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文：羽戈 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我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这话固然有些不敬，却清晰呈现了时间的残酷：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与庞中华的书法，连同教科书的谎言、录像厅的幽暗与荷尔蒙的反叛，支配了我们风雨不透、营养不良的青春期，当我们的青春灰飞烟灭，汪国真们的幻象便烟消云散，此后，他们的作用，好似接头暗号，在黑夜与梦想的终点，唤醒健忘的我们，与记忆重逢。 汪国真崛起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对世事与未来一无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抒情潮流。这个时代与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汪国真的诗歌与1980年代的诗歌实在格格不入。事实上，汪国真的诗歌创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贯穿1980年代，那是诗歌的盛世，诗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却无力脱颖而出，满天星辰璀璨，他却低若尘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焕发自己的光芒。这与其归功于他的沉潜，不如归功于时代的黯淡。用古语来讲，即“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汪国真是1980年代的弃子，却是1990年代的宠儿。时代的断裂与沉沦，使他的命运无比尴尬。1980年代诗歌所表现的批判功能，对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召唤，构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难说主动还是被动，他契合了1990年代轻逸、庸俗的审美口味，然而这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年代。当他的读者羽翼丰满，他便被无情抛弃。对他的冷酷，正是人类成长与时代进化的必然。假如一个人三十岁后依旧迷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流行超过十年，毋宁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1990年代构成了汪国真的黄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实的读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们，有智力拒绝汪国真，此后出生的人们，有选项排斥汪国真。我们这代人封闭、匮乏的青春期，恰与汪国真，以及余秋雨、庞中华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运，受其蛊惑，无可厚非。其实，不是我们选择了汪国真，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在狼奶与鸡汤之间，我们无所适从。 现在来看，汪国真的诗歌风格，几乎毫无深度和张力，注定了速朽。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歌，而是断句。1980年代的提前终结，导致诗歌集体休克，从此真正的诗歌，只能以一种哀歌的形式，潜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赞美诗茁壮成长。汪国真的诗，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顽艳，本质上却是礼赞，礼赞远方，礼赞理想，礼赞苦难，礼赞生命，礼赞国家和时代。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场公开的合谋，所以他们拼命在对方身上铭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诗歌无关政治，当他谈起诗歌理论，却满口“国家”、“人民”，这也难怪，他必须感谢国家，正基于国家主义的禁锢和规训，犬儒主义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反之，他以犬儒化的个人主义抒情，诱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觉，而回避了现实的肃杀和惨淡，间接实现与国家主义的对接。 只有赞美诗，才有资格充当心灵鸡汤。只有贫乏时代，才会对心灵鸡汤饥不择食。汪国真被视为心灵鸡汤写作的先驱，他的诗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通过诗歌，他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按摩与麻醉。他的风靡一时，恰恰是时代贫乏的明证。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论诗歌，还是心灵鸡汤，都遗忘了汪国真。不过究其实质，汪国真并未远去。单说诗歌，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啸天，便数赵丽华和余秀华，前二人属于赞美诗人，可谓政治化的汪国真；后二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度饱受质疑，质疑的声音，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诗歌，还是断句？至于余秀华，其诗自然优于汪国真，不过她的成名，与世人对她的消费，正是一剂汪国真风味的心灵鸡汤。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来纠结。我们不能指望诗歌拯救日渐沦陷的贫乏时代，然而诗歌之为诗歌，绝不该止于对现实的临摹和颂扬，而在于呈现与现实的张力，以诗性的光辉，照亮世界的阴霾，以灵魂的歌哭，发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诗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剧了时代的贫乏，以至诗歌本身便是一种贫乏，那么我们只能悲叹：诗歌死了。 诗歌先于汪国真而死亡，汪国真先于我们的激情而死亡。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残余的激情，哀悼汪国真，同时怀念那个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尽管汪国真对我们青春期的启蒙意义，远不及舒淇和李丽珍，尽管那个封闭、匮乏的青春，没有人愿意重来，然而他和他的诗歌，终究是我们成长的信物，证明我们曾经年轻，曾经迷失，曾经虚弱，曾经浅薄。如今，他们的死亡，印证了我们的苍老。

麦克阿瑟与日本 文：taxinfo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二战名将。1942年，麦克阿瑟率领一支百万大军踩着日本人的尸体，从遥远的墨尔本一直打到了东京，他的双手沾满了日本人的鲜血。所以，有无数的日本人想把老麦碎尸万段，他也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所以，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当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每个人都在心里念着“亡国，亡国，亡国”。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给日本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宽容和民主而不是仇恨。战后的日本国破家亡经济崩溃，连国会议员的工作午餐也不过是一碗地瓜稀饭，饥饿笼罩了日本。这时老麦克挺身向国内施加巨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援助日本，350万吨粮食和20亿美圆的经济援助紧急送往日本。他不仅保留了日本政府，更顶住压力赦免了天皇，他甚至关心普通日本复员军人的命运，给他们以生活的出路。40万登陆美军也用他们的克制、善意和献身精神征服了日本人。当在日本狭窄的城市街巷里，日本平民与美国大兵相遇而通过困难时，总是美国兵站在一旁让日本人先走。日本人不能不扪心自问，如果他们是胜利者，他们自己能做得到吗？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立即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东京市有个妓女被选为市议员，当时不少市民不乐意，觉得道德感上过不去。麦克阿瑟说，你们选她是为了让她为你们大家服务，还是说忌讳她是个妓女不选她。当大家明白了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人是要代理自己为自己服务时，大家都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果断地选定了她。结果这个妓女当了议员后表现相当不错，不负重望为大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公告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前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这部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顺便说一句，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1951年4月16日晨，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占领军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就要回国了，对他的离去除少数日本高官外没有通知任何人。但当麦克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从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机场，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老麦热泪盈眶。占领日本当时有无数日本人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赠送自己的田产传家宝房契更有无数的日本女性大胆的在信中表示要为将军献身，那些勇敢的女子信中直接写到“请让我为您生孩子吧”当麦克阿瑟最后调离日本的时候在东京街道的两旁日本民众纷纷前来眼含热泪的为其送行（全然忘记了麦克阿瑟是打败自己国家军队的占领者）天皇亲自到使馆为麦克阿瑟送行，此时麦克阿瑟激动地眼含热泪双手紧紧的握住了裕仁天皇的双手时任日本的吉田首相在欢送词中如此说道： 　　“是您麦克阿瑟将军大人，把我们从战败的惶恐与不安和混乱之中挽救过来，并把我们引领上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的道路，是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洒下了民主的种子是您为我们铺平了和平的道路，我们全国人民对您的惜别之情非我的严辞所能表达”。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文：粱治平 其实，原无所谓“希腊法”，有的只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法律。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特征是它们共有的，人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法，也在这种意义上把雅典的法律看作希腊法的代表。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关于苏格拉底案的叙述，主要参考该书，包括译者撰写的“提要”和“译后话”）。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之前提及的那本书，之后将反复出现 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和引进新神，二是蛊惑和败坏青年。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一名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一名赖恳，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一名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审判者是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典型的雅典审判方式。 苏格拉底被控的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而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宗教生活与公民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根据雅典法律，对包括这类罪行在内的一大批刑事犯罪，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控告（甚至这还是公民的一项职责）。这种规定不但体现了古典城邦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雅典城邦政体的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精神，自从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以后，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真正被发扬光大，臻于极境了。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时代造就了他，又遗弃了他。透过苏格拉底的死，我们可以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些曾经养育过他，后来又夺去他生命的法律的特质。 至少，是苏格拉底的画像 论及雅典的民主制，自然要提到行使直接民主的公民大会，提到行使间接民主的议事会。但是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它的陪审法院。亚里士多德说过：“民主政治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它通过它在其中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Assembly）和法院中的选举执掌一切。”这里说的法院正是陪审法院。这是一个很难为现代人理解的概念。因为，雅典的陪审法院并不仅仅是个法院。它不像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些法院，只能就比如具体的民、刑案件作出司法上的判决，它的权力要大得多，职能也复杂得多。它实际是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它可以利用不为现代国家所知的各种方式，审查当时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审查“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它的判决照例总是最终的，没有通过上诉加以改变的可能，因为在理论上，法院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实际上，它是个像“议事会”那样的民主机构，是雅典公民聚集在一起直接行使其审判权的庞大机构。在伯里克利时代，议事会保持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旧制，由五百雅典公民组成，而陪审法院的规模则从数百人到千余人不等。通常，民事案件由201人或401人的陪审法庭处理。刑事案件则视具体情形，由501人、1001人甚或1501人的陪审法庭审理。根据雅典法律，凡年满30周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充任陪审员。他们每年经各市区提名，由选举产生，人数达六千人之多，然后经抽签分派到各个法庭担任陪审员。（关于评审制度的详情，包括陪审员的产生、指派、法庭组织、审判程序、宣示判决等事项，可以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显然，如此组织起来的陪审法院不仅是雅典公民行使审判权和接受民主训练的场所，而且还是“为了雅典人民行使控制权这一目的而设想出来的一种手段”，“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拱顶石”。（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30、29页。商务印书馆，1986）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有数千人之众的庞大机构，除非遇有节日或者战争，总是长开不闭。而在雅典民主政治达于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充任陪审员甚至成了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据说在当时，这样一笔收入差不多够一个人维持生计的了。自然，我们不能把这类措施看作雅典人的好讼，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佐证，证明陪审法院制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由数百乃至数千民众陪审的审判，乃是雅典政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构成了雅典公民生活中最持久的特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有这样一幕：一个云的访问者在有人指给他看地图上的雅典城时回答说：“我不相信那是雅典，因为我没有看到陪审团在开庭问案。”由这个并非夸张的情节可以想见，陪审法院制度于雅典公民生活的影响是多么之大。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些制度，保卫了雅典的民主，造就了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昌盛。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人民，享有在当时可能是最充分的自由，而他们在这自由氛围中的游戏与创造，不但树立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民主楷模，而且向人类贡献出了第一流的雕塑，第一流的建筑，第一流的悲剧，第一流的演说，第一流的思想。自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事情往往还有另外一面。 和阿里斯托芬有点关系 在民主的雅典，至少在理论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参加议事会里的论争和法庭上的抗辩，在公共仪式上发表演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和参政热忱，磨炼了他们的智慧，增强了他们对于事物的敏感。他们探究自然，也关心人事，在思想的自由奔流中，涌现出希腊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一面充满了对于宇宙的好奇，一面是对于正义问题的关注，这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后人叫做自然法的正义学说。这是希腊人的法律哲学，也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和最重要的正义论。早在两千年以前，这种法律哲学就曾对罗马法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罗马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更多领域，甚至波及了人类今天的思维和生活状况。如果追根溯源，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希腊人的法律哲学，正像它的自由精神一样，同是民主土壤上生出的果实。但是，如果我们转而审视希腊的法制，考察那与希腊法律哲学生长于同一土壤的雅典法律，我们就会看到最最令人惊异的现象：尽管罗马人在制定《十二表法》时曾派专人赴希腊考察，尽管希腊法中某些契约形式如海上借贷等也曾流传于后世，人们还是面对这样的事实：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数百年间，人们耽于对人类“金色童年”的追怀之中，入迷地谈论着古代的诗歌、雕塑、戏剧、哲学和美术，潜心研读得于偶然的《国法大全》。然而，没有人提到希腊法。就是在人们对古代已有相当了解了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冷僻的历史书中看到关于希腊法的描述。那个时代依然令人向往，但它的法律的光辉早已消散。的确，与古希腊发达的艺术、哲学（包括它的法律哲学）相比，希腊法的影响是那么微不足道，几乎是个空白，以至于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 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众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亚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T.H. Wigmore,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第一卷，第358-359页） 搜“雅典民主”，出来了这个 真是这样，在众多杰出的古希腊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作为法官或法学家为我们所知。在流传至今且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里，跟这种人最接近的莫过于雄辩家了。他们在当时的活动，乃是陪审法院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他们为出庭所写的辩护状，不但是极为出色的演说词，而且是后人了解古代希腊法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雄辩家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而这些听众——陪审员，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陪审员，他们不是在一个富有经验的权威法官的指导下就事实问题作出裁决，而是按多数原则独立地决定事实与法律。当他们听完原、被告的控诉和申诉，走到投票箱前去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候，真是世上最最威严的法官。但这都是怎样一些法官啊。一方面，他们敏锐而智慧，他们出席公民大会，踊跃参与论辩，倾听最杰出的演说，借此磨炼其智慧；他们热心于公共生活，常常在市场上见面，传递各种消息，讨论种种政治问题；他们还时常旁听审判甚或作为陪审员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属于其中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能读书认字。虽然他们出席法庭之际也曾庄严宣誓要严守法律，但不是所有案件都有现成的法律可资援引。此时，他们就要依据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再者，他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设若群情激愤，多数陪审员甚至全体人民都倒向天平的一端，在这不可遏制的激情中表露出来的意志不也如同法律一般？苏格拉底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公元前406年对十大将的著名审判。十位海军将领因未能按惯例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受到雅典人民的控诉。原告方为置被告于死地，要求不必个别审判，而由人民一并表决。那天恰好是苏格拉底担任议事会值班主席，他以这一要求不合雅典法律为由拒绝将它提交法庭审议。虽然第二天由另一人担任主席时，原告提议获得通过，十大将终于被处死（参阅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69页译者注，以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5页译者注。商务印书馆，1984），苏格拉底还是因为他严守法律而遭人忌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获罪于民主派，以致他后来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这个说法有几分真实。至少，他不是死在僭主们手里，而是死在雅典的民众手中。雅典人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他。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危险之所在。他在他著名的申辩中把控告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出来控告他的那几个人；一类则是站在那几个人后面，从小就对他抱有偏见的民众。这些人受舆论影响而生出偏见，生出的偏见又变成舆论去影响他人和社会。在民主的雅典，他们是最有势力的人。苏格拉底坦白说： 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过于安匿托士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2页） 苏格拉底要洗清自己，必须获得这些人的信任。同样，一个雄辩家要想成功，就要设法打动这些易动感情的法官。此时，仅仅了解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动人的言词，富于鼓动性的演说，有时，甚至要有震撼人心的表演。大约在公元前340年有过这样一场审判。被告弗莱恩（Phryne），一个有名的放荡女子，被控以慢神之罪。为她辩护的是著名雄辩家海泼莱德（Hyperides），他是十大演说家之一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高足，他的有些演说，据说超过了老师。审判在进行，眼看陪审团就要作出有罪裁决，海泼莱德突然把被告拖至庭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去她的束腰外衣，把她的胸膛暴露在外，并以激越的言词去激发陪审员们的怜悯心。弗莱恩终于获释，但也因此引出一项法律，规定此后不得在审判时将被告置于庭前。 苏格拉底受审是在公元前399年，那时，这种风气还很盛。只是，苏格拉底不屑于使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他干犯众怒，招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原因。 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对有一类刑事案件须适用既定的法律，对另外的一类，由陪审团自由决定刑罚。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属于后一类。这就是说，怎样处断苏格拉底并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因此，辩护的好坏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苏格拉底的口才天下闻名，自然无须找辩护师。他之所以被判有罪，绝不是因为辩词不够出色，而是因为他不肯离开自己的立场，向众人作丝毫的让步。他不但自知如此，还要向陪审员们表明这一点。他说道： 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大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对我投一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2页） 这段话讲完后投票开始，结果是281票对220票宣告有罪。不过直到这时，苏格拉底还有足够的机会免受死刑宣判。他可以自己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处罚。（按法定程序，审判通常分作四个阶段：①原告提出控诉，被告申辩；②陪审团就被告有罪与否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有罪，则③原告提出他主张的刑罚，被告选择可以接受的刑罚，分别说明理由；④陪审团再次投票，多数人的意见便成最终判决）但是，苏格拉底只勉强认罚30命那。这太轻了，不但是对原告的蔑视（原告主张死刑），而且是对法庭的嘲弄。他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员，结果有更多的人投票，赞成判他死刑。判决宣布后，苏格拉底再次发言，说明了人们定要他死的原因：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7页） 希腊式的民主审判，恐怕只能是如此。 “恐怕只能是如此”，那副著名的画 威格莫尔指出，陪审法院的这种随意性削弱了社会对既有法律的尊重，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真正和持久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他列举了希腊法无以传世的三点原因：（1）缺乏职业的法官团体；（2）陪审团规模大体与立法团体一样；（3）缺少另一独立团体，维护既定法律，对陪审团或立法者予以钳制。（见前引Wigmore书，第一卷，第313页）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但是最终，恐怕还是要回到雅典政制中去寻找根本的解答。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社会是简单社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们也像现代社会一样复杂。它们要健康发展，要达到社会内部发展的微妙的和谐，也会产生同样复杂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可以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了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某些器官的正常发育，终于使它们变得萎缩和畸形了。每一种古代文明，都可以提供不止一个例子，希腊法的悲剧即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常常会为一些崇高的念头所激励。他们关心城邦，犹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们参加各种公共生活，从中学会治理的艺术；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创造了不朽的哲学。即使是在法律方面，他们也实现了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可能达到的正义，且不说他们还贡献出那么卓绝的正义哲学。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律不能为后人借鉴而苛求于他们。然而，希腊法的悲剧到底发生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为博物馆中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 一种早期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这样一个过程，便是它的形式合理化。罗马法因此而传世，其他许多古代法制却因为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终于失去了活力。希腊法便是如此。 梅因认为，法律以及由法律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其早期很容易遭受两种特殊危险，一种是原始法律的僵硬性，这种僵硬性会把大多数人在生活和行为上的见解束缚住；另一种是，法律可能发展得太快，以致失去它稳定的存在形式。希腊法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规模庞大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固然，大多数陪审员都不乏政治热情和正义感，但他们完全不懂法律；雄辩家们虽然懂得法律，但他们要迎合听众，因为是这些人在判定事实真伪，决定法律的适用和被告的命运，而他们事实上主要不是需要法律，他们需要动人的言词、雄辩的演说，需要能打动他们的一切，眼泪、哀求、壮烈的场面、感人的景象。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凭良心办事的，但他们所依循的正义原则，往往只是他们的个人好恶，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偏见。他们不是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行骗的智者吗？他们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不肯如他们想的那样行事而定了他死罪吗？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里面，有些迹近荒唐。普鲁塔克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亚里斯泰迪兹与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海军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争执不下。于是雅典人动用了他们的民主武器：陶片流放制。这是克里斯提尼的伟大创造，目的是去除可能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权威人物，这时被用来解决政治纠纷。据普鲁塔克所述，投票进行之际，亚里斯泰迪兹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近郊农民，此人因不惯于写字，便招呼亚氏，请他在陶片上写下亚里斯泰迪兹的名字。 “但为什么？”亚里斯泰迪兹问道，“亚里斯泰迪兹伤害过你吗？” “没有，”这位公民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嗄！老听人把他叫做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我实在烦透了。 亚里斯泰迪兹于是不再多说，就按这个人的意愿写了。（转引自赫·乔·维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2） 这也是一场审判，只是把法官的范围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让他们选择，究竟把流放10年的惩罚加到哪一个人身上。而在这里，决定了“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命运的念头不是很荒唐吗？的确，古希腊人中间没有现代人熟知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因为他们原本不需要这种人；他们到底没有能创造出像罗马法一般富有生命力的法律，也同样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古代社会粗糙的民主制的发达，抑制了科学的法律制度的成长。 古希腊人似乎注定只是一个艺术和哲学的民族，在务实方面，他们远逊于古罗马人。正好比他们对知识只愿作一种贵族式的探究，他们在法律方面，更多偏爱抽象的正义。这固然使他们的法律免于僵化的危险，但在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一种持久的法律学制度的建立。关于这一点，梅因的总结是精辟的：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合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梅因：《古代法》，第43-44页） 苏格拉底死了。他是被雅典的法律杀死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法的状况，却要到有关苏格拉底事迹的记载中去寻找，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本文原载《读书》1987年8月号，收录于梁治平先生《法辨》一书中。

泱泱大国vs蕞尔小国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最近从中国到加拿大，然后到法国，再到瑞典，再去了拉脱维亚。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其中有“泱泱大国”，也有“蕞尔小国”。华人多喜欢标榜自己来自“泱泱大国”。入了“蕞尔小国”的国籍，也言必称自己来自“泱泱大国”。我不能肯定加拿大、法国和瑞典属于“泱泱大国”还是“蕞尔小国”，但是按照国人的标准，拉脱维亚绝对属于“蕞尔小国”。而这正是我去拉脱维亚的理由。 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就在波罗的海边上，和别的欧洲城市基本一样，整个老城就是一尊古迹，数百年历史沧桑犹在眼前。拉脱维亚的历史充满了劫难和艰辛。在沙俄扩张、苏联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拉脱维亚都被迫卷入其中。好不容易在1918年获得的独立，在二战后再次丧失，拉脱维亚被迫并入苏联。在多次被吞并和多年的被统治之后，拉脱维亚并没有屈服，在历史机遇到来时毫不犹豫地宣布独立。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另两个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勇敢地在1991年脱离苏联，成为主权国家。 为何要脱离“泱泱大国”而成为“蕞尔小国”？我相信拉脱维亚人不是为了独立而独立，而是为了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拉脱维亚人不要“泱泱大国”的身份，他们要的是自由。他们不要苏联的版图辽阔和军事强大，他们要的是人格尊严和自由平等。在作为“泱泱大国”的“蕞尔子民”还是“蕞尔小国”的“泱泱公民”的历史抉择前，拉脱维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拉脱维亚自由了，挣脱了苏联的桎梏，也舍弃了“泱泱大国”的名头。他们宁愿作为“蕞尔小国”的公民尊严地立命于世，也不愿作为“泱泱大国”的子民徒有虚名。 在里加街头，处处可以感到拉脱维亚人对于自由的热爱。自由女神像就在里加新城和老城的交界处，原来这里是俄罗斯彼得大帝的雕像，随着脱离苏联，自由女神代替了帝国象征。一个“蕞尔小国”，敢于不屑“泱泱大国”，历经艰辛，矢志不渝，证明了其国民的泱泱胸怀和坚韧底蕴。对比一些自命来自“泱泱大国”一心想靠主子的荣华富贵来让自己在海外混得更有面子的奴才们，拉脱维亚人更显高贵。 一个人不会由于来自一个小国而低人一等，只会由于来自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而缺乏底气。越没有底气，就越要炫耀故国的庞大。有些人的大国情结，大概正是由于此。张口闭嘴“泱泱大国”，举手投足“蕞尔小民”。由于自己并无底气，只好以为大国名头可撑面子。 “泱泱大国”的统治者总是告诉子民，奴才的一切自豪都来自主子的强大。日本帝国曾画过更大的饼——“大东亚共荣圈”，并告诉所有可能的子民们：一旦“共荣圈”成功，光荣大大的。我相信那些特别热衷于“泱泱大国”的人，如果真的“大东亚共荣圈”搞成，他们一定至今欢呼不已：“多大的国家，从菲律宾到满洲里，从日本列岛到缅甸泰国，东海南海日本海都成了内海……啊，太伟大了！” 至今那个被大国情结撑得癫狂的芮成钢，不就如此吗？为自己的主子可以乘坐豪华专机而别国的官员按照制度乘坐经济舱而骄傲万分，甚至还讥讽别人。你让他对他主子尖刻几句？打死他也不敢。这是一个典型的“蕞尔小民”，或曰：奴才。 国民是否有尊严，不取决于他们的官员坐多豪华的轿子，而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权让官员轻车简从。国民是否有尊严，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而取决于他们是子民还是公民。 无论作为血统上的中国人还是法律上的加拿大人，我在里加都受到了平常的待遇。里加人没有歧视我，也没有优待我。毫无疑问，所谓“泱泱大国”的自豪感都是自我意淫。 那些特别热衷于“泱泱大国”的华人估计一定会对从最近多年的“泱泱大国”子民逃亡故乡的浪潮中感悟到一些道理，但是也会在这些子民在海外依旧热衷于“泱泱大国”的情怀中萌生困惑。曾记否？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去了拉脱维亚，我理解了世界上有“泱泱小国”和“蕞尔大国”。 里加的自由塔，取代了彼得大帝的雕像。 里加的拉脱维亚国家剧院 里加老城一隅

关于面包自由和幸福 文：萧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9章“宗教大法官”，借伊凡之口，提出所谓自由与面包的悖论，是我和太太经常讨论的话题。 确实，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时，自由的结果并不总是幸福的，因为自由意味着独立地选择、独立承担后果，这后果既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对有些人而言，没有自由而有面包也可能幸福，伊凡甚至认为，绝大多数人只需要面包并不需要自由。 1882年，易卜生在致友人斯卡乌兰的信中说：“具有奴隶的灵魂的人，是不会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的。挪威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居住着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他的意思是政治自由并不必然带来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具体到个人，即使无人妨碍他们，是否愿意去实现自由，如何实现自由，都并不比自由本身更容易，甚至可以说，在拥有自由前提下，各人实现自由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具体人来说，自由是否必然幸福是个待决问题，而不是个已决问题。在任何地方，自由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这是将自由作为幸福的前提条件。 问题是自由是否必然是幸福的前提，这能否成为人生公理，却极难论证。若以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看，美德是幸福的前提，而自由是美德的前提。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幸福是否必须是伦理学的对象？2300年前，斯巴达人嘲笑雅典人，说雅典的奴隶甚至比自由人过得还好，在雅典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自由人谁是奴隶。那么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是否幸福取决于当事人个体自己的感觉，而不取决于旁人的观感。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们主人的感受，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许有的奴隶觉得虽然身为奴隶，但安逸地活着很幸福，而有的奴隶却可能宁可落魄也要自由，认为当奴隶不可能幸福。 但问题到了这儿还没结束，即使孱弱的灵魂只需面包无需自由，但制度不能假定所有灵魂都是孱弱的，它必须假定既有强悍的灵魂，也有孱弱的灵魂，假定灵魂的多样性是制度的义务——制度由人操作，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的灵魂强弱，否则，被决定者也就有权决定决定者，因此两者无法共存。因此，专制制度在伦理上无法成立。 那么，自由和面包是否必然冲突？恰恰相反，各国历史证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由与面包不但不冲突，还互相促进。有自由必有面包，有面包也有自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由与面包的冲突是专制者为专制所需而伪造的命题，他们伪造这样的命题，目的是建立一个维护他们抢劫权和垄断分配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以障蔽人们对自由与面包之间的正确关系，让人们在对失去面包的惊恐之中双手交出自由。 倘若在自由社会里，有人虽然拥有各种基本的政治自由，也拥有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但他们却把自己过得非常糟糕，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幸福，自由完全是虚幻的。那么这就要考虑这些人是否真正地享受到了自由，是否独自承担了自由的后果，即使制度上有种种小问题，但如果不是基础性问题，那么，可能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体自身的原因，而不是自由本身的问题——这是人们没有正确行使自由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本身的结果——至少不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因为还有无数人在行使自由之后，既获得面包，也获得幸福。 至于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度，由于统治者强行剥夺了人们的各种自由导致的贫困、奴役以及诸多不幸福，恰恰是自由匮乏或完全没有的产物。此时，存在着大量虽然没有自由，但有面包，甚至因此而又无数人觉得幸福无比的现象。但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我们都无法得出结论说，奴役比自由好，恰恰是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由比奴役好。世界上有哪个自由国家比朝鲜人过得更差？世界上有哪个专制国家的人均经济状况、幸福指数、安全程度超过自由国家的平均水准？即使这种比较不是自由必然高于奴役的充分证据，但至少有一点，自由国家所赋予每个人的自决权远远高于任何奴役国家，而这种差异与上述罗列的差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当一个生活在专制奴役国家并且自由渴望与冲动觉醒之后，他们往往并不安于受奴役而意淫幸福，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幸福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没有保障的，上到高官、下到普通民众，莫不如此。此时，一个觉醒的奴隶，可能为了自由而抛弃虚幻的昙花一现的伪幸福，宁可深受各种磨难也要争取自由，对于觉醒的奴隶而言，没有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们会为了自由付出各种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看各种历史都可以发现，哪怕是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奴隶，即使他们反抗的结果无非是换一群人来奴役，至少他们自己是想成为奴役者，而不是受奴役者。在没有被欺骗的情况下，在不是糊涂的状态下，可以说从未出现过为了受奴役而历经千辛万苦的人类。我们从未听说过，自由人为了遭到别人的奴役而艰苦奋斗的，即使结果是被奴役，但他们奋斗的初衷绝不可能是受奴役。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自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才水落石出：人的幸福感与欲望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若无法满足，幸福感是很难有的，虽然幸福可能远远超过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自由，因其与面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自由为幸福提供了高于没有自由时的概率。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这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一般性描述是：自由比奴役更可能带来幸福。这就是许多伦理学家视自由为幸福前提的人性依据。正如可能有人天生异能，如《百年孤独》里丽贝卡习惯于吃吃泥土，但这种低概率现象不能否定人得吃食物而非泥土才能活命这一般性命题——丽贝卡吃泥土的习惯也被治好了。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不仅仅作为概率性描述而有价值，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正是自由珍贵的地方：如果自由必然幸福，那么选择自由而不是奴役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选择自由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如此选择必然幸福，那就不能叫自由，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自由首先表现为对自由本身的自由选择。正如并非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选择善才是因善本身，而不是因为善果。 因此，我只能说，自由、面包、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少从概率上说，都是正向关系，个别的现象并不能否定普遍状态。

国家是国家，祖国是祖国 文：林贤治 祖国与国家，对朋霍费尔来说是分裂的；而对金来说，则叠合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身在不同的国家，却拥有同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他们的信仰，背负的十字架。 在德国，他用暴力的方式保护信仰 有一本朋霍费尔的传记，叫《力阻狂轮》。这名目，令人立即想到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成语：“螳臂挡车”。书名出自朋霍费尔书信里的话，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换成我们的成语，意思却刚好相反，变成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讥嘲了。 不过，从朋霍费尔的行为来看，委实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螳螂。他抵挡的，全是以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战胜的庞大的事物：国家政权、帝国教会和战争。 朋霍费尔于1906年2月4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17岁进杜宾根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24岁时就任系统神学讲师。1933年，正当他迎着光辉的学术前景大步迈进的时刻，希特勒粉墨登场。为此，他主动中断神圣的学术生涯，投入艰险的政治斗争而毫不顾惜。他在电台发表公开演讲，揭露大独裁者的政治阴谋，抨击把党的领袖偶像化的政治专制制度。然而，教会跟着希特勒跑了，全国转瞬之间成了纳粹的党天下。 因为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朋霍费尔不能忍受，决心与之决裂。他不但拒绝担任牧师，而且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1933年10月，在动身前往伦敦教区工作前夕，他向学生告别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在伦敦，他广泛宣传德国的教会斗争，恳求外国教会承认“认信教会”为惟一的教会，而拒绝承认国家教会。 认信教会是在非常时期中，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同国家教会相对抗的教会。1935年，朋霍费尔回到德国，即受聘为这个异端教会组织的牧师，主持讲道课程。希特勒政权一方面控制教会的财政命脉，另一方面摆出民主改革的姿态，致使许多会员纷纷倒戈，回到政府的怀抱。朋霍费尔坚定地表示：决不接受被国家收编的任何尝试。他为那些在认信运动中坚持与国家对峙的受迫害者筹措薪金，把自己的薪水分给学生，最后，还决然放弃了婚姻。他深知，对于一个不妥协的战士来说，家庭是一个累赘；他不希望为此随时遭到国家的恐吓和敲诈，而使未来的坚持变得更沉重。然而，形势愈来愈坏，连教堂上的十字架也为纳粹符号“卐”所取代。认信教会的牧师们虽然不赞同向党和领袖宣誓效忠，但也无力反对，最后甚至一改初衷，做出将拒绝宣誓效忠者一概开除的规定。对于犹太人问题，领导人基本上站到国家一边，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持反对迫害的态度。他们发表宣言，控告国家践踏人权，结果致使整个教会背上“叛国”的罪名，起草人和传播者遭到拘捕，最后死于集中营。 1937年8月，纳粹政府正式下达关闭认信教会的禁令。剩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他们不得不拿生命作赌注，违法进行神学教育训练。可是，到了后来，最极端的激进分子也拒绝参与反对国家领导的行为。朋霍费尔彻底孤立了。 鉴于朋霍费尔的危险处境，1939年6月，美国朋友带他离开了德国。本来，这是许多流亡者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他不愿意在人民陷入魔鬼的巨掌时，独自居留安全的境地，在本国被迫害的基督徒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他们。他确信上帝之手在指引他，于是，随后三个星期，又从美国返回了德国。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朋霍费尔与纳粹政权为敌的焦点。全国大多数人都在为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成就欢呼，而从不追问应当由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使他十分震惊，于是他到处奔走呼告：“希特勒代表战争！”这样，他不得不饱尝苦果，再也无法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任教。 1940年，他进入“国防军”反间谍机关担任信使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将德国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秘密计划传达给西方各国。在朋友面前，他不惜牺牲个人的“清誉”，隐瞒自己的真实角色，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密谋策划。1943年4月5日，他同他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被捕。据盖世太保的判决，姐夫杜南义是“策动谋杀领袖运动的主谋和精神领袖”。两年后，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同其他五名持不同政见者均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时隔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疯狂的巨轮终于停止了滚动。可是，朋霍费尔，他的从不停止挥动的螳臂连同有为的躯体，已经被碾碎在通往黎明的路上了。 在美国，他用非暴力的方式保护平等 另一位牧师其实也是挡车的螳螂，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金所面临的狂轮是种族歧视制度。虽然压力不是直接来自国家政权和战争，但是，此间对于生命的漠视和对自由权利的剥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以联邦国家对南方庄园主与蓄奴制的胜利结束，可是，在根本意义上，胜利毕竟是妥协的产物，即使在法律上给予黑人以一定的权利，在南方各州，仍然出现大量的歧视黑人的现象。到了20世纪，由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联邦政府及时对宪法做出新的解释，立法禁止联邦雇佣中的歧视，禁止动产契约中的种族限制，取消军队和学校里的种族隔离，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隔离。这些相关的法律措施，遭到南方坚持种族歧视的地方势力的反对，根本无法实行。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抵制与反抵制的斗争势必持续下去，而民权运动作为“第三势力”，也就在这个痛苦的僵持过程中发展了起来。 1955年12月，在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裁缝拒绝服从公共汽车司机要她给白人让座的命令，于是被捕，而且被处以10美元罚金和诉讼费，黑人积聚多年的不满情绪顿时爆发起来。他们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联合抵制行动，原计划拒乘公共汽车一天，结果持续了382天，直到最高法院宣布隔离公共交通的做法违宪时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基层自发发起的维权行动，从此，民权运动便如山洪般地不可遏止了。 在这次联合抵制运动中，黑人领袖们组织了蒙哥马利改进协会，并选举马丁·路德·金为主席。这样，这位年届26岁的牧师，便走到了民权运动的前台。 金出身于亚特兰大美国最大的黑人社区中的一个著名的黑人神职家庭，毕业于当地的莫尔豪斯大学，在切斯特的克罗泽神学院获神学学位，在波士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他的社区里，致力于追求平等与进步的斗争，把布道者的热情和学者的智慧结合到一起，深获黑人的拥戴。继蒙哥马利运动之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成立，金再次被推选为主席。在考虑到少数人如何能够战胜整个社会，坚持为自由和公正而斗争的时候，金决定采取非暴力反抗的方式。虽然，黑人此前也曾试验过这种策略，但是，真正取得成功的，还是始于金领导的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席卷全国的斗争。 1960年4月，金和他的同伴们鼓动大学生成立自己的非暴力组织，并向他们提供卓越的领导力量。1963年4月，在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指出：“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八天以后，金被释放出来，立即恢复了对运动的领导。对抗开始升级。警方动用警犬和救火水管，进行大规模逮捕，监狱里一共关押了两千多名抗议者。后来，又接连发生金及其兄弟的住宅和黑人领袖总部的小旅馆的爆炸，通过教育局使一千多名参加示威的学生停学或被开除。官方的暴力行为，不但没有把金吓倒，反而增进他的斗争决心。在著名的“童子军游行”之后，金又挥动臂膀指挥了一场更加宏伟的战斗：“向华盛顿进军”！ 所有的黑人大组织都支持这次新的进军。8月28日，共有25万和平示威者——其中有6万名白人——集合在全国的首都。他们游行、唱歌、高呼口号，凝聚到林肯纪念堂听金的演说。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接着说：“怀着这个信念，我们一定能在一起工作，一起祷告，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坚持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 次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题作《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至今仍然激动着世界人民的心。 自由，始终是同平等连结在一起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对个人权利一致性的维护。自由的梦想，属于金，属于朋霍费尔，它属于所有反专制、反歧视、反奴役的战士。只要梦想存在一天，自由的战斗就不会消亡。 同朋霍费尔不同的是，金不是孤身奋战，他的背后站着联邦政府和千千万万弱势的人们，所以有力量使狂轮受阻，而且出现逆转。1968年春，金又开始计划下一次向华盛顿的大进军。这次进军是在全国穷人中进行动员的，包括黑人，也包括白人。他的梦想广大到要打破种族的界限，而扩至不同的阶级中去。自由的真正目标终归要到达底层。可是，意外的是，这只伟大的螳螂，怀着他的梦想突然死去了。 4月4日，金去孟菲斯支援罢工的垃圾工人，在一家小旅馆的阳台上，遭到一个白人狙击手的射杀。 热爱祖国，却生活在不同性质的国家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两个基督徒，两个牧师，两只力阻狂轮的螳螂，连死亡也如此相似。可是，他们生前斗争的手段极不相同，死法也不同，连死后在世间的反应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毋宁说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 有意味的是，朋霍费尔同金一样，最先也是甘地的追随者，曾经一度打算亲自到印度访问甘地，取非暴力斗争的真经。“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作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他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显然，开始时，他取的是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态度，可是最后发现：没有武器无法保卫公义。是国家把公义推上了囚车，国家本身具有犯罪的特质。 马丁·路德·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美国。 《独立宣言》声明必须解除强加于人的政治枷锁，承认世上所有人的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其中还包括革命的权利。这个人民主权的原则，确保人民获得法律和实际政治的可靠保证，由拥有国家的人民治理国家。“美国，你拥有比我们旧大陆优越的条件，没有破坏的宫殿和玄武岩。你展现的是有活力的时代，不受无用的回忆和徒劳的争论所困扰。”歌德如此写道。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政治体制采取首创的联邦制，一种植根于自组织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多中心秩序体制，完全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体制，实行分权与制衡原则；在政府外部，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组织。秩序和对抗共存于一个富有活力的体制中，它规定了政府仅只在有限的意义上实行统治，而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美国，托克维尔这样论说道：“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而非后来才变成平等的。”美国的这种民主政制及其观念，根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所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和做司法部长的弟弟的支持，当金在伯明翰被关押时，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为他说话，以确保监禁不至于太苛暴。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对助手赞叹说：“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是空前的，也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所在的德国，就不是这种情形了。 这个由纳粹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鼓励个人属于国家，实际上为党和领袖所控制。《纳粹德国》一书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把当时的德国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在三角形的顶端；党和国家则构成三角形的等边，两部分官员多是重叠的、性质相似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它对人民进行监视，对舆论进行控制，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的存在；不需要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就可以把敢于批评党和政府的人送进监狱或是集中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全社会不知自由、人权为何物的国家里，朋霍费尔能做什么呢？他能和平地改变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去改革社会吗？ 结果，朋霍费尔采取与马丁·路德·金完全相反的手段，也是与自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手段——一种个人或少数人密谋的、暴力的手段去保护他的信仰；因为事实上，环境不可能提供任何其他手段给他选择。与其说，如此反抗的手段是他所选择的，毋宁说是国家事先代替他作出了选择。 朋霍费尔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是，他坚持认为，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即出于对邻人的爱，可以而且必须担此罪责。所以在讲道时，他指出，假若坐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暴力和不公，没有积极地进行抗争，却宣称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其实这不再可能是中立。对于纳粹政权，和平姑息还是暴力反抗？哪一种罪更大？朋霍费尔认为，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凡是不从根本上否定暴力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恶有关！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持顺从或者反抗的态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的命运来说，都是带决定性的，根本不存在“不抵抗”，或是同官方保持合作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和平主义的抵抗方式，那结果如果不是沦为无谓的牺牲，便极有可能堕落为“做戏的虚无党”。不要用美国的现象来看待纳粹德国的事情，不要拿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否定朋霍费尔。在金生前，他见到他所参与斗争的果实，已经化为《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高悬于国家法律的枝头之上；在他身后，一样得到美国总统以至于全体人民一致的崇敬。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纪念日的例子，他是惟一的一位非总统而享此殊荣的人。朋霍费尔呢？他是由国家直接杀害的，而且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虐杀！ 朋霍费尔是被他的国家判定为“叛国者”的。国家不是祖国。无须讳言，为了祖国，朋霍费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按照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定义，一个国家远非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社会”；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著名的流亡者卢梭曾经写信给朋友说：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习俗、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没有了，祖国也就不再存在了。……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哭泣吧，因为它已经死亡了，而仍然留下的类似物只能玷污它。 祖国与国家，对朋霍费尔来说是分裂的；而对金来说，则叠合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身在不同的国家，却拥有同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他们的信仰，背负的十字架。他们深信，“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人也只是为了人”。人类之爱，使他们穿越种族、地区以至国家的背景，甚至宗教本身，而诉诸普遍的公正意识。他们勇于执行人的权利，不是在可能性中漂浮，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直至成为殉道者。响应神的召唤，为救赎而牺牲，这是作“门徒”的代价。按照朋霍费尔在狱中对于“行动”的解释，其实这就叫“自由”。 ——“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道路出发而终于走到了一起，那里是：爱、自由和死。

海的深处 文：李颖（蒙特利尔） 小时候的很多个夏日午后，我爹总喜欢拿着一本童话书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读给我和妹妹听。有一年一位作家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安徒生童话，于是他最爱读给我们听的故事，就成了海的女儿人鱼公主的故事。我们都被人鱼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但在没有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年纪，我无比诧异她竟然能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放弃一切包括让我羡慕的潜入海底的能力？ 我爹很不负责任地解释说，这是爱情的伟大和生命的勇气，我和我妹惊讶地看着他漫天抒发完全意识不到他的诗人情怀是造就了我和我妹以后的任性人生的罪魁祸首。藉着他的文学背景，他总能把故事解读的很美，那时候的我，对美人鱼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在我心里，大海的深处，就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12岁的夏天，我爹第一次带我去看海，看着有人好像人鱼公主一样在海里游泳，我非常倾慕。要求了几次，我爹却坚决制止我下海，我痛心失望地问他：游泳都不敢吗，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因为这句话，爆发了我和他有史以来的最大冲突，他花了很长时间的跟我解释下海会生病而且对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女孩该有很多危险，可我不想听我只想像人鱼一样在海里游泳。于是他又给我讲了韩信受胯下之辱也要活下去的例子告诉我勇气没有那么重要，我听了以后不屑地说：我为什么要变得跟他一样无耻。他终于失掉耐心，把我推进房间去面壁自首。几个小时后他把睡着了的我叫出来，在晚饭前不甘心地最后一次问我，你要勇气还是要性命？我倾尽全力，用了让他震惊的决绝说：我要勇气，我就是要在海里游泳！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夏天，我爹专门带我去海边游泳，夏日的海风吹着，还不会游泳的我躺在游泳圈上被他在海里慢慢地推来推去，他很幸福地问我：很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爸爸带你一起在这片海里游泳吗？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我盯着大海深处的海天交界线郁闷地想，在你看来，我这就算在海里游泳了吗？ 毕业后没有多久，脱离了父母和被他们严密监护的环境，我就在McGill的游泳池里自己学会了游泳，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每年冬天飞去南方拥抱大海的人群。加勒比海域常年是差不多快体温了的艳阳天，太阳总是热烈执著地把我们从北方冬天带来的寒气烤干。一汪海水明媚闪耀地诱惑着，让人忍不住有立刻跳进海里被水环绕的冲动。被这样温暖的海水拥抱着，有好像回到前世故乡的那种归属感，又好似婴儿一样重新回到子宫的安全感。 有一年在墨西哥的Cancun海域玩一个Hobie Cat帆船，一个大浪打过来，差点把船打翻。我跟着歇斯底里地大叫，朋友淡定地微笑着调侃说，你不像那么没有guts的人吧，怕什么呢。我说，听说深海区有鲨鱼，我怕会在我掉进海里的时候把我的腿咬掉。他大笑着告诉我，那只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童话传说，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鲨鱼和他们的家吧。看着加勒比海特有的碧蓝的海面，很久很久以来对大海深处的向往和对美人鱼的迷恋一起助长着我越来越强烈的潜入海底看看的决心，而克服恐惧和挑战自己极限的欲望，是我随时都有终生不熄的冲动，于是我欣然同意。 我们先去找宾馆的潜水教练 Leo在游泳池里帮我上几个小时的初级速成潜水课。Leo是个哥伦比亚男人，他在加勒比海阳光灿烂的下午，独自沉默地坐在碧蓝的游泳池边的一堆潜水器材边上，被阳光tan过的深棕色的皮肤，高棕的鼻梁和西班牙裔男人稍微带着的一点点婴儿肥的脸庞。他总是眼神里带点困惑，或者说淡漠地望着远处，跟周围那些来度假的习惯于只关心利益的城市男人脸上的浮躁世故或者松松垮垮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只看他一眼，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在一个瞬间，我甚至有种想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想什么的冲动。初学潜水的种种不适，和我所有关于水进了眼睛或者潜水瓶太重了砸到我的脑袋的小女孩式的担心，都被Leo温柔地缓释。 仿佛一面天天面对的墙上突然被Leo开了一道新的风景独特的窗，背着压缩空气瓶潜入水中的霎那间，我就把思维全神贯注地放在了活着的那一刻，开始从新学习和关注已经习惯到成了生存本能不再关注的事情：呼吸练习。因为深水中的任何一点呼吸上的差错，都是致命的。在岸上，那些潜水器械太重了，为了背起它们，身上常常好几处被器材撞得青紫。但是一旦进入水里，我就迷恋上失重的感觉，那些沉重的仪器在水的浮力下，一下子让人觉得身轻如鱼。我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一切。短暂的培训结束后，Leo带我们出海去潜水。机械船开出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到了一个火山形成的暗礁，我们抛锚停船，我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背着沉重的潜水仪器小心翼翼地扑进海中。 音乐，灯光和水中，都有在感官上让一切的世俗和平庸在瞬间洗净铅华的魔力，而潜入水中，好像在刹那间走进了一个一切都裹着淡蓝色调的童话，或者很远很远的另一个星球，潜水员们自由舒展着人鱼一样的优雅身体，和水中各种奇异的生物，都是童话里的主角。在海中既要密切关注压缩空气的用量和海洋激流的方向，但因为Leo在我身边，感觉到他沉静淡定的存在，我就能克服一切恐惧。我在深海中挣扎着追上他，自然而然地拉住他的手，全神贯注地由他牵着向我展示他的世界：天使鱼，Frogfish, 海马，水母， Eel, Ray，榔头鲨鱼……我们仿佛牵手一起游走在一个童话里。有一条puffer fish一直好奇地追着我们，匆忙诧异的样子，仿佛是童话世界里最可爱的回声和证明。其实大部分海洋生物和漂亮的鱼群，都集中在浅海30英尺左右的地方，因为那里阳光充足，有具备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的一切条件。在潜水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海洋深处是最没有可能进化出智能生物的地方，在水里做什么都不方便，我想告诉Leo他有多棒可是只能忍着，因为讲话进水。这让复杂的文字积累没有了可能。海洋生物大多居无定所，让持续发展没有了可能。海水中的氧气含量大大少于陆地空气的氧气含量，这让大脑的进化发展和一切的工业化没有了可能。所以，一直困惑我的美人鱼的故事，也只能永远都只是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了。但是相对于陆地上动物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和动物群政治，海洋生物其实是最没有阴谋的，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海洋生物中最聪明的海豚，却需要上岸呼吸和求偶。 仿佛阿凡达在另一个星球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个躯体，我痴迷于在水里的刹那间就进入另一个星球跟人世喧嚣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是两罐压缩空气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岸上。隔着海水的媒介，我肆无忌惮地凝视着Leo的脸，回到阳光灿烂的海面上，一切陡然变得拘禁怪异，在孤独的水中对一个人产生的感情，到了人声鼎沸的岸上，能持续多久呢？Leo望着远方海的深处，眉宇间依然是淡淡的忧郁，可是我突然了解了他的世界，看到了他的目光落在的远处所看到的一切。 加勒比海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穿过度假村里一个长满鲜花的花园去跟Leo告别，我拉他来我怀抱里作法式腮吻， 然后告诉他我还会回来，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他拍了拍我点头说会的。回家后我似乎还长久地生活在那种失重的感觉里，报了潜水班，然后级别越来越高地考了上去，我甚至动了考个教练证书去南方海域作潜水教练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黄昏落尽的傍晚，我都潜在游泳池的深水区回忆和向往海的深处，仰头看表面上一个个穿Bikini的女孩美人鱼一样缓缓地游过。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又是一年飞去南方的季节，我准备好了潜水器材和潜水证打算从新回到Leo做教练的那个度假村，走前不经意地在网上搜索了Leo的名字，潜水新闻里突然出现的一小段西班牙文，似乎有Leo的名字，帮我翻译的朋友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你认识他吗？他是你什么人？我说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原来Leo在加州跟一群人一起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潜水，入海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会有其他人留在船上，就都整理好器材迫不急待地跳下水去拥抱大海。潜水以后他们每个人都安全地返回，这时才发现渔船不同于潜水船，船体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在作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后，在船体上充满了他们尝试爬上来的划痕以后，因为缺水，因为疲惫，他们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抓着渔船的手，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一条毫无人迹的渔船，无声无息地在水上漂流。 终于还是没有等到下次见面，Leo就这么永远地留在了他深爱的大海。而我，却继续了我的潜水之旅，一年又一年。在Cozumel, 在Key West, 在古巴，在巴拿马，在Costa Rica, 在Belize蓝洞，在加州……在每一个可以走进大海的深处的地方，我都背着压缩空气瓶娴熟地翻身入海，去寻找Leo的世界。在古巴Veradero的海里，我凝视着一只从头顶游过的最大的海洋生物Manta ray, 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了百年孤独；在加州，两个迎面过来的姑娘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飘散着海藻一样的长发，好像真的遇到了童年童话中的美人鱼，在水中，她们流露出的那种我们同是人类的默契微笑，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在Key West, 我的diving buddy在潜水的时候突然感到不适吐了，一群彩色的热带鱼立刻环绕了他，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他站在水中，一缕阳光穿过他棕色的头发，阳光里的他，鱼群怀绕，云雾飘飘地站在逆光的地方，好像神仙下凡；在Cozumel,我和我的diving buddy被巨大的洋流冲散，在深海中，我只好孤身上岸，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时间等着他浮出海面…… 距离第一次跟Leo潜水的7年以后，我在牙买加海边穿着旧潜水衣带着怀孕5个月的肚子在风暴里把一只刚刚玩过的sunfish帆船费力推上岸。一群刚刚潜水回来的人从我身后的海里走过来。 想去潜水吗？一个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人看着我问。 现在不行。我回他说。 以前有潜过吗？他没有走，站在我身边一边帮我推船，一边问。 看着海洋的深处一片云被风暴吹上来，迅速地变幻着竟然越来越像极了望着远处沉思的Leo, 我怔住了，慢慢回答他说，曾经。 泊了船以后，我没有跟着沙滩上晒太阳的人一起散去。在越来越大的风雨中，我默默地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从大海的深处涌过来的浪似乎越来越高，风暴也似乎越来越近，但是，我想我已经到过海的深处，不用再困惑大海里有什么了。在远离人世喧嚣和人类文明的大海的深处，致命的绚烂后面，却充满了随时可以致命的危险。深海无际，时间无限，可是我们，却是如此脆弱，如此短暂地存在于自然的怜悯之下。向所有有勇气远离人世喧嚣，孤身探索自然，热爱自然的人致敬……

欢迎参观苏凤女士画展 苏凤 著名华裔画家、诗人苏凤女士 “2015年诗与画牵手”艺术展将于4月17日至5月24日在蒙特利尔 Marie-Uguay文化中心举办。4月17日周五下午5时到7时将举行鸡尾酒会开幕式，届时欢迎各位爱好艺术的朋友前往参加助兴。地址：6052, boul Monk, Montréal, QC H4E 3H6 苏凤 (Fung Sou)的画作素以“灵之美”著称于国际艺坛。其作品色彩绚丽，风格清新空灵，且写意抒情，表现内容多来自对日常生活景物的目见及思想，独树一格。 其作品广被世界各国人士及组织机构收藏。画家目前定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曾于2007年在上海美术馆展出35幅个人油画作品。数度参加加拿大戏剧院和中国救灾的作品义卖。2011年参加蒙特利尔工艺博物馆举办的“6+1”中国当代画展。 苏凤同时也是一位富于灵性和想象力的诗人，创作了许多韵味深长、意境隽永的诗作。此次画展中，我们将看到她是如何把诗与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个完美和谐的艺境。走进苏凤的世界，走进诗、画、灵、美……相信我们的期待一定能在这里找到归宿。 155x122公分油画 2009蒙城Desjardins银行收藏 席琳迪翁天王歌后收藏 德国教授收藏 戏剧院拍卖作品 辉煌大地-中国总领馆收藏 女画家自述：自由的灵魂

“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 文：阎连科 编者注：本文为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今天演讲的题目原定为《中国现实与我的写作之路》，可“中国现实”是个特别大的话题，我想谁都没有能力来公正、全面地说清这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缩小一下，叫《“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 谈到“乌托邦”，我想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二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乌托邦。 个人写作的乌托邦，是因为我希望从现实走进写作中理想的梦境，希望现实中无法实现、无法得到的东西，能在自己的笔下创造出来，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希冀。比如，我儿时崇拜我们村的村长的权力，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当上村长，掌握一个村的百姓的生杀大权，可这个理想由于阴差阳错而没能实现，我就在我早期的小说中写了各种各样的村长的形象。我写过一个叫“连科”的乡村青年，为当村长艰难的奋斗过程。对乡村村长这一形象进行了许多批判、嘲弄和可爱的描述。说句实在话，把我真正带入中国文坛的，正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与村长、权力和家族有关的那批中篇小说，如《两程故里》和“瑶沟系列”。后来，我把“瑶沟系列”合编为一部长篇，叫《情感狱》，这本书在中国已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这批中篇小说，写得幼稚、笨拙，但也写得充满真情、投入，很感人，给我赢得了许多读者，他们把所谓“作家”的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现在回忆起来，20多年前把我推入文坛的，表面看来是这批小说，实际上，是我个人乌托邦的梦想。如今，我已经对权力感到厌恶和恐惧，你让我去做一个可以说一不二、有些封建专制的一号国家领导人，我会毫不犹豫；去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我也会毫不犹豫；但让我去当一个省长、市长，我一定会再三犹豫，前思后想。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希望在现实中当村长，可在我个人的乌托邦的梦境中，我是想当皇帝的。少年时期，我曾多次做梦，梦到我和毛泽东下棋。和毛泽东下棋并不可怕，可怕、可敬的是在梦中，我把毛泽东给下输了，他把国家领导人的位子输给了我。我还梦见过我和清朝或是明朝的皇帝们打赌下棋，结果同样是他们输了，他们把皇帝和宫殿，全都给了我。 同学们，你们想，我的梦境乌托邦是要当皇帝的，你现在让我当省长、市长，我能不犹豫吗？可是，这样当皇帝可能吗？万万不可能。因为不可能，我就在小说中创造和实践，比如对爱情的理想乌托邦、对田园的理想乌托邦、对山水的理想乌托邦、对金钱与财富的乌托邦等。总之，一切少年的美好欲望，因为不能实现，都成为我理想的乌托邦，都在我的笔下遭到了批判或颂扬，哪怕是批判得不够深刻和有力，颂扬得有些美丽而矫情。就这样，我就在我的小说中描绘爱情、欲望、权力、金钱、女人、性、河流、土地、田园、房舍等等，或者讴歌，或者鞭打，或者是一种说不明的复杂和扭曲的展现。但是，这时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你的小说既是你个人实现或不能实现的乌托邦，那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注重中国的现实以及和你个人几乎无关的一些事情呢？为什么你的小说在形式上虽然个人化，可在内容上会那么现实化、社会化、荒诞化、寓言化呢？这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的乌托邦和现实的乌托邦。 因为，自己少年时期满脑子都是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和同类易聚、同根易亲一样，待我长大之后，尤其是经过了10年“文革”，忽然间，又跨入了30年的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时期，这就让你能更切实、亲近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乌托邦性。 原来，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也是一个乌托邦接着另一个乌托邦。 关于新中国历史，从1949～1978年的这近30年时间，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剖析和评说，但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小说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话：那近30年里，我从出生到长大，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而我的亲爱的祖国，也和我一样，和一个幼年的孩子一样，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我的理想是当皇帝，可这个民族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为了当“皇帝”，在部队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荒诞的，可笑的，令人作呕的。比如，在学雷锋运动中，我为了获得领导的表扬，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把连队的扫把藏在被窝中，这样第二天军号一响，我就可以扫地了；而没有扫把的战士，就只能站在边上看我扫地。其结果就是，在晚上连长、指导员的评比中，我受到了表扬。受到了表扬，我就成积极分子了，就距离提干、入党近了那么一点点。别忘了，我想当“皇帝”，入党和提干是一个开始，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还必须知道，“学雷锋”并不单单是做好人好事，它还是社会主义的道德积累，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建设。这就是说，你个人乌托邦的实现之路，必须在新中国乌托邦的实践中实践和进行。可是社会的乌托邦，前30年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斗争、批判、运动，这中间不知死过多少人，流过多少血；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成为通往共产主义路途边的坟丘和野草。然而，中国终于从那个乌托邦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经济上确实蓬蓬勃勃、发展迅速，有钱的人确实过上了“皇帝”的生活，没钱的人，也确实不会再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受苦。关于中国的富裕，关于中国经济的强大，关于中国的未来，因为我儿时的当“皇帝”的乌托邦理想没有实现，没当上“皇帝”，就没有能力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可是，经过了这30年，我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变化。我为这样的变化而欣慰。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我隐隐地感觉到，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退出来，又一步跳进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跳进了一个新的乌托邦。 这个新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灾难，我认为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显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国的沙尘暴、大台风，冬天时南方有大雪灾，而北方却少有飘雪。20世纪90年代连续出现的大洪水，新世纪频繁出现的矿难和“黑砖窑”事件，还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关于这些，我已经谈了很多，举了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的“偶然”成分，但把这些“偶然”合起来看，有没有必然成分呢？这种必然和今天中国的飞速发展，和13亿人口的“小康”、“中康”、“大康”的乌托邦梦境，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一种新乌托邦梦的病症，在一个民族身上发作的开始呢？ 还有人心，可怕的人心。 共产主义乌托邦时期，中国人都有“集体主义”思想。现在，在新的富裕和强大的乌托邦的梦境里，我们现在只剩下了私欲主义…… 关于新的乌托邦梦境，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我在杞人忧天；二是大家都还在梦中没有醒来。在生活中，我愿意做前者。在写作中，我注重后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面的、错误的、偏激的，但它是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我个人面对现实，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的声音。这个“个人的”，是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所以，我的写作，就一直是在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

春天里的纪念 ——写在芭蕾舞剧《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 文：枫子（蒙特利尔） 毕加索所绘的斯特拉文斯基肖像 每年三、四月间，蒙城的古典音乐电台（FM99.5 Radio-Classique Montréal）总会频繁地播放应季乐曲：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的《四季：春》；而蒙城的戏院则偏爱上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他们就像音乐界的迎春花，适时地告诉我们：春来了。 说起来，爱上严肃的《春之祭》其实还源于时尚。本来是想八卦一下我喜爱的时装设计师Coco Chanel的情事，于是找来这部影片看。在电影《香奈儿秘密情史》Coco Chanel & Igor Stravinsky中，一开场就是Chanel去看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现代芭蕾舞剧《春之祭》的演出。那是在一九一三年，这部剧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观众入场之际，指挥还免不了担心，不停地嘱咐乐队： “这是特殊的音乐，忘记旋律，只有节奏。” “忘记柴可夫斯基、瓦格纳、施特劳斯。忘记所有听过的音乐，一切跟着指挥棒走。” 编舞也不放心：“你们要把生命融进去。” 台下的观众并不知道今天要等待他们的是怎样一出震撼的剧目，他们是冲着见解独到的俄罗斯的音乐和芭蕾舞的名声来的，之前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火鸟》给他们印象不错。 音乐响起，巴松管的独奏带出孤独诡诞的气氛，观众在期待；然后，是其他乐器的加入，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情绪愈加紧张，台上的舞者不是以人们熟知的传统的芭蕾脚位和手位在表演，而是以一种大家从未见过的、“极其难看”的双脚内扣、笨拙向下的反芭蕾动作在演绎。这完全出乎“芭蕾之都”那些高雅的、有教养的观众意料之外，剧院里开始出现骚乱：“这完全没有调，简直乱弹一气。”开始有人离场：“我真是受不了了，音乐是高雅艺术，怎么能这样呢？完全不符合古典主义，简直是亵渎艺术”。后来，当整个乐队倾巢而出，所有舞者在台上做艰难挣扎状，这不和谐的节奏愈加激烈愈加递进，整个剧场里是满天满地的噪音轰鸣，鼓声隆隆，粗砺刺耳，紧张焦躁，仿佛决意要破坏气氛，直到把观众逼到绝路： “下流、混蛋、垃圾、恶心，下去吧，疯子！下去吧，愚蠢的野蛮人！”观众席里嘘声一片，谩骂声，椅凳碰撞声，人们互相推搡喊叫声，剧场里乱成一团，引得警察匆匆赶来维持秩序。 那夜，巴黎的观众们在激动着，吼叫着，他们被这全新的、怪诞的艺术形式给彻底激怒了，几乎每个人都在疯狂，只有Coco Chanel除外。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叛逆基因的女子，坐在乱哄哄的观众席上，独自微笑。 在这部片长一百一十分钟的影片里，《春之祭》演出的这个环节就占了整整二十分钟的时间。正是这部全新形式的剧目成就了一份机缘，令Chanel喜欢上了才华横溢的斯特拉文斯基，并决心赞助这个流亡的俄罗斯音乐家，让他一家人住在她巴黎市郊的一幢别墅里专心作曲。后来，她更是秘密给《春之祭》赞助了全年演出的费用。他们的一段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展开的。 《春之祭》剧照,1913年版本 《春之祭》的问世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骚乱，是因其在那个时代开创了多个前卫性的“新观念”，而这正是我偏爱它的理由：音乐上，斯特拉文斯基使用的极具冲突性的调性、含混不清的韵律、有违常规的节奏、大量使用不协和和声而形成的尖刻刺耳的听觉效果、突兀生硬的配器等等皆为全新的实验，这与人们习惯的和谐流畅的古典音乐形式彻底背道而驰；编舞上，演员的手和腿不再向上伸展，而是向下、向内弯曲，舞者的动作不再是传统芭蕾的线条美感，而是反映内心剧烈的矛盾和挣扎。音乐调性不规则，舞蹈丑陋且尖锐，这样叛逆性的革新，当年人们看不懂，即便现在也依然有很多人不能欣赏。 然而，一部作品不美、大众不喜欢就不是好作品吗？ 《春之祭》诞生一个世纪以来，音乐界一直不吝对它的肯定：技术层面上，因其在指挥技巧上的高难度和复杂性，它已经成为指挥家们的必修课，是音乐会上最常上演的曲目之一；哲学层面上，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境界：在无序中有序，模糊中清晰，尖锐中有和谐，怪诞中有合理。难怪英国古典音乐杂志Classical CD Magazine曾将其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历史影响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看来，通俗与否并不是衡量艺术作品质量的标准，只有作品的品质才能说明一切。 斯特拉文斯基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他当年的处境，与创立了立体派绘画的毕加索，及很多很多现代艺术家一样，因其思想太前卫，眼界太前瞻，并不能被普罗大众所理解。甚至在今时今日，现代艺术对很多人来说仍旧是粗俗、浅薄、离经叛道的代名词。在这些人心里，只有优雅美丽的古典艺术才算是真正的艺术。 同样的艺术作品，为什么在人们的心中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呢？ 古典艺术的拥趸主要从审美的角度对艺术作品加以判断：美好，浪漫，典雅，精致，崇高，庄重，理性，技巧……，是他们的诉求。在他们的眼中，好的音乐就应旋律优美，好的舞蹈就当动作和谐，好的绘画应典雅精致，好的雕塑当比例完美。音乐当听《命运交响曲》，舞蹈当看《天鹅湖》，绘画当欣赏达•芬奇，雕塑当首推米开朗基罗。 他们也有一套鉴赏这些作品的程式规范：站在伟大的作品前，必当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精神为之顿悟，灵魂得以升华，如果不能够从作品中发掘出伟大的思想内涵和光辉的象征意义，那么就是自己太无知太浅薄，绝不可以原谅。 这样的审美观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沿袭了千秋万代，从来都是权威的、不可置疑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然而，一九一七年，在美国纽约，偏偏就有一个三十岁的男子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想打破这种“艺术对美学的依赖”，他在市场买了一个瓷质的小便池，署上“R.MUTT”的名字，把它送交独立艺术家举办的展览。这个小便池，就是如今声名昭著的《泉》。他说：“我拿起小便池向艺术界迎面抛去，是向他们进行挑战。”他挑战的是艺术家在创作时，人为地将材料升华成一种幻觉，将创作过程视为一段精神上的历练这一理念。他认为艺术品可以是任何的现成物，不一定非得经过加工提炼。杜尚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以指定性的艺术取代需要鉴赏力的艺术”这一观念。 更有甚者，在二十世纪中期，还有艺术家发出了“撤销美的申明”的文件，宣称艺术不再具有任何审美的性质和内容。《纽约时报》首席艺评家迈克尔•基默尔曼（Michael Kimmelman）曾说：“美和鉴赏力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平庸乏味的概念，它们过于强调肤浅的享乐。好的鉴赏力着眼于让人愉快，而真正的艺术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感官享受，它有更高一层的理性上的诉求。” 现代艺术家的这些观念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是因超越不了伟大的古典艺术之后的无中生有、标新立异，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表述过类似的理念：“艺术真正深刻的方面仍不是单凭鉴赏力就能觉察的，因为要觉察这种深刻的方面所需要的不仅是感觉和抽象思考，而是完整的理性和坚实活泼的心灵，而鉴赏力只涉及外在的浮面，各种情感也只在这种外在的浮面上活动……所谓好的鉴赏力一碰到艺术的较深刻的效果就张皇失措。” 如果以“美”来评判艺术作品的好坏，那么就要先给“美”下一个定义。众所理解的“美”，就是和谐与美感，是尺寸比例恰当适宜的完美形象。但现代艺术家就会质疑：如果美仅仅意味着遵循某种数学公式，美就会变得平淡无奇，而“美”的定义却恰恰是“不同寻常、卓越超俗”。“美”依靠的是个性表现。 话又说回来，美的定义对不同人、不同时代也可能是相异的。在西方的历史中，山峦原是被称为“地球的肉赘”，完全不具美感，现在我们对山体呈现的自然美的态度是受到文学和神学的影响，是通过后天训练学来的。再比如当初被讥讽为如用颜料罐泼洒出来的野兽派，“连糊墙纸都不如”的印象派等绘画，如今却是漫天遍地地装饰在公司机构、寻常人家的墙壁上，带给人们无限的美的享受。 现代艺术家对美的阐述正好与古典艺术相悖，认为美源于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他们不满足古典艺术太过强调形式美和格律性而不顾其越来越单调空洞的内容。他们认为美应该和艺术作品的内涵不可分割，它仰赖于推理和分析，批评和争议。能够一目了然，凭直觉来辨认的作品，未免流于肤浅。那个称为《泉》的小便池，实际上是一件超越形式的艺术品，它摧毁了艺术品需经过提炼及对美的依赖的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新的概念：即把艺术的焦点从实体作品转移到思想的诠释。 现代艺术发展百年来，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心存误解，认为现代艺术作品浮躁张扬，粗制滥造，是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结果。的确，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确是有很多作品质量低下鄙俗伪劣。然而，细数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现代艺术大师们，却哪一个不是有着深厚的古典艺术的训练和修养：梵高那如火如荼的向日葵、神秘漩涡的夜星空，源自他雄厚的素描和写实绘画训练的基础；毕加索立体主义那支离破碎生硬变型的画风，实则变异于他早年学院派的正规训练及对提香、鲁本斯等艺术前辈作品的大量临摹；而超现实主义的天才疯子达利更是有着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训练的坚实根基。这些创建了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大师们，其早期作品都是传统的古典的，只是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大胆创新，摸索发展出新的艺术形式。所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现代艺术，就要多看大师们的作品，不要让芜草稂莠污了你的眼睛，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典范，他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相互借鉴不停转换。欣赏《春之祭》如同欣赏其他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应不拘于其外在的形式是否悦目直观，其结构格律是否按部就班，重点是要理解作品本身带来的思想内涵，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以及作者要表达的主观意志，唯有这样做，才能放下成见，与艺术家坦诚交流，从而产生喜悦与共鸣。 想百年前的一九一三年，在一派古典音乐氛围中，横空出世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现代主义音乐；在观众只懂得世界上只有一种芭蕾舞叫作古典芭蕾时，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i)（《春之祭》的编舞）开创了现代芭蕾的先河。走在时代前端、创造先锋艺术的人值得敬佩，而能够理解、支持赞助现代艺术的普通人也一样高尚伟大，如Coco Chanel。今年适逢《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蒙城有很多相关的纪念活动。笔者也专此作文一篇，作为春天里的纪念。 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斯特拉文斯基喷泉”

欢迎参加时代学院科普讲座 四月份“时代学院”将与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联合为大家奉上一场科普讲座：“石话石说：山与地震”，由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先生主讲。嵇教授将以其淹博的专业知识及丰厚的人文素养，为大家带来关于大自然山川河流不一般的解读。 时间：2015.4.26 （星期天）1:30pm 地点：1605 Chabanel W., Montreal, H4N 2T7 《此时此刻》编辑部 （请从大楼后门进入） 主题：石话石说：山与地震——让石头叙述自己的故事 报名方式：发送邮件至editor@thismomentpress.com告知您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附1：讲座内容简介 每一次大地震都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力量的巨大。1835年3月4日，26岁的达尔文来到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的智利康塞浦西翁市，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城市，不由得感慨：“人类用了无数时间与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城市与文明，只在1分钟时间内就被彻底地毁灭。”达尔文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我们人类对大地震的感觉。 地震是地球村的一员，而且在人类到来很久前就已经存在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顶发现深海鱼的化石，密茂森林变成埋在地下几千米的煤海，沧海桑田,海陆变迁……无不是地壳构造运动的结果，哪一座山的隆起不是靠无数次地震实现的？每次大地震，逆断层往前走几米，山就向上长几米，经过许多次地震，山就逐渐长高了。至今，喜马拉雅山还在升高，龙门山还在升高，祁连山也在升高。世界上许多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是地震相对频发的地方，例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南美的西海岸、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海边，不仅可能受灾于地震而且还可能遭遇海啸。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在我们一直居住的地球上，随时有可能山崩地陷，天灾降临，摧毁我们辛苦建起来的家园，夺去我们的亲人，置我们于困境。生命在地球上就像瓦砾堆上的幼草，稀稀落落地在石头缝中生长。人类不应该过分地放大自身对自然的作用，把脆弱的幼草天真地当作参天大树，傲慢地忽略已经存在46亿年的地球。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要丢掉“人定胜天”的狂妄和盲从，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渺小， 学会与地震共舞。 附2：嵇少丞教授简介 嵇少丞，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eal）建筑工程、地质工程与采矿工程系地质工程专业教授（1991年起）。主要从事地质构造与岩石地震波性质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南京大学77级本科，之后师从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张文佑与钟大赉院士读研究生，1983年赴法国留学，师从A. Nicolas (著名教授，曾任法国教育部宇宙、地球、环境学科的总负责人)，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曾获法国科技部最佳博士论文奖、中国矿物、岩石与地球化学协会的侯徳封奖、德国洪堡研究奖、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基金、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优秀教授等奖励。 近30年来，一直致力于地球材料流变学、显微构造、变形机理和岩石物性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探索地壳和岩石圈构造变形的动力学过程等领域做出一些里程牌的工作，在国际同行学界享有一定的学术声誉，发表论文140多篇，为中国培养过博士后5名、博士7名、硕士5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重点大学或研究所的中坚人才。 为美国地球物理协会资深会员、海内外4家核心学术期刊的编委，先后多次出任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地学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先后兼任McGill大学、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地质力学所、三峡大学等客座教授，也是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海外评审专家、中国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江苏东海超深钻）”和“汶川地震断层钻探”的副首席科学家、中国国土资源部“青藏高原东部与东南部岩石圈流变学及地球物理性质”和“青藏高原东部与东南部岩石圈流变学及中下地壳隧道流证实”重点工作项目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多相岩石流变学”等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为提升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重温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判词 文：田书君 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判词 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执笔判决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最后总结道： 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1927年“惠特妮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判词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案。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订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 1940年“坎特韦尔诉康涅狄格州案”欧文•罗伯茨大法官的判词 宗教、政治信仰是常常发生尖锐对立的领域：一个人的坚定笃信，可能被他人视为无稽之谈。据我们所知，为了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有些人会用夸张甚至虚假的陈述，去贬低那些显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历史给我国的人民带来的启示是：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1971年“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哈伦大法官的判词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哈伦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判词：“一个人的粗话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他写道：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1989年“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1989年最高法院以微弱的优势裁定焚烧美国国旗属于言论自由。将对政治性言论的保护推向了巅峰。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 今天的判决将使我们更加坚信，禁止对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施以刑事惩罚，不会危及国旗作为特殊象征之地位以及它所传达的情感。援引霍姆斯大法官的话来说亦即，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的一次表达行为，会断然改变我们的人民对于国旗的态度。事实上，德州关于焚烧国旗行为“极有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主张，以及该州法律认定对国旗的物质损害将会导致“严重冒犯”的观点，恰恰表明国旗的特殊角色并未处于危险当中。否则根本不会有人认为焚烧国旗就意味着震撼社会和构成冒犯。 我们说，今天的判决事实上将加强而非削弱国旗在我们社会中理应受到尊敬的地位。我们的判决重申了国旗本身所最能反映的自由和宽容原则；我们能够容忍类似约翰逊在本案中的批评，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事实上，国旗之最为我们自豪的一幅图景，亦即伴随着我们的国歌永远不朽的，是麦克亨利要塞的隆隆炮声。是这个国家的自强不息，而不是顽固不化，才是德克萨斯州所看到的反映于国旗中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重申的。 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们，而是说服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而且，正因被烧毁的是我们的国旗，人们对焚烧国旗者的反应才展现了国旗自身的力量。可以想象，没有比挥舞自己手中的国旗更为恰当地回应焚烧国旗的行为了，没有比向被焚毁的国旗致礼更能回应焚烧者试图传达的信息了，也没有比满怀敬意掩埋国旗的残片更能保存对国旗的敬意了——正如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那样。我们惩罚亵渎，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因为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淡化了这个珍贵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 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题为《作为自由守护者的州法院》的讲演 在现代美国，有必要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政府的专横作为之害，如今的政府比我们先辈那时的政府更强有力，更无处不在；我们必须适切解释那些保障条款来延续先辈的基本政策，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维持政府的宪政架构。 本文转载自“麦田书坊”

“告密文化”与“国民性” 文：章立凡 历史学者章立凡 自从告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以《从〈闻香识女人〉看中外告密观》和《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为题,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告密。文章发表后贴到博客上,陆续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感到有必要回应并说完想说的话。 我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的确,当时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个人迷信年代趋权告密不断,信仰危机年代趋利告密不绝,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我谈到原东德告密档案被公开后引发的社会休克,有网友说:“我建议焚毁。时过境迁,何必还要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战胜袁绍后烧书信的做法德国应该学学。”又有网友跟帖说:“那是因为曹操要接着玩那一套。” 生性多疑的曹操,在公开焚毁部下通敌书信前,是否偷看过?这谁也说不清。他无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过”的古老权术,与起用“右派”当告密者同出一辙。 我指出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对象”是上帝,有网友跟帖说:还有宗教裁判所。不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命运。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文字狱等史不绝书;极权主义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据说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很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互害”的体制和群体中,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很多人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对,是因其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可能有干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疮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恐怖社会,也是一种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就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是在扮演“道德审判者”角色。请换位思考: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不具备吗?受害当事人提出控诉,是行使正当权利而非主持审判。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长者的罪错,“大家有错”也不是免责的理由。宽恕须以忏悔为前提,道歉才有机会能找回尊严,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历来缺乏独立思考,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 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几乎每个人都那么优秀,但作为整体又那么可悲。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老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谈得上历史裁判与文化反思。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反思“国民性”中的卑劣、奴性和暴虐,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低俗文化”,让历史走出黑暗,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太行山 伏尔塔瓦河 新大陆 文 / 林炎平（蒙特利尔） 伏尔塔瓦河 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如果我未曾被迫在那里度过四年，那它和我毫无瓜葛。但是即便我在那里度过四年，难道就有足够理由让我多次回访它？有人问我是否当年有一个“小芳”。“小芳”，是没有的；铭心刻骨，确是有的。 2014年4月26日，我和一帮当年患难与共却也同床异梦的兄弟姐妹们重返这个山村，去凭吊我们当年遗落在那里的数年青春年华。那里未曾有过任何辉煌，有的只是猪狗一样的苟延残喘和牛马一样的辛苦劳作。我总是想起普希金的那句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的，终将变成亲切的记忆。” 自从离开它，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它。我有时怀疑是否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我确信不是，因为我对那个时代只有反思却毫无好感。我之所以怀念这个山村，是因为它和我一样，是“覆巢之下”的受害者。 正是这样的情结，我把它和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情景联系了起来。记得我在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上泛舟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它：“谢天谢地，苦海虽无边，却已在彼岸。”然而，那些我们迫不及待地逃离的，常常是我们魂牵梦绕地回味的。 我居然可以把斯美塔那的名曲《伏尔塔瓦河》和这个山村联系在了一起。山村的名字十分美丽——浒泊。但那是个没有水的地方，要喝一口水还要到山沟里去挑。也许取这个名字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现实的补偿吧。 太行山村 太行山谷 伏尔塔瓦河和浒泊毫无相同之处，前者水波荡漾，后者山峦叠嶂；前者绿意盎然，后者黄土连绵。它们在空间里毫不相干，和它们相遇的时间也处在我生命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它们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们毫无瓜葛。 在我远离太行山游历世界的数十年间，有许多时刻回想到浒泊。我总是记得浒泊同院子的老乡那句名言，“多少年后你晚上一觉醒来，想起咱浒泊，也会打一个寒颤。”数十年来我一直品味着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我多少次梦回太行山，如果不是从那寒颤开始，就是以那寒颤结束。 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给真实的伏尔塔瓦河做了极佳的艺术描述。从涓涓泉涌开始，逐渐变成叠层小溪。太行山峡谷里的溪流，有的残酷地夭折在山沟里，也有的幸运地走出了大山。伏尔塔瓦河逐渐成为奔腾的小溪，然后汇为浩荡的大河。而太行山则也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我在太行山的山头上看到过岩石层里的大量贝壳化石，我当时兴奋地以为那就是大禹治水的证据。只是科学提醒我，那只是沧海桑田的地质痕迹。 《伏尔塔瓦河》诉说了大河两岸的文明礼赞和世俗喧嚣，太行山也诞生了文明的涓涓细流，却流向远方而不再和黄土高原有关，我终究不知道它们是否汇入了蔚蓝的澎湃。但那最初诞生了这涓涓细流的黄土高原，却被长久地隔绝于蔚蓝色文明之外。但是庆幸的是，这不会是永远。 伏尔塔瓦河呢？斯美塔那无法确定伏尔塔瓦河的命运，因为伏尔塔瓦河流出了他的视野，流出了波希米亚，一个极具艺术家气质和创造力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伏尔塔瓦河流进了德意志，一个极具哲学家气质和创造力的民族。也许斯美塔那仍然不能肯定，他的伏尔塔瓦河是否可以流向蔚蓝。 伏尔塔瓦河流经布拉格 如果说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怀恋了故土和历史，那么他的同胞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则拥抱了他乡和未来。我曾在一个合唱团唱男低音，我们在McGill大学的音乐厅演唱了用《自新大陆》中最脍炙人口的乐章填词改编的合唱曲。观众掌声雷动，我也被深深感动。烈火一样的激情，江河一样的澎湃，大地一样的坚实——多个声部组成的合唱使这样的表现成为可能。 人类文明就是在火的洗礼下的土和水的对话。我回到太行山，与其说是怀念那黄土高原，还不如说是希望带点蔚蓝给土黄的山峦。 《伏尔塔瓦河》的结尾极具戏剧性，大河终究流向了远方，乐曲由强减弱，再弱……归于沉寂。但正在人们以为曲终于此时，两个超强的由不协和音组成的和弦，如同于无声处的惊雷炸响，震撼人心。我无法肯定斯美塔那的用意，但我可以将此赋予我自己理解的意义。它们就像是巨大的叹号和问号：逝者如斯！此程何去？ 《自新大陆》似乎解释和回答了《伏尔塔瓦河》的叹号和问号。而太行山，则是我亲身经历的《伏尔塔瓦河》和《自新大陆》——它给了我背井离乡的勇气和回首反思的执着。

极左流行也是种语言腐败 文：张维迎 张维迎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 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 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给巴克大师做助手 文：王水泊 王水泊教授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水泊先生（Shui-Bo Wang）1981年考入中央美院连环画专业从师于贺友直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加拿大深造，随后担任了国际动画大师巴克的助手。现任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合同导演，中央美院客座教授。其作品《天安门上太阳升》获得1999年奥斯卡奖提名。2006年古根翰基金会授予其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王水泊先生在本文中回顾了自己在巴克大师手下工作的一段难忘经历。弗雷德里柯·巴克，加拿大籍世界著名动画大师。1924年4月生于德国，2013年于蒙特利尔去世，享年89岁。他将毕生精力用于动画片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以动画形式讴歌大自然、提醒人们增强环保意识的风格，先后获得加拿大国内和世界各大电影节的众多艺术奖项，曾四次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提名，并两次获此殊荣，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国际动画界也被公认为天才的动画艺术大师。 一个须发稀疏苍白的老人，病弱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不透光的镜片遮掩着失明的右眼，他强打精神在堆积杂乱的工作台前站了起来，蓝色的左眼和善地望着我，身上散发出动物的气味，让我想到了米开朗基罗从西斯廷教堂的脚手架上下来时的情景…… 这是第一次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法语电视台SRC的动画工作室见到弗雷德里柯·巴克大师（Frederick Back）的印象。一晃24年过去了。 弗雷德里柯·巴克 引荐我认识巴克大师的是当地著名的插图画家乔治娜女士，去之前我已经在她处看过了大师的两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动画作品《摇椅》和《种树人》，他的电影让我想到了米勒、夏加尔和莫奈的绘画，这是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手绘动画风格，我完全被他的艺术魔力所吸引了。那时我的英文还很差，法语更是一句不懂，所以除了感受到大师作品中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想象力外，更多的是惊叹他如何把印象主义的色彩变成了活动影像。 巴克大师作品：《摇椅》 巴克大师作品：种树人 我记不清大师的出生年月了，只记得他生长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祖上有德国、捷克和法国的血统，二战前在巴黎美院学习过绘画，战后从到处是废墟的欧洲揣着20美金，扛着一辆自行车上了轮船移民到了冰天雪地的大洋彼岸，娶了一个小镇火车站长之女为妻，在讲法语的魁北克省定居了下来。他做过木匠、家具设计师和美术教师，后来到了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任舞台艺术设计，电视台成立动画部后他又转入了动画艺术创作。他于1982和1988年两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加拿大和魁北克政府也均先后授予他最高公民奖。无疑巴克是加拿大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也是继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之后国际上最著名的动画导演。 巴克大师一边翻看着我画夹里的作品，一边用蹩脚的英语带着赞许的口气说：“我好久没见到画得这么好的画了……”我回答道：“在我的母校有许多画得和我一样好的画家。”大师欣然地对他的制片人休伯特说：“我决定了，我不再找别人了，我就要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做我的助手。” 那是1990年的春天，我29岁。半年前还是中央美院的助教，此时是加拿大Concordia 大学艺术学院一贫如洗的留学生。很幸运，我成为了巴克大师唯一的助手，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巴克大师的样子应该至少有七十岁，也许常年繁重的动画制作让他看起来比其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我坐在了大师的对面，两人之间只有一个不高的隔断。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的交流很有限，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和图示的办法。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听着古典音乐工作。记得他经常反复播放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磁带，这也是我很熟悉的曲目，所以我们俩都不自觉地随着旋律和节奏吹起了口哨。一次他笑着走过来问我：“你是音乐家吗？”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当妻子从北京来和我团聚时，巴克和太太开着面包车给我们送来了沙发、桌椅、台灯、老式音响等一大堆家具电器，老人还亲手一件件帮我搬上楼…… 《大水河》（The Mighty River）是巴克一生中的封笔之作，年迈的大师试图把这部20分钟的短片作成一部宏大的史诗。它以贯穿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的命运讲述了欧洲殖民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北美的原始自然环境和原住民的生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破坏，影片的结尾是人类最终逃脱不掉大自然的惩罚。 《大水河》中的画面 巴克大师开始对我的绘画能力作过一个测试。《大水河》中有一段动画：惊涛拍岸，两块红色的岩石逐渐演变为两个印第安武士，他们的头随着自己的手势转向180度……我当时还不知道中间画的窍门，就一张一张的推着画，反正有美院连环画专业训练出来的童子功，这点事难不倒我，结果自然是得到了大师的肯定。但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画的前面那个印第安人有点像我自己，哈哈，本来我们的祖宗都是亲戚嘛。 巴克的手像务农者的手一般巨大无比，但却能画出非常有感觉而且有很多细节的素描。他主要负责设计一些重要的画面（很多简单生动的手稿都是被他随手丢进了字纸篓里，幸好被我捡了一些出来收藏起来），我再模仿他的风格用无数的近乎重复的中间画把它们连贯起来、运动起来。我们使用的是半透明的胶片，有涂料的面可以用彩色铅笔画画。每一个画面都至少有三层以上，可见工作量之大了。 记得有一个表现魁北克乡村的画面，一幢农舍旁有一棵参天大树，蓝天白云群鸟在飞翔，地上花草随风摇曳……巴克仍不满足，又在大树上加上了几个红色小松鼠跳来跳去。我当时对此有疑惑：那么小的松鼠观众根本注意不到嘛！巴克说：如果观众反复看了几遍后就一定会发现它们的！可是我从来没能在影片里发现它们的存在。 这位身体力行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艺术大师，和《种树的老人》里的主人公一样，在工作之余亲手种植了上万棵树木。他是一个素食者，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抗议人类杀害动物。他是一个当代的唐吉诃德，为鲸鱼的生存四处呼吁、指控犹太人杀牛之前不用电棒把牛击昏的不人道、反对加拿大的商人为开发滑雪场而大肆砍伐林木的行径…… 大师决意把一生最后的作品铸成一个人类动画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但漫长繁重的工作和日益衰老的躯体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失败感，他惧怕外界的干扰，索性不看书报，拒绝接受任何新的艺术观念和流派。他的性格变得固执、孤僻、待人苛刻。他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 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森林里宁愿遇到的是狼，而不是猎人。” 漫长的三年，超人的毅力，两万多张素描，20分钟的片子终于完工了。年迈的大师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退休了，他人生的使命完成了。而我也从此戴上了眼镜。 《大水河》获得了1994年奥斯卡提名和包括法国的昂西和日本的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的最高奖在内的许多重要奖项。 巴克大师在工作中 我谢绝了留在电视台做艺术设计的工作，凭着做过巴克助手的资历去了心目中的艺术圣地、由实验动画大师诺曼·麦克拉伦创建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英语动画工作室。当时这里聚集了Paul Driessen、Caroline Leaf、John Weldon、Derek Lamb、Windy Tilby、Janet Perlman、Ishu Patel 、Greg Welch等一批国际动画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以后几年里我非常有幸地成为了他们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处女作。

复活节欣赏《圣殇》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圣殇》 在复活节到来的4月欣赏《圣殇》（Pieta），颇有意义。《圣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陈列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由米开朗基罗（1475 – 1564）作于1498 – 1499年。作品完成时米开朗基罗也只有24岁。 米开朗基罗 作品中圣母怀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的耶稣。但是，这个情景和《圣经》是冲突的，这也印证了后世对《圣经》的再解释——最初的教义逐渐退居幕后，而对教义与时俱进的解释走向前台。 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得让人晕眩的时代，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绘画、达芬奇的集艺术科学和工程之大成……在这个伟大时代后，一切都改变了。基督教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基督教。当然，基督教的进步并不始于文艺复兴，从公元4世纪开始到13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先后被引入基督教，理性开始战胜蒙昧，铺就了通向文艺复兴的道路。 回眸这段从早期基督教走向文艺复兴的艰难跋涉，审视旅途中的里程碑，便不难理解这是人类从蒙昧回归古希腊理性的道路：比如哲学上的奥古斯丁的新柏拉图主义（4世纪）和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3世纪），也比如艺术上的波提切利的《春》（1482）和《维纳斯的诞生》（1486），陈列在卢浮宫的达芬奇作品《蒙娜丽莎》（1506）和同样在梵蒂冈的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1509）。欣赏它们，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和我们的今天。 圣母的形象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哀苦演变为充满人性怜悯的母爱 艺术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圣母的形象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哀苦演变为充满人性怜悯的母爱，人类终于从神本主义走向了人本主义。 《圣殇》——以神的名义，走向人的价值。

中国模式为什么不值得骄傲？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按：这是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文章，但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切中肯綮。时下，虽然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但啧啧赞叹“中国奇迹”，津津乐道“中国模式”者，仍大有人在。这篇文章让你明白，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模式不可能持久。 在西方政府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显得很“靓丽”。有人振振有词“中国模式”的优越。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之一：高额外汇储备的由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促成了中国成为美国的债主，严格地说是中国政府成了美国政府的债主。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假想的小村子： “东村”，村民多务农，本来与世隔绝，内斗不断，生活贫困。“西村”，科技发达，社会公平，生活富裕。 东村眼看无以为继，村长终于决定向西村开放。东村因劳动力廉价而产品便宜，西村因此乐意向东村购买，付美元给东村。村长立下规矩，出口所得美元都必须由村长家保管，并由村长家印刷东村货币“人民币”给出口的村户，而人民币不许自由兑换成美元。 这样，村民年出口的全部10万美元，如数进了村长的账户，村长用它买了西村的债券让它安全下崽，而村长按照自定的汇率印刷70万人民币给村民。长此以往，东村就成了西村的债主。 中国模式之二：高增长低通胀的秘密 东村的年产能是20万美元，如不出口，则都将在东村销售。为此，村长需发行等值的货币140万人民币。如出口了价值10万美元的产品，就只剩下另外10万美元的产品进入东村市场，村长为此发行70万人民币。但村长还需同时为出口的10万美元产品印刷70万人民币给出口户。 于是，市场上只有价值70万的产品，却有140万的货币。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为何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胀问题呢？这是由于，西村不是简单地向东村买产品，而是投资给东村让其生产，而投资多以设备和技术的形式进入，它们大大提高了东村的生产效率。 比如东村一个工人在开放前平均只可以生产摩托车0.1辆/月，而由于西村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现在可以生产20辆/月，生产效率提高了200倍。即便忽略出口的那一半产值，留在村内的产值也提高了100倍（10辆/天）。而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只提高了20倍。这样一来，投入市场的产品价值仍然超过了货币（包括工资）的增长。这就避免了通货膨胀。 所以，只要西村的设备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东村，则东村出口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大。 中国模式之三：政府财政收入涨幅高于GDP和工资 由于村长只许美元换成人民币而人民币不能自由换成美元，于是在东村流通的人民币就越来越多，同时村长家购买西村国债的美元也越来越多。由于村长以自己的名义购置成西村国债，因此其所有者不再是村民，而是村长家。由于村长代表了村民，因此这些钱就是村民缴纳的税收。亦即，所有的出口，都变成了税收。而村长只是印刷了和出口价值等值人民币给出口户，流入东村市场。 因此，村长由于出口而发财了。本来，这些美元都应该在村民手里，而没有村长什么事情。但是村长这么一个高招，结果村民拿到了村长家印刷的人民币，而美元就到了村长手里。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银行由村长所有，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由于出口实际上成为了税收的一部分，那么出口的增长就是税收的增长。因此东村村长的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速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 东村村长的收入增长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土地的出售，用纳税人的钱修路后然后再向纳税人收过路费。然后，是毫无约束的增加税收和收费种类。 中国模式之四：吞噬西村的“生产力红利” 以上三种情况的本质是东村利用自己的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侵吞了西村的“生产力红利”。正是西村让东村享有了这“生产力红利”才使得东村具有“高增长低通胀”。而这种“生产力”本来是西村创造的，其“红利”应该由西村人自己享受，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倾向，而流向了低工资地区，使得本来应该享有此红利的西村蓝领工人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东村则不劳而获。 为了享有西村的“生产力红利”，东村必须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控制汇率。很多外人对此很不理解，为何不能自由兑换？当然不能！一旦自由兑换，价格差很快会消失，由此导致的“生产力红利”的流向也会随之终止。 资本的罪恶是显然的，它流向东村以获取更大利益，而这是以损害西村蓝领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模式就建立在此上。这罪恶通过中国模式得以实现。所有穷国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不会像中国模式这样登峰造极。别的国家无法垄断国家资源，无法控制货币汇率，而中国可以。 中国模式之五：二次分配中的劫贫济富和贪污腐败 东村的税收政策意味着，东村村民把本应属于他们的收入交给了村长，由村长代替他们花钱。这样一方面抑制了村内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村长家的浪费和贪腐。在西村由于有各种独立的监督，使得浪费和贪腐受到限制。但是在没有独立监督的东村，村长的税收使用直接和贪腐浪费连在一起。比如，村长征税100万，然后拿这100万投入基础建设，把项目给了他的小舅子开的公司，此人把20万打到村长在西村的私人账户，村长便政绩也有了钱包也鼓了。事情还没有完，小舅子继续按此办理，将项目转手获利。如此层层转包，层层发财，最后真正花在工程上的资金就很少。这就是为什么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普通民众生活每每艰辛。 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一部分变成了地标建筑，一部分成了贪官的战利品，一部分成了吃喝玩乐的发票，还有一部分被浪费掉。真正变成东村村民利益的部分是很小的。 但是，东村普通村民的生活比起开放前还是改善了，这是由于有这么大量的生产力的引进，亦即“生产力红利”的无偿流入，其如此巨大，以至暂时掩盖了浪费和贪腐产生的消耗。 中国模式之六：半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的弊病 计划经济已经被历史证伪，而市场经济才是正道。在中国部分实行市场经济后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活力，但是，计划经济守住了半壁江山，近来甚至颇有“国进民退”之忧。 计划经济一部分成为面子工程和贪腐浪费的源头，而市场经济部分成为转嫁危机的替罪羊。没有市场经济，那么计划经济是无法变现的。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股市，一些国有企业的危机是通过股市转嫁掉的，将他们的危机变为股民的危机。而贪污腐败的最后变现也是要通过市场经济。 事实上，计划经济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上的，引进的生产力导致的极大物质丰富和出口繁荣掩盖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经济转嫁危机和攫取利润。市场经济实际上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提款机和危机转嫁对象。比如中石油和中国电力，他们和发改委沆瀣一气，一再提价，直接转嫁危机给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强制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迫使市场经济体向计划经济体输血。而这些不合理的税收直接补贴了计划经济。如此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仅仅是由于借助引进的“生产力红利”才得以生存。 按照这样的机制，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破产以前永远不会破产。就如同癌细胞在正常肌体全部死亡以前不会死亡。计划经济实际上不是经济，而是一种和权力共生的掠夺机制。公路的收费就是一例，用纳税人的钱修建公路，然后向纳税人收费，而且是无止境和不透明的。由这些收费导致的物价上涨都最终都转嫁到了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头上。 计划经济使得中国的价格严重扭曲，利益天平严重倾向于计划经济体，亦即国家控制的部门。所谓国企，并非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之七：对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损害 和中国政府的税收每年大幅上扬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每况愈下。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企业的外迁。比如一些劳力密集型的企业经过这数十年，基本上都迁离了西方国家。就拿苹果公司来说，其世人喜爱的产品的研制都在美国，但是组装却绝大部分在中国。亦即，这些本来属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从美国流失到了中国。中国不费分文，便取得了这些就业机会。从而，这些就业机会产生的税收从美国消失了，而给了中国政府。 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永远向着收益高的地方，于是资本流向低工资地区，而劳动力流向高工资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国到穷国办厂，而穷国向富国移民。由于后者牵涉到移民政策而障碍重重，而前者相对来说很容易。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前者更加容易。于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而低人权加剧了这样的流向。别的相对民主的穷国，不能随意拆迁，但是中国可以。这给予了基础建设的方便，而基础建设又是贪腐的最好机会，这些都使得基础建设可以快速进行，以牺牲长远利益增加了近期的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重庆的薄熙来一边唱红，一边给予优惠条件加大力度引进国外的企业。他要的就是这生产力红利。这很有讽刺意义，共产党宣言曾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而撮合这联合的是穷国政府。 最后导致的是富国的政府很穷，而穷国的政府很富。美国加州政府几乎破产，而在加州的各大公司，包括苹果公司，却富可敌国。这理由是显然的，这些公司由于资本流向第三世界而降低了成本，而蓝领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州政府也由此而失去了纳税基础。而支付巨额的失业金则给政府雪上加霜。 中国模式之八：侵犯和剽窃知识产权 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是不用盗版软件的。从基本的办公软件到高级的专用软件，中国公司都在使用盗版。 如果今天立即禁止使用盗版软件，那么中国95%以上的企业就会立即瘫痪，99%以上个人电脑立即成为废物。 这个话题就不必举例子了吧，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中国模式的终结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建立在两个支柱上：在国外剥夺富国的蓝领工人，在国内剥夺底层劳动者。那斐然的成绩，只是西方生产力红利被中国享用的结果。“中国模式”本质上是“轮椅模式”，以残疾之身心靠着西方提供的“轮椅”前进。“轮椅”掩盖了残疾，甚至貌似潇洒。 “轮椅”是当初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过去了数十年，居然沉湎不能自拔，甚至以此标榜自己，这便有失公正，甚至是无耻了。这些年所发生的“奇迹”，并不源于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如果没有西方提供的“轮椅”——生产力（技术、设备、工艺）和市场，并无奇迹之可能。 如果真有“中国模式”，那就是经济成就并没有带来社会公正。许多民族在走向富裕的同时也走向了公平和正义，但是中国没有。这数十年来中国社会道德进一步滑坡，遂使中国成了世界道德洼地。大量不分贫富的中国人逃离中国，这移民潮说明了什么？富人留后路，穷人找前途。 我们必须从“中国模式”的美梦中醒来。内部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来自外部的生产力红利也难久远。随着低工资优势的减弱，生产力红利必然式微，最后干涸于管理的浪费、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不公之中。 及时政改，机不可失 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国模式”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比起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批评中国模式，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问题的答案绝不在过去，怀念毛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说未经历过毛时代而美化之是一种无知，那么经历了毛时代而怀念之就是一种罪恶。 中国的前途不在于自封的“中国模式”，而在于——走出这“轮椅模式”，走向普世价值。

水仙花，安息 ——纪念北美加拿大华人文学鼻祖Edith Maude Eaton （1865-1914） 文／苏凤（蒙特利尔） 图注： Edith Maude Eaton 水仙花静静在圣罗伦河上 躺成憧憬，躺成美梦 曾经，汗水和泪汇成河 水仙花以语言文字 述说仇华年代的苦楚 四十五度春秋 春香夫人 第一个华人于皇家山安息 小说抚慰上一代北美人的歧见 青山不老，义不忘华 华人人性的美德得到了尊重 不时会有人寻来， 献上玫瑰 与水仙花共同追忆 从那个到这个年代的安好 记忆酝酿温馨的枫液红酒 死亡隔阻不了几代人的薪火 水仙花静静在圣罗伦河上 躺成春天，躺成一朵永远的清香 图注：安息在皇家山的水仙花 附文学资料 水仙花和《春香太太》 初次知道水仙花的名字，是在伯克利第一学期的Proseminar上。这是一堂关于东亚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博士生必修课，其中两周的讨论中心是早期在美国的中国文学。水仙花就这样走入了我的视野。 水仙花(Sui Sin Far) （1865-1914）原名Edith Maud Eaton。她的一生始于战争，终于战争，生命轨迹的两端分别系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人受伤，战争也使人坚强。这也是水仙花的写照。水仙花生于英国的马卡勒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父亲是英国人，母亲则是英国华侨。其父母共育有16个子女，水仙花是老二。她父亲曾是商人，但因为和华裔结婚的缘故，被逐出家门而以画画为生。水仙花7岁之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州，后又徙至加拿大蒙特利尔，但是生活水平仍每况愈下。她11岁时，只能辍学在家，沿街叫卖父亲的风景画。终其一生，体弱多名的水仙花几乎都在为补贴家用而努力。即使成年就离开蒙特利尔到纽约谋生且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她依然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关系甚密，而把蒙特利尔作为自己唯一的家。这样的家庭观念，无疑是中国化的，不禁让我想当年起身在洛阳而乡思吴中的陆平原。她在暮年回到了蒙特利尔，并不久就西去，冥冥之中，居然叶落归根，结局也带有很强的东方色彩。 水仙花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写作，于1896年始以“水仙花”为笔名。虽然只有《春香太太 》（Mrs. Spring Fragrance）一书问世，但是作为第一位记录了19世纪晚期在美中国移民血泪史的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被学者所重视，不但与莎拉·吉维特(Sarah Jewett)和凯特·肖邦(Kate Chopin)齐名，被视为19世纪晚期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谭恩美（Amy Tan）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尊为北美华裔写作的鼻祖。 《春香太太》包括37篇短篇小说和散文，从全方位刻画了中国移民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她笔下的中国移民生活固然栩栩如生，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与中国文化联系并不紧密的混血作家（她母亲已非在英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中国生活背景的作家，为什么在新大陆选择了华裔而并非“英国人”的视角。中国的传统以及象征着纯洁和自恋的水仙花，为何能让她找到归属感？是中国移民的弱者身份更加能够引起她自身“女性”和“穷人”双重弱者身份的共鸣？还是中国移民所面对的中西文化冲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她的家庭所一直面对的？ 虽然我一直怀疑作家的作品是否能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是《春香太太》这篇成为水仙花文集书名的短篇小说的的确确就是一幅文化冲突的画面——冲突而不剧烈，这正是我喜爱的风格： 春香先生和春香太太5年前从中国移民到了西雅图。5年前，春香太太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而5年后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熟练地背诵美国的诗歌了。他们邻居新月夫妇是一对年纪更大的移民，有一个18岁的女儿，名叫“玫瑰花”。玫瑰花从小定了娃娃亲，男孩子在旧金山，是个书香门第，且他们的婚期已近，但是她爱上了商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凯子。玫瑰花和春香太太是好朋友，有一天就将自己的烦恼向春香太太倾诉。春香太太用英国著名诗人丹尼森（Tennyson）的诗歌（'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劝慰的时候，恰好被春香先生听见。春香先生以为是妻子在向玫瑰花诉苦，他不解这爱情诗的意思，赶紧去问美国邻居，而邻居对诗歌的解释加深了他的担忧——他以为妻子吟诵诗歌是其因婚姻没有爱情而苦恼。 恰好春香太太受其表妹之邀去旧金山旅行，因为在旧金山玩得开心的缘故，打算比原定的计划推迟一周回家。春香先生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再加上自己的狐疑，不禁怀疑妻子滞留旧金山是因为有了新欢。他和美国邻居的一段对话在这里显得尤其有趣： 他问：在这个国家爱情是不是比婚姻 来得更早？ 美国人说：当然是的。 他问：假设，假设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女儿，你从来没看见过她。你们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结了婚，那个女人会爱你吗？ 美国人说：不会。接着美国人解释说，在美国，爱情一定是自由的。 春香先生说，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自己说，她（春香太太）已经像一个美国女人了。 春香先生因为自己的杞人忧天而寝食难安，到春香太太满怀对丈夫的思念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几夜不眠了。小说的最后，玫瑰花在旧金山有婚约的那个男孩自由恋爱已与别人成婚，因此玫瑰花也可以和凯子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玫瑰花向春香太太告诉这个好消息后，在一旁偷听的春香先生颇有感触地吟诵了当初妻子所说的丹尼森的诗歌。这让春香太太非常感动。她以为丈夫为了自己在读英文诗歌。但是，深爱着妻子的春香先生说：“美国的诗歌令人讨厌！”妻子连声问为什么，这既可以是在问为什么美国诗歌令人讨厌，更可以是在问为什么丈夫觉得讨厌还会如此熟悉自己所爱的诗歌。春香先生没有解释，他默默地给妻子一块玉佩。

阎连科《受活》获twitter文学奖 成亚洲作家第一人 转载自凤凰读书 刚刚获得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近日又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前获得过该奖项的作家有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胡诺特•迪亚斯，法国作家、龚古尔奖获得者劳伦•比内等。 Twitter文学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评选，阎连科的作品《受活》日文版（日文版翻译《愉乐》）于去年底在日上市，创造了中国作家作品在日销售的奇迹，四个月之内再版三次，此前在日再版过的中国小说仅有贾平凹的《废都》。据悉，迄今《受活》已经翻译（或正在翻译）成18种语言。 《受活》中文版 《受活》打破中国文学在日长期沉寂 据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师、诗人田原介绍，阎连科的《受活》日文版从2004年开始筹备，经过十年的翻译，终于在去年底面市，首印8000。纯文学长篇小说的市场全球都在萎缩，让他没有想到是，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空前热烈，8000册销售一空，目前已经再版三次，每次加印3000册。 “中国文学在日本还是相对边缘的，《受活》在日本的热销是一个奇迹。”田原说，中国文学翻译成日文的并不是太多，以前有鲁迅，后来就是莫言、残雪、阎连科、贾平凹和余华等。莫言大概有十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紧随其后的就是残雪，大概七八本。阎连科在《受活》之前也有《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几部著作被翻译成日语，贾平凹和余华也有两三本小说出过日文版。但是大部分中国作家小说在日出版之后就销声匿迹，只有贾平凹的《废都》当年再版过，首印4000册，再版1000册。 但是，这次《受活》的上市打破了一贯的沉寂。据介绍，《受活》上市当月，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几家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均刊发书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以《充满深深绝望的现代中国寓言》发表书评，他认为，“阎连科的绝望仿佛比鲁迅还深。”更多的评论认为，除了与当下中国现实的连接，阎连科小说的结构和虚构能力，以及他的语言都具有创造性。 为什么《受活》能受到日本读者的追捧，田原分析道，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和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和经典性有关，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当然和阎连科去年获得卡夫卡奖也是有关联的，关注他的人更多了。另外，和出版社的经营也是有关的，他们以一本经典作品的方式在运作这部小说，定价非常贵，50美金，但是读者依然趋之若鹜。” 亚洲作家首次获得Twitter文学奖 正是因为读者的喜爱，日本twitter文学奖将2014年度作家奖颁给了阎连科。 Twitter文学奖是民间发起的文学奖，主要发起人为丰崎由美。2011年她举办了首届twitter文学奖，今年是第五届。这个奖的有趣之处在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能参加投票，投票的都是文学爱好者，通常情况是发起人发出“今年最有意义的小说是哪一部？”的倡议，读者在twitter上推了，就是一票。 Twitter文学奖每年颁发给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海外作家，读者口味非常多元。海外作家获奖者的第一位2010年是米兰达.裘莱，一位写时尚小说的艺术家。2011年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胡诺特.迪亚斯，1996年他以处女作《沉溺》引起巨大反响，一举成名，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已成当代文学经典。时隔十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王尔德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甫一出版便获2008年普利策奖。2013年获奖者佛拉基米尔.索罗金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当代小说家，1955年以长篇小说《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轰动文坛。1999年，《蓝色脂肪》横空出世，并一路畅销至今。2013年获得者法国作家劳伦.比内，曾经获得过龚古尔小说奖。 “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一般瞩目的都是欧美作家，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受活》日文版翻译谷川毅说，凭借这部小说，谷川毅也入围了日本文学年度翻译大奖，最终结果将于下月公布。Twitter文学奖奖杯也很有特点，是一种用毛线制作的看起来古怪的妖魔似的动物，表达的是读者对于作家的温暖和爱。 阎连科：超越母语写作 中国文学为何在日本长期处于边缘，不太被日本读者接受呢？田原说，中国文学这么多年一直在说要走出去，中国政府也资助了很多出版项目，但是很多作品出版时出版了，但是在海外毫无影响力，原因很复杂，从文学本身来讲，中国作家的写作太琐碎，视野不够开阔，“中国作家不太考虑世界性的主题问题，当然有很多主题不是作家能够抓住的，很正常一个作家永远写自己最激动最熟悉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少去思考这些东西在世界上的意义有多大。” 另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有的中国作家的语言很好，但是仅此而已，小说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无限广大，无懈可击的庞大的结构，还有就是内容的经典性，虚构的能力，一个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分，越过母语看得一清二楚。中国的小说始终在想象力和结构叙述方面没有达到世界最好的水平。很多中国作家，在母语中写得再好，经过翻译都被遮蔽了，它就是一个二流的小说，虚构能力太差，你抵达不了外国读者期待的高度。” 田原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没有办法走向世界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越过母语来看自己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语言是不能超越的。但其实，语言上有创造性就可以超越母语。阎连科的语言充满激情和诗意，创造性非常强，各种组合的修辞，语言是诗化和饱满的。他的作品非常独特，有着飞扬的想象力和庞大的结构虚构能力，你很少从他的作品里看到别的中国作家的影子，非常独特，这就是创造性。” 田原指出，阎连科的所有作品在日本也好，在法国也好，其实卖得好的还是《受活》《丁庄梦》这样的作品，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很多人认为禁书、政治题材这些原因会吸引海外读者的关注，但是写作本身的原因更重要。”