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 文 / 任君抒（蒙特利尔） 教育方法 ：中式﹑西式﹐哪式好﹖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冀望孩子能进入名校以便它日晋身精英行列﹐许多家长都不自觉地成为威严的中式“虎妈”。中式教育的孩子成长路﹐难免是被家长“迫”着走。 “优秀也好﹐一般也罢”﹐只要孩子实实在在快乐地成长﹐比什么都重要﹐也成就了轻松悠然心态的西式“绵羊妈”。西式教育的孩子成长路﹐从小练着自己走。 而长远宏观孩子成长后的表现﹐则觉得前者是赢在起点﹐后者却胜在终点。我个人体会﹐觉得还是两式取长补短为最佳策略﹐可以尽收中西文化教育的精华。 严励的“虎”式﹐未必是个个孩子都承受得了﹔且又限制了孩子应有的自由﹐淹没了他们潜在的兴趣与长处。本来可以轻轻松松的假期活动时光﹐都被家长们当作孩子的最佳补习超前时﹐孩子们的童真失去太多了吧。有统计报导﹐中国的“虎娃”资优生﹐进入了美国长春藤学府的第一年退学率﹐竟是25%哩。 北美的教育方法﹐在于从小就培养学生们的主动能力﹑思考活跃﹑创新改革勇气﹔以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参予精神。小小的年纪就勇于表达和良性争议﹐从小养成议求共识的习惯。如此﹐一方面他们既有可能发展自己的个人特质﹐另方面又学会和习惯尊重他人的特质。在这样自由开放氛围下长大﹐他们成人后就能充满正能量去步入和容纳异己的社会﹔他们都有重视自己和别人的价值的理念﹐成为引领国家向前挺进或世界高科技创造发明潮流的人物。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需要这样的接班人。 更重要的是﹐北美对下一代的教育比中国人更着重知识以外的培育：在学校里﹐除了各种科学知识外﹐他们学习的是自律﹑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及如何解决问题、纠正流弊﹔整个社会都非常注重保护孩子的自信。学校从不排名次﹐也不大张旗鼓地表彰学术获奖的孩子﹔不把成绩和孩子的名字同时公开。而老师特别擅长培养孩子无坚不摧的韧性和毅力。这就是普世价值观下的公民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打造着国家未来的合格公民。 中式的教育﹐时时更专注在无所不在的竞争意识，与谁争锋﹑三甲名次﹑星光闪闪之类的虚荣理念。 本地如雨后春荀般冒起来的中文学校﹐登在中文小报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牌﹑最佳……”广告﹔时有登出一大堆获奖﹑排名﹑考入名校学生等信息来满足华人家长的心态 (或是为了争取生源吧)。有的兴出造“星”之举﹔曾有广告﹐不止列出得奖学生名字﹑名次﹐连同父母的大名也荣登榜上﹐真令人叹为观止﹗那份凌厉的荣归氛围的渲染﹐连原来是“绵羊妈”的忍不住也要随大流而“虎”起来应市哩。其实这些捧“星”﹑荣登之举﹐在北美教育制度的原则里﹐却被认为正正是在损毁孩子的纯真心灵和阻碍公民教育。 诚盼近代新兴的中文学校教育者和家长们﹐请不要把从家乡带来的“包袱”打开﹐令里面的“土产”作风﹐把本来移民就是为了孩子能享受到北美优秀教育制度的氛围都给污染了﹗还给孩子们轻松正常的学习环境﹐跟着兴趣走﹑纯真活泼的假期吧。否则﹐又回到“虎娃”“苦娃”的老路上﹐太以令人扼腕了。 家教：“鹿式”家长与“狮﹑狐﹑蟹式”家长的教育理念之分野 中国古训﹕“身教胜于言教。”可是﹐近代的中国家长又有几多能以身作则来教育孩子呢﹖ 近期﹐“李天一轮奸案”主犯被判十年﹐成了国内沸沸扬扬的热议案件。本来不过是一群因为娇生惯养而无视法理藐视法纪的“惨绿少年”犯案﹐应受法治制裁就是了。偏偏身份不过是军旅歌手的李母梦鸽﹐却直把法庭作舞台。自视特权阶层﹐出言不逊去侮辱被害人﹔螃蟹般横行﹐硬要律师为其“惯犯”的儿子(虽属未成年﹐却已是再次犯案) 作“无罪”辩护﹔还向律师放言造“威”﹕“军方都很关心这案子。”如此狐假虎威的所为﹐与其子一并被视作公害。一位父亲给梦鸽的信最中肯写实﹕“把孩子送上法庭的﹐不是法官﹐不是被害人﹐而是作为母亲的你。” 此案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儿子当年就读的学校Selwyn House School校园里的“鹿式”家长的风范﹐何其鲜明比照﹗ 当年时任总理的克里靖(JeanChretien) 的三个外孙 (简称“大﹑中﹑小孙吧。小孙孙尤其淘气可爱﹗——题外话了。)同在其校读书﹔他们同时也是魁省首富﹑加国富豪，最近刚过世的鲍尔集团 (Power Corp)的创办人Paul Desmarais的内孙。在势利人眼中﹐这三个小子的母亲 Mrs.Desmarais(Mrs.D.)的背景够得上又权贵又富贵了吧。 一天下学﹐“中孙”的一页草稿废纸掉在地上﹐老师要他捡起来。“中孙”不经意地说，那不是他的活儿。老师再次要求﹐他回应﹐在家里那是由佣人干的活。老师当即训示﹕“不管你在家有多少佣人打理事务。这里是学校﹐你就必须遵守校规。我数至第三声之前﹐你必须把纸张拾起。否则﹐见家长。”小子在第二声还是负气不动﹔在老师数第三声的同时才把纸张捡起来。老师告诉他﹕“你行动太慢了﹐且似乎气不顺。一样要见家长。” Mrs.D.一接通知﹐第一时间带同儿子来到老师办公室﹐听完老师的陈述﹔回过头问其子﹕“你明白犯了什么错误吗﹖”小子满脸愧色地点头。Mrs.D.当即诚恳地向老师道歉自己家教不到位﹔并多谢老师能严格公平相待。嘿﹐人家又贵又富的“鹿妈”可没对老师放言﹕“我家父、家翁都很关心这个约见呢﹗”而且﹐据其他家长反映﹐以后见到“中孙”连走廊地上的纸屑都主动捡拾﹐孺子可训也。 另一“鹿爸”范例。 儿子学校每年结业时﹐都有一个家长聚会晚宴暨体育颁奖会。有一年的聚会﹐开宴时间已近，一位家长从他的座驾上下来﹐既没有保镖傍在左右﹐又没有特警开路﹐大步流星地跨上学校大门前的石阶﹐走进前门的接待处报上儿子的班号﹐接过学生接待员递上的家长襟牌﹐顺手放入西装袋里。当他甫进宴会礼堂大厅时﹐一位学生接待员适时地趋前一步﹐礼貌地说：“这位家长先生﹐麻烦您把家长襟牌挂上﹐多谢。” 呵﹐这位家长似乎有意要“考考”这位学生的应对﹐微笑着“刁钻”地说﹕“全加拿大的人都认识我哩﹗”学生一怔﹐很快就平静地回应﹕“穆龙尼先生﹐是的。那是在公众场合﹔但是﹐现在是我们学校私人性质的家长聚会﹐不是国会。每位家长都凭襟牌互相认识﹐以便大家沟通交流。在这里﹐所有家长一视同仁。穆龙尼先生﹐多谢您的合作﹗”轻轻地鞠了一躬才转身离去。这位“鹿爸”﹐无须“狐假”﹐可没有发“虎威”，反而欣赏地点头微笑。 旁边的家长都对学生报以赞许的微笑﹔一位银发祖父级的家长对他竖起大姆指﹐表扬小子不卑不亢的得体对答和礼貌举止。 而转过身去的前总理穆龙尼先生﹐也同样向迎面走来的校长Mr.William竖起大姆指，赞扬学校培养了这样品格的好学生﹐有原则﹐有勇气﹐懂事有礼﹕“我们的国家就需要这样拥有平等理念﹐大无畏精神的年轻人﹗” 在加国﹐这些又权又贵又富的人士﹐只作平和的“鹿式”家长﹐在任一小节上都不会显示他们的身份矜贵﹐自我修为平等于国民百姓。这种以身作则是对孩子的最好教育。 Selwyn House School “国教”：成了阉割教育道德灵魂脑垂体的慢性麻醉剂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教育理念的差距﹐何其分野﹕ 哈佛大学校长告诉毕业生﹕你们要“改变世界﹗”北京大学校长告诉毕业生﹕你们要“服务国家战略。”前者的舞台是世界﹐属宏观。后者的舞台是国家﹐属本位。那么﹐培养什么样的心态才能迎合中国当权者的需要呢﹖大家不言而喻了吧。但是﹐到底哪种理念才拥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呢﹖也是不言而喻吧。 中国特色教育体制﹐堵在极端本位主义思想和狭隘意识的爱国主义“围城”里﹕大学老师“七不讲”﹔“九号”不准提﹔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如斯“国教”﹐与下面的教育理念正相反﹕ 美国有一所私立大学Grinnell College﹐以心理学著称称﹐美国历史专业也很不错。一位亚裔留学生 L.入读﹐有如下极深刻的体会﹕ 历史教授是耶鲁大学博士﹐非常精于美国的各阶段历史。每次上他的课都在多了解一段关于美国“做坏事”的历史﹐似乎是一边倒地批评美国﹐连他这外国人听了也不舒服。终于﹐与一位特意来上这教授课的美国同学交谈﹐告诉他心内的疑惑。谁知这同学回答﹕“我之所以付这么多钱上这大学﹐听他的课﹐就是为了学习这种真实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自我反思﹐国家就会再犯与历史上一样的错误。”L说﹐他由此教授和这同学身上得到深刻的启发﹐毕业后经年不忘﹕美国大学里不怕任何人批评美国﹔美国人甚至比外国人更激烈地批评自己国家的缺点。在这种开放﹑宽松的环境里﹐他发现的不是美国的缺点﹐而是美国的优点﹕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吸取教训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强。美国大学的宏观放眼世界与自我反思﹐起到了推进国家的前沿引领作用。 Grinnell College 当前﹐中国的“颂圣文化”教育﹐则只可传道“中国好声音”。大学教师只能成为中国特色教育的单一推销“爱国情操”政治思想传销员。 中国国教﹐已然成了阉割教育道德灵魂脑垂体的慢性麻醉剂。大学教授中部分人正在因此走向沉沦、堕落。 最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被北大以“教学不合格” 的理由解聘。他的遭遇代表了当下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国教”中被打压的处境。也是当权者对学子非“爱国主义”思想免疫的“防范”措施﹐对自由派思想的控制﹑赶尽和扼杀。 与夏业良的“教学不合格”相比﹐那收黑钱去唱红(黑金主子已被判无期了)﹑煽动族群对立﹑满口粗言秽语的教授﹔以及那已被告发的年过半百﹑以录取为饵忽悠应届高中生与其同居的教授﹐他们竟可以毫无羞耻地被北大容忍。他们的道德﹑人格是否更够得上“合格师资”？！ 北大﹐已然丧失了历史曾经赋予它的引领中国改革前锋的光环﹐沦落为政治思想教育体制洗脑的“爱国情操”传销员。而北大教授以“30﹕4”的投票来决定对夏的解聘﹐也正好反映了教授中大部分人已然失却了往昔象牙塔里高知们的高风亮节与风骨﹐或趋炎附势﹐或明哲保身﹐或宁左勿右﹐或随波逐流﹐或兼而有之地沉沦。我们有这样的感叹﹐并不是偶然。须知﹐80年代﹐同为北大教授的郭罗基﹐也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上面”要求撵出北大﹐却被北大拖着不办﹔最后至邓小平动气了，才把郭转往南京大学。可是﹐“经改”三十年过去了﹐北大在处理同类问题上﹐竟反而道理人事相悖。如此慢性麻醉而量化的堕落﹐怎不令人心寒﹗ 中国已然经济崛起﹐走向国际舞台﹐期望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但﹐另一方面﹐泱泱大国的国教理念﹐却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只为着眼于本位的权力和金钱。总在试图建立一层以“爱国主义”为“保护膜”﹐洗脑国民﹑后代﹐以此来维持一党专政的独裁。如此滋生出畸形的“围城心态”﹐因应而生的教育机制和育人政策﹐造出来的人格价值观当然深受影响。不是胸怀天下的爱国公民﹐而仅是民粹心态的“爱国的人民”而已。这样的“人民”﹐难以消除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每个人都想着钱与权﹐自然难以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成为情操高洁的为人类服务的爱国公民。 当下中国教育机制下的产品﹕有在学的大学生被聘去当临时“特警”助迫拆迁。低档毕业生聘去当“网警”监察互联网。高档硕士﹑博士生被军方收罗去当“骇客”(专攻外国机密电脑系统)﹔也有作商业骇客﹐专门入侵外国大小企业的电脑系统﹐盗取专利产品原型及资料以作仿制图利﹐或盗取商业创新及技能资料﹐以节省研发费。每年令外国大小企业蒙受严重经济损失。举国上下﹐山寨气十足﹗中国“国教”下﹐都培养了什么样的道德品格﹖当然﹐他们的作为也真够“爱国”哩。 “文革”后的代代掌权人﹐己然改变了中华民族民国时代的高清教育风气。令学府教育理念与政治机制接了缝﹐大学学府似乎已成了制造机械人的流水线。如斯政制下教育即使再“改革”﹐也不过是多加几条控制线路而已﹐一样没有灵魂。真让我们这些对中华民族教育崇尚怀旧的一族﹐“心事浩茫连天宇”哩。

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文：亦乐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如果你乘飞机旅行2000 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 278 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 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 78.5 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 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 270 千克二氧化碳……” 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更宽广，更包容，更细致的爱，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然而，我们不妨自问：低碳生活我们做到了多少? 2009 年的限塑令红红火火，到了今天有几个人愿意天天拿个布袋去买菜装东西？一公斤牛肉产生36.4 公斤二氧化碳，素食能减排最多，少吃肉还能预防癌症，可我们在考虑吃什么的时候，能想得起低碳的问题吗？有人夏天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冬天室内温度则高得让人流汗，办公室里的电脑始终不关，打印纸从来没有双面用过，出门不是开车就是打的。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戒烟、戒酒、少买衣服、少购物、洗澡洗菜水冲厕所、即时关灯、少用纸……？也许是为了享受，为了面子，为了有点麻烦。可我们想过没有，“高碳生活” 的陋习不自觉地增加着地球的负担， 2008 年一月中国南方大雪，五月汶川地震，六月南方洪灾，2009 年北半球罕见暴雪，2010年 3 月西南百年大旱，4 月冰岛火山爆发，5月南方罕见暴雨，6 月印50 度高温…… 为了地球的今天和明天，我们不妨自问：我今天减碳了么？ 低碳生活在在政府、企业层面已经引起关注，在民间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网上出现与低碳生活有关的族群，一些可以计算个人排碳量的计算器在网上日益火爆，它们有一套精确的计算公式，将“日常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碳补偿”这一 链 条 直观 而 简 洁地 呈 现 了出 来。 例如 有 一 个“CO2 排放量查询”的计算器，你 只 要 任意 输 入 飞机 飞 行 公里 数、 汽车 耗 油公升数以及用电度数，你就可以简要地查出你的二氧化碳排量，然后屏幕还会提示你应该种上多少棵树才足够进行补偿。一些国家的产品上甚至标明它的碳排放量，作为人们购买时的一个参考标准。 原以为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和汽车、工业之类有关，其实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看不见的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紧密相连，只要重视，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减碳的窍门： 家居篇 改改我们的“电动依赖症”吧，电动电器会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消耗大量高含碳原材料以及石油，变相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室内设计走简约之路，以自然通风、采光为原则，减少使用风扇、空调及电灯的几率。冬天暖气维持室温18-20C0，穿一件薄毛衣刚好，为了只穿夏天的衣服而升高室温，我们可以算算，这少穿一件衣服得浪费多少度电？又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而多穿一件衣服我们又失去了什么？通常，在整个建筑的能量损失中，约50% 是在门窗上的能量损失。中空玻璃不仅把热浪、寒潮挡在外面，而且能够隔绝噪音，降低能耗。小户型无论在节约建筑材料、节能节电、建造和使用成本等方面都优于大户型，碳排放量也明显小于大户型。也许人类会有那么一天，房子越住越大不再是一件风光的作为，我们可以说是花自己的钱，可当考虑到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压力时，我们还能如此振振有词吗？ 交通篇步行和骑自行车是最健康的方式，需要乘车时，搭乘地铁或公车应作为首选，每八公里，轨道交通可比乘汽车减少1700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当代人倾向于车越开越大，开着 SUV 虽然很牛，但你考虑过碳排量了吗？其实购买低价格、低油耗、低污染，同时安全系数不断提高的小排量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省油，停车占地小，灵活。开车族要尽量避免冷车启动，避免突然加速、用黏度最低的润滑油、定期更换机油、高速驾驶时不要开窗、轮胎气压要适当。开车出门购物的人，事先做好计划，尽可能一次购足。CarPool 也是一个可以节约能源的好方法。 办公篇 多用电子邮件、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打印机和传真机。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可将这些电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办公室内种植一些净化空气的植物，如吊兰、非洲菊等，可吸收甲醛，也能分解复印机、打印机排放出的苯，并能咽下尼古丁。 让来我们共同承担起地球村里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保护地球家园，保护生存环境，从今天开始，选择低碳生活吧！

简评戚本禹的《评李秀成》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很有些名气，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一直 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英雄与变节”的问题上，而他的农民革命英雄占主导地位。1963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自述 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他是一个投降清朝的可耻叛徒，从而引发了史学界一场激烈争论。 1964年8月戚本禹发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这场论战忽然偃旗息鼓。戚本禹“定调”为何有如此权威？他的思想和论证能否站住脚？最近，我看了戚本禹2011年在香港出的《评李秀成》一书，两个世纪前的历史人物，今天被重启“旧瓶新酒”，我觉得对过去的“权威”评论，有必要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也是作一次商榷并研讨。 2011年版的戚本禹《评李秀成》 文革初的戚本禹 戚本禹在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的《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附上说明和当年有关材料、李秀成自述原文，没有新的文章和学术观 点。戚本禹在书《序》中说，他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认为李秀成是一个革命变节者以后，受到太平天国历史专家罗尔纲等人的反对， 罗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对革命忠心耿耿。同时戚本禹文章也被中宣部领导周扬否定，批判他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接着，中宣部组织全国史学界名流开 会对他的文章“大规模围攻”。1964年春，毛泽东对李秀成的问题作了16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戚本禹说，毛主席这十六个字，掷地有声，有千钧之力。邓力群告诉他，不是忠奸的忠，是始终的终，意思是晚节不保。中宣部得知毛泽东肯定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 文章后，一时慌了手脚，马上打电话通知各地，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戏剧和文章都不要演出和发表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发表了。 很快，戚本禹受到江青的接见。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江青告诉他主席的16字批示写在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领导传阅。江青说：“这可不是简单的表态呀，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鼓励他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你要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文革中的江青 戚本禹听了很激动，夏天写完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前送请周恩来、 康生、江青、陆定一、陈伯达、田家英、周扬、吴冷西、关锋、邓力群等审阅。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怎样对 待李秀成的投敌变节行为》，这篇来势汹涌的文章发下来后，与他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人家都不写了，战场上没有作战的对象了。 为什么没了作战对象？戚本禹的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对手都被“炸懵了”。戚本禹说：“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写第一篇文章没有得到主席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进行严厉批判，对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这让人不难看出，戚本禹“古为今用”的思想动机和他背后的强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戚本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以后，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先后提拔为处长、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职，可谓手握大权，红极一时。但他1968年即受到审查，被关在秦城监狱18年，直 到1986年释放。戚本禹出狱后，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和一些写作、编辑工作至今，在香港一家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原著《评李秀成》。 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王力、关锋 戚本禹说，学术问题不能离开世界观，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不 难看出，戚本禹的“不能离开”，正是用固定的“痛恨革命叛徒”的思想，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学术基础，评论古人。他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 响”。因此他的两篇评李秀成的文章，“革命”一词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伟大的农民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英雄与革命叛徒、革命政权与反革命阶级、投降变节与革命 气节、革命理想、革命领袖、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等等，通篇充满浓厚的阶级世界观和政治色彩，这是在“研究历史”吗？ 学术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不能以固定的、“实用”的世界观，研究与自己政治思想“对味”的东西套用历史，借古喻今，更不能为权势需要而曲意逢迎。抛弃私心杂念，站在历史的大场景上以史料为基础，对史实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研究，从事物的联系中考证，不为其他左右，做出准确公正的结论，这是必须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负责。在这方面，史学泰斗陈寅恪的风骨，治学精神，昭昭可鉴。我从下几个方面评析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一、 太平天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吗？ 戚本 禹对李秀成的“定性”，是根据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南京）李秀成被俘后写的一个自述。他说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赞美 曾国藩“恩深量广，且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丑化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是“误死世民”、“害民害众”、“世人之劫数”，攻击革命 领袖洪秀全，还表示要为清朝招降太平军余部。所以李秀成是革命的叛徒。 李秀成像（英国人绘画） 李秀成是不是“革命叛徒”，首先要搞清太平天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如果它不是“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期的领导人李秀成就不是革命者，自然就谈不到“革命的叛徒”，其他问题另作别论。 历史是由人来完成的，要搞清楚历史，就要还原人的真相。 1864年5月，搅得大半个中国13年战祸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快撑不住了，此时天京城外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得像铁桶一般，城内断粮已数月，太平军和百姓饥 饿难捱，以树皮草根为生，洪秀全想活也得靠食“咁露”（野草）度日。6月1日53岁的天王去世，有说是服毒，有说是病亡，反正他肯定绝望，自知城必破的下 场。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湘军攻下天京城，在天王府挖出洪秀全尸体焚烧，用大炮将骨灰轰出，这次天王真的“上天”了。 然而半年前，洪天王还享受着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奢华日子，他的天王殿和龙椅镶满了金银珠宝，光他头戴的纯金王冠和身上金佩饰加起来重达30斤，他所用的 物品连脸盆、碗筷、痰盂、夜壶都是黄金制作！抢占天京后，洪秀全建造了华丽的天王府，他拥有88个嫔妃，1000多个宫女专门伺候，整日沉溺琼楼花园之 中，一天也没出过大门。这位“革命领袖”的骄奢荒淫，比只有十来个后妃的“地主阶级”总代表咸丰帝厉害上百倍。 洪秀全的玉玺 史料记载：“东王杨秀清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满17岁者36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轰雷耀日。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可见淫乱之一端。” 太平天国各王也都争相占地建府修宅，尽显骄横奢靡。而恭俭宽仁、勤快节约出名的“反革命”头子道光皇帝，在“天国王爷”面前反倒像个自卑的老农。这样一群 土豪匪霸能带领农民革什么命？无非是推翻清朝，建立一个迂腐蒙骗的上帝教“天朝”。戚本禹盛赞洪、杨等王爷们都是“革命英雄”。原来“革命英雄”就是能够 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靠什么呢？自然是两个字“杀抢”！ 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极“左”时代总爱渲染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男女一样均分土地，“天下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人尽是姊妹之群，天下无处 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制度是出自中国古代《禹贡》和“大同”思想，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是一个农业的军事共产模式，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太平天国反而 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大官、小官和士兵的待遇决然不同。如王爷、丞相等高官可以有众多王妃、三妻六妾，却规定普通官兵母子不得并言，男女不许说话，更不准交 往、结婚。谁敢违反天朝定律，轻则鞭挞砍头，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所谓的“均匀、公平”，完全是“天国谎言”。 “反帝国主义”，是过去罩在太平天国头上的一道光环，实际又是个谬误。首先，太平天国从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和洋兄弟们勾勾搭搭。洪秀全在天京与英国使者亲切会面，大谈与洋兄弟合作，他要一统江山。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南京，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英军首领）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他写打油诗示好：“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爷排定定今到来，替力出力该又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洪秀全的“诏书”，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广西金田洪秀全塑像 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帝国主义洋兄弟十分看重，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了仇。但1863年，慕王谭绍光等人仍然与驻苏州一带的英军统 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所以，太平天国的“反帝”无从谈起。 天国的妇女“解放”了 吗？答案是否定的。太平天国确实不让妇女缠足，设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王宫、强迫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女子从事男子一样的沉重 劳役外，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迹象，女科举也是昙花一现。在太平天国所有官书里，都不曾说过要男女平等。 洪秀全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的“经典”。这位洪教主在宫中创作了500首歪诗，大多是管束、恐吓妇女的“天条”。录其中几首—— 14、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耳惑尔，则挖尔左眼。 17、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18、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叫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123、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378、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洪秀全这些不像人话的“诗”，俚俗粗鄙，实在不值一看。可笑之余，不难明白他为什么10年考不中一个秀才，以他这种“革命思想”和文化水准，考20年也不会中举。 再看他对儿子的培养，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继承人的教育，洪秀全一直没有给洪天富贵请老师，任幼天王在宫中“自由发展”，却在儿子9岁时就给娶了四个太子妃。今天保存下来的洪天富贵的供词、诗句，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着实令人费解。 洪天富贵供词手迹 1864年10月，16岁的洪天富贵被清军俘获，他很快写了供词，包括太平天国官员名单、洪秀全的宫廷内幕等，承认自己有4个老婆，揭发其父老天王有88个“王娘”。11月18日，洪天富贵被处死前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逃。” 这是戚本禹赞美的“革命领袖”以及培养的接班人，如果戚本禹看过洪氏父子的诗，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洪天王害人也害了自己儿子。 一个农村的穷酸读书人，洪秀全怎么忽悠起来干的“大事”？这要从根子上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在家不务农，靠父兄打理自家几亩薄田和自己时不常教私塾度日。他屡试不第，快40岁了当官的希望已然破灭，他把失落怨气迁怒于满清“鞑子”。 洪秀全故居的卧室 当时的中国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两千多万巨额赔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负担加重。《南京条 约》的“五口通商”，使一些城镇人也丢掉饭碗，更多的人破产贫穷。清政府和官员不思体恤，继续压榨百姓，中国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处于极其尖锐状态。又 赶上黄河、长江流域各省连年水灾旱灾不断，饥民遍野，到处堆满了“怨恨的干柴”。这些国内外的“大气候”，给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日后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创造 了“机遇”。 1850年9月的一天，洪秀全在广州闲逛时，偶然得到一本派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写的书，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 等。洪秀全从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中突发灵感，造出与基督教实质不同和相反的“新教”。他发誓，你满清看不上我，害得我不惑之年还混不进官场，我非搞出个样儿 折腾死你！ 洪秀全返回村里，先借生病装神弄鬼，以天父的儿子下凡妖言惑众，传播上帝教扩大自己“内需”，广召教徒。洪教头在老家发展不顺，就与冯云山跑到广西传教，把基督教演变成“拜上帝会”，这个八卦比他科举考试要容易得多。 金田旧址 他们先后纠结了山民杨秀清、自耕农萧朝贵、小地主韦昌辉、乡绅石达开等人为骨干，到处演出“天父下凡”、“天兄附体”、“拯救众生”的双簧，蛊惑不明真 相，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洗礼”拜上帝。洪教主变成了上帝的第二子，代替天父天兄下凡，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把这个假想敌随时附会到 反对派和他要消灭者的身上。1851年1月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平台”，在金田打造兵器，集合几千教徒，开始了扫除儒家孔孟之道、诛灭清妖，大开杀戒的造 反。 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首领，不断发展教徒扩大队伍，率太平军攻陷福建永安城后，立即封王建制，从广西、湖南、湖北一路杀抢，占领南京，众王弹冠 相庆，大兴土木建造王府。享乐五年后，王爷们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洪秀全忌恨东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指使北王韦昌辉受将杨秀清满门抄斩，韦昌辉因不满 翼王石达开，接着将石全家杀害，石达开带兵返回天京又将韦昌辉活捉并灭其门，两万多太平军尸横街巷，满城血雨腥风。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下诏分尸，然后投 入大铁锅煮成肉糜，集合众将士来吃“革命”老领导，又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 太平天国的暴虐令人惊诧，他们贯穿始终的狭隘性、残忍性、自私性、欺骗性以及宗派思想、享乐主义和低级趣味，不要说与中国几千年儒家的核心价值“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信”格格不入，就连与太平军起家的“基督教”劝人向善、戒杀戒贪也一百杆子打不着。太平天国的革命究竟在哪儿？天国的精神又是什 么？很想恭听戚本禹的教诲，哪怕他多说几句让人信服的话、举出几个实在的例子，可惜都没有。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法国人绘制） 从太平天国前期的残酷倾轧、政权腐败庸俗到中后期的到处攻城掠地，烧杀抢劫，连年发动战乱，再到彻底灭亡的14年间，内部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造 成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在外部，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牵制了清朝几十万主力部队，使英法联军区区万人1860年打进北京，烧毁圆明园，威逼清政府签定屈辱的 《北京条约》；沙俄从1858年到1864年乘机强迫迫清政府签定《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共 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太平军起到了促进清朝内外交困，丧权失地，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作用。 历史不是漂亮口号喊出来的，太平天国既没有平均地权，没有反帝反封建，也没有解放妇女，更没有人民平等自由，从任何角度上讲，太平天国都称不上“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实事。 太平天国是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拜上帝”邪教煽动无知和不满的民众，暴力推翻清政府，帮助其建立新的封建腐朽“天朝”的反叛运动。 二、 李秀成不是“革命的叛徒”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然而，真相的历史却被掩盖和改变了许多年。往往虚假的东西，要比真实来的容易许多，因为不用据实考查史料，深入研究论证，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任，凭借权势和“随心所欲”就能蒙骗一时。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太平天国灭亡了一个世纪，戚本禹却要为早已被推翻的政权“鼓与呼”，并且没有尊重史实地“造成舆 论”，把太平天国整个改变了样。这个政权一切封建迷信的、黑暗腐朽的、倒退与破坏性的实事，他都避而不谈，在他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中，更是把太平天国吹捧为“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伟大的农民革命”，洪秀全血染的王冠被他罩上“伟大农民革命领袖”的彩虹。戚本禹不提“伟大”的表现和作用，只是一味地高喊“伟大革命和伟大领袖”，同时造出一个“可耻的叛徒”。 李秀成自述手迹 戚本禹站在“两个伟大”的高度，审查出李秀成自述中对天国、天王不忠的言语。他写道：伟大的农民革命，被李秀成说成是“世人之劫数”，“乱坏世民”的“祸 害”；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人是“乱星下降”、“作乱之人”、“不良不孝不义之徒”和“害民害众”的“众匪”。革命领袖洪秀全则是“不修德政”、“谗佞张 扬”，动辄要“椿砂剥皮”、“五马分尸”的昏君。 这是戚本禹给李秀成定性的主要依据，因为李秀成这些话，显然有悖戚本禹的“两个伟大”，至于太平天国是不是真革命他不管；洪秀全有没有昏君暴虐之事他不说；李秀成讲的是不是实事他不论；李秀成自述怎么没道理他不解读。总之，李秀成只要有戚本禹认为的“反动言论”，戚本禹就会随手挑出来，装进他安排好的“革命叛徒”笼子里。 对李秀成自述中“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呈供”这句话，戚本禹斥责：“这分明是出卖祖国，向敌人招供革命队伍内部情况，在李秀成的笔下，太平天国的革命已经成了社会的‘患害’，革命领袖已经成了‘众匪’头子。” 广西藤县李秀成的家乡 李秀成实话实说，戚本禹又把他提升为“祖国”的叛徒。祖国的含义是一个人祖先居住地的国家，太平军1851年4月抢占南京，号称国都“天京”，这块地方13年后便被清政府军收复，李秀成哪个祖先在围城里住过？就算国中之国的天京是李秀成的“祖国”，那么清朝统辖下的中国是什么？李秀成生长和其祖先居住的 广西藤县又是什么？难道都是外国和藩邦？戚本禹为了树立太平天国的“正统”，把李秀成彻底搞臭，不惜混淆“祖国”这一基本概念。就差再添上个“民族”字 样，李秀成就变成了叛变革命、背叛祖国、民族叛徒，罪名岂不更全乎？ 罗尔纲是著名太平天国史学专家，他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忠于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说李秀成自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的“伪投”、“缓兵苦肉计”，戚本禹反驳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没有共同之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罗尔纲曾一直为李秀成辩护，直到戚本禹手里亮了“尚方宝剑”才罢休。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论”以及对李秀成的评价，也有“路线”的偏激和个人崇爱的拔高，我并不赞同罗老先生的一些观点。 罗尔纲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稿》 但是，戚本禹在两篇“批李”的文章中，多次搬出马克思主义，都是些毫无实际、华而不实的大话来吓唬人。既然如此，就不妨看看马克思是怎么分析和评价太平天国的。 1850年，在德国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兴奋地认定“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必将给这个国家的 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分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导致内外交困的深层因素，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 的地雷上，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革命和作用信心十足。 然而仅仅过了11年，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时，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 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 命，好像就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 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 恨铁不成钢，从充分肯定到恶语诅咒，展现出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1861年6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富礼赐发表他的“游记”，详细记 述了太平天国王爷们醇酒美人的奢华享受，透露了这个“天国”里高层的狭隘封闭和腐化堕落。富礼赐的《天京见闻》刊出后，西方各国更坚定了太平天国不能成事 的看法。此文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很大，他知错就改，展开了对太平天国的激烈抨击。 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戚本禹，肯定知道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论断，尤其一针见血指出“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为什么在他的文章中一字没有呢？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魔鬼”说，与戚本禹的“革命”说有天壤之别，摆出来就无法自圆其说，这便是戚本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比较马克思导师和一百多年后戚本禹学生的“太平天国论”，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再看中国近 代儒学大智者梁启超的评价：“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和平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 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渠甲，一直力主反清，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党徒，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指出 “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民众，恐有甚于满清者。”这些精辟之语，按照戚本禹的观点，那就是大逆不道，统统是反动派、反革命份子，也应该揪出来彻底批判、打倒。 梁启超 他说“太平天国与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如上所述，太平天国不论从外表到本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腐朽加宗教的、虚伪残酷和破坏性强的、以暴力建立“洪家天朝”的集团，它没有先进的思想 理念和政治纲领，不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创造人民大众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财富，根本不是所谓“伟大的农民革命”。因此，李秀成作为不是革命集团 的重要首领，无论他在自述中说了什么，无论谁在别有用心地生拉硬扯，李秀成都够不上、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叛徒”。 三、李秀成自述是总结和忏悔而不是投降 戚本禹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失去信心，表现出求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主要根据还是李秀成自述中对曾国藩、曾国荃的尊重如“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指曾国藩）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等语，以及李秀成提出自己出面招降太平军余部。 给李秀成这样的人物“定性”，如果仅抓住他说的一些“软话”和让余部停止抵抗，就断定他是“反革命”投降，这不符合辩证唯物史观原则。抛开自己的主观意 识，从历史真实背景及太平天国的性质、李秀成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太平军继续作战与停止抵抗的具体因素等，对李秀成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就能得出正 确的结论。 苏州忠王府 （一）李秀成对个人和太平天国的总结 李秀成被俘后写的自述，不是一般的“供词”，他写了洋洋洒洒五万多字，大概有六个方面内容：1、自己加入太平军的经历和悔悟；2、金田起义和“天京事变”的历史；3、解天京之围及太平军作战情况；4、对洪秀全偏执猜忌、任人唯亲的种种不满；5、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原因；6、表达要为曾国藩收复太平军余 部的愿望。 李秀成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去世早，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三人，他“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会参加“作乱害民”的太平军？李秀成回忆道：“天王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每村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苦寒之家。” 当时西王萧朝贵带兵驻在李秀成家附近，“见村民的粮谷衣食等，逢村即拿，民家将粮谷藏入深山，也都被抢去”。李秀成回忆：“凡是拜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李秀成就是千百人中“肯从”的一个人，此时房子已被烧掉，没粮食没钱，想回家又怕被清军抓捕，只有跟着天王“闹革命”了。他说：“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之患害，为人哪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忠王府拙政园 太平军一开始就到处抢劫百姓财物，烧毁民房，诱骗胁迫善良朴实的农民入伙起事，攻城陷镇，哄抢银库粮仓，打家劫舍，割据一方，这不是土匪是什么？李秀成说：“自拜上帝之后，广西贼烽四起，年年贼盗纷张一出。” 这是李秀成的早期亲身经历、所述十分详实，不知戚本禹有何观感？ 一条通向李秀成说的“众匪”之路，他为什么走了下去？除了“迷迷懞懞而来”之外，他在太平军中算得上是个“秀才”，凭着作战骁勇和高人一等的“情商”，他 由一个士兵以功勋卓著提拔到“地官丞相”、“副掌率”（副总司令），加上固有的“忠君”思想和表现，他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的统帅。天王的赏识 提拔，自己的“高帅富”，李秀成不能不感恩报德，为洪氏“江山”尽职尽忠。 （二）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忏悔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他（李秀成）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孙中山 一个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推崇备至，但是，随着思想渐趋成熟和对太平天国研究后，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他得出结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毛泽东年青时崇拜曾国藩，说他“收拾洪杨一役，是大手笔。”对于镇压太平军的胡林翼（清湖北巡抚，湖南益阳人，号润之），毛泽东更是钦佩他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把他当成学习楷模，并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之”。 而建国后的毛泽东转变了态度，肯定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代表清政府的曾国藩、胡林翼自然成了反革命和刽子手。毛泽东和孙中山两人，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由推崇到批判正好相反，说明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 领袖毛泽东 李秀成在太平军初期，尽管目睹过烧杀抢掠，但由于他生长偏僻山村，年轻不谙世事和拜上帝教的“洗礼”，他对太平天国的本质和未来是没有明确认识的，不然他也不会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加入太平军。但是，如果他“一直缺乏坚定的信念”，怎么能在此后的生涯中一展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屡立战功？ “天京之变”后，李秀成才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自述道：“自杀东、北王，翼王出京之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专信同姓之重。”天国首领们相互猜忌杀戮，内部分裂，洪姓专权，人心思变，李秀成由此觉察太平天国前景不妙。 洪 秀全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理三日朝政，不开三日府门，閤朝文武因何而止免乎！”李秀成发出这样的叹息，他“屡启本力谏，与主力辩事理”，结果是“万不从 容，人无天理，非是人伦。”他的直言进谏，一再遭到洪天王的拒绝和严斥，不仅是李秀成自述，几乎所有记载都称洪秀全脾气暴躁，喜怒无常。 1861年太平军占据的九江、安庆等重镇相继失守，陈玉成战败身亡，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临危受命节制诸王，统领全军。此时他因军政问题与洪秀全矛盾日深，进一步看清其面目：“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杰豪不登，故有今日之败。我久经力谏，数十封章，不从我谏。因自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骑上虎背，不得不由。”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李秀成对“天王误国”的看法以及他的身不由己。 被复原的洪秀全宝座 李秀成接着说：“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他又一次写道：“何人愿做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这是李秀成对参加太平军的无知，自己背井离乡、“不良不义不孝”所表示出的深深忏悔。 他总结道：“世民随洪姓而来，作一路而至，即是云沙而已。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是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秀成通过“天国”实践，检验出自己的“逆天行事”，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无疑也是他的反躬自省。戚本禹在“评李”中，对李秀成自 述不作全面分析和展示，凡是自述中不利自己观点的语言一概不采用，以极左思想迎合政治形势，借古喻今，先入为主，把李秀成的醒悟和反思扣上叛变的大帽子， 既体现不出他说的“科学方法”，也显失准确和公正。当时文化部周扬及有关学者批评戚本禹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尽其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李秀成并非怕死投降 戚本禹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中，更严厉地“宣判”李秀成是投降。他认为，李秀成在被俘以前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革命斗争，但是李秀成的意志并不是坚定的。 主要根据来自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的记叙，戚本禹说，李秀成被俘当天受刑后，晚上赵与他谈话，态度和善，也曾力劝曾国荃不要给他上刑，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绝 望中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李秀成或许认为官方的态度有了转变，于是大谈其在革命队伍“骑虎不得下”，“我家人心不齐”等等。戚本禹说的这些，完全是自己的臆 想。 曾国荃 书信手迹 戚本禹第二个根据，他在书中这样讲：赵烈 文问李秀成：“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但是紧接着又说“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潜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 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记叙连贯起来看，李秀成的“死耳”是无可奈何的，以散遣旧部来乞求敌人的宽赦，才是他追求的目的。有人只引述“死耳”的话来证明李秀成 有了“尽忠革命的立场”，对“死耳”后面的“乞活之意”却不去管他了，这不是断章取义吗？ 戚本禹这种说法很有问题。李秀成回答“死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惟有一死！”，这应该是毫无畏惧的表示，陈玉成被俘时也曾说：“大丈夫死则死耳！”戚本 禹把李秀成的话和赵烈文的记叙夹杂一起，加上自己的“连贯”，就成了李秀成乞求不死的证据了。李秀成说得很明白，散遣旧部是为免遭残杀，戚本禹怎么不连贯 李秀成说的“则瞑目无憾”？戚本禹在这里却忘记了阶级斗争，绝对相信“阶级敌人”赵烈文，用他的一句“乞活之意”，来证明自己的“投降说”，究竟是谁在断 章取义？ 第三个根据，戚本禹这样推断：曾国藩见李秀成之后，几声“汝亦好汉”、“可惜！可惜！”的长叹，已经使这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热泪盈眶，因为击中了 他长期对洪秀全不满的隐痛。所以李秀成说：“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天朝失国，今蒙恩待，愿代收齐报德。” 曾国藩及其全集 李秀成这句话明明是事后写在自述里的，戚本禹又把它“前移”到这个场合，紧接着下评论：“这些辩护词，多么符合这个由思想动摇而走上投降变节道路的农民革命将领的性格，多么符合这个被俘的军事统帅的身份。” 看到此让人不能不说：戚本禹的论调多么符合牵强附会！ 李秀成由士兵到元帅，体恤爱护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太平军，他被俘后十分清楚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他不愿尚存众多的太平军续延战祸，贻害百姓，再做无谓的流血牺 牲。他说：“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国，其害民，皆我之最也。今国败尽，愿收齐人众，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李秀成这个负有情理和道义责任的举 措，戚本禹说是向新主人讨好，首先为了自己，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李秀成的《招降十要》，被他说成是“一套完全有利于反革命的计划。”甚至骂李秀成要当统 治阶级的“鹰犬”。 戚本禹这话说的真轻松，他是想让太平军坚持“流血斗争”，造成国内可持续性大乱，经济彻底崩溃，让清政府倾全力把太平军赶尽杀绝，外国列强再次趁火打劫，把颐和园、故宫都烧光了才符合他的“革命理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烧毁的中国圆明园 投降，是一种认输或无奈的选择，投降与接受投降都是有目的的。战争状态中的投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条件投降，一种是无条件投降。有条件投降首要条件是保证活命，反正是死就不会选择投降。无条件投降则是主动向敌人缴械，甘愿一切受罚。 戚本禹一口咬定李秀成投降，那么李秀成具备什么投降条件？李秀成出天京城躲避山乡时，有乡民好心劝他剃发才能逃走，他说：“我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 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活。”他坚决不剃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吴三桂就不同，他向清朝借兵抵抗李自成，在清军命令下剃发归顺，这是有条件投降。李秀成被 俘表示招降旧部，但没表示自己投降也没提保命的条件，反而说招降事能否办成，他都受“刑正国法”。曾国藩及清朝上层，也从未表示对他不杀赦免。所以李秀成 不存在有条件投降。 李秀成是突围出城，困于山乡后被俘的，他没有主动送上门，向清军无条件投降。1858年5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李开芳部在冯官屯被清军围困，弹尽粮绝，李开芳只得亲笔写降表向僧格林沁投降，两千多士兵全部被绑缚到清营。李开芳以不死为条件的投降，结果还是被押赴京城凌迟处死，戚本禹却把他称为“革命英雄”。大渡河兵败的翼王石达开，绝望中把自己送入清军大营，还写了供词，他的这种无条件投降，戚本禹也没有任何“变节投降”之说，混淆是非之能事，窥一斑而知全貌。 石达开塑像 大渡河遗址 很难理解一个不存在投降条件，不惧死的人会投降，李秀成就是这样的人。 投降要有目的，李秀成已抱定自己一死，他没有为讨好曾国藩而提供和泄露太平天国更多机密，如分散各地的太平军具体情况，天朝“圣库”金银财宝的去向，侍王 李世贤、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的部署计划等。曾国藩认为李秀成有悔意而无诚意，其《招降十要》及“防鬼反为先”（防洋人）没有太多价值，他从没说李秀成 投降，对李秀成是不放心的，因而决定杀之。李秀成得知后，欣然谈定：“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他没有乞饶，没有抱怨，没有愤恨，到死 也没有剃发，这是真正坦荡无私，大勇大义的人格。李秀成如果真是投降，定能让曾国藩和清廷体验到他的“价值”，应该可以保全生命。被清朝重用的北洋水师提 督丁汝昌，就是太平军的投降者。 戚本禹多次把曾国藩所说“宛转求生，乞贷一命”当作李秀成投降的把柄，他又确信了他所谓反动透顶的“革命敌人”曾国藩的话。且不论曾国藩此言的真实性和其目的，按照戚本禹的推论，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战场上，脱离自己还在抵抗的部队，主动走向国民党军而“被俘”，也应该算为了保命投降吧，请问戚本禹：你敢说吗？ 但戚本禹敢拿古人说事，硬是给李秀成扣上投降的帽子。 我们看李秀成被俘当天，曾国荃命刽子手用刀锥在他身上乱捅乱割，面对鲜血淋淋和剧痛，他毫无所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为了写出自己亲历的太平天 国，从7月29日到8月7日，他遍体鳞伤关在木笼里之中，忍受酷暑和伤痛折磨，在生命最后时刻奋笔疾书，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留下一部五万多字的太平 天国珍贵史料，然后欣然赴死，实现了他自述中“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豪言。哪个“怕死乞活”的人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李秀成的言行，不是特意“抹 黑”就能抹掉的。 四、李秀成是农民起义的悲剧英雄 从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离世，迄今整整150年。风云变幻，政权更迭，李秀成的名字仍然被今天许多人所知悉。虽然现在关于他的评价已不再那么重要，围绕他的是非也没有争议和定论，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秀成与那个席卷半个中国的“天朝”一样，不会被历史所淹没。 李秀成宝剑 前几年曾播出过太平天国的专题片，广东的研究学者、南京大学教授都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至今苏、浙、皖一带太平军占领或经常出没地方的老人们，提起太平军还是一口一个“长毛”，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叫法”。 太平军“三河大捷”旧址的古镇，1858年清朝巡抚李续宾带领五千清军，与包围他的十多万太平军浴血奋战，最后寡不敌众，知府、道员、总兵、副将等文武官 员及士兵全部阵亡。在李续宾自刎的河边，当地居民对采访的记者说：“李九帅（李续宾字如九）是好人啊，他从不欺负老百姓，长毛是坏人，到处打仗抢东西，祸 害人。” 三河古镇 许多现实的人民“情况反映”，比满纸尽是“革命精神”的空洞辞藻要生动，要可信得多。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不久， 他们就受到了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唾弃。清人《金陵纪事》，从细节上勾勒出太平军的一些“怪异”面貌及活动：“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 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伪官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稣为天兄，即 其师祖。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凡姓王着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掳来人皆使拜上帝，又曰‘拜祖’”。这就是一般百姓对太平军的“看法”。 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图 太平军北伐在山西平阳时，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首领林凤祥同村乡亲，惹起他大怒。城破之后，林凤祥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尸体叠压狼藉。 士兵出身的李秀成，对太平军的“匪患”、“害民害众”是有较早认识的。他进入高层后对洪秀全倒行逆施的不满，更不是一天两天。正如他所说：“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我不在城者，其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不敢与争。”连京城居民都被明抢豪夺，一个李秀成能起多少“除暴安良”的作用？ 天京被围困的危机时刻，李秀成打开自家粮仓，赈济饥民。他数次奏请洪秀全，才被批准放饥民出城，不料洪秀全的王兄派人私设城门关卡，借机勒索饥民钱财，李秀成自述说“闻之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等，当而杀数人，害穷人贼子”。 忠王府内李秀成塑像 明知道天朝是这样“乱坏世民”，李秀成还要守护到底，在天京城破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的好战马让给幼天王，保护洪天富贵冲出城门，而自己骑的匹劣马与大队失散，以致最后被俘。他在自述中坦言：“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 上 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尽管他没有邪教徒的盲从，但他内心存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各为其主”的理念，他的封建思想及其认 识的局限性，他的追求愚忠，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私利纵欲横流、到处是烧杀掠夺、到处是卑污之人，这必然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命运。 李秀成连环画 李秀成的反清，是跟随教主洪秀全疯狂报复式的、建立一个更加腐朽、愚昧、落后的“天朝”基础上的反清，也必然注定他充其量是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 李秀成的闪光点，是他宽厚和爱民的道德观，他在自述中说：“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宁。”他开府苏州时，对百姓实施一些宽松经济政策，他亲自统领的军队纪律也相对较严明。李秀成优待被俘清军，抚恤厚葬死节的清朝官员。甚至对败亡之际产生动摇的部下也宽纵为怀，显示出他过于宽容和对“弃暗投明”的理解。 戚本禹近照 戚本禹的评电影《清宫秘史》 李秀成这些人性化的表现，许多大彻大悟，当然在戚本禹的书里见不到，因为美化革命叛徒就丑 化了“革命者”自己。戚本禹出于本能，把黄巢、李自成也奉为“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盗亦有道，而这两个流寇、匪首的道德人品与李秀成相差甚远，他们的死 都和李秀成不一样，黄巢是败逃后绝望自杀，李自成是逃窜山中被村民“保安”抓住当贼砍了头。“大齐国黄皇帝”和“大顺国李皇帝”率众流窜作乱、残暴成性、 烧杀抢淫、骚扰民间，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也给后辈的太平天国洪皇帝树立了“革命”样板。 陕西米脂李自成老家的“行宫” 李秀成积蓄许久的话要说，而且是内心之语：“在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到此为官，军机在手，习久而知，知者避而不及，故惹今日之殃。”李秀成知 道的太晚了，所以“避而不及”。李秀成原是一个忠厚本分，颇有才气的人，如果他没有卷入“革命”，就不会走上一条悲惨的不归路，如果李秀成不写这篇自述， 就不会给某些后人高论他“投降”埋下伏笔，更不会死去150年后他的“革命叛徒”坏名还流传香港。 戚本禹在香港出版的《评李秀成》书中有一个附记，说明他在1964年写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江青所传达的主席指示精神写作的，经后来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的正式讨论、修改。” 从左至右：张春桥、 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现在我们知道了戚本禹写“评李”文章的起因，和他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受到的上层青睐，以及他标榜的太平天国及其洪秀全、杨秀清等头目的“革命史”，而在 当时即便是明摆着的谬误，也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神话”，就像他在文革到来时写的评电影《清宫秘史》和评《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样“给力”。 毛泽东的威望可了得，他曾看过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说：“我看不下去瞿秋白《多余的话》，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再宣传他了。”就这一 句话，便让死去多年、在刑场上唱完国际歌就义的瞿秋白被打成变节分子。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为此奔波申诉若干年，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平反。 瞿秋白 《多余的话》让他倒霉了若干年 1964年，戚本禹秉承毛泽东指示写了第二篇“评李”文章，他由此走向仕途高峰，四年后便 一下跌入人生低谷，以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没有毛泽东的指示，他怎么也不会沦为阶下囚，两个“指示”基本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王力、关锋也同时出了问 题，1968年“打倒王、关、戚”的吼声响遍中国大地。如今，政治阴霾早已经过去，不知戚本禹47年后又出版原来那两篇文章意义何在，是叫读者再去品味他的《评李秀成》？是告诉人们那段极左思潮下的政治与学术的较量？还是表明自己是曾经的“胜者”？ “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戚本禹说的这句话很对。

秋叶的沉默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没有风的日子， 秋天已悄悄到来。 随着阵阵风起， 枫树枝上飘落的叶， 青绿、淡黄、到深红， 又变得橙黄， 带着湿润的露珠， 散发泥土的芬芳。 漫步丛林湖畔， 拾起一片干净的树叶， 赏阅大自然的轮回， 这里是西山吗？ 静静思索， 没有“梦想”， 不需要迎合， 看不见假面具， 品味真实， 是人生的快乐。 秋叶为谁而落？ 何处合成愁， 离人心上秋，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古人给秋的诠释， 寒蝉凄切、离合悲怆。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天然和一， 谁又是谁的永远？ 沉默的秋叶， 印证如烟往事。 故国回首，秋阳秋凉， 京都菜市口， 六君子肃然而立， “流血请自嗣同始”。 绍兴轩亭口， “秋风秋雨愁煞人”， 鉴湖女侠绝无二语。 还是这个秋日， 满城萧杀， 未名湖、太平湖、昆明湖， 纵身名士不留片纸遗字。 似乎有一个， 秋的“约会”， 沉默，是蔑视，是否定。 巴尔扎克一句名言： “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百多年的岁月沧桑， 生死、荣辱、烽烟、磨难， 是非善恶， 罪与罚的颠倒， 正是以身求法， 舍生取义的本色， 唤起尊严与“复生”， 撑住民族的脊梁。 远望片片飘零的枯叶， 浮想它曾经的辉煌， 如白驹过隙，一去不返， 光阴苦短，物是人非。 错过了春天的烂漫， 失去了夏日的阳光， 还有深秋， 宁静、馨香...... 淡泊明德、善行如流， 即不虚度人生。 层峦叠嶂映出的色彩， 不是夕阳斜下， 是博大光明的倾洒。 秋去冬来， 落红委地多于雪， 即便化为泥土， 也温暖着冷酷的世界。 踩在满地的落叶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有人说， 这是一种享受， 我却像走在—— 沉默而厚重的足迹中......

读《极简欧洲史》文：亦远（蒙特利尔） 简要：作者从三大元素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融合来描写欧洲之所以成为今日欧洲。笔调轻松，取材精简，是了解欧洲历史的入门佳作。如果读者在看了笔者介绍觉得没讲明白或者产生疑问，那么笔者就成功了：请看此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办澳大利亚社会及政治历史学博士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的书《极简欧洲史》（The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到去年年底已经第12次印刷了。这本书得到中国学者钱理群，钱文忠和公孙策的联合推荐，后者还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本书是台湾席玉苹翻译的，文笔流畅。如果能配上序者建议的欧洲历史地图就更好了。 这部欧洲史的确够短的，才12万字。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欧洲在现代跑了个第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特别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真是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今天中国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人不由想知道欧洲的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无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起源的。他们为什么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跑了第一呢？ 可惜笔者年龄日长，记忆日衰，大部头的欧洲史啃不动了，也记不住了。那天在三联看到这本《极简欧洲史》真是莫名高兴，好像是量身定著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共八章，外加引言和结语。第一部分“欧洲，是个混合体”，第二部分“迈入文明”文字不多，却把欧洲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六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作家不是从流水般的历史事件和五彩般的国家民族变换来叙述，而是纲举目张，抓住了欧洲发展的骨干。作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元素作为骨干： 然后作者一一作了反复的解释：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希腊，而希腊的辉煌时期并非单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这些小城邦里萌生，尽管只是局限在男性公民而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我们现在学习的几何是承袭希腊的。他们能把现实中的形状抽象为有定位无量值的点和有长度无宽度的线。并由此定义出园，平行线，再推理出各种形式的关系（角度）。据作者说，希腊人并不是为了生产的实际用途发明了几何，他们认为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作者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只想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生产斗争几千年，非常需要几何学，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几何学呢？人类自古就梦想登月，这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正是这持久的好奇心，终于在上世记六十年代，通过生产和科学实现了这个恒古的梦。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在治国方面也高希腊人一筹，但是罗马人承认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因此不是摧毁希腊的文明，而是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这显然使希腊的文明得到了发扬光大。（第11页） 世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多神教，中国的迷信里连黄鼠狼都是神，但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的单神教。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密不可分，提出十诫，至今仍是西方的道德核心。而犹太人的法规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和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同。看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神常有失德之事，沾花惹草，勾心斗角什么都来。而犹太人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他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虽然由于内讧，耶稣被罗马统治者犹太人处死，但基督教在大传教士保罗的带动下形成，脱开了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教条，在三百年的时间，遍布罗马帝国。（第21页） 混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日耳曼”一詞的語源尚無定論。目前最可信的理論認爲“日耳曼”一詞由高盧語的“鄰近”（*ger）和“人”（*mani）組成。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會）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些不正式的用法中，會將日耳曼人代指為現在的德国人。这本书里显然不是指德国。 中国古代把异族称为蛮夷。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人，称作日耳曼诸蛮族。因为这些民族缺乏文字，崇尚武力，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可见在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欧洲还是中国，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却往往恰恰相反。 这三个很不兼容的元素如何混合呢？首先是罗马帝国的宽容，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表示对罗马君主的敬拜，他们都可以让你高度自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只是一开始罗马人虽然宽待犹太人，却迫害基督徒。出现奇迹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由此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接。而基督教组织几百年的发展，有了和君主一样的教皇，甚至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教皇的地位随罗马帝王权力的衰落，逐渐和国王们平起平坐了，从而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二个连接：教会成了罗马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非如我们想象火被告知的那样摧残科学，而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下来，尽管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是触及了部分真理。这是第三个连接：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更令亚洲人惊讶的是，日耳曼蛮族虽然入侵，却只想抢占最肥沃的土地，而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最后罗马君主由于没有领地统治而走到了尽头，取代的是拥有武力却没有多少文化的蛮族首领的分治和战乱。为此国王必须依赖分封的贵族，而没有绝对的权力。这造成“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的概念，这是后来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也许这和中国周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中国”缺乏一种“普世价值”的宗教，科学也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走上了皇权至上的道路。 “对政府有所限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第29页） 而蛮族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完成了三大元素最后的连接点。如果读者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妨想想中国的例子。中国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不断融合北方入侵民族，“五胡乱华“，鲜卑人，蒙古人直至最后的满族而形成的，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了。满族统治中国最长， 被汉化得最彻底，以致本身的文字都被淹没了。但中国没有一个国教，北方民族只不过儒化了。 当然这样的三结合是个动态的，经历了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开始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起因或许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发展的累赘。那时许多学者游离于教会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第37页） 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是企图摆脱开基督教包拢万物的教义，使思想变得大胆开阔，天马行空。虽然文艺复兴的学者并非直接攻击基督教。 接着时势造英雄，修士马丁。路德破除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特权，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这就是新教。新教认为行善积德虽然是应当做的，但不能因此得救。要得救必须崇信上帝，而只有崇信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得救。（第47页） 这样的“理论” 其实是把教皇控制的天主教会架空，因为崇信上帝就不需要崇信教皇。马丁赶上了当时的信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一夜成名，教皇措手不及，无法把马丁送上十字架火烧。这就是16世记的宗教改革。（第48页）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軔期，牛顿的力学证明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系统的中心。这其实是否定了当年希腊的天文观，动摇了希腊学术的权威。 于是上面那张图就演变成为： 这就是欧洲的进步史。方框里标注的是主要的潮流。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用一些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作者第一部分的观点。看看各章节的中文标题，就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有国王的民主，没国王的极权 第六章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 第七章语言：从两种变几十种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罗马帝国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日耳曼蛮族，穆斯林和北欧维京人。然后欧洲趋于稳定，开始了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逐穆斯林出西班牙和哥伦布航海开始的殖民。这段历史说明欧洲的战争虽然融合了欧洲大陆，但和穆斯林的争夺却由于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而未能融合中东。笔者认为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殖民战争，二次大战之后基本结束，原来在非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不是复国，就是独立成为新的国家。这些地区除了亚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形成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似乎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尽管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亨廷顿不想说得很明白。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政治，这个词（Politics）是从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 在古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平民和贵族的男人）齐聚一堂，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与现代的民主不一样。现代的民主是代议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辩论，决定政策。他们需要通过选举代理人，由他们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样不但在人口几百倍于古希腊时具有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平民因为知识的欠缺，目光短浅，做出可怕的决定。比如当年雅典公民表决，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名词叫民粹主义，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完全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代议制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弊病。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只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废除了民主制度）。而一些特别的政策也需要有全民的表决，例如刚刚举行的英国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同样代议制也不是完美完善的民主，因此还需要辅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和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 封建这个词在中英文中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分封土地。欧洲这个制度一直保存到近代，而中国这个制度在秦朝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在现代汉语里，我们使用的封建主义和欧洲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欧洲延续了千年的Feudalism，所以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利，他们必须和分封的贵族妥协。君臣见面要互相亲脸颊，以示平等，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西欧自有王国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有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际礼节上，欧洲两国元首互相亲吻脸颊，就是古代这种表示平等的礼节演化来的。如果回顾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交往，因为苏联是老大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领导人略显尴尬的举动。（第129页） 这样的弱势国王，自然会孕育出贫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私有权概念，也同样生成了地方（当时是城邦）自治的概念。即使今天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省（州）和市（县）长官的关系都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官员直接由当地选举产生，无需上一级行政官员或机构承认。 国王和国会一直是权力的两个方面，有合作，有斗争，权力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有相当的制约。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是历史形成的。 作者还认为英国建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是“奠基于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因为推崇自由原则才走到这个局面、”（第147页） 另一方面，欧洲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有没有国王并不是有没有民主的条件。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可英国是民主政体。尽管《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件，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可建立的是一个极权的政体，犹如一台绞肉机。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时，西方对此有很多重要的反思，普遍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 欧洲在走向近代，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但是教会是跨越国界的，尽管有种种教会之争，但是其基本教义仍然是一本完全相同的圣经，或者说一个主义。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在历史上反复提出：皇帝大还是教皇大？毫无疑问，皇帝，无论是直接执政还是君主立宪，都是世俗的，就是负责国家行政的。而教皇，尽管还在罗马城有一个小国梵蒂冈，但毫无疑问是企图控制人的思想的。可喜的是教会没有行政的权利了，政教分离，教会失去了强迫人们信教的能力而必须依靠“正义”来吸引信众了。拿破仑对此有他独特的贡献。（第180页） 当然拿破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遗产，那就是《拿破仑法典》（第178页）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拿破仑法典》几经修改，至今仍在法国有效。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欧洲今天五花八门的语言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均属于印欧语系，和中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来看，拉丁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中国的文言文有相似的地位，是一种精炼的官式语言，和民间的口头语言有相当的差别。由于拉丁文饶富词尾变化，因此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当座右铭。（第184页）。同样我们至今在很多成语中还是使用文言文，以致不少人并不明白这些成语的本意。 但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和字母的发音或拼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发音和字体完全脱离。可以想见如果中文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今天的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甚至湖南话，四川话都会自成语种。其实粤语不但在发音上和普通话差别极大，就是在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话说“你先走”，粤语则说：“你走先”。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话“，是元朝以后混合了中原，蒙古，满洲等语言形成的，反倒是粤语，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例如闽语中的餸，在现代汉语中早就不用了。 那么统一的文字对统一有帮助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朝鲜和越南都使用汉字，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如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今天，朝鲜和越南都废除了汉字，而中国的宿敌日本还在使用相当多的汉字，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本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谈到了阶级（Class）和地位（Estate）。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使用矩阵关系来描述两者的。（第132页）作者用了一章来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能过吃饱就是莫大的享受。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起义和暴动，而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词， Estate的翻译。其原意是一群人的意思。在欧洲封建社会，通常指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人群。可是马克思不是这样来划分社会人群的，他使用的是阶级（Class）。中文“阶级”这个词是从日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的，于是就没有一个贴切的中文Estate名词.(Estate还有一个房地产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作者认为上述的三个人群中都有明显的贫富之分，或者笔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三种人群中，都只有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与中国的社会很不一样。中国没有贵族，即便是有世袭特权的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其后代也是级别辈减，刘备是东汉初中山靖王之后，到了东汉末却是打草鞋的个体户。而神职人员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至于平民，应当包括地主。中国由于子女分家继承的传统，往往是富不过三代，贫富交替非常频繁。 笔者还要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几乎密不可分。在1949年作为工人的绝大多数不是农民的儿辈，就是农民的孙辈。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来的第一代，被称之为农民工。而八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农民。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代的阶级划分有点照搬一个西方理论，没有符合实际。有一个名词是在中国几乎天天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可是社会结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上，却很少在主体论述上听到强调中国特色。 作者说：“这两场革命（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像的富裕。”（第221页） 本书的结语就是开始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回答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第224页） 为此作者对比了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皇权的绝对性。记得李慎之先生对笔者说过：中国历史上独裁的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回答是“权力分散，遗产多元”。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记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这和亚洲中原地区一直以儒家为文明的基础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欧洲的国王和教皇是“二权分立”互相既支持又制约，给思想的多元化留有空间。而中国对儒家的解释是皇帝的特权。可以说儒家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结果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人敢说超越前人。 欧洲的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所以为作者提供不少灵感的伊斯兰文化专家家帕特里夏。克龙这样来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Freak）”（第227页）英文这个词含有“非常特殊和出乎意料”的意思。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欧洲有欧洲的特色，无法复制。这倒吻合了中国的官方说法：不能照搬西方。

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文 / 言破空（蒙特利尔） 打麻将只能吃上家，可以碰三家，但碰的机率很小。三亨利能碰在一起，可见战争频繁（参见上期《三亨利之战》），只是在16世纪，又是法国，较为奇突而已。欧洲彼时遍地战火，譬如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杀害约三百多名新教徒，人称“血腥玛丽”（Bloody Mary），而后继的伊丽莎白一世又是位新教徒。至17世纪初，一场宗教圣战席卷大部分欧洲国家，历时三十载（Thirty years'war）。 宗教战争源于基督教，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廷，这是基督教中央，也是灾难源头。先看几段经文，和合本，据NewInternational Version译出。（笔者引用圣经，均按此本。） 《新约》说基督（Jesus Christ，耶稣基督）升天后，使徒们建立教会（Church），“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徒11:26）后来，教会就被称为基督教（会），或耶稣教，以区别其它宗教（的教会）。会，聚会之意，社会学意义上是个组织，一如社团、政党、帮会等，只不过这个组织历史太久，又大得不得了。 基督对西门彼得（Simon Peter）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设在罗马的天主教会凭此自认正统、嫡传：石头就是彼得，彼得接受天国钥匙，为首任教皇，其继任也有同样权力。 上述一段福音英文为：……you are Peter, and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异议者认为Peter与rock不是一样东西，希腊原文前者为petros（石块），后者petra（磐石），petros只是 petra 敲下来的碎片。天主教会则说，这Peter绝对不是小石块，耶稣在一语双关。由此争论不休，至今仍诸说纷纭。 门徒原名西门，被耶稣赐名彼得。正如中国北方常为孩子取名小石头、铁蛋之类，甚至瓜瓜豆豆，似乎很贱，但反衬爱之深。唤门徒作小石头，特显基督爱心。再说，虽不像犹大卖主求荣，但耶稣危难时，彼得三次不认主（太26:31-35；69-75），足见小石头人品并不高尚，信仰更是不坚定，岂可托付大事？这段经文添一个字更通顺：你是小石头，（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说此话时耶稣手指地下巨石。耶稣对自己接班人的选择，要么三缄其口，天机不可泄漏，断乎不会卖关子，玩双关语。 讲权力，就丝毫不神圣，倒是十足凡俗，权力比金钱更俗，更应该以世俗方式解决，无须拘泥圣人伟人的谜语。天主教尤其功利地引用圣经，譬如耶稣曾赶走在圣殿做买卖的，说他们使圣地变成贼窝（路19:45-46），后来教廷卖赎罪券，可想到这段经文？ 果然，16世纪宗教改革时提出，由教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俗事俗办，无关神圣，不问小石头大石头。 基督教早期受尽迫害，教徒甚至被喂狮子，一旦成为国教，有了权力，就有争权夺利，口诛、笔伐乃至战争，连续不断。期间有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影响至今不衰（不过后世的Calvinism，已经不是加尔文的Calvinism）。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已经超出宗教外壳，而又典型，在社会、政治、伦理等学科可作标本。这场改革还令人联想中国的文革，尽管两者时空相隔久远。 图注：扔基督徒喂狮子 法国人加尔文(JeanCalvin)，曾攻读法律和神学，先是天主教徒，改宗新教后被迫出亡瑞士，著《基督教原理》系统阐述新教教义，并终生不断修订。论者认为宗教改革始于路德，成于加尔文。1536年，加尔文被日内瓦聘为新教领袖，原本在书斋用功时倒也安贫乐道，这下内心权力欲得以张扬，上任就编了一份“教义问答”（Catechism）作新教徒的“摩西十戒”，让市议会召集市民逐一宣誓服从，拒绝者马上被驱逐出境。他影响法国新教势力，招揽各国新教难民，后来俨然成为新教教皇，人称日内瓦为“新教的罗马”。 图注：加尔文当年座椅 日内瓦是个共和制城邦，自由城市当然欢迎新教，但不久便难以忍受这个外来传教士。市议会先是申明：传教不得干预行政，后于1538年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提案、表决，勒令加尔文及其同党离境。 这么个有魅力，推动宗教改革的人一走，自由市民在信仰上莫衷一是，被禁的天主教则企图恢复罗马教廷势力。大家才觉得冷酷总比混乱好些，议员们遂决定召回加尔文主持宗教事务。后者表示无意吃回头草，但暗中盘算，最后开出价码：日内瓦必须只服从他加尔文制订的教规。接着市议员们又是忏悔以往过错，又是宣誓服从加尔文。可见日内瓦市民视信仰为人生最要紧，不过世界上一些人只认钱和权，觉得信仰能当饭吃吗？ 加尔文大获全胜，日内瓦彻底臣服。从此他要拿这城市做实验，统一思想，建立理想国土，“新耶路撒冷”要一尘不染，然后扩展至全世界，拯救人类。他原本就觉得：从天赋方面看一个人，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就算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 思想统一，统一于上帝意志，也即《圣经》。而只有他一人能传达上帝意志，解释《圣经》条文。只有他才能裁决、许可和禁止。敢有异议，就是反上帝，对《圣经》另有评论，就招来杀身之祸。 加尔文成年后一辈子黑帽、黑衣、黑袍、黑鞋，有意令人望而生畏。他要让人笼罩在“敬畏上帝”的黑影中，治理日内瓦的就不是市议会，而是宗教法庭。市议会存档的资料中，有当年一些记录：某人夏日听布道时瞌睡，判监禁；某人参加洗礼时微笑，拘留3天；两个人玩九柱戏、早饭吃点心、女孩子滑冰、寡妇在坟头大放悲声……判监禁、劳役、流放等等。加尔文的确天资过人，但智力用来编织罗网式教规，让人动辄得咎。饮食、服装、饰物乃至庆典、戏剧等，凡使人愉快者，都被监控或取缔。连妇女的衣着也必须素净，裁缝开业前要在市政府登记，按颁布的标准制衣。剧场关门，连样板戏都没有。即使宗教事务，譬如崇拜偶像，当年路德就比较宽容，反对偶像，但给人权宜选择。毕竟凡夫俗子，没有一点形而下，哪来形而上？但加尔文不但拆毁所有带偶像的图画雕塑，连教堂管风琴也禁止。其实那种音乐浑厚回荡，令人联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产生宗教情怀。 深信人性本恶的加尔文当然对人不放心，私生活就此也被控制，靠他的亲信、爪牙、特务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最为可怕，因为人数众多而隐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F.Zweig）说：一个国家一旦实行恐怖专制，志愿告密者会像一株毒草般蔓延，因为一个社会若对告密行为默许或纵容，那么原来还算正直的人也会在恐惧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扮演起告密者角色，甚至争先恐后，免得被嫌疑“追随魔鬼而不追随上帝”。诚哉斯言，当所有的人，甚至亲人友人，都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独裁者就大功告成。由此，可以明白毛共时代为何有那么多积极分子，毛为何强调要保护积极分子。读史使人明智，加尔文与毛泽东都已走进历史，完全可以两相印证。 以前他搞点“不准领圣餐”之类，最凶也就是逐出教门，大体属教务范围，现在君临日内瓦，加尔文宣称：宁可错杀一千，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他居然有个指标（不知如何计算法），要绞死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个青年，道德和教规方能在这污染的日内瓦建立。他统治的头五年，这个小小的城市判处13人绞刑、10人斩首、35人火刑、驱逐76人，失踪者还不在内，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巴尔扎克认为加尔文比罗伯斯庇尔更可怕。 当然，这类重刑对付言论、思想罪，独裁者总是要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即大众相信独裁者所做的一切绝对正确。加尔文深知，最可怕的就是在人品、智力、道德、学识上胜过他的人独树一帜，分庭抗礼。 塞维特斯（M. Servetus），西班牙人，与加尔文相仿，曾习法律、医学与神学等，发现肺部血液循环，投身宗教改革后编撰《基督教重振》，莫说内容，就这书名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十分抵触。塞氏一生著述最厉害的是“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否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共一体。（教皇是神在尘世的代表，也就同时代表三者，看来“三个代表”古已有之。） 图注：塞维特斯 话说路德某日读经，至“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faith，罗马书1:17）顿时开悟。新教发难以赎罪券这具体事实为切入点，其理论要点系“信仰得救”，即“因信称义”，再说直白些就是，我信仰上帝，就能得救，不要你们这批教皇、神甫、修道士等来充当上帝的代表。在神职人员普遍堕落以致怨声载道的时代，这一新的教义给天主教致命一击。 加尔文发现塞维特斯比自己思想深邃，而且两人互相往来与讨论中（他们曾在巴黎同学，后来通信），后者出于朴实天真，或者西班牙人多少有点唐吉诃德作风，不但不买账，言语之间有点顶撞。加尔文岂能容得别人比他高明（这点与毛泽东相同），何况如此冒犯？不料他不动声色，暗中着人密告罗马，欲借刀杀人。又不料，罗马教廷不想担恶名，或者要坐观他俩恶斗，令里昂教会拘捕塞后，牢狱不加防范，让他越狱，然后再将其塑像与几箱书籍等，一把火烧了，算是结案，再无下文。 更料不到的是，隔几个月塞维特斯又出现，而且来日内瓦，进加尔文布道的圣彼得大教堂，但一出教堂就被捕、收监。此番加尔文操纵宗教法庭判处火刑，其手下仍在刑前以宽大处理为诱，劝塞维特斯放弃反对“三位一体”，承认加尔文的教义为唯一正确，但被拒绝。火刑残酷，惨绝人寰。真诚信奉基督，一心探索教义，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会犹有可说，却被新教领袖残害。具讽刺意义的是，天主教镇压异端，包括新教，多用火刑（据统计，那几百年间少说100多万），辅之以斩首、绞架、车裂等。顺便提一点：审讯时也让犯人游街、戴高帽子。读史至此，让人联想追求真理的遇罗克、张志新等志士被害，无数受整遭冲击者，天下独裁者又何其相似乃尔？ 图注：宗教裁判所给犯人戴高帽子 今天我们拔一颗牙也要先麻醉，庆幸余生也晚?且慢。1992年10月，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梵蒂冈说，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什么叫“善意的错误”？好心做错事？平反，但不爽快，和“反右扩大化”一个调。死不认错，也是独裁者的共同点。 当年苏东波使欧洲共产信仰破产，政权倒台，笔者接触一些资料，现略回忆点滴： 波兰有天主教传统，教会势力回潮。譬如开学术会议，与会者常常先被请去作忏悔或望弥撒。重要场合如大企业开办、运动会开幕式，以前有官员讲话，现在则有神甫祝福，难怪民众觉得以往电视上总有共产党官员，现在则是神职人员在荧屏上晃来晃去。而且不止于教务，行政也遭横加干涉。比如，教会让议员中的狂热信徒提出“救救未出生的孩子”，欲使议会通过法案，处罚人工流产。民调显示大多数反对提案，政府想付诸全民投票，教会竟霸气十足，道是“善恶岂可以票数多寡断定！”有人回顾，共产主义时期教皇来过三次，每次大谈自由，而今再来每次谈纪律与法令，而民众似乎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历史上波兰多灾多难，这点像中国，出了个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便觉自豪，有“站起来了”之感，但领袖崇拜总要付出代价，而且代价惨痛。 图注：波兰现代化教堂 补叙一段史料，法国曾要求引渡塞维特斯。日内瓦一纸遣返令即可了事，但加尔文不肯，想方设法要往死里整人，要以恐怖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威。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立足于信仰，究竟什么是信仰？容另文讨论。但世间总有人借信仰来行不义、图私利。当年洪秀全也称信仰，组织拜上帝会，要建太平天国。今天仍有人说，自己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

深爱如海 ——写在RemembranceDay 文、图：枫子（蒙特利尔） 11月的魁北克，在白蒙蒙的飘雪中，绽放着火红的罂粟花。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们一道，我们都在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RemembranceDay，战争纪念日。罂粟花血色浪漫，戴上它，不忘那些在一战二战及各种战争中为追寻和平而流淌的鲜血和逝去的生命。 战争已然远逝，关于炮火纷飞中的点点滴滴，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够借助书本或影视作品来遥想和追忆。今年夏天，在巴黎荣军院战争博物馆的二战展厅里，赫见我喜爱的一部小说出现在反映法国抵抗运动主题的展品中：LeSilence de la Mer，中文译作《沉静如海》。这是一部写作于巴黎被德军占领的1942年的短篇小说，它远扬的知名度主要归功于2004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电影《沉静如海》海报 有一段爱情，无需表白，不必言说，澎湃在心间却如海浪一般翻滚激荡。有一种爱情不能正视，也不敢承认，只能如深深的海洋一般静默沉寂，藏在心底。爱情本来是件美丽的事情，可是战争中的人们却要无奈地在一个荒谬的时代背景下经受人性的艰难拷问---如果爱上的是敌人，可怎么办？ 二战初期，法国沦陷。一个宁静的村庄里，爷孙二人的老宅被敌军征用了。一个德国军官被他所属的部队指派住进了这里。爷爷和孙女手无寸铁，却有尊严，面对这个不速房客，他们一直以坚定的沉默来表达无言的抵抗。然而战火的纷飞遮掩不了人性的本真，这位军官彬彬儒雅，礼貌有加，每天不顾爷孙的漠视，小心谨慎地出入，礼数周到地问安，还时不时将心底的话语以独白的方式娓娓道来：他谈论自己的生活、音乐，和崇尚的法国文化，他曾真诚地希望两国可以合作创造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而当意识到德军占领法国的真正目的不是共建而是掠夺，他为此深深地痛苦和自责。从他的表白里，爷孙感知了他的诚挚和友善，渐渐了解了那纳粹军服下隐秘的内心世界。可失国的仇恨、民族的尊严使他们尽力克制着内心底里对他的接纳和认可，不肯正视他，也不肯与他讲话。于是这同一屋檐底下的三个人就一直戴着各自的面具，抑制着真情实感，固执地维持着这种僵持的局面。 军官尊重他们的沉默：“我之所以喜欢大海是因为她的宁静。我说的不是海浪，而是别的东西，神秘的东西，是隐藏在深处谜一样的大海。我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有尊严的老人，还有一位默默无语的小姐。” 随着时间的流逝，爷孙俩紧绷的心弦开始变得柔软，开始在心底里惦念着他，记挂着他。更甚至，女孩和军官竟在无知无觉间互生了爱慕的情愫。 没有语言的交流，没有身体的接触，能让两颗心灵产生碰撞的，那必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交集。当军官第一脚踏进她的家门，女孩正在弹奏着钢琴曲：巴赫的十二平均律——《C大調前奏曲》（Prelude in C major No.1, BWV846）。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现任军官、曾经的作曲家最喜欢的曲子。对古典音乐稍有点了解的观众能够一下子分辨出，这首乐曲正是著名的歌曲《圣母颂》的伴奏音乐。法国浪漫主义音乐家古诺之所以能够将这首钢琴练习曲天衣无缝地糅合进颂赞圣母的歌曲里，正因为巴赫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洁的光辉。军官与少女的初相逢就发生在这颂歌一般高雅圣洁、古朴肃穆、纯洁宁静、虔诚明朗的美好旋律当中。巴赫的音乐搭建了他们的心桥，在音乐里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通。 圣诞夜，他亲自为女孩弹奏这首曲子。正襟危坐、面有正色的女孩，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乐音里，一颗封闭禁锢的冰心随着飞扬的音符渐渐消融，冷峻的眼神里开始有了春天的暖意，那一刻的幸福美好悄悄呈现在微微上翘的嘴角——这是她与军官共处以来唯一的一抹微笑。如果时间能够就此凝固，如果战争能够就此结束，如果双方不再对峙，如果和平就此降临，该有多好！唯有在这纯净的乐音里，女孩暂时忘记了被侵之辱，忘记了国仇家恨，一颗心随着音乐旋律轻舞飞扬，游曳荡漾。那夜，在她的心底里，满满地充盈着对军官相知相交相惜相许的恋恋情愫。当军官离去参加营队的圣诞晚会，她悄悄地来到他的房间，双手捧起他的围巾，贴在脸颊，贪婪地嗅吮着他的味道。她坐在他的床头，小心地摩挲着他的枕头，就像抚摸着他伟岸的身躯。她慢慢地躺了下去，手里紧紧劳抓着他的被单，就似依偎着他，把心底里隐忍已久不敢说亦不能诉说的爱慕完完全全地献给他。 喜爱音乐的人懂得，在音乐带来的共鸣里面，人们所持的不同政见、立场和观点都显得那么渺小，渺小得可以低到尘埃里。纯粹美好的音乐旋律有力量将敌对双方紧张对峙的气氛化解，如万丈霞光般照亮人们晦暗的心田。面对着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没有进攻性，还绅士风度十足，都共同热爱着巴赫的敌人，少女知道，这份爱无法用理智来泯灭。 电影《沉静如海》剧照：圣诞夜，军官为少女弹奏巴赫的钢琴曲。 人类有些情感是不可抑制的，不以人为划分的阶级界限为屏障，比如爱情。纯粹的爱不论目的，不问利益，因着某些共通的精神性，令爱恋的双方深深地沉醉于相知相通的快慰之中。爱情中来不得半点假装和伪饰，只有两颗心灵发出的电波一致，才能产生天崩地裂般的共鸣。爱情也是不能阻挡不可抑制的，爱就爱了，覆水难收。因此真实的纯洁的高尚的爱情，无论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的身上，都令人肃然起敬，给予祝福。所以《沉静如海》这部小说即便发表于巴黎被占时期的1942年，仍然获得了法国人民的理解和肯定。 盛产哲学和音乐的国度滋养着血液里充满理性与音符的国民，哪怕当他们的身份是侵略者，纯粹明净的音乐光辉仍然在他们的心底闪耀。这也是我偏爱某些二战电影的一个原因，往往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正是音乐化解了双方的敌视，甚至正是音乐挽救了很多宝贵的生命。在电影《钢琴师》（ThePianist）中，波兰犹太裔钢琴师为了逃避德军的追捕躲藏在一个被炸毁的楼房里，却仍不幸被发现了。那个身材高大的德国军官矗立在佝偻瘦弱的钢琴师面前，就似一个巨人之于一只蝼蚁，随便轻松地就能把他碾碎压死。然而当他得知犹太人曾经是个在电台演奏的钢琴师，便叫他弹奏一曲来听听。这回将敌对双方的心拉近的不是巴赫，而是肖邦。电影里犹太人为纳粹军官演奏的画面充满了讽刺与矛盾：钢琴上的军帽，一身戎装的背影，衬托着的却是一张蓬头垢面的犹太面孔。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经由那双久未触摸琴键瘦弱苍老的双手的滑动，叮叮咚咚地弥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随着那纯美旋律升腾在空中的，是在晨光中跳舞的尘埃，犹太人充满了光芒和幸福的眼神，以及德国军官脸上的一抹温柔。一首肖邦的钢琴曲，令他们暂时忘却了仇恨忘记了恩怨，冷酷的情感回暖到了人性真与善的本质。在音乐里，这副犹太身躯不再是德军刀俎下的皮肉，而那个纳粹军人亦唤醒了久藏的悲悯情怀。军官不仅没有将他缉拿在案，反而还给他送来了干粮和衣物，保住了他的生命。 电影《钢琴师》剧照：被追捕的犹太人为德军演奏肖邦的钢琴曲。 无论是侵略者一方的德国民族骄傲巴赫，还是被侵略一方的波兰音乐家肖邦，作为受全世界共同推崇敬仰的音乐大师，他们不再是狭隘的民族财产，亦不仅只是某个国家的私有财富，他们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藏。他们创作的音乐，是人类灵魂自然而普适的语言，具有足以粉碎各种罪恶的力量，洗涤着蒙在人们心灵上的尘埃，呼唤着人类所有的终极关怀。 这样想来，便也理解了常听到的一句话：热爱音乐的人坏不到哪去。也许正是音乐中纯粹、清洁的属性与人性中的真与诚相通契合，从而将人类善和美的本质提升了出来。所以我们常能看见一些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现象：在血液中流淌着音乐旋律的德军身上，时不时会闪现一些与其冷酷外表与侵略行径不甚和谐的人性的光辉，比如那个挽救了钢琴师生命的故事。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二战时期，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也体现了音乐的这种共通性，那就是备受交战双方共同喜爱的《莉莉玛莲》（LiliMarleen）。它曾传遍了整个二战战场，甚至出现过战壕里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士兵同时哼唱此歌互相交战的情景。歌曲是以德语演唱的，很多同盟国的士兵其实并不懂它唱的是什么，可那忧伤的旋律仍深深打动了战壕里每一个士兵的心。一位幸存的英军士兵回忆道：“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德国士兵也在收听同一首歌曲，分享着同我们一样的孤独和渴望。那时正是1942年的春天，对阵双方的战士都远离家乡。”无需翻译，无需言语，大家都从这旋律中听到了相同的寂寞和忧伤，听到了对和平的想往和渴望，以至于同时产生了消极厌战的情绪。 在战争中，能教敌对双方产生共鸣的，恐怕只有音乐。 音乐是联通敌友的纽带，音乐是不便诉说的语言。在《沉静如海》中，当少女获悉军官的车辆被安置了定时炸弹，她多么焦急，多么担忧。见军官下楼准备上车，她眼含泪水，欲言却止，情急之下，激动地弹奏起了暴风骤雨一般的乐曲。那音乐里充满了焦灼和恐惧，如山呼海啸般一浪接一浪地扑来，拖缓了军官的脚步，最终使他幸免于难。 战争使他们成为敌对的双方，音乐却又将他们紧密相连。在巴赫的钢琴曲中互生爱慕情愫的少女和军官，本应享受爱情带来的幸福和欢愉，可不幸地，他们的感情里面被迫掺进了民族尊严与爱国立场，于是他们便在这段不能正视的恋情里面互相折磨，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年轻的大好时光就这样在隐忍克制间慢慢地流逝了。 看过一些资料，说战争结束后法国国内开展清算运动，其中一项就是将那些曾与德军有染的法国妇女剃光头剥光衣游街示众，不问理由。不禁发问：在那些被扣上与敌军通奸帽子的法国女子的故事里，我们能一味否认其中就没有过一些真挚的正当的爱情吗？记得曾经读过一句话：世界上一切皆可忍受，唯有咳嗽和爱。当爱情来了的时候总是势不可挡，恋爱中的人儿哪还管得了什么政见阶级观点看法。著名时装设计师CocoChanel在被质问二战期间与德军通奸的行为时，她说：“如果你已经50多岁了，还有一个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追求你，你还会去看他的护照吗？”不管她的话里有多少狡辩的成分，但我愿意相信，当一份浪漫的爱情来临时，没有多少女人还能够清醒地去辨别对方的身份和立场。 爱，本来很简单，很纯粹。可当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就多了一层悲剧的意味。喜欢这样一种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就是将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或将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学者林炎平）。在相处的半年时光里，少女将对军官的爱情深深埋藏在心底，哑人一般隐忍着沉默着，为了她认定的正确的立场，为了她心中坚守的道义。终于，军官要走了，即将奔赴那零下40多度的俄罗斯战场，奔向那一去无回的死亡前线。这一走，便是他们永远的诀别。这残酷的生离死别终于逼出了少女决堤的泪水，她踉踉跄跄地追出门去，站在军车旁，满面泪流，对着这个祖国的敌人、她的精神爱人，说出了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再见！ 电影《沉静如海》剧照：面对离别，少女终于对军官说话了第一句话：再见！ 战争，这样残酷。11月份盛开的罂粟花提醒我们：和平，这样珍贵！

中港命中非一家，相生自始已相克 文：粱基荣（蒙特利尔） 当三百多年前英国刚进入工业革命之时，探险船在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封建大国的存在后，对极需市塲和资源的她，俨如拾获贵宝般回国。当时的英国人对待两国的关係，当然不仅以旅游圣地来草率看待，因为稍一不慎，不只做不成生意，国家兴衰都在此一举。有时候，我们思考问题可以不同角度出发，除了以自身的正方入手，有时亦可以由对方的行动来看同一件事情。面对中印两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英国人深知，除了仗依先进科技的硬件外，亦要有透彻了解国情和文化特性，才可针对性入手做到生意。因而，我们以这国度入手看看三百年前的英国人如何技巧地制定政策食这两个大饼。 东印度公司 首先，在印度的数百年大地上曾出现多个王朝，其中最出名的是由蒙古人子孙建立的蒙兀儿帝国(1526-1858)，由沙贾汗下令筑建的泰姬陵更家喻户晓。而在这幅员变化极大的国度，不同政权曾以不同语言和宗教担纲。除此之外，地域领袖跟中央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异化。因而印度人在自我历史观中，大一统的概念不强。况且，不同宗教各有各自对人性的倡导要旨和哲学意义。因而，英国人意识到，印度人根本无法自我团结起来，只要不跟各地区的宗教硬碰，印度人是可接受不同民族作管治者的，因而断定这偌大的国家可直接殖民化管治。另对，英国人亦发现，印度不同宗教之间的仇视，比对来自外地的英国人更甚。所以，英国人在仔细研究兼确定方针可行的盘算下，採用直接式管理的方法来成立股份合资制的东印度公司(1600-1858)，在诸多商业范畴中制定专利来赚取利益，部份则分给区域领导，让生意模式穏定下来。而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殖民化只作适度反对，直到今天，印度人之间的交谈亦多用英文。在两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英国自身兵员不足，亦是依赖这人口大国补充兵员。在大战后，亦正如英国人所料，印度要求独立虽然成功，但不久，积蓄巳久的宗教原则对立马上爆发，更陷入内战分裂成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 租界和买办阶层 相反，英使马戛尔(1737-1806)在觑见乾隆王时被要求三跪九叩，见尽天朝大国的气派时巳知，以历史角度思索，中国在秦汉开始，巳有国家大一统的意识，根本不想亦不需要跟外国贸易。虽然历史长流中偶有外族入侵，但外来政权亦要崇尚儒家文化才可站得穏。所以，英国人知道，以一个完全文化迵异不同的殖民政权，根本不能消化这样的一个大国。另一方面，英国人亦观察到中国政权对敌对派系的残酷，在中国这样複杂的官吏游戏中压注，随时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同时，官商鈎结的贪污腐朽之极，令这封建大国毫无商业市塲制度和法治可言，全是人治。因而，在一往无前直接进入开闢商机和迀迴小心见步行步两者当中，英国人选择后者!有别于直接跟中国大陆各界交往，英国人在长江口和广东一带建立租界和买办阶层。由这地区产出来的人为英国人作中间人交易。何东家族和上市公司利丰，都是以这模式发迹的代表性名字。但这模式有双重意味，随了减低直接处理中国式问题的风险外，英国人在租界讲究効率和法治产生的结果，俨如置放一个可靠可信的夹万在一个开关无准的夹万侧，人性结果自然是赶快把珠宝由无准的搬到可信的一方。这样，能在中国鳄鱼潭发迹的权贵，碍于对自身安全的不踏实，自然想辬法，把财富搬到租界领域来。滙丰便是这世纪大茶饭的一个受益者，当年内里有大量军阀的存款!因而，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尤如放置两个聚宝盘一样，把成个国家的财富都吸过去。但对于大陆，则长远像有个黑洞在前箝制一样。香港的繁荣，便是确立在这买办模式和租界繁荣之上。 数百年过去了，殖民地的历史的亦宣告结束，但近年中国彰显出来的腐朽问题比明清年代的更夸张。这十多年，国内较有身份和能力的人都和数百年前一样，尽快把钱调到香港或外地。因为大家都心裡有数:「钱调到外地才保証是你的，财富留在国内随时只是暂存」。如是者，在中国大陆未有自我制度改善之前，中港两地拼在一起，根本是两个只可容一个。近年，令人更忧虑的是，开关无准的夹万主人，在既无法自我优化亦无法改变人心归向之时，严捉中饱私囊拿的一伙是意料之是，但亦可会羞恼成怒出动大斧头把好的也砍到碎成一块块。今年中国开始严厉打击贪污，但这亦预示，她会以何种思维来对待「佔领中环」等行动，这些事件可能巳预示香港的未来! 本文作者

什么功？谁之罪？ 《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文：康正果 康正果，美籍华人，现居于美国康涅狄格北港，，中文教师、作家、文史研究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 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 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 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 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 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 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 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 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 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 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 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 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 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糊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 你就被坎陷（疑为“嵌陷”之误——老高注）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 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 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摒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 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 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 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 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 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致力于改良革新的倡议和行动，直至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革命， 则不难清理出民族主义正面表现的清晰脉络。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在大陆读书界颇受关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晚清的洋务派主张技术现代化，并力争与列强建立外交协议；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则倡导反清革命。周锡瑞因此特别强调说，“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显地看出， 当时的革命党人多是从新学、新军和强学会等从事改良活动的团体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均属于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 正是在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时也联合仍拥有实权的保守势力，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举终结了帝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此动向当初若能顺利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即有可能渐进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良性转型。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孔复礼/孔飞力（Philip A. Kuhn）更关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内部动因，他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与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相通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question）以及相关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孔复礼尤其关注知识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驱作用，他在书中检讨了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十九世纪知识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王朝危机及应对之道，孔复礼总结出解决此“根本性问题”的“建制议程”：一是把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竞争同公认的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三是把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对比上述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的“建制议程”在英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斗争及“谈判”的过程，是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事务上不断纷争和磋商后最终达成的妥协及解决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条陈及议政言论早已朦胧浮现出这类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吁求。只可惜帝制终结后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孔复礼所谓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的不成文的“宪法”，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激烈的政治竞争最终闹得从西方照抄来的成文宪法变成一纸空文，梁启超痛斥的“乱暴势力”随之燎原而起。本书要还原的毛共赤祸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荡时势搞起了苏维埃武装割据，再经过日军侵华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最终以血腥的内战彻底断送了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逐步健全起来的建制议程。 中共武装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反民族主义路线的全面得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就是“以夷变夏”之举在现代的诡异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义意义首先是完成了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在同盟会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之前，明亡后的反清活动一直都局限于“反清复明”的臣民意识，其中毫无现代国家的观念。随着民国成立，最初的五色国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权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的乱局中勉强保 持了满清留下的领土完整。当初仅作为鼓动性的排满口号也立即作废，民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是主张各族共存共治，统称中华民族；对外是一致反对侵略强权，其反帝路线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过外交途径，“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尽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了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的努力，算是赢得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不少权利。 不幸在国家尚未统一，国力又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国家既要抵制侵略强权，同时又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又都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分别谋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强权与依赖外部支持的运作便如此吊诡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像苏俄这样反西方列强的近邻，在最初又特别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态，急欲建立其党军的孙中山为获取苏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组国民党，履行起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孙中山当初作此谋划，本以为可以把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容纳到国民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幸他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很快就让中共的跨党活动把那一切搅混得变质变味。 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孙中山只想借助苏联的支持和引进列宁主义的组党方式来强化他的国民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政治立 场；中共则自成立之初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执行的乃是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苏俄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 欧洲帝国主义，进而推翻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最终将各国被解放的红色臣民统统整合到新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主义”宏图 ——之中。这就是苏俄搞所谓“革命输出”的本质，是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下一种“以夷变夏”的险恶策略，它的原教旨本来就排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同世界最终要消灭种种差别，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早期的中共组织正是在此一反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把苏俄政权奉为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其四中全会的文件即明确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个口号，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 利的唯一保证。”这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行动纲领就是，按照莫斯科传来的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一系列暴动，试图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一举夺取政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暴民式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劫的事件，一时间祸及由长江沿岸到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华列强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 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当初也都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追随者，无疑属于周锡瑞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流。这群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后来却出现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萧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学业优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国的行列，均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或因学业较差，或因谋职艰难，正好从俄国人革命成功的那套办法中看出了适合他们伸张怀抱的途径。本书第一、二章即以毛泽东其人的个案为主探线索，勘查追踪失意者升级为职业革命家的归化过程。价值阶序在人文光谱上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像李四光、丁文江、李仪祉、茅以升等数以千万计的海归人才学有所成，均能以他们卓越的才干服务公共事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国计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什么另一些缺乏专长，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识分子却铤而走险，甘愿受共产国际的雇佣，充当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的行为和选择基本上是其天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生性好胜逞强，他本想在读书治学上出人头地，不幸他那个薄有资产的父亲急欲发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让儿子受一点初级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纪才读上新式学堂。论他的学业，可以说旧学并不十分扎实，西学仅通过滥读懂些皮毛。这就造成他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绩均很差的实际情况。好容易摆脱了父亲的压制，没想到进了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及学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诸多反感。毛泽东因此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校外的社会活动，做了一系列请愿和声援，以及鼓动风潮之类的事情。失意者总是比常人更急于推动社会巨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苏俄的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便于把失意者的个人私愤提升为理直气壮的革命激情。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原版中把那么多财产、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划入敌对阶级的情意结根源。他当时的理论修养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搬马列词语做标签，遂把他必欲颠覆的价值阶序硬套进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框框。落后的俄国人对他们追赶不上的欧洲先进文明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这种“羡憎交织”（ressentment）情意结产生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向更加落后的东亚国家推行其“反西 方的西化”路线，图谋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纳入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毛泽东一伙实际上并没能跳出“全盘西化”的迷思，他们比他们 所羡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苏俄走卒的地步。 倘若更进一步透视毛泽东发动的暴力革命，则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贴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泽东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一直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太放心，多次强调要突出工人阶 级领导的主因。本书第三章即重点叙述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如何把农运搞成了“匪运”，红军的幸存和壮大如何祸害百姓，破坏了他们世代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参与共产党早期组党活动期间，毛泽东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圈外，接下来他到国民党党部热心从事跨党活动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势力排挤。经过好几次挫折，毛觉得待在机关部门摇笔杆根本成不了气候，遂动起“逼上梁山”的念头。“逼上梁山”这句被“小说教”推广的“话语移植”确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让毛泽东找 到了解难应急的出路。国民党的恐怖清党甫一开始，他即果断告别那一帮在上海租界内坐镇办公室的布尔什维克先生，只身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后来暴动失败，毛 泽东带残部逃到井冈山与山上的土匪合并，遂闯出了打土豪筹款项这条活路。这是一种寄生在容易落脚的穷乡僻壤，靠当地农户来养肥红军的生存方式，至于搞土地 革命，不过是通过运动搜刮富裕农户的浮财，又从分得土地的农户手中过量征收粮食，从而解决红军的补给和财政问题。红军的确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却严重地危害了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在贫富之间以及苏区与国统区之间制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杀戮。更为严重的是，在抢劫富裕农户的财产以充红军的军需之同时，乡村的绅士阶层被诬以“土豪劣绅”的恶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与维护地方利益之间的中介力量从此被摧残殆尽，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价值根基和民德资源也随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无道乱世的动荡中，贫穷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恶俗之势力猖獗抬头，让中共的苏维埃运动激化为革命的动力，纳入了党的领导，被提升到无产阶级光荣而正义的行列。毛泽东颠倒价值阶序的工程由此打下奠基，迈出其一损再损的步骤。 土匪或帮会须结帮成伙才干得成他们的大事，熟习“小说教”的毛泽东很早即怀有明确的团伙意识。从读师范时发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和创办自修大学，直到入伙共产党，领军啸聚井冈山，毛泽东都表现出他凝聚团伙的组织能力。自打上井冈山，毛便开始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因他的贪图抓权和一味逞能，搅扰得红军队伍内不断发生党权和军权的冲突，直至他仗着在握的党权压制住官兵的民主诉求，贬损了职业军人的武德素养，党——也就是他——指挥枪的制度才逐渐确立起来。 本书第四章详述毛泽东及其红军如何进一步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利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摆脱了中共自身的危机。正是紧抓住这一投机抗战的机会，毛泽东才给共 产党立了大功，但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谓“抗日”，不过是打起旗号，先四处拉拢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统一的效 能，然后大钻抗战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军后面抢占地盘，不断扩大他们的敌后根据地。在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争论的，那些还没完全丧失民 族良知的军政领导人的确有协同国军作战的意愿，他们也确实在抗日前线打过一些应予称赞的小仗。但毛泽东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夺权的军事实力，坚持要仿照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办事，任凭长期的抗战把国民党拖垮。从他下达给前方的很多电令即可看出，为提升他个人的党权军权，为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从来都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后来正是在毛所主导的方针下游而不击，大搞摩擦，为日后打胜内战养精蓄锐，打下了雄厚的备战基础。 中共不但是多变的，而且是多形的；他们一面凶残地祸害百姓，一面又显得十分亲民。特别像周恩来那样态度亲和的人物，中共集团中应该为数不少， 他们多具有富于魅惑的做戏能力，在当时的救亡总氛围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游说得晕头转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热血青年，为他们的夺权事业前仆后继地献身铺路。通过他们努力推行的文宣统战工作，红军不只扭转了原有的流寇形象，还浪博得抗日中坚力量的名声。这当然也与美国在援华事务上做了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美国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均有某种程度的左倾，他们发表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更以亲善的姿态访问延安，他们的很多动作不但为中共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还催发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批评。那一切反倒映衬得早已不抗战的中共更受舆论欢迎，閧抬得他们在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桌坐 席上屡屡占了上风。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过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阵营，一面装扮出民主爱国模样的诡变形态。 本书第五章集中叙述毛泽东如何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内同志施行报复，发泄其积压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国际派的势力，如何顺势整治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如何树立起他在马列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如何反复打磨，炮制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导了中共七大的召开。在这个名为团结而 实属独霸的会议上，毛泽东收编各派势力，整合出他定于一尊的“毛共”。经过肃反审干的折腾和处理，中共集团从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记。 在中共党内，比较而言，留苏回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线上表现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语，比较熟悉马列理论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握有党内文教宣传工作的实权。就因他们有这些经历，又显示出训练有素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也就对比得毛泽东相形见绌。这种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称这些人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泽东小心眼的事情日积月累，积压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 成为毛最羡憎交织的人物。共产国际解散后，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看到边区平安无事，便趁机大搞起整风运动。他任用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做打手，对国际派及相关的一批干部实施了无情的打击和全面清洗。对毛泽东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带到延安的不只是从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权势和理论， 另外还有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布尔什维克教养，他们身上的这种“西化”成分才是让毛泽东特别难以容忍的东西。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更加增强了边区的文化反差，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和所显示的学术文艺品味立刻活跃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光照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被划入打击的对象。整风审干的结果是，国际派和外来的文化人及知识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斗和凌辱，运动中积极表现的一群则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干部群中，这一类党棍尤其平庸和恶俗。整风运动清理了中共集团的队伍，加强了全党的党性，但却损伤乃至抹煞了每个成员固有的人性。 本书最后一章详述了毛泽东作为头号战犯的多重罪责，从他摩拳擦掌，提前布置中共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讲起，直讲到他给解放军将领下达死亡指标，大搞人海战术， 不惜以部队的惨重伤亡赢得迅速歼灭国军的血腥战果。中共能够最终打败国民党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自从雅尔塔三巨头敲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密约，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响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丧钟。罗斯福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可谓自贻伊戚，它给二战后本可由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引入了凶险的变数，为苏俄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开启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战尽管是旨在打天下夺取政权，但实质上却为苏俄从欧洲到亚洲构建的冷战格局完成了搭桥铺路的工程。因此在占领东北期间，苏军多方援助急速潜入的中共势力在各地稳步落脚，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大量转交给解放军使用。解放军在装备上若没有经此鸟枪换炮的改观，而单 凭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与美式装备的国军作战，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的用兵实际上并非后来的党史书写及其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真如神”，他确实在整个内战中参与了主要的战略决策，但很少真正参加战役指挥。从本书详述的各大战役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在决策和指挥上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经不起推敲的败笔，按照他电令执行的军事行动多害得解放军损兵折将，有时候指战员没按照他的军令办事，反倒打了胜仗。统观毛插手的大小战役，他指令给军队有效的制胜方针，大概就是让各级将领舍得死人，这一点有他常开给前方将领必须死伤多少 官兵来换取歼灭多少敌人的清单为证。像他那样的用兵如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之处，只能令人惊叹地看到他不吝牺牲，并有足够的硬心肠充当中共的战争死神。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的确断定了中国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共的政权完全是靠千百万农民军硬打死拼获取的， 内战的最终获胜来自千百万农民的流血牺牲，還有为支持前方补给而在农村全面进行的军事动员。此外，美苏的插手不断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再加上 国民党方面弊病多端，频频失策，平白给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阴差阳错，对中共的获胜形成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势，以致把他们激荡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顶峰。这里面并不存在正义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所谓赢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类的事后追赠。纯粹是一场胜仗扭转了乾坤，从而由胜利者铁定了历史。 犹太人自奥斯威辛之后再不写诗，中国人却在千百万倍于奥斯威辛的战争焚尸炉之后大唱赞歌，与贼共舞，致使中共武装夺权的成功及其至今犹在肆虐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令普天下热爱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唤奈何。 我写这本书，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场穿越“时空之窗”的演练，追踪到被官方党史掩埋和扭 曲的史料陈迹中清理那荒谬的孽债，做一点纠正是非观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国人可悲的宿命，为推动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和重整被颠倒的价值阶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 量。 注： 1、见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附录，远流出版社，2005，页299-356。 2、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128。 3、《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见《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4、参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译者导言”。 5、参看余英时为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6、王学泰在《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对谈中说：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如果 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 汉”。……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诗（歌词）二首文：师勇（蒙特利尔） 创作背景（作者自述）： 我想描写的是生命的短暂、自然的永恒、时间的流转、灵魂的救赎。灵感来自2014年初冬蒙特利尔的大教堂和公墓。歌词风格受了北岛的影响。有朋友听了之后怀疑我得了抑郁症，哈哈哈没有啦。这只是个简单木吉他demo版本，用了半小时录制，隐约能听到窗外垃圾车的噪音。将来有时间再重新录制编曲。请在线播放欣赏：http://site.douban.com/liuxianmowang/ 一本很重的书 一本很重的书一个很疯的你风暴中孕育着平静平静中孕育着风暴 时间在冰面上跳舞刀尖在天际线划过镌刻在旋转墓碑上的涂鸦少年的神来之笔 伴着该死的吉他拖着烂醉的脚步如果肮脏的心灵可以洗净如果潮湿的灵魂可以晾干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终将到来一切的陈词滥调一切的浴火重生 赶路的小蜗牛 马路黑黝黝秋风冷飕飕匆匆赶路的小蜗牛默默低着头要去远方的小蜗牛行囊里盛满了离愁 你看枫叶红艳艳草地绿油油暮然回首大树下黄金遍地流小蜗牛，快来看落叶下深藏的金秋你的朋友都在这等候

罂粟为谁而红——二战欧洲战场质疑 文 / 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在5月和11月，很多加拿大人和西方人胸前佩戴着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罂粟花据说是天堂里的花，以此纪念战争中死于非命者，应该是很恰当的。 很多人对二战的欧洲战场一无所知，他们的“历史事实”仅来自于好莱坞电影。二战绝不像战后渲染的那样泾渭分明：德国是恶魔，盟国是天使。 二战的结局对西方乃至世界是一场灾难。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们杀错了猪？）意思是不该杀的被杀了，而该杀的没杀——他指的是比纳粹德国罪恶百倍的苏联。其实，丘吉尔在战前就知道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有着利益集团的使命，在决意把欧洲拖入战争后，他随后竭尽全力把美国拖入战争，为此他兴高采烈。 本来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战前可以避免，开战后也有不少机会。1941年5月10日，德国的三号人物海斯（RudolfHess）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试图寻求和英国的和解。但是丘吉尔居然把海斯关押了起来，一直到战后，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可见丘吉尔并不比希特勒更想要和平。海斯直到最后也没有被释放，甚至假释也没有，这令人怀疑盟国害怕海斯会抖露出很多对其不利的信息。 当时的美国根本不想参与欧战。美国著名政治家、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布坎南（PatBuchanan）如是说：“参加二战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错误。” 他的2008年出版的著作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结局极其恶劣，本来可以避免。[1] 这结局是，东欧全部和中欧大部都划入了苏联集权势力范围。沙俄想做而没做到的苏联做到了，整个西方的处境比二战前更加危难。 战后西方和苏联都把苏联在东线击败德国取而代之称作“解放”，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如果必要可以听听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对此如何看待。苏联取德国而代之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在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所看到的是拉脱维亚人的看法，他们对苏联深恶痛绝，而德军当时把苏联赶出拉脱维亚却被看做是解放。 很多人一说起坏的榜样，就会举例纳粹，而不提二战中最为野蛮的苏联和日本。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二战中各国军队的表现，也许会大吃一惊。 二战中德国军队的纪律是最好的，对平民的骚扰最少。在德国占领区，平民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虐待。犹太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很多被遣送到集中营。人们总喜欢用那个犹太女孩安妮（Ann Frank）的日记来证明纳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饿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德国医生还给她进行了治疗。当时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集中营的状况当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没有受到强奸，也没有受到毒打。 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2]’ [3]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他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参观看到陈列着一位没有事迹的中共烈士。我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因此无法写他的事迹。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者不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 这是西方无法面对的，于是他们必须替苏联隐瞒这段暴行。苏联要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解放者”，而西方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欧的解放者。尽管西方和苏联势不两立，但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彼此涂脂抹粉。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要夸大德国的罪恶。随着苏联统治下的本国和东欧的情况急剧恶化，变本加厉抹黑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是苏联干的。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盟军为了凸显自己的正义，于是就说解放了很多“死亡集中营”。后来发现，西欧境内的德国集中营都不是“死亡集中营”而只是用来关人的，苏联声称他们解放的是“死亡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此我特地造访了这个集中营，去之前有一大堆困惑，去后困惑更甚。 在集中营的造访中，我发现几个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实。其一，苏联反攻时，德军从奥斯维辛撤退，奇怪的是德军是带着囚徒撤退的。由于囚徒行动缓慢，造成了德军的更多伤亡。这说明德国没有屠杀这些囚徒的意向，否则杀光快跑，何其简单？其二，集中营边缘处有三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处理系统。二战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人满为患，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战俘，人多了污水处理不够用，德国就开始建造这些污水处理中心。但是没等完工二战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用来杀人的集中营，还用得着这些吗？ 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时，德军带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图。作者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这就是一再在电视电影和纪录片上出现的大门，大门上写的是“劳动使你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三个巨大的圆形污水处理中心，没有建成，二战就结束了 德军当时把不少战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们没有屠杀这些战俘，在柏林失守时，德军没法维持战俘营的管理而释放了他们，而这些苏联战俘成了日后强奸德国妇女的“主力军”之一。 后来发现，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是苏联支持下由一个叫Morel的波兰犹太人设置和管理的集中营，其残忍程度令历史学家这样说：“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Morel的集中营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德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残忍的方式强奸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残忍的方式屠杀德国平民。这个Morel后来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兰方面对其的战犯起诉。以色列仗着西方对此的心虚和忌讳，至今对波兰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色列的卑劣立场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诉，此人的罪行和审判就会广为人知，以色列的无辜形象便会轰然倒塌。 反观在德国占领区和集中营，几乎没有一起强奸妇女的事件。德国军人具有普鲁士军人和容克贵族传统，军纪极其严明，对强奸更加不予容许。 二战中军纪最差的是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这两支军队以残忍和野蛮著称。而德国军队即便和英国军队比较也更加守纪律。隆美尔日记记载了当时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实况。日记中记录了英军中的非洲雇佣军肢解德国战俘的暴行，而德军对此极为不耻。[4] 苏联在强占领土上的恶劣行径比纳粹德国绝对有过之无不及，战胜国中只有苏联占领着他国的大片领土，其侵吞了波兰的领土，然后让波兰从德国划过领土作为一部分补偿。康德的故乡格尼斯堡位于今天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当时被苏联占领，今天依旧被俄罗斯占领，成为俄罗斯的一片飞地——加里宁格勒。 纳粹德国时期，没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逃离德国，而在苏联治下的二战后的东德，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东德。不少东德人为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而被东德警方击毙，以生命的代价逃离故乡说明了什么？苏联治下的东德远远糟糕于纳粹治下的德国。 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记录了这一悲惨的时期，拉脱维亚被苏联吞并，后在德国的帮助下摆脱苏联的统治，但是又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胜利的苏联再次占领。问及对比德国的占领和苏联的占领，拉脱维亚人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明说，因为说德国比苏联要好得多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当时德军在进攻苏联的时候，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德国统帅部收到前方的报告：这里的当地人正在杀犹太人，我们如何应对？前方要得到统帅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动，结果统帅部给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预”。见死不救，很不人道。但这和下令屠杀截然不同。二战初期，德军把苏联人赶出了波罗的海三国，图为拉脱维亚平民欢迎德军。作者摄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被占领博物馆” 二战中对整个战争和苏联唯一有洞察力的是美军上将巴顿。他当时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德国人是“Decent people”，他认为应该武装已经肯定战败的德国去共同对付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当时西方是没有再打下去的民意和政治决心了。罗斯福根本不懂苏联，丘吉尔另有图谋。而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和稀泥大师，正全力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二战欧洲战场只好以西方的惨败而结束——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拱手相让给苏联，这个结果比德国占领欧洲要糟糕百倍。巴顿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他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布拉格不足100公里处，却被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前进，让苏联接管布拉格。巴顿气得大骂这位他昔日的西点军校老同学。历史证明巴顿是对的，艾森豪威尔此后在其有生之年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暴行和西方二战后的步履艰难，追悔莫及。小布什前几年在位时发誓他绝不会学艾森豪威尔的软弱和妥协从而“后悔一辈子”。 巴顿的愤怒导致他扬言要写《我所知道的二战》（The War as IKnow），巴顿口无遮拦，其观点和官方的大相径庭。此书由于他的离奇车祸死亡而夭折。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本同名的书，但那是别人替巴顿整理出版的，里面巴顿的观点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枯燥的战场记录。[5] 如果巴顿有幸完成此书，他必定痛斥盟军的错误。盟军的罪恶在二战后被刻意隐瞒，比如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本来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军事意义，而纳粹德国当时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德累斯顿进行地毯式轰炸？轰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国成年男人（不是军人），就要炸死5位妇女和儿童。当时的统计是25万人死于轰炸，后来被英国和美国“轻描淡写”成3万。 战后60年来纳粹的档案在苏联和美英的手中，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不予公开，怕的就是其中内容和他们宣传的相悖。直到前几年，这些文件才得以公开给历史学家，从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条要屠杀某个族群的指令。按德国的系统，如果没有书面指令，什么都执行不下去。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系统的屠杀计划。 尽管在纳粹档案里没有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二战后期的确有另一个种族灭绝计划，这不是德国设计的，而是美国犹太人摩根韬（Morgenthau）设计的“摩根韬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将毫无疑问饿死数千万德国人，因此被称作种族灭绝计划。当时摩根韬是罗斯福当局的财政部长，位高权重。幸好接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没有采纳摩根韬计划，而是采纳了马歇尔计划——重建德国。 二战有太多的疑问经不起质疑，于是，只好不许质疑。二战的恶果之一是西方在战后也陷入了“文字狱”：如果质疑“大屠杀”事件，在德国是刑事犯罪，在很多国家都是罪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你可以质疑上帝，却不可以质疑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热爱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西方社会中的逆流更加深恶痛绝。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大张旗鼓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周围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其胜利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撤出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又到了胸前佩戴红罂粟的时候了，请你理解它的意义，不是为了昔日的胜负，而是为了曾经的悲剧，以及，为了我们直面历史的勇气。 天堂没有假话，因此，天堂盛开红罂粟。 [1] Pat Buchanan, May 2008,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How Britain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2] Anthony Beevor [3] Eight weeks in Berlin [4] 隆美尔日记 [5] Patton, The war as I know.

华夏玉龙的烦恼文：一沙 几千年来，华夏之龙是何等神圣、尊贵和吉祥﹐更因有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本事﹐莫不令族人崇敬有加﹐在华夏最后一个龙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稍有点血性的华夏人﹐都会将那条粗辫子当作龙﹐把它往自己的脑后一甩﹐怒喝道﹕“XXXX﹐可杀不可辱也！”握着屠刀的一声冷笑﹕“既然可杀﹐那就更可辱了！”就这样﹐龙在血腥的土地上不断折腾，不可名状。 百年前﹐从龙辫子被甩断的那一刻起﹐外辱内患交逼﹐龙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个龙族人挺身而出﹐一个肖猪﹑一个肖蛇。他们不但异口同声，而且还几乎异境同时誓言﹕要“为人民服务”！他们立志要华夏之龙一飞冲天﹐要让龙的子孙万代永远有好日子过﹐哪怕只是蜗居在乌有之乡﹐或者尺蠖在自己冰凉坚锐的鳞爪之下。这两个分别代表猪部落和蛇部落的乱世枭雄﹐经过一番斯巴达勇士式的决斗﹐“搅得周天寒彻”﹐残杀的族人﹐不计其数。华夏之龙还未来得及腾﹐更别说飞了﹐早就千夫所指﹐被等同西方暴龙。亢龙怎能无悔？痛定思痛：崛起不行﹐屈起该行了吧？ 龙的传人终于铁下心来﹐要韬光养晦地屈起，不要崛起。果然天人合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20 世纪七十年代 , 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辽西牛河梁地区﹐一种猪﹑蛇合一的神秘史前玉器﹐被专家认定是华夏之龙的雏形﹐俗称玉猪龙。据专家的考证﹐龙族的图腾确是猪头和蛇身的结合体，形象就好像是猪嘴咬着蛇的尾巴。猪崇拜和蛇崇拜的两个部落，再也鼓不起互相砍杀的勇气﹐再也找不到不共戴天的理由﹐两个帮派第三次合作意向﹐得到在第四空间互祝万寿无疆的帮老大们的背书﹐百年恩怨一抹而光，砍人头赛改成数人头赛。 神州大地又陆续发现了类似的史前玉器﹐当代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特地为这些考古发现奋笔直书﹕“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辛勤的中国考古专家和学者﹐煞有介事地找到了华夏之龙的吉光片羽﹐也揭开了华夏之龙的“潘多拉盒”﹐在这不寻常的潘多拉盒子里 , 藏着华夏之龙太多匪夷所思的苦难和丑恶﹐也藏着华夏之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希望。于是乎，整个神州神乎其神起来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到处都传闻着越来越高古而且越来越巨大的龙的形象，有石头的，有陶土的﹐蚌壳的, 亦幻疑真﹐千奇百怪的龙以及其衍生的伦理和哲学﹐吸引了整个世界﹐举世都在为华夏龙的片片鳞光惊叹﹐也为华夏龙颔下那块不大不小的逆鳞诅咒。 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华夏玉龙黄袍加身﹐俨然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世袭罔替; 它誓要漂白千百年沉积下的各种令人恶心的污垢﹐吐尽郁屈胸臆中那股鸟气。但是﹐高处不胜寒呀！此时此刻的地球村﹐已经不是昔日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土围﹐朗朗乾坤﹐已经不再是华夏龙翻云覆雨的狎游天地。 华夏玉龙的烦恼﹐剪不断﹐理还乱, 连它自己也经不起一串又一串的理性诘难和良心拷问﹕ 华夏族人究竟有没有图腾？ 为什么龙是华夏族人的图腾？ 为什么猪蛇合一就是龙？ 华夏族人可不可换一个图腾？ 华夏人可不可以不要图腾？ 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让“图腾”出现在文字上的﹐是 1791 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作者是英国商人人类学家, 名字叫做“龙格”。两百年前﹐来自西方的龙格先生开始认真探讨印第安人的图腾，两百年后，来自西方的文明开始认真探讨龙族人的龙格。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龙格”，龙族人自己的龙格在哪里？ 张光直先生(1931~2001) 是一位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曾经明确表示：“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那么﹐是谁硬把龙图腾紧紧套住华夏族人灵魂？ 台湾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家畜卫生试验所所长刘培柏先生﹐在其《古早中国猪》一文中﹐力证了猪在华夏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兽的实况﹔而中国大陆内很多杰出的专家，也同声对猪﹑蛇﹑龙的崇拜大声说﹕NO ！ 2010 年12 月 20 日﹐新浪收藏网有一篇题为《当一头猪也能和艺术一样飞翔》的文章﹐在评述眼前全国近乎痴狂的艺术收藏热潮时﹐引用了一位纽约收藏世家出身的当代艺术名流Adam Lindemann 所说的一句话，“……艺术市场像鸟儿一样飞翔有什么奇怪的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猪能够飞翔这一点信以为真﹐那么，猪们也会不负众望展翅高飞的。”虽说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的一点调侃睿智﹐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 , 龙族人难免觉得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 纭纭华夏国士﹐忧心忡忡﹐努力从另一种角度和思维方法﹐去排解华夏玉龙的烦恼。华夏之龙﹐猪蛇一体，猪头几乎咬着蛇尾﹐竟然与古中东和古欧洲的衔尾蛇异曲同工﹐可是﹐西方的文明自有哲理内涵﹐它是现代数学“无限大”符号的原型﹐象征无限循环的自我毁灭和自我繁衍过程﹐因为衔尾蛇不断地吞噬自己﹐是为了生存和成长。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衔尾蛇：“它是一头处于自我吞食状态的宇宙始祖生物，它是不死之身，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 华夏之龙﹐你不正是不断地为自我繁衍而自我吞噬么﹖ 难道你真的就是一直在追求这种自以为完美的生物结构和永不死之身﹖在痛苦的和谐和万恶的稳定中﹐华夏之龙啊﹐你当然可以烂醉在头顶上虚恍的光辉里﹐但可别忘了﹐你身后的万劫不复﹗

再见康桥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自从有了徐志摩的名诗，任何国人的初访剑桥都必然会变成“再见康桥”。从未踏足，却如故地重游。这是一座古城，更是一所大学，也是一座永恒的“桥”，一头接着过去，一头连着将来，我们在桥上忐忑徘徊。它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中，而且印刻在心灵里。 当然，那不仅仅是由于徐志摩那《再别康桥》中让人难以释怀的诗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久仰多年，终于今天我到了剑桥。那徐志摩诗中的桥还在，甚至那诗句也镌刻在桥边的石头上。 剑桥 我到剑桥，倒不是为了凭吊徐志摩，而是为了拜访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同行的是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我们和Dunn 教授长谈将近四个小时。这位剑桥著名学者研究古希腊和现代政治理论，他的一本著作也许说明了他的领域，《民主——未完成的旅途，从公元前 508 年到今天》。 显然，剑桥是沉重的，似乎整个人类历史和宇宙空间都积聚在这里；然而，剑桥也是轻松的，任何历史和现代的重负都在这里失去了压迫感；无疑，剑桥是复杂的，科学和人文的所有难题都在这里纵横交错；同时，剑桥也是简单的，所有的错综复杂在这里都会被梳理出头绪。 也许剑桥是Areopagitica 的最忠实的身体力行者，而约翰•弥尔顿正是这篇现代言论自由檄文的作者，他是剑桥人。370年前他毫不妥协地呐喊“思想和出版必须不被审查”。他重申的是一个2500 年前的古希腊原则，这篇名著的标题就来自于古希腊，扉页上还引用了古希腊悲剧的台词。 剑桥三一学院的苹果树还在，据说牛顿就在这棵树下看到苹果落下，从而产生了困惑：为何不掉向天空？这是一个任何自作聪明的庸人会立即取笑的“傻冒”问题，尤其是“聪明”的中国人。我们太聪明了，聪明得只会复述而不会质疑。牛顿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永远令人景仰的时代。 进化论所激起的惊涛骇浪至今还不曾平复，剑桥人达尔文当时离经叛道的学说至今依然遭遇刀光剑影，但是那伟大的思想和想象力，让人类从此对探索自己的源头不再恐惧。 也许剑桥诠释了这个道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的作者剑桥人培根提出了“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智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剑桥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圣地。 如果你觉得剑桥人凯恩斯还没有彻底理清尘世的经济问题，那么就随着剑桥人霍金去潇洒一回宇宙的美妙吧。如果觉得那更复杂，那么还是让剑桥人拜伦的浪漫唤起你对生活的激情。如果剑桥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还不能让你望而却步，那么就来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客吧。…… 剑桥，那幽深的庭院，古旧的建筑，静谧的氛围……在今天的阳光和微风中显得永恒。多少个百年过去了，这个古老的大学所产生的思想是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难以衡量，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尺度。 剑桥也无疑改变了一些中国人，而他们也立志改变中国。徐志摩是其中一位，留下了这样一首轻轻的小诗，他轻轻地走了，没有带走云彩，却留下了沉重的叹息。这也许还隐含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叹息。最终，中华民族也没有能够从剑桥带走一片“云彩”。那源于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经由欧洲，经由不列颠，经由剑桥，带去过中国，却没有能够落户。我们都无奈地挥一挥衣袖，叹息，“德、赛”两先生在故国依旧是海市蜃楼。 说到故国，那里的大学越来越像市场，在五花八门的标语口号后面是张牙舞爪的无聊空虚。说那里的大学像市场，那是客气的，实际上是“屠宰场”——智力和思想的屠宰场。那花花绿绿的大幅标语叫嚣的实际上是准备屠宰的内容和对象。 在剑桥两天，我没有看到一幅标语，没有听到一句口号。唯一有人向我兜售的是在康河里撑船的机会。“Doyou want punting ？”勤工俭学的帅哥靓妹前来询问。如果真的有时间，一定会在康河中撑船穿过剑桥的诸多学院，穿过徐志摩为之留下脍炙人口诗篇的那座小桥。 我没有时间康河泛舟，但是在和Dunn教授的谈话中我们不仅仅穿越了康河和剑桥，不仅仅穿越了空间，还穿越了时间，从今天走回到公元前 508 年，又返回到了今天。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旅途——人类的民主历程，一如 Dunn教授的书名。剑桥，再见！■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文 / 柴静 顾准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96年后的7月1 日，我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架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把这想法拿出来，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三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送去河南商城劳动改造。“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四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五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六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七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乐活LOHAS 文：亦乐 朋友问我：“乐活”是什么？”我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快乐地活着吗？” “没那么简单。”他说。 于是，我便去寻找，“乐活”是什么？ 哦， 原 来 它 是 一 个 英 文 缩 写 的 译 音 ——“LOHAS”， 全 名 叫“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直译是“健康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再追寻下去，我有点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汗颜。早在1998 年，一个名叫Paul Ray 的美国学者，用十五年调查统计的结果，写出了一本名叫“文化创意者：5000万人如何改变世界”的书，以“Lifestyles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中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LOHAS”这个新词，第一次提出了“乐活”的概念。 人类社会过去的几十年，崇尚科技、工业文明，以机械为中心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然而，也随之而然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的严重后患。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开始反思，我们 ——地球人，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乐活理念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约一亿多西方社会的城市居民成了LOHAS 一族，百分之三十的美国成人具有了LOHAS 的理念。乐活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为很多人所接受。 乐活，一种时代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环保理念，又是一种文化内涵。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词不熟悉，可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了乐活的理念，比如，讲究合理的饮食结构，经常运动，适度休息，灵性修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制造垃圾，使用对环境友善的化学产品，优先选用有机（无毒）农产品，随身携带环保餐具或购物袋…… 乐活人不只是爱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爱地球，这种爱，跨越了地理、种族、年龄的限制，表达了地球人的生命理想。 乐活一族的风格，他们降低自身的欲望，放慢生活的节奏，平缓自己的呼吸，减少浮躁的行动，体验慢生活、简单生活、宁静生活与悠闲生活的价值与趣味。 随着“乐活”的流行，相应的“乐活”经济也开始活跃，一些原始生态游、原生态的农家乐逐渐流行了起来。各种健康绿色食品，用品逐渐走俏，乐活的杂志，书籍，网站，服务等也迅速崛起，甚至有些商家正在探讨修建有机公寓。乐活产品的经营者还提出，自己不是单纯在卖产品，而是在经营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情感。 当有些人还在追求名牌轿车，山珍海味带来的虚荣与奢华时，乐活一族在嘲笑那些人的落伍。因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吃绿色有机食品，穿棉麻天然织物，使用 二手货品才是当前流行的生活方式。不是用拥有物质的多少，而是以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使自己快乐。这令我们看到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最本质的特点在于他们独特的价值观：把生态与身心健康放在名利之上。 应该说，乐活是20 世纪末许多富裕阶层经历追求逸乐，过度消费的空虚之后所产生的集体反思。令人高兴的是，很多人开始追寻与实践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种新的“活法”能够保证人类健康，快乐而可持续地发展。于是，走时尚路线的乐活让许多人找到了真正优良品质生活的真谛。 21 世纪的人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活法？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所思考与追寻的话题。生活质量取决于经济条件恐怕已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然而，乐活一族却认为：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经济基础，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生活的观念。快乐生活与金钱无关。 不可否认，经济状况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但它并非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人有钱，但生活观念落后，生活质量并不高，钱不仅没为他创造幸福，甚至还变成祸根。而有些人收入并不很高，但生活质量却不低，很阳光，很时尚，一家人除了温饱，还有丰富健康的业余爱好，不时外 出旅游，融入自然，回馈社会。他们能够文明科学地消费，这正是乐活的精髓。 很多人至今所关心的还停留在“危险、有害”的危机感上，强调的是“什么不能做、不能吃”。相比之下，乐活一族则强调努力主动争取健康快乐的日子。认为关心环境生态，等于关心自己。 乐活，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迅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而还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这让更多的人去重新思考生活，重新审视时尚，重新定义流行。■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语言就是家乡 文：怀素（蒙特利尔） 母亲节儿子请我吃饭，回来时坐公车，听见一个黑哥在打电话，语言听起来很怪，我就问儿子，他说的是法语吗？儿子还没回答，就听他说话，那声音像极了中文的“不是法语”。我因为根本没想到他在回答我，更没想到他会中文，还说，怪哉，他的发音怎么那么像中文的“不是法语”？当他又说“不是法语”的时候，我终于恍然大悟，他说的的确是中文。 老天！你能想到我的嘴怎么能合得上。 这时他继续他的电话。他用中文说，是的，这里有几个中国人。然后一转，用法语说，我在公车上。听他说完电话，我说你中文说的真好，一点没有腔调的问题。他说，真的吗？谢谢你啊。非常柔软的舌音。我说你会说广东话吗？他说会一点，就说了几句，像电视台换台一样自然，地道。重要的是，他说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用思考，语言像水一样从他的嘴里流出——看他说话，真的很享受，很惊诧。 然后我们开始设想他刚才交流的对象，那个人也是起码会三种语言——他们说的家乡话，法语，中文。 回家讲给老公听，他说跟朋友踢足球时也遇见过，见来了一黑哥们，有人就问别人说，那黑哥们是哪伙的？黑哥们回答很流利，我跟你一伙。还有一次在公车上，遇到一个传教士，他问老公，你是中国人吗？老公说是，他又问，府上哪里？老公当时真有点晕，这是哪个书上的语言？但还是说，哈尔滨。他说哈尔滨是哪里，我不知道。旁边一个白人却开了腔，说我知道，是黑龙江省。那感觉，就好像中文抢答比赛，老公听得眼都直了。倍受打击，回来时一路无话，到家后发愤学法语。 又想起认识的一个白人，第一次见面他就用流利的中文对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当时有点糊涂，我说你是中国人，那我是哪的人？ 我对这样的哥们崇拜之极，一想到我来魁北克十年还不会几句法语，而且还不会广东话，我汗颜，我脊背发凉，我在皮袍下诈出无数的小来。 语言，是如此一种奇妙的东西，好像无形，却力量非凡。它让人们相互了解，当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说同一种语言时，他们的关系贴近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们由陌路到知己。 语言，当它让人们相互了解时，微笑那么自然的浮上嘴角，而人类的微笑是那么相同，给人快乐。 因为，语言就是家乡。■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文：亦远（蒙特利尔） 美国加州硅谷有十多个城市，其中一个叫山景（Mountain View），小城，是谷歌总部所在地，电脑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附近有著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和州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是造就硅谷人才的两个重要摇篮。今年八月的一天，外甥女带笔者和她父母即我的妹妹妹夫来该博物馆参观。 电脑历史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短的一段历史了。当然，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数的概念，也一直企图用某些设备来协助人进行计算。人的手指是最早的计算工具，人类也为此最终采用了十进位。近年人们常常说数字化时代（DigitalEra），Digital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的Digiti， 就是手指的意思。 Computer的词根是Compute，意为计算，后缀加了er，物化，可能翻译成计算器更为合适。我们目前指的Computer其实是高速数字处理器，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就将其翻译为电脑。意指这种设备不仅可以计算，而且可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寓有人工智能的意思。笔者以为，相对于计算机，电脑是更合适的翻译，因为今天其主要功能绝对不是计算，而是以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来加强人脑的能力。近年中国大陆也逐渐开始使用电脑这个名词了。 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电脑这个词在大陆是不容许使用的。因为电脑涉及到意识这个大名词，据说辩证唯物主义无法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任何无生命的物质可以产生意识。1966年， 文革刚刚开始，著名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就为了刊登一篇科幻小说而主动检讨。那篇小说是写贪婪的科学家发明和制造出来的机器螃蟹能够复制并不断进化为更先进的机器螃蟹。 该科学家最终被由此产生的巨型机器螃蟹杀死，因为机器螃蟹企图夺取这位科学家假牙上的金属作为制造下一代的原料。今天回顾，这还是一个很左倾的科幻故事。 站在博物馆众多机器人前面， 笔者不由回想起四十年前读过的这部科幻小说。估计原作者是苏联人。他提出了几个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概念：  机器人不必人形化（今天工厂的机器人根本不像人）  机器人应当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才是人工智能）  提出使用太阳能  人类发明了机器人，却又对机器人的前途充满疑惑和恐惧 这位作者真是很了不起，可是这样的文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苏联也没有激起开发电脑的浪潮。苏联，终其一生，没有对现代信息技术，或者说数字化时代产生过任何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演变和历史上其他技术，包括用火、车轮、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不同点在于，前面的技术都是部分代替人类体力工作的， 而信息技术却是取代人类部分脑力工作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不同的基本点，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去看待信息社会，那就不但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反而会觉得信息技术带来不少麻烦，难以应付。 再深思下去，发现在信息演变（Evolution）这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变革上， 无产阶级绝对不是先锋队，他们仅仅是被动地参与了一部分生产，而且这部分工作正不断被机器人取代。引领这场生产力发展的，是“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和贪图暴利的风险投资人（几个关键的技术/商品的弄潮儿偏偏又是集二身为一人，例如乔布斯和盖茨）。信息时代，产业工人不是更强大了，而是非常明显减弱了。就是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冶炼业， 产业工人也是所剩寥寥无几，被边缘化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始的八十年代初， 《光明日报》还在为全自动工厂是否存在剥削， 是否产生剩余价值而伤脑筋。 但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人搞这种空洞的理论，美国社会鼓励胡思乱想，半个多世纪以来，跌跌闯闯终于带领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笔者兄弟姐妹四人，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就吃电脑这碗饭，虽然没有一个成名成家， 却见证了这段社会历史的变迁。所以笔者很高兴外甥女知我所好，带我来此做一个回顾。 这个在1996年建立的馆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进去感到还有扩充余地。一面大窗好像老式的荧光屏终端，外面摆放了几套喝咖啡的桌椅，不经意间显示出来IT（信息技术）人员特有的随意打扮风格。博物馆门票15元， 是个私人机构办理的，除了开放参观之外， 也是一个教育之地， 还欢迎外人参与， 发表看法。百闻不如一见。笔者企图通过拍的一系列照片，添上点感想，来介绍一下。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照片上的结绳叫奇普（Quipu或khipu），是3500年前位于今日秘鲁海岸的印加人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是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的。和今天的电脑相比较，共同点非常突出， 就是信息储存。其实中国的算盘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信息储存，使用者由此可以专心处理一个简单的计算而不至于把不同位的数据搞混。俗语说扳着手指头计算，也是说人类下意识用手指作为记忆储存。 美籍华人王安在电脑磁性储存上做出过贡献。他是江苏昆山人。1976年，王安推出了电子文字处理机。1978年，王安电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但是王安用他的几个儿子来接班，而他儿子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和研发管理缺乏理解和领悟，无法和公司三名有才华的电脑天才配合，迫使他们相继辞职，最终导致公司在王安1999年去世后破产。 而王安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也从此走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成为失败的经典。 其实王安很有可能引领信息潮流， 成为当时的乔布斯。笔者站在当年无人不晓的王安电脑前，不胜感慨。 这是笔者刚进入电脑行业使用过的打卡机。 在一张纸卡上有八十竖行，不同的位置打孔代表不同的字母， 数字和符号。打错一个孔， 就要重新来过，再用另一张卡重打。 读卡机则是利用气流来判断孔的位置，以此来识别字母。当然那时不可能有大小写的区别，符号也很少。 无论是打卡机还是读卡机都很大，和小型写字台差不多，是金属的。 当年伯克莱大学的电脑室也不过有二十台打卡机， 两台读卡机。学生和教授都要排队耐心等候使用。 这是卡片。输入数据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 称之为DataEntry。以这样的方式输入数据是IBM的拿手好戏。IBM是国际商业机器的缩写（InternationalBusiness Machines）。他们就是在1911年开始生产打卡机来做商业统计起家的，比如上班的工时卡，统计人口的专门卡等等。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美国每十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参议员如何选是和人口分布与数量直接挂钩的。但在十九世纪末， 美国人口已接近一亿，人工处理数据，在1900年也完不成1890年的数据统计。宪法的要求推动了机器处理卡片的技术。而IBM当时制定的很多输入和输出的规格至今还直接或间接使用在信息界。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使用英制的国家，这些规则为其他国家带来很多不便。也可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烙印吧。 数据公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和其他几个公司发明了直接输入，这是把输入和打印结合起来，一行行打印在纸上，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图中的Vax电脑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中型机，也是中国首次大量引入的电脑。图中所示， 尽管那时已经有了荧光屏，但控制主机的还是打字机式输入。其好处是输出输入都有记录，便于事后核对。 附带说一句， 数据公司在PDP-11系列和Vax系列电脑使用 VMS操作系统。 VAX是虚拟地址扩充（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的意思，使用当时最先进的32位集成蕊片。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操作系统和硬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笔者的实践经验，VMX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系统。笔者认为，DEC是以生产中小型电脑为主的企业， 在大电脑昂贵的时代，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实用的产品， 这也是刚刚经济起飞的中国能够承受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但是随着微型机，即个人电脑的出现和功能的大幅度提高，中间电脑的需求开始消失，其优势不再。DEC被新兴的Compaq在1998年收购， 退出历史舞台。笔者七十年代开始使用PDP11-45，在硅谷工作时使用PDP11-70， 到加拿大使用PDP10（36位）和不同型号的VAX，包括Micro-VAX，前后约二十年， VAX也是笔者在中国参与援华项目期间向电力系统推广的机型。得知DEC寿终正寝，一方面扼腕， 一方面也领略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高速和淘汰的无情。 这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使用的电脑输入/输出屏幕。 最有名的是数据公司的VT100。这个终端不但继承了IBM每行80个字符的常规， 也可以一键转换成132个字符。 配合其他一些特殊符号， 可以做简单的图形。是视窗（Windows)发明之前的输入/输出经典工具。在博物馆看见这个终端， 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觉。 1981年IBM推出个人微机，有64K内存，仅有软盘读取器，价格却接近当时一万美金。其操作系统叫DOS，不能处理图形。经过短短几年，个人电脑价格大幅下降，性能显著提高，应用软件品种繁多，电脑终于进入寻常百姓家。 乔布斯在1984初推出的个人电脑 Macintosh是首先使用了GUI（graphicaluser interface 用户图形交互）界面和鼠标的商品（GUI是著名复印机公司Xerox研发的）， 苹果在此之前推出过Lisa，其实性能更好，但由于缺乏在其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应用软件而被迫抛弃，尽管那时的投入已经超过五千万美金。 数据公司生产的便携式PC,体积和重量都大约相当于一台缝纫机。 这台微机有30M硬盘。1987年笔者参与加拿大政府援华电力规划项目， 曾经为中国电力系统提供这种便携机，当时笔者受雇的公司里还无法配置这样的高档设备。时过境迁， 数据公司已不复存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微机（PC,即个人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其实也是从DOS演变来的。虽然视窗有各种为人诟病的缺点， 但其界面的易用性，对结构开放使各种软件商能够开发在其上运行的大批软件而享誉全世界。当然也正是这种开放性，不但催生了无数模仿的电脑（克隆电脑）， 也带来易被病毒攻击的危机。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批克隆电脑在信息化的大道上功不可没， 电脑厂商的激烈竞争明显地降低了电脑价格。相比之下， 苹果机是一个封闭系统， 至今没有仿制品，价格高，推广慢， 可病毒危害轻。 电脑的基本运作就是三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NOT.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二个.OR. 是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满足就行，还有一个是.AND. ，即两个条件必须都满足才成。 这三个逻辑可以互相以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组合，产生复杂的因果关系。 这里是用机械开关来表示，参观者可以自己拨动开关，看看期望的结果是否正确。 当年的电子管， 就是用电路来达成这样的逻辑关系，从而控制电波（检波）。所以上个世纪始到七十年代的电报，无线电，电视和早期电脑都要使用大批电子管，不但耗电，容易过 热，而且不稳定。后来使用半导体取代真空管，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当这样的二极管做到半导体晶片上，信息演变就开始了。大批量的二极管被集成在晶片上， 密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发展之快， 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 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可控硅晶片。这是制造电脑核心中央处理器（CPU）的半导体材料。 文革后期， 中国也试图生产，并且广为宣传，生成每块晶体之后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向毛主席报喜。现代可控硅的生产相对容易，而且截面大到12吋，成品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初期只有百分之几，国产的甚至低于百分之一）。著名的英特尔（Intel） 就是以用晶片为载体设计和集成高密度的电路见长。 硅谷之所以称之为硅谷， 就是那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专门设计集成电路的某些部分。到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厂家能够超过Intel的水平。 有了设计， 还需要把设计的线路刻蚀在晶片上。由于高密度， 线路之间的距离已经要用纳米来衡量。 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是分子级的度量。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要求， 即便是样品也无法手工制造。 这对材料， 温度， 环境， 设备，测量，工艺，流程，管理都提出不可思议的要求。能制造这些设备的公司只有几个，全是美国公司，如Applied。其设备非常昂贵，一台可接近一亿美金。这些设备其实要和设计公司如Intel密切配合，否则设计的电路无法生产。可以想见，高精密设备无需多少工人，他们只是在维护设备而已。而且随技术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边缘化不断提高。 无论电脑如何复杂， 其实都离不开这四个组成部分。在物理层面上， 今天的输入和输出尽管有多种形式， 却能结合成一体。iPhon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吸引人的手法之一就在于采用触屏技术把输入和输出巧妙结合。 对使用者来说，电脑有两个储存容易令人混淆。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硬盘储存。如果看上图， 内存在处理部分，简单比喻就是一个高效率的写字台。所有的数据处理都要搬到这个台子上做。如果台面不够大， 需要的文件就要搬来搬去，白白消耗时间。关了电脑， 内存就一片空白。这个写字台（memory）从一开始的64K到了现在的12G，甚至更大。1G=1024M, 1M=1024K, 1K=1024 Bytes 1Byte=8 Bits。Bit是电脑储存的最小单位，是1或者0。在1988年， 1M内存的价格是一千美金，比今天iPhone6还大。 现在2G内存条也不过几十美元，比四分之一的名片还小（略厚点）。 而硬盘储存就是最上面的储存部分，好比我们的书架，上面按一定方式（格式Format）存放收集来的信息。关了电脑，你的信息还在那里，除非硬盘坏了。由于硬盘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硬盘又分内置硬盘， 外接硬盘，甚至不一定直接连到你的电脑上。 你的信息可以放在专门做信息储存生意的厂商处，他们会放在不同的地理和物理位置，精心保护。这有点云山雾罩，你不知道你的信息到底放在哪里了。 所以这叫云储存(Clouds )。 电脑语言Fortran的演变。 要把数据输入到电脑中， 早期就是使用电路逻辑来处理，需要人工不断地变更线路，无法普及。 于是开始有了人机对话的语言。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千种电脑语言了，和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相上下。 图示的是一种用来解决科学计算的语言， 叫Fortran。 它在八十年代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编程的程序员都知道。 这个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相比起来，真有点像中文里的甲骨文。只不过不是三千年的演变， 是三十年不到的变化。 当年笔者在伯克莱读书， 学习电脑语言竟然可以满足大学对外语的要求，可见当年美国对程序人员的需求。 所谓超级电脑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今天任何一台二三百美元的电脑在三十年前都相当于超级电脑。 这些大型机开始以环形方式来组装， 是为了更好地散热和缩短部件之间的传递信息距离。目前超级电脑主要是平行集成核心处理器，相当于把成千上万个CPU集成 在一起。中国的天河2号在2013年6月荣登世界最快的大型机。全世界的超级电脑都是使用英特尔的集成电路并使用Unix操作系统， 只有天河二号是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笔者在大学时就接触到当时的超级电脑， 一个是大学的CDC6400,还有一个是军方的CrayII（？）。为什么会使用美国军方的超级电脑呢?因为军方并不能完全利用这个电脑的功率， 就将剩余的计算时间捐给大学。这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脑网络已经开始出现和使用了，也说明共享，或者叫分享乃市场经济的属性。在1980年， 笔者在硅谷工作， 公司已经可以租用商业网路把全国的六个分公司连接起来，使用电子信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笔者有关的文章。尽管那时电脑网路的速度还很低，在北美洲已经利用东西时差来出售大型机的CPU（计算）时间了。当时最方便使用的网络就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电话。把老式的电话压在一个设备上， 就可以利用电话在电脑操纵下发出的高频声音来传递信息。那个设备就叫调制解调器（Modem），现在俗称猫。1982年笔者有时就利用这个设备和VT52终端在家里办公，因为晚上用户少，电脑的速度快很多。 这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主要的网络示意图。有意思的是， 好像美国从来没有什么非通讯公司要搞自己的网络，七十年代社会需求就催生了专门的商业网路公司。而中国，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底子， 虽然说全国一盘棋， 但在九十年代，电力系统， 铁路系统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网络。这很可能是小农经济的痕迹。 网络商业化催生了美国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的发展。 互联网（Internet）始于1969年的美国，又称因特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议下将美国西南部的大学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StanfordResearch Institute（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University of Utah（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电脑连接起来。这个协议由剑桥大学的BBN和MA执行，在1969年12月开始联机。其目的是把美国海外众多军事基地通讯联系在一起。这个网络一开始就不是局限在美国军方，而是同时提供给美国大学使用，得以不断提高。美国政府也从没有企图对此收取专利使用费用。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 & 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 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这是网络发展的法律基础，非常有远见。 蒂姆·伯纳斯-李爵士(Tim Berners-Lee)，Berners-Lee，1955年6月8日出生），英国电脑科学家。他是万维网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90年12月25日，罗伯特·卡里奥在CERN和他一起成功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讯。 万维网可以看成是互联网的一个具体应用，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Internet）上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万维网（WWW）来实现的。 李并不富有，但他无偿地将他的主意提供出来而不收费。万维网是私有的，这使得服务器和客户端能够独立地发展和扩展，而不受许可限制。2003年万维网联盟决定所有由联盟提出的技术都是无偿的，所有人都可以简单地使用。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爵士提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网络不能有中心控制。这是习惯于一切服从领导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的观念。这个无中心的观念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分歧的世界会有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信息网络把全人类联系起来。笔者无法想象如果美国控制了这个中心，中国是否还能使用或愿意使用现在的互联网。 是的， 解析地址的巨型服务器主要在美国，但美国政府并不能控制这些服务器， 即便要控制，也只可能勉强做到限制某些访问而无法干涉其内容。 因此， 美国没有必要限制信息的流动。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技术上的决定杜绝了控制的可能。 互联网的民间使用带来了真正的信息进化。电脑也就由计算工具过渡到信息工具了。 于是雅虎的搜索引擎应运而出，然后是谷歌。照片是谷歌通讯的设备。 谷歌代表今天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特点不仅仅局限于搜索信息， 而是于时俱进， 不断发展， 为各种业务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 这个平台又为苹果，三星等的智能电话所强化。其实智能电话，就是一个通过无线网路连接的超级电脑的智能终端，其本身也是个电脑。 传统的语音电话仅仅是其中一项并不突出的功能而已。 在今天西方大大小小的公司不使用谷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无论是设计人员，科研学者， 政府公务员，项目管理人员，股市众生，新闻从业人员，文艺作家导演，商业采购推销人员，历史和考古学家，学校教师教授等等都不可能离开谷歌。Google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了动词的含义了。谷歌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统领潮流，就在于谷歌提供的是手段，而不限制或干涉其内容。如何对待谷歌提供的内容，那是使用者的事，谷歌并不具备判断的能力， 也不会有人认可它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谷歌还在试验的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导航不但是人们的期望，也是二次大战之后已经应用的技术。 首先是导弹， 其和火箭的不同就在于有一定的自我修正航向的功能。然后是飞机上的自动导航仪，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民航机的自动航行。从安全角度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比人的驾驶更可靠。 轨道列车， 首先在机场和大型游乐场实现了无人驾驶， 跟着在城市也开始运行了。在台北就有无人驾驶的轨道车在闹市高架上运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开始使用聪明导弹，这是比过去导弹更精确的武器，就是自我导航和在飞行期间不断自我修正航向。但是实现汽车无人驾驶，还是一个非常的挑战。 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多次举办无人驾驶汽车比赛。现在谷歌利用其信息检索，地图处理的优势，把这个科学幻想的技术逐步实现了。 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有70万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了，但到能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归根到底还是信息问题：信息的精确度， 信息的即时更新，信息的广度，信息的来源，信息的处理速度。 当然这还涉及到保险和法律的更新，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无照驾驶（美国有四个州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律）。 这还关系到人们的心理承受程度。 比如美国旧金山的湾区高速列车系统是在1972年投入使用的， 当时已经可以做到无人驾驶了，单单为了适应乘客心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配备司机。 我们可以把谷歌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看成是虚拟商务走向实体工业。这是新的一场工业革命（Revolution）， 不，更准确地说是又一场工业演变（Evolution）。 设想一下， 如果货运汽车能够自动驾驶（由于路线相对固定，多使用主干线，信息比较齐全，很可能首先实现），矿山/矿 井可以完全自动化，开采出来的矿物直接进入冶炼厂或装船出售。自动码头的货物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干预下将集装箱里的货物直接运送到工地，仓库和市场。这会 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矿工和货运司机将彻底地边缘化，这对社会的结构将产生什么影响？剩余的人力资源做什么去呢？而从生产力角度 看， 商品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跨国的贸易又会如何变化呢？ 参观完了这个博物馆，笔者觉得不解的问题更多了， 先去吃饭吧。■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西方社会的两大难题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媒体和资本。唯有它们基本上不受民主制度直接约束。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竞争的约束。但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媒体每次都推波助澜。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媒体也对此毫不介意。好莱坞和媒体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1/5 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样，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对资本却不然。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约束，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民选政府也缺乏对其立法。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机制的问题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却没有。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他们在挣钱的时候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 1900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这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然，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由此，他们就在民主制度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于是，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的所作所为令人非常不安。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和资本两大难题不是民主制度特有的，也不因民主制度而恶化，相反，民主制度缓解了这两个问题，但未能彻底解决。因此，民主制度需要找到进一步解决它们的方法。否则，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皇家山十字架的典故和传说 文 / 王建刚（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有不少堪称地标式的独特景点，而最能代表这个城市历史的应属皇家山顶上的十字架。它不仅与这个城市同龄，承载和见证着这个城市372年的发展，也有着很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典故和传说。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234米的皇家山虽不高，但自从1876 年建成皇家山公园以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市民随时可以拥抱大自然的世外桃源。山上林木茂密，曲径通幽， 松鼠蹦跳，鸟儿鸣唱。 爬山者可以拾阶而上，自行车爱好者可以盘旋登顶，散步者可以将车开到山顶的停车场，步行至几个观景台，极目远眺。皇家山四时之景的美丽恐怕所有的蒙特利尔人都亲身体验过。但对东北峰顶上的十字架却不一定了解很多。 如今我们看到的皇家山十字架高31.4米多一点（103英尺），比当初法国开拓者树立的木制十字架要高大多了。山顶十字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 1643年。那时的北美洲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大陆，只有一些印第安原住民。雅克·卡迪尔在1509年首次沿圣劳伦斯河而上，抵达了这里，并命名了皇家山。此后，法国人在1609年登陆魁北克城，在那里开始创建新法兰西。 法国教会派遣迈松纳夫率领的一船人在1642年春夏之交抵达这里。他们一方面要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扩展新法兰西的疆土， 另一方面要向当地印第安人传播上帝的福音。迈松纳夫率领着40几名开拓者在圣劳伦斯河边如今称作Place Royal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一边砍树造房筑墙，准备过冬的食物，一边还要抵抗易洛魁原住民的频繁进攻。好不容易赶在冬季到来前建成了Ville Marie营寨，甚至还在村里盖了一座木制小教堂。 可那年的冬季有些奇怪，雨雪很多，天气很暖。圣劳伦斯河因降雨太多水位不断上涨, 眼看就有漫上岸淹没营寨的危险。焦虑和无奈之余，迈松纳夫带领众人在小教堂向圣母祈求保佑。为表示真诚，他还许下诺言，如果圣母能够保佑他们的营寨不被水淹没，他就会打造一个十字架，竖到皇家山顶上。 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就在新年的第二天，洪水开始消退。迈松纳夫欣喜之余赶快践行诺言，用木头做了一个十字架，抗在肩上，冒着风雪，穿过森林，爬上了皇家山顶，竖在那里。如今圣母大教堂彩色玻璃窗记载的蒙特利尔历史故事中，就有一个是迈松纳夫肩扛十字架，在风雪中跋涉的情景。 从那以后，皇家山顶的十字架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俯瞰护佑着这座由教会创办的城市，由玛丽亚村发展成为加拿大的最大城市之一。 1876年， 蒙特利尔市政府聘请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奥姆斯蒂德重新规划设计了皇家山，把它建成了一个城市中的山野公园。之后在1924年，蒙特利尔的St Jean Baptiste Society决定在山顶建造一个钢骨十字架，取代原来的木制十字架。该组织动员了85,000名小学生以出售邮票的方式筹集建造钢骨十字架的经费。而当时一张邮票的面值为2角5分钱。不知是经费没有筹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本来计划在钢骨十字架上镶上花岗岩，可后来却没能实现。钢骨十字架建成5年后，被转交给了市政府。 1978年8月6日，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因心脏病逝世，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领袖前往参加了葬礼。蒙特利尔市政府做出一个决定，让皇家山十字架放出紫色的光来表示哀悼。可当时还没有工厂生产紫色的灯泡。有人就提出可以用紫色的油漆刷在灯泡上。于是赶紧找人用手工给灯泡刷上紫色。可紫色灯泡一个个拧上后没亮几天，8月26日传来保罗一世登基的消息，又得把紫色的灯泡拆下来。当时没人觉得这些紫色灯泡短期内还会有用，又找不到存放的仓库，就随便处理掉了。可谁知道，保罗一世在位仅33天之后也突然离世（有传说是被人谋杀的）。于是，原先刷灯泡的那些人又被召集起来，再染出成百上千的紫色灯泡。 1992年，为了庆祝蒙特利尔建城350周年，市政府投资3万加元，用发光电缆取代了十字架上的白炽灯。从此十字架可以在红、白、蓝、紫四种颜色之间来回变换。当年春天安装好之后确实试验过， 工作得不错。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十字架展示它变换色彩。当时有人说，这是因为蒙特利尔的天主教会开会讨论并表决不允许十字架展示白光以外的任何颜色。可教会方面否认有这件事，并说欢迎十字架显示出色彩。 在十字架应不应该显示不同色彩的问题上，当时还有些争论。有保守派记者嘲弄当时的市长Jean Doré是想让十字架跳“迪斯科舞”，然后又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埋怨媒体在这件事上小题大做。 两年后蒙特利尔的“远见党”在市选中获胜，该党领袖布克出任市长。布克是园艺师出身，把植物园搞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皇家山的十字架闪烁不同的色彩，布克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他说根本不知道十字架还能展示不同的颜色。 2009年，十字架上又装上了LED灯并由电脑操控，可以变换出任何色彩。教皇逝世或选举期间仍是闪耀紫色； 6月24日的Saint-Jean-Baptiste那一天会闪耀蓝色；国际关注艾滋病日会闪耀红色；地球日那天则会关掉灯光…… 在十字架旁边的地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牌匾，那是埋宝的地方。蒙特利尔庆祝350周年生日时，曾邀请12,000名小朋友画出他们想象中蒙特利尔500岁时会是什么样。这些画作被装在一个容器里，埋在了十字架旁的地下。要到2142年庆祝建城500周年时才能挖出来，展示给将来的蒙特利尔人。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中国影片《自画像》参加“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节”展映 已经有43年历史的"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节"是加拿大最前卫的电影节，也是目前蒙特利尔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他们一直关注和支持加拿大和国际上最富有有创新精神的电影和实验影像以及新媒体艺术。德国电影大师文德斯等著名电影导演都是该电影节的艺术顾问。 该电影节今年第一次设立加拿大电影院校学生短片栏目，拟定每个学校选出一部作品参加，还特别邀请王水泊教授来选出一组中央美院电影与影像艺术系硕士研究生的实验影像作品做专场展映，并参加电影节的短片栏目评奖。组委会对中国学生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央美院电影与影像艺术系成立于2006年， 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古根汉姆学者奖获得者王水泊教授在他负责的实验动画与实验影像专业的基础上创建而成，曾经和美国著名的加州艺术学院共同合作实验影像 研究生大师班，是中国最早开设实验影像教学和研究的学校之一。中央美院研究生的实验影像作品代表了中国学生短片的最高水平。这组题为《自画像》的短片，是 从历届研究生毕业作品里精选出来的代表作，它们以独特的角度和自由的表达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自画像》系列实验影像短片展映将在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康考迪亚大学电影馆举行，该大学和中央美院是友好合作伙伴，他们的电影学院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设有电影学、电影和动画制作三个系。 http://www.nouveaucinema.ca/ 王水泊教授 《自画像》展映信息： 英文名称：Self Portraits: Fresh View onChina时间：2014.10.18 星期六，17:15地址：1400 de Maisoneauve O., Salle J.A.de Save (Concordia University)票价：成人$13，Opus卡2for 1。影片结束后观众将有机会与王水泊教授面对面交流。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