的进攻女方的撤退，女方的反攻男方的纵容，男方的绅士女方的矜持，而且原始舞蹈中动物求偶过程中的身体部位已经不再占主导，被披上了社会化礼节化的外衣，有了更多的文明感。欧洲舞蹈对世界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大概就是芭蕾舞了，世界上没有一个舞蹈这样的优雅精致又系统化，从音乐到舞蹈技巧，再到意境和故事情节，都如此的完美，这要归功于欧洲文明的持续系统的发展和承传。我也曾是个芭蕾舞迷，在每个微雨的秋日黄昏里听着Gorge Winston的forest跳舞，琴声一下一下的击动着我的心脏，生命，循环，秋雨，落叶，一切的一切，在音乐和舞步里，都让人有忍不住在瞬间泪湿满面的忘我冲动。 老公是看多了欧洲舞蹈的加拿大人，带他看了一次MONTREAL的中国春晚，他最爱的是旗袍会里女士们的表演，柔媚的舞姿配着中国的烟雨楼台，在中国古音乐中，提着灯笼款款走来，风情万种细腻温婉又含蓄寂寞地诉说着一个西方多情男对东方文化和东方女人的无尽幻想。“你喜欢那你去她们中间裸奔好了，但别指望我也做成那样。”我简短又热心对他建议。在边上的老公的朋友Dhan听了笑得不能自持，假正经的批评我说：“你，你，你，懂不懂艺术，想法比男人还dirty。” “我为什么不能穿着衣服去她们中间？ ”老公装得很无辜地问。 好吧，好吧，你可以穿上你想穿的衣服。其实，诚然舞蹈中人文和历史的外衣都很重要，但我们终究看的，还是各种衣服包装下，那个跳舞的身体，还有跳着舞的灵魂。

平反清算周期律 文：吴思 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律？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明朝劲敌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昭雪，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平反昭雪对统治者有利。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 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号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 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绕开权势的公正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公正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惇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暴骨鞭尸，摧残元祐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1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 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 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2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 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3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 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 “棰死狱中”。嘉靖26年（1547）11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呼喊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4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清算和平反的亏空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爌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5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 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 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 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6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1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P79 　　2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3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4 《明史》卷二百九 　　5《明史》卷三百六 　　6 《明史》卷三百六 2005年1月10日

价值与信仰，新月与十字架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2013年11月魁省推出《魁北克价值宪章》后，媒体报道不断。虽然随着该党2014年大选下台，这一提案无疾而终，但其引发的社会思考却仍将继续。价值与信仰有关，现与读者分享见解。 概念的引入 子曰：必也正名乎。先定义价值：若干年前大陆一大学生临毕业，为救堕水老农，自己溺水身亡。这在欧美大抵一片赞扬，但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不值。老农有啥用？大学生会对社会作贡献。 这个“值不值”，或者“价值观”,人人都具有。价值与价格不可混为一谈，价值并非货币可以衡量换算，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价”。你爱什么，就认它有价值。 自由的价值，则高得令诗人可抛弃生命与爱情两者。美国独立时期口号“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 上海曾有位首富周某（据福布斯）犯案获刑17年。前此网上有其视频，他说：人生两样东西最重要，一是命，一是钱，有命没有钱，命有啥意思？有钱没命，钱有啥用？其人只读过小学，但能把人生高度概括、抽象到两个元素，探讨两者关系，并非一般学问了，很有philosophy（哲理）。 笔者在大陆经历一事：供职单位宿舍夜半起火，一女抱出小孩，返回取财物，楼塌，葬身火海。2013年元月6日，上海一批发市场失火，6人罹难。一女不满二十岁，跟舅母上楼，至死手中紧抱现金与存折等物。另一女上楼救钱，丈夫阻拦但仅抓住一只鞋。是否女人更爱钱财？有一男本不在现场，闻讯赶回，说有六百多万现钞在店内，消防人员尽力拉也拉不住。媒体报道称：尸体抬出来，怀里抱着几大捆钱。 据现代科学，过度兴奋或恐惧时肾上腺加速分泌，反应与体力超常。生物有求生本能，狗急能跳高墙。盖因其人对钱财执著，朝思暮想，思想变成本能，钱比命要紧而奋不顾身。到此田地，劝说、批评、反贪，统统不管用了。 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国人有这价值观？东亚有些民族似也相仿。敝人孤陋寡闻，但知在欧美，凡金融珠宝等行业，经理会关照新员工，天灾人祸时先逃生。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老外是无法理解的。中国虽有古训“留得青山在”，但事到临头，唯有金银忘不了。 全球赌场都有中文广告、说中文的雇员，中国人即使玩，也爱玩钱。 国人认为比金钱价更高的是权力，有权不怕没钱。中学时代有一邻座，当了班委，说话便有点哼哼哈哈官腔。GD培养不少积极分子，上上下下，为权力金字塔培养抬轿子的，纯朴学生就此炼成了毛左。毛本人至死不放权，还假惺惺以“接班人”作钓饵害人。 其人三年困难时期回老家一趟，嘱咐“搭个茅棚，我将来退休住”，湖南遂耗巨资建滴水洞别墅，而毛仅于1966年6月住了11天，从未退休，倒为夺权发动了文革。据计算，建别墅的钱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二百四十八万饥民吃一年！ 滴水洞别墅一号楼 华盛顿连任一届已非所愿，坚拒第三届，说“不能开先例”。功成身退，在家乡读书、开酒坊（蒸馏威斯忌出售）。其人并无雄文四卷五卷，但说过“我们不能效法欧洲宫廷”。 华盛顿拒连第三任总统 要钱不要命与毛泽东嗜权，似有点极端，但这是不少华人的价值取向。前者明显，后者也不含糊，那些年海外民运内部明争暗斗，那年王若望来加，鄙人当面讨教：搞民运的何以自己作风那么不民主？先生略作沉吟，答说：很多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王老已逝，生者当常思其言。 国人不认同的价值 想掌权出人头地，就很难接受“平等”这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察过托儿所么？阿姨分糖果很公平，小孩子谈不上多少社会影响，天性令他们要求平等。人长大了，在中国长大，懂得官大一级压死人，问他天色，他先看领导脸色，尽管内心很清楚这领导狗屁不通还不知哪里弄来博士硕士帽，就像易中天所说：“不弱智能当领导吗？” 有些事很多华人不知道，或不相信：欧美有些人中大奖而不去领奖，有人当官不领薪酬，只为实现自己理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当官。魁省市政选举，市长等职有时仅一人候选，人称“鼓掌选举”（élection par acclamation），大家拍手赞成完事。蒙特利尔岛Dorval、Westmount、Kirkland等地市长就这么产生。 本刊八月号载《福山理论的倾听和质疑》一文，作者认为“还需要思考一个文化因素，这就是价值理念……有对丰衣足食的追求，而无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再上升到哲学命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意识决定存在。”作者所提“价值理念”，正好是国人所缺，所不认同的。一如资中筠所说，中国人对于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如宗教信仰之类，是不会有兴趣的。 国人若少一点物质追求，多一点精神世界，不独早就共和，也不至于牺牲环境、资源、劳力，替洋人打工（可悲有海外华人看到一元商店里那么多 made in China 竟然自豪）。 王朔说得形象化：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魁北克价值 首先是讲法语，然后民主、多元文化、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以及人权与自由。这些都印在移民局文件里，告知新移民。 十六世纪法国人开创“新法兰西”，随后来了英国人，英法从此战争不断。法裔坚持自己是“独特社会”，虽然英语已经在加拿大、北美乃至全球通用，魁省仍独尊法语，其余均符合加拿大价值（可参阅《加拿大价值宪章》），不离普世价值，但与中共“七不讲”相去甚远（除男女平等一项）。 “七不讲”系“五不搞”升级版，五增至七，不搞变成不讲。不让人讲人就不讲啦？真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当年（2013）8月底，蒙市69路巴士上多名乘客（内有华人）要一穆斯林女子摘下头巾，出言不逊说“你还是回老家去吧！”穆女反唇相讥道“你们闭嘴！”下车，可能感到寡不敌众。一乘客手机录像，报端披露。 9月初，省府发布公报：这份《宪章》已炮制近一年，涉及两方面: 一，权力公器中立；二，宗教宽容界限。内涵五项具体建议，其第4项为：凡政府公共服务场所，员工与民众须露真面目，不得佩戴明显宗教饰物。这里“场所”范围甚广，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及托儿所，即使私立，只要接受政府资助也不例外。巴士这一幕，就因为公共汽车属“场所”。 证件照须免冠，或者机场码头通关不准戴墨镜，无人反对。而今9月份发生数千人游行抗议。此后另一场为支持，规模小得多。一些托儿所穆斯林保育员，声称宁可失业也要戴头巾，另有人则批驳：天天面对伊斯兰打扮，势必影响幼儿心灵（也有道理）。而安大略省一些缺医生、护士、保育员的机构乘机挖人，登报招聘：我们不在乎你头上的，只在乎你头脑里的！（We don't care what's on your head, we care what's in it） 儒教很难说是宗教，但古代儒生视戴冠为必修礼仪。孔子门生子路遭围攻，断了帽缨，丢下剑说“君子不免冠，容我结缨。”没等他整好就被剁为肉酱。国人有宗教信仰者太少，不妨就此推想，将心比心，可理解穆斯林的反弹。 其他如犹太教、锡克教并不执著，不戴不缠也有，小圆帽与缠头等并不遮面部。 看来重点是政教分离，省府还引用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作者：“L’Église chez elle, et l’État chez lui.” 大意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笔者顺便征求译文，法国人开个小餐馆，老板娘芳名Mélanie，招牌就挂Chez Mélanie，这个Chez，中文很难周全。 魁省穆斯林只占人口近6%，且受大学教育比例高，何以引起反感而且由来已久？联想法国，发生过穆斯林女戴头巾上学，被校长掴耳光。九十年代笔者来魁省，正值苏联解体之后，房东喜滋滋说：共产党人玩完，只剩下阿拉伯人了。问后方知，他们认定两种人最坏：共产党与穆斯林。幼儿夜间哭闹，大人吓唬“再闹，共产党来了”，能奏效。至于后者，纽约9•11事件更清楚。问题可如此求解： 一，政客弄权。反对该提案者认为，魁人党借此投法裔所好，为下一届连任捞选票。另外，加总理哈珀说，魁人党故意与渥太华作对。该党最终目标为魁北克独立，其理念秉承法兰西传统（法国本是社会主义故乡〉，激进左倾，支持劳工运动、社会福利及社会主义诉求。更深层次的则有： 二，历史恩怨。吾人生活在历史阴影中，只是不自觉而已，好比谁体验到地球不断载着自己转圈来着？宗教战争在人心的影响远未消除，都是一神教，信上帝，还是真主？能不龙虎斗？佛教好在不信神，也从未发动“圣战”。而新月与十字架争斗过，譬如前者曾攻占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入侵法国，罗马教廷也发动历时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彼此积怨，形同冰炭，势若水火。 在穆斯林看来，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对阿拉伯世界殖民，以色列复国是西方侵略，因为基督教承传犹太教，是一家人。反之，西方未必看得起穆斯林，觉得后者靠卖石油发财，土财主才认为GDP高就算强大，只会扣押欧美人质、在城市制造爆炸、对以色列发动“圣战”乃至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实在下三滥。 三、宗教信仰。伊斯兰不像基督教那样经历宗教改革，阿拉伯世界也不曾有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化。伊斯兰倒是不乏鼓吹原教旨主义，西方看来就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法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十八世纪开始政教分离，而伊斯兰仍奉行政教合一以及伊斯兰至上，对此加国英裔也许尚能克制，法裔似乎难以忍受。 显性与隐性 两种行为规范。前者如法律、规章之类，形诸文字，有强制性，后者则有道德、风俗与习惯等。最奥妙是大陆各种潜规则，“潜”与“规则”，相悖而合一，做得又说不得。餐馆吃饭，账单是前者，不可不买帐，小费属后者，不过听说华人餐馆也会向食客索要，或争多嫌少，或者打入账单而再次索要。即使有硬性规范，中国人有本事绕过，从前人情大于王法，现今宪法都可以束之高阁。 《宪章》提案走法定程序：征询公众，议会辩论、表决，若通过而生效，则原本内在的思想感情将变成硬性规定。从大环境考察，魁北克法裔只是打了头阵，西方对穆斯林早已不胜厌烦。有专家评论道： 2001年9•11事件震惊世界，我们眼看伊斯兰圣战份子诞生。12年时间过去了，金钱耗费万千亿，仍未能击败敌人。伊斯兰遍布各地的组织如基地、青年党、塔利班、穆斯林兄弟会等不时制造事端。就在9月份，发生几起爆炸，目标为基督徒（只占巴人口约1.6%）。22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发生于基督教堂的自杀式连环爆炸袭击中，八十几人丧命，引起次日全国基督徒示威抗议。 巴基斯坦全国基督徒抗议 政教合一助长集权，而伊斯兰至上必然唯我独尊。宗教信仰，无论什么信仰，即使是宇宙真理，都应该认同普世价值。 后记： 元月发生伊斯兰恐怖分子血腥袭击法国《查理周刊》。其实该刊常登载讽刺天主教皇、法国政要（如总统奥兰德）甚至警察，总之一切权贵财势人物，但从未罹祸惹是非。此后法总统还带领数十名各国首脑在巴黎游行抗议，民众的呼声响亮：保卫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我是查理”。法国《世界报》刊文明确指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原则，高于其它一切因素，包括宗教。2月份北欧哥本哈根又有类似事件。 巴黎街头可见一字长蛇阵的穆斯林朝拜，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仍未接受普世价值，未认同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等）。不过，年前埃及一位女大学女生网上公开自己裸体照，伊朗一位女记者公开其室不带头巾照片，挑战穆斯林传统。周刊事件后，法国穆斯林领袖、“法国清真寺联盟”主席Mohammad Moussaoui 也都参加了游行，还号召法国所有穆斯林参加游行。 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正义总将战胜邪恶。只不过，华人那种要钱不要命的案例，与不惜生命代价而捍卫自由的《查理周刊》，两相比较，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

不该被遗忘的人：奥兰普·德古热 文 / 倪志娟（中国大陆） 奥兰普·德古热 1791年，法国女子奥兰普·德古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权宣言：《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在宣言中，她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唤：“觉醒吧，女人！”由此，引发了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大潮，也带来了自身灾难性的命运。 这个惊世骇俗的女子并没有什么离奇的生事和传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屠夫，母亲是一个洗衣女工，她从小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唯一的亮点是她在成年后嫁了一个富有的老男人，使她很快成为寡妇，并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她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她没有写作的天赋，尽管她很努力地写，但她仍然没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 她生命中全部的热情仿佛都倾注在她的社会活动中，当她同时代的富有女子如金丝雀一般被囚禁于寂寞的客厅时，她奔走疾呼于那些不可一世的男性政治活动家中，她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以及温和保守的政治主张，和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男权气息和极端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虽然她支持法国大革命，但是她反对罗伯斯庇尔和他倡导的血腥政治，反对对国王和他的家人执行死刑。很快，她成为恐怖政治的打击目标。1793年，她被当作保皇党人推上了断头台。 读两则关于她的死亡报道也许可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奥兰普·德古热，带着她与生俱来的狂热想象，妄想成为一个男人，妄想将自己的疯狂转变为一种自然的本性，她投靠了那些想要分裂法兰西的党派。她显然忘记了作为一个妇女应有的美德，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当革命将更多的权利赋予更多的男人时，奥兰普·德古热竟然厚颜无耻地提出妇女也应分享这些权利，她的同代人当然明白这一要求的荒诞性，她被推上断头台正是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女人所应得的惩罚。” 这两则报道中反复强调了妇女应有的美德、合适的位置以及合适的角色，并且将德古热所要求的妇女权利称作是“厚颜无耻”的。那么，德古热究竟提出了哪些“厚颜无耻”的要求呢？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是男性坚强的同盟军，在那副表现大革命街头巷战的著名油画《自由女神引导我们前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力量和贡献。可是当革命胜利后，新兴资产阶级颁布的《人权宣言》中一如既往地忽视了妇女的权利，因为妇女甚至不属于公民之列！妇女在大革命中的贡献被一笔勾销！为什么在男人参与战争之时需要女性的支持、奉献，而一旦革命成功，女性却无缘享受胜利的成果？为什么女性不能和男性平等地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公民权等基本的权利？究竟是谁厚颜无耻呢？基于这种义愤，德古热模仿人权宣言写作了女性宣言，为妇女要求和男性同等的在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就业权，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平等的公民资格，私有财产权和教育权等等。在女权宣言中，她提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天赋的权力应当包括“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 她不仅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女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革命活动家。虽然在她的死亡判决书上一再强调她违背了女性的美德，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她恰好坚持了妇女（也是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美德：慈悲，她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她反对法国大革命中毫无节制的血腥镇压，即使在女性的解放问题上，无论她的观点多么激进，她依旧充满仁慈地指出：“妇女在行使天赋权利时所遇到的唯一障碍是男人们施加给她们的无休止的、霸道的限制，这些限制应通过自然法和理论法加以改革。”她并不倡导极端的冲突和对立。可是，她的仁慈只是给自己带来灾难，最终被推上断头台。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她在临死前说过些什么，而另外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时同样死在断头台上的玛侬·罗兰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自由，多少罪行以你的名义犯下！”这个“自由”是有性别的，它仅仅是男性的自由，因而是虚伪的。 不要认为今天的世界就真的那么风和日丽，在任何一个场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都一目了然，且不说在出生问题上女性受到的歧视——多少女婴还没有来得及睁眼看一下这个世界，就被极不人道地置于死地——在成长过程中，在教育问题上，在就业问题上，在工作中，女性也时时受到这个充满敌意的男性世界的排斥。和谐的表象只是因为很多女性没有睁开一双“有性的”眼睛，女性已经习惯自身的次等地位，女性的不自信已经渗入到骨子里去了。 今天，我之所以写她，是作为一种悼念，我们的历史已经遗忘了太多的女性，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长久以来，历史的书写逻辑服从于男性的权利，他们才能拥有编织语言的能力和选取历史事件的主动权，历史所铭记的往往是男性的英雄或符合男性历史原则的英雄，而女性作为他者被理所当然地遗忘了。比如同样是被处以火刑，我们记得布鲁诺，可是有谁记得中世纪那些被以异端罪名处死的无辜“女巫”？正是那些女巫行走于乡村城镇，帮助大量的妇女节育、避孕、顺利地生产，减少生理上的痛苦。我们记得法国大革命时期因为坚持真理被推上断头台的男性英雄，而对于德古热，除了些微了解女性主义历史的人之外，又有几人知晓？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女性（也包括男性，因为女性的进步是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她以及她那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的恩泽，是她们的觉醒以及以生命为代价的付出，才使我们今天可以和男性一样进入学校，接受知识，成为自明的人。有人把这种变革完全归之于技术的进步，这是不公平的，技术最终也要通过人和人的意念而起作用，没有两性平等意识主导的技术永远是盲目的，也将是男权式的。

抵抗恐惧的知识人 文：萧瀚 体制最后的凯歌便是：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1949年的一个夏夜，华沙，短暂回国逗留的波兰驻美外交官米沃什像往常一样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喝酒跳舞，狂欢到凌晨四点才各自散去。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出现在米沃什眼前，在夏夜的冰凉雾霭中，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军大衣，囚犯们则只穿着单薄的夹克，瑟瑟发抖。 这一幕改变了米沃什的生活轨迹，两年后他以波兰驻法国大使身份出走，流亡法国。“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多年后，米沃什如是说。在《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里，米沃什像一切诚实的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解剖他在1951年之前的生活，他说：“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 谎言和暴力是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服从者所要服从的不仅仅是暴力，还有谎言，不仅仅是服从极权统治者的谎言，还要自己创造谎言并服从自己的谎言，比如你得相信自己是为了家庭才屈服于极权暴政——而关键是这并不完全是谎言，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于是，无论你离暴力有多远，也不管你是施暴者还是被施暴者，你都会被谎言渗透，沁入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对这个问题，米沃什的好朋友、在米沃什之后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大诗人布罗茨基有过更精彩的表述：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于是，米沃什只好说：“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这是在伦理上十分清晰之后，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一个决定，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甚至它也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只是从比例上看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的选择——即便在这么小的人群里，具体到某个人它也可能仅仅是一时的人格冲动。 我们所能探究的未必是什么勇气，而是米沃什所代表的可能具有某种知识分子典型意义的“对自己的忍无可忍”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21世纪已经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人们对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暴政却还没有足够清晰和理智的认识。在人力无法对抗的现代科技为组织化的技术支持下，以抢劫与屠杀为经济理论，以赤裸裸的谎言为意识形态，20世纪的极权暴政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恐怖残酷和丧心病狂的奴隶制，其罪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远超过去两千年里非战争状态下人类作恶的总和。迄今能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还数量不多，即便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一样——当年萨特们把斯大林供成宙斯的历史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中迄今尚未得以深入反思。没有在极权暴政之下生活过的西方人，很难体会被奴役者的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黑暗与灵魂上的焦虑，就像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在婚姻中因为忍无可忍而杀夫的女人一样。于受奴役者而言，极权恐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浮萍托着秤砣的恐惧，更是船底朽烂无舵飘蓬即刻沉沦的自我否定。 由于现代科技以及官僚体制的精密与精巧化，20世纪的极权暴政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专制主义更深入地摧毁人们的生活，谎言和暴力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上空。个人的生活在这张大网笼罩下，伦理随之而鱼烂。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专门观察过暴政极权下人们道德堕落的路径，从谎言到盗窃，一落千丈。换句话说，极权统治所需要的谎言，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它也是甘受奴役者以及无法反抗或不愿意反抗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前引布罗茨基的话，它的可怕在于无论你服从它的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撒谎，还是为了反抗它你跟它周旋而被迫撒谎，你都撒了谎，极权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所有挺不直的腰杆上永远贴着猥琐的标签。 类似的情境可谓俯拾皆是：在那些充斥着谎言的无聊会议上说实话还是一言不发，如果必须发言怎么发？在必须宣讲谎言的课堂上如何给孩子们上课？在律师业务中是像普遍所见的那样做权力和金钱的皮条客，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导致当事人不利后果怎么办？寻租性管制无所不在，在每一个制度的孔道里都插着贿赂的钢针或铁杵，你就不就范？ 焦虑是因为两难选择，除非你愿意成为一个自我鄙视的猥琐的人——最好是你的伦理意识彻底昏迷到连自我鄙视也完全消失无踪，否则你无法正常生活。如果你希望自己像个人一样活着，如《圣经》教导“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可能面临生活无着，甚至可能更糟。所以，你想好了“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就要承受恐惧。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恐惧——你不知道自己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但它会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你头顶，随时空降来取你首级，这就是恐惧。正如另一个极权者托洛茨基所精确断言的，（在斯大林的苏联）不服从者不得食。即使为了“得食”而服从，事后也常常让人痛苦难耐，有些人甚至哪怕权倾一时、声誉隆盛，依然会为了自己的苟且和作恶寝食难安。即使在允许私营经济部分存在的某些后极权国家，有些不服从还不至于带来完全“不得食”的后果，但它也常常给人带来诸多额外烦扰。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是伦理的起点，奴隶没有道德。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奴役性制度暴政下，被全面奴役毫无自由的人们如何寻回自己的伦理意识？如何做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因而能够对别人负责的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句名言：“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几乎所有反抗极权的人们，对极权说不的最初动因都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被奴役者渴望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作为一种伦理焦虑，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极权的反抗者都经历过，直到出现某件特殊的事件后，先前累积已久的伦理焦虑才被打破。 身为苏联作协主席的法捷耶夫不得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但批判之后第二天，法捷耶夫都要隔着篱笆对隔壁的这位邻居说：“鲍里斯，忘掉我昨天说过的那些话。”1956年5月，法捷耶夫自杀身亡；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在街上高喊打倒蒲宁主义回家却朗诵蒲宁作品的“人民诗人”，最后饮弹自尽；高尔基的一生更是波谲云诡，因为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批评列宁托洛茨基政变而流亡，归国后又无法忍受自己，1935年罗曼·罗兰访苏时，看望这位被关在金丝笼子里的大作家后写道，“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自杀是这些知识人在伦理焦虑到极致状态后灵魂的纵身跳崖，而米沃什和赫塔米勒的主动流亡也是伦理焦虑进入临界状态之后的自然结果。由于那些积极反专制反极权战士们的存在，人们注视的目光往往不会太多投注到流亡或自杀者身上，虽然这是更为普遍也与绝大部分人寻常生活更为切近的伦理焦虑，因为人们更容易关注那些直接反抗的英雄——这当然也是伦理焦虑的产物，成就英雄业绩的人们很少是处心积虑要去当英雄，更多是被逼成英雄的。 甘地在南非的头等车厢里因为肤色被扔出火车，促使他在南非首先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瓦文萨因工运活动被格但斯坦造船厂开除，他在自传里说，“我生活中的新篇章正在开始”；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写的公开信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捷克的民主化转型事业，他说过写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伦理困境；曼德拉在电车上不但被蔑称为“卡菲尔”，还被送进监狱，从此明确走向反种族歧视之路⋯⋯ 这些案例除了说明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破壁者出于某个机缘打破心理僵局，尤其表明在僵局破碎之前他们的伦理焦虑。他们都曾深深地焦虑于自由与奴役之中。然而，更多人苟活于自由与奴役之间的伦理秋千上，从最初的焦虑到习惯焦虑再到麻木，既不至于自杀，也不会反抗，而是通过被社会学家莫顿称为“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对抗”的“潜规则”来实现日常生活的伦理回避甚至伦理解脱，尤其在对付明显不公正的规则时，以欺骗、捏造等方式蒙混过关，就成了绝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不诚实的行为方式无声润物到包括亲情、友情等一切人际关系领域，灵魂彻底堕入深渊。 布罗茨基在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小于一》里，写到他的人生第一个谎言：小学时填表隐瞒尤太人身份。这显然是诗人最早的潜在伦理焦虑：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民族身份。这是何等的屈辱。骄傲如布罗茨基在写这一段时尽可能显得轻描淡写，但这只是一种写作匠心而已：他用不着将屈辱作为屈辱来表达。 就像一个人仰天望月不能就被当作昂头挺胸，将反抗制度性压迫的行动仅仅解读成政治行动，如果不是过于浅薄甚至庸俗，至少是不准确的。我更相信这些表面上的行动首先是伦理焦虑下的产物，其次才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包括米沃什在内的甘地们最初看似很政治的行动，只是伦理焦虑下伦理自觉行动的派生物。 布罗茨基说：“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这话固然过于庄严，但我依然赞成他说“人是自身阅读的产物”——至少用在知识人身上是妥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甚至在自传中说，没有六年牢狱中的阅读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然而，知识人有各种各样的阅读偏好，就像吸烟者往往忠诚于自己偏爱的某种品牌，而与价格关系不大。博览群书者有博成刘小枫的，也有博成钱锺书的；诺奖作家里有叛国者汉姆生、希特勒崇拜者萧伯纳、通敌者庞德、斯大林崇拜者萨特，也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纪德、加缪、布罗茨基、米沃什等更多反极权的人道主义者。 “一片叶子压于胸下，勉强成为世界/为了一口纯洁的空气/而过于纯洁，仿佛就是人间的罪/。”诗人多多的这句诗，或许可用于隐喻极权暴政下个人的，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深刻屈辱，当这种屈辱感强烈到夜不能寐渴望喷薄时，便是破茧欲出的伦理蝶化的到来。真实生活，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从而诚实面向外界，这是走向自由无可逃避的宿命，是知识人早该来临的世纪，如卡瓦菲斯的遥远吟诵： “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元宵·回家（外一首） 文：苏凤（蒙特利尔） 门前古稀的腊梅 故乡, 第一个月圆 提灯 在红白纷飞的路上 梅花落尽繁华前 早点回家 敬拜, 心中佛 小草·风 一株小草治癒 流浪者的创伤 不足为奇 。天地间 存在自疗的丹方 风, 播的籽 难得看见 闻见 草药悠然长于山中 我的霓裳舞衣原自 信仰风

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人…… 文：何三畏 曾有段时间，网络上先是在讨论“把英语踢出高考”，但有人说，英语比数学重要，学好英语才好出国，好移民，语云，“英语记不牢，终身在天朝”。后来话题就转换成“把数学踢出高考”了。后者获得的响应比前者高。还有网站搞了个投票，投票的结果是七成在“踢数学”。“除了数钱，一辈子没有再用到数学”，这个说法很有感染力。虽然不一定真有人觉得有任何可能“把数学踢出高考”，但“踢数学”本身会带来快乐，可以发泄另外的情绪。 这确实只是个玩笑。玩笑就当它是玩笑吧，但毫无疑问，总会有一些没有幽默感的家伙，会把玩笑当真的。而且我稍稍有点担心这样的讨论，那么多青少年参与或围观，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或者产生什么“导向”（这个词用滥了，所以加个引号）。已经有人警告过“把数学踢出高考”的蛊惑，叫做“撼山易，撼（高考）数学难”。但就算你把数学“踢出了高考”，却也“不废江河万古流”。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说得严重一点，作为一个时代的腐朽的标志，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贬低知识，蔑视理性的境界。在成年人的世界，一本正经地面对知识已经是令人嘲讽的事情。你在公共场合偶尔会看到有成年人抱一本小说，但这种文青范也显得那么罕见。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在读数学书，仅仅是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位和职称，那么恭喜你，你运气好，可以去买彩票了。 一个时代处于上升时期，也就是知识的成长期，人们是以求知为荣的，而数学是最纯粹，最无功利的知识。在这个份上，可以把追求数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性的标志。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自发的数学辩论会。还有搞“数学决斗”的，即互相出一些数学题目，让对方解答，谁先完成谁就获胜。还有人在路边“摆数学摊点”，用自己编制出来的题目去寻找同好。这种情景，和我们今天的朋友相聚，或者哪怕是陌生人，见面就可以谈腐败，讲谁又被抓了，并且不会脸红的盛况有点相似，但前者令人感动，像婴儿的笑声，也像树苗的拔节，而后者则让人气血不畅，迟早生出病来。 那个时期的欧洲有不少数学家就是这么业余的，纯粹追求知识得来的。前些年才被解决的费马猜想，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的法官，业余数学家费马提出的，他同时还有许多数学贡献。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这叫时代风尚，简称时尚。但在那时和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都叫犯傻。法官搞数学一点用处都没有，费马的数学知识数他的工资应该早都够用了。 但人类本来就有追求知识的天性，搞到全民鄙视知识的地步，也真是不容易。罗素（也是一位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他的人生动力有两个，一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之心，一是对纯然的知识的追求。“纯然的知识”很可能是“无用的”。追求知识是可以超越功利的。 清末近代数学传入我国，我们的先辈们在那时是那么求知若渴，很快有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数学家。到抗战时期，国运那样艰难，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也是国际级的。他们是怎样追求知识的？有一年我在昆明，发现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的一件事。我抄的笔记不在身边，大致记得是，当时美国兴起微分几何（或者复变函数？），大约是陈省身立即从美国寄回一本有关的书到昆明，江泽涵等就组织学生抄，抄一段，大家讨论一段。 现在我们知道陈省身教授和江泽涵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他们就是这样“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的。当时是哪些孩子在抄那本英文数学书呢？ 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你可能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时代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都是这样在学习。 这些故事，可能由于数学本身的特性，使它不怎么传播。但传播在今天叫宣传，宣传多了要走样。总之，一个向上的，有气节的民族追求纯粹的知识，就像追求自由一样自然。我们知道华罗庚是自学开始的数学家。在文革期间，有陈景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研究数学。那时，全国都被高度政治化，文革结束后，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描绘成一个奇怪的人。在徐迟的报道里，他怪得比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理解（哥德巴赫也是十七世纪的德国的一位从法学“转业”过来的数学家）。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小小的“科学的春天”。那是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晚饭后的街头，有人腋下夹着数学自学教材，匆匆赶往补习学夜校。其中包括蓄长发穿喇叭裤的反叛青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有一位青年，在一个美女如云的环境里工作（丝绸厂），经常来跟我们套近乎，无非是想借数学书和谈几句数学，进一步的要求是想央求我们带他去见某教授。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们嫌他基础差，不能保持每次都有好脸色。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如天方夜谭。而我认为一位当年编几毛钱一本“数学自学丛书”，由于印量大而发财的老先生，他没想到他还在世呢，世道就变到他不认识了（他现在是一位职业反腐举报人，我要在另一篇文章中写他）。 那时，一本讲近代物理学革命的书，命名《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还有人为这样的问题激动吗？至少我们没有为青年创造一个为此而激动的环境。回想起来，那时，学校就开始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了。现在看来，这样看待数理化，“三观”就有问题。那一代人一辈子还没有走完，走到今天，走到遍地都流淌着黄金，有钱就可以走遍天下的时候，不仅他们自己，他们也教育子女，不要去学“无知的知识”了。 今天的数学更加专业化了，它庞大和复杂到研究不同方向的数学家也往往不能鉴定对方的论文的地步。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够无师自通地登上现代数学的殿堂。学校教育成为数学家产生的惟一的摇篮。悲乎，我们的摇篮六十年来摇过人类的五分之一，可是没有摇出一位获得世界最高数学荣誉的天才。若有，必是去国外取得的成就。然而，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把“羞辱数学”作为一种大众狂欢。 看起来我们国家也觉得，培养几个“人才”掌握了把火箭送上月球的数学就行了。不为排名（学校排名，学生排名），绝不会为孩子们搞什么数学活动。世界上大约也只有中国的家长和学校、教育官员和大众舆论，才把“奥数”和“高考数学”等于数学。“奥数教育”搞坏了孩子的脑子，不去怪“教育”，却去怪“奥数”。“高考数学”把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才挡在了大学的本校门之外，不去怪“高考”，却去怪“数学”。——看看我们告别基本的理性和反思能力已经有多久。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还有哪一门类像数学一样始终没有抛弃我们——你把在国内学到的数学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是数学。你不能不承认，数学教育无论怎样中国特色，但数学本身却铁定的普世价值。 数学作为一种专业确实很难赚钱。就连四年颁一次，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的菲尔茨奖，也不像诺贝尔奖那样一大笔，而只是一个荣誉。 但数学不赚钱为什么外国人照样钻研，为什么西方和美国取得那么多数学成就。不是说他们生活节奏快，心理浮燥吗？他们都是傻的不如中国人会赚钱吗？那当然不是。依法赚钱他们都比中国人强。法治水平高的国家里的国民，才是又会赚钱又喜欢“无用的科学”。中国人什么都讲实用，没有收益的表情都懒得浪费，无故的笑脸连对孩子都舍不得施舍一个，哪里会主动选择学习没有实用功能，不会赚钱的学问。 中国人正在实用和成功，浮华和享乐的流水线上高速旋转。本文的观点显然很不合时宜。但是，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不是有一代人已经非常有钱，无论怎样征遗产税，他们的孩子们（就算明里暗里有限地超生了几个吧），也会享不尽的荣华，而断无物质方面的忧虑。这样的家庭，正应该让孩子发挥天性，追求自由和个性。如果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为什么不让他成长为真正的数学家呢？如果穷人的孩子读书难免要为了求生存，那么，富贵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无用的知识”呢？ 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一代富贵的长辈们还没有这么想。他们无论有几个孩子，都想送到富贵道路上去做他们的接班人。更何况穷人的孩子。另一方面，全社会也没有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土壤。 那么，中国的未来仍然不会有人类最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而这不是一个有着辉煌未来的民族的气象。一个国家在超越了“求生存”的界线之后，就应该求发展。而一个民族的高度不是以有多少天才的头脑在做官和发财，而是以数学和哲学这种抽象能力和成就来衡量的。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民族。 本文章原题目为《谁家的孩子该去学数学》

诸相皆非相 无情还有情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美国当代摇滚乐一曲Who amI（我是谁？）唱道：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今日在，明日逝），几分惆怅几分感伤，终极关怀显而易见。崔健的意境有哲理而欠信仰，未到这层次。当代基督音乐（ContemporaryChristian Music）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属大众音乐。其中基督摇滚（Christian Rock）不为教会认可，似觉得少了神圣庄严。 基督摇滚音乐会 孩童牙牙学语，会说“我”就有了自我意识（Self-awarenes）。按学者Cooley观点，这并非遗传，而是人际互动中想象他人如何看自己，所谓Looking-glassSelf（镜中自我）。摩登女郎时不时揽镜补妆，未必为了取悦于人。江总当年去西班牙，见国王卡洛斯时也掏出小梳，理一理云鬓，并非媚外，都是自我意识。 顺便一提，自我意识太强绝对要坏事，证诸历史上所谓强人便可了然。平时碰上固执己见，硬要别人迁就自己的人，你要提防了。 哲学与宗教上问题变成：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挪威出了本书，开卷便是这三问，中译本名《苏菲的世界》（据说有删节）。书一度全球畅销，因为用小姑娘懂得的语言讲哲学，其中也谈马克思。康德、黑格尔等的书总令人望而生畏，马克·吐温说过，经典著作是那种人人称赞，而又不肯去读的书。 国人不比洋人笨，如先秦也有“庄周梦蝶”。儒教独霸后，有宋诗尚理趣，没有了唐诗的哀艳、豪放、悲壮，爱便死去活来，悲愤则呼天抢地。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抒情感叹，而改革家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就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哲理，连朱熹都玩上两句：“问渠何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朱熹扼杀性灵，发展儒学，拔高孔子。此后李白那种“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很少见了。孔圣人地位更稳固，被捧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庄周梦蝶 天既生仲尼，长夜复长夜 这是后人的驳斥，针锋相对：难道尧舜禹的时候整天都要点灯？ 儒学最要紧的《论语》谈不上系统性，鄙人在此虽然东拉西扯，每篇也有个把主题，也有点章节段落。《论语》全是拼凑的语录，内容大都属伦理，即如何搞好关系才能做君子、有德行。“君为臣纲”更为帝皇们看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说的是治家，古代中国家庭观念极重，家放大了就是国。有的皇帝干脆标榜“本朝以孝治国”。总之，半部论语治天下。 朝廷有些机构也办帝皇家事，国事家事不分，如光禄寺掌皇家膳食，宗人府理宗室事务。清亡，有了政党政治，跟着也党政不分。是为传统，一种不良传统。 今天还有人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好像在颂毛，实则是反毛，帮倒忙。领袖说过，少了谁地球照样会转。地球转，就有白昼。前几年，孔子塑像一度偷偷摸摸立在天安门广场，与毛主席纪念堂日夜相守相望。这又忘记了领袖的批孔，倘若毛孔两个伟人与圣人，地下有知或在天有灵，真要难以为情。不久这像又（也偷偷摸摸）移走，耐人寻味喔。我这里少点笔墨，大家自可多些思考余地。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强词夺理，隐与直混为一谈，罔顾逻辑也罢了，如何解释春秋时期就有的大义灭亲？更不消说毛泽东时代的亲朋师生间检举揭发了。 孔子那里找不到逻辑、理性，更无哲理与信仰。稍深的论题则避开，譬如宗教和哲学要讨论生死，孔子诡辩道“未知生，焉知死”。（谁敢说知生了？）有门徒追问，人死后有无知觉？孔子答：等你死后就知道了（见《孔子家语》）。藏拙，还恼羞成怒，还好意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也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类无甚意义而永远正确的话，还有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则很有道理，教育家受用了：读书若无兴趣，要培养兴趣。此外，《论语》文字很有味，不过毛氏说过，内容愈反动的作品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比起老庄墨子等，孔子差远了。专制的逆淘汰将他捧上圣座，至今仍阴魂不散。无怪乎，黑格尔读到《论语》大失所望，说毫无哲学味，并幽默一句：为了保持孔子名声，这书最好别翻译。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果然是浪得虚名，现取一例比较如下：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我们不能二次踏入同一条河。两者几乎同一时期，而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精神第一性 两千多年来西方人崇尚哲理以及信仰。以数学为例，毕达哥拉斯将算“术”发展成数“学”，再进而成一派哲学，譬如按黄金分割比例的长与宽，以及两个音的振动频率等等，进而论述数可以解释一切，万物皆数。 理性无法解释的则靠信仰。In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常印刻在硬币、钞票、建筑物上，也铭刻在人心中。 中国人总要眼见为实，连耳闻都是虚的。人的亲身经历极其有限，我从未去过巴黎，靠阅读知道巴黎的某些掌故，可以超过当地居民。推理就更靠得住了，公式一经证明，其应用就绝对无问题。杠杆原理成立，则只要有个支点，地球都可以撬起。 所以人家认为感性靠不住，眼见未必是真，会看走了眼甚至戴了有色眼镜，病入膏肓也可能自我感觉良好，很自信，但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绝对牢靠。这里的差异绝非智力，中国人绝对不笨，而是其它因素。 法国大革命时天主教靠边，罗伯斯庇尔意欲将国教改为“至上崇拜”（Cultof the Supreme Being），这是什么崇拜呢？查阅几种资料理不出线索，顿悟伏尔泰所言：上帝即使不存在，似乎也得造一个。没有信仰便浑身不自在，总觉得缺了点啥。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信仰基督献出生命，岂是迷信两字能解释的？ 在欧美，Materialism（唯物主义）绝对是贬义，指人只知肉欲、物质享受，毫无思想情趣，精神境界。马克思爱说，但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而不否认精神作用。欧洲两千多年来，主旋律绝对是精神第一性。 马克·吐温有句：Age isan issue of mind over matter.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大意为，年龄这事涉及精神对物质，只要你不在乎它，就毫无关系了。在不在乎是精神，有没有关系是物质（肉体），mind 与matter 都是双关语。 欧美人心中挂牵着两者，功利心重的国人甚至不知精神的存在。不少人感叹何以现在国人金钱第一，原因就在人心中。希拉里曾在哈佛的演说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沒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刘亚洲在《宗教信仰与民族命运》（好题目）一文开头说，对干部这么多的考核，但没有一条人性道德考核标准，这促使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全文论述似有粗疏（这题目太大了），但宗旨很清楚：中国人道德、文化、信仰欠缺，这正是失败的原因。文章具学术气息，作者有儒将风范。最讨厌的是，事关国家大事、民族兴亡而不肯直言，借口什么顾全大局，骨子里是顾全一己私利。 汉传佛教 爱因斯坦说：Science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没有宗教的科学跛足，没有科学的宗教盲目），自1930年起发表文章，依次题为：宗教与科学、科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容么？登在New York Times Magazine等刊物，并收入其著作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眼中的这个世界)，大概已有中译本。 爱因斯坦著作 爱因斯坦认为佛教胜过基督教，佛经的时空观比《圣经》里人格化的神的干预（创世纪）合乎理性。 龙泉寺座落北京郊区，有上千年历史，现聚集一批僧人、居士和义工，均系数学、物理与电脑专业的学士博士等，多来自清华北大。佛寺的管理与功课完全电子化，开博客、设虚拟道场、办电子书籍流通，用iPad诵经、外来和尚挂单以Excel登记。 然而北京也有佛寺被改造成高档餐馆会所，这就算了，以寺院几百年老牌子招徕食客就实在造孽。联想不久前传说云南一处佛寺为丧家做法事，多500元供养可保证亡灵投胎美国。该寺辟谣，宗教事务局也否认，但后者说不排斥别处有不良分子以宗教方式诈骗。 而信徒则认定信佛行善供养可以积福德，保今生来世都享富贵。佛教功利化，变得既可口，又可乐。而且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才抱佛脚。 龙泉寺iPad诵经 正宗佛教 首先，佛学是门大学问。古印度僧人抄经文要分存三个篮子，梵文Tripitaka（词缀tri 意为三，梵文与欧洲语言同源）。中文讲究雅，三个篮子译作“三藏”。清代编四库全书，算挣了面子。经藏为佛祖亲口所述，律藏为清规戒律，论藏系后人论述佛经。兼通三者则称三藏法师，译经的有几位便是，玄奘法师称唐三藏。 佛经汇编版本多，1997年出齐《中华大藏经正编》，含典籍二千多种，二万余卷，一亿多字。主编任继愈不信佛，系中共党员，终生研究哲学，著作甚丰。 讲经说法，开场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原本的老师，其余称佛弟子，而非教徒信徒。有人坚持：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不是宗教。而任继愈坚持儒教是宗教。 其次，佛教是无神论。去年在教堂，一友人对我谈坐禅，走过的华人神父听到，脸色大变道：竟然不信神！爱因斯坦欣赏的佛教因果律（因缘）认定：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如此，不劳神第一天造光，第二天……最后造人，造了又不放心，要考验，再逐出伊甸园。亚里士多德、牛顿的FirstMover（最初推动力）也不必了。 梵文Buddha 意为觉悟者（译佛、佛陀等），不是神或主宰。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主宰。 佛教讲众生平等，无等级森严。去过越南人佛寺，要找负责人，答道：我们没有上司、下属世俗的那套。众生指一切生命，术语“有情”（Sensible）。今天平等是普世价值，也主张善待动物了。 佛祖寂灭时说“依法不依人”，不指定接班人，更无隔代接班人。难怪大科学家偏向佛教，它绝对不同于其它宗教。从未攻击异教徒，没有十字军、宗教裁判所，也不会登门宣教拉信徒。即使出家，你若思凡，仍可还俗。佛法你不听，不信？你自己吃亏损失。也允许怀疑，小疑小信，大疑大信，不疑不信。科学态度，民主作风。 全世界读颂最多的佛经是《心经》，与国人最有缘的是《金刚经》。中文本易含混，不妨参照英文本。后者常按中文本译出，曾遇到一位犹太人，一见我就背Formis empty, Empty is form。“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几乎尽人皆知，涵义至深。色，指物质。空呢？言某自名破空，愿有一天能破解。《金刚经》要点则在“诸相非相”，你看到的种种，俱无本性（心外无物，主观唯心主义），包括这个“我”，并非真相，不过是因缘聚合而已。佛教的“无我”合逻辑，顺理性，儒教的毋我或无我，能比么？ 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 佛学讲宇宙人生，至于积极消极，恐怕是各人的主观。譬如拜金的人多，国人又习惯随大流，不跟着忙就被看成消极。有人历经坎坷而觉悟，也有些可能一生为物欲忙碌，从未想过为谁辛苦为谁忙。 哲学家说，物质文明进步未必造福人类。曾读《机器人即将进入家庭》一文，说到机器人的自我意识。电脑技术不断发展，设若机器人也有了自我意识，人类末日快了。面对电脑故障，已经有专家束手的情况。谈人工智能将毁灭人类，绝非杞人忧天。众生好度人难度，因为人很难做到无我，破我执。 凡夫，即便身已离群索居，心难以完全出世。陆游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仍有一念执着。李慎之先生是毛点名的右派，依然无悔，其居处有一联： 已知诸相皆非相，欲待无情还有情。

《穹顶之下》，没有新鲜之事 文：王海涛 2015年2月28日，央视原记者柴静及其团队制作的视频《穹顶之下》，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这个片子是探讨雾霾的成因和解决办法的。雾霾和中国的所有环境问题一样，短时间内无解。它看似随时要命，又像无关紧要；它适合用来表达又患，又常常被故意忽略。 中国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与一个有烟瘾的人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类似——认同烟盒上写的“抽烟有害健康”，但又欲罢不能。繁荣，是这个时代的合法性基础，而污染，是这种繁荣的必然的副产品。 柴静的作品 这是一部好作品。我之前从没有看完过柴静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不喜欢一个“新闻人”，总是出现在镜头里。 这一次的作品，吸引我一口气看完了，镜头里的柴静不显得突兀。用我的标准看，这就是好作品，能吸引人从头看到尾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我首先把它当成一个“新闻作品”看。这是个奇怪的新闻作品，记者成为了当事人，甚至是表演者。从头到尾，柴静在大屏幕前走动，让我想起乔布斯。 它开创了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调查、演讲、表演、视频，以及剧场呈现，然后网上播出。 在片尾的致谢名单里有罗永浩。显然，罗胖子的剧场演讲，“启发”了柴静。 柴静是一个成功的前记者，在央视的平台上成名，有不少好的作品。那些作品，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在电视台，一个调查报道，是一群人在做，但在公众面前更多赢得名誉的，一定是镜头前出现最多的人。 此次制作《穹顶之下》应该是柴静离开央视后的一次转型。目前来看，这个转身比较华丽，在2015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抛出一个几乎与每个人有关的环保话题，一天之内获得数千万的点击量，这个筹谋显得“野心勃勃”。 据说，柴静为这个视频花费了大概1年的时间，自费百万元。有消息显示，她2014年10离开的央视，显然，这个作品，若无曾经的央视资源，做起来会更难。 这个作品，强化了柴静个人形象中公共知识分子气质。 我还不知道离开央视的柴静，有什么样的“赢利模式”。希望她制作这样的作品，不单纯是公益性的，最好能够是商业性的，能够赚钱更好。这样，才能将这样的好作品继续下去。给腾讯和优酷带来了那么多的流量，不知道是否有商业回报。 环保这个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就像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一样，说它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而且可以获得相当多的人共鸣。 当对这个时代不满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好多好多的证据。 环境问题，伴随工业化而产生，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遇到过。中国，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它不仅会有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问题。 中国的制度、市场、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简而言之，就是系统性的中国特色。它的好与不好，见仁见智。 在环境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到底是加剧了环境污染，还是节制了环境污染，我是无法断言的。 但我认同柴静所流露出的情绪：一些企业的嗜血，政府部门的功利，惟GDP论，个别法律形同虚设，使得环境问题积压，并难以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到底是不是“中国特色系统”，我亦无法断言。 能够断言的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宿命，已难以逃脱。 我们享用繁荣，我们承担繁荣的成本。在宏观上看似公平，微观上却加剧了不公平。有的人从这场繁荣中挣到了更多的钱，可以每半年体检一次，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肺部有没有阴影。有的人，只能听天由命。 但我还是坚持一贯的观点，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而言，当下，绝不是最糟糕的时代。 所以，当看到柴静说，他和先生站在故宫角楼回忆北京从前的美好时，我是不认同的。截至目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没有在一个值得赞美的时代生活过。 我坚持这样认为，有一个好处：不至于对当下过于悲观。 向柴静致敬 不管是公益也罢，商业也罢，感谢柴静制作了这个作品。 要向她致敬，最动人的一点，是她告诉我们，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自己少开车，多举报他人。 《穹顶之下》。这个名字太文艺，暴露她曾是个女文青。在这个作品中，尽管她涉足了欧美，但还是暴露了视野的不够。比如，她感慨环保部门“无权无势”。 它可能给人一种幻觉，如果环保部长由总书记兼任，中国的环保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个幻觉，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的，潜意识里，很多人支持有一个“强人”出现，我们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显然，问题关键，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权力不够大，而是普通人的权力太小，更关键的是，即便手中小小的权力，我们也没有使用的习惯。 我是通过《穹顶之下》才知道，环保部门的举报电话是12369。即便知道，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不相信这个电话有用。 总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各种问题抱怨，有时候类似撒娇。 估计相当多的人，在朋友圈里刷屏向柴静致敬之后，第二天，还是和我一样，继续开车上路。 短时间看，我们难以改变自己，政府难以改变政府，国家难以改变国家。 但改变总是在进行的。若干年后，回头看，很有可能，你又会怀念这个年代的某些方面。 柴静没有揭示，繁荣，就是光荣和正确，污染，只是这种繁荣的副产品，而制造污染的人，将通过治理污染，再一次展现自己的光荣与正确。 穹顶之下，没有新鲜之事，但还是要向柴静致敬。 本文转载自海涛评论

中国式文艺复兴及其可能性前景 文：李劼 这似乎是个很大的话题，其实又是个非常个人化的小个案；这似乎是件需要花费口舌才能讲清楚的事情，其实又是没什么可多说、并且一说便俗的无言之语。 本文拟从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所谓关键词开始——软实力。不知什么时候，国人将文化叫做了软实力。也搞不清楚这算是权力的傲慢，还是官府的无知。文明国家的人们从来不把文化叫做软实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让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宁可不造航空母舰，也不能读不懂《红楼梦》。 《红楼梦》也罢，莎士比亚也罢，都不是什么软实力，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即便就文明进化的角度而言，一部伟大的经典，也不在于什么实力，而在于呈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品质，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文化是思想的、精神的、存在的，文明是技术的、物质的、生存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文化，但根据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公式引伸出的核物理以及原子弹开发，则是文明化的技术成果。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蕴支撑。欧美国家在文明上的遥遥领先，源自五百年前兴起的文艺复兴。 好几年前，一部似是而非的电视片《大国崛起》讲说了西方诸强的崛起，却遗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程。该片居然没有扪心自问，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哪来的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凡事唯物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思想教条，也是一种心理定势。这种思维的核心是权力的骄横，金钱的崇拜。唯物的背后，是唯权的顺从。 虽然当今的西方世界，以实力而论，依然美国居首。但西方人评比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前十个国家时，并非美国第一，而是由意大利夺冠。因为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尽管美国军队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以及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诸国，尽管美国的高科技始终领先所有国家，但这些文明成就还是比不上当年意大利在文化上的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被《大国崛起》所忽略的文艺复兴，具有什么样的举足重轻意味。 真要说起来，西方诸强各有一番人文风采。诸如，英国牛顿力学，法国百科全书派，德国古典哲学，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当年奠定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哈佛大学形而上俱乐部。如此等等。若以软实力论之，无法理解为何意大利居首。在软实力论者的眼里，意大利不过就是在艺术上领先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恰恰就因为意大利在诗歌、绘画、声乐等艺术形式上所开创的审美新局，改变了欧洲、从而影响了全人类的文明发展。 倘若说文化具有许多层面的涵义、许多种类的区别，那么审美就是其无形的神经中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其文化心理、乃至政治方式。比如，亚里山大的战争方式，可以从荷马史诗里找到心理原型。这在中国历史上，国共逐鹿选择的是《三国演义》的模式。同样，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将审美目光聚焦于日常人生而不啻是十字架上的神明时，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新纪元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启了。 诸多研究中国历史演变的专家学者，最容易忽略的可能就是审美之于历史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早在有宋年间，就已经不声不响地开始了。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包括陈寅恪在内的文化学者，给予宋朝的文化景象以很高的评价。他们没能说清楚的只是，并非是理学的兴起、而是审美趣味的变换，导致了有宋迥异于唐朝以前的文化景观。其中，禅宗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禅宗在士大夫当中的深入人心，有了宋代与《文心雕龙》截然不同的《沧浪诗话》。因为禅宗的影响，苏轼与李白在诗歌风格和写作心态上，泾渭分明。 唐朝的画家热衷于皇室贵族的仪态造型，宋朝的画家展示给世人的或者是山水间的气象万千，或者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市民风俗景观。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大刀阔斧，有宋年间的审美情趣犹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细无声。但是，一样的深入骨髓。就连宋徽宗那样的皇帝，都醉心于成为一个书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一种文化通常在与另外一种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新的能量获得新的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乃大，及宋结果。按说，倘若有正常的长生环境的话，那么即便是宋代润物细无声式的文艺复兴，也能生长成参天大树。无奈的是，一棵小草被挤压在两块巨石的夹缝里。一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再南侵，一者是程朱理学构筑的意识形态之于民族心灵的严重摧残。内外夹攻底下，一路走得极其艰辛。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像一场始终无法和合的性爱，在一次又一次的延宕之中，消耗着原有的元气和应有的锋芒。磨蹭了一千年，依然原地徘徊。相比之下，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一击即成;比中国晚了五百多年，却赢得了此后五百年的辉煌。 因为一再的延宕，致使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仅生长得非常曲折，而且不像欧洲那么光彩夺目，而是若隐若现。要不是《红楼梦》的问世，这场断断续续的文艺复兴恐怕很难成立。就像莎士比亚奠定了英国的民族文化，《红楼梦》标出了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成就所在。莎氏戏剧承继了古希腊传统，《红楼梦》则径直从《山海经》神话起笔。 正如文明是递进的，文化是回溯的，借用老子的说法便是，回归到婴儿状态里。正如早先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开始周孔伪型文化之于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覆盖和扭曲，《红楼梦》的划时代意味在于，将中国历史划分成了《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之于华夏民族的意味，不仅不亚于而且远高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民族的标记性。 《红楼梦》之后的清末民初，本当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天赐良机，犹如春秋战国一般充满人文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除了满清王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日渐松动，尚有东西方文化碰撞造成的嬗变效应。然而，历史却极其诡异地将这个民族推上一条谁也料想不到的歧途。野蛮战胜文明，孔家店被打倒之后赫然崛起的，是比程朱理学更为僵化更为专制、以乌托邦主义为标榜的意识形态。民国年间短暂的文化复苏，转瞬即逝。承接《红楼梦》文化命脉的两位宗师，王国维自沉而亡，陈寅恪则壁立千仞。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再度沉潜，几近消逝。 这场劫难于文革演变至极端，完全应验了《红楼梦》洞若观火的预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倘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再度苏醒，那么九十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重建，无疑是在文化废墟上的历史努力。这样的努力所承接的乃是自《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文化气脉。其特征与其说是开拓，不如说是守灵。灵魂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一语道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相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当今的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所至，不止是孔丘立说，而且更是对商周之交历史剧变的寻根究底，其中既包括对那场战争的反思又包括对姬昌演易和周公建制的质疑。正如《红楼梦》以《山海经》神话为起点，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有必要上溯到河图洛书。这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之于未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与能够回溯到多么久远的上古文化和上古历史，是完全对称的。 但是，不管历史文化的审视多么的至要重要，中国式文艺复兴依然以审美为导引。《红楼梦》所提供的，首先是迥然有异于往昔的审美情趣。以男人为主宰的历史，在少女诗词里被颠覆，更不用说，假装分别信奉儒道释的达官贵人遭到无情的讥讽。且不说金玉良缘如何惨遭木石前盟的挑战，即便是屈原的《离骚》，也被《芙蓉女儿诔》弄得灰头土脸。由此可见，那个横遭姬发指责的“惟妇言是用”的商纣受辛，是多么可爱的君王!不说是贾宝玉式的，也至少有着贾宝玉般的侠骨柔情。 商纣与妲己的历史冤案，一则在于周公姬旦与孔丘、司马迁前赴后继的历史伪造，一则在于华夏民族在审美意识上的长年孱弱。王国维指出过，中国文化在美学上的惊人残缺;陈寅恪道破的是，中国哲学在形而上层面上的相当贫乏。中国式文艺复兴要复兴的，无非就是审美意识，逻辑思维。 倘若说一个民族的愚昧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刻板低维，那么其丑陋则丑陋在审美意识的长年累月的空缺。头脑僵化，言语刻板，表情呆滞，千人一面。贫穷时低头哈腰得不行，富裕时虚荣夸张得令人瞠目结舌。这个民族似乎不喜独立思考，而热衷于一哄而上。 对照《山海经》神话里朝气蓬勃的华夏初民形象，今日的中国人丧失那样的尊严，久矣。审美，不啻是艺术的修养，更是气质的高贵。高贵的气质，源自丰富充实而清纯明净的内心世界。淳朴有淳朴之美，谦卑有谦卑之相。最高贵的有时恰好是最谦卑的，就像箕子亲王不动声色地开导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一般。最美丽的有时是最淳朴的，就像林黛玉的凄恻绝唱《葬花辞》，天然无饰。 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流于媚俗；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绘画，失之夸张。前者让官府点头，让读者摇头;后者让画商见利，让艺术堕落。电影取悦奥奖，奥运讨好全世界。教训是，有钱不等于有尊严，有权不等于得人心。文学、绘画、电影等等的诸多工作者们，可以籍此换得纸醉金迷的世俗人生;只是，功名之门一旦被敲开，他们的作品旋即被扔进垃圾堆里。因为这只跟谋生有关，了无存在的诗意。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绝不是什么人的功成名就，而是众多艺术家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的共同境遇通常在于，官府恶之，学府拒之，诸奖远之。他们之中不乏如同曹雪芹那般孤寒寂寞，或者就是“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他们之中有像王国维那样一了百了者，有像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者，有像章太炎那样叱咤风云过后安安静静地偏居一隅教书育人者，有像李叔同那样大彻大悟而遁入空门者。他们的人生非但与功名绝缘，而且往往不是坐牢，就是流亡。然而，正是这样一批无名无臭之人，为华夏民族建造着文化的森林。当造树的前人撒手人寰之后，乘凉的后人是否记得他们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在世的功名都弃之如敝履，更何况虚幻透顶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这样一批人的植树造林劳作。植审美之树，造文化之林。这样的劳作，跟人们所谓的软实力毫无关系。这样的劳作与制造航空母舰迥然有别。因为审美乃是天下最无用之物，但审美能力的有无，却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石。能够制造航空母舰，与当年游牧民族能够制作弓箭长矛并无多大区别。一个民族有没有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红楼梦》垫底，才是野蛮与文明的泾渭所在。所谓崛起，不是武力的竞争，而是审美光照的有无或强弱。倘若说，审美是天然的免于恐惧之自由，那么审美能力的有无则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前提。审美是鹰的特征，是鸽群般的浪漫，而不是家禽的骄傲或绵羊的温顺。 以《红楼梦》为历史地标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为王朝的更迭为转移，也不被任何专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所左右。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坚忍而顽强。倘若这将成为一片茂密的森林，那么却首先从一棵棵孤木开始。前景是可以遥望的，无所谓乐观或悲观。狂风暴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是为记，与众共勉。 二0一二年十一月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